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教案

《中国古代史》课程讲稿说明
1、本讲义稿教学内容的时间是按配套教材和教学习惯，上限起于原始社会，下限迄于清鸦片战争前。
2、各章的教学目的、参考书目等项，在教学大纲中已经列出，本讲稿中不再详细列举。
3、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本讲稿内容在总体依据教学大纲的原则下，其具体章、节、目内容上，做有必要的调整，既注意与教材整体上的依凭和配合关系，又注意突出讲稿的自身特点。教学中安排有适量的讨论课与自学内容，对此，本讲义中只简列其内容要点。
4、本讲稿从以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为界分为三部分，是由三位教师分别提供（详略上或略有差别），教研室集体进行了统稿讨论。讲稿自不同于个人著述，更多地直接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和志谢。
序言·历史的含义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延续至令的国家，中国有着从古至今不中断的历史记载，中国的古代文化被称为史官文化。
在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中就有史字，多是和御史、小史等职掌在一起，那多是史官，后来有了春秋、《史记》等史书，有司马迁等史学家。历史一词，较早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我们经常说的二十四史、古代史等，只能算是人们写的中国古代史时期的历史，并不能说他们写的这些历史的书，就是历史本身。在习惯上，也称这些历史记载为历史的。这是因为历史的，是一个形容词，因用的时间、地点不同，意义相异，有过去的、可记忆的、卓著可传后世的、学术上考察事物的方法等。
李大钊特别重视“历史”一词的不同用法，他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结，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复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们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资料、史料，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那些卷帙、册纂、图表、典籍，全是活的历史的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历史的本体”。
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名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名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看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李大钊史学论集》197--199页）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一滴水可以发现世界，但一个世界决不只是一滴水。由此可知，历史有客观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之别，我们要研究历史，要充分利用人们书写的历史记录资料，去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本身。
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活动着的历史，人类历史活动本身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但我们对那个事实的解释，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就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释中的事实，解释是活动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也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须有充分的解释，才算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也是暂时的，要时时变动的，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真实，有二种意义，一是说，曾经经历过的事的记录是正确的，二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释是正确的。前者变动比较小，后者则是时时变动的，因此历史是古老的而又是年轻的。一个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的不断进化，人们对历史的解释自然要不断的变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历史认识的历史。如孔子，春秋时代的孔子，董仲舒的孔子，古、今文经中的孔子，宋、明儒学当中的孔子，当今的孔子各有不同。关于历史的开始说法各有多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就有不同的史学研究重点。
历史不只是记载过去事实的记录，也不是只记录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不断发展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但并不是生活的历史。历史，是人类群体的记忆和回忆，是民族的记忆。历史是油画，需要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的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便是从远古到1840年的历史记录，并且记录的仅仅是历史的大致轮廓。学习本课的目的，就是使大家掌握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知识，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古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学会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理论和方法。了解整体事实，寻找它的真实确切的根据；理解事实，寻找发展进步的规律。
第一章　原始社会
（约二百万年前——前2070年）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开端
中国长期以来，讲历史是从盘古开天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等传说故事开始的。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列主义传入我国，考古事业也随即兴起，古史辨学派对古史、古书的研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深入人心，就像毛泽东所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磨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家郎·读史》）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科学的成果学起，顺看老祖宗走过的路程，研究当年演变的足迹，重温变革的历史过程，以了解历史的真象。
一、人类体质演变历程人类是从什么地方走来，有人说是从海洋中来。如果从海生藻类的产生算起，已有了十万年的漫长演变过程。到了三千万年前，有了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埃及古猿，其体形像猴，大小如家猫，头骨容量大小为30公分厘米，雄性的犬齿大而尖，雌性的犬齿比较小，身体比当时任何哺乳动物都大。在2500万——500万年前产生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森林古猿，因发现在法国上加龙的圣戈当附近的中新纪的地层中，因发现时古猿化石与树叶化石并存，所以命名为森林古猿。
腊玛古猿，首次发现于印度北部的西姆拉低山区的哈里塔良格尔地方的中新世后半期或上新世前半期的地层中，大约距今1300万——800万年前。
南方古猿，人类的祖先。其中的粗壮种是在进化中绝灭了的分支。纤细种则发展为猿人，1924年，在南非阿扎尼亚金伯利市以北80公里的塔昂火车站附近的山洞里首次发现，是一个既像人类儿童又像猿的头骨，距今约有335万年到375万年。
可以这样说，人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是埃及古猿，它分两支演进，一支经过森林古猿逐渐演化为现代类人猿；另一支经过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纤细种）到直立人。南方古猿（纤细种）会制作石器已转化为人了，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中国的云南开远县小龙潭发现了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化石，禄丰县石灰坝等地先后发现了八百万年以上的腊玛古猿化石。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发现了南方古猿（纤细种）的化石，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古猿完成向人类演进的地区之了，是原始人类生活的摇篮之一。
从古猿经过猿人、古人、新人，完成了由猿向人的转化，随着劳动的开展，其体质一步一步向人类迈进。
猿人具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北京人。
元谋人两颗牙齿，与北京人基本相似而有差异，是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插图第1页）
蓝田人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三颗臼齿，同为30多岁的女性猿人，头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而无额鼻，眉脊骨粗壮，头骨极厚，脑量很小（估计为780毫升），吻部向前突出的程度很大，年龄约在80-75万年之间（一说为98万年）。
北京猿人，前额与眉脊骨与蓝田人相同，吻部突出，颧骨高突，鼻子宽扁，头部轮廓呈椭圆型，牙齿比现代人粗大，脑量比蓝田人多（约1059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基本上与现代人一致，身高平均男子1.62米，女子1.50米。
古人有代表性的是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
大荔人，1978年发现于陕西大荔县甜水沟，为男性青年，头顶低矮，眉脊粗壮，骨壁颇厚，顶枕骨较高，吻部不很突出，脑重为1120毫升，是猿人向古人发展过渡的类型，距今约20万年。
丁村人，1954年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有12、3岁的小孩三颗牙齿化石。1976年发现属于两岁小孩子的右顶骨化古，门齿齿舌面不如北京人复杂，顶骨壁较薄。距今约10万年。
许家窑人，1976-1977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发现，有顶骨11块，枕骨两块，附连四颗牙齿的右上额骨及单体牙齿两颗，分属10多个个体，平均寿命30岁（北京人平均寿命14岁）。头骨壁较厚，但额顶骨较高，吻部不太突出，牙齿粗壮，牙冠嚼面复杂，既具备一定的原始性，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年代约10万年前。
新人的遗迹遍布全国各地，代表性的人类化石是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1933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在体质形态上已经消灭了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脑重在1300-1500毫升之间，已在现代人脑重变异之内，头颅增高，厚度变薄，眉脊已经低平，嘴部明显后缩。肢骨的骨壁变薄，髓腔逐渐扩大，体质同现代人十分接近，距今约1.8万年。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使人猿相揖别，创造性的劳动不断使人进步，体现劳动成果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
二、生产工具的演变生产工具，是人类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工具，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又是自身防卫的武器，又是人兽区别和人类生产水平的显著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工具就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尺度。
现在保存下来的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主要是稍加打击（敲击）打制的石器或木棒，极为粗糙简单，还不会进一步加工，在考石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打制的工具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两端石器、石锤和石砧。
在猿人时期，人们学会了利用火和保存火种，不仅扩大了食物来源，增强了体质，而且作为一种生产力，是从事生产、改进工具，提高生产的有效手段，这不仅是生产工具的巨大变化，而且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之一，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之一，第一次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使人支配了自然力，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创造了条件，从而最终地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直接成为人类解放的手段。
在古人阶段又进一步发明了摩擦取火，有的用黄铁矿石（或赤铁矿石）同燧石相击取火，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蠹》），这种方式的取火直到解放前还有佤族的摩擦取火、黎族的钻木取火、景颇族的压击取火等。至于有人说锯木取火不可信，那只能说他方法不对，故意要制造怪论，摩擦取火使人类进一步改善和推广了熟食生活，使火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手段，应用范围甚广（渔猎、制陶、冶炼金属、酿酒等），使人类进一步征服了漫长的黑夜和严寒，扩大了生活领域，这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个伟大胜利，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了一大步。
在古人时代，继续过着狩猎为生的生活，石器制造的更为精致，有代表性的工具是石球的出现，是狩猎的重要工具。有了磨制石器，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新人时代生产工具的代表是出现了弓箭，它既是一种兵器，又是一种复杂的工具，由背、弦、箭组合而成，证明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物质的弹力和人的臂力结合起来，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的一大进步。同时，用弓箭打猎成了普通劳动部门之一，因此狩猎经济出现了新的局面。再一个有代表的工具是山顶洞人留下来的骨针，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说明当时已能缝制兽皮为衣，增加了防御寒冷保护身体的能力。
三、社会组织的发展劳动，使猿人脱离了猿，并使人们组成人类社会，并依靠集体劳动和力量改造自然，以求生存发展，因此，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其社会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向前发展。
原始群：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猿人几十个人组成一群，过着群居生活，这就是原始群，既是社会组织，也是基本的社会单位。人们集体出猎，共同平等、食物平均分配共同食用。在两性关系上处于原始的群婚状态，整个原始群男女互为婚配。
血缘公社（家庭）：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劳动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群不断分化，由于不同年龄的男女之间生活条件的悬殊的引起的不同反应，人们思维的进步，逐步排除了杂乱的性交关系，发展为比较固定的血缘群团，这就是血缘公社（家庭），实行按辈份区别的婚姻关系，同一辈的男女，既是兄弟姐妹，又互为夫妻，这就配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第一个家庭形态。兄妹为婚，在云南的怒族、纳西族、高山族、苗族、哈尼族、壮族等部有过这样的传说。
氏族公社：随着血缘公社（家族）的发展，逐步排除了兄妹为婚，又排除了同一家族（家族）内旁系兄弟姐妹的婚姻，为人类体质的进步提供了条件，逐渐形成了同一家族的群兄弟与另一家族的一群姐妹之间的群婚制度，即族外婚，这是人类婚姻史上的重大进步，也为氏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氏族产生的初期，血缘以母系计算，子女随母亲，作为实行族外婚的男女，是以性的需要而转移，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因而常常出现离异现象。纳西族有：“我的阿注是你的阿注，你的阿注也是我的阿注”，即谁也不能独占谁，谁也不允许别人独占自己。
母系氏族：因为实行族外婚，子女跟随母亲，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氏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血缘关系是维系氏族成员的纽带，他以人人平等，互相保护，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青壮年男子担任狩猎、捕鱼和防御野兽等任务，妇女担任采集食物、烧烤食品、缝制衣服，养育老幼等繁重任务，老人和小孩从事辅助性的劳动。从简单的分工中，不难看出，妇女从事的采集比男子从事的狩猎有比较稳定的性质，是可靠的生活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是氏族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她们的活动是为了氏族集体的利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对维系氏族的生存和繁殖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妇女在氏族公社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普遍受到重视，这样的社会就叫做母系氏族社会。
同时，在这一时期，人们已初步具有了审美观念和灵魂等原始宗教观念，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文化，为后来人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
大约在四、五万年前，当由古人进化为新人时，中国原始社会就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时，在考古学上属于中石器时代或属于新石器时代初期，母系氏族公社向前迈进了一步，到了距现在大约六七千年时，达到了繁荣时期。
一、繁荣的标志：
1、世系按母系血繁计算。
母系氏族以母系血缘维系的，并且由母系关系传递，即由祖母传给母亲，由母亲传给女儿，由女儿传给孙女，依此类推，永不间断。在云南永宁纳西族还保留着有女儿不算断根，但是只生儿子则是断根，必须过继女孩为继承人。在仰韶文化的遗存中曾发现一些子女随着母亲埋葬的现象，是母子关系无比亲密的反映。
第一个氏族成员，不管其性别如何，她或他都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而不属于她或他父亲的氏族。父亲是氏族以外的人。
当时人们信仰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人们就把该物视为自己的祖先，这就是图腾。古代有些姓氏来源于图腾，并从女字。如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商朝祖先），今天仍有人称鸡卵为“鸡子”，商人以子为姓。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周朝祖先弃，周人以姬（迹）为姓。秦人祖先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为嬴氏。这是他们的母系与某种图腾的结合而生人类的见证，是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反映。古老的姓氏中，如姜、姚、妫、姞、安、晏、娄、嫪、妘等，多从女字旁，而姓本身是由女、生组成，这是姓氏从女，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的反映。
2、妇女在生产起重要作用。
在原始的生产分工中，男子从事渔猎活动，妇女从事采集活动，采集活动比渔猎活动的收获稳定，供氏族成员糊口度日。妇女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发现了植物生长成熟的条件，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对作物生长的规律有了认识，终于由妇女发现了农业，在北方从狗尾草中培养出了谷子，在南方从野生稻中培植成了稻子，时间在六七千年前，形成了刀耕火种的锄耕农业，因农业的发展，可以挤出一些粮食喂养动物，逐渐驯养出了狗、马、牛、羊、鸡、猪等牲畜，出现了畜牧业。同时，出现了制陶业、编织等，这些活动主要由妇女从事工作，而男子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在渔猎生产中，参加农业、畜牧业活动不多。农业、畜牧业，再加上古老的采集活动，就使妇女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寻求者和加工者。同时，妇女还是管理住所、保护火种、抚育子女、从事制陶、纺织和缝纫等工作的承担者，这些活动与男子的渔猎生产活动比较起来，既稳定又重要，领域也宽广，从而奠定了妇女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尊重女性和母系氏族社会的基础。后来，妇女沦为奴隶般的地步，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重要的经济基础。
3、财务由氏族集体继承母系氏族社会，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劳动，共同使用劳动产品。无论是陶瓷，还是仓库，这都是公共的，氏族成员死后，随葬品也差别不大。财产由集体继承，如永宁纳西族，祖母死后，氏族的财产如故，仍是母系氏族的财务，实际上是其子女集体继承。到于她个人的衣物和装饰品，有些用于随葬，有些归其女儿使用；舅舅的衣饰由外甥继承，男女在财务上是平等的，都有继承权。但是，男子的财产不能，也不可能传给他的子女，回为后者是外氏族的成员。继承制有两个特点：一是集体性，由于财产为氏族所有，也由氏族集体继承，任何人都无权私自支配或者单独继承。二是按母系传递，即由祖母传给母系，母系传给女儿，氏族的男性成员的子女无继承权。
4、实行从母方居住氏族是一个社会细胞，他们生产在一起，也居住在一起。其房屋虽与经济类型、定居程度、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有关，形式多种多样，但都适合氏族的共同需要，而且有足够数量的房间供婚龄妇女接待外氏族的男配偶使用。同氏族的人按性别分开居住。不仅一个氏族的人，生前住在一起，死后也不分离，成员实行合葬，所以在当时流行氏族公共墓地，而且多合葬墓，实行同性合葬，这是共同居住在葬俗上的反映。
5、妇女是氏族的管理者由于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就决定了母系氏族以年长的妇女为氏族长。她是由全体氏族成员选举的，如果不称职，全体成员有权罢免。氏族长负责领导生产，管理生活和对外联络。当氏族分裂为母系亲族时，又出现了亲族长。氏族长虽然管理一切，但没有特权，也不能包办代替，充分尊重其他氏族成员的意见，遇到重大事件，如吸收养女，进行血缘复仇、决定生产计划，她要召开有关会议来决定。风俗习惯是调解氏族关系的准则。
二、取得的成就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从其重要方面来说，有以下几点：
1、众多的文化遗址在全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总数已超过六、七千处，反映了当时所取得的成就，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仰韶文化：以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是中原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一种新石器文化，现已发现的遗址达一千多处，其中重点发掘的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玉溪、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等，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其地理分布，以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和豫西沿河各地为中心，东到豫东、冀南、西及陇西，南达鄂西北，北过河套，影响所及的地区更为广泛。
据碳—14确定，距今约六七千年，前后连续两千年之久。基本面貌：经营原始农业，以种粟为主，饲养了家畜，烧制了陶器，有定居的村落和集中的葬地，通行土葬，葬制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陶器为手制，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常见器类有泥质红陶敞口、浅腹、平底或圜底的盆、钵，细砂质或泥质的小口尖底瓶，砂质红褐陶大口深腹小底罐、瓮等。器表纹饰以粗、细绳纹为主，弦纹也常见。普遍发现彩陶，彩纹多绘于泥质红陶盆、钵、瓶类的外壁上部，形成花纹带，内壁绘彩和遍体彩绘者少见。打制石器占一定数量，磨制石器常见的有斧、锛、凿、锯，以及两侧带缺口或穿孔的石刀（也有陶刀），但未见石镰。穿孔技术不发达。
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水马家窑而得名。分布范围，东从泾、渭河上游、西到黄河上游的龙平峡附近，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岷江流域汶川县地区，发现其遗址三百多处。正式发掘的有兰州曹家咀、西坡岭、王保保城，青海南贵朶马兰、青海大通上孙家、青海民和核桃庄等。其特征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有石斧、凿、锛、刀、磨谷器、杵和骨刀等。制陶业发达，陶器在造型与彩绘上均有特点，陶质可分为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等不同陶系。在纹图等以几何形花纹为主，动物、人像纹为辅。器形有盆、钵、碗、瓶、盖、罐、甑、瓮和带嘴锅等。居民多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聚居在一起，聚落遗址的面积一般多在10万平方米左右。房子分立形和圆形两种，粟是当时居民的一种主要粮食，墓葬的制定为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式有二次葬，仰身直肢葬和瓮棺葬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其次是骨珠、蚌壳和绿松石饰等装饰品，此外，还有以牛蹄、牛尾、羊、鼠类等动物骨骼作为随葬品的。
大汶口文化：是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镇与宁阳县堡头村交界的一处典型遗址命名的，现在发现有遗址不下百处，集中在鲁中南及东南上陵地区和江苏淮北一带，在胶东半岛、鲁西平原东侧、皖北、远汶河中部也发现了一些大汶口文化遗址或包含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原始文化遗址，现在经过科学发掘，遗存丰富层次清楚而又发表了资料的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江苏邹县刘村、大墩子、山东兖州王因、山东诸诚呈子、山东日照东海峪，胶县三里河等。根据现有数据来看，大汶口文化始于公元前4300年前，约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过渡为龙山文化。特征：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的是粟，工具有椭圆形的斧、穿孔斧、刀、锛、凿等。家畜饲养业发达，有猪、狗，可能还有牛、羊。渔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一定地位。骨雕工业发达，陶器生产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象牙器、玉器、白陶器的多重出现，轮制陶器技术的开始使用，都说明手工业生产已从农业中逐步分离出来。习俗上有枕骨人工变形，没成年拔除上侧门齿的现象，盛行装饰、男女均可佩戴一种成对猪獠牙制成被称为束发器发饰。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年葬式亦如成人。大汶口文化早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中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则已达到父系氏族社会晚期阶段。
黄河流域的遗址，除上述外还有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等。
长江流域，主要有浙江余姚河姆渡、上海嘉兴马家浜、长江三峡地区有四川巫山大溪文化等，年代与仰韶文化相当。
河姆渡文化：20世纪70年代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在余姚茅湖、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和舟山白泉等地都有发现，主要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东邻地区。河姆渡遗址出土石、骨、水、陶的各种生产工具几千件，以骨器为主，许多骨、木器工具式样新颖，加工精巧。在我国新石器遗存中尚属首次见到。骨耜是重要农业工具，也是典型器之一。发现了米粒、稻谷、稻杆、谷壳等，有籼稻和粳稻，是迄今为止我国也是亚洲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当时采集经济比较发达，是必不可少的辅助部门，家畜饲养也有一定规模。有很多野生动物遗骨，说明渔猎和捕猎在经济领域方有一定的比重。从木器工具、生活用品到大量的建筑木构件，显示其木材手工业的发达。建筑遗迹有栽柱架板的干栏式建筑和栽柱式地面建筑。陶器有釜、钵、盘和支座。用雕刻、捏塑等方法，制作了许多陶、骨、木、象牙原始艺术品，特别是有些象牙雕刻，十分精致。墓葬随葬品不多。
马家浜文化：因发现于嘉兴马家浜而得名，其遗址有吴兴邱城、吴县草鞋山，青浦崧泽遗址下层。其经济生活，普遍栽培水稻，常用农具有磨光穿孔石钫（斧），加工粮食的陶杵等。采集一些植物作为辅助性食物。有在草鞋遗址的最下层，出土三小块炭化纺织物残片，是迄今我国的年代最早的纺织实物。有骨簇、石簇、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和大量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骨，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最多，当时已直接在地面上建筑房屋，盛行木架结构，在柱洞底衬垫一两块木板，偏扎芦苇涂泥作为墙壁，用芦苇、竹席和苇来盖顶，具有既适于本地自然条件又符合实际需要的特点。墓葬有公共墓地，埋葬的人骨较密集，成年和儿童埋在同一个墓地，未见墓坑和葬具，普遍实行单人俯身直肢葬，绝大多数头向北。马家浜文化是处于母系氏族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大溪文化：1925-1926年间开始调查采集，1959、1975年三次在四川巫山大溪发掘，1972年后逐步统称其名称为大溪文化。遗址主要有巫川大溪、湖北秭归朝天咀，宜昌杨家湾，宜都红花套、江陵毛家山、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等。分布在川东鄂西，湖北中部，南到湖北洞庭湖周围。生产工具多为石器磨制，但通体精细磨光，棱角分明的器形较少。颇具特色是磨光精致，刃部对称的圭形石凿。狩猎工具有石矛、骨矛、石簇等。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渔猎等辅助经济也居一定地位。陶器以红陶为主，一般呈橙红颜色，越到晚朝红陶比例越有递减的趋势。戳印纹是最具特征的纹饰，采用圆形、平圆、新月、三角、长方、方形、之字形等各种样式的小戳子，在器表深深戳印而成，通常成组地饰于陶器圆足部。彩陶不多。有半地穴式圆形房子和地面上的圆形、方形、长方形建筑，采用竹材、竹木结合，单薄的外墙已能御寒，加强了防潮避雨的设施。葬式以仰身屈肢葬为最普遍。
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址：
细石器文化：从东北的黑龙江起，经内蒙、宁夏、青海到新疆、西藏的广大地区，广泛分布着以细小石器为特征的细石文化。
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和巨型建筑遗址。
众多的文化遗址，各具特色，但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般说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氏族制度发展较快，其他地区较慢。各种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共同创造了繁荣的原始文化。
2、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
北方种植谷子（粟），南方种植物水稻，还有蔬菜瓜果。刀耕火种（南方称火耕水耨）。江南地区饭稻羹鱼，采集与渔猎山伐较为发达，黄河流域农业经济发达，北方平原地区则狩猎、畜牧并重。采集在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
3、手工业、磨光石器，是这一时期普遍使用的工具。陶器烧制成为新石器最有特色的手工业，仰韶文化的彩陶，更显示了它的工艺特点。陶器上的有规律的刻划符号，可能与甲骨文有渊源关系。各种质地的装饰品制作日渐繁复。
4、房屋的建筑，既有特色，也适应了当时需要。
但是一切成就，都打上了妇女的劳动的痕迹。
三、社会组织参见讲义21-23页
父系氏族公社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领域中，逐渐取代了女子的主要地位，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权，在社会上占据重要地位，婚姻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转化，母系氏族社会十分自然地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之一，然而又是不流血、和平的革命。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日渐增多，发生了贫富分化，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个体家庭成为与氏族对抗的力量，把原始公社制推到了它的尽头。
一、父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母系氏族制和父系氏族制，是原始社会晚期相衔接又有区别的两种社会制度。从生产资料公有制来看，它们有相同的一面，即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又有不同的一面，即母亲氏族社会实行部落或氏族公有制，公有的范围较大，而父系氏族社会，实行的是父系氏族或父系家庭公社所有制，公有的范围开始缩小。同时，逐渐出现了财务私有制。它虽然还很幼弱，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并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强大起来，最后取代了原始公有制。
父系氏族制不同于母系氏族制的本质区别，在于世系按父系计算，财务由子女继承，男子是社会和家庭的核心；他有权支配家庭的财产，也有权支配家的成员。
其基本特征，有如下几点：
1、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特别迅速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中转入农牧业生产领域，特别是犁耕，劳动强度大，一般只有男子才能胜任，从而加强了男子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同时，制陶等手工业中工艺变得复杂，技术性强，劳动强度大，身强力壮又无生育、家务之累的男子，成为主要承担者，这样，取代了妇女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而妇女则主要从事纺织、炊煮和生育儿女等家务劳动，正是这一变化成为导致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社会原因。人们在生产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分配社会产品中的不同地位，男子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按着当时谁生产的物品归谁所有的原则，男子支配财务的权力逐渐增大，增强了他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就产生了改变传统继承方法，使之有利于自己的意图。因而，在婚姻形态上就是发生了变化，实行对偶婚，从妻居的条件下，男子通过认子仪式，能够明确自己的子女，父亲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加强了。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演变，诸如不落夫家、抗婚、戴假壳等多种多样的形式、途径，改变为男娶女嫁，妻子从夫居，子女改为从父系氏族的姓氏，妻子和子女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妻子对丈夫忠贞，这样，保证能生育男子确凿无误的子女，保证父系血统的纯洁，为实行父权制创造了条件，并达到保存自己财务的目的。因此，男子逐渐成为家长，并由妻子作为管理的助手，利用妻子来夺取掌握在母系手中的家庭经济、生活管理的大权，这样，就逐步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取代了对偶婚制，一夫一妻制不再仅是性的需要、没有共同经济的脆弱的结合，而是有经济保障，比较稳定的婚姻形态。这不仅在民族资料中，由走婚、对偶婚、一夫一妻或一夫二妻和一妻多夫，或母系、父系或双系共存的家庭形态中可以证明。而且从考古资料中的成年年龄相当的男女合葬墓，三人合葬墓、家庭合葬墓，以及葬式，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等存在中得到证明。房子居住上也由原来的大房子，逐渐变为适合小家庭居住的小房子中，得到证明。从此后，男子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母权被颠覆，女性世界的失败。
2、以男系为世系的父系继承权和对父系祖先的崇拜。
在父系氏族社会里，由男子及其儿女子孙组成一个父系大家族（家庭），男子不仅把妻子娶进来，而且把男子留在家庭中，而把姐妹或女儿嫁出去，家庭中所留下来的仅是男子，如此继承下去，便于男子来计算世系了。这种计算世系的实质，是为了财务的继承权，在母系氏族中，没有女子时，要过继或收养来保证母系的世系不断绝而向下传递，而且父系氏族中，没有男子时，要用过继或收养男子的方法，以保证后继有人。
母系氏族中对女性崇拜，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女神像、裸体女神等，是女性崇拜的体现，而在父系氏族中盛行的是男性崇拜，在龙山文化的华县泉护村和西安客省庄遗址中都发现了陶祖，在湖南安乡县安障公社的度家岗遗址中发现石祖，以及清海东部柳湾出土的一裸体男像的陶罐，都是崇拜父权的物证。
3、私有财产的增多和贫富分化的出现。
社会生产的发展，剩余物品的出现，是产生私有制的前提。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是从占有社会开始的，先占有工具、生活用品和牲畜，进而占有奴隶和房屋，而土地的私有则比较晚。有了私有制，也就有了贫富两极的分化，这在父亲氏族时期的遗址中能够看的比较清楚。在大汶口的遗址中，贫穷者墓葬中，随葬品极少，甚至连一件也没有，但在13号墓中随葬十四个猪头，m10号墓中，有77个单件组成的三串头饰，除象牙雕筒、梳及玉钗外，还有玉臂环、玉指环等稀世瑰宝，随葬了大批精美陶器，仅陶瓶就达38件之多，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这证明私有财务在不断增多，贫富分化日益悬殊。
毛泽东说：“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段以来就开始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71页）在父系氏族时期的遗址中，江苏四户镇出土了带箭的人腿骨，在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了白色的石护臂，就是其在私有财产增多，贫富分化之后发生战争的有力证据。
二、父系氏族文化遗存的代表距今五千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众多氏族部落，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已被大量出现，有的已被科学发掘，其代表有：
1、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济南附近章丘县的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已发现二百多处，发掘的重要遗址有城子崖、两城镇、潍坊姚官庄、日照东海峪、三里河等。其特征为：普遍地使用了轮制技术，造型整齐；以黑陶、灰陶占多数，尤以磨光泥质黑陶最具代表性，器物中主要有鬶、甗、鼎、豆、盘、盆、罍、瓮、带耳杯等。器物群中以三足器多，圆足器多，器身附件多，盖、流、耳、鼻、鋬盛行。平底器又以做圈足内凹小平底为其特征。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除典型龙山文化外，还有河南、陕西等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等地。
2、齐家文化：因1924年首先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由马家窑文化发展而来，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分布在东起泾河、渭河流域，西到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发达遗址有350余处。发掘的遗址有武威皇娘娘台，永清大何庄、秦魏家、秦安寺咀坪，宁夏固原海家湾等。当时人们过着比较固定的定居生活，农业是主要经济部门，生产工具有石斧、刀、镰、锛和骨耜等。普遍发现石杵和石磨盘等，说明已对粮食进行精细加工。粮食主要是粟，畜牧业饲养有狗、猪、羊、牛、马和驴等。冶铜业开始出现，有铜刀、凿、锥、钻头等，铜器有红铜和青铜。制陶业发达，有大量的陶器出土，其中薄胎磨光的双大耳罐和高领双耳罐，造型别具特色是齐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纺织业发达，人们选择生活居址大部在河套台地上。
3、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北抵河南省西南部，南界到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西面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个别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高圈足杯碎片。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石耜等器，磨制一般比较粗糙。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陶器表面多数为素面磨光。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屈家岭文化常用农具之一。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5、良诸文化：以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诸而得名，比较重要的遗址有吴兴钱山漾、吴县草鞋山、张陵山上层，上海马桥俞塘等。石制生产工具，主要有三角形犁状器、扁薄穿孔石铲、耘田器、长方石刀、石镰、扁平石锛等。发现了水稻实物，有粳稻和籼稻两种，还有植物种子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毛桃核、葫芦等。原始手工业发达，有竹器编制，木制器工具，丝麻丝织，制玉加工等。进行了家蚕饲养和丝织品生产。品种较多的玉器，是其重要内涵之一。陶器以夹砂灰黑陶和泥质灰黑陶为主，除少数彩绘陶和彩陶外，还有漆绘陶器。陶器形制繁多，并有早晚期差别。良渚文化是直接承袭了崧泽类型晚期发展来的，去向发展，可能是叠压在马桥、钱山漾、水田畈等地良渚文化层之上的青铜器时代早期印纹陶文化。
6、石峡文化：1973、1975——1976年对四个东曲江石峡遗址进行发掘，1977年命名为石峡文化。石器工具主要有钁、锛、凿、簇等，多通体磨光，有肩锛为有特色工具，发现了稻谷、米粒、稻壳和碎秆等，有粳、籼两种，以籼为主，陶器多呈灰褐色或灰黄色。以轮制、模制为主。素面最多，纹饰中重要有绳纹、镂孔、堆纹、方格纹、条纹、曲尺纹、凸弦纹等。盛行三足器、圆足器圆底器。实行长方形竖穴单人葬，一次葬的较少，以单人二次葬为主，不见集体迁葬和合葬墓。属于石峡文化的遗址有曲江泥岭、始兴新村、河源上茺壁、宝安大石寨、龙川坑子里等。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2000年左右。与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诸原始文化有密切联系，甚至与山东沿海文化相互影响。
上述诸文化，大都反映了父权制确立，私有制产生，发展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各文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交相影响的关系，表明各地众多氏族部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同时，各地区文化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相比较来看，龙山和良渚文化发展水平高，速度快，尤其是龙山文化区私有制的发展、阶级的分化更为明显，其发展同我国最早的阶级社会有直接的联系。
三、经济和文化从上述考古文化遗址的资料，可以看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在发展变化着，锄耕农业进一步发展，以轮制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不断提高，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交换关系的扩大，这些都成为促使父权家长制不断加强和原始社会解体的重要因素。
1、原始农业的进步。发达的锄耕农业（又叫耒耜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工具有所改进和进步，骨耜、双齿木耜、平刀、骨镰成为主要工具。作物品种进一步增加，如芝麻等、饲养业发达，六畜齐全。采集和渔猎仍有一定地位，来补充生产的不足。
北方沙漠草原地区由狩猎经济发展为畜牧经济，最终导致游牧部落从其他生产劳动的氏族中分离出来，逐渐完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劳动大分工。
2、原始手工业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有了剩余，有可能使少数人脱离农业，专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这不仅使产品越来越精细，扩大了交换范围，而且最终导致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手工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是原始社会后期发生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石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磨制技术普遍推广。石斧、石锄等采用穿孔技术，更便于装柄固定。陶刀、石刀、石镰、骨镰和蚌镰等新式收割工具的出现，使农业生产中不仅只收禾稻，而且连收割杆茎也成了可能，为饲养牲畜提供了饲料。
制陶业上，轮制技术的出现阶段和普遍应用，彩陶纹饰也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实用，而且美观。陶器种类增多。
冶铜业从发现并加工自然铜，到烧炼红铜、冶炼青铜、铜器物有锥、斧、指环、刀、凿等，虽然数量少，不能代替石器、骨器，但冶炼和加工的成功将在技术史上引起重大变革，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一个新时代。
制作玉器、骨角器和雕刻象牙工业有了突出的进步。南方良渚文化中玉器多而有特色，大汶口文化象牙梳、筒等很精致。
纺织、编织技术的发展，丝麻、纺织品、麻织物。编织，南方竹编。
3、房屋建筑。北方地区（中原）盛行半地穴式建筑，面积缩小，增加了防潮措施，以适应一夫一妻制家庭的需要。南方在干栏式房屋的基础上，盖成两面坡式的屋顶，用竹席和芦苇竹秆树枝周围覆盖。适应了水乡的自然环境的需要。
在村落中出现了水井，不仅改善了用水条件，而且可以就近供应生活用水。从此，选择村落，就不必临近河边湖畔，逐渐减轻了洪水的威胁。
4、文化艺术和宗教结绳记事、刻木为契、骨刻、竹刻。
记事符号（或刻划符号），是成熟文字的先导，大汶口文化说明已有了图腾文字。
绘画、雕刻和陶塑艺术起源早，原始绘画、舞蹈图。
原始音乐、舞蹈也有所发展，占卜成为流行的巫术。
四、古代传说中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中华民族，在当今包括56个民族，以汉族为主体。中国从远古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以炎、黄为始祖的华夏族为核心，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地域逐渐扩大，人数日益增多。
1、炎、黄、夷、蛮诸部落的分布和发展炎帝黄帝东夷 太昊（伏羲） 龙
少昊（风姓） 凤苗蛮
2、战争炎黄与蚩尤 炎帝与黄帝黄帝与苗蛮
3、世袭王权的形成绝天地通：南正重、火正黎尧帝禅让
第一章 参考书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
2、杜耀西、黎家芸、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
3、《中国原始社会》，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77年。
4、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
5、尹 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版，1979年再版。
6、《中国历史的童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中华书局，包含仰韶文化、蓝田人、北京人、半坡村遗址、龙山文化、夏代文化等
7、石兴邦《半坡氏族公社——考古资料反映的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制度,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
8、社科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9、《大汶口文化讲座论文集》，山大历史考古室，齐鲁书社1981年。
10、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考古学甲种第十八号），文物出版社1983年.
11、李满谋《中国原始社会史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12、孙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13、贾兰坡《中国大陆的远古居氏》。
14、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北京出版社1958年。
第二章 夏商时期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前2070——前1046）
中国古代人“言必称三代”。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总是不能离开夏、商、周三代，它们对于后代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很有道理的，说暴君君主时，常引桀、纣、幽、厉为鉴戒；伊尹、周公几乎成了贤臣名相的同义词；妲已、褒姒则是内宠乱政的代表，他们都是三代的历史人物。三代的文化、典章、礼东政刑、学术思想，给予后世以极大的影响，如果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比作源远流长的长江大河，那么三代就是长江大河的源头所在，因此，我们说没有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也就没有今天当代的中国，这一点是务必引起我们重视的。
第一节 夏代奴隶社会的确立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制度社会。制度，①是一个应用范围广泛的词，它可以是说是法令礼俗的总称，礼乐、刑法、军政等典章制度无所不包，②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③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定、用法，如行政制度、值日制度、中药的用法，也可称为制度。《西厢记》三本四折中红娘云：“用着几般儿生药，各有制度，我说与你。”④制作、规模、样式。社会，也是包罗甚广的词。①古代社日、里社举行的赛会，可以称是社会，亦称庙会，后泛指节日演艺集会，《东京梦华录》八《秋社》载：“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看社重年、重九，亦是如此。②有时指信仰相同，志趣相投者结合的团体，也称为社会。如《醒世恒言·郑使节乞功神臂弓》中有：“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②更多的时候，将人类社会形态——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的综合所构成的形态，称之为社会。如果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制度、社会有时相重合为一，如奴隶制度、奴隶社会，有时也可以分离，如奴隶制度可以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可以存在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黑奴制）。
一、夏王朝的建立及其国家机构
1、夏王朝的建立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的标志着我国历史正式进入了文明时代。
A、显赫的家族，《史记·夏本纪》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其父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高山中有崇氏的部落首领。为了同尧舜争夺权力，先后与共工氏进行对尧舜的斗争，失败后被处死于羽山。
B、大禹治水与塗山之会。大禹受舜的命令采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水，十三年艰苦奋战，取得了很大成就。被拥戴为“夏后氏”，成为诸夏之族的最高的君长。带兵出征三苗，迫使三苗向丹、汉以南或其他崇山峻岭逃去，有的就地与诸夏之族融合，也有些人被掳掠沦为奴隶。这是一次大的武力征伐，通过这些活动，不断加强了夏禹的王权。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又迁都阳翟（河南禹州市）。会万国于塗山（今安徽蚌埠市西郊属怀远县境），史称塗山之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也有人认为，禹是站在国家门口上的人，是部落联盟首领；夏启是夏王朝的国王。）
C、从禅让到传子。禹，是受舜禅让而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禹，又推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死，又举东夷伯益，但不给伯益实权，使伯益得不到锻炼，也不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相反，禹把实权交给了其子启，让启的亲信掌握了许多权力。（启，传说是禹之妻塗山氏化为石后，斫石而出，故名为启。）在禹死后，启杀伯益，讨伐有扈氏，建立夏王朝。因此有人说：禹传子家天下。
2、阶级结构和国家制度夏朝，是在原始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带着一些原始社会的痕迹，所建立的奴隶制的世袭的王权和贵族，就是以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
奴隶制形成后，原来的部落首领相继转化为一邦之“君”，所属的父权家长又相继转化为世袭贵族，充任邦国的官尹。一邦之内的全部田地都为邦君所有，其下的各级贵族之家，又各自分有邑聚或一部分田地，他们都以役使奴隶耕作为主，这样，就构成了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夏朝开始，在众多邦国之上，又建立了统治全国的王朝。形成了王室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的格局，这是建立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奴隶制国家组织形式，而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也是与此相适应的。按其班辈高低和族属亲疏关系来确定各级贵族的等级地位。
被统治阶级：在田间劳动的人，通称为“民”。主要有黎民、庶民、庶人、众等，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妾等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同时，还有平民。
国家机构：由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其统治方式，划分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即禹贡九州。并出现了以地为氏的姓氏。从姒姓中，分出了夏后氏、有扈氏、斟寻氏、彤城氏等十三个以地为氏的氏。
公共权力：即军队、监狱及其强制机构等构成。
军队：启征有扈氏用军队，帝杼作甲，装备军队。
刑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监狱：圜土，夏台——关汤武捐税：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有了公共权力机关，有了众多的官吏和军队，就要由人民交纳贡赋来养活他们。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即一天耕种五十亩土地而交出收入量的十分之一为捐税贡赋。
度量衡：为了征收贡赋，制定了关石和钧等度量衡制度。
都邑：是国家政权的标志，鲧作城郭，禹居阳城。
二、夏代经济文化的发展
1、二里头文化遗址在河南偃师县西南十八里的二里头村，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大面积遗址，堆积着厚厚的文化层，可分为四期。出土了丰富的遗物，仅陶器一项就有360多件，各种大小器物达七千余件，其中有农具、渔猎工具、手工工具和各种武器，还发现了最早的青铜器，最早的宫殿遗址，以及各种窑穴、灰坑、水井和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二里头文化独特的特征，是有一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陶器组合，有作炊器的鼎、折沿深腹罐、宽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则是深腹盆，三足盘、平底盆、豆、小口高领罐、瓮、缸等，另外还有澄滤器，器盖以及觚、爵、盉等。
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遗存。第一期，陶器多为深褐色，陶胎较薄，其中磨光黑陶占有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细绳纹、方格纹、附加堆纹次之。第二期，陶器中篮纹，方格纹和磨光黑陶都相应减少，纹饰以细绳纹为主。第三、四期，以灰陶为主，陶色普遍变为浅灰，磨光黑陶更少。纹饰以绳纹为主，一般都较粗，篮纹、方格纹几乎绝迹，云雷纹等印纹增多，泥质陶器的内壁多印有麻点。各个时期又自其特点和变化。这四期的碳十四测定，第一期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第四期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范围或稍晚一点。
但要分清，“夏”可以包含族的国家或王朝的、地域的和文化的等不同概念。考古学上的文化应包括它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全过程。它的含义与族的、地域的和王朝的概念有所不同。夏代文化比夏文化要窄一些，所指的是夏禹至桀这一特定时期，地域主要在夏朝活动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与王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夏朝建立时，夏文化就已存在；但夏朝覆灭之时，人们的创造的物质文化并非立即中断或一起覆灭。相反，夏代遗民还在使用和创造他们的文化，使之延续一定的时间。
虽然，关于二里头文化的讨论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夏代遗存，有人认为三、四期为商代文化，一、二期为夏代文化，有人认为是商代文化。有人认为遗址是商汤西亳，也有人认为是夏都阳城。但和二里头文化面貌相同的遗址，在豫西发现有40多处，在晋南发现有30多处，正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上承河庙龙山文化，下启早商文化。其中包含了阶级压迫，国家机器以及青铜器出现等情况，与文献中的记载的夏代史相符。因此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2、社会经济发展
A、冶铜与铸造，二里头文化中出现了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簇、戈、爵等工具和武器等。同时发现有冶铜遗址，陶渣、铜渣和坩锅残片等，出土的铜容器等系用复合范铸成，反映当时的铸铜工业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夏禹铸九鼎的传说。
B、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骨器和蚌器仍在使用。种类以镰、刀、斧、钗为主，还有木耒。
C、手工业：制陶、制化石、骨器、玉器、装饰品、石磬一类的乐器，昆吾制陶的传说。
D、酿酒：仪狄作酒（《世本·作篇》），杜康造酒，秫酒、饮酒之风，酒具有觚、爵、盉，反映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车轮的制作：奚仲作车
3、科技文化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并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夏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A、记载日食
B、记载流星雨
C、干支纪时法
D、夏小正
E、文字
三、发展和衰亡太康失国五子之乱有穷氏后羿行夏政寒灭后羿,追捕夏王后裔、杀相。
少康中兴季杼兴兵孔甲衰土，扰（驯）龙，食龙夏桀亡国。
夏朝大约统治了十四代，十七王，五百余年。
有“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之说，见《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引《竹书纪年》。也有“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之说，见《汉书·律历志下》。又有“夏代凡四百八十有三岁”之说，见《绎史·后记》13等等，一般在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中叶之间。
第二节 商代奴隶社会的发展
一、商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1、玄鸟生商——商族的兴起商人的起源：讲义认为是河南孟诸泽地区。金景芳认为在北方辽河流域。徐中舒认为起于东方，黄河中下游的齐兽地区是商人的活动中心。
玄鸟生商：说明①商族曾经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少昊以鸟名官，也就是图腾，当起东方夷族。②商族是从有娀氏分出来的一个宗族而发展起来的。契封于商，赐姓子氏，“商”是这个宗族的居住地，因而成为宗族的名称，号称商族，子是这个宗族成员共同的姓。
契与禹同时，曾协助禹治理洪水。
契到汤，历十四代，迁都八次：
A、契从商迁蕃（今河北平山境）。
B、昭明迁于砥石（石家庄南、邢台北）。
C、昭明又迁于商（河北漳河地区）。
D、相土东迁泰山下。
E、相土复归商丘。
F、上甲微迁于殷（河南安阳）。
G、上甲微复归于商丘。
J、汤居亳。
总起来看，迁移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之地。
相土时，学会乘马，势力发展到山东海滨。“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冥，任夏朝水官，而死于治水事业。
王亥（该、胲）学会服年，与有易氏贸易，被有易氏杀死。其子上甲微借河伯力量杀绵臣，有大发展。
2、成汤灭夏——商朝的建立商汤（唐、成唐、成汤），发展势力，为夏的忌讳，囚于夏台，放出后，任用有莘氏媵臣伊尹、车正奚仲后裔仲虺为相，聚集人才，实施灭商策略。
灭葛，灭韦、顾、昆吾，讨夏桀，作《汤誓》。三千诸侯相会——景亳之会，建立商朝。
3、伊尹摄政成汤在位十二年而死，长子太丁已去世，太丁弟外丙继位三年，死。弟仲壬，继位四年，死。伊尹之太子太甲继位，太甲颠覆成汤典刑，被流放于相（今山西万荣境），伊尹当权摄政，作《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太甲改恶从善，伊尹使其复位，有善政，伊尹作《太甲训》褒扬，伊尹实际之掌握政权，一直活到太甲之子沃丁时（也有说，太甲杀伊尹）。
4、盘庚迁殷——商代历史潮流的转折。
在盘庚之前，殷商又有五次迁移：
A、仲丁自亳迁于隞或嚣（河南荥阳）。
B、河亶甲自嚣迁于相（河南内黄）。
C、祖乙迁于邢（一作耿，又作庇，有说为河南温县东，有说为河北邢台）。
D、南庚自邢迁于奄（山东曲阜）。
E、盘庚自奄迁殷（河南安阳）。
屡迁的原因：
A、去奢行俭说；
B、水灾；
C、游牧；
D、游农；
E、阶级斗争；
F、九世之乱，可以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斗争所致。
迁殷的原因：见《尚书·盘庚》
殷商：大邑商—自称，殷—小猎场，周人称为衣、殷、殷墟，见《左传》定公四年、《史论·项羽本纪》。
5、武丁中兴—商王朝的鼎盛盘庚迁殷后，国力上升。武丁曾在民间生活，了解些民情，为商第23代王，继位后，三年不言，听取意见，为臣民拥护，大力选拔人才—－傅说，大力进行战争，加强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妇好，即妣辛，最早的女将军。
二、商代国家机构的发展
1、王权王自称：余一人，表示其至高无上。
王位继承：世袭制，但继承方式多变：①是兄终弟及；②是父死子继；③嫡长子继承（帝辛传位纣王，未传位微子启）
商王的权力受大臣的制约（如伊尹行政），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
2、殷正百辟（百官）
百官，可分为三类：
①政务官，尹；
②宗教官，祝、卜、史、巫；
③事务官，小藉臣。
3、王作三师－—商代军队军队最高指挥权在商王手中。武官有多马、亚和多亚，受命出征。多射，负责射事。戌，负责守边。
兵种，有徒兵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
兵器有戈、矛、甲胄、盾等。
4、方国组织和商代的疆域商统治者把其统治区域，分为畿内和畿外两大部分。畿内，是商王朝王室直接统治的部分。畿外，是众多方国分布的地区。
畿内，除王都外，还有诸子和其他贵族的封地。
畿外的大小方国要向王室定期朝贡，提供力役，奉命征伐，遵守礼仪制度，成为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
分布在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在政治上也对王室表示臣服，但比一般方国要松散些。
这可称为一国多制，根据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和距离中央政权的远近而采取不同的联系方法，历代均如此，周代的五服、启以夏政、商政，汉代的县、道，辽金的南北面官制，明清的土官、流官。
商朝的统治区域：东至于海，西及陇山，南过淮水，北达燕山。
影响：南越鄂赣，西达山西、陕西汉中、四川，东北至辽西地区。
三、商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
1、农业是主要的生产事业生产工具：以石、骨、蚌等材料器为多，以耒耜为主，也有了铜锥等。
产品种类：有稻，谷禾（小米）、黍（大黄米）、粟（小黄米）、麦（大麦）等。
数量增多：统治阶级嗜酒成风（酒池肉林），但也反映了粮食生产较为丰盛。
林木蔬果，成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桑、蚕生产，有了发展。
土地制度：以井田为主干的王权所有制。田、猎，除了游戏外，是在未垦土地上驱逐野兽，国王亲自管理和监督生产，直接压榨农田劳动者，对土地可以任意赏赐，随便使用。
畜牧、渔猎有新的发展，不仅家畜种类增多，而且数量惊人，这从殉葬品中可以看出来。
2、青铜器工艺高度发展青铜，是指铜与锡的合金，还加入少量的铅。青铜中的铜，系指红铜，质地比较柔软，铸成工具或器具不太适用，而加入锡变成青灰色，所以叫青铜，质地坚硬，制造出来的工具，使用比较合适，制成的器具也相当美观。
技术进步：配料合适，六比一，有青铜作坊遗址。采用复合模。陶铸法：（1）浑铸法；（2）分铸法。
种类：武器和工具有刀、锛、钻、戈、矛、青铜箭等。饮酒、祭祀和生活器具方面有鼎等二十余种。
纹饰：饕餮、夔、蝉、云雷纹等。
造型：因器物而异，同一器物又有不同，如鼎有三足、四足，圆方之别。仿动物造型，如豕、象、四羊、龙虎尊等。
3、其他手工业制陶：多是灰陶，也有红陶和黑陶。有代表性的是白陶，是用高岭土（瓷土）烧制的，质地硬、火侯高，色泽自然，形制和纹饰部分照青铜器，是和青铜器一样的名贵的工艺品。
原始瓷器：青瓷车：造得更为精致纺织：丝织，有菱形花纹暗花绸，需要有提花装置的织机。
玉器、漆器、骨器管理者：多工、百宗工等。
4、商业的发展与城市建筑商代的商品交换有了空前的发展，真正的商业活动从商朝开始，商人的名称也与此有关。
商人名称的由来：《汉书》,通财鬻货曰商”。《白虎通义》说：“商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说文》中有“商”字，解释说：价贾也，从贝、商省声。此是商业的起源，因最初商品交换媒介，必用贝货，所以说该字从贝，训为行贾，保存了原始商业若干用贝的史影。所以有些学者把殷人称为商人。
商业之所以发展，是因为社会分工生产的必然产物，统治者所需要的珍贵的珠宝、青铜、丝帛等，除生产、贡献外，也需要经过商人进行交换，平民也需要通过商品交换得到自己的需要的物品。
货币：随着商品交换的进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需要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其种类有海贝、骨贝、珧骨、铜贝等。铜贝，可以说是最早的铸币。
城市：作为统治的政治中心，军事据点，而出现在各地。殷都仅王宫建筑遗址就有53座，都有夯土台基，木质梁柱和门户廊檐，建筑面达80平米以上，高达14.5米以上，城市有城垣、护城濠、城楼、城门等。
5、科学、文化的发展甲骨文：因为是用青铜刀契刻和毛笔写在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胛骨上的文字，所以叫甲骨文。再就是因为是商代占卜的记录，又叫作“卜辞”。
甲骨文的发现：安阳小屯，是商代都城所在，1880年农民在耕作时发现，有的当作龙骨，来治病，有字的无用用来填塞枯井。1898年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替端方收集古代器物，收买甲骨，小屯村人李成是第一个出售甲骨者。1899年，病中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了甲骨上的文字，收集甲骨千余片。
传布与研究：王懿荣死于1900年八月联军之乱，其所收甲骨为刘鹗（1857-1909 年，字铁云）所得。刘又收集甲骨得五、六千片，拓印为书，1903年以《铁云藏龟》名称出版，孙诒让《契文举例》是第一部研究著作。甲骨“四堂”：罗振玉，字步言，号雪堂，辑录了《殷堂书契》（简称《前》）、《殷墟书契后编》（简称《后》）、《殷墟书契精华》（简称《精》）、《殷墟书契续编》（简称《续》）。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为哈同夫人罗迦陵编次《戬寿堂所载殷墟文字》，并作考释，1917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以甲骨卜辞考订了文献的史料价值。郭沫若，原名开贞，号鼎堂、尚武，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创者。编著《卜辞通纂》、《殷契粹编》。董作宾，字彦堂，河南南阳人，主编《殷墟文字甲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主编《殷墟文字乙编》上、中、下三辑，具体编辑工作由屈万里担任，后来李孝定、张秉权继之。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历时二十载，材料齐备，分期分类。还有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姚孝遂《小屯南地甲骨》（1973年发现）。
价值：研究商代的信史。
天文学：天象观测、历法、闰月。
车器：陶埙、石磨、铜铃、铜铙、鼓等。
四、商代后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商王朝向灭亡
1、奴隶阶级：
农业奴隶：众、众人、众庶，本是部落成员，沦落为奴隶。
畜牧奴隶：刍、马羌（放马的），羌刍（放牛的）、皂隶，多马羌。
手工业奴隶：工、多工。
家内奴隶：臣、妾、僮、仆、宰、奚。
2、奴隶主贵族：
商王、诸侯，多生（多姓）、多子、邦伯师长百执事，百僚庶尹。当时奴隶们是没有姓的，只有奴隶主贵族有姓，统称百姓。
3、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除强迫奴隶劳动外，还视为牲畜，任意鞭挞，甚至大量屠杀。用奴隶祭祀祖先、神灵，祭奠宗庙宫室等。
杀人祭祀：主要是为了祈求神灵的保护，用作人牲的大都是俘虏，或地位比较低贱的奴隶。这种现象，曾在商周时期突出地存在，但后来一直到近代也没有完全绝迹，如报仇、祭祀祖宗、祈求神灵、龙王或妖怪等物。
用人殉葬：为在死后能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把大批的男女侍从、扈卫、御者，还有妾妻亲信等人，一同埋入坟墓。此事明清尚存。（人牲：是在祭祀时把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和山川神灵，这些人在墓中往往身躯异葬。起源于原始社会，是人们对自然认识的愚昧无知和人格化的神灵见崇拜的产物。人殉：则是为奉侍死后的社会或家族中某些特权者而从死的人，这种人往往有薄棺，全躯葬，放在墓主身边。
从原始社会就有，到盘庚迁殷之后发展到鼎盛，西周继续实行，总的趋势是在减少，在左传中记过述很多，但已受到人们谴责，西汉以后少。明朝公开人殉，明宗室布停止。清初康熙时，汉将朱斐上疏请求停止，康熙十二年（1673）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令以下的奴仆随主殉葬，从而结束了这一残酷的习俗。）
区别：俘虏并不等于奴隶，奴仆也与奴隶也不相同，不能以此作为奴隶社会的标志。
4、奴隶的反抗奴隶的反抗—丧众—逃亡
5、社会矛盾的加剧
A、帝甲乱之，七世而殒，主要是王权与贵族贵权的矛盾，引起了王室内部的混乱。
B、平民（小人）的反抗。
6、纣王亡商
A、帝年（纣）残暴：酒池肉林，设炮烙之刑，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
B、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任用恶来，贬斥商客。是微子启逃于野，叔父箕子被囚，比干（纣叔）被杀。处九侯以酷刑，鄂侯以脯刑，囚周文王。
C、平定东夷：开发淮河和长江流域，对中国大一统、中华民族大融合作出了积极贡献，但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奴隶和平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更尖锐。
武王伐纣，纣王亡商。
商朝十七代，三十王，经六百年。
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者，以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已，妲已之言是从（《史记·殷本纪》）。
第二章 参考书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远古—－战国，人民出版社，西周封建说，绪言代表其观点。
2、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原始社会—春秋，人民出版社，战国封建说。
3、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原始社会—秦汉，人民出版社，西周封建领主制。
4、黎虎《夏商周史话,北京出版社 中国历代史话，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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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先秦史学会《夏文化论丛,齐鲁书社1987年。
8、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9、河南省考古学会编《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10、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化1989年。
11、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南京文化印刷厂1936年，三联书店1979年。
12、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1952年（1899-1949）。
13、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4、陈梦家《殷墟卜解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15、孟世凯《殷墟甲骨文简述》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肖艾《甲骨文史话,文物出版社1980年。
17、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四集 成都齐鲁大学研究所。
18、吴浩坤《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9、胡厚宣《甲骨文与殷商史,一、二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
21、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2、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3、王明阁《先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
25、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6-1981年 13册。
26、考古所《殷周全文集成》中华书局 20册。
27、李济《安阳》，英、日文版，中文版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台湾、河北教育出版社版。
第三章 西周奴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前1046——前771年）
第一节 西周奴隶制国家的强化
一、周王朝的建立
1、周人的兴起弃的传说，说明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不再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有了看法观念。徐中舒认为可能是后人的创造，理由是社会不可能由精细又回到粗耕农业。
公刘迁豳，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古公迁岐，避狄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才有了周族的名称，建造都邑宗庙，设官分职，建立军队，驱除夷狄。翦商事业实际上是以古公亶父开始的，而周原便是周人翦商的基地。
季历兴周，幼子继承制，驱逐戎狄，作为牧师（一方诸侯之长）方伯之国，商王文丁杀季历。
文王事业：A北逐猃狁，灭密，建毕邑，灭察国，建丰邑（今西安西南），调和阶级矛盾，巩固奴隶制，礼贤下士，调解虞、苗争田，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州中的六州），臣服于商。
2、武王伐纣――西周王朝的建立修建镐京，大会孟津，牧野之战只一天就灭商，因而商朝的主力未受根本打击，各种力量依然完整，只是表面上臣服于周。封纣子武庚于殷，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
3、周公东征周公旦摄政，平三监之乱。周公以文王的事业为号召，指出我们既是文王的旧臣和子孙，就必须继承前辈的遗愿，完成先王的未竟事业。也就不管叛乱分子是什么人，只要他们背叛了先王的遗愿，破坏了先王的事业，就应当受到惩罚。经过三年奋战把殷商的残余势力和东方叛国一并扫荡，把他们赶到海边，有的向江南或北方逃窜而去，把周的统治伸展到了黄河下游和东邻公海，这是第二次灭商战争，灭商事业才得以完成。
二、周初大分封和宗法制、井田制的趋于完备
1、营建雒邑周武王灭商后考虑如何巩固统治，因为周人的发源地在西方，势力和基地在西方，如何统治新得到的东方，是考虑的一件大事。东部作为天下之中，更是诸侯朝会、四方入贡的重要中心，对加强周王室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周初分封分封，就是周天子把自己的子弟、亲戚、大臣或古代先王圣贤的后裔等，分别授予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去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王室。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就是封邦建国。封邦建国，大概就是划定疆界，植树为志，建筑城堡，驻军守土，这种统治据点就是封国，众多的封国就是诸侯，封园也包括旧国。
分封的大国,霍叔—－卫 微子启—－宋 伯禽—－鲁 姜太公—－齐 唐叔虞—－唐（晋）　召公奭 —－燕　 江汉诸姬
①西周初年的分封，一方面加强了周王室对国土的控制力量，从而建立起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表现了周代王权统治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发展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国势力的发展，又使王权遭到削弱，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形成了一些强大的地区性中心，到了春秋时期，终于演成了诸侯割据、列国分争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②分封的经验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曲折向前，只注重前朝，进两步退一步，再进两步。
③分封制与中国社会，如果说分封制是王族最高统治的集团内部的分家析家，那么，它也直接影响了中国老百姓的财产分配方式，分家财产兄弟平享，好处是兄弟平等，人情味很浓，形不成世代的大地主，坏处是不利于财产积累，经常处在发展发家的努力之中，田地分成一块一块，耕作细致，地主没有了土地上的附属权力，而为专制政权提供了财政来源。
地主不掌握司法、行政权力，个别地主从中游移出来，而为专制主义提供了基础。
3、宗法什么是宗法？宗法就是宗族之法或宗庙之法。宗字在甲骨文中，其上部为屋宇的象形，下部的“示”为神主的象形，设置神主的屋宇就是宗庙。同一祖先所繁衍的后世子孙，都属于同一宗族，处理这同一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就是宗法制度。
宗法与宗庙。周王是最高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宫殿建筑中“右社稷，左宗庙。”也称“右祀左社”，即在西修筑社稷庙，又在东修建祖庙，有时也有在南，在北等方向的，又根据等级不同，设置宗庙的数字也不一样，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天子的宗庙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称为太庙。只有天子才有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宗庙与社稷不同作用，出征作战要祭祀太庙。后来，君主继位也要告于太庙，称为告庙，而社稷是在从事大规模农事活动之前要祭祀社稷神。
宗法的主要内容：别子为祖，继别为宗。
宗法的主要形式：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名有分亲，皆有等衰。即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分采邑给亲属，大夫亦以大夫之宗室子弟为之，士以其子弟为隶级，庶人不再分等级而以亲疏为若干等级之别。使族权与政权合一。
宗法制基本信条：尊祖、敬宗。尊祖，尊奉共同的祖先，表现在祭祀上，祭祀祖先的特权掌握在宗子手中，庶子不能祭祖，他们对于祖先的尊敬，就要通过服从宗子，即敬宗而体现出来。敬宗，是尊祖的表现，尊祖则是必须敬宗。周王室是全国最大的大宗和周王地位最高的宗子，因此都生活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无限崇敬，推而广之。宗统与君统的结合，以族权强化君权，从而加强了周天子以至各级奴隶主的统治。
宗法制的核心：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宗法制的实质：为确立和维持贵族的严格等级制度，是为其实质。目的是加强对人民的政治统治，使大家族和国家机器结成一体。
宗法制的作用：确定了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的关系，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诸子、诸弟的继承权争端，成为巩固分封的重要手段。
4、西周井田制井田制度，是周代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基本的土地制度，体现了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部分，与宗法制、分封制密切相连，在西周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内容和特征如下：
A、土地的所有权，已从原来的农村公社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周王是最高的所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又有最高的权力，这又形成了“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层层封给诸侯、卿大夫等各级贵族，就是把土地使用权赋与他们，既然是赐与，也就有权收回。各级贵族各自成为所受分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世世相承，役使奴隶耕作，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比较稳定的经济单位。但不允许买卖土地，“田里不鬻”。
井田制有两层用意：①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②对于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检验勤惰的计算单位。有一定的面积，两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标准。（郭沫若著《奴隶制时代》，第20、28-29页）。
B、井田的区划，一夫受田百亩是通行的标准。一夫为一百亩，是当时一个劳动力所能耕种的标准，若干个百亩组成一井，九井为一田，面积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为一同，同以上还有终、封、畿等单位，均以十进制递增。井田与井田之间，有着纵横交错的径、略、濠、道、路等田腠路径，以及甽、函、沟、淮、浇等大小的灌溉沟渠。这种由许多豆腐干块组成的田地，形状很象汉字的“井”，故称“井田”。
C、保留着定期分配份地的遗风。土地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再易之田。换土易居，爱田易居。
D、百亩而彻的贡税征收，贡税年为十一。
E、井田制是建立在农村公社――邑、里上面《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正。”邑是基本单位，西周时奴隶主贵族封赐土地，都是以邑、里为计算单位，所以邑、里也就成为奴隶主贵族计算财产的单位。
耕作井田的农民，称为庶人或庶民。
三、国家机器的强化
1、周王朝的统治机构：
周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又称师保。
六卿：师保一般兼领冢宰，为最高执政官，率领众多师士，组成庞大的卿士寮，总揽朝延朝务，卿士寮包括六师：三左三右。三左：太史，掌王的册命及祭典；太祝，掌祭祀祷；太卜，掌卜筮。三右：太宰，掌王室奴隶和财务；太宗，掌贵族事务；太士，掌司法。
诸有司：司徒、司寇、司马、司空，此为比较高级的政务官，一有战事，又是重要的统兵官。他们有很多的僚属，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
官司之守，分掌各项具体事务。
世官世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形成了世卿世禄制。如周公、召公。
诸侯国大都给周室设立相应的官职，有些诸侯则兼任为王室卿士，但诸侯国的官职等级都比中央官制等级低。
2、军队、刑罚和礼乐
A、军队：中央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诸侯国也有，大国不过三军，小国一军，每师二千五百人，军队最高指挥权属于周天子，重要的长官也由周天子任命。但也可以任命大臣或诸侯代表他去指挥军队。
军队的编制：官职有师氏、亚、旅、千夫长、百夫长等，作战时以车战为主。
军事组织与社会组织统一，平时进行生产，战时武装作战，形成“兵农合一”，这是夏商军事制度的共同点。
B、刑罚：夏有《禹刑》，殷有《汤刑》，周有《九刑》。周穆王时命吕侯制定《吕刑》，有五刑：墨、劓、非、宫、大解，此外还有鞭、流、赎、扑四刑，五刑律条三千，刑罚是维护统治的工具，是专为平民而设置的，而贵族则多不受其约束，如有了罪，也可用赎刑，即缴纳一定数量的罚金而免刑。
礼不下达庶人，古代大夫以上的贵族享受的特权之一，是宗法等级制度在刑法上的反映。
C、礼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虽不能绝对化，但在周代的确是对立的。礼乐，原为“禮”，从示，从豊，象用祭器豆中食物，祭祀神祖之形，这是礼的初义，后来成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的工具。礼的内容广泛，除了有关政刑的各种制度外，重要体现为五礼：即吉、凶、军、宾、嘉，也就是有祭祀、丧葬、军旅、朝庭盟会和婚冠喜庆等各种典礼仪式。周人是很讲究礼与仪区别的。礼，内容复杂，总起来说是人们行动的准则；仪，则各种礼节的仪式。礼是仪的内容，仪是礼的形式，后来演为仅存其形式。实行礼制时，必须有乐舞相配合，乐舞随不同的礼，而演出不同的与礼相合的乐。周公制礼作乐，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文明，反映了西周极盛时期的时代特点。
3、对诸侯控制的加强
A、因亲疏、远近不同而划分为五服：甸、侯、宾、要、荒服。
五服：可以视为行政区划，政治地理。
B、诸侯国的机构设置同于王室，而小其规模，降其等级，各项制度（如鼎、隧、旗鼓、服饰）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C、诸侯义务，王室权威：朝见，交纳贡赋和贡税，贡献礼物。周王可以调动军队，诸侯另提供劳役、助祭义务。周王可以另立国君，乃至废除封地。
D、各地发展不平衡性。
第二节 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的发展
A、农业工具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应用，比石、骨、蚌之类的工具效率高多了，农业生产中青铜工具的使用比夏商更为普遍。可能有了铁制农具。推断西周初年已有了铁矿的冶炼和铁器的使用。
B、耕作技术的改进。由原来的抛荒制发展到休耕制――三圃制，菑――休耕不初耕的土地。新――休耕以后新耕二年的田，畬――休耕后连续耕种了三年的土地。
C、田间管理技术的进步，深耕、熟耘、壅土。锄草化为绿肥，堆制积肥，防治虫害。
农作物品种和数量都有增加。
2、手工业的生产技术的提高
A、工商食官（靠官府给的粮食来生活）：手工业垄断在奴隶主国家手中，手工业工人是公家的奴隶，设置众多的官吏去监督他们从事生产，司空是最高的官，有工正、陶正等。
B、西周青铜器铸造业的分布地区，已大大超过商朝，数量大大增加，反映了生产规模生产能力的技术。技术提高，用一模翻制数范，有了焊接技术。类型由酒器多变为礼器，兵器增加。纹饰从繁趋简，显得更加精巧实用，器型由厚重变为轻薄，铭文增多。《毛公鼎》有497字，《史墙簋》有280余字。
C、制陶业的进步，表现在原始瓷器的烧制方面，有陶器上施有青色、黄绿色釉，人称“原始青瓷。”
建筑上用瓦，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有仰瓦、复瓦、瓦当。
纺织业发展，有蚕丝、麻、葛。
制骨、琢玉、车轴和漆器等手工业部门比商代也有所发展，表现了西周手工工业高度的工艺水平。
3、西周商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西周的商业交换和货币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门。
有了固定交易地方—－市，专职官吏－—质人，负责监督交易的进行，负责双方需要订立契约，由质人负责主持和颁发。
民间贸易，以物易物。
货币职能进一步发展，货币除天然贝外，还有玉贝、石贝、骨贝、陶贝。贝有价值尺度的作用。铜也作为货币使用。以朋为计算单位，五贝为一串，合两串为一朋。
二、哲学、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殷国之际的政治大变动，以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西周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殷人迷信上帝、鬼神，殷王事无大小，无不占卜，这在甲骨卜辞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也就是殷人是绝对相信天命的。《尚书·西伯戡黎》记西伯灭黎后，形势对殷不利，国内又不安定，大臣祖伊害怕了，问纣王怎么办？纣王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也相信天命，也占卜，但他们不象殷人那样迷信天命。殷人主要讲帝、上帝，周人主要讲天、天命。殷人的帝往往包含着祖先神，与至高无上的上帝合二为一；周人的天为至上神，以祖先配天。汤武尊命，使他们感到“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天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官样文章，是君权神授的依据。他们重视人事的作用，指出“顺乎天而庄乎人”的观点，就是要顺从天意，又要适应人心，才能维护天命，因此天子要“敬天”，又须“保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无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下》引《太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太誓》），把天意与民心联系起来，认为天意就是民心的集中表现，给天命赋予新的内容。因此，需要“明德慎罚”。以夏、殷二代为鉴，说明“明德”就能得天命，不明德就要丧失天命。明德，就要不贪图安逸，关心民事，厉行酒禁，要保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永保民”，实际上就是永保王位，保民就是保自己。这样，把天命与人事联系起来，无疑一种历史的进步，把至高无上的神变为有实际民心内容的天命，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尤其是以参加武王伐纣、主持东征的周公的思想体现，后来的人就很难体会得那么深刻了。
这种思想的产生，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后，一般都要产生，这是中国政治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成功与失败的鉴定，汉朝初年有过对亡秦的总结，唐朝初年李世民、魏征等人总结过隋亡的经验，明朝初年朱元璋总结了元朝灭亡的经验，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宝库中的珍品，对于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得人心者得天下，但只着重看前一个朝代的失误，而不能全面来整个历史，就是其局限所在，这在讲分封时已讲过。
这种敬天保民明德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春秋时代，季梁讲：“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改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史嚣讲：“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荀子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2、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A、五行：五，指五物，行，指运动。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尚书·洪范》通过武王和箕子的对话，讲五行，水性润下，火性上炎，木可曲直，金可复等，土宜生产庄稼，这是从表面现象去说明五种各自的属性。不过，他们认为世界万事万物即由这五种基本物质元素组成，是一种解释世界生成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尚书·洪范》成书较晚，但这五行观念当形成于殷周之际，《尚书大传》记载了牧野之战参战士兵们的欢呼:“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共生也；土者，万物之所产生，是为人用。”是说：努力啊，水火金木是人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土是万物赖以生长的基础。这个记载作为殷周之际，是不可信的，但是作为后来人的解释，是可信的。
B、八封与阴阳。传说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曾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现存《周易》一书中的《易经》，是古代占卜的记录。其中的《易经》成书较晚，是哲学著作。《易经》，从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解释占卜的卦爻，因而也含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思想因素。分别代表阴（- -）阳（—）的两种符号叫做“爻”，由这两个符号组合成不同的“卦”。八种最基本的组合为“八卦”，就是乾、坤、震、巽、坎、离、垦、兑，分别代表天、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作为生成万物的根源。八卦的根本是阴阳，它们互相交感而产生天地万物。这种把天地万物产生的总根源归于阴阳二气的观点，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认识。八卦中的每两卦均互相对立，从对立中演变为六十四卦，以此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多样性。阴阳是最根本对立的双方，它们之间不断处于相互消长与转化的状态中。这种把事物的发展变化归结为对立双方向矛盾运动的观点，包含着辩证法的思想。
阴阳与五行，在战国前两者没有联系，战国中期之后渐渐合流，董仲舒时将两个合二为一。
阴阳和五行思想，用来解释世界构成、事物变化转变等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运用在政治上解释汤武革命，得出顺乎天应乎人的结论，也带有进步意义。但带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后来被无限地扩大开来，与天地万物相联系，有的有合理因素，如天文、中医药哲学，有的就成为了迷信，如算命术等。
3、科学技术的发展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代）
礼、乐、诗、书、易、春秋（汉朝）
天文：观象授时，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日食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当为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有确实日期的日食记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周公测景（影）台：利用表，高八尺，圭是与表垂直相连的座子，规定二至、二分。
地图的测制。
医学发展，有了内科、外科、兽医的分科。
4、文字、文献文字方面，西周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代出土的器物多、铭文的篇幅变长。青铜器上出现铭文，现有最早的例子是商代中期，但有字的器数不多，文字也仅有两三个。晚期的铭文只记器主的族氏或名字，最多的未超过五十字，其字体、文例都接近甲骨文。西周前期继承商代传统，行款排列整齐，字体没有波折，笔划起迄相配如一，铭文逐渐加长。西周中晚期（穆王到幽王），铭文多长篇，毛公鼎497字，现为台湾省收藏。春秋战国时代，金文多的形式多样，铭文篇幅短。秦朝常见的是量权上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汉代铜镜上的文字也不太长，多为吉祥语。由此可知，青铜铭文以西周晚期为其代表，铭文单字已超过三千多个。
青铜铭文，不仅对古文字研究有用，而且所记录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但最重要与研究古史有关的是：①分封，如颂鼎；②纪念器主的功绩；③赏赐；④战争；武王伐商《利簋》；⑤祭祀；⑥土地制度，卫盉证明土地可转让，⑦法律；⑧嫁女的媵器；⑨箴戒。这些铭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丰富了关于周代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可以补证古文献的遗漏缺误，可以证实文献的真实性。
不少西周铜器铭文记有铸器或有关事件的时间，最完整的方式包括年、月、日相、日4项，有60多例，可以确定时间，可以推断王在位时间。
文献：西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史料传下来的朝代，当时有很多史官，负责纪录统治者言论和事迹，这种制度当沿自商朝，惟商先人有典有册，但没有商代原始史料作为历史文献传下来，甲骨卜辞到清末才作为考古文献出土，商代其他几篇文献，都是经过周人加工改写，才在《尚书》中传下来的。周代当时编成的史料必然不少，但流传到现在的典型文献是《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和《逸周书》七十一篇，这两种书内也掺杂有后人编撰的材料。许多长篇的青铜铭文，也可以说是保持了历史面目的《尚书》篇章。
5、文学艺术
《诗》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前后大约近五百年，社会上流传诗歌的汇编，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传说原有三千多篇，经孔子选编才成为现存的样子。收有两周诗三百多篇，因此又称三百篇，当时称为诗，因汉朝人设经学博士，才被尊为《诗经》。其主要内容是风、雅、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于研究历史来说，以诗证史；对于文学来说，可以指以史证诗。在当时，都是很多人都会唱的，与歌舞配在一起，到晋武帝秦始三年，才使《诗经》古谱丧失。
西周音乐的发展，乐器种类增多，金（编钟、鎛）、石（编磬）、丝（琴、瑟）、竹（笛、箫）、瓠（笙、竽）、革（鼓）、土（陶埙）、木（柷圉）等大多齐备。音乐理论，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节。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我国传统的律吕学。
第三节 西周中后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和西周的衰亡
当一个王朝走到了如日当空的鼎盛之时，也就开始了它的衰落过程。总的说来，王朝的衰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有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淫暴、争权夺利、奢侈无度；统治阶级内部在权力、财产分配上的矛盾、腐败；周边各族的入侵干扰；被统治阶级的生活贫困，奋起反抗等。但在每个王朝又会有不同的表现。具体到西周王朝来说，其衰败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西周中期社会危机的加剧
1、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西周经历了周文、武的创建时期，成、康的发展兴盛时期，到了周昭、穆时，就进入了社会矛盾日趋深化的时期，各种矛盾日趋尖锐，不但削弱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力量，而且使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国家从此走向了衰落的阶段。
其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就是发生了比较急剧的升降起伏现象。有些趋于衰败的旧贵族，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将自己的田地出租或者作价转让给一些新的暴发户。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诉讼纠纷，直接冲击着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并造成了社会和政治上的许多混乱现象。
2、与周边各部矛盾的加剧西周时，周边各族的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周王朝有着远近、多少不等的联系，这在讲分封时和对诸侯国的控制时已讲过。但随着各地区各族经济的发展，它们与周王室的矛盾逐渐加剧，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南方—－荆楚。荆楚，是地域名，又是国名、族名。地域名，起源很早，国、族名则是后起的。西周中期，楚国尚未十分强大，并没有形成对西周的严重威胁，因此，本课所说的荆楚应多指地域名。对南方的荆楚，有昭王的南征。周初，注意力在东方，周昭王时转移到南方。十六年，南征取得了胜利，很多参加者获得了很多赏赐，铸成了很多青铜器。十八年末到十九年九月，周昭王率六师南征，祭公随王同行，在回师途中，在天昏风大浪急的汉水之滨，周六师不战自溃，全军覆没，周昭王死于汉水之中。靠辛余靡捞起了尸体。《竹书纪年》、《吕氏春秋·音初篇》、《帝王世纪》、《水经注》等书中有不同的记载，但周王室忌讳此事，称：“南巡不返”，“南行”，“巡狩”之词，后人都不清楚事情真相，因此，春秋时管仲质问此事，楚屈完则请他问水滨。
西北—－犬戎。周族发祥于西土，曾与戎狄杂错相居，对西方各族有着更多的了解和交往，西周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咸阳间），地近西域，邻近西戎，有些戎族参加了武王伐纣战争，很多民族，与周有朝贡关系。但也有的叛服不常，因为犬戎（即猃狁的前身），不及时朝贡，周穆王西征犬，祭公谋父主张实行怀柔政策，区别对待。（见《国语·周语上》）周穆王不听，俘获了犬戎的五王，又得到了四白鹿、四白狼，并把俘获的犬戎迁到内地，安置在太原（今甘肃平凉，一说为陕晋北邻的高原地区），周穆王在军事上胜利了，但在政治上失败了，从此，荒服不至，断绝了与周王朝的关系，使得周与西方诸侯冲突更为严重。
东南—－徐奄。东方地区所聚居的主要有淮、徐、舒等族，他们曾在周公东征后归服于周王朝，但民族的交流、融合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决不会仅有一次东征或几次平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到周穆王时，东方夷人势力又有所发展，出现了徐夷僭号的情况。
周穆王平乱，平定徐偃王之乱，因属传奇的创造，楚文王与周穆王相距有300年之久，不可能同时并驾齐驱在平定徐偃王的战场上。但周穆王确实主持了平定东国的战争，这在班簋中说得较为具体。
3、人民群众的反抗竞争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西周时的社会矛盾，不仅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和周边各都。而且也存在于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之间。表现形式，是国、都与鄙、野的差异和对立。人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奴隶逃亡。
何兹全认为：周人住在国中为国人，商人住在野中为野人。国人主要的是贵族以外的周族自由平民。
二、西周王朝的衰亡
1、厉王荣典周厉王姬胡，谥号为厉，周夷王之子。周夷王下堂而见诸侯，放下至高无上的天子的架子总算保住了周王朝的权威，得到各诸侯的拥护。周厉王继位之后，安抚诸侯、贵族，拉拢赏赐，稳定了政局，逐步改变了王权衰微的状况。贵族有纠纷请王室裁判，荆楚地区熊渠也去掉了王号。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基础上，为了支持这支军队，必须有充裕的财政来源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周厉王为此而不惜一切手段聚敛财物，听从了大臣荣夷公所献的专利计策。所谓专利，就是把原始公有的山川林泽和贵族占有的一部分山林田牧收归国王所有，垄断其收益，不准平民大众随便到山林河湖里去采樵渔猎。这种方法虽有利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但违背了人们行之已久的习惯，不便于贵族和平民，因此被称为厉王荣典。
2、国人暴动厉王的专利政策，使周王室与社会各阶层处在了尖锐对立的矛盾之中。大夫芮良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劝周厉王远离荣夷公，效法后稷、文王行布恩施利，并断言：荣夷公得重用，周国一定失败。周厉王不听，反而提荣夷公为卿士，诸侯们再也不来朝见了。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激起了国人的反抗。所谓国人，就是指居住在“国中”的群众，其中平民为主。这些平民，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他们虽然具有自由民的身份，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依附于贵族，他们与各级贵族既有联系，又相对立，他们聚居在国中，成为国人的基本群众，有些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也纷纷下降到或接近于平民，也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百工、商贾以及其他一些属于社会下层的群众，也属于国人阶层。（当时国人还有相当大的权力，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国人有氏族沿续下来的氏族成员的民主权，国人人数众多，出兵打仗要依靠它。国君如果不同意国人的意见，国人可以驱逐国君下台。）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激起了国人的不满，为国人带来了灾难，出现了国人谤王的情况，周厉王用卫巫监谤，国人只得道路以目。周厉王自以为能弭谤，召公指出：堵住老百姓的嘴，比堵河更严重，一条河堵住，就会溃决，造成灭顶之灾，伤害的人很多，平民的言论也是这样，堵塞言论，会危害国家的统治。因此，善于治水的人，要疏导水路，使它畅行无阻，善于治国的人，要让平民畅所欲言。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周厉王根本不听，朝廷上下再也没人敢说话了。于此同时，戎狄攻周，打到了犬丘，杀害了秦仲之族，周军讨伐不胜而归。就在周厉王内外交困之时，西周犹如布满了干柴的原野，又如装上导火索的火药库，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燎原之势。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参加者有国人，还有工匠等揭杆而起，冲向王宫。周厉王一看大势已去，只得狼狈地逃出镐京，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地（今山西霍县）。史又称此事为：厉王奔彘。国人暴动，不仅赶走了周厉王，而且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崩溃。
3、共和行政：
厉王逃走后，宗周一片混乱，于是由召公、周公临时主持政事，收拾残局，号称共和行政。此外还有：①《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书载为共伯和主政。②《左传》说是周同姓诸侯，轮番主政。③《国语集证》认为在朝公卿与周同姓外藩诸侯轮番执政。④李西兴《共和新探》主张成周由共伯和主政，称共和，宗周由召伯执政，是为二伯主政，载《人文杂志》1984年5月。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4、宣王中兴周宣王名静，周厉王之子，他经历了国人暴动的洗礼，目睹了其父奔彘的下场，洞察了社会的弊病所在，继位之后，革新政治，变革制度，任贤使能，以召公为辅佐，起用尹吉甫、樊侯仲山甫、南仲、方叔、申伯、程伯休父等贤臣良将，效法周文、武、成、康先王，励精图治，力挽周王朝的颓败之势，南征北战，打退了蛮夷戎狄的进攻，再振周王室的雄风，诸侯又朝周，史称宣王中兴。
南征淮夷：淮夷，是生活在江淮地区的夷族，曾与周有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周厉王时，曾侵扰周边，周军征伐不胜而回。周宣王时，命召公统军出征，并调太师皇父、大司马程伯休父，卿士南仲等率师南征，平定了淮夷反抗。在《诗经·大雅·江汉》和一些青铜器铭文上有记载。南征淮夷，不仅安定了南边地区，免除了后顾之忧，还在经济上充实了国家财政收入，为征伐猃狁创造了条件。
北伐猃狁：猃狁离周王朝京师较近，威胁尤大。周宣王命南仲筑城朔方，又命尹吉甫率师出征。《诗经·小雅·六月》和《出车》记载了其情况。《兮甲盘》和《虢季子白盘》记载了其获胜的情况。终于解除了猃狁的威胁。
征伐荆蛮：周宣王令方叔率师讨伐对周形成威胁的荆蛮。《诗经·小雅·采芑》记载了其情况，暂时地遏制了荆楚的发展势头，稳定了周对南方的各方国的统治。
出击西戎：西方的戎族，也即是猃狁，分支众多，势力雄厚，周宣王召秦仲之子庄公兄弟五人，拨给七千名士兵，让他们继续征讨西戎，终于迫使西戎退却，扭转了一贯失败的战局。这既解除了西方戎狄对周的威胁，也为秦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
征伐徐方：徐方，是淮夷中的一支，位处在淮水之北，叛而不归顺王室，周宣王亲自率军出征徐方。《诗经·小雅·常武》中有记载。
与此同时，周宣王在谢地（今河南南阳）建成了以他的舅父申伯为首的防线，在北方韩城（一说今陕西韩城，一说东北地区）建成了以韩侯为首的防线，西方有秦庄公兄弟进行防守，周宣王使危机四伏的周朝再次回光返照，形成了所谓宣王中兴。
宣王中兴，形成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即每当一个王朝、皇朝走向衰微时，总有人希望有周宣王式的人物再世，而且确实也有些君主挽救危局，使皇朝衰微而复振，很多中兴的帝王也与宣字有关系。汉室帝刘询、陈宣帝陈顼、康宣宗李忱、明宣宗朱瞻基。当然，也有些想中兴而未能中兴的君主，也称为宣宗，金宣宗完颜询南逃迁都，清宣宗旻宁举棋不定，丧权辱国。可以说，周宣王作为西周中兴君主，而成为历代中兴的楷模。中兴有三种：一是旧皇朝灭亡，重建后仍用前朝的名称为中兴，如少康、光武。二是朝代中后期，如武丁、汉昭室。三是编安的讳称，晋中兴、建炎中兴。（中兴是中国历代的一种现象，表明统治者又有能力进行自我调整，然而发展到鼎盛，而取得暂时平静，象少康中兴、商武丁中兴、汉昭宣中兴。）
当然，在对外征战方面，周宣王打了一些胜仗，但也打了一些败仗，尤其到了周宣王晚年，在讨伐太原戎，条戎和奔戎中，都遭失败，特别三十九年（前789年）千亩之战大败，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周王朝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5、宣王改革不籍千亩：周宣王时，旧制度千孔百疮，面临着严重危机，前面我们说过公田和私田，私田是农民自己耕种的土地，公田要靠借助民力来耕种，所以又称为“藉田”，在藉田上举行始耕典礼，为藉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所种私田上的收入，就能维持生活了，对于耕种公田也没有什么兴趣了，造成了公田的荒芜。周宣王继位之后，就宣布不籍千亩，即不再举行藉田礼，引起了大臣虢文公的强烈反对。理由讲得十分充分，但周宣王仍不行籍千亩之礼，就是不再干涉老百姓种公田事，这样实际上打破了公田与私田的界限，改变了借民力助耕公田以事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的办法，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土地、赋税制度变革的先河。
料民太原：由于奴隶逃亡，户口流离，直接由周王室和奴隶主掌握的劳动力和士兵越来越少，所以在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后，为了控制人口，增加兵源，周宣王不得不料民于太原。所谓“料民”，料，数也。也就是由国家清点户口、人数，搜捕逃亡的奴隶，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这种工作在奴隶制兴盛时期是不需要的，因为奴隶数字等情况，是掌握在各级奴隶主手中，无须料民就清楚。现在不行，只有登记才能清楚，大臣仲山父劝周宣王不要料民，因为这样，显得王室外强中干，要出现祸乱。这件事为奴隶主和奴隶所反对是没有问题，但都有进步意义。此事开启了各国各朝由政府清查户口的先河，但也标志着社会危机的演化。
周宣王在西周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些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政策，给衰亡的周王朝注入了新鲜活力，使周王朝一度中兴。但在病毒满身的肌体上，注入一些新的药液，其效能很快被其他病菌所吞蚀而失败，因此，修修补补消除不了旧制度的根本弊端。同时，腐朽的旧的土壤上，进行顺应历史发展的政策，虽然其本意是维护旧制度，并可一时可收到成效，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则不是巩固旧的制度，而是为新制度的产生鸣锣开道。这样，新的因素与旧的体系的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仅进行某方面的改革是不解决问题的，而是呼唤着全面改革的到来，否则，社会危机只会加剧而不会转入安定太平。从清末的新政和西欧封建末期的政策，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6、幽王亡周周宣王死后，其子宫涅继位，是为周幽王。宗周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天灾人祸，纷纷而至，但周幽王不但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以满足其奢侈无度的享受。任用贪财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政治更为黑暗，激起了国人更强烈的不满。
幽王宠爱妃子褒姒，烽火以戏诸侯。昏庸残暴。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胡作非为，废申后立褒姒为王后，同时把已立为太子的申后的儿子宜臼废去，改令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遭到大臣的反对，但还一意孤行。又出兵伐申国，即申后娘家，太子宜臼的外祖父家。申侯忍无可忍，在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联合各国和西方的犬戎，举兵进攻宗周，幽王和太子伯服被杀死，褒姒被俘虏而去。
幽王死后，申侯、鲁侯和许文公在申国拥立太子宜臼为平王，同时虢公翰又于携地立周王子余臣为王，形成二王并立的局面，这时，晋、卫、秦、郑等国联兵讨平了犬戎之乱，但关中破坏，镐京残破，于是第二年（前770年），晋、郑、卫、秦等以武力护送平王东迁雒邑，史称东周，到此西周灭亡。
《诗经·小雅·正月》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成为中国的女祸说，夏亡有妹喜，商亡有妲已，周亡有褒姒。其实，不仅不在于女后，也不全在于君主，是那个王朝到了腐朽时期，并非哪个人使他灭亡了，是因为它已到了瓜熟蒂落之时。
西周从武王伐纣到平王东迁，历经十二个君主，约280余年。
第三章 参考书前面所列的很多参考书，仍可作参考，如范老、郭老、翦老等书，金景芳、黎虎等人的书均可用。王明阁《先秦史》、吕恩勉《先秦史》等均可用，现再补充几本。
1、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8月，共十三部，有古代东亚大陆与中国原始社会，古史传说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建立及夏商周事，春秋霸业，魏齐争霸与合纵连横，商鞅变法，先秦的两种公社和学术思想。附录：《中国史稿》第一册批语，由其弟子整理。
2、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主要讲周代社会性质，怎样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与劳动者身份，典章制度，意识形态考察周代社会性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附录了8篇论文。
3、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
4、《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其中有关的是《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西周与东周》、《周朝的氏族制与拓陇族的前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和地主制》。
5、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
6、容庚《全文编》，中华书局1984年。
7、容庚等《殷周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年。
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解》科学出版社1957年。
9、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
10、陕西考古所《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到四，文物1979-1983年
11、王宇信《西周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
12、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
13、殷涤非《商周考古简编》黄山书社1987年
14、上海博物馆本书编写组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1987-
15、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
16、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1990年
17、唐嘉弘《先秦史论集》（徐中舒教授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1990年
18、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0、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
第四章 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瓦解
（前770年——前476年）
春秋，从公元前770年开如，到公元前476年为止，这段295年的历史称为春秋。《春秋》本是孔子编辑的鲁国的史书名称。这部书上起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讫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时代上限差49年，下限差6年，但大体相合；因为整个春秋时期，东周国君越来越衰弱，根本不能号令诸侯，成为霸主之间争夺的一块招牌，在激烈的争霸过程中，而霸主又几经更换，不便于用哪一个国家的名号相称。再则，《春秋》名义上是鲁国历史，实际上纬事纵横以解经事之由，几乎涉及到春秋时代的所有国家，所以把西周后到战国前的这段历史，称作春秋。也有人称为晚周史、东周史。
从中国历史的划分来看，从大的方面，从社会发展史阶段划分，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小的发展阶段，在大一统时期以朝代为名，如秦汉、隋唐，而在分裂时期，则以综合性名词称呼，如三国，南北朝、十六国、五代十国等。所以从西周后天下无一统君主，也就称为春秋、战国。也有人称为东周。
