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世界经济 ? 世界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的整体性继续不断增强，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这一趋势会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全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更多机会，同时也会使人类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第一节 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一、 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一）世界经济的形成 世界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形成的。与前资本主义的所有生产方式皆不相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对外扩张的无限冲动性，对利润的追逐、对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的追求使其获得经久不息的动力。同时,近代科技革命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国界向世界各地区的扩张活动，使一国的经济活动变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最终将世界各个相互隔绝地区的经济连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源于欧洲，世界经济的形成是欧洲强国通过对外扩张、掠夺、瓜分，把落后国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纳入殖民体系，把它国市场掠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实现的。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60年代西欧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前夕，这是世界经济的萌芽时期。这个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西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盛行，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不断扩大，西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开始突破国界向外发展，形成了区域性的国际商品市场。第二个时期: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前夕，是世界经济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期，欧美先进国家相继完成了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使国际分工由国内扩大到国际，形成了国际分工；对外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形成了世界市场；商品流通广泛发展，出现了世界货币。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是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时期。这个时期，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和资本进一步国际化；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使国际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形成了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二）世界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诞生使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出现裂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社会主义经济力量逐步壮大，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世界经济呈现出两大经济体系并存、斗争的局面。但两个经济体系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并且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仍居主导地位。战后是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大发展，把各国经济卷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各国在生产、分配、消费等领域的经济联系日益密不可分。世界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世界经济建立在世界各国经济之上，但它并不是各国国民经济的简单总和，而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地区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运动而形成的经济有机整体。企业、跨国公司、国家、区域和国际经济组织都是当代世界经济的行为主体。各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国际分工体系、国际经济制度以及世界政治环境，是影响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 世界经济格局是指包括在世界经济统一体中的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它们所处的地位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结构和态势。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它在经济发展上所达到的水平和拥有的规模。各国、各经济集团的经济力量对比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世界经济格局也是一个动态系统。大致说来，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有三个阶段。 （一）战后初期至60年代末，美国称霸世界经济领域 这一阶段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与此对应，经济上形成了并存与对抗的两大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是以美国的经济霸权为基础的。 战后英法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德、意、日沦为战败国，美国凭借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194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6.6%；出口贸易占32.5%；黄金储备占74.6%，是英、法、(西)德、意、日五国总和的四倍多。美国凭借其巨大的经济优势主导着战后一个时期的世界经济秩序。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美元的经济霸主地位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根据《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起来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都是按照美国提出的方案建立并为美国所操控，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的框架。美国由此获得了稳定和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任务和特权。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需要，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对西欧提供大量的财力、物力援助，对日本也给予了巨额资金援助，还通过“第四点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在帮助欧、日等西方国家恢复经济的同时，使这些国家接受和认可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把资本主义国家统一在自己的周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导致了一个时期内东西方经济的隔绝。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苏联为反对美国的控制而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其后为抗衡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和“巴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949年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从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语）。随着苏联霸权的扩张，经互会逐渐成为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同美国角逐的工具。社会主义苏联在二战前就已经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在二战中其经济遭受破坏，直接经济损失6790亿卢布，相当于苏联全部社会财富的1/3。战后，苏联依靠自身的力量，仅用了4年多时间就完成了重建家园的任务，把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到1960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45.1%，缩小了同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不完善，虽在战后经历了初期的高速增长，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比仍实力有限，据统计，196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NP占世界比重为62%，发展中国家为14%，社会主义国家占24%，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尚不能构成影响世界经济全局的力量。 （二）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美、日、欧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首先在经济上开始了融合。社会主义阵营由于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而引起分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和经济基础很不相同，起步时间不一，在各自的发展中又受到政策得失和外来因素的制约，统一实施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从50年代南斯拉夫率先推行改革开始，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并通过不同途径扩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阵营也随着西欧、日本经济的复兴出现了离心和分化的迹象，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抵制美国的经济控制，突破”巴统”禁运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交往。西欧各国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由于两大阵营的分化瓦解，世界经济格局出现大动荡大改组，各国经济力量特别是世界经济主角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欧和日本成为两个新兴的世界经济中心，美国仍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同战后初期相比，其经济实力已相对衰落。 美国丧失了经济霸主地位。7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庞大，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减少，从而引起美元的信用危机。1971年和1973年，尼克松政府两次宣布美元贬值，各西方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关系遂由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联邦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与美元一起成为国际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崩溃，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丧失。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6个月，降幅达15.1%。到1975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出口贸易和黄金储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占份额分别下降为38.7%，13.4%和27%。美国的GDP从1965年为日、德、英、法、意五国总和的148.29%下降到1983年的107.6%。美国的优势地位虽大大减弱，但其经济实力仍占主导地位，尤其在科学技术发展和经营管理现代化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西欧联合自强。西欧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迅速复兴，并走上一条联合自强的道路。从50年代初建立的法国等六国煤钢联营发展起来的欧洲共同体对西欧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70年代初，欧洲联合取得重大进展。1973年1月欧洲共同体新增加英国、爱尔兰、丹麦三个成员国，使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上升到40%。到1980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6 78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5 867亿美元，高出日本一倍以上。80年代西欧联合进一步发展，整个地中海北岸连成一片，欧共体12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4；对外贸易占全世界的2/5。欧共体内部加紧经济政治一体化，大大加强了西欧联合的力量和声势，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极。 日本实力跃升。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的美国和西欧。1956~1973年的18年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现代化的时期。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经济虽然也同样遭到巨大冲击，但其经济增速仍高于同期的美、欧。70年代日、美、欧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4.9%、2.7%和3.3%，80年代则分别为4.2%、2.3%和2%。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198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9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外，日本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海外净产值也居世界之冠，是最大的债权国。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之一。 （三）90年代以来三大经济集团并踞的格局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仅是世界政治动荡剧变的时期，也是世界经济深入调整的时期。冷战结束使世界长期存在的不同性质和相互隔离的两大平行市场的局面基本结束，美、日、欧经济的三足鼎立局面扩大为带有全球战略性的三大区域集团并踞。 欧盟（EU）。西欧地区经济一体化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使欧洲一体化进入“欧洲联盟”阶段。1995年1月1日，瑞典、奥地利、芬兰加入欧盟，使欧盟扩大到15个成员国。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区经济集团和贸易集团。据统计，1996年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达8.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31.5%，高于美国的27%；欧盟的外贸总额占世界的20%，也超过美国的18%。欧元的启动不仅促进欧盟经济增长，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挑战美元。进入21世纪，欧盟的东扩方针已开始实施，2002年12月的哥本哈根欧盟首脑会议完成了与波兰、匈牙利等10个中东欧候选国的入盟谈判，它们将于2004年5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届时，欧盟的成员国将从15个增加到25个，人口将从约3.8亿增加到约4.55亿，国内生产总值将从9万多亿增加到10万多亿，占世界总产值的1/3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1988年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1989年1月1日正式生效。1992年墨西哥加入，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诞生。据1995年统计数字，北美自由贸易区拥有3.87亿人口，面积2 130多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万亿美元，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略小于欧盟。面对欧盟的不断扩大，美国总统布什在1990年6月倡议建立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迄火地岛的涵盖整个美洲的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实现其“美洲倡议”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借以增强与欧亚抗衡的实力。1994年12月美洲34个国家（除古巴外）的领导人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第一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正式启动关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1年4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34个国家达成协议，将2005年12月定为正式启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期限。届时，美洲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8亿人口及世界1/3的经济规模。 亚太地区自80年代以来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但由于区域内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异，迟迟未能建起区域集团。面对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渐增强的排他性色彩，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成为各国的强烈愿望。经澳大利亚提议，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太地区有组织的经济合作正式起步。APEC目前共有21个成员，分布在美洲、亚洲和大洋洲。1991年11月在汉城举行的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正式确立了APEC的宗旨和目标：“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贸易壁垒。”APEC成员的历史、文化、宗教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价值观各异，特别是成员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差别很大，有的成员又分别属于不同的次区域经济集团。因此，APEC采取一种灵活的、循序渐进的、自由自愿的合作方式，即集体制定目标，各成员依据自身的情况为实现集体目标作出努力，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也依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独特的APEC模式是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各种模式的一个新贡献。 三、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科技革命，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发展的规模还是发展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期间，世界经济整体的增长势头经历了两次转折。 （一）战后初期世界经济高速增长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初，这是世界经济的恢复阶段，也是即将到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阶段。二战后虽然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不断，美苏争霸使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人类，但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并没有产生全面的军事对抗，国际局势总体而言是和平的，这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活动更为协调，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二战后，从美国开始，一场全球范围的科技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展至发展中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科技革命，也称作新技术革命，它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为核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得益于稳定的国际环境，良好的经济秩序和大量涌现的新技术，从50年代初开始，世界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美国利用战后拥有的霸权，构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安全网”，为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战后25年间，资本主义各国广泛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资产阶级政府日益扩大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缓和阶级矛盾，通过财政金融措施缓和并避免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留下了日后经济滞胀的隐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科技革命的策源地，先进技术的应用对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了巨大作用。另外，廉价的能源和工业原料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从1951到1970年的20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3%，大大高于两次大战期间的2.3%，其中日、德等国的发展尤为迅猛，联邦德国在50年代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9.5%，日本工业在1956到1973年间的增速达到13.6%，个别年份超过15%，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就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全国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以达到特定目标，因而在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医疗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等阶段，均有其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进入正常发展阶段，这种排斥市场、高度集中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二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照搬这一模式，在战后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以经互会为依托建立起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这个市场对社会主义国家间互通有无，共同抵抗西方的封锁有积极意义，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强调互补性，排斥竞争性，国民经济发展强调自力更生，而且在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中又存在很多不合理因素，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市场很不发达，国际贸易发展不快，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1951～1955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8%，随后有所下降，但在1956～1965年的十年间，增速度仍达8.8%；15年间的工业年均增速达10.7%。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也一直保持在8%以上。 发展中国家在5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从50年代到70年代，其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了5.4%。 （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一次转折 世界经济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70年代初，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步入了一个低速增长和调整的时期。但即便是在这个低速增长时期，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速度仍然高于二战前的各个阶段。 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西方廉价能源时代的结束，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列强垄断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70年代以来的经济。在1973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危机中，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067点急剧下跌到1974年12月的570点，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增长都明显放慢。随着廉价能源时代的结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亦告结束。接踵而来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再次遭到重创，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加之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使各国出现庞大的财政赤字，西方各国经济进入一个通货膨胀与生产停滞并存的“滞胀”阶段。据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长率，1974～1982年只有2～4个百分点，比70年代以前的高速增长时期下降了2～4个百分点。 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各国先后进行了经济政策的大调整，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大减弱，市场调节国民经济的功能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加强。伴随着经济政策调整出现的是经济结构的大调整，第三产业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后工业化”趋势更为明显。这个阶段也是国际经济关系大调整的阶段，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摩擦不断爆发，为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金融领域的混乱和动荡，并应对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全面衰退，建立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这一新的大国协调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则表现在发达国家成功地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现存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经济合作体系中，从而缓解了南北之间的矛盾。 在美苏争霸和建立平行市场的负作用影响下，社会主义各国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进一步发展，致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从60年代起一直陷入徘徊不前的局面。苏联在经济低速发展的同时仍保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使这一局面更难以扭转。由于体制僵化，苏联经济从70年代开始出现停滞趋势。80年代，苏联经济进一步下滑，按《美国统计摘要》1990年第七期公布的数字，1987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46.6%，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应数字为39.67%和34.06%。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相继被扼杀。中国总结了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吸取了苏联和东欧国家推行苏联经济模式的受挫教训，同时也借鉴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在70年代末走上了一条全新的改革之路。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70年代有了新的发展，一批新兴工业国家涌现出来，拉美的巴西、墨西哥，中东的石油生产国和亚洲“四小龙”都发展较快。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实力不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仍处于不利地位。80年代，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加深，少数国家经过跳跃式的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入相对缓慢的增长期，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少国家还发生了债务危机，除东亚外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扩大至20倍。80年代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失去的十年”。 （三）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转折 世界经济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90年代初。进入90年代，科技革命再次掀起高潮，一大批科学技术取得新的进展，电脑的广泛应用使劳动工具发生了深刻的质变，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和职能，许多新材料的问世和新能源的应用扩大和改变了劳动对象，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使世界经济的生产能力、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调整时期，各国政府竞相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在加速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自90年代初，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期，1996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 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过80年代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福利制度的改革后，经济关系变得比较协调，经济结构相对合理，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都已被重新塑造，战后曾经出现过的生产关系严重扭曲已大大缓解，终于突破“滞胀”局面，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期。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正在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特别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凭借“新经济”重新夺回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冠军，经济实力亦有所恢复。不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这一轮增长，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只是达到中等增长速度，即3%左右的年均增长率，但低通货膨胀率下的温和增长，对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已经是一种成就了。 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形势自90年代以来有所改善。从80年代开始，伴随着吸引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外国资本，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减少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按市场化的原则重塑政府的作用。科技革命成果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和应用，使建立在信息处理技术上的现代市场组织形式，由发达国家传输到了发展中国家，对完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结构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促进和深化了市场机制在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1990～1996年间GDP平均增长率达到5.9%，其中增长最快的亚洲国家达到8.25%。1996年，非洲国家20年来第一次增长速度高达5%，拉美国家也出现了3.5%的增长势头。 前苏联、东欧等所谓“经济转轨国家”，因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使其经济出现了连续8年的下降，到1996年才开始有微弱的增长，1999年增长率上升到2.5%，2000年达5.3%。俄罗斯的经济下降延续了9年到1997年才开始走出负增长的阴影，但1998年金融危机使经济形势发生逆转，1999年俄经济再次回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2000年增速高达8.3%。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出现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在2001年陷入“增长性衰退”，所谓增长性衰退，即世界经济增速在3%以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只有达到3%以上才能支持世界各国维持经济的正常增长，故而世界经济增速在3%以下时被称为处于增长性衰退状态。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2.8%，与2001年的2.2%相比，被认为是出现转机的一年。但由于美国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欧洲经济依然沉闷，日本经济百病缠身，2002年的世界经济仍是普遍低靡，2003年的世界经济也普遍不被看好。在一片灰暗之中，增长速度高达8%的中国经济成为令人瞩目的亮点。 第二节 当代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和趋势 一、 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战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被冷战分隔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系。六、七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分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东西方关系缓和，两大平行的市场日益接近。冷战结束以及新的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强，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世界大市场。统一的世界大市场又进一步预示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阻挡。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现代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大循环中。所谓“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界定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强，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发展，尤其是80年代以来卫星通讯、传真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和90年代因特网的开通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和物质基础。普通人也可瞬间获得地球各个角落发生的信息，并可与世界各地直接联系。信息流带来的商品、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加速流动导致了全球“网络经济”的崛起，这种网上的信息交换，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市场空间，突破了传统市场必须以一定的地域存在为前提的条件，促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市场化的形成。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致词中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国公司数量和规模空前发展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其数量、规模、经济实力和科技开发能力都得到空前的发展。跨国公司的数量从70年代末的一万多家增长到1994年的母公司4万家，子公司25万家，1999年母公司增至6.3万家，子公司增至70万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全球企业兼并的步伐加快，1999年全球企业并购总金额猛增至3.31万亿美元，超过1990年至1995年并购总额之和。通过企业兼并，跨国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增强。1999年跨国公司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已占世界贸易的60％，超过2/3的国际贸易额与跨国公司的活动有关，跨国公司控制了国际技术贸易的60％至70％，在全球的直接投资已占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联合国贸发会的分析表明，跨国公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二）国际分工细化与深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表明国际分工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费用低廉、快捷有效且几乎不受数量限制的信息传递为跨国公司的母子公司之间进行远程调度和控制提供了有效手段，使得生产和投资在全球各个角落与近在咫尺一样容易。跨国公司通过因特网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资源和人才的优势，进行跨越国界和地区界限的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组合，让世界各地公司、企业之间进行直观的生产和协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到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国际分工目前已从垂直分工进展到水平分工，从整体分工进展到零部件分工，从工序分工进展到工位分工，实现了车间与流水线的国际化。如美国的朋迪亚克——莱曼牌小汽车，在德国设计，由澳大利亚制造发动机，美国、加拿大合作生产变速器，日本生产车身薄板，新加坡提供无线电设备，而韩国供应电气设备与轮胎，成了名符其实的“万国车”；美国波音747喷气机是在8个国家的1600个大型企业、1.5万个中小型企业的协作中生产出来的。 （三）国际贸易深化与扩大化 国际分工的细化与深化导致了成品和半成品在国家和地区间迅速流动，从而带动了国际贸易额的增长。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向更开放、更市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过渡，世界市场无论在规模、结构还是机制上，都在不断深化和拓展。随着国际贸易壁垒不断削减，国际商品贸易高速增长，1980年至199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5.6%，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均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因特网的广泛应用使国际贸易运行方式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网上订货、网上促销、网上谈判都为国际贸易开辟了新的发展形势；进出口商利用电子表格进行商品的报关、商检、保险、运输、结汇等工作，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消耗，降低了流通成本和交易费用，加快了国际贸易的节奏；现代信息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服务贸易的提供者不必跨出国门就能为其他国家的客户提供国际服务，大大促进世界服务贸易的扩大；在这种网络贸易的环境下各国间的经贸联系与合作得以大大加强。 （四）国际资本流动加速 国际间产业转移与技术转移加快，商品及服务贸易国际化的加速发展，造成国际间的大规模资本的加速流动。国际投资日趋活跃，197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仅为400亿美元，1989年增至2320亿美元，1998年达4400亿美元；金融国际化亦加速发展，国际金融市场交易量突飞猛进，各主要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形成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连动的交易网络。国际资本加速流动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有机组成部分及其表现，其形成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国际资本流动在规模上的扩张，使各国在生产上的分工深化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加强；二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扩张通过深化国际分工和扩大国际贸易，推动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三是资本跨国界流动的扩大提高了资本自身国际化的程度，由此产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全球扩散效应，推动了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从而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推动力 二、科技革命主导全球竞争格局 20世纪最杰出的三大科学成就是相对论、量子论和遗传学，建立在三大学说基础上的一系列科学发现和技术革命在二战后集群出现，飞速发展，改变了以往科技革命单学科发展，个别领域辉煌的旧貌。当代科技革命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基本粒子，都有一系列的科学理论的突破，以这些理论突破为基础，又诞生了一大批新的技术成果。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科技革命成果的运用已深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科技革命全面地改变了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科技成分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迅速增大，据统计，在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中的贡献从20世纪初的5%~20%提高到战后的80%，这一比率在90年代的美国等科技先进国家已上升至90%。随着科技革命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各国经济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成为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是高科技的主要发源地，二战后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这也是美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因越战及国内政治等问题缠身，相对忽视了高科技产业化和应用技术的开发，使得美国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七、八十年代，美国在科技革命成果运用和产业化方面一度落后于日本，这个差距立即反映在经济实力的消长上，20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75%，而同期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达4.5%。经过近20年来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大量投入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美国率先完成向信息和知识型经济的转型后，1996年重新夺回在全球竞争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一的位置，迄今已连续保持了7年。90年代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大大高过日本及欧盟。据统计，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90年代初的23％上升到90年代末的28％，约相当于第二位的日本及第三位的德国相加之和，说明美国经济实力与其他几大经济板块的距离正在拉大。美国的领先主要得益于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并且正在进一步向高效、知识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扩张。很显然，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消长变化，与科技革命的作用息息相关。 科技革命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本和知识便捷地跨越国界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机遇。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战略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管理形式传递到发展中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的升级。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抓住这一机遇迅速完成工业化，有些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均GNP已超过七国集团国家的平均值。但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因种种原因未能把握住这一机遇，它们有的经济发展缓慢，有的甚至没有发展，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技革命、知识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迈向信息时代的今天，科技革命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突出，科技水平已经成为维持和提升一国综合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谁掌握了科技的至高点，在科技进步上领先，谁就会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领先。而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成为21世纪各国竞争的主要领域，这又必然会进一步促进世界范围高科技的迅速发展。 三、区域经济集团化与全球化并行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之一是区域经济集团化。区域性经济集团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国际经济组织，其成员国必须遵守共同制定的经济政策和规则，实行不同程度的一体化，这就要求成员国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让出部分国家经济主权。90年代以来，各区域经济集团都先后提高了经济一体化程度。 全世界大约有20多个区域性经济集团，根据它们经济政策一体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五种类型：（1）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组织形式，各成员之间相互减免关税，但仍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独立关税政策。（2）关税同盟。一体化程度居中的区域经济集团，各成员国彼此取消贸易壁垒，实行共同的对外关税政策和外贸政策。（3）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各成员国除了实行统一的对内对外关税外，还在成员国之间实行资本、商品、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4）经济共同体。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很高，不仅实行统一的对内对外关税政策和实行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而且还要力求统一成员国的主要经济政策，成立超国家的共同组织管理机构。（5）经济联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要求各成员国在贸易、货币、财政、福利等经济领域实行完全一致的经济政策，共同使用一种货币，建立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 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正在形成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三大板块为主的格局。一些尚未参加集团的国家和次区域性集团正在不同程度上同三大板块挂钩，如中东欧10国即将成为欧盟正式会员国，北美自由贸易区将成为包含中美洲共同市場、加勒比海共同市場、南方共同市場等次区域经济集团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区域集团化发展已突破了由经济发展水平接近或经济结构相同的国家组成的旧模式界限，也突破了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束缚。随着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各集团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上相互渗透和依存的程度不断加强，有助于发展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集团之间的经济竞争将更加激烈，推动世界经济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例如，欧共体在创建时，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相差甚大，到1972年也只相当于美国的55%.随着共同体的扩大和其内部机制的有效运行，1980年欧共体十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112.4%，从而改变了欧美力量对比。事实说明，一国的力量终究无法对付区域集团在各个领域的挑战，而区域集团可以大大增强地区整体的竞争力，使其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区域经济集团化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具有排他性，对集团内外的国家实行差别待遇，虽然有利于集团成员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但是带有浓厚集团色彩的贸易保护措施使统一的世界经济被人为分隔，使全球自由贸易受到阻碍。另一方面，经济集团也有开放性，如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使欧洲共同市场变成排他性、内向性的“欧洲堡垒”，目前已有100 多个国家向欧共体派驻代表。1 97 5 年欧共体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关系，它与非洲和其他地区数十个国家还签订了雅温得( 喀麦隆) 协定、阿鲁沙( 坦桑尼亚) 协定、洛美( 多哥) 协定，特别是洛美协定涉及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5 0 多个国家，从而密切了欧盟与各方的经济联系。在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区域经济都是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可能是封闭的，区域集团的产品、技术、原料、能源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赖于与区域外的经济技术交往。因此，从长远和总体来看，集团化不可能阻遏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相反，作为阶段性、局部性的实践与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未来的世界经济进入更高级的一体化阶段。 ? 四、世界经济在不平衡中发展 经济全球化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红利”，相反，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不仅使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新的局面，而且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了一种加速作用。 发达国家之间一超多强的经济差距正在拉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欧、日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正在加重。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经济状况、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国际化程度、企业管理和国民素质均独占鳌头。虽然美国经济在2001年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长，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美国2001～200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3.8%、0.3%、2.2%、2.6%，仍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整体增长速度3.8%、0.8%、1.7%、 2.5%；更高过同期德国的2.9%、0.6%、0.5%、2.0%，以及日本的2.4%、-0.3%、-0.5%、1.1%。这说明，在一段时间内，美国经济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在加大之中。 欧洲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和扩展方面均落后于美国，但当前欧洲从政府到商界，都正在致力于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创造性应用，努力为经济的突飞猛进创造条件。欧洲国家具有很大的潜能，其国际化程度和国民素质均处高位。为启动欧元而实行多年的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几乎使欧洲各经济大国的通货膨胀荡然无存，欧元的成功启动有利于增强欧盟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和推动经济增长，2002年以来欧元一直维持强势。但由于一直充当欧洲经济发展火车头的德国近年来经济一直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加之欧洲内部需求不足，同美国经济相比，欧洲经济缺乏活力却更为平稳。 日本经济在经受泡沫经济破裂之苦多年低迷不振后，于1999年开始露出一丝曙光，走出低谷，实现了自1997年第四季度以来的第一次正增长。但2001年日本经济又陷入负增长，目前日本的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130％，通货收缩的形势依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小泉政府提出了“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的口号。日本正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深入调整，特别是日本的金融改革、银行资本构成的变更以及日本企业的改革，都对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起了积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科技能力一直保持强有力的地位，位居世界第二，这将为日本的未来发展提供推动力。在日本这样一个发达国家通过改革促进增长的道路将会是长期而又艰难的。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步入迅速复苏轨道。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些东亚国家通过一系列不断深化的结构调整和变革，已实现了强劲的回升，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预期，被西方人视为“异乎寻常”的典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预测，在2002和2003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5%和5.7%。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区内贸易的增长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回升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很多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仍然缓慢，有的甚至停滞不前，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在100～300美元之间徘徊。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因外债负担过重而引发的经济危机，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之波未平，2002年巴西经济不稳之波又起。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的统计，2002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8%。 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出现同样情况。由于各国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优势条件不一样，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开放程度亦不相同，导致各国的经济恢复出现较大差别，下降期最短的波兰仅连续下降了两年，从1992年就开始恢复并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直到1996年经济仍是负增长。由于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其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动。2001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与下滑，致使俄罗斯经济发展从2000年8.3%的高增长速度下降到2001年的5.5%和2002年的4.3%。 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实践证明，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在全球化当中获取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也都控制在他们手中。他们利用这些优势，首先推动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而也自然地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更多的挑战。尤其在经济的质的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更为巨大。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占据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科技含量和科技创新力却显严重不足，这对弥合南北差别构成重大牵制。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出路成为人们日渐焦虑的问题。 1999年2月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十九届年会，选择“负责任的全球化”作为主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会上指出，全球化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市场扩展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社会及政治体系的调节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改革。发达国家、尤其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应采取积极行动，防止和抑制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以免出现新的危机，这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简单照搬别国的经验，而是根据本国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找出适合于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保持本国经济稳定，这也是有责任心的表现。 ? 第三节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贫富差距扩大日益严重 不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以及不同人群间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世界上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至今仍然困扰着人类的世界性、历史性的问题，近200年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为原来的50倍，但人类所收获的这一巨大财富却是分配不均的。1820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是3:1，191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77年为44:1，1992年为72:1，1997年大约为74:1，2000年接近75:1。 联合国自1960年开始的4个国际发展十年战略，无不致力于“消除贫困和依赖，重新分配全球财富”，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人均日收入低于１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率从29%下降到23%，但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世界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大的减少。而世界贫困国家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1974年世界有29个最不发达国家，1990年增加到43个，1994年增加到48个。联合国贸发会议于2000年10月12日发表的《2000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未见好转，3/4的人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与此相对照，2000年排名全球个人首富前3名的比尔·盖茨、阿卜杜勒-阿其兹·阿勒沙特王子和菲利普·安许茨3人的资产总额，竟然超过全球最贫困的26个国家、6亿多人口的财富的总和。而全球前200名巨富者拥有的资产，超过全球41%人口资产的总和。高收入国家中的10亿人所赚的钱几乎占世界所得总额的60%，中等收入国家中的15亿人所赚的钱占20%强，剩下的才属于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 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加快，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从全球化中受益，迄今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结果导致不同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富有的工业国掌握着世界97%的专利。世界上最富有的“七国集团”所拥有的200家跨国公司占有的财产，1997年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3%，如果把跨国公司扩大到500家，则“富国俱乐部”的这500家企业就占有世界生产总值的45%。在发达国家从全球化中得到经济、教育和文化上的各种好处的同时，全球化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进一步的边缘化和贫困化，尤其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的最不发达国家，其债务在全球化加快发展的90年代，从1990年的1212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504亿美元。全球化还拉大了不同人群的贫富差距。即便是在最倡导经济全球化并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利最多的美国，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也在扩大。200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美国20%最富家庭获得全国收入的将近一半和财富的80%，5%的”尖子”户则获得收入的1/4和财富的60%。而在底层的60%的家庭却只获得收入的25%，最底层2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不是零就是负数。而收入和财富的差异又影响了人们能够获得财富的技术手段。 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并不仅仅表现在对经济财富的占有上，更表现在对信息的占有上。200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整个非洲装置的电话不及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拥有量；芬兰每千人移动电话的占有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为417部、其次是挪威为381部、第三是瑞典为358部，而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有20亿的贫困人口未曾打过电话；欧盟，加上挪威、瑞士、日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只占世界人口的17%，而他们的因特网用户却占了世界总用户的82%，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使用者还不到1%，发达国家每6.8人中就有1名因特网用户，而发展中国家每440人中才有1名用户。因特网的使用水平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惊人地相似，在因特网的屏幕上，实际上是再现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造成这种差距的并不是信息社会或者说是因特网，但可以肯定，贫困国家因“信息贫困”而缺乏参与新的信息社会的能力和对新技术的使用能力，从而缺乏迅速发展的能力。 进入21世纪之际，联合国制订了新千年消除贫困计划，目标是到2015年把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一半。据世界银行《2001年世界贫困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日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略有下降，从1995年的13亿降到12亿。但每天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的世界贫困人口从1998年的28亿增加到2000年的30亿，达世界人口的一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2000年在法国《快报》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乃是一个危险的世界》谈话纪要，指出当今世界贫富失衡的严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了沃尔芬森这番话的正确性，犯罪、冲突、战争、恐怖主义等均与财富的两极分化有关。如何让经济全球化更具有包容性，让所有人都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世界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来自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9年第15届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所谓可持续的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这一定义内涵丰富，它包含经济发展中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发展的内容，还包含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多方面的需求。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世界人口问题、世界粮食问题、世界能源问题、世界疾病问题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对人类现有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当代世界人口激增，同时人类社会进入以商品经济和工业化大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高发展阶段，环境问题由局部发展到全球。当代科技革命在推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和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三废污染、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现象正不断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目前，水污染已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在闹水荒；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对臭氧层构成严重破坏以及温室效应使地球气候变暖等均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干扰；森林、草场锐减使水土流失加剧，荒漠化正威胁着每一个国家；水资源、土地资源、海洋水产资源以及其他矿物资源急剧锐减正威胁着人类的子孙后代。地球环境能够承受这种发展模式的能力达到了极限的边缘，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这种发展模式对环境的蹂躏，以及它只对少数国家有效而对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存在重大缺陷的问题。 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人类与世界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一个行动方案，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环境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1987年4月联合国第一届《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二届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及《21世纪议程》等5个重要文件，号召各成员国制定和实施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与会的118个国家的代表中有102位国家首脑，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相应的环境保护法律。中国政府也制定了很多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把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放到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除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干预外，还要求进行国际合作，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环境问题都会涉及其他国家，甚至涉及到全球。而在国际合作治理污染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应负的责任是不同的，占世界人口1/4的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资源的3/4，作为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耗者，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保护承担起较大的责任。但发达国家不但在公平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存在意见分歧，而且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出口环保技术设备上也设置种种限制。1997年12月160个国家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首次确定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具体指标，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义务，开始了世界各国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第一步。但自从《京都议定书》诞生迄今，全世界各国就没停止过关于它的争吵，要落实《京都议定书》的成果并不顺利。 加强环境合作，在环境和发展领域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成为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面对的主要任务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主要任务是人口膨胀、粮食短缺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发达国家面对的主要是环境污染问题。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工业化进程的初级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发展程度都远不如发达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往往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心有余力不足；发达国家在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环境保护的同时，却不重视有时甚至破坏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利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和资源压力，如将一些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如不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经济发展将陷入困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2年9月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开幕式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蹂躏环境和使人类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的繁荣道路，很快将证明对所有人均是死路一条。 三、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一地的经济周期波动、结构调整与价格起伏不可避免地会传递到他国的国内市场，使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现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风险管理能力难以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投机性资本的大量存在使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从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直到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一直险情不断，其中最为严重的当数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十多个国家，造成空前损失。 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体制进入了一个“秩序弱化”的时期。多元化的储备货币格局并不能克服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世界货币的矛盾。各储备货币发行国货币管理当局都是按各国国内经济需要和货币流通状况来制定货币政策并调节货币流通，而根据国内状况作出的政策抉择不可能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相吻合，这就必然会引发外汇行市不稳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如1992年9月在欧洲爆发的英镑危机，其直接起因，就是当时德国偏执于本国利益，不仅拒绝了七国首脑会议要求其降息的呼吁，反而提高利率，过高的德国利息率引起了外汇市场出现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而引发了这场危机。90年代以来主要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的大起大落，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多次冲击。 当代科技革命缩短了全球的经济距离，信息化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联为一体，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更容易遭受国际资本和投机活动的冲击。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压力减少，利率较低，所以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海外投资途径，新兴工业化国家因经济增长较快而成为吸引外资的热点，外资也一度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流入的外资中有相当部分属于短期资本，追逐的是投机性的利润，加之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一旦所投资的领域未能产生预期收益甚至亏损时，外资尤其是投机性质的短期资本，就会出于逐利的本性而迅速地抛弃这个国家和它的货币。此时，东道国经济体系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就会暴露无遗，处理不当，就会酿成金融危机。 新兴工业化国家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潜在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举债，导致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不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无法抵挡投机性短期资本大出大进的冲击，金融危机由此产生。 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1994年底1995年初墨西哥发生的比索危机打断了墨西哥自90年代以来较好的经济增长势头，1994年墨西哥的经济增长率还是4.5%，危机爆发后的1995年GDP下降了6.2%。而且危机往往殃及周边国家，阿根廷、乌拉圭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因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从危机前的8.5%和6.8%下降到危机后的-4.6%和-2.4%。阿根廷自90年代初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按自由主义原则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范例，近年来却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之中。由于过重的外债负担，以及国内政治腐败和汇率制度僵硬等原因，到2002年底，阿根廷4年来GDP的下降累计达到20%。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丧失信心，资本大量外逃引发金融危机。阿根廷实验的失败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好的教材。阿根廷危机在拉美蔓延，巴西货币自99年开始动荡，2002年再次急剧贬值53%，国家外债再增3个百分点。如果拉美经济危机不能尽快得到解决，就很可能通过对美国银行系统或其他渠道的影响，对美国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规模最大，造成的绝对损失量超过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1997年7月2日，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国政府被迫放弃保护币值的努力，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当日泰国铢即贬值20%，至10月22日贬值达50.21%。危机很快席卷东南亚和东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香港都先后发生金融危机，10月22日，马来西亚货币贬值34.43%，股市跌幅40%；同日印尼盾贬值50.05%，成为另一个泰国；韩元对美元汇率下跌一半，国家外汇储备从危机前的305亿美元下跌到60亿。这些国家的GDP增长当年就比预期数下降了1%～3%。货币贬值使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中产阶级的财政预算分别下降了50%、61%和37.7%，股市暴跌使香港、新加坡和泰国三地居民的资产分别下降了44%、43%和41%。 今天，金融危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敌人，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成为宏观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发展中国家应以谨慎态度对待金融自由化，首先要健全和完善国家金融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然后逐渐开放金融市场。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尽管各国间各种经济矛盾日益加剧，但任何国家都不能一意孤行，各国只能在合作与协调中才能求得稳定的发展。只有国际合作和协调，才能从根源上防范金融危机。 战后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产生了一些难以预料的负面效应，人类社会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些问题有的早已存在，有的新近出现，但都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而恶化。当今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并已开始着手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某些局部还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而各国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很难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上达成一致，更难共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行动。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积极有效的控制，将会使二战结束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难以为继，甚至给人类社会的未来蒙上阴影。 ? ? 第二章 当代世界政治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冷战开始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抗的两极格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瓦解。当今，多极化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大国关系进行深刻调整；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区域性组织的作用不断加强。然而，当今世界政治仍面临不少问题，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 ? 第一节 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 一、世界政治的形成及其基本构成 （一） 世界政治的形成 世界政治是指国际社会中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的总和。它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实力和规模以及政治关系，是国际范围内民主、强权、和平、战争等政治现象的总称，也是一种复杂的国际社会现象。它包括国家间的政治、国际组织间的政治、政党间的政治、宗教间的政治、民族间的政治等不同行为主体间的政治关系，也包括全球政治、区域政治、地缘政治等不同范围的政治关系，还包括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强权政治、民主政治等不同性质的政治关系。世界政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行为主体在政治方面的对外关系和外事活动，军事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今，对抗与缓和、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政治的两种基本状态。 世界政治是在世界经济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国际分工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封闭状态，相互联系成为历史的必然。国家之间的交往成为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西方大国不仅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而且在政治上也结成各种同盟，瓜分世界领土，使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出现了以集团政治为重要特点的包罗一切文明国家的世界政治。20世纪初，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建立后，“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①。于是就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世界政治走上了强权政治的道路。“十月革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发生巨大变化。这时，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成了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战后国际组织的大量建立，又赋予世界政治新的内容。 （二） 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构成 由于世界政治是各种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总和，因此，国际行为主体是世界政治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国际行为主体既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即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也包括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即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 国际行为主体是指能够独立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影响和作用的一系列实体。构成国际行为主体的实体须具备的基本要素或基本特征包括：（1）必须具备一定的行为能力；（2）必须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3）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4）必须拥有相对稳定或固定的组织形式，并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其中，行为能力是确立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者地位的关键；特殊利益是其相互区别的基本依据；独立自主的地位是其自立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标志；组织形式和实力是其具备行为能力和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以上四大要素彼此关联，缺一不可。 国家行为主体，是指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是决定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构成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非国家行为主体，是指那些具备国际行为主体的基本特征，但并不具备主权国家地位，同时又不隶属于某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实体。当代世界政治中存在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极大。 1、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基本特征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必须具备以下要素：（1）具备固定的领土和一定数量的居民。这是国家作为基本实体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2）具有一定的政权机构。国家作为履行各种职能的政治实体，其活动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机关与政治实施才能实现，这就是国家政权机构。（3）主权。这是国家最基本属性，也是国家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最重要前提。国家主权，是指一国固有的处理其国内和国际事务而不受他国干预或限制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的基本属性包括：（1）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即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或事务以及领土以外的本国人实行最高的统治权。（2）对外的独立平等权。即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国家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性，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和限制。（3）防范侵略的自卫权。即国家为了维护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对外来侵略或威胁进行防卫的权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政治经济国际化的现象日益突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和观念正受到强烈冲击。在世界政治的实践中，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受到极大挑战，主权被分割的现象亦极为常见，如主权国家对自身主权的让渡和分享。对传统主权的最大挑战来自冷战后发达国家出现的新干涉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主权原则不能成为一些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逃避国际社会制裁的护身符。这是由于全球政治的时代已出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使得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传统国家主权的属性发生了变化，建立在“国家至上”基础上的互不干涉主权的理论已过时。然而，国家主权仍是国家的基本属性，这是永不过时的。 2、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基本特征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数量惊人、种类繁多，但大致可区分为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两种基本类型。 国际组织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其政府、政党、民众和团体基于特定的目的，以一定的协定或法律形式而设定的组织机构。国际组织又可区分为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或民间组织）两大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于已经确立了其独立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主体地位，因而在法律上具有了国际法主体的资格。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于其不具备承受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因而尚未被承认为国际法主体。但由于它们具备了行为能力、职能作用、组织形式和独立决策权，因而也在世界政治中确立了自己的行为主体地位。 除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外，国际组织还包括世界性政党、国际宗教机构和世界性运动。世界性政党是由不同国家的政党组成的国际组织，亦称跨国政党。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社会党国际和保守党、自由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的国际组织十分活跃，对国际事务具有广泛的参与意识。国际宗教组织是由各国的教会和宗教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当前世界上的各大宗教都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性组织机构，国际宗教组织在宗教盛行、教徒众多的国家具有广泛和重大的政治影响力。世界性运动是由一定的国际组织发起和领导的、为特定的宗旨进行的、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世界范围内的活动，如世界和平反战运动、绿色和平与环境保护运动等。 跨国公司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首先，跨国公司是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实体，虽不拥有固定的领土和人口，却能控制一定的土地和人口，其经济实力在许多主权国家之上。其次，跨国公司在两个以上的国家活动，容易逃避相关国家法律的限制，因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最后，跨国公司的自身利益与相关国家的政策法规密切相联，因而它可以凭其实力，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影响国家间的相互关系。 3、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的联系与区别。 两者的联系表现为：（1）非国家行为主体是在国家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国家相互关系的补充与延伸。（2）非国家行为主体和国家行为主体都具备国际行为主体的四大基本要素：行为能力、职能作用、实力和组织形态、独立自主权和决策权。（3）非国家行为主体受国家行为主体的制约：一个国家的政府、政党或其他社会团体在国际组织中的活动，须服从于或服务于其国内政治的利益和要求；跨国公司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母国的控制、约束。 两者的区别表现为：（1）非国家行为主体由于没有固定的领土和居民，因而一般没有特殊的国家利益或阶级利益，从而具有超国家性和超阶级性的特点。（2）非国家行为主体一般不具有强制机关或暴力工具，因而不具备以武力强行实施其对外行为的手段。 由于非国家行为主体和国家行为主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具有自身特点:(1)参与国际事务的间接性，即主要通过对主权国家的政府或领导人施加影响来间接进行，会议、决议 、舆论、游说等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2）对外行为的跨国性。这一特性使得非国家行为主体成为协调各国共同利益的重要纽带。（3）职能作用的协调性。非国家行为主体能够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权国家难以发挥的作用，如协调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为国家间交往制订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人尤其是领袖人物亦是世界政治构成中不可忽视的特殊角色，他们对世界政治的制约和影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原因是，领袖人物的素质影响着各行为主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领袖人物直接影响着国家对外决策的性质与内容；领袖人物之间的活动和相互关系是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个人因素对于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有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二、影响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 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 一定的实力是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赖以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的基础，也是它们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世界政治中，实力是指行为主体所拥有的维系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以及它们维护自身利益，推行对外战略和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能力。实力既是衡量行为主体的国际地位、作用和能力的尺度，也是行为主体借以实现其对外目标，维护其国家、民族或共同体利益的手段。 当代国家实力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有形的物质力和无形的精神力构成。当代国家实力的有形构成主要有六个方面：地理条件、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当代国家实力的无形构成主要有四个方面：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局势、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估价一个国家的实力时，必须将有形构成和无形构成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即常说的“综合国力”。 