人类瘟疫
瘟疫夺去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蹂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摧残了曾经辉煌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许多国家的毁灭，都与瘟疫相关联。而另一面，黑死病葬送了古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催生了欧洲的商品经济，破和立总是相辅相生，这就是历史的独特逻辑。大大小小的瘟疫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变迁、民族的兴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盛灭，乃至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和科技的进展。虽然，瘟疫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它确实改变了历史。
一、篡改历史的瘟疫,
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
腐烂的尸体”，四下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观者都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张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或者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了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瘟疫夺去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
蹂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摧残了曾经辉煌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许多国家的毁灭，都与瘟疫相关联。而另一面，黑死病葬送了古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催生了欧洲的商品经济，破和立总是相辅相生，这就是历史的独特逻辑。大大小小的瘟疫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变迁、民族的兴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盛灭，乃至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和科技的进展。虽然，瘟疫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它确实改变了历史。
二,不醒的噩梦,
但这场瘟疫彻底地毁灭了查士丁尼复兴日渐衰亡的罗马帝国的希望。那年冬天，瘟疫突然消失，其中很大因素是人口分散到了外地。瘟疫虽被控制了，
但被瘟疫侵蚀了的肌体却伴随了患者的一生。事实上，瘟疫的病毒并未完全根除。这场瘟疫无论在社会发展史和医学发展史都举足轻重，瘟疫时值罗马查士丁尼王朝，故曾以查士丁尼瘟疫为名载入医学史册。 14世纪，这场瘟疫又卷土重来，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用了一个新的名字“黑死病“而已。
像任何自然灾害一样，同样的瘟疫总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重复上演；像任何自然灾害一样，
许多的瘟疫都是人类自己“制造”。也许我们不必为公元前 6世纪的瘟疫痛心疾首，但它完全可能跨越时间的栅栏戕害今天的人类；也许我们可以对专门和英国人过不去的汗热病高高挂起，但无法对诸多中国特色的疫病视而不见。瘟疫是人类共同的魔鬼。无论是已经消灭的天花、疟疾还是阴魂不散的霍乱、鼠疫，无论是防不胜防的埃博拉热还是可以预见的爱滋病，都似梦而不是梦，需要我们严肃地解析。
埃博拉病毒：防不胜防
埃博拉是一大批神秘而格外危险的非洲出血病毒之一。这些非洲病毒最近已从它们的潜伏处突然杀出，毁灭把它们惊动的人，并且一旦释放便非常难以控制。一般情况下，埃博拉防不胜防。
在躲开可能的攻击后，埃博拉病毒在除了骨头和骨骼的肌肉外，对人体任何其他组织或器官都一视同仁地加以侵蚀，
像扫荡一样。当病毒将自身复制到宿主的血细胞中，血细胞便开始死亡并凝结在一起。凝块堵塞血管，切断全身的血液供应；感染的器官开始出现死片。病毒蛋白质以特有的凶残攻击胶原，这是固定器官的连结组织中主要的蛋白质。当胶原变成浆状物，器官表面开始出现孔洞，包括皮肤，血从孔洞中倾泻而出。皮肤下面出现血斑；液化的死皮在表面形成水疱。在这个阶段所有的孔窍都会渗血，同时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
埃博拉病毒：
这稀奇古怪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病毒成指数地繁殖，毁坏内脏使之完全失去作用以致宿主死亡为止。当这种事发生时，已死或部分已死的器官开始液化。像血液、粪便和呕吐物这样的流体，一点一滴都充满了上百万的病毒。
在身体内部，心脏开始渗血，渗入周围的空腔。肝脏肿大、裂开，然后化脓腐烂；肾脏失灵，塞满了死细胞和血块。
死的、凝结的血细胞比比皆是，包括大脑，妨碍了供氧，最终导致痴呆和严重的癫痫发作。同时，病毒摧毁剩余血液的凝结能力，以致大出血不受抑制地继续。活的死的血液随同死组织及脱落的粘膜，包括胃、口腔和肠道的粘膜，经过呕吐和腹泻抛出体外。崩溃的血管和肠子不再固定在一起，而是像流体一般涌入体腔。虽然在体液中漂浮着，但组织自身是脱水的，无法执行其功能，于是病人开始死亡。
三,病毒和人：谁更聪明？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探索，许多曾经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传染病，现在已经完全被人类征服。但是灭而不绝的病原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寻找出路，人类自身的问题让濒临灭绝甚至是似乎销声匿迹的古典传染病，又绝处逢生。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探索，许多曾经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传染病，现在已经完全被人类征服。
但是灭而不绝的病原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寻找出路，
人类自身的问题让濒临灭绝甚至是似乎销声匿迹的古典传染病，又绝处逢生。滥用抗生素、疗程不完整、医疗体制不完善、卫生教育不完备等，都有助于各种抗药性病原的基因重组，进而产生具有多重抗药性的性病原，并形成新的病种。“病菌比人聪明”这个看上去不合逻辑的逻辑，每一天都在给我们带来严酷的考验。
四,瘟疫背后的手：
人们对于爱滋病成因历来争执颇多，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 HIV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非常相像。对 HIV— 2的 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
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 HIV— 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惟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宿主和寄生物之间“危险平衡”的关系一直受到误解，这影响了我们对细菌的态度，这是人类的大错。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雄师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和跳蚤。任何和我们亲密的动物都可能成为我们致命的杀手。寄生物在人和动物之间的游移以及它独特的潜伏本领让人类痛苦不堪，所谓的抗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自欺欺人。
五,生态 ·环境：
上海市甲肝流行的三个发病高峰，都与江苏省启东市吕泗海区毛蚶在上海有三个销售 (进食 )高峰是相关连的。就在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同一年，江苏、浙江、山东三省也爆发了甲肝，引起这些地区甲肝爆发的原因，同样主要是来自于吕泗海区小庙洪一带的毛蚶。
瘟疫无国界，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横扫全球，而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专属的“地方病”。
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许多古典的热带流行病正在沿着纬度向两极推进，并且沿着垂直方向往上攀爬。受到人类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的死亡和自杀之外，它们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病毒原带者,1991年利马霍乱就是海藻对人类的报复。
我们生活着的城市是病菌的天堂，可是表面的干净却掩盖了这一事实。与古代和近代不同，现代化的城市更禁不起瘟疫的袭击，这主要是我们的“都市生态”决定的。
蝴蝶掀起龙卷风 新浪读书
“安第斯山脉的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孟买就会起龙卷风”，这是对混沌理论的通俗概括，它形象地描述了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事件的组合，甚至可以导致一场巨变。在疾病的世界，任何微小的、随机的、分子级的病菌基因改变，都相当于蝴蝶翅膀的一次拍动，它所引起的传染病便是能摧毁生命使社会陷入极大混乱的“龙卷风”。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很久以来就在劝服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对动植物和人类之间无限复杂的关系网的最微小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甚或灾难性的后果。
生态学家和“绿色和平”战士警告我们，全球升温，臭氧层泄漏以及河流、
湖泊、海洋的污染，确实使北极熊、海豹、美丽的鸟类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经常被人忽略的是，环境的破坏已开始危及人类的健康。有些影响鲜明可见，比如刚刚泛滥于全球许多国家的几次霍乱。其他后果更加微妙和有害，例如人类抗病能力的逐渐丧失，全球升温将给人口稠密但对疾病毫无准备的富饶地区带来可怕的热带疾病等等。 出于多种目的，人类一直在故意冒险地干预自然界，我们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 —— 例如物种的灭绝 —— 而且我们也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威胁。
秘鲁卫生部长的急救包
霍乱大部分是由水污染引起的，早在 1850年代，
英国医生斯诺就发现了伦敦布罗德街角居民饮用污染了的井水引发霍乱的事实，并说服市政官员从压水泵上取下压杆，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霍乱的扩散。但是，禁止居民喝污染的水只能作为实验措施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因为居民饮水是日常行为，而提供洁净水源是系统工程，
实际上，许多国家，饮用水的污染一直是顽症。
像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在秘鲁爆发多次的霍乱大部分是由水的污染而起，现在拥有 700万人口的利马，供水系统还是 20世纪头 20年间兴建的，
而当时的人口只有 23万，那老化的供水系统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更糟糕的是该城渗漏的供水系统已将病菌冲到了自来水中。 在其他的主要城市情势更加危急。秘鲁首都以北 350公里的钦博特，根本没有全市的给排水系统。原始的废水直接倒进河中，自来水又是从河中抽上来的。一旦霍乱病菌进入河 水中，它便不可避免的会被抽上来喝掉；离利马大约 500公里的特鲁希略，没有河流，只有一系列的水井，一些官方和更多非官方的水泵从中取水。井中的地下水极容易被污水污染。 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1年秘鲁有 336554人患霍乱，其中死亡 3538人。瘟疫穿过拉丁美洲蔓延，最后于 1994年平息。到了当年的 9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报到
WHO的感染人数为 1041422人，死亡 9643人，
但 WHO估计报告上所说数据大约是实际数据的 2%。
果真如此，那么便有 5200万人染病，几乎占该大陆人口的 12%，有超过 48.2万人死亡。 在秘鲁，
如果不是国家卫生部长的远见卓识，死亡人数还会更多。他意识到了这种腹泻式疾病在全国的严重程度，他获悉孟加拉新近使用过再水化疗法治疗霍乱病人。为了补充体内因腹泻而缺少的生命必需的电解盐，以及使盐能为内脏所吸收的葡萄糖，他将这两者配成药剂 (被称为“小急救包” )大量分发给市民，它只需简单地溶入水中便可以给患者服用。在厄尔托菌袭击秘鲁的时候，这种办法使死于腹泻的人减少了 40%。
秘鲁卫生部长的举措是雪中送炭也算是“亡羊补牢”。但很显然，这里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假设换另外一个卫生部长，他不知道
“小急救包”的妙用，他麻木不仁，情况就会很惨。在历次瘟疫中，因为当政者的作为而拯救或贻害患者生命的正反例子都屡见不鲜，但是，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系在一些人身上，那真是太危险了。