对于春秋时代的社会性质，有的学者认为①是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的时期；有的认为②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从战国开始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有的认为③是从比较落后的奴隶制向比较发达的奴隶制转变时期，当然，还有别的看法，史学界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的讲义采用郭沫若的观点“战国封建说”，春秋是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史书之所称为春秋是节取“春夏秋冬”四字中的“春秋”二字，春秋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
年代起止：
1、前482年，《春秋》结束。
2、前476年，《史记》
3、前403年，三家分晋。）
第一节 王室衰微和大国争霸
一、春秋初年的政治形势政治形势的特点：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统治的地区很小，力量很弱；而诸侯国的力量日益强盛，郑、齐、晋、秦、楚、吴、越等国相继称霸于中原。周王名义上保留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根本号令不了诸侯，有的诸侯公然和周王进行战争；有的诸侯名义上打着“尊王”的旗帜，实际上是要把周王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争夺指挥诸侯的霸权。周王变成了霸主的傀儡，各国君主执掌政权。
二、大国争霸春秋五霸：①《白虎通·号》：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②赵歧《孟子注·告子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③《荀子·王霸注》：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般以第二种较为流行。
但我们讲课，不是仅讲春秋五霸，而是要讲大国争霸，因此，范围要比春秋五霸要大些。
1、郑庄公小霸其原因在于，郑国所处的是交通发达、四通八达的中原地区的中心，有利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四周是一些弱小的国家，北面的晋国还没有兴起，南面的楚国还没有发展到中原地区，齐、秦离它较远，也威胁不了它。西面是东周王室，郑国君主是王室的卿士，又协助周平王东迁有功，是政治地位很高的王臣，常常可代表周王讲话，这样的形势客观上为郑国的霸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郑庄公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君主，采取了一些有利的措施，成就了霸业，通过“克段于鄢”，加强了权力，巩固了郑国的统一，联合与国齐、鲁，兼并许国，迅速向外发展势力，成为强国。过程中的事件，周郑交质，郑伯射中周桓王肩（繻葛之战），出兵救齐。这些事使周王威信扫地，失去了天下共主、号令诸侯的地位，打开了大国争霸的序幕。
2、齐桓霸业齐桓公任用管仲，管仲政策—－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改革赋税制度，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增加财源。在内政方面，划分为21乡，工商6乡，士农15乡，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各专其业，不许杂处，世代相袭。在军事方面，作内政而尊军令，五乡一军，士农15乡分为三军3万人，使军队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平时加强训练，战时国君直接指挥，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齐桓公霸业的口号：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崇周王室，攘夷，即是驱逐夷、狄少数氏族势力。这是因为周王室还有影响，名义是天下共主和宗法上的大宗，不尊重就不能得到各国的同情和支持，要攘夷就要树立一面中原各国共同拥护的旗帜，用“尊王”的旗帜来团结各诸侯国共同攘夷，是当时形势的要求。攘夷的表现：北攻戎狄，存邢救卫，攻山戎救燕，解郑围、攻蔡国与楚立盟。辅佐王室，保卫周惠王太子郑（后为周襄王）。公元前651年（周襄王元年）的葵丘之会是齐桓公称霸的顶峰。
3、宋襄图霸宋襄公性情凶狠残忍，欺凌小国，却偏要作出仁义的样子；自己国力不行，却硬要充当霸主；明知楚国厉害，却异想天开想叫楚国听从自己使唤，敌国大军压境，还要侈谈仁义。
宋襄公立齐桓公公子昭为齐孝公，抓滕国国君婴齐，杀邾国君主祭社与楚成王会盟被执，复进攻郑国，被楚王打败，箭中股，全军覆灭。
4、晋文霸业晋献公灭诸公子，集大权于国君，结束内患，扩张土地。晚年内乱，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归国为君主。晋文公加强了军队和君权，重用贤臣，免债轻赋，救贫济弱，发展农商事业。尊王，平定周太叔带，护送周襄王回洛邑。晋文公利用晋国是姬姓诸侯大国的有利地位，把周天子作为招牌，推行霸业。他利用楚攻宋的机会，攻曹、卫以解宋国，努力争取齐、秦两个大国的支援，以退为进，在成濮大败楚军。使中原小国摆脱了楚国的控制，归服晋国。在践土（河南原阳西南）会盟诸侯，被周襄王正式册封为霸主，成就了取威定霸的业绩。
5、秦穆霸西戎秦本是小国，秦穆公（前659-621年）雄心勃勃想从狭窄的关中地区走出来，称霸中原。他招徕任用出身比较低贱而有贤能的人为秦国服务：百里奚、蹇叔、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与晋结姻：娶晋献公的女儿为妻，助晋惠公回国为君，资助粮食，立晋文公。但立晋文公的结果，是晋国的强盛挡作自己前进的道路。出兵伐郑，弦高犒师，袭滑国，殽山之役全军覆没，三次出击才得胜。东进受阻，回过头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独霸西戎。周王派召公送秦穆公12只金鼓，表示祝贺。
6、楚庄问鼎楚庄王三年不语，一鸣惊人。之后，平定若敖氏，任用隐士孙叔敖。公元前606年（周宣王元年），问鼎轻重。王孙满讲：在德不在鼎，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楚庄王只得回军。邲（河南荥阳东北）之战中，楚庄王善于采纳合理的意见，君臣上下比较团结，士气较高。而晋军并不是实力不如楚军，而是由于将帅不和，步调不一致，各自逞能，不能协作，军心涣散而失败。结果楚军大胜，威名大振。过了两年，楚庄王又借口宋国杀了楚使者而出兵围宋一年多，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最后华元与楚讲和，楚国撤军。晋国因为力不从心，只好置之不理，让楚国占了便宜。这时中原各国除了晋、齐、秦、鲁等国，差不多都尊楚庄为主。
7、弭兵之会晋、楚争霸各有长短。从军事上看，前632年城濮之战，晋胜；前597年邲之战，楚胜；前575年鄂陵之战，晋胜；前557年湛阪之战，晋胜。四战晋三胜一负，楚三败一胜。晋能用其他国的人才，不易闹割据。从经济上讲，晋有盐池之利，实力雄厚，地理条件优越，又有北方各族小国的土地供其兼并；不利因素是卿、大夫势力崛起，公室衰落，受齐、秦牵制。楚国受西周分封制、等级制、宗法制影响较小，楚庄王消灭了若敖氏使王权集中，君主有作为，国家比较统一。郡县制出现得较早，经济上发展较快，周围多部落小国，容易兼并，扩大疆土；不利因素是被视为蛮夷，吴国兴起后构成威胁。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晋、楚各有长处短处，谁都难靠一、两次战争来吃掉对方，双方打得筋疲力尽；争霸又激化了本国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各国无力外顾，于是出现了弭兵的活动。
华元弭兵：宋华元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闻晋、楚有媾和意，遂赴楚、赴晋，以促成楚晋结盟。公元前579年（周简王七年），晋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盟于宋西门之外，曰：楚、晋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晋楚既盟，卫、鲁、郑之君赴晋受命。但这次盟约很快被楚国所摧毁。
向戌弭兵：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看到楚、晋两国打不下去，各诸侯国疲于奔命，于是奔走于晋、楚之间，在宋都召开了有楚、晋、齐、鲁、郑、卫、宋、许等十几国参加的弭兵大会，由楚国主盟。会议规定以晋、楚为首，各国共订盟约，不要打仗：晋、楚共为盟主，自后中小国家对晋、楚同时朝贡；齐、秦分别同晋、楚联盟，不向晋、楚朝贡。这次弭兵的结果，实际上是晋、楚平分霸权，为各国统治者提供喘息和备战的时机，并没有消除战祸。但是客观上也为中原以后40多年中战争减少创造了条件，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新兴势力的夺权斗争。
8、吴国北上争霸吴国政治中心在吴（今江苏苏州）。吴在晋的帮助下强大起来，屡次攻打吴、楚间的小国，使楚国忙于应战，疲于奔命。吴王阖闾执政后，以伍子胥为辅佐，任命孙武为将军。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与唐、蔡联军攻入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纪南城），楚昭王逃走。后由于楚向秦求来救兵和吴王弟夫概称王，吴军被秦军击败。吴王阖闾被越将灵浮姑用戈击伤而亡，其子夫差击败越国，勾践称臣。勾践北上称霸中原，公元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吴王夫差大会诸侯于黄池，达到了称霸的目的。
9、越王图霸越国，是古代越人建立的国家。传说是大禹的后代，为少康所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不可信）。到越王允常和他的儿子勾践时，开始兴盛起来，也想效法中原诸国称霸，但越国北方是比它强大得多的吴国，越国要北上，首先要消灭吴国，这是吴越争霸的原因。槜李（浙江嘉兴）之战中，越败吴军，吴王阖闾伤指死，吴王夫差立志复仇。公元前494年，灭勾践于会稽，勾践屈服于吴国。勾践任用大夫文种、范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多次攻吴。在公元前473年，大破吴国，夫差自杀。勾践带兵北上，在徐州（今山东滕县）大会诸侯，各国都听从了他的号令。周元王正式派人赐给勾践祭肉，命他为霸主。勾践成就了霸业，越国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的国家。
三、大国争霸的实质和意义大国争霸，是奴隶制接近衰亡的反映。尊王攘夷的口号，具有维护奴隶制秩序的含义。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利用这一口号作为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手段。
历史意义：
春秋时代的大国争霸，对社会有很大影响，主要反映在：加深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在客观上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奴隶制的瓦解与封建制因素的增长。
第二节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铁器的使用恶金与美金：春秋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之一，是铁器的使用。由于铁器色黑、粗陋，不象青铜那样漂亮，所以当时被称为恶金，青铜则被称为美金。
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已证明春秋时期铁器有了广泛的应用。
铁器的应用，为兴修水利、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深耕细作提供了工具，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2、牛耕的推广饲养牛、马、羊等牲畜，从原始社会早期已经有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王亥服牛，饲养使用家牛，牛和马主要是用来拉车、运货、经商，进入奴隶社会，国王和贵族用牛作为祭礼上帝祖先的祭品，是牛的主要用途。甲骨文中有类似“犂”的形状的字，象用牛耕田的形象，文字结构往往反映了社会生活，牛耕始于商代，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时主要是作为宗庙之牺，用于耕田不普遍，对生产力还没发生重大影响。到了春秋时代，牛耕进一步推广，从孔子弟子的姓名也可看出，冉耕字伯牛，可马耕字子牛（《史记·仲尼弟子传》），晋国大力士牛子耕，以及“犂牛之子骍且角”（《论语·雍也》）等资料中，可见犁与牛连用。申叔时劝楚庄王灭陈时，用牵牛过田，田主夺牛为例来劝阻。“宗庙之牺，为畎每之勤”，意思是宗庙中作为牺牲的牛现在变成了田地里耕作的劳动力，反映了牛耕的推广。到了战国时，秦国也用牛耕。西汉时中央官吏把牛耕推广到边远地区，牛耕逐渐在整个中华大地上推广开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3、水利事业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进，促进了水利灌溉带来的发展，郑子产治理田的封疆，开挖灌溉沟渠。公孙敖主持兴修芍陂。桔槔汲水。
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剩余产品增加。
二、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1、井田制的破坏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许多荒地、旷土隙田开辟出来，成为庐田庑舍，而井田却由于民不肯尽力而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奴隶主却尽力驱逐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西周末期以来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这是钻空子，在一种新的社会事物产生时，往往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相当宽松，因而能得以充分获得利益，当各种人物都从事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制约措施也就相继出台了。
各国诸侯对土地特别重视，这也是大国争霸的主要目的，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诸侯掌握了过去由周天子所独有的向臣民赐田的特权。有权赐也有权夺回，发生了争田、取田、赂田、疆田、归田事件。“田里不鬻”的格局出现了缺口，土地关系正走向私有化道路。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井田崩溃过程也先后不一。井田崩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封建关系的产生封建生产关系，是从失去土地的劳动者向土地所有者依附开始的。公元前545年（周灵王二十七年）申鲜虞因齐国内乱，逃亡于楚，“仆赁于野”，便深刻显示了这种新的土地关系。说明：封建土地关系产生于野鄙之中，亦即在“野”、“鄙”之中集中了更多的土地所有者，既包括了野鄙中的奴隶主，但更多的是属于村社成员的“民”或“氓”，而后者大约是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主要来源。这种是土地所有者同劳动者之间为“赁”的关系，而不是“奴”的关系，之所以称为“仆”、“赁于野”，恰好说明了这种新的土地关系还带有奴隶制的母斑。
封建关系的发展，同劳役制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新的封建关系以及代表这种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能够适应个体生产的发展，这就迫使奴隶主阶级中一些人，不得不变换其剥削方法，采用新的封建剥削方法，而这些奴隶主也随之转变为新的封建地主了。在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形成之前，奴隶主自动地向封建主转化是极为困难的，虽然奴隶制度的统治危机已经暴露。……在奴隶占有制的母体内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得越快越广泛，就越有促使奴隶主向封建主转变，奴隶主越向封建主转变，就越能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阵营。春秋战国之交，就是处于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新的阶级：自耕农、地主阶级、农奴。
自耕农的出现：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
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出来的。有的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有的是从平民乃至郡人中上升而成的。
自耕农和地主阶级从此以后逐渐孕育成长起来。
3、赋税制度的变化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
晋国的作受田、作州兵。
鲁国的初税亩，一般解释为履亩而税。公元前594年（周定王十三年），对公私土地一律按亩征税，实际上取消了公、私田的差别。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存在。
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90年，以丘为单位征发军赋。
楚国书土田，公元前548年。
郑国作丘赋，公元前538年。
按丘出赋与依田亩征收赋税，不仅反映了国野差别的渐趋消灭，也反映了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
4、独立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出现手工业具有地方特色，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
社会分工的扩大，商业也日趋活跃。
春秋初年，政府制定了通商惠工的政策。
同时，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由工商食官向独立私营手工业和手工业者方向转变。一般的在自己家内从事生产，也有的在城市市场内设立作坊店铺。新兴商人阶层也日益活跃。有些商人，不仅是货殖的能手，而且在政治上也非常活跃，如子贡。著名的商人范蠡三致千金，称为陶朱公。《计然》为经商生意经。
货币：随着商业发展，出现了金属货币。
著名的手工业者有鲁班，发明了墨斗弯钩和曲尺、铁锯，还有云梯，是“木工始祖” 。
春秋时代，手工业者的身份开始改变，这是与农业中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和商业的空前繁荣是相适应的。
第三节 人民的反抗和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
1、征敛无度
《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景公“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
2、生活腐朽堕落晋厉王从宫墙用弹公打人，厚敛以彫墙。生活是：“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暴虐淫从，肆行非度。”（《左传·昭公二十年》）
3、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一是兵役，“王事靡盬，不能贡黍。”二是战争对中小国家带来的灾难，及小国对大国的奉献繁重。
二、人民的反抗斗争
1、民溃事件奴隶和平民采取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齐国征发十国庶民到鄫（今山东枣庄市）筑城，以“各有礼”而民逃亡。梁国筑城民溃，邢、蔡、沈、莒等小国也有民溃。
2、师溃事件师溃：奴隶主贵族军队的逃散。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六月，王子朝之师攻瑕攻杏，皆溃。楚灵王师溃。
3、手工工匠的反抗公元前478年，卫国工匠起来反抗，包围卫庄公的宫门，卫庄公被戌州己氏杀死。（参见讲义157页）
4、国人干政（国人暴动）
赶走卫侯，杀莒纪公，郑杀伯有（公孙墨），宋强宗大侯华臣因追疯狗而逃亡。瓦解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迫切要求得到政治上的权力，展开了夺权斗争。
1、鲁三桓与公室的斗争鲁桓公的后裔：季孙、叔孙、孟孙，称为三桓。公室卑，三桓强。三分公室，作三军，三家各得其一。四分公室，变三军为二军，把鲁国土地民众分为四份，季孙得其二，独掌一军，叔孙、孟孙各取一分，合掌一军。鲁昭公、鲁哀公，被迫逃往国外。这是在公族内部进行的，带有浓厚的妥协色彩，与齐、晋新兴地主夺权有区别。
2、田氏代齐田氏在齐立足，在经济、政治上的强大和掌握实权。田桓子联合鲍氏与旧势力斗争，赶跑栾、高二氏。田乞杀高昭子，赶走国惠子，自立为相，控制了刚刚继位的齐悼公，掌握了政治、军事大权。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在公元前476年把政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公元前386年，田和列为诸侯，完成了田氏代齐。
3、三家分晋晋献公大批屠杀许多近亲，晋文公时规定：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土地与职位，这样在晋国就没有公族了，一切权力渐归异支和异姓的卿大夫贵族去支配。后来，晋国又让卿族（卿大夫的家族）代替公族，诸卿大夫的势力不断扩大，首先他们与公室斗争，六卿去栾氏，烧斐豹丹书，形成了韩、魏、赵、范、知、中行六家。在同晋旧贵族作斗争的同时，内部也开始斗争。最后，韩、魏、赵胜利，三家平分（公元前438年），到前403年成为诸侯，前376年废晋君为百姓。由于韩、赵、魏都出自晋，所以统称三国为三晋。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文化
春秋时代，是新旧更替的时代，一方面新的萌芽已经产生，另一方面旧的东西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了在思想上既有的新的因素，也保留着旧的痕迹。
一、轻天重民思想的形成与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
1、天道与人事因为周天子虽然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名号，但实际上已失去了本来的权威。天上的上帝，是人间帝王的反映，地上周天子的衰微，也就造成了人们对天的怀疑，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周内史叔兴和郑国申繻说：“吉凶由人”、“妖由人兴”。郑子产讲：“天道远，人事迩，非所及也。”
天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上次讲过，讲义上也有，大家参考一下即可。
随着对宗教性的天神信仰的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现实，使人们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
出现了老子和孔子。
二、老子和《道德经》
1、老子其人、其书生卒年不可考，籍贯有楚国岩县（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陈国相人、宋国相人三说。书《道德经》，帛书是《德道经》。
西汉时，黄老之学曾是统治思想，东汉时为老子建庙祭祀，三国南北朝时被奉为道教始祖，唐朝时被奉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元朝时道教盛行，明嘉靖皇帝信奉道教。
2、哲学思想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是至上权威，先天地而生。道生一，一是至等无偶，一生二，二是阴阳二气，二生三，三是均适状态。三生万物，各种各样的东西产生出来。
这是朴素辩证法，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对立和统一，也包含着客观事物的相互转化，物极必反，调和矛盾，以不变应万变。老子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
3、政治主张主张无为而治，宣扬使民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
4、其他方面兵法、阴谋
三、孔子和《论语》
1、儒家渊源从甲骨文看，儒家的本义是沐浴濡身，这是由于儒的本职是为人相礼，祭祖事神，必须经常斋戒沐浴，这是儒者的突出的特点。甲骨文中的材料，可以作为商朝有儒存在的证据。甲骨文中有丘儒、儒师。周代的儒者从事大宾大祭的活动，逐渐减少察解神怪的巫术性质的活动。孔子改造儒的形象，发挥儒家的教育作用，讲习诗书礼乐等传统文化知识，使儒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发生了变化。从孔子后，人们不敢以儒为戏，儒形成了一个学派，孔子就成了祖师，开山人。
2、孔子生平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19年），名丘，字仲属，其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司马，被华督杀掉，其子逃奔到晋国避难，定居于鲁。三岁丧父，生活贫困，当过小官，一生坎坷不得志。
3、政治思想（伦理哲学）
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主张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手段就是正名，同时把德礼作为首要的手段。
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
4、天命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不怨天，不尤人，听从天命，敬畏天命，但却怀疑鬼神，敬而远之。
5、教育思想、方法办教育，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主张有教无类。
学习要有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耻下问，教学相长。
教育方法：学与思的关系，学习与复习的关系，独立思考，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因材施教。
6、文献整理为了教学的需要，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
7、后世影响当时孔子是一个学者、教育家。汉代被称为素王，唐高祖封为大成至圣文定王。子孙成为衍圣公。
《论语》，是弟子的记录，历代有人研究，唐朝被列入为十二经中，记为十三经的一部。赵普讲，靠半部论语治天下。日本人说现代人就是《论语》加电子计算机。
四、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数学：运用数字知识于城市建筑，土地测量与赋役征收、年龄计算等方面。
天文历法：《春秋》日月食记录非常详实，在242年间有37次记录，书中35次已证明是准确的。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记录：有星孛入于北斗。是最早的关于哈雷慧星的记录。《左传》记载：133年间48次闰月，失闰一次，共合计闰月49次。19年7闰比欧洲早一百六七十年。
建筑机械：前面在讲手工业时已讲过，不重复。
医学：药物有100多种，方法有切脉、望色、听音、（观）形等。著名医生有医和、医缓。
第四章 参考书前面所讲的参考书依然仍可作参考，现在简单介绍几种：
1、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
本书是童书业在《春秋史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1946年开明书店曾出版过。
2、钱宗范等《春秋战国史话》，北京出版社1981年12月。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失秦》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
4、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两部分：第一部以国划分，第二部分以器物青铜器、铜镜、铁器。
5、《左传》
6、《国语》
7、《老子》
8、《论语》
第五章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
（前475年——前221年）
战国时代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止，共计254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
在当时就有战国一词：“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事也”（《战国策·楚策二》）。“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赵策三》），可见当时把七个大国：秦、齐、楚、燕、韩、赵、魏中的任何一国，都可叫做战国，到西汉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说：“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还没有作为时代的名称。到西汉成帝时刘向编辑《战国策》，他说：“并大兼小，暴师经发，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战国策·叙》），从此以后战国成为时代称谓。
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代，七个大国并峙称雄，合纵连横，争战不断。兼并战国的结果是统归于秦。这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时代。从春秋到战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新的根本的变化。还是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国家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过渡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完成了这个历史的转变。总之，上承春秋，下迄秦，完成了从诸侯割据称雄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转变。
第一节 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
一、魏国李悝变法魏国在战国初年的魏文侯（前445-前396年）时期，进行了改革，他招纳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前后有子夏、田子公、段干木、吴起、西门豹等一批人帮他治国，其中尤以李悝变法影响为大。
李悝（约前455-约前395年），公元前422年被任命为相，实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
1、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封建官僚制度。按着“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削弱贵族特权，建立封建官僚制度。
官僚：广义地讲统治阶级国家的国官吏都可以称为官僚。在贵族制下，大夫或士以上的人才能称为官，庶民或奴隶出身的家臣是不在官的范围之内的。《周礼·春官·大宗伯》：“六命赐官。”郑玄注：“使保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诸侯。”《礼记·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孔颖达疏：“其诸侯以下，设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僚与官同义，同官又称同僚。《左传·文公七年》：“同官为僚。”僚，在春秋时代还是对奴隶的一种称谓。《左传·昭公七年》：“隶臣僚，僚臣仆。”孔颖达疏：“僚，劳也，共劳事也。”官僚组成为一个词，初见于《国语·鲁语下》：“今吾子之教官僚。”韦昭注：“此景伯之属下僚耳，非同官之僚也。”官僚实即官奴。官僚制是从君主的家臣发展出来的，就其实质而言，所有的官僚都不过是君主的奴才。
官僚制与世袭制的区别：①官僚是由君主随时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的奴仆；②官僚领取俸禄而没有世袭的封地；③君主授予官僚权力，是用印、符、节作为信物，授予这类信物就有权，一旦收回就失去了权力；④对官僚进行监督和考核，立功者赏，有过失或犯罪者给予惩罚。
2、推行尽地力之教尽地力，并不单纯指发展农业生产，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次革命。他针对当时残存的井田制，提出了“废沟洫”的主张，铲除了井田的疆界，有利于水利建设的发展，使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了支配地位，解放了生产力，为各国的变法开创了先例。他指出：“农事害，则讥之本也。”因此勤劳耕种与经营不善关系甚大。他提出根据土地好坏分给每个农民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或二百亩土地，鼓励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增加粮食生产，从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
3、实行平籴法平籴法，就是年成好的时侯，政府以平价收购粮食为储备，保证粮价不至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暴涨，用“收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来平衡粮食价格。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粮价，造成“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以稳定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经济基础。
4、作《法经》
李悝认为：统治者的政事，最要紧的是对付“盗、贼”，所以《盗法》和《贼法》列为头两篇。盗贼必须在监狱中囚禁起来，所以又有《囚法》。囚禁必须捕捉，所以又有了《捕法》。除了盗贼之外，惩治盗取兵符官印，议论国家法令、越城逃跑、赌博、官吏贪污等为《杂法》。凡是违犯了上述法令，还要根据各自情况，加重刑罚或减轻刑罚的称为《具法》。《法经》六篇，是李悝调查研究了各个诸侯国的法律，集其大成，才制定的这部法典，是现在可考的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地主阶级的成文法。
此外，魏文侯还任用吴起进行了军事改革，制定标准，严格挑选训练和考核，分类编制，交互使用，互相配合，后人称为武卒制。
二、楚国吴起变法背景：楚国衰落，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吴起（约前440年－约前381年），卫国人，在卫国谋求发展不成，投奔鲁国，在曾申门下学习，取齐田居儿为妻，因未回家奔母丧，曾子中断了师生关系。鲁穆公用他为将，他杀妻求将。到魏后参与李悝变法。前383年，因与商文争相失败，投奔楚国。变法内容是：
1、明法申令：即制定一系列法律并公开宣布，对各级官府的命令严加审查，实行层层监督，以保证新法的贯彻执行。
2、收夺爵禄：凡是封君过三代的就收回其爵禄，废除公族中疏远者的特殊待遇，把一些旧贵族迁移到荒凉的地区。
3、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到训练军队上。
4、整顿吏治，堵塞私门：要求官吏私不害公，行义不计毁誉，一心为地主政权效力。
变法的作用与失败。（参见讲义182-183页）。
三、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社会：前408年“初租禾”，奉献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贵族后裔，姓姬，氏公孙，以国为氏称卫鞅，以封邑为氏称商，鞅是其名。是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好刑名之学，为痤所欣赏，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不用，建议杀之。闻秦孝公求贤令而西入秦。通过孝公宠臣景监见秦孝公，谈帝道、王道；孝公欲睡，谈霸道，稍表欣赏；谈强国之术，两人促膝谈心。战胜了甘龙、杜贽的反对，徙木赏金（南门徒木）取得了人们的信任。从公元前359年（当时商鞅为客卿，一切变法措施由秦孝公来推动）开始变法。公元前356年，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大规模的变法。主要内容：
1、废井田，开阡陌封疆。
阡陌，是耕地的田界，原来每人有份田，都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地是大家的公田，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就对土地使用者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或大田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又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开阡陌封疆，就是破除旧的封疆阡陌，重新规划，不得私自移动。这样维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凡是有军功的，均可以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的奖赏。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的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可当五十石俸禄的官。制定了军功二十等爵，（1）公士；（2）上造；（3）簪象（又称谋人）；（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庶长；（18）大庶长；（19）关内侯；（20）彻侯。按爵位高低授予种种特权、减刑、服饰、坟墓。严格禁止私斗，违犯的各以轻重施刑大小。以此鼓励人们为国家作战，并产生了大批的自耕农和地主，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
3、重本抑末，奖励耕织当时把农业称为本业，是国富兵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商鞅对努力经营农业的免除赋役，而对从事商业或怠惰以致交不起租税的，没收为官奴婢。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为了增加税收，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另立门户，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否则，多交纳赋税。在客观上促使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经济的重要特征。一家一户成为生产经营单位，分家析产，使阶级经常在变动当中。
4、推行县制秦孝公以前存在县一级行政机构，但不普遍。商鞅变法普遍推行县制，万户以上县设令，不满万户的设长，俸禄由三万石到一千石不等，在县令、长以下设丞等，官吏领取国家俸禄，国君有权任免。这一套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成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雏形。
5、编造户籍，什伍连坐秦献公时就把人民用军事的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并登记在户籍上。商鞅变法规定得更详细、更严密：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五家互相监督告发奸人，告发者有赏，不告者有罪。由于人民编制于伍什之中，实行什伍连坐，因此较远的往来和留宿房舍（旅馆）均需有凭证。这种制度长期在中国实行，一直到民国年间的保甲制度均受其影响。
6、统一度量衡统一的方法：一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权、衡、丈、尺作统一规定。二是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如：“商鞅立升”，政府不断下令用标准器检验和校正各地的度量衡。其目的是要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对当时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改革了奴隶制旧制度，确立了封建制新制度，是重大的进步，对秦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东六国。
变法中的斗争与商鞅之死。（见讲义184-186页）
四、其他各国的政革
1、赵烈侯的改革倡仁义，行王道。采纳荀欣的建议，在用人、财政上进行改革。
2、韩昭侯的改革前355年，韩昭侯任用韩国京（今河南荥阳）人申不害为相，建立了“循功劳，视次第”的按功行赏制度，修术行道，国君平常要无为，不要暴露自己的欲望，有智慧和观察能力，使臣下揣摸不到君主的意图，而决策时要“独断”，这样，臣下就只能按君主的决定行事，各尽其职。君主则以静观考察臣下，任用官吏要使其称职，不许官吏越职为事，要经常监督和考察官吏，君主要操生杀大权。君主要用出其不意的办法，慑服臣下。这一套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但没有抓住主要问题，用“术”来处理政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因此，韩昭侯一死，韩国陷入混乱的局面，国力始终赶不上魏、赵两国。
3、齐威王的政策齐威王是田和的孙子，名叫田齐，九年不理政事。淳于髡以隐语谏王，邹忌鼓琴谏王。齐威王改革：（1）广开言路，提倡进谏；（2）赏罚分明，任用贤才，设立稷下之学。
4、燕国禅让的悲剧兹王哙让位于相国子之，太子平和将军市反对，齐宣王武装干涉。“赵国令公子职为燕昭王，燕昭王铸黄金台，出兵伐齐。
5、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前325年-前299年）是赵国第六个国王。赵国发展了骑兵，骑兵的扩大，要求对士兵的服装武进行相应政策，否则，就不适应作战的需要，因此，赵武灵王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胡服）。轻装的骑兵行动迅速，战斗力强，适合于北方草原地区作战，因而成为封建国家的一个重要兵种。沙丘之变。
6、改革的意义：
见讲义188页
五、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初步形成我们一般讲，中国封建社会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央集权，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君主专制是指君主与大臣的关系。这种制度的初步形成，就是在战国时期。
1、郡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郡县制度，产生于春秋时期。县，春秋初期是秦、楚、晋等国把兼并或没收的土地与小国改设为县，是由君主直接统治的区域。春秋中期以后各国设县逐渐多起来，最初的县设在边地，带有军事设防的性质。后来变成了一级行政区划。
郡，在春秋末期出现，最初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
郡和县的区别，开始时不在地域的大小，而在郡远而县近，郡荒凉而县富庶，所以这时郡的地位要比县低。晋国赵简子誓师说：“克故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战国时，除齐国外，各国都设立郡县。战国初，郡、县平行。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在楚和燕，都在郡下设县，成为郡县两级制。
郡、县制的推行，使各国（齐国除外，设都，设五都）形成了中央、郡、县、乡、里、邑、伍等一套比较系统和健全的金字塔式的行政机构，农民、奴隶和手工业者被压在最底层。郡县的官吏由中央委派，国君直接掌握着郡、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这样加强了中央集权。
2、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上次课，我们已经讲过官僚制和世卿世禄的区别，因此这里不再详细讲，大家参看讲义189-190页的内容，掌握中央文武分职，文以丞相为首，或以将军为长，这样既有利于各自发挥其长处，又分散了大臣的权力，有利于互相监督，便于国君控制。
官僚制度建立后，以俸禄为报酬，经常进行考核，并用玺、印、符作为任免官吏、传达教令、调遣军队、派遣使者的凭证。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战国时代，封建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农民的劳动兴趣和积极性比奴隶高，与手工业者一道成为封建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因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一、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农业立国的中原各国，在铁制工具发展的条件下，发挥了共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济作用。虽然处于七雄并立的局面，不可能联合起来兴修水利，而互相利用水势进攻敌国。但所修的水利工程还是有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
1、堤防的建筑齐、赵、魏各自治黄河修堤防，虽然是以邻为壑，但对保障多个局部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展农业生产还是有好处的。
2、开凿运河魏国的大沟—－鸿沟，使济、淮、泗和黄河贯通，在黄淮平原形成以鸿沟为主干，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完整的运河网—－鸿沟系统运河。有利于航运，国家统一，和农业发展。
3、农田灌溉工程西门豹治理漳河李冰都江堰郑国渠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1、铁制工具的进一步推广。
各地大量铁器出土，表明其广泛性。方法有所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
2、畜力耕田的推广除了牛耕外，还有马耕，地区更为广泛。
3、耕作技术的进步识别土壤，施肥技术，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4、粮食作物种类与分布由于各国土壤、气候等不同而种植不同的庄稼，粮食作物品种也有所不同。
5、农业方面的提高当时一石相当今60斤，从而可知，中国的农业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在当时已奠定了基础。
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1、手工业的发展种类：战国时代的手工业，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也有各国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
人员：有农民、手工业者、依附贫民、雇工（佃农）、奴隶、官奴。
技术：纺织业有新产品，并有地方特色。木工有规（圆规）、矩（曲尺）、绳（墨斗）、隐栝等。采矿、寻矿技术。
产品：琉璃（即玻璃）制作的璧、剑首、印玺等。
2、商业的发展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政府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征收各种税捐。
商人的种类：（1）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2）富商大贾，既有政治地位，又有雄厚的财力。战国时代商人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3、城市的兴起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齐国的临淄、燕下都、楚国的郢、定陶、赵国的邯郸。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城市从政治上统治农村，从经济上剥削农村。
4、货币关系的活跃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解放后发现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圜钱，流通于秦和东、西周等地；铜贝（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国还有铸金币：郢爰、陈爰。种类多、流通量大，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种类繁杂，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
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也风行起来。此外还有重农抑商政策。
总起来说，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但因社会改革不彻底，落后了，被秦国灭掉。
四、地主与农民战国时的三种社会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地主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矛盾。
主要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并且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1、地主的类型封建国君，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贵族食封地主：战国四大公子：齐孟尝君田文、赵平原君赵胜、魏信陵君魏无忌、楚春申君黄歇，他们有政治地位，经济上收取封地里的民户租税，又可放高利贷，家中养有食客，拥有奴隶，是地主中的保守阶层。
军功官僚地主：主要靠战功和政治才能获得土地、权力，来源有的是原来的将相，如魏国公叔痤一次得赏田四十万亩，王翦求田。有的用君主赏赐的钱购买田地，如赵括。
豪民地主：依靠经济手段起家，主要是大手工业主和大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布衣地主：自耕农通过做官或做买卖发财而购地成为地主。《吕氏春秋·博志篇》记赵国中牟自耕农宁越为摆脱种庄稼的劳苦，学习后当了西周君周威公的老师，得到不少土地，成了地主。
上述地主虽然在政治、经济上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共同组成社会的统治阶级，势力在不断扩大。
2、农民的类型公民：是当时农民的主要部分，由国家授田，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服徭役和兵役，有独立的经济和生产能力，但不能迁移，可以称为农民。
佃农：没有土地，但还有一些生产工具。租种地主的土地，是依附农民。
自耕农：一般著述在自耕农内，包括着公民，而我们的讲义一分为二。来源有二：一是士，二是立了军功。
雇农：不仅没有土地，连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种子也没有，只好出卖劳动力。
3、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受封建国家“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等各种赋税徭役的剥削，受高利贷的盘剥，横征暴敛，激化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反抗的方式：逃亡、聚众反抗。
第三节 各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封建诸侯割据和互相争战，是战国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的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
一、战国时代封建战争概述
1、武器的进步：表现在（1）钢铁武器种类品种日益增多。（2）弩机的发展，鲁班的云梯、钩拒。
2、兵种的变化：春秋时代主要是车兵，战国时代步兵和骑兵是主要兵种，车兵退居次要地位。
3、兵员增多：春秋时代，晋文公有三军二万余人，齐桓公有三万余人。战国时，秦、楚兵过百万，韩国最弱也有二十余万。
4、总的战争方式的变化：步骑兵的野战、包围战代替了车阵作战。因为兵员增多，补充兵力较易，战争也就带有持久、长期的性质。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交战国的经济、政治、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且决定于一国的民气了。进攻方式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武卒制、兵之后发而先至、迂回的战略开始应用。战争的指挥成为一种艺术，兵法比以前更讲究。春秋时代的军队，都由国君或卿大夫亲自鸣鼓指挥，到春秋与战国之际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
5、防御手段的进步：由于战争的频繁，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运动战略的开始运用，各国不得不防备敌人的突然进攻，因此防御手段也跟着进步。春秋时代作战避开困难的地形，战国时利用险要之地防御和进攻，加强了关塞亭障的防守。修筑了长城，中原地区有楚长城、齐长城、魏长城、中山长城、赵国南长城、燕国南长城。在边境地区有赵、燕、秦长城抵御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族。
6、军事学的发展孙武的军事理论，孙膑兵法，尉德、吴起、商鞅等均有军事著述。《汉书·艺文志》中把军事家分成兵权谋家、兵形势家讲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灵活性，兵阴阳家带有迷信色彩，兵技巧家讲武艺的训练和体育的锻炼。
7、战争的性质和发展的趋势性质：封建性的兼并战争。
发展趋势：从兼并战争逐步转化为统一战争，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
主要阶段：1、魏国称霸时期，六国互相混战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前334年，齐、魏是作战的焦点。2、东西角逐，山东六国抗齐、秦时期，从前333年到前231年，表现为秦齐对峙。3、秦赵大战；4、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国统一时期。
二、魏国独霸中原魏文侯时国力强盛，西攻秦，北攻中山，又联合韩、赵东攻齐国，三国联军又败楚军。
魏惠王巩固霸业的措施：①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②兴修水利，开发山泽；③外联赵、韩；④加强防备、控制交通。国力恢复，又成为诸侯的领袖。
魏、齐、赵、秦的战争。前353年，围魏救赵、桂陵之战、逢泽之会（公元前344年）。
齐、魏马陵之战减灶诱敌和魏国霸业的衰落。前342年魏攻韩，韩向齐求援，齐孙膑在马陵（炎城子陵山）大败魏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齐、秦、赵从东、西、北三面夹攻魏国。前340年，商鞅用计捉魏公子卬，大破魏军。魏惠王不得不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向齐威王屈膝约和，至尊为王，也就是“会徐州相王” 。齐威王也会诸侯，朝天子，代替魏国而称霸。
三、秦、齐对峙时期
1、合纵连横――外交战马陵之战后，形成了秦、齐两国东西对峙的局面，两国不断发动战争，为了争取与国，孤立敌国进行斗争。而魏、赵、韩等国，也分成联齐抗秦派和联秦抗齐派，各国之间的相互结约联盟不断变更，既没有稳定的朋友，也没有世代的仇敌，这种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结约活动，被称为“合纵”或“连横”。
所谓合纵连横，从地域上看，当时那些弱国是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为横。合纵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从策略上说，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是阻止强国兼并的策略。连横是“事（从属）一强以攻众弱”，是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它进行兼并的策略。随着兼并战争形势的变化，合纵连横的具体内容也跟着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到长平之战后，变成了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连横是六国分别投降秦国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纵横家，他们讲究权变，积极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鼓吹依靠合纵、连横的活动来称霸，来建立王业。他们重视依靠外力，不象法家那样从改革政治经济和谋求富国强兵入手，过分夸大了计谋策略的作用，把它看作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关键。张仪、公孙衍、苏秦等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一般人都认为：苏秦、张仪同为鬼谷子的学生，是合纵、连横的倡始者。苏秦比张仪大，是张仪的政敌，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这么说。1973年长河子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记载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却死于公元前310年，苏比张迟死26年。当张仪在秦国为相时，苏是个年轻的游说者，根本没有和张仪打过交道。张仪的对手是公孙衍，公孙衍是合纵说的倡始者。）
2、张仪、公孙衍的连横合纵魏惠王因为受齐、楚的打击，只好采用秦相张仪提出的魏与秦、韩联合攻齐的策略。公元前322年，用张仪为魏相，张仪推行的是“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魏惠王不肯听，秦出兵攻占魏的曲沃（山西闻喜东）、平周（山西介休县西），对各国威胁很大。因此，关东五国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公元前318年，魏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
公元前318年，公孙衍发起合纵，联合东方各国以抗秦，有五国伐秦之举，有三晋及燕、楚五国，楚怀王为纵长，燕、楚不热心，三国出兵。公元前317年，秦击败三国，随后，迫使韩国屈服，干涉魏的内政，令公子政为太子。
打败了五国伐秦后，秦暂时注意扩充后方，公元前316年，灭巴、蜀，获取了天府之国，对日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齐国在东方，也乘燕国内乱，于公元前314年，齐宣王出兵干涉，仅50天就攻下了燕国国都。但由于过于强暴，遭到燕国人民反对，只得从燕退出。又和楚结盟，互相支援，加强了齐和秦争雄的力量。
3、张仪拆散齐楚联盟齐楚联盟对秦是一种威胁，秦派张仪入楚游说，离间齐楚。张仪到楚国收买了贵族靳尚等，然后向楚怀王许意献出商斺之地六百里，使楚与齐断交。楚怀王不听屈原等人的劝告，与齐断交，当楚人向秦讨取土地时，秦国不给，楚怀王大怒，在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秦在丹阳（河南丹水北岸）大败楚军消灭八万，俘主将屈匄以下七十余人。进而占领了汉中，加强了关中和巴蜀的联系，免除了楚国对秦本土的威胁，使秦国国力更加强盛。楚怀王反击，又大败于蓝田，张仪的连横对秦的强大和以后完成统一全国的使命，有积极作用。
齐国也乘机与秦结盟，联合魏、韩进攻楚国，在垂沙大败楚军，宛、叶土地被魏、韩占领，使楚大受挫伤。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张仪邀请相会于秦，一直扣到死。
4、齐韩魏合纵攻秦和秦攻韩、魏公元前298年，齐约韩、魏合纵攻秦，赵、宋与秦联合，但赵、宋没有帮助秦国，齐韩魏经三年奋战攻入秦函谷关，迫使秦割地给韩、魏请和。
公地前294年，因齐孟尝君指使田甲劫王没有成功，逃到魏国为相。齐改变政策和秦、赵配合，想在秦赵支持下灭宋，秦也想在齐妥协后攻韩、魏。公元前293年，秦白起消灭魏、韩联军24万。前294年、前291年，秦连续攻韩、魏，韩、魏被迫献地求和。
5、苏秦合纵攻秦就在齐、秦争斗时，赵国得到发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灭中山国，成为齐、秦争夺土地的对手。为了对付赵国，公元前288年，秦怀王与齐湣王决定同时称东、西帝，并准备联合五国攻赵，三分赵国，约定了出兵日期。但这一计划被苏秦破坏，苏秦劝齐主动去帝号，用以孤立秦，拉各国反秦，以便乘机灭宋。齐湣王采纳了这一建议，联名燕、韩、赵、魏等国西攻秦，迫使秦昭王废帝请服，退还所攻占的赵、魏部分土地。
6、燕攻破齐国公元前286年，齐湣王灭宋（宋偃王当政），势力大振，引起三晋和楚的不安，秦乘机约各国攻齐。
五国合纵伐齐。公元前284年，乐毅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军队攻齐，占领了大部分土地，攻克齐国70余城，齐湣王被楚军杀死。后来因燕昭王死，惠王立，疑乐毅，用骑劼，齐国将军田单用火牛阵破燕军，恢复各国。但齐国受损失太大，从此一蹶不振，秦、齐对峙的局面打破了。
公元前278年，白起攻下楚国都城郢，楚被迫迁都，秦国势力发展到湖南一带，楚国也就削弱了。
四、秦、赵大战时期战国后期，魏、齐、楚各大国一个个地衰落下去了，唯独经过赵武灵王改革后的赵国还有相当的力量，成为秦的唯一劲敌，于是秦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赵国，兼并战争进入了秦、赵大战阶段。
1、范睢的远交近攻由于秦国大权掌在宣太后和其弟魏冉手中，出兵为魏冉扩大封地定陶，影响了秦国事业的发展。范睢主张远交近攻，对晋秦国远的齐、楚讲和，先把近的三晋攻下来，二是不仅要夺其地而要消灭其有生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削弱敌国，夺取统一战争的胜利。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十大军事原则，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秦昭王听取了他的建议，驱逐魏冉，用范睢为相。
2、赵、秦阏与之战前270年，秦中更胡阳攻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前269年，赵奢救援伪装不敢救的样子，利用间谍给秦军造成假象，然后以两日一夜的急行军赶到与阏于50里的地方驻扎，占领制高点，大破秦军。赵奢被封为马服君。
3、秦、赵长平之战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国上党郡与国都（河南新郑）的联系，韩国想献上党郡向秦讲和，但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请赵国发兵取上党郡。廉颇坚壁自守，白起、王龁进攻，相持三年。公元前260年，赵国换赵括为主将，败。四十万赵军被坑杀于长平，前后损失四十五万人。
4、邯郸之战公元前259年9月，秦派王陵率兵围邯郸。公元前257年，楚、魏准备救赵、魏信陵君魏无忌请如姬窃符救赵，赵平原君胜率20人赴楚求救兵。毛逐自荐。赵、楚、魏三国里外夹攻，大败秦军，秦将郑安平投降，秦相范睢被杀。
5、五国合纵攻秦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周赧王死后，挂名天子不复存在。前249年，灭东周，并在同时夺取的韩国成皋、荥阳等地设三川郡。公元前242年，秦夺取魏的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等地，设立东郡，与投靠秦国的齐地相连，把韩、赵、魏拦腰斩断。秦军距楚都陈（今河南准阳）仅160里，对东方各国威胁很大。前241年，楚、赵、韩、魏、燕五国合纵反秦，推楚为纵长，攻到蕞（今陕西临潼东），秦军反攻，楚军闻讯逃跑，各国军队纷纷撤退，这是最后一次合纵。
五、秦统一六国时期战争的性质，逐渐由诸侯兼并战争转为封建统一战争。当时，赵、魏、齐、楚、秦等国都想统一天下，但最后由秦统一了六国，这其中既有时代因素，也有秦国的客观条件。
1、秦统一六国时机的成熟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交流广泛。
其次，从民族关系来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个基本上有共同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具有共同风俗和习俗，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为主体的民族，在中国境内出现。
其三，各国各阶层各阶级的人都希望统一，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其四，经过兼并战争，秦国势力扩大，成为统一的中心力量。
秦国的条件：变法彻底，中央军权的政权巩固，经济发展快，军队战斗力强。从秦孝公，经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直到秦王政继位时六代123年，秦据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六的财富，秦国具备了统一的条件。
2、统一的经过秦王政公元前238年亲政后，从吕不韦、嫪毐手中夺回权力，听取李斯等人的意见，选择弱点正面突击，首先灭韩，再灭两翼，最后灭齐，完成统一。
灭韩：公元前230年，俘虏韩王安，置颖川郡。
灭赵：公元前229年，王翦攻赵，间谍降李牧，前228年，入邯郸，赵王迁降。
破燕：公元前226年，王翦破燕，燕王喜杀太子丹头献之。
灭魏：前225年，王贲用水攻破大梁，魏王投降。
灭楚：前224年，王翦灭楚。
灭燕代：前222年，王贲攻下辽东，俘燕王喜，破代城，俘虏代王嘉。
灭齐：前221年，王贲灭燕后灭齐统一的意义第四节 战国时期的文化
一、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1、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A、阶级基础：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如社会如何变革？在列国兼并战争中如何富强国存？都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愿望和要求，这样就形成了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条件。
B、人员准备：随着社会大变革，作为贵族下的士开始分化，有些士无田可食，失去原来职守，他们凭借六艺知识，或者成为传授知识的老师，或者成为举行典礼时的赞礼者，或者参加政治活动，谋求一官半职，总之，转化成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但都依附于某一个阶级，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他们到各国游说，或者著书立说，宣传自己及其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这样，他们就成了各阶级、阶层在思想上的代表人，就为百家争鸣准备了人员条件。
C、文化政策：战国时期是各国割据争雄的时代，作为统治者虽然有的曾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但各国发展不同，并没有全部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各国君主和统治者都以礼贤下士、招徕人才相标榜，以巩固其统治，因而形成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所以，当时的士可以各持一说，在诸侯之间奔走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的自由。在这种文化政策下，才有可能进行百家争鸣。
D、聚徒讲学：随着学在官府的改变，聚徒讲学成为当时的风尚，著名学者几乎没有不聚徒讲学的，而多数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这应使各个学派有了发展的机会。
战国时代的各个学派之间既互相批判问难，又互相影响吸收，名学派内部也在不断的分化，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各派都著书立说，这样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荀子称：“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荀子·解蔽》）西汉初年，司马谈把诸子百家归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作《六家要指》。西汉末年，刘歆又总括为十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收录189家4324篇，举成数为诸子百家。后来在四部分类中，成为一大类，经、史、子、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2、墨子和墨家墨子（约前468—约前376年），名翟，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他曾接受儒家教育，当过木匠，创立墨家学派。
墨家特点：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领袖称为巨子，所有墨者都听从其号令。他们热衷工艺技术，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是从手工业者、农民中上升起来的，占有一定财富但还没有脱离生产劳动的私有者。他们代表手工业者。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
墨子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核心是兼爱，认为社会上一切人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和”，因此反对战争，主张“非攻”。“非攻”和“兼爱”联在一起。“尚同”、“尚贤”是实现“兼爱”、“非攻”的具体办法。也就是要求打破阶级限制选拔贤才，实现统一。“节用”、“节莽”、“非乐”、“非命”，既是对当时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公大人”奢侈腐化生活和垄断政权的批判，也是墨子对自己“兼爱”贤人政治的具体设想。“节用”，反对王公大人奢侈腐化的生活。“节葬”，是反对儒家鼓吹的厚葬，认为贵族们厚葬成风是浪费社会财富。“非乐”，他生活俭朴，认为音乐、舞蹈都是无用的，主张“非乐”。他认为“农与工肆之人”都可以当官，反对“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命定论，主张“非命”。“天志”、“明鬼”，则是墨子宣传自己政治主张所利用的宗教迷信工具。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鬼是存在的，把天和鬼作为制裁、恐吓当时掌权的“王公大人”们的一种工具。这当然是一种宗教迷信，但墨子是把它作为推行自己整个学说的一种舆论工具而提出来的，实际上天和鬼的意志代表的是墨子自己的意志，既有进步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十大学说有机地连结在一起，构成了墨子的完整思想体系。
三表法：在认识论上，墨子提出了判断是非真假标准的三表法，第一要“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其次要根据“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要“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属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有积极性，也有其局限所在。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是研究墨家思想的可靠材料，比较好的本子是清朝孙治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本上、下两册。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与《墨子》其他篇有所不同，人们称为《墨经》或《墨辩》。谭戒甫有《墨辩发微》，王雍庭有《墨辩会诠》。
3、道家和庄子道家，是由老子创立的。战国前期继承老子思想的有关尹（环渊）等。战国中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子。
庄子（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邱，一说为山东曹县）地人。曾为漆园吏，即管理漆园，又征收漆税，有时以打草鞋为副业，可能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但又有所发展，在政治思想方面，表现了对前途完全绝望的情绪。
1、在哲学上，继承老子的哲学思想，创立了先验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以“道”作为他哲学观点的核心和基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上）而不以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也就是说，道是真实有信验的，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可以心传而不可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它自为本自为根，没有天地以前，从古以来就已存在；它产生了鬼神和上帝，产生了天和地；它在太极之上却不算高，在六合之下却不算深。先天地存在却不算久，长于上古却不算老。这和老子的解释是一致的，但他进而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我就是道，道就是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样，就是修养出来的“有道之士”，就是“真人”，就是庄子最理想中的人。从这时可以看到与老子的区别，老子的“道”是一个独立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庄子所说的道是主观精神的东西了。
2、相对主义：老子哲学中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并且会彼此转化，而庄子要否定世界上的一切差别和对立，人为高下、好恶、是非、真假、贫富、祸福、生死等等什么都是一样，对立双方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否认相对之中的绝对，这样，就走到绝对的相对主义上去了。庄子认为，首先认识对象本身是相对的，例如美和丑、高和下、生和死，最后都是一样，因此它的性质是无法认识的；其次，主观认识能力是相对的，如庄周化蝶，他认为一般人没有认识事物的能力。他又说：毛嫱和丽姬是美人，但鱼见了她们吓得深入水底、鸟高飞、麋鹿跑，那么美不美究竟以谁的判断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呢？因而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相对的。第三，真理的标准也是不可知的，因为万事万物没有什么是非、真假之分。庄子从人的认识都不免带有局限性、片面性出发，加以无限的扩大，把相对论绝对化，引导人们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总之，庄子取消了老子思想中积极性的东西，而把他的消极思想发展到了极点。
3、逃避现实，精神麻醉。
《庄子》文章写得很好，想象丰富，优美动人，从文学角度来看，有一定地位。
《庄子》分为内7篇，外15篇，杂11篇。其中既有庄子自著也有百家的掺杂。后代注解研究甚多，台湾严灵峰撰成《庄子集成初编》和《续编》。在大陆上也有很多种注释本子。张恒寿老先生积40年精力完成《庄子新探》一书，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4、儒家和孟子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到战国初年墨家学说很流行，儒家受到了批判和破坏。到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轲出，补充、发挥和改造了孔子的学说，使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来，经汉代儒生们的改造，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孟之道。
孟子（前371-前289年），名轲，是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孟孙氏后裔。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教育甚认真。他得孔子孙子思门人的传授，自以为是子思的学生。曾到宋、魏、滕、齐等国游学，也曾为齐国官员。后以讲学为主。
1、政治思想：主要是兴王道，行仁政。王道就是先王之道，他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政治作为王道，反对霸道，反对暴力改革，为了兴王道，建议实行仁政。仁政就要从井田起，在井田内建立男耕女织的社会，实际上是封建的井田制。建议给农民五亩上宅和百亩之田，并种桑养猪牛等，使劳动者要居本业，经济者也就可以王天下了。主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又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2、性善论：这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也，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从天生的资质来看，可以使它善良，这便是我所说的人性善良。到于有些人不善良，不能归罪于他的资质。同情心，每个人都有；羞耻心，每个人都有；恭敬心，每个人都有；是非心，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属于仁，羞耻心属于义，恭敬心属于礼，是非心属于智。这仁义礼智，不是由外人给与我的，是我本身就具有的。上述四种之心，孟子称为四端，四端如发展起来，就成为仁义礼智的四德。恻隐之心是四端之首，仁是四德之首，孟子认为统治者把这种内心固有的恻隐之心发扬出来，推行到行政措施中去，每办一件事，就都能想到老百姓的痛苦，这就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所谓仁政了。这种性善说，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超阶级的人性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他认为庶民的人心也是善的，只要培养这种善心，“人皆可以为尧舜”，从人的本性上否定了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天生的界限，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孟子的晚年，整理了自己的著作，写出了《孟子》七篇，宋代立为十三经之一。
5、儒家和荀子儒家，在孔子后分为八派，荀子是其中的一派的创始人，即孙氏之儒。
荀子（约前313-约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赵国人。三次入齐在稷下学宫担任祭酒，曾入秦、居赵、到楚，为兰陵令，因春申君黄歇被杀而免官，定居兰陵，并死于此。
荀子生于赵国，在齐、楚、秦、赵等国积极进行过政治、学术活动。这些国家进入封建制度较早，有法家、道家的思想传统，为他综合先秦诸子提供了条件，他立足于儒家，吸取道、墨、名、法，特别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充实，别开一代新的学风，从而成为先秦集大成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史记》中有《孟子荀卿列传》。说明荀子在战国时与孟子具有同等的显著地位。汉初儒学的传播和荀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荀子后学说：“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合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荀子·尧问》）。秦汉时代的《诗》、《书》、《礼》、《乐》、《春秋》、《易》，均于荀子抟授有关。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实际上是孔表荀里。清末谭嗣同说：“二千之学，皆荀学也。”
荀子的思想很丰富，我们只能介绍其主要思想。
A、政治思想：隆礼、重法。这里的礼，是封建的道德规范、社会制度和秩序。法，指封建刑法。教化与刑法的关系：“礼者，法之大分类（类似法的条例）之细称也”（《荀子·劝学》）。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法根据礼来制定，二者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他主张法后王，就是学习当世的君主。
B、认识论：他反对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因为人生下时的天性是恶的，为了自己的欲望而争斗，争起来就会乱，因此用礼义教化，用刑法惩罚，他以此说明封建制度的必要性。强调了人性的善恶是由生活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物质利害决定了人的一切，从这一点上看，也有进步性。但无论性善性恶，都是超阶级抽象的人性论。
C、自然观：荀子肯定天是自然的天，物质的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克服自然界的灾害，改善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提出“戡天”，即征服自然的学说，他说：与其尊崇天而整天仰慕它，不如积蓄财物而来控制它！与其依从天而来称颂它，不如掌握天的规律而来利用它！与其空望无时而坐得恩赐，不如顺应时节而来利用它！这是人定胜天的思想。
D、朴素辩证法因素：一是认为事物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二是自然界变化生生不息。但主要是为论证封建统治服务的。
荀子的著述为《荀子》，有些自己的著述，有的是弟子整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汉朝刘向整理后的32篇。注释本子有：梁启雄《荀子简注》，中华书局本；北大《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
6、法家和韩非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是政治改革家，后期法家韩非等是政治理论家。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多次劝说韩王采用富国强兵的方法，但韩王不用他。他写的书传到秦国，被秦王政所欣赏，发兵攻韩而得到韩非。秦王政采用了韩非的政治理论，但由于李斯、姚贾等人的打击、陷害，韩非被秦王政所杀。
韩非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君主专制理论非常完备，我们仅说一下其主要理论。
A、历史进化观：针对儒家的法先王和道家的崇古言论，韩非指出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变化的，在古代是合理的进步的东西，到后世就会变得荒谬背理，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世事，因为之备。”也就是说，不要效法古代的老规矩，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以此来论证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地位变动和财富权力转移的合理性。
B、法、术、势合一。前期法家商鞅注重法，申不害注重术，慎到注重势，韩非集诸家学说的大成，提出法、术、势结合的学说。他认为：法，就是武文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三》）。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方法，“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公端而潜御君臣者也”（《韩非子·难三》）。势，就是势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主之所以尊者，权也。”（《韩非子·度刀》）。
三者关系：法是公布出来要人民遵守的，而术则只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证法的贯彻，势是贯彻法、术的先决条件，没有势（政权）自然谈不上法的实施。他用比喻来说明三者的关系：国家是国君的车子，势是拉着车前进的马，术是驾驭的方法，刑法是赶车的鞭子。有势无术，就会出乱子；有术无势，臣下就不一定听指挥；光有势和术还不行，还要有过去没有颁布过的成文法来保障这种权势。国君必须全面地掌握法、术、势，才能巩固新的封建国家政权。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致。”（《韩非子·扬权》）。
韩非还有唯物主义自然观，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朴素辩证法观念（矛盾）。
韩非的理论，被秦王政所采纳，一方面取得了兼并战争的胜利，一方面也因严刑酷法导致了二世而亡。后来他的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思想为统治者所采用，但因其只讲刑法而不讲教化，不利于巩固统治。因此，秦朝以后的统治者虽继承了法家思想的精髓，但却不再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封建统治者便采用了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形式。
韩非事迹，载《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著作被汉朝刘向编为《韩非子》55篇，其中多为韩非所著，但也掺杂有其他人著作和资料。现在整理较好的本子，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周勋初等整理的《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8、其他学派
A、阴阳家：
有两派，一是五行相生，一是五行相胜，相胜以邹衍（公元前305年—前240年）为代表，他提出了阴阳消长、五德终始的学说，简称为阴阳五行说，在当时以及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起了一定影响。
战国时统治者需要借助于邹衍的理论，来说明周代的灭亡，新兴国家的出现是必然的、合理的、符合天意的，因而成为七雄争胜、展开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一种舆论工具，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欢迎。虽然这种学说证明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变化的；但却没有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所以不得不归结为天的意志；另外，五行相胜，不是辩证的发展，而是历史的循环周而复始，今天是土德的朝代，过了五代后，还会重新出现这样一个朝代。因此，五德终始说，虽然可以为当时新兴的封建国家代替奴隶制国家提供理论根据，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实质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体系，必然发展为宗教迷信。
关于纵横家、兵家，我们已说过，其他的名家、农家、杂家请参见讲义237-239页。
二、史学
1、《左传》
中国第一部较为详细的编年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悼公十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现在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可参考。
2、《竹书纪年》
该书是战国时期魏国编年体的史书，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现在有范解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在王国维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方诗铭也有新本出版，可供参考。
3、《战国策》
汉朝刘向编辑的一部关于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分为十二国（除七雄外，有东周、西周、宋、卫、中山）。现在流行的本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战国策》，巴蜀书社《战国策新校注》等。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可订正其错误。
三、文学艺术诸子散文，屈原和《楚辞》，艺术，参见讲义
四、自然科学的发展
1、天文历法
《甘石星经》：齐国的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石申著《天文》八卷，后来合编为一书，名叫《甘石星经》。观测上：在木星三号卫星发现上，比意大利伽利略等早二千年，甘、石星经所测定的恒星纪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2、司南的发明利用磁石指南的特性制成一种正方向、定南北的仪器，就是司南，后来发展成为指南针。
3、医学了解了人体解剖，知道了内脏、血管和血液循环情况。分科更细，诊断方法较齐全，医疗器械有：针、石、熨等。用药除汤药外，还有药酒、药膏。专门的医学著作：《素问》、《灵枢经》、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脉法》等。名医扁鹃。
4、光学。
5、数学。加、减、乘、除、分数、比例。
6、地图绘制（均见讲义244-245页）
第五章 参考书除原来所列举外，再说几种：
1、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1980年第2版。
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
3、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65年。
4、《战国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5、《墨子闲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庄子》、7、《孟子》、8、《荀子》9、《韩非子》，均在课中说过，此不重复。
10、《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11、屈原《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六章 秦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和秦末农民大起义
（前221年——前207年）
秦国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是一个有联系而有区别的问题。秦国的历史，应当从秦人原始社会时期开始讲起，历经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建国，秦穆公称霸，强大兴盛而转化为衰落，秦献公、秦孝公改革，又一次强大兴盛，直到统一六国，建立统一封建国家，被农民战争推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发展演变过程。而秦朝的历史，仅是秦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有十五年。
秦朝的历史，仅有十五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民族、疆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中国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虽然皇朝兴废无常，集中统一与分裂割据交错出现，各民族斗争融合变动频繁，但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体制始终是秦朝的那一套，或者是在秦朝基础上的增损变革，所以说，秦朝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关键时代，影响极为深远。
秦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
一、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就开始了采用新的方法，制定新的制度，以适应新的统一的形势，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A、皇权和皇位的确立把古代传说中的神和人间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
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说明秦始皇不仅仅做人间最高统治者，还要当神，“君权神授”。
尊君措施：谥号废除，令诏制。
B、中央官制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虚设，掌握在皇帝手中）。
九卿：奉常、郡中令、太仆、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廷尉、卫尉。
博士：虽无实权，但可参加议论。
这样，在地位、职责和权力方面都处于相互牵制状态，任何人无法独揽朝政，军国大权最后掌握于皇帝之手。
C、地方官制区划：郡、县、乡、里四级郡：郡守、郡尉、监御史县：县令长、县丞、县尉乡：三老、啬夫、游徼里：里正（里典，为避讳而改）
上计：各郡每年定期向中央报告本地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治安情况。
2、扩大军队中央预备军和地方武装总数在一百万以上
3、加强治安云梦秦简：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支，是首次发现的秦简。简文以近似小篆的秦隶书写。时代，早的为战国末年，晚的为秦始皇时代。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二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大部分是有关秦律，律文解释和治狱文书程式的记载，为研究战国末年到秦始皇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特别是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资料。现在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云梦秦墓竹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也没能看到的秦朝法律文书，可以看到政府对农民剥削的情况和残酷的刑法等。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除上述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以外，秦皇朝还推行了一系列巩固、加强统一的政策和措施。
1、确认土地私有：“令黔首自实田”
2、统一文字：
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对各国原来的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其不与秦文合者”（《说文解字·叙》）。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当时还有更简便的隶书。
意义：对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方语言也不一致，但文字始终是统一的，而文字统一对经济、政治的统一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3、统一货币四种货币：刀、铲、圜、贝。
货币统一后，克服了过去使用、换算上的困难，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而内方外圆的圆线形式，沿用千年。
4、统一度量衡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就是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由政府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至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意义：度量衡器是商品交换的工具，又同征收赋税有直接关系。所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目的是便于对人民的剥削，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然而，度量衡的统一，在客观上对经济的发展和各地联系的加强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
5、堕壁垒，修驰道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一是向东直通齐、燕地区，一条直达吴楚。
直道：前212年，由咸阳经云阳、上郡到九原（今内蒙古包头附近），一千八百里（约合今一千四百里），目的是防御匈奴。
五尺道：由常頞主持在云南、贵州地区修成，道宽五尺。
新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成新道。
这样，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联在一起。又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保证车辆畅通无阻。
修筑道路，对于促进当时各地经济、文化交流，起着积极作用，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6、加强思想控制
A、前221年的分封之议，丞相王绾等主张分封，廷尉李斯主张废分封，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
B、焚烧诗书：前213年，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颂功颂德，博士淳于越主张分封、师古。一个恭维，一个指责，在秦始皇听来自然感觉不一样。丞相李斯抓住“师古”大做文章，主张以吏为师。建议：凡《秦记》以外的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若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若知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有愿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就造成了历史上的焚书事件。
其实，无论是主张分封或郡县的人，都是为秦始皇长久统治打算，本无根本对立。但李斯借题发挥而酿成焚书事件，原因是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后，十分注意加强思想统治，他们需要老百姓战时能为他们卖命，平时能为他们效力，不需要具有独立的思想意识，头脑越简单越好，而焚书，是他们认为控制人民思想的有力手段，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方面焚书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百家争鸣自由思索的精神受到了一次致命打击。另一方面，他们所焚烧的诗书，传到了现在，所要保存的医药、卜筮、种树的书也没有传下来。其实，儒家诗书同分封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没有复辟分封制，而正是由他完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体系的构筑。再则，焚书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挽救秦朝灭亡。章碣《焚书坑》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C、求长生不老与坑杀儒生：有了千钱想万钱，做了皇帝想成仙。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巡幸到齐国故地，徐巿等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秦始皇命他带千名童男童女入海求。后于前215年，又派卢生去寻仙人羡门、高誓，又派侯公等人寻不死药。卢生寻仙、求药不得，先是伪造图书献给秦始皇，又让秦始皇“微行以辟恶鬼”，行止隐密不让人知道，这样不死药才可能得到。秦始皇果真照办，并自称“真人”。但不死药不可得，卢生与方士侯生相谋：秦始皇专断暴虐，不如早日脱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在前212年命御史追查咸阳诸生，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活埋在咸阳。这就是坑儒事件。
有人认为所坑杀的是方士，与儒生无关，因为起因是方士。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扶苏言：“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因此，应当说坑杀的有方士，有儒生。但要划清坑儒与摒弃儒学的关系。秦始皇重法，并吸取儒学中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因素，因此，对为秦皇朝服务的儒生，也并不坑杀。二世时有儒生叔孙通等人。可见，儒生在秦朝并未受歧视。当然，看问题不能以偏概全，既不能因秦始皇坑杀儒生，就说他与儒生作坚决斗争，也不能因他利用过儒生，就否认坑儒。因为，儒、法两家对统治者来说，都是利用来巩固统治的工具，哪一家哪一点有利于巩固统治就用哪一家哪一点。政治家不是宗教信徒，不会死死地虔诚信奉某一种宗教，他们是现实的，不是“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是“有用即是真理”。
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奠定了基础。秦朝在这一个基础上，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北征匈奴匈奴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以游牧和狩猎为谋生手段。战国后期强大起来，趁中原各国战事纷乱之时，占据了河套地区，经常袭扰和掠夺北方的秦、燕、赵等国。各国筑长城抵御。秦统一后，在前218年，蒙恬率三十万大军收复河套地（即河套地区），设县建郡，移民垦荒。不仅起了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修筑万里长城：前213年，在燕、赵、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辽东郡的万里长城。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和统计，秦始皇长城5000多公里（《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侧记》）。
长城的意义：（见讲义254-255页）
秦朝暴政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无限创造力，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悠久的象征。
长城考古与研究：下大功夫调查，电视片《长城内外》。碣石，自古说法不一，黄盛璋考证大约在河北省北戴河到秦皇岛间的金山嘴（《历史地理论集·碣石考辩》），但辽宁主张在辽西，可下功夫研究。
2、南平百越南方和东南居住着越族，有于越（即勾践称霸的越族）、东越（也叫瓯越，今温州）、南越（两广）、雒越（越南北部）等，通称为百越，各自独立，互不相属。
秦灭楚后，即灭于越（浙江绍兴），设会稽郡。前221年，分别征服了东瓯和闽越，设闽中郡。前219年，尉屠唯率军与越族战争，相持三年，取胜。史禄主持开兴安灵渠，沟通了珠江和长江流域，解决了运输粮饷的困难，这对沟通古代交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直到明清，灵渠还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修复陵河历年》）。秦始皇三十年（前214年），终于征服了南越，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又迁三十万人，与越族人同住，促进了氏族融合。
3、秦朝的疆域在征服越人、北伐匈奴之后，“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
意义：（见讲义256-257页）
第二节 秦代社会的主要阶级构成
作为封建社会的秦朝，社会阶级主要由地主和农民构成，由于财产占有的多少、政治地位的高低，每个阶级又可分为不同的阶层。
一、地主阶级的类型
1、皇族地主：无论在政治地位，或在经济实力方面，都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
2、军功地主：
由于秦朝在统一前实行奖励军功政策，赐田、赐爵、赐官一致，有军功者不仅可以得到爵位，而且也可得到官职，官、爵、财产表现出某种一政性。因此，军功地主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军功地主是秦朝统治阶级的上层，中等军功地主则处于中层，小军功地主则处于下层。
3、宗法地主宗法地主，是由原六国世族转化而来，其特点是依靠宗法家族血缘关系，也就是乡党、乡曲、闾里，对地方、桑梓农民实行家长式统治，也可分为大、中、小，主要依据资产划分。大约资产在百万以上的，可视为大地主。百万以下的、五十万以上的为中地主。五十万以下的为小地主。不过，宗法地主有些与秦为敌，秦也迁徒了部分豪富到关中、汉中等地。
4、非身分性地主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工商业奴隶主，投资于土地，成为地主，没有官爵的人，占有或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不过他们不占主导地位。
作为地主，无论哪个阶层都要剥削农民，与农民处在对立的地位。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地主中的某一部分可以同农民结成反对秦皇朝的联盟，但他们之间的根本利益是无法一致的。
二、农民阶级的类型秦朝的农民阶级，可以分为两个阶层：自耕农、依附农民
1、自耕农自耕农，是秦朝农民的主要成分。他们多数被称为士伍，因为没有爵位。
秦朝的士伍，也即是无爵的自耕农。汉代的士伍，则多是有罪被夺爵的人了。这是由秦汉赐爵制度不同所造成的。（见秦进才《秦汉士伍异同考》，《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期）。
自耕农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家室、妻、子，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护极低下的生活水平，负担国家的各种租赋徭役。
2、依附农民有两个来源：即秦国原有的和统一前关东六国的依附农民。
依附农民，又分为雇农和田农两种。依附农民居住在闾左，一般只向军功地主提供无偿劳役，而不再应国家的徭戌。
依附农民和自耕农的区别：除了占有生产资料不同外，主要是依附农民直接受个别地主的奴役，而不受国家的直接剥削。而自耕农则直接受国家的剥削，而不受个别地主的剥削。
三、官、私奴隶奴隶的来源中，讲义上所说的犯法者多为刑徒，其待遇比奴隶可能要低，但不能视为奴隶，因为刑满后，可以恢复其平民的身份。任何一个阶级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刑徒。
秦朝的奴隶中有些是奴婢。奴婢，严格起来说，也不应与奴隶划等号，因为奴婢是有私有财产的，是阶层而不是阶级。
秦朝的奴隶，划分为官、私两部分。官奴，由封建政府驱使，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私奴，有家内奴隶，也有生产奴隶，有从事农业活动的，也有从事工业活动的。
四、商人、手工业者和游民
1、商人大商人如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巴寡妇清，是商人的上层。六国被迁徒的而又富贵的工商业者，也属于统治阶级上层。而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则属于下层，是被统治阶级。
2、游民成分复杂，有游惰之民，也有流浪的农民、六国贵族，是被压迫者。
综述：地主与农民是主要矛盾，地主内部也有矛盾，有奴隶存在并不能转化社会性质。地主、大商人是统治阶级，农民、小手工业者、奴隶等是被统治阶级。
第三节 秦末农民大起义
一、秦皇朝的残暴统治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1、秦始皇的残暴统治
A、沉重的负担田租、口赋、徭役、兵役
B、豪华的宫殿秦始皇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把六国的宫殿按样式在咸阳建造，是把六国宫殿搬到了咸阳。在上林苑中修朝宫，仅前殿阿房宫的殿上可坐一万人，殿下可树五丈的大旗，从殿前修一条大道直抵南山，在南山顶峰树立华表作为阙门，又从殿后修一条大道渡过渭水直抵咸阳，整个布局象征天帝所属星座的结构，但到秦始皇死时还未完工。据考古工作者找到的阿房宫前殿的夯土台基，东西一千三四百米，南北五六百米，北高八米左右，南高三四米，在周围有大量的夯土台基。总计秦始皇在关中修建宫廷三百处，关外四百处。
C、惊人的陵墓秦始皇即位之初，就在骊山下为自己修造坟墓。《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现在考古工作者查明，始皇陵建筑遗址南北长十五里，东西长十七里，周长六十四里。陵墓高五十余丈，合今天20米，周围五里有余。现在测量始皇陵内城城墙东西长580米，南北长1355米，周长约3870米，城墙宽约8米。始皇陵东西长345米，南北长350米，周长1390米，面积12.075万平方米。在陵台正面约277.7米处，实测封土岗高约43米。
举世闻名的兵马俑，是始皇陵的附属建筑之一。据推断在三个俑坑内将出土陶俑、陶马八千余件。
宫殿、陵墓、长城、戌守五岭、修直道、驰道，所需劳动力当在200万人左右，约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负担之沉重，不问可知。同时耗废了无数的财力、物力，远远超出了国民经济所能支持的极限。为了榨取所需，就必然动用残酷的刑罚。引起了人民的反抗。
2、昏庸腐朽的秦二世
1、沙丘政变前210年，秦始皇病于沙丘宫（今河北平乡或广宗），赵高、李斯和胡亥篡改诏书，废公子扶苏，令胡亥为帝（即秦二世），控制了秦政权。
2、昏庸残暴宫女殉葬、杀工匠、严刑苛酷的督责术，杀兄弟姐妹，任用赵高。
陈胜吴广起义消息传来，召博士商议，叔孙通说是小偷。指鹿为马。死于望夷宫。修骊山陵，修阿房宫。
二、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1、大泽乡揭竿而起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吴广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守途中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微宿县西京坡乡刘村集）鱼腹丹书、篝火狐鸣，激怒将尉，杀尉起义。揭开了中国农民战争的序幕。
2、张楚政权建立张楚政权，深入人民。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上有张楚的年号。
反秦力量的空前汇合。
分兵出击，三路攻秦：吴广攻荥阳，宋留攻南阳的武关，周文进攻关中。势力向各地发展，邓宗攻寿春（安徽寿县），武臣、张耳、陈余攻赵，召平攻广陵（今江苏扬州），秦陷入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中。
周文部队一直打到戏（陕西临潼东）。
3、起义受挫折章邯反攻，周文渑地自刎，田缄杀吴广，魏、赵等国军耿违命不听调遣。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十二月，陈胜退守下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城父集）被车夫庄贾杀死。��
4、历史意义：
第一次首举义旗；
奠定了亡秦的基础；
③沉重打击了秦皇朝，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教训：①农民军有一个成长过程。②陈胜本人的悲剧，用人不当，脱离群众。
三、刘、项反秦和秦朝的灭亡
1、反秦斗争的新高潮项梁吴县（今江苏苏州）起兵陈婴、刘邦、英布等与项梁汇合，项梁主楚怀王心，东阿破秦，项羽、刘邦占城阳。前208年9月，项梁败死定陶。
2、钜鹿之战辛邯围钜鹿（今河北平乡），楚怀王两路分兵，宋义救赵，刘邦攻秦。前208年，项羽破釜沉舟，大灭秦军，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
3、刘邦入关和秦朝灭亡
A、刘邦进军，前208年（秦二世二年）秋开始。
B、二世被杀，子婴立
C、刘邦入关，秦王子婴降
几点启示：
一、“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后，全国人民都响应，“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形成了“万民离叛”（《汉书·贾谊传》）的现象，说明秦朝统治者极其孤立。“斩木为兵”的起义军，竟将庞大的、训练有素的秦军打得节节败退，四个月左右就攻入函谷关，兵临城下：反映了靠武力征服而建造起来的、用严刑峻法加以管理和控制的秦朝，其统治基础极其脆弱。
二、张楚旗号起了动员和激励人心的作用，利用了关东与关中地区之间的矛盾。（1）是秦朝统治者对关东与关中有亲疏不同的态度；（2）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任务尚未完成。（3）秦强则帝，楚强则王。楚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并且远离秦朝的统治中心，楚人在整个反秦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陈胜、项羽、刘邦等都是楚人。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因此，刘邦建立汉朝后，政治上，汉承秦制；文化上，盛行楚文化，穿楚饰，唱楚歌，作楚舞，兴楚律。秦政楚文化，标志着黄河流域的秦与江淮流域的楚进一步融合为一体，北方与南方氏族进一步融合为一体。
三、历史合力
第六章 参考书
1、翦伯赞《秦汉史》北大出版社1983年
2、吕思勤《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林剑鸣《秦汉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罗世烈《秦汉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5、潘国基《秦汉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6、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7、马非百《秦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
分纪、传、志、表、录、图六部分，只完成前四部分
8、王云度《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9、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10、本书整理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11、中华书局编辑部《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
12、高敏《云梦秦简研究》增订本 河南出版版社1981年
13、马非百《秦始皇帝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4、郭东坤《秦始皇大传》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15、司马迁《史记》
16、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七章 西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公元前二O七年——公元二五年)
第一节 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发展
汉元年(公元前204年)夏四月，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率领3万军队和自愿随从的数万官吏百姓离开关中，翻越秦岭，前往他的王都——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去统治自己的封地——汉中、巴、蜀3郡(约相当今秦岭以南的陕西省、长江沿岸以北的四川省和相邻的湖北、甘肃一小部分)。“汉”的国名显然来自汉中，而汉中又得名于长江的支流汉水(又名酒水)。
一般史书上将西汉的起迄时间定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东汉则自公元25年至220年。严格地说，公元前206年刘邦自己只称汉王，统治区范围也有限，至公元前202年才称帝，至此汉朝才开始。这样算来，西汉有210年，东汉有195年。合起来共405年。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至清朝被推翻，在这2132年间，比较长的宋朝(北宋、南宋合计，算至1276年宋廷降元)是316年，唐朝是289年，明朝是276年，清朝是267年，没有一个能超过汉朝。
如果我们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西汉所拥有的稳定疆域基本保持到了清朝前期，尽管在边疆的局部地区有所盈缩，但主体部分并没有变化。
“汉承秦制”，叫但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它的制度还来不及经受时间的考验，秦朝的短命更给它的制度蒙上了一层不样的色彩。真正使秦朝的制度得到保持、发展和完善的还是汉朝，而只有经过了汉朝4年的检验，这些制度的适用性才得到了确认，这就是当时很多制度二直延到近代的原因。
传世的文献资料使我们了解，汉朝曾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强大而富足的国度，拥有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灿烂丰富的文化。考古的新发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书、地图、自画和大量实物，长安和其他古城遗址，居延和河西其他地方的汉筒、中山王墓中的金缕玉衣、南越王墓、徐州楚王墓等等，更证实了文献记载。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汉”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绝不是偶然的。
西汉帝国统治共209年(前202一8年)，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刘邦一全国(前202年)到汉武帝初年(前134年)约七十年，主要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以及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为强大的汉帝国出现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阶段，自汉武帝对匈奴战争开始到汉宜帝末年(前49年)约八十余年，为帝国向周边扩张时期，农工商业继续发展，同时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均有新的创建。
第三阶段，为元、成、哀、平时期，约五十余年间，是西双帝国衰落时期。主要表现土地兼并激烈，贫富悬殊，政治衰败日趋严重。
一、楚汉战争和西汉王朝的建立
1、刘邦“约法三章”
刘邦率军迸入咸阳后，采纳了樊哙、张良的建议，退车灞上，封闭秦朝的珍宝府库，宣布废除秦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罪”，“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让秦的一些地方宫留任原职，以维持社会秩序。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重建封建法制的开始，是保护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政治宣言，另一方面，它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因此得到了关中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慰劳刘邦的军队，“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刘邦的丞督事萧何，把秦王朝的档案、律令、户籍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掌握了秦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及土地和户口数字，为以后支援刘邦的统一战争以及封建国家的重建工作，准备了条件。
2、项羽的分封公元前二O七年，项羽在河北消灭秦军主力后，就率领大军，冲破函谷关，进驻鸿门（陕西临潼东），准备与刘邦决一雌雄。当时，项羽拥兵四十万，号称百万，刘邦有军队十万，号称二十万，刘邦自知众寡不敌，采纳了张良的献策，亲至鸿门卑辞言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在宴会上，谋士范增几次示意要杀掉刘邦，项羽犹豫不决。刘邦在樊哈的保护下乘机逃走。“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收财宝妇女，然后发号施令，分害。天下。他尊怀王为义帝，都于梆(湖南梆县)，接着又暗杀了义帝。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梁、楚九郡，都于彭城(江苏徐州)。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又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等三人为王，以牵制刘邦。另外又将自己的亲倍以及趁农民起义而拥兵割据的旧贵族分封为玉，共封十八个王。
3、楚汉战争项羽的分封引起了一些握有重兵的将领的不满，那些被贬值的或未封玉的，更是怀恨在心。其中尤以刘邦、田荣、彭越、陈余四人最为突出。当初楚怀王与诸侯有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先入关，但项羽凭借自己势大，把刘邦赶到巴蜀汉中去当汉玉。刘邦对此心怀不平。分封不久，握有重兵而未得封王的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接着刘邦乘机进兵关中。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近四年的楚汉战争。
公元前二0六年〈汉元年〉五月，田荣在东方起兵赶走被项羽封为齐王的团都，迫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又杀死济北王田安，尽据三齐之地；同时又与彭越将军印，令其夺回梁地。没有得到顶羽封地的陈余又向田荣献策，将项羽封为常山王的张耳赶走，归其故地与赵王歇，田荣于是遗兵向陈余一起攻常山(河北正定南)，大破张耳军，又从代(河北蔚县西南)迎回故赵王歇，使之王赵。赵玉又立陈余为代王。于是项羽发兵攻田荣。刘邦以韩信为大将，乘机暗渡陈仓，自汉中攻入关中，大玻章邯，占领咸阳；又派兵向西北攻占陇西(甘肃临挑)、北地(甘肃宁县西北)、上郡(陕西榆林东南)，在三个月之内消灭了为秦民所极力反对的三秦王，接着挥师东下，出武关。
项羽此时率大军集中攻齐，无暇西顾。公元前二O五年(汉二年)冬，项羽在城阳大败田荣，田荣逃跑，被人民杀死。齐地人民毅然举起义旗，反抗旧贵族。项羽兵至齐地后，毁城放火，掳掠妇女，坑田荣降卒。田荣弟田横，收集散兵，将数万人，与项羽争战，双方相持不下。刘邦乘齐、楚相争之际东进，降西魏王豹，掳殷王印，为义帝发丧，公开宣布同项羽决战。公元前二O五年夏，刘邦率军攻入项羽都城——彭城。正在齐地作战的项羽得此消息，立即率精兵三万回击。刘邦溃败，退出城彭。汉卒伤亡甚众，以致“淮水为之不流”，刘邦也几乎当了俘虏，其父及妻子吕雉被项羽抓去，留在楚营当作入质。刘邦率数十骑逃到荥阳、成泉(河南巩县上街)一带。
公元前二0四年(汉三年)，项羽又进击刘邦，占领荥阳、成皋，刘邦节节败退。这时，刘邦虽然正面作战失利，但其部将韩信在北方抄项羽后路，连续获得胜利，占领了赵地。同时，刘邦派人劝说九江王英布降汉，共击项羽。萧何又从关中征发兵了补充军队，使汉军重整旗鼓，继续战斗。
公元前二0三年(汉四年)，楚汉两军在成皋一带，互有胜负，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韩信南下攻占齐地，彭越又为汉守魏地，时出游兵断楚粮道。项羽腹背受敌，形势对他极为不利。在长期相持之后，项羽退兵广武(河南荥阳北)，想与刘邦决一死战，而刘邦则按兵不动。项羽因后援不继，不敢与刘邦作持久战，只得与汉讲和，约定中分天下，划鸿沟为界，其东属楚，其西属汉，楚放回前所俘刘邦之父及妻吕雉。约定之后，项羽罢兵东归。
项羽撤兵东归，刘邦也欲引兵而西，张良、陈平力劝刘邦乘势灭楚，他们认为不趁此时灭楚，则“养虎自遗患”(《汉书》卷一《高帝纪》)。于是刘邦听从张良、陈平的劝告，决定乘势进击，使项羽无喘息之机。为了聚结大军消灭项羽，刘邦接受张良的计策，封韩信为齐王，并答应封彭越为梁王。韩信、彭越率军南下，包围项羽。公元前二0二年，刘邦会同诸军，约四十万兵力，全力进击，将项羽紧紧包围。项羽连战失利，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力战不敌，退至垓下(安徽固镇界)。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溃围而逃，最后在乌江(安徽和县东北)自刎。
公元前202年初，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被汉王刘邦和各路诸侯的联军牢牢地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入夜，四周传来一片楚歌，使项羽大吃一惊:“莫非汉军已经占了楚国?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他知道大势已去，再也睡不着觉，在营帐中喝着闷酒。喝着喝着，项羽按纳不住内心的冲动，唱起一曲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我有盖世的勇气，有撼山的伟力)，
时不利兮验不逝(可惜时机不利，连宝马也跑不快)，
骓不逝兮可奈何(宝马也跑不快，我奈何它不得)，
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啊虞姬，我怎样才对得起你)!