国家实力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国家的行为能力的影响上。测定一国行为能力的尺度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在主要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对其他行为主体对外决策的影响；自身对外影响的范围和领域；对外影响的途径和手段。一般而言，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其行为能力和对外影响力就大，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国家利益是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根本动因。所谓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生活与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主要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关系着国家的生存，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才谈得上国家的其他利益。经济利益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维护经济利益，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不仅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政局稳定，而且也为国家安全、政治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国家的政治利益既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也是全民利益的保障，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对其他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因，是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是调整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解释和证明国家对外政策合理性的重要工具。只要世界政治仍主要由国家构成，在国际政治中实际的最后决定因素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二）国际法 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它是国际社会中用来调整国家间相互关系，规定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和。国际法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的：第一，国际法为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的法律规范和原则。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不干涉别国内政等是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所普遍接受或认可的基本原则。第二，国际法为国际社会通过谈判、协商、调解、斡旋、调查等方式解决国家争端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国际法要求各国际行为主体能够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提倡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通过协商、谈判等文明方式解决彼此争端和纠纷，以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第三，国际法为国家间相互关系提供基本的仲裁、审判等司法程序和机构。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组织和机构依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国家间以及国际组织间的争端进行审理、裁定、判决或仲裁，并向有关国家和组织提供咨询。 当然，国际法因其自身的特性，它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和发挥的影响，仍有很大局限性，尤其是在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今天，其作用受到极大束缚，国际社会对那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尚不能采取强制、有效的制裁措施。但是，国际法律关系和国际司法行为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制约国际行为和影响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因素 世界经济是世界政治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并影响着当代世界政治的特征和发展，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世界政治是在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第二，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力量构成。第三，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性质和水平以及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经济因素对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行为、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强。经济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和关键因素，直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世界各国的竞争都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世界政治中各种力量对比的消长和彼此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也是由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彼此间的经济实力的对比决定的。经济实力对比的改变不仅直接决定国际经济力量相互联系的结构状态，即世界经济格局，而且还必然促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从而导致世界政治格局的变更。从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世界政治格局的演进总是以经济格局的变化为先导的。 在经济利益和经济手段的层次上，经济因素对一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也有着重要影响。首先，经济利益是国家对外目标的核心。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外经济政策本身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是为实现其国际政治目的服务的。其次，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差异是导致国际政治对抗与冲突的根源。无限制地追求一国的经济利益势必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上的差异与矛盾。最后，经济方式也是国际政治中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常用的手段。利用贷款、投资或无偿提供货币和商品等方面的经济援助，将受援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大国政治中常见的手法。在世界政治中，大国还常利用经济制裁等方式限制对手势力的发展，逼对手就范，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四）科技因素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科技的发展给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带来深刻的变化，产生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问题，为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科技竞争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已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国家的强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水平。因此，当代世界各国纷纷调整战略，加快科技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各国在科技领域里的竞争，最终将对当代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发达国家因其经济和技术上的雄厚实力，现代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占先天性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资金和人才，发展本国科技受到重重制约。其结果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拉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国际经济政治的旧秩序也得以维持和强化。 另一方面，当代科技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世界政治的全球化，并极大丰富了世界政治的新内容。科技的发展与应用，使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到世界各国和各领域，导致各国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科技使各国的地理距离日益缩小，使得任何遥远角落里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能迅速影响到全世界。世界因而变得更加透明和连为一片，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也进一步加深，这是导致世界政治全球化的基础。科技的应用同时还开拓了人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和新空间，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核武器的威胁、全球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等。这些问题只有依靠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解决。因此，在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问题被列入世界政治议事日程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进而产生了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倾向，如世界和平运动、绿色环保运动，世界政治本身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五）制约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其他因素 军事、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军事因素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一国的综合国力、对外行为和对外决策的影响上，而且还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形式，如战争、武装冲突、军备竞赛、裁军谈判、军事威慑、重大的军事部署行动和军事演习等，对当代世界政治的运行产生制约作用。这种作用的具体途径与方式表现为：（1）军事因素改变世界政治的力量对比，促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演变。军事实力的对比状态，是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内部结构。（2）军事因素是制约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手段。军事因素的各种表现形式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对外行为的工具，直接关系到国际政治目标的实现与否，进而对世界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因素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影响表现为：（1）文化因素也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悠久历史文化会产生民族自豪感，文化上的统一性能增强民族整体的行为能力和社会整合程度。（2）文化上的差异和矛盾是导致当代世界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各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和矛盾会造成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观点和价值观。在特定条件下，会产生隔阂并导致尖锐的对立和冲突。（3）文化关系是实现国家对外政治经济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是国家间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还可以控制和干涉别国内政。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拥有众多的教徒和紧密的组织机构，必然对当代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世界性的宗教和跨国宗教组织对当代世界政治更有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在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宗教具有动员和团结本国人民的作用；宗教和教派争端乃至战争是造成相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内乱和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宗教矛盾和冲突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还积极参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运动。 最后，意识形态使同属一个意识形态体系的国家之间产生亲近感，促使世界政治中的政治同盟和国际政治组织的出现。而不同意识形态体系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先天性的利益冲突，会引起彼此的疏远、仇恨、猜疑，从而强化了国家间的对立与冲突。因此，意识形态会导致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证明了这一点。 三、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与终结 世界政治格局，是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主角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并根据一定的规则形成的结构和态势。构成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要素是主权国家，其次是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 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综合国力的对比，取决于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世界政治格局的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制约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世界政治格局由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所决定，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随时会反映到世界政治的斗争中去。世界政治的主角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会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充当世界政治格局的主角应具备以下条件：（1）必须具备强大的实力，即经济、科技、军事、政治和文化实力。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实力即武力，主要靠军事实力和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实力即经济和科技实力，主要靠经济实力和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2）必须奉行独立的外交，对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能够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3）必须对世界全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能引导其他国家的决策和行为。 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雅尔塔体制的建立到90年代初两极格局的终结，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雅尔塔体制的形成及两大阵营的对峙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后，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就如何结束战争、处理战后遗留事务和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举行了三次重要会晤，即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和同年7月波茨坦会议，其中尤为重要的为雅尔塔会议，该会议的主题是为战后世界秩序勾画出一幅明确的政治蓝图。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最终达成一系列的协定或协议，这些协议、协定及其实施就构成了雅尔塔体制。雅尔塔体制是美、英、苏依据实力划分势力范围，对战后世界秩序重新作出的安排，是大国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雅尔塔体制改变了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为战后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 雅尔塔体制的确立反映了二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的状况，在近半个世纪里，对于防止德、日法西斯势力和军国主义复活，维持欧洲各国的相对稳定，保障欧洲与世界的和平、避免世界战争的爆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雅尔塔体制的消极作用亦十分突出。首先，它体现了大国的强权政治和大国主义。大国无视弱小国家的主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处理国际事务，使中国、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的主权和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其次，它重新划分国界、分裂国家，各自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给世界局势的不稳定埋下了伏笔。战后，围绕德国问题一再出现危机，在朝鲜则发生了战争，朝鲜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第三，雅尔塔体制造成了军事上的两极化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成为战后紧张局势和世界大战危险的根源。战后两极格局基本上是在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雅尔塔体制事实上是按美苏两国依据实力对欧亚进行势力范围划分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终导致两极对立的世界政治格局。雅尔塔体制没有也不可能维护世界和平，相反却为战后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峙确定基本的政治框架。 雅尔塔体制框架下，传统的欧洲强国被削弱，霸权地位和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新崛起的强国手中，并逐步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美国正是凭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战后对它有利的客观条件和形势，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因而可以联合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资本主义阵营。 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战后美国首先推出了控制欧洲的战略。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国会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美苏两国战时同盟关系的最终破裂，“冷战”局面开始。“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实施，为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建立了经济纽带。军事上，1949年4月，美、英、法、意等12国的外长聚会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公约规定实行军事上的“集体防御”。北大西洋公约的建立，标志着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 另一方面，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也有很大发展。苏联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政治影响不断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强大，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主要力量。欧亚一系列国家的人民民主力量在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一些国家在战后相继建立了工人阶级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整体力量的壮大，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攻势，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反击。在政治上，欧洲的社会主义力量进行了大联合。1947年9月，在波兰举行苏、波、捷、匈、罗、保、南、意、法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建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上， “经互会”的成立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纽带，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形成。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结成政治军事同盟。1955年4月，在联邦德国加入西方军事集团后，苏联同阿、保、匈、波、罗、捷、东德的代表在华沙举行会议，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华沙条约组织由此诞生。华约的问世，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形成。 两大阵营形成后，美苏矛盾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两极格局的力量组合状态是，以美苏为首，东西方对立，政治上美苏各自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军事上北约和华约紧张对峙，经济上各成体系互相封锁，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同时，在欧洲以外地区，美国单独占领了日本，还拼凑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新、澳条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等条约，形成美国控制下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圈。 战后两极格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它又因国际力量对比的不断消长变化而受到撼动。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和较量开始出现分化和改组，两极格局日益受到逐步壮大起来的其他力量的挑战和冲击。 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战后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一系列亚、非、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发展中国家成为一支新兴力量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面对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广大民族独立国家选择了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60年代出现和迅速壮大的不结盟运动，推动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反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77国集团”及其他由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结成的地区性、专业性国际组织的相继诞生，进一步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力量。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大大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影响深刻。 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由于苏共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直接控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内一系列矛盾冲突的发生。40年代末的“苏南冲突”、1956年的“波匈事件”、1968年的侵捷事件，都是上述矛盾激化的表现。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苏联在国家主权、意识形态、经济关系、边界问题、军事领域等方面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导致中苏关系的严重破裂，这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资本主义阵营分化。60年代后，西方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美国则相对衰落。由此，西欧、日本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倾向不断增强，要求在与美国的关系中获得更多的自主、平等。欧共体的建立、法国“戴高乐主义”、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出现，以及美、日、欧之间政治、经济摩擦的增多，都显示出西方阵营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西方阵营出现分化。 (二) 70至80年代两极向多极发展 7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两极向多极过渡的趋势。一方面，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斗争构成了世界政治格局的主导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中国、西欧、日本多种国际力量迅速发展，构成了两极与多元并存，相互制约的复杂局面。 战后至80年代末的世界政治格局，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为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战后40多年，美苏的全球较量贯穿始终，决定了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进步，影响着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是战后世界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战后初期，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到处侵略扩张，企图称霸世界。直到60年代初，美国无论是在经济力量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都远远超过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展开了步步紧逼的战略攻势。但到了60年代末，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动摇，在内外交困中上台的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大幅度调整美国全球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守，由扩张转为收缩，以保住和维护美国既得的霸权地位和重点利益。 在美国实行收缩战略的同时，苏联凭借迅速增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实施“积极进攻战略”，利用“缓和”旗号，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68年，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在非洲也加强了进攻态势；1978年，苏联唆使越南侵占柬埔寨；1979年，苏联又公然出兵侵占阿富汗，同美国的争夺达到新的高潮。苏联的扩张直接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导致美苏缓和关系的结束。80年代初，苏联进攻性全球战略严重受阻，国内经济也开始下滑。 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契机，特别是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了对苏战略和全球战略，确定了以“扩军抗苏”、“重振国威”为核心的新全球战略，加紧同苏联的全面争夺。1983年3月，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决心全面夺回对苏军事优势。由于美国的强硬政策，美开始扭转在同苏联进行全球争夺中较为被动的态势，转而采取新一轮的进攻战略。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出现新的缓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以美国全面攻势和苏联危机四起、直至最后解体而告终。 在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同时，多种国际力量也迅速发展壮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它们不仅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而且开始同西方国家进行直接的集体交锋。这突出表现为70年代的石油斗争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西欧和日本的独立自主倾向在70年代也大为增强，西欧在国际事务中开始用“一个声音说话”，日本提出“政治大国”的目标，它们的国际影响与作用不断提升。 （三）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两极格局的终结 80年代中期后，两极格局的演变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逐步走向终结。长期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美苏关系由对抗转向合作。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鉴于苏联国内经济困难、国际关系紧张的困境，戈尔巴乔夫对内实行改革，对外提出外交新思维，放弃同美国的对抗，全面同西方缓和。苏联对外战略的大幅调整，成为两极格局终结的先声。针对苏联的调整，美国适时作出善意回应，里根执政后期一改拒不与苏联对话的做法，恢复与苏对话谈判。于是，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方关系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对立转向缓和与合作。从1985年11月到1991年7月，美苏首脑多次会晤，双方达成中导条约、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协定、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等多个裁军协议，还就东欧剧变以及美苏经济合作达成谅解协议，美苏两国由敌人转为伙伴。在地区冲突上，两国也由针锋相对转为磋商合作。1988年4月，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此后由美苏插手的热点地区普遍降温，两伊战争、安哥拉内战、中美洲战火、柬埔寨战争相继停止。特别是在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危机中，苏美进行了冷战期间在地区冲突中的首次合作。美苏关系的变化以苏联妥协退让为前提，表明美苏力量对比已失衡，两极格局的结束成为必然。 随着苏联对东欧放松控制，加之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动，东欧各国在80年代末相继剧变，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瓦解，东欧各国迅速转向西方式的多元政治和私有化市场经济，对外政策全面倒向西方。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实现德国的统一。“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相继于1991年6月、7月解散，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丧失，超级大国地位严重动摇。随着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方阵营的消失，苏联自身也陷于全面危机中。1991年“8·19事件”后，苏共被迫解散，苏联的国际法地位由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以和平方式彻底完结，国际政治格局从此进入多极化的历史发展阶段。 ? 第二节 世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一、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现状 多极化是当代世界格局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世界多极化，泛指经济、政治、军事、文明等方面形成的多个世界中心，包括经济多极化、政治多极化、军事多极化、文明多极化等。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多极化，常指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世界政治多极化是指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等基本政治力量相互作用而趋向于形成多极格局的一种发展趋势。 多极化是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发展的总体趋势而非定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由两极格局演变为“一超”与“多强”的格局。从现实基本政治力量分布来看，扮演全球性或地区性主角的有美国、欧洲联盟、日本、俄罗斯、中国以及一些地区大国。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世界主要力量相对均势状态。这既指各国或国家集团综合实力的相对均衡，也指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目前，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自己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强大综合国力，力图建立由它主宰的单极世界，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战略以达目的。政治上，美国按自身模式和价值标准，千方百计推行“全球民主化”，实行“新干涉主义”，对违反美国意志和标准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经济制裁，直至军事打击。经济上，美国运用诱压兼施的手段迫使他国无限开放市场，利用高科技优势和不等价交换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同时，在美洲推行经济一体化，与欧盟争夺市场。军事上，美国大量增加军费，建立绝对军事优势。在全球战略上，美国控制欧洲，利用、制约日本，挤压、削弱俄罗斯，用接触、遏制手段对付中国，主导中东事务，分化第三世界。舆论上，美国为实现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极力宣扬“单极稳定论”和“多极危险论”。2001年初，布什政府上台，美国奉行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政策，推行防止任何大国对其构成威胁的战略。为此，美国加紧研制、开发导弹防御系统，对付它所谓“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同时，也使多个强国的核武器失效。“9.11”事件后，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但从美国综合国力所包含的经济、科技、军事等主要方面看，美国仍处于绝对优势，国际战略力量实力对比有利于美国。由于反对恐怖主义获得世界上绝大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这为美国推行单极独霸战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美国抓住这一机遇及时变换策略，调整单边主义政策，按照“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的原则划分敌友，建立由它主导的反恐联盟。特别是美国还把有可能在未来对其构成挑战的俄、中、欧、日等国际战略力量都纳入该联盟，加以利用、约束和监督，不让它们任何一方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力量，企图阻止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尽管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有客观的优势，致使当代任何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排除美国的参与，但21世纪的美国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从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看，逐渐走出低谷的日本、西欧，对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东亚地区经济的复苏，也会使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在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方面，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及先进武器足以构成对美致命威胁。此外，核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也对美国形成新的挑战。政治上美国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在联合国及安理会中，俄、中、法等大国在众多重大问题上采取不同于美国的独立立场。同时，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和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主张各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另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特别是不同民族、宗教的存在，都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强权政治。因此，美国虽是唯一超级大国，但它又面临众多的挑战，不可能主导、领导全世界，世界必然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二）俄罗斯寻机重振大国地位 2000年3月，普京正式执政后，俄罗斯实行重振大国地位的战略，并把核战略力量视为重振大国地位最重要的支柱和象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继承了苏联留下的3000多枚战略导弹和6000枚左右战略核弹头，使它仍是当今世界唯一可以同美国进行战略核对抗的大国。 布什上台后，把俄重振大国地位视为对美国单极主导地位的最大挑战，决心要废除或退出《反导条约》，坚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企图消除俄核战略力量的威慑能力，使俄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陪衬角色。“9·11”事件后，美国并未放弃遏制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对美国的遏制和压力，俄罗斯为了重振大国地位和维护其战略利益，最初对美国要废除《反导条约》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表示坚决反对，随后俄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提出核裁军与反导挂钩等一系列建议，同美在外交谈判中周旋。“9·11”事件后，俄同美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合作的同时，继续加强战略核力量和进攻能力。此外，俄还组建新的航天兵部门，专门对付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普京政府把振兴经济作为恢复俄大国地位的关键。鉴于俄仿效西方推行激进经济改革失败，导致经济大幅度衰退的教训，普京政府采取“渐进、逐步和审慎”的方法，走 “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改革道路。这促使俄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加上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俄已具备在新世纪振兴经济、再现强国雄风的良好条件。“9.11”事件后，俄为美国提供运送“人道物资”的“空中走廊”，提供情报及搜索和救援合作。其战略意图除谋求解决车臣问题等安全利益外，最重要的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俄希望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减轻自己所欠西方国家的巨额债务。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俄发展经济，重振大国地位。 从长远看，俄具有再次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潜力。据俄学者计算，俄人均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总潜力超过美国1－1.5倍，德国4－5倍，日本17－19倍。其劳动力素质较高，科技教育力量较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较雄厚。只要俄能将自身潜力充分挖掘和释放出来，其复兴指日可待，未来也会成为世界政治多极化中重要的一极。 （三）欧洲独立自主的趋势日益增强 欧盟作为美国最大的盟友，现有15个成员国，人口3.68亿，其经济实力同美国相当。但任何一个欧盟国家与美、日进行经济总量的比较，都将处于下风。正是有欧盟做后盾，欧洲国家才得以避免单枪匹马与美、日竞争。在近半个世纪的联合中，欧洲取得了辉煌成就。 冷战结束后，欧盟立足欧洲，放眼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扩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欧盟趁机填补了东欧的政治真空。剧变后东欧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急需欧盟施以援助，同时为彻底消除横亘在东西欧之间的无形屏障，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欧盟利用东欧国家入盟的迫切心理，提出一系列经济政治条件，对这些国家的转轨进程施压。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欧盟的影响正不断扩大。 目前，欧盟已经建立经济联盟，实行单一货币欧元，经济一体化取得历史性的巨大进展，并为欧盟政治、军事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美国通过不断强化以北约为核心的美欧军事同盟，在利用欧盟为美国建立单极世界效劳的同时，又控制欧盟走向独立自主的政治、军事一体化的道路。布什政府上台以来，欧美矛盾从经济领域日益扩展到军事和政治领域。尽管“9.11”事件后欧美在反恐方面加强合作，但掩盖不了欧盟独立自主趋势。 在欧洲安全防务问题上，欧盟历来对美国言听计从，但现在自有主张。尽管美国一再警告欧盟，建立欧洲防务力量必须依托由美国主控的北约，而不能走脱离北约的道路，但实际上欧盟正加紧组建欧洲独立自主的防务：建立了欧洲军团，目前有5.5万人。美国坚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遭到了欧盟的冷落和不同程度的抵制。欧盟认为，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仅是遏制俄罗斯和中国，而且也是保持对欧盟的控制。这是欧盟抵制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根本原因。在对待国际条约和协议的问题上，欧盟一直反对布什政府实行单边主义，随意撕毁已经达成的国际条约和协议。特别是美国拒不批准有180多个国家签署的《京都协定书》，激起欧盟国家对美国前所未有的愤怒和谴责。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欧盟虽然多次发表了完全支持美国的声明，但实际上同美国保持着一定距离。欧盟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内组成反恐国际联盟，暗示对美国不与盟国磋商便采取军事行动的不满。当美国有意把打击恐怖主义目标扩大到阿拉伯国家时，欧盟立即表示反对。总之，在新世纪，欧盟作为世界政治多极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极，已形成对美强有力的制肘。 （四）日本图谋走向政治军事大国难以控制 冷战结束后，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加快。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实际影响。 在经济方面，日本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就是在克服资源贫乏、地狭人稠等先天条件不足的劣势下取得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达4.4万亿美元，占世界17％，达美国的70％，相当于德国的2.5倍。在军事力量方面，以军事技术水平衡量日本军队装备，则是亚洲最先进的。从军费开支看，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军费大国。冷战结束后，日本军事发展动向引人注目，首先是以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为名，突破了自卫队向海外派军的禁区。其次，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再次，巩固日美同盟，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情报交换，联合研究和军事演习等。最后，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修改宪法，主要修改有关不允许有交战权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容。“9·11”事件后，日本迅速向印度洋派兵，支援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这是日本战后在远离本土的地区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首次向海外派兵。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日本积极利用“援助外交”，作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主要手段。冷战后，日本一再强调要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为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做准备。由于日本为国际事务提供财力较多，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日本是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在联合国高级官员中任职的也很多；日本所介入的国际事务面较广，在一些地区争端上的发言权超过了其他大国。因此可以说，日本已具备了成为政治大国的基本条件。 随着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美日控制与反控制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浮出水面。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美军基地对当地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许多日本人反美情绪强烈，要求削减或迁移基地。日本舆论认为，日本要实现大国梦，必须摆脱作为战败国所受美国的控制，发挥正常国家独立自主的作用。 （五）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无法阻挡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经济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政治上，中国政局稳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军事上，中国被看作是世界第三大核力量，常规力量也较强。但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不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从目前情形看，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的世界性强国，将不可避免、无法阻挡。“9.11”事件后，中美在反恐方面加强接触与合作，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新机遇。所有这些接触与合作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与强大。 另外，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可忽视。20世纪80年代来，亚洲、拉美、东欧、非洲涌现了一大批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在亚洲，东盟10国结成了经济、政治实力强大的地区集团。印度和巴西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较强的科技力量，发展潜力巨大。南非在消除种族隔离后，制裁被解除，外资源源流入，其工业基础在非洲最发达，发展前景看好。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要求。作为一支独立的国际力量，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逐步增强，它们既是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的来看，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尽管当前美国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美国要对付的战略力量，已由冷战时期的一个变成现在的多个，包括非敌非友的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作为盟友的欧盟和日本。无论美国对俄、中采取遏制和接触政策，还是对欧、日采取利用和控制政策，都无法阻止它们成为未来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同时，未来的多极化格局，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霸的局面，多极化正朝着牵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正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是美国难以阻挡的必然趋势。 二、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 （一）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经济多极化、全球化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 世界经济作为世界政治的基础和条件，是世界政治的最终决定因素。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表明，世界政治的结构和形式随着一定的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而转移，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它们在世界政治中地位的变化。因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当今，世界经济的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态势成为世界政治格局朝多极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造成多个经济中心，而世界经济多中心化铸就了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当前一些大国开始在本地区和本国利益攸关的地区建立和加强保障自己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区域性组织，发展中国家也为拓展本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避免大国干涉，建立相应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和加强，促进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国家间合作与竞争愈益激烈的背景下，区域性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增长。这样，不仅造成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推动多极化格局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促使国际关系走向全面依存，走向民主化，客观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也促使国际格局朝多极化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上互为条件、彼此制约，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会扩展到其他各领域，促进国际关系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彼此牵制、互相影响。一方面，这种彼此间强有力的制衡能产生均衡，客观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使得任何一个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都不能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更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方。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事务和国际争端，将成为现实的选择，这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促使国际关系形成一种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多元复合且又相互制衡与协调的态势，使国际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二）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 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都在曲折中发展。所谓在曲折中发展就是尚未定型，还没有最终形成。其客观原因在于：推动多极化的各种力量对比还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多极化保障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美国从未停止建立“单极世界”的努力。由于美国力图构筑由其领导的“单极世界”，因此“单极世界”同“多极化趋势”之间矛盾和斗争日益突出。中、俄、法等国公开声明，主张建立多极化世界，反对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并得到众多国家的支持。在国际事务中，在各个层次的多极化进程中，各种力量不同程度地抵制与反对美国的“单极世界”企图。 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首先，斗争是复杂而艰巨的。除非遇到强大的制约力量，美国建立单极世界这一既定战略是不会改变的。尽管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但目前的绝对实力和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是其他国家和力量无法相比的，美国在军事和国际战略方面也占明显优势。此外，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对立、民族分裂、宗教纠纷等因素也对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形成干扰和冲击，这些无疑都增加了争取多极化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其次，斗争将是长期而曲折的。各种力量对比的改变，多极制约力量的形成，多极化格局保障机制的建立以遏制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这都需要较长时间，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世界政治大趋势是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但这不意味着发展将一帆风顺。多极化趋势有时受阻、受压、受冲击，不时出现暂时的曲折乃至倒退，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加速发展。在多极化的大背景下，单极化倾向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会占上风，但大趋势是客观的、不可逆转的。 最后，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国际政治旧秩序并未根本改变。这些是阻碍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大力推行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全球主义”思潮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盛行。“全球主义”的核心是鼓吹民族国家的消解和国家主权的衰退、弱化，是新霸权主义的理论基石。然而，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宣扬“全球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要谋求经济的扩张，更是要任意干涉别国内政，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实现全球西方化，最终建立由其主宰的世界秩序和世界霸权。于是，借口民族、宗教、人权和民主等问题，频频向其他国家发难、干涉他国内政，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司空见惯。近年来，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甚至表现为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轰炸乃至入侵其他国家，明目张胆地颠覆这些国家和政府。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两大发展趋势，有利于和平与发展。十六大报告强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今日的经济全球化尽管是西方主导的，但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只要善于把握、正确应对，从长远看将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各国经济的发展，从而为维护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日趋加强，从而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是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重要保障；世界多极化趋势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一种制约，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 第三节 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 冷战后，世界政治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原因在于： 首先，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的主要根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已不存在。冷战时代，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苏联解体后取代其地位的俄罗斯，由于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国力已大不如前，失去打世界战争的能力。 其次，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时代的主流。冷战结束后，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有所降温。各国相应调整战略，把发展本国经济、推进新科技革命放在首位，外交的立足点转向维护国际、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和平环境，积极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广泛合作，和平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争端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和一般做法。 第三，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地区合作不断加强。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既加剧了各国间的激烈竞争，又密切了彼此关系。冷战后，各国都清醒地认识到，本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离不开国际合作。因此，各国都积极支持和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世界贸易协调组织和机构不断扩大，作用不断增强，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北美、亚太经济合作升温，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合作机制日趋完善，东盟等次区域性组织也空前活跃。这些合作的加强使各国在一些问题上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共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从而使整个国际形势在竞争与合作中趋向缓和。 第四，冷战后大国关系加紧调整，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大国间存在着利益的交合点和冲突点，力量对比相对平衡。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借重、相互制约，使世界局势保持相对稳定。 但是，当前国际形势中仍存在很多动荡因素，世界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不断。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上升，甚至发展成激烈的武装冲突。地区紧张、动荡因素有增无减，新的危机不断。 苏联解体后，苏联、东欧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动荡不安的地区。在南斯拉夫内战中，国家一分为五，其中波黑共和国的内战旷日持久，波黑塞族、克族、穆族之间的混战连绵数年，成为战后规模较大的一场局部战争。由战争掀起的民族仇恨甚至酿成种族灭绝行为，引起国际社会震惊。俄罗斯境内的车臣战争虽规模远不及波黑战争，但也十分惨烈。要求民族分离是这两场战争的共同点。 两极格局解体后，民族主义以民主的名义、多元化的旗号在国际社会盛行一时。这使老热点升温、新热点频出，特别使中东和平进程受阻。民族主义在非洲表现得极为野蛮：卢旺达发生大规模的部族灭绝屠杀，三个月内850万人口的卢旺达有近百万人被屠杀。非洲因为部族众多，民族矛盾格外复杂。20世纪90年代初，各种各样的部族矛盾，宗教分歧在西方国家推行的多元化、民主化旗帜下日益激化，非洲的民主化运动与民族主义一起，引发了阿尔及利亚紧张局势、索马里内战、也门内战、苏丹内战、埃塞俄比亚内战等一系列战火。 民族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原来两极格局中被抑制的各种矛盾抬头，形成民族间、国家间的摩擦或冲突，各种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给国际社会不断带来危害。 “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已上升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跨国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与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新的威胁。 此外，随着高新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工具的进步，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军事的渗透，以及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西化也日益加剧，因不同文明的竞争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呈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反应激烈。这种社会文化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当前国际局势的总体和局部的特征。 应当看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是造成当前世界动荡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明显向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在国际事务中，西方国家更有条件和机会推行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制和干预，以维持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近年来，美国为建立单极世界，任意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动用武力推翻主权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时有发生，如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本质是要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侵略，造成世界动荡不安，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二、大国关系进入深入调整时期 冷战结束后，大国都从本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积极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寻求在新世纪中的最佳定位，构筑新的、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大国关系的调整反映了当今世界正走向以平等、互利、协调、合作和对话为主要特征的多极化时代。 大国关系的调整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大国之间的首脑外交活动空前活跃；一是大国之间纷纷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美、日、法、英等大国外交关系活跃，高层互访频繁。大国间新型伙伴关系的特点是:不针对第三国、不对抗、不结盟。近年来，各大国间的相互关系均有重大进展，世界几大力量良性互动因素增加。这种大国关系的调整和改革，促进了国际形势的缓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大国存在不同的战略利益，以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和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因此大国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着障碍。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基础。大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主体，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格局的走向。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变化莫测。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和其后的“反恐战争”、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及随后美、英、澳联军对伊发动的战争，对塑造21世纪的国际格局有着长期和深远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已成为新世纪初凝集大国合作的政治力量。如果说冷战时期大国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明显特点是充满敌意和紧张对抗，20世纪最后十年的特点是消除敌意和减少对抗，21世纪初大国关系的特点则是建立战略信任和避免对抗。大国合作的前景对于21世纪的国际格局至关重要。 从目前形势看，大国合作步伐加快，合作内容逐步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大国间建立战略信任与合作的力度大大加强。大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基调是寻求合作，建立战略信任，减少纠纷。与反恐合作有密切关系的防核扩散等跨国界问题，也将是未来大国合作的领域。 在大国关系的调整中，大国间有意保持长期合作局面的意图明显。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俄、欧四大力量之间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保持持续合作，其中以美俄、俄欧和中俄的合作最突出。 以2002年5月底美俄签署《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美俄新战略关系宣言》，俄罗斯和北约签署《罗马宣言》并成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为标志，美俄关系和俄欧关系进入了新的战略互信与合作时期，对抗时代已成为历史。在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维和与防核扩散等领域，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还会继续加强。 中俄两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追求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2003年中俄联合声明》的发表就是这种努力的具体结果。中俄双方在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建立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防核扩散等领域有着广泛合作空间。 在未来大国关系调整进程中，最不确定的可能是中美关系。由于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和台湾问题，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不如美俄战略合作充实。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导致中美战略互信难度增加。“9·11”事件为中美战略合作与建立战略互信提供了契机。迄今为之，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经济稳定方面，合作默契。 21世纪初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合作具有以下新特点：（1）目前存在着一个具有长期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美国，其他国家的实力日益增强，变化明显，这是一种非传统的大国均势局面。这种大国关系调整指导下的大国合作是历史上没有的。（2）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大国间相互依赖程度远胜于以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构成了目前大国合作的基础。（3）21世纪大国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全球性或称跨国界问题，其中包括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环境保护、经济安全等，它们构成了大国合作的条件。（4）大国安全集团与局部整合局面的发展。继续扩大的北约和欧盟将涵盖几乎整个欧洲地区，局部整合的趋势在加强。美欧关系的成熟对形成大国安全集团更加有利，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促使它向西方靠拢。但是，从全球层次上看，这是一种不均衡的国际政治格局。 新世纪，影响大国关系的因素主要包括：（1）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走向。由于具有其他大国不能超过的绝对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强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一方面单边退出反导条约，为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扫除障碍，另一方面，举起“反恐”大旗，建立“反恐统一战线”，为多边合作下的单边行动创造条件。最近，美国抛出“先发制人论”，更凸显单边行动的意志。（2）中、美、俄、欧、日等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仍在演变和调整中。就中俄美三国关系来说，美俄、中俄、中美相互保持合作势头，而且其中任何一种双边合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会针对第三方。亚太地区的中美日三国关系有所不同，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日本的政治大国情结、以及美国军事战略重点的转移为该地区大国关系的顺利调整增加难度。一旦地区热点问题出现重大危机，难免出现局部的大国对抗局面。（3）地缘政治形势还不明朗。自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以来，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已开始“立足”中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抗更显现南亚地区重大的地缘政治作用。朝鲜半岛地区南北双方的政策取向亦涉及大国利益。中国的台湾问题也越来越影响到该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合作就是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中进行的。（4）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美国与俄法德中等大国意见分歧。美已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和北约安全机制，单独对伊动武。 总的来说，新世纪，大国关系不再具有全面对抗的性质，尽管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还在进行，大国之间的矛盾、分歧、冲突仍存在，但未来大国合作将远远多于斗争，这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因此，国际政治格局也将在大国关系的均衡发展中渐趋明朗。 三、经济因素的影响日益增大 当今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原因在于： 首先，科技革命、经济发展直接导致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升降，从而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国际事务的处理影响重大。美国在当今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以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发达的经济、最强的综合国力为后盾。日本现为世界第二位的科技、经济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必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德国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欧洲第一，在欧洲事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积极扩大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改革开放也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其次，各国政府都将主要精力转向本国经济，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大国间争夺的重点也由军事的、政治的争夺转向经济上的竞争。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各国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实现与否往往导致政府的更迭，从而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方面，保持了战后美国经济最长时间的连续增长，同时调整美国对外政策重心，将经济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欧洲各国也致力于调整经济政策，力求提高经济竞争力。在日本，能否尽快摆脱经济泡沫的阴影成为考验政府能力的准绳。同时，由经济问题造成的政府更迭，会使一国的政治局势和对外关系发生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世界政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之，对冷战后的各国政府来说，经济成了最大的政治和最重要的工作。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联系更为密切，也使世界政治发展更趋复杂。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生产和市场密切联系。各国、各地区很难单独解决面临的经济问题，这就迫使各国、各地区必须加强协作与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大多数议题都与经济发展和金融问题有关。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迅速蔓延，如何防止扩大、并尽快消除危机，成为相关各国的头等大事。为此，各国加强了联系，有关国际机构也加强了协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一些国家政治动荡，如阿根廷和印尼，从而对地区乃至世界政治产生影响。经济全球化还会使各国争夺资源的斗争加剧，甚至导致地区政治、军事冲突。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尤其值得关注。伴随全球化进程，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主权权威都受到挑战，并被不同程度地削弱。经济主权的削弱首先表现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市场与全球金融的制约，很难一厢情愿地按既定的战略与目标实施。其次，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的制约。再次，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和跨国经营优势，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对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构成巨大的威胁。政治主权的削弱集中体现为国际干涉力度的加强。国际干涉有别于干涉。干涉是指一国对他国内部事务的专横干涉，而国际干涉则指由国际社会采取的旨在管理和控制那些违背国际规范和国际意愿行为的强制行为，它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合法性。这必然要求民族国家让渡一些过去为其专有的政治权力，于是国家的独立自主、安全、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就有了被国际社会干预的可能性。这种干预时有发生，从根本上冲击了主权的绝对性。文化主权面临的挑战是文化霸权，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全世界遵循西方的价值观念、理论和生活方式。总之，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影响深远。 最后，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各国都把加速经济发展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外交工作、对外交流都为经济发展服务。各国政府通过对外交流为本国经济发展争取国外资金、拓展海外市场、改善国际关系，创造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以及提供世界最新科技与经济信息。当今世界各国外交，首先是经济外交，即为本国经济服务的外交；经济成为外交的主要内容。此外，冷战后，国家的经济利益往往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制约着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使它们的关系一般不致脱离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如中日美三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尽管谁离开谁都能生存，但其发展必然受损。这是决定三国关系虽有波动，却不致破裂的主导因素。 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国际组织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联系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二战后，国际组织发展迅猛。原因是：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国际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构成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整体。全球问题日益严重，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解决。二战后，国际组织发展的特点是：数量激增；活动遍布各个领域；向多层次发展；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日益加强。 冷战时期，联合国的作用不仅长期被忽视，甚至成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加速发展，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得以恢复和加强。从总体上看，联合国的作用突出表现为：（1）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防止和制止战争的爆发。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多次派出维和部队，发挥了冷战时期所未有过的作用。在核军控和裁军方面联合国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2）联合国推动了非殖民化进程。（3）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联合国成为各国、各地区的协调中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积极关注全球问题的解决；努力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的权益。（4）联合国还是各国增进了解、结交朋友、维护权益、交换意见的重要场所，是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平等、公正、民主、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最重要场所。 目前，联合国作用的充分发挥仍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约。1999年在科索沃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打击南联盟；2003年3月，在伊拉克问题上，美英等国更是不顾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这些做法十分危险。构筑国际新秩序，必须以联合国为中心，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  第三章 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时代是一个综合性的复合式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最高战略概括。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今国际社会旧的经济政治秩序仍然存在，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第一节 当今世界时代主题 一、时代的涵义 时代，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最高战略概括。从空间上讲，它是以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特征为依据；从时间上讲，它是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内容上讲，它是指世界各种现象和发展本质的概括；从发展方向上讲，它是世界历史进程基本态势的反映。 由于人类社会时代的划分标准是多维的、多视角的，时代的涵义极为广泛，如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或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科技时代等。概括起来，国际社会有三种时代的划分标准。首先，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时代的划分标准，人类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器时代和原子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又出现了“计算机时代”、“电子信息时代”、“航天时代”、“超导体时代”、“生物工程时代”等新提法，均从生产力的视角揭示世界发展的基本特质。其次，以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对此，列宁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哪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再次，以社会发展状态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总的来说，社会发展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即战争、动荡和革命的状态，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20世纪初，列宁基于“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坏和粗野”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一事实，认为这一时代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际关系专家和国际战略家又将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全面对抗时期称作“冷战”时代。现在，世界总体上已经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总之，时代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较为宽泛的综合性命题。它主要以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基本主题和基本特质为研究对象。时代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问题。时代问题是国际社会任何国家制定治国方略的重要依据。只有正确地把握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才能制定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国家方略，壮大国力，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世界历史新时代的起点，从此，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历史时期。20世纪上叶，世界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它的基本表现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频繁出现，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空前高涨，先后出现了两次革命高潮，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历史进入到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历史进入到80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化，和平与发展逐渐地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从80年代开始，邓小平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多次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出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特征，科学地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表明国际社会发展的主题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换时期。 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是战争与革命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当代世界主要矛盾和本质特征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的高度概括，有着充分的科学依据： 第一，世界局势相对缓和，战争或革命失去客观依据。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50、60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全面对峙后，80年代中期世界呈现出了相对缓和的态势。一方面，美国在战后试图称霸世界的目标，由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特别是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局面，甚至是经济危机的出现，已变得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苏联经济的缓慢发展也阻止了其霸权政策的推行，世界战争难以发动。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运动如火如荼，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有力地消解了“冷战”的对抗效应，两大社会制度间关系的缓和和松动，使世界性的战争或革命气象难以形成。 第二，世界和平力量空前壮大，有效地奠定了制止战争的群众基础。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奠定了世界范围内和平运动的基础。战后，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扩张，反对军备竞赛，建立和平共处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主要潮流。8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反战和平运动更加汹涌澎湃。这主要表现在：和平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和平运动的参加国愈来愈多；和平运动的方式多种多样；人类和平处理战争冲突的政治手段越来越富有成效；联合国等和平力量组织作用的发挥越来越突出等等。可以说，以对话代替对抗，以裁军代替扩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成为一种时尚。 第三，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壮大，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因素。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最终崩溃瓦解。由此，一方面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拥有主权，使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为受到明显的限制，因瓜分不均而带来的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后，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以及南北化问题的影响，使得他们更加要求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发展民族经济，以实现本国现代化。正如邓小平所言，第三世界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国家数量，还是人口数量，都占世界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些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20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日益加深和扩大，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流通国际化空前发展，经济全球化态势更加明显。世界各国在贸易、投资、信贷等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同时，国家间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比较、借鉴成为一种时尚。国家间利益关系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很明显，当今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主要利益选择，它必然地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和平外交政策的出现，从而大大地制约了世界战争的爆发。 第五，新科技革命成为遏止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用于战争，会给人类造成灾难或毁灭；它用于和平，会给世界带来幸福、繁荣和安宁。战后，新科技革命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深度变化。就新科技革命与世界政治的关系而言，科技革命给战争带来了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史表明，科学技术是影响战争形态基本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战后，武器的种类、性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核武器的威力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毁灭地球的程度。如发生核战争，不是两败俱伤，就是共同毁灭。可以说，新科技革命的空前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在核战争面前，人们的政治理性行为空前上扬。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成为遏止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 ?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和平，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是指整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爆发世界性战争，赢得较长时期的世界性和平是完全可能的。发展，是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南北差距相对应的，是指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主的全球共同繁荣，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这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两大战略性问题。二者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一）维护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 “和平”，与“战争”相对，一般指“非战争、非冲突”状态。和平是国际社会的政治理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维护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 诚然，当前国际形势在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应当看到，国际社会中还有许多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世界仍不安宁。这是因为： 第一，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尽管“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宣告结束，但是少数国家的“冷战”思维却依然存在。新时代下的“冷战”思维实际上是两大阵营对峙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对抗政策的翻版或变种。这具体地表现在，少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政治攻击，利用人权问题公开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新的霸权，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等等。历史已经证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嚣之时，往往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宁之日。只要世界上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人类和平就会受到威胁。 第二，当今世界仍存在冲突现象，影响着人类的和平。冷战结束后，原来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所掩盖的众多矛盾空前突出，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地区霸权主义、宗教问题、领土争端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成为威胁人类和平发展的重要根源。原有的动荡因素仍然存在，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如旷日持久的中东阿以冲突，发生在欧洲大门口的波黑冲突，俄罗斯及独联体某些国家的民族矛盾，南部非洲的各种纷争；现有的动荡因素正在发生。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另外，一些潜在的动荡因素有可能诱发新的冲突。如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和日本极右势力的猖獗等可能引起远东地区新的紧张局势，而“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地缘权力结构，这一切都给世界和平设置了新的难题。上述事实表明，尽管世界的总体态势是和平与发展，但局部地区冲突仍然大量存在。 除此之外，当今世界仍有许多消极因素威胁着世界的和平进程，如军备竞赛和核武器问题。据1990看5月日本厚生省的报告，广岛和长崎在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包括因患核辐射疾病而死去的人数竟达295956人。由此可见，在人类文明所拥有的巨大核能量面前，地球显得弱不禁风。需要指出的是，核化给人类造成的心理威慑力不仅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是长期的。正如詹姆斯?多尔蒂所言，核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许多国家还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过着“世外桃园”生活的话，那么，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被核武器空前地威胁着。 从根本上讲，和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离开，从这一意义上讲，和平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 （二）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在当今世界中，人类社会面临着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这是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非发展性。这种非发展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经济落后。