海洋生物的悲剧和海藻的报复 新浪读书城市供水系统的“腐朽”是秘鲁霍乱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说这场霍乱的就是供水系统造成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任何城市，供水系统都包括两个部分：渠道和水源，利马也好，距离利马 350公里的钦博特也好，供水系统的不堪重负的确会加深水的污染程度，也会“迫使”居民滥用地下水，但是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秘鲁水源本身的高度污染，这种污染来自于海洋。环境问题成了制造现代瘟疫的头号“凶手”。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北海海豹和墨西哥湾海洋哺乳动物易受感染是有机氯化物的污染所致。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对北极水域鱼类的过度捕捞也许是麻疹病毒杀死北海海豹的驱动力。北极的极地海豹，由于被捕鱼业剥夺了食物来源，便向南移动寻找食物，由此与北海的港口海豹不期而遇。科学家们推测，那时，极地海豹所携带的自身对其有免疫力的麻疹病毒，便跳到了免疫系统已受损伤的港口海豹身上，并将其毁灭。但是在墨西哥港，有另外一种力量扩大了有机氯化物的影响。正是它为利马霍乱的爆发提供了诱因。 1990年美国中西部和密西西比峡谷的降雨量非常之大，暴涨的河流倾泻进墨西哥湾，裹挟着大量的杀虫剂、化学物质和人类与动物的垃圾。正如尽人皆知的北海的严重污染一样，这种洪水泻入海中也是美国海岸死去的海洋动物体内有机氯化物存在的一个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它们免疫系统缺损的原因。 所有这些间接证据都暗示着 1990年墨西哥湾的死亡事件可以合理地归为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可能这些动物的免疫系统因为食物中的有机氯化物毒素而逐渐衰弱，而在浓密海藻中出现的新的变异病毒，它们本身也是其他形式的污染所激发的。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健康极为不利，而因与果的循环并未就此终止。有机氯化物也污染大气，尤其氯氟碳化合物和其他碳氟化合物。当它们升入同温层，在阳光辐射的影响下它们会分解。自由的氯原子于是和存在于同温层中称为臭氧的三氧原子发生反应，夺走臭氧分子的一个氧原子，形成氯氧化物，留下正常的氧 (O2)。臭氧是非常关键的阳光过滤器。没有了它，紫外线会直接透射到地球表面，对那里的生物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所有鱼类、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极为依赖的浮游生物的死亡，到人类的皮肤癌和植物的变异，不一而足。因为紫外线扰乱生物的基因，它使海藻群落中发生的变异和基因改变更加严重。 1970年代丽塔 ·科尔韦尔已经发现海藻中生活着霍乱病菌。种它在海藻的包囊中休眠。 1980年代初厄尔托霍乱在南亚和东非泛滥时，科尔韦尔和她的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菌种，发现它与海洋藻类有极强的亲和力。一开始，细菌在浸到寒冷的海水中后会收缩起来，缩成正常大小的 1/300，然后进入休眠。在水变得新鲜、温暖并且水中的氮增多的时候，弧菌会回到它们正常的活跃状态。这种对应条件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满足，到了夏天，海藻会在一处河口或港湾接触到含盐的水或清水，沐浴在沿岸冲到河水中的肥料和垃圾释放出的充足的氮之中，这时，便是弧菌复苏的有利时机。厄尔托霍乱菌完全适合在海洋中生存，尤其与藻类相伴。研究者们发现，甚至在它们收缩冬眠的时候，它们也在依靠藻细胞中的蛋囊为生。一个藻细胞可以养活一百万个细菌。 1991年 1月爆发的利马霍乱，其流行路径其实很简单：海藻将厄尔托霍乱菌带到了的利马，如果利马对水进行氯化处理，也许会避免这场灾难，但是利马没有处理，城市供水系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科尔韦尔认为，如果追踪海藻的移动，
尤其从霍乱流行的孟加拉沿海开始，传染病学家就可以提前预报霍乱爆发的地点，帮助有可能受害的人及时预防。可惜的是，很多国家，包括秘鲁这样的沿海国家，对此一概熟视无睹。
毛蚶大闹上海滩 新浪读书
1988年 1月初，上海市发现大批腹泻病人，流行病学调查迅速查明与生食毛蚶有关。 1
月 6日上海市工商局和卫生局采取联合行动严禁毛蚶在市区销售，并没收和销毁了“带菌”
毛蚶，从根本上切断了传播途径，但为时已晚。 1月上旬全市已发现 20多名因食毛蚶而发生的急性甲型肝炎病例，预示一场甲型肝炎的爆发可能性。 1月 19日起全市甲型肝炎病例数急剧上升，整个流行波持续约 30天。 1月 20日,1月 25日及 2月 1日先后引起三个发病高峰，共发生病例 292301例，死亡 11例。由食用贝类引起这样大规模的甲肝爆发实属史无前例。通过全市 12个 区对 17000户,60000居民整群抽样调查，食与不食毛蚶的发病相对危险度为 23.06倍。
上海市甲肝流行的三个发病高峰，都与江苏省启东市吕泗海区毛蚶在上海有三个销售
(进食 )高峰是相关连的。就在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同一年，江苏、浙江、山东三省也爆发了甲肝，引起这些地区甲肝爆发的原因，同样主要是来自于吕泗海区小庙洪一带的毛蚶。
毛蚶体内富集甲肝病毒,1999年又从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中再度检出甲肝病毒，在宁波饲养了一段时间的启东毛蚶和在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产地取证结果均分离培养出甲肝病毒。是由于甲肝病毒在毛蚶体内长期携带，还是毛蚶生长的海区受到甲肝病毒持续污染所致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毛蚶的甲肝病毒是生活污水 (粪便、泔水等等 )和工业污水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所造成。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相当严重，每年直接排入近海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就有 66亿吨。毛蚶是上海特别喜爱的海产品，这种污染的后果恐怕不仅仅是让喜食毛蚶的上海市民望蚶生畏。 总而言之，人类制造的污染，在残害海洋生物之后，
就会回过头来残害人类自己，利马霍乱和上海毛蚶闹事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有专家预言，
如果人类的污染持续下去，自然界更严重的报复还在后面，不要以为科学可以对付一切，
人类只有首先学会“做人”，才有真正的安全。
大气层的漏洞 新浪读书如果全球升温的预测最终是准确的，恒河口将是未来的半个世纪遭受损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地球气候的变化与我们在最近两三个世纪消耗的惊人的矿物有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无论专家们的预感是否应验，无疑，煤、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使大气层的二氧化碳负担急剧增加。植物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腐烂蔬菜、
动物消化系统所释放的沼气，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否则这些热量会以红外线的形式反射回太空。自然的“温室气”使地球温度保持在平均 15℃,并有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长。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业烟囱和内燃机引擎倾泻出 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给 20世纪造成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自 17世纪中期开始，地球温度逐渐上升，最近 100年上升了大约 0.75℃ 。 1995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研究小组
(IPCC)的一份草案则描述了 21实际将出现的情况：
由于冰川和南极部分冰层的溶化，海水增多，水温升高，海平面将上升 2米。
海水将淹没广袤的低洼海岸，包括尼罗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在内的大部分三角洲，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海滩，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岛国，如马尔代夫群岛、塞舌尔群岛、库克及马沙尔群岛。十亿多人将迁居，或许还要多得多。
地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仅直接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使许多古典传染病“复活”，
并在纬度上分别向南北方向推进，挪威、加拿大出现疟疾就是明显的例证。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威胁对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气候 -生物 -瘟疫 新浪读书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古代自然瘟疫病菌携带者 (和一种中间携带者 )，瘟疫就在这些具有高度免疫力的野生动物间无害地传播。喜玛拉雅山脉和非洲中部及东部 (以及中世纪的亚洲大草原 )，曾一度是在数个世纪里席卷欧洲以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瘟疫的终极发源地。
如果非洲东部地区是瘟疫的一个古代病源区的活，那么为什么瘟疫会在公元 6世纪的第二个 25年里，突然从病源区当中爆发呢?为什么它会在半休眠了数百年之后，訇然开启其细 菌库的大门，继而如洪水般淹没这个世界呢？ 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幸存的瘟疫病源区所进行的调查证明，大多数瘟疫的爆发都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爆发；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在发生“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大大增加。这样，就有了更多的食物，而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则会大量繁殖。啮齿类动物的数量达到了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相对于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的生存率大大增加，并由此引发繁殖激增。为了寻找它们的草料领地，啮齿类动物的活动区域必然扩大。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携带着瘟疫的野生动物便无情地向外扩散了。很快地，这些生物与其他没有携带瘟疫的啮齿类动物有了接触，进而将疾病传染给人群。 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雨水和食物，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以及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大量死亡。但是，一旦干旱结束，较之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而言，啮齿类动物以其快速的繁殖速度、更多的产仔量以及更短的孕育周期，得以迅速恢复其数量。这样，在几年之内，狩猎者与猎物之间巨大的不平衡，就会向猎物一方倾斜了。繁殖激增的情况由此发生，而瘟疫大量滋生的啮齿类动物则如野火般蔓延开来。 所有的情况当中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发生在严重的干旱继之以激增的降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恰恰与非洲东部地区在 530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混乱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据我们所知，瘟疫源自非洲东部并在 541年登陆埃及。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
以将其从地处偏远的“野生动物”库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次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气候紊乱，确实就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携带有瘟疫病菌的啮齿类动物与其他的动物，在这一过程当中就像离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凶猛。 历史留下了 6
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东部瘟疫所造成的死亡率情况以及有关 6世纪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定居地湮灭的证据。另外有记录表明，
在欧洲北部，其中包括不列颠岛西南部，瘟疫的传播比温暖、干燥的欧洲大陆南端更为容易，更为迅速。在干燥的地中海地区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数分钟，而在潮湿阴冷的天气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不论是干燥的地区还是潮湿的地区，都会因跳蚤的叮咬传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颠岛上还更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这些瘟疫病菌根本无需跳蚤叮咬传播的帮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瘟疫和一个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之间的关联。
城市：病菌的天堂 新浪读书也许比疾病影响历史更为微妙的是，人的行为能将时疫扩大到非常的规模，为“慢性”病 (比如爱滋病 )的扩散打下基础，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现或隐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现症候。对这些灾难“贡献”最大的当数城市。在历史上，
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做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城市的增长力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标志之一。都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却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 —— 细菌的聚集地。
细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