4、西汉的建立
刘邦初登帝位时，曾经让列侯诸将说出他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要求他们直言无隐。高起和王陵说:“陛下为人傲慢，对人没有礼貌。项羽讲仁义，又爱护别人。但您派人去攻城略地后，战利品和俘虏都赏给了他们，有利益与大家共亭。项羽妒贤嫉能，陷害有功劳的人，怀疑有本领的人，打了胜仗的人不给记功，得了土地的人不给予好处，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运筹决策于帷握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良)；主持行政机构，管理百姓，保证供应，使粮食的运输线不断绝，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人物，我能使用他们，这才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而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会败在我手里。”
实际上，在秦末参预逐鹿的群雄中，刘邦一开始并不具有“高材”的资格。
在刘邦成为汉朝的“太祖高皇帝”后，尽管史臣给他编造了一系列神话，却无法掩盖他出身“细微”的事实。刘邦出身在一个普通农家，父母连名字都没有，史书上只能称为“太公”和“刘媪”(刘大娘)；本人只担任过亭长，是最低级的吏。而项羽家世代楚将，是名将项燕的孙子、项梁的侄子。参与角逐的其他诸侯中，章邯是秦朝大将，曾经统率数十万大军:司马欣是章邯的长史(相当秘书长兼参谋长)；董翳是都尉；魏咎、魏豹是原魏国王族；韩王成是原韩国公子；赵王歇是原赵国王族；田信、田市、田都、田安、田假都是原齐国王族；张耳、陈余是原魏国的名士；论出身和家庭背景，都比刘邦有更大的号召力。
起兵前的刘邦没有什么能耐，好吃懒做，不治家业。有一次他拉了朋友来家吃饭，大嫂很讨厌，故意将锅底刮得很响，便他们以为锅里已经没有什么羹了。他爱喝酒，却没有钱，经常向王媪、武负家赊帐。据说王、武二人见他醉卧时上面有龙，常常将他的帐一笔勾销。这是他当了皇帝后的记载，实际可能是他经常赖帐。他好色，大儿子刘肥就是他和一位“外妇”(饼妇)营氏生的。刘邦当亭长后，与同事吃吃喝喝，关系拉得不错，但押送刑徒去咸阳时，还没有出县境就让不少人逃跑了。
汉朝的史宫记载了刘邦很多得天命的征兆和事迹，实际都经不起深究。《史记·离祖本纪》说他母亲刘媪〈音熬〉在湖边睡觉，梦中与神仙发生性关系，当时天色昏暗，电闪雷鸣，刘太公去找她的，见到有般龙在上面盘旋，刘娘就此怀孕，生下了刘邦。这样的故事本来是母系社会“知母不知父”的残余，后来成了真命天子出世的公式。但这种事要编造也再简单不过，因为除了刘太公夫妇外，没有谁能够证明。据说刘邦的相貌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也就是高鼻子，高额骨，长脖子，大胡子，相貌或许有点异常，但在没有摄影技术的情况下，真正见过刘邦的人毕竟有限，到了他死后，就随便史宫自由描绘了。至于说他左大腿上有72颗黑痣，就更玄了，因为当时除了他的父母妻妾，谁能看到这些痣并数一下究竟有几点?
其他三个故事，一是老人看相：刘邦当亭长时，请假回家种田。一天，妻子吕雉带着两个孩子在地里干农活，一位老人路过，向她要些吃的，吕雉给了他。他看了吕维的相说：“夫人是天下的责人。”吕雉让他看两个孩子，他看了儿子后说:“夫人之所以能当贵人，就在于这个孩子。”看了女儿后也说是贵人。老人走后，刘邦恰好从邻居家过来，吕雉详细告诉了他，刘邦昕说老人走了不远，赶快追上去，让老人给自己看看。老人说:“刚才夫人与小孩都与你相似，你的相贵不可言。”刘邦连声道：：“谢要真像你说的，我一定不忘你的恩德。”刘邦发迹，却再也没有找到这位老人。
二是斩白蛇。刘邦(前256一前195年)，字季，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出身农家，成年后当了洒水亭长，负责乡一级治安、文件传送和刑徒的押送。一次他押送县里的刑徒去骊山(在今陕西临渔县)为秦始皇建陵墓，才到丰邑西面刑徒就逃跑了不少。刘邦自知到达后也无法交差，干脆把刑徒们都放了。刘邦将刑徒放走后，喝足了酒，走在野地小路上，让一位随行在前面探路，那人来报告:“前面有一条大蛇当着道，退回去吧!”酒醉了的刘邦说:“壮士行路，有什么好怕的?”于是走上前去，拨出佩剑向蛇砍去，蛇被斩为两段，路通了。又走了儿里，刘邦醉得就地睡着了。后面有人走过那里，见一位老太在黑夜里哭，问她为了什么事，老太说:“有人杀了我儿子，所以哭。”问她：“你儿子为什么被人杀了?”老太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化成蛇横在路上，现在被赤帝子斩了，所以哭。”那人以为这老太在胡说，想给她点厉害看看，老太忽然不见了。那人遇到刘邦，告诉了他这件事。刘邦心中暗暗高兴，以赤帝子自居，随从的人对他越来越畏惧服从。
另一个故事，是秦始皇曾说:“东南有天子气。”所以亲自东游，想凭着自己皇帝的身份将这股天子气镇压下去。刘邦昕说后，就怀疑“天子气”是指自己，在放走刑徒后挑选愿意跟随他的十余名壮士，隐蔽在芒县(今河南永城县北)和杨县(今河南夏邑县东南)之间的山野中。但他的妻子吕雉经常能找到他，刘邦很奇怪，问吕雉是怎么回事。吕雉说：“你所在的地方上面一直有云气，所以只要往有云气的地方就能找到你。”刘邦心中大喜。有的沛县子弟听说，都想投奔刘邦。
这些故事显然是事后编造的。像看相的事，只有刘邦一家知道，反正随便他们怎么说都行。醉后砍死一条白蛇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能说必无其事，但将此事说成是赤帝子斩白帝子就只有一个人为证，偏偏此人像那位老人一样，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在刘邦当皇帝后再也没有露面。第三件事唯一的证人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荒野地方有云雾很普通，天晓得吕雉是不是碰巧找到了丈夫。但秦始皇东游并不是为了什么“天子气”，刘邦藏匿是因为放跑刑徒又弃职潜逃，是够得上死罪的逃犯，就是秦始皇不东游他也不敢露面。总之，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能自圆其说，但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不由臣民们不信。就是心里不信又有谁敢冒着犯“大不敬”罪的风险说三道四呢?
相比之下，项羽年青时虽不愿读书学剑，却希望能学“万人敌”(能对付万人的本领)，并能粗通兵法。他身长8尺余，力能红鼎，才气过人，武功不可谓不强；见到秦始皇巡游的排场后，竟说“他可以被取而代之”，比刘邦在咸阳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更有气派，志.向不可谓不高。从他的作战纪录、特别是最后的垓下之战看，他称得上是当时最勇猛的将领，当然远在刘邦之上。他自杀时31岁，没有后人，仅与虞姬的泣别见于记载，大概不像刘邦那样寻花问柳。写信儒家礼仪的鲁城父老居然愿意为他死守，作为一位失败者而没有留下个人丑闻，项羽的人品看来比刘邦要好得多。
刘邦起兵时，只在沛县征集到二三干人，而项梁、项羽渡江时己有子弟兵8000。刘邦连故乡丰邑也攻不下，得到项梁资助的5001日士卒和10名“五大夫将”后才取胜。工页梁在时，刘邦听从他的调。项梁死后，对付秦军主力章郎的是项羽，刘邦打的硬仗不多。人关后，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而项羽拥有40万大军。刘邦去汉中时，项羽只拨给他3万士卒，沿途还有不少人逃亡。就是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也屡次失败，父母妻子被俘，胸口中箭，几次死里逃避。
但是历史恰恰让刘邦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给项羽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楚汉战争以刘邦胜利而告结束。力量较小的刘邦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刘邦能正确地运用战略策略，与项羽斗智不斗力，用计分化收买项羽的部下，抄项羽的后路，派游兵切断项羽的粮道:加之刘邦善于用人，能把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联合起来，做到守有贤相，谋有良臣，战有猛将，力量由弱变强，终于战胜了项羽。而项羽自以为“力拔山兮气益世”，迷信武力，缺乏远见，刚俱自用，不肯听从部下意见，妒贤嫉能，以致许多有才能的人如陈平、韩信、英布等都离楚归汉，贤士不附，将帅离心，甚至连他唯一的谋臣、范增也被逼走。又因其残暴好杀，致使众叛亲离，日益孤立，落了个四面楚歌的可悲下场。此外，在战争过程中，刘邦有比较稳定的关中作后方，粮调兵源比较充裕，可以专意东进而无后顾之忧。而项羽的后方，地盘虽大，但有十余个割据王国充塞其间，矛盾重重，貌合神离，明争暗斗，愈演愈烈。项羽孤军远征，供应不足，军力消耗无法补充，因此他东征西战，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这就给刘邦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二O二年(汉五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记水之南，是为汉高祖，五月迁都于长安(陕西西安市)，重建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于是在案亡之后的第五年，又出现了统一的西汉王朝。
二、汉初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1、稳定封建秩序秦王朝末年，社会经济己濒于崩溃。再经陈胜、吴广起义以至楚汉相争的长期战乱，人口锐减，生产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石米要一万钱(正常价格不超过百钱)，一匹马值一百万(正常价格不超过万钱)。甚至皇帝也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好乘牛车“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全国各地城市残破，户口损耗，比如原来有三万多户人家的曲逆县(今河北完县东)，这时只剩下五千户。其实人也不是全部死了，主要由于“天下大乱，秦法不施”，很多入逃亡到山林川泽，脱离了政府户籍，不再承担赋税德役。刘邦进入咸阳时，将军们都忙着去府库掠取金钱财宝，有政治远见的萧何却先把官府律令档案、文书图籍收藏起来，从而掌握了天下形势险要、民间疾苦、户口情况等宝贵材料，为规划作战和重建统治秩序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封建经济?这是关系到西汉地主政权能不能维持并巩固下去的首要问题。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农民起义的风暴刚刚过去，氓隶亡秦的事实时刻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这种情况使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
从公元前二0二年(汉高祖五年)开始，汉高祖颁发了一系列记令，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军队复员。大量解敌军队，让士兵回到田间务农，原籍东方六国的兵士愿留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原籍的也免除六年徭役；在战争中曾立功受爵的，依爵位高低或食邑、或受田宅、或免除德役；战乱中由于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放免为庶民；聚集在山林川泽避难的，各回原籍，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田地、房屋。
(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宰爵在大夫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第五级爵)；您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全家赋役；七大夫以上者，分给食邑,是为高爵，其地位与县令、丞相等，应先给予田宅。这一条调令的作用，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扶持一批因军功而获得土地的地主。
(三)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著户籍的人口，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这使许多因秦末农民战争而丧失土地与爵位的地主和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和爵位:这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释放奴婢。调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平民)”（以上均见《汉书》卷一《高帝纪》）。
以上是地主阶级适应农民战争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它一方面扶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封建统治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占有少量土地，有了生产条件。这些规定既承认了原有大小地主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又增添了大批新的军功地主以及更多的自耕农民，当然他们同时也就都得列入国家户籍，承担租赋徭役。这就恢复了封建地主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培植起汉王朝坚实的阶级基础。所以，这些地主阶级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稳定局势，减少动乱促进生产发展，使社会经济逐步活跃起来的作用。
2、重建封建国家机器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皇帝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都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较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较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3、再建赋役制度:课文251页。
4、加强武装力量: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后改都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这就加强了对付农民的军事镇压力量。
5、制定法律：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萧何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兴律》、《户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后来，叔孙通作傍章十八篇，以补《九章律》之不足。
除了法律之外，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6、翦灭异姓王：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玉。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韩王信、衡山王吴芮。这7个异性诸侯王的封地占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大半，太行山以东原六国旧地只有齐国(约相当今山东)的地方还属朝廷，其他最富庶的地方都在诸侯统治之下，汉朝的直辖区只有15个郡。加上有的诸侯重兵在握，不受朝廷约束，这些诸侯国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分封异姓本来就非刘邦所愿，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从公元前二0二年到公元前一九五年，七年之间，汉高祖借口他们谋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进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7个异性王(臧荼加六国)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尽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经过汉朝史臣裁剪过的史料，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卢绾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哉枉，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这些异性王都曾重兵在握，有过辉煌的战绩，在楚汉之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自身的目的，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兵力或战略地位与刘邦讨价还价，索取王位或土地，或者在关键时刻不服从刘邦的调度，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国事之前，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刘邦，或者自己夺取天下。倒不是他们毫无野心，而是由于刘邦的豁达大度和明智举措，赢得了他们的效忠:刘项之争中刘邦的发展趋势，使他们越来越相信他是天命所在，不敢再轻举妄动。
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这就提醒我们，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首先，大部分异姓王的存在既无必要，也非刘邦所愿。韩信之封齐王，彭越之封梁王，都是拥兵要挟的结果。韩王信是刘邦有言在先，不得不履约，但将天下之中的神要之地给他当封地实在不合适。英布封王也是刘邦不得不做的交换。臧荼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封，只是鞭长莫及，暂时维持原状。既然这些王位是靠武力、靠刘邦一时之需换来的，一旦武力被解除或刘邦不再有需要，它们就不会再有存在的理由。可惜韩信等一味贪恋王位，迷信“丹书铁券”，没有人谦让，更没有人主动辞位，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其次，作为君主的刘邦不得不考虑汉朝的长远利益。刘邦死时己有五六十岁，在当时已不算寿短。他深知太子刘盈懦弱无能，但与吕后是患难夫妻，太子又没有什么过错，加上吕后通过张良等的帮助，一次次巩固了太子的地位，使刘邦一度想立戚夫人之子的打算无法实现。在继承人远不如自己的情况下，要保证他能够驾驭群臣，唯一的办法就是剪除其中的强者、不顺从者，首选的目标当然是那几位拥有大片封地和人口的异姓王了。彭越、英布不响应紧急征召既给了刘邦口实，也给刘邦敲起了警钟一一要现在不消灭他们，自己死后还有谁能对付他们?
再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欲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尽管异姓王当时不想谋反，但不能保证他们今后不会谋反，更不能杜绝有人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像蒯通、武涉、扈辄这样的说客、辩士、劝主子反叛的大有人在，荣华富贵和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随时都会驱使一些人不借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即使是异姓王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也足以构成对国家的威胁。
汉朝以后，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会杀功臣，像宋太祖赵匡胤这样不开杀戒的几乎绝无仅有，但前提是他的“杯酒释兵权”等政策没有受到抵制，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得以顺利执行。所以，杀功臣一类事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品质，而应该看成为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
汉九年(公元前198年)未央宫落成，刘邦在宫中大宴群臣。他起身向他的父亲太上皇敬酒时，志得意满地说：从前您老人家总认为我不成材，不能创家业，比不上二哥能干。现在您看看我所挣得的家业同二哥比是谁更多?群臣都欢呼万岁，赞扬刘邦创下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份最大的家业。正由于把天下看作是自己“争于气力”夺得的私产，刘邦在衣锦荣归故乡纵酒作乐之际，就不禁唱出了满腔心事：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今兮守四方。
踌躇满志的刘邦此时劳心苦思的就是怎么来保住他这份家业。既然把天下看作家产，当然可以与家人同事，这就使他与其亲属于弟建立起共存共荣的关系，在刘邦看来，他们也便成了“守四方”的理想入选。而同时，照当时人们的见解，这也算是吸取了秦王朝不分封子弟以致孤立无援而灭亡的教训了。所以，在翦灭韩信、彭越等异姓王的同时，刘邦使陆续分封其弟、子、侄等为楚、齐、梁、赵、燕、代等九国国王，其中的大国竞据有六郡七十余城土地，除了这相由中央委派外，其他官员都由国王自己选任，临民治国，掌握实权。这九国共占有土地三十九郡之多，而汉王朝直辖的郡县地区才只有十五郡，仅相当于战国末年的泰国版图。这就出现了郡县和封国并立的特殊局势。在汉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体制一方面对巩固刘氏政权确曾发挥过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孕育着刘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因素。
随着异姓王的翦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汉书》卷一《诸侯王表》)，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他们是：齐王刘肥、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玉刘恢、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燕玉如刘建。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刘邦以为有了这样的“磐石之宗”，刘家的天下就可以固若金汤。刘邦大封同性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心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因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守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末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摇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己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三、文景之治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黄者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德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京之治”。
刘邦临终前，对后事做了安排，规定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相继为巫相。刘邦死后，其子惠帝(刘盈，前195一前188年在位)软弱无能，其妻吕后(吕雉)专政，成为实际统治者。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直接执政。吕后对刘邦其他姬妾和她们的儿子是相当残忍的，她毒死赵王如意，杀害了其母戚夫人，又害死赵王友。惠帝无子，吕后将宫中美人之子冒充惠帝皇后所生，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杀死。惠帝死后，太子名义上已经即位，实际被吕后幽禁后杀害。吕后又玩弄权术，大封吕氏王侯，并让吕禄、吕产、吕台等掌握兵权，控制了皇宫内外的警卫。但吕后“政不出户”，并没有改变刘邦的政策，加上萧何、曹参等连续担任丞相，国内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刑罚有所减轻，农业生产受到重视，产量增加。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在此前太尉周勃、右丞相阵平又做了应变准备。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起兵西进，与拥重兵屯驻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的颍阴侯灌婴相约，一旦吕氏有变就合兵讨伐，这起了很大的威摄作用。陈平、周勃与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王襄之弟)等设计夺取吕禄的兵权，由周勃指挥北军，清除吕氏势力。大臣商议，拥立刘邦庶子、代王刘恒(文帝，前180一前157年在位)为帝。
文帝刘恒是高帝刘邦庶子，他的母亲薄姬不受宠爱，因而也免遭日后嫉恨。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仅仅八岁就被立为代王，封国在今山西中部，当时属偏僻边区，远离政治中心，与汉廷的权力斗争没有多少牵连。正由于这样一种比较超脱的地位，才使他得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的一致赞同，越过觊觎帝位首先起兵声讨诸吕的齐王刘襄而坐享其成。他确乎是在臣民欢迎拥戴之下，正大光明地当了皇帝。这就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能够坚持原则驾驭群臣。加上他深明君道，很有政治才能，他的统治不仅为汉王朝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颇具特色:因而被旧史家称颂为可以同西周的成康媲美的治世，誉为封建帝王中的一位明君。
1、轻徭薄赋。文帝时社会上己出现“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的局面。针对这一情况，文帝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谓令劝农，以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文帝一再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他一方面恢复古代的“籍田礼”做出带头种田的姿态以鼓励农耕，另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徭役也减少三分之二。又还裁减首都部分警卫部队，压缩皇室的马匹调去资助政府的驿站，还曾赦免宫奴婢为庶人，以及赏赐孤寡老人等。景帝大体上继承这一套政策，也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殖。正式确定田租税率为三十分之一，比过去减少一半。又规定男子二十岁开始服格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些都有助于农业生产。公元前一六七年七月，文帝下诏“除因之租税”(《汉书》卷四《文帝纪》)；公元前一五六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汉书》卷五《景帝纪》），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生活得到相对安定。所以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汉书》卷一六《高惠离后文功臣表序》)。粮价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太平御览)卷二五引桓谭《新论》)这是社会经济恢复的具体说明。
文帝之所以不断减轻租赋徭役，关键在于他有效地控制了政府财政开支。他在位二十二年中，没有新建宫室苑圃，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团，将土地赐与贫民。有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工匠造预算说是要花费百金。他听了便说:百金是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啊!我享用先帝留下的宫室都感到不配而羞愧，还修露台干什么?马上作罢。他平时节省宫廷生活费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筑也尽量省工。临死时下遗诏说，天下万物有生就有死，不必过于悲伤。丧事一切从筒，还将宫中大部分美女放回家。除了自身带头节约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当时将军陈武等建议出兵，恢复秦王朝时疆土。文帝却说:打仗是凶险的事情，纵使能够获胜，损耗也很大，民众受不了。我只希望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好处就很多了，暂且不必考虑用兵攻取。他曾派陆贾出使南越，通过交涉折服了割据南方自号“武帝”的赵佗，使他纳贡称臣不再扰边。又采纳晃错的建议，移民充实北部边区，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力量。由于他采取守势，努力减少军事活动，这样就使得人民的徭役负担大大减轻，有可能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十多钱一石，全国呈现一派和平繁荣景象。当张释之向文帝提出一些建议时，文帝曾要求他：“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即是说不用讲一些大话空话，要谈就谈当前具体可行的意见。于是张释之就向他讲秦汉的事情，秦所以失败汉所以成功的经验教训，讲了很多，文帝听得挺高兴。后来也还常向他询问秦政的流弊。同秦胡堵塞言路的作风相反，汉文帝比较能鼓励臣民发表意见，大小群臣提出建议他都能认真听取。讲得对的就嘉奖，错误的不采纳就算了，也不追究责任。有次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冯唐当面指责他不能选任良将，他当时虽然生气地离开了，事后却又把冯唐校来仔细询问并立即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处置。汉代学者认为，这正是汉文帝突出的优点。
2、约法省禁。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诽谤妖言法、妻驾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笛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汉书》卷五一《贾山传》)、“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卷四《文帝纪》)之说。注意修改苛酷的刑罚，以松弛一下秦王朝遗留的过分紧张的政治局势，适当缓和专制政府对民众压迫的程度，企图培植一种比较安宁平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文帝元年曾废除一人犯罪，父母家属连坐的法令。二年度除诽谤妖言罪。十三年又废止割鼻、断足等残害肢体的肉刑，代之以答刑。但由于开始规定答刑的最高额多至五百，“或至死而笞未毕”，人已经打死了刑数还未满额。名义上在减轻刑罚，实际上受刑而死的人反而更多。景帝发现这一问题后，进一步加以改革，把最高限额减为二百，还规定了竹板的尺寸大小，只打臀部，每名罪犯限定由一个差人行刑，中途不许换人，这以后受笞刑的人才得保住性命。文帝又规定罪犯服劳役有一定的刑期，凡不逃亡而服刑期满的，可免为庶入。改变了自古以来“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考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的传统制度，这是爱情和保护社会劳动力的一项重大改进。文帝晚年由于方士新垣平装神弄鬼欺骗校查觉，恢复了连坐族诛的酷刑，但除谋反大逆罪以外，其他罪犯还是没有实行连坐法了。加以文帝君臣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案比较审慎，嫌疑不能判定的案子多从宽处理，所以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据说一年只有几百件，社会治安儿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盛世的水平。这同秦王朝末年“囹圄成市，赫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残酷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文景之治”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
3、打击地方割据势力西汉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对封建割据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宫，同制京师”(《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些诸侯王日益骄横，“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诏”，时刻想举兵夺取皇位。文帝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一七七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去太原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开了王国武装反抗中央之端。三年之后，淮南至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可见，此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
面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好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刘邦分封子弟造成都因并立的政策是时代的错误，就从巩固刘家天下来看，它虽然能收到暂时的效益，却种下了长远的祸根。文帝时，梁王太博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当时形势有“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强大难制。指出，当时齐楚等国主主各传子孙二三代，与皇室亲属关系日益疏远，感情淡薄。半独立的王国同集权的皇朝在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相互猜忌，各怀疑惧，叛乱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认为王国太强大就好比入患了肿病，一条小肠粗如腰，一根指头袒如腿，怎么能够指挥屈伸呢?所以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卷八四《贾谊传》），主张尽封诸王子弟，使大国分为尽可能多的小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便臂，臂之便指，莫不制从”，中央才容易控制。另方面他义建议文帝把自己的亲儿子安排到要害地区建立大国以便拱卫皇宝，说明他还是没有从根本体制上认清问题实质。但是文帝却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把太子的同母弟刘武封为梁王，都于战略要地睢阳(今河南商丘)，拥有四十多县富庶地区。又尽封齐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分齐国为济北、甾川、胶东、胶西、济南、齐等六国。
当年刘邦在击灭英布后，封其侄刘濞为吴玉，都吴(今江苏苏州)，拥有江东五十三县，盛产钢、盐，国富民强。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发生冲突被误伤致死，刘濞从此怨恨不朝，图媒叛乱。由于文帝优容礼遇，暂时没有发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御史大夫晁错认为诸王国太强大威胁皇室，应当绳之以法，抓住他们的过失以削夺因土作为惩罚，逐步减弱其势力，才能提高皇权，安定国家。尤其是吴国蓄谋叛乱多年，更应当严惩。他也估计到这样作可能激起变故，但是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史记卷一O六《吴王濞列传》》既然是祸，迟发作不如早发作。景帝采纳他的意见，先后认为吴王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建议削夺诸侯玉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削夺赵国的常山郡，楚国的东海郡以及胶西国的六个县，划归中央直接管辖，最后在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郡和豫章都时，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一五四年(景帝前元三年)正月举兵叛乱。
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治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巳蓄谋夺取皇位。他联合了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僻光、甾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吴王濞把封国内十四岁至六十二岁的男子二十余万人编成军队，亲自率领，从广陵(江苏扬州)起兵北上。他自侍兵强马壮，军粮充足，宣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说明他发动叛乱，蓄谋己久。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掉晁错，命袁盎为太常去吴国刘濞退兵。一时黑云压城，长安城中的高利贷者认为东方战事胜欧难知，竞不肯贷款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好象汉中央政权已经命在旦夕了。
在吴楚七国声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景帝也动摇了。他听信晁错政敌袁盎(音昂)的谗言，以为牺牲晁错、退还削地可以换来和平，便授意丞相庄青霍等诬告冕错不忠，把他骗到长安东市腰斩，还残暴地杀害其全家老小。当然这种手法不可能解决诸王国同皇室的矛盾，只不过暴露了景帝的张皇失措，真正是亲痛仇快的一件蠢事。所以当袁盎等以接受条件杀了晁错而去吴国谈判求和时，刘濞不仅不退兵，反而扬言:“我已为东帝。”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
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军。他采用重兵坚守，用轻兵断绝吴楚粮道的策略，使吴楚军不能持久作战。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被东殴杀死。其余诸国也被打败，国王们都自杀或被杀。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一四五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博士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极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不能掌握政权和军队二从此以后，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单位。
四、西汉中期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公元前一四O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0年一一一前87年)，从时间看占了整个西汉一代的四分之一，而且正当最繁荣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很重要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很值得注意。汉武帝继承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西汉初六七十年间，物质文化面貌基本上还保存着战国时期的分裂状态，武帝以后，地方性急剧消失，民族融合加强，统一的文化才得到迅速发展.事实证明，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到汉武帝以后才完全确立的，这对祖国历史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汉武帝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继续打击地方割剧势力
推恩令:汉武帝于公元前一二七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娟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卷六《武帝纪》)。把大的王国分为好几个小侯国，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大都是在汉武帝行“推恩令”时分封的。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这样作，看起来是皇帝给予诸玉子弟的特殊恩宽，让他们无功也得封侯，皆大欢喜。实际上却分割了王国疆土，使其不需明令削夺而自然解体;因为一旦建立侯国，便成为由汉王朝郡县直接管理的区域了。武帝采纳了这个被称为“推恩令”的巧妙办法，用和平手段实现了贾谊、晁错以来尊崇皇权裁抑王国的夙愿。
左官律：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宫之律，设附益之法”(《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玉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
“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玉的目的。公元前一一二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玉所献助祭的“酣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一百零六人，占当时列候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五、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改事，封土而不治民。而且此后即使是新鼓皇子为王，最大的也不过十多个城，同样也只是收取租税，不得参与政务，一切事情由中央任命的官员处理。虽然还保留着王国的名称，实质上和郡县一样，士民已不再臣属和尊崇国玉，国主也就和普通大富翁差不多了。这样才最后解决了皇胡同王国的矛盾，使中央集权体制全面巩固下来，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2、打击地方豪强。
西汉前期，随着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地豪强势力大为膨胀。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对于这种地方豪强势力，汉武帝采取了限制和打击的政策，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做到“不诛而害除”；(《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另一方面利用以严酷著称的官吏诛杀豪强。例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干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公元前-O六年(元封五年)，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第一条就是对“强宗豪右”的限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更有效地管理广大国土，武帝把天下郡国划分成十三个州部。州部作为监察单位各包括五至十个郡、国，各派遣刺史一人代表中央监察所辖区域内诸郡、国。刺史不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专门检察各地豪强地主违法乱纪活动，地方长官郡守、国相等人的贪污暴虐营私舞弊行为，以维护中央政令的贯彻执行。刺史只是相当于县长品级的小官，却负责监督郡守品级的方面大员。经他考查认为优秀的地方长官可推荐到中央任九卿，认为恶劣的即可罢免。职权重大，升迁迅速，是代表皇帝监督地方官员的得力干将，很有助于中央对全国各地区的控制。同时，由于刺史品级不高，又不管日常政务，就使州部只是一个监察区域而不会形成一级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从而防止它权力膨胀以致发展为新的独立王国。所以，刺史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有效措施。
通过上述措施，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3、加强中央集权汉初丞相都是开国功臣或皇亲国戚，权力很大。比如窦太后提出皇后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却说，这事得同丞相商议。而丞相周亚夫认为，按照传统制度无功不得封侯，皇后的哥哥也不能例外，景帝只好作罢。朝中群臣甚至象内史(首都市长)这样的高宫，丞相认为有过失的部可以先斩后奏。在同皇帝商量国事时，丞相的意见也备受尊重，一般都是照准的，推荐官员甚至一出仕就可充任丸卿郡守品级的大。武帝逐步改变这种状况，适逢这时功臣元老也大都去世，正好方便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如象年轻时因家贫曾在海边牧猪的公孙弘，后来诵读儒书，被举为“贤良文学”到长安参加考试，武帝亲自评为第一，几年中便升任丞相并且封侯。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丸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待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这样，在朝宫中有了“中朝”(或称内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待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宫，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统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汉武帝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宫吏制度，注意选拔入才，充实官僚机构。
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故景帝以前，有“吏多军功”(《汉书》卷五《景帝纪》)之语；二是选自郎宫，郎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即、郎中、议郎等。郎宫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诀额，即可由郎宫中选用，所以董仲舒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参看朱绍侯《军功爵制试探》)。郎官多出自“任子”(二千石以上宫任职满三年，可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任子”)或“资选”(非有市籍的商人，家资满十万，文帝时减为四万，可任郎官或做一般官吏)，难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的选拔宫吏的制度：
其一为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始以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进行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
其二为“征召”之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一二四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宫。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汉武帝在广开仕途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加强了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和法律。在中央的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此外，又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力量。在汉武帝时期，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律更为严密烦苛，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干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卷二三《刑法志》)。法律条文如此烦苛，表明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统治的残酷性。
4、加强中央集权的财经措施汉武帝时期，在财政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以解决由于战争和宫廷奢侈生活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其主要措施是：
(一)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培天子，威胁中央。据《盐铁论·错币》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治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好猾，咸聚吴国”，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一支力量。吴王在起兵叛乱时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职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可见，郡国诸侯王操持铸币权，势力膨胀，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
公元前一一三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宫、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株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锅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这次新铸的五株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自武帝中叶起到唐代止的六七百年间，五株钱差不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由于五株钱大小轻重适当，所以长期行用达七百多年之久，到唐初才被取代。
(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食盐为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铁器在汉代已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用具，所以煮盐和治铁成为汉代工商业中资金最大、利润最高的重要行业而且盐场铁矿多在山区海滨荒僻边远的地方，聚集成百上千人，往往都是受富商奴役的流亡贫民，对社会治安也很有妨害。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于是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山海，或采矿治铁，或煮海制盐，一家治铁或煮盐使用的人，多至千余名。他们“专山泽之饶”(《盐铁论·禁耕》)，垄断了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治铁煮盐业，这不仅影响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且也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采纳大商人孔汲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政府，由国家垄断经营。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下令禁止民间从事盐铁业，由政府特设盐宫法官垄断经营，控制生产，包办运售，牟取暴利。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宫，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当时所设的盐官有三十七处，铁官四十九处。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砍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卷三O《平准书》)。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增加了收入。所以桑弘羊说:“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皆……盐铁之福也。”(《盐铁论·轻重》)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死后第六年即公元前八一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事，和桑弘羊等进行了争论。关于这些政策和利弊的争论，在昭帝初年的盐铁会议上曾广泛展开。当时“资良文学”强烈反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政策，揭露了这些方面的许多弊端。要求节约政府开支，减轻赋税摇役，改行休养生息政策。由于事关政府大宗财政收入，后来只取消了酒类专实和裁减部分地区铁官，主要的政策仍然保留。但是在节约开支，与民休息这些方面，“贤良文学”的意见还是受到重视的。这样开源节流，对昭宣时期的经济恢复曾有良好作用。双方的主要论点，保存在《盐铁论》这本书中，我们现在还可从中看出当时这场争论的激烈。这次会议由桓宽作记录，整理成书，就是现存的《盐铁论》。会议的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对汉武帝官营政策作了限制和修改。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
公元前一一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员赋，“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盐铁论·本议》)。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宫，负责管理、调度、分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税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衣令置平准宫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远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防止富商大贾从中谋取巨利。
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卷三0《平准书》)。皇帝的赏赐、战争的费用.“皆仰大农入大衣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潜之”(《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三)算缗和告缗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势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公元前一一九年（元狩四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干钱，抽税一算(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相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文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结核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重申，禁止商入占有土地，违者没收。此法一行，各地争相告绩。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中家以上大氏(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氏(抵)破。”封建国家又发了一笔横财。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贸、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势力，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
(四)独尊儒术汉武帝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而且在思想上也加强了统治。
汉初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观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二。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汉武帝所以要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首先是董仲舒非常强调“大一绕”，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这就是利用道家的天道观，为封建政权服务，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家的天道观，为封建政权服务，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外儒内法，也就是汉宜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卷丸《元帝纪》)。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自从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后，以孔孟为正宗的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五经成了干禄仕进的敲门砖。
五、昭宣中兴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等。
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沼，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废除)擅赋，力本农”(《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室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以下三个主要政策：
(一)轻摇薄赋，发展生产汉武帝末年，民穷财尽，封建经济濒临崩溃。昭、宣二帝时期，“知时务之耍，轻得薄赋，与民休息”(《汉书》卷七《昭帝纪》)，立本于农，七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照贷种、食和“勿收责(债)”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地震、水旱之灾，当年租赋徭役皆免，减少农民破产、流亡。昭帝时还颁布了“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政”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面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农业生产开始上升。呈现宣帝时，谷价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不过八钱，成为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沿边还设立了常平仓，以调剂边她的需要，这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佐证。
（二）重视吏治为了保证政令的贯彻，昭、宣时期，对吏治十分重视。霍光辅改，竭力恢复汉初的传统政策，“修孝文时政”。宣帝时也尽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补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举，他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给予褒奖。如颖川太守黄霸，“养视鳏寡，赡助贫穷”（《汉书》卷八九《循吏传》），于是下诏褒奖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对于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选拔。如黄霸由郡太守，迁升为御史大夫。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史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汉书》卷七四《魏相传》），“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三)平理刑狱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昭帝于公元前八三年(始元四年)，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汉书》卷七《昭帝纪》)。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如公元前六六年(地节四年)，诏减“首匿法”，宣布“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医大父母，皆勿坐”（《汉书》卷八《宣帝纪》）。下令凡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刑事追究。并设置了廷尉一官，专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宫吏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刘向评论汉宣帝时称赞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风俗通·正失》)。这一评论有溢美之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
第二节、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西汉农业的繁荣（代田与区种）
斯大林曾经指出:只有统一的大国才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并确保自己的独立。昙花一现的秦王朝没有来得及体现出这种优越性，西汉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武功的显赫则正是集中统一带来的好处。它首先表现在以人口增殖和农田垦辟为标志的农业发展上司秦王朝的人口估计约二千万，经过秦末战乱，损失很大，一“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由于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又曾达到相当富庶的局面。在这个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基础上，才能有汉武帝辉煌的文治武功。但由于武帝时长期战争的消耗加上他的奢侈浪费，又使得“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夏侯胜传》)。不过，武帝晚年改变了政策，恢复休养生息方针，发展农业生产。经过昭宣二代贯彻执行，“流民稍还，田野益辟”。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王朝共有郡、国一百零三，县级单位一千五百八十七，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农田八百二十七万零五百三十六顷(约合今二亿八千三百六十三万亩)。 这是西汉一代的最高数字。在人口方面，一直要到明代我国总人口超过六干万时，才突破了这个记录。从人口分布情况看，当时全国经济童心在黄河中下游，这里面积约占全国百分之十二，却集中了全国百分之六十八左右的人口。
汉代农业己普遍使用铁农具，当时铁器被称为农民的得力干将，使用它可使田野垦辟，五谷丰收；缺少它农民吃尽苦头还不能开垦荒地，庄稼不茂盛，费力多得益少，也就无法摆脱贫困。近年来在全国各地有不少汉代铁器出土，包括边疆兄弟民族地区都有发现。一九七五年在河南郑州古蒙镇发掘一处汉代治铁遗址，出土铁器中农具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所以当时王莽就曾指出：“铁，田农之本”。而由于铁器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便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普遍发展，构成当时农业经营的主要形态。正如晁错所记述的，他们一般是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耕种一百亩(约合今二十九亩多)土地。一年四季辛勤劳作，还要为官府服劳没、交租赋，碰上灾荒或苛捐杂税，就穷于应付而落入高利贷罗网，以致实因卖房卖儿女而破产。这里没有提到地租负担，而且在困难时还可以出卖田地，说明他们是自己占有土地、农具并独立经营的小农。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帝国力量的源泉。在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下，社会比较安定，剥削压迫相对稍轻，自耕小农曾是政府鼓励扶植的对象，也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力。尤其是其中的富裕户即汉代所谓“力团”，更受到政府免除徭役的优待，担负着指导农业生产的重任，发挥过重要作用。
全面反映西汉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是“代田法”和“区种法”，它们体现了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代田法是汉武帝末年赵过推广的。所谓“代田”，就是把田地翻耕整平后，开挖出沟和垄。播种于沟中，幼苗长在沟里，既减少叶面风吹蒸发，又减少沟中水分损失，能促进健壮生长。以后则结合中耕除草，逐步将垄土锄下培壅根，等到作物长成，垄土全部培于根脚。庄稼根深秆壮，就能经受风旱，获得丰收，它比不开沟垄的“漫田”每亩可增产一石到二石。次年便在垄处开沟，沟处留垄，轮番使用地力，不必休闲而可起到休耕的作用。所谓“代”，就是指空和沟的交错代换，这样既能保证地力的恢复，又充分利用了土地，的确是千种连年稳产高产的耕作方法。为了配合这套新的耕作法，赵过还改进了很多农具，都很方便灵巧，由政府拨派能工巧匠专门制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过推广代田法还运用了比较科学的方式。他首先在皇帝离宫旁的空地上进行代田的实验，证明确实能够增产。然后集中有关地区的行政官员和“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先学习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通过他们再向广大农民普及。在推广中他还注意吸收改进建议，如当时农民少牛，不能赶上雨后有利时机整地。有位退职县令就建议赵过组织人力拉犁，赵过便请皇帝任命他为自己的副手，组织农民相互换工以人力拉犁。大致人多的天可耕三十亩，人少的也能耕十三亩，这就使更多的土地都及时开垦出来了。代田法一直推广到了边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在各地都取得了节省劳力增产粮食的显著效果。
“区种法”是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汜胜之总结关中农民丰产经验而提出的精耕细作方法。汜胜之首先提出了农作物栽培的整体观念，注意到庄稼生长各种条件和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适当配合。他指出要想丰产，必须正确地结合气候时令，耕种土壤，施用肥料，灌溉保墒，中耕锄草，及时收割。区种法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在小面积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以充分保证农作物生长的必需条件，发挥农作物的最大生长能力而取得高额丰产。具体作法大致分三步，第一步深翅土地，施足底肥，调和土壤，增强其蓄水保肥能力，使作物根系得以充分发育，并按不同作物划成不同长宽的小块，称为“区”。第二步选择良种实行浸种点播密植，区别不同作物安排不同的密植程度和下种深钱、盖土厚薄，以保证顺利出芽和通风透光也第三步是加强中耕灌溉，随时松土锄草，贯彻锄早、锄小、锄了的方针，注意保墒，针对不同作物进行合理浇灌。这样精耕细作当然需要花费极大劳力，所以无法多种地。但据说一户小农男女两个劳动力，只需种十亩地，便足够全家好多年的消费了。这种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争取少种多收的耕作法，代表了农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尤其在遇到灾荒或畜力不足时，农民无力照顾大面积农田，区种就更是一个应付困难局面的好办法。所以在东汉明帝时，就曾因牛瘟水旱垦田减少，由皇帝下沼推行区种法以解决农民的问题。
代田法是在大田面积上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以求得增产，区种法则更进一步要求在小面积上精耕细作少种多收，走上了园艺化的道路。这种发展方向关键在于生产者必需具备充分的劳动积极性，所以它不能适应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经营方式，而是同自己占有土地和农具的个体小农经济密切相关，也同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稠密、耕地相对较少的条件分不开。这样集中经营谷物、桑麻、六畜、园艺四大项，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尤其注重改良土壤和施肥，务使她力长期保持而不必休耕，为我国农业走上，精耕细作提高单产道路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手工业的发展（冶金与纺织）
铁器: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的需要增加了，统一大帝国里剥削阶级享乐水平的不断升级，商品交换的方便，这些都为手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提出了需求。汉代手工业在这种形势下也有突出的进步，首先就表现在冶铁业的繁荣兴旺。我国铁器出现不是很早，但发展十分迅速，后来居上，许多新技术新品种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汉代不仅有初期阶段的低温银制的块炼铁，也奋进步阶段的好几种高温铸造的生铁。当时对于要求硬而耐磨的犁铮等多采用自口铁和麻口铁，对于需要一定强度和韧性的锄、铲、撅(音撅)等则多采用韧性铸铁，对于需要一定承载能力、润滑和耐磨性能的轴承则曾使用灰口铁，这说明对多种生铁的性能己有相当认识并能加以恰当的利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巩县铁生沟西汉治铁遗址出土的铁锺中还发现了球墨，这种球墨铸铁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欧洲才发明的新产品，它在我国地下却已埋藏二千年了。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的低温炒钢炉也是世界冶金技术史上光辉的成就之一，它以当时己能充分供应的生铁作为原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炼钢途径，为工农业尤其是兵器创造提供了优质钢材。汉代炼铁高炉的规模也大得惊人，1975.年在郑州古荣镇汉代治铁遗址发现的一号高炉，炉腔截面为椭圆形，容积约五十立方米，残留的炉缸积铁块重达二十余吨。在当时鼓风设备简陋的条件下，要维持这种太高炉的正常生产是颇为不易的。《汉书·五行志》记载着武帝与成帝时两次悬料和爆炸事故，正反映了当时炼铁的艰辛。在河北满城发掘刘胜夫妇墓时发现，他们的墓道外口砌了两堵夹墙，墙问浇灌铁水，铸成整块铁门封闭墓道口。这是必需在现场冶炼浇铸的，很能表现当时冶铁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汉代治铁遗址也曾发现煤和煤饼，说明当时巳知烧煤。但从汉优生铁含硫量很低，还不到现在规定标难的一半来看，炼铁燃料，主要还是木炭。
春秋末年我国己出现钢，那是用块炼铁加热渗碳反复锻打制成，古代所谓“百炼成钢”就是指的这一种加工方法。从刘胜墓出土的佩剑和书刀可以看出，西汉炼钢仍继承着这种方法，但工艺上有了进步，夹杂物减少，组织细密，成分均匀。尤其在热处理技术方面使用了刃口局部淳火的方法，使刀剑背部柔韧而刃口坚硬，刚柔结合，锋利而不易脆折。
随着铁器的流行，冶铜业就向铸钱和日用工艺品方面发展。汉初经济凋敞，允许民间铸钱，币制混乱。汉武帝晚年才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一切旧币，统一由皇家铸造精美的标谁货币五铢钱。单是到汉平帝时的百来年间，五铢钱就铸造了二百八十多亿，据估算共用青铜九万八千多吨。
丝织品:作为著名的丝绸之国，汉代纺织业也达到了很高水平。齐鲁一帝的丝织物有冰纨(音晚)、纺、绣等精品，号称“冠带衣履天下”。皇室在那里设置官营纺织工场，拥有数千工匠，每年费用以亿计。在首都长安还设有织室，也是规模巨大，每年花费五千万。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初年墓葬中发现了大量丝织品，品种有绢、罗纱、锦、绣、绕等，颜色有茶褐、灰、朱、绛红、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制作技术有织、绣、绘等，纹样有各种动物、云草、卷草、菱形、几何图形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说明不仅皇室，民间也有了大量色彩绚丽花纹繁富的丝织品。所以贾谊曾经指出，当时在市场上卖奴姆的人，给奴辉穿着的丝绸衣履，竟是古代君王后妃在祭祀典礼时穿着的礼服；古代君王后妃日常穿着的衣料，当时富商在宴会宾客时只用来装饰墙壁。贾谊认为是当时的人过分奢侈，其实这更反映了汉代丝织业的巨大进步，生产水平提高，精美纺织品大大丰富了。除丝织品外，麻织品也很发达，当时四川出产的麻布就和山东出产朗丝绸并称，也被认为是畅销全国各地的产品，甚至还转运到了身毒、大夏(今印度、阿富汗)。
漆器:汉代最有特色的日用工艺品是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漆器一百八十多件，包括怀、盘、鼎、壶、勺等餐具，盒、案、盆、儿、屏风等用具，有木胎、夹衍胎和竹胎的不同，但都是色泽光亮，花纹精美，造型别致，实用而美观，说明西汉初年漆器己是日常生活重要用品。后来官府在蜀都和广汉郡(今四川西部)设置工官，专门为皇家制作漆器，每年用费五百万。当时有的漆怀用金银镶口边和把手，特称为扣器，彩画精美，其价值超过铜杯十倍以上。当时人说是，一个怀子要用百人的劳力，一座屏风要费万人的工夫。1958年在贵州清镇汉墓出士的一件耳杯(酒杯)上有针刻的铭文，记明这是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郡工官制造的，并有“素工”、“画工”、“清工”等八道工序工人的署名和“护工率史”、“守长”、“守令史”等五级官员的署名。可见当时官营工场规模庞大，分工细密，制度严格。广汉漆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远至朝鲜也曾出土。
三、商业与城市的发展
“素封”之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更多的产品，统一大帝国又创造了商品交换活动的方便条件，这就促使西汉的商业达到空前的繁荣。西汉政府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商人的，但是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晁错曾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这是因为商业活动利润最大，容易致富，以致当时人们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司马迁说商人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具有百万钱资金的商人一年能获利二十万钱，收入就比得上一位食封干户的诸侯，他称之为“素封”，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并没有正式受封为诸侯，实际上却可以相当于一位诸侯。在大都市中，不论是经营酿造、屠宰、粮食、薪柴、木材、运输、漆器、铜器、染料、牲畜、奴婢、纺织品、海产、果品、皮毛、高利贷等任何行业，大体上都能达到同样的利率，取得相当于诸侯封君的地位。这样的大富商在各郡国县邑多得数不清，其中最著名的有经营冶铁业、鱼盐业、运输业、圈积粮食、畜牧业、高利贷的等等。他们有的甚至勾结宫吏，盗窃经济情报，牟取暴利。以致汉武帝都说z我打算做什么，商人先就知道了，越发囤积这类物品，恐怕是有人格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这正是晁错曾经指出的，大商人携带着巨额资金整天在都市里游转，抓住政府急需的有利时机，以加倍的价格出卖所囤积的货物。商人的暴利甚至引得贵族官僚眼红，不少人也插手商业牟利。最突出的如象汉景帝的儿子赵王彭祖，他委派官吏到赵国所属备县担任商业交易的经纪人，垄断商品买卖的中介活动以取利，收入竟比赵国经常的租税还多，以致成为著名的财主。元帝时，贡禹奏请皇帝下令规定亲近大臣家属不得私自经商与民争利，违犯的应当罢官削爵，这也反映出当时有不少达官贵人在支使其家属经商牟利。
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西汉前期重要商业都会有长安等十八处，有六处都在今河南省境内，而长江以南却只有三处(分别在今湖北江陵、江苏苏州、广东广州)。《盐铁论·通有》所提到的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十一处，竞完全在北方，今河南一省甚至占了七处，可见当时商业发达地区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同当时经济童心在北方的形势是相适应的。西汉后期，今四川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统计材料说明，当时首都长安县有八万零八百户，175成都县(今属四川)也已达到七万六千多户。所以后来王莽改制时，就把成都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列为天下五都中的西都了。不过整个西汉一代，最大的都市仍然是长安。古代城市建设，宫殿、官府、住宅和商店是分区集中的。住宅区称里，商业区称市。里和市四面都有墙环绕，里、市内的住宅和商店只能向内丽的遥遥开门，再经过通道口的里门(又称阔)和市门通向大街，这些门均设专人负责守卫。只有经过特许的大贵族才能独家面向大街开门自由出入而不必经过问门，这种住宅特称为“第”。例如父子五人同时官至二千石，被景帝呼为“万石君”的石奋，也还是住在里内的。有次他的小儿子内史石庆饮酒喝醉了，归家直入里门不下车。石奋就斥责他说：“内史责人，入阁里，里中父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并愤而绝食。吓得石庆和他的大哥郎中令石建以及全家狼狈谢罪，才算了事。此后石庆等人回家都是一到里门就赶快下车步行回家。长安城中居民区奇阁里一百六十，商业区有九市，东区三市，西区六市，四里构成一市，聚集着各地商人，建筑非常规整。解放以来对汉代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勘察发掘，已查明汉长安城基本上是正南北向，城墙周长二万五千一百米，台汉代六十里，全是版筑土墙。四面备有三道城门，每门各有三个门道，门道实宽六米。由城门通向城内的大街，也由三条并列的大道组成，宽度与门道相同。城门亦末用砖，而是在两边密排几对柱础，上立才唯而建门楼。另外还发掘了若干重要建筑群遗迹。这些发掘证明，汉代文献材料记述的长安城雄伟气魄并不是随意夸张，它的确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壮丽城市。
市设置专门的官吏管理，比如长安四市就各有长、墨。西汉之初，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择即曾为市长。西汉末年，长安东西市主宫称市令，洛阳、成都等五市主官称市长，一般县邑也各有市和官员，如尹翁归曾任河东平阳县市吏，由于他精明公正，不收赠礼，连大将军霍光家的宾客奴仆也不敢再入市捣乱，商人们更是畏肢。求商曾为蜀郡郭县市窗夫，负责征收租税。从古代文物还见到有“广陵市长”、“临淄市丞”等官吏。都市的租税收入是很可观的，在财政上，它属于皇帝和诸侯王封君的私人收入，不归国库。
第三节 汉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一、汉与匈奴的关系从汉主朝建立以来，一直遭受匈奴欺凌，贾谊所以为之痛哭流梯深感羞愧，就是这种屈辱的状况。原来秦汉之际匈奴冒顿(莫独)单子勇武善战，他杀父自立后，东边击灭强大的东胡，西边逐走月氏(月之)，南边征服了楼烦、自羊润南玉，全部占据了蒙恬开拓的河套南部土地，统一了辽阔的北方。他们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共有三十多万骑士，机动灵活，突击力强，军事上很占优势。加以当时北边不少闹分裂割据的人，往往卖身投靠匈奴，为虎作伥，引狼入室，替匈奴的掳掠行动充当前驱，使他们在南侵中占尽了便宜。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建都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韩王信叛降匈奴，勾结冒顿单于进犯太原(今属山西)。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回击，在冒顿单于示弱引诱下轻兵冒进，被包围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与主力隔绝，七天未能突圈，十分危急。据说采用陈平的“奇计”，贿赂冒顿单于的阀氏(烟支，匈奴王后)，请她说情解开包围困一角，利用这一通道才逃跑出来回到大军中，双方暂时罢兵。其后匈奴仍不断侵扰汉郡，娄敬提出了“和亲”的办法，要刘邦把女儿嫁结冒顿单于，想以婚姻为纽带来解决问题。无计可施的刘邦接受了这个主意，找了一个刘姓姑娘封为公主，送住匈奴，还每年赠送丝絮酒米等财物，结成亲戚。冒顿单于礼品照收，掳掠如故。其后陈希、卢绍等叛乱时，无不勾结匈奴，冒顿单于也招降纳叛，骚扰边郡不断。刘邦死后，冒顿单于公然致书吕后，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并以极其悔慢的词句提出要娶吕后为妻，意味着想到中原来当皇帝。对于这样霹骨的挑衅和侮辱，吕后却回信说：自己年老色衰，配不上单于，希望能得到宽恕。
尽管这样低三下四却仍然没能乞求到和平安宁，就在吕后时，匈奴多次侵入陇商(治狄道，今甘肃临洮)，攻城屠邑，驱掠畜产，杀吏民，大寇盗。文帝初年，也是卑辞厚礼，和亲贡献。匈奴仍不断入侵，杀害地方官吏，掳掠人民畜产，其侦察尖兵竟至深入到长安郊外的甘泉宫，迫使汉王朝集中十多万大军防守长安。而反击的汉军只是把满载而归的匈奴军队送出边塞完事，未能真正给予打击。因此匈奴更加无所忌惮，每年秋高马肥就入侵汉区，杀掠人民，云中(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北)、辽东(治襄平，今辽宁辽阳)等地一个郡就损失万余人。
怎样来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晁错提出了他的建议。首先分析了汉匈两军各自的优缺点，指出匈奴军队有三条长处，战马好，骑术精，人民吃苦耐劳。汉军也有自自己的优势:武器精良，训练有素，长于在平原展开正规车骑大战和下马短兵相接搏斗。而且汉王朝地广兵多，在数量上更占绝对优势。如果再把归附汉王朝的义渠胡等游牧族组成军队配合汉军作战，就能兼备敌我双方的优点，在军事上万元一失了。但是在战略上匈奴却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机动灵活，它游牧射猫在沿边各地，哪里薄弱就可以从哪里入侵，非常主动。而汉王朝边境漫长，势难兼顾。遭到匈奴侵犯的地方求救，不去救则受损失，救兵少了还不能解决问题。辛辛苦苦调集大军前去，匈奴却可能转移了。如长期驻守则负担太重，救兵一撤退，匈奴又会乘虚而来。这种被动局面不改变，汉王朝是很难支持的。为此晁错建议移民屯回充实边区，选择战略要地建设守备牢固的据点，要求能够容纳干户以上。政府要为移民划分田地，建造住宅，供给开荒时所需的衣服口粮，直到生产能够自给时才止。把他们按五家、十家编组起来从事生产和军事训练，使他们安居乐业确立长期定居保卫乡土的决心。这种移民定居边区，其战斗力必然远远超过从内地征发前去守边一年的戍卒。有了若干个这种具备相当自卫能力的战略据点，才能构成二条比较巩固的边防线，从而对匈奴军队的行动自由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文帝采纳了昆错的建议。其后景帝一代，匈奴没有大规模的掳掠活动，可能这一措施发挥了作用。而且后来汉王朝名将多出于“六郡良家子”，即沿西北边的陇西、天水、西凋、上郡等地边民家庭的子弟，李广、赵充国就是其中最著名的见这种移民实边还曾为后世的反击活动培育了优秀人才，其影响是很明显的。不过在那时，汉王朝仍然是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汉武帝即位之时，汉王朝已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财富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于汉匈关系上这种屈辱地位，当然极为不满，力图改变。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就派张骞出使曾受匈奴驱迫的月氏，谋划夹攻匈奴。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又正式向群臣提出，我们同匈奴和亲，每年奉献大量财物。可是单于得到这些好处却更加傲慢，掳掠盗窃不断，边郡屡遭蹂躏，我深感痛心。现在打算发兵反攻，大家觉得怎么样?王恢建议派马邑人聂聋诈降匈奴，献出马邑作为诱饵，将单子主力引到马邑包围歼灭。武帝批准了这一计划派韩安国统领三十多万汉军埋伏在马邑周围，等待单于上钩。匈奴军臣单于率领十万骑兵入侵逃到距马邑百余里处，发觉情况异常，使攻打附近一个哨所，抓住雁门慰史。这个怕死鬼暴露了汉军准备伏击的计划，军医单于大惊，急忙领兵迟出。围歼的没想落空，汉匈关系恶化，双方从此展开激战。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十多年阅，汉军九次出击，前后捕斩匈奴约十六万，招降四五万，给予匈奴沉重打击。其中关键性的战役有三次。
1、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从东边入侵，杀死辽西（治阳乐，今辽宁义县西）太守，掳掠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西)二干多入。武帝派卫育领兵从西边云中郡出击，横扫河套南部直到陇西，驱逐匈奴白羊、楼烦王，占领了河套南部。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在这里新建朔方郡，大力修缮恢复蒙恬时边防要塞，移民十万充实新区。匈奴右贤王对此很不甘心，不断前来争夺。元朔五年，卫青率苏建等六将军带兵十余万人出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南)，深入六七百里，出其不意在夜晚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狼狈逃跑，汉军捕斩裨小五十余人，众男女一万五千余入，牲畜数十百万，在汉匈交战中第一次获得大胜。武帝派使者迎接凯旋的汉军，就在军中宣布任命卫青为大将军，统领诸将。甚至连卫青三个尚未成年的儿子都被封侯，足见对这次胜利的重视.这次战役巩固了汉王朝在战略要地问套南部的统泊，不仅解除了前此匈奴对首都长安的严重威胁，而且构成了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开始转入有利地位。
2、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等两次从陇西、北地(治马领，今甘肃庆阳西北)揭出击匈奴右部，过霜支山、祁连山至小月氏(今甘肃河西走廊)，捕斩诸王及浑邪王子、相国、二部尉等百余人，士兵四万多。这年秋天，匈奴伊稚斜单于责怪右部的浑邪王、休屠王等连吃败仗，损失了数万人，打算加以惩罚。浑邪王等害伯便图谋降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兵往迎，杀掉反悔逃亡的八千多人，护送降服的四万多人归汉。武帝重加赏赐，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等沿边各郡塞外，沿用其故俗编组为五属国，并迁徙内地汉人数十万前往。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旧地设置武威、酒泉郡，其后并增设张掖、敦煌郡。这次战役促使匈奴内部分裂，有相当大一部分归降汉朝，并且夺得了水草丰美的洞西地区，使匈奴遭受重大损失。而汉王朝从此减少了陇西、北地、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南)的边患，使下令裁减三都成卒的一半，使得徭役稍轻.同时，河西四郡的设置，既遮断了匈奴同西羌的交往，又打通了汉王朝联系西城以至中亚各地的门户，而争取西域归属汉朝等于是“断匈奴右臂”，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3、匈奴连遭挫败，伊稚斜单于使听从赵信的建议，将主力退居漠北，想利用沙漠险阻疲敞汉军，然后伺机取胜。元持四年（前119），武帝决定发大军越过沙漠寻歼匈奴主力。于是集中十万精骑，命卫青、霍去病备领五万骑，步兵及后勤靠自重队伍数十万人，从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和定襄(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分东西两路深入模北攻击单于。卫青所部从定襄出塞千余里，越过沙漠找到了伊稚斜单于率领严阵以待的匈奴主力，双方展开激战，到日暮匈奴军失利，伊稚斜单于仅串几百精壮卫士突围向西北方逃跑，匈奴大军败散。卫青追击单于不及，北至赵信城，烧掉匈奴储积的粮食，捕斩一万九千人而还。霍去病从代郡出塞二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获王三人、将军等官员八十三人，捕斩七万多人，穷迫至翰海(可能是今呼伦贝尔湖)而还。匈奴经此重大打击，更加远离汉区，沙漠以南不;再出现他们的政权中心。西汉建国以来近百年的匈奴边患，至此基本解除。
尽管汉武帝抗匈战争代价很高，当时人甚至认为得不偿失，颇有微词。但是汉帝国人多二地广经济发达，拼起消耗来匈奴当然经受不起。武帝几十年的主动反击，使匈奴军队损失了二十来万，差不多占到其总数的一半以上.连年不断的战事对生产活动更造成极大的破坏,匈奴入口增殖和畜群善息都大受影响，因而从单于以下都盼望恢复和平。不过匈奴所设想的和平乃是重建“和亲”，也就是武帝以前汉王朝向匈奴称臣纳员的传统关系。狐鹿姑单于给汉武帝的信就说得很坦率，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匈奴狐鹿姑单于在结汉武帝的信上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开大关，取汉女为妻。”(《汉书·匈奴传》)武帝追求的和平则是要匈奴臣服于汉，遣子入待作为“人质”，和其他藩属国一样待遇。当时的匈奴根本不可能接受。所以双方虽有和好的愿望，使节往来不断，却总是谈不到一块，无法达成协议。苏武正是在这段时间出使匈奴的。当时且堤(堤)侯单于使卫律威逼他投降，苏武怒斥卫律，严正声明自己肩负着促进汉匈和好的重任，一身关系两国安危，斥责卫律轻举妄动必将结匈奴带来灾祸。且堤侯单于也真不敢杀他，反而更想迫使他归降，便将他放逐到荒寒无入的北海(今贝加尔湖)边放牧公羊，宣称公羊生羔才得释放。苏武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贞不屈，甚至以野鼠草籽为食，历尽艰辛长达十九年。后来汉使得到消息责问壶衍寝单于，他们才把苏武和几名幸存的随从人员送回。苏武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使匈奴单干既不敢杀他又舍不得放他，也反映了汉匈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苏武不仅以气节高尚名垂千古，他更是坚持国格不辱使命的模范使臣。
昭宣时期汉王朝生产恢复发展日益富强，匈奴达段时间却内部纠纷不断而逐渐贫弱。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与汉王朝通婚的乌孙(都赤谷域，今苏联伊什提克)请求汉军配合反击匈奴的侵扰，宣帝派赵充国等五路大军十五万骑，联合乌孙五万余骑夹攻匈奴。匈奴不敢接战闻风逃遁，汉军战果不大，乌孙却得斩获三万多人，掳掠牲畜七十余万头。在逃跑途中匈奴还损失了许多人畜，愈益衰弱。接着了令、乌桓等邻国乘虚从北、东、西三面进攻，匈奴“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匈奴大困，属国解体，西域诸国也联合起来反抗。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七匈奴握衍胸凝单于即位后，“暴虐杀伐，因中不服”。左部诸王拥立呼韩邪单于，击败握衍胸寝单于使他愤而自杀。此后匈奴贵族纷争，最多时有五位单于并立，战乱不已，因无宁日。呼韩邪单于战败穷困，“众才数万人”，又被那支单于驱逐，彷惶无计-一位大臣指出：强弱有时。现在汉朝正强，乌孙和西域诸国尽都归顾。我们在此勉强挣扎总不得安宁，“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目前只有归顺汉王朝才是唯一出路。呼韩邪单于和大臣们反复商讨利弊，最后决计归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派他的儿子右贤王入汉作“质子”。甘露三年元旦，呼韩邪单于亲到长安朝贺汉宜帝。汉武帘毕生追求的目标这时才终于实现。
汉王朝尊重历史的传统，采取了有政治远见的高姿态。尽管呼韩邪单子穷困来归，仍然对他优礼有加，在仪节上当作对等国看待，高于其他海属国相刘姓诸王.不仅给予丰厚的赏踢，还安置他们在边塞附近居住，派汉军护卫并供给粮食。在这种形势下，同呼韩邪单于作对的卸文单于也派遣使臣奉献礼品，汉王朝还是适当接待，不过比对待呼韩邪单子要差一些。由于汉王朝大力资助呼韩邪单于，那支单于不得不向西迁徙。经过汉王朝的支援，呼韩邪单子所部逐渐恢复发展，力渐盛，到汉元帝初年便重返北庭，恢复故上，收集余民，局势逐渐安定下来。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等率屯回士兵和西埔诸国联军攻杀运逃到康居的那支单于。呼韩邪单于既高兴多年死对头的覆灭，去掉了自己的心痛；又惧伯汉王朝的兵威，决心进一步靠拢。汉元帝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子又到长安朝贸，并提出愿和汉室温婚结为亲戚。元帝以宫女王昭君赐予砰韩邪单子，她被称为“宁瘀氏”，赞美她便匈奴制安宁。其实不仅匈奴得到安宁，汉王朝也同样是“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没。”(《汉书·匈奴传》)汉匈之间形成一道和平友好的边界，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经济文化交流加强量对双方都极为有利。所以王昭君被当作历史上民族友好的使者而深受称赞，至今她的坟墓还得到入们的凭吊。董必武同志曾题涛说: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很显然，这时的和亲同汉初的和亲根本不同了，这已不是屈辱纳贡的象征而是平等互利的结合，它带来的不再是掳掠屠杀的血雨肠风而是和平友好的交的血雨肠风而是和平友好的交流融合，这才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理应受到充分的肯定。
当时呼韩邪单于感谢汉朝，上书汉元帝愿意承担为汉王朝守边的任务，建议撤除汉王朝边塞防守吏卒，以减省汉民的届役负担。元帝交有关部门讨论，很多官员都认为可行。郎中侯应却建议:国家考虑边事应从长远着眼，风云变幻，局势无常，应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不可爱借小费，自毁长城，授人以柄。于是汉元帝派遣官员回报，指出汉王朝因缘边关，不只是防外患，也用以控制内部奸入，不使其出外扰害为寇。对单子的忠心厚意表示赞赏，但是边防吏卒仍需保留以维护双方的安宁。呼韩邪单于也承认自己考虑欠周，感谢皇帝对他的敦诲。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汉匈和平友好一直维持到西汉王朝的终结。
二、汉与西域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养蚕绳丝，织造绸绢，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在古代世界久负盛名。古希腊罗马称中国为“丝国”，中国丝绸是古罗马贵族喜好的高级消费品，其价格儿乎相黄金相等。所以古代中国和西方交往的商道被称为“丝绸之路”，这条非常艰险的商路的开通，与汉武帝时探险家张骞的活动关系密切。在张毒之前，中原的人们认为西方是一个神奇的境界。有的说那里沙漠无边无际，红蚁巨似大象，黑蜂大如葫芦，五谷不生，滴水不见，谁要去那里只是自寻灾祸。有的又说那里有黄河的源头昆仑，高达二千五百乡里，是太阳和月亮交替休息的老家，上面有仙人西王母的瑶池，从前周穆王曾有幸去那里作过客人。张骞敢于到这样的地方去闯新路的确难能可贵，而其起因则是汉武帝为了寻求与国夹攻匈奴的战略目标。
原来汉武帝从匈奴降者口中昕到，在匈奴击败月民时，曾以月氏王头骨做成饮酒器，所以月氏逃向西方后，深怨匈奴而常图报复，却没有入同他联合作战。武帝便想派入联系，但是当时汉王朝不仅对西方一无所知，而且往西的道路全被匈奴控制着，这一夫就很难闻过。果然张骞等刚出院西就被匈奴扣留，一住十来年，结了婚，有了孩子，但他仍然留心保存着汉王朝派他出便的凭证一一“节”。后来匈奴防守比较松懈，张骞终得率众逃到大宛(贵山城，在今苏联卡散齐)。大宛当时也想同汉王朝建立联系，便派译员引导张军事辗转到达大月氏(都兰氏城，在今阿富汗瓦齐拉巳德)。原来当匈奴击破月氏后，他们先逃到塞国(今伊掣河流域)，称大月氏(残部留在故地降附匈奴的称小月氏)。其后因遭到受匈奴支持的乌孙的进攻，便再向西征服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并定居下来，塞国旧地便被乌孙占领了。这时大月氏在新居土地肥美，生活安乐，距离汉王朝遥远，已无心报复匈奴。张毒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未能取得什么成果，只好返回。他改走南追想从羌族地区通过以避开匈奴，没想到仍被抓住。又被扣留了一年多，还是趁匈奴贵族争位内乱的时机，最后才得和匈奴妻子等一同逃回，这时己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了。张骞为人坚毅宽厚诚朴，能得到各族人民喜爱。他出国时同行百多人，经过十三年，只剩下他和胡人堂邑父两入返回。堂邑父善于射猎，穷困时全靠他射取鸟兽充饥，他们才得共渡难关，完成这一开创性业绩，事实上这应当说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张骞虽然未能联络好大月氏完成夹攻匈奴的使命，却带回了西方各地真实情况，使汉人闻所末闻，大开眼界。其后数年，汉军屡胜匈奴，尤其是浑邪王降汉后，河西设郡，接着单于遁逃漠北，汉王朝控制了往西方的通道。元持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建议联合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并可招徕远西各国。汉武帝派他率领三百多人的庞大使团，携带大量金币丝绸牛马，并派很多副便随行，沿途有必要时张骞可派他们分别去联络其他国家。张骞这次到达乌孙，乌孙也派出一个数十人的使团随张骞回访汉王朝，这是中亚使者第二次来到长安。他们了解到汉王朝的确富庶强大，很值得建立经常的交往关系。张骞派出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今苏联哈萨克)飞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捐度，今印度)等地，接着，这些地方也派人随同汉便回访，中西交拄从此发展起来。此后汉王朝每年派出使臣多时十余批，少时五六批；每批大的数百入，小的百余入；远的八九年，近的三五年才能返回。西方的使者和商入也纷纷来到中原发展经济文化交流。这以后汉王朝对西方才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并作了记载，成为记录这些地区古代历史的宝贵文献材料，受到中外学者的珍视。
汉代人所请西域主要指今甘肃敦煌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大体上即现在的新疆，有时也泛指葱岭以西今中亚一带。当时在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散布着几十个小国，大多经营农业，有城邑。最大的龟兹(丘慈，今新疆库车)有八万多人，而小国如伊耐(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东)只有六百多人。在天山北部则主要是一些游牧国家，大国如乌孙有六用度，不敢留难。蒲类(今新疆巴里坤)国王得罪了单于，单于便驱赶其国入六千多放逐到匈奴境内阿恶地，号为阿恶国。其时逃散的蒲类人民躲藏山谷间侥幸保留下来一部分，重建蒲类国，在两汉时代始终只有二干多人，可见元气一直未能恢复。
汉王朝通使西域，赠礼一般部很丰厚。汉使所需食物及马牛等，全都用币用购买，并不采取无偿征派的形式。这是由于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它们成为政治上的藩属以牵制削弱匈奴，而并不在于经济上要获得多少实利。当然，汉便来往纷繁，鱼龙混杂，也有骚扰苛索的事件发生，处在交通要道上的楼兰(今新疆若羌)、姑师(今新疆吐鲁番)，尤其感到不堪其拢。加以匈奴轻骑不时前来捣乱，煽惑他们攻劫汉便，这就影响了汉王朝向西方的交通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兵击破姑师，掳楼兰王，迫使其亲汉。元封六年，武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为公主往婚乌孙，建立和亲友好关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派使臣往求大宛宝马，大宛不愿献出，与汉便发生冲突，暗中叫入杀死汉使掠取财物。武帝大怒，派李广利率数万大军远征大宛，前后经过四年，终于迫使大宛投降献马。这一战，汉王朝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声威远播，西域震动，许多小国都随凯旋的汉军送质子入朝，此后汉使出行就更加顺利了。汉王朝又在交通钱上修建类似驿站的亭，在宜于农耕的渠望在(今新疆库尔勒)等地驻兵也因积聚粮食，以供给经过的使者。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右部兼管西域健仆都尉的日逐王先贤挣与单于失和，便向汉王朝派驻西域的骑都尉郑吉接洽投降。郑吉率西域诸国军队迎护其部众万余人降汉。日逐玉被封为归德侯，匈奴的佳仆都尉从此撤消，没有力量再和汉王朝竞争了。郑吉也封为安远侯，并被任命为西域都护，统领西域诸国。郑吉建立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西)，这是中央王朝在新疆地区设置行政机构的开始。从此汉王朝政令通行西域，西域诸国王侯将相作为汉王朝委派的地方官员、接受汉王朝印信的共有三百七十六人。
汉通西域使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得以传入，对西域经济发展有所帮助。原来西域有些地方还不知铸造铁器，汉人教他们治铁和制作兵器。大宛原是从城外河流中取水，不懂得凿井利用地下泉水，汉人教他们凿井极水。同时西域许多生活用品如绞马、葡萄、石榴、盲稽、芝麻、黄瓜、大蒜、蚕豆、核桃、胡萝卡以及毛纺织品等也得传入中原，丰富了汉人经济生活；而音乐、舞蹈、魔术等的传入，则充实了汉人的文化生活，其后佛学也由此传入，更对汉人精神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经此更往西的丝绸之路，远通中亚以至欧洲，更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三、广开三边
1、东南东瓯、闽越与南越：秦始皇开创了统一的大国，以天下为郡县，但是在好些边区并未能真正建立起巩固的统治。加以秦末动乱，王朝解体，汉兴以后，很多地方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经过汉武帝大刀阔斧地拓殖四方，才巩固和发展了庞大的帝国，使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初具规模。
东南沿海即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一带，是越族聚居的地方。秦末农民起义肘，越人领袖无诸、摇参加了刘邦的联军。刘邦即位，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其后惠帝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阪(今浙江温州)。今广东广西一带是秦始皇新开的南海三郡，秦末变乱时，秦王朝的龙川令赵位代理南海尉锯险白守，逐步尽占桂林郡劝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即位后，派陆贾通使，下诏书说；越人习俗喜欢互相攻击，秦时迁徙中原人民与越人杂居。后来赵位建立统治搞得不错，使中原人民未受损失，越人互相攻击的匀俗也逐渐制止，很有贡献，现在封赵位为南越王。赵fE表示接受，成为汉王朝的藩属国。吕后时关系恶化，赵佗便自称南越武帝。文帝即位，派官员培修赵但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的祖坟，优待他留在老家的亲属，并再派陆贾通便，赵馆又放弃帝号，仍为汉朝藩王。实际上它们是几个半独立的小王国。