在世界经济生物圈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孱弱落后，除了少数几个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工业国之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形态呈现出农业经济和准工业经济的特色，在同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经济的竞争中明显地处于劣势地位。有资料表明，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77%，而他们的收入仅占世界总收入的20%。世界最富裕的人口和最贫穷的人口各占世界人口的总数的五分之一，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从60年代的30倍上升到90年代的60倍。 第二，经济畸型化。由于历史上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单一式的经济结构，众多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基地，民族产业难以确立和维系。特别是在国际垄断资本家集团争夺经济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的斗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形成适合自身发展，适应国际生存环境的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呈现出极大的依赖性。 第三，经济发展速度呈下滑态势。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因政府决策失误，南南矛盾，特别是南北矛盾的加剧，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据统计，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增长只有0.7%，其中拉美和非洲都是负增长。90年代，这种经济下滑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在21世纪之初，发展中国家经济下滑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第四，外债负担沉重。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发达资本主义贫困化的全球性转移，使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再加上不平等贸易形成的巨额逆差，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在1981—1990年间已由7519亿美元增加到13200亿美元。为偿还债务本息，发展中国家又支付了上万亿美元。其中，相当多的国家进入了借债的“怪圈”之中。 第五，生存危机。生存危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经济发展畸型化，无法真正适应世界经济环境的必然结果。1983—1985年非洲干旱和在饥荒，影响所及达36个国家，危及1.5亿人口的生存，100多万人饿死，上千万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80年代以来，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有2000万人处于饥荒之中，每年约有1500万人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已经成为困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地区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双向性特征。就后者而言，各国经济上的互需性和互补性愈发显现出来，任何国家都无法游离于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特质，必然要求各国抛弃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政策，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从这一意义上讲，发展问题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国际社会的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问题不解决，人类的整体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只有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发展，整个世界经济才能走向共同繁荣。 （三）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依赖。和平是发展的有力保障条件，发展是和平的重要物质基础。国际社会应当争取和维护持久的和平，共同发展世界经济，才能使世界走向安宁和繁荣。因此，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谋求人类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长期的战略任务。 当今世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是： 第一，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战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引起世界战争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造成了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安。邓小平一直强调：“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①]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霸权主义者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妄图在新旧格局交替时期，建立由霸权主义者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使世界局势出现新的不稳定。邓小平反复讲：“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②]因此，只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防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第二，必须停止军备竞赛，实行有效的军控和彻底进行裁军。和平与安全同军控和裁军是不可分割的。战后，美苏比方的军备竞赛轮番升级，是对世界和平各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为此，世界人民不断进行裁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苏军备竞赛，相应减少了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世界主要大国加速了裁军的步伐，世界大战的威胁进一步降低。在核武器方面，美俄首脑达成了2000年初把核导弹消减到3000~3500枚的原则协议。北约、原苏联东欧国家还签署了实施1989年达成的削减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的协议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有130多个国家签约，《禁止化学武器条约》已有165个国家签约，禁止使用杀伤人员的地雷问题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对避免战争、维护和平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也要看到一些大国仍在进行以提高质量为主要目标的军备竞赛。美国在削减武器的同时，增加了用于新型武器研制和发展的费用，从1991年财政年度的345.5亿美元提高到目前的530亿美元。英国强调未来武器的发展将侧重于高技术应用、高电子化、多功能和通用性。法国将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物力，用以加强常备力量的建设。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加强自身防卫能力，也在加紧扩充军备，纷纷向军火大国定购武器，形成地区性的军备竞赛。因此，真正实行彻底的裁军，停止军备竞赛，仍需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第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消除战争的爆发点。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相互让步，合理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等一系列方式，收到了很好的实效。从80年代后期开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实践证明，战争不是解决矛盾和争端的有效方法，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才能真正求得矛盾冲突的妥善、完全地解决，建立起相互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各国要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进一步形成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综合观念。这种综合观念的内容应该是：（1）安全是相互的。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牺牲他国安全的基础上。（2）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该平等参与，都享有同等发言权。（3）不应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4）和平谈判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本途径。 第四，发展和壮大世界和平力量。战后，世界大战之所以一直没有爆发，使整个世界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总体和平局面，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日益壮大，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冷战后，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动员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防止战争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三世界仍是主力军，要充分发挥第三世界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是世界和平力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侵略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目标，中国应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战后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日本则是从战争废墟上艰难站立起来的，战后一度失去主权。欧洲人民和日本人民非常渴望永久的和平，要注意团结这支重要的国际和平力量。超级大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根源，但超级大国的人民同样也反对战争，反对对外扩张。要充分注意到他们对世界和平进程的积极影响。当今的联合国已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伸张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应该充分发挥联合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斗争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五，推动南北对话，改善南北关系。邓小平一再强调：“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③]南北对话是发展中国家围绕改革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加强南北双方的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进行谈判和斗争的主要形式。南北对话始于60年代，70年代有了重大进展。但是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南北对话陷入僵局。西方国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④] “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⑤]因此，南北之间必须进行谈判，西方国家必须拿出诚意来，积极地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平等对话，使南北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解决南北经济失衡的问题。 第六，加强南南合作。邓小平指出：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南南合作既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推动南北对话的发展和南北关系的改善，又可以增强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民族经济的能力，逐步改变目前对发达国家严重依赖的局面。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合作中建立的区域、次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组织及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30多年来已建立了众多的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财政援助机构。在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原料街道与出口、贸易、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加强南南合作，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第二节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一、国际秩序的涵义 秩序即序列、次序。国际秩序是一个历史范畴，包括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围绕某种目的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运行机制，它表现为各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位置和发展顺序的有机统一。 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是多维度的。国际秩序，是主角力量相互斗争与相互协调的产物，是各行为主体实际利益、战略目标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反映。国际秩序既是国际社会中各主角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各主角力量在相互博弈、较量中新旧势力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国际秩序反映出国际社会各主角力量关系排列组合的有序性。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由其基本的实力来决定，特别是由同相关国家的实力比较来决定。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实力水平同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应位置成正比例关系。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会率先获得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权力。而位次或序列的不同排列和组合，自然就反映了各相关国家的实际力量对比情况。可以说，国际秩序是主角力量或国家集团力量比较、对抗的一种实在性反映。 国际秩序具有层次性，一般可区分为全球性秩序和区域性秩序。就全球性秩序来说，它涉及到世界各大主角力量的位置排列和关系组合问题，关系到国际社会整个运行规则和相关机制问题。就地区性秩序而言，是指借助或受制于相关的地缘环境，邻近的不同权力单位之间为实现区域性的合作或在利益纷争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定范围内行规则和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性秩序和区域性秩序的关系十分密切。整体国际秩序的发展会深深地影响地区秩序的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势。而地区性秩序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体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具有动态性。受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影响，先前发展较快、力量较强的主角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地落后于一些后起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种主角力量关系的极度不平衡的运动变化状况，必然会影响国际社会行为规则、相关机制、关系组合的变化。因此，国际秩序始终处于变动状态之中。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国际秩序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以说，国际秩序的变动性和相对稳定性是辨证统一的。 国际秩序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是各种基本力量相互牵制、相互抗衡的态势。国际秩序不是各行为主体政治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行为主体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这种合力不是各行为主体的意志和愿望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这些意志、愿望和实际力量之间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的集中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秩序确立的基础主要来自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实力对比和国际规范的制约。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基础之上的，战争、掠夺、剥削往往是其建立所谓国际秩序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反，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以国际法律、道德、正义，建立真正的国际秩序。于是，在国际关系中，常常会出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谋求维护旧秩序的行为与国际社会民主和平力量寻求公正、平等、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之间相互角逐、博弈的景观。 二、国际经济旧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各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国际经济体制，以及与互相适应的国际生活准则。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影响国际经济沿着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方向发展。 15世纪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欧洲确立。西欧资产阶级利用经济贸易早发的优势，赤裸裸的掠夺和强制性的贸易，开辟东西方的新航路，建立海外殖民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17——19世纪，欧美各主要国家基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家追逐高额利润本性的急剧膨胀，驱使资产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扩张，并最终地建立起体现西方国家意志的殖民主义经济秩序，即通过不平等贸易强行建立一种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经济秩序，通过强制性的国际分工，扩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输出资本，向落后地区和国家推行畸型单一的经济体制，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从而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殖民地秩序开始建立和发展。这一时期，西欧列强利用前一时期积累起来的雄厚资本，借助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分工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生产秩序、贸易秩序、金融秩序上进行全面垄断、不断抢占和瓜分经济势力范围，掠夺落后国爱的经济资源，进一步强化殖民经济秩序。英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列强都参与了这一帝国主义殖民经济秩序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这一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残酷奴役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基础之上的，是用血与火强行建立和维持的殖民秩序。它主要体现为瓦解被殖民国家的民族经济，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经济全部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漩涡；全面建立资本主义市场，控制所有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操纵世界金融秩序；不断改变剥削和掠夺形式，建立一整套最野蛮、最残酷的殖民统治秩序。 进入20世纪以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兴起，对原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必须看到，近代以来形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大障碍。 当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为保证有充足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殖民地的经济畸型发展，变为单一经济作物或矿产品生产国。战后，这种“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的国际分工格局虽有一些变化，但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旧的国际分工仍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发达国家的需要。 其次，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由于不平等交换，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发达国家垄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世界市场，以垄断高价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工业制成品，又以垄断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使发展中国家外贸状况不断恶化。 第三，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由于不公正的制度和待遇，发展中国家处于几乎无权的地位。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通过在世界各地遍设金融网，直接操纵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和经济生活，使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发行的货币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货币，深受国际货币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决策权一直操纵在发达国家手中。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达国家的投票权占整个投票权的1/2以上，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仅占整个投票权的1/3，完全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事实表明，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套在发展中国家脖子上的枷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至今仍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南北关系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要求得民族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改革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三、国际政治旧秩序 国际政治秩序是国际间政治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间力量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反映。近代国际政治秩序以1643—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为标志，形成了欧洲政治秩序。这时的欧洲政治秩序有几个重要特征： ① 领土或领土主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认。在新的和约面前，法国、瑞典、勃兰登堡、萨克森、梅克伦堡一什威林、黑森一卡塞尔、巴伐利亚和下帕拉蒂纳等国的领土被进行重新划分，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的行政划分和相关秩序；② 教会的自由度增强。根据和约，罗马帝国的三大教——天主教、信义宗和加尔文宗获得了信仰自由；君主不得改变其宗教，否则它的土地就应被没收。③ 帝国权力受到限制，开始出现政治分裂。帝国各邦的领主权得到承认，它们被授权可以互相并可以与外国列强订立条约，只要帝国和皇帝不遭受侵害。这样，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和帝国议会昔日的权力受到明显限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多国协议和签订条约的形式，将国际法原则和主权平等、国家独立、反对使用暴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问题变成现实，经签字国同意成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法律。缔约国保证联合一致对付不遵守协议者，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的国际政治秩序。 1814年9月—1815年6月的维也纳会议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形成了少数国家组成的所谓“神圣同盟”秩序。会议的主角是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国。会议不顾小国民族的利益和愿望，依据所谓“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重新改画了欧洲地图，恢复了欧洲各国被推翻的封建王朝统治。会后，俄、普、奥三国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州统治着，并大都加入神圣同盟。神圣同盟各国“实行基督教原则”，并公开宣布“无论何地都要互相援助，以维护欧洲和平”。维也纳会议后的神圣同盟秩序，虽然通过国际会议，保持了欧洲均势，但实质上维持的是封建君主控制和干涉小国的反动秩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法、德、日、美六强将世界瓜分完毕，开始超出欧洲范围，正式建立了全球性的殖民秩序。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殖民地秩序，具有共同特征：大国控制世界，战争威胁人类，强权政治猖獗，大多数民族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和被掠夺的状态。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并通过了英美提出的国际联盟盟约。盟约强调：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承担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维护各国间基于正义和荣誉之公开邦交，严守国际公法之规定，以为今后各国政府行为之规范，在有组织之民族间，确立正义并遵守根据条约所产生之一切义务，特制定联盟盟约四项基本原则约共26条。盟约重新肯定原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之义务，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建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即国际联盟，设立一个国际司法组织，即国际常设法院，来充实国际调节机制。国际联盟的建立，标志着英、法控制国际秩序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治秩序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公正的福音，反而不断引发一系列强国间的纷争、冲突。面对新的战争策源地产生，国际联盟盟约下的秩序变得毫无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主角力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法西斯力量被打败，战争使人类对国际行为的认识更趋理性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新秩序，反映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苏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仍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旧秩序。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建立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呼声不断。以国际法基本准则、民族自决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要国际行为规范的相关国际关系准则的确立，有利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四、各种类型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一）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早在1974年召开的联合国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9月，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议。他在同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谈话时提出：中国坚定不移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年10月，在接见来访的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时，邓小平又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秩序问题，明确表示反对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影响的国际秩序，主张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90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介绍了中国国际新秩序倡议的主要内容：（1）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2）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3）国家之间应当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合作；（4）国际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5）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协商决定世界事务。 1991年3月25日，中国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国际新秩序倡议的主张和思想。报告指出：在世界新旧秩序交替之际，人们越来越关注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特别是世界新秩序问题。战后4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未来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政府认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概括了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包括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两者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应当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这种新秩序的基本内容应当是：（1）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2）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和吞并他国领土，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3）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不应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或推行强权政治。（4）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毫无疑问，这样的国际秩序，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将有利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有利于各国谋求共同发展。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将是一个历史进程。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争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此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工作。1992年1月31日，中国总理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就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基本主张。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对中国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1993年3月15日，中国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再次提出了明确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 应当说，中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有着广泛的现实性和客观基础，必将有助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有利于各国谋求共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还面临来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众多不利因素的威胁和挑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伟大而艰巨，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二）??????? 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立场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旧秩序的直接受害者。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由于旧的国际秩序的存在，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经济上并未真正独立，仍然依附于发达国家。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依从关系直接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政治作用的发挥，并危及这些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第三世界各国早就开始意识到，只有摆脱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束缚，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只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独立，才能维护和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因此，发展中国家最早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原料价格、技术转让和金融机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64年，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组成了“77国集团”，并首先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同年10月，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为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贡献力量。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下，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讨论并通过了“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同年12月，第29届联大通过了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1979年2月，“77国集团”第四次部长会议又通过了《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这一系列文件最终形成了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共同纲领。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应遵守的20条基本原则。《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则确定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10项基本目标。其主要内容有：（1）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要求实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有效地参与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各国有权采取措施，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等等。（2）在国际贸易方面，要求采取措施改善贸易条件，增加出口收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贸易逆差。首先，拟订一项商品综合方案，促进各种原料生产国组织的活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在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商品间建立公平的关系；迅速制订国际商品协议，建立缓冲储存机制，稳定初级产品价格，扩大天然产品的销路。其次，要逐渐拆除关税壁垒，增加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并实行普遍优惠制增加补偿资金，促进出口多样化，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发展需要。（3）在国际金融货币方面，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制度，使发展中国家充分有效地参与国际金融货币问题的决策过程。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发达国家应采取行动，实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援助发展中国家和履行官方发展援助0。7%的指标；采取紧急措施，减、免、缓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4）在工业化和技术转让方面，国际社会应鼓励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帮助它们提高工业生产的能力和规则，使发展中国家能以较为有利的条件获得现代技术，以利于工业化。（5）在运输和保险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多地、公平地参与世界海洋运输，降低运费和保险费；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保险事业。（6）在发展中国家间进行经济、贸易、财政等方面的相互合作，促进集体自力更生和经济一体化。《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此后，发展中国家对方案虽有一些补充和完善，但基本内容始终未变。 总之，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目标是：改变以不合理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货币金融领域的垄断，摆脱国际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剥削，实现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同时，发展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一直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对待，他们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行为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 （三）美、欧、日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1、美国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到“冷战”后时代，美国利用国际局势有利于自己的契机，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观”。1990年8月至1992年底，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世界新秩序主张的讲话，如1990年10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1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历史进入到21世纪初，随着“9.11”事件的出现，美国又提出了许多关于世界秩序的主张。这一切，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内容； 第一，实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这是美国倡导的“世界新秩序”追求的首要目标。海湾战争结束后，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曾明确宣称：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给世界树立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令人鼓舞的榜样。数十年来，美国领导人保持和扩大自由之福泽斗争。在当今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一领导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美国政府和人民需要发挥新的首创精神——以便为下一个美国的世纪作好准备。克林顿上任后，更加强调美国的国家战略要为“加强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服务，尤其强调在大国合作和联合国的事务中，世界由美国领导的必要性。在1999年3月末，美国和北约空袭南联盟事件中，克林顿再次表达了由美国控制世界的战略思想。“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更是以所谓反对恐怖主义为名，强调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以便实现真正的美国世纪。 第二，继续加强同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在协调西方联盟关系时谋求更多的美国利益。美国在总结海湾战争，特别是反恐行动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时，已经充分认识到，美国需要向更多的西方国家进行必要的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美国利益。不过，美国在加强同西欧国家进行合作的同时，也强调突出体现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合作”。 第三，建立以美国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结构。1991年1月5日，布什在向国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说：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去维护世界各国间正在出现的秩序。之后，他又在《国情咨文》中说，在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才拥有维持世界新秩序的“声望”和“手段”。他强调要继续加强美国的防务，不但要加强正规力量和更新战略武器，而且还要继续推进“战略防御计划”，以消除未来对美国、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军队以及对我们友邦和盟国的任何威胁。美国入侵巴拿马，出兵海湾，空袭南联盟，无不表明美国已把使用武力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手段。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能体现出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支柱实现本国的世界秩序的努力。 第四，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其中包括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人权美国化，意在把整个世界变为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为此，美国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指望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所谓政治民主化，最终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 由此可见，美国的世界秩序就是独霸天下，实质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定遭到全世界各方和平和正义力量的抵制和反对。 2、西欧关于建立世界秩序的构想 长期以来，西欧各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受制于美国。随着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综合实力的相对增强，特别是两极对抗格局的瓦解，以法、德为代表的大多数欧盟国家对美国控制西欧事务表示不满，迫切要求在美欧之间重建新型关系和新型秩序，提出了自己的世界秩序构想，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强调西欧各国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作用。受戴高乐主义的影响，鉴于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欧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西欧国家普遍提出应以“美欧日三极体制”取代原来的“美苏两极体制”，并积极寻求西欧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继续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近年来，随着原苏联实力在发展中国家的退却，西欧各国以“南北对话”为突破口，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心理，积极扩大在非洲、中东、拉美的影响，在确保维系原有国际旧秩序的前提下，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以此增强与美、日抗衡的实力，实现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三，积极推行建立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秩序政策。多数西欧国家强调国际新秩序应建立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基础上，主张思想多元化、自由化，特别强调将西欧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世界。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西欧各国极力主张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全面推广到东欧地区，并将东欧各国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纳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轨道上,使欧洲成为新文化秩序的重要发展基地。 西欧各国关系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其核心是重返欧洲旧秩序时代,使欧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本质是要维护欧洲国家利益,带有浓厚的近代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西欧各国的世界新秩序主张与当今世界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严重相悖，再加上美欧矛盾、欧洲各国内部的矛盾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极力反对，最终难以真正实现。 3、日本的世界新秩序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急剧增强，走向政治大国的决心和努力也得到了强化，在90年代世界格局重组的时代背景下，日本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观，主要观点为： 第一，????????? 构筑美欧日三极主导的国际秩序，树立日本的政治大国形象。一是主张建立美欧日共同主导的多级、多层次的国际力量均势结构，反对美国“治理”下的单极世界秩序；二是树立政治大国的形象，广泛开展多元外交；三是积极参与地区性事务，寻找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契机；四是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继续构筑与美国的全球合作关系。战后50多年，日本在政治和外交始终恪守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原则。尽管近些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国内增加日本外交自主性的呼声愈来愈高，但是，日本仍然将对美外交关系摆在首位，谋求与美国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实现日本利益的最大化。第三，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渗透。一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为基石，构筑以日本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圈，逐步取代美国，谋求对亚太地区事务的领导权；二是以经济和科技为诱饵，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同时与美国、西欧经济相抗衡；三是以“自由民主”为条件，增强对外援助的意识形态色彩。 日本的世界新秩序观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美日合作为基轴，谋求实现亚太乃至世界事务的领导权。这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力图改变两极体系下完全依附美国的地位，力主独立发展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仍然要走向政治大国，这对于国际社会和平事业的发展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 第三节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前景 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 当今世界正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旧秩序阻挠着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寻求并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已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 建立国际新秩序所以必要，是因为：国际旧秩序严重阻碍着世界发展。近代社会形成以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在当代国际社会仍然以非常浓烈的态势体现出来。它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第一，政治不平等。少数大国以其实力优势，奉行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垄断国际事务，主宰国际秩序，使民族和国家的国家主权、尊严得不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特别是近些年来，少数西方国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推选人权外交，利用人权问题公开干涉他国内政，损害其它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新的国际背景下继续维护着旧的政治秩序。历史已经证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甚嚣之时，往往是世界局势和国际秩序动荡不安，人类的和平、公正、民主和国际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之日。 第二，经济不公正。借助率先进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少数经济发达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贸易往来中进行残酷的国际大剥削，以富欺贫，造成国际经济关系严重失衡，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有序运行。在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非发展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已经成为困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第三，世界战争和地区冲突。旧的国际秩序建立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上，必然带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国际冲突的产生就与国际旧秩序存在着极大的关联。不仅如此，国际旧秩序还导致霸权主义的盛行和军备竞赛的增加，从而使世界上方始终悬挂着“达摩克利斯剑”。 总之，从本质上说，旧的国际秩序是一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重重阻碍着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打破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是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格局多样化趋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并推动着国际新秩序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呈现出两种流向；美苏全面对抗以及霸权主义重新建立；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朗化以及反对两极世界秩序的民主化、平等化浪潮汹涌澎湃。就前者而言，美国的日益相对衰落和苏联的最终解体，直接导致对峙格局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原有的不合理的旧秩序行将结束；就后者而言，西欧和日本等众多国的不断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使世界格局正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格局过渡，也使世界民主化、平等化国际秩序的建立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各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国家和民族推翻国际旧秩序的过程。事实上，在旧的国际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经济受剥削、政治主权和国家尊严受侵害的无权地位中，在少数发达国控制下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难以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和自立权。这些国家要求改变旧秩序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始终将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向旧秩序挑战的一面旗帜。无论是不结盟运动的开展，还是石油生产海洋开发权的斗争，都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良好愿望。所有这一切，都向国际旧秩序发出了有力的冲击，改革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已成为必然之势。 当然，必然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旧秩序向国际新秩序的过渡，还面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众多障碍性因素的阻挠，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仍然艰巨，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积极行动起来，为致力于建立国际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途径 （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和公认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以尊重各国主权完整为前提，突出强调反对侵略和干涉，以平等互利促进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准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形势急剧变幻的时代中，理应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这是因为： 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必要前提。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属性，领土完整同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确保各个国家有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权利，有独立自主地捍卫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权利，有独立自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独立自主地享受国际事务中平等互利的权利，才能使各国在国际社会中和平共处。总之，只有国际社会遵循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才能确保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害，国际社会才能有良好的生存条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对立，有利于和平、民主、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国际政治中曾出现过近代历史上的霸权主义秩序和殖民统治秩序以及现代历史中的强权政治秩序。在这种旧的国际秩序中，常常出现国家主权和领土遭到践踏和干涉的现象，致使各个国家难以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发展友好关系，严重地影响了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世界各国应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国家关系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任何国家都不能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文化信仰。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应享有平等发言权、决策权和互利权。应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锐利武器，在推动世界朝着民主化、平等化、公正化的国际新秩序方向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具有广泛性、公正性和合理性。近代社会以来，在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旧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领土主权和尊严遭受到了极大伤害，长期以来，一直成为西方国家贫困化转移的对象国，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和产品销售国。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一方面造成了南北关系的空前紧张，促使世界动荡不安，另一方面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新独立国迫切要求在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下，结束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的不合理国际旧秩序，代之以公正、平等、民主、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应当说，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良好愿望，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无法成为现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运用，充分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成为他们捍卫国家主权，赢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有效武器。 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国际新秩序基础。 （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和平，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和平的最大敌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牺牲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代价，侵略、扩张和干涉别国内政，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严重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和发展。为防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国际社会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合理的国际秩序。 第二，反对和停止军备竞赛。战争与军备竞争紧密相联。战后以来，战争突发地区几乎都是军备竞赛严重地区，反对军备竞赛应当成为维护世界地区和平的重要任务。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性急剧增加。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反对核武器的研究生产，推动国际裁军，是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途径。 第三，充分发挥联合国在裁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联合国是一个在集体安全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治性组织，它的基本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关系，协调各国活动。尽管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阻挠，但自成立以来，它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缓和国际和地区紧张局势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发挥联合国维护和平的作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总之，在国际关系中，各个主权国国际组织应当积极参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舞台从而在和平中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三）实现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目前，国际社会发展问题变得愈加重要。世界发展极度不平衡，贫富差距大，这直接导致发达国家之间争夺经济市场的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此，国际社会必须促使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向健康方向发展，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具体做法是： 第一，改革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造成南北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造成代以来国际社会屡屡出现南北国家之间被殖民、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等各种冲突甚至战争的重要根源。为确保目前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就要求各国平等地解决一切国际经济问题，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要求改变旧的贸易制度和金融体系，要求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南北之间贸易差距的根源。这是世界经济均衡、有序、健康发展的可靠保障，也是确保国际新秩序的有效手段。 第二，开展南北对话。南北对话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加强南北双方的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谈判和斗争的重要形式。对话的主要内容涉及原料价格、国际贸易条件、能源、债务等问题，其实质是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南北对话表明，只有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才能取得成效。这对调整南北双边关系，实现共同繁荣，建立国际新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加强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合作关系，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领域中，反剥削、反控制的重要组织形式。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国家组织和开展多种活动，在相互支持、平等贸易、团结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对提高南方国家经济实力，赢得同发达国家竞争的有利地位，从而改变不合理的经济旧秩序，建立合理的、公正的经济新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目前，国际社会仍处于新旧格局转换的特殊发展时期，旧的格局已经瓦解，新的格局尚未最终形成，致力于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已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建立意味着对国际旧秩序的否定，意味着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否定。所以，这一过程必然充满各种国际力量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和激烈的矛盾，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成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第一，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要改革旧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改变那种以富欺贫、经济强国对弱小国家进行殖民掠夺和经济剥削的国际秩序，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结束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旧政治秩序；就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干涉别国内政；就是允许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实现国际的民主化、多极化、法制化。应当说，建立国际新秩序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第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严重威胁和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是国际旧秩序的最本质特征。近代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重要标志的国际旧秩序呈现出来的国际社会面貌，是弱肉强食、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公平的国际关系。在当今国际社会，尽管近代国际社会那种野蛮的霸权主义统治行为逐渐淡化，但是，它却以一种新的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以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手段取代军事霸权的努力是国际旧秩序在现代的一种翻版，现代条件下的国际旧秩序是要通过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新的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继续维护和巩固旧秩序下霸权主义的“成果”。这使得变革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工作直接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少数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相联系，国际秩序的变革意味着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否定，必然要引起强权政治国家的反对和阻挠。从这一意义上讲，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是对强大的西方社会势力的威胁。 第三，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面临来自民族冲突、领土争霸等众多问题的困扰。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使国际社会实现和平与安宁，稳定与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尽管爆发世界性的战争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但是民族冲突和争端却是冷战后影响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诸如中东地区的纷争、巴尔干半岛的硝烟、北高加索的冲突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众多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当今世界非稳定化的表现。尽管导致上述动荡的因素很多，也比较复杂，但民族冲突、宗教争端等却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再加上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预，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而造成目前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宁。不仅如此，在建立稳定、安全的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国际社会还面临着必须解决的共同问题，如生态环境被破坏，毒品问题，国际恐怖活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新秩序建立的障碍，这使得变革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工作困难重重。 此外，国际社会国际法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遵守，国际伦理道德的实现，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真正的人道主发扬，都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有效协作。应当说，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项长期的跨世纪的战略任务，必须指出的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一定会到来。 ?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时代是一个综合性的复合式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最高战略概括。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今国际社会旧的经济政治秩序仍然存在，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第一节 当今世界时代主题 一、时代的涵义 时代，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最高战略概括。从空间上讲，它是以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特征为依据；从时间上讲，它是指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内容上讲，它是指世界各种现象和发展本质的概括；从发展方向上讲，它是世界历史进程基本态势的反映。 由于人类社会时代的划分标准是多维的、多视角的，时代的涵义极为广泛，如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或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科技时代等。概括起来，国际社会有三种时代的划分标准。首先，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时代的划分标准，人类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器时代和原子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又出现了“计算机时代”、“电子信息时代”、“航天时代”、“超导体时代”、“生物工程时代”等新提法，均从生产力的视角揭示世界发展的基本特质。其次，以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对此，列宁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哪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再次，以社会发展状态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总的来说，社会发展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即战争、动荡和革命的状态，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20世纪初，列宁基于“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坏和粗野”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这一事实，认为这一时代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际关系专家和国际战略家又将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全面对抗时期称作“冷战”时代。现在，世界总体上已经不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总之，时代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较为宽泛的综合性命题。它主要以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基本主题和基本特质为研究对象。时代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问题。时代问题是国际社会任何国家制定治国方略的重要依据。只有正确地把握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才能制定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国家方略，壮大国力，在国际社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二、时代主题的转换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世界历史新时代的起点，从此，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历史时期。20世纪上叶，世界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它的基本表现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频繁出现，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空前高涨，先后出现了两次革命高潮，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历史进入到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历史进入到80年代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化，和平与发展逐渐地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从80年代开始，邓小平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多次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地揭示出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特征，科学地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表明国际社会发展的主题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换时期。 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是战争与革命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当代世界主要矛盾和本质特征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的高度概括，有着充分的科学依据： 第一，世界局势相对缓和，战争或革命失去客观依据。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50、60年代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全面对峙后，80年代中期世界呈现出了相对缓和的态势。一方面，美国在战后试图称霸世界的目标，由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特别是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局面，甚至是经济危机的出现，已变得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苏联经济的缓慢发展也阻止了其霸权政策的推行，世界战争难以发动。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运动如火如荼，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有力地消解了“冷战”的对抗效应，两大社会制度间关系的缓和和松动，使世界性的战争或革命气象难以形成。 第二，世界和平力量空前壮大，有效地奠定了制止战争的群众基础。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奠定了世界范围内和平运动的基础。战后，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扩张，反对军备竞赛，建立和平共处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主要潮流。8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反战和平运动更加汹涌澎湃。这主要表现在：和平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和平运动的参加国愈来愈多；和平运动的方式多种多样；人类和平处理战争冲突的政治手段越来越富有成效；联合国等和平力量组织作用的发挥越来越突出等等。可以说，以对话代替对抗，以裁军代替扩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已成为一种时尚。 第三，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壮大，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因素。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最终崩溃瓦解。由此，一方面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拥有主权，使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为受到明显的限制，因瓜分不均而带来的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后，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以及南北化问题的影响，使得他们更加要求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发展民族经济，以实现本国现代化。正如邓小平所言，第三世界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国家数量，还是人口数量，都占世界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些国家为谋求自身利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20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日益加深和扩大，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流通国际化空前发展，经济全球化态势更加明显。世界各国在贸易、投资、信贷等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同时，国家间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比较、借鉴成为一种时尚。国家间利益关系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很明显，当今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主要利益选择，它必然地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和平外交政策的出现，从而大大地制约了世界战争的爆发。 第五，新科技革命成为遏止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用于战争，会给人类造成灾难或毁灭；它用于和平，会给世界带来幸福、繁荣和安宁。战后，新科技革命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深度变化。就新科技革命与世界政治的关系而言，科技革命给战争带来了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史表明，科学技术是影响战争形态基本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战后，武器的种类、性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核武器的威力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毁灭地球的程度。如发生核战争，不是两败俱伤，就是共同毁灭。可以说，新科技革命的空前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在核战争面前，人们的政治理性行为空前上扬。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成为遏止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 ? 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和平，是与“战争”相对而言的，是指整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爆发世界性战争，赢得较长时期的世界性和平是完全可能的。发展，是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南北差距相对应的，是指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主的全球共同繁荣，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全面发展。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这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两大战略性问题。二者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一）维护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 “和平”，与“战争”相对，一般指“非战争、非冲突”状态。和平是国际社会的政治理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维护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 诚然，当前国际形势在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应当看到，国际社会中还有许多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世界仍不安宁。这是因为： 第一，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尽管“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宣告结束，但是少数国家的“冷战”思维却依然存在。新时代下的“冷战”思维实际上是两大阵营对峙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对抗政策的翻版或变种。这具体地表现在，少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制裁和政治攻击，利用人权问题公开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新的霸权，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等等。历史已经证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嚣之时，往往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宁之日。只要世界上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人类和平就会受到威胁。 第二，当今世界仍存在冲突现象，影响着人类的和平。冷战结束后，原来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所掩盖的众多矛盾空前突出，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地区霸权主义、宗教问题、领土争端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成为威胁人类和平发展的重要根源。原有的动荡因素仍然存在，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如旷日持久的中东阿以冲突，发生在欧洲大门口的波黑冲突，俄罗斯及独联体某些国家的民族矛盾，南部非洲的各种纷争；现有的动荡因素正在发生。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另外，一些潜在的动荡因素有可能诱发新的冲突。如朝鲜半岛核武器问题和日本极右势力的猖獗等可能引起远东地区新的紧张局势，而“北约东扩”计划的实施，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地缘权力结构，这一切都给世界和平设置了新的难题。上述事实表明，尽管世界的总体态势是和平与发展，但局部地区冲突仍然大量存在。 除此之外，当今世界仍有许多消极因素威胁着世界的和平进程，如军备竞赛和核武器问题。据1990看5月日本厚生省的报告，广岛和长崎在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包括因患核辐射疾病而死去的人数竟达295956人。由此可见，在人类文明所拥有的巨大核能量面前，地球显得弱不禁风。需要指出的是，核化给人类造成的心理威慑力不仅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是长期的。正如詹姆斯?多尔蒂所言，核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如果说，20世纪以前的许多国家还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过着“世外桃园”生活的话，那么，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被核武器空前地威胁着。 从根本上讲，和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离开，从这一意义上讲，和平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 （二）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在当今世界中，人类社会面临着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这是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促进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非发展性。这种非发展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经济落后。在世界经济生物圈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孱弱落后，除了少数几个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工业国之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形态呈现出农业经济和准工业经济的特色，在同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经济的竞争中明显地处于劣势地位。有资料表明，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77%，而他们的收入仅占世界总收入的20%。世界最富裕的人口和最贫穷的人口各占世界人口的总数的五分之一，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从60年代的30倍上升到90年代的60倍。 第二，经济畸型化。由于历史上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单一式的经济结构，众多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基地，民族产业难以确立和维系。特别是在国际垄断资本家集团争夺经济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的斗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形成适合自身发展，适应国际生存环境的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呈现出极大的依赖性。 第三，经济发展速度呈下滑态势。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因政府决策失误，南南矛盾，特别是南北矛盾的加剧，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据统计，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增长只有0.7%，其中拉美和非洲都是负增长。90年代，这种经济下滑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在21世纪之初，发展中国家经济下滑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第四，外债负担沉重。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发达资本主义贫困化的全球性转移，使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再加上不平等贸易形成的巨额逆差，发展中国家负债累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在1981—1990年间已由7519亿美元增加到13200亿美元。为偿还债务本息，发展中国家又支付了上万亿美元。其中，相当多的国家进入了借债的“怪圈”之中。 第五，生存危机。生存危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经济发展畸型化，无法真正适应世界经济环境的必然结果。1983—1985年非洲干旱和在饥荒，影响所及达36个国家，危及1.5亿人口的生存，100多万人饿死，上千万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80年代以来，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有2000万人处于饥荒之中，每年约有1500万人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已经成为困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地区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双向性特征。就后者而言，各国经济上的互需性和互补性愈发显现出来，任何国家都无法游离于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特质，必然要求各国抛弃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歧视政策，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从这一意义上讲，发展问题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国际社会的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问题不解决，人类的整体发展也将受到严重影响。只有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发展，整个世界经济才能走向共同繁荣。 （三）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依赖。和平是发展的有力保障条件，发展是和平的重要物质基础。国际社会应当争取和维护持久的和平，共同发展世界经济，才能使世界走向安宁和繁荣。因此，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谋求人类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长期的战略任务。 当今世界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是： 第一，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战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引起世界战争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地争夺世界霸权，造成了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安。邓小平一直强调：“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①]冷战结束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霸权主义者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妄图在新旧格局交替时期，建立由霸权主义者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使世界局势出现新的不稳定。邓小平反复讲：“我们的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②]因此，只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防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第二，必须停止军备竞赛，实行有效的军控和彻底进行裁军。和平与安全同军控和裁军是不可分割的。战后，美苏比方的军备竞赛轮番升级，是对世界和平各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为此，世界人民不断进行裁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苏军备竞赛，相应减少了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世界主要大国加速了裁军的步伐，世界大战的威胁进一步降低。在核武器方面，美俄首脑达成了2000年初把核导弹消减到3000~3500枚的原则协议。北约、原苏联东欧国家还签署了实施1989年达成的削减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的协议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有130多个国家签约，《禁止化学武器条约》已有165个国家签约，禁止使用杀伤人员的地雷问题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对避免战争、维护和平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也要看到一些大国仍在进行以提高质量为主要目标的军备竞赛。美国在削减武器的同时，增加了用于新型武器研制和发展的费用，从1991年财政年度的345.5亿美元提高到目前的530亿美元。英国强调未来武器的发展将侧重于高技术应用、高电子化、多功能和通用性。法国将投入更多的财力和物力，用以加强常备力量的建设。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加强自身防卫能力，也在加紧扩充军备，纷纷向军火大国定购武器，形成地区性的军备竞赛。因此，真正实行彻底的裁军，停止军备竞赛，仍需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第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消除战争的爆发点。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相互让步，合理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等一系列方式，收到了很好的实效。从80年代后期开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实践证明，战争不是解决矛盾和争端的有效方法，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才能真正求得矛盾冲突的妥善、完全地解决，建立起相互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各国要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进一步形成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综合观念。这种综合观念的内容应该是：（1）安全是相互的。一国安全不能建立在牺牲他国安全的基础上。（2）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该平等参与，都享有同等发言权。（3）不应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4）和平谈判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本途径。 第四，发展和壮大世界和平力量。战后，世界大战之所以一直没有爆发，使整个世界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总体和平局面，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日益壮大，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冷战后，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动员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防止战争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三世界仍是主力军，要充分发挥第三世界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是世界和平力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侵略战争，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目标，中国应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多贡献。