有范围很大的潜在的性伴侣，他们从当做排水沟用的河里取水饮用，垃圾多得难以处理。在这么熟悉的人群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会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繁荣的城市，有众多人住着光彩豪华的住宅，却也有无数的人仍然在没有活水和有效的污物处理的条件下生活着，而这正是细菌的天堂。房屋不足异常拥挤的贫穷城市，更易被感染。“如果罗马贵族偶尔由于水道中的细赤痢，”医学记者劳瑞尔 ·加瑞特写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贵族感染后的废物造成的双倍的细菌危害。”
1853年 8月末在伦敦的布罗德大街，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 700人，著名的医生约翰 ·斯诺发现霍乱空前肆虐是因为人们都在用同一个污染了的水泵取水，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这才使那里住户和工厂都逃过了劫难。这是一个不算太古老但很经典的故事。现在在大多数城市，用水泵取水的是不多见了，但是，
如果我们用水泵借代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那我们和 1853年的布罗德大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现在的城市系统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官僚，一个医生就可以让城市当局改变既有的设施，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在城市，公共化的程度越高，流行病的通道就越多、越通畅，一旦流行病获得传播通道，它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毁灭性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尤其在居民没有任何自然防线来抵御微生物入侵之时。 西方城市今天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严重。历史学家阿诺 ·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 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 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超载的。”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细菌感染的将是大城市中
“丧失免疫力的人和穷人”。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疾病的传播者。”
六,古老的惨剧和新危机：
低廉的成本使生物武器受到青睐，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削减防御预算的国家最难忽略的。
为了“影响” 1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以高级炸药装备的火炮、炸弹和导弹大约需耗资
2000美元，一颗核武器将以大约 800美元完成此项任务，而化学武器则只是稍微便宜到
600美元。而要达到同样效果，使用生物武器仅仅只需 1美元。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开路先锋。 14世纪蒙古军队首领詹尼伯格在一场攻城之战中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而引发更严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上个世纪 4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放细菌导致瘟疫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
这体现了人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态度。在生物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一场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让 1平方公里范围的生物化为云烟。
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着大量毁灭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复制瘟疫”的可能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细菌：不是炸弹，胜似炸弹
生物武器与其他武器相比有特殊的优势，
它能使敌人失去食物这样的基本资源，并扰乱对方的基础服务设施。一把精心放置的生物活性药剂能在牲畜中传播疾病，或者摧毁大面积的庄稼，这也许是无论多少常规轰炸都难以办到的。
生物战在战线之后的另一种应用是没人提到过的，那就是在和平时代使用生物活性药剂，毁灭政治对方动物和植物。这么做可以是纯属出自 仇恨，为了打破一个国家的平衡，进 而颠覆其政权基础，或者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使之无法应付一场战争。如果药剂散布得足够聪明，受害者几乎不可能明白是自然的不幸还是暗中的破坏使其庄稼颗粒无收牲畜死亡 殆尽。 1971年，古巴爆发了几场疾病。其中一种是非洲猪瘟热，在两个相距非常遥远的地点同时爆发,为阻止瘟疫扩散，有 50万头猪被宰杀。而在古巴贵重的烟草种植中出现了青霉病，甘蔗黑穗病破坏了蔗糖产业，
一场出血性登革热使群众陷入骚乱。卡斯特罗总统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释放的疾病。无论这是否属实，古巴的人民和经济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系列传染病演示了仅仅一些发疯的病原体就能给一个国家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 真正适于直接用于战场和战场之外的微生物，并不比大炮的种类更多。但是，使对方的战斗部队和平民丧失战斗力比消灭他们更有效。一具尸体可以被埋葬、被忘记；但是一名伤员或一名重患者会牵累一连串的人，使他们分心使团队溃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 济方面，无论是用于杀伤还是使对方丧失能力，
理想的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
◆ 效果稳定可靠 ◆ 只需很小的剂量便能发挥作用
◆ 潜伏期短并能够预测 ◆ 可用于攻击以前没有感染过此类疾病的目标 ◆ 对方没有可行的治疗方法 ◆ 易于批量生产 ◆ 可以可靠地贮存和运输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
最基本的还有，完全可以保障自己或友方军队和平民不受侵染。按惯例另外要考虑的是散布后的污染控制。传染病的历史表明，蓄意释放任何携带者像昆虫那样不可预测的疾病，
都是不太明智的，但多数使用者根本就管不了这么多。
对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效果的直接比较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1993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 (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000— 10000人的城市进行了两种武器的比较研究，
计算出一枚 12.5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 7.8平方公里的破坏,2.3万 — 8万人死亡。在乌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或夜晚，
一枚携带 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样导弹将在 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 3万 — 10万人死亡。
OTA然后选择了一个特殊城市 —— 首都华盛顿，比较了在三种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攻击效果。每种情况下都由飞机沿顺风方向在 100公里距离内释放 100公斤炭疽孢子，在最恶劣的条件下 —— 阳光明媚微风习习 (两者都会降低药剂的效力 )—— 将感染 46平方公里，杀死 13万 — 46万人；在乌云密布风力中等的天气，将感染 140平方公里，杀死 42万 — 140万人 ;
而在理想的条件下 —— 宁静清澄之夜 —— 炭疽孢子将覆盖 300平方公里，杀死 100万到 300万人。在所有情况下那便宜得多的炭疽都比掩武器还要有毁灭性。当然，这里的“人”都是虚拟的。
人造瘟疫
1347年，詹尼伯格将死于瘟疫的尸体抛射到卡法城中，被后人戏称为“生物弹道导弹”；特制的化学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8万名步兵死于法兰西,1/4死于氯气或芥子气；最早将化学科学的发明用于屠杀同类的是日本人，上个世纪 30— 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实验、生产并实际应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1932年，日本在满洲里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5年，在哈尔滨成立了 731秘密研究机构。 731八个部门中的三个分别涉及细菌学研究、战争研究与战场实验、细菌的大批量生产和贮存。他们研究了腺鼠疫、炭疽病、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菌病 (波状热 )、霍乱、痢疾、天花、斑疹伤寒的效果及其携带者 (尤其是昆虫 )，还有可能的解毒剂和其他药物、化学毒素、冻伤以及动植物疾病。选择如此偏远的地方是为了使日本科学 家不受干扰地在活人身上做实验。大约 3000名被日本人称为“马路大”
的中国囚犯被这些研究者们杀害，日本人不惜进行活体解剖来检查那些垂死者内脏的感染情况。 使用炸药的常规金属炸弹容易杀死细菌，为了能用于前线,731发明了,Ha”，含有 1500个浸在炭疽或破伤风乳剂中的柱状芯块的钢铸炸弹。为了对付平民制造了能传染炭疽的巧克力炸 弹，这是一种 25公斤重的瓷制炸弹，能容纳 3万只跳蚤或大量的破伤风、
痢疾、伤寒或炭疽病菌，很少一点炸药就能使它在目标上空爆炸。
1942年日本人在浙江战役中尝试了他们新款武器。
1940年 10月 27日晨约 7时，宁波，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狂然狂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投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 下午 2时许，
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们感到十分惊奇和恐惶。日机过后，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与本地的不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茵的疫蚤，而这些疫蚤则来自日军 731细茵部队的支队荣子 1644部队，即华中派军防疫给水部，
亦称“多摩部队”。 时隔两天，就有人染疫发病。鼠疫流行很快，疫情迅速蔓延扩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宁波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全城笼罩着一种恐忧怖的气氛。鼠疫一直持续到 11月 15日，数百人死亡。 日本 1644部队细茵队长佐藤供认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线一带动作，均使细茵武器，都是从飞机散放的鼠疫跳蚤。” 在江浙战役中，不计其数的病菌被后撤的日军倾倒在井中、水库和河流中，并从空中投掷了巧克力炸弹。大约有 -万名日军因疏忽大意进入污染区而死亡，而中国军队损失“不可计数”。 1939年当日本人企图在美国弄到一些黄热病毒的时候，美国人开始对这种生物战发生兴趣。 1943年底，美国也生产出了 225公斤的炭疽炸弹和肉毒杆菌炸弹；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回报”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来源，没有对
731细菌部队的日本科学家的战争罪行提出起诉。
恐怖主义者的威胁 新浪读书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勾起了人们对此前发生的城市恐怖的回忆。直到 1993年，对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恐怖分子的袭击是发生在别处的某种事件，灾难似乎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么说在当时也许是恰当的。 1993年 2月 26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爆炸了一枚汽车炸弹。 6人当场死亡,1000人受伤。凶手是一个很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很快就被抓获。紧接着的一次事件则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人。 1995年 4月 19日晨，一枚 2250公斤的炸弹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 ·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炸弹把大楼撕开一个大洞。爆 炸时间精确定位在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大楼的那一时刻。暴行引起了强烈的公愤，因为很快被抓获的凶手竟然是美国人，爆炸中有 169人死亡，包括 15名儿童。
在公共场所投放炸弹，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分子看来也许过于“老套”了，他们为国际恐怖分子树立了一个另外的榜样。 就在阿尔弗雷德 ·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前一个多月,1995年 3月 20日在日本东京，数千名无辜的市民尝够了毒气的滋味。这天早上，繁忙的高峰期，在五个拥挤的地铁车站，一些人留下一些仔细穿了小孔的塑料袋，袋中装有稀释的沙林，一种致命的神经药剂。毒气杀死了 12人,5000多人受伤。一个多月后,4月 19日，有 400多名横滨的地铁乘客被送往本地医院，他们眼睛发炎，头晕，呼吸有障碍。 7月，警方在东京地铁里发现两枚毒气弹。一枚含有一个定时器和几袋氰化钠和硫酸，两者混合后可产生致命的氰化气体。 一个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古怪的准佛教组织被指控应为 3月