武帝初即位，闽越发兵围东殴，东阪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征发会稽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兵渡海往救，闽越军闻讯退走。东颐害伯闽越再来侵扰，要求迁到内地，于是迁徙他们到淮南地区居住。过了三年，闽越王部又出兵攻击南越。南越也遵照汉王朝法令，上报汉武帝请求处置。武帝派王恢等领兵进讨闽越，汉兵尚未入境，闽越贵族余善等杀其王部请降。汉王朝另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强系王，后来又承认余善为东越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又反汉白立为武帝，进攻豫章郡梅岭(今江西广吕西)、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北)等地，杀汉地方官吏。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磁王等共杀余善请降。汉武帝认为间越地形险阻，叛服无常，便改封越踩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将他们也迁徙到淮南地区。此后这些越人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
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王兴及其母愿意内属，撤除边关，和内地诸王同等待遇。武帝同意了这一要求赐南越亟相吕嘉银印，并赐内史、太博、中尉等主要官员印绥，表示他们是由汉王朝任命的，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自己选派:取消南越沿用的古代肉刑，奉行统一的汉法。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有七十多人为南越大官，实权超过王室，很不愿意放弃半独立地位而受汉王朝约束。他极力阻挡南越王兴内属无效，于是在元鼎五年夏起兵反叛，攻杀离越王兴及汉使者，发兵分据要害地区。武帝闻讯即派路博德、杨仆等率十万大军进击，当年冬天便包围番(攀)禹(今广东广州)。吕嘉等兵败逃跑，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迫兵所杀，南越各地官员纷纷迎降。武帝遂封许多南越贵族为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蒲、珠崖、檐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重新成为中央直属的郡县。
2、西北、西南地区即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以至云南贵州一帝，生活着羌族和总称为“西南夷”的许多兄弟民族。他们有的经营农业，居住城邑，已有君长；更多的从事畜牧，随水草迁徙，还没有建立君臣统治关系。羌族是我国西方的一个古老民族，长期生活在西海(今青海湖)周围，以畜牧业为主，略有一点初级农业。匈奴统一北方后，羌人也受其统治。汉景帝时，羌族首领留何率领部分羌人归附，要求为汉王朝守卫陇西(治狄道，今甘肃临挑)边塞，于是逐渐东迁到临桃、氏道、羌道(今甘肃l眠县、礼县、岩昌)一带居住。汉武帝驱逐匈奴，开通河西四郡，汉人势力越过黄河、渔水地区，建立起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安故(今甘肃临挑南)、袍罕(今甘肃临夏东)等据点，隔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于是羌人诸部联合起来并同匈奴联络合兵十余万围攻令居等据点，打算逐定汉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派李息、徐自为等率军十万打败了羌人，开始设置护羌校尉统管羌族诸部。羌入退出渥水地区回到西海周围，武帝便迁徙内地汉人前往充实河西。宣帝时羌人又逐渐渡过渥水，并与匈奴通谋，打算争夺河西，羌族先零、罕开等部首领二百多人聚会解除旧仇、结盟订约，准各联合反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王朝派去的使者处置失当，先零羌首领杨玉等挟持罕开羌及诸小种起兵攻打城邑，杀逐汉宫。消息传来，七十六岁的老将赵充国自告奋勇承担重任，率精兵万骑深入据险白守，晓以威信，分化招抚罕开羌及诸小种，孤立打击先零羌。赵充国不顾朝臣多数赞同大军猛攻斩尽杀绝的主张和宣帝严令逃兵的斥责，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反复上奏分析形势利弊，坚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诸羌，以政治招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持重守险、以逸待劳、审慎逃兵、不求速胜等原则。为免除后勤供应困难，利于持久，还创议以士兵万人屯田渔中，产粮自给。宣帝将赵充国的建议交群臣讨论，开始时只有少数人赞成，后来绝大多数人都支持了。经过一年多，羌人陆续归顺，坚持反抗的羌人大约只剩四千入了。于是赵充国建议罢兵，其后不久，归降的羌人共斩带头闹事的先零羌首领杨玉等人，余党四千多人尽降，局势发展完全如赵充园的预计。于是汉王朝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顺的羌人，其后他们就在这一带与汉人杂居。
羌族以南，今甘肃南部以至四川西北分布着数十个部落，白马最大。白马西南，今川西直到滇西分布着数十个部落，冉龙（忙）、徙（司）,都、邛都为大。再往南滇池周围分布着数十个部落，滇最大。演国西面今再海周围分布着一批叫做懦(髓)、昆明的游牧部落。滇国东北今贵州西南分布着数十个部落，夜郎最大。夜郎、滇、邛(穷)都等均从事农耕，有城邑和君长。这些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他们和巳蜀地区有着商业贸易往来，辛苦马、樊健(博同，棘族奴婢)、旄牛是他们的主要商品，而蜀拘酱通过他们转销到南越，蜀布甚至远销到身毒((捐度，今印度)和大夏(今阿富汗)。
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昕从唐蒙的建议，派他领兵一千和后勤辙重队伍一万多人从巴蜀出发前去招降夜郎，夜郎及其附近小邑贪图汉王朝财物，同意归汉。于是把这些地区划归键〈钱〉为郡(治樊道，今四川宜宾)，并动工修建从樊道直通夜郎群(脏)柯江(今北盘江)的大路。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的建议，派他去招降工区都、警部、冉毒是(忙)等部。这些君长也喜好汉王朝赏赐的财物，愿意归属，也使设置十余县附属于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元狗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听从张霉的建议，派使者探求从巳蜀通身毒(捐度，今印度)的道路，于是到达了滇国，建立起初步联系。而儒(髓)、昆明等部却经常杀害汉便抢劫财物，阻闭探索道路的途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攻打南越，派官员征发夜郎等国军队准备从群(脏)柯江顺流而下夹攻番(攀)禹。旦兰(居兰)固不愿远征，便联合各部起兵反抗，攻杀汉使及键(钱)为太守。武帝在平定南越后，派郭昌等领兵攻灭且兰，杀耳及字在侯，夜郎侯急忙入朝，被封为夜郎玉。于是冉磁(忙)等都很惊慌，纷纷要求改郡县、派官吏，武帝便以旦兰为群(脏)柯郡(治故且兰，今贵州温泉)，都为越侮(髓)郡(治珞都，今四川西昌)，律都为沈黎郡(治锥都，今四川汉源北)，冉珑(忙)为汶山郡(治汶江，今四川茂汶)，白马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西和)。接着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派郭昌等攻灭演国东北多次侵犯汉便的劳深、靡莫等部，演王恐惧入朝，仍封为滇王，以其地为益外!郡(治滇池，今云南澄江西)。于是今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汉帝国版图，当然，后来郡县建制仍时有变动，实际上真正融为一体还得要经过漫长的岁月。
3、东北：东北地区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以至朝鲜北部生活着高句丽、印第(汇莫)、朝鲜诸族。这一带自古与中原联系密切，历代每逢战乱灾荒，多有华北人民流亡迁徙前往居住。战国末年燕将秦开曾攻朝鲜，取地二千里，委派官吏，修筑障塞。秦统一后，朝鲜王虽表示服属但并不来朝会，秦筑长城直到溟水(今清川江)，其外作为两国间缓冲地。秦末战乱，燕、齐、赵等地不少人民流亡前往，朝鲜王淮就安置他们居住在缓冲地带。汉初燕王卢缩反叛，燕园混乱，燕人卫满聚党干，余入亡命朝鲜，便在这些流亡人民中发展力量，攻灭朝鲜王准，自立为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汉王朝辽东太守与卫满约定，承认他为藩属，但应保证汉边境安全，如半岛上其他小国要求朝汉，也不得阻拦。卫满利用这一政治优势，逐步统一了朝鲜北部。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印第君主南阁率其部属二十八万人归附汉王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可能由于朝鲜王卫右渠的阻抗，过三年又撤消了。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劝说卫右渠道守旧约，不得招诱逃亡汉人，不得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朝汉，但卫右渠不肯接受。于是双方关系恶化，武帝派杨仆率军从齐渡渤海，苟麓(至)率军出辽东，两路进攻卫右渠。元封三年，朝鲜贵族大臣等杀卫右渠请降，武帝封他们为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苑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迂高句骗，今辽宁新宾西)，临电郡(治东脑夷，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此后朝鲜和中原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西汉末年扬雄记录全国各地方言，燕和朝鲜便属于同一方言区域，许多口语都是一致的。东汉治理黄河的著名水利专家王景，他的八世祖王仲就是在西汉初年七国之乱时，从琅邪不其(今山东唠山北)渡海去朝鲜i附(南含，今朝鲜顺安附近)定居的。后来竟成为当地大姓，王景的父亲王阂便曾任乐浪郡三老，东汉初年，还曾组织军队杀死割据乐浪的王调，迎接刘秀派去的汉军。所以王景便到东汉政府任职，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节 王莽改制与绿林、赤眉起义
一、西汉社会危机
1.限田议和灾异论在封建社会里，生产发展的成果主要归于地主阶级。所以昭宣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不过是促使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活动更加猖獗。宣帝时曾两次下诏以皇家的荒地租给贫民耕种，元帝时又四次宣布以皇家荒地和部分苑围租给贫民耕种，有时还宣布兔收租赋，甚至贷给种子口粮。这都反映出丧失土地的农民在日益增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时的人已高论述:多年和平环境使豪富吏民大大发展，富人越来越多，他们家资巨万，占有广大面积的良田，奴役贫民，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成帝以后情况更加严重，成帝本人就在民间购买私田，带头参加兼并土地的行列。他的舅父红阳侯王立勾结南郡太守，一次就霸占所谓"荒田"数万亩，其中好些是给贫民的皇室荒地，巳经由贫民辛劳垦殖开发成为良固的了。王立并将这些回转手卖与皇家，南郡太守在评定田价时又超过市价多给他钱一万万以上。丞相匡衡在他的封国乐安乡利用地方图籍画界的错误，多占田地四万亩，收取土地税谷物千多石。这些还是由于采用非法手段占夺土地触犯刑律而见于记载的例子。如象丞相张禹积累资财多买最肥美昂贵的上等田地达四万亩，竟还被认为是"谨厚"的好官。
正史所记西汉时唯一不买田地的大官是宣帝时太子太傅疏广。疏广告老回乡后，把皇帝及太子赐赠的黄金只用来买酒菜欢宴亲朋邻里诸老人，他的子孙托有些老亲劝疏广为儿子买田地置产业。疏广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不为子孙着想。我是考虑到家里原有的田产，只要子孙努力耕作，就不愁吃穿，可以过上普通平民的生活了。如果再添置产业有了盈余，那就是教他们懈怠懒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聪明的人钱多了，只会消损他的志气；愚蠢的人钱多了，反而增添他的过错。同时，过分富豪是招人怨恨的。我既没有能教育好子孙，也不愿助长他们的过失以引起怨恨。可以说疏广对于应当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遗产问题，看法倒是很明智的。然而很可惜，这种看法却真是凤毛麟角，曲高和寡，同世俗的舆论相去太远了。
早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曾指出：土地自由买卖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他并且谈到兼并土地的大地主正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僚，他们肆意兼并土地剥削佃农是社会上一切问题的总根源。所以他建议“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就是要规定私人占有土地的限额，以堵塞兼并集中土地之风，而使农民得以保有少量耕地。但武帝只做出了不准商人占有土地的禁令，实际上就连这一条也并没有认真执行。经过元成时期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师丹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提出了规定土地占有限额这一迫切问题。经过商议，以丞相孔光为首的大臣们提出:王侯公主百官吏民占有田地都不得超过三千亩。并规定以三年为期，到期仍超过限额的，政府要没收。又重申商人不得占有土地的禁令，违者依法惩办。同时还规定了占有奴婢的限额。哀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诏书下达后，田地房屋和奴婢的价格猛跌，一时好象还颇有成功的希望。但是掌握实权的皇亲国戚丁明、傅晏和宠臣董贤等都很反感，在他们的抵制下，先是宣布暂缓执行，其后哀帝本人一次就赏赐董贤田地二十多万亩，限田的诏令显然成了一纸空文。
2.汉代流行一种“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现象的变异就是上天给予人间君主的信息，显示着上天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态度。汉文帝就曾因为日食下诏自责说:我昕说天生万民，又为他们设立君主进行抚育管理。如果君主失德，处理政事不公平，天就降下灾害以警戒他。现在发生日食这样重大的灾异，说明我严重失职。大家要用心思索我的过失和错误，指出来启发我帮助我改正。后来董仲舒附会《春秋》中所记录的灾害现象，系统地发展了这种理论，他指出：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汉书·董仲舒》)这就是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网，必有妖孽。” 汉武帝打猎捕获一匹独交怪兽，毛色纯白，被任作“白麟”，其后又在地下挖出一个大鼎。汉宣帝时鲁郡、泰山等第发现“凤凰”，成千上万的五色鸟飞到长安附近宫苑，新丰出现“黄龙”。这些都被认为是上天赐予君主的样瑞。其实中国之大，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肯定是很多的，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的发生与政局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政局稳定，国力强大，人民生活还过得去，大家就只注意那些被认作样瑞的现象。反之，政局动荡，国势衰微，民不聊生时，大家就特别强调灾异了。所以，这种对异常自然现象的强调，也成为政治局势如何的一种信号了。
汉元帝时，京房向他提出:自从您继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天降霜，冬天打雷，草木春天凋零而秋天繁荣，水旱虫螟，饥荒瘟疫，盗贼横行，罪犯满街，《春秋》所记的各种灾异全都出现了。您觉得当前是太平治世还是乱世?元帝也只得无可奈何地承认:真是乱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实际上这正反映出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毫无办法，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他的儿子成帝将国家大政交给外威王氏兄弟，自己沉迷酒色，奢侈浪费无度。他在平地营建陵墓，征发成万农民服役，连夜赶作，远从东山取土，其价格竟和谷物相当，整个工程的花费据说同秦始皇的掘山陵差不多。百姓财竭力尽，灾荒连年，饥民流离道路，成百万人饿死。“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在这样绝望的气氛下，甘忠可编造了一部《包元太平经》，室称汉王朝己碰上天地要绝灭它的厄运，应当重新受命于天。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下来传授我这部书，可以使汉王朝再次接受天命。甘忠可被认为是诽谤皇朝妖言惑众而关进监狱病死，但他的弟子夏贺良继续宣传这一套，到哀帝时居然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六月下诏:汉王朝建立已二百年，现在获得再受命的符瑞，宣布大赦天下，改元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当然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夏贺良等又策划进一步夺取实权，于是建议更换丞相等大臣。这就引起了皇帝和大官们的警觉，八月，便把夏贺良等关进监狱处死，宣布取消六月的改元改号，“再受命”的闹剧于是收场。它充分暴露了汉王朝君臣走投无路、病急乱投医的狼狈形象。
汉哀帝及其将相大臣的举措失常，正由于他们当时面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鲍宣就指出，当时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贪污残暴成风，国库空虚，用度不足，人民流离失所，“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所谓“七亡”，是指使人民丧失财产的七件事即:水早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国家格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则是指危害人民生命的七件事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相互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在这种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混乱情况下，要想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
3.此伏彼起的人民起义昭宣时期曾有所缓和的人民武装反抗活动，元成以后又逐步发展起来。成帝初，首都长安郊区的南山就有倗(朋)宗领导的起义队伍，他们依据山险，攻杀官吏，使得道路不通，长安惊恐，各城门加强警戒。官员们组织军兵大举追捕，旷日持久，花费巨大而无功。历时一年多，前后任京兆尹都因此被罢官，起义队伍却越战越强，消息流布四方，成了汉王朝的大问题。
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东郡往荏平(今山东荏平南)侯毋辟兄弟五人领导起义，攻打烧毁官府，捕捉捆绑官吏，自称“将军”。
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州(治阳翟，今河南禹县)铁官徒即被判刑服劳役从事冶铁的苦工申屠圣等八十人奋起反抗，他们杀掉官长，夺取武库兵器，自称“将军”，转战九郡。汉王朝如临大敌，派遣中央大官督率迫捕，按照正式征兵作战的紧急法令从事，费尽心机才勉强平息下来。
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治广汉，今四川金堂)一批被判处重刑、戴着镣拷的囚徒起来造反，解救出被判处死刑的郑躬并推他为领袖，抢夺武库兵器，攻打官府，释放囚犯，自称"山君"。第二年他们转战在附近几县，队伍发展到上万人。汉王朝调集广汉郡和蜀部官兵三万人围追堵截，到冬天才逐渐平定，被迫投降的余部还有三千多人。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今属河南)儒生樊并等十三人组织起义，杀死陈留(治陈留，今河南开封南)太守及其下属官吏，释放囚徒，夺取武库兵器，自称“将军”。汉王朝不惜重赏按捕，其后杀害樊并的李谭等五人都被封侯。而且连樊并所传习的儒家经书“百两篇”(《尚书》中的一家)都被废除了。
同还有山阳(今山东巨野南)逃亡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起义，杀死官吏，释放囚徒，夺取武库兵器，自称“将军”组成大军转战十九个郡国，后杀死东郡太守、汝南都等地方军政长官。汉王朝派遣中央高级官员调动各地军队围攻多年才得平定。
到平帝时，申居刚指出，当前继承着累世衰乱、弊病重重的时代，国库空虚，赋税繁重，残暴的宫吏侵占农时，贪污的大员掠夺民财，使得百姓穷困夭折。以致盗贼集团成千上万，他们组成军队集合行动，自己建立各种名号，攻击首都，焚烧县城，甚至谣传要进犯皇宫，使得宫廷卫卒都惶恐不安。实在是汉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局势。
二、王氏擅权与王莽改制汉元帝王皇后有同父兄弟八人及堂弟王音等，成帝即位，王皇后成为太后，她的大弟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掌握政权，其余六个活着的弟弟王崇、王谭、王商、王根等相继都被封侯。王凤执政十一年后死去，推荐王音继任执政。八年后王音死去，由王商继任执政。王商执政四年生病去职，由王根继任执政。五年后王根生病退位，又推荐其侄王莽继任执政。直到一年多以后成帝死去，整整一代政权始终操在王氏弟兄叔侄手中。刘向就曾指出:王氏一门担任二千石以上大官的有二十三人，其守有九人封侯，经常簇拥在皇帝左右。王风专权用事，作威作福，尚书、九卿、州牧、郡守这些中央相地方的主要官员都是王家的党羽。他们掌管机要，互相勾结，歌功颂德的升官，批评反对的受罚，上上下下只听到一片赞歌。兄弟盘踞要职，宗族纠结掌权，从上古到秦汉，外戚专权尊贵，自来没有家王氏这样突出的。
王莽是王太后的侄子，他的父亲王曼早死，是太后诸弟中唯一末被封侯的，王太后很觉得过意不去。王莽那些堂兄弟都是公子哥儿，个个骄奢淫逸，只知道享乐腐化。惟独王莽谦恭俭朴，勤奋好学，生活上同普通儒生一般，对待亲属和师友都很守礼法，在他那些当权的伯叔面前更是曲意奉承。比如大将军王凤即他的大伯父生病，他就亲在身边侍候，汤药送来都先尝过才递上去，几个月衣不解带，弄得蓬头垢面。使王凤非常感动，临死时特别把他托付给太后和成帝。加之他的叔父王潭、王商以及当时名臣戴崇、金涉等都一致推荐，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成帝下诏迫封其父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就得以继承爵位当了新都候，并被任命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为皇帝亲近侍从。王莽官爵愈高，行为愈加恭谨，所得资财军马衣袭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家无余财。甚至对待他侄子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有礼貌，对于将相大臣更是广为结纳。所以当权的推荐他，在野的称赞他，声誉渐渐超过他的叔父们而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成帝末年，执政王根病重时，使举荐王莽继任。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三十八岁的王莽就被提升为大司马执政了。取得最高官位后，王莽更加严格约束自己，生活极为朴素，却把所得傣禄赏赐都用来赠送贫困的儒生。有次他的母亲生病，朝廷显贵们的夫人前去问候，王莽的夫人出来迎接，穿着非常简朴，竟被看作粗使仆妇，当其知道她就是执政的夫人时，无不大吃一惊。
第二年三月，成帝去世，无子。他的侄儿定陶王继位，是为哀帝。哀帝上台后，其祖母家傅氏和母家丁氏掌权，王莽不得不称病去职。二年后又被迫离开长安回到他的封国新都(今河南新野东)，在那里闭门闲居了三年。当暴发的傅氏、丁氏迫不及待地追逐权位谋取富贵时，王莽却努力争取政治声望。在他执政的最后时期通过了著名的“限田令”，次年又以王太后的名义宣布王氏的田地除坟园外全部给与贫民，表示带头支持限田，这同丁、傅等人的抵制恰成鲜明对比。所以王莽免官闲居，有成百的官吏上书为他鸣不平。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发生日食，应举到首都考试的儒生都称颂王莽的功德，哀帝不得不以侍奉王太后的名义将王莽召回长安。他虽然未能恢复其官职也无实权，但是却回到权力角逐中心以待时机，后来的情况证明这是至关重要的。次年哀帝去世，又没有儿子。这时傅央宫接管了皇帝的玉玺莹，立即传召王莽并任命他统领禁军主持政事，罢免了哀帝宠臣大司马董贤。随即经丞相孔光为首的主要大臣公举，王太后下诏命王莽重新出任大司马执政。他们商议选择了年仅九岁的中山王继位，是为平帝。王太后临朝称制主持政事，实际上大权归于王莽掌握。
王莽以三朝元老、名儒孔光为丞相、大师，名义上成为群臣之首，圆滑世故的老官僚孔光实际完全听从王莽操纵，他们逐步排除了敢于立异的官员。王莽被封为太博、安汉公，并以王太后年老，不宜用日常政事烦扰她为由，下诏规定除封爵以外，其他政事均由王莽同孔光等处理，实际上取得了皇帝一样的威权。在这期间，王莽也推行了一些收揽人心的措施。如增加官吏傣禄，二干石以上大官年老退休后，终身发给原傣禄三分之一。妇女判刑后，可以每月交三百钱代替服刑。大封刘姓诸王和周勃、樊哙、霍光等前代功臣的子孙百多人。元始二年(公元2年)遇到旱灾，王莽带头献钱百万、田三千亩赈济贫民，群臣仿效献田宅的有二百三十人。减免贫民和灾区中产之家以下的租税。撤销皇家猎场安定(今河北深县西)呼池苑，新设安民县，官府建筑房屋街市，供给住宅用具，贷与口粮种子和耕牛，安置迁的贫民。规定妇女除非本人犯法，不得因家人有罪而牵连逮捕;男子八十以上和七岁以下，除非谋反大逆、诏书指名逮捕，也不得拘捕。在全国各级地方行政单位普遍设立学宫，把博士的名额扩大五倍，为太学建校舍万区:征求全国各地通一经并教授学生十一人以上，以及懂得各种古籍和天文、兵法、文字、医药等专门学术的人，由各地用公费送到首都长安，讲述自己的学说，前后有数千人应征。
这一系列措施更为他赢得了声望。平帝继位三年后要选皇后，王莽却宣称自己的女儿不宜参与候选，王太后也下诏说，王氏女是我娘家的人，不必采远。于是儒生吏民守候在宫门上书的每天有千多人，公卿大臣也纷纷到朝堂上表态，一致坚决要求选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派官员分头劝解，上书的人反倒更多，结果当然是王莽的女儿入选。有人建议应当加封皇帝岳父王莽的田地，王莽谦辞不受；皇后的聘礼应当是黄金二万斤，王莽只受四千斤并以其中的三干三百斤分结十一家妃嫔。当王莽拒绝接受赏田时，先后有吏民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以及王侯宗室多人面见口头申请，都说应当赶快重赏王莽。有一个大官还上书称:天下人民听说王莽不受大国的封地，辞退万金的巨款，散财施予成千上万，莫不感化，蜀郡男子路建等就自觉惭愧而撤销了争夺财产的诉讼。这完全可以媲美古代周文王平息虞、芮两国争讼的佳话，应当通告天下。
王莽吸取哀帝时丁、傅掌权的教训，不许平帝母亲卫后及舅父卫宝等到长安。他的儿子王宇担心平帝长大后见怪，与其妻兄吕宽等谋划装神弄鬼警戒王莽，事情发觉后王莽将王宇逮捕毒死，借此诛灭卫氏并牵连捕杀很多反对自己的官员。于是人们又议论说，从前周公辅相成王，大义灭亲诛管、蔡:现在安汉公辅佐皇帝，大义灭亲诛王宇。为了国家而不顾惜男子。应当给予重赏。后来就兼采伊尹、周公的名号特称他为"宰衡"，地位在王以上，并赏以"九锡"，即特制的衣帽、车马旌旗、弓矢、用具等以象征其超越百宫的突出地位。接下来便有人建议，从前周成王年少称“儒子”，周公居摄；现在皇帝也很年轻，应当让安汉公行天于事，如象周公那样。群臣都表示赞同。但是这一幕还未及演出，平帝却生病了。王莽又效法周公在武王生病时的行为，向上天祷告表示愿以自身代替皇帝，也将祷文藏于金匮然而年仅十四岁的平帝却还是没手留下任何遗言便死去了。
于是王莽选择了只有两岁的子婴作为平帝的后嗣。这时武功(今陕西扶风南)县长报告在淘井时挖出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其上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命群臣向王太后报告，太后认为这是妖言，不可信，但她已无力阻止了。于是勉强下诏宣布王莽摄行皇帝之事，称为摄皇帝，改元居摄，平时如象皇帝一样朝见臣民处理政事，只在对待王太后和皇帝时才恢复称臣。
这时很多人也看出了王莽的用心。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率领百多人起兵反抗失败了。二年九月，东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南)太守翟义在地方武装会操时起兵，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宣称王莽毒杀平帝，图谋篡位。一时响应的有十多万人，首都附近槐里（今陕西兴平）也有人起兵。王莽惶恐不安，抱着小皇帝子婴四处祷告，还模仿《尚书·大诰》发表宣言，申明暂时摄位、等于婴长大成人后即将交还政权的本心，派官员到各地宣讲。同时调动大军进攻，京城宫殿也派大员领兵昼夜巡行。三年春，瞿义等全都失败了。于是宣告王莽应该做真皇帝的符命也便接因而来。这年冬天，有个叫做哀章的人，穿上黄衣，捧着一个铜匣来到刘邦的神庙，铜匣中装着两卷图书，一卷标题为“天帝行釜金柜图”，一卷标题是“赤帝行釜邦传予黄帝莽金策书”。内容是刘邦传位给王莽为真天子，王太后应当照天命行事。还有王莽的八位大臣和王兴、王盛以及哀章的姓名和官爵，这十一人就算是天赐王莽的辅佐。管理神庙的官员报告上来，王莽便亲到神庙拜领这称为“金柜”的钢匣，宣布遵照天意接受赤帝刘邦的梅让，即真天子位，政国号为潮，以次年为“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这就走完了夺取破权的最后一步。
迷信古法的王莽政制
1、王田私属制:即位后，针对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弊病一一一土地兼并和奴婶买卖问题，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始建国元年下诏说；古代实行并田制，一夫一妇百亩田，按十分之一交税，国家和人民都很富足。秦国破坏了并因制，土地兼并发生了，强者占有成千上万亩田，弱者却没有立锥之地。又设立奴姆市场，把人和牛马关在一起出卖，主人掌握着奴姆的生命。这就便有些坏人借此谋利，甚至劫掠贩卖妇女儿童，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道理。汉王朝虽说减轻田租到三十分之一，但还有摇役赋税，残废人也得负担。豪强欺压贫民，租佃田地，名义上交税三十分之一，实际上收租却是十分之五。农民全家终年劳苦，收入还不够维持生活。以致富豪们的狗马都有吃不完的粮食，骄奢以犯罪；贫穷人糟糠也吃不饱，窘因而违法。两种人都陷入法网，所以刑事案件增多。应当说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它指出了封建社会的病根在土地问题，地主占有土地残酷剥削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农民破产而嫁妻卖子又使奴姆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王莽针对这问题而作出的改革方案是恢复井田制。他规定，土地固有，不许买卖；每家男子不到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亩的，把多占的回分给宗族、邻居；奴姆也不许买卖。这个方案的推行遇到了极大阻力，据说由于违反并田制而买卖田地、奴姆犯罪的，从诸侯、官吏以至庶民，多得数不清。过了四年之后，有个官员向王莽委婉呈述；并因制虽是古代圣人的好办法，但是败坏已经很久了。秦国允许土地买卖以来，大家也都很习惯而还没感到不便。现在要违反民心恢复千年前绝灭了的制度，就是尧舜来办，没有上百年的逐步过渡，也是行不通的。当前天下初定，条件不成熟，还是暂时停止为好。王莽接受了这个意见，下诏允许买卖土地，买卖奴姆的也暂不治罪。
2、实行六管、陈货、五均。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又颁布了“六管”的诏令，规定出国家垄断经营盐、酒、冶铁、铸钱，征收山泽产品税，以及从事控制吻价的贸易与信贷。记书说:盐是各种菜肴的主将，酒为制药和宴会所必需，铁器是农民的基本用臭，钱币是贸易流通的手段，山泽物产丰富，管理物价和低利借贷是使百姓享受公平交易。这六件事都不是普通平民家家能够自己作的，必然要依赖市场，即使贵几倍也不能不买，豪民富商即趁此勒索平民。古代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要由政府管理起来(儒家经典《周礼》一书中有这方面的规定)。这当中有些项目是汉武帝时早巳推行的，但王莽的用意似乎有所不同。比如国营贸易类似平准均输，但平准均输是贩运各地货物买贱卖贵以取利，而王莽的国营贸易主要是为了稳定物价。所以他规定，对于五谷布离丝绵等必需品，卖不出去时政府按成本收购，不便生产者赔本；超过平价时政府按平价供应，不使消费者屹亏；价格略低而双方自愿则昕其买卖。
五均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宫。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长皆兼五均司市宫，称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入。五均宫的任务是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工商业税。各地五均官在每一季度的中月，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卒”。物价高于“市平”，则把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出售王莽的信贷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葬三月后归还；经营生产缺钱，政府给予贷款，然后按经营所得纯收入取息，年利率不超过十分之一。王莽还规定荒废田地和园圃要加倍纳税:无业游民要特别纳税，无力交织的人则由官府征发服役并供给他衣食。这些法令的原理应当说还是包含着抑制兼并保护平民的意图。但是王莽所继承的西汉末年那种腐朽的官僚体制，根本不可能办好摧富济贫的事情，经办官员借此扰民，制造假帐，官府空有纸面上的收益，老百姓反而更加受穷。
3、改革币制:从汉武帝规定五妹钱作为法定货币后，由于它轻重适当，制造精良，私铸无和j可图，已成为普遍习用的交换媒介。王莽却认为，货币如果都是大面额的，买小东西不方便；都是小面额的，集中清点输送很麻烦。应当大小配合才便于使用，所以传说古代的钱有子母相配流通。于是规定另造一种大钱，重十二株，值五十。这就是说，它的重量仅为五株钱的二点四倍（据实吻考查，大钱同五株钱大小差不多，还不够文字记载的重量），价值却是五银钱的五十倍，实际上就是货币贬值，公开掠夺人民。另一方面，这也使得私铸大钱便能获取二十倍以上的暴利。后来王莽还铸造了许多布币，上的暴利。后来王莽还铸造了许多布币，其“大布”重二十四株，值一干，私铸这种布币，所得的暴利就更惊人了。因此王莽更改币制以后，尽管用死刑严惩私铸钱币的人，甚至禁止民众持有钢和炭，也始终无法禁绝。后来由于犯私铸钱币罪的人太多，不便通通处死，于是改为全家充当官奴姆，邻里未曾告发的也同罪。成千万的人降为奴姆被押送到长安充当铸钱的苦工，还拆散其家庭，被沂磨致死的竟达到十分之六七，真是一大浩劫。
汉宣帝以后，汉匈关系是友好的，边区生产发展，一派和平繁荣景象。虽然呼韩邪单于穷团来降，汉王朝仍把匈奴作为对等的大国尊重。汉给与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子窒”。其下面诸王，文字是“汉某某王章”，表示待单于以客礼而不作为臣属。王莽却妄自尊大，源使臣收缴汉旧印信，他另结的新印信，文字为“新匈奴单于章”，把单子降为新朝臣属，引起单子很大反感。加上其他一些纠纷，匈奴便开始侵扰边塞。王莽更宣布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子”，派遣孙建等十二将军，征发全国各地精兵三十万人，带足三百天的粮草，准备分十路同时并进歼灭匈奴。将军之一的严尤指出：从来攻打匈奴的战役，没有超过一百天的。因为匈奴境内无处筹粮，一切均要汉军自带，只能按预定时间、路线寻歼敌人，有无斩获都得准时返回，否则就会自己因死在沙漠。现在调集各地军队，有远有近，一年也到不齐。先到的久等疲敝，大量粮草更难以筹案转运，全面长期大进攻是办不到的，并且未必有效。最好派遣已到的精兵及时闪击，不能坐等自圈。王莽却不昕从。结果陆续到达的几十万大军无事可作，边郡供应又不足，军纪败坏，骚扰百姓。民众被迫抛弃家园，奋起反抗，他们组织成多起数干人的队伍，转战各地。王莽又调兵镇压，打了一年多，征伐匈奴的战争还没能正式展开，王莽自己就把沿边郡县搞得破败荒凉了。
由于强迫征发高旬丽兵参加迸攻匈奴的大军，高旬丽人多逃亡。王莽命边防官吏诱杀高旬丽首领，激起了东北各族的反抗，东方边境从此动荡不安。王莽的使者到各边区换发印信，政王为候，引起了西南地区句町(今云南广南)王的反对。王莽指使地方官员周敢杀掉旬町王，句町王的弟弟起兵反抗，杀死周歇，西南各族群起晌应，三边尽反。王莽派冯茂、廉丹等先后统率大军进攻，因水土不服染上瘟疫，士兵死亡十分之六七。为供给军用，征派赋税竟至掠夺人民财产的十分之五。打了几年也不见成效，整个西南地区却弄得民穷财尽。西域诸国由于王莽改易王侯，丧失恩信，也联合匈奴起来反抗，先后攻杀校尉刁护、都护但钦等王朝官员。王莽在政治上军事上种种倒行逆施，破坏了传统的民族关系，引起四境不安。为此他又发大军征讨，而沉重的赋税擂役更使得汉族人民破产丧命，群起反抗，社会政治局势因而更加动荡起来。
4、统一度量衡王莽于公元丸年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制造标淮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作为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从魏晋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土有各种新莽的度量器物，尤以原藏故宫现存台湾的王莽铜斛为珍宝，它已具备斛斗、升、合、月五量，构成了完整的度量衡总体。东汉以后备代，多承袭莽制。
王莽还规定从皇帝群公直到基层官吏的傣禄，要按照当年农业生产情况而浮动，“岁丰镶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如果每年上计时统计天下无灾，皇帝就接定制享用全份生活费，如受灾则照减产率削减生活费。大小官员也要按照各人所负责区域的丰歉情况，领取全份傣禄或投减产率削减其傣禄。这样来促使官员们奖励扶植农业生产，关心百姓生活。这个制度设想也很不错，但按当时的生产体制和经济管理水平，根本不可能及时作出精确统计，傣禄也就无从计算发放。于是官员们各自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自谋收入，“郡尹县宰，家累干金”，百姓却深受其害。
王莽还依据儒家经典，经常改变官名、地名、行政区划、典章制度，他醉心于纸面上的文字游戏，整天同大臣们商讨理想的制度，议论改革的方案。以政日常政务、诉讼审判、官吏升迁补缺等都没有时间去处理。上报公事的几年得不到批示远去回去，拘押在官府的无人过问、碰到大赦才得出来，服兵役的几年不能交代。法令纷繁，前后矛盾，钦差大臣满天飞，行政管理混乱不堪。他又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七百九十六人，附庸一千五百十一人，但仅在纸面上议论封国采邑应划在何处，实际上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有的穷得来靠打短工维持生活。影响尤其严重的是他根据儒家经书“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原则，把汉王朝原来分封的王都降为公侯，这在兄弟民族地区引起极大反感，酿成无穷后患。他又依照古书多次改革币制，把龟甲、贝壳等都恢复为货币，否t定比价，轻重失宜，每次改动便停用旧币，使平民多次破产，造成交易停顿，农商失业，不少百姓甚至在市场上痛哭。
王莽政制的确存在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汉书〉作者班回站在汉王朝的立场，把他看作篡位的奸臣，带上这种偏见对他的一切措施全盘否定，却是没有道理的。王莽看到了汉王朝的某些社会弊病，有些法令含有关心民间疾苦、正视现实问题的内容，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包含一定合理因素，不能认为都是虚伪和欺骗。当然，象土地兼并，奴姆买卖这样的问题，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政治家不可能解决的。打击富商，资助贫民，也是封建官吏无法普遍做到的。更不用说那些无补实际的方案，徒然增加混舌七而有些措施则纯属掠夺人民，当然更造成灾难。曾经在王莽的新朝任职的桓谭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昕臣下建议；二是事事效古，只知道古代圣人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理论上很高妙，实行后却造成破环和混乱;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选择良将。这倒不失为比较平实的见解。
三、人祸天灾民不聊生无穷的人祸加剧了天灾的破坏力，从始建国王年(公元11年)起，煌灾、旱灾、黄河决口、饥荒，连年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甚至王莽在沼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惟即位以来，阴阳末和，风雨不时，数遇粘旱，蝗螟为灾，谷稼鲜耗，百姓苦饥”。但是，他却把这些归之于偶然碰到的厄运，说不幸碰到了应当发生灾害的年岁，所以有这些磨难使老百姓受苦，他表示很悲痛。不过这种厄运很快就将过完了。然而空话并不能填饱饥民的肚子，王莽更异想天开，派遣官吏到各地教老百姓“煮木为酷”。尽管赠以美名，但草木还是不能煮成真正的食品，只不过又给老百性增添一些痛苦罢了。
王莽无法解决饥荒，人民只有奋起自救。始建国三年，北部边郡由于准备征伐匈奴的各路大军的骚扰和苛暴的租赋摇役，迫使入民首先起来反抗，并州(今山西中、北部和内蒙古西部)一带尤为突出。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西)和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东)的人民继起，他们组成几千人为群的队伍，在附近诸郡转战。天凤四年(17年)，临淮(治徐县，今江苏泗洪南)人瓜田仪等发动起义，在会稽长州(今江苏苏州)一带活动。同年，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用)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聚合百多人亡命海中，迅速发展到几千人。吕母自称“将军”，引兵回来攻破海曲县，杀死县宰，又转到海上活动。其后这两支队伍都发展为成万人的大军。
面对人民起义，王莽先是派官员前往招抚。官员们回来报告:盗贼解育交后很快又更新聚台起来，原因是民众恼恨法禁烦苛，妨害生产活动；努力耕作，所得还不够交纳赋税；闭门守法，又会遭到困邻居有社铸钱币的嫌疑而牵连入狱；民众穷圈，无路可走，所以起为盗贼。王莽昕到这种如实反映情况的报告f更大怒，将这些官员罢兔。有的官吏迎合旨意，说什么百姓狡猾放肆，应当严加惩处；或者说是偶逢厄运，不久将会消除。王莽听了便很高兴，把这些阿诀奉承的小人升官，竟和当年秦二世的作风一个样。本来当时起义的农民极为纯朴，开始大都是衣食无着的饥民，聚合起来寻求活命，他们盼望的是年成好转仍能回家耕作。所以虽然结合着成千上万人，却仅仅以乡里小吏“从事”、“三老”、“祭酒”等相称呼，也不敢占有城邑，许多地方长官都是在乱军中偶然伤亡，并不是起义农民有意杀掉的。但是，王莽却不从自己政治上的错误去寻求原因，反而指责说:民众由于饥荒而犯法，不过偷盗、抢劫两类。现在他们干百人结党成群，这就是公开叛乱了，怎么还能说是迫于饥寒呢?官员们如不努力捕斩叛贼而胡说什么只是饥民为非，一律逮捕法办。这样一来，下面群臣愈加惶恐，再也无人敢于反映真实情况了。
绿林军与昆阳之战天凤年间，荆州(今河南西南以至湖北湖南一带)地区闹饥荒，农民们都39j沼泽地带来集水草野菜充饥，有时难兔不发生纠纷。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入王匡、王凤经常为人们调解争执，处事公平，逐渐成为饥民领袖，聚合着数百人。外地流亡来此的南阳人马武、额川人王常、成丹等群起参加，他们攻打孤零的乡镇，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军，几个月就扩充到七八千人。天风五年(公元18年)，王莽派费兴出任荆州牧，临行他问费兴到荆州去后有什么安排考虑。费兴说:荆州、扬州入民大都依靠山林川泽采集捕捞为业，现在宫府实行“六管”，对山林川泽产品征税，夺取了人民的收益。加以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所以起为盗贼。我去到荆州，打算公开告戒他们各自回家务衣，贷给耕牛种子和口粮，宽缓田租赋税，也许有希望便他们解散安顿下来。王莽一昕大恕，马上兔去他的官职。后来地皇二年(公元21年)，另一位荆州牧率领官军二万进攻绿林军，梦想武力解决问题，不料却被王匡等打得大败，官军死伤数千人，全部军备辑重丢光。王匡等乘胜攻击竞陵(今湖北潜江)、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北)一带，发展到五万多人，雄踞绿林山，地方官无可奈何。
地皇三年(22)，这一带发生瘟疫，绿林军病死的很多，他们便下山分散活动。王常、成丹等一支向西进入南郡（治江陵，今属湖北），号称下江兵。王匡、王风、马武等一支向北进入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号称新市兵。他们都自称“将军”。王匡等北进途中，平林(今湖北随县北)人陈牧、瘳湛等聚众千余人起来晌应，号称乎林兵。汉王朝宗窒刘玄也参加了平林兵的队伍，后来称为更始将军。
王莽末年社会动乱日益加剧，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新朝的崩溃已成定局。汉景帝后裔、南阳豪族、青陵(今湖北枣阳南)入刘寅、刘秀兄弟等乘机图谋恢复，在地皇三年十月聚众起兵。他们组织宗室贵族刘祉、刘赐、刘嘉，地方篆强李通、邓晨、阴识等各家子弟宾客七八千人，号称蕃陵兵。刘摄派人联络玉凤、陈牧等，与新市、平林兵配合作战，进攻湖阳(今河南唐河南)、新野(今属河南)、棘阳增可南南阳南)等地均获胜。但在十一月攻打南阳时，却被王莽的前队大夫(即南阳太守)甄阜、属正(即郡尉)梁丘赐打得大败，兄弟妹妹宗族死去数十人，刘秀单骑逃脱，刘摄氏得收集余部退保棘阳。藏阜等乘胜而骄，留辑重于兰乡，领精兵反扑过来，妄图一举全歼起义军。新市、平林具兵见官军势盛，也有点动摇，打算转移，形势危急。这时恰好王常等率领下江兵北上，连战动生，迸抵宜秋(今河南唐河东)。刘寅、刘秀等亲去求见，与王常共商联合抗击官军，以便扭转战毙，姆大家都有利。于是活部齐心合力，锐气倍增，十二月底先夜袭兰乡，尽获官军车器重，次年元旦便大破官军，歼灭了二万多人，杀死了童在阜和梁丘赐。起义军乘胜前进，又击渎了严尤、陈及率领的官军，迸围南阳，民众踊跃参加，迅速发展到十多万人。
绿林军分而复合，发展壮大了，又有一批豪强地主参加进来，便不同于纯朴的农民队伍了，于是进而提出了建立政权、推翻新王朝的问题。蕃陵兵想拥立刘攘，但是新市、平林和下江兵的大多数将领主张推举刘玄。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他们在南阳城外开会，共立刘玄为皇帝，建元为更始元年。以王匡、刘籁等率主力包围南阳，命王凤、王常、刘秀等领兵越过南阳北迸，攻击昆阳(今河南肘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鄙县(今河南鄙城)一带，缴获大量粮食牛马，转运到南阳城下供给大军。王莽听说绿林军拥立了姓刘的皇帝，非常惊恐。便派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等到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征发各地精兵百万，选用一批通晓各种兵法的人为将校，还找了一个身高一文(约台二米三三)的大个子名叫巨无霸以及一些虎豹犀象等猛兽以助军戚。王邑等到达洛阳，率领各州郡长官亲自带领来到的各路精兵四十二万多人出征，应旗千里，声势浩大。其余在路途上的后续部队还在络绎不绝地进来。五月，王邑等兵临昆阳。严尤建议说，昆阳城虽小却很坚圈，现在称帝的人在南阳，不如直扑南阳:打败了主力，昆阳自然降服。得意骄横自空一切的王邑却说:我统领百万大军，遇域而不能克，不足以显示军威，且看我充血洗昆阳，踏着血迹前歌后舞地进军，那才算得痛快。
达时昆阳域中只有八九干兵，刘秀同王凤、王常等商议，留王风、王常领兵在域内坚守，刘秀同李轶等十三骑乘夜出南门去组织援军。当时王邑的前锋抵城下的已近十万，刘秀等差点出不了城。王邑为了显示威风，数十万大军把小小的昆阳城围了几十重，扎下成百座大膏，金鼓之声远播数十里外。官军挖掘地道，开动;申车，架上十多丈高的云拿俯视域中，万驾齐发，矢下如雨。域内守军顶着门板洒水，但他们死里求生，顽强抵抗。王邑等认为早晚定可破城，军官各自劫掠财物，不把军事放在心上。刘秀等赶到部县、定陵，把全部起义军集中起来援救昆阳。六月，刘秀率领千多人为前锋，王邑也只派几千人来迎战，刘秀带头拼命冲击，斩首数十级。义军谙将高兴起来说:刘秀平时打仗很胆小，今天在大队强敌面前反例如此勇敢，真奇怪。于是推他继续为前锋，诸军紧密配合行动，官军又败退，起义军诸部并进斩首数干级，连胜而前，斗志更旺，无不以一当百。刘秀于是精选敢死队三千人，从城西水上直;申王邑中军。王邑、王寻骄傲轻敌，投把这几千人放在眼里，自带亲兵万余人迎战，还命令诸营各守岗位，不得擅自行动。不料起义军;申杀英勇异常，官军抵挡不便，各营末得命令无法相救，眼看着王寻核杀死。昆阳域中守军乘势;申杀出来，内外呼应，杀声震天，王邑逃定，官军于是大乱。夺路逃命者自相践踏，又碰上暴风雨，屋瓦飞扬，大雨倾盆，河水猛涨，虎豹猛兽都吓得战抖不止，真是兵败如山倒。官军逃得活命的各自弃自老家去了，王邑只剩下长安士兵数千人簇拥着败退洛阳，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王莽片面追求形式上的强大，虚张声势，盲目贪多，不懂得仓浮组合、缺乏训练的大军，势必指挥不灵，自相掣肘。当然，更重要的是不义之师，军无斗志，容易溃散。所以主帅想把它紧紧控制在手中，不敢发挥什么机动灵活性，容易管得太死，一遇到意外挫析，就难免溃败瓦解了。昆归之战刘秀曾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农民起义军广大战士的英勇顽强更具有决定意义。
更始政权当昆阳决战前夕，更始元年五月，刘玄等已攻克南阳并建为都域。刘摄的部将刘理对刘赖末当上皇帝不满，公开攻击刘玄并拒不服从调动，刘玄等抓住刘穰准备惩办，又遭到刘籁的极力反对，于是刘玄便将刘旗、刘穰一并处死。刘秀昕到这一消息，考虑到自己处境危险，立即从前线赶回南阳请罪。他既不同刘簇的部属交往，也不谈昆阳的战功，对刘籁的被杀也毫无悼念表示，饮食言笑一如平常。刘玄觉得不便再加株连，便给他一个破虏大将军武信侯的官职，实际上被剥夺了军权。
昆阳大捷的消息一传开，全国闻风振奋。各地豪杰纷纷起来晌应更始政权，杀掉王莽的地方官吏，自称“将军”，用更始年号，等待着刘玄的沼命。不浮十天半月之间，王莽政权便号令不县宰正带兵数干在守备武关。邓哗派人去招降说:刘家的皇帝已经登基，你还看不清形势吗?县宰请降，邓哗便接管了这支军队，自称辅汉左将军，向武关进攻，王莽政权的都尉也投降了。邓哗挥军北上，攻杀王莽的右队大夫(即弘农太守)，占领湖县〈今河南灵宝西〉，美中麓动。王莽无计可施，大司空崔发建议说:古书上讲国家遇到大灾，就痛哭流涕来加以抵制，现在也应当哭告上天以求救助。王莽果然率领群臣39j南郊祭天的地方，大讲自己历来所得到的样瑞符命，最后仰天大呼:皇天既然授命于我，就应当显灵消灭众贼:假如是我不对，愿天降雷霆劈死我。于是捶胸顿足大哭，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又连连叩头。他还把自己的功劳写成告天的文书，让京城的儒生百姓聚会，早晚痛哭祷告，政府准备食品招待。凡是悲痛异常和能背诵告天文书的，都给官当，竟然有五于多人入选。
另一方面，王莽当然也还要组织武力进行顽抗。他任命了九名将军，率领近卫军精兵数万人往东迎敌，却先把他们的家属集中到宫内作为人质，赏赐也很菲薄，军队更无斗志。开到华阴(今属陕西)，便被邓哗击败，六军溃敢，剩下三军退保京师仓。邓哗迎入刘玄派来的李松，联合进攻京师仓未得手，便在华阴休整。弘农小吏王宪经邓哗任命为都尉，率领数百人北渡渭河绕向长安迸攻。这支小队伍却得到沿途民众热烈响应，长安周围属县各组织起数干人，自称汉将，包围了长安城。王莽此时已无兵可j辰，便被免诸狱囚徒，分给武器，让他们饮猪血立营效忠，叫史湛(晨)带领出城去抵挡。但这支军队刚定过渭桥便一哄而散，史湛只得空手回域。九月初，起义民众入城，王邑等虽然还在顽抗，各官府的人却都跑光了。城中少年朱弟等也起来参战，他们拿起武器冲向宫廷，放火焚烧殿门。王莽在部分侍卫簇拥下逃到渐台，追来的群众把他包围了数百童，最后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王宪便自称大将军，统管进城的各路义军。三天之后，李松、邓哗等进入长安，申屠建也赶到了。他们认为王宪得到皇帝釜绥没有及时上交，又掳掠了很多宫廷妇女，使用皇帝仪仗，便把他抓来杀了。串f暑建还宣称:长安周围的民众狡猾，共同杀害了自己的君主(指王莽)。这就使得附近属县人心惶惶，纷纷武装割据自保。申屠建等攻不下来，只好向刘玄报告，后来还是刘玄来到长安宣市大赦，才逐渐平定下来。
当王莽的脑袋传送到南阳时，王匡等己攻克了洛阳。更始元年十月，刘玄到洛阳，随即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进行招降安抚。东方农民起义军主力赤眉得到消息，主帅樊祟亲率将领二十余人随便者到了洛阳。刘玄虽然封他们为列侯，但没有确定具体封固，特别是不懂得抓兵权的重要，对广大的赤眉军缺乏妥善安置，发生了逃散现象。樊祟等便迅速回到军中掌握住部队并恢复独立行动，这一失策对更始政权造成了眼前的直接威胁。当时黄河以北有成百万分散活动的农民起义队伍，还有不少地方割据势力，需要慎重对待。经过磋商，刘玄决定派刘秀以代理大司马的名义渡河去镇慰州郡。虽然刘秀实际上是赤手空拳凭一个“钦差大臣”的名义去闻开局面，但在政治上却给了他宝贵资本，后来得以发展为取代更始政权的强大力量。不过这商店、当时显然并未引起陶醉在胜利中的文lj玄及其大臣们的注意，他正忙于派人去长安整修宫殿。更始二年二月，刘玄自洛阳迂部长安，随后大封宗室功臣刘祉、刘赐、刘嘉、王匡、王风、王常、成丹、陈枚、廖湛、申屠建、李通、李轶等十余人为王，以李松为远相，赵萌为大司马执政。刘玄威信不高，赵葫专权于内，李轶擅命于外，诸王又各自掌管赏罚大权，随意封官赐爵，使得地方上无所适从。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以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逐渐丧失了政治威望。
绿林赤眉军王莽末年，东方饥荒严重，洛阳以东，米每石要二千钱，比正常价格高出几十倍。农民饥寒交迫无以为主，纷纷起来反抗。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治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百多入在苔县(今属山东)起兵，转战泰山一带，自称“三老”。由于他勇猛善战，四方归附，一年就发展到上万人。与此同时，东海(治郊县，今山东郊城)人徐室、杨音等也各自起兵，聚合起几万人前来会台。他们围攻亘县末克，北上到青州大败官军，杀万余人，又转回泰山一带，驻面南城（今山东枣庄北）。他们虽已是几万人的大部队，却没有文书、旌旗、建制、号令，只是以口语为约束；最高的首领称为“三老”，以下有“从事”、“卒史”等名称，其实都是借用汉代乡村小吏的名号，士兵相互之间则称为“巨人”；他们共定的纪律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这是一支极其纯朴的农民队伍。
王莽的一名地方长官曰:冗指出:东方盗贼本是一些饥民。只要加强地方官吏的职权，实行坚壁清野，守住大城，他们得不到粮食，就无法结成大队伍。这样或用武力围剿，或用和谈诱降，都很容易平定。现在却多派中央大员督促，将帅征讨，地方官吏忙于应付这些上级大官以求兔罪，无暇处理好应办的事情。官军大举出动，用费浩聚，给地方上带来酌骚扰更胜过盗贼。他表示希望撤回派去的大臣和宫军，并保证可以平定本地区盗贼。不料他这样忠心为王莽规划打算，反倒引起王莽很深的疑虑，马上把他调回长安坐冷板凳，继续委派太师属宫最尚等领兵征剿。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赤眉大败宫军，杀死景尚。王莽不吸取教训，反而派精锐十多万人，命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亲自统率东征，四月从长安出发。这支大军更为放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致民间流传:“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情况的发展正和田况所预言的完全一样。这样的官军当然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浪潮。这年冬天，无盐(今山东东半东)人索卢恢率众起义并占领了县城。王匡、廉丹费尽力气才攻下无盐，被屠杀的农民军就有万亲人。王莽闻讯一方面大加封赏，同时又督促他们乘胜前进。这时赤眉别部董宪等数万人在梁郡(治艘阳，今河南商丘)，王匡准备进击，廉丹深知官军在无盐惨胜后元气大伤，外强中干，主张休整一下。但是王匡不昕，引军独进，廉丹只得勉强跟随。樊崇亲领赤眉主力赶来参战，由于兵马众多，恐伯在战斗中发生混乱，农民军都染红眉毛作为标志，所以称为“赤眉”。这一战果然大破官军，廉丹被杀死，王匡狼狈逃跑，赤眉军的威名从此远播四方。但他们仍在楚、沛、汝南、颖川、陈留等郡(今山东河南闯)流动作战，并无远大目标。所以当刘玄进驻洛阳沼抚四方的时候，樊祟等主要将领二十多人都亲自去了洛阳，但由于刘玄措置失宜，他们又都回到赤眉军中另煤出路。
樊祟等率领赤眉军到达颖川(治阳霍，今河南禹县)，商议分兵两路。樊祟自率一支队伍南下进攻南阳，徐室等领兵向西攻占阳霍、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击杀河南太守。赤眉军虽然连战获胜，但土兵疲劳厌战，日夜愁泣，总想折回东方老家。樊祟等考虑到东归后队伍必然解体，不如向西攻取长安。更始二年冬天，樊祟等也从武关进兵，徐宣等另从陆浑关(今河南伊川西)进兵，更始三年正月会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北)。赤眉军进展顺利，队伍越来越庞大，分编为万人一营，共有三十营，每营设“三老”、“从事”各一人统领。六月，赤眉军进至郑县(今河南华县)，在巫师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樊祟等也选择了西汉宗室、当时在赤居军中放牛的一个十五岁少年刘盆子立为皇帝，自号建世元年(公元25年)，并共推略识文字的徐室为主相，樊祟因“不知书数”而为御史大夫，其余还任命了大司马、列卿等官员，建立起政权，与刘玄的更始政权相抗衡，进道长安。
这时，更始政权由于政策失误，在关中立足不稳，军事上又接连败退，形势紧急。申屠建、张印、廖湛等私议，打算放弃长安东归南阳，实在不行时仍回到江湖上去活动。他们便同去见刘玄提出这一方案，刘玄坚决反对。他们不敢再谈，但是却在下面串连一些入准备劫持刘玄强制推行。有人向刘玄告发，于是刘玄称病不出，召见张印、廖湛、申屠建等五人，准备把他们杀掉。但张印等心怀疑惧溜掉了，只把审屠建杀死。于是张印、廖j甚等便起兵抢掠长安东、西市，连夜打进皇宫。刘玄迎战失利，清早带着百多入选到赵萌营中。他怀疑王匡、陈牧、成丹等与张印间谍，使召见他们三人。陈牧、成丹先来，立即被杀死，王匡知道后就带兵到长安与张印等联合起来。李松支持刘玄，与赵萌台兵进攻长安，连战月余，王匡等败走，迎降赤眉军，反过来领路攻打回到长安的刘玄。更始三年九月，赤眉军进入长安，绿林军将领大部分投降。刘玄逃到高陵(今属陕西)，被地方宫软禁起来，只好投降，赤眉军先封他为长沙王，实际上受到严密控制，不久便被暗杀了。
赤眉军占领长安，在政治上也没有能够打开局面的适当政策，关中经过几次战乱，这时供应大约已被困难，所以长安附近县属遗使贡献，竟然遭到赤眉军兵士的劫夺，显然是收入不敷分配所造成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便附近届县割据自保，更增加了长安的困难。赤眉军诸将却陶醉在胜利中，每日聚会评功摆好，争论不休，甚至拔剑击桩，统一不起来。最后竟闹到公卿大会也争议格斗，以至兵士翻墙进来抢酒肉，弄得杀掉百多人才平静下来。建世二年元旦，樊崇等大会朝见皇帝。刘盆子在他的哥哥刘恭教导下，宣称:现在虽建立了政权，却仍然抢劫如故，臣民来贡献也被掠夺。消息流传四方，大家都很怨恨，不再相信这个政权。这都是选择皇帝不恰当所造成的。我愿意下台，请你们另选贤人。实在认为我有责任应当杀掉也可以，希望你们大家能谅解我。于是泪流满面离开御座，解下空缓交了出来。樊崇等数百人大受感动，便说:是我们不好，对不起皇帝，今后再不敢这样了。又把刘盆子抱上御座，给他带上空缓。散会后诸将回营闭门自守，社会序顿时平静，人们都传颂天于圣明，逐渐回到长安。但是，百万大军的供应却是个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过了二十多天，军队又出来抢掠。城里没有粮食可吃，赤眉军只得收载珍宝，沿渭河平原西进，转至安定郡(治高半，今甘肃回原)、北地郡(治马领，今甘肃庆阳北)一带活动。遭到陇西割据势力槐嚣的阻击，又碰上大雪，士兵冻死很多，九月，只好仍然回军长安。这一段时间长安周围战乱不断，无法生产，百姓饥荒，黄金一斤只能买五斗谷物。白骨蔽野，城郭空虚，幸存的人民都坚壁清野，结寨自保，掳掠也很难有所得了。此时赤眉军还有二十多万人，在这里无法立足，十二月便引军东归。那知道平定了黄河南北、已建都洛阳的刘秀正布置好阵势在等待着收拾他们了。
刘秀正确地估计到赤眉军久战饥疫，主张坚守不战，他要等到赤眉军意气消沉战斗力丧尽的时候，才来坐得廉价的胜利。他也看出长安附近战乱多年，关键问题在于恢复秩序。所以告戒他派遣西征的将帅着重政治上诱降，分化瓦解敌人，恢复发展生产，用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来巩固地盘扩大影响，不急于武力扩张夺取空域。这两项决策都是恰当的，所以刘秀的西征军虽然在军事上有殿有败，但终于能够立住脚。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东归的赤眉军同刘秀部将邓禹、冯异等在湖县、渑池一带(今陕西、河南交界处)交战，光胜后败，八万多人投降。余部十多万人东进到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刘秀早已亲率大军严阵以待。赤眉军饥饿疲园，斗志尽丧，徐室等以刘盆子的名义缴械投降，所交出的兵甲堆积得竟同熊耳山一般高。刘秀当时曾指出赤眉军领袖有三个优点:一是打遍天下，各人都还保留自己原来的妻室二是推举皇帝能从刘家子孙中选拔；三是不读过刘盆子卖主求荣。可见赤眉军纪律严格不腐化，忠厚老实不狡诈，始终保持着农民队伍纯朴的本色。也正由于这一点，他们虽能以排山倒海之势推涵腐朽的!日政权，在军事上所向披靡；却无力开拓新局面，在政治上难以立足，最后只能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局限所造成，因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的。
刘盆子、樊崇、徐宣等都被刘秀安置在洛阳，每人给一座住宅、二百亩田。当年夏天，樊祟以谋反罪被杀，徐宣、杨音等后来回到家乡病放，刘盆子也得善终。
西汉时期的文化
一、汉初的黄老思想战国时代，道家之中曾并存着两个重要学派，一个是黄帝之学，一个是老子之说。有关前一学说的著作久已佚失。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四种佚书：《经法》、《称》、《道德原》，很可能是战国时代流行的“黄帝四经”，属于黄帝学说。有关后一学说的著作，便是传世的《老子》，亦即《道德经》。道家的这两个学派均讲“道”，主要不同点是，黄帝之说还讲“法”，或者说在道之中又包含着法。
汉初的封建统治亲身经历有过秦末农民战争，目睹显赫的秦帝国土崩瓦解的全过程；另一方面，汉初又面临着经济残破、百废待兴的严重局面。所以，西汉统治者迫切需要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和制定合适的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生产，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巩固起来。而在寻求治国方针政策的过程里，黄帝、老子之说特别引起汉初统治者的注意。该学说“历记成败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汉书·艺术志》，非常适合汉初社会形势和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地主阶级便将黄帝、老子的学说揉合在一起，并加以引申发展，使之成为汉初封建统治的政治指导思想，时称黄老之术或黄老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黄老思想。
惠帝初年，齐国丞相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即见盖公，盖公为言治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史记·曹相国世家》）。不过，汉初集中体现黄老思想的代表作，首推陆贾的《新语》一书。他在这本著作里分析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认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有鉴于此，故陆贾指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为政者应当“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而天下大治”。
从这些代表性的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出，汉初的黄老思想，大体上是在肯定封建统治秩序和君臣关系的前提下，主张“顺民之情，与之休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应当承认，黄老之术作为汉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对于促进西汉王朝的巩固和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产生了显著作用的。
二、董仲舒的新儒学西汉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学者们以先秦孔孟学说为本，兼收阴阳家、法家等一些学发展成为适应封建统一国家和皇权需要的新政治思想体系。在这方面发挥过重要的理论创新奠基作用的，便是董促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儒家学者，尤精于《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贤良对策，阐明其新儒学思想。先后改任江都、胶西王相国，晚年退居在家，以治学著书为事。重要著作有《春秋繁露》一书。
“天人感兴”说，这是董仲舒新儒学的理论基石。他认为“天者，万物之主，万物非天不生”（以下均引自《春秋繁露》）人也毫不例外，而且人的形象、情感均同天相副，自自相通，故“天人一也”。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所发，如果人君统治的好，天就会降下祥瑞如凤凰、灵芝之类以示褒奖。如果管理的不好，国家将有失败之道。因此人君应当谨慎地依照天的意志行事，而且须及时注意改弦更张，这就叫更化，包括改正朔、晚服色、改元、制礼乐、除弊政，等等。不过，董仲舒又张调指出“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也就是说改制属化范围，并不意味着改变或影响“道”。因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道，本意是指天的意志，而实际上却是具体体现，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原则、基本秩序。
董仲舒从他的天个感应论出发，又将阴最五行说同儒家的君臣父子伦理观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三纲”理论。认为天有阴阳，阳尊阴卑。对应于人事，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天为妻纲。
董仲舒又认为，天道以阳为主，阴道肋阳。对应于人事，是为刑，故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而以刑辅德。这里所说的德和刑，指的封建道德和刑罚。
董仲舒还主张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并由此引伸出思想上统一的必要性。他在上汉武帝的对策里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话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总之，董仲舒的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天个感应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的出现，使儒家思想趋于神学化。这种新儒学极力为皇权的社圣性以及大一统帝国和封建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同进，它又试图借助天的威力，来适当限制皇帝的行为，以防止暴政的出现而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
三、史学与文学艺术
1、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前135—前86），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任太使令，并掌天文历法、朝廷档案、皇家图籍。司马迁少年起诵读古文，并向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分别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等儒家经典。20岁开始游历全国，遍及黄河及长江流域。后来又任郎中，出使西南地区，并多次随武帝出游各地，考察各地物产古迹、，风物传说，了解风土人情，从而大长见识，开拓眼界。武帝元封三年（108）继父职，官太史令。他利用工作之便，饱览了国家收藏档案文书和图书典籍，成为一个知识渊博、兼通文史哲及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杰出人物。
司马迁继父职后，就着手写一部通史，不料于天汉二年（前99），因替兵败而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进行辨护，而残遭宫刑。政治的失意与强烈的使命感，使他发愤著书。太始元年（前96）年，他出狱，改任中书令。经过十几年的写作，成《太史公书》，后人称《史记》
史记的内容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编年体，是以朝代或帝王为中心的大事记，为全书之纲；表，是采用表格的形式简要列出统治集团中人物的事系、史迹，分为世表、年表、月表；是叙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天文历法、地理河渠等方面的沿革情况；世家主要记诸侯国的历史，兼及少数地位相当于诸侯的历史人物；列传是有关社会各阶层的一些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兼及中国一些少数民放和邻邦的史迹。时间从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
《史记》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史记》叙事，简炼生动。被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七略》
汉成帝时，搜求天下遗书，令刘向等人校堪整理。每一书校下完毕，校书者均撰写作者生平、著作内容提要、学术源流、校雠情况等，并由刘向汇总而成《别录》一书。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增删修订，最后撰成《七略》一书。内容包括七个部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实际上是一部总括西周以来文化学术著作的目录学专著。它不但成为中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开山作。
3、汉赋和乐府诗赋是西汉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断承先秦的诗歌、楚辞、散文成就，融合创新成为一种兼散文、韵文、辅载文以体物写志的新文体。
赋作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尤其是以司马相如最为著名。代表作有《吊屈原赋》、《子虚赋》、《七发》、《上林赋》、《羽猎赋》等。内容多侧重反映宫廷上流社会的生活。
乐府是西汉国家机构中掌管音乐的官署。武帝时，令乐府广泛采集民间歌谣，然后加工润色并配制乐曲，以供郊祀、朝会、宴享时表演，并借此了解风俗民情。这些经乐府选中而曲入乐的民歌，加上少量乐府收集的由文人创作的歌辞，统统被后人称作乐府诗。
西汉时乐府采集入选的民歌总138首，流传至今的大约还有三四十首。代表性的作品有《战城南》、《十五从军征》、《东门行》、《妇病行》、《陌上桑》、《有所思》、《上邪》等。内容深刻地反映了西汉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表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以五言为主，其思想性、艺术性多属上乘之作。
4、音乐与舞蹈西汉民间音乐如相和歌、鼓吹乐、角抵戏等，同来自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交流融合，并产生了大型的歌舞——相和大典。乐器种类有所增多，除原有的中原传统乐器外，又增添了来自西域的琵琶、箜篌和出自北方游牧民放的角、笳等乐器。
西汉舞蹈，主要是宫廷里经常举行乐舞表演。宫廷之外，民间“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到瑟，郑舞赵讴”，亦属司空见惯。是时，舞蹈有雅舞、杂舞之分。前者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后者用于宴飨娱乐。
四、科学技术
1、太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
西汉末年人们已能观察太阳边缘有黑子，大小如弹丸，并且加以记录。西汉时期，对于天象的观测和记录趋于精确、齐备。《汉书五行志》记载“河平元年三月已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太阳黑子的准确记录。
2、《太阳历》，汉武帝时，马迁等人商议制定新历，并汇集朝野通晓天文历算的学者唐都等参与编写，于武帝太初元年颁行天下，即《太阳历》。当时，堪称一部精密历法，标志着我国古代历法史上一次时代的进步。
3、《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算学著作。使用了分数运算、开方算法以及著名的勾股定理。
4、造纸术的发明造纸术的发明是我西汉科学史上一项伟大的成就。1957年在陕西西安东郊出土的古纸残片，1977年在甘肃居延烽燧出土二片古纸，都是汉初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据。
5、马王堆出土的地图
1973年在湖南长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分别为地形、驻军图、城邑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学知识以及实地测量、计算和绘图技术业已达到的水平。 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而绘制的地图。
第七章 参考书
1、高尚志、冯君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安作璋《汉史初探》，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
4、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
5、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第八章 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
（25----220年）
第一节 东汉的建立及专制统治的加强
一、东汉的建立及全国的统一东汉的建立者是南阳大地主、西汉宗室舂陵节侯刘买的后代刘秀。刘秀及其兄刘縯起兵反王莽的目的，就是要“复高祖之业”（《后汉书·齐武王縯传》），恢复汉室。刘縯因与刘玄争夺皇帝位被杀以后，刘秀表现出异常的理智和克制，采取了恬退隐忍、待机而动的策略，他既不为刘縯服丧，也不和刘縯旧属来往，言笑举止不改常态，对自己在昆阳之战的功劳，也只字不提，取得了“更始”政权的信任。
公元23年10月，更始帝刘玄派刘秀到黄河以北去镇抚各个州郡。刘秀到达河北后，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废除王莽法令，恢复汉制，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当时河北的情况很复杂，除有若干分散的农民起义军外，还有许多豪强地主的武装。刘秀一方面极力寻求河北地主豪强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对农民军施行分化、利诱、镇压等手段，进行收编，扩展自己的力量。时间不长，刘秀便取得了河北地区诸豪强如豪强地主刘植、刘喜兄弟、巨鹿大姓耿纯、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的支持，并逐步消灭了铜马、高潮、重连、尤来、大抢、五幡等农民军，控制了河北地区。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河北柏乡县北）称帝，国号汉，年号建武，是为光武帝。
刘秀称帝后，开始向全国发展自己的势力。公元26年，刘秀在镇压了擅乡、五校、富平、获索等农民起义军之后，进入河南境内，不久进据洛阳，并移都于此，正式建立东汉政权。
刘秀争取天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第一个强大对手便是驻扎关中的赤眉军。赤眉军自进入关中，攻取长安推翻“更始”政权以后，继续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但是，由于长期战乱，长安城残破不堪，周围各地，到处都是地主修筑的壁垒，割据一方，与赤眉军对抗。赤眉军在长安日久，缺乏军粮，被迫西向就食，于公元26年春西出长安，到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途中逢大雪，又遭到盘据陇西的隗嚣的阻击，只好重返长安。这时刘秀已派邓禹率军进入关中，一再进击赤眉军，赤眉军士卒死伤惨重，势力大大削弱，不得已公元26年十二月引军东进，刘秀以逸待劳，早已作好了围剿赤眉军的部署。公元27年初，赤眉军在崤底（今河南洛宁）中了刘秀军的埋伏，损失惨重，奋战至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再中埋伏，士卒死伤更多，樊崇被迫投降，后为刘秀所杀，轰轰烈烈的赤眉军就这样被刘秀血腥镇压下去了。河南、河北、荆州等地的农民军也先后被扑灭下去。
刘秀在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余部的同时还致力于削平各地的豪强地主割据势力。他派兵消灭了山东的张步、梁地的刘永、南郡的秦丰、庐江的李宪等割据势力，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又经过几年战争，收附了割据河西的窦融集团，公元33年，消灭了割据陇西的隗嚣。公元36年，又消灭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割据晋北的卢芳，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二、光武帝加强专制统治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机构的强化
刘秀创建东汉政权以后，鉴于西汉末期皇权衰落、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尾大不掉等历史教训，立意加强皇权，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其特点是：一是在皇帝和贵州官僚的关系上，加强皇帝的权力，削弱贵族和各级官僚的权力；二是在中央和地方上，加强中央的权力，削弱地方的权力。
1、设立尚书台，削弱三公的权力
东汉初年，中央名义上的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司空则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管土木工程；太尉掌管军事。三公虽然职高位隆，但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实际的权力集中在尚书台。加强中朝尚书的权力，是从西汉武帝开始的，刘秀即位后，进一步采用汉武帝重用内朝官员的办法，加强尚书的职权，正式设立尚书台，使之在为皇帝直接指挥下的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以削弱相权。
尚书台的长官叫“尚书令”，副手称之为“尚书仆射”，尚书台下设六曹。六曹长官称为“尚书”，分别掌管各种政事；三公曹主管对地方官的考察；吏部曹主管官员的任用；民曹管理修缮营建；客曹掌管少数民族事务；二千石曹主刑法；中都官曹主管治安。这样尚书台官员就统管了军政、吏治、司法等政治事务，“总领纲纪，无所不统”（《通典》卷二十二《尚书省》），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实权。三公名是宰相，并无实权，正如仲长统所言：“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尚书台官员虽然职位不高，如尚书令的秩禄是一千石，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才六百石，相当于中级官员，但它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力极大。这种尚书台制度在东汉前期确实起到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作用。
2、进一步加强监察制度
东汉的监察制度基本上与西汉旧制相同。在中央设监察机关御史台，由原属御史大夫的御史中丞主管，下有若干属员，负责监察百官。在御史台之下，设立司隶校尉和州刺史。司隶校尉的监察权比之西汉有所扩大，它兼领京师附近一州，不仅有权察举京师百官及所辖郡县事务，而且还能出席中央廷议，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处于同等地位，号曰“三独坐”。地方设州刺史，除司隶校尉辖区外，分全国为12州，每州设刺史一人，掌巡行所辖郡，检查刑狱决断，考察官吏政绩等。刺史处理地方政务，可超过三公直接上奏皇帝。这样皇帝通过刺史，就直接把地方郡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了。
3、集军权于中央
削弱地方军权是刘秀军事制度上最重要 的改革。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并其职于守。后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4种常备兵，还取消了一年一度的都试制度，只保留了少量维持地方治安的郡县兵，由太守令长兼领。虽然在某些沿边及民族矛盾紧张地区仍复设都尉，但终东汉一世，地方军队的数量是不多的。
在削弱地方军队的同时，刘秀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东汉中央军队主要有4支，其中首都两支继承了西汉南北军旧制，但有所扩大，南军分两部，一部归光禄勋管辖，下设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7署，掌守卫宫殿和待从；另一部由卫尉管辖，掌守卫宫门。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下分五营宿卫军，每营设校尉一人，掌营兵、宿卫京师。地方上的两支，一为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任务是守卫三辅，是首都洛阳西面的屏障；另一为黎阳营，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主要任务是守卫黄河以北，是首都洛阳北面的屏障。另外，在边防地区，有边防军，也是中央军队的一部分。国家军队兵员主要靠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
刘秀削弱地方军队，加强中央军队的措施，不仅加强了皇帝镇压农民、控制全国力量，而且对地方的控制，减少了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
4、察举与征辟制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郡县的控制，东汉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了西汉以来“察举”、“征辟”的选举制度，重视从地主阶级选拔优秀人才。“察举制”是各地方官以“贤良”、“方正”、“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征辟”则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察举、征辟的对象主要是豪强地主分子，他们完全控制了选举权力，在察举与征辟时，“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王符：《潜夫论·论荣篇》）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成了天下“一俗”（《后汉书·仲长统传》）。
因此，这种选举制度虽然在初期还能网罗一些人才，但到了中后期，则成了豪强地主盘根错节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敲门砖，一大批“累世宠贵”“世代为官”、“儒学世家”的豪门阀阅开始形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世家大族，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
东汉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期以来的频繁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饿莩遍地，人口锐减，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封建政府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顿局面，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刘秀采取了以下各项措施：
1、释放奴婢
奴婢问题是西汉中、后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为了遏止奴婢问题的恶性发展，使封建政府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也为了在消灭割据势力的斗争中争取群众，尽快统一中国，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中，先后6次下达释放奴婢和3次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释放奴婢的范围包括：
自王莽以来因贫困而嫁妻卖子者；
王莽时因故沦为奴婢者；
王莽以来在青、徐、凉、益州等地被人掠为奴者。
凡有违抗命令而不解放奴婢者，按西汉的“卖人法”或“略人法”治罪。禁止虐杀奴婢包括：
杀奴婢者不能减罪；
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残害奴婢的按法律治罪等。
尽管刘秀释放奴婢和改善奴婢地位的诏令有很大局限性，如只释放他的政敌所统治的青、凉、益州的奴婢等，但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把奴婢从豪族地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奴隶制残余势力，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社会劳动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对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2、减免租税和安辑流民
东汉初年，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封建政府采取减免租税的办法，鼓励农业生产。刘秀即位之初即在田租方面实行十一之税，不久又恢复西汉以来三十税一的旧制。减免租税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奖励生育，繁殖人口，使田地上有更多的劳动力，封建政府还颁布诏令，凡人有生儿育女者，免1—3年算赋。
流民问题是东汉一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东汉初年始，豪强地主就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致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一部分投向豪强地主的大田庄，成为依附农民；另一部分则成为流离失所的流民。流民的存在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对此，东汉政府采取了以下对策：
其一，通过赐爵来稳定自耕农民的社会地位。如在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刘秀宣布“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已流亡者，只要重归故土或就地定居，向政府登记户口的给予赐爵一级的优待，通过赐爵来防止人民流亡；
其二，“假民公田”，政府把国有的荒地、苑囿以及山林川泽租借给流亡农民进行生产，称为“假民公田”，假田在头三、五年内不收租税，甚至国家还贷给种子、粮食和农具予以支持。租种公田的人，实际上就变成被束缚在国有土地上的国家佃农。
其三，通过赈济和减刑戍边来安置流民。东汉一代是历史上赈济贫民最多的朝代，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小恩小惠来消弭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安辑大批的流民。为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刘秀在东汉初就免刑徒为庶民，这一措施被后来的东汉统治者继承了下来，成为规章。
通过以上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
3、裁减机构 东汉初年，人口锐减，较之西汉末，户口才十之二、三，而统治机构却和过去一样庞大。为了节省财政开支，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令，裁并郡县，省减吏员。这年裁并了400多个县，约占东汉当时实际控制县数的1/3，又“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大约减少大小官员数万人。建武七年二月，刘秀又大量复员军队，使大批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上去。刘秀根据当时情况，精兵简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三）度田及其失败
东汉政权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后，它的一系列措施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豪强地主的利益。在土地问题上东汉政府与豪强地主是有矛盾的。东汉初，豪强地主不仅继续侵吞农民的土地，而且控制愈来愈多的农民。为了加强官府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增加赋役剥削，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此加以限制。公元39年，刘秀颁布度田令，在全国进行度田，所谓度田，就是丈量土地亩数，核实户口。
度田的目的有二：一是限制豪强大族对自己的土地、人口隐而不报，一些负责度田的官吏因惧怕豪族势力，也不敢去如实丈量，有的度田官则贪于贿赂，与豪强地主互相勾结，任他们谎报，特别是在河南、南阳地区，度田官都知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愈制，不可为准”（《后汉书·刘隆传》的道理，更是不敢如实度田。对于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仅丈量土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把地主的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强迫他们输纳赋税和应征服役，致使“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刘隆传》），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与反抗。
刘秀得知度田不实的情况后，于公元40年秋，对舞弊官吏进行了严厉惩罚，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仍及诸郡守10余人被处死。这更引起豪强地主的不满，“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这样，使反度田斗争复杂化，农民的反抗是为了保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豪强地主的反抗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度田斗争给东汉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刘秀被迫中止度田，向豪强地主妥协。从此以后，豪强地主势力恶性膨胀，他们不仅保住了大量隐瞒的土地，也保住了大量隐瞒的依附农民。于是，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节 东汉的社会经济与大地主田庄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1、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耕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和南方经济的较快发展。
农耕工具的改进，表现为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得到普遍推广（见《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这种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时已大量使用全铁制的犁铧，它比战国以来一直沿用的V形犁铧，刃端的角度要小，起土省力，利于深耕，坚固耐用。此外，一些新型的全铁耕作工具也出现了，如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中所见到的曲柄锄，是铲除杂草的中耕农具，在四川绵阳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的大镰刀，是专用收割的大农具。这些都表明东汉农业技术的某些进步。
在西北高原和长江流域，铁犁畜耕技术也得了推广。陕西米脂县东汉画像石上及绥德县东汉王得元墓石室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就证明当时陕北高原上的牛耕技术已和中原地区差不多。东汉时长江流域十分偏僻的庐江郡（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也用铁犁牛耕代替了旧的耕作方法。其它农业技术方面，原在西汉末已出现的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和浸种法，此时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西汉末年，黄河下游连年泛滥成灾，淹没几十县。东汉初汴渠多处决溃，兖、豫百姓深受其害。为了治理水害，汉明帝时，命民间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复浚仪渠（今河南开封），王景用“堰流法”治水成功。公无69年夏，明帝又令王景、王吴主茧自缚持修治黄河和汴渠，他们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今山东博兴）1000余里，勘察地形，征调农民和士卒数十万人，疏通水道，建造堤坊，10里设一水门，控制水流和水量，这一巨大工程约1年完成。自此以后的800多年，黄河没有改道。
东汉还修建了水渠与陂塘，有汝南（今河南平舆北）的鸿隙陂，庐江（今安徽庐江县西南）的芍陂，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的蒲阳陂，会稽的镜湖等，这些灌溉工程规模都很大，一般可灌田几千顷乃至几万顷。陂塘设有水闸，拦江泄水极为方便。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出土东汉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说明东汉统治者对农田水利的重视。
东汉时不仅大力兴修水利，而且还用水力进行生产，其影响最大的是水碓与翻车。水碓是粮食加工工具，主要用于舂米，它在西汉末年就出现了，东汉时普遍使用，效率比手舂提高约100倍。翻车就是龙骨水车，用以引水灌溉。这两种工具都大大节约了人力。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的兴修，东汉农业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数量逐渐增多。和帝时，垦田面积达7.32亿亩（《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引应劭《汉官仪》），人口也由东汉初年的2100多万增加到5300多万，接近于西汉平常的最高水平（《通典·食货典》记此时耕地面积为8.27亿亩），如果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数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东汉时期，原来经济发展 落后于中原的江南地区此时也开始发展起来，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增加较为显著。如荆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360万左右增至620余万，扬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320万增至430余万，益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478余万增至724余万。其荆、益二州人口增加近一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东汉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颇为显著。
2、手工业的发展
铁器：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手工业技术的改进，铁制农具需要量的加大，推动了冶铁技术的发展。东汉初，南阳冶铁工匠发明水排（即水力鼓风炉），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给高炉加氧，这样“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后汉书·杜诗传,）。这项技术，1100年后在欧洲才开始应用。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这一先进技术。并进行了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一次浇铸，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冶铁效率和铸造技术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从地下出土的文物看，铁锅、铁钉、铁钉、铁剪、铁刀等已大量出现，说明铁器的应用已深入到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纺织：东汉时的纺织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技艺精湛。东汉初年人们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河南、山东一带的丝织业特别发达，四川的“蜀锦”，会稽的“越布”，驰名全国。当时丝织品的种类很多，有锦、缎、绫、绮、罗、纱、绸、绢、帛等，图案有流云、鸟兽等，秀丽古雅，织技精巧。1969年在新疆民丰县东汉墓中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丽，花纹规整，表明了纺绸、结花术和机织技术的熟练，这是在丝织工艺普通提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当时内地的丝织品还销往西域，“丝绸之路”上有许多东汉时期的纺织品遗物。
盐业：“火井”煮盐是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重要创造。东汉时，利用天然气煮盐日益增多，在四川成都和邛崃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煮盐图，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天然气“火井”煮盐的场景。火井煮盐操作简便，出盐率比用一般燃料高，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第4期。）。这也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国家。
造纸：造纸术的改进与推广使东汉时期的手工业大放异彩，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西汉时期劳动人民就已经创造了造纸术，不过一直没有发展成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大规模生产的造纸手工业。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的新工艺，扩大了造纸术的推广和造纸业的发展，蔡伦发明的纸被称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推广。纸的发明使用，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3、商业的继续发展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东汉商业也继续发展。但由于地主庄园普遍存在，自然经济特点突出，东汉商业的发展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东汉初年，刘秀下诏恢复汉武帝发行的五铢钱，废除一切旧币，结束了王莽时货币混乱的局面，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东汉时期的城市中都设有交易市场“市列”或“列肆”，每个市列或列肆又有很多店铺或商摊。当时城市中商人的“牛马车舆，堵塞道路”（王符：《潜夫论·务本》），商品交换及其盛行，商品种类也极其繁多。如粮食、盐、铁器、丝织品、麻织品、皮毛制品 等农业手工业产品应有尽有。一些珍贵的器物及中外名贵药材，也都在市场上交换。首都洛阳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其他城市如长安、成都、宛（今河南南阳）、临淄、邯郸等继续保持了商业的繁荣，同时产生了一些新兴的商业城市，如吴（今江苏苏州）、番禹（今广东广州）、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江西南昌）、徐闻（今广东海康）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使商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商品贸易交往频繁。东汉政府在边境地区组织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商品交换，被称为“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经出现，东汉时，汉和匈奴、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之间，都定期合市，互相交换各自的商品。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沟通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东汉与西域的商业交易也比较频繁，史载当时“驰命走驿不绝于日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我名贵的丝织品沿丝绸之路西行，远达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欧、北非等地，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等也运来中国。
二、大地主田庄
1、豪强地主的形成
豪强地主在战国、秦时就产生了，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西汉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曾通过迁徙与任用酷吏的办法对豪强地主的势力进行了限制和打击，但这种打击很在限，汉武帝以后，豪族地主通过不同途径（如买官爵等）进入政治舞台，成为官僚，他们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凭借权势大肆侵占土地，在政治、经济方面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势力。西汉末年，在镇压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纷纷“起坞堡，缮甲兵”（《后汉书·刘章传》），称霸一方，光武帝刘秀就是依靠这些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登上皇帝宝座的。东汉建立以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世代为官，有世族、世姓、名门、阀阅之称。他们拥有很多门生、故吏，察举时优先，和门生故吏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社会生活中有特殊地位。豪强地主都拥有大批土地，史载，刘秀的舅父樊宏拥有土地300顷，皇后阴丽华的母家占地700顷，济南王刘康有田800余顷等等，一般郡国大姓的豪强地主，也广占美田，形成了东汉时期特点鲜明的封建社会经济形式——豪族地主田庄经济。
2、豪族地主田庄经济