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战后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日本则是从战争废墟上艰难站立起来的，战后一度失去主权。欧洲人民和日本人民非常渴望永久的和平，要注意团结这支重要的国际和平力量。超级大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根源，但超级大国的人民同样也反对战争，反对对外扩张。要充分注意到他们对世界和平进程的积极影响。当今的联合国已成为反对霸权主义和伸张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应该充分发挥联合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斗争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五，推动南北对话，改善南北关系。邓小平一再强调：“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③]南北对话是发展中国家围绕改革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加强南北双方的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进行谈判和斗争的主要形式。南北对话始于60年代，70年代有了重大进展。但是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南北对话陷入僵局。西方国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④] “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⑤]因此，南北之间必须进行谈判，西方国家必须拿出诚意来，积极地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平等对话，使南北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解决南北经济失衡的问题。 第六，加强南南合作。邓小平指出：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南南合作既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推动南北对话的发展和南北关系的改善，又可以增强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民族经济的能力，逐步改变目前对发达国家严重依赖的局面。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合作中建立的区域、次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组织及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30多年来已建立了众多的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财政援助机构。在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原料街道与出口、贸易、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加强南南合作，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第二节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一、国际秩序的涵义 秩序即序列、次序。国际秩序是一个历史范畴，包括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围绕某种目的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运行机制，它表现为各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基本位置和发展顺序的有机统一。 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是多维度的。国际秩序，是主角力量相互斗争与相互协调的产物，是各行为主体实际利益、战略目标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反映。国际秩序既是国际社会中各主角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各主角力量在相互博弈、较量中新旧势力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国际秩序反映出国际社会各主角力量关系排列组合的有序性。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由其基本的实力来决定，特别是由同相关国家的实力比较来决定。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实力水平同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应位置成正比例关系。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会率先获得在国际社会中占据有利位置的权力。而位次或序列的不同排列和组合，自然就反映了各相关国家的实际力量对比情况。可以说，国际秩序是主角力量或国家集团力量比较、对抗的一种实在性反映。 国际秩序具有层次性，一般可区分为全球性秩序和区域性秩序。就全球性秩序来说，它涉及到世界各大主角力量的位置排列和关系组合问题，关系到国际社会整个运行规则和相关机制问题。就地区性秩序而言，是指借助或受制于相关的地缘环境，邻近的不同权力单位之间为实现区域性的合作或在利益纷争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定范围内行规则和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性秩序和区域性秩序的关系十分密切。整体国际秩序的发展会深深地影响地区秩序的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势。而地区性秩序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体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具有动态性。受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影响，先前发展较快、力量较强的主角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地落后于一些后起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种主角力量关系的极度不平衡的运动变化状况，必然会影响国际社会行为规则、相关机制、关系组合的变化。因此，国际秩序始终处于变动状态之中。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国际秩序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可以说，国际秩序的变动性和相对稳定性是辨证统一的。 国际秩序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是各种基本力量相互牵制、相互抗衡的态势。国际秩序不是各行为主体政治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行为主体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这种合力不是各行为主体的意志和愿望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这些意志、愿望和实际力量之间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的集中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秩序确立的基础主要来自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实力对比和国际规范的制约。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基础之上的，战争、掠夺、剥削往往是其建立所谓国际秩序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反，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以国际法律、道德、正义，建立真正的国际秩序。于是，在国际关系中，常常会出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谋求维护旧秩序的行为与国际社会民主和平力量寻求公正、平等、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之间相互角逐、博弈的景观。 二、国际经济旧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各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国际经济体制，以及与互相适应的国际生活准则。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影响国际经济沿着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方向发展。 15世纪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欧洲确立。西欧资产阶级利用经济贸易早发的优势，赤裸裸的掠夺和强制性的贸易，开辟东西方的新航路，建立海外殖民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17——19世纪，欧美各主要国家基本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确立、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家追逐高额利润本性的急剧膨胀，驱使资产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扩张，并最终地建立起体现西方国家意志的殖民主义经济秩序，即通过不平等贸易强行建立一种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经济秩序，通过强制性的国际分工，扩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输出资本，向落后地区和国家推行畸型单一的经济体制，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从而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殖民地秩序开始建立和发展。这一时期，西欧列强利用前一时期积累起来的雄厚资本，借助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分工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生产秩序、贸易秩序、金融秩序上进行全面垄断、不断抢占和瓜分经济势力范围，掠夺落后国爱的经济资源，进一步强化殖民经济秩序。英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列强都参与了这一帝国主义殖民经济秩序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这一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残酷奴役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基础之上的，是用血与火强行建立和维持的殖民秩序。它主要体现为瓦解被殖民国家的民族经济，将广大亚非拉国家经济全部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漩涡；全面建立资本主义市场，控制所有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操纵世界金融秩序；不断改变剥削和掠夺形式，建立一整套最野蛮、最残酷的殖民统治秩序。 进入20世纪以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兴起，对原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必须看到，近代以来形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大障碍。 当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为保证有充足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市场，长期以来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殖民地的经济畸型发展，变为单一经济作物或矿产品生产国。战后，这种“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的国际分工格局虽有一些变化，但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旧的国际分工仍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发达国家的需要。 其次，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由于不平等交换，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发达国家垄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世界市场，以垄断高价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工业制成品，又以垄断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使发展中国家外贸状况不断恶化。 第三，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由于不公正的制度和待遇，发展中国家处于几乎无权的地位。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通过在世界各地遍设金融网，直接操纵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和经济生活，使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发行的货币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货币，深受国际货币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决策权一直操纵在发达国家手中。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达国家的投票权占整个投票权的1/2以上，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仅占整个投票权的1/3，完全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事实表明，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套在发展中国家脖子上的枷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至今仍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南北关系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要求得民族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改革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三、国际政治旧秩序 国际政治秩序是国际间政治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间力量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反映。近代国际政治秩序以1643—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为标志，形成了欧洲政治秩序。这时的欧洲政治秩序有几个重要特征： ① 领土或领土主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认。在新的和约面前，法国、瑞典、勃兰登堡、萨克森、梅克伦堡一什威林、黑森一卡塞尔、巴伐利亚和下帕拉蒂纳等国的领土被进行重新划分，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的行政划分和相关秩序；② 教会的自由度增强。根据和约，罗马帝国的三大教——天主教、信义宗和加尔文宗获得了信仰自由；君主不得改变其宗教，否则它的土地就应被没收。③ 帝国权力受到限制，开始出现政治分裂。帝国各邦的领主权得到承认，它们被授权可以互相并可以与外国列强订立条约，只要帝国和皇帝不遭受侵害。这样，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和帝国议会昔日的权力受到明显限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多国协议和签订条约的形式，将国际法原则和主权平等、国家独立、反对使用暴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问题变成现实，经签字国同意成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法律。缔约国保证联合一致对付不遵守协议者，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的国际政治秩序。 1814年9月—1815年6月的维也纳会议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形成了少数国家组成的所谓“神圣同盟”秩序。会议的主角是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国。会议不顾小国民族的利益和愿望，依据所谓“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重新改画了欧洲地图，恢复了欧洲各国被推翻的封建王朝统治。会后，俄、普、奥三国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州统治着，并大都加入神圣同盟。神圣同盟各国“实行基督教原则”，并公开宣布“无论何地都要互相援助，以维护欧洲和平”。维也纳会议后的神圣同盟秩序，虽然通过国际会议，保持了欧洲均势，但实质上维持的是封建君主控制和干涉小国的反动秩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法、德、日、美六强将世界瓜分完毕，开始超出欧洲范围，正式建立了全球性的殖民秩序。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殖民地秩序，具有共同特征：大国控制世界，战争威胁人类，强权政治猖獗，大多数民族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和被掠夺的状态。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并通过了英美提出的国际联盟盟约。盟约强调：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承担不从事战争之义务，维护各国间基于正义和荣誉之公开邦交，严守国际公法之规定，以为今后各国政府行为之规范，在有组织之民族间，确立正义并遵守根据条约所产生之一切义务，特制定联盟盟约四项基本原则约共26条。盟约重新肯定原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特别强调：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之义务，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建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即国际联盟，设立一个国际司法组织，即国际常设法院，来充实国际调节机制。国际联盟的建立，标志着英、法控制国际秩序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治秩序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公正的福音，反而不断引发一系列强国间的纷争、冲突。面对新的战争策源地产生，国际联盟盟约下的秩序变得毫无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主角力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法西斯力量被打败，战争使人类对国际行为的认识更趋理性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新秩序，反映了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苏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仍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旧秩序。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建立新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呼声不断。以国际法基本准则、民族自决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要国际行为规范的相关国际关系准则的确立，有利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四、各种类型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一）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早在1974年召开的联合国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就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88年9月，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议。他在同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谈话时提出：中国坚定不移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年10月，在接见来访的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时，邓小平又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秩序问题，明确表示反对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影响的国际秩序，主张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90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介绍了中国国际新秩序倡议的主要内容：（1）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2）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3）国家之间应当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合作；（4）国际争端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5）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协商决定世界事务。 1991年3月25日，中国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国际新秩序倡议的主张和思想。报告指出：在世界新旧秩序交替之际，人们越来越关注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特别是世界新秩序问题。战后4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未来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终都是行不通的。中国政府认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概括了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包括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两者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应当是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这种新秩序的基本内容应当是：（1）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2）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和吞并他国领土，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3）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不应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或推行强权政治。（4）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毫无疑问，这样的国际秩序，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将有利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有利于各国谋求共同发展。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将是一个历史进程。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争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此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工作。1992年1月31日，中国总理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就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基本主张。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对中国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1993年3月15日，中国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再次提出了明确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 应当说，中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有着广泛的现实性和客观基础，必将有助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有利于各国谋求共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还面临来自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众多不利因素的威胁和挑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伟大而艰巨，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二）??????? 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立场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旧秩序的直接受害者。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但由于旧的国际秩序的存在，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经济上并未真正独立，仍然依附于发达国家。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依从关系直接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政治作用的发挥，并危及这些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第三世界各国早就开始意识到，只有摆脱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束缚，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只有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独立，才能维护和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因此，发展中国家最早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原料价格、技术转让和金融机构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64年，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组成了“77国集团”，并首先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要求。同年10月，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为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和公正的经济秩序贡献力量。1973年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概念。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下，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讨论并通过了“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同年12月，第29届联大通过了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1979年2月，“77国集团”第四次部长会议又通过了《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这一系列文件最终形成了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共同纲领。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应遵守的20条基本原则。《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则确定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10项基本目标。其主要内容有：（1）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要求实行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有效地参与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各国有权采取措施，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等等。（2）在国际贸易方面，要求采取措施改善贸易条件，增加出口收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贸易逆差。首先，拟订一项商品综合方案，促进各种原料生产国组织的活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在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商品间建立公平的关系；迅速制订国际商品协议，建立缓冲储存机制，稳定初级产品价格，扩大天然产品的销路。其次，要逐渐拆除关税壁垒，增加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并实行普遍优惠制增加补偿资金，促进出口多样化，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发展需要。（3）在国际金融货币方面，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制度，使发展中国家充分有效地参与国际金融货币问题的决策过程。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发达国家应采取行动，实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援助发展中国家和履行官方发展援助0。7%的指标；采取紧急措施，减、免、缓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4）在工业化和技术转让方面，国际社会应鼓励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帮助它们提高工业生产的能力和规则，使发展中国家能以较为有利的条件获得现代技术，以利于工业化。（5）在运输和保险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多地、公平地参与世界海洋运输，降低运费和保险费；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保险事业。（6）在发展中国家间进行经济、贸易、财政等方面的相互合作，促进集体自力更生和经济一体化。《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此后，发展中国家对方案虽有一些补充和完善，但基本内容始终未变。 总之，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目标是：改变以不合理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打破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货币金融领域的垄断，摆脱国际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剥削，实现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同时，发展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一直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对待，他们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行为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 （三）美、欧、日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1、美国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到“冷战”后时代，美国利用国际局势有利于自己的契机，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观”。1990年8月至1992年底，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世界新秩序主张的讲话，如1990年10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1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历史进入到21世纪初，随着“9.11”事件的出现，美国又提出了许多关于世界秩序的主张。这一切，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内容； 第一，实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这是美国倡导的“世界新秩序”追求的首要目标。海湾战争结束后，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曾明确宣称：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给世界树立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令人鼓舞的榜样。数十年来，美国领导人保持和扩大自由之福泽斗争。在当今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一领导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美国政府和人民需要发挥新的首创精神——以便为下一个美国的世纪作好准备。克林顿上任后，更加强调美国的国家战略要为“加强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服务，尤其强调在大国合作和联合国的事务中，世界由美国领导的必要性。在1999年3月末，美国和北约空袭南联盟事件中，克林顿再次表达了由美国控制世界的战略思想。“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更是以所谓反对恐怖主义为名，强调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以便实现真正的美国世纪。 第二，继续加强同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在协调西方联盟关系时谋求更多的美国利益。美国在总结海湾战争，特别是反恐行动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时，已经充分认识到，美国需要向更多的西方国家进行必要的国际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美国利益。不过，美国在加强同西欧国家进行合作的同时，也强调突出体现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合作”。 第三，建立以美国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结构。1991年1月5日，布什在向国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说：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去维护世界各国间正在出现的秩序。之后，他又在《国情咨文》中说，在当今世界上，只有美国才拥有维持世界新秩序的“声望”和“手段”。他强调要继续加强美国的防务，不但要加强正规力量和更新战略武器，而且还要继续推进“战略防御计划”，以消除未来对美国、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军队以及对我们友邦和盟国的任何威胁。美国入侵巴拿马，出兵海湾，空袭南联盟，无不表明美国已把使用武力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手段。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能体现出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支柱实现本国的世界秩序的努力。 第四，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其中包括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人权美国化，意在把整个世界变为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为此，美国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指望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所谓政治民主化，最终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 由此可见，美国的世界秩序就是独霸天下，实质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必定遭到全世界各方和平和正义力量的抵制和反对。 2、西欧关于建立世界秩序的构想 长期以来，西欧各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受制于美国。随着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综合实力的相对增强，特别是两极对抗格局的瓦解，以法、德为代表的大多数欧盟国家对美国控制西欧事务表示不满，迫切要求在美欧之间重建新型关系和新型秩序，提出了自己的世界秩序构想，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强调西欧各国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符的作用。受戴高乐主义的影响，鉴于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欧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西欧国家普遍提出应以“美欧日三极体制”取代原来的“美苏两极体制”，并积极寻求西欧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继续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近年来，随着原苏联实力在发展中国家的退却，西欧各国以“南北对话”为突破口，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心理，积极扩大在非洲、中东、拉美的影响，在确保维系原有国际旧秩序的前提下，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以此增强与美、日抗衡的实力，实现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三，积极推行建立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秩序政策。多数西欧国家强调国际新秩序应建立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基础上，主张思想多元化、自由化，特别强调将西欧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世界。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西欧各国极力主张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全面推广到东欧地区，并将东欧各国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纳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轨道上,使欧洲成为新文化秩序的重要发展基地。 西欧各国关系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其核心是重返欧洲旧秩序时代,使欧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本质是要维护欧洲国家利益,带有浓厚的近代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西欧各国的世界新秩序主张与当今世界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严重相悖，再加上美欧矛盾、欧洲各国内部的矛盾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极力反对，最终难以真正实现。 3、日本的世界新秩序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急剧增强，走向政治大国的决心和努力也得到了强化，在90年代世界格局重组的时代背景下，日本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观，主要观点为： 第一，????????? 构筑美欧日三极主导的国际秩序，树立日本的政治大国形象。一是主张建立美欧日共同主导的多级、多层次的国际力量均势结构，反对美国“治理”下的单极世界秩序；二是树立政治大国的形象，广泛开展多元外交；三是积极参与地区性事务，寻找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契机；四是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继续构筑与美国的全球合作关系。战后50多年，日本在政治和外交始终恪守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原则。尽管近些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国内增加日本外交自主性的呼声愈来愈高，但是，日本仍然将对美外交关系摆在首位，谋求与美国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实现日本利益的最大化。第三，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渗透。一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为基石，构筑以日本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圈，逐步取代美国，谋求对亚太地区事务的领导权；二是以经济和科技为诱饵，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同时与美国、西欧经济相抗衡；三是以“自由民主”为条件，增强对外援助的意识形态色彩。 日本的世界新秩序观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美日合作为基轴，谋求实现亚太乃至世界事务的领导权。这一方面反映出日本力图改变两极体系下完全依附美国的地位，力主独立发展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仍然要走向政治大国，这对于国际社会和平事业的发展也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 第三节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前景 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 当今世界正处在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旧秩序阻挠着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寻求并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已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使命。 建立国际新秩序所以必要，是因为：国际旧秩序严重阻碍着世界发展。近代社会形成以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在当代国际社会仍然以非常浓烈的态势体现出来。它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第一，政治不平等。少数大国以其实力优势，奉行霸 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垄断国际事务，主宰国际秩序，使民族和国家的国家主权、尊严得不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特别是近些年来，少数西方国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推选人权外交，利用人权问题公开干涉他国内政，损害其它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新的国际背景下继续维护着旧的政治秩序。历史已经证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甚嚣之时，往往是世界局势和国际秩序动荡不安，人类的和平、公正、民主和国际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之日。 第二，经济不公正。借助率先进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少数经济发达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贸易往来中进行残酷的国际大剥削，以富欺贫，造成国际经济关系严重失衡，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有序运行。在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非发展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已经成为困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第三，世界战争和地区冲突。旧的国际秩序建立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上，必然带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压迫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国际冲突的产生就与国际旧秩序存在着极大的关联。不仅如此，国际旧秩序还导致霸权主义的盛行和军备竞赛的增加，从而使世界上方始终悬挂着“达摩克利斯剑”。 总之，从本质上说，旧的国际秩序是一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重重阻碍着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打破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是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格局多样化趋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并推动着国际新秩序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呈现出两种流向；美苏全面对抗以及霸权主义重新建立；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朗化以及反对两极世界秩序的民主化、平等化浪潮汹涌澎湃。就前者而言，美国的日益相对衰落和苏联的最终解体，直接导致对峙格局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原有的不合理的旧秩序行将结束；就后者而言，西欧和日本等众多国的不断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力量的壮大，使世界格局正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格局过渡，也使世界民主化、平等化国际秩序的建立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各爱好和平与民主的国家和民族推翻国际旧秩序的过程。事实上，在旧的国际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经济受剥削、政治主权和国家尊严受侵害的无权地位中，在少数发达国控制下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难以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和自立权。这些国家要求改变旧秩序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始终将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向旧秩序挑战的一面旗帜。无论是不结盟运动的开展，还是石油生产海洋开发权的斗争，都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良好愿望。所有这一切，都向国际旧秩序发出了有力的冲击，改革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已成为必然之势。 当然，必然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旧秩序向国际新秩序的过渡，还面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众多障碍性因素的阻挠，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仍然艰巨，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积极行动起来，为致力于建立国际新秩序而不懈努力。 ?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途径 （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和公认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以尊重各国主权完整为前提，突出强调反对侵略和干涉，以平等互利促进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准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形势急剧变幻的时代中，理应成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这是因为： 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必要前提。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属性，领土完整同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确保各个国家有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权利，有独立自主地捍卫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权利，有独立自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独立自主地享受国际事务中平等互利的权利，才能使各国在国际社会中和平共处。总之，只有国际社会遵循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才能确保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害，国际社会才能有良好的生存条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对立，有利于和平、民主、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国际政治中曾出现过近代历史上的霸权主义秩序和殖民统治秩序以及现代历史中的强权政治秩序。在这种旧的国际秩序中，常常出现国家主权和领土遭到践踏和干涉的现象，致使各个国家难以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发展友好关系，严重地影响了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世界各国应求同存异，互不干涉，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国家关系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任何国家都不能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文化信仰。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应享有平等发言权、决策权和互利权。应该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锐利武器，在推动世界朝着民主化、平等化、公正化的国际新秩序方向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具有广泛性、公正性和合理性。近代社会以来，在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旧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领土主权和尊严遭受到了极大伤害，长期以来，一直成为西方国家贫困化转移的对象国，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和产品销售国。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一方面造成了南北关系的空前紧张，促使世界动荡不安，另一方面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极度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新独立国迫切要求在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下，结束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的不合理国际旧秩序，代之以公正、平等、民主、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应当说，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良好愿望，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无法成为现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运用，充分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成为他们捍卫国家主权，赢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有效武器。 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国际新秩序基础。 （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和平，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和平的最大敌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牺牲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代价，侵略、扩张和干涉别国内政，谋求自身的国家利益或集团利益，严重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和发展。为防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国际社会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合理的国际秩序。 第二，反对和停止军备竞赛。战争与军备竞争紧密相联。战后以来，战争突发地区几乎都是军备竞赛严重地区，反对军备竞赛应当成为维护世界地区和平的重要任务。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性急剧增加。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反对核武器的研究生产，推动国际裁军，是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途径。 第三，充分发挥联合国在裁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联合国是一个在集体安全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治性组织，它的基本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关系，协调各国活动。尽管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阻挠，但自成立以来，它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缓和国际和地区紧张局势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发挥联合国维护和平的作用，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总之，在国际关系中，各个主权国国际组织应当积极参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舞台从而在和平中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三）实现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目前，国际社会发展问题变得愈加重要。世界发展极度不平衡，贫富差距大，这直接导致发达国家之间争夺经济市场的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此，国际社会必须促使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向健康方向发展，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具体做法是： 第一，改革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造成南北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造成代以来国际社会屡屡出现南北国家之间被殖民、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等各种冲突甚至战争的重要根源。为确保目前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就要求各国平等地解决一切国际经济问题，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要求改变旧的贸易制度和金融体系，要求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南北之间贸易差距的根源。这是世界经济均衡、有序、健康发展的可靠保障，也是确保国际新秩序的有效手段。 第二，开展南北对话。南北对话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加强南北双方的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谈判和斗争的重要形式。对话的主要内容涉及原料价格、国际贸易条件、能源、债务等问题，其实质是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南北对话表明，只有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才能取得成效。这对调整南北双边关系，实现共同繁荣，建立国际新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加强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合作关系，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领域中，反剥削、反控制的重要组织形式。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建立各种国家组织和开展多种活动，在相互支持、平等贸易、团结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对提高南方国家经济实力，赢得同发达国家竞争的有利地位，从而改变不合理的经济旧秩序，建立合理的、公正的经济新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目前，国际社会仍处于新旧格局转换的特殊发展时期，旧的格局已经瓦解，新的格局尚未最终形成，致力于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已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建立意味着对国际旧秩序的否定，意味着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否定。所以，这一过程必然充满各种国际力量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和激烈的矛盾，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成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第一，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要改革旧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改变那种以富欺贫、经济强国对弱小国家进行殖民掠夺和经济剥削的国际秩序，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结束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旧政治秩序；就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干涉别国内政；就是允许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实现国际的民主化、多极化、法制化。应当说，建立国际新秩序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第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严重威胁和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是国际旧秩序的最本质特征。近代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重要标志的国际旧秩序呈现出来的国际社会面貌，是弱肉强食、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公平的国际关系。在当今国际社会，尽管近代国际社会那种野蛮的霸权主义统治行为逐渐淡化，但是，它却以一种新的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以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手段取代军事霸权的努力是国际旧秩序在现代的一种翻版，现代条件下的国际旧秩序是要通过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新的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继续维护和巩固旧秩序下霸权主义的“成果”。这使得变革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工作直接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少数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相联系，国际秩序的变革意味着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否定，必然要引起强权政治国家的反对和阻挠。从这一意义上讲，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是对强大的西方社会势力的威胁。 第三，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面临来自民族冲突、领土争霸等众多问题的困扰。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使国际社会实现和平与安宁，稳定与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尽管爆发世界性的战争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但是民族冲突和争端却是冷战后影响国际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诸如中东地区的纷争、巴尔干半岛的硝烟、北高加索的冲突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众多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当今世界非稳定化的表现。尽管导致上述动荡的因素很多，也比较复杂，但民族冲突、宗教争端等却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再加上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预，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而造成目前国际社会的动荡不宁。不仅如此，在建立稳定、安全的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国际社会还面临着必须解决的共同问题，如生态环境被破坏，毒品问题，国际恐怖活动，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新秩序建立的障碍，这使得变革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工作困难重重。 此外，国际社会国际法原则、民族自决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遵守，国际伦理道德的实现，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真正的人道主发扬，都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有效协作。应当说，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项长期的跨世纪的战略任务，必须指出的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一定会到来。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指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是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民主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综合国力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目前，发达国家在统领世界经济潮流的同时，围绕重塑世界秩序的问题，展开了单边主义世界和多边主义世界的较量，其核心是谋求建立一个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 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战结束以后的50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经过五个阶段。 第一，经济恢复和调整阶段。战后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任务不尽相同。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对内积极刺激国内需求，对外大力推进资本和商品输出，迅速把战时经济转向平时经济。西欧各国和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广泛采取国家干预的办法，通过推行国有化、扩大固定资本投资、实行“倾斜生产方式”等积极的经济政策，到1950年－1955年，也基本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 第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从50年代初期开始70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亮点，20年间，保持了年均5.3%的经济增长速度，日本更是创造了年均增长9.8%的“经济奇迹”。即使是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落后的美国，在1961年1月至1969年10月，也创造了106个月的持续增长。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共同原因主要有：战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世界原料和燃料的廉价供应；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相对稳定等。 第三，经济滞胀阶段。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共存的困境之中，十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4%，物价上涨率为9.9%。经济滞胀的原因主要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日益增长的负面效应；“石油危机”的打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等。 第四，经济调整阶段。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欧美主要国家以货币主义理论为指导，全力整治“滞胀”，如紧缩货币、降低税率、削减福利，逐步抑制了通货膨胀，一些国家的经济也略有回升。这一阶段的调整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 第五，经济新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出现了“三高三低”（经济增长率高、综合竞争力高、企业利润高、低通胀、低失业、低财赤）的经济繁荣。美国90年代经济年增长率为3.5％，大大超过了欧盟和日本，尤其是与长达10年的日本经济衰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尽管9·11事件成为美国经济衰退的转折点，但以知识经济为标志的美国“新经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压力和推动，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经济发展，尽管高低相间，时张时驰，总体上经济的增长和进步是十分显著的。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推动和促进作用；宏观干预和市场机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良性互动；经济多边合作的发展和利益相互协调的积极影响；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廉价的世界市场供应等。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生产力总体水平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独占螯头。从劳动生产率来看，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呈上升趋势。从1951年到1975年，英国、美国、法国、西德、日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依次分别为2.6%、3.2%、4.3%、4.4%和8.8%。从经济实力看，发达国家的表现总体趋强，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由1980年的76.5%，增长至1990年的84.1%，和2000年的80.5%。超级大国美国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达28%。总体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4/5，国际贸易总量3/4、以及90%以上的资本输出。 第二，产业结构先进。战后以来，在科技革命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在国民产生总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扩大。如美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从1950年6%下降到1998年的2%，第二产业的比重由1950年的36%下降到1998年的27%，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950年的58%上升到1998年71%。其次，以电子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其中发展最突出的是信息产业。美国是信息产业发展的龙头，1990年到1996年，信息产业的产值上升到8660亿美元，增长5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2%，已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环保产业也发展较快，环保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美国、德国、日本目前的环保产业的产值已达1500亿美元，这不仅初显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又一个新亮点，而且也反映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加大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份量。 第三，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70％以上。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美国尤为典型。美国是高科技的主要发源地。二战后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但美国由于越战等原因，相对忽视了高科技产业化和应用技术的开发，使得很多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七八十年代一度落后于日本，这个差距突出反映在经济实力的消长上，20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75%，而同期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达4.5%。经过近20年来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大量投入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美国率先完成向信息和知识型经济的转型，1994年重新夺回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的位置并保持至今。显然，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消长变化，与科技革命的作用息息相关。 第四，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日臻成熟。战后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不断调整和深化，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越来越成熟。由于国情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各具千秋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的经济模式具有代表性。 美国模式，一般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美国模式具有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文化背景，这种模式试图探索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最佳结合，具有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1）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主要包括：其一，以自由为核心的价格机制，市场价格既自发调节企业的生产行为，也自发调节社会的消费需求。其二，以自主为基础的竞争机制，社会经济主体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在市场环境中完全自主经营，自由竞争。其三，以效益为目的动力机制，企业独立承担各自的收益和风险，赢利的多少是衡量其绩效的基本标准。（2）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与保障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相结合。主要包括：其一，政府采用或松或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以保证宏观经济的均衡运行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如经济趋“热”时紧缩财政，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利率，经济趋“冷”时扩张财政，减税、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利率。其二，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经济活动，在保护垄断经济的同时，也为中小企业的自由竞争创造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如制定各种反托拉斯法，约束垄断保护竞争。 日本模式，一般称为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模式具有推崇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背景，既把市场作为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更突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主要特征是：（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大于市场调节。其一，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诱导全社会的经济活动，以期追求一定的战略目标。如50－80年代，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日本的产业政策分别明确煤炭和钢铁、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国家发展和扶植的重点产业。其二，政府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对重点行业和企业如建筑业、农业、零售业、金融和保险业进行保护和扶持，以维护经济秩序，并使之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相协调。以金融业为例，日本政府长期在其中扮演“保驾护航”的角色，通过实行官定低利率、限制金融业务准入和不同业务之间的相互参入、存款全额保护等政策，限制竞争，稳定企业与银行之间借贷关系，推动和促进经济增长。（2）企业管理模式强调“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大多实行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制度，使员工和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企业的凝聚力较强。 德国模式，一般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模式是德国历史文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有意识地从社会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集市场竞争、政府调节、社会保障为一体。它的基本特征是：（1）拥有完备的市场机制体系，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等。（2）重视国家在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上的作用，目标是实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发展，同时实现社会安全、公平与进步。国家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建立竞争秩序，采取适应市场的增长政策；国家适度干预，确保就业；外贸自由化；建立能够正常运转的货币体系，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保持货币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财富，国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3）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福利体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得益于其日益成熟的经济运行机制。国家宏观干预和调控机制的运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许多困扰，如缓和了经济危机，抑制了通货膨胀，规范了市场环境，协调了国内外的经济矛盾和冲突，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同时，也应看到，各国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蕴含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美国模式强调个人主义和市场竞争，驱使企业急功近利，投机风盛，造成贫富悬殊。德国模式追求社会公平，引发失业严重，公共开支膨胀，企业竞争力下降。日本模式突出政府主导，造成市场活力不足，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改革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现实问题。 第五，经济垄断和国际化程度高。战后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垄断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据统计，在全美42个主要工业部门中，有28个部门其产量的一半由8家公司生产，特别是在汽车、钢铁、建筑、化学等工业部门，其产量的75％甚至100％是由4大公司生产的，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家公司就垄断了美国95％的汽车生产。另一方面，随着垄断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垄断企业向海外经济扩张的速度也在加快。大企业根据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的原则，凭借其雄厚的财力、高精尖的人才优势、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在世界各地进行跨国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急剧膨胀。目前全球的跨国公司超过了6万家，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发达国家，而在全球掌握了近4万亿美元资产的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就有80多家属于美国、欧洲和日本。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尤其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掀起了企业兼并、强强联合的浪潮，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如美国国民银行兼并美洲银行，德国奔驰公司兼并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收购阿莫科公司等等。所有这些，标志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垄断从国内垄断进一步走向国际垄断。 第二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 ? 一、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 （一）美国政治制度 美国独立后，制定了1787年《联邦宪法》，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学说和制约平衡理论。“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其思想发源于欧洲启蒙思想家，但将其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原则并形成一种制度，美国是最典型的。根据这一原则，美国在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和两党制。 美国1787年宪法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分别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行使，其具体情况可由宪法条例中来了解。 宪法第一条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国会实行两院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宪法规定众议院掌握“钱袋的权力”，“一切征税议案应由众议院提出”。参议院则有权批准缔约；批准重要官员的任免；批准众议院提出的征税拨款等财务议案；还有权独自审理一切弹劾案。 宪法第二条规定，“行政权力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美国三军总司令。美国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有权签订条约；任命高级官员；发布除弹劾案之外的缓刑和特赦令；颁布各种行政命令，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宪法第三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美国法院包括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法院、州法院、上诉法院以及一些特殊法院，如关税法院、税务法院等。最高法院拥有宪法和法律的最终解释权。 美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另一个平衡器是两党制。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称之为两党制。从性质上看，两党都属于资产阶级政党，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民主党奉行自由主义原则，更注重代表中下阶层的利益要求；共和党奉行保守主义原则，倾向于表达中上阶层的声音。美国两大党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选举制度的结构使小党候选人难以在选举中获胜，而两大党为了争取选民也往往采纳其他政党提出的某些纲领。因此，美国两党制既是垄断资本利益主体的体现，又是不同阶层利益的兼顾，它由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主导美国政治，亦允许包括左翼在内的各党派公开活动，禁止法西斯政党的公开活动，并限制共产党单独掌权。美国的政治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统治方式，通过两党轮流执政可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调节政府政策，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二）英国政治制度 英国的政治制度一直被视为西方政治制度的源泉和典范。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经过议会两院制度的发展，形成责任内阁制和稳定的两党制。 根据英国的宪法，国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但其权力是象征性的。根据传统，国王不得主动过问政治，对国家而言，国王的意义是国家稳定、团结的象征，在国内出现政治分歧时可以发挥调节作用。 英国议会起源于13世纪，历史最长，被称为西方议会的鼻祖。英国作为议会内阁制国家，议会具有至尊地位。议会由国王、上院（贵族院）、下院（众议院）组成，真正的立法权在下院，上院对下院有牵制作用，但实际作用已经很小。 内阁制起源于英国。英国内阁由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政党组成，政党是英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既操纵立法，又管理行政。内阁有权解散下院，但下院对内阁也有所牵制，包括有权对内阁进行质询、辩论政府议案、批准立法以及倒阁。 长期稳定的两党制是英国政治的重要前提，从历史上的托利、辉革两党到后来的保守党、自由党，再到当代的保守党和工党，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主宰政坛的局面已经维持了100多年。在英国政治中，反对党的作用与执政党是相辅相成的，它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制衡和监督。英国的两党制已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政治结构之中，确保了政府的稳定和强大。 （三）法国政治制度 法国的政体是半总统制，这是一种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混合物。这一政体的建立与戴高乐的政治主张有密切的关系，戴高乐为革除第四共和国党派林立、政治动荡、政府软弱的弊端，于1958年主持制定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变议会制为半总统制。法国总统是国家权利的中心，宪法赋予总统一系列重大职权，除了有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统帅军队、主持外交、发布咨文、颁布法律、监督司法等权利外，还拥有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公民投票和“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必要措施”的非常权力。总统直接由选民选举，直接对选民负责。政府由总统任命，虽然政府也要对议会负责，但议会的倒阁权受到严格限制，使政府对议会有相对独立性，加强了政府的稳定性。 法国是典型的多党制国家，党派最多时达200多个。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政党逐步完成两极化过程，形成以保卫共和联盟（戴高乐派）和法国民主联盟（吉斯卡尔派）为右翼，以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为左翼的四大党争雄，左右两大派对峙的党派格局。 （四）德国政治制度 德国的政治制度由1949年5月生效的《基本法》规定，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德国的联邦制议会共和制政体。基本法规定联邦制度，各州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有较大的权利，这些权利也要受到联邦制的限制。德国议会由联邦议会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的职责是制定和通过法律，选举和换撤总理, 对政府有监督权，可对政府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联邦参议院拥有立法创议权、审议权，其权限比联邦议院要小，主要作用是平衡联邦与州和各州之间的权益。 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由联邦大会选举产生，但由于总统不隶属于政府和党派,超越权利政治和党派斗争之上，因此被看作国家团结的象征。联邦总理是政府首脑,被《基本法》赋予很大权力。总理由总统提名，联邦议院选举产生，通常是大选获胜的议会多数党领袖当选。联邦总理的职权主要有：组织政府，制定施政纲领，主持内阁会议，决定内政外交事务，立法创议权，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统帅军队。 德国实行多党制，各政党都是战后新建或重建的。德国的政党体制基本是以基民盟－基社盟为主导的右翼和以社民党为主导的左翼构成的两元体制。 （五）日本政治制度 日本在战后确立了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即议会君主制的政体。二战后，日本由战前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的君主立宪制改为议会内阁制的民主制度，天皇作为国家象征被保留。因此，实行欧美式的三权分立原则和议会内阁制是战后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色。 战后的日本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与战前相比，天皇已不再具有“国政的权能”；不具有战前“万世一系”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君主地位，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的国事行为，是一个虚位的元首。 日本的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国会拥有立法权、监督权（含行政、财政、外交）和国政调查权。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组成，两院议员均由直接选举产生。 内阁是日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内阁由总理大臣和各国务大臣组成，内阁大臣领导内阁的一切活动。日本新宪法规定，内阁的产生和存在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承认。在国会中占议席半数以上的政党才有权组阁执政，如果大会中未能产生议会多数党，可由议席最多的两个或多个政党联合执政。 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构，掌管司法权，所有法官“独立行使其职权，只受日本宪法及法律的约束”。日本法院分最高法院和和下级法院两类。最高法院有规则制定权，违宪审查权和终审权。 日本实行多党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日本在1955年形成了一党（自民党）长期执政，两党（自民党、社会党）朝野对垒的政治格局，即“55年体制”。因自民党政治腐败，1993年“55年体制”瓦解。此后，日本进入了“多党林立，一强多弱”的过渡期。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特点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特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民主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历史悠久，在战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1）民主政治制度化程度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主要包括议会制度、普选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分权与制衡制度等。发达国家的议会制度大多采用两院制，这种制度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提供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台，因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发达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多元化的，如美国、英国实行两党制，意大利、瑞典实行多党制，政党制度成为发达国家公民和政府联系的桥梁。由于政党的兴衰取决于民众的支持，所以冷战后发达国家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政党的纲领和政策由个性化、极端化逐步转向中间化、大众化，如克林顿政府和布莱尔政府都标榜“中间立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实行分权与制衡制度的典型。近年来，由于政府宏观干预职能的加强，美国及其发达国家的议会权利有被削弱的趋势。（2）公民参与民主的形式趋向多样化。他们既可以通过个人的政治、法律行为，也可以通过团体、政党、利益集团的政治、法律行为，如投票、民意测验、竞选、罢工、请愿、游行等，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由于形式的多样化，民众的政治权利、自由权利、平等权利也相应地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保障。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形式完备，从根本上说，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因而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二）利益集团和大众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加强 战后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发展迅速，其特点是：利益集团种类和数量众多，如美国的利益集团包括企业集团、专业集团、劳工集团、农业集团等等；利益集团关注的利益层面广泛，如政府的政治决策和公共决策、社会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等；利益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方式多样化，主要包括直接或间接游说、法院诉讼、影响选举（如政治捐款）、抗议示威等。从实践中看，利益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协调各个阶级、各阶层、各社会集团关系，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时也日益成为公民参政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其中也时时显现出诱发贪污腐败、大的权势集团左右政治决策的弊端。 和利益集团一样，新闻媒介也是一个将民众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并向政治运作施加影响的中间环节。以美国为例，舆论是影响政治生活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影响舆论形成并反映舆论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新闻媒介，新闻媒介主要通过新闻报道、文娱节目和广告宣传，直接或间接形成政治态度，因此成为美国社会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由于新闻媒介常常扮演与三个官方权利部门相抗衡的角色，因而被成为“第四种权利”。实质上，新闻媒介与利益集团一样，仍然是有权有势者手里的工具。 （三）阶级结构呈现复杂化 战后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少数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寡头实力急剧膨胀，家族资本家减少，经理资本家成为资产阶级的新兴力量。经理资本家主要是来自管理阶层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和各行业的高级专业人员。他们往往身兼双职，既掌握着大公司的决策权和经营权，又同时出任政府各部门的要职，因而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有较大的影响。二是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增加，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减少。由于普及高等教育，重视岗位培训，强调终身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工人阶级本身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三是出现新的中产阶级，又称新的中间阶层。新的中产阶级主要指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级官员或专职雇员以及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资本，但是拥有较高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管理技能，能够在国家的行政运作和企业的生产管理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 （四）社会趋向总体稳定 战后以来，发达国家社会状况总体趋向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矛盾和缓，劳资关系相对和谐，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相对平衡，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显著衰退。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国家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再分配的干预和调控；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民众的经济收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共享社会稳定和经济丰裕的同时，也深受许多社会问题的困扰。他们面临的最为严重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诸如两极分化、金钱政治、种族歧视、精神和信仰危机、暴力色情文化、社会犯罪、黑社会问题等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6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频频出现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运动，要求妇女权利平等的女权运动，呼吁公平和保护生态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些运动也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 （五）各种政治思潮相互融合相互为用，为资本主义政治出谋献策 战后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其中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一直是主流政治思潮。新自由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长期实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开始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危机频频发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大萧条和大危机，促使主张完全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得不向强调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重要作用的旧保守主义吸取营养，从而形成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新自由主义。70年代以前，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占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经济滞胀，社会矛盾再次激化，新自由主义逐渐被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新保守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所取代。一直到90年代，新保守主义依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都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现实适时而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各种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如罗斯福奉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撒切尔、里根奉行新保守主义。 