20日和 4月 19日的袭击事件负责。 1987年成立奥姆真理教的胜田旭原是一个狂热的希特勒崇拜者，预言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将会发生，包括洪水、食物短缺、经济崩溃、陌生疾病的流行，最后则是一场核战争。对事件调查显示，该组织十分合法地拥有成吨用于生产神经性毒气沙林的材料。奥姆真理教把毒气生产厂藏匿在一座女神殿中，调查者们发现里面完全是一座生物武器实验室，配备有一台孵化器，一架电子显微镜，用于发酵和繁育微生物的培养基以及培养出的致命的肉毒毒素。很显然，除了制造毒气弹外，奥姆真理教还在计划更具毁灭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有一次电视报导称奥姆教一行人于 1994年 12月曾访问过扎伊尔，奥姆教的文献显示出对埃博拉病毒的强烈兴趣。 事实上恐怖分子并不是第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在一篇题为,生物武器：贫困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文章中，美国空军中将特里 ·梅耶写道：
1984年，法国当局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显示了今日世界是多么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的生物战威胁。巴黎警方袭击了一处疑为德国红色武装宗派的隐藏地。经搜查发现的档案显露出该组织拥有极为丰富的致命生物药剂知识。当警察搜查到浴室时，他们发现了一个装满长颈瓶的浴缸，结果发现瓶中充满了梭菌，它们可以产生肉毒杆菌毒素，那是人类所知的最危险的生物毒素之一。 正如前面所说，大规模杀伤武器令人不安的是它制造上的简单易行。 1988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 ·约翰逊医生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这一点：“人们只需要几个月，最多几年，便能捕获由空气传播的烈性病毒基因，使它们引发流感、埃博拉热、拉沙热等等你能想到或根本意想不到的疾病。任何一个拥有几千美元设备和大学程度的生物学知识的疯子，都能成批地生产病毒，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轻松。”
七,极端瘟疫：爱滋病和吸毒：
近年来我国预防控制爱滋病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我国目前爱滋病传播蔓延的危险因素仍较广泛存在，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在短期内难以根除，农村地区医源性传播也存在隐患，同时由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多，也给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就其特征和后果来说，爱滋病可谓当今世界最大的瘟疫；进一步比较，爱滋病是更悲惨的瘟疫世界。
在平常意义上，至少瘟疫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而在爱滋病瘟疫中处处都是倾斜的天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同在发达国家，患者的境遇与他的阶层、种族密切相关。目前，吸毒是爱滋病最大的造孽者，其次是采血和滥性，母婴传播造成的大量爱滋病儿童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严重隐患。由于歧视带来的爱滋病人群的高自杀率和他们应得的社会关怀是世界各国不能不正视的新课题。
全球化的瘟疫
引言：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到 1998年底，全世界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已增至 3340万，比上一年增加了 10%。虽然病毒需要 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严重的疾病或死亡，但它已夺去了 1400万名成人和儿童的生命。据不完全估计,1998年全世界共有 250万人死于爱滋病，是爱滋病流行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解决了爱滋病流行的问题，与此相反，各国每年都有新的感染者 报告。在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流行失控的局面。怎样推测在未来十年感染者的数量？取决于你乐观与否。如果每一个爱滋病毒携带者每年感染一个人，
被感染者每年再去感染一个 (这种预测方法还是比较保守的 )，
如此下去，那么 1998年的 3340万例爱滋病将在 2010年发展成令人恐怖的 25.6亿，或者说近乎世界总人口的 36%其中 1
／ 5的人将患有发展充分的爱滋病。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
爱滋病是世界性瘟疫，根据其传播程度与传播方式，全世界大致有三种流行模式。
第一类地区：以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主，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西欧各国。高发人群以同性恋、双性恋及城市静脉注射吸毒者，男女之比为 10.5,1，由于女性感染者较少，母婴垂直传染者不常见。
第二类地区：多见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中非、东非和南非部分地区、墨西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高发人群以异性恋和母婴传播为主。异性恋中以妓女卖淫传播占大部分，男女之比接近。
第三类地区：东欧、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病例较少,HIV传入这些国家较迟，在 1980年代中期,HIV感染者一般多为国外有不洁性交史者及血友病病人，但近来由于异性恋卖淫及静脉注射吸毒而致感染的例数不断增加。
爱滋病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 WHO解释道：
,HIV／ AIDS(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 )传染病的严重性不能仅由感染或患病人数来衡量。因为
HIV是通过性传播的，它主要攻击成人和中青年人。这些人正是社会赖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人口。这些男女也是家庭的中坚，一旦他们死于爱滋病，他们年迈的亲属便会失去倚靠，他们的孩子便会沦为孤儿。他们种庄稼、在矿上和工厂工作、管理学校和医院，甚至掌管国家。 …… 所以，
一个人得了爱滋病，更多的人便会受 HIV和爱滋病的影响,儿童的生存将无比艰难。在尚未工业化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爱滋病将威胁国家的发展。”
爱滋病威胁着这整个社会，正如前面 WHO的陈述所暗示的，至今为止，爱滋病攻击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 1996年中,96613名拉丁美洲人感染 HIV。
同时,189004例黑人感染者几乎囊括了所有 HIV感染的 35%，接近美国黑人占总人口比例 (12%)的三倍。已在承受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的美国人，也面临着新的威胁。
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逃避爱滋病的追踪，无论在大城市的豪宅还是他们感到多么隔绝的乡间隐居之所。他们也许会避开疾病，但绝对逃脱不掉它的后果，无论那些实际受苦和死去的人多么遥远和无形。
120万少年患者：未来的隐患
很多人都知道，爱滋病与性有直接关系，
如果说许多成年患者因为不良的性接触引起爱滋病是一种悲剧，更可悲的却不是他们，
爱滋病真正的悲剧角色是那些无辜的患者。
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在 1998年，每分钟有 11个男性、
妇女和儿童被感染，即一年中约有 600万人新感染爱滋病病毒。其中，有 10%的人是 15岁以下的儿童，从而使目前存活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增至 120万。
爱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经血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据分析，目前我国爱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经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 68.0%，经采血 (血浆 )途径感染人数占 9.7%。此外，经性接触途径感染人数占
7.2%，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 1.5%，母婴传播为 0.2%，尚有 13.4%传播途径不详。
致命的偏见
,告诉我，医生，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
,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不干这种事。但我相信在欧洲他们拍摄女人与狗做爱的电影。” 这段让常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发生在 1985
年 4月亚特兰大，由 CDC组织的第一届国际爱滋 病会议上。问话的是一名美国记者，答话的是扎伊尔爱滋病专家卡皮塔 ·比拉 ·明古兰医生。这样意味深长的对话就是典型的美国非洲式的碰撞。在美国 (在欧洲程度要轻些 )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爱滋病只限于同性恋，这抑制了研究的进展和疾病危险性的公共教育。
在非洲，历来受到西方责备，认为是非洲人“把爱滋病领上了世界舞台”，对于非洲人来说，连年遭受干旱、饥荒、贫困以及许多富裕国家惯常忽略的疾病，而非洲人自己又缺乏资源与之战斗，爱滋病则更是给他们增加了耻辱。肯尼亚总统丹尼尔 ·阿普 ·莫伊宣称“非洲的爱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早期爱滋病血液测试的一次失误更加激起了非洲人的敏感，那次测试是由西方研究者实施的，它导致了对疾病在非洲大陆严重程度的全面夸大。没有人对错误的发生做出任何道歉。部分是出于骄傲，部分是公开讨论性问题时习惯性的不舒服，部分是为了保护生死攸关的国际贸易关系，
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继续默认甚至鼓励在自己的国家忽略爱滋病的存在。
吸毒：波及两亿人的瘟疫
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吸毒成风，目前全球大约有 2亿人吸毒，每年毒品交易额高达 5000亿美元，贩毒和吸毒已使数百万人丧生。当今的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毒品，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超过了任何一种瘟疫。
毒品泛滥症不仅在西方存在，也遍布于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成为文明世界极为流行并难以治愈的“社会瘟疫”和
“顽症”。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已找不到一块不受毒品的戕害、
荼 毒和侵扰的净土。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有 1.76亿人吸食鸦片,4800万人使用可卡因。毒品贩子有 75万人,1980年代全球吸毒致死者达 10万之众，全世界缉毒组织共缴获 150万吨可卡因，缴获鸦片 3.5万吨，缴获海洛因 4.4万吨，缴获大麻 120-150万吨。假如把被缴获的毒品，分配给地球村中每一个村民吸食，可以料想，人类必将在从这颗星球上一个不剩地消失。
鸦片和海洛因等对人体的短期生理影响是：使消化功能减低，发生恶心和呕吐；血管扩张、瘙痒、发汗；
头脑和呼吸中枢受影响而产生呼吸衰退。剂量越大，
衰退越深，严重时可直接导致人身死亡。长期生理影响是：便秘、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和暂时性阳痿或不育。最显著的则是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产生对这种毒品最强烈的毒瘾。
基本经验表明，吸毒和爱滋病是“难兄难弟”，
吸毒者共用的针头是爱滋病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这些人是最不易受影响的，作为一个集团，几乎不可能说服他们注意自己行为的后果。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海洛因的毒瘾几乎是不能戒断的。最新研究资料表明，吸食海洛因能产生显著快感的时间只有 28天！从那以后，吸毒者便会受尽地狱般的折磨，吸毒只是为了摆脱痛苦而吸，再不会有一丝快感！从染上海洛因瘾到死亡，所需要的平均时间只有 7年。这似乎是上帝用一个中国成语在提醒人们：“乐极生悲”。
八,面对瘟疫,
扎伊尔的雅布库有一个古老的风俗，死人的时候，在埋葬前其内脏必须由家中的女人用手取出。这个习俗在 1976年扎伊尔爆发埃博拉热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由于死者染有埃博拉病毒，取其内脏的家人把病毒带了出来，并且广泛传播。有一个患者死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其家属和亲戚共有 21人死亡。
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人在瘟疫中分化，道德在瘟疫中分化，风气在瘟疫中分化，政治在瘟疫中分化。
在那场摧毁罗马帝国的瘟疫中，君士坦丁堡人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千年的思考蓝本；几年前发生在印度的鼠疫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参考书”。
祈祷的宗教仪式是在瘟疫中的发明，外科消毒手术也是从瘟疫演化而来；瘟疫培养了巫术迷信等不良文化，也催生隔离检 疫等制度。瘟疫养成了宗教史上著名的鞭笞派，瘟疫更是把犹太人推进了民族矛盾的深渊。
九,人类瘟疫纪念碑：