豪族地主田庄经济是豪族地主政治势力的基础，东汉时期，豪族地主广占田地，大批包荫人口，形成了大地主田庄的经营方式。田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形式。田庄内有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崔实的《四民月令》记载了当时典型的田庄：田庄土地面积广，种植着粟、粳、稻、麦、豆等各类粮食作物，以及胡麻、苴麻、蓝、地黄等经济作物，还有瓜、韭、葱、蒜、姜、芋等蔬菜，田庄内广植松、柏、桐、梓、漆、枣、桑、竹等林木，有养蚕、纺织、染色、制鞋、制药、制蜡、裁缝等手工业生产，并有许多酿酒、醋、酱、饴糖等产品加工和制造农具、兵器的作坊。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可知，这种进行多种经营的地主田庄，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自给自足，一般不需要通过交换。
在地主田庄中从事劳动的主要是对豪强地主依附性极强的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豪强地主大多聚族而居，他们利用宗法血缘关系，纠集宗族亲戚，建立坞堡以自守。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贫困的宗族亲属，便成了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
徒附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大批自耕家在土地兼并中纷纷破产，除一部分沦为奴隶外，大多数变成了豪强地主田庄里的徒附。
宾客也是一种依附家，但它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宾客是主人的爪牙，还有的本身是官事，自己也拥有宾客，但他又是更高级官僚的宾客。
宾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称呼，反映的是依附农民的情况，至于其他“宾客”，在阶级属性上另当别论。
在地主田庄中，奴隶很多，地位也最为低下。一般大地主田庄都有“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豪强地主驱使他们为自己劳动，进行残酷的剥削。
这些宗族，宾客、徒附不仅向豪强地主交纳半数以上的实物地租（《后汉书·马援传》），还得无偿为地主服劳役，如砍伐林木，修治陂渠，营造院宇等，受田庄地主的超经济剥削。
东汉豪强地主还拥有私家武装，他们把依附农民按军事组织守卫，战时则跟随豪强打仗，这些私人武装，史书称为“部曲”或“家兵”。
在豪强地主的田庄时，豪强地主是族长，在年中节令里，全族男女老幼以及族姓以外的依附者，都要向族长举觞祝寿，对于宗教中的贫困者，每年春、秋二季，族长廪给一些粮谷、衣服，以示功德。所以，大地主田庄里的阶级对立、剥削压迫关系被一层封建伦理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所笼罩。
大地主田庄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点，又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从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割剧势力，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成统一国家的对立物，这是东汉末期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的经济、政治原因。
3、自耕农的贫困
东汉初年，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土地集中程度明显减弱，部分农民也占有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固，随时受着地主兼并土地的威胁，东汉初年以后，土地兼并逐渐激烈，贵族豪门任意侵占自耕农的土地，许多农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自耕农是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那些没有破产的自耕农要向东汉政府交纳田税、算赋和口赋，还要出更赋，负担非常沉重，经济极为贫困，与封建政府之间存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东汉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1、与朝鲜、日本的交往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有马韩、辰韩、弁韩等政权，这些政权的发展水平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东汉政府同其中的许多政权都有着政治、经济的联系，如公元44年朝鲜廉斯地方的苏马湜等人与东汉进行贸易，受到东汉政府欢迎。朝鲜人还用他们出产的斑鱼、果下马、文豹等交换东汉的物品。在东汉王朝的影响下，他们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古代日本称倭，东汉时，日本岛上有数十个政权，其中一些政权与东汉的关系非常密切。公元57年，倭国使臣到达洛阳，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后汉书·倭专》刘秀赠倭奴国王的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派人到洛阳，并要求亲来中国。通过交往，我国的铁器、铜器、丝帛等物品东传日本，丰富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2、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东汉时期，东南亚地区的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境内的政权很多都与东汉政府有着政治经济的来往。
越南和我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关系甚密，早在西汉武帝时，就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汉政府派遣官吏进行管辖，并教以农耕，传播先进文化。东汉初期，中国的牛耕技术和一些农器的制造技术传到越南，对改变当地落后面貌，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越南的象牙、犀牛、珍珠等珍贵物品也传入我国。
缅甸和我国西南毗邻，公元前2世纪，两国之间的陆路交通便已开始。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建六年（公元131年），缅甸境内的掸国国王两次派使臣到达洛阳，与东汉政府交换珍贵礼物。同时缅甸还是中国与西方海上交通的中转站，西方使节及商人至孟加拉湾，在缅甸登陆，然后进入中国益州永昌郡（今云南宝山县东北）。
东汉政府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很早就有联系。元和元年（公元84年），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使臣到中国。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叶调国国王派使臣到中国。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境内还发现不少汉代文物。这些都说明当时这些国家与东汉政府有着较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3、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
东汉时，安息国（今伊朗）王几次派使臣到达洛阳，安息王子安世高，大月氏（今中亚细亚东南部一带）人支娄加谶，印度沙门竺朔佛都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使得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南亚的印度在我国古籍中译为“身毒”、“天竺”，西汉时，出使西域的张骞曾派副使到达过那里，东汉和帝时，天竺商人几次经丝路到中国，进行贸易。
为了进一步发展与西亚及欧洲国宾联系，永元九年（公元97年），经营西域的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今意大利），甘英一直到达条支海边（今波斯湾），因被安息船人所阻，未能越海前往大秦。甘英虽未到达大秦，但却熟悉了沿途的地理情况及风俗习惯，为以后中国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探求开辟欧亚交通的人物。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由海路来到我国。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变得频繁起来。
我国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我国的冶铁、丝织、井渠法、造纸术都先后西传，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中亚、西亚的毛皮、马以及石榴、胡萝卜、大蒜等物也传入中国，丰富我国人民经济生活。此外，中亚的乐器、乐曲、舞蹈等也传入我国，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
四、两汉的社会生活习俗两汉时期，比之前代，社会生活习俗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能体现社会生活习俗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均有着自己的特点。
1、衣食住行
服饰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审美心理、习俗与生活环境。汉代服装仍为上衣下裳，皇帝是冕服制度，形制复杂，反映了一种威仪。仕宦平居之服为宽大单衣，称之为“襜”，好武之官较喜服短衣，儒士多服宽衣大带青袍，一般农民所穿多为短而窄的衣服，称“短褐”，一般妇女有耳环、手镯、头钗以及其它珠玉等，男子佩物有玉、金、银、铜等，以显示身份，国王及百官则喜佩刀剑。
两汉时代的冠制也很有特色。冠是加在发髻上的一个罩子，汉代身份低微的人不能戴冠，只能戴帻。王莽因头秃，先戴帻，后加冠，东汉时这种戴法较普遍。汉代官吏所戴之冠，因职务、级别的不同而不同，有通天冠，进贤冠、高山冠、却敌冠等。汉代贵族妇女很重视发型，梳有各种各样发髻，一般劳动妇女则自然束发，不加修饰。
汉代人的鞋有皮鞋、木鞋、草鞋、丝鞋等，穿皮鞋被视为生活俭朴，这是因为当时皮革来源比较多，制作起来也方便。
两汉时代是个物质财富十分雄厚的社会，“池鱼牲畜，有求必给”，反映在饮食上就是肉食地位上升。祭祀、喜庆、乡饮时杀牛宰羊，请客摆宴，上演百戏自不必说，就是平时，人们也可吃肉喝酒。市场上有各种熟肉食品出卖。这在汉以前是没有的。汉代北方人的主食是麦，做成汤饼、蒸饼、麦粥等，副食除各种动物的肉外，还有各种蔬菜及豆腐。汉代人特别喜欢饮酒，酒成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料，典礼、考试及第、亲朋聚会，均饮酒助兴。汉代一般人饮食为一日两餐。
两汉时代，我国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结构体系已初步形成，住宅已有完整的廊院和多层楼阁，中国古典屋顶的几种形式，如硬山、悬山、歇山顶，均已出现。此时砖尚未充分普及，板筑的夯土墙相当普遍。
两汉时代，人们出门借以代步的工具——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双辕车增多。官僚贵族出行则要保持一个马车组成的车队。皇帝乘“辂”车或“金银车”，一般官吏乘有伞盖，四面蔽露的“轺车”，贵族妇女乘车箱象房子一样的“辎车”。此时，我国还出现了独轮车，用以载物，省力方便。
2、婚丧嫁娶
两汉时代，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形式较前代有很大发展。
首先是重视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妻者，齐也”（许慎：《说文解字》），是汉代人在夫妻关系上的格言。
其次是汉代人把伦理道德渗透到了爱情关系中，男女相爱，要信誓旦旦，尊重感情，这从乐府诗《上邪》、《有所思》等篇中可以看出。
其三，男女结婚、离婚有一定的自由，寡妇也可自由改嫁，不受舆论谴责。除了比较自由的婚姻外，两汉时还有买卖婚、表亲婚、交换婚、招养婚、童养婚、劫夺婚、转房婚等婚姻形式。
汉代婚姻形式中还有先秦时代一夫多妻制的残留，特别是皇帝、官僚、富豪等，妻妾成群，荒淫无耻。汉代人结婚年龄按礼节所载是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但实际上是以早婚为尚，男子十五六岁而娶，女子十三四岁而嫁的现象比较普遍。男女双方一般都形容相貌、才能道德、门第高低作为择偶标准。一般官僚、富豪嫁娶时竟奢成风，贫寒之家及以尚俭为志的读书人，则以俭朴为美。
两汉葬俗承秦制，帝王陵墓建筑高大的土堆—陵，并在陵侧建寝，以藏墓主的“起居、衣冠、象生之备”（《后汉书·明帝纪》）。两汉还对陵寝制度进行改革，把祭庙改祭陵，“古礼庙祭，今俗墓祀”。两流时代崇尚厚葬，皇亲国戚，平民百姓，都尽最大力量建筑富丽堂皇的墓葬。汉人丧葬之礼十分隆重，特别重视守家俗，服丧期间，不饮酒食肉，不作乐近妇人，不聘妻访友，居官者去职，除官者不赴。西汉初，人死之后，一般守丧时间较短，3日、14日、15日不等，后均实行3年丧制，“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汉书·扬雄传》）。两汉时十分推崇服丧至诚之人，认为其孝行纯至，令人景仰。
总之，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习俗往往是这个时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具体反映，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战国到两汉时代，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不但使 我们从中看到民族心理，审美意识，道德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且不定期能窥见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增进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社会更深刻的了解。
第三节 东汉时期的周边各族
一、匈奴的分裂西汉末至东汉初，位于我国西北边疆的匈奴族利用当时内地发生战争的机会，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并与北方的彭宠、卢芳等豪族割据势力相互勾结，经常深入内地，骚扰掠夺。东汉立国后，因财力、物力、兵力不足，一直对其采取以防为主、辅以羁縻的策略。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单于舆死，匈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王位发生分裂，单于蒲奴企图消灭控制匈奴南部地区的呼韩邪单于的孩子日逐比的势力，日逐比在匈奴南部八部大人的拥戴下自立为单于，以“呼韩邪单于”为号，匈奴遂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归附了东汉王朝，刘秀接受了高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北）、美稷（内蒙古克昭盟准格尔旗西北）、朔方、定襄、雁门一带，设匈奴中郎将进行监护，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织品，南匈奴则协助东汉政府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南匈奴归附东汉以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力量大为削弱，便向北迁徙，但仍然不断侵扰汉边，焚烧城邑，杀掠人口。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政府利用北匈奴北受丁零、东受鲜卑、东南受南匈奴的夹攻、势力更加减弱、部众离散的时机，发动反击，四路出兵，其中窦固打败北匈奴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又至伊吾庐城（今新疆哈密），并在此地设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此以后，北匈奴内部进一步离散，先后有数十万人入塞投降，南匈奴、丁零、鲜卑、西域诸国更趁此机会向北匈奴发动猛烈进攻，北匈奴大乱。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政府窦宪、耿秉率军与南匈奴军队联合，共同进攻北匈奴，大败北匈奴于稽落山（内蒙境内），北匈奴20余万众降汉。窦宪的军队一直追击到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刻石勒功而还。从此以后，北匈奴连连遭得东汉的打击，主力便开始向西移动，超过中亚细亚，迁往欧洲（参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
匈奴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它有利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南匈奴及一部分北匈奴的内附，使得东汉王朝的北部边境得以安宁，无论是汉人还是匈奴人都能安居乐业，进行生产。
其次，内附的匈奴人与汉人杂居一起，经济文化互相沟通，互相吸收，匈奴人民逐渐学会了农业生产，有利于民族融合。
二、班超通西域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减弱，匈奴贵族乘虚而入，略取西域，向西域各族人民勒索苛重的赋税，进行残酷统治，西域各地受匈奴贵族控制，当时西域诸国中力量最强大的莎车曾联合南道一些小国与匈奴贵族对抗。东汉建立后，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随后，车师前王庭、鄯善、焉耆等西域诸国先后遣使朝贡，请求东汉政府向西域派遣都护。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心西顾，拒绝了诸国要求。此后，西域诸国相互杀伐，陷入混乱状态，匈奴趁机发展势力，把西域诸国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公元73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以后，进驻伊吾庐城，着手恢复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派遣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率令36人先到鄯善，斩杀北匈奴使者，促使鄯善王归汉，接着又威服于阗（今和田），废疏勒王龟兹人兜题，另立疏勒人为王。班超在鄯善、于阗、疏勒的活动，使东汉威望重新树立起来。公元74年，东汉政府继西汉之后重置域都护，同时设立戊已校尉于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东），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
公元75年，汉明帝死，窦固率军东还，焉耆、龟兹诸王趁机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和车师王攻击戊已校尉。新继立的汉章帝考虑到东汉无力长久固守此地，遂采取了妥协政策，撤消都护和戊已校尉，并召班超东归。
疏勒、于阗等国害怕班超归去后自己会被匈奴支持的龟兹等国所并，再遭蹂躏，均苦苦挽留。班超留下后，联合疏勒、于阗、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拘弥等国，击破北道的姑墨。公元83年东汉政府拔擢班超为将兵长史，并先后发驰刑、义从1000、兵800赴西域班超驻地。从此,班紧密团结西域诸国，展开对北匈奴在西域势力斗争。公元90年率诸国兵击败了大月氏贵霜王国的入侵，保护了西域诸国的安全。公元91年，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驻节龟兹它乾城（今新疆库车西南），加强了东汉对西域的管辖。公元94年，班超被封为定远侯，公元102年8月，班超因病返回洛阳光，9月病死，时70岁。
班超在西域活动了30年，经过他勇敢机智和艰苦努力，使中原王朝与西域的联系重新得以恢复。他为密切当时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班超离开西域后，继任的西域都护为政残苛，西域各国相继叛离，北匈奴残余势力又活跃起来，通往西域的道路又被阻断。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派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吏，率兵500赴西域，联合当地诸王，消除了北匈奴残余势力，重新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
东汉对西域的经营，有利于加强汉族人民风吹草动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它发挥着中国和西亚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作用。
三、乌桓校尉的设置和鲜卑各部乌桓与鲜卑同属东胡族，乌桓活动在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东汉时期，乌桓已由率牧狩猎逐水而居的原始社会阶段向阶级社会过渡，部落“大人”也变成世袭制。
东汉初期，乌桓各部受制于匈奴，并在匈怒驱使下寇掠汉边。公元46年，匈奴内乱，乌桓乘机袭击匈奴被迫北徙。公元49年乌桓大人郝旦等率众降汉，刘秀封其81人为侯、王、君、长、使之转居幽、并二州缘边10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并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县）置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衣食，让他们助守边防，对付北匈奴和鲜卑的侵扰。
鲜卑人居住在乌桓的东部，由于鲜卑人离中原汉族较远，因此与乌桓相比显得落后些。
鲜卑人经常随同匈奴与乌桓南下虏掠，南匈奴与乌桓相继归附东汉王朝后，被封为侯，并受乌桓校尉监护。
东汉中期，北匈奴西徙后，鲜卑人占领匈奴故地，同残留的10余万落（户）匈奴人相融合，势力迅速强盛起来，并摆脱东汉王朝的控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掠夺战争，使鲜卑上层分子变成富有贵族。东汉末年，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制定法律，提倡农业、畜牧业、狩猎、捕鱼，建立王庭，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每部置大人为首领，成为世袭官制，实行王位继承制。这些都标志首鲜卑社会已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檀石槐极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使鲜卑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公元181年檀石槐死，鲜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各部大人纷纷独立，鲜卑族的统一局面也随之瓦解。
东汉时期，东北地区还居有扶余人和高句丽人。
扶余人活动于松花江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也很发达，产名马，有貂、赤玉、美珠等物产。东汉时已进入奴隶社会，国王之下设有官吏，称“加”。有城栅、宫室、监狱和军队。刑法非常残酷，一人犯罪，全家为奴。贵族生活奢侈，杀人殉葬，多达100人。公元49年，扶余人携礼与东汉通好，从此夫余王年年向东汉朝贡。公元136年，扶余王到洛阳朝见。同东汉的政治、经济联系非常密切。
高句丽人居住在鸭绿江一带，与扶余的语言，习惯都比较接近，亦以农业为主。东汉时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风俗尚清洁，喜歌舞。公元32年，高句丽王派人至洛阳光、刘秀恢复他被王莽削去的王号。整个东汉一代高句丽人虽间或进犯东汉东北边镇，但高句丽王与东汉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正常的，经常朝贡。东汉后期，高句丽隶属辽东郡。
四、西南各族西汉时期，在中国的西南方（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南）居住着被称为“西南夷”的各少数民族。东汉时，这一地区有所发展，散居的主要有哀牢夷、掸族等。
1、哀牢夷
生活在今哀牢山一带的哀牢夷，在西汉以前与中原王朝没有任何联系。公元51年至69年，哀牢夷有两支内附，共有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这一地区调协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和博南（今云南永平西南）两县，且又设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对这地区进行管辖。东汉政府只向哀牢人中的富豪征收赋税，一般居民不直接承担国家的赋税。
哀牢夷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哀牢山地区土地肥沃，宜于植五谷、种桑麻，经过哀牢人的开发，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哀牢人不但种植许多农作物，而且已有铜、铁、锡、金、银、水晶、琥珀等矿产。当地人民还善于织帛叠、兰干细布、文绣、绫锦等。用梧桐木棉织出的白叠布，幅广5尺，色彩洁白，不易污损，是纺织业中的珍品，此外，哀牢人还掌握了染色技术。
2、掸族
掸族聚居在哀牢人的西南部，自东汉设永昌郡以后，才与汉族发生了直接关系。公元77年，掸王雍由调与附近各族遣使到首都洛阳，奉献珍宝。和帝赐给他们印绶和钱、帛。公元120元，雍由调又遣使来京，向东汉政府贡献“幻人”（魔术师），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给印、绶、金、银及各种丝织品。至此，永昌郡西南的掸族聚居地也入汉的版图。
3、白狼等部
东汉时，我国西南地区散居白狼,木、唐等部落，汉明帝永平年间，这些部落有130余万户，600余万人自愿内附，他们作诗歌三章，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表示对汉的仰慕。这三章诗歌被保存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成为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语言的宝贵资料。
五、羌汉人民的三次起义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内迁，散居金城（今甘肃兰州）等郡，与汉人杂居，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这时的羌人还基本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但私有制亦逐渐发展，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互相掠夺。东汉建立后，刘秀复置护羌校尉，对羌族诸部落进行管理，并陆续迁羌族各部于陇西、天水、扶风（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诸郡。使三辅以西成为羌汉杂居地带。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极端黑暗，在汉族人民深受压迫的同时，周边各族人慢的痛苦也在加深。当时内迁羌族人民“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西羌传》），不断进行反抗。从汉安帝起，羌汉人民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1、羌汉人民第一次大起义，发生于公元107年。当时东汉政府强征金城、陇西（今甘肃临洮县）、汉阳（今甘肃天水市）三郡羌人随征西域，羌人不愿远征，行至酒泉便相率逃散。各郡县发兵堵击，追捕羌人，并乘机虏掠抢夺，焚毁羌人庐舍村落，羌人被逼无奈，起而反抗。他们用竹竿、树干、木板为武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陇右诸郡羌人纷起响应，屡败官兵。公元108年，起义领袖滇零大败东汉征西校尉任尚数万官军后，在北地（今甘肃环县）称帝。羌族人民起义核心形成后，更加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起义势力伸展到河东、河内一带，迫近首都洛阳光。东汉政府极为恐慌，派北军出屯孟津，各地官军、豪族大筑坞堡，企图阻止起义力量的扩展。
羌族人民起义后，东汉官吏为保持秩禄与赋役来源，竟强令边郡汉族人民内迁。羌汉人民杂居已久，羌人起义攻杀官吏豪强，也为汉族人民除了害，并未威胁汉族人民，以故汉人不愿舍弃家园内徙。官吏们竟派兵采用强迫手段，“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后汉书·西羌传》），勒令上路。大批汉人遭“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着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后汉书·西羌传》。因此汉阳人杜琦、杜季贡兄弟率领汉族人民起义，与羌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声势浩大，给汉军以沉重打击，汉军统帅任尚等先后被撤职治罪。
公元114年以后，东汉统治者一面改用骑兵作战，逐步扭转败局；一面使用阴谋手段，派刺客先后刺杀了羌汉人民大起义的领袖人物零昌、狼莫、杜琦、杜季贡等。起义失去了领袖，起义力量也是很快被瓦解，公元117年，起义终于被镇压去。
2、滇零、杜琦等领导的起义失败后，羌汉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末停止。由于东汉地方官吏为政残苛，对羌汉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公元140年，羌汉人民发动了第二次大起义。首先发难的羌族且冻、傅难等部与西塞、湟中地区的羌人联合，大举进攻三辅、武都（今甘肃成县）。公元141年在射姑山（今甘肃天水附近）击杀东汉征西将军马贤，接着攻关中杀长吏，焚烧皇帝陵园，声势大振，但由于这次起义缺乏集中领导，公元145年后，在护羌校尉赵冲等人的武力进攻和利诱之下，起义又告失败。
3、公元159年，羌族人民发动了第三次起义。当时郡县官吏贪残暴虐，放纵妄为，引起羌人反抗。东汉政府重用凉州地方官僚和豪强地主武装进行联合镇压，采取镇压与招抚相结合的办法，斥逐贪官污吏100多人，才将这次起义浪潮平息下去。
羌汉人民大起义虽最终失败，但它却给腐朽的东汉王朝以致命打击。长期的军事行动使东汉王朝军饷耗尽，军力减损。由于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整个西北地区（包括三辅及并、凉二州）残破不堪，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但羌汉人民的联合斗争，加深了羌汉两族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第四节 黄巾大起义
一、东汉后期的腐朽统治
1、外戚与宦官的专权及其斗争
东汉时皇帝制权力更加集中，尚书台的设立使丞相一职变成徒具虚名的空衔。在此情况下，皇帝早死太子年幼时的辅政就成了问题。太子幼年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直接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娘家父兄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权造成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跋扈，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外戚鼻息。皇帝成年后，不愿受 外戚控制，为夺回大权，便结纳自己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夺权有功的宦官在皇帝亲政后自然受到重用，于是又演成宦官掌权的局面。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于是又有新的外戚专权。东汉皇帝和和帝以后，几乎都是幼年继位，因此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激烈斗争，成了东汉后期封建政治的一个特点。
章帝死后，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期，其史窦宪、窦景等，并居要职，掌握实权。这是东汉外戚专权的开始。窦氏子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后汉书·窦融传》附窦宪传），许多地方官吏也由窦氏擢拔。窦氏兄弟子孙骄纵不法，为害百姓，民愤极大。和帝年龄稍长，对窦氏弄权不满，永元四年（公元92年），在宦官郑众的帮助下，诛杀了窦氏势力。郑众被封为剿乡侯，东汉宦官弄权也从此发生。
和帝21岁死，邓太后把持政权，立生下仅百日的婴儿刘隆为帝，即殇帝。殇帝不久死，邓太后又迎立13岁的安帝，继续由自己掌握大权，其兄邓骘辅政。邓太后是个比较有政治才能的人，她一面依靠外戚邓氏，让邓氏引进一些有学识有才士人做官，另一方面对于外戚的违法行为，严加管束，一时政治还比较清明。邓太后死后，安帝亲政，驱除了邓氏势力，一方面任用外戚阎皇后兄弟，一方面又任用宦官李闰、江京等，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
安帝统治时期，外戚宦官相互勾结，假作诏书，贪污受贿，擅作威福，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苦。安帝死后，在宦官孙程等消灭阎氏势力，迎立被阎氏废掉的太子李保为顺帝。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皇帝完全成了傀儡。
顺、冲、质、桓帝时期，外戚梁商、梁冀父子相继掌握政权，成为外戚执政的极盛时期时代。在梁冀执政的24年中，梁氏一门出了7侯、3皇后、6贵人、2大将军，卿相尹校共57人。质帝只说了梁冀一句“跋扈将军”，就被处死。当时，朝中大小政事皆由梁冀决定。百官升迁任免，向中央送贡品，要将最好的送给梁冀，次品送给皇帝，其专横暴虐，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梁冀穷奢极侈，大肆搜刮财富。他在洛阳周围强占民田，调发农民，建造了一个周围1000里的私人苑囿，不许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有一西域商人误杀苑中一兔，竟有10多人因受牵连而遭杀害。梁冀还掠夺人民作奴隶，多到数千人，称为“自卖人”。梁氏一家的残忍贪暴，引起了公愤，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太后死，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密谋，除掉了梁冀。梁氏族人亲戚不论长少，皆弃市。因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有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官的有300余人，一时“朝廷为空”。梁冀家财被拍卖后值钱30余亿，相当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
梁氏灭门后，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5人因诛灭梁冀有功，同时封侯，世称“五侯”。五侯执政后，专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宦者列传》），大族淫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外服从，上下屏气” （《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死后，四侯专权，骄横更甚，民间称他们为“左回天、具独坐、徐臣虎、唐两堕” （《后汉书·宦者列传》），他们不但穷奢极欲，蓄养犬马，多取良人美女，而且收养子传袭封爵，把兄弟族人姻亲任命为州郡长官，盘剥百姓。汉灵帝时，宦官气焰更盛，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把持朝政。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后汉书·宦者列传》）。宦官成了皇帝的衣食父母，更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外戚与宦官都是伴随专制皇权而来的产物，是寄生在专制皇权肌体上的两个毒瘤。外戚宦专政时期，东汉封建政权日益腐朽，不论外戚宦官还是他们的党羽，都贿赂公行，贪脏枉法，搜刮财物，从而影响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2、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专权时期，察举制度被破坏，贿赂公行，造成官场黑暗，权门请托，人选滥杂，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审举》）。选举制度的混乱，使得一些开明官僚及太学生、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渠道晋升或步入政治舞台，再加外戚宦官遍插党羽，政治极端腐朽，更使他们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同时，他们也为彼此起的农民起义所震惊，开始对东汉王朝的命运感到忧虑。当时，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各郡国生徒也很多，这些人在仕进无门又缺乏政治力量作后盾的情况下，便与官僚士大夫联合起来，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惩治腐败，维护东汉王朝的统治。
反对外戚宦官的官僚和大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对外戚宦官及其依附人物进行猛烈攻击，称为“清议”。一方面他们指责外戚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一方面运用职权直接惩办那些贪脏枉法的外戚宦官党羽。东汉后期，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对外戚的官僚和太学生利用这一风习，相互标榜，激扬名声，品核公卿，裁量国政。当时太学生中以郭林宗（泰）、贾伟节（彪）为首领，与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联合，互相称许，颂扬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后汉书·党锢列传》），并推举“八俊”、“八及”等官僚中的有德之士，树立自己的领袖与外戚宦官相对抗。
在斗争的初期阶段，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开明官僚为稳定东汉政权，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如汉顺帝时大司农李固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政权”（《后汉书·李固传》），结果被外戚梁冀害死。之后，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操纵一切，政治更加败坏，官僚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外戚宦官的斗争也更加激烈。
汉桓帝诛灭梁氏，宦官权势甚嚣尘上，激起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的愤怒，出现了大官僚李膺、陈蕃为首领，并有太学和生郡国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令，贪残王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司隶校尉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搜出处死。
公元166年，又捕杀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之子。宦官集团乘机控告李膺等人，说他们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汉桓帝按宦官意图，收执李膺等“党人”200余人，第二年赦免归乡，终身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等虽遭压制，但却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
时隔不久，桓帝死，灵帝立。窦武出任大将军，他决定重用阵蕃等豪族官僚，重新任用李膺等人，并密谋诛杀宦官。但因事机泄露，公元169年宦官曹节、王甫先发制人，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宦官再度得势，重又逮捕“党人”，杀死李膺、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太尉椽范滂等100余人，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公元176年，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184年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军。
“党人”与外戚宦官的斗争，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没有提出有效地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办法，但他们主张惩办贪脏枉法，反对残暴统治，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及“党锢之争”，进一步造成了东汉政治的混乱与黑暗，政治腐朽，土地兼并，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二、土地兼并的加剧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1、土地兼并严重
东汉中后期后以，各种社会问题越聚越多，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壮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土地兼并异常激烈。贵族官僚、豪强地主依靠其政治权势，侵占人民土地，扩大他们的田庄，“一旦在位，鲜冠利敛，一岁典职，田宅并兼”（《论衡·程材篇》）。商人高利贷者也积聚大量钱财，疯狂兼并农民土地，成为大土地占有者。原来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受地主兼并之害，丧失了土地，出现了土地尽归豪门的现象。农民丧失土地后，大量流亡，出现了“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后汉书·仲长统传》），“百姓虚县，万里萧条”（《后汉书·蔡邕传下》）的局面，农民极度贫困。
2、桓、灵二帝的腐朽统治
桓、灵二帝统治时，东汉政治更加腐败，皇宫彩女数千，日费数百金，整日歌舞升平，不问朝政。桓帝、灵帝还公开卖官鬻爵，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桓帝传》）。灵帝还公布卖官价格，四百石400万，二千石200万，并分付现钱与赊欠两种，官吏买卖使贪污成了合法行为，买官到手的人一上任，就拼命搜刮。灵帝为了多搜刮钱，规定郡国向大司农、少府上交各种租税贡献时，都要先抽一分交入宫中，谓之“导行钱”，官吏升迁则要交纳“助军钱”，为修建宫室，灵帝令全国土地每亩增税十钱，谓之“修宫钱”。他皇宫的西园造万金堂，贮积属于大司农的金钱缯帛，以为私有。在桓、灵二帝的腐朽统治下，封建国家财政枯竭，百官无俸可发，军国无资可用，统治者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又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加上东汉末年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更是无法生活。公元153年，全国有1/3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几十万户倾家荡产，冀、豫二州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在这天灾人祸交织的情况下，人民只有起来反抗，争取生存。
3、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
东汉末年，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公元109年，青州一带爆发了以张伯路为首的流民、渔民起义。132年，曾旌领导流民在扬州六郡起义，纵横达49县；138年，在九江有蔡伯流起义；142年，广陵人（江苏扬州）张婴起义；144年，徐、扬一带有范容、周生起义，九江有徐风、马勉起义；145年，历阳（安徽和县）有华孟起义；154年，泰山琅琊公孙举、东郭窦起义。162年以后，荆州南部地区人民展开激烈斗争，连年与官军作战。这些起义军虽然先后都被镇压了下去，但人民并未屈服，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到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
三、黄巾大起义
1、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太平道是东汉晚期民间道教的一派，“太平”是“极大公平”之意。熹平年间，太平道首领、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与弟张宝、张梁在各地传教，他们自称大贤良师，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替人治病，教病人叩头思过。广大人民饥寒交迫，也以信奉太平道为精神寄托。张角用了10余年时间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8州的范围内发展信徒有数十万人。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又称张陵），于东汉末年在巴蜀一带传教。其传教方式与太平道相似，也是以符咒治病为传道手段，让病人静室思过，表示服罪，凡受道或医病者出五斗米，故名。张陵、张衡、张鲁父子相传，巴蜀一带很有影响。
2、黄巾大起义及其失败
张角在传教过程中，把教徒及流散各地的贫困家民组织起来，全国共分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首领，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张角还收买一些宦官作为内应，预定甲子岁（公元184年，汉灵帝中平元年）三月五日于京城内外同时起义，口号是“苍天（指东汉皇朝）已死，黄天（指义军）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表示了劳动人民要推翻东汉政权，建立自己政权的决心。张角还派人在洛阳和各州郡官府的在门上用白土书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攻打的目标。
不幸的是，在大起义前，张角的弟子唐周叛变，向朝廷告密，起义计划泄露，数次往来洛阳刺探敌人情况的张角部将大方马元义被捕车裂。张角闻讯，决定提前于二月间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农民军都以黄巾裹壮举，故被称为黄巾军。在起义初期声势浩大，“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蒿传》）。义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诛杀官吏，攻打地主田庄，官僚、地主纷纷逃窜。义军势如破竹，迅速席卷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东汉政府惊惶失措，急派大将军何进率重兵保卫京师，并于洛阳四郊设立了8个关隘，驻兵防守，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共同对付义军，东汉政府下令解除党禁，赦免党人。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镇压黄巾军。
黄巾军的主力主要集中在冀州（由张角兄弟领导）、颍川（由波才领导）、南阳（由张曼成领导）三个地区。在颍川（河南禹县）战场上，东汉政治以皇甫蒿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领精兵4万，分两路进攻义军。义军在波才率领下击败了朱俊，围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但由于义军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皇甫嵩乘机放火掩烧，阵势大乱，结果农民有几万人被屠杀。
皇甫嵩击败颖川义军后，又北上攻冀州的义军，在交战的关键时刻，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和皇甫蒿血战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张梁阵亡，300多农民军惨曹杀害，5万多人投河而死。皇甫嵩进而攻张宝于下曲阳（河北晋县西），张宝殉阵，农民军被害者10多万。冀州的主力黄由军也失败了。
在南阳战场上，义军在张曼成领导下围攻宛城，与南阳太守秦颉激战，张曼成阵亡。义军推赵弘为帅，终于攻战宛城，兵力发展到10多万。东汉政府派朱俊与荆州刺吏徐球、南阳太守秦颉合兵进行反攻，赵弘战死，义军又推韩忠为帅，继续战斗，不久，韩忠投降。义军失败。
从公元184年2月开始到11月，历时9个月的黄巾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农民起义的火焰并未被彻底扑灭，各地分散的农民军仍在继续战斗。
公元185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农民又举义旗，义军名号繁多，起义势力大的有二三万人，小的六七千人，总计达100万人。他们在斗争中不断联合，统称“黑山军”，坚持了长期斗争，后被袁绍、曹操等封建军阀所镇压。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也再次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称做“青徐黄巾军”。他们连破州郡，诛长吏，人数很快发展到100余万，大败东汉北海（山东昌乐）相孔融、青州刺史焦和军队，又攻兖州、战东平，杀兖州刺史刘岱。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为曹操所破。
在汉中地区，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起义，于公元191年打败东汉在汉中的军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自号“师君”，下设祭酒职，实行义舍制。这个政权一直维持了20多年。建安十二年（公元215年）曹操进兵汉中，张鲁投降。
3、起义的特点和意义
黄巾大起义是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有3个显著特点：
第一，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起义。起义前，张角把教徒、民众组成36方，拟定起义计划，提出纲领口号，明确打击的目标，做了充分准备。
第二，这次起义是利用宗教组织发动起来的，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封建社会个体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不可能很容易被组织起来，张角利用宗教形式发动起义，是一个创造。太平道在这时不仅是一种信仰，更主要的是作为推翻东汉王朝的旗帜和掩护物。这种利用宗教联系农民起义的形式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这次起义提出了“平均”的革命口号。道教经典‘太平经’的一个很重要思想就是“平均”，反对贫富悬殊，张角利用太平道传播这种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且对于近代农民起义有着深刻影响。
黄巾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所起的作用和它的意义起永载史册。
首先，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扫荡了代表当时最黑暗、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动摇了东汉朝的统治基础，使之名存实亡。
其次，起义进一步打击了奴隶制残余势力，使众多的奴隶变成依附农民，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第三，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土地兼并有所缓和，部分农民得到土地特别是曹操统一北方以后，社会经济得到不断恢复与发展。第四，在这次大起义中，无论起义领袖还是起义群众，表现了临危不惧、勇于牺牲的斗争精神，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鼓舞着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第五节 东汉文化
一、经今古文之争和谶纬神学
1、今文经与古文经及经今古文之争
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掉了绝大部分儒家经典，并规定有收藏禁书者治罪，因此在秦朝，儒家经典得不到学者的研究和传授。
西汉自惠帝起，开始重视儒家经典，派人四处访求老儒，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一一写成书，如“书”出自于伏生，“礼”出自于高堂生，“春秋公羊传”出于公羊氏和胡毋生。因为这些经典都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写下来的，故称为今文经，传授今文经的学说也就叫今文经学。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得《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凡数十篇，之后又在河间献王等处，陆续发现许多战国时遗留下来的儒家经典，都是用以前的小篆写成的，这些经书被称为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古文经学。
今文经与古文经，原只是记录文字的不同，但后来却形成了两个学术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它们各立师法，标榜门户，在对依据的材料，史料的解释上，在研究原则与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分歧。今文经学派对儒家经典任意发挥，以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古文经学者则把儒家经典看成是古代的历史材料，按字文释经文，不凭空臆造，不牵强附会，训诂简明，从实际上阐明儒家道理。
西汉时，今文经学盛行，武帝时所置五经博士，也都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各以家法教授，今文经学得到广泛传播，西汉200年间，一直是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古文经虽有传本，但或藏于秘府，或为民间流传，不立于学官。
西汉末年，刘歆在协助其父刘向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并认为《左氏传》是解释《春秋》最可靠的书，刘歆对古文经很赞党，建议在太学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们的激烈反对，指责他颠倒《五经》，变乱师法。刘歆便写了有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痛斥今文学家“党同妒真”、“安其所习，毁所不见”（《汉书·刘歆传》）。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王莽专权时，企图托古改制，于是支持古文经，在平帝时立了5个博士，以与今文经相对抗。
东汉光武帝时，立古文博士，结果遭到今文经常家的激烈反对，不久被废，提倡今文。虽然东汉时期古文经学一直未立博士，但古文学的势力却在不断发展。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就压倒了今文经，成为古文经的盛时期。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大师有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其中被誉为“五经无双”的许慎，是当时公认的古文经学派大师，他著《说文解字》与《五经异议》，捍卫了古文学派的地位。古文经学家为彻底压倒今文经而取得优势，一方面斥责今文经讲“谶纬”的妖妄，另一方面又针对今文经的狂妄，强调研究文字训诂对治经的重要性。虽然古文经学家也有为当时统治者服务的一面，但他们主要是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相当科学的研究。
到东汉桓、灵帝之世，经学大师郑玄（康成）对今古文之争很是不满，于是以古文为宗，兼采今文之说以附其义，综合今古文两派经学，注《周易》、《尚书》等，成一家之言。郑玄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师法、家法、糅杂了今、古文两派学说，使今古文经融合一起，至此，西汉以来的经今、古文之争才平息下来。
2、谶纬神学的流行
谶纬是一种庸欲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是对“经”而言，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合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西汉后期，从董仲舒开始的大讲符瑞灾异，把儒家神学化以后，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
王莽、刘秀都曾利用谶纬神学宣扬自己当皇帝乃“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特别是刘秀，对谶纬崇信甚笃，无论用人施政，还是决策重大问题，都要以谶纬作根据。他于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正式确定谶纬神学为统治思想，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在统治者的提倡下，读书人争学图谶，谶纬迷信一时充斥政治思想领域。
但是，由于谶纬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谁都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释，因此在儒家中对谶纬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今文经学家信谶纬，而古文经学则不相信，认为它不合儒家经义。为了解决经今古文家对谶纬不同的看法，更进一步提高谶纬迷信的学术地位，把谶纬经学化，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诸儒在北宫的白虎讨论“五经异同”，对不同意见，汉章帝亲自作出裁决，最后由班固整理成书，名《白虎通》（或《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白虎通》用谶纬神学解释经过，从而把谶纬迷信思想进一步与封建经典相结合，使经常神学化。在此之前，官方提倡的今文经学章句烦琐，歧义叠出，现在原有了统一的，被最高统治者认可的权威的解释。
《白虎通》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风欲习惯等，统统以谶纬迷信加以神秘化，大肆宣扬“三纲六纪”，把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进一步理论化，使封建纲常更加完备具体，成为支配人们伦理、政治生活的统治思想和准则。
经过东汉统治者的提倡，儒学独尊的地位最后确定下来，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
二、桓谭与王充
1、桓谭及其对谶纬迷信的批判
桓谭（公元前？--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西汉末年曾官至议郎给事中，王莽篡汉后，为掌乐大夫，更始政权立，召拜大中大夫，东汉光武帝即们，征为待诏。
桓谭的主要著作是《新论》，据说是受陆贾《新语》启发而作，此书早已散失，现在见到的是后人辑录本。
桓谭坚决反对谶纬神学，认为“谶之非经”，必须抛弃。谶纬预言虽也偶有巧合，但不足信。他指出，王莽信谶，但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王莽的失败，是由于“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并非什么天意（《后汉书·桓谭传》）。桓谭反对一切灾异迷信，认为灾异是自然界常有的现象，与人事无关，“未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新论·谴非篇》）。对待它们的正确态度应是尽自己应尽的人事，而不应以谶纬迷信来加以附会。
桓谭还反对方士所宣扬的“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仙思想，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新论·形神篇》），长生不死是根本不可能的。
神仙思想认为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存在，对此，桓谭提出了“以烛火喻形神”的著名论点，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不能离开烛体而存在一样。
桓谭反对谶纬迷信，被目为“非圣非法”，几遭处斩。他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
2、王充与《论衡,
王充（27年--100年左右），字仲壬，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细族孤门”，家境贫寒。少年时勤于读书，博学强记，通“百家之言”，曾做过郡吏，但不乐仕进，闭门著书，经过30多年艰苦努力，撰写成《论衡》一书，成为反对谶纬迷信和批判唯心哲学的不朽著作。
王充主要继承了战国时期的唯物论传统，建立起自己的反神学谶纬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天地万物是物质属性的“气”构成的，日月星辰的的运行，不是天神意志的表现，而是自然界存在的客观规律，云雨霜露也不是天神使命的征兆，而是地上发生的自然现象。
对于盛极一时的“天人感应”，王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论证了天没有口、目，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是“于物无所求索”的实体（《论衡篇·自然篇》）。所谓上天的谴告都是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捏造的，上天并不能干预人间的事情。
王充还否定了谶纬迷信所宣扬的人死变鬼的思想，提出无鬼论，认为物是物，人也是物，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物死不为鬼，人死何能为鬼？”（《论衡·论死篇》）并认为人的精神存在从属于形体，人死后血脉枯竭，形体腐朽成灰土，精神也就随之消失。人死与火灭一样，火灭不可复燃，人死也就不能变成鬼。人们之所以有鬼神观念，是由于人的精神混乱，“存想虚致”所引起的（《论衡·订鬼篇》）。
王充在批判谶纬神学的同时，阐明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对某些事物的正确判断和科学预见，不是凭空臆测的而是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分析总结出来的。他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必须由人的感觉器官同事物相接触，既先获得感性认识，“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论衡·论死篇》）。有了感性认识还不够，还必须通过思维，进行理性认识，以避免感性认识的片面性，从而强调了理性认识、抽象思维的重要性，超越了原始的效验论，在唯物论的认识上向前前迈进了一步。
王充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进化的，指出上古之人，茹毛钦血，后世之人，吃五谷，喝井水，住房屋，是进步了。通过对周、汉两代的人比较，指出汉代在国家统一，生产发展等方面都超过了周代。
这是对“天不变，道迹不变”的历史观的否定。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王充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论的，他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时，更多的是用宿命论、循环论，这一点是应当批判的。
王充对传统思想持判态度，《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二篇，对孔孟思想进行了讽刺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孔学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在东汉孔丘的“素王”地位已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情况下，王充敢于讽刺他们，表现了他非凡的勇气和敢于追求真理的精神。
王充是东汉时代的唯物主义者，他的《论衡》一出世，就立即遭到非议，禁止流行。他的言论则被视为“离经叛道”。直到东汉末年，《论衡》才逐渐流传开来。
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
1、佛教的传入
公元前6世纪，佛教产生于我国邻邦尼泊尔境内的释迦部落，其创立者相传是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佛教首先在印度境内传播，后流行世界各地。
佛教是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的，西汉末年传到内地。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长安，亲自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东汉初年，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如刘秀之子楚王刘英崇尚佛教，供养着一批沙门僧。明帝时，蔡愔赴天竺求佛法，偕印度僧侣摄摩腾、竺法兰来中国，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翻译佛教经义。此后，中国便开始有汉译本的佛经。
桓、灵时代，安息名僧安世高、月氏僧人支娄迦谶相继来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佛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东汉时期所流行的佛教，属小乘佛教，最早信奉它们的是贵族。他们在接受佛教的同时，又把佛教同黄老道学联系在一起，作为自己骄奢淫逸生活的一种精神补充，因此，在中国境内流行的佛教，已与印度本土的有所不同，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特点改造过了的。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佛教成为一种精神慰籍，在劳动人民中逐渐传开。
2、道教的形成
道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盛行的种土生士长的宗教，起源于神仙之说和巫术。神仙之说，本是战国时代一般没落旧贵族企图逃避现实的幻想，后又为一些方士所改造，方士们为了说明道教的久远，便把道家学说与方术结合起来，奉黄帝与老子为他们的始祖。
东汉时，原始道教开始产生。道教信徒在民间用画符念咒的方法为农民治病，逐渐在民间流传。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张道陵在鹤鸣山（一作秸鸣山，在今四川崇庆境内）倡导道教，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亦称“五斗米道”，为道教定型化之始。因教徒尊称张道陵为“天师”，故又名“天师道”。也就在顺帝时，琅琊入宫崇向朝廷献《太平清领书》170卷。这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今存《今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内容。
东汉末，道教又分为三大支派，一支是张角的太平道，在黄河南北传教；一支是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在汉中、巴蜀一带传教；第三支是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传教。三派教徒多为贫苦农民，后来成为农民大起义的主力。
四、史学与文学
1、史学
东汉是封建史学的确立时期。思想上，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正统思想已逐步形成。政治上，刘汉皇朝在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亡而复建。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东汉时期的史家面临着如何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总结西汉一代兴亡经验教训的历史任务。班固肩负起了这个任务，写出千古流传的史学名著——《汉书》。
班固，字孟坚，抚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其父班彪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因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乃收集史料，续作《史记》65篇，名为《史记后传》。彪死，班固继续其父的修史事业，用20余年的时间，修成《汉书》100卷（后分为120卷），班固死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由其妹班昭和史学家马续完成。
《汉书》分12纪、8表、10志、70列传，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230年间的史事，材料详实，内容博洽，记西汉一代史事，首尾相连，融会贯通，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裁。它吸收司马迁《史记》中的有关内容，在编纂体例上有所创新，废“世家”入“列传”，改“八书”为“十志”，别开史学之风。后世史书，多有志书，大体上是依据（《汉书》10志。另外，《汉书》贯穿着浓厚封建正统观念，极力突出汉家的历史地位，开创了封建正统的史学方法。
东汉时期所著史书，还有荀悦所著编年体史书《汉纪》、赵晔所著方志体史书《吴越春秋》以及东汉当代的官修史书《东观汉纪》等。
2、文学
东汉时期的文学主要有辞赋和五言诗。辞赋在形式上大多模仿西汉赋家的名著，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中流传较广的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五言诗在东汉时期得到文人的重视，创作很多。五言诗出现很早，《诗经》中就有五言绝句，西汉时苏武、李陵等也写五言诗，但只在民间流传。东汉时，文人学士开始大作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便是五言创作中的杰作，对以后诗歌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五言诗成为诗歌作者通用的体裁，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在文字学方面，许慎著有《说文解字》14篇，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时文字）、籀文（西周时文字，又称大篆）等共9353个，逐个进行形体字音、字义的解释，集西周以来文字学之大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直到今天，仍是我们了解古文字义和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工具书。
五、科学技术东汉时期，科学技术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表现在天文学、算学、农学和医药学上。
1、天文：张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精心于天文历算的研究，他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浑天仪是用水力转动的一个浑象，用铜铸成，球面标出黄道、赤道、南极、北极及二十八宿和其它一些星座，漏壶滴水使浑象有规律地转动，可以观察星体出没，与实际完全一样，这个浑天仪是天球仪的鼻祖。地动仪也是用铜制造的，圆径八尺，形似酒樽，内置机关，在八个方向各按一龙头，口衔铜丸一枚，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同方向的龙头就口吐铜丸，发出警报。公元138年地动仪就准确地测出了陇西的地震。地动仪的发明，开创了人类用仪器测量地震的历史。另外，张衡还著有《灵宪》一书，讲述天体现象，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天体的结构及运行，说明他在天文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2、算学：东汉前期出现的《九章算术》，标志着东汉算学的最高水平。全书分9章，为《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均输》、《方程》、《傍要》、《盈不足》、《勾股》，记载了几何学、代数学上的重大成就，解决了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整数解法，处理了各种三元一次和四元一次方程式的问题，提出了勾股定理。全书由246个算术命题和解法汇编而成，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的完整体系的形成。
3、农学：农学的发展以崔实的《四民月令》为代表。崔实仿《礼记月令》体例，逐月记述土、农、工、商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以记载禾、麦、黍、麻、豆等的种植、蚕桑、蔬果、树木、家畜、树木、家畜的经营为主，兼及祭祀、社交、教育、交易、饮食、医药等方面的活动，以至各种主要器物的制作和保管，反映出东汉时（主要是洛阳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是不可多得的科技史资料。
4、医学：东汉是我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
张仲景名机，今河南南阳人，他精心研究医学，广泛征集方剂，总结前代医学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16卷，后由西晋王叔和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张仲景还从临床实际出发，形成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原理。在治疗方面，他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法则，成为以后中医的准绳。张仲景被后世医家尊为“医圣”。
华佗约与张仲景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他发明“麻沸散”，为病人作全身麻醉，成功地施行剖腹手术。他还精于针炙，治好了很多病人。华佗注意预防，提倡运动锻炼，他模仿虎、鹿、熊、猿、鸟5种动物的活动姿态创作了“五禽戏”，以增强人的体质。
东汉时，药物学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东汉初年编成的《神农本草经》上，这就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药物学著作，记载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在临床上有卓越的疗效。
第八章 参考书目
1、杨翼骧《秦汉史纲要》
2、何兹全《秦汉史略》
3、高尚志、冯君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4、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
5、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
6、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
7、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8、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9、林干《匈奴史》
10、安作境《西汉与西域关系史》
11、韩养民、张来斌《秦汉风俗》
12、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13、吕思勉《秦汉史》
第九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进步与民族融合
（189——581年）
三国和西晋时期
（三国，公元190——280年）
（西晋，280——316年）
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以后，天下分崩离析，军阀割据混战，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势在逐渐形成。公元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国，出现了晋、吴南北对立的形势。至280年晋灭吴，最后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在中国古代史课中，关于三国和西晋两个历史阶段的断限有两种意见，一是以司马氏代魏，建立晋国之年（265年）断限，一是以晋灭吴，统一中国之年（280年）断限。本书采用后一种意见。
第一节 魏、蜀、吴三国鼎立一、曹操统一北方
1、董卓之乱
在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的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两个主要政治集团——掌权的宦官集团和不掌权的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暂缓和下来，并共同镇压起义人民。可是在张角等失败以后，黑山黄巾、青徐黄巾等在继续进行斗争，可是对东汉王朝来说，威胁已不严重了，京师洛阳恢复了平静。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又激烈起来。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何皇后之兄何进任大将军，立皇子刘辩为皇帝，史称少帝，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何进与中军校尉袁绍密谋，命董卓带兵进京，准备消灭宦官集团。董卓原是临洮（今甘肃岷县）的大土豪，曾参与镇压羌人和黄巾大起义。黄巾失败后，他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牧，驻河东（今夏县）。在董卓应召还未到雒阳时，事泄，宦官抢先把何进杀掉。袁绍又率兵一举全部诛杀大小宦官两千余人，从而结束了为时数十年的宦官专政的局面。不久，董卓进入雒阳，废掉少帝，另立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献帝）（公元189年立，建元永汉。次年，改初平），独揽朝政。袁绍等被迫逃出雒阳，雒阳一片混乱。这时，各州、郡的牧、守更不听朝廷之命，各树旗帜，图谋自己的发展，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次年（190年），关东各割据势力推举袁绍为盟主，联兵讨伐董卓。董卓以武力不敌，就劫持献帝西走长安，并裹肋雒阳附近的居民同行。行前，董卓的士卒大肆烧掠，雒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董卓到长安后，为部将吕布杀死，部属分裂为数支，互相火并，长安城内外的居民死亡逃散，关中一带路无行人。就在此时，汉献帝亦乘机东逃。
董卓西逃后，关东的联盟也随之瓦解。各割据势力开始互相攻杀吞并。几年之后，逐渐形成若干个较强大的割据势力，其中最主要的有占据冀、青、并三州的袁绍，占据兖、豫二州的曹操，占据幽州的公孙瓒，先后占据过徐州的刘备、吕布，占据淮南的袁术，占据荆州的刘表；此外，还有占据益州的刘焉，占据江东的孙策，占凉州的韩遂、马腾，占据辽乐的公孙度等。
2、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为争夺对黄河中下游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争。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曾任东汉太尉。曹操二十岁时，任雒阳北部尉，后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他在济北（治今山东长清）收编青州黄巾三十余万人，叫做“青州军”，加强了他的军事力量。建安元年（196年），在镇压汝南、颍川一带的黄巾时，又夺得大批耕牛农具等，开始在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屯田，以积蓄军粮，加强了他的经济实力。
曹操集团中的骨干，主要是豪强大地主，他的军队的主体是地主武装。如李通、许褚、李典、任峻、吕虔等，都是在黄巾大起义或军阀混战的过程中，各率宗族、部曲、宾客数千家乃至上万家，先后归于曹操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又把在逃难中的汉献帝迎到许，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有利地位。以上的情况是曹操与其他军阀争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权的很有利的条件。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汝南）人，父祖四代有五人官至三公，属于名门大族。他于公元199年灭了公孙瓒，地跨青、冀、并、幽四州，势力很强。他想以消灭公孙瓒之余威，率兵南下，一举消灭曹操，进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全部纳在他的统治之下。
袁绍以精兵十万，劲骑万余匹，南渡黄河。袁绍虽兵多粮足，但内部矛盾重重，军纪松弛，人心涣散。曹操能用于迎击袁绍的士卒虽不过两、三万人，兵、粮都远不及袁绍；可是曹操的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稳定，将士用命。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十月，他以五千奇兵，夜袭袁绍军于官渡（今河南中牟）附近的乌巢，全烧袁军粮食、辎重一万余车，袁军大乱。他又乘势以万人，大破袁军主力于官渡，全歼袁军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这就是历史上以弱性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曹袁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以后，袁绍病死。曹操在巩固了他在兖、豫地区的统治之后，又进兵河北，消灭了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袁熙等势力。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又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打败与袁氏勾结的乌桓头人，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二、三国的形成
1、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曹操为并吞江南而与刘备、孙权进行的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争。
曹操在统一北方以后，于次年（208年），乘胜挥师南下，想攻下荆州，进而出兵江东，统一长江流域。当时，荆州牧是刘表，有士卒十万余人，物资比较富厚。可是就在这年，他因病死去。他的长子刘琦和异母弟刘琮不和，刘琮掌权。在曹军压境时，刘琮投降了曹操。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西汉中山靖王之后。年少时，家贫，曾以贩鞋织席为业。后来参与镇压黄巾军，夺得一地盘。后为曹操所破，南下依附于刘表，驻樊城（今湖北襄樊）。曹军入荆州，刘备退至夏口（今武汉），遣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共拒曹军。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孙策之弟。孙策死后，他继续统治江东各郡，势力比曹操弱得多。
当时，刘备有关羽部万余人，还有与他关系密切的刘琦部亦万余人；孙权派将军周瑜率兵三万余人，与刘备联军。联军沿江西上，与曹军二十余万（号称八十万）相遇于赤壁（今湖北武昌县西赤矶山）（一说在今湖北嘉鱼镜，一说在今蒲圻县西北赤壁山）。曹军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战；又由于长期行军作战，疲惫不堪；原荆州的降卒，心怀不安，内部矛盾严重；再加之军中瘟疫流行，士气更加不振。曹操下令在长江之北岸屯兵，战船用铁环连起，以减少颠簸。周瑜乘东南风之便，用火攻曹营，全部烧毁曹军的战船。周瑜、刘备水、陆并进，曹军大败。这就是决定“天下三分”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
2、三国的建立
赤壁之战后，曹操知道自己一时还无力吞并长江流域，就回到北方。在略事休整之后，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进兵关中，打败韩遂和马超，占据凉州（今甘肃和青海的一部）。公元215年，又进兵汉中，张鲁投降，汉中也是归曹操所有。公元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216年，曹操晋升魏王。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太子曹丕袭位。不久，曹丕夺了献帝之位，改国号魏，史称“曹魏”，曹丕自立为帝（魏文帝），追尊曹操为魏武帝，建都洛阳（改雒阳为洛阳）（改雒阳为洛阳）。
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占据了荆州在长江以南的四郡（荆州共辖七郡，江南四郡为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江北三郡为南郡、江夏、南阳），孙权夺得的南郡的一部，也借归刘备。从此，刘备有了自己的统治区。公元214年，刘备率军入益州，时刘焉已死，其子刘璋投降，刘备自为益州牧。219年，刘备又进军汉中，打败曹军，势力扩大到汉中，自称汉中王。曹丕篡汉称帝，刘备于次年（公元221年）亦称帝，建都成都，国号汉，以恢复汉王朝相号召，史称“蜀汉”或“蜀”。
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巩固了他对江南的统治。公元211年，以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都城。同年，占据岭南。公元219年，乘刘备留守荆州的将军关羽北上与曹军作战之机，命吕蒙乘虚而入，截杀关羽，夺得荆州。曹丕称帝后，孙权于次年称吴王。又次年（222年），刘备亲率大军出巫峡，企图夺回荆州。孙权任陆逊为大都督，率五万士卒，以逸待劳，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用火攻，蜀军大败。蜀之“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飘流，塞江而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这就是历史上另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吴蜀夷陵之战”。自这次战役之后，蜀、吴的势力处于均衡状态，但都弱于曹魏。两国为了共抗曹军，又互相遣使通好，恢复联盟关系。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仍都建业。
第二节 三国的政治、经济
一、魏曹魏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在三国中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黄巾大起义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给予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改变了原来的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出现了大量的无主土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准备了条件；二是中原地区开发早，生产发展，比较富庶，人口较多，劳动力和生产经验、技术都比较优越；三是曹操在群雄争斗之时，他为建立他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措施，比较充分地利用了中原地区的人力和物力，使曹操的统治比较迅速地稳定下来并日益强大。这里主要谈一下曹魏的用人和屯田政策及其实施的情况。
1、“唯才是举”与“九品中正”
曹操以东汉的名义、以献帝为傀儡建立政权，各种主要制度基本上沿用汉制。曹操先后以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丞相掌大权，先后封魏公、魏王，以邺（ye业，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城。邺实际是曹操统治时期的政治中心。
曹操的用人政策就是所谓“唯才是举”（《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春令），这是用人政策的一大改革。他反对东汉时期的把所谓“门第”、“道德”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主张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不论品种如何，都可重用。他先后杀掉了不顺从于他的名士孔融、杨修、魏讽等人，撮用了不少庶族平民出身的有才之士。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是对东汉近二百年来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局面的一次重大打击；也为曹操建立他的强有力的统治集团选拔了不少有用的人才。
曹操死，曹丕称帝，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作为选拔官吏的制度。就是中央一些官吏吏兼任原籍所属郡的“中正”，由他们察访本郡有才能的士人，列为九等，以备选用。选用的原则，“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论》，这与其父的“唯才是举”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
2、屯田
黄巾起义失败以后，中原地区长期陷入军阀混战的状态。“名都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不仅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无着，就是各地军阀也严重缺粮。如“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shen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luo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的军队还有吃人肉干的（《三国声明·魏书·程昱传》注引《世语》）。
曹操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于公元196年开始在许县屯田。后来又下令在各郡国屯田。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的屯田民由国家拨给田地，按军事编制。地租率：用官牛的，官得产粮的六分，民得四分。不用官牛的，对分。屯田民有国家组织、`保护，还供给耕牛、种子等，又无徭役苛扰，可以安心生产。史载，建安元年（196年），“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石）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片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元年：“始兴屯田”。注引《魏书》）。军屯是以士卒屯田，用“十二分休”制，即每十人中，有八人佃耕，二人巡守。史载，邓艾在淮水流域屯田，用五万人，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绵亘四百余里，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每年所收，除众费开支之外，约可积谷五百万斛。“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晋书·食货志》）。
曹魏为了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先后开凿或整修了许多沟渠陂堰。在今河北地区的，自南而北，有白沟、利漕渠、泉州渠、新河、戾陵堨（e鄂）、车箱渠等。在今河南地区的，有睢阳渠、讨虏渠、贾侯渠等。其他大小陂堰还有很多，不少地方官吏亦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兴修。
曹魏的屯田政策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它的军粮问题，对于遭受长期战乱破坏的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蜀蜀国的政治制度与东汉基本相同。刘备在夷陵之战失败后，不久病死。他的儿子刘禅即位，由丞相诸葛亮辅政。诸葛亮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掌权的十多年，蜀国的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有发展。
1、平定南中
南中就是两汉时期的南夷地区，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交通又极不方便，蜀汉在这里的控制力很薄弱。夷陵之战后，建宁（今云南曲靖）豪族雍闿和彝族首领孟获起兵反蜀，杀蜀的永昌郡太守正昂，又逮捕新任太守张裔（yi义），并押送给孙权。孙权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企图分裂蜀国在这样的形势下，诸葛亮一面派人至吴，重申盟约，以巩固吴、蜀的联盟关系。一面又增兵汉中，以防御曹魏。公元225年（蜀建兴三年），他开始出兵南中，先杀高定元。高定元的部下又杀雍闿，孟获成为叛军的统帅。诸葛亮又率军渡过泸水（今金沙江），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载马谡语）的策略，连败孟获，“七擒七纵”，孟获降服，南中之乱终于平定下来。诸葛亮对南中实行羁縻政策，任用本地或本民族的首领为地方官吏，任孟获为蜀的御史中丞，民族关系有所改善，南中的局势逐步稳定。南中的稳定不仅消除了蜀的后顾之忧，还成为蜀的比较富庶的后方，为蜀对曹魏的斗争，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
2、经济
蜀汉地区受战争的破坏较轻。刘备入蜀后，实行拉拢当地地主阶级的政策，发还地主们的田地和房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这时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恢复而发展。最著名的手工业有织锦业。《蜀都赋》说：成都“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zhu柱，梭）相和。”《丹阳记》说：“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布帛部》引。“市”原作“布”，误。）可见蜀锦是为各地的达官贵人所喜爱的。成都也是商业的中心。《蜀都赋》说：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蜀与吴的商业交换相当密切。蜀锦和漆器等多运往吴国销售。
三、吴
吴国的政治制度与魏、蜀基本相同。不过孙权主要依靠江南大地主以建立统治。这些大地主多世代为吴的高官，有的拥有众多的私兵。
1、招抚山越
吴国境内有大量的山越人，散乎于今江苏南部及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的山区。他们大约是秦和西汉时的东越、南越人的后裔。孙权建立统治后，颇感兵员和力役不足。越人居于深山，不易征发。又越人时出劫掠，亦为孙吴的内患。孙权以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治今江苏南京）太守。一面坚壁清野，一面招劝抚慰。在一年之间，约有十万多人被迫陆续出山，部分青壮年入军队中，一般人口被安置在平原地区。吴的统治得到稳定。
2、经济与海上交通
吴国地区在黄巾大起义时，比较稳定。建国以后，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吴还在许多郡县组织屯田，有民屯，也是有军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吴的手工业有制青铜镜和青瓷器等。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商代，已有原始瓷器。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在江南地区，优质瓷器已经出现。三国时期吴国生产的青瓷器量显较深绿色，施釉较厚，已成为当时的名产，青瓷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吴的养蚕业也很有名。左思《吴都赋》曰：“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八蚕”或谓之“八辈蚕”，是说在一年中，自三月至十月，有八种蚕可做草率抽丝（《太平御览》卷八二五《资产部》引《永嘉郡记》曰：“永嘉有八辈蚕，蚢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蚢(hang航)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
吴的商业更加发展，这和南方在迅速开发、生产发展是分不开的，水路交通发达是一个重要特点，内河、海上都有大量的船舶往来。当时的造船经验和技术都有很大的进步。海船都很坚固，大船长达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远望如楼阁，可载六、七百人，货运一万余斛。用四帆，帆随风势调整，可逆风而行。远航大秦的巨型船舶有用七帆的。（参看《太平御览》卷七七一《舟部》引万震《南州异物志》和康泰《吴时外国传》）。大秦的使者或商人常来吴国。吴国与倭国也有定期的船舶往来。公元230年（吴黄龙二年），孙权遣将军聂友等率士卒三万人到朱崖（今广东徐闻）、儋耳（今海南省儋县）。这都是规模很大的海上航行。
第三节 西晋统一中国
一、西晋的统一
1、魏灭蜀
在三国中，蜀是最弱的一国。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诸葛亮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于平定南中之后不久，即率军进驻汉中，与魏展开争夺关陇地区的激烈战争。公元234年（建兴十二年），他进驻大丈原（今陕西 县），病死军中，蜀军撤退。此后，蜀军以姜维任统帅，屡次伐魏，都无进展。
公元263年（景耀六年），魏派钟会、邓艾两路大军伐蜀。钟会率十万大军为主力，由斜谷入汉中，姜维在剑阁（今四川剑阁）防守。邓艾以三万士卒出阴平道（今甘肃文县），南下江油（今四川江油北），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击杀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直逼成都。刘禅投降，蜀亡。这时姜维被迫降于钟会。次年，钟会谋叛魏，姜维伪与钟会联合，准备乘机恢复蜀国，后失败被杀。
2、司马炎代魏
曹魏后期，司马懿掌握大权。公元239年（景初三年），魏明帝死，曹芳八岁继位，司马懿以太尉与宗室、大将军曹爽辅政。公元249年（正始十年），司马懿杀曹爽，独掌大权。260年（景元元年），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杀皇帝曹髦，立曹奂为帝。263年，司马昭封晋公，不久又封晋王。265年，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继为晋王，旋废曹奂自立，是为晋武帝，国号晋，史称西晋。
3、晋灭吴
魏在灭蜀之前，军事力量已很强大。但对吴作战则有很多困难。因为南方有淮水和长江天险，港,汊、洲、渚很多，吴又以水师密布防，魏缺少精锐的水师，难以进攻。可是在灭蜀以后，地理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晋代魏之后，即在蜀地江岸大造战舰，训练水师，为灭吴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这时，吴帝孙皓奢侈腐朽，政治黑暗，对人民的剥削很残酷。他为了加强对长江上游的防守，就迁都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可江南人民为统治者逆流转运财物，劳苦异常。当时有民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三国地·吴书·陆凯传》）。江南的汉人和越人一再起义，反抗孙吴的反动统治。孙皓为保住他的皇位，不得不还都建业。从此，上游的防务更加松驰。
公元279年（天纪三年），晋调六路大军共二十余万人伐吴，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总统众军，各路大军所向皆克。次年三月，晋龙骧将军王濬（jun浚）的水师至建业的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本楚金陵城，孙权重筑改名，为军事要地），孙皓被迫投降，吴亡。
中国自董卓之乱以后，即陷入分裂割据混战之中，时间长达九十年。至此，又归于统一。
二、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西晋统一中国，改元太康（280——289年）。至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此十年间，为西晋的社会经济最好的时期。
1、户调式
户调式是西晋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制度。是灭吴、统一中国的当年颁行的。其中主要包括土地占有制度、赋税制度和有关贵族、官僚的待遇等的若干规定。
三国时期，田地的占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封建国家所有，多以屯田的形式进行经营；一类为私人占有，多集中在世族门阀的手中。曹魏后期，政治日益黑暗，许多屯田被贵族和大官僚据为己有，大量的屯田客了沦为私家的农奴。尚残存在国家手中的屯田，其剥削不断加重。至魏末晋初，“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屯田客）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传玄传》）。屯田客的生活十分困难，这样的屯田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公元264年（魏咸熙元年），“罢屯田官”（《三国志·魏书·陈留王奂纪》），凡是典农中郎将，都改为郡太守，典农都尉都改为县令、长。于是，大量的屯田客转化为自耕农，也有不少田地和屯田客为贵族或官僚所霸占。
晋武帝颁行户调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均分土地，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一、占田制——占田制也叫做占田课田制，是把占田制和田税制结合在一起的。《晋书·食货志》曰：“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晋昌·食货志》：“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占田”数是国家准许农民占有田地的数量，“课田”数是国家征收田租（税）的亩数，每亩纳粮八升（《初学记》卷二七《宝器部·绢第九》引《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曹魏之制，田租每亩四升，西晋的田租高出曹魏一倍。
二、户调制——户调制是征收户税的制度。《食货志》又曰：“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还对边郡及少数民族的地区的“户调”作了具体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每户纳 布一匹，远的纳一一丈。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征收单位，这对广大劳动人民是很不利的。曹魏之制，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西晋的户调额比曹魏增加了二分之一。
三、品官占田荫客制——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的经济特权的制度，但也有贵族、官僚们的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食货志》曰：“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第九品占田十顷。“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衣食客和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晋武帝的户调式过于理想化了，在当时的土地占有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要人们按照规定的数额占田，是不可能的。占田之数既不按照规定，而有多有少，那么课田要按照规定就极不合理，就会优容富者，苛剥贫者。实际对于贵族、官僚的占田、荫客不能起限制的作用。