9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一批中左政党登上了政治舞台，以英国的布莱尔、美国的克林顿、法国的若斯潘、德国的施罗德、意大利的达莱马等人上台执政为代表。这批领导人适应了冷战后西方社会寻求新的政治思维和政策实践的潮流，提出超越左右、折中平衡的政策主张，使“第三条道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新的政治潮流。 此外，发达资本主义还有许多次主流的政治思潮，如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多元主义、精英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都各自从原有的立场出发，融合和吸取其他思潮的养料，在影响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综上所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形式上日臻完善，但是它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财产对政治的操纵，本质上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种族歧视、种族矛盾与极端民族主义对国内社会的统一和谐与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宁都带来了严重威胁。 ? 第三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 一、美国的对外政策 二战结束时，美国明确地把全球扩张、称霸世界确定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主要基于如下因素：在二战中迅速膨胀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奠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基础；流行于美国政界与舆论界的“恐赤症”有力地加强了美国的对外干涉欲；战后，把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而导致的对国际市场及资源的现实需求刺激了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意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始终不变，但在不同的时期外交策略有所不同。 （一）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 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国际影响，也打破了美国的称霸之梦。从杜鲁门总统开始，美国政府把反苏、遏苏与追求扩张、称霸结合起来，导致了美苏之间的长期冷战，直至苏联解体。冷战时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等人先后就任总统，他们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美国的战略需要分别实行了既有连贯性又有针对性的对外战略，使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四个阶段：进攻战略阶段（二战结束至60年代末）、战略防守阶段（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反击战略阶段（80年代）、和平攻势战略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全球战略有： 1、遏制战略 杜鲁门（1945－1952）是战后美国的第一位总统。1947年6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声称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应该承担“领导自由世界对极权主义政权进行一场全球性的圣战”。这篇讲话成为美国对苏联宣战的政治宣言。据此，美国推出了遏制战略。内容包括：实行马歇尔计划、通过“占领地区救济资金”和“经济复兴基金”援助西欧和扶持日本，稳定该地区的政局，扩大美国的影响；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缔结《日美安全条约》，重新武装分裂后的西德，建立了与苏联对峙的军事联盟；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一系列“集体防御协定”，实施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包围中国，与苏联争夺中间地带；实施“第四点计划”，在亚非拉地区支持亲美政权，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安全区”；在军事上主张在核垄断的基础上扩张军备，准备打“两个半战争”。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标志着美国对外战略发生了质的变化，既由孤立主义转向全球主义。 2、解放战略 艾森豪威尔（1953－1961）执政时期，基本上继承了杜鲁门的“冷战”和全球扩张战略，但也有一些变化。主要是：对苏政策方面，鉴于美苏相对实力的消长，承认苏联是超级大国之一，提出以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战为手段的“解放战略”取代以军事对抗为主的“遏制战略”，企图以和平手段“战胜共产主义”；军事战略方面，实行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鼓吹“战争边缘政策”；中间地带政策方面，在中东实行企图填补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针对印度支那局势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支持法国侵略越南。1959年，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访美，在戴维营举行美苏首脑会晤，出现了美苏由对抗走向解冻的迹象。 3、缓和战略 1969年1月尼克松（1969－1974）就任之际，面对的是严峻的内外局势：西欧、日本的复兴和中国以及第三世界的成长使世界出现了新的力量中心；对手苏联拥有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美元陷入危机，越战久拖不决诱导了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尼克松面对现实，明确承认美国力量有限。1969年9月，尼克松在关岛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对亚洲友邦将恪守“条约义务”，同时也希望友邦国家对自身的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卫负起主要责任。关岛讲话的精神即战略收缩，随即成为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尼克松主张用“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原则处理美国的对外事务，即以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别要利用日本和西欧来分摊防卫任务；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建立一支强大的“现实威慑力量”，继续为盟国提供“核保护”；以对话和谈判为重要手段，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明智的谈判，并从“五大力量”和“三角关系”出发搞均势外交，以实现力量平衡，削弱自己的主要对手，确保美国在不利的形势下争取有利地位。根据这些原则，尼克松政府实行“欧洲年”政策，提升并加强欧美关系；确立“现实威慑战略”（即“一个半战争战略”），在此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军事谈判，追求双方的同等安全，从1969年10月至1972年5月，美苏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了123次会谈，最终签署了《反导条约》；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利用中国制约苏联；在第三世界实行局部收缩，中心是结束越南战争。 尼克松缓和战略是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和力量不足的矛盾的产物，这一战略富含现实主义和均势外交的理念。它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全球战略由进攻转为防守。 4、“以实力求和平”战略 1981年初，里根（1981－1988）上台执政。里根认为，8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外援”负担的加重导致苏联的扩张势头减弱，这种形势对美国乘机反攻十分有利，因此提出了“以实力求和平”的反击战略。 里根反击战略的基本内容是：在军事领域，大规模扩充军备，提出开支总额达1.5万亿美元的5年防务计划和耗资1800亿美元的增强战略核力量的6年计划，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谋求对苏联的军事优势，也有意借此拖垮苏联的经济；把第三世界作为与苏联争夺的主战场，具体是，加强支持亲苏国家内部的反政府武装；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援助支持亲美国家；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措施，扩大美国的势力和影响，阻止苏联的扩张和渗透；在经济和外交等其他领域对苏联采取进攻性的措施，如恢复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以打击苏联的阿富汗政策和波兰政策，加强北约组织，协调盟国关系，力图通过强有力的对外政策使盟国服从于反苏总战略，对中国推行务实外交，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里根的反击战略在相当的程度上扭转了前一时期美国与苏联全球争夺中的守势局面。 5、超越遏制战略和世界新秩序战略 布什（1989－1992）在1989年1月上台之时，正值苏联陷入内外交困之际。苏联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调整内外政策，寻求与西方关系的根本缓和，放弃与美国的全球争夺，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整个苏东处于剧变之中。在此背景下，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基本内容是：在不放弃对苏联军事遏制的同时，抓住苏东正在从事改革的有利时机，运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优势，采取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特别是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促使苏东逐步向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最终将其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超越遏制战略实质上是遏制政策的继续，但追求比遏制更大的目标：在外交上，要求苏联尊重东欧国家的自主权，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支持东欧改革，以便为东欧的和平演变扫清道路；在军事上，要求苏联将军事力量削减到对西方无威胁的程度，以便美苏双方保持尽可能低水平上的军事力量均势；在政治上，要求苏联向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如民主、民族自决、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靠拢，实行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在经济上，要求苏联在美国的帮助下向市场经济过度。这一战略的实施，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推波助澜。 东欧国家相继剧变，苏联也从国内改革的失败走向瓦解，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加之海湾战争的胜利，美国主宰世界的野心大大膨胀。但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多极化趋势日益加强，面对这种形势，布什政府提出又一新的全球战略——世界新秩序。世界新秩序战略是“超越遏制”战略的发展，其主要设想是：确立冷战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力求发挥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带头作用”，在西方世界的“核心作用”，对盟国安全的保护作用；凭借美国的军事实力，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结构”，其着眼点由消除苏联威胁转向消除冷战后的地区安全威胁；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作为世界新秩序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新秩序的重点是美国领导的“自由统一的欧洲”，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共同体”，美国安排的“中东新秩序”。 二、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战略敌手，国际和地区局势出现了许多新热点和新问题，一度导致美国的外交目标出现迷乱，也引起了一场外交思想的大辩论，美国国会和公众舆论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势力的“内向”思潮。克林顿政府顶住了国内“新孤立主义”的压力，在新形势下，坚持维护美国“领导地位”和“惟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总目标。“领导”方针也深深嵌入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之中。 1、参与和扩展战略 1993年1月，克林顿（1992－2000）入主白宫。 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目标”，首要目标是加强美国的经济安全；其次是更新武装力量以应付冷战后新的威胁；再次是推行西方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几经调整后，以经济、安全、人权“三大外交支柱”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框架正式确立，定名为“参与和扩展战略”，经克林顿本人签署后，于1995年2月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形式发表。“参与和扩展战略”中的所谓“参与”，主要指的是保持干预海外地区冲突的军事能力，维护现有的安全同盟关系；执行一套有力的经济政策，确保美国的海外市场，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所谓“扩展”，则主要是指“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扩大。 “参与和扩展战略”与以往美国对外战略相比有其突出的时代特点：一是没有把任何大国视为既定敌手，鉴于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新战略的重点是加强同欧、日、中、俄等大国的合作，以建立一种“美国主导大国合作”的世界格局；二是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的中心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意义深远的，其重点在于强调发挥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组织的作用，通过使更多的国家认可并接受现有的和不断出现的所谓国际规则，将大多数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之中，以确保美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三是突出人权在美国外交中地位，由于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美国许多一相情愿的做法并不奏效，第二任期内转而以更现实和灵活的手段在全球促进“民主和人权”，即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动用武力，在适当的时候同其盟友、伙伴、联合国及其他安全组织合作，以减少“领导的风险的和代价”。 克林顿政府的具体对外政策主要是，对华政策方面，克林顿政府把对付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国列为美国外交在本世纪的首要任务，经过反思，克林顿政府结束了一度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确立了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在政治上推进关于安全保障及地区形势等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在经济方面寻求扩大商机。1997年及1998年，江泽民主席及克林顿总统成功进行互访并举行峰会，一致同意建立中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决定向这一目标加速迈进，争取把一种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力迅速提高，美国国内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的意识已在增长，并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所利用而发出喧嚣，美国政府在实施接触时并未放弃对华限制并通过加强亚太军事联盟对华防范的做法。对欧政策方面，为推动北约成为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系的主要工具，加紧北约东扩的步伐，于1999年3月12日正式接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4月确立扩大北约作用范围的战略新概念；对俄政策方面，在“鼓励”俄罗斯加紧完成“转轨”的同时，加大防范和控制的力度；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加强美日、美澳、美韩同盟关系，提出在亚洲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同时利用亚太经合组织推动该地区的“经济自由化”，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化”，加强对所谓“无赖国家”的打击力度，以防范这些国家掌握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对美国或其盟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破坏美国维护的秩序和规则。1999年春，美国以人权为旗号，率北约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全力干预，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制造了海湾战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这种不加节制的武力干预政策，以其危险的倾向倍受争议。 2、国家安全战略 2001年1月，小布什上台执政。两年来，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执政初期，布什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连连出招。2月，美英大举空袭伊拉克。3月，单方面拒绝旨在限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5月，宣称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7月，决定无限期推迟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8月，强调美国将按自己的时间表退出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导条约》。上述种种言行，始终贯穿着“美国利益第一”的外交理念，初步显现出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硬的、拒绝妥协的单边主义色彩。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突袭美国，制造了惨重的悲剧和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02年1月，布什发表《国情咨文》，提出“邪恶轴心”论，国防部公布《核态势评估报告》。9月，美国政府正式推出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国防部提交国会《四年防务评估报告》。11月，布什签署成立国土安全部法案。2003年2月，《打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新鲜出炉。这些重要决策标志着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框架基本成型。其基本点是：（1）反恐、反扩散是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冷战后，在“谁是美国的现实敌手”的问题上，美国已徘徊多年。“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多次强调，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是“美国本世纪的最大威胁”，保护美国的国土和美国人民免遭恐怖袭击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2）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美国的安全利益。布什政府坚信，美国的安全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因而采取了增大国防开支（2001年军费预算为3105亿美元，2003年提高到3930亿美元）、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调整军事战略和核政策等重大措施。（3）实行“先发制人”的新型军事战略原则。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必须利用国家力量的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包括对恐怖分子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先发制人”意味着对美国战后50多年来一贯实行的“遏制和威慑”这一传统军事战略原则的修正和取代。（3）实行攻防兼备的新型核战略。这一战略之“新”体现在：一是调整了核战略的威慑和打击目标，由过去针对战略核大国（如前苏联、俄罗斯）转向针对任何威胁、攻击和挑战美国全球利益的敌手和国家。二是确立了核战略新的力量结构，主张用由进攻力量（包括核打击力量和常规打击力量）、防御力量（包括主动和被动）、后备基础设施三部分组成的“新三位一体”的核战略力量结构取代由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远程核轰炸机三部分组成的旧“三位一体”的力量结构。三是修改了核武器的使用原则，提出用核武器来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抛弃了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传统原则。四是扩大了核武器的使用途径，提出在区域冲突中也可以使用核武器，突破了核武器不支持常规战争的核禁忌。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涉外行动围绕“反恐”迅速展开。 （1）开展大规模的反恐战争。第一阶段的反恐战争以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击溃“基地”组织告一段落。2002年3月，美国宣布反恐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矛头指向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及其庇护国家，并加强防范恐怖分子借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化武器发动新的恐怖袭击。伊拉克、伊朗、朝鲜因被怀疑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2003年3月21日，美国打响了“倒萨”战争，伊拉克成为美国首先打击的钉子目标。 （2）全面整合对外关系。出于反恐的现实需要，布什政府大幅调整对外政策，全力打造反恐联盟。对欧政策方面，尽管美国一再游说，但欧盟国家大多对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持反对或保留态度，甚至在朝鲜、中东等问题上与美国对着干。“9·11”后，美国开展电话外交，邀请欧洲大国首脑访美，与欧盟国家协调了团结反恐的立场。对俄政策方面，布什政府执政初期，坚持退出《反导条约》，接见车臣“外长”，驱逐俄外交官，使美俄关系紧张冰冷。“9·11”事件后，布什赞扬普京对美国反恐的支持，积极推进美俄的政治关系，承认美俄之间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安全上支持俄罗斯与北约建立平等的新的安全合作机制，与俄罗斯进行核裁军谈判。2002年5月，美俄签署《美俄关于新型战略关系的联合宣言》、《美俄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美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华政策方面，布什政府一度态度强硬，强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伙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第10次提出反华提案，继续向台湾出售包括“基德”级导弹驱逐舰在内的先进武器。“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开始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朋友”而非“敌人”重新定位中国，中美在反恐领域的磋商和合作推动了中美“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的向前发展。在中东，布什政府一改前期的冷淡，多次发表希望加快中东和平进程的讲话，在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纵容以色列用武力挑衅巴勒斯坦的态度也明显收敛。同时，积极争取阿拉伯温和国家支持美国反恐，并试图缓和伊朗的关系。在南亚，由于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布什政府频频接近巴基斯坦政府，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取消因核试验对印巴的制裁，由过去的重印轻巴转向重巴抚印。在中亚，美国借反恐之机迅速采取进取战略，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强化了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关系，美国军队开始进入这些国家，实现了军事进入中亚的“零”突破。 （3）调整联合国政策。“9·11”后，美国始终力求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国也在其中。因此，美国国会迅速决定补交拖欠已久的高达5．8亿美元的联合国会费。在“倒萨”问题上，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外交努力寻求联合国“自动授权动武”。 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一，以“先发制人”追求以美国本土为核心的“绝对安全”，成立国土安全部标志着美国的安全战略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其二，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扩大军事存在，谋求以美国的军事优势为中心的“军事安全”，借助军事安全来保障国土安全。其三，在“反恐”和“倒萨”中维护美国的领导安全。布什政府把国土安全与反恐挂钩，提出要么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不仅颇有强权的意味，而且也凸现了美国追求单独“领导”世界的战略意图。 二、西欧国家的对外政策 战后西欧国家的对外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外交追随美国阶段（50年代） 50年代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出于经济上和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英法等西欧国家不得不在反苏反共、签订对日和约、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实行趋附美国的政策。 （二）外交自主性增强阶段（60－70年代） 随着以法德合作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发展迅速，整体实力大增的西欧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不断增强。60年代法国的戴高乐奉行追求法国“伟大”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反对美苏争夺欧洲称霸世界，要求分享对西方世界的领导权；主张以法德联盟为基础实现欧洲联合，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与“大西洋的欧洲”相抗衡；对苏实行缓和政策，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借苏制美；开展独立的第三世界外交，与中国建交；在争取北约领导权失败后，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开始发展法国独立的核力量。同期，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政府实行“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的新东方政策，在这一政策实行的过程中，联邦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波兰签订关系正常化条约，与民主德国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建交。通过这些外交举措，联邦德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推动了欧洲的缓和。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显示了对美国权威的挑战，成为西欧国家增强外交独立性的典型。70年代，欧共体对第三世界也采取了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苏联的灵活政策，对第三世界作有限让步，实行经济援助，开展技术合作，既密切了关系，又扩大了影响。 （三）外交谋求更大独立性阶段（80年代以来） 8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政治一体化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92年2月7日，欧洲共同体12国的首脑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提出了欧盟的两大目标：在经济上实现欧洲统一货币和成立欧洲中央银行；在政治上建立“更为紧密的国家联盟”，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防务政策和社会政策。它标志着欧洲联合从经济贸易的国家联合向建设经济、政治、外交、防务、社会全面一体化的实体迈进。1993年11月1日，“马约”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 欧洲联盟成立以来，不断提出深化改革的规划，同时也积极致力于建设“政治欧洲”。2000年2月，欧盟公布一份题为“造就一个新欧洲”的文件，提出将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建立政治一体化的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蒂还提出了未来欧洲的四大目标：提高欧盟的世界地位；营造欧洲的安全环境；充实欧洲的文化内涵；推广“民主、自由、团结，有凝聚力”的欧洲模式。显然，欧盟战略目标的重点是向世界扩展欧洲的影响，伺机提高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最终有效地维护欧洲的利益。 欧盟的具体对外政策和外交举措是： 1、深化自身内部建设和向外部拓展同时并举。主要表现为改革欧盟的内部机制，扩大欧盟机构的权利，提高效率；确定了2004年6月之前最终完成“制宪工程”的时间表；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和欧洲警察部队；加快实施欧盟东扩战略。2002年10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关于欧盟扩大的战略文件，决定于2004年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尔他和塞浦路斯等10国加入欧盟。这是欧盟历史上的第五次扩大，欧盟认为，它“将进一步加强欧洲的团结和统一”，并“有助于建立一个具有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地区”。2003年4月，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四国首脑举行小型峰会，建议加强独立于北约的欧盟联合军事力量，并具体勾画出欧盟未来共同防务模式的雏形，这将进一步推动欧洲共同防务建设的步伐。 2、谋求建立平等的欧美关系。欧美同盟是传统。冷战时期，西欧国家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同美国保持合作，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尤其是中东欧局势趋向平稳后，欧洲和美国战略目标的差异性开始显现。美国极力推行单极战略，推动北约东扩，要做全球霸主，欧洲则热衷于巩固和扩大一体化的成果，整合欧洲，争做世界一极。为此，西欧国家的外交个性也日益显露，如抵制美国要求制裁古巴和利比亚的《赫尔姆斯－伯特法》和《达马托法》；法、德、意等国公开反对美国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西欧国家公开批评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针对美国对朝鲜采取的强硬政策，欧盟13国先后与朝鲜建交，增加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在2003年初的伊拉克危机中，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结成了反战阵营，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在北约协访土耳其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又极力呼吁联合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起主导作用。这些分歧和冲突既显示出欧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同时也反映出法、德国等“核心欧洲”国家在国际上试图摆脱美国的影响，为寻求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机会而与美国展开的较量。但是，由于欧美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众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因为欧美在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综合国力还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还离不开美国，所以西欧国家对美国闹独立是有限度的，在相当的时期里不可能彻底摆脱与美国结成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框架。 3、加强发展欧俄关系。冷战时期，西欧国家视苏联为其最大的威胁，因实力所限与美国结盟共同抗衡苏联。苏联解体，西欧国家松了一口气，但并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警惕。同时，西欧国家也看到了俄罗斯的市场潜力，争取俄罗斯还有助于欧洲的稳定，俄罗斯还可以成为欧盟实现大国外交的战略支点。因此，西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政策是既防范又合作。一方面，西欧国家支持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批评俄罗斯的车臣政策，在人权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压；另一方面，又加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力度，向俄提供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对话和协调，支持俄罗斯加入欧洲委员会，确立了德法俄三国元首定期年度磋商机制。 4、重视和提升欧中关系。70年代，出于反苏的需要，西欧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欧中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冷战结束后，西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一度出现裂痕。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国家积极调整对华关系。1995年欧盟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欧中关系长期计划》，1998年欧盟外长理事会通过《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2000年欧盟通过第二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对华战略》。欧盟主张与中国建立政治对话，发展经贸关系，加强全面合作，强化欧盟在中国的存在。10多年来，欧中双方领导人互访不断，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政治外交都有较大的发展。1994年欧中建立了政治对话与磋商机制，1997年法中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欧中领导人首次会晤，希望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年9月英中也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 5、全面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欧盟调整了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从过去只关注非、加、太转向关注整个亚、非、拉，从注重经济联系为主转向全面发展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对亚洲，欧盟实行“亚洲新战略”，主张与亚洲国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亚欧会议的召开，使之成为欧亚联系的桥梁；对地中海国家，欧盟实行“南扩’战略，对该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筹备建立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对中东，欧盟积极介入中东事务，支持土地换和平计划，希望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 三、日本的对外政策 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外交追随美国阶段（1945－1955） 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和间接统治之下，被剥夺了外交权，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为了重返国际社会，为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以及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吉田政府采取“亲美一边倒”，确立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追随外交政策。日本与美国片面媾和，签订《日美安全条约》，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追随美国反共、反苏、反华。1952年4月《旧金山条约》生效，日本与签订和约的48个国家据此结束了战争状态并恢了外交关系。 （二）自主外交萌芽阶段（1955－1972） 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日本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不断增强。这一时期，日本各界政府的外交政策各有其侧重点，但总体上仍未摆脱亲美反华的吉田外交。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内阁（1954－1957）提出在日美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独立自主”外交，外交重点放在推动日菲建交和改善日苏关系上并取得显著成效。岸信介内阁（1957－1960）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的外交三原则，旨在通过联合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协调，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通过对亚洲的经济外交重返东南亚，谋求充当亚洲的代言人。池田勇人内阁（1960－1964）首次提出了“三大支柱论”，称欧、美、日是“自由世界”的三大支柱，强调日本奉行“经济外交”，对华政策实行“政经分离”的原则。佐藤荣作内阁（1964－1972）提出了“亚洲自主外交”，重点解决冲绳、日韩、日中问题。 从5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日本的国家主权基本得到恢复，实现了重返国际社会的目标。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1955年9月，日本加入了关贸总协定。1956年，日本加入了联合国。1964年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从而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三）自主外交发展阶段（1970－1980） 为了谋求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70年代的日本各届政府加快了自主外交的步伐。 田中角荣（1972－1974）内阁提出了“多边自主外交”，依美联中抗苏，争取第三世界。田中角荣实行“超越外交”，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改变了过去“附美亲以”的中东政策，疏远了以色列，结好阿拉伯国家以确保中东的石油供应，使日本外交更富于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木武夫（1974－1976）内阁提出了“等距离”外交，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对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福田纠夫（1976－1978）内阁提出了“全方位”外交，同时强调全方位不是等距离。他的“全方位”外交重视协调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重视发展对华关系，1978年8月同中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加强东南亚外交，提出了针对东南亚的“福田主义”：日本不做军事大国，愿意同东盟各国建立全面的“心心相印”的信任关系，愿意同东南亚各国发展对等伙伴关系；出访中东，福田成为出访中东第一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1978－1980）内阁制定了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即“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了“西方一员”、“承担全球责任”、“经济国际化”等对外方针。“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成为此后日本各界政府实行大国外交的基本方针。 70年代以来，日本逐步改变了对美国的追随外交，以经济外交为手段，大大调整和改变了日本与美国、西欧、中国、东南亚和中东各国的关系。1975年11月日本应邀参加了首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日本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四）政治大国外交阶段（80年代以来） 1982年11月上台的中曾根康弘首次明确提出，日本不仅要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做政治大国，并成为实践这一战略目标的身体力行者。其重大措施是：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方针，试图清除日本的战败国意识，扫清政治障碍；提出“中曾根主义”，主张参与构建西方的安全体系，为发展世界经济作贡献，在南北关系中承担力所能及的义务；增加防卫费用，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开展亚太外交，出访东盟，提出“日中友好三原则”，修复日韩关系，在韩朝、韩中关系中充当“中间人”。 中曾根之后，竹下登、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枚、村山富士、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一郎先后组阁。各任内阁都提出了各具特点的对外政策方针。如羽田枚提出“积极外交”，村山富士提出“和平外交”、桥本龙太郎提出“自主外交”。但他们的对外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追求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80年代以来，政治大国外交始终是日本外交的主线。 日本政治大国外交的国内外因素是：从国际背景看，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为日本的政治大国外交提供了有利的时机。（1）两极格局解体，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有利于日本摆脱以往对美国的“追随外交”。（2）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和日本实力的不断增强，要求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国际呼声在美国的带头和怂恿下已经鼓噪多时。（3）世界经济区域化的发展有利于日本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提高政治地位，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从国内背景看，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有其经济和政治因素。（1）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是其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2）日本的“经济巨人”和“政治侏儒”的双重国际形象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内在动因。（３）右翼政治势力主宰日本政坛，推动了日本加快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大国外交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具有政治经济化、外交国际化和军事大国化的显著特点。 1、全方位拓展亚洲外交。亚洲地区不仅对日本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的主要依托和最佳舞台。90年代以来，日本各届政府积极开展亚洲外交，经济外交是日本立足亚太的主要杠杆，日本不断扩大投资和经济援助，加强与亚太各国的经贸关系。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成为日本主要的投资场所。日本将60%左右的对外开发援助提供给亚洲国家。日本还积极参与柬埔寨的和平进程，争取在解决朝鲜核问题和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并谋求日朝关系的正常化。日本也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加强同中国、东盟、韩国等国的安全对话，倡导建立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2、积极开展大国外交。90年代初，与谋求政治大国相适应，日本提出了建立以美、日、欧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为此展开了积极的大国外交。在日美关系上，日本历来把日美同盟视为大国外交的基础，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这些文件包括：《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声明》（1996年4月）、“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8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1998年4月）、“反恐怖特别措施三法案”（2001年10月）。同时，日本在对美外交中也努力增强外交的自主性，谋求建立日美之间的“全球伙伴关系”。在日欧关系上，日本把欧洲视为大国外交的重要伙伴，日益重视发展日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并检讨日、美、欧三边关系发展不平衡。根据《日本和欧共体联合声明》（1991年）、《新日英行动计划》、《日德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1996年）等双边和多边协议，日欧双方定期进行政治和安全对话，政治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日本经济上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并作出一定的让步来缓解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日中关系上，鉴于日本在华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由于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所形成的战略压力，日本在防范中国的同时，也争取日中关系有新的发展。日本很多首相都访问过中国并表示要重视日中关系。日本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重视日中经贸关系发展，两国的贸易额由1972年的11亿美元扩大到1999年的662亿美元。1998年11月，在中国国家元首江泽民访日期间，日中发表《日中联合声明》，就构筑“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现任首选小泉纯一郎2001年10月对中国作了为期一天的访问，他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表示对“因那场侵略战争而死难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在日俄关系上，日本一贯坚持“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以经济援助诱压俄罗斯在北方四岛回归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收效甚微。日本遂以“扩大均衡”代替“政经不可分”，部分缓和了日俄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问日本，日俄发表了《东京宣言》。1997年，日本在“信任、互利、长远观点”新三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多层次接触”政策。此后，日俄关系开始升温，高层接触增多，扩大了国际合作与支持，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俄东部的油气资源对日本有很大吸引力。日本通过支持俄罗斯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换取俄罗斯的政治支持和经济利益。1998年4月，小渊首相访问俄罗斯，日俄发表《莫斯科宣言》，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 3、加强推进联合国外交。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解决地区冲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事务、发挥政治影响的重要舞台。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并视之为政治大国的标志。90年代初，日本明确提出联合国外交的目标：一是修改联合国宪章，废除其中针对日本的“敌国条款”，认为它已“不适合新的时代”；二是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认为日本是“新的世界大国”，提出联合国要“按财力分配权力”。日本广泛开展“出访外交”、“支票外交”、“热点外交”，以游说、经济援助、参与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各种方式和手段，争取各方支持。日本向联合国提供大量经费，其出资比例在1997年已占联合国经常性预算总额的15.6%。日本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1992年以来，日本先后派出自卫队员和观察员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安哥拉、莫桑比克、卢旺达等地的维和行动。日本还积极参与联合国对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人道主义维和行动，以及对洪都拉斯、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人道主义救助活动。近年，日本还参加了科索沃、阿富汗的战后重建，并向它们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由于日本的多方努力，美、英、法、德、俄均已表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4、大幅度调整防务政策。二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的制约下，先后制定了“立足本土”，“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以及禁止海外派兵、无核三原则、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带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具体政策。日本政府认为，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军备发展，阻碍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随着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日本加快了调整防务政策的行动。90年代后日本连续推出新的《防卫计划大纲》（1995）、《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周边事态法》（1999年）、《反恐怖特别措施法》（2001年）、“有事三法案”（《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2003年6月）等重要法案。这些法案一是调整了日本的防卫政策，调整后的防务政策强调日本要应对多元威胁、主动出击、军队建设立足于“合理、高效、精干”、增强日美军事协作；二是提升了日美同盟关系，扩大了日美安全合作的地理范围和合作层次；三是使日本的军队借维和之名和反恐之机获得了跨出国门、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权利；四是赋予日本首相在“紧急状态”下可以超越国会调动军队的特权。在此背景下，数年来日本持续保持军费的高支出，自80年代中期中曾根内阁开创防卫费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先例以后，日本的防卫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1995年突破了500亿美元，2001年仍然保持461亿美元的防卫预算。积极进行高质量建军，大力发展尖端武器装备和高精尖的军事技术。自卫队多次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与美国开展反恐军事合作，借口“朝鲜导弹威胁”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2001年7月，日本出台2001年度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日本应拥有自卫的主权。所有这些，不仅各个击破了“和平宪法”的若干禁区，而且达到了在世界军事领域提升日本国际地位的目的。经过日本多年的苦心经营，目前日本的自卫队在规模、武器装备、作战及应变能力等方面都具备了世界级的一流水平。日本的军事大国化既是政治大国战略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 第五章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逐渐地成为国际舞台上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在世界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打破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力量，对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节第三世界的崛起及意义 一、第三世界的涵义 在国际关系领域，发展中国家也被称为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或南方国家。这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类型国家的称呼。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是指，这些国家在经济领域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是经济层面的定义；第三世界则是指在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条件下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一支独立的中间力量，是在国际政治层面的定义；民族独立国家则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强调的是这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共同拥有过的从殖民者手中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历史；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地理上大多位于南半球，与北方的发达国家相对，因而也被称为“南方国家”。其中“第三世界”的概念是国际政治中最经常被使用的概念。 1952年，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索维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第三世界”的概念，指出在“两个对抗世界”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它们在国际上处于被剥夺、被忽视、被鄙弃的境况，其地位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因此被命名为“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的概念提出之后，很快被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所接受，在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中被多次提及，成为世界各国、各种国际组织、国际会议、报刊媒体以及广大民众普遍使用的名词。 1974年2月，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其他国家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虽然关于第三世界的内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有所区分，但可以被公认的是，第三世界泛指亚非拉和其他地区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民族，在独立建国后所形成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总和。这些国家在地域上多位于南半球，独立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在国际经济政治中处于受压迫的不平等地位，争取民族强大和国家富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其主要任务。 二、第三世界的形成和发展 自15、16世纪航海大发现以来，西方列强的权力触角逐渐延伸到了全世界。世界上除西方国家外的各个地区几乎都在各种形式下遭受过西方国家的剥削、压迫、甚至直接的殖民统治。第三世界的国家大都是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经济片面发展、社会制度落后、人民处在被宰割、被奴役的地位，在漫长的殖民统治时期备受摧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些饱经屈辱的民族提供了一个挣脱枷锁、奔向自由的“契机”。那些曾经兴盛一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前所未有的战争打击而衰落；而那些被殖民统治、被奴役的民族却在战争中受到锻炼，成长起来。经过战后长期、艰苦的民族解放运动，遍及亚非拉的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争得了独立。 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受中国革命的影响，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其他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也纷纷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非洲，加纳等一系列非洲国家先后获得独立。同时拉丁美洲也有13个国家相继宣布独立。这一阶段运动的中心是亚洲，也包括北非的几个国家，主要的形式是由共产党或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原来被殖民、被奴役了数百年的非洲大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特别是1955年亚非会议之后，非洲迎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到60年代末，共有32个非洲国家争得了独立，仅在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步伐呈加速发展的态势。 第三阶段：70年代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斗争直接导致殖民体系的基本瓦解。在此期间，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吉布提和津巴布韦等殖民地获得独立。1990年3月，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摆脱南非的殖民统治而宣布独立。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又有8个殖民地相继独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从单纯争取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转向巩固民族独立的成果，摆脱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控制，以实现完全的独立。同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局面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大多没有加入到任何一方，而是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形成国际社会的第三种力量。 自二战结束以来，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已达90多个，比过去200多年来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加上二战前独立的36个国家，共有130多个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大大地增加了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从而使世界政治成为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政治。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高涨，旧殖民体系的瓦解，给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促使这些独立国家联合起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从50年代中期开始，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多次召开会议，并掀起了世界性的第三世界合作运动，形成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国际组织，作为一股全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间，万隆会议的召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是第三世界崛起的三个里程碑。 （一）亚非会议 1955年4月，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五国发起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因会议的召开地是在印尼的万隆，也被称为“万隆会议”。这是亚非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主召开的会议。29个亚非国家参加了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上，与会国家排除了西方国家的干扰，弥和分歧、团结协作，取得了重要的合作成果。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宣布殖民主义是与会国家应当迅速根除的主要祸害；提出以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的基础。通过了指导各国友好共处、平等合作的十项原则；并且倡导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团结合作、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独立、捍卫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在与会各国矛盾重重的关头，排除了障碍，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形成团结一致的“万隆精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及最后通过的会议公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自发组织和参与的国际会议，它排除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干扰，显示亚非人民已经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殖民主义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还标志着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第三世界开始兴起。2、亚非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反对殖民主义，事实上也起到了推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会后，新一轮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殖民统治加速瓦解。3、亚非会议确立了“亚非各国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团结、合作、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万隆精神”，促使各国超越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水平等障碍，彼此求同存异、团结合作、携手反对霸权主义，对于建立平等、和平、公正的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结盟运动 不结盟运动是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上团结的表现。1961年6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联合提出不结盟运动的设想，并确定了以国家名义参加不结盟运动的五个条件：（1）一切参加国的政策应当是在和平共处和不结盟的基础上的独立政策；（2）它应该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3）它不应当使本国卷入大国冲突的军事集团并成为它们的成员国；（4）它不应当同任何一个大国签定双边协定，建立带有军事性质的联盟；（5）它不允许大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召开，有25个国家参加。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与会各国全力支持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要求撤出一切设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设施，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宗旨是：独立自主、不结盟和非集团化。在此旗帜下，发展中国家多次召开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截至2000年，不结盟运动共召开了12次会议，成员国已发展到114个国家。 不结盟运动是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主要表现在：不结盟运动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不结盟运动以反对霸权主义为重要内容，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独立和世界和平；不结盟运动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益，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国际地位，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起着不容小视的作用。 （三）七十七国集团 　　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实现团结的主要标志是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 　　1964年3-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 77个发展中国家共同签署并发表了《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强调要保持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一致，不断加强接触和磋商，其目的在于增进彼此在经济上的合作，打破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控制和掠夺，同时制定共同的目标和国际经济合作的联合行动纲领。这些国家所建立起来的争取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同盟从此被称为“七十七国集团”。 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以后，大力协调内部立场，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和斗争，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懈努力。目前拥有128个成员国的七十七国集团，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改革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推动南北对话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例如，在每届联合国大会和贸易发展会议召开前夕，七十七国集团通常都要举行部长会议，研究和讨论对策，以便在南北对话中协调立场，统一行动。七十七国集团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国际经济地位，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以后长时期的南北斗争和南北对话中的力量，为南北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是第三世界形成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三、第三世界是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第三世界的兴起，对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 （一）第三世界的兴起促进了世界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化和组合，使战后两极政治格局受到冲击。 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达到130多个，占到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国家不但是冲破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强大力量，而且还使国际关系的中心发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倾斜，以往几个大国就可以决定世界事务的时代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有了一定的基础。另外，新兴的第三世界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中间势力”。当整个世界被“铁幕”划分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下的东西两大阵营时，“中间势力”的存在极大冲击了两极格局。在国际斗争中，团结起来的第三世界是世界政治格局中反对强权，保持稳定的积极力量，对美国和苏联集团都是强大的制约。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还大大促进和推动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化走向多极化。 （二）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 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并未发生直接的、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主要是因为全面对抗很可能导致双方的同归于尽。但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争夺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并且，这种世界范围内的争斗、角逐主要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场所和目标的，使得身处美苏双重霸权压迫之下的第三世界备受伤害。即使苏联解体，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已不复存在，但世界性的霸权主义和地区性的霸权主义依然存在。第三世界既是霸权主义的侵害目标，同时也是反对和制止霸权主义的直接而现实的力量。实际上，第三世界争取自身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斗争，就是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直接打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作为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由于第三世界的反对，超级大国无法为所欲为，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削弱。 （三）第三世界是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建立世界新秩序，就需要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剥削和压迫，改变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旧秩序。为此，第三世界国家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努力。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使该组织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由少数几个大国操纵联合国的局面。在许多问题上，第三世界国家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上，第三世界国家就冲破了一些国家的阻挠，在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对塑造新的国际政治结构影响巨大。 除了政治上的斗争之外，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上升。这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始终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还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比较先进的工业，有的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对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弱势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加强了经济斗争中的合作与协调，尝试拿起经济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1973年，为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阿拉伯石油生产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武器，同西方国家和以色列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斗争的重点开始从政治领域逐步转向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开始用争取经济独立的方法来巩固政治独立，并逐步将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 另外，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要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如生态平衡、环境污染、人口控制、跨国犯罪、禁毒问题、恐怖主义等等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也需要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参与。只有全球每个国家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全球治理。 上述情况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已成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在将来的国际事务中会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来。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经验 一、独立前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在漫长的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时期，广大亚非拉地区成为宗主国的产品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经济畸形发展。从经济结构上看，这些地区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低，农业和手工业是其主要的经济成分。即使有一定的工业，也是为宗主国服务的单一化产业或低水平的粗加工业。 独立后各国的普遍任务就是加快工业化进程，但长期的殖民统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条件，如产业结构以农业、手工业等初级产业为主，没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民族资本十分弱小，严重依赖国外投资等；在国际上则不得不面对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尽管如此，通过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多年不懈的努力，经过战后四个阶段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战后至60年代中期的初步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普遍落后，但已有初步的发展。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是从原殖民统治者那里收回国家的经济主权，把国民经济命脉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为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做好准备。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高速增长阶段 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努力发展经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就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56年-——1960年，年均增长4。9%；1961——1965年的年均增长达到5。1%；1966——1970年则上升为6。6%，呈加速发展的态势，并且分别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 （三）80年代的低谷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徘徊于低谷的十年。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拉美国家等发展比较迅速，但从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大为下降，经济上困难重重，粮食、债务等问题都成了挥之不去的困扰，难以解决。经济的低迷和危机迫使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走上调整和改革的道路。 （四）90年代以来的经济调整和深化改革阶段。 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新技术革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分别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积极调整内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走出经济困境，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势头。 经过数十年的长期艰苦努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很大成就，其工业化的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畸形的经济结构也有所改变，民族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自主性和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具体说来： 1、畸形经济结构有所改变 　　这些国家自独立以来，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变以前殖民统治时期所造成的畸形经济结构，即国家经济单纯依靠生产和出口一种或几种农产品或矿产品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从事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虽然农业一直占据着国民经济很大的比重，但工业的增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要迅速得多。目前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值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上，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已初步建立起可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强大工业体系。 2、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改变不发达状况和追赶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各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如有些国家通过政府投资或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强调重点工程建设；有些国家以高税收、高积累的方式高速发展工业，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期在各项经济指标上赶超发达国家。1955到1970年，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5.4%，高于西方工业国家的4.7%。1970到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为5.3%，而同期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为3.2%。所以，就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大大高于它们独立之前，同时也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为放缓，但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了3.27%，高于发达国家2。8%的平均水平。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经济增长率一度达到6.3%（1996年）和6%（1997年）。 3、民族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柱。 政治上的独立实现之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决心改变经济命脉被发达国家操控的局面，大力振兴民族工业，并在建立民族工业体系、打破传统国际分工格局、依据国情自主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从经济发展的内容和质量来看，像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就建立了以轻工业、农产品加工等为龙头的较先进的民族工业。而一向为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的高科技产业也逐渐在发展中国家有了较快的发展。如中国在航天技术、超导研究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他如印度、巴西等国的微电子技术、辅助航天技术等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程度有所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独立前，发展中国家完全被宗主国所控制，没有经济自主权。独立后，它们收回了海关及征税权、货币发行权、黄金外汇管理权和资源的开发权等，取消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特权，实现了经济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时，发展中国家现在能够按照自身的国情和发展意愿来选择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制定经济政策，不但增强了对本国经济的主导权力，还通过各种措施使外国企业能够按照本国的民族意愿来发展经济。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摆脱了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直接控制的发展中国家也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5、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生活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发展本国工业的同时，也增加了用于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其他服务事业的开支，使得普通人接受初等、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上升，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态势，逐渐拉开了差距，出现了经济水平各不相同的几个发展层次。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同，将发展中国家分为石油出口国、新兴工业国、低收入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四种不同的类型。 　　1、石油生产和出口国 现代工业的发展对石油资源有着持续性的需求，由此也造就了中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曼、卡塔尔等波斯湾周围国家，由于地质条件的特点，其国土内部蕴藏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全世界约67％的石油储量和31％的天然气储量集中在这里，美国进口石油的60％、日本的65％和西欧的52％亦来自这一地区。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等国。这些国家多年来依靠大量出口石油，积累了大笔财富，石油工业发展迅速，国家日益富裕，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可以制约发达国家能源命脉的能力。1974年的石油危机就是这些国家对抗发达国家进程中的一次巨大的胜利。 不过，就总体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发展，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程度还不高。同时石油开采业的畸形发展，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必然是外向型的，离开国际市场不仅谈不上发展，甚至无法生存。 　　2、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本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抓住历史机遇、适时发展，形成了一批以“亚洲四小龙”，即 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策略，一是进口替代战略，即优先发展本国急需的制成品生产，用国货取代同类进口产品；二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即改善出口商品结构，逐渐以工业制成品出口来替代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60、70年代恰逢新技术革命和国际性的产业升级和调整，发达国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而将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由于东亚地区劳动力价格便宜，其中类似“亚洲四小龙”的一些国家又制定了有吸引力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引资政策，使得这些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很快发展了起来。这种高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东亚经济的起飞，它们的发展经验被称之为“东亚模式”。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也在相应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加速发展经济，进步明显，形成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拉美模式”。 3、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按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把国家划分为： 　　低收人国家：785美元及以下，共61个。 　　下中等收人国家和地区：786美元－3125美元，共60个。 　　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3126美元－9655美元，共36个。 　　高收人国家和地区：9656美元以上，其中经合组织成员有24个。非经合组织成员有30个国家和地区。 　　该报告在其解释性说明中指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有时也称为发展中国家。 ? 依据以上标准，?所谓中下收入国家，大致上是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700美元到30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家和地区。依据这一标准，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有的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如它们的产业结构还未根本改变，不少国家仍然依靠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受到人口膨胀，环境污染，民族宗教问题的干扰等，从而严重地制约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如发展中大国印度，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已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并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在许多方面却非常落后，富裕程度相对较低。 　　4、最不发达国家 1971年联大正式通过了把“最不发达国家”作为国家类别的2678号决议，对最不发达国家作出了定义。根据3个基本标准，最不发达国家是指在发展方面长期受到严重束缚的国家，包括：按1970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为10％不到20％；年龄在15岁或15岁以上的人口中，识字的只占20％或不到 20％。当时的最不发达国家数目是24个。 　　20多年来，人类的贫困在加剧，贫困人口在增加。1991年3月，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划定做出新的规定。这一规定把最不发达国家定义为那些长期遭受发展障碍的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低和有严重结构性缺陷的国家，并将其衡量标准调整为：（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00美元以下；（2）人口不超过7500万；（3）扩大的实际生活质量指数（包括预期寿命、人均摄取热量、入学率、识字率等）不超过47点；（4）经济多种经营指数（包括制造业、工业就业比重等）不超过22点。根据这4条现行标准，目前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已增至49个，其中非洲34个，亚洲9个，大洋洲5个，美洲1个。 这类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增长很快，债务负担沉重。再加上有些国家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的战乱和灾荒中，因此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1995年初世界银行把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塞拉利昂、布隆迪、乌干达、乍得、卢旺达、尼泊尔和不丹列为全球最穷国家。其中卢旺达年人均收入仅为80美元。 　　上述四类国家和地区，从地理分布来看，高收入的石油输出国集中在中东地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拉美；中低收入国家则主要分布在拉美、东南亚和北非；最不发达国家则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 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振兴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主要包括： 1、必须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 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维护自身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的任务，一方面要警惕发达国家利用资金、市场的优势达到剥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如何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维护国家主权，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大课题。面对这样的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不危及自身经济安全的情况下，大胆地打开国门，大力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要素为我所用，与此同时也通过法律、政策约束和外交联合等方式进行反控制、反霸权的斗争，基本实现了两方面的目标。 2、必须把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与科技创新相结合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前的经济片面发展，或是农业国，或是单一的矿产资源开发地。在政治独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发展中国家仍然在经济上非常落后。基本上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农产品供应地。这种只依靠粗加工，甚至只是简单出口自然资源的经济模式是没有前途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必须升级，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在这方面，许多石油输出国大力发展石油化工工业；一些农业和矿产品出口国加快发展农矿产品深加工产业，以提高经济效益，改变出口初级产品的落后状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必须把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可持续发展相统一 所谓可持续发展，着重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当下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问题。如何在保证当代人发展的同时，为子孙后代留下继续发展的空间和条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经济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差距很大，而其威权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值较高，因而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承受着更加现实的政绩的压力，在经济发展中急于求成的心理非常普遍。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制造污染、严重破坏环境、滥用资源甚至竭泽而渔的现象经常出现，如东亚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如此。但事实证明，只有那些摒弃急功近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家才能保持一个稳定、良性的经济发展态势。单纯对GDP的狂热追求最终可能会被证明是愚蠢的。因此，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经济发展必须伴随文化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 4、必须把政治经济变革和政治社会稳定相统一 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变革风起云涌，这固然是社会的内在要求，但社会和经济转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如果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社会稳定，那么这种代价恐怕就不是改革的利益所能够抵消的了。因此，注意改革的公平性和循序渐进，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经济走向进步的最优选择。 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和政策调整 (一)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仍然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 如果说60、7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和高歌猛进的时代的话， 80年代却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失去的十年”。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原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和爆发，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其影响一直波及到今天。具体说来： 1、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深重 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大量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并不发达，国内资金并不充足，因此，吸引外资和举借外债是必然的选择。但如果债务过重，超过了本国的偿债能力，则会发生债务危机。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窘境。1999年，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已突破3万亿美元。截至2002年9月25日，全球有28个国家无力偿还债务，包括阿根廷、加蓬、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等。发展中大国巴西，在2001年5月31日时外债总额已达6850亿雷亚尔，占其国内生产总值近55％。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2%，甚至无力偿还每年应付的利息。面临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压缩进口，减少投资，从而导致生产停滞，财政赤字，居民收入下降，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之中。 2、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严重 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农业国，然而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却很大。战后以来，亚洲一直是粮食进口地区，而且进口数额年年上升，成为世界上进口粮食最多的洲。1980年拉美也成为粮食不足地区。非洲受自然灾害和人口急剧增长的影响，现在已经是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目前，由于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草场森林的破坏、水资源的浪费、过分使用化肥以及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每况愈下。联合国粮农组织1998年“粮食与农业形势”年度报告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与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相反，最贫穷国家的饥饿人口自1969-1971年度以来直到现在一直未能减少。目前，全世界有31个国家面临粮食危机，共有8亿多人口仍然处于饥饿和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其中有2亿5岁以下的儿童缺少足够的食品。