毫无疑问，历次瘟疫死难者都值得纪念，几十种、千百场次的瘟疫吞噬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 ;更要纪念的是那些在瘟疫中为了同胞的生命而自我牺牲的人，那些为了整个人类能够有效地抗击瘟疫而奉献智慧的人。在这座“纪念碑”中，
有发现病原体奥秘的巴斯德，有细菌理论的奠基人柯克，有发明最早的抗生素的弗莱明等等功高盖世的科学家和他们的成果；有为了争取医生在手术前洗手而失去工作的塞米尔维斯，有为了乌干达睡眠病中隔离患者而得罪英国政府的贝尔 ……
瘟疫夺去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蹂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摧残了曾经辉煌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许多国家的毁灭，都与瘟疫相关联。而另一面，黑死病葬送了古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催生了欧洲的商品经济，破和立总是相辅相生，这就是历史的独特逻辑。大大小小的瘟疫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变迁、民族的兴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盛灭，乃至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和科技的进展。虽然，瘟疫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它确实改变了历史。
一、篡改历史的瘟疫,
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
腐烂的尸体”，四下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观者都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张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或者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了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
瘟疫夺去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
蹂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摧残了曾经辉煌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许多国家的毁灭，都与瘟疫相关联。而另一面，黑死病葬送了古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催生了欧洲的商品经济，破和立总是相辅相生，这就是历史的独特逻辑。大大小小的瘟疫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变迁、民族的兴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盛灭，乃至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和科技的进展。虽然，瘟疫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它确实改变了历史。
二,不醒的噩梦,
但这场瘟疫彻底地毁灭了查士丁尼复兴日渐衰亡的罗马帝国的希望。那年冬天，瘟疫突然消失，其中很大因素是人口分散到了外地。瘟疫虽被控制了，
但被瘟疫侵蚀了的肌体却伴随了患者的一生。事实上，瘟疫的病毒并未完全根除。这场瘟疫无论在社会发展史和医学发展史都举足轻重，瘟疫时值罗马查士丁尼王朝，故曾以查士丁尼瘟疫为名载入医学史册。 14世纪，这场瘟疫又卷土重来，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用了一个新的名字“黑死病“而已。
像任何自然灾害一样，同样的瘟疫总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重复上演；像任何自然灾害一样，
许多的瘟疫都是人类自己“制造”。也许我们不必为公元前 6世纪的瘟疫痛心疾首，但它完全可能跨越时间的栅栏戕害今天的人类；也许我们可以对专门和英国人过不去的汗热病高高挂起，但无法对诸多中国特色的疫病视而不见。瘟疫是人类共同的魔鬼。无论是已经消灭的天花、疟疾还是阴魂不散的霍乱、鼠疫，无论是防不胜防的埃博拉热还是可以预见的爱滋病，都似梦而不是梦，需要我们严肃地解析。
埃博拉病毒：防不胜防
埃博拉是一大批神秘而格外危险的非洲出血病毒之一。这些非洲病毒最近已从它们的潜伏处突然杀出，毁灭把它们惊动的人，并且一旦释放便非常难以控制。一般情况下，埃博拉防不胜防。
在躲开可能的攻击后，埃博拉病毒在除了骨头和骨骼的肌肉外，对人体任何其他组织或器官都一视同仁地加以侵蚀，
像扫荡一样。当病毒将自身复制到宿主的血细胞中，血细胞便开始死亡并凝结在一起。凝块堵塞血管，切断全身的血液供应；感染的器官开始出现死片。病毒蛋白质以特有的凶残攻击胶原，这是固定器官的连结组织中主要的蛋白质。当胶原变成浆状物，器官表面开始出现孔洞，包括皮肤，血从孔洞中倾泻而出。皮肤下面出现血斑；液化的死皮在表面形成水疱。在这个阶段所有的孔窍都会渗血，同时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
埃博拉病毒：
这稀奇古怪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病毒成指数地繁殖，毁坏内脏使之完全失去作用以致宿主死亡为止。当这种事发生时，已死或部分已死的器官开始液化。像血液、粪便和呕吐物这样的流体，一点一滴都充满了上百万的病毒。
在身体内部，心脏开始渗血，渗入周围的空腔。肝脏肿大、裂开，然后化脓腐烂；肾脏失灵，塞满了死细胞和血块。
死的、凝结的血细胞比比皆是，包括大脑，妨碍了供氧，最终导致痴呆和严重的癫痫发作。同时，病毒摧毁剩余血液的凝结能力，以致大出血不受抑制地继续。活的死的血液随同死组织及脱落的粘膜，包括胃、口腔和肠道的粘膜，经过呕吐和腹泻抛出体外。崩溃的血管和肠子不再固定在一起，而是像流体一般涌入体腔。虽然在体液中漂浮着，但组织自身是脱水的，无法执行其功能，于是病人开始死亡。
三,病毒和人：谁更聪明？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探索，许多曾经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传染病，现在已经完全被人类征服。但是灭而不绝的病原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寻找出路，人类自身的问题让濒临灭绝甚至是似乎销声匿迹的古典传染病，又绝处逢生。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探索，许多曾经给人类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传染病，现在已经完全被人类征服。
但是灭而不绝的病原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寻找出路，
人类自身的问题让濒临灭绝甚至是似乎销声匿迹的古典传染病，又绝处逢生。滥用抗生素、疗程不完整、医疗体制不完善、卫生教育不完备等，都有助于各种抗药性病原的基因重组，进而产生具有多重抗药性的性病原，并形成新的病种。“病菌比人聪明”这个看上去不合逻辑的逻辑，每一天都在给我们带来严酷的考验。
四,瘟疫背后的手：
人们对于爱滋病成因历来争执颇多，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 HIV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非常相像。对 HIV— 2的 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
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 HIV— 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惟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宿主和寄生物之间“危险平衡”的关系一直受到误解，这影响了我们对细菌的态度，这是人类的大错。人类可以从容地对付咆哮怒吼的雄师和虎豹，却奈何不了无声无息的蚊子和跳蚤。任何和我们亲密的动物都可能成为我们致命的杀手。寄生物在人和动物之间的游移以及它独特的潜伏本领让人类痛苦不堪，所谓的抗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自欺欺人。
五,生态 ·环境：
上海市甲肝流行的三个发病高峰，都与江苏省启东市吕泗海区毛蚶在上海有三个销售 (进食 )高峰是相关连的。就在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同一年，江苏、浙江、山东三省也爆发了甲肝，引起这些地区甲肝爆发的原因，同样主要是来自于吕泗海区小庙洪一带的毛蚶。
瘟疫无国界，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横扫全球，而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专属的“地方病”。
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许多古典的热带流行病正在沿着纬度向两极推进，并且沿着垂直方向往上攀爬。受到人类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的死亡和自杀之外，它们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病毒原带者,1991年利马霍乱就是海藻对人类的报复。
我们生活着的城市是病菌的天堂，可是表面的干净却掩盖了这一事实。与古代和近代不同，现代化的城市更禁不起瘟疫的袭击，这主要是我们的“都市生态”决定的。
蝴蝶掀起龙卷风 新浪读书
“安第斯山脉的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孟买就会起龙卷风”，这是对混沌理论的通俗概括，它形象地描述了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事件的组合，甚至可以导致一场巨变。在疾病的世界，任何微小的、随机的、分子级的病菌基因改变，都相当于蝴蝶翅膀的一次拍动，它所引起的传染病便是能摧毁生命使社会陷入极大混乱的“龙卷风”。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很久以来就在劝服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对动植物和人类之间无限复杂的关系网的最微小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甚或灾难性的后果。
生态学家和“绿色和平”战士警告我们，全球升温，臭氧层泄漏以及河流、
湖泊、海洋的污染，确实使北极熊、海豹、美丽的鸟类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经常被人忽略的是，环境的破坏已开始危及人类的健康。有些影响鲜明可见，比如刚刚泛滥于全球许多国家的几次霍乱。其他后果更加微妙和有害，例如人类抗病能力的逐渐丧失，全球升温将给人口稠密但对疾病毫无准备的富饶地区带来可怕的热带疾病等等。 出于多种目的，人类一直在故意冒险地干预自然界，我们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 —— 例如物种的灭绝 —— 而且我们也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威胁。
秘鲁卫生部长的急救包
霍乱大部分是由水污染引起的，早在 1850年代，
英国医生斯诺就发现了伦敦布罗德街角居民饮用污染了的井水引发霍乱的事实，并说服市政官员从压水泵上取下压杆，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霍乱的扩散。但是，禁止居民喝污染的水只能作为实验措施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因为居民饮水是日常行为，而提供洁净水源是系统工程，
实际上，许多国家，饮用水的污染一直是顽症。
像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在秘鲁爆发多次的霍乱大部分是由水的污染而起，现在拥有 700万人口的利马，供水系统还是 20世纪头 20年间兴建的，
而当时的人口只有 23万，那老化的供水系统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更糟糕的是该城渗漏的供水系统已将病菌冲到了自来水中。 在其他的主要城市情势更加危急。秘鲁首都以北 350公里的钦博特，根本没有全市的给排水系统。原始的废水直接倒进河中，自来水又是从河中抽上来的。一旦霍乱病菌进入河 水中，它便不可避免的会被抽上来喝掉；离利马大约 500公里的特鲁希略，没有河流，只有一系列的水井，一些官方和更多非官方的水泵从中取水。井中的地下水极容易被污水污染。 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1年秘鲁有 336554人患霍乱，其中死亡 3538人。瘟疫穿过拉丁美洲蔓延，最后于 1994年平息。到了当年的 9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报到
WHO的感染人数为 1041422人，死亡 9643人，
但 WHO估计报告上所说数据大约是实际数据的 2%。
果真如此，那么便有 5200万人染病，几乎占该大陆人口的 12%，有超过 48.2万人死亡。 在秘鲁，
如果不是国家卫生部长的远见卓识，死亡人数还会更多。他意识到了这种腹泻式疾病在全国的严重程度，他获悉孟加拉新近使用过再水化疗法治疗霍乱病人。为了补充体内因腹泻而缺少的生命必需的电解盐，以及使盐能为内脏所吸收的葡萄糖，他将这两者配成药剂 (被称为“小急救包” )大量分发给市民，它只需简单地溶入水中便可以给患者服用。在厄尔托菌袭击秘鲁的时候，这种办法使死于腹泻的人减少了 40%。
秘鲁卫生部长的举措是雪中送炭也算是“亡羊补牢”。但很显然，这里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假设换另外一个卫生部长，他不知道
“小急救包”的妙用，他麻木不仁，情况就会很惨。在历次瘟疫中，因为当政者的作为而拯救或贻害患者生命的正反例子都屡见不鲜，但是，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系在一些人身上，那真是太危险了。