2、社会经济恢复
晋武帝的户调式虽难完全实行，但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税收，而用行政的办法将大量的流动人口安置到土地上去，进行生产，这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余顷，郡内的粮食充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也很多，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数十年的战乱中，中原破坏的最严重，人口减少，劳力不足。晋武帝很重视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灭蜀后，下令召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二十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的将吏北来者，免徭役十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二十年。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执行“省徭务本”、“禁游食商贩”的方针，要限制“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公元268年（泰始四年），晋王朝还设立“常平仓”，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目的在于稳定粮价，以维持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正常生活。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尽管他个人的生活奢侈腐朽，但是他制定的不少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晋书·食货志》曰：太康时期，“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第四节 西晋灭亡
晋武帝去世不久，西晋王朝就发生了“八王之乱”。这场战乱长达十六年，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司马氏统治的基础。这次事件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藩王拥兵割据，争夺最统治权，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贵族与大地主专政
1、藩王拥兵
曹魏时期，其政治制度基本上沿用了汉武帝以来的制度，即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虽亦封立王、侯，但都是虚爵，有一定的荣誉和俸禄，却无实权。王侯即使在封国之内亦是如此。所以人们说：这是“奇地空名，而无其实”。（《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司马炎代魏，认为魏之灭亡，是由于无宗室以为藩辅之故，所以就改变了曹魏的这一制度，学习西周，大搞分封。希望司马氏的统治会因此而“历纪长久，本支百世。”（《晋书·宗室列传》史臣曰）尤其是诸王常常出镇一方，拥有众多的士卒，又得自置官吏，实是一方的土皇帝。在朝中者，也是多权倾内外，专断独行。《晋书·八王列传·序》曰：诸王“出拥旄（mao毛）节，莅(li利)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kui葵）之重。”这样的制度实是一种倒退，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制度，这是西晋时期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曹丕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在曹魏后期，尤其是到了晋朝，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中正官一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们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途）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筚（bi闭）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晋书！段灼传》。筚门，用荆竹编制的门。喻寒门。陆沉，隐居。）这样，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情况。这一情况的出现，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晋的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人重要原因。
二、统治集团的腐朽西晋王朝的统治集团上自晋武帝司马炎，下至贵族、官僚，其奢侈腐朽是十分严重的。晋武帝就公开卖官，所得之钱，都入私囊。他有姬妾近万人，坐羊拉的车到各宫宿住。太傅何曾每天所用饭钱为—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儿子、司街徒何劭（shao绍）每天用饭钱二万钱。外戚王济用人乳喂猪，每次宴会，用穿绫罗的婢子百余人持琉璃器进食。官僚石崇请客，命美人劝酒，客人饮酒不尽，他便以劝酒不善而杀死美人。有一次为一个客人不肯饮酒而连杀美人三个。外戚王恺、羊琇等都极奢侈。王恺在晋武帝的支持下，与石崇比富。王恺用饴糖刷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王恺作紫丝布步障（步障，遮避风尘或障蔽内锌的屏幕）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崇用椒涂屋，王恺用赤石脂涂屋（椒，香料，赤石脂，风化石料。均可涂饰墙壁。）王恺用晋武帝所赐珊瑚树，“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向崇夸耀。石崇用铁如意击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树，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株，“条翰绝俗，光彩曜日。”和王恺的那株差不多的还有很多。要王恺选作赔。这种“以奢靡相尚”的风气在少数官僚中引起忧惧。车骑司马傅咸上书晋武帝说：“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说：“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晋书·傅玄传》）贵族官僚们为了满足其奢侈享受的欲望，又竞相搜刮劳动人民。石崇家有水碓（dui对）三十余区，仓头（奴仆）八百余人，其他珍宝财物、田宅等也极多。统治阶级的这种竞相奢侈，竞相搜刮的情况，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加剧了阶级矛盾。
三、八王之乱晋武帝大封宗室为王，让他们统率中央的兵马，镇守要害之地；或调进京师，掌握大权。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拉拢党羽，结成一个个政治集团，互相倾轧，钩心斗角。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是个白痴，皇后贾南风荒淫凶残，是个野心家。正是由她挑起了“八王之乱”。
惠帝即位，他的外荆祖杨骏辅政。贾后为了专权，于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召都督州诸军事楚王玮入京，杀掉杨骏。从此开始了以争夺最高统治权为中心的“八王之乱”（八王是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 （jiang窘）、长沙王义（yi刈）、成都王颖、河间王 （yong喁）、东海王越）。当时，朝廷推举汝南王亮和元老卫 （guan灌）共同辅政，贾后仍未掌权。她又让惠帝密令楚王玮杀掉亮和瓘，贾后又以“擅杀”的罪名掉玮，从而夺得大权。此后，赵王伦又捕杀贾后，废掉惠帝而自立。成都王颖在邺（今河北临漳），河间王在关中，相继起兵讨伦。于是战火从洛阳迅速燃遍河南北和关中地区。在战争中，赵王、齐王、长沙王、河间王、成都王先后被杀。东海王越于永兴三年（公元306年）毒死惠帝，另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前后混战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八王之乱”是一场大破坏，再加上天灾不断发生，瘟疫流行，广大劳动人民死亡或流离失所。
四、西晋灭亡
1、各族人民起义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统治者们为了控制他们和补充中原的劳动人手，还招引或强迫他们迁到黄河流域居住。主要内迁的民族有争匈奴、羯（jie杰）、氐、羌、鲜卑，史称“五胡”。这些民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到汉族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的奴役，生活十分痛苦。在“八王之乱”时，他们也被利用参加混战。
惠帝元康四年至六年（公元294——296年），匈奴人在谷远（今山西沁源）、氐和羌族在关中先后起义，众至数十万人。永康二年（301年），賨人（賨(cong从)人，古代巴人称赋税为“賨”，后巴人亦称“賨人”。亦称“巴氐”）在李特的领导下起义，大败晋军，攻占广汉，进围成都。太安二年（303年），李特自称益州牧，建立革命政权。李特战死，其弟李流率领部众继续战斗。李流病死，李特之子李雄为首领，攻下成都，自称成都王。永兴三年（306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
这时，荆湘地区的蛮族和汉族流民相继起义，南阳地区的流民也爆发起义。这些起义进一步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
2、匈奴灭西晋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汾河流域起兵，自称汉王。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永嘉四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立。次年，派其族弟刘曜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晋官民三万余人，洛阳化为灰烬。晋在关中的官僚又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是为愍（min皿）帝，都于长安。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又攻入长安，俘愍帝，西晋灭亡。
第九章 参考书（一）：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五章第一节。
2、张传玺、张仁忠《中国古代史辅导讲座》第十讲《三国和西晋》。
3、王朝中、李愉等《中国古代史学习入门九讲》第四讲《魏晋南北朝》。
4、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肆]一。（选读）
5、《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蜀书·诸葛亮传》。
6、《晋书·武帝纪》、《食货志》。
东晋和南朝
（东晋，公元317——420年）
（南朝，公元420——589年）
东晋和南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状况，是两汉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状况的继续和发展。就地主阶级来说，在西汉前期，还可称作新兴地主阶级。此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地主阶级自身的发展变化，其上层先后有豪强地主、世族门阀、士族（三个名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混用）等不同名称，其积极的历史作用越来越小，消极的作用越来越大。到东晋南朝时期，则日益走向腐朽反动，亦逐渐没落。其中、下层，也就是中、小地主，庶族地主或寒门地主，其经济、政治地位却在上升，并逐渐起着较大的作用 。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东晋后期至南朝整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发展。
第一节 东晋偏安江南
一、东晋的建立
1、永嘉南渡
永嘉（307—313年）是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在永嘉之前，中原地区曾发生过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这次变乱直接招致了永嘉时期的民族斗争。匈奴和羯族的首领刘曜、石勒等率领部众，残酷地屠杀汉人。永嘉四年（310年），刘曜在今河南东部攻下汉人坞堡一百余处。同年，石勒在今湖北襄樊一带攻下坞堡三十余处。后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击败晋军主力，晋军死者十余万人。同年，刘曜攻陷洛阳，纵兵大肆屠杀焚掠，洛阳化为灰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晋朝的官民实在无法忍受，就大量南逃，史称“永嘉南渡”。
当时，琅琊王司马睿（rui瑞）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驻建邺（建兴元年（313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今江苏南京）。江南比较稳定，当权的官僚们极力设法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为将来自保之地。如宰相王衍就任命其弟王澄为刑州刺史，族弟王敦为扬州刺史。在永嘉南渡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达到数万之多。有的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镇江）以南。（《晋书·王导传》曰：“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2、“王与马，共天下”
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西晋灭，南方的官僚和南逃的北方士族的首领们于次年拥立司马睿为晋王，又次年称帝，是为元帝，建都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睿在洛阳时，就与王导“素相亲善”，“契同友执”。后以王导为高级幕僚。王导属琅琊王氏，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他随司马睿到建邺（建康），建议睿从南来的士族中，“心明眼亮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争取“侨姓士族”的拥护。又建议拉拢江南“吴姓士族”。他说：“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以上均引自《晋书·王导传》）。司马睿也得到“吴姓士族”的拥护。司马睿称帝，王导和其族兄王敦的功劳最大。他以王导任丞相，掌大权。以王敦任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几乎包括当时东晋全境）诸军事、江州刺史。所以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之说。在司马睿登帝位，接受将吏朝拜之时，他让王导“升御床共坐”（《晋书·王导传》）。可见王家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之高。朝廷和地方官吏，几乎都由侨姓或吴姓士族或其子弟充当。当时，“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东晋王朝一建立，就显露其为士族门阀大地主的政权性质，政治和社会情况一直比较混乱。
二、东晋北伐东晋建立之前和建立以后，曾几次出兵北伐。影响较大的是由祖逖（ti替）和桓温领导的北伐。
1、祖逖北伐
祖逖是范阳遒（qiu酋，今河北涞水县北）人，士族家庭出身，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官吏。在刘曜攻陷洛阳时，他率亲族邻里数百家，南逃至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在南逃中，“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他被流民推为“行主”。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后又调他到京口，任军谘（zi兹）祭酒。
当时，中原地区已陷入匈奴贵族的铁蹄之下，各地人民起义反抗的很多。祖逖上书司马睿，要求北伐。他说：“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晋书·祖逖传,）他估计，只要南方的晋兵一出，北方人民必然群起响应，中原可以收复，可是司马睿只想在江南建立他的统治，对北伐并无兴趣。因之给了祖逖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名义，又给了一千人的口粮和三千匹布，作为军用物资，要他北代，但却不给士卒和兵器。要他自行招募和打造。永嘉七年（公元313年），祖逖毅然率领自己原有的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流击辑（ji集），慷慨发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祖逖在淮阴（今江苏清江）治铸兵器，招募士兵，队伍扩大到二千余人。他进军至今河南地区，联合当地的起义武装，大破石虎（石勒之侄）军王万余人，又连破石勒军，一时“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不敢窥兵河南。”可是正当祖逖准备渡河北上，“扫清冀、朔的时候，司马睿派来了戴渊为都督兖豫幽雍并六州诸军事、征西将军，以牵制祖逖。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剧。祖逖忧愤成疾，于公于321年（大兴四年）病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北代停止。后来祖逖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去。
2、桓温北伐
桓温是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之婿，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吏。荆州刺史。公元347年（永和三年），他率军入蜀，灭了賨人李氏的汉国（李雄称成都王，国号成。公元338年李寿（雄侄）改国号汉），声威大振。他后来曾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年（永和十年），他亲率步骑四万八人，连破氐族苻健军，直抵霸上（今陕西西安东）。当地居民“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桓温因军粮不继，未能攻克长安，退返襄阳。桓温向晋穆帝建议还都洛阳；又建议自西晋未年南迁的士庶人等，一律返回故乡。可是这时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均安于江南一隅，不愿北还。桓温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桓温返回江南，洛阳和其他已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掉。第三次北伐是在公元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可是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只得退兵。在退兵途中，晋军遭到前燕骑兵的追击，死者三万余人。
桓温北伐，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可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却勾心斗角，破坏北伐，所以很难成功。
三、肥水之战（肥水亦作淝水）
1、北府兵的建立
桓温死后，其弟桓冲为中军将军、扬豫二州刺史，代掌兵权。这时氐人建立的前秦已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对东晋的威胁日益严重。桓氏原来与另一世家大族谢氏有矛盾。桓冲为了缓和桓氏与谢氏以及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起来抗击前秦，就主动解除了自己所兼扬州刺史一职，让与辅政的谢安。他出镇京口，与谢安协力，加强对前秦的防御。
谢安为了组织一支归中直接指挥的得力军队，就让其侄、广陵（治今江苏扬州）相谢玄招募来自徐、兖二州的侨人或其子孙，组成军队，并进行长期严格的训练，号为“北府兵”（东晋都建康，军府在广陵，位于建康北，故称北府）。北府兵的将卒都深受匈奴和羯人的仇杀之苦，因之有抵御苻兵秦，保卫江南的决心。《晋书·刘牢之传》曰：“玄多募劲勇，……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
2、肥水之战
前秦于公元382年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其疆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击苞襄阳，北尽沙漠”。（《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当时只有东晋与它对峙。东晋在前秦皇帝苻坚的眼里，是不足道的。苻坚于统一北方的次年，就决定调士卒九十余万人南下灭东晋。他还傲慢地说：“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晋书·苻坚载记》（下））《晋书·苻坚载记》曰：“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
秦军前锋为二十五万人，由苻坚之弟苻融率领，很快攻下寿阳（今安微寿县）。东晋以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八万人迎击秦军。将军刘牢之以精兵五千人袭击梁城垒（今安徽怀远），歼秦军一万五千人，掳获大批粮草器械，取得首战的胜利。谢石下令水陆并进。苻坚在寿阳城头，望见晋军，“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怃（wu武）然有惧色。”（晋书·苻坚载记）（下）。怃然，失意貌）
谢玄乘胜进军肥水东岸，与西岸的苻融军相对峙。当时，苻坚曾派朱序至晋营，劝说谢石投降。朱序原是晋的梁州刺史，镇守襄阳，在与秦军作战时，城破被俘。他心向东晋，建议谢石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谢石采纳了这个建议。
谢玄遣使和苻融相约，秦军自肥水西岸“小退”，晋军到肥水西岸决战。苻融企图乘晋军半渡之时，加以邀击，全歼晋军于肥水中，便下令士卒稍退。可是秦军内部民族复杂，氐人很少，十之八、九是汉和其他族人民，他们被胁迫而来，不愿作战。特别是汉人，心向南方。因此，一旦退却，不可遍野。晋军乘势猛攻，秦军大败，苻融被杀，苻坚中流矢，单骑北逃。他在路上“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晋书·苻坚载记》（下））。苻坚逃到洛阳，收集散乱士卒，剩十余万人。各族首领乘机反秦自立。两年后（公元385年），苻坚为羌族首领姚苌（chang常）所杀。
肥水之战后，东晋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山东、河南、陕西等部分地区）。
在肥水之战中，前秦所以失败，是由于前秦内部民族复杂，矛盾严重；南侵是不义战争，士卒和人民并不支持；在军事上由于骄傲自满，缺乏周密计划和正确指挥。东晋所以胜利，是由于在强敌压境之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所缓和，所谓“君臣和睦，上下同心。”（《晋书·苻坚载记》（平）引权翼语）。北府兵有保卫江南、规复中原的思想和要求，将士用命；指挥比较正确。这次战争的胜利，进一步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但东晋亦无力收复中原，于是南北对峙的局面长期延续了平来。
四、侨置与土断
1、侨置
永嘉南渡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原地区的人口南逃的极多，仅登录于官府户籍的，就约有七十万人。还有相当数量被控制在大地主手中，作为私家奴役的人口，未登于户籍。也有不少漂流不定的人口，叫做“浮浪人”，亦没有户籍。这些南流的人口叫做侨人、侨户，侨人的绝大多数是按照宗族、乡里相聚而居的，侨姓士族、地主往往是侨人的自然首领或主人。他们以拥有侨人作为自己的势力。
东晋统治者为了控制侨人，也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暂时借地重置居多数侨人的原籍州、郡、县，并仍用旧名。叫做侨州、侨郡、侨县，简称“侨置”或“侨立”（《随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无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之壤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如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置徐州，在江乘（sheng胜，今江苏句容北）侨置琅邪郡与临沂县。刘裕收复青、徐等州后，曾在原州、郡名前加一“北”字，与侨州、郡梓区别，如北兖州（治今河南滑县旧滑县）。刘裕代晋后，又取消“北”字，恢复旧名，而另在侨州、郡名前加一“南”字，如击兖州（治今江苏镇江）。初置侨州、郡、县时，规定侨人有户籍的，免除赋役，这对招徕北人和鼓励登录流人于户籍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方原有的郡县叫收“土郡县”（《宋书·州郡志》三“雍州刺史”条：宋“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江南的土郡县原是吴姓土族的势力范围。永嘉南渡，尤其是侨姓土族南下，吴姓土族的利益受到侵犯，因之两土族集团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吴姓土族排斥侨姓土族，侨姓土族则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或权势压抑吴姓土族。
2、土断
土断是东晋和南朝废除侨置、将侨人的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办法。
东晋设侨置，本来是一种临时措施。侨置设立后，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
一是版图混乱——侨置的设立，本来是以侨人的籍贯相同为原则；可是北人南来，都是流民性质，同一地区，往往聚有北方几个郡县的侨人。于是侨置郡县林立，“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宋书·诸志总序》。又曰：“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只在今江苏南部一带，就有侨郡三十三，侨即使在侨置中，也并不全是侨人，如南徐州境内，全部人口为四十二万余人，其中侨人约为二十二万余人，其余二十万为土著。许多原有郡、县内也有或多或少的侨人散处。又由于侨人居处并不很固定，经常流动，致使侨置郡县了常改变。
二是影响财政——侨置郡县或侨人县是不征租税徭役的。南来的士族地主们乘机广占田地，大量地隐瞒户口，时间已久，这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徭役的征调。
晋成帝（326——342）时，已开始推行“土断”。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三月庚戌，曾大规模地实行“土断”，称作“庚戌土断”。土断由桓温主持，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ni昵）户口的豪族地主也给予惩处。这次“土断”的成果很大。“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
第二节 东晋的灭亡
一、东晋的黑暗统治
1、士族地主的残酷剥削
东晋的士族，是地主阶级的最上层，其中较著名的，约有数十个大家族。侨姓士族，以王、谢、袁两家又是这八家中的首姓。这些士族在政治上把持军、政大权；在经济上，疯狂地强占土地，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
以谢氏为例，《宋书·谢弘微传》曰：“（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再以刁氏为例，《晋书·刁逵传曰：“逵为广州刺史……畅为始兴（今广东韶关南）相，弘为冀州刺史。兄弟子侄并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千人，余资称是。”他们不仅强占田地，还封山锢泽，“万江湖”也会变在他们的私产。“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香港放。”（《太产御览》卷八三四《资产部》引王胡之与瘐安西 。纶，钩丝。筌（quan全），捕鱼用的竹器）。官僚地主的田庄别墅，布满于建康附近和东南诸郡。广大农民失掉土地和其他生产条件，贫困破产，沦为地主的佃客、部曲或奴仆。一家地主竟占有佃客、奴仆数非法、数千乃至上万。
2、政治黑暗
士族出出身的官僚在生活上日益消极腐朽，在他们把持下的政治也日益黑暗反动。他们多安于逸乐，沉湎于酒色；尚“清谈”，自鸣清高。他们甚至把“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 传》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规范。简文帝司马昱（yu玉）未当皇帝之前，以善谈“玄”著名，但却连稻子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世说新语·尤悔》。玄，玄虚、玄妙之意。《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官，“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他任骑兵参军，车骑将军桓冲间：“卿署何曹？”他答：“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他答：“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他答：“未知生，焉知死？”（《晋书·王羲之传》附《王徽之传》。）
官僚、贵族贪污成风。他们连国家蓄备的军粮也大量偷盗，朝廷却不敢追究。如荆州刺史庚翼曰：“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晋书·瘐亮传》附《瘐翼传》。石头城在建康城西，扼长江。）
在这样一个腐朽反动的集团的统治之下，赋税、徭役有增无已。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废除了度田收租制，改为百姓不论有无土地或土地多少，每口人一律纳税米三斛，以后又增至五斛。这样不税田而税人的制度对于田连阡陌的大地主非常有利，但对于无田少土的广大劳动人民十分有害。东晋的徭役之重，名目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范宁在上疏皇帝时说：“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聚。”（《晋书·范汪传》附《范宁传》。剪发，为僧。复除，免役。
3、统治集团割据混战 肥水之战以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兖青二州刺史、皇舅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反对皇族，宰辅司马道子。第二年，广州刺史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和 期，控制了长江中、上游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理发师东晋的朝廷对立。这时，长江下游物江北地区也脱离东晋朝廷的控制，成为独立王国，朝廷所能控制的地区，不过是东南八郡（东南八郡：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而已。
东南八郡是侨姓和吴姓士族集中的地区，农民的痛苦已很深重。这惨遭内战的破坏，东晋王朝的全部负担几乎都压倒这八郡劳动人民的头上，所以这里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日益加重，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二、孙恩、卢循大起义内战刚刚结束，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掌大权。元显为了建立自己的军队，以与上游的桓玄、江北的北府兵相对抗，就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强制征调东南八郡的“免奴为客”的农民至建康当兵。兵士还要服各种劳役，身份非常低下，和奴婢差不多，生活也很悲惨。不仅这样，官府在征发“乐属”时，乘机侵扰勒索其它农民。《晋书·会稽王道子传》曰：“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司马元显征调“乐属”之举，成为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
1、孙恩起义
孙恩，琅邪人，世代信奉五斗米道。他的叔父孙泰是著名的道教首领，曾任东晋王朝的太守等官。后因密谋起兵，被司马道子诛杀。孙恩逃到海岛上，聚合了一百余人，准备起事报仇。在司马元显征发“乐属”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孙恩乘机率众登陆，攻破虞（今属浙江），杀县令。又被会稽郡治山阴，杀内史王凝之（王羲之子），声威大振。东南八郡的广大农民纷起响应，“旬日之中，众数十万。”京师建康附近各县的农民也起义响应，“朝廷震惧，内外戒严。”（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卢循传》）。这时，孙恩自称征东将军，率领起义群众，与东晋王朝展开了斗争。许多官僚和士族被杀，不少官府和地主庄园被焚毁。
东晋王朝征调卫将军谢琰（谢安子）和辅国将军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之后，转移到海岛上。当时有从二十万人。北府兵是控制在士族大地主手中的一支武装，是东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在抵御前秦击侵时的肥水之占中，曾有定的正义表现；可是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却到处烧杀劫掠，使许多地区变得荒无人烟。
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义军第二次登陆，次年五月三次登陆，无兴元年（公元402年）四次登陆，给东晋王朝造成很大震恐。最后一次被晋军击败，孙恩投海而死，余部由他的妹夫卢循率领，继续战斗。
2、卢循领导的农民战争
元兴二年，卢御率军进攻东阳（今浙江金华），后又南下进攻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刘裕军至晋安（今福建福州），卢循率军泛海南到番禺（今广东广州），俘虏了东晋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在番禺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任他姐夫徐道覆为始兴（今广东韶关南）太守，与他共同领导农民起义军。
卢循，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士族出身。他在广州时，曾遣使向东晋王朝献贡，并接受了东晋朝廷给予他的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等封号。他领导农民战争并不很坚决。
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东晋派刘裕北伐南燕。徐道覆催循乘机北上。当时，起义军有众十余万人，分为两路。一路由卢循率领，从番禺出发，沿湘北上，进攻长沙。一路由徐道覆率领，从始兴出发，沿赣江北上，直取豫章（今江西南昌）。大军所至，“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至长江，两路大军会师东下，“戎卒十万，舳（zhu逐）舻千计。”（以上所引均见《晋书·卢循传》大败东晋卫将军、北府名将刘毅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江心），乘胜顺流而下，直抵建康城外。
这时，刘裕已灭南燕，率领南归，进驻京口。卢循对于刘裕很惧怕，在建康在外部署作战时，犹豫不定。后见刘裕在秦淮河一带布防很严，更不敢战斗。迟疑两个多月，士卒疲惫，供给困难，卢循就下令南撤。在路上，多次作战失利，后来只剩下几千人。义熙七年三月，卢循退至广州，此时番禺已为晋军所占。卢循连攻不下，又西南进攻交州（治龙编，今越南境内），战败投水而死。徐道覆退至始兴，二月间，与晋军作战，英勇牺牲了。
3、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前后共有数十万人参加，战斗了十二年之久，几乎扫荡了东晋的全境。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给予以士族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
一是基本上摧毁了东晋王朝的反动统治——东晋王朝是腐朽反动的西晋王朝在南方的继续。在南北民族矛盾尖锐或斗争激烈之时，这个小朝廷才得以建立并存在下来。这个小朝廷自建立以后，其固有黑暗、腐朽的特点却日益发展。肥水之战时，教武帝司马曜就整天沉迷于歌舞昏醉之中。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当权，专事聚,奢侈无度，政治腐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次大起义诛杀了东晋许多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将领和官吏，摧毁了东晋设在各地的许多统治机构，消灭了东晋王朝的大批军队，打知了这个王朝的统治秩序，基本上摧毁了这个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使东晋王朝从此名存实亡。
二是沉重打击了反动的士族地主——起义军打击提整个地主阶级，但遭受打击最沉重的却是地主阶级的上层，即士族。王、谢两大家族被起义杀掉的著名人物，有王凝之、谢琰、谢肇、谢峻、谢邈（miao秒）、谢冲、谢明慧等，有的全家被杀掉。经过这次打击，以王、谢为首的士族势力一蹶不振。他们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垄断的地位；在军事上，在谢琰被杀以后，北府兵落入寒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刘牢之和刘裕等手中（寒族，门第寒微的家族。亦称寒家、寒人）。士族从此走向没落。
三是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次起义的主要地区是东南八郡，这是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集中地区，也是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剥削、压迫最残酷的地区。这次起义在这一地区给士族地主以沉重打击，不仅有于改变这一地区的政治状况，也是对这一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阶级关系有所调整。有些土地回到劳动人民手中，有些佃客、“乐属”、奴婢、士兵的身份得到改善，或获得解放。农民起义失败后，在东晋统治区内出现了一些新的郡或县，就是以被“放免”的军户建立起来的。身份同军户相近的吏家和百工，有许多也挣脱了官府的束缚，获得解放。这些身份得到改善或获得解放的劳动人民，多数成为自耕农或小手工业者，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这对于当时长期遭受破坏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刘裕代晋在孙恩、卢循起义之前的数年间，东晋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历过长期而激烈的混战。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朝廷能够控制的地区不过东南八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孙恩和卢循的起义军打遍了东南八郡，严重破坏了东晋在这八郡建立的统治秩序。可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仍不曾停息，继续互梓残杀，甚至晋安帝还一度被黜废。在这些斗争中，司马氏贵族和当权士族遭到沉重打击，朝廷的军、政大权迅速落入寒族出身的北府兵将领刘裕之手。
1、平定叛乱
刘裕字德舆，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后南徙丹徒（今镇江东南）。幼年家贫，曾以耕地、捕鱼为生。及长，在北府兵中任将领，残酷地镇压了孙恩、卢循起义。他在东晋统治集团中，是寒族地主的代表人物。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割据长江中游地区的桓玄攻下建康，杀掉司马元显，掌握乾政。次年，又废晋安帝司马德宗而自立，国号楚。桓玄杀掉司马元显，囚禁了司马道子，给于东晋王朝的腐朽反动的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可是他对东晋司马氏来说，毕竟晃一次最严重的叛乱。桓玄还大杀北府兵将领，以巩固本集团的统治。这样，也易招致反对。
这时，刘裕在京口起兵，声讨桓玄。桓玄兵败，逃到江陵，不久被杀。刘裕复立安帝，并从此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安帝只是一个傀儡。义熙元年（405年），东晋的安西府参军谯纵又在巴蜀动叛乱，杀东晋益州刺史等官吏多人，占据巴蜀，自称成都王。次年，向羌族建立的后秦的国君姚兴称臣，准备顺流东下，以夺取东晋的帝位。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以朱龄石为帅，率两万人西上，进讨谯纵，很快平定了这次叛乱。
刘裕对参加叛乱的士族官僚也坚决打击。例如刁逵，住京口，是士族，“有田万倾，奴婢数千人”。“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 。”（《晋书·刁协传》附《刁逵传》。）他和他的弟弟、儿子都参与桓玄的叛乱。桓玄失败，刘裕处决了刁氏全家，刁氏的财物都分散给当地的百姓，为京口地区除了一大害。王国宝是“江左冠族”，其兄弟子侄也参与桓玄的叛乱，后被刘裕处死了十一人。至此时，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比较稳定。
2、灭南燕、后秦 南燕是鲜卑贵族慕容氏建立的国家，在今山东和河南东部，以广固（今山东益都）为都城，屡次击侵，杀掠东晋的官吏和百姓，东晋的北边很不安宁。
后秦在今陕西、甘肃和河南西部，以长安为都城。桓玄、谯纵叛乱，都得到后秦的支持。义熙十二年（416 年），后秦的统治集团发生争权斗争，刘裕乘枫叶出兵两路，于次八月攻破长安，灭掉后秦。
刘裕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有千数。”（《宋书·武帝纪》）伐后秦时，军粮不断，“百姓竞送义粟”，使晋军“军食复振”（《宋书·王镇恶传》）。可见这两次出兵都得到北方汉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
3、整顿政治、经济
刘裕从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开始掌握东晋王朝的大权，至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代晋称帝。在这期间，他除了长期征战之外，还对东晋各弊已久的政治、经济进行了整顿。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整顿吏治——他当时罢官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划士族或皇族出身的。他的亲信、功臣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晋书·诸葛长民传》）的，他也严厉惩罚，有的处死。
二是重用寒族——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瘐、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的，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是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宋初，在侨州、郡、县名前加“南”字）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例外，其余都依界土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或侨人（侨人原著于白籍，土著著于黄籍，今一律改为黄籍）。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
四是整顿赋役制度——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赋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官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价，不得征调。还减少了杂税、徭役等。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顿，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
4、刘裕建宋
刘裕由于功高权大，在安帝以熙十二年（416年），即授相国，仍兼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并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封宋公，以徐州、兖州之十郡为宋国（《宋书·武帝纪》（中）：“以徐州之彭城、沛、兰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次年，进爵为王，益封徐州、豫州十郡。（同上书：“以徐州之海陵、东安、北琅邪、北东莞（guan管）、东北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汝南、北颍川、北击顿凡十郡，益宋国。”元熙元年，“又申前命，进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陈留，司州之陈郡、汝南、颍川、荣阳十郡，增宋国。”）又次年，安帝死，恭帝立，刘裕辅政。这时的刘裕不公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而且“冕十有二旒（liu流），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乐舞八佾（yi艺）”。（佾，乐舞的行列。天子用八佾，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几乎已是皇帝了。元熙二年六月，恭帝禅（shan善）位，刘裕正式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年号永初。
第三节 南朝各代的更替
刘裕代晋之后，建立宋朝。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南方进入南朝时期。南朝相继出现的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每个朝代都很短暂，各存在了仅几十年，最后为隋所统一。
一、宋
1、整顿内政 刘裕称帝以后，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整顿。重点是减轻赋税，发展农业生产，以稳定社会秩序。例如刘裕初即位时，下令停止东晋时官府征用民人的船只车牛的政策。官府需要物资，要以公平价格在民间“和市”。又减轻市税，免除人民拖欠的租赋，赦免罪犯。文帝时期，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开垦荒地，如襄阳（郡，治今湖北襄樊）“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宋书·张邵传》又“起湖熟（县，今江苏宁东南）废田千顷。”（《宋书·文帝纪》）又下令劝课农桑，贷给贫苦农民田粮种子（《宋书·文帝纪》）。还多次免除了人民拖欠租赋，并赈济灾民。刘裕父子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巩固刘宋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书·孔季恭传·论》曰：“自义熙十一年（415年）……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jiong，门闩）。”以至有称文帝时为“元嘉之治”者。
2、宋的灭亡
刘宋时期，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势力强大，经常与宋发生战争，公元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曾以六十万大军南侵，为宋军击退。宋在北方的领土如青、冀、徐、兖四州和豫州的大部，先后为北魏夺去。
宋的统治集团内部又一再发生争夺帝位之事。元嘉三十年（453年），宋文帝被他的长子刘劭所杀，刘劭自立为帝。不久，刘劭又为其三弟刘骏所杀，刘骏即帝位（孝武帝）。当时，民间有一首歌谣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ying营），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魏书·刘裕传》附《刘骏传》。从此，宗室诸王间，内战连年不断，政治更加黑暗，横征暴敛日益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各地人民不断起义。
刘宋末年，皇族之间又连年混战，大权集中右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废宋顺帝刘准，自立为帝（齐高帝），国号齐，史称南齐或萧齐。
二、齐
1、黑暗的统治
萧道成称帝后，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他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主要有继续实行“土断”政策，整理户籍，减轻租税等，还下令“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南齐书·高帝纪》。这些措施起过一定的作用 。
可是，萧道成在位四年就死了，他的子孙生活奢侈腐朽，对人民的剥削十分残酷。《南史·齐本纪》曰：“聚钱库五亿五，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萧齐整理户籍时，官吏们乘机鱼肉人民，往往诬指穷人的户籍不实，进行勒索，或罚充军戍边。
萧道成死后，他的子侄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斗争，后来爆发为内战，父子相杀，祖孙相杀。萧鸾（道成侄）于公元494年，连杀两个新立的皇帝（齐郁林王萧昭业和海陵王萧昭文），夺得帝位（即明帝）。在位五年，把萧道成和武帝萧赜（ze责）的子孙几乎都杀光了。政治之黑暗，是历史上少有的。
2、齐的灭亡
萧道成死后，社会就日益动荡不安。公元485年（永明三年），唐 (yu宇)之在富阳（今浙江富阳）领导农民起义，各地农民纷起响应，队伍迅速发展到三万余人，次年攻战争钱塘（今浙江杭州），自立为帝，国号吴。后来益州地区也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相继被镇压下去，可是在起义当中，萧齐的许多太守、县令被捕杀，许多统治机构被摧毁，齐王朝的统治已被大大削弱。和帝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镇襄阳）萧衍率兵进入建康，任大司马录尚书事。次年，衍为相国，进爵梁王。不久，自立为帝（梁武帝），国号梁，史称萧梁。
三、梁
1、腐朽的统治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北魏的统治日益衰弱，南北战争很少，所以此时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
梁武帝鉴于宋、齐两代的统治时间都不长，主要原因，是皇族内部争夺皇位，士族、庶族之间互相倾轧，一再削弱统治力量所致。他即位后，为了使他的统治能够稳定，使他的子孙能永保江山，就采取了对皇族、官僚、地主在生活上优容，在政治上严加提防的方针。他给予宗室诸王以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却又很提防他们的政治动向。至于他们残酷地剥削人民则不问。如他的弟弟临川王萧宏有三十余间库房，存钱三亿余万，还有六、七址间库房“贮布、绢、丝、漆、蜜、蜡、朱砂、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南史·梁临川王宏传》。梁武帝来查看了以后，知道他只好搜刮，并无政治野心，还赞扬了他。梁武帝既重用庶族地主，也极力拉拢士族地主。这时，士族地主已没落。梁武帝在各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访查旧士族后裔，举荐他们出来当官。官僚们只要无政治野心，虽贪污严重，武帝亦不过问。
梁武帝为了麻痹广大人民，还极力提倡需学和佛教，以粉饰太平。建康城内外修建了许多寺院，他自己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群臣又聚钱把赎出。
就是在他这样的统治这下，“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门。眚（sheng省）灾亟降，囹圄随满。”（《文苑英华》卷七五四何元之《梁典高祖事论》。抵文，即抵法，依法受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2、侯景之乱
侯景，东魏司徒、河南道大行台，有士卒十万人，驻河南，兵权仅次于高欢。高欢死，欢子高澄惧怕侯景叛变，欲夺其兵权，召景至邺，景于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降梁，封河南王、大将军、董督河南南北诸军事，仍驻守河南。后连为东魏所败，退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理发师梁临贺王萧正德勾结，举兵反叛，渡江进攻建康。梁武帝的子孙虽在各地拥有兵众，并带兵前来救援，但因都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想保存实力，不肯进攻侯景。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建康。建康城内原有十余万人，在被围困了一百多天后，几乎都被饿死，剩下的只有二、三千人，梁武帝也被饿死。侯景纵兵焚烧抢劫，建康化为焦上。江南一带也万里废墟。
侯景立梁武帝之三子萧纳为帝，是为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年），又废简文帝自立，国号汉。时梁武帝之七子萧绎镇守江陵，派将军王僧辩和陈霸先周败侯景军，于承圣元年（552年），攻破建康。侯景在由海道北时，被部下杀死。萧绎在江陵自立为帝，是为元帝。
3、梁的灭亡
萧绎杀其兄萧统之次之萧誉，誉之三弟雍州刺史萧 （cha察）投降西魏。承圣三年，西魏攻下江陵，杀梁元帝，立萧 为帝，而把江陵的男女数万人掠为奴婢，弱小的多被杀死，江陵城也被抢动一空。这时，王僧辩迎立北齐扶植的萧渊明（梁武帝侄）为帝，陈霸先杀王僧辩和萧渊明，另立梁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是为敬帝，自掌大权。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又废敬帝而自立（陈武帝），国号陈。
四、陈陈霸先只在位两年，就病死了，由他之侄陈蒨继位，是为文帝。陈自建立后，江陵、襄阳以西为西魏（北周）所夺，江北则为北齐所占。江南的土地，中央能控制的也不多。如湘州、桂州、广州等地的刺史或郡守等（湘州治今湖南长沙，桂州治令广西桂林，广州治今广西广州），多拥兵众，割据一方，不听中央的命令。
陈朝末年，陈叔宝为帝，大建宫室，奢侈荒淫，政治黑暗，官吏“唯以刻削百姓为事”（《南史·恩幸列传·沈客卿传》），赋税、徭役繁重，百姓流离失所。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隋军南下，攻破建康，陈叔宝被俘，陈亡，隋朝统一中国。
第四节 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政治，总的说来，是比较黑暗的，政治形势很不稳定，战争较多，人民的生活困难，阶级矛盾和斗争比较尖锐。但由于建康成为南方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东晋建立前后的数十年间，中原地区以百万计的人口涌进南方，其中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也随之南来，这对于南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一、农业
1、生产技术
两汉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以种水稻为主，“火耕水耨”。虽然铁农具和牛耕在推广，但还不普遍，许多地区亦未开发。三国时期，孙吴建都建业，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东晋建立前后，自北方南来的人口中，有许多农民，他们无论是成为地主庄园的依附人口还是自耕农，都是开发南方的重要劳动力。他们带到南方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也迅速传播开来。其中最重要的技术是牛耕技术的推广，有二牛抬杠，亦有不少用单畜（一牛或一马）耕田的。深耕细作、积肥粪田技术、区种法等也在推广。主要铁农具有犁、锸、镢、锄等。考古工作者在今四川昭化宝轮镇的崖墓中发现的长身锄，其形制介于今条锄和板锄之间，对水田和旱地生产都是适用的重要工具。
2、水利
这一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有新的发展。东晋时期，在晋陵曲阿（今江苏丹阳）修建的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在乌程（今浙江湖州）修建的荻塘，溉田千顷。又修复芍陂（que bei却碑，在今安徽寿县），溉田万顷。南朝时期，在荆州枝江开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王《荆州枝江县》）这也是“获湖”名称的由来。
与兴修水利的同时，各地大量围垦湖田。刘宋时期，山随县田少人多，有大量的贫苦农民迁移到余姚、鄞（yin寅，今浙江宁波）、贸（今宁波东）三县，开垦湖田。沿海的一些地区还修建了海塘，以保护农田，免受潮水侵袭。
上述这些情况，都是南方农业生发展的重要条件。沈约曰：刘宋时，“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ren忍），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等传·论》当然，丰收的粮食大部分入了地主的仓中，广大农民仍啼饥号寒。
南方的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三吴地区（苏南浙北一带）最发达。此外，鄱阳湖、洞庭湖沿岸和成都平原，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其他地区仍相当落后，铁农具和耕牛缺少，以火耕水耨为主，耕作粗放
二、庄园经济南方的地主庄园经济相当发展。庄园有两种，一为官僚地主庄园，一为寺院地主庄园。
1、官僚地主庄园
官僚地主主要是士族地主。自东晋建立以来，官僚地主利用其政治特权，在一些富庶之乡，疯狂侵夺土地，招弱点劳动人手，“封锢山泽”，建立起一个个地主庄园。例如刁逵兄弟，“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固吝山泽”。（《晋书·刁协传》附《刁逵传》。吴姓士族孔灵符本来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大地主，他除在本乡“产业甚广”之外，“又于永兴（今萧山）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之处。”（《宋书·孔季恭传》附《孔灵符传》齐司徒、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今安徽宣城、青阳之间）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梁书·止足列传·顾宪之传》。临成应作临城。）
这些官僚地主的庄园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庄园广大，田地众多——一般庄园，都有良田沃土数十顷至数百顷，甚至还会更多。这些田更并不都报官纳税。庄园内有山有水，灌溉方便，生产条件比较好。
二是依附民多——一般庄园的劳动者都是依附农民。他们当中有土著农民，也有来北方的侨人或其子孙。这些依附农民多在官府无户口，晃地主的私家农奴。
三是自然经济——一个地主庄园自成一个经济单位，按照满足地主的生活需要和保证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要求，进行多种经营。以农业为主，种植谷物、蔬菜、桑麻、药材等等。此外，还有手工业，如纺织、刺绣、酿酒、制饴（yi仪）、冶铁、铸铜、制竹木器等。手工业者多由农民充当。就整个庄园内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是自给自足的，依靠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很少，为市场提供的商品也不多，所以商业不甚发展。
四是封锢山泽——山林川泽在西汉中期以前，都归封国家所有，其收入归少府，以供皇帝生活之用。劳动人民亦得定期进入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西汉中期以后，私人占有小量山林川泽的情况出现。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官僚、大地主已在侵占山林川泽。但总的说来，情况不很严重。可是至东晋、周朝时期，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大官僚、大地主竞相侵占山林川泽，情况十分严重。尤其是今苏南、浙北和安徽东南部一带，许多山林川泽被圈占为私产，不许劳动人民进入。《宋书·武帝纪》（中）曰：“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慢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这实际侵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部分重要生活来源，因之也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地主在庄园中武装，又有众多的佃客、部曲和奴婢，经济力量也很雄厚，实际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他们与官府既勾结，又有矛盾，情况一有变化，就成为一方的割据势力。
2、寺院地主庄园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很发展。所以这样，就达官贵人、士族地主来说，他们的生活日趋腐朽，思想空虚，利用佛教以寄托他们的精神；并借以麻痹劳动人民。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则由于依食困难，生活痛苦，亦幻想从佛教的某些教义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南朝的不少皇帝就笃信佛教，并大造佛寺。如宋明帝造湘宫寺，梁武帝造大爱敬寺，都是有名之事。可晃所费之钱，都是搜刮人民而来的。当时虞愿就曾当当面批评宋明帝造湘宫寺说：“陛下起此寺，皆晃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南史·循吏列传·虞愿传》梁武帝时，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每个佛寺都力求宏大壮丽，亦都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其他财产。各个郡县也有很多佛寺，每个佛寺都拥有众多的田产和僧众。
寺院经济和世俗的官僚地主的庄园经济差不多。站层僧尼就是寺院地主，他们坐食、空谈，生活奢侈，勾结官府，欺压人民。寺院中有人数众多的一般僧、尼和“白徒”、“养女”，原来都是破产的农民或其子女，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他们终年为寺院种田、劳作，不得温饱。寺院还占有佃客，为他们耕种田地。僧尼、白徒、养女及至佃客，多元户口，是寺院地主的私有人口。《南史·循吏列传·郭祖深传》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寺院除经营农业外，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借贷者要以黄金、白银、衣物、耕畜、农产品或其他财物为抵押。如南齐的南康郡公、尚书令褚渊就曾把齐太祖萧道成赐给他的白貂坐褥、衣物和所乘黄牛等，到招提法寺作为抵押以贷钱用（《南齐书·褚澄传》。这样的借贷关系是我国早期的典当业。
三、手工业东晋南朝时期，手工业相当发展，这是南方的社会经济的一大进步。
1、冶铁业冶铁业以官营为主，这和这一地区的开发较迟、商业不甚发展分不开。中央设置主管采冶的官吏，经营冶铁。地方官府亦有经营冶铁的。当时著名的冶铁地点有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和冶唐（今湖北武昌）等。所制铁器有锄、斧、凿、釜等农业和手工业及生活用具，还有各种兵器。地主庄园内也多冶铸铁器。冶铁时，多用水排以鼓风。在炼钢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进步。陶弘景的“灌钢”法，把生铁和熟铁放在一起冶炼，再加锻打，可以成为优质钢。还有一种“横法钢”，是经过百炼而成的。
2、青瓷业
青瓷业有很大的发展，三吴地区是青瓷器的主要产地。所产瓷器多饰以莲花纹，光泽度也在不断提高。三吴地区之外，不少州郡也烧造瓷器，技术水平相当高，有的接近于三吴地区的水平；在造型和釉色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瓷器的大量生产，部分陶器、金属器和漆器，已为瓷器所代替。
3、纺织业
纺织业有丝织业和麻织业，相当发展，主要是与农业结合的家庭副业。许多地区的农民，掌握了很高的养蚕抽丝技术。如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一年培育四、五辈蚕；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培育八辈蚕，都能做茧抽丝。所以每年三至十月，都是育蚕、抽丝季节。
江南在三国时期，丝织技术还较落后，没有织锦业。东晋末年，刘裕灭后秦时，将长安的百工迁于建康，建立锦署，让他们生产锦，从此织锦技术也传于江南。
用亚麻织布的技术有进步，夜间浣（huan换）纱，天明即织成布，叫做“鸡鸣布”。
4、造船业
江南多水，自古以来重视造船业。三国以后，南方的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内河有较小的船只往来运输，海上有巨型船只往业沿海各地，或远航外洋，大船载重可达二万斛。刘宋时，荆州作部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南史·沈庆之传》附《沈攸之传》）。侯景之乱时，出战舰千艘。（《梁书·王僧辩传》。可见当时江南船只之多。
5、造纸业
南方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方的造纸业的迅速发展。造纸的原料除用麻、楮（chu楚）皮外，还有桑皮、藤皮。三吴地区及剡（shan善）溪（今浙江嵊县）、由拳（今浙江嘉兴）等地产的藤纸，都很有名。由于造纸原料多了，造纸技术有提高，纸的产量增多，质量提高，成本降低，所以纸就代替了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四、商业
1、国内商业
江南的商业也有发展。不过由于地主庄园很多，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特点突出，使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吴地区和长江沿岸是商业最发展的地区，内地的政治或军事中心地区的商业也比较活跃。主要商品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粮食、绢、锦、纸、席、青瓷器、漆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盐等，此外，还有玛瑙、琉璃（琉琉，有光宝石。本名璧琉璃，后省称琉璃、流离，亦作瑠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主要是供给贵族、官僚和大地主享用的。
京师建康的商业最发达，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两岸的市集很多。《隋书·地理志》曰：建康“市廛列肆，埒（lie列）于二京。”此外，江陵、山阴、成都、寿春、襄阳、番禺等，都是一方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也是一方的商业中心。如江陵，北抵襄阳，南通湘、广，是长江中游的商品运转枢纽。山阴则是两浙地区的绢、米交易中心，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成都，击通西南夷，北通汉中、关中，是巴蜀地区商品的集散地。
南方的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赣江、湘江、沔（mian免）江（汉水）和郁水（粤江）及其支流，几乎遍布于南方各地，构成两大运系统，把许多城市和乡村连结起来。
2、海外贸易
东晋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相当发展，番禺是最主要的口岸，当时有载重两万斛的大船远航南洋各国，西经印度洋，远大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等国。这些国家的海船也经常成批的到来。东晋末年（399年），高僧法显赴印度取经，去时自长安出发，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印度、尼泊尔。回来时，乘船赴狮子国，又到爪哇岛，本来可航行到番禺，因中途遭遇大风，于公元412年（义熙八年）漂到青州长广郡劳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登陆。当时我国自西亚、南亚和南洋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玳瑁、珠玑、琉璃器、香料等，输出的商品以绫、绢、锦等丝织品和丝为主。
南方和日本之间有海船定期往来，所经路线有南北两条。北线自长江口沿今山东半岛南部，经百济，到日本；南线自会稽东冶（今福建福州）出海，经夷洲（今台湾）之北、琉球，到日本。两国之间不仅有商品交换关系，刘宋时期，中国的一些织工、缝工、陶工随日本使者到了日本，对日本的纺织业、缝纫业、制陶业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九章 参考书（二）：
1、剪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五章第三节。
2、张传玺、张仁忠《中国古代史辅导讲座》第十二讲《东晋和南朝》。
3、王朝中、李世愉等《中国古代史学习入门九讲》第四讲《魏晋南北朝》。
4、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肆]二（三）、（四），三。（选读）
晋书·王导传》、《祖逖传》、《苻坚载记》（下）。
隋书·食货志》。
《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有关“封建社会”部分。（选读）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
（十六国，公元317——439年）
（北朝，公元439——581年）
第一节 十六国的兴亡
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进入中原的北方各族争夺统治权的战场。参与这一斗争的主要民族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史称“五湖”。建立的主要国家有一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一夏，史称“十六国”。这一历史阶段史称“五胡十六国”（十六国为成（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和夏。）时期。其实参与斗争的民族在“五胡”之外，还有汉人和賨人，建立的国家还有代（北魏）、冉魏和西燕。在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到439年（太延五年）北魏灭北凉、统一的一百二十多年中，黄河流域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这一时期按照各国兴亡的情况，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两赵、冉魏的残暴统治十六国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前赵、后赵、冉魏的相继统治时期（公元317——352年），共约三十六年。
1、前赵
前赵的前身是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公元310年（永嘉四年），刘渊死，其四子刘聪杀太子和自立。318年，刘聪死，再次发生争夺帝位的斗争。聪之族兄刘曜夺得帝位，并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在战争中，表现异常残酷。永嘉五年（311年），他在攻破洛阳时，屠杀西晋官民三万余人，繁华壮丽的京师洛阳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他在建兴四年（316年）围攻京师长安时（愍帝以秦王即帝位，都长安，改元建兴。），“京师饥甚，料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晋书·愍帝纪》。太半，半数以上，或谓三分之二。）刘曜称帝之后，穷兵极武，征战不已。“又发六百万功，营其父及妻二冢。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基，周回二里，发掘古塜以千百数，迫督役徒，继以脂烛。百姓嗥哭，盈于道路。”（《魏书·刘聪传》附《刘曜传》。）关中又有瘟疫流行。前赵地区各族人民与匈奴贵族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很尖锐。
2、后赵
后赵是羯人石勒建立的。石勒原野刘渊、刘聪的大将。在匈奴贵族互相争权之时，他的势力迅速发展。刘曜在关中建立赵国，称帝“前赵”，先后封石勒为赵公、赵王。次年（公元319年），石勒自立为帝，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都城，史称“后赵”，并控制了黄河中、下流广大地区。公元328年，石勒与刘曜大战于洛阳，杀刘曜，击败前赵军。次年，攻入关中，灭前赵。
石勒在他的统治区内采取了不少巩固、加强他的统治的措施。他很注意提高本族（羯）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作为他的基本依靠力量。如称羯人为“国人”，严禁称“胡人”；称汉人为“赵人”。又用羯人和其他北方民族人组成强大的的禁卫军，由勒之侄石虎（字季龙）率领，作为基本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石勒又注意笼络投靠他的汉族士人，把他们编成“君子营”，作为自己的幕僚。他用汉族士人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他还在襄国设太学，选送将吏子弟受学。又下令各郡、国立学校，提倡尊孔读经。石勒虽未读书，但他“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晋书·石勒载记》（下）。）这些做法对拉拢汉族地主、士人起了一定的作用。
可是石虎比石勒残忍暴虐。石勒称帝时，石虎为太尉、守（代）尚书令，封中山王。石勒死，石虎几乎全部杀光了石勒的妻子和儿子，其中包括太子、新即帝位的大雅，还有主要大臣。石虎对于汉族人民更疯狂屠杀，残酷奴役。他在战争中，“降城陷垒，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太平御览》卷一二0引《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他夺得帝位后，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大造宫殿，建台观四十余所。在邺北筑造华林苑和数十里的长墙，为运土石，征发近郡男女十六万口，车十万乘。又在长安、洛阳光修造宫殿，征发劳动人民四十余万人。为运送材料而征发的船夫就有十七万人。由于各种原因而死亡的，常以万数。为南侵东晋，一次就征发人民数十万之多，被征者每五人要自备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各十匹。准备不齐者杀头。许多穷苦农民被迫出卖儿女以筹办上述物资，有的被迫自杀。石虎和他的统治集团都荒淫无耻。石虎下令各郡县，强选美女三万余人，置于后宫，其中有夫之妇九千余人，杀人之夫或妇女自杀者极多。贵族们亦乘机抢夺民女一万余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晋书·石季龙载记》（上）。）阶级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
公元348年，石虎的太子石宣杀其弟石韬，又欲杀石虎。石虎得知，杀宣，把东宫卫士十余万人发配凉州。卫士都是被征发来的农民，沿途受尽了虐待。其中的一万多人行至雍州（治今陕西凤翔），推举梁犊为首，发动起义，队伍发展到十万余人，攻破长安，东出潼关，又攻占洛阳、荥阳、陈留等地。次年，这次起义失败了，梁犊在荥阳战败被杀。可是石虎也由于惊悸而病死。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皇帝最后为汉人冉闵夺去后赵亡。冉闵建国号魏，史称“冉魏”。
3、冉魏
冉闵是汉族，其父瞻，是石虎的养子，冉闵很得石虎的信任，曾参加镇压梁犊的起义军。冉魏仍都于邺。冉闵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一再挑起民族间的互梓仇杀。他在刚夺得皇位时，在邺宣布：“与官同心者住，不风吹草动心者各任所之。”（《晋书·石季龙载记》（下）。）于是羯人纷纷逃出邺城，汉人在百里之内的都往邺城内迁徙。冉闵又下令大杀羯人，凡杀一羯人的，即可封官晋爵。羯人在一天中被杀的有数万人之多。前后被杀的贵贱、男女、老幼共约有二十余万口。后来凡是“高鼻多须”的，就被滥杀。
冉闵制造民族间的仇杀事件不仅不能使冉闵的统治得到巩固，相反的，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公元352年，前燕国君慕容儁（jun俊）率军周下，攻破邺，冉闵被俘而死，冉魏亡。慕容儁自立为皇帝，国号燕，史称“前燕”。
二、前燕、前秦的兴亡十六年时期的第二阶段，是前燕和前秦统治的时期（公元352——383年），共约三十二年。
1、前燕
前燕贵族是鲜卑族的一支，姓慕容氏。慕容氏原成于今辽河流域，公元286年，慕容 (wei委)建立政权。337年，其子慕容皝(huang恍)称燕王，后以龙城（今辽宁朝阳）为国都，招徕中原地区的汉族流民，组织垦荒屯田。地租比率：用官牛者，民得收获物的十分之四，官得十分之六；用私牛者，对分。地租率和曹魏初期的慢屯相同。在中原地区连年混战的情况下，这里是比较安定的。中原地区的许多劳动人民逃到这里，带来了这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慕容部在这里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大，社会发展较快，逐步走向封建化。
慕容氏灭冉魏后，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五年后，又迁于邺。前燕在迁邺后的十多年中，政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亦有发展。可是后来，统治集团的生活日益腐朽，政治也渐趋黑暗。皇帝慕容 有后宫四千余人，僮仆四万余人，穷奢极欲，日费万金。太傅慕容评极力搜刮人民的财产，强占田地，还封锢山泽，劳动人民乃至军队砍柴打水，都要纳钱。军队饮水要纳绢一匹，才可以取水二石。慕容评搜刮的钱绢，堆聚如山。《晋书·慕容 载记》曰：“宰相侯王，迭以侈丽相尚。风靡之化，积习成俗。”贵族官僚们还大量占有庇荫户，庇荫户总数超过国家控制的户口，致使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都很困难。因此，前燕后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发展，府库空虚，“三军莫有斗志”（《太平御览》卷二三四《兵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公元369年，前燕贵族内部又生了激烈的斗争，贵族之一慕容垂投降前秦苻坚。苻坚以王猛为统帅，慕容垂为先锋，率步骑三万人进攻前燕，攻占少先洛阳。次年又以六万人大败慕容评四十余万人。后攻下邺，俘慕容,前燕亡。
2、前秦
前秦是氐族首领苻洪建立的。苻洪曾接受过前赵、后赵和东晋的封号。公元349年，他自称三秦王。次年死，其子健继位。公元351苻建自称天王大单于，国号秦，史称“前秦”，建都长安。次年又称帝。公元355年，苻健死，子苻生立。苻生“凶暴嗜酒”，“连月昏醉”，“宗室勋旧亲戚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道路以目。”（《晋书·苻生载记》。）357年，苻健之侄苻坚杀莅生自立。
莅坚比较重视改善政治状况。他任用家世寒微的汉人王猛为中侍郎，参掌枫叶要。猛尚法制，加强中央集权，限制打击氐族贵族及汉族地主不法势力，整顿吏治。氐族贵族反对王猛。曾辅佐苻健立有大功的氐族豪酋樊世当众侮辱王猛，并声言：“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苻坚得知后大怒曰：“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寮可整。”苻坚处死樊世，还在朝廷责骂、鞭挞攻击过王猛的其他氐族贵族。后王猛为中令、京兆尹，在数十天中，诛杀贵戚强豪二十余人，“于是百寮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苻坚为之感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地。”（以上均引自《晋书·苻坚载记》上）
王猛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开荒，又开放山林川泽，允许劳动人民樵采捕捞，还注意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整齐风俗，兴办学校。《晋书·苻坚载记》（上）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
公元370年，苻坚灭前燕。374年，夺东晋的益州。376年，灭前凉和代。382年，又控制了西域。至此，前秦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
前秦的疆域虽大，武力虽强，在战争中屡获胜利，可是统一的时间尚短，境内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矛盾重重，政局并不稳定。王猛在病危时，认为东晋的力量还是强大的，建议苻坚，不要南东晋；要巩固前秦的统治。可是王猛死后，苻坚日前骄傲。他在统一西域的次年，就调集了九十七年万大军进攻东晋。在肥水一战，为晋军打香港大败。苻坚逃回北方后，原来归附于他的鲜卑、羌的贵族乘机反叛。385年，羌族首领姚苌（chang常）杀苻坚，整个北方陷于混乱，民族斗争又激烈起来。
三、北魏统一北方
十六国时期的第三阶段，是肥水之战后，北方再度分裂至北魏统一北方的时期（公元383——439年），共约五十七年。
1、民族政权的分立
肥水之战以后，至409年北燕建立，仅仅二十六年中，北方就先出现了十二个国家，寿命最短的国家只存在了九年。一般的也只存在二、三十年。当时北广柑中分为三个地区，情况有些差别，关东地区的动乱不很大，社会生产还有发展。先后出现的新国家有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后燕、西燕、击燕，汉人建立的北燕和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关中地区的民族复杂，民族斗争也比较激烈，先后建立的国家有羌人的后秦和匈奴铁弗部的夏国。凉州地区的民族更加复杂，而且长期互相攻杀，生产的破坏和人民的痛苦都很严重。先后建立的国家有鲜卑族乞伏部的西秦，氐族的后凉，鲜卑族秃发部的南凉，匈奴沮渠部的北凉，汉人的西凉。
2、北魏统一北方
北魏接受身是代国，为鲜卑族拓跋部于公元315年建立的。至376年，为前秦所灭。肥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拓跋 （道武帝）于386年复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后魏”、“拓跋魏”或“元魏”。起初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398年，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次年，称帝，为道武帝。他在位期间，重视发展社会经济，使鲜卑人“分土定居”（《魏书·外戚传·贺讷传》。）（泰常七年），北魏攻占刘宋的青、兖二州。次年，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连年攻战。公元431年（神麚（jia加）四年）灭夏国，436年（太延二年）灭北燕，439年（太延五年）灭北凉。自西晋灭亡以后，北部中国纷纷扰了一百二十余年，至此复归于统一。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北方进入北朝时期。
第二节 北魏的统治
鲜卑拓跋氏以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竟能统一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北部半个中国，而且其统治半个中国时间竟长达一百余年，这在中国古代上是第一次。其建国经历：公元315年（晋愍帝建兴三年）建立代国，376年为前秦所灭。386年复国，改国号称魏，439年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550年东魏亡，556年西魏为北周所代。
拓跋部标一来是很落后的，在塞外时，逐水草而居，过着狩猎和游牧生活。社会性质处于由氏族公社末期向奴隶制过渡的阶段，没有文字。拓跋部进入中原之后，在相当长时间中，对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了严重的破坏，给汉民制造了极大的灾难；可是拓跋部由于受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其生产、生产方式及其社会性质，都在迅速地发生变化，拓跋氏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亦曾采取过一些进步政策或措施，促进了鲜卑族拓跋部及其他进入中原的部、族的封建化过程，这对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对加速中国北方民族间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北魏前期的制度、措施
1、封建化措施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以一个少数民族的君主，于不到十年的时间，统一了北部半个中国，这在我国古代历史站是一件大事。当然这和他的父祖的功业已为他奠定了基础晃分不开的（拓跋焘之父为明元帝拓跋嗣，祖为道武帝拓跋玨。），可是他个人的雄才大略也起了重大的作用。《魏书·世祖太武帝纪》史臣曰：“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赫连勃勃建夏，都于此。），平秦、陇（秦、陇，凉，都张掖（今甘肃张夜西北）。），翦辽海（辽海，指北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荡河源（河源，今青海东部，为吐谷浑（tu yu hun土育混）所居。），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太武帝为了巩固他对这“混一戎华”的北部中国的统治，采取了许多促进以拓跋部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发展经济、文化，并建立其统治秩序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基本特点是加速封建化进程，也就是“戎人”华化的过程。
太武帝的封建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分土定居，发展农业——为了适应对黄河流域的统治，鲜卑族拓跋 部需要改变其以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转向以农业为主。此政策早在道武帝时即已提出并开始实行。《魏书·外戚传·贺讷传》曰：“太祖平中原，……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水中捞月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被征服的地区或民族，也以组织或安排农业生产为主。如在攻陷中山等地时，“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慕容氏）、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魏书·太祖道武帝纪》）还设置官吏，“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魏书·食货志》）拓跋焘统一北方，亦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还在京师平城一带倡行有牛家和无牛家变工互助，一般是有牛家出牛一头，为无牛家耕种二十或二十二亩；无牛家出人，为有牛家耘锄七亩以为报偿。（《魏书·恭宗景穆帝纪》：“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牛种田二十二亩，偿以耘锄功七亩，如晃为差，至与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辨播殖之功。”）北魏统治者这些政策措施在促进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转向农业生产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是设立太学士人——拓跋玨复国后，很重视儒学以培养官僚，以培养官僚，以便巩固拓跋氏的统治。复国之初，即于平城建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有太学生一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增国子太学生至三千人（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此后，国子学、太学都有发展，乡学也有很大发展，郡学都置有博士、助教学生。“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魏书·儒林列传·序》）。此外，北魏统治者还令各州郡荐举有才学的人，魏以重任。当时中原知名的士族、儒学家如高允、游雅、卢玄、张伟等都被征用，对北魏制度、法律的建立和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2、宗主督护制 北魏统治者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虽然打败了许多国家，一再扩大北魏疆域，可是在建立基层政权时，却遇到了一个难以征服的势力，这就是遍布各州郡的汉族世家大族势力。这些世家大族在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并未南逃，而是将宗族、部曲武装起来，修筑坞壁，缮制甲兵，割据一方。许多逃避战乱的农民相率投奔他们。他们乘机侵占田地，封锢山泽，隐瞒人口。一家世家大族往往拥有数百家、数千家至上万家佃客或部曲。这些佃客或部曲。这些佃客或部曲是世家大族的“苞荫户”，世家大族则被称作苞荫户的宗主（势力较大的宗主被称为坞主或壁帅），苞荫户对宗主有程度不等的封建依附关系，实际就是农奴。
北魏政权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就承认了宗主对于苞荫户的剥削和奴役的权利。并且以宗主对于苞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晃就形成“宗主督护制”。
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势力。宗主控制下的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国家不得征调。苞荫户成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亦不得干预。《魏志·食货志》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可见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对方大农民只有痛若，没有好，对封建国家来说，则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不利。
3、九品混通
九品混通是北魏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当时，民户的赋税负提，正税为每户平均纳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栗二十石。此外，另有附加税，每户平均纳帛一匹二丈，“以供调外之费” （《魏书·食货志》）。按照国家规定，在征收赋税时，不是这样平均分摊给各户，而是由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赋税送到不同地区。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魏书·祖太武帝纪》）这就是“九品混通”。可是实际在征收赋税时，并不按此规定办事。一方面，这是由于世家大族已经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富莫辨的情况，另一方面，也由于宫吏们是畏于权势，多与地主勾结地主们所缴纳的不多，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负担沉重。此外，北魏临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是很多的，主要也是强加到劳动人民的头上。所以九品混通虽有其名，而流敝极多。
4、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对于汉族地主阶级有所优容，但对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许多自耕农贫困破产，就投靠地主，作为苞荫户，以避赋役。也有卖身为妈或流亡异乡的。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
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领导起义，纷起响应有羌、氏、汉等族人民，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魏太武帝亲率军队镇压起义军，盖吴又自称秦地王。后盖吴为叛徒所杀，起义军相继被镇压下去。
孝文帝好位以后，农民起义仍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自孝文帝即位的471年，到480年，仅在关东地区就发生农民起义九起，甚至就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也发生了反抗北魏统治斗的斗争。
上述情况说明了北魏统治者继续使用原有的制度和办法进行统治是很困难的，于是在一些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中产生了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要求。
二、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际主要是在冯太后的主持下进行的。
冯太后是魏文帝（孝文帝之祖父）的皇后。她从公元466年（献文帝天安元年）开始掌权，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很有作为。孝文帝即位时（公元471年），只有五风，开始改革那年（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也才十八岁。从孝文帝即位，到490年（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在这二十年中，冯太后一直临朝称制。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政，继续扒进改革。终于迁都在内，共有六点：
1、整吏治理
北魏前期，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制。其长官为刺史，郡为太守，县为令长（亦称县宰）。但吏治混乱，地方守宰不论治绩好坏，任期都是门年。这时没有俸禄制度，官吏到任以后，任意搜刮人民。
这次改革，首先整顿吏治。规定守宰的任期要按治绩的好坏决定，不固定年限，又制定2俸禄制度。俸禄统一由国家筹集，就是在户调之外，每户增收帛三匹，杰二石九头；官罕定期按品第高低发给官吏；不许官吏自筹。为了杜绝贪赃枉法，与“班百官之禄”的同时，又制定了惩治贪污的办法。凡贪污帛一匹及枉法者，一律处死。就在这年秋天，派人到各地巡察，检举犯法的守宰，有四十多人因贪赃被处死。经过这样的整顿，吏治改善，贪赃枉法之事大大减少。
2、均田制
中原地区经过长期战乱，人口大量的流动，许多土地荒鞠，还有大量的土地为豪富之家强占，不少农民脱离户籍，成为豪富之家的私有人口，遭受豪富之家的残酷剥削和奴役。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则有很大困难。这一情况到教文帝即位时，仍极严重。公元485年（太和九年），孝文帝下均田令。主要内容有发下四点：
一是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以备休耕。年满七十岁，还田于官。桑田为世业，不还官。桑田按照规定，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等，不宜蚕桑的地区，改授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
二是土地不准买卖。露田不得买卖，桑田亦不得买卖。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魏书·食货志）。
三是奴婢受田数量和办法与农民相同。壮牛一头，受田三十亩；每户限受四牛之数，不再给桑田。
四是地方官吏各随左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为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此“公田”后名“职公田”，亦名“职分田”。〈通典·食货志〉（一）注：“职分田起于此。”）
均田制名为均田，实际是基本上保持原有的土地占不有均的状况不变。因为大族地主除了继续用隐瞒土地的手段以对付官府之外，他们又拥有众多的奴婢，还有耕牛，按均田制的规定，应分到许多土地。这样，足以保住他们的产业。但均田制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规定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并不准买卖，这些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国家公开授田，要以招徕流民和豪强大家控制下的依附农民，有助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耕农增多，户田滋殖，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
3、三长制
继实行增田制之后，于486年，又下令实行三长制。三长就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组长，五里立一党长。这是用来代替宗主督护制的基层政权制度。
宗主督护制是自东汉以来，世族门阀地主发展和农民的农奴化的产物，北魏前期采用这一制度，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一旦政权巩固，就必然要设法废除，代之以符合中央集权帛要求的新的制度。三长要挑选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提任，其职责是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户口数量，征收租调，征发徭役，维持治安。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是对于世家大族地主的一次沉重打击。所以有不少守旧派反对。冯太后的态度是坚决的。
4、户调制
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纳户调帛一匹、杰二石。民年十五岁以上未聚妻的，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能从事耕织的壮年奴婢，八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出一夫一妇之调。产麻之乡，以布代帛，数同。这一新的户调制度的实行，改变了过支租调征收的混乱现象，对于自耕农来说，户调减轻了很多；对于大地主来说，由于户调征收到奴婢和耕牛，虽然比率较低，毕竟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5、迁都洛阳
公元490年，冯太后死，孝文帝亲政，继续进行改革。公元494年（太和十八年），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有利于控制整个国家，也解脱了一百多年来在平城形成的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羁绊和干扰，有利于继续进行改革。迁都本身虽不属于制度的改革，但却是孝文帝改革的总体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6、改易习俗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革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文化。主要内容有如下四点：
一是易鲜卑服装为汉服—公元495年十二月甲子，孝文帝在先极堂会见群臣时，“班赐赋限”，这是易鲜卑官服为汉官服饰的具体执行。
二是规定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称鲜卑语为“北语”，称汉语为“正音”。孝文帝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北史·魏咸阳王禧传》）三十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逐步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的，要降爵罢官。
三是迁洛阳的鲜卑人，即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
四是改汉姓，定门第等级—改革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所改汉姓，以取音近于原鲜卑姓者为准。拓跋氏为首姓，取义改姓元氏，为最高门第。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姓于氏，匕奚氏改姓嵇氏，尉迟氏改姓尉氏，这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与汉族北方的最高门第崔、卢、李、闻四姓相当。其他稍低一些的贵族姓氏亦改汉姓，其等第与汉族的一般士族相当。孝文帝还设法使皇族和鲜卑贵族与汉族主要士族通婚，以此为光荣。
三、改革的意义
1、与保守派的斗争
冯太后和孝文帝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受到鲜卑贵族中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如东阳王拓跋丕父子就“雅爱本风，不达新式。到于变俗，迁洛，改官制，禁绝旧言，皆所不愿”（《魏书·东阳王丕传》）。太子恂甚至企图从洛阳逃回平城，准备谋反。贵族穆泰、陆睿、拓跋丕等联络宗室王公，在平城发动叛乱，鲜卑贵族八姓除于氏外，都有人参预其事。这些反叛者都被孝文帝坚决镇压下去，太子恂和穆泰等被处死，拓跋丕被废为庶人。保守派的失败和改革派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改革。
2、改革的意义
孝文帝的改革，是在我国北京各族人民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影响、推动下进行的，也是北方民族融合和鲜卑族拓跋部封建化的必然结果。改革的意义是重大的。一、整顿吏治，始班俸禄，严惩贪赃枉法，对于消除百余年来的官吏、守宰鱼肉人民之积弊，改造封建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二、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改革户调制，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门阀地主，抑制了他们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招引广大劳动人民回到土地上来，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三、提倡鲜卑族接受汉文化，推动了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
第三节 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只是在西晋的太康时期，一度有所发展。此后经“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破坏，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北魏统一以后，社会比较稳定，情况稍有好转。孝文帝改革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
一、农业
1、生产技术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户调制以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这一情况更加明显。首先表现在开荒上面。在北魏前期，洛阳一带乃到黄河中流的广大地区，到处荒芜，人烟稀少。自孝文帝改革之后，许多过去逃亡异乡的汉族劳动人民相继回到这里，开荒种地，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粮食生产也在增加。内迁的鲜卑族劳动人民和其他族人民，逐渐减少乃至放弃以狩猎或畜牧为主的谋生之道。而转向农业生产，也在开荒种地，成为农民。