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南亚。 3、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不容忽视 世界人口增长多数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部非洲。其总和生育率为６.０。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每位妇女终生平均生育６.５个孩子。发展中国家没有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同时也无力养活快速增长的人口，使得国家负担大大加重，经济发展也受到制约，全部经济和社会生活都承受着由于人口的膨胀而带来的极大压力。例如：人口的膨胀会使经济发展的机会丧失，增加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风险，减少提高教育、营养的机会，使生活质量下降，同时会使如饮用水等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4、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降低 整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不但低于60、70年代经济发展高潮时的速度，甚至还低于同时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又受到发展资金不足的制约，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都使得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减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1999年的高峰跌落下来。有学者认为，这是自1981－1983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外国直接投资持续时间最长的下降。对实行高速发展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5、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突出 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着通货膨胀、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日益严重的问题，并导致社会整体上的不满情绪和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有些国家甚至在接连不断的军事政变和国内动乱中彻底丧失经济发展的机遇。 （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 在国内外多重危机的刺激下，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进一步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尝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政策的调整包括： 1、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过去一些国家采取片面的进口替代战略，执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外国投资、实行外汇管制等措施，使利用外资和新技术的途径不畅。而发展中国家自身建立的企业又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造成经营困难，给国家经济带来消极影响。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这些国家加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战略的融合，使经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由于当初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民族经济独立，普遍推行国有化和集体化，打击私人经济和外国资本，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排斥和取消市场的作用，结果造成企业经营不善、反应迟钝、官僚主义严重等体制上的问题，国民经济遭遇困境。同时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广的过程，全球贸易规则、发达国家的投资取向，都对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内外压力的作用下，开始调整经济政策，推行私有化，通过税收，贷款等一系列措施，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开始注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建立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流通的体制。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利用外国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自己。包括对外资实行优惠的政策，减免外国企业的所得税，保证投资安全等等。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较快，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改变过去那种只能单纯依靠农产品或初级品生产来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转而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跟上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潮流。 通过这些经济上的调整和改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逐渐从危机和困境中恢复过来，逐渐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又开始有了较大的增长。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步与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老牌殖民强国的衰落，其在全世界的殖民统治摇摇欲坠，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争取独立的各民族纷纷以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其运动的最高指向。但在独立后建立什么类型国家的问题上，各国依据不同的国情，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并进行了多种尝试。由此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且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50年代是一个民主制度、特别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中纷纷涌现的年代。西方殖民者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向民族主义者和平移交政权，同时移交的还有一整套西式统治形式。由于曾遭受长期殖民统治，殖民地人民缺乏基本的政治经验和民族国家传统，因此，在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高潮之后，这些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政体基本上是以英、法等宗主国的政治体制为蓝本的。在实际建立政治体制的过程中更得到了原宗主国的影响，甚至干脆就是由原宗主国一手设计了其政治体制和宪法。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首推印度。在与英国殖民者的长期斗争中，印度的国大党起了领导作用，而英国殖民者所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遗产也被国大党充分继承。独立后的印度实行的是议会制政体，政府首脑是总理，总统是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总理及内阁由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的政党组成。印度在很长的时期内保持了议会制民主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发展中国家中实行西式民主的典范。另一个西式民主制度集中发展的地区是在非洲。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建国伊始走上了西式民主道路，这是因为：从国际环境来看，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促使发展中国家倒向政治上的西式民主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从国内条件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发展，工业比较落后，工人阶级数量较少，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组织力量薄弱。农民的力量则更加分散。相比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和原宗主国的政治势力无论是在思想或是组织领导能力上都更占优势。 西式民主在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存续并非一帆风顺，50、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普遍出现了经济和政治危机，威胁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使得内阁更迭频繁，影响到政策的连续性。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攻击、指责、斗争，无法在政治上达成一致。与其说这些是民主政府的弱点，毋宁说这是软弱的民主政府的弱点，是民主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很好地和这些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其他形式的政体，包括各种专制主义开始粉墨登场。 50年代末到60年代，军人政权、独裁统治、集权政体纷纷取代了原来的西式民主政体，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国家的一种政治潮流。战后的非洲曾经有28个国家建立过军人政权。在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危地马拉、巴拿马、萨尔瓦多都有过军人政权长期执政的历史。1974年，智利发生美国支持下的政变，民选总统、社会主义党人阿连德政府被推翻，皮诺切特将军上台执政，并随之全面废除了民主制度，实行恐怖的独裁统治，数千名反对派，包括许多外国人被秘密杀害。这一期间，受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一些国家又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建立起类似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 这股军人执政以及其他形式的独裁统治的势头并没有维系很长时间。1974年初，葡萄牙军政府倒台，民主派领袖苏亚雷斯担任总理。从此吹响了此后20余年的时间里民主化在全世界胜利进军的号角。从佛朗哥铁腕统治的西班牙到皮诺切特执政的智利；从东亚古老的韩国到作为人类耻辱的中非帝国，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大西洋，一个又一个专制政权覆灭了，人类在废除专制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这次席卷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地区的民主化浪潮因与17、18世纪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一战、二战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遥相呼应，被有些学者称之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发展中国家在从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迈进的过程中，既受到了国际上民主化浪潮的外部冲击，也是这些国家内部经济结构、政治和社会结构演化的结果。即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要求，同时新兴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直接参与民主斗争的主要人群，他们的力量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而日益壮大，最后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结束了专制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还借全球化浪潮输出其民主价值观和理念，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几十年的斗争历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1、改变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为国际舞台上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束缚，发展潜力和空间进一步释放，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为其国内民主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使得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民主政治成为可能。 2、不断探索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发展中国家在争得民族独立后，有的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的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有的保留了原来传统的君主制。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多样性说明，在这些民族特点、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各不相同的国家，不可能只采用一种政治制度，而是需要把政治理想与本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最符合本国人民最大利益的发展道路。 3、政治参与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极权体制逐步向民主体制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极权统治、专制主义和军政府的政治体制，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统计，智利在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共有数千名政治上的反对派惨遭杀害，其中有许多是外国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统治时期，政治上的反对派和异己人士被大批杀害，甚至在镇压国内库尔德人起义时使用了毒气，致使成千上万起义者和平民死亡，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与此相对的是，独裁者制造出了在1999年大选中萨达姆以99。6%的高票当选、在2002年民意测验中100%的人民支持萨达姆的丑剧。而实际上人民对萨达姆的暴政敢怒不敢言，2003年4月，当美英联军攻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时，人们走上街头拉倒萨达姆的铜像泄愤。其他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统治者也都曾有过类似暴行，但最终都被民众推翻。现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抛弃了极权政体，转而实行民主制度。建立起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好的条件进行经济和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事业的建设。也使得经济社会的成果不至于再被少数人所独享。 另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了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对国内和国际和平做出了贡献。至于发生在卢旺达、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惨剧，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依然任重道远。 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 二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少数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些国家继续保留着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制度。战后初期这些国家的政治选择是由其民族传统和当时的国内外条件决定的。如前英国的殖民地一般都选择了与英国相类似、与殖民地政府相衔接的政治制度，印度、加纳等国都属此类。 目前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类型呈多样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各国政治体制也在不断地变动。总的来说，政权建设主要呈现以下几种模式：议会共和制政体、总统共和制政体、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政权、政教合一体制、党政合一体制。 （一）西方共和制政体（包括议会共和制政体和总统共和制政体）。 1、议会共和制。即以议会为国家政治的中心，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政府向议会负责。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目前实行这种制度的有印度、新加坡、土耳其、津巴布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联邦及苏里南等。 2、总统共和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掌握行政权力。拉美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及委内瑞拉等；非洲的埃及、突尼斯、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喀麦隆、肯尼亚、赞比亚及马拉维等；亚洲的菲律宾、孟加拉、斯里兰卡、叙利亚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等均实行这种政体。 （二）君主政体。 　　这是建立在以传统或历史正统性为政治合法性基础之上，以世袭或王室家族为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这类政体又分为君主专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又可分为二元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在君主专制政体中，君主拥有国家全部的最高权力。实行这种政体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与阿曼等国。在二元君主制中，君主为国家元首，议会为立法机构，内阁向君主同时又向议会负责。君主的权力虽受宪法及议会限制，但国家实权主要掌握在君主手中。截止1989年，实行这种政体的国家有尼泊尔、不丹、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摩洛哥、斯威士兰及汤加等。在议会君主制中，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内阁由议会产生，向议会负责，君主虽是国家元首，但不掌握实权，国家行政权掌握在内阁手中。实行这种政体的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以及一些英联邦国家。 （三）军人政权。　　 即军人掌权的军事专制统治。在这种统治模式下，国家权力不是掌握在民选的代议机构和公职人员手中，而是控制在军人领袖手里。其建立的过程大多是军队领袖通过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建立军人执政委员会或最高军事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依靠军事力量维持专制制度。拉丁美洲有一半以上在战后都实行过军人政权，有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等，军人执政在11年以上。非洲也有28个国家采用过。在亚洲，曾经建立过军人政权的国家在一半以上。 亨廷顿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军人干政成风的原因时说道：从军队本身去解释军事干预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军人干政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它乃是不发达国家中的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的特殊表现，这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指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普遍带有政治性。具备政治性军队的国家同样会具备政治性的教师、政治性的大学、政治性的官僚、政治性的工会和政治性的企业。 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内部最大的问题乃是政治压倒一切，权力成为最高锦标，赢得权力就意味着同时赢得了其他的利益。任何群体想要争取或保护自身的利益都不能不诉诸残酷的权力斗争，从而其行为也带有某种政治性。在这些国家里，不但军队是政治性、迷恋权力的，社会其他群体无不如此。大家为争夺权力各显其能，资本家搞贿选、工人罢工、宗教势力用信仰鼓动民众、学生三天两头示威游行、知识分子完全沦为党派的工具，军队就搞政变和兵变。大家似乎都忘了自己原来是干什么的了，而一股脑地投身政治斗争。军人政变不过是使用了自己最熟悉和擅长的方式罢了，和其他用极端手段参政的团体并无本质不同。 军人政权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成熟的体现，是一种有利有弊的政治形式。在非常的形势下，这种政权能起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其专制集权的性质与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的历史潮流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人政权在80年代兴起的民主化浪潮中大批垮台。 （四）政教合一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这种政体。伊朗1979年的宪法规定：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由公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负责实施宪法、签署议会或经公民投票作出的决议，提出总理人选。但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总统，而是宗教领袖。该领袖由绝大多数人公认并接受的一位宗教首领来担任。无合适人选时由3～5人共同组成领袖委员会主持国家事务，领袖或领袖委员会拥有军权、任免权等重大决策权。 （五）党政合一制。 通过宪法或法律把执政党确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如扎伊尔、坦桑尼亚、加蓬、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缅甸等实行这种政体。 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类型。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国家的独立后，确立了执政地位，普遍在国内实行一党制。一党制又可分为“法定的一党制”和“一党优势制”，前者指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法律规定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执政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法律上禁止其他政党活动。“法定的一党制”在非洲相当普遍，持续的时间也最长。此外缅甸、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实行这种政党制度。所谓的“一党优势制”，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但其中只有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执掌政权。80年代以前，属“一党优势制”的国家有印度、伊拉克、圭亚那等。 多党制。即存在3个以上的政党，很少由一个政党单独执政，通常是由几个政党联盟取得议会过半数席位而上台执政。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有土耳其、菲律宾、泰国、摩洛哥、毛里求斯等。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行多党制比较普遍的拉丁美洲，党的集权化和权威主义倾向比较明显。 两党制。目前实行这种政党制度的较少，只有拉美的几个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典型的是哥伦比亚。 70年代起，非洲、拉丁美洲加快了民主化进程，各国的一党制被多党制所取代，权威主义和集权制让位于民主自由化。到了90年代初，非洲几乎所有过去实行一党制的国家纷纷宣布放弃原有的统治形式，先后举行了多党选举和总统选举。有学者统计，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42个非洲国家进行了多党选举，其中有28个国家成功。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在政党制度、组织结构等方面，正在逐渐完善和走向法制化。 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思潮 （一）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强调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目的是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及以此为主导的社会运动。 发展中国家是高扬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旗帜而赢得国家独立的。因此，二战之后，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独立后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民族主义成为在第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庇隆等人成为发展中国家实践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 在阿拉伯世界，埃及总统纳赛尔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象征和主要推动者。1945年3月22日，在埃及倡议下,7个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通过了《阿拉伯联盟宪章》，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成立，简称阿盟。其宗旨是：密切成员国间的合作关系，协调彼此间的政治活动，捍卫阿拉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纳赛尔一度将阿盟作为他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恢复中世纪时代阿拉伯帝国光荣的工具。他终生为此奋斗，并承担了以阿拉伯世界的名义反以色列、反美、反西方的急先锋。但几次中东战争的失败使原本是阿拉伯国家中最强大的埃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失去了成为中东地区核心国家、领导阿拉伯世界的能力。纳赛尔于1962年出兵也门，凸显了阿拉伯国家的内在矛盾，也让其他国家担心所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有被置换为阿拉伯民族扩张主义和埃及独大的危险。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改弦更张，实行与以色列和谈的政策，遭致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反对，并被开除出阿盟。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此告一段落，其后所兴起的则是更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发展中国家的另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以民族分离运动为主要内容。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七。由于苏联解体，导致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冷战体系的崩溃。在旧的国际体系不复存在，新的秩序尚未产生之时，许多地区出现了权力和信仰的真空状态，原先被意识形态和冷战压制着的民族主义要求在这样的状态下纷纷兴起，以填补真空。 （二）社会主义思潮 从50年代到7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歌猛进，国际社会一度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格局。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产生了一股“社会主义浪潮”，许多获得独立的国家都宣布自己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将国名定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埃及的纳赛尔把自己领导的党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缅甸的奈温则将他领导的党称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从1955年到1990年，先后有55个发展中国家宣称要搞社会主义，占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总数的59%。此外，形形色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等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并非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有些甚至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这些国家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对社会主义思潮中“公平、反资本、照顾弱势群体”等内涵的向往，同时表明他们不完全赞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发展中国家试图走独立道路的政治理想在理论层面的体现。8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低谷，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悄然退潮。 （三）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 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或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产生大规模的影响实际上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思潮主张回到早期伊斯兰教，不允许对《古兰经》进行任何解释，反对非穆斯林文化的异端邪说，号召全面实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 。其高潮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共和国。这一运动至今仍在发展，其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在以中东为中心的西亚和非洲广大地区，更是蓬勃发展。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盲目反对西方进步思想，倡导复古倒退，特别是某些领袖提出的输出革命理论和个别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无助于伊斯兰各国的稳定和发展，也有碍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 四、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长久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政治战略上的失误，发展中国家内部民族、种族、教派、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甚至有的情况下变得尖锐化，导致国内冲突和大国介入，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种种不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威胁： 1、政局不稳。 政局不稳是指政权不巩固、政治活动无章可循，政治领导集团互相争斗，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贯彻执行。到目前为止，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政治和经济的良性发展，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那里，还只是存在于梦想之中。仅仅在非洲，从60年代到80年代，就发生过240多次军事政变，其中成功的 70次，有 11个国家发生过10次以上的军事政变，20多个国家建立过军政府。1963年在非统组织宪章上签字的29位非洲国家元首中，有17位被军事政变推翻。90年代以来，非洲又发生了数十次政变和兵变，有的还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内战，给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也使这世界第二大洲在长期的动荡不安中一次又一次与全球性的发展机遇擦肩而过。 2、局部战争频繁 这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间因民族、宗教、领土、资源问题而引发的冲突甚至战争。两伊战争、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都属此列。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巴双方对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争执不断，曾经导致三次印巴战争。1975年2月，印度宣布克什米尔印占区为印度联邦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对此提出抗议。印巴克什米尔争端至今尚未解决，成为影响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随着旧有的两极格局解体，国际间矛盾斗争激化，冷战后的世界局部战争更加频繁、武装冲突不断，特别是中东、巴尔干，更是一度成为热点地区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3、民族问题严重 民族问题是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民族问题相当复杂，主要表现为民族之间的相互压迫、奴役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间的歧视、仇恨、冲突甚至战争。现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民族问题有两种，一种局限在国家内部，表现为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大民族和小民族以及各个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如在原来被誉为民族团结典范的南斯拉夫，自铁托去世后就爆发了大规模民族仇杀，国家解体、内战不断。南斯拉夫内战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内战中几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最后还导致西方国家的武力干预。在非洲，卢旺达的两个主体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互相攻杀，50多万人死亡，酿成二战后罕见的民族大屠杀。另一种是民族冲突以国家为载体，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成为民族冲突的表现形式。 4、宗教冲突 宗教冲突是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宗教冲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另一种是同一宗教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如伊斯兰教中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形形色色，许多国家多种宗教并存，教派林立。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难以避免。如果这些矛盾处理不好，甚至会引发宗教战争，影响有关国家的政治稳定。 5、恐怖活动有所增加 恐怖主义份子在全球进行的一系列暴力活动，给世界和平带来了阴影。2001年9月，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劫持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几千人死亡，造成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特点 发展中国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争得独立地位之后，作为全新的主权国家登上历史舞台。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所谓复杂性，指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因此不得不随时间、空间，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行针对性的外交举措，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历史遗留问题，如领土争端、民主矛盾、宗教矛盾等，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既有共同对抗大国侵凌的一面，又有冲突争夺的一面，有时还会恶化为局部战争，因此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显得复杂多变。所谓多样性，是指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有的国家如沙特等西亚国家、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通过地区性的结盟，求得实力和影响的壮大；有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印度等，谋求建立全球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以便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利益还是有趋同的一面，也因此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性的外交原则和特点。发展中国家独立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以说相当恶劣。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在世界上争霸，在彼此明争暗斗的同时，还以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争取发展中国家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以壮大自身的实力和控制全球的重要战略地域和战略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愿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工具，因而，在对外关系上，普遍坚持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如许多拉美国家便纷纷摆脱美国在政治上的控制，先后参加不结盟运动。到1979年，已有11个拉美国家参加了不结盟运动，壮大了发展中国家自主维护国家权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团结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以保全自我的国家利益为最终追求。它们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殖、反霸、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果。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的独立，就是世界各国、特别是非洲国家及不结盟运动积极推动的结果。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构想，现在看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重点。 1964年，“77国集团”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首先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此后，经过第三世界国家多次磋商，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共同纲领。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又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并呼吁两者的结合.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为： 　（1）建立和平、公正、平等、合作的经济与政治相互结合的国际新秩序； 　（2）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不平等基础上形成的旧的国际分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保证发展中国家以其资源的开发实行有效的控制，并根据主权原则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 　（3）加强南南合作，特别是推动区域一体化，积极参与南北合作。 　（4）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权地位，使发展中国家更充分、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过程。 　（5）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和在联合国的发言权。 二、南北关系 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大都位于北半球，所以国际上通常用“北方”代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位于南半球，被称为“南方”。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南北关系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与美日西欧的关系。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而导致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可以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 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北方发达国家控制和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目前世界经济的分工极不合理。发达国家在生产、贸易、技术和金融等领域一直保持垄断地位，他们通过压低原料价格、高价出售工业制成品、提高银行贷款利率等手段剥削发展中国家。南北关系形成现在这种局面，主要是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所造成的恶果，以及战后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的存在。南北关系的核心是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为解决南北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展开了南北对话，成为处理南北关系的主要形式。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落后的根本原因。所以“南北对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符合公平合理和互利的原则，以利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 1964年77国集团的建立及其《联合宣言》的发表拉开了南北对话的序幕。70年代南北对话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此期间南方国家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加强了南南合作；并举行了几次重要的南北对话。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陷入停滞，谈判的实力下降，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南北对话的态度又转趋强硬，使南北关系陷入僵局。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北经济“数字化鸿沟”加大，矛盾出现新的特点，如： (1) 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悬殊；(2) 债务危机加剧，南方国家发展经济资金短缺； (3) 北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加剧了南方国家的经济困难；(4) 当前国际格局的转换仍对南方国家不利。 另外，南北关系中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关于国际安全、反恐斗争，发达国家日益需要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如在阿富汗战争中改善了与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但同时对那些被指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则采取严厉的打压措施，如对阿富汗、伊拉克直接出兵改变其国内政治。但这些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之间盘根错节的重重矛盾。 在21世纪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需要考虑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共同解决发展中国家资金匮乏，债务沉重，金融脆弱和技术落后等问题，从经济层面改善其国内环境，也消除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仇恨的土壤。总之，南北关系的良性运行还有赖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话，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三、南南合作 （一）南南合作的基础 南南合作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这些国家能够团结到一起的原因是：它们具有相同的历史遭遇、相似的现实环境和相同的国家目标，在现实斗争中更加感受到团结的可贵。因此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各国走上了自主发展、团结合作、反抗霸权的道路。这种关系的产生，既是历史的演化，又是现实的要求，具有深厚的基础： 首先，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是西方殖民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具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在民族感情上是相通的。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争得独立地位之后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任务，即政治上维护民族独立、经济上加快发展。要冲破西方殖民者的阻挠，完成这些历史任务，靠各个发展中国家自己单打独斗是不成的，必须加强彼此的合作。 再次，发展中国家要想彻底摆脱国家落后的状况，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需要相互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南南合作的内容和形式。 20世纪80年代后，南南合作明显加强。发展中国家间传统的合作组织，如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也纷纷调整了战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政治领域，不结盟运动坚持反帝、反殖、反霸以及反对种族主义的原则，促进了人类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及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的斗争；在经济领域，七十七国集团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改革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推动南北对话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除了上述两个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运动之外， 15国集团、24国集团这些全球性发展中国家集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朗、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此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内容和合作伙伴还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冷战结束以来，亚非拉各洲的地区性组织发展迅速，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９０年代以来，在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浪潮推动下，发展中国家一体化进程重新恢复活力和生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其中发展得较好，较有影响力的区域合作组织有：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 1991年3月26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4国总统在巴拉圭首都签署《亚松森条约》，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其宗旨在于推动本地区资本、商品、劳务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加强彼此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和竞争力。南共市是拉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1995年1月1日正式运行，关税联盟开始生效。智利和玻利维亚分别于1996年和1997年成为南共市的"联系国"。目前它已是当今世界第三大区域性贸易组织，拥有2亿人口，贸易额从１９９０年的４１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９９年的近２００亿美元。此外，南方共同市场现在与安第斯共同体正在进行谈判，目前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果合作成功的话，那么在这个市场内，人口将达到4亿，贸易额也会进一步激增，影响也将更为巨大。 除此之外，国际舞台上还活跃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和半区域性国际组织。如非洲统一组织，西非经济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组织，拉美经济体系，中美洲共同市场，等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联合有助于其国内经济的成长，同时也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取得某种优势的必要手段。联合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在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斗争中协调立场，统一行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同时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上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限制了发达国家控制世界的企图。1955年亚非会议以来，这种斗争就没有停止过。2002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人权组织中就取得了对美国斗争的胜利，迫使美国失去了在本组织中的席位。 （三）南南合作的意义。 南南合作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迎接国际形势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途径，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壮大其经济实力。 发展中国家应当把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摆在首要地位，而不应在经济上过分依赖发达国家。而要争取经济繁荣、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就必须加强南南合作，走弱者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同时，南南合作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自然和人力资源优势，深入挖掘各自的生产和科技潜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各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力的增强，是它们加快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二，实行南南合作，有助于第三世界在国际交往中团结协作、凝聚力量，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从而提高其在南北对话、南北谈判中的地位，保护自身的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争端，甚至会引发冲突和战争。只有通过南南合作，才能使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整体性利益的存在，并创造机会使各国排除干扰，耐心协商，以化解和消除争端。 第四，南南合作，有助于推动南北谈判，改善南北关系，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南北经济合作，以实现全世界各类国家普遍的经济繁荣。 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共同利益，携手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需要，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普遍落后，各自面临国内国外的多种困难，再加上大国的分化和压制，使南南合作的进一步扩展遭遇到不小的阻碍。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严峻挑战，发展中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出发，积极探索南南合作的多种模式，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 ? ? ? 第六章 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 社会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社会主义运动是辉煌和曲折交相并存的历史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改变了当代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社会主义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改革是为了真正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更有效率的理想的社会发展目标。苏联解体与苏东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辩证统一。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社会主义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定位点和光明的前途。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国际贡献 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重大历史意义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他肯定垄断是社会化的巨大进展，实际上是为未来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并认为垄断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最大的理论贡献体现在对垄断资本进行全方位分析的巨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在书中，列宁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即某些不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可以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超过原来的先进国家，出现跳跃式的不平衡的发展，它必然引发和激化资本主义各国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的矛盾，从而引起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不仅使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进行自身的生产关系的调整的潜力走到了尽头，更重要的是会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战争中突破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从而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结论。 在实践上，列宁的理论直接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指导和依据。在列宁完成“帝国主义论”的第二年，当时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在俄国这个集合点上激化，出现了革命形势。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帝国主义链条当中最薄弱的一环上首先取得突破，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对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的新思维。它为２０世纪一些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鲜明的历史例证，并由此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与竞争的新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时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国家武力扼杀的危险。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及其迅速增长的政治军事实力，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团政治和经济力量，结束了社会主义的“孤岛”和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事实，不得不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史开始发生了质的飞跃：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少数人剥削、压迫、统治大多数人的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第一次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所否定，被剥削、被奴役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始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从而为世界经济进步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苏联凭借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所提供的物质力量和国家凝聚力，赢得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战后，亚欧一批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从一个国家的实践发展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格局。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紧密团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有近１００个原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体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在人类编年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 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 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年轻得多，虽然迄今已有近８０年的历史。在二战以前，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孤军奋斗。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和帝国主义的层层包围下，苏联大规模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设，在短短２０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一二百年才能实现的工业化进程，把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俄国建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水准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和农业国，使工业生产水平由１９１３年的世界第五、欧洲第四变成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强国，并且开创了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经济制度的模式。尽管在确立这个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种种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起过积极作用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苏联国民经济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二战后的恢复，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完成证明了这一点。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维埃国家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二战后，中国和东欧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此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撕开了一个裂口。它奉行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它追求的社会公正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种种弊端的纠正，也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新的样式和新的选择。 以苏联为代表的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在二战后初期曾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速度。在尖端科学技术上也曾取得了一系列世人瞩目的成就。作为社会主义体系的东欧国家，从人均GNP、平均寿命、住房面积和公民文化水准等标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来看，较之战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就其总体来说，绝大多数东欧国家８０年代跨入了第二世界即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见表1）。 作为一种后起的而又成功走向现代化的典范模式，社会主义的选择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带来深刻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相继有30多个国家宣称奉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或在自己的国名上冠以“社会主义”的称号。总起来说，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批判资本主义，谋求比它更理想和更合理的社会，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可以说，在二次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独特路径。它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经济制度，不仅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表1 1987年东欧国家社会发展情况 (GNP波、阿是1980年的统计数) 项别 阿 保 罗 波 匈 捷 南 民德  人均国民收入 单位：美元 840 3000 2598 3800 4500 5800 3000 6000  建政前后平均寿命比较 38.2-70 52-70 42-70 无数字 无数字 无数字 无数字 无数字  住房面积人均M 80%住进新居 16.8 10.8 16 15 16 18.7 无数字  教育状况大学生数 （每万人） 普及8年义务教育 126 70 120 93 109 157 无数字  资料来源：《东欧概览》1991年中国社科出版社 在政治上，欧亚各国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苏联的帮助下，纷纷建立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政权。共产党力量强大、群众基础较强的中国和南、阿三党，在解放以后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而波、保、匈、捷、罗等国则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建立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多党联合政府。随着冷战的发生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各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最终将亲西方的党派清除出政府，确立了共产党的主导地位。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代表制政治制度，其中心内容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的。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列强聚集的欧洲中心地带，由于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二战以前仅有苏联孤军奋战的局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彻底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中心和欧洲列强主宰全球的旧时代，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消失，苏美之间战时同盟关系的基础也随之消失，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又重新呈现。特别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发展到多国，越出欧洲，成为世界性现象并形成了社会主义体系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威胁，从而突出了两种社会制度间的矛盾和对立。欧洲是“冷战”年代东西方对峙的重点地区，也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激烈斗争的地区。在战后初期两大阵营对峙和东西方“冷战”环境下，美国始终处于进攻的地位，是世界上最大的侵略集团和战争势力。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曾对这种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起了抑制的作用。 从20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初期，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和推行强权政治成为苏联对外关系基本特征。特别是20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苏美争霸的态势十分明显。苏联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的机会，在与美国搞缓和的和平攻势下赢得了时间，大量引进西方资金和先进的工艺设备，从而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国力，特别是扩张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形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据统计，苏联在７０年代，它的近２０种重要的工业产品如钢铁、石油、水泥、机车均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前列，在经济上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它的战略核武器与美国不相上下，常规军备方面甚至还稍胜一筹，从而走上了大规模同美国争霸世界的道路。１９６８年苏联入侵捷克；１９７１年底苏联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１９７５年苏联介入非洲安哥拉内战，搞代理人战争；１９７７年苏联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争端，扶植所谓“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军人政权，从而控制了非洲之角；１９７８年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扶植金边韩桑林政权；１９７９年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扶植纳吉布拉政权。发动代理人战争，扶植亲苏政权，抢占战略要地，成为20世纪70年代苏联与美国争霸的不变的三步曲。这一时期不仅是苏联国力空前膨胀畸型升高的时期，也是它以空前的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时期，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宣称：苏联已经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然而，当苏联似乎踏上了世界的巅峰，它也就很快走上了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下坡路。导致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瓦解的一系列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是从此时积累起来的。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走上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道路，所谓全方位对外开放，是指从有限范围和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的对外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界主要经济组织之间的相互开放；不仅对外开放同时对内开放；不仅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自20世纪80年代确定对外开放战略以来，到2002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社会一些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中国基本上已完成了这一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200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90年增长3.4倍，达到509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第16位上升到第6位。吸收外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这一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越南是另一个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越共“六大”确定实行革新开放路线，1996年越共“八大”制定了2020年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目标。2001年越共“九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越南实行革新开放１５年来，不仅摆脱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危机形势，而且使整个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超越意识形态，同一切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这一政策不仅表现在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也表现在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已与美、俄、法、日等大国相继建立了战略伙伴和友好睦邻关系，谋求在更加广泛的全球和地区事务上加强合作。中越两个社会主义邻国2002年共同声明中强调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党与党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来处理、促进和发展两国间的国家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外关系上超越意识形态所以可能和必要，是因为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具有一致的方面。国家利益无疑是主权国家制定与推行本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在某些领域和方面也出现了利益的交叉性和共存性，客观上存在相互间共同利益与合作。同时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也还存在着国际社会的利益。尽管在当代国家之间仍存在不同的阶级性质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它们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利益，也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乃至军事等领域进行交流和合作。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 一、改革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模式 由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率先实践及示范效应，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做法，我们把它称为“苏联模式”。它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统制经济，通过管理者的无所不包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大规模地组织社会生产。其特征表现在不允许其它经济成分存在的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国家直接支配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大权，以及集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于一身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指导方针和重工业占绝对优先地位的经济结构。这个模式肇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初步形成于30年代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时期。经十月革命后的“战时共产主义”时代、“新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期以及战后和平年代改进与完善，分别具有不同的历史面貌。总起来说，它是在战争与革命为世界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因而“苏联模式”反映了历史上严酷的战备体制的强烈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国体（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法律规范体系等，是工人阶级及其基本群众在其政党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即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与自由；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即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同时依据法律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上世纪所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普遍的国家治理形式。作为历史的选择，共产党领导成为千百万社会成员服从、遵守和维护的行为实践，同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同和接受，成为这些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表现在：它领导一切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方针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向普选产生的议会（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倡议；向国家各级组织推荐和任命干部；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应当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对于巩固和维护社会主义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如同它的经济体制一样，总体上来说它也同时受到了苏联模式弊端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苏联模式”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集中表现为：党政军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集中于最高领导人；领导干部职务存在着实际上的终身制；在党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上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在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缺乏民主和忽视法制，“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弊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长期的严酷的战争环境以及领导人推行的个人崇拜使得这些弊端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纠正，在二战后的和平年代、在某些领导人的任期内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还有发展。这些弊端年深日久的积累不仅在客观上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而且成为20世纪末叶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的历史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除了它的共性、普遍特征或者“国际性本质”以外，还有着它的与各国历史发展特点、民族传统联系的特性。正如列宁所言：“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①[①]社会主义的这些不同的实现形式，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以及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不同的历史特点，展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的民族性，即由本民族生存发展环境、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赋予的民族特点。围绕是否尊重各国走向社会主义不同道路、建立的体制和模式的矛盾斗争，构成上世纪中叶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形成了一出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极为生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改革的动因 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动因。如前所述，“苏联模式”曾经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期（经济的粗放发展时期）。包括苏东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因此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个模式以后被神圣化、绝对化了。当宏观经济指标不仅包括发展速度，甚至包括经济效益、生活质量、文明程度等多元目标时，僵化和教条的“苏联模式”就显出了与当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极大不适应性。当“苏联模式”后来被推广到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时，“国际路线”与“本国国情”，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围绕经济政治改革所形成的尖锐斗争的两个基本方面。 这在苏联东欧国家相互关系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大部分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东欧国家，从自然地理态势和文化传统来看，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过渡性”的地带。许多东欧国家是在本世纪初的一次世界大战后导致的几个大帝国瓦解之后，才获得了民族的独立。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多数东欧国家具有议会民主的传统，同俄国的专制传统迥然有别。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在１６－１７世纪即已形成封建的两院制议会；保加尼亚和罗马尼亚两国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建立了君主立宪制。1918年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和捷克是东欧国家中实行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典型国家，传统上也是亲西方的。只是苏联解放东欧的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以及雅尔塔体制，它们才进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苏军的解放对于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战后４０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在苏联每个领导人的任期内，苏东关系经历了多次危机。苏南冲突和南斯拉夫被开除出九国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是斯大林时期苏东危机的第一幕；发生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１９５６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是战后苏联东欧国家的第二次对抗。它是前后两个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事件。苏联因素在这两个事件中具有重大影响。波兹南事件是当时该地一万多名工人要求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发放加班工资的抗议游行而致。后来发展为波兰人民要求受到莫斯科打压的国内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上台；匈牙利事件则是该国人民声援波兰人民反对苏联控制和要求恢复改革派领导人纳吉的斗争。两个事件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要求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苏联的干涉和控制；两个事件又具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波兰在哥穆尔卡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通过自己高超的斗争艺术，化解了苏军干涉波兰的危机；匈牙利则导向了一种悲剧性的结局：群众运动走向极端，国内局势失控形成动乱，最后遭致苏军坦克开入布达佩斯城平乱，酿成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１９６８年苏联和“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该国人民谋求经济改革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切都表明，苏联模式与各东欧国家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选择。 防止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维护国家安定和政权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第二个动因。东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军对垒的地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东西欧毗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思想文化渗透的基地。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要用“和平手段”“解放”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认为解放不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美国每年耗资4.95亿美元，支持“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 （1950年建立）、“自由电台”（1953年建立）对所谓“铁幕国家”广播，宣传美国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煽动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奉行“苏联模式”的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人民权利受到损害，使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对东欧人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一种被动的防守地位，这都大大地削弱了东欧国家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战后东欧国家内发生的多次政治动荡，都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以改善人民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政治改革，也是为着重新恢复东欧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关系，重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思想，就要激活自身经济体制的活力，使自己创造出远远高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竞赛，是社会主义国家率先进行经济改革尝试的另一个动因。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57年曾经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要在１９５８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要在1960－1961年赶上美国。1961年苏共２２大纲领还宣布，苏联在最近10年（1961－1971年），要“在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超过最强大的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并在１９８０年第二个10年结束时，“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争取在15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同年８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定：当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增长一倍，即由535万吨跃进到１０７０万吨。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因为后发国家一般具有“后发优势”，即可以避免走发达国家的弯路，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实现赶超目标。但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赶超国应是世界整体经济中的一个成员，并能充分利用世界经济进步的最新成果。而这恰好是苏东国家所不具备的。也可以说，包括中国以及苏联东欧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一种大致封闭的条件下“隔河摸黑”赶超。之所以形成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自我设限。斯大林曾经提出：由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世界已经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20世纪50年代作为对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反击，苏联东欧国家又成立了“经互会”，进一步将“两个世界市场理论”推向实践。对外经济活动囿于社会主义国家内，这就不可能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这是。美国１９４９年曾以“共同安全”为由，联合北约成员国组成一个国际性的秘密禁运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为“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一般简称为“巴统”）。它的宗旨是协调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出口政策；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出禁运管制出口物资清单。这个清单曾高达三大类上万种产品。８０年代仍达１４５种。１９５２年“巴统”专门设置的“中国委员会”以加强对华禁运，其清单列项甚至超过苏联，总计为４９０种。“巴统”1994年３月３１日经海牙会议后宣布解散。但其成员国对利比亚、叙利亚、两伊、古巴和朝鲜出口限制依然有效。在这种背景下，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实现经济的赶超型发展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动因之一。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 （一）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和苏东剧变 在20世纪４０年代末期，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如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卡达尔和纳吉，都曾提出了走本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但都停留在表达一种思想理念的层次上，而且很快被压制下去。但是，社会主义要求变革的潮流是很难永久被压抑下去的。从５０年代初到１９８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夕，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曾经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５０年代改革的发端（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试验和苏联赫鲁晓夫改革为标志）；６０年代的改革高潮（以苏联“柯西金改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为标志）；７０年代的停滞和倒退（以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为标志）；８０年代重新高涨的阶段（中国加入改革行列，苏联人心思变）。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形成了三种改革模式，即南斯拉夫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苏联式的（包括罗马尼亚、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实行集中计划管理，但有限度地运用了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以及匈牙利的以计划为主导、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些改革和调整的共同特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放松不必要的限制和束缚，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简政放权，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等等。 但是，东欧地区的改革总体上看是不深入的，它表现在：其一，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没有根本性的理论突破和实践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没有建立起来。其二是所有制形式没有根本的触动，所有制形式的单一化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间的矛盾未能获得解决。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及对东欧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东欧国家的任何改革只要是被苏联认为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可能会招致华沙条约军队和坦克“到此一游”；苏联好似悬在东欧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使东欧的改革必须自我约束，不能越轨，不能离经叛道，要看苏联眼色行事。在苏联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家庭，每个大家庭的成员都不能偏移“社会主义方向”，并且有义务干预这种偏离——这一理论成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核心。这个“主义”对尔后苏东国家的历史发展，包括对后来东欧国家剧变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方面，是那些要求改革的国家不得不收敛锋芒，只能在苏联允许的范围内“小打小闹”，不能越“雷池”(苏联模式)半步，本国人民也产生了对苏联控制的强烈的“逆反”情绪，使社会矛盾逐步积累起来；另一方面，更使有些国家根本不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使国内危机演成极端尖锐化的表现形式，例如罗马尼亚、东德等国。无论哪种情况，一旦国际局势特别是苏联局势发生剧烈变动，顷刻之间便带来灭顶之灾。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内外政策，使长期自我约束惯了的东欧国家变得无所措手足。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脱离中央政权的浪潮的席卷之下，东欧各国遂发生了“向西方看齐”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这个演变次序分别为： ⑴ １９８９年６月，波兰统一工人党自由选举失败，团结工会成立马佐维耶茨基政权，是为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 ⑵ 围绕重新评价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和前总理纳吉，匈执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激进派改名社会党）。１９８９年２月，匈党中央通过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决议。次年反对派“民主论坛”取代分裂了的执政党上台执政； ⑶ １９８９年，民主德国开始出现社会动荡。是年９月，大批东德公民借道第三国流向西德。失控的局势导致东德政权人事变动和开放柏林（１１月９日延续２８年的柏林墙倒塌）。统一社会党改名民主社会主义党，次年大选中被基督教民主联盟取代，１０月两德统一； ⑷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捷克斯洛伐克群众要求为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平反，导致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集体请辞和总统职位的易手。次年６月反对派“公民论坛”执政； ⑸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６日，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发生群众暴动，１０天之内，罗马尼亚全国各地发生反对齐奥塞斯库政权的武装起义，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捉后迅速被处决。原被齐奥塞斯库政权贬黜的前罗共中央执委伊利埃斯库以救国阵线总统名义接掌政权。罗马尼亚是东欧国家剧变中唯一发生严重流血冲突的国家。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倒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东欧这场风暴得以发生的某种必然性； ⑹南斯拉夫于１９９０年７月实行多党制，导致执政党南共联盟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南联邦解体； ⑺ 阿尔巴尼亚1990－1991年间出现难民潮，１９９１年６月执政党劳动党同意实行多党制并改名为社会党。１９９２年社会党在自由选举中被民主党取代沦为在野党。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与罗马尼亚类似，是那种早就与苏东集团拉开距离而且坚持不进行改革的国家。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政权后，先后提出“新思维”概念、“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在完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开始对社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1991年苏联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要求建立具有主权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国家解体已成定势。同年发生了“八·一九”事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８人趁戈尔巴乔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期间，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倒戈政变。“八·一九”事件后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已是不可阻挡。在大势已去、人心已去的形势下，1991年１２月８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领导人舒申凯维奇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明斯克协议》，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２１日，俄罗斯等前苏联１１个加盟共和国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签署《独联体国家议定书》，再次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同年１２月２５日圣诞之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谈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位。克里姆林宫降下了镰刀铁锤标志的苏联国旗，升起了帝俄时代的三色旗。近６９年历史，曾在国际舞台上咤吒风云的苏维埃联盟国家分疆裂土，苏联寿终正寝。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就是在这样的一系列政治大变动中形成的。