海洋生物的悲剧和海藻的报复 新浪读书城市供水系统的“腐朽”是秘鲁霍乱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说这场霍乱的就是供水系统造成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任何城市，供水系统都包括两个部分：渠道和水源，利马也好，距离利马 350公里的钦博特也好，供水系统的不堪重负的确会加深水的污染程度，也会“迫使”居民滥用地下水，但是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秘鲁水源本身的高度污染，这种污染来自于海洋。环境问题成了制造现代瘟疫的头号“凶手”。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北海海豹和墨西哥湾海洋哺乳动物易受感染是有机氯化物的污染所致。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对北极水域鱼类的过度捕捞也许是麻疹病毒杀死北海海豹的驱动力。北极的极地海豹，由于被捕鱼业剥夺了食物来源，便向南移动寻找食物，由此与北海的港口海豹不期而遇。科学家们推测，那时，极地海豹所携带的自身对其有免疫力的麻疹病毒，便跳到了免疫系统已受损伤的港口海豹身上，并将其毁灭。但是在墨西哥港，有另外一种力量扩大了有机氯化物的影响。正是它为利马霍乱的爆发提供了诱因。 1990年美国中西部和密西西比峡谷的降雨量非常之大，暴涨的河流倾泻进墨西哥湾，裹挟着大量的杀虫剂、化学物质和人类与动物的垃圾。正如尽人皆知的北海的严重污染一样，这种洪水泻入海中也是美国海岸死去的海洋动物体内有机氯化物存在的一个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它们免疫系统缺损的原因。 所有这些间接证据都暗示着 1990年墨西哥湾的死亡事件可以合理地归为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可能这些动物的免疫系统因为食物中的有机氯化物毒素而逐渐衰弱，而在浓密海藻中出现的新的变异病毒，它们本身也是其他形式的污染所激发的。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健康极为不利，而因与果的循环并未就此终止。有机氯化物也污染大气，尤其氯氟碳化合物和其他碳氟化合物。当它们升入同温层，在阳光辐射的影响下它们会分解。自由的氯原子于是和存在于同温层中称为臭氧的三氧原子发生反应，夺走臭氧分子的一个氧原子，形成氯氧化物，留下正常的氧 (O2)。臭氧是非常关键的阳光过滤器。没有了它，紫外线会直接透射到地球表面，对那里的生物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所有鱼类、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极为依赖的浮游生物的死亡，到人类的皮肤癌和植物的变异，不一而足。因为紫外线扰乱生物的基因，它使海藻群落中发生的变异和基因改变更加严重。 1970年代丽塔 ·科尔韦尔已经发现海藻中生活着霍乱病菌。种它在海藻的包囊中休眠。 1980年代初厄尔托霍乱在南亚和东非泛滥时，科尔韦尔和她的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菌种，发现它与海洋藻类有极强的亲和力。一开始，细菌在浸到寒冷的海水中后会收缩起来，缩成正常大小的 1/300，然后进入休眠。在水变得新鲜、温暖并且水中的氮增多的时候，弧菌会回到它们正常的活跃状态。这种对应条件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满足，到了夏天，海藻会在一处河口或港湾接触到含盐的水或清水，沐浴在沿岸冲到河水中的肥料和垃圾释放出的充足的氮之中，这时，便是弧菌复苏的有利时机。厄尔托霍乱菌完全适合在海洋中生存，尤其与藻类相伴。研究者们发现，甚至在它们收缩冬眠的时候，它们也在依靠藻细胞中的蛋囊为生。一个藻细胞可以养活一百万个细菌。 1991年 1月爆发的利马霍乱，其流行路径其实很简单：海藻将厄尔托霍乱菌带到了的利马，如果利马对水进行氯化处理，也许会避免这场灾难，但是利马没有处理，城市供水系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科尔韦尔认为，如果追踪海藻的移动，
尤其从霍乱流行的孟加拉沿海开始，传染病学家就可以提前预报霍乱爆发的地点，帮助有可能受害的人及时预防。可惜的是，很多国家，包括秘鲁这样的沿海国家，对此一概熟视无睹。
毛蚶大闹上海滩 新浪读书
1988年 1月初，上海市发现大批腹泻病人，流行病学调查迅速查明与生食毛蚶有关。 1
月 6日上海市工商局和卫生局采取联合行动严禁毛蚶在市区销售，并没收和销毁了“带菌”
毛蚶，从根本上切断了传播途径，但为时已晚。 1月上旬全市已发现 20多名因食毛蚶而发生的急性甲型肝炎病例，预示一场甲型肝炎的爆发可能性。 1月 19日起全市甲型肝炎病例数急剧上升，整个流行波持续约 30天。 1月 20日,1月 25日及 2月 1日先后引起三个发病高峰，共发生病例 292301例，死亡 11例。由食用贝类引起这样大规模的甲肝爆发实属史无前例。通过全市 12个 区对 17000户,60000居民整群抽样调查，食与不食毛蚶的发病相对危险度为 23.06倍。
上海市甲肝流行的三个发病高峰，都与江苏省启东市吕泗海区毛蚶在上海有三个销售
(进食 )高峰是相关连的。就在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同一年，江苏、浙江、山东三省也爆发了甲肝，引起这些地区甲肝爆发的原因，同样主要是来自于吕泗海区小庙洪一带的毛蚶。
毛蚶体内富集甲肝病毒,1999年又从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中再度检出甲肝病毒，在宁波饲养了一段时间的启东毛蚶和在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产地取证结果均分离培养出甲肝病毒。是由于甲肝病毒在毛蚶体内长期携带，还是毛蚶生长的海区受到甲肝病毒持续污染所致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毛蚶的甲肝病毒是生活污水 (粪便、泔水等等 )和工业污水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所造成。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相当严重，每年直接排入近海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就有 66亿吨。毛蚶是上海特别喜爱的海产品，这种污染的后果恐怕不仅仅是让喜食毛蚶的上海市民望蚶生畏。 总而言之，人类制造的污染，在残害海洋生物之后，
就会回过头来残害人类自己，利马霍乱和上海毛蚶闹事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有专家预言，
如果人类的污染持续下去，自然界更严重的报复还在后面，不要以为科学可以对付一切，
人类只有首先学会“做人”，才有真正的安全。
大气层的漏洞 新浪读书如果全球升温的预测最终是准确的，恒河口将是未来的半个世纪遭受损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地球气候的变化与我们在最近两三个世纪消耗的惊人的矿物有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无论专家们的预感是否应验，无疑，煤、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使大气层的二氧化碳负担急剧增加。植物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腐烂蔬菜、
动物消化系统所释放的沼气，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否则这些热量会以红外线的形式反射回太空。自然的“温室气”使地球温度保持在平均 15℃,并有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长。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业烟囱和内燃机引擎倾泻出 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给 20世纪造成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自 17世纪中期开始，地球温度逐渐上升，最近 100年上升了大约 0.75℃ 。 1995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研究小组
(IPCC)的一份草案则描述了 21实际将出现的情况：
由于冰川和南极部分冰层的溶化，海水增多，水温升高，海平面将上升 2米。
海水将淹没广袤的低洼海岸，包括尼罗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在内的大部分三角洲，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海滩，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岛国，如马尔代夫群岛、塞舌尔群岛、库克及马沙尔群岛。十亿多人将迁居，或许还要多得多。
地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仅直接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使许多古典传染病“复活”，
并在纬度上分别向南北方向推进，挪威、加拿大出现疟疾就是明显的例证。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威胁对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气候 -生物 -瘟疫 新浪读书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古代自然瘟疫病菌携带者 (和一种中间携带者 )，瘟疫就在这些具有高度免疫力的野生动物间无害地传播。喜玛拉雅山脉和非洲中部及东部 (以及中世纪的亚洲大草原 )，曾一度是在数个世纪里席卷欧洲以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瘟疫的终极发源地。
如果非洲东部地区是瘟疫的一个古代病源区的活，那么为什么瘟疫会在公元 6世纪的第二个 25年里，突然从病源区当中爆发呢?为什么它会在半休眠了数百年之后，訇然开启其细 菌库的大门，继而如洪水般淹没这个世界呢？ 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幸存的瘟疫病源区所进行的调查证明，大多数瘟疫的爆发都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爆发；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在发生“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大大增加。这样，就有了更多的食物，而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则会大量繁殖。啮齿类动物的数量达到了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相对于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的生存率大大增加，并由此引发繁殖激增。为了寻找它们的草料领地，啮齿类动物的活动区域必然扩大。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携带着瘟疫的野生动物便无情地向外扩散了。很快地，这些生物与其他没有携带瘟疫的啮齿类动物有了接触，进而将疾病传染给人群。 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雨水和食物，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以及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大量死亡。但是，一旦干旱结束，较之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而言，啮齿类动物以其快速的繁殖速度、更多的产仔量以及更短的孕育周期，得以迅速恢复其数量。这样，在几年之内，狩猎者与猎物之间巨大的不平衡，就会向猎物一方倾斜了。繁殖激增的情况由此发生，而瘟疫大量滋生的啮齿类动物则如野火般蔓延开来。 所有的情况当中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发生在严重的干旱继之以激增的降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恰恰与非洲东部地区在 530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混乱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据我们所知，瘟疫源自非洲东部并在 541年登陆埃及。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
以将其从地处偏远的“野生动物”库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次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气候紊乱，确实就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携带有瘟疫病菌的啮齿类动物与其他的动物，在这一过程当中就像离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凶猛。 历史留下了 6
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东部瘟疫所造成的死亡率情况以及有关 6世纪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定居地湮灭的证据。另外有记录表明，
在欧洲北部，其中包括不列颠岛西南部，瘟疫的传播比温暖、干燥的欧洲大陆南端更为容易，更为迅速。在干燥的地中海地区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数分钟，而在潮湿阴冷的天气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不论是干燥的地区还是潮湿的地区，都会因跳蚤的叮咬传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颠岛上还更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这些瘟疫病菌根本无需跳蚤叮咬传播的帮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瘟疫和一个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之间的关联。
城市：病菌的天堂 新浪读书也许比疾病影响历史更为微妙的是，人的行为能将时疫扩大到非常的规模，为“慢性”病 (比如爱滋病 )的扩散打下基础，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现或隐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现症候。对这些灾难“贡献”最大的当数城市。在历史上，
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做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城市的增长力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标志之一。都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却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 —— 细菌的聚集地。