从现有资料来看，自三国时期直到北魏，虽然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可是农业生产技术还是在不断改进、提高、发展。例如牛耕技术，得到很大的推广。西自今新疆拜城、甘肃敦煌、嘉峪关、酒泉起，东到辽宁朝阳，在这广袤的边远地区，有很多刻绘着牛耕图的画砖、刻石或壁画被发现。使牛的形式多数为二牛抬杠，但用一牛的情况增多，铁农具使用的范围也有扩大，农具种类在增加，式样也有改进。主要农具有铁制犁、铲、锸、锄、镰等，其中的全铁曲柄锄增多了，这对于中耕、除草都很有利。农民们在生产中很注意深耕细作，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很关心时令，鉴别土壤，阳旱保墒，田间管理等。对于各种作物的选种、育种、栽培、积肥、施肥等技术，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或经验。
2、水利
自改革之后，水利事业也有恢复和发展。太和十二年（488年），冯太后和孝文帝下诏，指令长城沿边六镇和云中、河西、关内各郡，都要开种水田，并要通渠灌溉。不少地方官吏也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水利的兴修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两晋时期，各地有很多水碾、水磨和水碓。十六国混战时期，几乎破坏殆尽。这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粮食加工工具相继在洛阳和关中一带重新出现。仅洛阳城西的谷水沿岸就有水碾、水磨几十区。
3、畜牧业
畜牧业也有发展。牲畜的品种增多，饲养牲畜的经验比过去丰富，兽医学也有进步。《魏书·食货志》曰：孝文帝“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徒牧于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死无死伤也。“可见孝文帝在位期间，塞外的畜牧业及畜群已在向中原地区扩展或南移。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王湾的考古发掘中，在大约一千我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家畜的骨头，其中有一百五十个羊的个体，一百三十个马的个体，而猪的个体只有一百一十个。这一发现到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从家畜密度之高来看，说明了畜牧业是相当民展的；二、从羊、马、猪的比例来看，说明了塞外畜群南移是事实。这一情况也和孝文帝改革是分不开的。
六世纪初，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合计的人口多出一倍。人口数字这样的遽增，虽然和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等有关系，但也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关。
二、寺院地主庄园
1、寺院的发展
北魏建立以后，鲜卑贵族就注意利用宗教以麻痹人民，从而加强他们的统治，但种种宗教还不甚发展。可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各种宗教都在发展，而以佛教的发展最快。所以这样，和北魏统治者的提倡有密切的关系。在迁都洛阳的二十余年后，洛阳的佛寺多到五百余所，北魏全国佛寺增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所。到北魏末年，洛阳的佛寺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北魏全国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后来，北齐有寺院四万余所，僧尼一百余万人。北周有寺院一万余所，僧尼二百多万人。
2、寺院经济
每个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产业，主要是田地。田地的来源不外有三种途径：一为皇帝或官府的赏赐或拨给，二为贵族、官僚或富人的施舍，三为寺院的收购。如孝文帝在修建大中兴寺时，就赐给该寺稻田百余顷。《魏书、释老志》曰：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大部分寺院和地主庄园差不多。少数上层益尼同于大地主，一般僧众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整日从事于寺内的生产劳动和杂役，过着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较大的寺院都拥有较多的僧祗（qi其）户，僧祗户是由国家拨给的。在名义上，僧祗户属于国家管理寺院的总机构僧曹管辖，实际是归各寺院，成为寺院的农奴。寺院还拥有寺户（亦称佛图户），是由官府拨给的犯罪百姓或官奴充当。僧祗户和寺户都不再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不仅这样，有些自耕农或贫困农民为了逃避国家的赋役，甘愿投奔到寺院的荫庇之下，将田产献给寺院，自己则充当寺院子佃农。就这样，许多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劳动人手，并封锢山泽，成为寺院庄园地主。
这些寺院不仅驱使僧祗户、寺户、佃农从事农业生产，还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主要满足上层僧尼的生活需要，也解决寺院本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实是一个知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寺院经营高利贷的极多，寺院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是极其严重的。
三、手工业北魏自改革以后，手工业也由恢复而发展。主要手工业有治铁业、纺织业和制瓷器。
1、冶铁业
当时的冶铁技术有锻铁和铸铁。兵器、铁甲和车马具等，主要使用锻铁制造的。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时用锻铁制造的器物，其数量之多，技师之高，都超过了魏晋时期。铁制手工工具很多，也很进步，这是兴建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北魏在公元507-509年（正始五年—永平二年）进行的褒斜道工程，比魏晋时期进行的同一工程，在规模上要大得多，这与铁工具的大量使用有密切关系。这时，中国的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寺。属于北魏前期的最具有工表性的石窟寺有大同的云冈石窟。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有洛阳的龙门石窟。以云冈石窟为例，始凿约在公元460年（和平元年），止于494年（太和十八年），现存洞窟五十三个（主洞二十一个），造像五万一千余尊，最大的高达十七米。千万这样一些巨大的艺术宝库，高超的技术条件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铁工具的增多和进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时的铸铁技术也有进步，有的铁器错有金银饰，是精工制作的工艺品。
2、纺织业
北魏后期，纺织业亦有发展，主要是丝织技术有很大进步。绢的产量大增，绢价从北魏初年每匹千钱，降落到二、三百钱。在府库中积聚的绢帛之多，达到魏晋以来的最高数字。织有各处花纹的锦、绮和刺绣，都有新的特点。在吐鲁番发现的属于用波斯萨珊王朝的传统技法织成的纹锦，有在纬线上起花，在图案的联珠套环中织出成对的鸟兽、人物等花纹。可是也发现有用同样技法织成的纹锦，但却带有莲花“贵”、“同”字等。这显然是中国人用波斯技法织成的。这是中国和中、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
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满地施绣的佛说法图残片，是公元487年（太和十一年）在中原地区制作的。在残宽六〇到七〇厘米、残高四一厘米的画面上，绣有坐佛、立菩萨、男女供养人、多样的散花，还有一百五十四个字的发愿文，而且线条流利，还使用了前所未见的两三晕的配色技法，使画面接近于绘画。
3、制瓷业
北魏中后期，制瓷业有新的发展，工艺技术也有进步。在北魏中期，北方瓷器的形态和纹饰，多和长江流域的产品相类似主要是厚釉的表瓷器。此后，北方的制瓷业迅速发展，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不仅出现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青色釉，而且在青瓷基础上较成熟的烧造出黄釉、酱釉、褐釉等。器具的种类也增多了，出现了形态不同的罐、壶、瓶、盘等。高约七〇厘米的、仿金属器的饰有仰覆莲的六系青瓷尊，是当时中原地区青瓷的代表作。制瓷工艺已脱出了南方青瓷系统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对后来唐宋时期制瓷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这时北方的制瓷业不仅在技术上有进步，制瓷的地区也在扩大。从考古发掘来看，发现瓷器的墓葬，几乎遍布于今天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
四、商业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北方和商业也在恢复、发展。
1、洛阳的商业
北魏孝文帝自迁都洛阳以后，洛阳的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了，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
当时的洛阳有居民十万多户，城内外的居民区共有二百多个里（坊），多分行业或按身份分别居住。洛阳的市场很多，城西面的西阳门外，有“洛阳大市场预测，周回八里”，（《洛阳伽蓝记》卷四）是洛阳最大的市场。在大市之东有二里，名通商里和达货里，居住着手艺人和屠户、商贩等；市南有二里，名调音里和乐律里，居住着以奏乐、讴歌为生的人；市西有二里，名退酤里和治觞里，居民多以酿酒为业；市北有二里，名慈孝里和奉终里，居民多以出售棺椁或出租载运棺柩的车辆为业。此外，还有二里，名准财里和金肆里，是富人居住之处。《洛阳伽蓝记》卷四曰：“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每个里都有很多因从事工商业而发家致富的人。例如通商、达货二里，“资财巨万”者很多。其中最富的名刘宝，为经营商业，竟在各州郡都会之处都设有联络点，养有马匹，以便向他报告各地的物价信息。《洛阳伽蓝记》卷四曰：“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刘白堕以酿酒为业。他酿之酒，“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
达官贵人们都把这种酒当作贵重礼物赠与远方亲朋，“以其远到，号曰鹤殇，亦曰骑驴酒驴酒。” （《洛阳伽蓝记》卷四）
洛阳城南修有四夷馆，还有四个里。其中的金陵馆和归正里，主要是和来安排南朝人来归者居住的。燕然馆和归德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漠北民族来归者居住的。这里街道整齐“清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在洛水南有“四通市”，伊水和洛水的鱼，多在市上出卖。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以上均见《洛阳伽蓝记》卷三）的谚语。上述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的洛阳是很繁盛的。
2、国内商业
洛阳以外的北方各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商业也有发展。商业有官营和民营。官营盐、铁是专营性质，包括了生产和销售。北魏后期，在沧、瀛、幽、青四州境内，傍海取盐，每年收盐约二十一万斛。大部分冶铁业也掌握在官府手中。北魏王朝还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常平仓，丰年销售绢帛，收购粮食；荒年则压价出售粮食。这样以保持物价的稳定。这项制度在北齐和北周时，亦被采用。
民间出现了不少以贩卖为主的大小商人，主要经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北方和南方对峙的情况下，商业往来也在发展，主要是由民间商人进行的。
魏晋和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和地主庄园自然经济的发展，使商业处理萧条状态。即使有商品交换关系，也多以物易物，货币几乎停止使用。但自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尤其是孝文帝改革以后，商业有所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对货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青铜钱，于是，市场上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渐多，商业进一步发展。
3、海外贸易
北魏和朝鲜半岛诸国（高句丽,新罗、百济）、日本、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诸，都有商业往来，外国人来洛阳经商或居住的很多。洛阳城南的四夷馆中的扶桑馆和慕化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来自朝鲜半岛诸国的日本使者及商旅的。崦嵫（yan zi淹滋）馆和慕义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来自中亚、西亚诸国的使者和商旅的。
丝绸之路仍然是沟通中国和中、西亚的重要商道。我国的丝织品继续输出到西方，养蚕、缫丝和丝织技术也于这时传到西方。伊朗人很快地掌握了这种技术，并织出了具有民族色彩的“波斯锦”传到中国。解放以前和解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我国北方的新疆、青海、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发现了许多拜占庭的金币和伊朗人建立的萨珊王朝的银币，其中大量的是北魏时期传来的。这也反映了当时北魏与中、西亚的商业往来是密切的。
北魏和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及日本，都有使臣和商业往来。
第四节 北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
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病死，他的后继者的生活日益腐朽，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各地人民大起义。
一、起义北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社会比较稳定；鲜卑贵族在政治上多无所追求，在生活上却日益奢侈腐朽。特别是孝文帝死了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好游骋（cheng逞）苑囿”，“嬉戏无度”，“不亲视朝”。咸阳王元禧为宰相，家中有奴婢千余人，在许多地方置有田产和以经营盐、铁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高阳王元雍有“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梁纪》五《武帝天监十八年》）。元晖领右卫将军，卢昶为侍中，因都贪焚无厌，致有“饿虎将军，饥鹰侍中” （《魏书·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元晖传》）的绰号。贵族元诞为齐州刺史，大肆搜刮。别人说他“贪”，他还不以为然地说：“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 （《魏书·景穆十二王上。济阴王小新成传》附《元诞传》）吏部还公开卖官，大郡太守介绢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他大小官职都有定价。人们讥骂吏部为“市曹”。
在这样的一个腐朽反动的集团统治之下，政治日益黑暗，兵役、徭役、赋税有增无已。各地地主、寺院对广大劳动人民也进行残酷的剥削，人民的苦难不断加重。
孝文帝在位时期，各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他死以后，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散骑常事兼尚书卢昶说：“此皆由牧守令长多失其人……故士女呼嗟，相望于道路；守宰暴贪，风闻于魏阙。”（《魏书·卢昶传》）宣武帝正始三年（公元506年），秦州民王智等聚二千人起义，自号王公。旋又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众至十余万人。后虽被镇压下去，可是社会日益动荡不安，各地的农民或沙门起义风起云涌。
二、各族人民大起义
1、六镇起义
六镇是沿长城一线之北的六个军镇，自西而东，为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位置南北交错，是北魏为防御柔然筹漠北民族而设立的。镇将和镇兵都是鲜卑族人。另有镇民，为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以及内地因犯罪而发配北边的人等。
这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艰苦，镇兵和镇民又受镇将和各族豪酋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生活更加痛苦。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南侵，怀荒镇镇兵民缺少食粮，请求镇将开仓发粮，以便抵御柔然。镇将拒绝开仓，兵民异常愤怒，随聚众捕杀镇将，举行起义。次年春，沃野镇镇民、匈奴人也聚众杀镇将起义，其他各镇的兵、民纷起响应，一时北边都处于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形势之下。
北魏朝廷屡派军队前往镇压，都遭到失败。正光六年春，北魏统治者勾结柔然主阿那瓌（gui龟）联合镇压起义军。阿那瓌以十万大军进攻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战斗不利，率众渡过黄河南移，当时尚有众二十八万人。不幸为北魏军所截击，起义军大败，破六韩拔陵被杀，起义失败。
2、河北起义
破六韩拔陵失败以后，他的二十万兵民都成为北魏官府的俘虏，被官府分散安置到定（治今河北定县）、冀（治冀县）、瀛（治河间）三州就食。当时的河北连年遭受水旱之灾，人民四处逃散。这些被俘的兵民前来，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困难。于是，这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被俘兵民在上谷（治今怀来县大古城）起义，安州（治今隆化）一带戌兵两万多人和汉族人民群起响应。次年（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正月，大败北魏都督元谭于军都（今北京昌平西南）。四月，又大败魏军于蓟城（今北京市）之北，杀都督李琚。十一月，攻破幽州（治蓟城），逮捕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声威大振。
孝昌二年初，怀朔镇兵鲜于修礼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起义，六镇余众和汉族农民亦群起响应。北魏政府派大都督长孙稚和河间王元琛率兵镇压，起义军在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大败长孙稚军，声势日盛。八月，叛徒元洪业杀害了鲜于修礼，部将葛荣又杀死元洪业，率领部众继续战斗。九月，葛荣在博野（今河北蠡县）大败北魏军，杀章武王元融。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这时，杜洛周和葛荣两支起义军所向皆披靡，攻克了许多州郡，北魏将军、刺史、守令等被逮被杀的很多。河北的广大地区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
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怀朔镇将出身的葛荣怀着个人的政治野心杀害了本洛周，吞并了杜洛周的部众，千万起义军内部的严重不团结，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八月，葛荣率军围攻相州（治今河北临漳西南）。九月，葛荣与北魏柱国大将军尔朱荣军战于滏口（今磁县西北），失败被俘，在洛阳就义。他的余部在韩楼的率领下，占扰幽州。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九月，韩楼战败被杀，河北起义到此失败。
3、山东起义
在河北大起义期间，河北地区约有二十多万汉族流民逃到了青州（治今山东益都）一带，他们生活无着，饱受当地的官僚、地主的欺凌。公元528年（孝庄帝建义元年）六月，邢杲领导河北流民在北海（治今潍坊市西南）起义，山东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部众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邢杲自称汉王。邢杲是河间（治今河北献县）大地主，曾任北魏幽州北平府主簿，家有部曲。在河北时，曾率部曲抗拒杜洛周、葛荣等部起义军，后随流民到青州。他起义后，曾攻占光州（治今山东掖县）等地。次年，为北魏上党王、大将军元天穆所败，邢杲投降，在洛阳被杀。起义失败。
4、关陇起义
六镇起义不久，关陇地区也发生了各族人民大起义。这里的起义军主要有两支，一由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刺勒族酋长胡琛率领，一由原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城兵、羌人莫折大提率领。
胡琛是响应破六韩拔陵起兵的，自称高平王，遣军进攻豳（治今宁县）、夏（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北华（治今陕西黄陵县西南）三州。他死后，部众由万俟（mo qi末其）丑奴率领。丑奴为鲜卑族人（亦说匈奴别部）。他攻占魏的东秦州，复围攻岐州（治今凤翔），自称天子。这时，葛荣部起义军已为尔失荣击溃。尔失荣命其从子尔失天光率军到关陇。公元530年（孝庄帝永安三年），丑奴为天光击败被俘，在洛阳就义。
莫折大提起兵后，自称秦王。他派兵攻破高平镇，杀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不久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战斗。念生自称天子，国号秦。在攻占岐州时，杀北魏都督元志和岐州刺史裴芬之等。公元527年正月，又攻下泾（治今甘肃泾川北）、凉（治今武威）等州，一度攻占潼关，威胁洛阳。这年九月，念生为叛徒所杀，所部并入万俟丑奴的领导下。又继续战斗了三年，最后失败。
大起义的历史意义：北魏末年，各地人民大起义是鲜卑、汉族、匈、奴、敕勒（亦称铁勒）、高车、氐、羌各族兵、民反对北魏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阶级的斗争。在这次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统治集团内部混乱，并发生了残酷地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孝明帝武泰元年，战争方炽，胡太后毒死了已子孝明帝元诩（xu 许），另立宗室三岁小儿元钊为帝，自掌大权。尔失荣以为孝明帝报仇为借口，率兵南渡黄河，进攻洛阳。将胡太后和元钊小皇帝一并投入黄河溺死，又杀王公卿士一千三百余人。这就是“河阴之变”。另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孝庄帝杀尔朱荣，尔朱荣之侄尔朱兆又杀孝庄帝，另立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此后，统治集团的火并，更加激烈。使北魏政权进一步丧失了统治力量，几乎近于崩溃。这次起义也沉重打击了各族的豪酋和汉族地主，调整了土地占有情况对北方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过程起了促进的作用。
第五节 东魏、北齐 西魏、北周
当北魏统治集团在洛阳城内互相残杀之时，在河北的高欢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高欢原籍渤海郡蓨（tiao 挑）县（今河北景县），世居怀朔镇，为兵户，是鲜卑化的汉人。六镇起义时，他曾在杜洛周部，后归葛荣。 以后又叛降尔朱荣，甚得尔朱荣的信任。尔荣荣死后，尔朱氏族人立元恭为帝。高欢于普泰二年（532年）四月，打败尔朱氏，进入洛阳，杀节闵帝元恭，另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欢自为大丞相，总揽大权，孝武帝是个傀儡。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逃向关中，投靠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两国。
一、东魏 北齐
1、东魏
高欢立元善见时，元善见只有十一岁。不久自洛阳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史称东魏，控制洛阳以东的疆土，由高欢掌大权。
东魏时期，在长期战乱之后，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仍很紧张。高欢一再设法调和这种关系。他对“诸勋贵掠夺百姓者”采取宥容的态度。他说：“诸勋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常人也！”又经常向将吏卒士们讲缓和民族矛盾的话。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以上均见《资治通鉴·梁纪·武帝大同三年》这些作法在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调和民族关系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宇文泰的部将宇文深说：“高欢之抚河北，甚得众心。”高欢执政十六年，于公元550年病死，其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而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也称高齐。
2、北齐
北齐在政治上主要依靠鲜搬运贵族和鲜搬运化的汉人进行统治。汉族土族在人民大起义期间和河阴之变时，都受到沉重打击；在东魏和北齐时期，在政治上又受到一定的排挤，所以渐趋没落。
北齐在河清三年（564年），再次颁行均田令。均田制基本上和北魏的相同。均田令规定：“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授田数较北魏加倍。是为了休耕。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规定用来种植桑、榆、枣树等，不在还受之限。逐民授田只限于此数；可是又规定：“奴婢依良人”，“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到庶人，限止六十人。”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贵族、官僚、地主们仅以奴婢之名合法领受的田地，其数量已极大了。如奴婢男女各半，多者可领受一万八千亩，少者可领受三千六百亩。这样，田地不但未得均，反而首先要满足贵族、官僚、地主们的田地需要。所以必然出现“强弱相凌，侍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公元550年，高洋死，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长期激烈的权力之争，政治黑暗，赋税徭役一再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也很严重。公元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出兵北齐，俘齐帝高纬，北齐亡。
二、西魏 北周
1、西魏
北魏孝武帝于公元534年逃到关中，投靠宇文泰。
宇文泰，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人，鲜卑族。河北大起义时，他曾先后参加了鲜于修礼和葛荣部起义军。葛荣失败后，他投降尔失荣，并在尔朱军中参加参中加镇压关陇起义军，其职位不断提高。到孝武帝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他全部控制了关陇地区。孝武帝于次年七月到长安。他于十二月毒杀孝武帝，另立宗室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以长安为都城，史称西魏，控制了洛阳以西地区。宇文泰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掌大权。
宇文泰的统治集团的骨干，都是武川镇的中下级军官出身，他又拉拢关陇、河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并得到他们的拥护。所以统治比较稳定。他以鲜卑族原有的部落兵制为基础，建立府兵制。共有二十四军，分别由六柱国率领，总统于宇文泰。军士另立户籍，与民户有别，公元553年，西魏攻巴蜀。554年，又攻破江陵，杀梁元帝萧绎，立萧祭（cha 察）为帝，史称后梁，都于江陵。这时西魏的疆土已扩展到今四川、湖北一带。
公元556年，宇文泰死，其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称天王，国号周，史称北周，亦称宇文周。
2、北周
宇文觉即帝位不久，为其堂名子宇文护杀死。公元560年，宇文邕为帝，是为武帝，字文护仍掌大权。572年，宇文邕杀宇文护，亲自掌权。
周武帝是一个有才能的皇帝，他掌权后，做了许多改革，如整顿吏治，释放奴婢，严惩隐瞒田地、户口的官僚、地主，注意民展农业生产，加强中央集权、积极训练军队，他还发动对佛、道二教的打击，烧毁大量佛像和佛经，强制三百余万僧尼还俗，寺院占有的大量田地被没收，寺院原占有的大量人口要向国爱纳税服役。周武帝的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北周的人力、财力和军力。
公元577年（建德六年），北周出兵灭北齐。到此，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的上游，都由北周统一了。
3、杨坚代周
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后，次年病死，太子宇文斌（yan 晕）即位，是为宣帝，时年二十岁。宣帝骄横狂妄，荒淫无度，重用亲信，大杀异已。搜天下美女充实后宫，整日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他于即位之次年，就传位给七岁的儿子宇文阐（产），自为太上皇帝，称天元皇帝；又次年即病死。宇文阐继位，宣帝皇后之父杨坚以假黄钺、左大丞相，总理朝政。
杨坚祖上为弘农杨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后居武川镇，累世有功于北魏王朝。其父杨忠在西魏时，屡有战功，赐姓普六茹氏。北周代魏，进位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杨坚以父功，十五岁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后袭余封随国公。在灭齐时，立有大功。坚之妻为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坚之长女为宣帝之皇后。所以坚在宣帝时，已官高权大，“位望益隆”（《隋书·高祖记》。
宇文阐即位，是为静帝。杨坚辅政，引起了宇文氏贵族和皇亲国戚的疑忌。大象二年（580年）六月，相州（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总管尉迟迥（宇文泰之外甥）首先举兵发难，旬日之间，众到十余万人。郧州（治今四川成都）总管王廉等相继响应，“半天之下，汹汹鼎沸。”（《隋书·高祖纪》）可是杨坚亦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他一面废除宣帝时的“刑政苛酷，群心崩骇” （《隋书·高祖纪》的事项，改行惠政，减轻赋税，解放奴婢，开放鱼池山泽之禁，任民樵采捕捞，深得人民拥护；一面出兵，对反叛势进行坚决打击。八月，尉迟迥退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因兵败而投降南方的陈朝，王廉于十月兵败被杀。至此，一场全国性叛乱被平定下来。
这时，周取消左、右丞相之制，以杨坚为大丞相，又加大冢宰号。十二月，进爵为王，以十郡为国。次年（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为相国，封国二十郡。不久，杨坚废静废，自立为帝，是为文帝，国号隋（原封随国公，称帝时，以随从走，鉴于周,齐奔走不宁不宁，因去走为隋），改元开皇，仍都长安，称大兴城。从此，中国的北方结束北朝的历史，进入隋朝统治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虽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争也比较多，但就全国范围来说，社会经济还是在缓慢发展的；尤其是南方，更是这样。这一时期的文化，在两汉文化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
一、哲学、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两大派，一为以“玄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一为以“神灭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
1、玄学
玄学主要盛行于魏晋时期的士人中，是以道家唯心主义理论解释儒家经曲《易》为中心而形成的思想流派。“玄”是幽远之意。《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无”是玄学的核学。这就是所谓的“贵无”思想。当时玄学所谈，主要是《老子》、《庄子》和《易》，所谓“三玄”。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西汉武帝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今文经学派走向迂腐没落，有些士人对于这套理论、观点已厌倦，要求用“新”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社会或历史现象。二是社会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在政治上，自东汉末到魏、晋，宦官与曹氏、司马氏相继专权，一般士人上进无路，且时有生命之虞，因之不少人的思想消极，倾向于“玄虚淡泊，与道逍遥。”
清谈玄学之风，始于曹魏正始时期（公元240-249年）。当时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何晏著《无名论》，详细地说明了他的有关“无”的思想，即所谓“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 （《列子·仲尼篇》张湛注引何晏《无名论》）王弼撰《周易注》和《老子注》等。他也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邢昺《论语正义·述而篇》疏引王弼《论语释疑》。）他们认为：道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也就是“无”的别称。“无”是神秘的，不具有物质属性。而“有”却是从“无”产生出来的。
稍晚于何晏、王弼的清谈玄学的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所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为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威咸、王戎，尝为竹林之游，世称之为“竹林七贤）。他们反对司马氏专权，经常遭受迫害。于是在思想和生活方面，采取了崇尚自然，反对名教；放荡不羁，使酒任性的态度。在政治上崇尚无为，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甚至主张“无君”、“无臣”。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阮籍《大人先生传》）这一思想与崇尚自然是一致的。
2、无君论
两晋之际，鲍敬言继承了阮籍、嵇康的“无君”思想加以发展，著《无君论》，系统地提出了“无君”的主张。他的中心思想是“古者无君，胜于今世。”（《抱补子·外篇·诘鲍》卷四八）
鲍敬言的《无君论》反映了他对现实不足的思想，揭露谴责了魏晋以来的政治黑暗、战争残酷、统治阶级奢侈腐朽、瓷情享乐的情况。他反对儒家的“天生丞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的理论。
3、范缜与《神灭论,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受玄学和宗教发展的影响，鬼、神等迷信思想很严重。因为之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很激烈。
范缜，字子真，原籍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少时孤贫，学习刻苦。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官。他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对佛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南齐时，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揽宾客。萧子良笃信佛教，范缜在西邸与之发生了激烈争论。《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曰：“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指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烘溷（hun 混）之侧。堕菌席者，殿下（子良）是也；落烘溷者，下官（范缜）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范缜很明确地说明了人生富贵、贫贱的偶然性，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
范缜又著《神灭论》，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观点。据说：“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当时萧子良用“中书郎”一官引诱他，让他放弃“神灭论”的观点。他回答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南史·范支传》附《范缜传》)范缜为维护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强不屈的斗争。
范缜在《神灭论》中论证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他认为神与形是两上概念，但却是结合在一起的，形是第一性的，神则是由形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他又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神之于抽，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存”？(《梁书·儒林列传·范缜传》)范缜用刀与利的关系比喻形与神的关系，指明了精神对物质之依赖性，这在当时的唯物主义理论上是一大进步，有力地批判了精神不灭的思想。
4、佛教
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又发生了永嘉时期及以后的民族仇杀，许多士族、文人死离逃散，玄学受到重大的打击。南北各族统治者亦都为他们的兴亡无掌的命运而提忧，在设法巩固他们的统治。各族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为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战争所苦，亦想将自己的希望有所寄托。于是佛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南方和北方都获得迅速的发展。
当时，西域的许多僧人东来传教，中国人支求法的也不少。后赵时，龟兹僧人佛图澄很为石勒、石虎所敬重，尊为“大和尚”，利用他传播佛教，以加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统治。佛图澄前后有门徒将近万人，所到州郡，兴立佛寺共有八百九十三所。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博学多识，对佛教经典很有研究。他起初在北方传教。后赵末年，中原大乱，他到东晋的襄阳传教，以后又移居长安。他在襄阳时，为佛教僧徒制定了“戒律”三条；在襄阳和长安时，又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工作，这两项事对于当时 和后代的佛教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道安的弟子慧远为东晋某种名僧人，在访山东林寺建“莲社”（亦称“白莲社”），宣扬死后可“往生”西方“净土”的说法，后世净土宗人尊之为初祖。
龟兹僧人鸠摩罗什于后秦时到长安传教，译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的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等。
自中国西支求法的有东晋僧人法显。法显本性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从长安西行，自海上归来，前后共十四年，历访三十余国，携回很多梵本佛经。归国后在建康译经。又撰《佛国记》，亦名《法显传》，记录他的旅行见闻。是研究五世纪初期亚洲佛教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中外交通史和南亚各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佛教的传布对于麻醉劳动人民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对于统治阶级是有利的。但佛教的发展和寺院的增多，尤其是寺院拥有各种特权以及兼并土地、隐瞒户口等情况对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都很不利。因此，封建国家与寺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曾下令焚经毁像，坑杀沙门（僧人），或迫其还俗，这是对佛教的两次沉重打击。
5、道教
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战的状态，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道教亦有发展。但开始分为两派，一为祈祷派，在农民群众中传布，以符水治病，叩头思过，属于秘密结社性质。一为炼丹派，主要为士人信奉，讲求炼丹、辟谷、导引之术，以求延年益寿。这一派多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生活需要服务。
辟谷、导引，道家修炼之术，辟谷，即不食五谷。导引，原为健身术，道家采用之。
葛洪是炼丹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为三国吴时官僚之后。他在少年时代，读过儒家经曲。西晋末年，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东晋初，封为关内侯。后退居罗浮山（今广东增城东）炼丹，归宗于道家。他撰写了许我有关儒、道以及医药方面的著作。其中的《抱朴子》一书，内篇二十卷，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为道家思想。外篇五十卷，是政论性著作，为儒家思想。葛洪反对祈祷派道教，攻击张角等；把道教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成为地主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
寇谦也是炼丹派一个代表人物，为北魏前期人。原奉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后为了适合拓跋氏统治的需要，伪造道教经典，声称“清整道教，除支三和（张修、张衡、张鲁）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魏书·释老志》。服食，道家修炼之术。通过呼吸，可以服食“日精月华”。闭练，辟谷、炼丹。闭，或谓“闭房”）他得到太武帝拓跋焘的支持和扶植，在魏都平城建立天师道场，称为“新天师道”。
二、文学 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和艺术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所以这样，是和当时的时代特点分不开的。
1、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年）是东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的文学很盛，史称建安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讲座们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以当时社会的战乱、人民的颠沛流离为题材进行创作，许多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要求。建安诗人的代表有曹操父子、建安七子（建安七子是孔融、阮禹、陈琳、王粲、徐干、应瑒）和刘桢和蔡琰等。
曹操是三国时期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第一流的诗人。文献记载，他“登高必赋”，他的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从现在保留下来的他的少数诗篇可以看出，他的诗苍凉雄健，才气纵横。五言诗中某种名的有《蒿里行》，是描述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连年兵甲不解、生灵涂炭的情况。有诗名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四言诗中著名的《步出夏门行》，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击乌桓时之作。诗分五部分，最前是“艳”，下为《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四章。《龟虽寿》有名句曰：“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短歌行》亦名《对酒当歌》，有名句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不归心。”这些诗句多借乐府旧题，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气势雄伟，慷慨悲凉，为传世名作。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后代汉为皇帝，是为魏文帝。他的文学成就也很高。所作诗的内容以反映贵族生活和感情为主，形式则颇受民歌的影响。他的名作之一《燕歌行》，是诗歌句法的一种创新，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有名句曰：“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反映了徭役征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他的乐府《上留田行》，揭露了富人和穷人生活的悬殊。不过他把此归之于“天命”，这是错误的。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曹丕的同母弟。“年十余岁育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三国志·魏书·陈王植传”》诗歌以五言为主，词采华茂。曹操在世时，他以才学受到曹操的崇爱。他这时的诗歌以表现其政治抱负和描写贵族游乐生活为主，也有反映当时割据混战、社会残破、人民苦难的诗篇。如《送应氏》曰：“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描写了洛阳在董卓之乱以后的残破景象。曹丕即帝位后，对曹植一直猜忌，并严加监视。使曹植长期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这时期的诗歌则充满了苦闷、消极思想。如他的《野田黄雀行》曰：“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诗歌表达了幻想逃出困境，获得自由的渴望心情。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幕僚。他的名作《七哀诗·西京乱无象》描写了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催、郭汜在长安互相攻杀焚掠造成的悲惨景象。诗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博学多才，通晓音律。初嫁卫仲道，夫死，又归母家。董卓之乱时，被掳入匈奴，嫁左贤王。居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与蔡邕有旧交，以金璧将文姬赎归，再嫁董祀。她有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章，五言体尤著名。全长一百零八句，倾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痛苦。如“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等句，揭露了董卓诱使匈奴和羌贵族残杀汉族人民的罪恶行径。《悲愤诗》还描述了她热爱故国但却要与两个孩子永别的悉苦心情。如说：“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已。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乘隔，不忍与之辞。” （《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蔡琰传》）
2、田园、山水诗
东晋时期，田园诗产生并有发展。陶渊明的作品是田园诗的代表。
陶渊明名潜，东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少年时代，家道衰微。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任彭泽（今江西湖口东南）令，因不肯“折腰”迎接郡里来的督邮，自动解职回家，从此过着田园生活，直到病死。
陶渊明对土族地主把持政权政使政治黑暗的情况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思想感情倾注于田无生活上。他满意于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又能读书写诗。如他在《归去来辞》中所说的：“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代表作有《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归田园居》的五首之一曰：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支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歌表达了他不随俗浮沉，不追逐名利；而是从内心喜爱他那幽闲恬静的田园生活。他的这种思想到晚年更有发展。他不满意当时的剥削无限度、征战无宁日的社会，幻想进入一个人人自食其力，无剥削，无压迫，平等、安乐、幸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无）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桃花源诗》）
山水诗派的开创者是谢灵运。他是谢玄之孙，曾任宋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他与陶渊明不同，是世家大族之冠，又身居高位。他描写山水，着意于欣赏刻画，注重词藻。即《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的：“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谢灵运所写，主要是会稽、永嘉、庐山等地的山水名胜，亦有他的地主庄园。如《山居赋》，就是描写他的山庄景物之美的。
3、民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相当发展，出了许多传世之作。建安时期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全诗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七百余字。是描述庐江（今安徽潜山）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的悲剧。他们夫妻的感情本来很好，可是焦母对兰芝百般虐待，并把兰芝赶回娘家。兰芝被迫投水自杀，焦仲卿亦自缢而死。诗歌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兰芝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之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有此名。
魏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对立的状态。民歌的发展也就带有地区特点。南方的民歌有吴歌和西曲之分。吴歌为建康一带的民歌，西曲为郢、荆、樊、邓一带的民歌。吴歌和西曲多以表述情爱为主要内容，以婉转缠绵为其特色。北曲包括了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吐谷浑、步落稽（即稽胡，分布于今山西、陕西北部山区，亦名山胡）等族的民歌，汉族亦有不少优秀之作。多以反映社会情况、北国风光为主要内容，以慷慨爽朗为其特色。著名的《敕勒歌》原为一首鲜卑语诗歌。在高欢为西魏击败时，他曾命敕敕族人斛律金唱此歌以激励士气，高欢亦同时合唱。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乐府诗集》卷八六《敕勒歌》）描写了北方草原花茫无际的景色，气势豪放。
《木兰诗》大约写成于北朝后期，是汉族民歌。长三百余字，内容是描述一个少女木兰代父从军、胜利归来的故事，表达了劳动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强暴，不慕名利，淳朴贞洁的思想感情。词句通俗叙事清晰，脍灸人口。
4、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成长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在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形成的。其内容包括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代表作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刘勰的《文心雕龙》。
《典论》共五卷，已佚，现有辑本。《论文》是其中的一篇。《论文》指出，诗文的基本任务相同，但表现形式则有差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曰：“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反对“各以所，相轻所短”的“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主张“文以气为主”，“气”是指作家的个性特点。又提倡作品有不同风格，不要千篇一律。
刘勰，南朝齐、梁时人，所撰《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十卷五十篇。他在研究了历代各家作品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文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各类作品的特征和历史演变，有关创作、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文与质的关系等。他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不应当片面地追求形式。他还认为文学的发展受社会情况及其发展的制约。他在《时序篇》中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对于许多作家和作品的优劣工拙进行了评论。《文心雕龙》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把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
南朝梁人钟嵘撰〈诗品〉三卷，选择自汉到梁时部分诗人及其作品，进行评论。他批评了片面追求声律及以用典为贵的风气，亦反对玄学对诗歌的影响，主张作品要古朴自然，不要“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5、石窟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很发展，其中的石窟寺艺术是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
我国的石窟寺的开凿是随着佛教传布的方向亦由西而东、则北而南的。最早的石窟寺开凿于新疆，以拜城县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现存洞窟二百三十六个，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后历经隋唐郅元代，均有修建。现存有雕塑和壁画作品的共四百九十二窟，其中属于前秦到北朝的有二十多窟。此外，甘肃还有不少属于这一时期的石窟。例如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为西秦建弘年间（公元五世纪初）开凿的；天水的麦积山石窟，是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开凿的。
东方最早的石窟是山西大同武周山的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即位（兴安元年，公元452年）之时，主要的洞窟大都开凿于和平元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60-494年）之间。大同时称平城，为北魏的国都。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又开始在洛阳城南的龙门凿窟造像。龙门石窟现存一千三百五十二个，造像九万七千余尊，约有三分之一的洞窟为北魏时所开。
石窟寺是一种佛教寺庙的建筑形式，起初是以洞窟为主，后来出现了露天摩崖造像。石像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大型佛像神态肃穆安详，虽静欲动。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高达十七米。窟壁多饰以浮雕，有小型佛像，佛教故事，还有礼佛图像等。图像个个姿态逼真，场面生动。帝、后礼佛图是凿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的左右两旁，描绘北魏孝文帝与皇后礼佛时的情景。构图精致，刀法娴熟，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名作。石窟寺雕刻的风格是在继承了汉代石刻艺术的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中亚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为古希腊文化与佛教结合而形成的一种佛教艺术，约形成于公元前二、三世纪。）特点而形成的。每座石窟寺都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在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6、绘画、书法 东晋南朝时期有三大画家，即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萧梁的张僧繇。顾恺之善画人物，注意点睛传神。他的名作有《女史箴图》，经唐人临摹，为传世珍品。一九OO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将这张画抢走，现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陆探微擅画人物，造型有“秀骨清像”之评。与顾恺之并称“顾陆”。张僧繇亦善画人物，尤善绘佛像，兼工画龙。相传有画龙点睛、破璧飞去的神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很多，其中以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最著名。羲之曾从师多人，后博采众长，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妍美流便我的新体。后人称之为“书圣”。其书法真迹已无存，唐人双钩廓填的行书《姨母》、《丧乱》等帖，犹可传真。其子王献之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齐名，被称为“小圣”。
二、史学 地理学
1、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很发展，官家很重视修史，私家修中之风也很盛。最著名的史学著作，正史有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等。
《后汉书》是在前人所修的几家“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为东汉二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等。原书为九十卷，只有纪、传、无表、志。萧梁时，刘昭把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的八志收入，并为作注，分成三卷。到北宋时，合刊为一书，成为今本，共一百二十卷。为研究东汉史的重要资料。
《三国志》是一部记述三国时期近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分为魏、蜀、吴三部，共六十五卷，取材较精，文字简练；但无表、志。南朝刘宋时，裴松之作注。博引群书一百四十余种，注文多出本文数倍，保存了大量的史料。此书是研究三国史的重要资料。
《宋书》为南朝梁时沈约撰，是一部记述刘宋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中载录诏令章奏甚多，保存了若干资料。“八志”概述先秦两汉以来的某些典章制度及其变化，补充了《三国志》无志的缺陷。可是无“食货”、“艺文”等志。原书传到北宋时，已有散失，后人取李延寿的《南史》等补入。
《齐书》亦名《南齐书》，为南朝梁时萧子显撰，亦为纪传体断代史，共六十卷，今本佚序录一卷。有志无表，志亦缺“食货”、“刑法”、“艺文”等。《魏书》为北齐魏收撰，为纪传体北魏史，史一百三十卷。本书十志中有《释老志》，为考证宗教源流的重要资料。《官氏志》叙述门阀豪族势力，《食货志》叙述北魏的经济制度，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正史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史书，有东晋袁宏撰的《后汉纪》三十卷，是依据《东观汉记》等史书及其他史料编成，考订、剪裁都较精密。东晋常璩撰的《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期间巴、蜀地区的史事。是研究四川及西南少数民族史地的重要资料。北魏杨玄之撰的《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及四门之外五篇，详细地记述了城内外著名伽蓝（佛寺）的结构、古迹、工商业、历史等情况。文字简洁，描述细致，史料价值极高。南朝梁时慧皎撰的《高僧传》十三卷，附录一卷。所记僧人从东汉到梁共计二百五十七人，附见的有二百余人，是研究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2、地理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在两汉地理学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除正史中的地志之外，专门记述州郡地理、名山大川、地方风物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为郦道元撰的《水经注》。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历任北魏的太守、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水经》为东汉桑钦撰，记载全国水道一百三十七条，每条水撰为一篇，记其源流和所经地方。郦道元为之作注，作了二十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自成巨著。全书以《水经》所记水道为纲，补以枝流小水共一千二百五十二条，逐一探求源流，述其变迁，又详记所经地区、山陵、原隰（xi 席）、城邑、关津的地理、历史情况，以及名胜古迹等，对有关史事多所考证。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的地理名著。文笔生动流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西晋裴秀是一位地图学家，绘有《禹贡地域图》（即历史地图）和《地形方丈图》（即晋代地图）。他还总结前人的制图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即绘地图的比例尺、方位、距离等六项重要技术。这些原则直到明末，一直为我国制图者所遵循。
四、科学技术
1、数学
魏晋时期，最有成就的数学家是刘徽，他于魏景元四年（263年）撰成《九章算术注》九卷和《重差》（《海岛算经》）一卷，提出了很多创见。《九章算术》中的圆面积的量法仍为“周三径一”，是很不精确的。东汉的张衡已推算出 =730/232=3.1466。刘徽用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增加到内接正192边形，推算出Л=3.1416，把圆周率求到小数点后第四位。
南朝宋时的大数学家祖冲之进一步求出圆周率Л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两个值之间，并提出了 的约率22/7和密率355/113。这个密率值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祖冲之编制的《大明历》，规定一年为365.2428天，这个数据比当时其他一些历法更为准确，是我国宋代《统天历》（公元1199年）以前最好的一个数据。《大明历》的编制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革。
2、医学
西晋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是王叔和。他曾任太医令，精于医学。重视诊脉。他收集整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书，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使这部重要的医学文献得以保存，并成为后代从医者的经典。他又收辑前代诊脉文献，结合自已的体会，编成《脉经》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当时有许多僧、道研究医理、方剂。两晋之际的炼丹术士葛洪撰《金匮药方》一百卷，另有简约本《肘后救卒方》（亦称《肘后备急方》）三卷。南朝齐、梁时的道士陶弘景修补《肘后备急方》，称《补阙肘后百一方》。他又撰《本草经集注》，分为七卷，著录药物七百三十种，首创以玉石、草木、虫、辣、果、菜、米食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3、农学 贾思勰是北魏时期的农学家，曾任高阳郡（今山东高阳）太守。他平时关心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他从文献中搜集了许我古代和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知识，又记问老农，撰成《齐民要术》一书。全书分为十卷，共九十二篇，分别论述各种农作物、疏菜、果树、竹木的栽培和育种，家畜家禽的饲养，农产品加工及副业等。他在《自序》中说：“起自农耕，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著作。
第九章 参考书（三）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五章第二节。
2、张传玺、张仁忠《中国古代史辅导讲座》第十三讲《十六国和北朝》。
3、王朝中、李世愉等《中国古代史学习入门九讲》第四讲《魏晋南北朝》。（选读）
4、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
5、《北史·崔宏传》附《崔浩传》。
6、《北齐书·崔暹传》。
7、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恩列斯论民族问题》一、二中的有关部分。
8、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五章第四节。
9、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肆]五。（选读）。
10、《南史·范云传》附《范缜传》。
第十章 隋唐五代多民族国家的兴衰
（581——959年）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政治兴衰
一、隋朝的建立和隋初政治创立隋朝的杨坚家族出身武川镇（今内蒙境），其父杨忠为北周八大柱国、十二大将军之一，封“随国公”。杨坚袭爵，并以周宣帝皇后之父身份掌权。宣帝死后8岁的静帝继位，母后（杨坚之女）辅政，实权归杨坚，称“大丞相总知中外兵马事”。
公元581年，废（害死？）静帝自立，杨坚称帝。因“随国公称隋朝，仍都长安，改元天宝。
尔后用4年时间统一全国：杨素率军平江南陈朝，又灭江陵省祭（察）后梁；岭南属陈朝的高梁太宗冯宝夫人洗氏归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说：“得国之易，无有如杨坚者”。隋初整顿各种制度，使汉魏以来的杂乱制度结束。
1、官制。在北周官制基础上调改。
中央三师（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宝）、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功臣、世家的名誉虚衔，位高俸多不掌实权。
五省是实际办事机构。秘书省事务少，内待省主管宫廷事务和宦官；真正负责的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
内史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辖吏、礼、兵、度支（民）、都官（刑）、工“六部”办具体事务。
二台（御史、教水）、十一寺、二府，不是主体机构。
地方行政为两级制，初为州县，炀帝时改郡县。最盛时全国辖190郡，1255（3？）县。
2、兵制。沿用北周府兵制，均田制下男子皆兵。隋初军士自立军籍，不久兵农合一，“凡是军人，可悉属郡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隋书·高祖纪）。原北齐“坊兵制”系职业兵，靠军饷过活，隋文帝取缔，将其纳入府兵系统了。
3、刑律。减少酷刑，“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由苏威、牛弘改定《开皇律》十二卷500条（已佚，内容见后《唐律》处）。中央大理寺负责审理全国死囚案件。
4、创立科举。通过文化考试选官，由出身转向个人才华。初行“九品中正制”，每州岁贡三人，以“文章华美”为标准，后又以“先行修谨”（德）、“清平干济”（才）二科举人。由于不放心各州推荐上来的人而进行考核，引发了科举考试。继而很快发展为不再推荐，完全凭考试选官了。
5、开皇之治。文帝在位时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如改汉姓，即改当年宇文泰所赐蕃姓，他自己从“普天茹”改姓杨，以恢复汉文化传统。他为女尼智仙庇养，称皇后在各地普建大兴国寺，以至于废学兴佛。且躬行节俭，吏治肃清，天下无事，人称“开皇之治”。
文帝用人方面有失误。对山东士族既用又防，罢、贬杀很多，鲜有终其天命者。增加了离心因素。选嗣子时，初立杨勇，杨广封晋王，杨勇性奢侈，且多违制被废，改立杨广。后来文帝病中恢复立杨勇，被杨广谋杀，并矫诏赐死杨勇，继帝位，改元大业。是为炀帝。
二、炀帝暴政和隋朝的灭亡炀帝性情外向，“好为吴语”，崇尚江南风俗，当时习俗南文北武，与关中出身的军事贵族不同，总与关中官僚、将士发生矛盾。
炀帝自继位当年始，于605、610、616年三游江都，其间还北巡长城、已造张掖。在位十四年，居京师不足一年，最后被弑仍在江都。
在二、三次游江都之间还三次征伐高丽，高丽在开皇十八年曾侵犯辽西，炀帝令其王高元入朝不从，遂伐之。前两次失败而返，最后一次高丽求和，方停止讨伐。
与之同时还营建东都洛阳、修筑长城、徭役大增，甚至役及妇人。
炀帝性喜夸耀，奢移，以丝帛缠树向西域夸富。高颖等人谏止被杀，众人不敢言。
结果民不聊生，田园荒芜。导致动乱，兵变与农民起义交织并发。
王薄，611年，长白山（山东章丘），“无向辽东浪死歌”，以反兵役为号召，自称“知世郎”。
杨玄感起事。伐高丽时在河南督运军粮。见各地反抗，趁机起兵夺帝位。攻洛阳不下，炀帝从高丽前线调兵镇压，兵败自杀。
当时义军，兵变多达百余支，主要有三支：
瓦岗军。河南滑县，翟让发动，李密参与（原为关陇贵族）。打兴洛仓，攻洛阳，“河南郡县为之丧气”（通鉴183），翟让绿林出身，不放心李密，李密生下手毒死翟让。
河北窦建德。漳南（今山东武戌人），伐高丽时为“二百人长”。同乡孙安祖杀县官藏匿其家，孙占山为王，窦被官府棣连，参与义军。曾在洺州（今永年）建夏国称帝王。攻克了河北大部州县。
江淮杜伏威、辅公袥。二人被地方官迫害。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起义。直至东南，占据丹阳（今南京一带）。
三路义军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了江都炀帝。炀帝初在洛阳，义军烽起时去江都，昼夜难眠，“好头颅，谁当斫之？”后想迁都丹阳，令民修建，激起反抗。从关中跟来的军人思归乡里，屯卫将宇文化及率人杀入宫中，缢死炀帝。隋朝名存实亡。
留守洛阳的王世充立杨侗，改元皇泰。李密归附之。王世充废皇帝自立，李密又投奔军将李渊。窦建德也曾投奔皇泰帝。杜伏威也向皇泰帝上表称臣。结果李密被李渊杀，窦、杜被镇压。
三、唐朝的建立
1、李唐的先世与晋阳起兵李唐祖上原籍赵郡（今高邑西），属山东望族的一支。李渊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封唐国公。宇文泰搞“关中本位政策”，将关中作为华夏的源头，以抵挡江南、中原文化，故将西迁功臣的籍贯都改成了陇西、关中，李氏才称祖籍武川（今内蒙武川）了。
从母系看，李氏有与西北游牧民族通婚的传统。李日丙娶独孤氏、李渊娶窦氏、李世民娶长孙氏，三代皆是“胡人”之女。这种独特的通婚结果，一是使李氏后代在智商和体魄上得到了优化组合，二是在关陇贵族集团中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
在这个关陇集团中，已出过建立西魏、北周的宇文氏，建立隋朝的扬氏，此时李氏又利用隋末战乱准备建立新王朝了。
李渊对此早有准备，炀帝也有察觉。李渊以纵酒纳贿自污，炀帝以为其无大志，放松了警惕。隋末战乱中炀帝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隋朝灭亡已成定局，李渊于大业十三年在晋阳（今太原）起兵。晋阳起兵中李世民起了重要作用。
2、唐朝的建立和玄武门之变起事时李渊为隋太原留守，炀帝封其为山西、河南“抚慰大使”针压义军，起兵占据长安。此时炀帝在江都，李渊便遥尊炀帝为太皇，立杨侑为恭帝，自任大丞相，封唐王。目的是名正言顺，招抚隋朝旧部。618年炀帝被弑，李渊废恭帝自立，改元武德，建唐朝，仍都长安。
李世民为首削灭群雄。武德元年薛仁杲，二年李轨、三年刘武周、稳定关中；紧接着又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五年斩窦余部刘黑闼，全国统一。白居易诗曰：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继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建唐过程中李世民功劳最大，但为次子，只封秦王。长子李建成立为太子，无出色才干。兄弟相争。
李渊二十二子，皇后所生有：建成、世民、元霸（早卒）、元吉，李建成与元吉一派，欲害李世民。武德九年六月二十四，李世民收买宫廷北门（玄武门）守将常何，埋伏于门内，等建成、元吉入宫时杀之（世民射杀李建成，尉迟敬德射杀元吉）。李世民入宫，令高祖诏“诸王并受秦王处分”，三天后立为太子，八月九日提前继位。
四、唐太宗统治时期太字李世民在位23年，次年改元贞观。
唐代制度沿袭隋朝，武德时已开始整顿，但真正完善是贞观年间。故把唐代制度放在太宗时期来讲。
（一）政治制度
1、中央和地方机构中央——三省六部正式确立，与隋相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宰相和政事堂制度。三省长官为宰相，定员尚书令1人、门下省侍中2人，中书令2人，同时还加一些资历浅的官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便位同宰相。共议国事、设政事堂。实质是“群相”制，没限额，分割相权。
地方仍为州县二级。按人口多少，地位轻重分九级：
州分七等：辅、雄、望、紧、上、中、下县分八等：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玄宗一度改州为郡。另有府，与州同级，有特殊政治意义处，主要是两京：洛阳称河南府，长安称京北府。
羁縻州。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笼洛、控制、汉代已有，以其原部落首领为官吏，军事长官中央委派并驻军；执行中央政令；不纳赋税，但纳土贡。类似现代自治区。
道。监察机构，仿汉之刺史州。以山川地势划分，派出巡察使到各道检察，负责周围若干州。不是行政区划，却是后来形成路、省的基础；在唐代后期也是形成落镇割据的基础，节度使多由刺史而来。贞观十道、开元时十五道。
县以下为乡里，一里百户，一乡数里，里设里正，乡有乡长，不是正式官职，“按此户口，课植农桑，检查非伪，催驱赋役”。（通典三），但有一定特权。
2、府兵制度沿用周隋之制。在各地设折冲府（称兵府、军府800-1200人），由折冲都尉、果毅都尉统帅；下设团200人，旅100人，队20人，火10人，各设“长”统之。最多时会用634府，68万兵，40%在关中。
十二卫是皇宫禁军（卫兵），只管禁军及关中府兵，不管各地府兵。没固定人员，从各府抽调。守卫京师称“番上”，戍边叫“番”。
兵农合一，除轮番外不负担税役，不脱离生产。选拔时“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十六），挑中的入兵籍，在21-60岁之间每年轮番服役，一番一个月，五百里内五番（即五个月轮值一个月），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一番。费用自理（由邻近几家凑集），出征者本人免租庸调，以均田制为基础。
防范措施：兵政分离，地方官不管府兵，驻军的称“军府州”，专有军将统帅。兵将分离，调兵权归中央，战时从各地抽兵，临时命将，战争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以防止兵将反叛，但不列于协调作战。
3、唐律唐代律令比近现代广泛，且不规范。一是分四类：律——刑法条文，令——规章制度，格——皇帝补充律的诏令，式——行政法规。《唐律》是其中之一，令、式存留一部分，格已佚。二是与前后各代一样，具有礼法合一，刑法民法合一的特征。
唐律在高租时开始修订，依据开皇律，贞观十一年修成。共12篇500条。十二篇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刑分五等：
笞 杖 徒 流 死五等 五等 五等 三等 二等
10-50 60-100 1-3年 2-3千里 绞、斩比隋开皇律为轻，减斩刑92条。高宗时长孙无忌撰,疏议”解释律文，今合为《唐律疏议》三十卷，为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第一部完整法典。
4、学校和科举学校：中央设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由国子监统领，招收官僚子弟。地方州县设庠序；百姓可以自立私塾。主要学习儒学经典。
科举：国子监生员为“生徒”，州、县和私学出身的生员为“乡贡”，都可参加科考。科教分两种：制举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时间随需要而定，不占主导地位。常举分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不久秀才科废，法、书、算科人少，主要是明经科和进士科。
明法和进士都考贴经和时务，明法加经义，进士加诗赋。四门课程的用处在于：贴经和经义是对传统文化、历史的了解和理解，时物策是联系实际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诗文是对个人品质的考察（诗言志）。都是选官所必须的。所以，唐代的学校和科举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教育考试，而是选官方式，属吏制的范畴。
唐朝中明经易（百分之一、二十），中进士难（百分之一、二），时人崇尚明经科，“三十志明经，五十少进士”。考中进士是登龙门。但考中后要由吏部主试博学鸿词科，才算有了做官资格。武后时加殿试，没坚持下来。
考试时间不固定，多是一年考。临时派官主持，为“座主”；当年考中的便为其“门生”，座门力生是相互攀缘的势力。武后搞殿试，即是要克服此弊，作为“天子门生”。
应试资格：士族、庶民，良人平民均可。但半奴隶身份的部曲、杂户、奴婢，“邢家之子，工贾殊党”《通典十五》不可。
（二）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太宗能征善战，并且善于治理国家。贞观年间的政治情况，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通鉴一九三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虽有夸大，却也反映出这是在隋末战乱后相对和平的一段时间。
唐太宗的突出作为有三个方面。
1、执法公允。不用严刑酷法，但也不轻易赦免，认为“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宋·葛洪 涉史随笔）。不以此笼络人心，不以私性断狱。与一般帝王大赦天下，皇恩浩荡比技高一筹。
2、纳谏。即采纳臣下的不同意见，能承认自己有不如人之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实际上是没当过太子，没有继位前的“语训”直接继位的，纳谏是补政治课。最著名的谏臣是魏征，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以致激怒太宗。
3、用人。能用人各取其长，用人如器，众星托月。继位前在秦王府时有十八学士，如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虞世南；武将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继位后有魏征、李靖等。并且限制秦王府旧部，重用东宫府，以瓦解利用对方势力，说李建成的人当年是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不加追究。
唐太宗曾说自己有五个长处：一不疾胜己之善，二能弃长取短，三敬贤怜不肖，四不恶正直之士，五爱外国人（即异族）如本国人。总的看来，是符合实际的。
晚年未能善始善终。虽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北虏久服，治安则骄侈生）有所警惕，但晚年渐居功自傲，爱听恭维话了。征发徭役多了起来，打高丽（为无能的太子扫清障碍）失败，并开始诛杀功臣。魏征在贞观政要卷十说：“自古帝王初继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侈放逸，莫能终其善”。太宗亦此也。
五、武则天统治时期唐太宗有十四子，嫡出三：承乾、承王泰、魏王治，初立承乾，有足疾，习胡俗，废。又欲立李泰，未成，结果承乾与立泰结仇争斗，一方上台必杀另一方。太宗玩平衡：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原因有二：一是双方得都能接受，不输不赢；二是长孙无忌支持，长孙是国舅、外戚实权派。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53岁病死，晋王李治继位，是为高宗，武则天是高宗的皇后。
高宗智商低，逢臣下奏事不会判断，要听宰相的；后又患中风，目不能视，政事由武后代为裁决。（开始由老臣长孙元忌掌权，655年武后参政，至705年，为武后掌权的半个世纪）
1、武则天其人名曌，并州文水（山西文水）人，另说四川广元、陕西长安人。武则天14岁入宫，为太宗的“美人”，太宗死后按惯例削发为尼，居感业寺。高宗见之复召入宫，26岁，比高宗长3岁，拜昭仪。
武则天得宠于高宗，皇后王氏无子，肖良娣与之争宠，武后掐死亲生女以诬王后，废为庶人。欲立武为后时，老臣长孙元忌，褚遂良反对；许敬宗说：“田舍子多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况天子邪”，李勣耍骨头：“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乃决。
立为皇后之后，武则天即逐步控制最高权力。罢黜反对她的褚遂良，逼长孙无忌自杀。高宗曾想废武后，但已被武后所控制，人称宫中“二圣”，并有取高宗而代之的迹象。
高宗想用立太子方式断其野心，想禅位给有主见的太子弘，武后将太子毒死。立次子贤为太子，有才干，因注《后汉书》惹怒母后（后汉多外戚干权，注书以影射）；给武后写黄瓜台：种瓜黄台下，瓜熟籽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想规功母后保住太子位，结果仍被废。立三子李显，高宗立李显子重润为皇太孙，以断武后野心，683年高宗崩，李显断位，为中宗，武后以太后身份听政。第二年废中宗，赐死重润，立第四子李旦为帝，为睿宗。仍以母后身份听政。
为打上个人印迹，为当皇帝作准备，还屡改官制、官名，改尚书省为文昌台，门下省为 鸾台，中书省为凤阁，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引起唐朝诸王，大臣不满，徐敬业在扬州，琅琊王李中在博州（聊城）、越王李贞在豫州（河南汝南）起兵反武则天，被镇压，接着僧法明献太云经四卷，说武后是弥勒转世，应代唐作天子；睿宗等6万人上表请改国号。公元690年，67岁的武后改国号为周（武氏自称周文王之后，与姬姓同源），自立为圣神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2、武则天的政治作为破格用人。扩大科考名额，殿试，亲自录取；置武举，选武官；自举，即可自荐为官等等。武则天时能臣很多，如宰相狄仁杰，姚崇、宋璟、张九龄，边将唐休璟、郭元振。并且能纳谏，重用耿直忠臣。并能抑制小人权臣，同族武三思，武承嗣为相权重，李昭德谏其威胁皇室，武则天便罢了武承嗣的相位。同时她使用一批小人佞臣，如内宠僧怀义、张昌宗，张易之（即荷花六郎、面首），但不给实权，武则天始终控制之。
严刑滥杀。对不称职的官员轻则罢，重则杀，尤其对新选拔到朝廷的官员极为严厉，“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纳严竣，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形戮”（通鉴）用酷吏索文礼、周兴，来俊臣，编《罗织经》，讲构人罪恶之法，使被告无法辩解。设酷刑，三酷吏各杀数千人，主要是官吏。但对滥杀一事要具体考察，该杀杀千人亦该，不该杀杀一个也是滥杀，是性质不是数量。
武则天称帝15年。晚年想传位给族侄武三思，但朝臣们仍认为天下是李家的，武则天只好立原中宗李显为太子。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病重，老臣、宰相张柬之拥兵入宫,武则天传位给中宗，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随即病死。
六、唐玄宗统治时期
1、玄宗继位中宗继位后有一段内乱。中宗无能，权力落在韦后之手。中宗被武则天流放房州时，韦后相伴，情深常许愿：“一朝见天日誓不禁忌”。韦后此时想效仿武则天当女皇，但无武则天的才能。中宗不信任拥他复位的张柬之等人，信任韦后一党。韦后驱走张柬之，与武三思合手，把持政权，史称“韦后乱政”。
韦后毒死太子，又毒死中宗。原睿宗李旦、武后之女太平公主对韦后不满，李旦之子李隆基在潞州（山西长治）募豪杰打回京师，与李旦、太平公主拥兵入宫杀韦后，恢复李旦之位（睿宗），立李隆基为太子。即中宗、睿宗在武则天前后两次登基。
睿宗亦昏庸，重用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很有才能，七个宰相中5位是她的人，干预朝政。太子李隆基与之发生矛盾后不久，睿宗传位给太子，太平公主想拥兵入宫杀太子未遂，被太子所杀，太子保住了皇位，即是唐玄宗。自武则天死后七、八年，宫廷才稳定了下来，进入到又一个兴盛时期。
玄宗初为开元29年，后期为天宝15年。
2、开元之始玄宗统治前期二、三十年社会安定，经济富庶，是唐代社会经济的顶峰，，史称“天元盛世”。一个朝代有两次盛世，罕见也。
玄宗的政治作为有四：
一是重视农业，简括逃户，屯田垦荒；组织州县人民捕捉蝗虫；清除权贵妨碍水利的建筑，以便农事。县人民捕捉蝗虫；清除权贵防碍水利的建筑，以便农事。
二是抑制食封贵族。唐为防分裂无助而分封，同姓及异姓王，只给租税，不亲临其地，不统治人民。唐初封王20余，自己收封户租税；此时已达140家，并且常多收多占，使农民破产逃亡。玄宗规定：租税由官府统一征收，封主们再至京师领取。凡子孙承袭封国的，递减原数十分之二。终唐一代，封主（诸侯）未闹事，割据的是节度使，藩镇。
三是裁汰冗官。韦后卖爵、滥置官员，玄宗“大革奸、滥，十去其九”（通典十九）。并对新任官员严格考核，每年十月令各道按察使考核地方官，以明显黜陟。
四是压抑佛教。武则天以来佛教大盛，佛寺增多，“富户壮丁多削发以避徭役”（通鉴221），全国僧民达数十万人。玄宗令部分伪滥僧尼还俗，并禁止扩建佛寺。
3、天宝危机盛极则衰。开元盛世中已蕴含社会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一场内乱。其起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长期朝政腐败，玄宗在天宝年间不再过问政事，委权于大臣。韩休为相时，玄宗尚能听取谏言，张九龄时便不耐烦了。不久用善于“迎逢上意”的李林甫为相，堵赛了言路。
天宝三年（744）玄宗纳杨太真为贵妃，沉溺于声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君王从此不早朝”，更不愿处理朝政了。权臣李林甫，加上宦官高力士，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李林春是奸诈能人，杨国忠则是昏人。
二是兵制的混乱。玄宗对外穷兵黩武，引起兵制变更和混乱。由府县制下的义务兵役制变成了募兵制。天宝八年因均田制的崩溃停止征发府兵，原来作为补充方式的募兵制多了起来。募集的多是兵油子，镇守京师的多为市井之赖，腐化无战斗力；戍边的卫士称长征健儿，战斗力强，却掌握在军将手中，不听朝廷调遣。
原来府兵制下精兵多集中在关中，“内重外轻”；此时精兵集中在外地，“内轻外重”，威胁朝廷安全。原关中兵力占全国的40%，此时边镇兵力49万，占全国总兵力的88%，为少数“节度使”掌握。
节度使睿宗始在边镇设立，集军政权于一身。天宝时有10处：
安西（新疆库东） 北庭（新疆吉木萨尔） 河西（甘肃武威） 朔方（宁夏灵武）
河东（山西太原） 落阳（北京） 平卢（辽宁锦州） 陇右（青海东都）
剑南（四川成都） 岭南五府经略使（广州）
当时以京师长安为中心，设于“边疆”地区。
节度使开始只领兵，后来则“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成为地方割据势力。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病死，杨国忠把持朝政，玄宗继续沉溺于声色，均无认真防备。
4、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史思明为副。
叛乱始末。公元755年，以密诏救驾，诛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南下。次年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公开叛乱。安禄山为占据长安死攻潼关不下，唐将李光弼，郭子仪在井陉出兵断其后路。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带兵出征，为保死守；杨国忠以其为胡人不放心，让玄宗催其出战。为保死守。当时唐军当坚守，叛军愿速战。结果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郭子仪在河北也去失去作用。公元756年6月，安史乱军攻下长安。
长安沦陷前，玄宗携宫眷出逃川蜀。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随行士兵杀死杨国忠，逼玄宗赐死杨贵妃，才继续南逃成都，是为马嵬驿之变。
此之变的操纵者为太子李亨。李享留在马嵬驿，寻即北返，途中继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肃宗继位后派郭子仪联络回纥人出兵相助。此时安禄山已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称帝后史思明不服，二人分裂。唐军在回纥兵的协助下收复长安。不久史思明杀安庆绪，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761年再度攻长安，途中被其子吏朝义所杀，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兵败自杀。到763年，叛乱结束，历时8年。
以安史之乱为标志，唐朝由盛转衰，元气再也没有恢复。
七、唐后期的政治状况
1、藩镇割据肃宗回长安后在宫廷政变中吓死，代宗继位。平叛安史乱军后为苟且偷安，对其余部“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并且对内地守将，刺史亦加节度使藩号，“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
藩镇割据势力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一带。新唐书·方镇表列方镇42个，实际50多个，其中最大的是“河朔三镇”：
成德 李宝臣、治恒州（正定）占恒、定、易、越、深、冀魏博 田承嗣，治魏州（大名）、战魏、博、贝、相、卫、洛卢龙 李怀仙，治幽州（北京），占幽、涿、营、瀛、蓟、檀以及这一带的淄青镇、淮西镇、沧景镇、泽潞镇等。各镇为中央策封，表面上尊奉朝廷，但另搞一套。父死子袭，官爵自立之，户籍不报中央，赋税不入朝廷；扩弃军队，伍用牙兵。藩镇与中央、藩镇与藩镇均有矛盾，“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新唐书·兵志），在河北、山东一带动乱不已。
德宗，宪宗朝与藩镇进行了两次大的斗争。
德宗与四镇之乱。代宗对藩镇妥协，父死子立，只需朝廷承认一下而已。德宗想革此弊，成德镇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准备继位德宗不许，魏博镇田悦和李惟岳、淄清镇李纳、山南东道节度使（襄阳）梁崇义，为维护世袭特权，联合造反。很快被官军打败，李惟岳，梁崇义被杀。
不久，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卢龙镇朱滔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加上淮西镇节度使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四王一帅，再次反叛朝廷。德宗调关内兵东进平叛，跑过长安时哗变，拥立朱滔之弟朱泚称帝，建泰国。朱泚为泾原节度使，史称“泾原兵变”。
泾原兵变中德宗出逃奉天（乾县），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德宗，到长安附近又与朱泚配合反唐。后来唐军收复长安、杀朱泚，与叛乱将领妥协（即德宗发罪已诏，诸将上表请罪），暂时平息了叛乱。
宪宗平叛淮西镇。淮西镇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宪宗发兵讨伐。开始时以贪官监军，攻三、四年不走。后宰相裴度挂帅，取消宦官监军，将军李愬雪夜下蔡州，活捉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平定四镇之乱，淮西之乱后，其他节度使开始恐惧，有的请求易地做官，有的上表臣服，恢复统一局面。但不久又有反复，直至唐亡，演变成王代十国分裂。
2、宦官专权魏征曾邓太宗：,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雅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殊深 。今日王朝，必无此祸，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贞观政要五》。唐初宦官少，不掌权。
宦官掌权始于开元年间，高力士为代表。四方文卷由其审阅，大事才送玄宗，小事自己处分。玄宗称之为将军，肃宗继位前称二兄，诸王、公主称阿翁，驸马称爷。李白得罪之，受排挤。
宦官可监军，随军出征，监视将领，奏报皇上。肃宁时宦官李辅国掌禁军，把握京师军权。德宗时护军中尉中护军全由宦官统领，并掌握禁军，天威军，神策军。
从宰相到小官，宦官有权任免，地方节度使的下属官员也由宦官委派。朝官衙门（南司）与宦官衙门（北司）矛盾尖锐，南司成了北司的附属。唐后期发展到废立皇帝,杀皇帝杀太子，顺宗以后诸帝均由宦官废立，顺、宪、敬均是宦官毒杀。宦官杨复恭甚至称皇帝为“门生天子”《旧唐书·宦官扬复恭》，足见其狂妄。
唐后期皇帝、大臣对宦官进行了两次斗争。
三王八司马改革。顺宗永贞时，亦称“永贞革新”。顺宗为太子时就认识到宦官之弊，继位后用王叔文，王伾和柳宗元，刘禹赐、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共十位大臣改革其弊，主要内容是：第一，节险宫市，五坊（雕、鹘、鹞、鹰、狗）等宦官以办御用物为名抢掠百姓的方式，草除地方官的额外贡献；第二，收回宦官的禁军兵权。结果引起宦官反抗，迫使顺宗让位给宪宗。王叔文被赐死，王伾死于贬所；柳宗元等8人被贬出朝廷，到边远州任司马，故称“二王八司马”改革。
甘露之变。文宗的祖父宪宗、哥哥敬宗均为宦官所害，父亲穆宗和自己都是宦官所立，故对宦官既恨又怕。郑注、李训是小官，曾走过权阉王守澄的门坎，但此时以灭宦为已任。他们先把王守澄的对手权阉韦元素等处死，杖杀了权阉陈弘治，又赐死王守澄。准备在王守澄发丧时杀死所有权阉。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外出调兵，李训为宰相作内应。李训想独得其功，不等郑注，单独行动。835年年底，令人奏告文宗：在金吾左杖院的石榴树上出现甘露（按：甘露当出现在夏时清晨，此时长安为隆冬，出甘露为异象），文宗令权阉 仇士良去看。李训在院内埋下伏兵，被仇士良发觉，回宫劫持文宗，利用禁军杀李训，又派人杀郑注。此事失败。
两次斗争失败后，君臣再无大的对付宦官的行动了。
3、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为首，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员；李党以李德裕为首，主要代表门藩入仕的官员。两派在朝中争斗近40年。
斗争始于宪宗元和三年制科考试。牛僧孺应试时，指斥朝政，言词尖锐。宰相李吉甫认为是针对自己，对牛压抑不重用。后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与牛僧孺同朝为官“每议政之时，是非锋起”，事无大小，都针锋相对。文宗时牛党掌权，武宗时李党掌权，宣宗时重用牛堂，尽逐李党方罢。
牛李两派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选官途径，牛党主张以科举入仕为主，李党主张以门第为主。当时选官的主要途径事实上已经是科举，恩萌很少，李德裕认为；士族子弟“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旧唐书·武宗记》。两派均以自己的利益为取舍标准。李党的郑覃甚至上书文宗，请废除以诗赋为主的进士科。
二是对藩镇的态度，李党主张坚决抑制，曾改易三十六镇，李德裕主持过平定昭义镇叛乱。牛党却主张迁就姑息，认为“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旧唐书172》，是比较现实的态度。后来事实证明唐王朝已治理不了藩镇了。
八、唐朝的衰亡
1、唐末的黑暗统治甘露之变后，文宗自称“受制于家奴”，整天饮酒消愁。病死后权阉仇士良立武宗，武宗后抑宦官，令仇士良改仕；对藩镇用兵，恢复昭义镇；重用李党。武宗灭佛却崇道，服金丹死。
宣宗是武宗的叔叔，本不该继宣宗位，幼年装痴，宦官用其痴而立之，其实很有心计。宣宗重用牛党贬斥李党，结束了党争。趁吐蕃内乱收复陇西十一州，地方上十几年无战事。史称“宣宗中兴”。但宣宗恨武宗当年轻侮自己，反其道而行之，如武宗灭佛他崇佛。却同样崇道，吃金丹（长生药）死。
懿宗继位后修日游宴，不理朝政，崇佛挥霍。上行下效，地方节度使借钱买官，然后搜刮还债，被称为“债帅”。
各种税役加重，并严禁私人卖盐、酒，盗卖盐一石，茶30斤即处死。各阶层的人民都生存不下去了。
2、兵变和农民起义袁晁起义，762年，台州，占浙东一带，坚持一年多。
裘甫起义，859年，浙东，3万人，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占余姚、奉化等地。坚持八个月后失败。
庞勋兵变。868年。唐朝从徐泗地区募兵戍桂林，言明三年轮换，结果6年后仍不许回乡，士兵仇杀都将，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携武器回家。中途被官军堵截，流民加入，发展成起义。攻克徐州，占据淮河南北，切断了唐朝的江淮漕运。后来唐廷借吐谷浑兵打败庞勋。此事件对唐王朝打击沉重。
影响最大的是黄巢起义。
黄巢是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盐贩，擅骑射,屡试进士不第后起义。黄巢起义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875-87），王仙芝首倡以黄巢为主帅。王仙芝于875年在濮州（会河南范县）、长垣起义，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同年六月黄巢加入。
面对官军镇压，义军转入河南、湖北。朝廷招安时王仙芝欲受封，黄巢不许并打王仙艺，受封未遂。不久王仙芝又派人请降未果战败被杀。王仙芝余部由尚让带领投奔黄巢 。黄巢成为主帅，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有众十余万。
第二阶段（878-880）南北转战到长安称帝。黄巢想占东都洛阳未成，转向江南（唐军集中在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少）。渡江后入江西、浙江、修七百里山路入福建。继而转向岭南，占广州、桂林，然后北伐。
北伐附时沿湘江北上陷衙州、江陵、襄阳，欲攻长安时在荆门（今湖北荆门）受阻，又转向东南江西、浙江一带，尔后沿河西进，兵临洛阳时已达60万人。洛阳留守刘允章开门投降。义军迅速占领潼关，进入长安。僖宗南逃成都。
在长安尚让发文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民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通鉴254》，880年十二月二三日，大齐黄巢称帝，以尚让为相。
唐旧官员在长安多藏匿，张方真夹壁中藏旧官百人。黄巢在长安杀戮很多：“天街踏遍公卿骨,扶犁黑手翻持笏”。
第三阶段（881-884），长安被围到起义失败。黄巢习惯流寇式作战，占长安后对洛阳，潼关要地没认真把守，没乘胜追歼唐军。地方节度使与出逃的僖宗联络，围困长安。黄巢一度撤出，然后杀回城中，却杀了很多迎接唐军的长安百姓。
唐军围困长安，城中官员商人封锁粮物。驻守城外要地同州的将领朱温叛变，黄巢带人撤出长安，转战河南，在河南，尚让投降了朱温。
义军在河南攻陈州（淮阳）一年，贻误战机。唐军用沙陀人李克用攻义军，义军大败。884年6月，黄巢撤回山东，在泰山南狼虎沟（ 莱芜境）自刎。起义失败。
3、唐朝的灭亡黄巢起义失败后，唐王朝又存在了23年方灭亡。
僖宗回长安后，地才藩镇势力更大，“藩镇废置不自朝廷”朝廷还要乞求其供养过活。南北司之争加剧，宦官的势力更猖獗。皇帝“号令不出国门”了。
地方军将实力最大的，是在黄巢起义中发展起来的河南的朱温与山西的李克用。李克用与另一军将王重荣合手对付权阉田令孜，攻长安。田令孜带僖宗又出逃，途中权阉杨复恭取代田令孜，僖宗回长安后惊吓而死。
杨复恭立昭宗。昭宗恨宦官，想与宰相张浚对付宦官。逢李克用与朱温闹矛盾，朝廷支持朱温；想借其力消灭宦官，但未成功。昭宗令杨复恭放仕，杨不从，造反被杀，另一权阉西门君把持了朝政。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进京师，杀西门君，李克用也进长安，李茂负带昭宗出逃终南山中。
朱温入居京师，起走李茂贞,荐崔胤为相。昭宗回长安后被宦官刘季述灌醉囚之。朱温救驾复昭宗位，杀刘季述，挟天子令诸侯。另一权阉韩全海把持了朝政。朱温想劫昭宗去东都，韩全海却挟之去了凤翔。
朱温攻去凤翔，杀了韩全海。回长安后又杀了全部宦官。然后朱温回河南，与李克用争战两年，李克用兵败，退守晋阳。
朱温杀在长安的崔胤，迫昭宗至洛阳。接着暗害了昭宗，立昭宗13岁的九子为昭宣帝。公元907年，昭宣帝禅位给朱温，建大梁，唐朝遂亡。昭宣帝被弑后谥哀帝。
九、五代十国始末唐后期三大矛盾朱温能解决了宦官问题，也剩一个藩镇割据问题未解决，结果形成五代十国的分裂战乱。
1、五代概况五代人八姓14君，52年后梁：907，朱温（全忠）建，都开封。923年灭亡。
后唐：923，李之用之子李存勖建，都洛阳。936年灭亡。
后晋：936，石敬瑭建，都开封，947年灭亡。
后汉：947，刘知远建 都开封，951年灭亡。
后周：951，郭威建，都开封，960年灭亡。
五代中唐、晋、汉三个政权为沙陀人所建，野蛮破坏多。但都注意削藩，抑制地方军将势力。
五代各政权不是并存，而是一个吃掉一个。
2、十国概况除刘崇在太原建北汉，其余9国均属南方。
吴：杨溥建，江都，36年吴越：钱镠建，杭州，72年南唐：李昪建，南京（金陵）38年前蜀：王建建，成都 23年后蜀：孟知祥建，成都 53年楚：马殷建，长沙，46年闽：王审知建，福州，37年南汉：刘龑建，广州 53年南平（荆南）：高季兴建，江陵 56年
3、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称儿皇帝石敬瑭原为后唐将领，起兵夺位建后晋时借助北面契丹人的兵力帮助，条件一是称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二是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
幽州（治北京） 蓟州（蓟县） 瀛州（河间） 莫州（任丘） 涿州（涿县）
檀州（密云） 顺州（顺义） 新州（涿鹿） 妫州（怀来） 儒州（延庆）
云州（大同） 武州（宣化） 应州（山西应县） 寰州（朔县） 朔州（朔县）
蔚州（蔚县）
北部长城，燕山屏障割给了契丹，随时可以南下侵扰，为此后四百年的战乱埋下祸根。
4、柴荣的改革和统一战争。
历次分裂均由北方政权来完成统一。但朱温为短见军阀，后唐、晋、汉为沙陀人所建，只会攻战，没有统一的能力。后周建立后才有新的起色，尤其是周世宗柴荣着手改革和进行统一战争。
经济方面。开垦闲田给回乡农户；修水利，开浚河道，修黄河堤坝；减压寺院僧尼，毁佛铸钱。在河南六十州搞“均田图”，均定赋税，减免杂役。
附：《佛祖统记》载正定隆兴寺有大铜观音佛，极录验，毁佛时无人敢动，柴荣亲自到寺中用镐破其胸。后来柴荣国“疽发于胸”而死，若怒神灵，又识此佛座下有“遇显则毁，遇守则兴”，显即柴荣的年号显德，守即北京，赵匡胤主修之。
柴荣在河北有名气，“柴王爷”即柴荣。