这种剧变由三个不可分割的内容构成：集团政治的解体，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不再被作为国家的发展前途。 苏联解体与苏东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动荡，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社会主义由十多国缩小为五国；陆地面积由占全球24%缩小为占7%；人口由占世界32%的１６亿缩小为占23%的１２．６亿；世界共产党数量由１８０多个减少为１３０多个，党员人数由９１００万减少为6000万（其中中国为５０００万）。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的失误因素，也与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有关，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对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的原因深层次的和全方位的探索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世纪性的历史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持久的历史动力。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探索中指出了一个不能忽略而且人们谈得相对较少的重要事实，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他们指出了以下重大的历史事实：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4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他们还指出了以下鲜明对比的事实：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五名士兵中，就有四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因而“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当今这个变革的时代要继续获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只能靠一点，就是以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而且，这种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才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中国新世纪的伟大历史任务”[②]。 这也是我们今天认识苏东剧变的深层含义所在。 （二）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极为引人瞩目，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 70年代末期开始改革事业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相对闭塞的发展中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改革是社会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体制转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二位一体同时发生的。中国是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的。土地和人的“结亲”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以专业户和乡镇工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开始发展起来了，它们成了最早的一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成了最活跃的“市场经济要素”。初战告捷成了改革最好的社会动员，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进行城市改革的社会环境。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启动的改革，对国民改革心态和改革领导者对改革策略的选择都产生了影响。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民占统治地位的心态是希望社会稳定。中国改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更加注意改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使改革的每一步骤都尽可能控制在不引发社会动荡的限度内。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外部资本的进入，以及连带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方式，是推动新旧体制易位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中国宣布对外开放与海外华人资本流入几乎同时发生，并且带动了后续国际资本的进入。它对中国改革的开局影响至为深远，是形成以后被称为“南中国经济圈”的基本动力。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之后，改革的“中国特色”具有了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形成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基本方面归纳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指导思想；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改革推进策略。中国改革指导思想确立的意义在于：它在根本上冲击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极端政治化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内的所有论争都统一到一个简洁的关系式上来，即把实践、生产力作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发生，计划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的引入，外资的接纳，乃至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都是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是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三条根本标准，即“三个有利于”的重要思想。提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它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里程碑。这种探索在中国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的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中国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是继续进行，还是走回头路。“三个有利于”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它既坚持了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条件的原则，同时又有针对性地突出了根本标准的价值导向，把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实现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原则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更加完整、全面地统一起来，因而，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的转折点。至此之后，改革开放事业强有力地推进，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十年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02年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三个代表”理论，将这种探索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继承中又进一步发展，“三个有利于”标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三个代表”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深化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深化为“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第一次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写进党的建设的纲领，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更为全面地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 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改革推进策略，是中国改革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它不可能适用于共同划一的改革模式。重要的是，改革又是一场牵动各个方面的深刻的社会变动，对它的规律性的认识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深化。尤其是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改革必然要求“速成”（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长路）和“创新”（包含更多的中国特色），这就需要进行模拟试验，实现改革方案的最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主革命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方法，叫做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中国改革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论的影响。从改革初期四个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到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进而沿江、沿路、沿边次第延伸；从单项推进、重点突破到综合配套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给人以很强的层次感。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在全国推广，大体上都是局部试点后的结果。中国党和政府始终驾驭和掌控着充满重重险阻和困难的改革开放事业。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从人均收入增加一倍的国际比较中看出，这一时间英国用了58年，美国是47年，日本是34年，韩国也用了11年，中国只用了10年。2000年中国人均收入达860美元，首次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786-3125美元区间）。国家统计局同年城乡人民生活调查显示：中国总体平均水平进入小康初阶，有接近七成人进入小康。15省市实现程度在九成以上。以GDP为标准的中国经济总体规模有了跃升：从1997年开始，中国就已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位居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之后，列巴西、加拿大、西班牙之前达10554亿美元）。 作为一个近代曾沦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中国20世纪的改革开放事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发展，就特定的历史本质而言，是一种近（现）代化运动。它包含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包括追求民族独立、社会公正以及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的目标。世界的近现代化历史进程是西方资产阶级捷足先登的。它们在扩大近代文明成果的时候，把一切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都卷入到文明的进程中来，用的却是不文明的殖民掠夺的方式。当历史在19-20和20-21的这两个世纪之交闪回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艰苦跋涉和历史性跨越。19-20世纪之交，正是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时代。甲午战败后的中国不仅痛失台湾和澎湖列岛，旋即遭遇新一轮列强对华瓜分狂潮。租界和租借地遍布国中，路权、矿权、中央银行相继尽入列强囊中。俄据东北，法侵滇粤，日占闽台，德扼胶东。不列颠南疆展拓香港界址，中原吞噬长江流域。喏大一个中国，清廷枉留一架躯干，血肉几为列强蛀空。 在对这种强暴本能和自觉的反抗中，相继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运动。它们都是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下发生的中国救亡运动。中国的革命追逐的都是同一个目的：我要成为文明的主人，我应该变得更强大。但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上世纪中叶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使命，并正在朝着第二个目的地进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人民第一次在历史上找到了实现这个梦想的正确道路。 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功之时，当中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时，其世界意义怎样估计也不过高。中国全面小康的目标实现，即意味着至少12亿人过上了富裕生活，它相当于当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还会对世界政治文明提供新的社会发展样式，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汇与融合。在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意义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和越深刻的程度上为人们所认识。埃菲社1992年的年终专稿中评论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已解体的苏联的官僚中央集权主义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作的回答。它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德国海纳·温克勒教授则在1993年8月3日和《新德意志报》上指出，对此“当代资本主义信徒显然都很不舒服”，“因为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偏偏是在一种它们宣判死刑的政治制度中完成的”！与众不同的政治制度成为中国新世纪改革发展事业独特的政治资源。 第四节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主义发展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 1989年前后，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是否还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和优越性的学说和制度使人们产生了怀疑。西方一些学者如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其后，美国兰德公司的主要成员福山则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完结。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断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 对一种社会制度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命运的考察，需要一种历史哲学的眼光，要能够长跨度大背景地观察世界历史。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在怎样更好地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社会主义指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又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马克思曾经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现出了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弊端。这些弊端首先表现在由其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而表现出来的实际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都更加多的社会财富。但是这种财富在分配上趋于两极分化，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由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又导致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普遍不平等。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率，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产生的，追求平等和效率也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两大基本价值，它也是人类争取社会进步的永恒的普世的价值。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的存在，相当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分别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中表现出来。第一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使落后国家的千百万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同步实现的目标，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明显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第三，在政治上，以雇用工人同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政权做出重大让步，劳动者过去在经济上被单纯地视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现在则成为“法律范围内”平等的人。这种从“物”还原为“人”的变化，不仅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也是政治文明的演进；第四，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对自身生产关系的调整也都受到了作为竞争对手的社会主义力量兴起的强烈影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给人类曾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873年到1895年大萧条宣告了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的过时，但资产阶级苦无良策，终于酿成了20世纪３０年代的大危机。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批判的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胜利。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在研究计划经济的经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对社会主义者世界性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就是普遍建立了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乃至《大失败》的作者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共产主义精髓的间接传播”。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根据马克思理论提出“投入产出法”，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倚重，最后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型。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从来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9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世界特别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也曾陷入低潮。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能源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大大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钢铁工业迅速成为主导工业，资本主义从“棉纺织时代”进入“钢铁时代”。世界工业总产值当时增长了两倍以上。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业和国际贸易迅猛发展，世界铁路线长度、国际贸易额均是成倍或者几倍的增长。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第二国际的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公开站到了交战国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立场上，从而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但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链条当中最薄弱的一环上首先取得突破，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再起。德国和匈牙利革命失败后，20世纪2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转入低潮，但旋即又在20多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收获了最为丰富的果实：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欧亚大陆建立，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成为世界体系。 与19世纪末叶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历史相比，社会主义虽然在20世纪末叶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遭遇了严重挫折，但同时它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了出路，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希望，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景观。它孕育着社会主义发展呈现出曲折性与前进性的深刻哲理。 二、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发展必然选择 列宁认为：“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③][④][⑤]。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选择，至少是建立在三个基本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上的： 第一，它是过去社会主义政权建立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以中国革命为例，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发展中从来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独特途径实现，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1905年革命中走上政治舞台的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创立新型的阶级组织苏维埃，积累了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经验，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总演习。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中，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二月革命”，到发动彼得格勒城市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一切都有别于马克思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列宁能够巧妙地将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最终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经典注释。 第二，它是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成效的现实的验证。中国改革模式或改革的“中国特色”，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崭新命题。如前所述，中国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指导思想；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改革推进策略。都是这一命题在一个具体时空环境中的运用。如此才能使改革效应最优化和最大化，才能掌控改革、驾驭改革。与本国实际结合，实际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脱离群众。东欧剧变之所以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变动之所以使东欧党无所措手足，从反面验证了脱离本国实际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极端危害性。多年来盲目追随苏联，已使东欧国家的党政领导人逐渐丧失了维护民族特性的机能和对本国国情的独立探索的勇气。一切唯苏联马首是瞻，不敢越“社会主义大家庭”雷池半步，是不可能做好改革发展这一极其复杂的社会大工程的。一个真正把握本国国情的政党，能够将改革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使风险来临，也能最终依靠人民的力量战胜风险，克服危机。 第三，它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精髓，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规定。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多国胜利论”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是对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发展的最新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独特的时代环境的精深把握。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学说的创立，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20多年来的发展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变动的基础之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阶级及政党相互关系学说的精深探求。如果不顾时代条件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胜利前进，就会犯教条主义和因循守旧的错误。所以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的结合，也就是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各个时代的本质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一百多年来，世界变化很快，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正在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如同肌体中涌动的血液一样须臾不可离弃；本国实际则像肌体的脉动一样必须时时予以把握。如此才能将社会主义事业生生不息地推进下去。 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以来，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方兴未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也并未止息。通过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更深刻的思索，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重新认识。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上一场新的大讨论。其范围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主义的起源、演变、概念、实质、目的、价值、手段等；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人类历史的进程；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与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的出路与未来；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策略，等等。历史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理论建设的重要时期。上个世纪之交列宁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家与革命学说的卓越建树，就曾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新高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关注、尊重和吸收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建设的新成果，自觉地通过改革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就会使社会主义更加深入地影响当代世界的发展进程。 三、新世纪之初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战略 （一）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它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问世以来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所谓挑战，主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了新的课题。资本流动的国际化加大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风险；资源供给和海外贸易的扩展都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成败攸关。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巩固造成了新的威胁。西方国家力图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达到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目标，使它成为政治上全面西化的前奏曲。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试图借着人员自由流动和开放信息边界，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同时，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的传承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西方各种强势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引进，客观上正在弱化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甚至使某些历史文化处于明显的萎缩状态。 所谓机遇，是因为全球化同时也反映了世界经济运行一般规律。对每一个加入世界经济进程的国家来说，可以享受到重大的经济利益。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累积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对外扩张的能力。中国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均资源的比较劣势，都决定了只有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主动的国家行为，中国是与世界经济体系不断整合这一过程的受益者。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应对世界形势的变化，趋利避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重大任务。与马克思当年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首先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它们现在也都是当代意义上的南方发展中国家。不能在生产力上超越北方发达国家，就无法最终避免资本的国际剥削，也就很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时代主题越来越明显地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和斗争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以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为代表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居于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发展经济，壮大综合国力，不仅可以使社会主义成为对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思想意识形态，更是防止和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被边缘化的根本保证。 （二）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和竞争的新形势，处理好两者之间的新关系 社会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共处而借鉴、相斗争而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存在，也同样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历史价值。社会主义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变化，要学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共处和竞争。经济全球化在国际政治理论上的表现是“国际依存”。这个理论告诉我们：（1）相互依存可有对称性与非对称性之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荣损得失的绝对值大致相同，这是对称的依存，反之则为不对称的依存；对称的依存是积极的，因为它有助于国际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和受到抑制；不对称依存是消极性的，因为它是导致新的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在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中，大量的依存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各国在国际依存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虽然它们在制定内外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国际因素和它国因素的影响，但决策风格会大有差异，产生的结果也会很不相同；（2）随着国际依存关系的普遍加深，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逐步下降，产生了“主权让渡”的新问题。即一国为了享受一定的利益，必须放弃本国的一部分主权。这就对一个国家的政府造成了一种困难的处境：一方面，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日益受到不在本国控制下的外部环境和政策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本国对此影响所采取的相应政策又不能随心所欲，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一个不对称依存的国际体系中，仍然与资本主义存在着大量的矛盾与冲突。享受利益，摆脱限制，驾驭对方，获取自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依存体系中面临的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提高自己的国际斗争艺术，提高在这个依存体系中的适应性。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学会在体制内与发达国家周旋的本领，不放过历史提供的难得的发展机会，进而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体制，这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和事业发展的基本路途之一。 总之，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社会主义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社会主义者必须坚持不断改革和开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不断创新，必须积极应对国际范围内各种挑战，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 第七章 独联体成员国与冷战后东欧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 独联体于1991年12月21日宣告成立，其成员国包括前苏联地区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其它12个国家。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及前南斯拉夫分裂出的五个国家。冷战后这些国家都走上了制度转轨的道路。目前，独联体的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不稳定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转型基本完成。在经济上建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东欧国家外交关系的走向是选择加入欧盟和北约，以融入西方；而俄罗斯外交由独立初期以融入西方为目的一边倒政策，逐渐调整为以发展与世界各种类型国家关系，维护本国重要利益，重振大国地位为目的的全方位外交政策。 ? 第一节 独联体成员国与冷战后东欧国家的概况 ? 一、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及政策演变 （一）独联体：比较松散的国家联合体 原苏联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至1940年8月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就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签署了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与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12月21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11个共和国首脑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等6项文件，并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以下简称独联体）建立。格鲁吉亚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并于12月24日申请加入独联体（未被接纳）。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从法律上宣布苏联的终止存在。至此，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已经消失。新建立的独联体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阿塞拜疆曾于1993年6月公开宣布退出独联体，而后由于面临政治、经济和军事困难，1994年领导人更迭后又重新加入了独联体。同年，格鲁吉亚也加入了独联体。这样，前苏联地区除波罗的海3国外，其它12个国家全部加入了独联体。前苏联以俄罗斯为中心，独联体实际上仍然以俄罗斯为中心。 独立国家联合体，顾名思义，既是独立又是联合，其实质是独立，联合是为了独立。即组建独联体使各加盟共和国达到了不要联盟中央、完全独立的目的，也使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不复存在，并有可能在涉及共同利害关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上达成妥协，避免更大内乱。独联体的主要特征是：它没有中央领导机构、没有总统、没有统一的对内对外政策、没有统一的军队。总之，独联体不具有国家的性质，也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实体，而只是一种组织。在独联体建立的文件中对有关问题也作了规定：确立了各成员国的平等主体地位和相互间基于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友好、睦邻和互利合作等关系准则；宣布前联盟成员或同意其宗旨与原则的其他国家均可加入独联体；成立独联体的最高机构——国家元首理事会以及政府首脑理事会等。所以，在联合体中，各成员国都是平起平坐、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既然是独立国家，它们就可以有自己的国家体制，有独立的对外政策，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确定自己的预算、税收和关税，发行自己的货币，等等。独立国家联合体只是设立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协调机构，在尊重成员国主权的前提下，在一些领域进行政策协调，在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互利合作，以及对“共同的军事战略空间”进行统一指挥和对核武器统一控制等。 综上所述，独联体既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际法实体，而是原苏联一些共和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松散的协调组织，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国家联合体。 （二）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具有不稳定性 独联体国家于1992年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普遍进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推行了私有化。由于苏联的解体，各国原有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加上经济政策失误，各国经济自独立以来普遍下降，财政金融状况恶化，通货膨胀率上升。独立后的俄罗斯联邦，经济严重下滑；在独联体各国中经济实力居第二位的乌克兰，经济危机还在不断加深，经济滑坡呈加速趋势，至今乌克兰的经济还没有走出低谷；独联体其它国家的经济状况类似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水平都有程度不同的下降。只有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波动较小。 就整体而言，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1992－1994年高达两位数的大幅下降之后，1995年的下降速度开始放慢。1997年曾出现微弱增长，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0.4%。但在1998年，由于受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又趋恶化，下降3.7%。1999年，多数国家的经济开始回升，只有乌克兰、摩尔多瓦和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在低谷中徘徊，甚至处于下滑态势。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不稳定的态势。这既是向绝然不同的另一种经济体制过渡造成的，又是苏联解体后经济联系中断造成的。从目前来看，独联体各国确实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济出现了增长，但应看到，目前各国经济的增长仍是恢复性增长，多数国家尚未达到苏联解体时的水平，经济困难还不少，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尽管各国建设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不会改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也不会改变。但改革中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在政治方面，近年来，独联体国家在政治上完成了从苏维埃制度向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转变。这些国家普遍修改了宪法或通过了新宪法，允许政治生活、意识形态多元化，实行多党制，只有土库曼坦实行一党制。各国普遍建立了总统制，议会成为单一的立法机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各国的总统都是全民选举产生的。目前各国的政治局势已从独立初期的动荡中基本稳定下来，但各国的政治发展仍然不稳定。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仍处于民族、宗教冲突、战乱之中，政治发展最不稳定。这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军事色彩，其政治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形势以及民族、宗教矛盾的解决。 乌克兰的政治形势表现为：不仅存在着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而且议会与总统、总统与政府之间的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由于政治矛盾和冲突激烈，政府频繁改组，社会、经济政策十分混乱。由于多年来未能摆脱经济危机，加上1998年又受到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势的困难使得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在1998年立法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白俄罗斯的民族、宗教、文化比较单一，因而政治发展比较稳定，但由于受西方的影响，这里的“民主派”势力有所发展，因而政府内外的斗争也有加剧的趋向。 中亚五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由于实行总统集权体制，政局相对稳定。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不少，这主要是因为在转型与发展并举的过渡期，中亚国家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社会政治领域中威胁政治稳定的诸多因素，其中极端主义是中亚国家政治稳定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总之，中亚国家是独联体国家中政治和社会形势最稳定的国家集团。 （三）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1991年12月21日宣布独联体正式成立的《阿拉木图宣言》签署至今，独联体已经走过了10年多的历程。长期以来，关于独联体是“独”还是“联”、应该“独多”还是“联多”的争论，一直是独联体各国在确立对外发展战略时的一大难题。一些成员国对加强独联体的作用心存疑虑，担心一体化进程会使自己丧失独立性。各国间民族、宗教矛盾和领土边界争端也难以解决，各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都不一致，也影响了各国对独联体的政策。 从1991年12月21独联体正式成立到1993年9月，为独联体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独联体主要的功能是处理苏联解体后的“分家”事宜，即“文明离婚”，这也是独联体成立的直接原因之一。围绕边界和领土、原联盟财产分割、原苏联的债务、军队的分割和核武器控制等问题，各国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但最终妥善处理了“分家”事宜，防止了原苏联地区的“南斯拉夫化”，独联体因此被称为文明离婚的工具。一方面，由于刚刚从苏联集权制挣脱出来的独联体国家对主权让渡问题噤若寒蝉，唯恐独联体机制成为苏联机制的翻版，成为垄断各国主权的载体，因此围绕“独”与“联”的问题争论颇多。另一方面，独联体作为经济一体化集团尚未形成，独联体各国经济关系的主要特点是离心力加强，各加盟共和国力图最大限度地摆脱中央(即俄罗斯)控制，采取了转向西方谋求其援助、与前苏联以外的世界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政策。 从1993年9月到1997年为独联体发展的第二阶段。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独联体成员国从离心倾向造成的后果中逐步觉醒，对西方国家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已打消，进一步加强独联体内部的合作和一体化普遍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愿望。原来在独联体中离心倾向较强烈的乌克兰、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等国，其新领导人当选后均呼吁加强独联体的一体化。从1993年下半年起，独联体开始出现向心倾向。其主要表现在：一是独联体的总体关系趋于改善。如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先后加入独联体,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他前苏联各国都加入了独联体。二是经济联系逐步恢复。如独联体成员国签署了《经济联盟条约》，并达成建立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协议。三是军事合作有所进展。如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加入了原有六国参加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 从1997年到1999年是独联体一体化发展的第三阶段。独联体重新出现了“非一体化”趋向。这一阶段，在西方势力渗透和扩张的条件下，独联体地区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剧，独联体因此被认为出现了自成立以来较强的离散趋势。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独联体内部新的反一体化浪潮，俄罗斯在独联体内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从2000年开始，独联体一体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俄罗斯来看，由于总统的更替，其历史发展从叶利钦时期进入了普京时期，这一变化对独联体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对独联体来说，具有转折意义的是2000年1月25日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莫斯科会议。俄罗斯代总统兼总理普京在本次最高级会议上被提名担任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普京的当选标志独联体内部对俄罗斯的向心力重新加强。 2001年11月30日，独联体12个成员国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 就独联体成立以来走过的十年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与会国首脑认为，独联体生活中的新阶段已经来到，其特点是“离婚过程”和 “吵架”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到了重新实现一体化的时候。此次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独联体10年活动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文件中规定了独联体2005年前发展纲领，即进一步巩固独联体这一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实体，建立成员国之间长期的经济联系，稳定独联体活动空间，完善履行独联体国家间协议的机制。2002年10月基希讷乌峰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决定进一步明确独联体多边合作的优先方向，集中力量“通过渐进的方式”来完善合作机制。 ? 二、冷战后东欧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及外交关系走向 （一）东欧国家的经济政治转轨基本完成 从经济上看，剧变后东欧国家的转轨是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10多年来，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90～1992年为第一阶段，即实行激进的经济转轨阶段；1993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即不断实行政策调整和结构改造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东欧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急剧下滑，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在第二阶段，东欧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显著的不平衡。少数国家，首先是波兰，较快地克服了危机，并开始在新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但多数国家仍徘徊于危机的阴影之中。直到1998年和1999年，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 目前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基本完成。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制度化、稳定化已经基本实现。 1、所有制发生根本变化。东欧国家把私有化当作所有制变革的核心，以此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对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目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形成。 2、市场经济机制初步发挥作用。竞争性价格体系已经形成，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已经实现，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要素市场已经形成。 3、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初步确立。通过制定新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具体经济领域通过立法来调节经济机制的运行，初步规范市场经济运作的法律框架已经确立。 4、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功能减弱，变国家直接管理为宏观调控。随着所有制的调整，各国经济自由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需求及价格水平皆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行政干预手段不再起主导作用，政府的管理职能只限于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对各领域实行政策性指导，利用经济杠杆和财政货币手段调节国家的经济生活，宏观经济趋于稳定。 在政治转轨方面，东欧国家普遍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议会民主制政治体制，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从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体制向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变。具体内容包括：修改原来的宪法或制定新宪法，删除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消共产党一党执政，制定一系列有关政党活动的法律和准则，创建西式政党制度；以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议会制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从整个东欧国家政治体制转轨情况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多党制建立阶段(1989年～1992年)。到1992年底，东欧12个国家都实行了多党制和多党议会民主制。第二阶段为多党议会民主制框架形成阶段(1993年～1995年)。从1993年起大多数东欧国家政治体制转轨开始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使政党政治制度化、法律化，使“街头政治”变成“议会政治”，实行议会民主等。可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95年底，除了因发生内战的波黑之外，大多数东欧国家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并能够按照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运转。第三阶段为多党议会民主制巩固和完善阶段（1996年至今）。 事实上，1996年起，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在巩固过去5年来在政治体制转轨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巩固和完善多党议会民主制方面，东欧国家着重建立健全包括宪法在内的各项法律制度。可以说，经3个阶段的改革，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对宪法、政党法、选举法等法律的重新制定或进一步修改与完善，东欧国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已基本确立。从目前来看，东欧各国政治转轨已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政体的框架。 1、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各国议会已由剧变初期各种政治势力争斗的场所变为通过全民自由选举，由若干实力较强、经选举获胜党派组织议员团参政，依照宪法程序进行较量的“论坛”。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门已大体能够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基本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总统、议会和总理已成为驾驭政权的中心,能基本做到既独立而又相互牵制。 2、党派之争已纳入法制轨道，政权更迭平稳。 在东欧国家中，各党派之间的争权斗争虽很激烈，但没有暴力，更没有硝烟，一般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把议会当作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剧变10多年来，东欧各国都已举行过几轮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尽管每次选举前的政坛都十分热闹，各派政党都紧锣密鼓地做准备，用各种手段为自己拉选票，但都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而且在选举结束后，不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能够平静地接受选举结果。 3、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会离开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基本框架。 在剧变后的十年，波兰经历了七次政府的更迭和三次总统的更换，但国家总的政治、经济制度没有改变。在保加利亚，以民主力量联盟为核心的联合民主力量同以社会党为主的民主左派联盟，虽然分别代表右翼和左翼势力，而且互为对手，但双方在根本问题上并无分歧。例如在内政方面，两者在政治上都主张实行多党议会制，在经济上都主张实行私有化和建立市场经济，在外交方面都主张使本国加入北约和欧盟，实现同欧洲的一体化。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大致如此。 （二）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资本主义 东欧剧变是彻底的，即从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全面转轨。在经济取向上，东欧国家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政治取向上，东欧国家基本上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无一例外地摈弃了苏联式的以一党执政、党政不分、议行合一等为主要特征的“一党垄断的集权制”，实行西方式的以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为主要特征的“多党议会民主制”。 东欧剧变之后，各国都把私有化视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迅速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私有化运动。虽然东欧各国的私有化在具体做法上各具特色、各有不同，私有化进展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东欧各国的私有化在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式上都存在较强的相似性，尤其表现为在价值取向上倒向西方资本主义。即这些国家的私有化，虽与私营经济的准入和国家经营管理权的分散等内容交织成为一个共同的进程，但严格地讲，都是指财产所有权的转变，把公有财产转变为各种形式的私有财产，其中以股份制为主的法人形式居多。其最终目标，不是完善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要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改造成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如波兰共和国经济宪章明确规定，波兰共和国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私营经济和农户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捷克和匈牙利也提出了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东欧剧变以来，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由原来的一党制、集权制转变为多党议会民主制。十多年来，各国政治舞台丰富多彩，政府相继出现左中右不断更换的局面。东欧各国一再举行的大选表明，这里在向西方式民主靠拢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捷克、波兰、匈牙利以及斯洛文尼亚已经开始走上了正常的议会民主道路，基本上达到了西方式民主标准；保加利亚、马其顿、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国，也向西方民主的道路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当前，东欧各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已基本完成，政治多元化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已通过宪法和法律得到贯彻，形成了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政体的框架，多党议会制已基本确立起来并比较平稳的运行。 （三）东欧各国外交走向：选择加入欧盟和北约 9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经历着全面、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转轨过程，在外交上，东欧各国极力摆脱苏联及其继承国俄罗斯的影响，以倒向西方为定位，争取加入北约和一体化的欧洲。对外政策上基本放弃了与西方阵营的冷战和对抗，全面“西倾”，即以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包括人权观）、意识形态和政治思维定势为前提的指导思想，奉行以美、欧为重点的亲西方路线，旨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并进而同西方发达国家结为盟友，最后通过同西方国家的“一体化”，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概括起来讲，加强同西方国家的联系与接触，回归欧洲，加入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体系，已成为东欧国家首要的外交任务和地缘战略目标。 剧变之后，西欧大国和美国是东欧各国对外关系中的重点，这是由各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所决定的。同时西方国家为了消化冷战后的胜利成果，填补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力量真空，启动了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东欧国家纷纷提出了加入欧盟与北约的申请，力争尽快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同欧洲一体化。为此，各国先后加入了欧洲委员会，力图按西方模式重构本国的政治生活。在经济上，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签订一系列协议，并与欧共体(后改为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希望为实现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和本国的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军事上，各国均已加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谋求早日成为北约成员国，冀以填补该地区在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安全真空”。 当前东欧与西方的全面合作已经起步，并在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发展与西方国家双边关系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努力也有一定进展。如在美欧的重点选择和扶持下，波兰、匈牙利、捷克在政治、经济、国防体制及邻国间无领土和民族纠纷等方面已基本符合北约的要求，不仅加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而且加入了北约。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有望在下一轮北约东扩时加入北约。保、阿两国及前南地区多数国家或因国内关系紧张，或因民族关系不睦、领土争议等问题远未解决，在较长时间里还只能在军备控制、军事演习、军工生产、维和行动等方面加强与北约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的合作。波、匈、捷三国与欧盟有关入盟议程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斯洛文尼亚也有望加快入盟步伐，但南部国家则差距巨大，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在欧盟之外自谋发展。 回归欧洲，参与欧洲一体化已成为东欧绝大多数国家的既定国策。剧变后，除前南地区的南联盟和波黑为国内局势动荡不稳及外部环境严峻困扰之外，其他东欧国家均把加入或欲加入北约及欧盟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尽管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矛盾，但东欧国家大政方针已定，实行西靠战略、融入西方体系的大势头已不可逆转。 ? 第二节 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外交 ? 一、俄罗斯经济 （一）俄罗斯的经济转轨 1992年俄罗斯开始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方式与管理体制模式的转变。现经济转轨已基本完成，主要表现在： 1、通过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改造所有制结构，转换了基本经济制度。由于以较快的速度实现私有化，非国有经济在俄罗斯GDP中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从而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形成了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为多元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2、通过自由化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了经济运行机制转型。自由化包括价格自由化、企业经营自由化、对外经济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等内容。 3、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实行宏观调控。政府利用经济杠杆和财政货币等手段调节国家经济生活，稳定了宏观经济。 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说 ，他已经完成了一生的主要任务。俄罗斯将永远不会再回到过去，俄罗斯将永远向前迈进。这里讲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制度性转轨冲垮了前苏联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框架。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明确选择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现在看来，经过10多年的经济转型，朝着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改革并没有把俄罗斯引向既定的目标。但是俄罗斯将在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对经济实行市场自我调节和对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调节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建立有俄罗斯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这就是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国家宏观调控与俄罗斯具体条件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俄罗斯经济的总体态势 俄罗斯经济转轨，从制度建设来看取得了进展；但从经济增长看，改革是不成功的，不仅没有达到振兴经济的目标，反而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转轨危机。1992—1999年，俄罗斯工业生产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90%，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5%以上。造成俄罗斯经济出现严重的转轨危机的原因主要有： 1、政府接受了西方为他们设计的激进改革方案。 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由于政权陷于瘫痪状态，原苏联的社会经济更加混乱。俄罗斯独立后经济状况继续恶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叶利钦宣布“要进行巨大的改革性突破”，对濒临崩溃的俄罗斯经济实施“大手术”，这就是后来的“休克疗法”。俄罗斯政府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扭转经济颓势，最终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叶利钦看来，这是彻底消除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消垄断乃至彻底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的必不可少的决定性步骤。1991年10月28日，在叶利钦的积极建议下，俄罗斯联邦第五次人代会把“休克疗法”提上了国家经济改革的议事日程。大会原则上通过了叶利钦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 1992年1月2日，以大规模放开物价为标志，拉开了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序幕。在原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中断、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况下，“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并未在俄罗斯创造出奇迹。“休克疗法”实施不久，俄罗斯经济便陷入全面危机，工农业生产加速滑坡，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率使居民几十年的存款顷刻间化为乌有，7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社会气氛空前紧张。 政府在接受西方为他们设计的激进改革方案的同时，把西方的援助当作“改革的动力，而不是把“改革的动力”放在国内。可是，西方的经济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即使提供了贷款，也都附有严格的政治、经济条件，对俄罗斯产品进入西方市场继续奉行歧视限制政策，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极为有限。 2、片面信奉西方经济理论。 “休克疗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萨克斯创立的一种激进的用来治理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转型方式，其基本思想是采用紧缩政策稳定宏观经济、实行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加速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转变。 “休克疗法”依据的是西方新自由经济理论和货币学派思想，强调的是货币政策。这种新自由经济理论，崇尚市场的作用，排斥政府的力量，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面越小，经济越有活力，并强调货币调节作为经济调节的核心手段。“休克疗法”用来治理西方的“滞胀”危机无疑是可取的，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能有效保证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供给的灵活性。但俄罗斯在实行“休克疗法”的过程中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市场没有起到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通，市场主体对价格信号不能直接反应，因此,“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转轨危机。 3、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斗争干扰了经济发展。 从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而又变化十分深刻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绝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地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靠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如果政治动荡，经济转轨就不能顺利进行。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恰恰是在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既加大了经济转轨的难度，也使经济危机难以摆脱。很长一个时期，俄罗斯政局的不稳是阻碍经济转轨和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 199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道路上荆棘密布，险象丛生，而政治舞台则始终是危机四伏，硝烟弥漫。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但新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这集中反映在国家权力体制上。“新的”国家权力结构——以总统为中心的国家执行权力机关逐步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权力机构，而“旧的”、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仍旧保持着“旧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体制——苏维埃体制。由此便出现了似乎都有法可依的两个国家最高权力：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议会与总统和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总统与议会的斗争、总统与政府的矛盾以及政府与议会的摩擦，使政府不能集中精力和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经济转轨的路线和方针。在叶利钦执政8年的时间里，他对俄罗斯政府进行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改组，在1998年3月到1999年8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四次解散政府。这期间频繁的政府危机成为自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从而引发了1998年8月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俄罗斯总体经济形势的最大影响是，它驱散了俄罗斯政府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对于经济的一种乐观气氛，严重打击了外国投资者刚刚萌发的投资信心。 在苏联解体以及后来俄罗斯联邦上层权力危机过程中，俄罗斯境内民族共和国的分立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他各联邦主体的分立倾向也有不同程度的表露。1994年12月开始的车臣战争是苏联解体后在民族冲突方面发生的最突出、最尖锐、最典型的事件。从经济方面来看，车臣战争造成俄罗斯巨大的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的稳定，进一步加剧了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4、苏联解体带来的原有经济关系的断裂。 苏联的解体给封闭型的前苏联经济以致命的一击，由于实行专业化和分工而形成的各共和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中断，致使俄罗斯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 前苏联经济的封闭性首先表现为苏联经济是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体系，其次表现在它的对外经济活动主要是在以苏联为核心的“经互会”范围内进行的。从1949年“经互会”成立到1991年解散，前苏联对外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这个有限的经济空间。“经互会”的解散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苏联时期60%的对外贸易是在“经互会”范围内进行的，1991年“经互会”的解散，导致俄罗斯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锐减。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这必然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带来部分消极影响。 苏联的解体打乱了各个加盟共和国之间正常的地区合作，割断了各共和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1992～1994年俄罗斯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而“经互会”的解散也使各成员国之间多年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瓦解，恶化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的对外经济环境。总之,苏联的解体和“经互会”的解散对俄罗斯经济危机持续发展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5、忽视宏观调控 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奉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战略，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原来苏联采用的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生活无所不包，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技术进步缓慢，束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劳动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俄罗斯政府一下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撒手把企业一下子推向市场不管,在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全面放开价格后，政府也没能实行强有力的监控，从而导致了经济危机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生产大幅衰退，人民生活恶化。这在俄罗斯转轨头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盖达尔主张，应该采取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在俄罗斯形成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市场经济，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到1994年2月10日，盖达尔在《消息报》发表文章还强调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十分明显，当时俄济转轨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强调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的神奇力量，没有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只有把市场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又能弥补市场的失灵。但是，“休克疗法”的设计者从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深恶痛绝和对西方市场盲目崇拜的情感出发，一开始就把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对立起来。一方面，他们把市场的作用绝对化和神话化，坚信经济自由化是使俄罗斯从“社会主义的地狱”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天堂”的捷径，认为只要转向市场，一切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另一方面，他们把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等同于国家行政干预，认为要改革传统体制就必须让国家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让市场决定一切，用“看不见的手”来完全替代“看得见的手”。对自由放任政策的推崇，必然导致国家放松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从而为许多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政策的失误也为地下经济（影子经济）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普京执政后，为了恢复和振兴俄罗斯经济，提出了“强国富民”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思想。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思想，普京政府继续坚持叶利钦时期的改革目标，在制度和结构上完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并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 1、改变激进的经济改革模式，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改革道路，实行“渐进、逐步和审慎”的改革。 2、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 3、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俄罗斯联邦自由经济区法》、《俄罗斯联邦自由贸易区法》等法律法规，以吸收国外投资。 4、逐步实现俄罗斯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支持企业和公司的对外经济活动；坚决抵制国际市场歧视俄罗斯的行为；积极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目前，普京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的成效逐渐显现，俄罗斯经济走出危机，出现了发展和增长的势头。在2001年世界经济普遍低速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继2000年大幅上升之后仍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GDP增长率为5.5%。预算出现大量盈余，2001年全年联邦预算盈余额相当于GDP的5%。2002年俄罗斯经济继续增长，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而且财政税收增加，预算继续出现盈余，通胀率下降，卢布汇率稳定，居民实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但是，总的看，俄罗斯经济增长在总体稳定的态势下仍呈现阶段性的不稳定状态。 二、俄罗斯政治 （一）俄罗斯的政治转型 从苏联后期开始，俄罗斯的国家重建和政治转轨，虽然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乃至腥风血雨，但基本上确立了宪法至上、自由选举、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源于西欧的民主宪政原则，确立了西方式的多党制和总统制的国家政治制度。这一过程经历了提出、确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1．多党制的确立 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苏联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概念和标准的全国大讨论，提出了政治多元化、党政分开、三权分立原则，为确立西方政治体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对苏联宪法第6条的修正案，从根本上取消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决策作用，确定实行多党制。1990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社会联合组织法》和《苏联社会联合组织生效法》，使多党制得到确立。俄罗斯联邦也在1991年1月和12月通过决议，宣布《苏联社会联合组织法》适用于俄罗斯联邦全境。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93宪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多党制度。1995年12月17日举行的俄罗斯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有43个合法党团参加角逐，其中4个政党获得进入议会的资格。1996年6月举行第二任总统选举，各政党都能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事，没有出现越轨行为，表明俄罗斯多党制基本确立。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基本平衡的局面。 （1）政党政治的法律规范初步完成。首先，废除了取缔、禁止共产党的法令。这不仅关系着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标志着多党政治有了质的提升。因为这意味着公民的结社权以及各种政党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得到了确认和实现，而这一原则本来就是多党政治的基石。其次，法律规范日趋完备。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宪法》、《社会团体法》、《国家杜马选举法》、《总统选举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和相关的法令，对政党的发起和组织、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做出具体而详细的规定，给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转提供了规范和依据。最后，法律的质量不断提高。通过法律的创建和修改，一套促进政党政治正常运行的规范基本构建完成。这些规范为政党政治的正常开展奠定了基础。 （2）政党活动开始走上法制的轨道。建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包括合法的斗争，也包括非法的斗争，更包括暴力战争。如俄罗斯共产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非法斗争和流血事件之后，不仅在理论上公开放弃暴力斗争原则，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把重点转移到以议会斗争为主的合法斗争方面。目前，俄罗斯大多数政党活动都能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和平和有序地进行，不威胁正常的社会秩序。 （3）实行《政党法》，各派力量重新组合，目前都已建立起比较强大的政党。左中右三派政治力量也基本都是以党派来代表和划线的，三派平衡的局面基本形成。 2001年6月通过的《政党法》规定：所有政党都要重新登记。一个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党员，在一半以上(即45个)联邦主体拥有地区分部，每个分部不少于100名党员，才能获准登记。同时规定：只有全国性政党才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党之外的团体和组织不得参加议会选举。这些规定，显然是要淘汰中小政党，迫使它们与大党联合，并促使各种社会团体或转化为政党，或加盟其他政党，从而在俄罗斯逐步形成“两党制”或“三党制”。 在《政党法》的推动下，许多政党和组织开始进行联合，许多社会团体则向政党转化，俄罗斯的政党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中派组织发展壮大，加紧联合建党。2001年12月1日,“团结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运动三大中派组织正式组成统一政党。2002年4月，该党定名为“统一俄罗斯”，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团。 第二，右派组织升格为政党。除“右翼力量”联盟较早改组为“右翼党”外，“亚博卢”也于2001年12月改组为政党。此外，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实际上也属于右派行列。 第三，左派组织如俄共近年来在自身建设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虽然俄共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但俄共还是一支强大力量，它仍是国内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组织最严密的政党，拥有3000万至4000万选民的支持。因此,它依然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在俄罗斯未来的政党格局中，在左中右三大派政治力量中，俄共即使不能执政，也仍能占有重要的地位。 2．总统制的确立 俄罗斯的总统制政体的确立经过了几年的政治较量。1991年3月俄罗斯以全民投票方式通过了叶利钦提出的实行总统制的主张，6月叶利钦以57.2％的选票当选为俄联邦第一任总统。然而，总统和议会之间权力分配问题尚未解决，制定一部规范国家权力结构的新宪法势在必行。在酝酿新宪法的过程中，叶利钦主持制定的扩大总统权的宪法草案同联邦宪法委员会强调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反对总统集权的草案进行了激烈较量。1993年10月，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最后叶利钦以武力解散最高苏维埃，挫败了政治对手。1993年12月12日举行全民公决，通过了确认总统掌握巨大权力的俄罗斯93宪法。 93宪法确立了总统集权下的三权分立体制，形成了总统、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新三角关系。总统广泛而强大的权力，使议会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这表现为： （1）国家权力机构的宪法设计具有分权与制衡机制。如：93宪法第10条规定：“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的行使是建立在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立法、执行和司法机关相互独立。” （2）但是根据93宪法，俄罗斯总统拥有广泛而巨大的权力，作为国家元首，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行政方面，国家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均由总统决定，政府向总统负责，按法律和总统令来确定其活动的基本方针并组织工作。人事任免方面，总统提名总理人选，直接任免副总理及各部部长，独自决定解散政府。立法方面，总统拥有立法动议权，可提出修宪建议。 （3）相比之下，议会的权力明显受到限制。宪法规定，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组成的两院制议会是国家立法机关。作为议会下院的国家杜马虽有监督政府的职能，但其权力不得超越总统。总统有权在杜马三次否决其提出的政府总理人选后解散杜马，直接认命总理。宪法虽然赋予议会罢免总统的权力，但弹劾程序极为复杂，实际操作非常困难。即在名义上三权分立，事实上总统集权制的条件下，议会的作用显然受制于以总统为核心的执行权力。因此，俄罗斯政治体制具有权威主义政治的特征。 俄罗斯现行政治制度虽已确立，但仍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如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权力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总统大全独揽、议会位微权轻、司法独立地位无法保障，强总统－软议会－弱政府便是俄罗斯权力体制的真实写照。总统集大权于一身的体制在当前俄罗斯社会大变革、民族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客观必要性。但是，也可能带来个人专权，政府运作困难，总统同议会矛盾对立和内外政策失误等弊病。因此，这种权力结构体系必须加以改革，如何改革是对普京政权的严峻考验。 （二）俄罗斯的政治基本趋于稳定 1、俄罗斯的地方主义膨胀，极端民族主义泛滥。 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俄罗斯在国家体制方面改变了苏联时期事实上的单一制状况，实行联邦制。俄罗斯由89个联邦主体组成，这89个联邦主体又分为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2个联邦直辖市，1个自治区和10个自治专区。根据宪法，在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国家政权体制统一的基础上，联邦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和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各自的职权。各共和国和地方有较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某些联邦主体的独立倾向，地方主义开始膨胀。一系列共和国先后发表了主权宣言，向联邦中央争取主权，闹独立。其它地区也要求拥有与民族共和国相同的地位，有的甚至擅自升为共和国。如1993年9月乌拉尔地区5个州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首脑在叶卡捷琳堡召开会议，宣布建立统一的乌拉尔共和国。在会议发表的声明中强调指出，建立该共和国的目的并非同俄罗斯联邦分庭抗礼，而在于明确各自的管理权限，合理分配自然资源、财产及进行有效的税收政策。各联邦主体往往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不服从中央管理，甚至成为“国中之国”。一般地说，地方分立主义不主张完全脱离联邦中央，但他们在具体问题上无视中央的存在，以我为中心的做法却严重损害了联邦的完整与统一。 在地方主义膨胀的同时，极端民族主义也开始泛滥。1994年12月开始的车臣战争是在民族冲突方面发生的最突出、最尖锐、最典型的事件。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车臣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仇视和对立情绪一直很深，这种历史积怨成为车臣和俄罗斯两个民族长期不和的主要根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民族独立浪潮席卷苏联大地，俄罗斯政治转型之时，车臣开始了新一轮闹独立的进程。1991年11月车臣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俄联邦政府虽从未承认车臣独立，但由于政局持续动荡和高层意见分歧以及慑于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在处理车臣问题时一直小心谨慎，致使车臣分立主义势力越来越大，最终酿成一场悲剧性的战争。1999年下半年，受到国外资助和训练的车臣分裂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配合与怂恿下，不断制造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严重威胁俄联邦的统一和领土完整。1999年8月数千名车臣武装分子突然侵入相邻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军队立即进行反击，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战争至今已继续了三年多，俄联邦军队既获得了巨大胜利，也遭受惨重损失。除车臣以外，如鞑靼共和国于1990年8月30日发表主权宣言。1992年2月3日，鞑靼自治共和国议会宣布将其国名改为鞑靼斯坦共和国。同年3月，该共和国议会不顾叶利钦的反对，举行了关于共和国“国家地位”问题的全民公决。受鞑靼的影响，位于鞑靼北部的科米自治共和国也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声称此后它将控制自己国内的全部财产。随后，又有巴尔科尔托斯坦、楚瓦什等宣布独立。地方主义膨胀，极端民族主义泛滥对俄罗斯联邦的完整和统一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普京加强中央的权力和控制，俄罗斯政治基本趋于稳定。 普京执政以来，针对地方主义膨胀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采取了五大措施： 第一，整顿地方法规。普京就任总统时,地方法规中有25%以上违反联邦法律，有些联邦主体还宣布拥有“国家主权”。现在经过整顿，问题已基本解决。普京2001年4月的《国情咨文》说，3500多项不符合联邦法律的地方法规，已有80%修改完毕。 第二，建立“联邦区”。2000年5月，普京下令把全俄划分为7个联邦区,并任命7位“总统全权代表”，让他们负责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监督总统政令、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各地方的执行，直接对总统负责。现在,“联邦区”和“总统全权代表”制度已经建立且运转顺利，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第三，设立国务委员会。2000年9月，普京下令建立总统下属的国务委员会，把89个联邦主体领导人组织在一起。这有利于发挥地方领导人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政局。 第四，修改地方自治法。经议会讨论通过，普京在2000年8月签署新的《地方自治法》，其中规定，地方领导人和地方杜马仍由选举产生，但如两次违反联邦法律，总统有权加以罢免和解散。这使那些各自为政的地方势力受到很大的约束。 第五，改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改革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规定：新的联邦委员会是常设立法机构，由联邦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其分别产生于各主体的立法和执行权力机构；地方议会派出的上院代表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地方执行权力机构派出的上院代表由地方行政首脑提名，并需得到地方议会2/3议员的支持。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和议长不再兼任联邦委员会议员。 随着中央政权的逐渐加强，地方势力进一步受到约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已基本理顺。同时，俄罗斯联邦军队对车臣非法武装采取了一系列严打措施，在车臣全境摧毁了非法武装有组织的反抗，在总体上控制了车臣的局势，维护了俄联邦领土的完整。普京在2001年4月的“国情咨文”中说，国家四分五裂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分裂趋势已被制止。