细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
有范围很大的潜在的性伴侣，他们从当做排水沟用的河里取水饮用，垃圾多得难以处理。在这么熟悉的人群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会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繁荣的城市，有众多人住着光彩豪华的住宅，却也有无数的人仍然在没有活水和有效的污物处理的条件下生活着，而这正是细菌的天堂。房屋不足异常拥挤的贫穷城市，更易被感染。“如果罗马贵族偶尔由于水道中的细赤痢，”医学记者劳瑞尔 ·加瑞特写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贵族感染后的废物造成的双倍的细菌危害。”
1853年 8月末在伦敦的布罗德大街，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 700人，著名的医生约翰 ·斯诺发现霍乱空前肆虐是因为人们都在用同一个污染了的水泵取水，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这才使那里住户和工厂都逃过了劫难。这是一个不算太古老但很经典的故事。现在在大多数城市，用水泵取水的是不多见了，但是，
如果我们用水泵借代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那我们和 1853年的布罗德大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现在的城市系统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官僚，一个医生就可以让城市当局改变既有的设施，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在城市，公共化的程度越高，流行病的通道就越多、越通畅，一旦流行病获得传播通道，它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毁灭性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尤其在居民没有任何自然防线来抵御微生物入侵之时。 西方城市今天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严重。历史学家阿诺 ·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 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 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超载的。”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细菌感染的将是大城市中
“丧失免疫力的人和穷人”。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疾病的传播者。”
六,古老的惨剧和新危机：
低廉的成本使生物武器受到青睐，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削减防御预算的国家最难忽略的。
为了“影响” 1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以高级炸药装备的火炮、炸弹和导弹大约需耗资
2000美元，一颗核武器将以大约 800美元完成此项任务，而化学武器则只是稍微便宜到
600美元。而要达到同样效果，使用生物武器仅仅只需 1美元。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开路先锋。 14世纪蒙古军队首领詹尼伯格在一场攻城之战中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而引发更严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上个世纪 4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放细菌导致瘟疫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
这体现了人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态度。在生物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一场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让 1平方公里范围的生物化为云烟。
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着大量毁灭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复制瘟疫”的可能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细菌：不是炸弹，胜似炸弹
生物武器与其他武器相比有特殊的优势，
它能使敌人失去食物这样的基本资源，并扰乱对方的基础服务设施。一把精心放置的生物活性药剂能在牲畜中传播疾病，或者摧毁大面积的庄稼，这也许是无论多少常规轰炸都难以办到的。
生物战在战线之后的另一种应用是没人提到过的，那就是在和平时代使用生物活性药剂，毁灭政治对方动物和植物。这么做可以是纯属出自 仇恨，为了打破一个国家的平衡，进 而颠覆其政权基础，或者削弱它的经济实力使之无法应付一场战争。如果药剂散布得足够聪明，受害者几乎不可能明白是自然的不幸还是暗中的破坏使其庄稼颗粒无收牲畜死亡 殆尽。 1971年，古巴爆发了几场疾病。其中一种是非洲猪瘟热，在两个相距非常遥远的地点同时爆发,为阻止瘟疫扩散，有 50万头猪被宰杀。而在古巴贵重的烟草种植中出现了青霉病，甘蔗黑穗病破坏了蔗糖产业，
一场出血性登革热使群众陷入骚乱。卡斯特罗总统指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释放的疾病。无论这是否属实，古巴的人民和经济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系列传染病演示了仅仅一些发疯的病原体就能给一个国家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 真正适于直接用于战场和战场之外的微生物，并不比大炮的种类更多。但是，使对方的战斗部队和平民丧失战斗力比消灭他们更有效。一具尸体可以被埋葬、被忘记；但是一名伤员或一名重患者会牵累一连串的人，使他们分心使团队溃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 济方面，无论是用于杀伤还是使对方丧失能力，
理想的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点：
◆ 效果稳定可靠 ◆ 只需很小的剂量便能发挥作用
◆ 潜伏期短并能够预测 ◆ 可用于攻击以前没有感染过此类疾病的目标 ◆ 对方没有可行的治疗方法 ◆ 易于批量生产 ◆ 可以可靠地贮存和运输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
最基本的还有，完全可以保障自己或友方军队和平民不受侵染。按惯例另外要考虑的是散布后的污染控制。传染病的历史表明，蓄意释放任何携带者像昆虫那样不可预测的疾病，
都是不太明智的，但多数使用者根本就管不了这么多。
对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效果的直接比较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1993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 (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000— 10000人的城市进行了两种武器的比较研究，
计算出一枚 12.5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 7.8平方公里的破坏,2.3万 — 8万人死亡。在乌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或夜晚，
一枚携带 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样导弹将在 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 3万 — 10万人死亡。
OTA然后选择了一个特殊城市 —— 首都华盛顿，比较了在三种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攻击效果。每种情况下都由飞机沿顺风方向在 100公里距离内释放 100公斤炭疽孢子，在最恶劣的条件下 —— 阳光明媚微风习习 (两者都会降低药剂的效力 )—— 将感染 46平方公里，杀死 13万 — 46万人；在乌云密布风力中等的天气，将感染 140平方公里，杀死 42万 — 140万人 ;
而在理想的条件下 —— 宁静清澄之夜 —— 炭疽孢子将覆盖 300平方公里，杀死 100万到 300万人。在所有情况下那便宜得多的炭疽都比掩武器还要有毁灭性。当然，这里的“人”都是虚拟的。
人造瘟疫
1347年，詹尼伯格将死于瘟疫的尸体抛射到卡法城中，被后人戏称为“生物弹道导弹”；特制的化学武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28万名步兵死于法兰西,1/4死于氯气或芥子气；最早将化学科学的发明用于屠杀同类的是日本人，上个世纪 30— 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实验、生产并实际应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1932年，日本在满洲里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5年，在哈尔滨成立了 731秘密研究机构。 731八个部门中的三个分别涉及细菌学研究、战争研究与战场实验、细菌的大批量生产和贮存。他们研究了腺鼠疫、炭疽病、肉毒杆菌毒素、布鲁氏菌病 (波状热 )、霍乱、痢疾、天花、斑疹伤寒的效果及其携带者 (尤其是昆虫 )，还有可能的解毒剂和其他药物、化学毒素、冻伤以及动植物疾病。选择如此偏远的地方是为了使日本科学 家不受干扰地在活人身上做实验。大约 3000名被日本人称为“马路大”
的中国囚犯被这些研究者们杀害，日本人不惜进行活体解剖来检查那些垂死者内脏的感染情况。 使用炸药的常规金属炸弹容易杀死细菌，为了能用于前线,731发明了,Ha”，含有 1500个浸在炭疽或破伤风乳剂中的柱状芯块的钢铸炸弹。为了对付平民制造了能传染炭疽的巧克力炸 弹，这是一种 25公斤重的瓷制炸弹，能容纳 3万只跳蚤或大量的破伤风、
痢疾、伤寒或炭疽病菌，很少一点炸药就能使它在目标上空爆炸。
1942年日本人在浙江战役中尝试了他们新款武器。
1940年 10月 27日晨约 7时，宁波，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狂然狂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投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 下午 2时许，
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粟米和面粉，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们感到十分惊奇和恐惶。日机过后，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与本地的不同。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些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茵的疫蚤，而这些疫蚤则来自日军 731细茵部队的支队荣子 1644部队，即华中派军防疫给水部，
亦称“多摩部队”。 时隔两天，就有人染疫发病。鼠疫流行很快，疫情迅速蔓延扩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宁波市民惶惶不可终日，全城笼罩着一种恐忧怖的气氛。鼠疫一直持续到 11月 15日，数百人死亡。 日本 1644部队细茵队长佐藤供认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线一带动作，均使细茵武器，都是从飞机散放的鼠疫跳蚤。” 在江浙战役中，不计其数的病菌被后撤的日军倾倒在井中、水库和河流中，并从空中投掷了巧克力炸弹。大约有 -万名日军因疏忽大意进入污染区而死亡，而中国军队损失“不可计数”。 1939年当日本人企图在美国弄到一些黄热病毒的时候，美国人开始对这种生物战发生兴趣。 1943年底，美国也生产出了 225公斤的炭疽炸弹和肉毒杆菌炸弹；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回报”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来源，没有对
731细菌部队的日本科学家的战争罪行提出起诉。
恐怖主义者的威胁 新浪读书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勾起了人们对此前发生的城市恐怖的回忆。直到 1993年，对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恐怖分子的袭击是发生在别处的某种事件，灾难似乎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么说在当时也许是恰当的。 1993年 2月 26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爆炸了一枚汽车炸弹。 6人当场死亡,1000人受伤。凶手是一个很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很快就被抓获。紧接着的一次事件则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人。 1995年 4月 19日晨，一枚 2250公斤的炸弹在俄克拉荷马城的阿尔弗雷德 ·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炸弹把大楼撕开一个大洞。爆 炸时间精确定位在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大楼的那一时刻。暴行引起了强烈的公愤，因为很快被抓获的凶手竟然是美国人，爆炸中有 169人死亡，包括 15名儿童。
在公共场所投放炸弹，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分子看来也许过于“老套”了，他们为国际恐怖分子树立了一个另外的榜样。 就在阿尔弗雷德 ·默拉联邦办公大楼爆炸前一个多月,1995年 3月 20日在日本东京，数千名无辜的市民尝够了毒气的滋味。这天早上，繁忙的高峰期，在五个拥挤的地铁车站，一些人留下一些仔细穿了小孔的塑料袋，袋中装有稀释的沙林，一种致命的神经药剂。毒气杀死了 12人,5000多人受伤。一个多月后,4月 19日，有 400多名横滨的地铁乘客被送往本地医院，他们眼睛发炎，头晕，呼吸有障碍。 7月，警方在东京地铁里发现两枚毒气弹。一枚含有一个定时器和几袋氰化钠和硫酸，两者混合后可产生致命的氰化气体。 一个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古怪的准佛教组织被指控应为 3月