当然，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 三、俄罗斯外交 （一）叶利钦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 俄罗斯独立初期，其外交目标是全面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争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来摆脱国内危机。其指导思想是，既然俄罗斯已放弃社会主义，就应当回到西方国家的行列，同西方国家建立密切的盟友关系。因为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看，俄罗斯从来都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完全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分歧与利益冲突。因此这一时期俄罗斯推行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的“一边倒”政策，在国际事务中盲目追随西方，全盘接受西方处理国际问题的价值规范和游戏规则，外交交往基本上全部集中在西方大国。俄罗斯这一阶段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不仅未能消除西方国家对它所持有的戒心和疑虑，且也未能得到西方国家所允诺的对它提供的经济援助。反而使俄罗斯经济和外交都陷入困境。于是，叶利钦不得不对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作出调整。 1993年4月30日，叶利钦总统批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它是俄罗斯对实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的反思结果。它强调俄罗斯外交必须维护国家利益，为此确立了以西方为主，东西兼顾的外交政策，即开展东西方平衡外交。但是寻求与西方结盟的外交原则没有改变，只是强调要对东方国家、独联体国家予以应有的重视。这时叶利钦政府对美国会真诚地扶助俄罗斯仍然抱有幻想，对美国力图削弱俄罗斯在国际舞台，首先是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力的战略考虑没有戒备。 1994年中期，叶利钦政府进一步明确，俄罗斯外交的目标是“恢复大国地位，确保势力范围”。强调俄罗斯在国际上应发挥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其利益。为此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积极发展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关系。但坚持均衡原则，一方面要与美国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积极与西方所有大国建立伙伴关系，以求从西方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经济援助，并在此基础上振兴国力。但在涉及俄罗斯重大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与西方国家积极抗争，坚决反对北约东扩，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推动独联体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进程，确保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谋求在亚太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以开拓新外交领域来谋求本国的利益。 1996年后，俄罗斯又明确把推动世界多极化作为外交目标，反对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一极世界。1997年12月由总统叶利钦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安全构想》中明确把推动世界多极化、确保俄罗斯成为世界一极，作为国家安全构想的支柱和基石。从跨世纪的高度出发，努力调整与世界各大同的关系，全方位的、积极的外交政策全面展开，即强调同世界各类国家建立各种类型的友好互利关系，从重意识形态变为按国家民族利益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放弃“西方化”倾向，强调大国之间的等距离外交。 独联体各国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第一个重点。巩固和独联体各国的关系，推动独联体向经济、政治、防务一体化方向发展是俄罗斯的首要选择。这既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同时也有经济意图，加强与独联体各国的经济联系是俄罗斯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条件，也是俄罗斯控制独联体各国的手段之一；继续加强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因为无论从解决经济困难来看，还是从未来全面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来看，俄罗斯都离不开西方国家的援助与合作。因此，虽然对北约东扩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但同时与北约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努力使其成为一个不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的同盟；积极发展与亚太大国的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访华，两国决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4月俄中双方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再次确认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正式启动两国总理定期协商机制，使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具体实施阶段。俄罗斯还积极发展与亚太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力求参加亚太地区的多边机构，其目的是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同时，确保其东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二）普京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 普京执政初期，基本坚持叶利钦时期的外交目标及外交政策，但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突出经济外交，务实和避免对抗。为此继续加强独联体内部的合作，强化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抑制美国在独联体内的扩张势头；展开东西方平衡外交，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加强战略协作。 普京非常重视独联体对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重要作用，强调同独联体国家的合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绝对优先的方针。为推动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在普京倡议下，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斯坦五国组成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在2001年5月底正式成立。在俄罗斯政府的努力下，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合作明显加强。如2000年6月21日，独联体国家元首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例行会晤，发表了关于维护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在反对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加强独联体战略磋商与合作方面达成共识。普京还加强了与独联体各国首脑的交往，多次主持召开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或独联体内多边首脑会议。这样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域的合作呈现出多种形式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俄罗斯的地位也因此而得到提高。其次，展开东西方平衡外交。一方面俄罗斯努力改善同西方的关系，竭力谋求与北约关系取得突破。俄罗斯把振兴经济、复兴大国地位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及国家中心战略目标。这首先需要一个长期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影响俄罗斯安全的最大外部因素，同北约改善和发展关系是俄罗斯实行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和前提，也是俄罗斯获取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贸易关系、加入世贸组织和争取西方重新安排债务的先决条件。为此，普京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对北约东扩采取了既明确反对又分化利用，既全面应对又谋求介入的政策。普京认为北约东扩就意味着对俄罗斯宣战，所以坚决反对北约东扩。但普京还表示只要北约将俄罗斯视为平等伙伴，俄罗斯愿意加入北约，力图以此从内部化解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在对待欧美国家关系上采取对别对待，离间分化政策，把外交的重点放在欧洲。支持欧洲在北约组织中提高自身政治军事地位的种种努力，以此离间欧美关系，弱化美国对北约的控制。另一方面，俄罗斯积极发展同亚太国家的关系。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加强战略协作，2001年7月俄中双方缔结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与印度在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修复发展了同朝鲜、伊朗等被美国称为所谓“无赖国家”的关系，显示了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压力，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意志。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普遍感到震惊，并就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形成共识。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长期深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之害的俄罗斯，不失时机地调整外交政策，开始实行战略收缩，即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其考虑优先秩序的首要原则是只维护俄罗斯国家的切身重要利益，在其它问题上，可以持原则性的但不是对抗的立场。为此俄罗斯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表明其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为了实现在与西方关系中有利于俄罗斯的发展，把俄美关系置于外交的优先地位，而欧洲放在第二位。同美国加强反恐合作，在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时，俄罗斯一改过去强烈反对美国势力进入独联体的做法，允许美国军队进入中亚地区。普京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俄处理车臣问题的理解和支持，普京把车臣的非法武装与国际恐怖主义挂钩，要求西方把车臣非法武装视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使美国和西欧国家政府对车臣非法武装的看法发生变化，这样为俄罗斯在解决车臣问题上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同北约和欧盟加大协调力度，争取建立新的合作机制。2002年5月28日，普京总统与北约成员国领导人签署《罗马宣言》，正式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使俄罗斯在无力阻止北约东扩的情况下，在非核心问题上参与北约决策。2002年5月召开的欧俄首脑会议上，双方签署了关于俄欧关系、加强双方政治和能源对话、维护欧洲安全及调解地区冲突等问题的5项联合声明，双方关系有了新的提高。欧美先后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这样俄罗斯终于获得与欧美国家在经济上平等对话的地位，有助于俄早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这一时期，普京继续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同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中亚五国就反恐问题加强磋商，协调立场，密切合作，以促使本地区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继续加强同中国和印度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由此可见，“9.11”事件以后，普京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本国利益，根本目标是促进经济振兴、其全方位外交的两根主线是反恐与经济。 （三）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 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及过程看，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全方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 保持对外政策的平衡性。这种外交平衡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东西方平衡，在西方国家范围内实行欧美平衡以及在独联体国家内部和亚洲国家范围内保持各种平衡等多方面内容。这体现了全方位的特点：只以俄罗斯自身国家利益为标准，不受外在约束和影响，与所有国家发展全面合作关系。 坚持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考虑俄罗斯的国力，从现实出发，巧妙周旋，不与美国和西方搞对抗。这体现了其外交政策的现实性。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普京政府开始将外交资源主要用于振兴俄罗斯的经济，使外交目标服务于内政目标。遵循这一法则，俄罗斯的外交实践愈益致力于追求实惠，愈益重视自己的经济利益。 坚持多极化目标，反对美国单极统治，争取俄罗斯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这体现了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特点：俄罗斯独立以来，其外交战略目标是维护本国利益，捍卫大国地位，力争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在这一前提下，俄罗斯外交政策经历了向西方“一边倒”、东西方平衡到全方位展开的调整过程。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随着国内政局、国家利益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八章????????????? 中国与当代国际社会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60年代“既反帝又反修”，重点发展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两条线”外交战略；70年代联美反苏的对外战略；80年代以来进行了重大战略性调整的历史变化。纵观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国外交政策始终贯彻着三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以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作为中国外交重大战略决策的依据。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 ? 第一节 中国外交的历史演变 一、50---6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战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渴望已久的国家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他深刻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 （一）“一边倒”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框架，并基本奠定了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格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一边倒”外交方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这一方针，新中国的外交活动具体表现为： 1、坚决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央人民政府坚决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处理了外国人在华兴办的企业、文教、卫生、救济等机构，一举铲除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势力。 2、积极发展对外关系。首先是积极争取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并与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49年10月3日，苏联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尔亚、南斯拉夫先后同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其次是中国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在这个时期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最后是西北欧的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挪威、列支敦士登、英国、荷兰等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英、荷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新中国坚持的建交原则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惟一合法的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国民党集团；交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 3、与苏联结盟。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了苏联。2月14日中苏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中苏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确定了两国的同盟关系。毛泽东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②]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合作。苏联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156个项目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1954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此外，苏联大力支持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而进行的斗争。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武器装备。中苏在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达成了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决议。 （二）“一边倒”外交战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50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和随后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外部是一个两极世界，内部实现了高度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中国内政和中国外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国家利益的估算及其外交指导思想的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和国内问题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 三条方针的提出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首先，国际上两极对抗冷战格局的形成把世界分裂成互相隔绝的两个部分，中国在亚洲冷战中首当其冲，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来说，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怎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国家生存有一定的保障，其它利益才可能实现。基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虑，新生政权选择站在苏联一边可谓顺理成章。其次，共同的意识形态是中苏关系的纽带。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边倒”战略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达到高度统一。再次，新中国成立之时，外交方面有一些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包括：得到国际承认、争取经济援助、保障新生政权的安全等。在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后，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 二、60年代初期---60年代末中国的外交战略 60年代，中国外交形势十分严峻。这一时期，美国继续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同时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恶化。中国的外交战略从“一边倒”转为“二条线”外交战略，被概括为“两个拳头出击”，既反美又反苏。外交工作的重点在加强与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一）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中苏两国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体力量，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产生分歧。1958年，中国拒绝了苏联方面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要求。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取消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协议。同年9月，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1960年6月，中苏两国的分歧发展到公开的对抗，苏联撕毁了中苏之间250多项合同协议，并撤走了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1963年下半年起，中苏两党通过报刊对双方争执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中苏对抗公开化。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挑起边界事端，制造流血事件。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及随后发生的武装侵犯中国新疆和黑龙江边境的事件，使中苏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两国关系完全破裂。面对苏联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中国展开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 （二）继续奉行反美政策 这一时期，美国仍然执行反华政策，继续包围和封锁中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唆使蒋介石集团进行挑衅活动，叫嚣“反攻大陆”。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美国公开支持印度同中国作战。1965年美军在越南南方登陆，同时空袭北方。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1970年，当美国向越南战场的侧翼柬埔寨发动军事入侵时，毛泽东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③] （三）加强与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中苏关系的恶化及中美关系的敌对状态，使得中国外交处于两面受敌的严峻困境。为解脱困境，争取朋友，对付来自美苏的威胁，加强与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成为6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1960年5月和1964年1月，毛泽东主席两次发表谈话，提出联合亚、非、拉各国人民，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④]。到60年代末，同中国建交的5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为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组成高级代表团对亚、非、拉国家进行了三次大范围出访。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应邀出访了欧亚的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尼泊尔、锡兰等11个国家。这次访问是在波匈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之后不久进行的。1960年4月13日至5月14日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等六国。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率团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索马里等十个非洲国家。访问中周恩来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以无息和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受援国家逐步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的道路；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按国际市场价格议价，保证退换不合格的设备和物资；使受援国充分掌握技术；派出的专家与所在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这八项原则充分表明了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真诚愿望，受到亚、非、拉各国的赞赏和支持。 三、70年代的中国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中国内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国内工作中心由于错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国际政策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调整中国对外政策为“联美反苏”，使中国大大改善了与西方国家关系，成功改变了中国的外交环境，从此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跨入了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被概括为“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即以反苏为划线标志，“一大片”就是在“一条线”主导下，联合亚、非、拉一大片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一）调整中美关系，实现中美建交 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是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后又为“战争后遗症”所困扰，国内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发生，大大牵制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能力。而苏联在不断缩小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的同时，军事力量有了增长，在争霸中出现苏攻美守的局面。当时美国为了对付苏联的争夺，不得不调整其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谋求对华关系的改善，联合中国，以共同抗衡苏联。与此同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加强军事部署，同时支持越南“侵柬反华”，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针对这种局势，中国政府调整了对外政策。当时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针对苏联对中国构成的严重威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一再表示要同中国友好，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并主动寻找渠道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愿意访问中国。1969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中美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此后，中美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关系正常化的举措，最终于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声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撤走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并于3月互派大使。 （二）改善了中国与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关系 美国率先同中国进行外交关系的缓和，对日本产生了极大影响和冲击。1972年7月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后，宣布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并于同年9月访问中国。田中首相在访华期间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三项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经过谈判，中日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发展。1970～1973年，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其他、希腊、卢森堡和西班牙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英国和荷兰与中国的代办级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联邦德国也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年葡萄牙、爱尔兰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至此，除个别小国外，中国同西欧2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5年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另外，中国还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的“中华民国”所占据，加之美国的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迟迟得不到恢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加入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联大26届会议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胜利，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突出成就。 四、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此次调整对中国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影响。它使中国外交更加符合时代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实际，也更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外交战略调整的历史背景 第一，时代主题的转换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时代背景。时代问题是任何国家和政府观察、判断世界形势的重要参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处于两大阵营全面对立的“冷战”之中，同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战略。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一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开始逐渐缓和，两国间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正在减弱；二是世界和平理性的力量不断壮大，有利地抵制了战争的因素；三是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发展成为当代历史的主题之一；等等。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对时代主题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和评价，即虽然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正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新认识，中国的内外战略才能做出全方位的深刻调整。 第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和确立是外交战略调整的出发点。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左”的思想和路线的干扰，阶级斗争成为整个工作的重心，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决定把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至此，由于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和重新确立，使外交战略的调整成为必然。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主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从以往突出强调新中国的军事安全、国际政治斗争、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转移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上。 第三，国际战略力量的变化为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必要的国际条件。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经历了“两大阵营”、“三个世界”时期的组合和分化。这些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定位均产生极大的影响。80年代后，世界战略力量再次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两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尔后，社会主义力量受到明显削弱等。基于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发展的考察和判断，中国开始对国际战略力量的相互关系重新认识。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新的力量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正是国际力量对比状况的变化，促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这主要表现为：在国际事务介入态度上，从以往否定性批判转向建设性介入与参与；在国际斗争方式上，由以往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转向不当头、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等。 （二）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容 1、开展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行动。在中国外交史中，意识形态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存在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倾向性，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影响到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然而，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表明，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单凭意识形态处理国家间关系，已无法适应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要更好地赢得和维护国家利益，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灵活处理国家间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80年代，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中国政府强调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也不以此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制定，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较为有利的地位，有利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制定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改革开放前，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实行的是结盟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事实表明，同任何大国结盟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影响国家间关系，并有可能影响本国国家利益。在全面总结以往外交经验以及对新时期国际形势准确分析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适时调整了外交战略，即在国际事务中，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而是按照事务的是非和曲直，从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外交政策。中国谋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一战略的调整促进了80年代以来中美、中苏等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3、实施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就决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做出了对外开放的决策，并且把它确定为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而深刻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呈现出了新的景象，外交工作也呈现出和平的、全方位的特点，外交内容更加丰富，外交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4、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于1982年9月提出的指导中国政府解决内政外交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即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方针首先是从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同时适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表明，这一政策是基于尊重历史和现实，关注未来，同时照顾有关各方的正当权益，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它不仅为一些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提供了崭新的可行模式，而且为不同制度国家和地区间关系的发展提供先例。 （三）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政策的调整，丰富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中国的外交局面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应当说，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 1、中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两国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突破。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两国关系进入到正常化时期。国际外交环境也因此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80年代初，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出现一些曲折，但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八·一七公报》，两国政府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和协调。1989年春夏之交后，两国关系出现了十分紧张的局面。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缓和，特别在经贸关系上有了较快的发展。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对贝尔格莱德进行轰炸时，有三枚导弹击毁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遇难，馆舍严重毁坏。2002年4月1日，美一架EP-3型军用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国两架F-8歼击机起飞并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并与中方一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牺牲。受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及南海撞机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一度蒙上阴影。后由于受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及南海撞机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一度被蒙上阴影。“9。11”事件发生后，在世界反恐怖主义行动中，中美两国取得了一定的共识，相互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尽管中美两国间还存在的利益的冲突和分歧，但是，相对于“冷战”时期的紧张对抗，中美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彼此间关系显著加强。尤其是中国同西欧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同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度增加，经济技术合作范围不断扩大。此外，中国还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同英国、葡萄牙两国圆满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同时也促进了相互间关系的发展。 2、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取得巨大进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期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23年的外交关系，同新加坡和文莱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从而使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在80年代中期后，中苏关系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恢复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同独联体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俄罗斯联邦建立了战略性伙伴关系。2001年6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中日关系在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双边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同朝鲜、韩国、越南、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合作与交流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可以说，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好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 3、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加强。建国以来，中国始终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第三世界仍然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不称霸、不搞输出革命，从而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冷战后，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双方高层互访不断，经济贸易等合作领域扩大，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实践表明，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为中国赢得了广阔的外交活动余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 第二节 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建国以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在对外政策的发展和变化中，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丰富和完善。 ? 一、? 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 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这是由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基本国情、世情决定的。 首先，近代历史的悲惨命运，是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动因。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饱经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痛苦，又遭受长期内战的灾难。这样的经历使中国人民倍加渴望和平，追求发展，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和平与发展。 其次，追求和平与发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的集合体。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和平与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必须将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理想价值追求。中国的外交政策只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政策，只能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只能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只能是促进世界发展的政策。 再次，实施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政策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处于世界落后地位，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集中精力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赶超型现代化。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性任务，需要国内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更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根据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控。在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裁减军备等方面，中国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大规模地把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把大批军用机场、港口、铁路等设施转为民用，还大幅地削减国防开支。1992年，中国军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人均仅合6美元左右，与世界各国相比，军费开支是相当低的。同年，中国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3年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历来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和纠纷，反对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办法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力主冲突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求同存异，解决纠纷。邓小平对某些周边国家与我国发生的领土争端问题，就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从而为消除冲突或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开拓了新的途径，为解决国际间领土争端提出了新思路。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促进世界发展积极努力。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自身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极力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70年代南北对话有一定的进展。1975年12月，8个发达国家和19个发展中国家高级领导人在巴黎召开国际经济会议。1978年11个发达国家决定取消45个最贫困国家的部分债务。进入80年代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阻挠，南北对话一度陷入僵局。90年代以后，南北对话有所恢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南北依存关系的深化，加强南北对话不仅必要而且是可取的。中国将不遗余力地推动南北对话的进程。 二、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 独立自主就是国家主权独立，在对内对外事务中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干涉和压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一切事务，独立自主判断国际问题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独立自主是中国人民近代斗争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际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对外关系所一贯坚持的根本原则。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⑤]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⑥]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再次郑重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⑦]40年多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是与苏结盟时期，还是联美抗苏时期，中国都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都不允许任何国家染指中国的主权，插手中国的内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更好地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在冷战后的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大国加强合作和交往，更好地促进自身的发展，进一步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权利。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闭关自守，不需要国际力量的支持与合作，而是对外开放，加强合作。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也充分珍视别国的独立自主。中国反对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加强于人，也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间的关系，也适用于政党间的关系，它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相互关系的准则。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是中国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基础上首先提出来的。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同年8月，周恩来在有关报告中第一次把上述五项原则称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五项原则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是实现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保证；“平等互利”是各国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平共处”是上述四项原则的目标和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概括了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本质是反对侵略和扩张，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它是对几个世纪以来旧的国际关系原则和强权政治的否定和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公正的国际关系准则。5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历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考验，它已成了国际公认的处理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也是忠实的维护者和执行者。正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同一些邻国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复杂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圆满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发展了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确定了应有的地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苦难历程，都长期遭受过外来奴役和掠夺，都曾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过长期英勇的斗争，今天又都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本国人民生活的现实任务。为此，都需要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都需要反对外来干涉和强权政治，都需要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因此，中国的命运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于团结，振兴的希望也在于团结。团结是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源泉，是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始终重视同发展中国的团结和合作，将这一外交政策视为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 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独立主权的正义斗争。二战后中国自始至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积极争取与维护独立和主权，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从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给予大力支持和援助。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主张世界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等任何强权政治行为。 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振兴民族经济的努力。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后，提出了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南北关系、发展南南合作和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要求，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提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建议和原则，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此外，中国还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有力地支援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 中国一贯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支持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内部团结和合作。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平等相待，不以大国自居，不干涉别国的内政。由于领土、民族、宗教等原因，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和纷争。对于这些国家，中国一贯主张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共同利益为重，采取克制态度，本着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和分歧，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 第三节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宝贵财富。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重要变化所制定的战略方针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全面、丰富而深刻的，它指导了中国外交的实践，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对新时期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两个战略问题的思想 邓小平从80年代以来，对和平与发展两个战略问题曾集中和反复地做出多次精辟的论述，这一系列论述的实质意义在于对当今时代作了科学概述。1984年，邓小平会见缅甸朋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⑧]1985年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又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⑨] 邓小平的上述论断为中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科学的外交决策提供理论武器。首先，它揭示了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意义，揭示了南北问题在和平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深刻论述了和平与发展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其次，这一论断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树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认识到和平是不可扭转的大势，为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性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国际局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复杂和深刻的变化，世界处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中国急需对世界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判断是：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⑩]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对于中国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的特征以及制定正确的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起到了重大作用。正是由于正确地把握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的内外战略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调整。今天，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真理性可以说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正是由于这个判断，中国出现一系列战略性调整，包括外交政策的调整，军队建设指导方针的转变，沿海地区开放的扩大和全国各地全方位的开放。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外交目标和定位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外交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跨世纪中国外交战略总目标。中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和平的国际环境前提下，一心一意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跨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国际目标，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初期，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和平演变。”[11]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指出了中国外交战略的国际目标，即“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12]（3）跨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经济目标。中国对外政策的经济目标是对外开放，加强经济交往。邓小平指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会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13] 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1987年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14]他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5]这一判断使我们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认识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中国目前仍然是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16]“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地位不相称”，因此“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17]。其次，正确判断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的位置。邓小平对中国外交定位的特点是既不狂妄自大，又不妄自菲薄。对于当时国际上流行的美中苏大三角的论点，邓小平指出：“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18]冷战后，有人把中国前途看得一片黑暗，认为中国国际战略地位下降，但邓小平仍把中国看作重要的一极力量，他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9]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定位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国力和实际地位。 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外交政策和策略 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制定了许多新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1、不与大国结盟和建立战略关系。在全面总结过去30年外交经验以及对国际形势准确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在对待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问题上，不再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20]80年代初，中国根据新的形势，明确宣布：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它们的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2、探索新时期解决国内外争端的新途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理论是邓小平对人类和平的创造性贡献，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重要思想。1978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21]1984年邓小平在谈到“一国两制”战略决策时，进一步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国际争端的解决。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因此，“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22]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他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对解决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一国两制”理论对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冲突、协调问题，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想。“一国两制”思想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邓小平对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贡献。 3、超越意识形态、灵活务实的外交思维。1986年邓小平在答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记者迈克·华莱士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23]1990年3月面对东欧、苏联急剧变化的形势，邓小平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24]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应着眼于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中国的外交政策，既要服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又要尊重对方的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超越意识形态、灵活务实的外交思想提高了中国外交的科学性、策略性，对于处理党际关系、苏东关系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25]随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思想多次声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1991年3月，中国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正式提出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5、提出“二十八字方针。邓小平提出的“二十八字方针”，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90年代初，随着苏东国家的巨大变化，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相当大的因难。当时邓小平告诫人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随后，邓小平又告诫人们要“韬光养晦”，“我们千万不要当头”，“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邓小平一方面指出要“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强调了在国家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二十八字方针”不仅对于帮助中国渡过冷战结束后的困难时期起了重大作用，至今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邓小平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总结历史经验，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正是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调整外交政策，制定新决策，为开拓中国外交新局面和获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取得了巨大成绩，为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增加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贯彻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不仅指导中国在80年代取得对外关系的大发展，而且指导中国经受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势利导地开创了外交的新局面。新时期的外交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科学而富有远见的，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赋予中国外交以崭新的内涵。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尊重世界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形成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六大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以对当前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作为中国外交重大线战略决策的依据。十六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十六大报告在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顺应历史潮流的四点主张：“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些主张充分体现了十六大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03年5月29日，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莫斯科峰会上提出国际新秩序的“五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以互信、对话为基础的安全观；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全球共同发展）。“五主张”超越和平共处“五原则”，是我国根据当今世界新特点而倡议整合国际新秩序的新主张。 ? 第四节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中国为世界和平以及推进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迅速增长。199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第十位，1995年起升至第九位。根据中科院《2003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评估，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排序第七位，其中经济力居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军事力排名第四位，前三位分别是美、日、英三国。中国综合国力年均增长速度为7%。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人民币8.6万亿元。这不仅为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也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在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的活动能力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中国已经由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转变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很多重要工农业产量居世界前列，对外贸易全面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稳步上升，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科学技术事业突飞猛进，某些科技成果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军队目前已发展为包括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诸军兵种的合成部队，使现代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大大增强。中国可以独立生产各种新型常规武器和各种科技武器，中国是世界少数核大国之一。 中国综合国力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源的部分改善及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和军事能力的提高。从对90年代中国综合国力各要素的贡献看，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中国综合国力的贡献占60%以上，在其他要素中，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的份额提高较快，此外，科技能力、社会发展、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能力的份额都有所提高。具体来看，资源仍然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其中人力和土地资源部分指标的质量提高是显著的，将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注入活力。经济活动能力的加强，不仅来自总量增加，而且得益于生产效益的提高。对外经济活动能力构成各项指标均呈增长态势。科技能力的提高得益于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入，科技人员的数量有所回升。教育、文化、保健、通讯和城市化都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发展，使社会发展程度成为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原因。军事能力效率的提高集中表现在军事人员数量进一步减少，大批性能先进的优良装备配给部队。外交能力的提高着重体现于中国继续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呈现新的发展走势，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主要表现在中国对世界的政治影响力、文化吸引力和经济作用力。 政治影响力：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模式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首先，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对世界不少国家产生影响，中国成功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连接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其次，中国重视在跨国家、超国家机构机制中发挥影响力，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世贸组织、地区合作组织等。第三、中国对国际政治的长期发展发挥了影响力。中国为世人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模式，中国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利益，中国对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态度立场，中国的安全观和安全政策以及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政策均对国际政治发挥了影响，同时中国致力于对重大国际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回答和可行的解决方案。第四，中国加强了对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反应与处理能力，对大国发展过程中遭遇挫折时应具有的物质、心理承受能力在加强。第五，中国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在增强。 文化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相比，一国对世界的文化吸引力更为深刻、更为久远。中国对世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恰当地对待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努力弘扬了中华文化。恰当地对待西方文化表现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宽容的、开放的。努力弘扬中华文化则表现为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对世界、尤其对亚洲的影响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历可见传承发展。今天，中华文化不仅超越种族文化所限定的区域，且辐射亚洲文化互动关系呈总体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吸引力在提升。 经济作用力：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发展经济是中国作用力提高最重要的基础和最有力的杠杆。首先，中国加快扩大了经济规模和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了经济结构，提高了科技水平以及经济管理手段。其次，中国提高了人民币的货币力量，虽然人民币尚不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但人民币在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提高，人民币在推动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能力在加强，中国不断扩大资本、技术、商品、劳务与人员的交流。加入WTO，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开辟了新的天地。合作增进了中国经济的作用力，并提高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三、中国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对许多热点地区的有关问题有着独特的影响。地区、世界和平与稳定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参与，中国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核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武器出口和核不扩散问题上有重要作用。中国已在各西方主要大国的全球战略中居重要一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对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中国利用联合国的讲坛伸张正义，通过安理会形成可行决议，促进国际争端与冲突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始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斗争，支持发展中国家振兴民族经济的努力，推动南南合作的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推动矛盾和冲突的合理解决。正因为如此，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广泛合作的友好关系，中国关于国际事务的一系列主张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战略上的关系，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都加大了中国在南北关系中的回旋余地，使中国能够在南北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改革的加快发展，中国外交以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搞对抗、不结盟和不针对第三国为指导原则，既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型的国际环境，又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党的十六大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中国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继续增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发展。”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习题 ? 第一章 当代世界经济 1、战后世界经济格局是怎样演变的? 2、怎样认识世界进入以科技为主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的时期? 3、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面临怎样的世界经济环境? 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第二章 当代世界政治 1、国家行为主体的基本特征？ 2、影响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因素？ 3、战后世界政治的形成和发展？ 4、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基本面貌？ 5、当今世界政治的基本特点？ 第三章 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与国际秩序 1、如何理解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科学依据？ 2、两大时代主题提出的重大意义？ 3、为什么说维护和平是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促进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 4、请谈谈国际旧秩序的消极影响？ 5、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 6、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第四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1、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特点。 3、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4、西欧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其两重性。 5、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实施的背景、内容和实质。 第五章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1、亚非会议的召开有何重大意义？ 2、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如何？ 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4、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运动取得了哪些成就？ 5、试述南南合作的意义。 第六章 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1、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对20世纪人类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 2、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定要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 3、分析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的原因及其教训 4、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的特点是什么，怎样处理好这种关系，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何种意义？ 第七章 独联体成员国与冷战后东欧国家的经济与政治 1、独联体的形成和影响？ 2、东欧国家社会制度转型的原因？ 3、俄罗斯经济政治的基本走向？ 4、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评价？ ? 第八章 中国与当代国际社会 ? 1、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是怎样发展的？ 2、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全面调整的背景、内容及意义是什么？ 3、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4、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是什么？ 5、怎样看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 ?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试题 单项选择题（10分） 1．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A A．国际经济旧秩序 B．强权政治、霸权主义 D．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 C．军备竞赛 2．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运行，标志着全球贸易进入一个B A．平等、和谐的新时代 B．更加法制化、秩序化的新阶段 C．更加激烈复杂竞争的新时期 D．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新环境 3．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是：C A．主权国家 B．世界经济组织 C．跨国公司 D．地区经济集团组织 4．两极格局终结的标志是（ A ） A．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B．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C．经济互助委员会终止 D．美国实力相对衰落 5．促进人类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关键是（C ） A．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 B．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C．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D．占世界产值多数的少数大国的发展 多项选择题（20分） 1．我国提出建立平等互利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是因为：ABDE A．在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孤立的搞建设 B．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是当代世界的重大课题 C．实现贸易自由化，摒弃一切贸易保护措施 D．各国的经济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互利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 E．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阻碍世界经济健康持久发展的障碍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他们是（ABCD ） A．面临由西方国家指定的国际经济规则的约束和制约，要付出一些代价B．国民经济对外以来的程度加大，易受他国的影响 C．外国商品、劳务大量涌入，强烈冲击民族工业与经济 D．国际传递加快，投机性游资增加金融风险大大增加 E．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国家的主要产业或经济命脉易为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 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它们主要是（ ABCDE ） A．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克服市场经济弊端的同时，又带来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问题 B．科技革命在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造成结构性失业，加速社会的分化 C．资本的国际化是现代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但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烈，南贫北富的鸿沟加深，又是资本主义不可解脱的矛盾 D．跨国经营的发展在极大地扩展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又造成经济失控现象，阻滞经济的发展 E．根本问题还是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不可克服 4． 美国积极主张与实施北约东扩计划，其战略目的是（ ABCD ） 力图巩固东欧剧变以来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成果，将东欧纳入西方世界的轨道 确立北约在未来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强化美国对包括西欧盟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的控制 削弱俄罗斯的实力，迫使其就范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E．援助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扩大美国的世界市场 5．第三世界崛起的主要标志是（ BCE ） 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B．万隆会议的召开 C．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D．欧佩克的建立 E．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 6．中国对开展亚欧之间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主张是（ ABCE ） A．不断扩张经贸的交流与合作 B．进一步加强科技领域的合作 C．密切金融领域里的合作 D．加强思想意识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E．加强政治的对话与磋商 7．近年来中欧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具体表现在（ ABCD ） A．中国和欧盟领导人选举定期会晤 B．欧盟通过《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报告 C．欧盟把与中国的关系提高到与美、日关系同等重要的水平 D．决定不在将中国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 决定放弃人权外交 8．中国处理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是（ ABCDE ） A．坚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 B．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C．格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D．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精神正确处理两国间的分歧 E．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三、简答题（30分）在纲要的基础上进行适当阐述。 1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的条件和标志是什么? 第一、两次科技革命的成功第二、垄断的产生和发展第三、殖民扩张的全球化其形成是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 2战后初期两大经济集团是怎样形成的?它们之间的对峙的实质是什么? 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确立，美国领导建立了以自由贸易和货币自由兑换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制；苏联东欧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建立。实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抗争。 3怎样认识地区经济集团化的趋势? 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排斥地区经济集团化。地区经济集团化是最终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地区经济集团化是世界经济各方面变化的一个集合，涉及国际贸易、金融、科技、生产、资源流动与配置、消费、政策与经济关系，它是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化与重组，是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式。 4两极格局的终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什么? (1)国际力量对比向西方倾斜； (2)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 (3)世界大战的危险下降，但地区冲突明显增多； (4)国际政治竞争，从主要争夺军事优势转变为争夺经济和高科技优势。 5万隆会议的意义和作用 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共同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独立自主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为此，1955年4月，由亚、非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促进亚非各国团结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并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引申发展为十项原则。这次会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它是亚非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发起组织的国际会议，表明了亚非国家开始独立自主地商讨和处理自己的事务和问题标志着西方国家主宰亚非国家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万隆会议圆满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亚非国家的民族自信心，从此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亚非会议是第三世界崛起的里程碑。 万隆会议的胜利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地体系瓦解的进程。 　　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增进了亚非各国的相互尊重和了解，消除了彼此间的疑虑和对立，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第三世界各国联合反帝、反殖民主义和反霸的斗争，促进了不结盟运动的诞生。 四、论述题（40分）在纲要的基础上进行深入阐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大变化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调整。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生重大变化。 冷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发生变化。 在此基础上适当展开论述。 2．南南合作的意义及形式 当前南南合作有如下特点： 　　　　地区集团化趋势； 　　　　合作内容的多样化和合作伙伴的多元化； 　　　　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调整了战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南南合作的重要意义： 　　　　它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必然带来它们之间的政治、外交上的一致性； 　　　　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团结与合作，形成的集团整体优势，可以壮大这些国家的力量，改变南北力量的对比，从而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