20日和 4月 19日的袭击事件负责。 1987年成立奥姆真理教的胜田旭原是一个狂热的希特勒崇拜者，预言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将会发生，包括洪水、食物短缺、经济崩溃、陌生疾病的流行，最后则是一场核战争。对事件调查显示，该组织十分合法地拥有成吨用于生产神经性毒气沙林的材料。奥姆真理教把毒气生产厂藏匿在一座女神殿中，调查者们发现里面完全是一座生物武器实验室，配备有一台孵化器，一架电子显微镜，用于发酵和繁育微生物的培养基以及培养出的致命的肉毒毒素。很显然，除了制造毒气弹外，奥姆真理教还在计划更具毁灭性的进攻性生物武器。有一次电视报导称奥姆教一行人于 1994年 12月曾访问过扎伊尔，奥姆教的文献显示出对埃博拉病毒的强烈兴趣。 事实上恐怖分子并不是第一次使用生物武器。在一篇题为,生物武器：贫困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文章中，美国空军中将特里 ·梅耶写道：
1984年，法国当局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显示了今日世界是多么容易受到恐怖分子的生物战威胁。巴黎警方袭击了一处疑为德国红色武装宗派的隐藏地。经搜查发现的档案显露出该组织拥有极为丰富的致命生物药剂知识。当警察搜查到浴室时，他们发现了一个装满长颈瓶的浴缸，结果发现瓶中充满了梭菌，它们可以产生肉毒杆菌毒素，那是人类所知的最危险的生物毒素之一。 正如前面所说，大规模杀伤武器令人不安的是它制造上的简单易行。 1988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 ·约翰逊医生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这一点：“人们只需要几个月，最多几年，便能捕获由空气传播的烈性病毒基因，使它们引发流感、埃博拉热、拉沙热等等你能想到或根本意想不到的疾病。任何一个拥有几千美元设备和大学程度的生物学知识的疯子，都能成批地生产病毒，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轻松。”
七,极端瘟疫：爱滋病和吸毒：
近年来我国预防控制爱滋病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我国目前爱滋病传播蔓延的危险因素仍较广泛存在，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在短期内难以根除，农村地区医源性传播也存在隐患，同时由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增多，也给爱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就其特征和后果来说，爱滋病可谓当今世界最大的瘟疫；进一步比较，爱滋病是更悲惨的瘟疫世界。
在平常意义上，至少瘟疫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而在爱滋病瘟疫中处处都是倾斜的天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同在发达国家，患者的境遇与他的阶层、种族密切相关。目前，吸毒是爱滋病最大的造孽者，其次是采血和滥性，母婴传播造成的大量爱滋病儿童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严重隐患。由于歧视带来的爱滋病人群的高自杀率和他们应得的社会关怀是世界各国不能不正视的新课题。
全球化的瘟疫
引言：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到 1998年底，全世界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已增至 3340万，比上一年增加了 10%。虽然病毒需要 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严重的疾病或死亡，但它已夺去了 1400万名成人和儿童的生命。据不完全估计,1998年全世界共有 250万人死于爱滋病，是爱滋病流行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解决了爱滋病流行的问题，与此相反，各国每年都有新的感染者 报告。在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流行失控的局面。怎样推测在未来十年感染者的数量？取决于你乐观与否。如果每一个爱滋病毒携带者每年感染一个人，
被感染者每年再去感染一个 (这种预测方法还是比较保守的 )，
如此下去，那么 1998年的 3340万例爱滋病将在 2010年发展成令人恐怖的 25.6亿，或者说近乎世界总人口的 36%其中 1
／ 5的人将患有发展充分的爱滋病。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
爱滋病是世界性瘟疫，根据其传播程度与传播方式，全世界大致有三种流行模式。
第一类地区：以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主，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西欧各国。高发人群以同性恋、双性恋及城市静脉注射吸毒者，男女之比为 10.5,1，由于女性感染者较少，母婴垂直传染者不常见。
第二类地区：多见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中非、东非和南非部分地区、墨西哥、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高发人群以异性恋和母婴传播为主。异性恋中以妓女卖淫传播占大部分，男女之比接近。
第三类地区：东欧、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病例较少,HIV传入这些国家较迟，在 1980年代中期,HIV感染者一般多为国外有不洁性交史者及血友病病人，但近来由于异性恋卖淫及静脉注射吸毒而致感染的例数不断增加。
爱滋病不仅仅是健康的问题。 WHO解释道：
,HIV／ AIDS(Acquired Immur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 )传染病的严重性不能仅由感染或患病人数来衡量。因为
HIV是通过性传播的，它主要攻击成人和中青年人。这些人正是社会赖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人口。这些男女也是家庭的中坚，一旦他们死于爱滋病，他们年迈的亲属便会失去倚靠，他们的孩子便会沦为孤儿。他们种庄稼、在矿上和工厂工作、管理学校和医院，甚至掌管国家。 …… 所以，
一个人得了爱滋病，更多的人便会受 HIV和爱滋病的影响,儿童的生存将无比艰难。在尚未工业化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爱滋病将威胁国家的发展。”
爱滋病威胁着这整个社会，正如前面 WHO的陈述所暗示的，至今为止，爱滋病攻击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 1996年中,96613名拉丁美洲人感染 HIV。
同时,189004例黑人感染者几乎囊括了所有 HIV感染的 35%，接近美国黑人占总人口比例 (12%)的三倍。已在承受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的美国人，也面临着新的威胁。
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逃避爱滋病的追踪，无论在大城市的豪宅还是他们感到多么隔绝的乡间隐居之所。他们也许会避开疾病，但绝对逃脱不掉它的后果，无论那些实际受苦和死去的人多么遥远和无形。
120万少年患者：未来的隐患
很多人都知道，爱滋病与性有直接关系，
如果说许多成年患者因为不良的性接触引起爱滋病是一种悲剧，更可悲的却不是他们，
爱滋病真正的悲剧角色是那些无辜的患者。
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在 1998年，每分钟有 11个男性、
妇女和儿童被感染，即一年中约有 600万人新感染爱滋病病毒。其中，有 10%的人是 15岁以下的儿童，从而使目前存活的爱滋病病毒感染的儿童增至 120万。
爱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经血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据分析，目前我国爱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经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 68.0%，经采血 (血浆 )途径感染人数占 9.7%。此外，经性接触途径感染人数占
7.2%，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 1.5%，母婴传播为 0.2%，尚有 13.4%传播途径不详。
致命的偏见
,告诉我，医生，非洲人真的与猴子做爱吗?”
,太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不干这种事。但我相信在欧洲他们拍摄女人与狗做爱的电影。” 这段让常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发生在 1985
年 4月亚特兰大，由 CDC组织的第一届国际爱滋 病会议上。问话的是一名美国记者，答话的是扎伊尔爱滋病专家卡皮塔 ·比拉 ·明古兰医生。这样意味深长的对话就是典型的美国非洲式的碰撞。在美国 (在欧洲程度要轻些 )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爱滋病只限于同性恋，这抑制了研究的进展和疾病危险性的公共教育。
在非洲，历来受到西方责备，认为是非洲人“把爱滋病领上了世界舞台”，对于非洲人来说，连年遭受干旱、饥荒、贫困以及许多富裕国家惯常忽略的疾病，而非洲人自己又缺乏资源与之战斗，爱滋病则更是给他们增加了耻辱。肯尼亚总统丹尼尔 ·阿普 ·莫伊宣称“非洲的爱滋病报告是一种新型的仇恨运动”。早期爱滋病血液测试的一次失误更加激起了非洲人的敏感，那次测试是由西方研究者实施的，它导致了对疾病在非洲大陆严重程度的全面夸大。没有人对错误的发生做出任何道歉。部分是出于骄傲，部分是公开讨论性问题时习惯性的不舒服，部分是为了保护生死攸关的国际贸易关系，
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继续默认甚至鼓励在自己的国家忽略爱滋病的存在。
吸毒：波及两亿人的瘟疫
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吸毒成风，目前全球大约有 2亿人吸毒，每年毒品交易额高达 5000亿美元，贩毒和吸毒已使数百万人丧生。当今的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充塞着各种各样的毒品，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超过了任何一种瘟疫。
毒品泛滥症不仅在西方存在，也遍布于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成为文明世界极为流行并难以治愈的“社会瘟疫”和
“顽症”。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已找不到一块不受毒品的戕害、
荼 毒和侵扰的净土。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有 1.76亿人吸食鸦片,4800万人使用可卡因。毒品贩子有 75万人,1980年代全球吸毒致死者达 10万之众，全世界缉毒组织共缴获 150万吨可卡因，缴获鸦片 3.5万吨，缴获海洛因 4.4万吨，缴获大麻 120-150万吨。假如把被缴获的毒品，分配给地球村中每一个村民吸食，可以料想，人类必将在从这颗星球上一个不剩地消失。
鸦片和海洛因等对人体的短期生理影响是：使消化功能减低，发生恶心和呕吐；血管扩张、瘙痒、发汗；
头脑和呼吸中枢受影响而产生呼吸衰退。剂量越大，
衰退越深，严重时可直接导致人身死亡。长期生理影响是：便秘、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和暂时性阳痿或不育。最显著的则是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产生对这种毒品最强烈的毒瘾。
基本经验表明，吸毒和爱滋病是“难兄难弟”，
吸毒者共用的针头是爱滋病的一个主要传播途径。这些人是最不易受影响的，作为一个集团，几乎不可能说服他们注意自己行为的后果。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海洛因的毒瘾几乎是不能戒断的。最新研究资料表明，吸食海洛因能产生显著快感的时间只有 28天！从那以后，吸毒者便会受尽地狱般的折磨，吸毒只是为了摆脱痛苦而吸，再不会有一丝快感！从染上海洛因瘾到死亡，所需要的平均时间只有 7年。这似乎是上帝用一个中国成语在提醒人们：“乐极生悲”。
八,面对瘟疫,
扎伊尔的雅布库有一个古老的风俗，死人的时候，在埋葬前其内脏必须由家中的女人用手取出。这个习俗在 1976年扎伊尔爆发埃博拉热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由于死者染有埃博拉病毒，取其内脏的家人把病毒带了出来，并且广泛传播。有一个患者死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其家属和亲戚共有 21人死亡。
瘟疫在古代是坟场，在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人在瘟疫中分化，道德在瘟疫中分化，风气在瘟疫中分化，政治在瘟疫中分化。
在那场摧毁罗马帝国的瘟疫中，君士坦丁堡人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千年的思考蓝本；几年前发生在印度的鼠疫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参考书”。
祈祷的宗教仪式是在瘟疫中的发明，外科消毒手术也是从瘟疫演化而来；瘟疫培养了巫术迷信等不良文化，也催生隔离检 疫等制度。瘟疫养成了宗教史上著名的鞭笞派，瘟疫更是把犹太人推进了民族矛盾的深渊。
九,人类瘟疫纪念碑：
毫无疑问，历次瘟疫死难者都值得纪念，几十种、千百场次的瘟疫吞噬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数以十亿计的生命 ;更要纪念的是那些在瘟疫中为了同胞的生命而自我牺牲的人，那些为了整个人类能够有效地抗击瘟疫而奉献智慧的人。在这座“纪念碑”中，
有发现病原体奥秘的巴斯德，有细菌理论的奠基人柯克，有发明最早的抗生素的弗莱明等等功高盖世的科学家和他们的成果；有为了争取医生在手术前洗手而失去工作的塞米尔维斯，有为了乌干达睡眠病中隔离患者而得罪英国政府的贝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