政治方面。周世宗留心政事，要求群臣极言得失，今臣下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政治较前清明。他删改唐律，详定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已佚。改革科举，不分人等皆可参与，并增加“直言极谏”等科。扩建开封城，使之为此后二百年的政治中心，精简军队，革除老弱，增加战斗力。
柴荣令群臣作《平边策》，定统一全国的计划，确定了先易后难（亦称“先南后北”）的方针，决定先取江北，次取江南，通岭南、巴蜀臣服，最后灭北汉、契丹。用江南财赋养兵，是切实可行的统一方针。
公元956年，柴荣亲征南唐，取得江北十六州，从此南唐与周划江为界，并贡财物。
公元959年，柴荣率兵攻辽，意在收复幽云十六州（不是灭北汉）。收复了瀛、莫、易三州，又收复了益津兰（霸县境）等三关，准备直攻幽州时，柴荣阵前得病，班师回开封，随即死去。
柴荣曾说希望在位30年，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兴致太平。但只在位4年多，40岁死去。柴荣死后，7岁儿子柴宗训继位，被赵匡胤夺去帝位。后周亡，建立了统一的北宋政权。这是柴荣统一大业的继续。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经济状况
一、均田制，租（庸）调和两税法
1、隋朝的均田制和租调制
《隋书·食货志》对隋朝均田制记载很简略，隋朝实际上较北齐之制补充了三点：
一是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
二是露田奴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炀帝取消奴人，奴婢受田之制；
三是府兵兵士与民一样还受土地，但身死王事者所受露田不退还，由子孙继承。
隋初开皇年间颁租调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士以布绢。絁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这里“一床”指一夫一妇“未受地者皆不课”，取消奴人受田后便计夫而征。庸在隋朝还是临时为之，20天力役在无需征发或50岁以上不去者，可以绢代之，还不是正式制度。
2、唐代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武德七年（624）第一次颁令推行均田制，开元七年（719）和二十五年又两次补充,内容比如前更详尽，《旧唐书·食货志》载：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室妻妾给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受之田，十之二为永业，八为口分。
后两次补充最重要的是关于买卖的规定。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葬者，听卖承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
诸田不得贴赁及质属，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伍，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
买卖的界限较北魏时宽松多了，并且可以贴赁即租佃了。现规定买卖不得过规定的授田数，实际上此口一开便无限制了。
对均田制和租庸调须补充两个问题。
第一，均田制中的补充性条文。本制度规定除主体部分的普通民户授田外，还有官员授田的内容，主要是：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承业田1至 5顷；职事官一至九品，受永业田60顷至2顷不等；散官五品以上受田同职事官，勋官受承业田30顷至60亩不等。作为办事费用的公廨田，中央各部司为数顷至26顷，各府2顷至17顷不等。殊可注意者，这些官员所授金是“永业”，身没不还。
第二，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关系。50年代府界对此有不同看法，通常看法为租庸调以均田制为基础，也有人认为与均田制无关，后一种观点为邓广铭所倡。
论者均将均田制和租庸调作为两个整体制度来对应，方法是错误的，其实租庸调制包括三个因素（租票，调，役庸）和两个范畴（赋税、徭役），应将其分别与口分田，永业田对应，才有可能准确认识其间的关系。
首先，庸是代役制，依人丁而征与均田制无直接“关系”。按前引唐令，将租调一并叙述，役庸单独叙述，即是明证（原应为“租调庸”，不当为“租庸调”）。明人陆贽 说：“以其出绢而当庸 （佣值）故谓之庸”；《通志》卷六一说“若不役收其资，每日值三尺”；官府作坊和雇工匠的标准也是“日值三尺”。可知“日值三尺”是当 通行的劳动力价格（仍是“钱帛兼行”之时）。是据人丁征役，按征役天数折价为绢，与均田制无关。
其次，传统认为的租粟出自口分田，调绢出自永业田，其实应是租粟调绢全都出自永业田之中。直观的证据自北魏至唐朝，历次露田（口分）数目变化大，而桑田（永业）一直是二十亩，表明这二十亩是固定的核心；唐代永业口分合计百亩，实际只能给二、三十亩，据敦煌户籍残卷，也说明租调与口分田无直接关系。
更主要的，可从均田制令文中看出这个问题。试从伊始到北魏时期的令文入手作些分析。《魏书·食货志》载大和九年均田令：
诸夫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听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士，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
诸麻布之士，男夫改课制给麻四十亩，妇人五亩……
这段令文即解释了租粟与均田制的关系，其中加粗的几个字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授与受主为对称，意思相同；与给是有明显区别的，“给”是实在的，授可以真给，也可以是名义上的。结合露田休耕的规定看，是鼓励垦荒的倡导数字，不是真给；桑田不是休耕地，是熟田，是真给的。易言之，均田的核心内容，是二十亩桑田即后来的永业田。
那么，二十亩桑田是调绢和租粟之所出吗？对此须看了令中的另一句话“课莳余种桑五十树”，关键词是“余”字。
据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载，植桑时从育秧到移栽成树，都须与豆类、黍类同种同生，文繁不引。树干大如臂时移栽要求为“十步一株”，株距行距均如此；魏制：宽一步，长240步为亩，20亩按正方形计，边长为70步；可以纵横各栽7行，共49株，正合“五十树”的要求。据此，可知“课莳余种桑五十树”的意思是：“课莳”指种植粮食作物以纳课（即租粟），“余种桑”即在种粮之外再种桑。且以粮为主，桑为辅。唐人范摅《方溪友议》卷十一载王梵志传：“贫儿二亩地，干枯十树桑。桑下种粟麦，四时供父娘”，也证明桑粟杂种方式。
扣除桑树荫下不能种粮的部分，按当时十步为今14米，止按7米计，二十亩桑田仍可当10亩普通土地使用。以亩产2石计，10亩收20石，交租2石（唐制），正合古“什一之税”的标准。
所以，均田制的核心内容是二十亩桑田（永业田），租粟调绢均出自此中。这才是均田制与租庸调关系的合理解释（庸与均田制无关，麻布之乡除外）。
3、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颁行战国以降土地买卖和兼并几成习惯，均田制只是在战乱之后人少地旷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办法。土地买卖渐为恢复，唐中叶时“兼并之弊，有通于汉成、哀之间”《通典·二》兼并者有乡间地主，也有官僚，如刑部尚书卢从愿占田数百顷，被目为“多田翁”。
土地越来越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控制的土地减少，均田的前提条件消失了，连二、三十亩永业田也保证不了。开元年间接连两次整顿均田，正透露出崩溃前夕的混乱和紧迫。
此时均田制趋于崩溃，租调的征收也失去了基础，所以需要一种新的税制来取代，这便是杨炎的两税法。以公元780年（德宗建中元年）推行两税法为标志，均田制便相应取消了。
唐前期租庸调制下有一种补充租制—地税和户税。地税按亩纳二升的标准入义仓备荒；户税按户等收钱，一等户年4000文，九等户500文，作为正税的补充，归官府使用。值均田制瓦解，租庸调难以征收，地税和户税日渐重要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税制即“两税法”。
德宗继位之初，宰相杨炎上疏：“丁口转死，非旧名矣 ；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等矣”《旧唐书·本传》，旧的租庸调已无法推行，建中元年（780）创立了两税法。主要内容见《唐会要》八三。
两税法基本上按杨炎的奏疏设计的，梳理一下，内容有六：
第一：取消租庸和各种杂税杂役，所有税目集中于地税户税中；
第二：户税按户等高下征钱（实际按家产多少征收）；地税按亩征粮，每亩征收数以颁两税法前一年地亩为准。
第三：夏秋两征，夏税不迟于六月，秋税不迟于十一月交纳。
第四、商贾人户按其经营额的三十分之一纳税。
第五、量出制入，按预算需要的开支数决定当年两税总额，再按户税，地税两项向地方州县逐级摊派。
颁两税制时已是安史之乱以后，但此时朝廷的政令尚能贯彻下去。原无总收入1200万贯，其中含近半数盐利；实行此法后赋入1356万贯，尚不含盐利，收入增加一倍。两税法下实行“三分制”：留使、留册、上供中央。
但到二十多年后的宣宗时，随着落镇势力的壮大，已不能象以前那样征收了。地方藩镇大都截留自用了。
作为一个制度，两税法有划时代意义。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已把杨炎谁与商鞅变法并提：
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向其多家，始于商鞅，随民的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籍，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剔除马端临的个人成见，对杨炎之法划时代的评价是公允的。事实上，此后一直沿用此法，直至明后期的一条鞭法，仍是两税法的精神。
两税法的主要失误是“量出以制入”，没有统一税率和固定税额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时人陆贽、韩愈、白居易等反对此法，主要也是针对没有定额的问题。其次，全部取消徭役和代役庸制，全部纳入两税征收不切实际，唐后期仍存在徭役。到宋代沿用两税（二税）时，徭役便已经独立出来了，实际是对唐代两税法的纠正。
唐亡以后，因战乱一度荒田增多，人口减少，尤其是北方黄河流域。但此时各地方政权未再推行均田制（柴荣的“均田图”上是均税，不是均田），而是采用劝民垦耕，和营田土地给民户所有的方式，直接培养小土地所有者，然后据之纳税。显然是杨炎两税法精神的继续。
4、户籍制度与土地赋役制相匹配并作为其基础的，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划为几个年龄段，以确定“丁”的年限起止：
时间
小
丁
中
老
为丁年限
隋初开皇二年
1-3
4-10
11-17
18-59
60
41年
炀帝继位初
1-3
4-10
11-121
229
60
37年
唐武德七年
1-3
4-15
16-20
21-59
60
38年
唐天宝三年
1-3
4-17
18-22
23-57
58
34年
唐广德元年
1-3
4-17
18-24
25-55
56
30年
核心是确定“丁”的年限起止，掌握丁的数量，以据丁授田、征税、派役、征兵等等。
隋朝在登统时为防作伪，有“大索貌图”之法，即时以本人相貌核实年龄，以减少诈小诈老逃役的现象。唐亦有“貌定”之法。
唐朝有一套完整的登统方式。先由各户自陈人口状况，生产数量，整理成表，称“手实”；乡村里正将各户手实综合后呈县州，县州每年一综合，称“计帐”，自己掌握每年的 变化情况；每三年州县将变化重新统计一次，整理成以一乡为一卷的县州总州，称“户籍”。户籍三年一造，留县、留州、呈户部。
均田制和租庸调以人丁为计算单位（不是征派税役的依据），户口统计固然重要；两税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主”时，仍规定“丁额不废，申报并入如旧式”，依然很重要。
唐代“户籍”的含义较近现代内容广泛得多。不只是人丁状况，连户籍、税役等一并记之，实际是一种“丁产”总账。可从户籍全文及实物中看到这一特征。
附：敦煌户籍残卷。1900年在敦煌高窟茂经阁发现，系当时僧侣习字，号缴的卷子。有些见所属沙州官府的文书，档案旧纸，用背面写字，保留下来一手资料。主要是 文，其次为户籍，文书。外国人弄去很多。兴起“敦煌学”。
吐鲁番文书。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中整理，古卷中发现。当时人用纸糊帽，靴，未腐烂，整理后可辩认，有官方文书档案，民间契约等。专门学问。
二、农业生产状况
1、人口。隋初有户410万，口3000万；大业二年户890万，人口数达4600万，仍低于西汉时的5900万。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户890万，口5300万。一说达六、七千万人。
2、耕地。唐代开元天宝时耕地达800-850万顷，至明初仍未突破此数，说明“开垦殆尽”，尽地力之效了。
按人均计，为13亩强，是人口与土地比率合适的时代。
隋朝粮食屡屡丰稔，大置粮仓即以此为基础。到唐中叶普及二作制，亩产量较前增加一倍，为2至3石。
3、租佃关系的发展，唐初既有，中叶以后更甚。有官府和皇室以田庄、官僚私人田庄、普通地方的田庄，寺院的田庄。出租土地、雇工耕种均立有契约，是受法律保护的经营方式。
先是分成制，后向定额制转化，主家对佃农的控制逐步从生产过程退出，只介入分配过程了：人身依附减缓。
诸种田庄中，以普通地主田庄为主，租佃关系中有宗法、血缘因素，但无法定的政治压迫特权。严格地讲，这种租佃关系，只是经济剥削，不含政治压迫。这一点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有本质区别。
从生产技术的角度看，租佃关系是通常调节乡村人口与土地比例的方法，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故自商鞅之后至土改前，广泛存在了两千多年。技术需要是根本原因，剥削是派生物。并且，认为土地不增加财富，只有投入的劳动创造价值，是片面的。
三、手工业纺织、冶炼、制瓷、造船、建筑、具体状况略。其要者：
隋朝建赵州桥，跨度50.82米，今仍在；
定州为丝织中心，“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宋仍如此；
瓷器：隋朝有了白瓷，技术高，以邢窑（内邱附近）为上，南方越州产青瓷。一是景德镇此时称昌南镇，已有青瓷、白瓷。最负盛名的是“唐三彩”，用黄、绿、白、兰、赭等彩釉深染焙烧，形成鲜艳色彩。
就生产组织形式来看，可分为官府和民间两大类。
官府手工业。中央设：少府监——制宫廷用品和文巧奇器之类；将作监——掌土本工程和石器、陶器；军器监——武器和军用品。各监下辖若干“坊”，各坊专制一种用品，体现技术专门化分工。地方州县也设有相应的机构，有生产处，地方监，坊直属中央。
官府作坊的原料靠赋税、土贡征得，产品用于宫廷、官方消费，不流通市场。劳动力有三种：
宫奴婢和刑徒——罪犯和犯大逆罪家属；
番户与杂户——来自宫奴婢，“一放为番户”，二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唐六典卷六），半奴婢；
短番匠与和雇匠——服役20天者为短番匠，出钱雇佣的工匠为和雇匠“日消三尺”工资。
除少量和雇匠外，官府作坊不付财物，所以在生产中只求高质量，不计成本。技术最精，但无普遍性。
2、民间手工业。有专业，有农民副业，规模不一，却数量多，生产品种齐全。原料劳动力都是成本，投放市场，所以与官府作坊的产品不同：质量不及官方，数量品种多，实用性强，有普遍意义。
民间也有独特技艺（绝活），家庭所有和保密。元稹《织妇词》云：“操丝织帛犹努力，变缉（qī）撩机苦难织。东家白头双女儿，为解讨纹嫁不得”。是将独特技艺传给了女儿，恐女儿嫁后传到婆家，才使女儿白头不得嫁了。
四、商业
1、城市。隋唐商业仍然体现在大城市中（宋代走向市镇）。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都）一直是商业中心。唐中叶以后江南城市发展快，崛起了明州（宁波）、广州、泉州、杭州等。
城市的管理制度有两个方面。
一是坊市制，坊是居民区，市是交易区，三者严格分开，不得混杂。以长安为例。
二是行会。手工业、商业者的同行组织，具有保护同行利益的职能，也有承担官差的义务，有行头负责，应差为当行。隋朝洛阳有一百二十行，唐代长安有二百二十行，都要组织行会。店铺称肆。一行包括若干个肆。
附：西方中世纪城市中国行业者的组织为Gild，类似中国的行会。但Gild主要是保护国行利益，而中国的行会把应付官差，代官府管理工商业者作为职能，官方色彩突出，是中国的传统。
2、货币。主要流通货币是铜钱，金银止作为贮藏手段，未投入日常流通（西游记、水浒传描述的用白银买东西是以明朝为背景，作者是明朝人，不是唐宋的真实情况）。
有代表性的铜钱有两种：隋朝的新五铢钱。五铢钱自汉代已有之，至隋初仍用此名。《隋书·食货志》载新铸五铢钱：“背面图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并销毁不合格的钱，使货币再次统一。
唐初的开元通宝。武德四年铸，直径八分，重七铢二里，较五铢钱轻。十枚重一两，大小合适，作为“小平钱”即基本单位钱沿用至清朝。并且，两以下“钱”的单位亦由此而来。
附：圆形方孔钱经历了两个阶段：重量钱（新五铢钱为最后一种），年号钱（第一个国唐高宗、顺、乾封泉宝），“开之通宝”钱正处在转折点上：在铸币者的观念上，用经济学话说，已经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统一体，转为纯交换价值，成为一种纯价值符号了。是较高形起货币。
唐高宗以后到五代十国时期，一方面仍流通和不断新铸开元通宝钱，一方面不断铸新年号钱。
除铜钱外，唐代货币还有两个问题。
一是唐前期“钱帛兼行”，即绢帛也作为货币与铜钱一起流通。庸绢是实物兼货币代役制，“佣值”即其证，《卖炭翁》词：“半匠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也是支付的炭的价格。唐中叶以后，绢帛便退出了流通。
二是飞钱的出现。解决长途携带铜钱不便问题的汇兑方式。《新唐书·食货志》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帅，委钱诸道进奏院，……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也称便换。汇票不是纸币。
五、运河和水道隋炀帝时开通，共分四段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开，先从洛阳西苑引洛水入黄河，从板诸（zhǔ）引黄水，泗水，经开封，达淮水盱眙（xu yi）。
刊沟（山阳渎）——起自山阳（淮安），入长江京江（镇江）。
最早为吴王夫差开凿，文帝代陈时疏竣，大业元年又大修扩凿。
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抗，大业六年开。
永济渠——由黄河北上，达涿郡（今北京附近），大业四年专为征伐高丽运粮物而开。
附：黄盛璋《永济渠考》一文（载新东方创刊号）说：此渠用沁水，下游用今永定河水，渠水经静海县独流镇后折向西北，在永清县合桑干河水，再比上到达蓟县城南。
另有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到潼关，但不属于运河。
唐朝仍使用隋运河，水运很发达，除官府从江南往洛阳、长安漕运粮物外，商船也很多，《旧唐书·崔融传》载：“天下诸律，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又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说明除运河处，长江、黄河的河运也在发展。
六、刘晏理财刘晏（718-780），从肃宗正德宗时掌管中央财政20年。正值藩镇势力大增，财政混乱之际，刘晏为保证财源实行了一系列政策。
1、以雇佣劳动为核心的漕运整治隋唐开凿运河的目的，是让江南经济服务于西北政治中心。《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前期每年从江南往洛阳、长安漕运粮物20万石，中叶达230-250万石，作用日渐重要，唐后期宣宗明确说：“天宝以后，戎事方段，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文苑英华422》。但运河不畅的问题也突出出来。刘晏一方面组织人疏竣开阔，一方面改革了原有的漕运方式。
此前是让百姓纳税时负责送到指定的仓储地点，江南运往关中的粮食经要纳税人和沿途百姓提供劳役运送，称“租庸脚士”。速度慢，浪费多，损失达20%，刘晏改用雇水手的方式，官府选船派官督运；费用由盐利提供，不加在税户身上。漕运效率大大提前，过去为“斗钱运斗米”，而此时从扬州到长安，每石米运费才合700文。并且水手专业化了，原八、九个月的路程40天可抵达。
2、以自由经营为原则的盐法改革唐自开元年间开始收盐税，肃宗时实行官产官销，让商人得不到利，盐户和食盐者也得不到好处，盐到全部归官府了，由于统得太死，产量低，盐价不断增高。
刘晏革其弊，改为“民产一官督一民销”，即盐的生产由盐户为之，按官府定价卖给盐商；盐商向官府纳盐税，然后方可去市场销售。同时还实行了一些附助措施，如严查私贩，禁止额外盐捐等等。
刘晏的盐法改革很成功，,新唐书·食货志》说此前全国盐到年40万贯，改革后达600万贯，“天下之赋，盐列居半”。但刘晏罢官后盐法趋于混乱，私贩盛行，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成为唐朝末年的一大社会问题。
3、以稳定物价为目的的常平改革常平原为备荒之用，唐代专门用来平抑物价，安史之乱后一度中断。在恢复之后，刘宴对其进行了改革。
刘晏改革重点在于：不再以平抑粮价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买卖万物来平都（控制）万物的价格，并且官府从中获利。为准确掌握各地商情，刘晏一方面掌握年景丰歉，作长时段的估计调节，另一方面随时掌握物价,“四方物价之让下，虽极远不四、五日可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旧唐书·李宴传），达到了平抑物价和获利的双重目的。
刘晏理财的注意力集中在工商业方面，但不象汉代桑弘羊那样抑制性征税，而是以组织调理为主，以至胡寄窗认为是重视收工商税与重商并重。
刘晏与杨炎同在朝中掌财政，一个从整顿农业税收入手创两税法，一个进行工商税改革，配合默契。但二人在当时的朋党争斗中是死对头，刘晏被罢免和赐死，就是杨炎进谗言。
七、经济重心的南移
1、南方经济的发展唐代经济的大特征，是江南地区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超过原来最发达的中原、关中地区。实际上这种状态自南北朝时期已经显示出来，隋朝开凿运河的目的便主要是运送江南财物到洛阳、长安。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明显加快和对全国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则是从唐中叶以后开始的。
附：南方经济的兴起此时是过程中一个阶段,宋、明在此基础上仍有发展。并非此一时之现象。
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成了藩镇割据的战场（割据型藩镇主要集中在这一点），唐末朱温与李克用的战争也发生在这一带；与之同时，江南地区一直比较稳定，许远、张巡守睢阳、阻止了乱军向江南流动，十国时期江南三个政权间的战事也少，不象北方五代那样非得一个吃掉一个。所以，在北方经济因战乱而衰落的同时，江南地区经济迅猛发展起来。其主要标志有：
水利兴修。江南自然河泊多，圩田在唐王代出现，除唐代开渠外，十国时期的水利兴修也很多，如捍海石堰防水害，吴越王“钱鏐射潮”的传说，被尊奉为“小龙王”。
农业发展。水田增多，二作制普及，“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这是就水田而言，往往一个水塘即可灌溉数千顷。
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丝织业在吴越进一步发展，桑树增多，茶叶种植普及，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以南地区，陆羽的《茶经》面世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陆乃湖北天门人）。作为商业性农作物，天然地联接着农村和市场。并且，五代时北方官茶靠南方小政权进贡，如江陵是产茶中心，南平又是最小的政权，靠向五代政权称臣贡茶以苟安。
手工业。浙东藤低，宣州宣纸，金陵和成都雕版印刷，江淮的盐业、吴越的瓷器等都有迅猛发展。
商业。“杨一益二”，为唐代最大的两个商业中心，江南还是加上杭州；外贸港口加上广州、唐代的市船司就设在广州。此时外贸路线已由传统的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水路。
2、经济重心的南移及影响经济重心南移的会义，是指就全国而言，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已经由原来的黄河流域转到长江中下游；不是指北方经济崩溃，而是相对此而言之。
具体时间有五代十国时期北宋、南宋之际，不必过分拘泥一时，各经济指标变化时间不一。概称为“唐宋之际”即可。
南移的原因。前面说到北方战乱，江南安宁，是原因之一。唐宋京城由长安至开封、杭州，也是带动经济重心变化的原因之一。但都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附：中国历史上多数时修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是错位，专制集权有能力使之连成一个整体。元代以后京城转到北京，经济重心仍在江南。而在江南建都的朝代都不长久。
故根本的原因从地理环境上去分析。世界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在一条大河流域中孕育：中国——黄河、印度——恒河、埃及——尼罗河、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间的 地）。由此可得出一个规律，古代（农业时代）的文明（经济中心）应当产生在大河流域；易言之，一条大河即有可能孕育一个文明中心区。在中国版图中，黄河为第二大河，第一大河是长江；在黄河文明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个潜在的长江文明区，并且比前者的潜能更大。只是由于土地硬、河泊多、不如黄河平原容易开发；所以起步迟了一些。至于前面提到的战乱，迁都都是第二位的原因，只是客观地加快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
经济重心南移对人与社会的重要影响，有三个方面。
一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不同性格。江南人与北方人的不同性格早已有之，晏婴说“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南北朝时：“索虏”与“岛夷”之争，均表明一种南北之别。
北方：内陆、闭塞；自然经济为主；勒劳、愚朴、喜静江南：沿海、开阔；工商经济较多；机敏、狡黠；好动俗称“人杰地灵”，实际是“地灵”“人杰”，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这种差别古已有之，今亡仍可看得很清楚。习惯将国人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像世界范围内分作东方人和西方人，就表明人的性质在中国以南北差异最为明显。
二是南北士人的不同风格。唐以前北方为文化中心，孔、孟均出现北方，宋代南北均有，南宋以后江南居多了。在“唐宋八大家”中，唐代韩、柳为河南、山西人，宋代六位全是江南、西南人。在文学风格上，南北之别也很突出。
△北方喜经术，南方喜文学（务实与务虚，具体与抽象）
△北方尚豪放，南方好绮丽（北方戏曲以出征打仗为主题，江南以男女之情为主题；北方嘹亮高亢，南方细腻委婉，北方彪形大汉，女的也是穆桂英、花木兰，南方才子佳人。与南方清山重水，北方荒山峻岭相适应，南方呈女性化，北方呈男性化）。
三是南北士大夫官员的不同政治主张。南北方人、士人的不同风格带到官场上（科举制下有此通道），形成地域性政治派别。出身成长于同一地区的官员 有一种“认同感”。对另一地区的官员有“排他性”；地区有大有小，大的即是南方和北方。
南方聪颖活跃的性格导致南方官员乐于新法革新，北方人员勤劳稳重的性格使北方官员惯于安分守已。在下一章讲到宋代几次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就体现出了地域差别：主持变法的是南方官员，反对的是北方官员。
在下一章讲到宋代 次 法与反 法的斗争中，社会 这种 的地域差别；主持 法的是南方官员，反对的是北方官员。
附：唐以前的改革家北方人多，宋以后多是南方人。
商鞅——卫国人（河南北部）
桑弘年——洛阳人李冲——陇西人（创三长制、北朝）
李安世——赵郡人（北朝、创均田制）
刘宴——山东曹州人杨炎——陕西凤翔人
范冲淹、王安石——江南人张居正——湖北江南人顾宪成——江苏元锡人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谭嗣同——湖南人孙中心——广东人
第三节 边疆民族及其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隋唐时期北方民族最为活跃，东南地区（沿海）已不是少数民族，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但比较平稳，入主中原最迫切的是北方（含西北、东北）的少数民族，有经济互补的需要。
一、突厥隋初突厥人争脱柔然征服，“东至辽海（今辽河）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的大汗国《周书·突厥传》，横亘中国北部。
突厥人在北周时即很强大，北周每年派人送彩缯并通婚。隋初以为北齐复仇为名进攻隋朝，被隋击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向隋求婚不成，攻隋，兵败后归降隋朝。西突厥在内乱中也曾归降隋朝，隋末又反。
李渊在建唐时也曾向东突厥求授，并称臣，王世充曾向突厥人求援争权，并也以称臣，为条件。但后来史书为之隐讳。陈寅恪有《论唐高租称臣突厥事》一文，认为“突厥在当时 实为东西之霸主”。是站在整体高度而非唐王朝角度得出的高论。
东突厥所辖少数民族纷纷归唐、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灭之。高宗时原东突厥部将阿史那骨咄禄起兵反唐，建后突厥汗国，后被回纥人灭之，归入回纥汗国。
西突厥势力一直较大，并与唐王朝有西域控制权之争。
汉代所谓西域即今新疆以西的中亚一带，唐初为突厥所控制。小邦国有：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于田（和田）、疏勒（喀什噶尔），沿古“丝绸之路”一线。
唐太宗灭东突厥时占伊吾（今哈密），又灭了占据青海和南疆的吐谷浑汗国，打通了用兵西域的道路。贞观时派侯君集率军攻下高昌，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雅尔和卓）；接着又攻占焉耆、龟兹，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辖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安西四镇”。
唐高宗时灭西突厥，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将碎叶城（今俄罗斯托克马克）代焉耆，为新“安西四镇”。
武则天设“北廷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巴尔克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区。
唐中叶玄宗时统兵西域的高仙芝随意掠夺，激起反抗。751年石国王子向大食求授，与高仙芝大战于怛逻斯城，唐军大败，退回葱岭（今帕米尔）一带。唐王朝在西城一百年统治崩溃，向后退缩了。
二、吐谷浑，薛延陀，回纥在青海和南疆，鲜卑人一支的吐谷浑，隋初曾进攻隋朝边城，后被炀帝打垮。
薛延陀是两个小部落，臣服于突厥。东突厥亡后一度成为漠北一大势力。被唐灭掉，唐控制了漠北地区，并开一条田漠北至长安：“参天下汗道”。
回纥是维吾尔人的祖先，初居漠北，后迁新疆西域一带。初为突厥控制，曾授助唐灭突厥的战斗。647年唐改回纥部落为“瀚海都护府”，以其酋长吐迷度为都督。曾一度为后突厥汗国控制，后灭后突厥。唐后期回纥内部争斗，国亡逃散，一部分人东进，到河西走廊定居，逐渐汉化；另两部分进入吐鲁番、天山葱岭以西，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人。
三、靺鞨族和渤海国居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靺鞨人，周称肃慎，汉魏时称为挹娄，北朝称勿吉，后称女真，满族。惟隋唐时称靺鞨。
隋唐时分为七部，以南部的粟末，北部的黑水为最大。
粟末部在唐初归附唐朝。698年其王大祚荣建振国，唐封之为渤海郡王，故又称为渤海国。辖区至朝鲜北部、俄罗斯滨海地区，都上京龙泉府（是在黑龙江宁安县世环镇）。
黑水部与唐交往密切，设黑水都护府，赐姓李。
唐末时契丹人兴起，灭渤海国，黑水部也成了契丹人的附属。
四、南诏今云南境，洱海边为白蛮（白族），滇池也边为乌蛮（彝族）。
唐中叶乌蛮征服白蛮，建六个诏（即王、王国）蒙舍诏（南诏）、蒙嶲诏、越析诏、邆赕诏、浪穹诏、施浪诏。不久吐蕃人侵占六诏时，唐支持南诏王皮逻阁统一六诏，建南诏国，都六和城（大理），封云南王。
南诏西为吐蕃，北为唐朝，都想控制南诏，南诏一直玩平衡，初与唐友好，抵御吐蕃；唐中叶反唐，唐两次伐南诏，不久又与唐盟好。唐末与唐交战，830曾攻陷成都。天复二年（902）汉人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推翻了南诏，改国号为大长和。宋改大理国。
有独特文化风俗，受汉文化影响也大。大理三塔之一的崇圣寺塔即为汉人设计。制度仿唐，中央设六曹（即六部），地方设十噞，军事重地有节度使。并有均田制。
五、吐蕃今西藏人的祖先。士蕃人是孟族与入藏的羌族人融合的民族。
隋和唐初西藏高原有三个政权：南部吐蕃、西北羊同、东北苏毗。唐初松赞干布继吐蕃位，统一三部，建士蕃王朝，迁都逻些（今拉萨）。
唐蕃联婚和亲。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嫁弃隶缩赞。弃隶缩赞上表玄宗：“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即文成公主的娘家）。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旧唐书·吐蕃》。安始之乱后唐势衰落。吐蕃人称机攻古了河西陇右，德宗时一度攻占长安。唐后期与唐修好，长庆三年（823）在拉萨建“唐蕃会盟殚”，今仍在。
唐亡后吐蕃一度与中原脱离关系，元代方才恢复。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秦以前对外交流记载很少。魏、隋唐对外交流以文化为主，宋代以后经济交流增加。明后期开始受侵略。
唐代对外“开放”，有盛唐气度，对外交往很多。仍以文化为主，并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佛教为主的文化交流不甚相同，扩展为更广泛意议上的文化交流。
唐政府设鸿胪寺接待外国宾客，主要是与亚洲国家交流，有两条交流路线：
陆路——以长安为中心，西南达印度、缅甸，西北达西域，东北达朝鲜半岛水路——以登州（蓬莱）、楚州（淮安）、扬州达日本，由广州可达东南亚各国
一、与朝鲜的交往隋炀帝伐高丽失败后，唐初高丽敬畏唐朝。但太宗为了给儿子扫清隐患，主动出击，于贞观十八年率十万大军伐高丽，败回；又造战船谋攻，因太宗死而告寝。
高宗时灭百济和高丽，设“安东都护府”统辖之。但不久新罗反抗唐朝，统一了朝鲜半岛。
新罗统一后双方恢复友好往来。派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汉文化，如崔致远考中进士，任侍御史，著有《桂苑笔耕集》。薛聪创朝鲜文，以汉字注音，称“吏读”。并仿唐朝搞科举制，均田制（称班田），《旧唐书·新罗传》载唐玄宗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汉化很明显。
二、与日本的交往隋朝与日本交往很频繁，小野妹子（男性）来隋时带来倭王给炀帝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唐代二百年间日本派出十三批“遣唐使”，每批二至五百人，包括留学生和留学僧人。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善诗文，任唐御史中丞。与李白关系密切。回国时误传遇难，李白作《哭晁卿衡》，后返回长安。学问僧以空海最著名，学佛教密宗，回国后创密宗教派。
唐代派往日本的有学者，也有个人主动去的。著名的是鉴真和尚，凡六次出海到达日本，双目失明，仍讲述佛教律宗，以及唐朝建筑，医药等。平城招提寺今仍存鉴真铜像。
与唐朝的鼎盛相比，日本此时尚落后，频繁的交往使之受唐文化影响很深。学中国制度文化：
——制度。仿唐官制（中央的省、知县知事）；仿唐律 搞了《大宝律令》；颁班田制与租庸纲法，仿唐搞科举，习儒经。
——文学。留学生吉备真备创《片假名》尸、亻、冖、工、才，空海著《篆隶万象名义》字典，并创“平假名”ㄝㄙし元ポ，此外还学习唐朝诗文，尤其推崇白居易诗，很多日本学者用汉文著述。学习唐朝绘画，称“唐绘”。
附：日本“大化革新”时学唐文化，是汉化；近代“明治维新”时学西方文化，是欧化。从文字上可看出痕迹；传统名词用汉字，新名词用英语音调拼写。
三、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交往
1、东南亚。越南、柬博塞、缅甸、印尼、尼泊尔
（林邑）（真腊 ） （尼婆罗）
2、南亚。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统称天竺。中国造纸术此时传入印度，印度制糖技术传入中国，玄宗改作《霓裳羽衣曲》原名婆罗门曲，即来自印度。玄奘西游后带回佛经，并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沿途见闻。随后义净从海路到印度，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
斯里兰卡，时称狮子国，有遣唐使来长安。
3、中亚。阿富汗，时称吐火罗国，与唐王派使臣昭武九姓国：原位祁连山北昭武城，为匈奴所迫西迁，仍以“昭武”自称，亦称“粟特”人。分为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戊地九个小郡国。唐平西突厥后，九姓国王附唐朝，但唐朝不管其内政，只有经济交往。
4、西亚。伊朗，时称波斯。阿拉伯人灭波斯时，很多波斯人流落长安，甚至亦客死长安。在大城市开“胡店”经商。
东罗马，唐称拂菻，有遣唐使来长安。
阿拉伯，唐称大食。遣唐使到长安，商人来唐也很多，并传入伊斯兰教。天宝时怛罗斯之役中大食助西城石国，唐败被大食得去者有杜环，十年后放回唐朝，著有《大食国经行记》一书。
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1593页有“中外文化交流”等长条，周一良撰，积具水准也。
隋唐五代的文化
从隋朝初年开始，随着大一统局面的恢复和又一个盛世的到来，文化也是呈现高涨趋势，形成高峰时代。其主要特点不止是具体内容博大精湛，更重要的是体现着唐代与以往大一统王朝文化专制不完全相同的包容精神。
鉴于这一时期文化史内容多，试分经学、史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六个方面讲述。
一、经学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的经学，在隋初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经学自身的南北分异，《隋书·儒林传》说：治经者“南人简要，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从方法到内容都存在分歧，二是佛教和道教的冲击，虽然入隋后玄学影响小了，但佛道仍然威胁儒学的正统地位。
所以，这个时期治经者的中心使命是使经学上的南学北学归向统一，尤其是重新树立儒学的核心地位。隋唐儒学家们完成了这两个任务，而且结束了汉代以来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开启了讲究义理思辨的“宋学”之先河。
1、王通的新经学王通字仲淹，河东郡龙河（今山西万荣）人。先在蜀郡为官，后归乡讲学9年，治经4年，38岁时去世。其著述多已佚，死后门人将其讲学时的记录整理成《中记》一书传世。
南北朝以来经学在南方受佛教冲击很大，隋文帝时崇佛，仍在客观上抑制儒学。儒道佛斗争一直很激烈，其间有人主张毁佛灭道以存儒学，或以道教、佛教来统一各家，结果都行不通。王通新经学特点是调和儒学与佛、道的矛盾，试图通过改进经学来振兴儒学，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
王通认为，儒、道、佛争斗的结果是三家受害，试图通过吸收佛道二教的可取之处，弥补儒学的不足，提出了“三教于是乎可一”的主张《中论·问易第五》。“三教可一”是以经学家的身份，站在儒学立场上提出的，“可一”不是“合一”，不是把佛、道合于儒学之中，而是三家并存；但在王通内心深处，以儒学为正统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所以他同时又提出了,明王道”的主张，即建立以先秦时期正统的儒学为基础的王道政治，恢复孔子之道。
须注意者，王通主张恢复先秦时的正统儒学，前提是认为汉代以来经学家的解释已非正统了。这与唐代经学家的认识是相同的，韩愈等的儒学思想就是在王通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2、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唐初诸经文本多有异处，对经文的理解分歧更大。于是唐太宗令经学大师孔颖达主持，对经书的经文进行统一整理。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隋末考取明经科，入唐后为国子监祭酒。此时他年事已高，只是总揽大纲，由当时专治一经的经学名家分头编撰，最后由孔颖达总其成。
义是对诸师原文的解释，疏是对原注的解释，汉代以来经学家对诸师作过反复解释，有义也有疏。但章句繁杂，儒学多门。太宗令孔颖达整理的是：周易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诗经毛传和郑笺、礼记郑注、左传杜注。各位中南北风格不一，孔颖达名义上不分南北，其实是以南学为主。孔颖达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即以所选家的本子为标准，以原有注文进行解释，即使其它本子中有更好的注释也不用。这不是义气用事，而是把整理经文作为手段，把统一思想作为目的缘故。
注疏编定后成书180卷，定名《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凡儒生谈经、应试均以此为准，否则就是异说。这样，东汉以来诸家解说归于一说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只是把其他学派压了下去，儒学内部并未统一；统一儒学各派对诸经解释的是《五经正义》。
与之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唐太宗还令颜师古专力考订经书原文。颜师古将“五经”的各种本子找到后，写成《五经定本》，颁行天下，解决了经书原文殊异的问题。唐末文宗开成二年（837）郑覃主持全面校订包括“五经”在内的十二经，纠正了颜师古的失误，刻成“开成石经”114块650252个字，立于太学。
隋唐经学的发展趋势是汉学向宋学过度。孔颖达“疏不破注”是传统的汉学风格，与这个趋势不协调；但他对注疏作阶段性清理和总结，为经学新阶段的到来做了准备。
3、啖、赵、陆的“《春秋》学”
到唐中叶传统的经学思想受到怀疑和挑战，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专门之学”开始进行新的探索。此时在经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地区的经学家啖助、赵匡和陆淳（质），他们以治春秋为主，被称为“《春秋》学派”。
啖助，字淑佐，祖籍赵州，天宝末年徙居江东。当过县官，安史之乱后闭门著述，研究春秋。赵匡，字伯循，祖籍天水，天宝年间为扬州节度叛官。陆淳，字伯冲，吴郡人，顺宗时避太子讳改名质。三人都在江南任地方官，志趣相投，尊师友关系，时常切磋学问。三人著作存世的有陆淳《春秋集传纂例》10卷，《春秋微旨》3卷，《春秋集传辩疑》8卷，代表了三人的经学观点和方法。
《春秋》学派的主要特点是“舍传求经”。认为《春秋》原文没问题，错谬全是三传造成的；在三传都不合适时，便丢开三传自己解释。他们“舍传求经”自我发挥解释时有“明王道”为原则，有利于“道”的“无经之传”也可采用，太实用主义，太随意了。虽然如此，但此后治春秋都不再拘泥于三传，从而脱开了章句训沽的汉学路子，走上了义理思辨的路子。
4、韩愈、李翱与唐后期经学唐后期经学的共同特征与中期相同，即不宗奉东汉以来经学家注疏，自己重新解释，通过自己解释经义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先世居昌黎（今属河北），故称“韩昌黎”。其著述由弟子李汉编为《昌黎先生集》。韩愈经学思想的核心是“道统论”。
“道”即儒家正统学说，“统”是这种学说的师承关系。韩愈著《原道》一文，认为道发端于尧、经舜、禹、汤、文、武、周等，到孔子时发展到“大明”即完美；孔子之后诸门子弟均不能得其要领，只有孟子是正宗。“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就是说孟子死后（即秦汉以后）的经学家均未得其传。失传千年后至此到韩愈才接上。韩愈自认为是师道、传道的“卫道士”。在韩愈颇为自负的语气中，有与此时经学家们相通的地方：都认为东汉以来的解释不准确，都是对汉学的怀疑和否定。
韩愈认为“道”是先贤经典的本意，有深浅多层含义，从养生之道、规范道性等等。并发展了孟子的性三品说，讲究节欲，反对佛道异端，以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这又表明重此亦有剔除佛道对儒学冲击的任务。
李翱，字习之，陇西（甘肃谓源）人，一说赵郡人。韩愈的学生，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与韩愈一样强调道统，同样以传道为已任。其个人主张为复性论，尤其是复性的方法即至诚正思。
复性即恢复人的纯正本性。性得之于天，都是善的，情产生于后，有善有恶。排除恶情嗜欲的昏暗，回复至先天纯正的本性中去，就是复性。具体办法：不受恶的情欲的诱惑，即至诚；继而达到对不良欲望想也不想的程度，“思无邪”，即正思。
唐后期经学家中影响最大的是韩愈。他把一向不受重视却最能代表儒家精华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专力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成为儒家原始经典中的经典。李翱的影响在于，试图用至诚正思来恢复人的善性，发端了心性义理之学，也发端了后来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至此可以说，经过隋唐时期几代经学家的努力，已经给经学加进了一些新内容，完成了从汉学到宋学转变的准备，并且已经开了宋学的先河。
二、史学这个时期所修史学的数量多，体裁种类也多，呈现出贯通“古今”的趋势，开始了修史理论的探讨；同时，国家对修史的管理也开始强化了。
1、史馆和国家修史制度史馆是唐代常设的管理和主持编修史书的机构。自先秦以来史书修撰都是个人为之，隋文帝开始禁止私人修国史，唐高祖组织修南北朝各史，意在国家管理，贞观三年（629）正式建“史馆”并由宰相掛名监修国史，并设有专职史官。
史馆的建立也就是官修史书制度的形成。唐太宗曾专门令魏征对所修前代史“总加横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旧唐书·魏征传）。所谓“损益”不只是为了体例一致，更是为了统一口径和思想。
史馆所重视主要是当代史的修撰，主要有两种：
一是实录。起居郎记下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宰相记下皇帝处理军国大事过程的时政记，到一定时候（皇帝死后）由史官据之整理成一朝的实录。唐高祖到武宗16朝都有完备实录（太宗、武后、睿宗、玄宗和德宗甚至有两三种），共计75部785卷。
二是国史。国史与实录并行，但实录是编年体，国史是纪传体。唐人所修当朝国史以一帝或几帝作一书，自太宗至宣宗朝一直没停止国史的编写，分别称纪传、国史、唐书、唐史、唐历，共8种，693卷。这是此前所没有过的现象。
史馆和国家修史对史学的影响有利有弊。史料征集和利用方便了，史官地位提高了，并有了相互切磋的场所。官修史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统一思想，把史学的功用仅仅局限于提供治乱兴衰之一途，限制了史学的拓展，史学成了政治的附属。再者，众人共同修史固是可以取长补短，但由此一来都缺少了个人修撰时的个性和思想，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说“官修之书不满人意，以其杂出众乎，未能自成一家”（ 经学历史P201），正是看到了这一层。
2、唐朝前代史的修撰在二十四史中，唐以前只修了“前四史”。高祖令人修南北各史未成，太宗鉴此建史馆，官修正史，进度加快，在唐代修成了梁、陈、北齐、北周、隋及晋朝正史。加上私修官颁南史、北史，共8种。
梁书陈书。魏征监修，姚思廉主撰。梁书记肖梁55年历史，共有本记6卷，列传50卷；陈书记陈朝33年历史，共本记6卷，列传30卷。两书文字精炼，资料可靠，但内容缺项多。
北齐书。李白药主撰。共有本记8卷，列传42卷。北齐只有28年，但是书记高欢（496）至高恒（577）共8年历史。原书已佚，宋之据《北史》等书配齐。
周书。今 德 传。共有本128卷，列传42卷。北周只有24年，是书记宇文泰（505）到隋灭周其76年历史。北周五国时间短，但制度多为隋唐沿用，军事力量也强大，是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北周的状况，并且附带记载了东承、北齐、西 和南朝的一些情况。原书部分佚失，也是从《北史》中补齐的。
隋书,魏征监修，颜师古、孔颖达等修撰。共有帝纪5卷，志30卷，列传50卷，记开皇元年（581）至恭帝义宁二年（618）共38年的史实。全书的“史论”都由魏征撰写，代表唐初君臣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此书水平高，郑棋《通志·艺文略》率,迂固以末，嗜不及也”。主要有三个特点：
①将少数民族分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叙述清楚；
②〈经籍志〉首次，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后称“四部分类法”，一直在古籍范围内使用；
③志30卷，分10目，是全书精华，详述南北朝到隋末的各种制度沿革。
晋书，原署唐太宗御撰，实际是房玄龄等主编。太宗审看了初稿，并亲自写了宣帝，武帝代和陆机、王羲之传未尾的“论”。其帝记4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西晋，东晋共155年历史。创“载记”一目，类似《史记》史的“世家”，专记十六国人物史实。
南史和北史。两书均系李延寿私撰。甚父李大师曾自编编年史南北朝通史，李延寿承父业改为纪传体，历时16年而成。此时，唐已建史馆制度，不许私人修史，加之李大师一度获罪流放，是书初被秘藏。后朝廷特许流行。南史本纪10卷，列传20卷，记载南朝四代169年历史；北史本纪12卷。列传88卷，记北魏至隋末共五朝232年的历史。是书有意将南北朝各代整体叙述，南史中常有北朝人事，北史也常有南朝人事，使南北形势一目了然。
唐代所修上述八部史书（ 私修两部，）占二十四史的1/3，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的修史数量。官修以六部书中虽然依政权而编，却不分正统非正统，没有歧视少数民族政权的观念,南北一体，胡汉一家，反映了唐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度。
3、刘知几和《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韩城（今徐州）人。17岁时读遍当时的史书，掌修国史二十七年，修起居注和实录。但在史馆中不能按个人的理解去写史，还常遭同仁讽刺，故退出史馆，“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十，自叙）。历9年时间完成此书。
《史通》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佚内卷3篇，现存49篇。该书论述范围广，涉及史官源流，史书体裁、史书评论、史学方法。史学修养、史料范围、史断鉴别和语言运用等，几乎包括历史学的所有问题。比较重要的记述有三：一是对以往史书归类，二是强调史评的重要性，三是提出史家修养的标准，即才、学、识。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史评著作、史学理论著作和史书编撰法著作。此前《文心雕龙·史传篇》有类似性质，刘知几也自称依据此篇加以发挥，其实远远超过刘勰的认识。他提出了史书应加都邑、氏族、方物等志,为后人所接纳；但认为天文、艺文、表历无用，则是不妥的，并且后人未予采纳。
4、通典及政书的编撰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作者杜佑，字君卿，京北万年（今长安县）人。遍任户、工、刑各部及地方官，又任宰相，熟悉各种制度及执行情况。唐中叶，他仿刘秩的《政典》一书历35年撰成 。
通典 上起黄帝，下至 唐天宝末年；后文中有代、德两朝事。全书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共九门（亦称典），每门下分若干细目。对每一细目所记制度都按朝代顺序考其沿革，详述其差异优劣。并且在正文之外有很多注释，也是 资料。
此书超越以人物为中心的编年体、纪传体创立了种新的史书体载——政书体。是“三通”、“十通”之始创者。
除通典外，唐代还有两种政书：
一是唐六典。旧题唐玄宗御撰，实现张悦、张九龄、李林甫等人监修，韦述等编写。全书30卷，因玄宗体例为“理、教、礼、政、刑、户典六条”；但最后按官署的官职以及地方行政、军事官吏为序编排。“以事隶官”，以官职为纲，正文记职司官佐，吏员的秩；注文记述职司事例、机构沿革，包括一些诏令。实际内容涉及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
二是唐会要。会要体史书专记当朝各种制度的兴衰，取材于有关律令，诏数、奏议等文献，史料价值很高。首创者为德宗时的苏冕、苏弁兄弟，撰《会要》40卷，唐未催弦又修《续会要》40卷。北宋王溥据此书总撰成《唐会要》100卷，使用至今。
5、类书的编撰类书，即摘抄经史百家中的有关内容，重新分类排列、汇编而成的书。曹魏时已有之，唐代才增多。隋唐重要的类书有四种。
《北堂书钞》。虞世南等撰，成书于隋末大业军,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类书。北堂指秘书省后堂，虞世南在此任秘书郎时开始编写此书，故名。全书160卷，公19部、852目。每一目下将所引录原文归纳一小标题，按时间顺序排列，并注明原文出处，清晰醒目。所引书系隋前典籍，多已佚亡,得以保存片断。
《艺文类聚》。欧阳询等撰，成书于唐初武德七年，（624）。全书100卷，分46部，部下分目，每目下所引故事、诗文均注明原出处和年代，引古籍达1400余种。欧阳询此书创立了完整的类书体例，即事文并举，部门下分子目；每一子目下先录经史百之言，后附诗文。均以时代先后排列，条目清晰。
《初学记》。徐坚等撰，成书于玄宗时期，原是为方便皇子们学做诗文之用，故名。全书30卷，分23部（加上附部共26部）、313目。每目下分三部分：叙事——说明子目标题含义，提供有关知识、资料；事对——列出对偶句形式的典故，注明出处，以供作诗文时用；诗文——精选有关佳作，系在各子目下，作为学写诗的样板。价值在于，无意中保留了许多南北朝隋至唐初的珍贵片断资料。
《白氏六贴》。白居易撰，相传其在书斋中置瓶数十（或日数千），瓶上各题名目，让门生读书时采集典故佳句，诗文佳话，按类投入各瓶中，最后倒出分类整理成书。全书30卷，235目1367门，另附503个小目。但其行文不注出处，也不按时间顺序。此书又称《经史类要》、《事类集要》、《六贴》，所收资料止于隋朝，宋人张传德加唐五代资料，与白书合并，合称《白氏六贴》。
6、地志图经和地理学成就隋唐地理学著作仍有“史地合一”传统特点，民俗，历史放在与山川、政区同样重要的位置来记述。但此时地理学著作增多，作为一门专学，地理学开始成熟了。
隋统一后各郡上其地图，朝廷据之编《区宇图志》、《诸州图统集》等地理风俗书，唐也规定各州府每三、五年一造图经，送兵部存留，朝廷并据之整理成《十迹录》等全国性地理书。
唐代影响较大的一理书有三种。
《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等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地理书。李吉甫在宪宗朝任宰相，统领全国财政，编《元和国计传》，用来掌握户口和赋税；进而于元和八年（813）撰《元和郡县图志》，原40卷，图文配合；今存34卷，图已佚，故文称《元和郡县志》。该书在各州府所上“图经”和兵部所编《十道图》的基础上撰成，按十道分编，下分47镇，镇下列州府县，叙述各州府县的建置沿革、户口人数、山川位置、主要关塞、祠庙、道路及人物典故、历史大事。全书记述详尽，对各地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也很真实。
《括地志》唐太宗之子承王李泰撰。原书550卷，序略5卷。是书参照《旧唐书·地理志》，又不拘泥此形式，以州县为单位，全面叙述该地政区沿革、山岳地势、河流渠道、风俗物产、文物故事，对了解唐初政区设置和各地社会经济状况很价值。
《蛮书》，樊绰撰。是作者唐末任安南经略使时对南诏地区实地考察后写成的风俗地理志，又称《南夷志》、《云南志》等。全书四卷，分别记述云南境内的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城镇、物产、蛮夷风俗，南蛮宗教、南蛮疆界连接诸蕃国景，所记云南历史、交通、民俗及与唐的交流很具体真实。原书在明代已失，现传为《永乐大典》辑本。
此外，记载两城各国地理风俗的《大唐西域》10卷，是玄奘去印度取经时的途中见闻，口述已由弟子笔录而成，记述沿途百余小国的状况。
唐代地图测绘技术也有进步。上述贾耽书中有《海内华类图》一幅，宽3丈，长3.3丈，图上一寸折地面百里；又作《禹迹图》，按九州绘全国地刑，“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旧唐书·贾耽传）。该图在南宋初曾被刘豫缩摩刻石，今存于西安碑林（对碑林所存是《禹近图》还是《海内华类图》，说法不一）。所绘山川地势虽然有“山水画”痕迹，已与现代地图接近，表明地理学至此已成为较为成熟的专门技术了。
附：国学传统讲治史四把钥匙，即宦制学、目录子、年代学、和地理学。今人严耕望有《古代交通图考》，其中的第四册为唐代内容。全书击自第五册。
7、《旧唐书》与五代史学五代各政权均沿用唐朝官修史书之制。后梁后唐都曾准备仿前代成例修唐史，因资料限制未成；后晋时石敬瑭下令修撰，历4年撰成《旧唐书》。
《旧唐书》原称“唐书”，旧题宰相刘朐啭，实际其只是监修，由张昭运等人编写。全书本记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所用资料多来自唐朝“实录”，但书的前半部分多直接用国史和实录的原文，未加整理，常有文字冗长，史实重复的问题。
附：北宋时已不同意此书，欧阳修等人另撰《唐书》225卷，试图取代之。但二书互有长短，欧书未能取代原书，一直并行，归入二十四史之中，只是加一个新、旧字、以示区别。
三、宗教哲学隋唐五代时期哲学思想家的新建树不多，大概是由于唐中叶以前鼎盛，以后骤衰，文人学者情绪一直处在亢奋和波动之中，冷静下来思考的机会少的缘故。
这个时期宗教一直很兴盛，各种教义和学说得以充分展开了。虽然宗教之中下层多是迷信，而上层的信仰则是精神的，包含了哲学。上层宗教的思辨精细高深，逻辑独特严谨，超过了当时的哲学思想家和经学家，从而使宗教中的哲学成了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主流。
这个时期的宗教种类很多，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以及、祆教等。其中势力最盛，在哲学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和道教。
附：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停下来，就是由于不懂佛教。二、三十年代的国学大师都研究过佛教问题。
1、佛教宗派及其哲学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分派，隋唐时期发展为一些固定的宗派。各宗派的宗旨相同，思考的问题也名异实同，所不同的各自的理解和解说；所谓佛教宗派是由不同的教义，组织和戒律来界定的，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佛教宗派也可以说就是哲学学派。这个时期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四个。
附：佛教起源于前五世纪，尼泊尔的兰毗尼人当时称迦毗罗卫域,净饭王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后称释伽牟尼。佛即觉悟，彻悟。初期教义为“四谛”：
苦：多苦观，人生一切皆苦集：苦的原因欲望产生苦恼灭：禁欲是消除苦恼的根本办法道：湟磐是最好的归宿，不生不死状态（一般认为死后灵魂进入极乐世界，实际是追求精神永恒）
天台宗，也称法华宗，空宗，创始人是陈隋之际的智觊。唐初兴盛，中唐以后逐渐衰落下去。天台宗的突出特点是“圆融”，融合南北佛教的特点，南方佛教注重对佛教理论的内心领悟，北方佛教注重坐禅，修行的外在行为；天台宗提出“止观论”，止又称定，指坐禅；观又称慧，指所悟，主张“止观并重”“定慧双修”，南北风格得以协调。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性见实相记”之中。性也称法性，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性见全相，指各种事物都是由法性派生。并由此引伸了两个命题：“一心三观”，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空的不固定的，都是心虚构的，只有心才真实的，“一心”可以同时三观，三者在“一心”中又同时存在。“一念三干”，一念即一心，三干即宇宙万物，宇宙万物都是由“一心”派生形成的。法性、一心、一念都是指绝对精神、意识，天台宗认为这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法相宗。也称唯识宗，瑜珈宗、慈恩宗，创立者为玄奘和窥基。主要经典是《成唯识论》。唐初玄奘西游回国后带回并翻译子大量佛经，弟子窥基在协助玄奘译经时丰富发挥了该派学说。尽管当时玄奘知名度更高，又有朝廷的支持，但由于佛法太高深，修行太敏琐,长，只兴盛了三、四十年便衰落了。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体现在唯识论中。唯识又称万法唯识、万物唯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识”演变而成的，识分两种，一是内识，即最高的精神本体；一是外识，即人的直观感党和思维。直观感觉熏染内识，便产生了对万事万物的印象，这一派还认为，世人常见的“我”是虚幻的，各种烦恼的根源就在于误以为“我”是真实的，这就是执迷不悟。消除这种执迷，必须认识到只有作为精神本体；内识才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假的。万法（物）唯识，也可以说时心外无法，心外无物。
华严宗。又称是贤首宗、法界宗，创立人是法藏，主要经典《华严经》。武则天想当女皇时，法藏心领神会。译经时替武则天造舆论，因此迅速兴盛起来。武宗灭佛后衰落。
这一派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法“界缘起说”。法界即真法界、心法界，指真如佛性，最高的精神意念；心产生理、理产生万物，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法界”生化而成的。并推导说：既然万事成物都是法界生成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都只是表面上的，本质都是相同的。所以应当圆融之间，高度和谐，但成“无碍法界”。
这一派还将事物差别归为六种：总相（整体）与别相（部分）、同相（同一）与异相（差别）、成相（先成）与败相（毁灭），都是一为悟二“二而恒一”的关系。又把法界的含义由浅到深地划分为十个层次，称“十玄门”，十个层次之间不仅圆融无碍，而且都是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关系。
禅宗。又称佛心宗，主要经典是《坛经》。传说禅宗始祖为印度僧人达摩，传到弘忍时已是唐朝初年，形成以慧能为首的南宗和以神秀为首的北宗，结果南宗成为正统，并成为唐代佛教中最有影响的宗派，在唐数代达到全盛。
南禅宗的修行方式简单，只要“无念”，即心如木石，不受外界影响，处于绝对虚物状态，便可“顿悟”，在刹那间领悟佛教真义。所以在中下层民众中流传很广泛。
这一派声称“不立文字”，其哲学思想相对其他教派而言比较浅显。有两点：一是心本体论，佛性在心中，万事万物也由心中派生。
按：这一派直接启迪后来理学中的“心学”派。
二是空天观，否认一切客观事物的存在。
附：相传弘忍在传衣钵继承人时，让弟子作（五言诗）讲学佛心得。神秀说：“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核心是“净”字。下僧小僧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核心是“空（无）”字。慧能被选中，在于“空（无）”比“净”更深一层。（悟空、悟净、悟能、代表理解不同三个层次也。）
唐代佛教各宗的学说有所不同，但其哲学思辨的主要特点则是相同的，都是“心性论”。天台宗“一心之观”、法相宗的“唯识”、华严宗的“法界”禅宗的“心本体”，辩析和表达的都是相同的意思：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虚幻的都是心派生。各宗都讲佛心，所谓“心性论”可以就是“佛性论”的本质内容。
“心性论”在认识论上有重要地位。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看，先秦秦汉时期讲“天道观”，讨论宇宙的构成,南北朝讲“本体论”，讨论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南北朝后期由讨论客观世界“本体论”发展的为讲求心性义理的“心性论”。唐代佛教各派的哲学内涵不仅与此时的哲学思潮吻合，而且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交流，因为与当时的哲学思想家相比较，佛教界的思想活跃，思辨层次也最高。
当然不是所有的佛教宗派的哲学思辨都高。流传越广，影响越长的宗派的哲学思想一般比较低，如南禅宗；层次高的恰恰是流传范围小，时间短的宗派，如华严宗。高层次的思辨、学问是少数人的事情，一多就乱，一热就散，此规律也。
2、道教教派及其哲学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时期，宗奉先秦时期老子李耳为始祖。其最初教义主要是：顺应自然，远离现实，主要讲人生策略，哲学内容少。至于后来的炼丹、气功，是道教精神的衍生，有的已不符合原始的教义。
唐代时期道教很兴盛。李渊在隋末起事时得道士王知远的“密符之助”，建唐后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代，神化皇权，也抬高了道教的地位，排在佛、儒之上。太宗信道常服金丹，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之皇帝”，武后崇佛，也不排斥道教；中宗睿宗大修道观，并令两个公主为女冠。到玄宗时期，崇道教到极致，道教也达鼎盛时期。
安史之乱后道教虽不及玄宗前期的气势，但肃、代、德都信奉道教之术，宪、穆、敬、武、宣都服金丹而死。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李存勖、石敬瑭、柴荣，闽主王璘,前蜀王建父子，吴王杨行密、吴越王钱鏐、都信奉道教，道教一直很流行。
隋唐以前道教已分很多宗派，但分法不一致。唐初各派仍在分化组合之中，各派的理论也逐步完善，道教教派也便成了道教学派，按理论分成了楼观派，上清派和重玄派。我们按此三派作分析。三派中：楼观派因楼观台建在道教发源地即今陕西周至县南秦岭山麓西得名，据传说老子在此写成了《道德经》。李渊起兵时楼台观的道士曾拿出全部粮草与渊,所以在唐朝受朝廷扶植而发展。但楼观派现论贫乏，没有独立教义，举奉上德派的上清任。在道教理论上贡献比较大，是上清派和重玄派。
上清派。创于东晋末年。注意道士个人的文化修养，注重道教经典的研习，文化水平较高。讲究合理的修炼方法，不用符录咒语等法术，重“心”即精神意念的调节。主要代表人物有吴筠和司马承祯。
吴筠，字贞节、正节，华阴（今属 陕西）人。原为儒生，考进士未中，为道士后得上清派十一代教主潘师正的真传。他善于用诗赋表达对教义的理解，追求修炼方法的简化。认为：道的玄妙之处归于虚无，虚无归于自然；自然就是人们“不知然而然矣”，受“虚皇”主宰。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虚皇”所生的“气”造成的。修炼时守静去燥，泰然忘性，然后通过“气”的吐纳，与虚皇所谓“气”接通，便可得道了。
司马承祯，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南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在嵩山师从潘师正，学上清经法，被举为教主。后广游名山大川，隐居于天台玉宵峰，自称“白云道士”，潜心研究道教理论，代表作为《坐忘论》。认为：成仙、修道关键是使神与道合，方能得道。提出“安心坐忘之法”，反对符录，丹药的使用，重视内心的调节。通过七个程序即可得道：信教、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
重玄派，形成于南朝肖梁时期，是道教中哲理层次最高的一派。“重玄”出自《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之语，形容“道”的深奥难尽。重玄派用思辨方式解释和发挥老子的学说，到唐朝形成了系统的重玄理论。在理论上最有影响的是成玄英。
成玄英，字子实，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唐初隐居东海（今江苏北部），后被召至长安，加号“西华法师”，注疏老子学说，训释“重玄”理论。认为：老子的“玄之又玄”意思是讲认识“道”的方法原则，即对“道”的认识不能执于“有”和“无”之间，说“有”是不对，说“无”也是不对的，要去掉是有是无的偏见，又要去除非有非无的偏见，扣除两种偏见之后再把不偏不倚的“一中之玄”排除，经过这样三次排除和否定之后，才能进入“重玄”之境，准确地把握和认识“道”的奥义。继而认为：用“重玄”的观念看世界万物，都是道派先的，都是虚幻的。人们常讲的境与智（即外界事物与内心认识），有与无、美与恶，是与非等一系列矛盾也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客观标准，仅是人的感觉），都应当忘却；唯有“道”是真实的，值得去探究。只有用“重玄”理论去研究道，在世俗生活中忘却尘世的一切，静心守一，才能得道成仙。
隋唐五代时期道教宗派的划分仍不固定，以致有人把司马承祯从上清派中分出，称之为独立：“南岳天台派”；也有人把重玄派归入上清派之中，不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从哲学思辩的角度看，无论如何分派，贡献较大，也是吴筠，司马承祯、成玄英等人。道教与佛教、儒学一样，解释宇宙、世界的目的不是单纯探讨哲学问题，是为了指导各自的修行和行为方式。吴筠、司马承祯侧重于整理教义和规范修炼方式，哲学思辨不多。成玄英通过注疏老子，发挥了“重玄”理论，仍作为修炼的原则和指导思想，但比其他教派的哲学思辩相对深刻一些。
3、儒道佛三家的斗争与融合隋唐代时期儒道佛三家鼎立。原则上讲儒学为正统，有时并非如此，武则天时把佛教者列为第一，玄宗时又把道教列为第一。但第一不是唯一，如“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的唐太宗《贞观政要·慎所好》，同时也吃金丹，把道士成玄英召到长安，还资助玄奘去印度取经……崇道崇佛是出自将皇权神化的目的，已如前述；抑道压佛，常出自经济动机，如与寺观争夺人口。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三者之间观念的冲突。
儒家讲多忠孝，僧尼则脱离尘事，弃父弃君，在儒家看来是不忠不孝之辈。佛教讲生死轮回，也直接与儒家观念相冲突；由牲畜转生而来的，对此还有什么忠孝的理由吗？道教与儒学也有矛盾，儒家主张进取，入世，道家则主张超脱，对世人俗事不感兴趣。并且佛教与道教也有矛盾，佛教认为人生皆苦，修行成了佛后才得以解脱，而道教则追求长生不老……。
冲突最直接的是儒学和佛教。所以在唐代君臣百姓狂热信佛的同时，总有一些人极力反佛，傅奕、韩愈、姚崇，狄仁杰都有过激烈的反佛言论和行动，斥责佛教教义，主张抑佛乃至拆寺毁庵，迁散和尚尼姑。尤其是韩愈，当宪宗兴师动众迎举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时侯，直言谏止，主张把佛骨投诸水火，以绝后患。武宗继位后生是抑佛，继而在会昌五年（845）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拆除4600多所寺院，还俗260500僧尼。五代后周时，柴荣也曾毁佛，并且亲自在正定隆兴毁佛像。
反佛灭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因为儒学是传统文化观念的代表，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但儒学的有些内容到这时已明显得有些陈旧过时，需要调整和发展，需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佛教和道都也需要吸收一些传统的东西，以便更广泛的传播。所以，儒道佛在矛盾冲突的同时，更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隋朝经学家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张，想以儒为主，调合吸收佛道的有用内容，已如前述。李士谦在评三者优劣时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隋书·本传》，是说三者相联，缺一不可。
唐代柳宗元认为佛教有些内容与《论语》相合，“不与孔子异道”《柳河东集·送僧浩初序》。韩愈激烈反佛，实际上吸收了一些佛教理论，其道统说、复性论，与佛教的法统观念和心性学说有联系，并且韩愈与高僧元惠、灵师、文畅等过从甚多，有诗相赠。就佛教而言，隋唐时期各宗派实际上都是吸收了儒道理论的佛教，比如对孝悌观念的吸收有了“教僧”之名。尤其是禅宗讲心性论，与《孟子·尽心上》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相近。天台宗把道教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吸收进来，主张先成仙后成佛。就道教而言，也开始讲礼义、忠孝，显然是受了儒学的影响；原来道教理论和教规都不完善，隋唐时期开始创立理论体系，制订教规戒条，则是在佛教的影响下进行的，有人甚至明显地直接模仿佛教。
儒道佛融合的基础，首先是由于三家的学说都是治理天下，安顿百姓所需要的，如《三教平心论》卷上所说：“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三者均缺一不可。其次，是人在不同时候分别需要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进退自如，甚至佛家的逃避放弃。仅有一、二种精神是不够用的。其次，最根本的，是儒道佛三家在哲学思辩方面的互补性。儒家重视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原则，太实用了，在哲学思辩方面不够深入；道家和佛家对现实尘世持一种超脱或遗弃态度，总讲些游离现实，抽象深奥的道理，哲学思辩反而上去了。尤其是佛教，在三家中是哲学思辩层次最高的。三家在哲学思辩上的互补性还在于，儒学善从正面论述，道家善于反面认识，佛教视而不见，不反不正，三者的配合恰似数学上正数、负数和零一样，配合起来是完整的认识方法。由于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唐朝盛世有容纳气度，使得隋唐时期儒道佛三家并存、融合，并且都是立足本家，融合另外两家，结果得到了改进。比如儒学在这个并存，融合的过程中吸收了佛道精神，开始了由传统儒学向新儒学即理学的转变。
附：儒道佛并存，而基督教，伊斯兰教流传不广的原因。
△伊斯兰教只在回纥人中流传，凡加成自然是穆斯林不可能形成各民族，舍中国流传的宗都。
△基督教流传不开，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中国人信仰层次浅，实用性强，为一事而信而求，遂愿后还愿报答，然后完事；不象西方的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层次的需要的精神文化层次较高，中国人多数达不到，不需要。
其二，中国上层习惯说教，中下层习惯被训导，缺乏自主的思考习惯。中式庙宇平顶式，家内四壁及柱子屋顶都雕梁画栋，满满档档，一幅画一个政事，一个训导，人在此间只能接受，不能展开想象了。西式教堂里外是尖维型，屋顶直指苍穹，四壁洁白。人脑处在与尘俗隔离的真空状态，容易展开思维伸向天空，高层次精神信仰便产生了。西方哲学发达当与之有关。
其三，科学技术的思考方式不同所导致。西方人侧重科学理论的探讨，追究终极原因，追不动时便归之于上帝，西方大科学家信基督教即此原因。中国的技术发达，科学原属的学向少，技术操作成功就似乎一切明白了，不追究进一步的原因，也就不会有信仰“终极原因”即上帝的必要了。
四、文学隋唐时代时期文学风格的演变有一个三段式循环圈：隋朝和唐初沿用南朝绮丽浮华文风；唐睿宗到穆宗时期追求“风骨”，达到了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天宝以后消沉，“规讽”文风多了起来，并追求与众不同的个性发展，形成不同的文学流派；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输入艺术形式，词藻的追求，向往超然的情调，甚至回到了绮丽浮华的文风上。
文风的演变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甚至对应。文化风格能尽情显示出来，还与唐代官方思想统治比较开明和宽松、不强令独尊或取缔某种学说有关，文人的思想比较自由，这也是唐代文学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
1、诗诗是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文学的主体内容。诗的发达原因有二：一是诗体自身演变结果，秦汉以后诗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六朝时已形成七言古诗和新体诗，在形式、韵律和词 风格方面为律诗奠定了基础。二是科举考试的是影响，虽然以诗取士在唐初才成为定制，实际上隋朝已有诗赋考试，这是诗繁荣的直接原因。
隋朝的诗尚未摆脱南朝浮艳之风的影响，如卢思道刻意模仿南朝风格，写艳诗《采莲曲》等；薛道衡也学南方诗风，据说因诗句极为华丽而被炀帝妒杀。炀帝作诗“好为吴语”，也写江南风格的艳诗。虞世基、王胄等也如此。
唐代是诗的时代。在清人编辑的《全唐诗》中收录2300多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自元代杨士宏著《唐音》之后，习惯于把唐诗按作者生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即高祖到睿宗时期。
这个时期之初的诗人多是陈、隋遗老，作品带有南朝齐梁官廷诗风格，连唐太宗也受其影响，习作艳诗。武后时沈佺期、宋之问对格律诗的形式进行了整理，使之规范固定化，一首诗字数有定准，平仄韵律有格式。格律诗也称“沈宋诗体”。
初唐四杰。高宗到武后时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摆脱齐梁诗风，运用可格律形式创作，具有粗放豪迈的特点，一反诗坛上的绮丽萎靡之音，开一代诗风。他们作品不多，也有佳句传世，如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秩水共长天一色”。四人人品不高，后人常因此讥讽，但其在初唐诗坛上的地位是应当肯定的。
陈子昂。面对律诗兴起，古体诗面临淘汰的状况，力争古体诗地位并予以更新，使唐代诗苑古体诗与格律诗并存。并且陈子昂诗作有内容充实，语言刚劲的特点。
盛唐，即玄宗肃宗时期。代表人物为王维、李白和杜甫。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进士出身，当过监察御史。安史乱军俘之委官，平息叛乱后不得志，过亦官亦隐的生活，善长五言诗，开元天宝时被称为“文坛霸主”。40岁以前的作品真挚生动，景象明朗，风格清新，并有奔放豪迈的特点，如《少年行》、《使至塞上》，40岁以后作品情意幽深，如《渭城曲》，后被谱成送行乐曲《阳关三叠》，千古传唱。王维能诗善画，作画时不分四季，随心所欲，人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即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情，达到了诗画一体的意境。
李白，字太白，原籍陕西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楚河流域），幼年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曲）。浪温主义诗人，代表作有《早发白帝城》、《蜀道难》等，时人贺知章谈《蜀道难》后称之为“谪仙人”，逆以为号。李白年轻时有为国立业雄心，但不肯参加科考（认为无人有资格评卷），玄宗时以诗名被召入宫，又因不愿迎逢权贵，看不惯官场习气，遭佞臣谗毁。从政无望时，方决心终身以诗文为业。他的诗内容广泛，才思横谥，想人之不敢想，说人之不能说；似醉言狂语，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由于生性放荡不羁，终身以酒色相,所以他的诗主要以浮丽取胜，内容梢平。但诗首先应讲求艺术，李白堪称唐代诗苑第一人。
杜甫，字子美，原籍襄阳，曾祖迁至河南巩县。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代表作为“三吏”（石豪史、新安史、潼关史）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少年贫而有志、考进士未中，经历开元天宝盛而衰的局势，安史之乱中被俘年余，终生不得志，对中下层平民生活有亲身体验，诗作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内容深刻。语言极为简炼朴实，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时杜甫也有不少意境优美的抒情诗和写景诗作。
中唐，即代宗到文宗时期。代表人物为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谓南）人，生于河南新郑。现实主义传人，代表作为叙事诗《长恨歌》，讽谕诗《卖炭翁》等。做过谏官、刑部尚书，在牛李党系中受排挤，放弃仁途后专攻诗文，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位，曾抄写五套，分藏五处，以便千古流传。白诗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但由此一来，有些诗“近乎鄙俚”之语（惠洪《全斋夜话》），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
元稹，字微之，河南（今洛阳）人。与白居易见解、风格同，并称“元白”。代表性作品有《连昌宫词》，大胆揭露唐宫廷的腐化黑暗。他科考中制举第一，当过监察御史和宰相，后被贬为地方官，锐气大减，转向写艳诗。间有淫言蝶语，但含有对年轻时恋人的怀念之情和亡妻的悼念之情，真切动人。
附：白居易、元稹为唐后期现实主义诗人，诗文有史料价值；加之唐前期资料多，中后期少，二人诗的史料价值更可贵。
晚唐，即武宗到唐末。代表人物为李商隐和杜牧。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少有才名，中进士后当过县官，后在蓓镇幕府中当幕僚。生性放荡，因牛李两党都排挤疏远，形成感伤抑郁性格和深情绵绵诗风。所写抒情诗文字与音节高度和谐，被后人举为诗的美的典范。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进士，当过监察御史。他生活放荡浮薄，诗作主要反映城市生活，写歌妓舞女，代表作有抒情诗《泊秦淮》等。诗中有家国之忧，思清而味长，于婉丽中见刚峻。
晚唐诗人中有影响的还有李贺、皮日休、杜荀鹤等。诗作多，艺术性高，大都模仿盛唐诗风，包括李商隐、杜牧，被称“小李杜”。总的看来，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诗的时代渐渐的过去了。
2、词从唐中叶开始，随着歌舞音乐的发展五言、七言、格律诗入曲谱演唱不灵活，便出现了类似民间歌谣的长短句，作为歌词，简称词。唐末五代时期词作渐渐增多了。
唐末词人主要有温庭筠和韦庄。
温庭筠，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既写诗又写词，成就大的是词。他精通音乐，自诩“能逐弦吹之音，为恻艳之词”《旧唐书·本传》。恃才自负，屡试不第后专事填词。生活放荡，出入花柳月巷，写歌女常有独到之处，很传神。主要词作有《菩萨蛮》十四阙，他是大量写词的第一人，被后人奉为词作正宗。
韦庄，字端已，杜陵（今西安西南）人。自幼善为格律诗，有长诗《秦妇吟》等。后改攻词作。他写词语言朴素明白，尤善长写离别相思之情，风格很清新。
五代十国时期词作中心在川蜀和南唐。后蜀时赵崇祚编选词集《花间集》，收录唐末五代十国18位作家500首词，人称“花间派”；温、韦均被收，主要作者为前后蜀人士。南唐词作也很发达，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延已和李煜。
冯延已，字正中，广陵（江苏清江）人。在南唐任宰相，为人阴险善投机，被称为当朝“五鬼”之一。他入官场是“以文艺进”，并且终老写作不辍。他的词多离别情思内容，含蓄而缠绵，写景近乎白描而又耐人寻味。近人王国维评其词不失五代风格，又开北宋一代风气。代表作有《长命女》，《雀踏枝》等。
李煜，字重光，即南唐李后主。他自幼聪颖，艺术修养很高，在位时正值北宋统一战争，不断进贡以苟且偷安，加之爱妻幼子相继死去，国事家事交织，自知无力改变，只好纵情玩乐以排泄忧愁。北宋攻下金陵后，李煜出降，被带往开封，后被毒死。特殊的经历和感触反映在词作上，一方面是空虚无奈情绪，一方面精真意切，颇能使人共鸣。亡国后在开封写怀念故国的《虞美人》中：“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望故国不堪回道月明中”……都很浅近朴实，却很逼真，在词作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3、文体的变化与古文运动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通行骈体文，骈即对偶，每两句一对，每句十个字，前四个字一节，后六字一节，又称“四六句”。这种文体韵律明快，也能写出好作品，读起来上口，但作为公文用，显得呆板。隋初李谔极言骈体之弊（李讲的也是骈体文）,
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
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文帝曾下令公文不得用此文体，但不奏效。唐初仍通行，陈子昂等再次呼吁废之建议“文字复古”，即改用秦汉以前的古文体。直到唐中叶以后，经韩愈、柳宗元倡行，才实现了文体改造。
韩愈推崇先秦秦汉的散文体，主张用古散文取代骈体文，故称“古文运动”。名义上复古，实际在古散文传统基础上创新，返求自由、质朴的新散文体，是使文体、文风、语言全面进步的革新运动并且提出“文以载道”，重视内容，反对空洞形式美，以文害义。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身体力行，把新散文体用于政论、传记、书信以及序跋、墓志铭中，写了大量优秀散文，如《师说》、《原道》等。他的散文气势大，文字极为精炼，不仅为当时所重，也为后代所传 。
附：韩愈作文“言必已出”，不与人同。他衡量自己的作品有独特方式，当多数人说好时，他认为流于庸俗；当少数人说好，多数人说不好时，他认为入道了；当多数人看不懂，说不好时，他认为才得道，够水乎了。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中的得力参与者，他的主要贡献是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散文。在参与“二王八司马”改革被驱之后，他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作品更有深度和力度，《捕蛇者说》即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写自然风景《永州八记》，把自己的遭遇、情绪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成为新散文的杰作。
古文运动经韩愈、柳宗元倡行，在改变唐代文体、文风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虽然唐后期的制诰仍有用骈体文的，到北宋欧阳修再倡古文运动之后骈体文才退出文坛，但后人称古文运动的“唐宗八大家，文章数韩柳”，即含有推崇韩愈、柳宗元首倡之功的意思。
4、传奇小说自唐末裴鉶编《传奇》一书收录小说后，习称唐代小说为传奇或传奇小说了。唐代传奇小说由六朝志怪小说发展起来，角色大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了。虽然仍有志怪小说，反映的内容也较前贴近社会了。
盛唐和中唐传奇小说数量较多，流传下来90余种，可分为五类，一是记信史之外传说的别传，如《长恨歌传》；二是武侠小说，如《虬髯客传》；三是爱情小说数量最多，如《会真记》、《霍小玉传》；四是讲道理的寓言，如《南柯记》；五是少量讲鬼神的志怪小说，如《柳毅传》。这些小说有短篇有中篇，情节起伏，人物刻画生动，语言幽默通俗，标志着小说创作走向成熟了。
传奇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唐朝的官僚子弟，是科考之前呈给考官的作品，俗称“溢卷”，以显示自己的才华，所以都是精心之作，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水平。韩愈、柳宗元等都写过传奇小说，《会真记》的作者是元稹，原名《崔莺莺》，写张生与崔莺莺由私恋到最终诀别的爱情悲剧。据说是元稹的自传小说，其中有作者的亲身体验和感受，这些小说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不仅使小说成了一种专门的文学形式，对宋元以后的戏曲和章回小说也有直接影响。直到明朝，很多小说雏形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故事框架。
5、通俗文学通俗文学通俗文学的形式在唐代主要是变文。
变文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僧侣演讲佛语经文，对寺院僧人直接讲佛经，称为“僧讲”；同时为了扩大影响，还常对僧侣之外的普通人讲，称为“俗讲”。在俗讲时为了吸引听众，需要把复杂深奥的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与韵文结合，夹叙夹唱，并配以图画。俗讲时所用的画叫变相，所用的讲稿话本就是变文。
变文最初只讲佛教教义和故事，一般是先引一段经文，然后用说唱形式予以解释；甚至不引经文，直接讲佛教故事，从中渗透教义。当时流行的《降魔变文》等等主要是讲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内容。后来，变文演讲的内容不再限于佛教，也包括了中国历史故事和传说，如《伍子骨变文》、《孟姜女变文》等。开讲时常有几句开场诗，称为“押座文”目的是使听众安静下来，并概括介绍所讲内容的背景和大意。接下来讲述形式接近歌词，句式自由，但比歌词容量大得多。
变文作为一种文学表式产生后，便有了专门从事演唱变文的僧人和艺人，日本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载，唐代长安俗讲变文较著名的有“艺僧”海岸、体虚、文溆等人。
五、艺术文学主要以文字为表现形式，艺术主要用形象手法来表现。
1、书法中国书法是独特艺术，秦汉隶书、魏晋魏碑、唐代颜与柳，宋代仿宋，都在发展变化中，明清固定在揩书上，成熟也定型了。唐代书法即成熟又不老化，很活跃。
唐代科举有“明书”也称“明字”，考书法。选拔官员讲究“身、言、书、判”，其中的“书”要求“揩法道美”，并与人品相结合。唐太宗推崇二王书体，高宗写碑文很清劲，武则天写的字被宋人称“有大夫气”《宣和书谱卷一》，这都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有利条件。
这个时期的书法艺术可分作三个阶段。
隋朝和唐初。隋朝最著名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孙僧人智永，习二王字体并有变化。曾以“永”字为例总结笔法技巧，称“永字八法”。他抄写《千字文》800本流传民间，求字的人很多，将其门槛踏破，用铁皮包裹，称“铁门槛”。唐初影响最大的是欧阳询的“欧体”，有法度严谨，刚正劲险的特点。但在严厉中稍欠秀气。
唐朝中期的书法艺术成熟，成就最高的时期，最有影响的是颜真卿的“颜体”。颜体不象欧体那样严厉，又不流于媚气，形成了大度端庄、从容不迫的风格。字体笔画道劲宽绰，浑重浩大，有人赞之也有人嫌其臃肿笨拙，李后主曾说颜体“失于粗鲁”，“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藻鉴卷八》，不够精细。
唐朝后期。最有影响的是柳公权的“柳体”，柳公权学迹诸家，师古而化，刑成自己的风格，受颜体影响大，或被称为“颜柳”。柳体的特点是骨架刚劲，清秀丰满。
草书。唐中期有张旭和怀素，张旭酒后狂奔，然后落笔成书；怀素也是酒后动笔大起大落，并称草书“二圣”，或谓张旭为颠，怀素为狂。五代草书家为杨凝，不愿在纸上写，善于在粉墙上大书特书。
随着书法艺术上的成熟，这个时期的书法论也多了起来。欧阳洵和颜真卿都有讲书法的论著，在讲究具体技巧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书法感悟的重要性，强调“神遇”即心灵感悟问题。
附：毛笔文化问题。只有中国古人用毛笔写字；颇费功夫：不用现成墨汗，须临时妍墨，处于等待，蕴醉状态；然后凝神运腕，悬空写来，软的笔毫写出坚挺的笔划，全靠腕力和毅力。与文人的传统精神相辅相成；缓慢，悠然斯文；细腻，老成稳重；个性，不与人同……
五四以后推行钢笔，笔划坚硬，粗细一致，因此方便易学而在实用场合淘汰了毛笔；同时也淘汰了文人的传统精神，变得浮躁了。加之解放后推广简化字，取消繁体字，没有了象形文字的原来韵味，一切都简单化，表面化了。
近年来电脑普及，书写更方便了，连个人笔迹特征也淘汰了。这时文人传统精神将是致命一击：人人相似，淡化了文人最可贵的个性、自我意识。
2、绘画唐代是画家辈出的时期，并且绘画的种类也多了起来。可归为四类：
人物画。包括贵族人物、佛像故事、仕女等内容。
善画贵族人物的有唐初阎立本，《太宗步辇图》表现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场面。善画佛像故事的吴道子，被后来画家传为“祖师”，吴道子的画代表了唐代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代表作是《地狱变相图》。善画仕女的是张萱和周航，所表现的上层社会仕女以当时所欣赏的丰腴之美为标准。
山水画。隋朝展子虔的游青图是保存下来最早的山水画卷。山水画真正成为一个画派是唐中叶李思训父子和王维开始的。李思训为“北宗”画派，着色以浓郁青绿，金碧为主；王维为“南宗”画派，着色以清淡的水墨为主。“北宗”画面热烈，“南宗”恬静。
禽兽画。隋唐以前禽兽多画在器皿上，唐代成为独立画种。韩平画马，有玄宗的名马《照夜白》；韦偃的《牧放图》画千余匹马，神态各异；韩滉《五牛图》等。
壁画。陵墓壁画以章怀太子墓及长乐公主墓、永泰公主墓内容丰富。佛洞壁画主要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是佛教故事，也有当时社会生活画面，最富艺术性的是“飞天”，不学西方“飞人”那样给人安上翅膀，而是巧妙地用两条被风吹起的飘带表示人正在飞，飘带随风舞，人体侧卧，飞翔的韵味很沈。
3、雕塑雕塑含石雕和泥塑两类，属造型艺术，是绘画艺术的孪生艺术，但比绘画要求更高，需考虑场地、角度、光线的问题，是一门综合性艺术。
石雕。隋朝韩伯通、唐朝“塑圣”扬惠之。杨惠之善菩萨神像的雕刻，是“千手观音”的创立者。佛像雕刻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代表，开凿于北魏，其中2/3为唐代所刻。四川乐山大佛高达71米，为我国最大的石佛像。陵墓雕刻主要是皇陵前的石人、石兽，如“昭陵之骏”以太宗统一天下时骑过的战马为原型，是石雕艺术中的精品。
泥塑。敦煌千佛洞的泥塑佛像半数以上出自唐朝，有的是独立的，有的与塑画配合，构思很巧妙。陪葬俑也是泥塑的一种，唐代最著名的是“驼载乐舞俑”，一 行进的骆驼上五个人正在奏乐。由于陪葬俑埋入地下，做工都不太精细。
4、音乐和舞蹈隋唐宫中太常寺专管乐舞，有专门艺人，也有犯罪者子女充的乐户。音乐家万宝常、舞蹈家有公孙士娘，唐玄宗和杨贵妃也分别是音乐家和舞蹈家。《隋书·经籍志》载隋代音乐著作共42部，《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代有38部。这些著作都是曲舞合一。
音乐分燕乐和雅乐两种。燕乐是在欢宴场合演奏的乐曲，著名的有《秦王破阵乐》，歌颂李世民统一天下之功劳，被称为唐代第一乐。雅乐是祭祀时演奏的乐曲，较单调枯奥。
舞蹈在隋朝分文武和武舞，唐朝分健舞和软舞两种。著名的软舞是《霓裳羽衣曲》，原名《婆罗门》印度传来，唐玄宗润色，杨贵妃主演，“缓歌慢舞凝丝竹，君王尽日看不足”。此外唐代还有一种字舞，身着不同色彩衣饰舞者组成几个字，以示庆贺。
长安民间也有专门从事歌舞的艺人，街市上的“旗序”中有文人赋诗饮酒，歌女们应召去弹唱。东市西市的商人们为招来顾客，还定期搭“彩楼”，请弹瑟琶高手上楼演奏。
戏剧在隋唐也不是独立形式，仍属于歌舞的一种。但角色开始增多，人戴面罩，男为女装。唐玄宗在宫中“梨园”教习和亲自演出，五代后唐李存勖在宫中粉墨登场，浑称“李天下”。
百戏即杂技也很兴盛。有驯兽、魔术、缘竿、倒立、踢球、转碗等。
六、科学技术隋唐五代没有宋代那样的大发明，但有一些具体成就。
1、天文历法观测天文的目的是制订历法，“授民时”是帝王的特权和正统王朝的象征。隋唐没有太史局（又称浑天监、太史监、司天台）专门掌管天文历法专家大都是太史局的官员。
最有成就的是唐代僧一行。一行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会河南南乐）人，开元年间奉命修订历法。直接观察天象时制“黄道游仪”，重新测定150颗恒星的位置。发现了恒星移动的观象。并推测出南北两地相据351里80步，北极高度便差一度，实际是测出了地球子午线（经度）一度的地面距离，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实侧仅差18.02公里。并且是世界天文史上最早测子午线的记录。一行在实际观测的基础上用3年时间编成《大衍历》，于开元十七年颁行全国，为当时最先进的历法。
隋唐时期天文历法专家很活跃，历法更改频繁，隋朝四改，唐朝十改，连“大衍历”也只推行了不到30年。
2、医药学隋唐王朝的尚药局主管宫廷御用医药事务，太医署主管全国的医学教育。当时，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部，医学部下分五科：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儿（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针炙科）
巢元方是隋炀帝时的太医，著《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源症候学专著。该书50卷、67门、1720论，论述了各种疾病的原因和症状，以及论断和预防方法。
孙思邈是隋末唐初医学家，隋文帝召他为国子博士、唐太宗召他为谏议大夫，皆辞不就，专心从医。永徽时著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30年后又著《千金翼方》30卷，后人将二书合称为《千金方》，书中收录了5300多个药方、800多种药物。他医术高超，医德也好，他在《千金翼方·序》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不能图利。后人尊之为“药王”，他采过药的五台山被称作“药王山”，山上建有“药王庙”。
我国古代相传的权威药典是《神农本草》，初载365种药物，南朝肖梁时陶弘景增补至700种，唐高宗时20多位医学专家再次修补，称《新修本草》，成书文图54卷，收载药物844种，并且以当时采集的药材实物为标本，给以图形，详细介绍其产地、形状、性味、功效和用途。官府颁行后在全国广泛流行，是当时最权威的药典。
3、数学数学在隋唐时称算术，算学，国子监设有算学馆，教授生徒，唐代科考中有“算学”科，考中后授以官职，从事天文测算。
唐初为适应算学馆和科考需要，令数学家李淳风、梁述与王真儒等整理了前代的十部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邱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俾算经》、《缉古算经》和《缀术》。在整理中对十部算经进行了详细注释，并纠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
4、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说：“唐之建筑风格，既以倔强粗壮胜，其手法又以柔和粗美见长，诚蔚为大观”，五代以后渐趋华丽。
桥梁技术主要是隋代赵州桥。工匠李春设计，单孔石桥，全长50.92米，重9米，桥旧跨度37.45米，高度7.23米，桥身坡度小，桥面平直。大桥洞上面左右开两个小洞，既省石料，又减轻了1/5的重量，还可以起分洪作用。迄今1300年依然屹立在 河上。
城市建设最突出的是长安城和洛阳城，尤其是长安城。隋文帝时鉴于汉长安城制度狭小，令宇文恺设计重建；唐初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和整修。全城由外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街道垂直，划成110坊和两个市；宫城位于城北部中央；皇城位于宫城南部。单看每个部分都是由宫殿组成的建筑群，而整体设计上既体现状上皇城座北朝南的气势，又有以朱雀大街左右对称美的传统风格。
佛塔在长安城有慈恩寺的大雁塔和荐福寺的小雁塔。两塔都是密檐式砖塔，呈方锥型，逐后缩小。大雁塔高64米，共7层；小雁塔高43.3米，原15级，现存13级。为当时存放佛教经卷之用。
陵墓建筑在唐代也有特点。唐代皇陵改变了秦汉“封土为陵”的方式，均是“因山为陵”，更有气势。21帝其20个陵寝（ 高宗和武后合于乾陵），咸阳附近有“关中十八陵”，保存最完整的是乾陵，规模最大的是太宗的昭陵。
5、雕版印刷术最早的印刷方法是雕版印刷，又叫整版印刷，是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木版上，然后在这块板上加墨印刷的方法。这种方法起源于古代印章和碑刻的捶拓技术，是公元六、七世纪即隋唐之际形成的。唐前期已有了作为商人纳税凭据的统一格式的“印纸”，四川和江淮地区民间每年雕版印“历日”在市场上出售，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一个新兴行业。
雕版印刷虽然只能在一块板上刻写一种内容，使用一次，不如后来的活字印刷灵活。但汉语是象形文字，字数多，不象拼音文字因字母产少而适合活字印刷，所以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很长时间雕版印刷在我国仍然是主要的印刷方法。
附：古代图书形制是卷轴，继而折叠，到唐代发展为册装订。册页装订与雕版印刷（形状、数量增多）直接相关。再有，唐以前手抄书异体字（手写体）多，宋以后规范了。
第十章 参考书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第六、七章。
2、张传玺、张仁忠《中国古代史辅导讲座》第十五至十八讲。
3、王朝中、李世喻等著《中国古代史学习入门九讲》第五、六讲。
4、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四、五册。（选读）
第十一章 宋、辽、夏、金时期各族联系的加强和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960——1279年）
北宋的政治状况
北宋历九帝而亡：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凡167年。
一、北宋的建立和统一后周世宗亡后，柴宗训继位，年仅七岁，母后辅政。次年春节，禁军主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谎报北汉和辽军来攻，幼帝与母后派赵匡胤迎击。赵率军出城后到开封在陈桥驿，将士将黄袍坡在赵身上，称帝。回军开封，夺国代之，建立宋朝，史称北京。时为960年。
附：柴荣病危时盛传“点检作天子”，柴荣撤了当时殿前都点检张承责，换上赵匡胤，结果被赵匡胤应验了。得到其弟赵光义（匡义，炅）、赵普、石守信的协助，赵得以夺国称帝，此事称“陈桥兵变”。
建宋后继续完成统一。先南后北，先灭荆南、楚、南平，南唐（此前吴、前蜀、闽已归附南唐）、南汉，吴越归降，南方平定。到公元979年，太宗征北汉平之，完成统一。
北宋统一，继承了五代十国的版图。北有辽朝，幽云十六州未收复；西有亚夏、不属宋朝；西南大理，壮族也与宋朝关系松弛，故北宋较前后的汉唐时版图小些。
二、加强专制集权的措施为防成为继位后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在皇位继承上打破常规，让赵匡胤之弟赵匡义继位。
附：赵匡义继兄皇位，有“金匮之盟”与“烛光斧,之说。从当时形势看，打破惯例是可能的，但越匡义继位后，贬死另一弟光义，逼赵匡胤之子昭德自刎，又有可疑。
同时“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水心别集卷十二），采取了一系列制度措施，以巩固统一。赵匡胤,夜访赵普”，确定对内严防之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1、行政上：州、县权归中央，中央权归皇帝。
文人知州，不兼兵权，以防唐史知州与节度使合一之弊。州县官由中央委派，三年一替换升降。
附：官职、差遣分离，以便驾驶。官即级别，以示禄位待遇；职即名誉，称“文学德高”（殿阁学士类）；差遣以治内外政事，属实职实权。
分割相权。宰相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称“参知政事”，议事处为中书省，称政事堂、政府。另设枢密使掌军权，在枢密院（枢府）办公。三司掌财权，称计相。形成政府、枢府、三司分立，宰相只剩行政权力了。
官员来源以科举取士为主，称“士大夫”。扩大录取名额，经省（礼部）测试后加“殿试”，先入殿阁，再改任官职。旧士族力已彻底衰落，恩荫入仕者也不多。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时代。为纠正唐末以来骄兵悍将掌权的弊端，恢复文治局面，抬高文人地位；让文人压在武将头上，是北宋政治的突出特色。（加：科举制度规范化，唐每年科考，宋初不定，从英宗开始，三年一考成为定制）
2、财政上：地方财权归中央，中央理财归三司中央派专员管地方财政，数州设一转运使，收税后留足地方用数后，上交中央。初转运使收税完毕即撤，后成为常设衙门。
按：转运使称“委派×××到×地水陆两路征税”，主管财税；后兼监察州（不只监督，还夺了地方官的财政权力）县官史政绩，称漕司、监司；设提邑刑狱管司法，称“重司”；安抚使管军事，称“帅司”；提举常平管 贷，称“包同”。形成一级行政区划，成为路、府、县三级制了。
太宗十五路、真宗十八路、神宗二十三路、徽宗三十六路。
中央户部之职为老臣名誉虚衔，不理财政，只管进贡之事。财政由三司（度吏、盐铁、户部）掌管，合称“计相”。
3、军事上：解除功臣兵权，调兵权归枢密院让文人当节度使，或功臣元老充任虚衔，不带兵。对掌兵权的个别节度使如王彦超，逼其交出兵权，“乞骸骨”退休，史称“观宴罢节镇”，消除地方分割据的可能。（对制度弊端，上任时利用之，上台后改革之，明初成祖也是如此。）
杯酒释兵权。石守信参与陈桥兵变，建宋后接任殿前都点捡，掌兵权。赵匡胤称半醉称恐人谋帝位，寝食不安，并劝石守信：“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如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原自娱乐，使子孙无贪乏尔。卿等人何不释去兵权，出宋大藩，择便好回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无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遂求改任。
改革禁军。禁军不只是皇帝亲军，后指正规军。撤殿前都点检之职，改置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资历浅者统兵，调兵权归枢密院。枢密使直接听令于皇帝。禁军半数居京师，其余分驻各地，边境地区禁军很少，“守内虚外”。
更戍法。禁军驻守地点每隔几年变一次，而将领原地不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不能合谋起事。
4、法律（见后）。
三、社会矛盾和度法革新
1、北宋前、中期的社会矛盾
“三冗”与积贫秋积弱。科举、恩萌加之官职差遣，虚实相间，领俸禄的官员增多，开国百年时，官员“十倍于国初”是“冗官”。禁军、厢军（非正规军）初37万，“更戍”等原因在开国百年时达116万是“冗兵”。官俸，军费开支日趋庞大，尤其军费占开支十之六七，仁宗时年收13000万贯，支15000万贯，是为“冗费”。由此导致财政匮乏、军力国势衰微，是为积贪积弱。
民族矛盾。与辽夏和战（详下节），总以北宋赔钱物而告终。与辽签《澶渊之盟》（景德元年，1004年）：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叫做“岁币”，方划界讲和。与西夏益《庆历和约》（庆历四年，1044年）；宋每年给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为“岁赐”，换得元昊取消帝号。由此加大了财政开支，影响了军队士气，加重了“积贫积弱”问题 。
地方动乱。开国仅三十余年，淳化四年（993）在四川青县爆发李顺、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次年攻至成都，建国大蜀，李顺称王，年号应运。半年后被宋军镇压。
附：上述三个矛盾是并列关系，非因果关系。王小波、李顺起义不是前两个矛盾引起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其一：时间顺序。讲义中“北宋前中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是把社会矛盾当成起义原因了。事实上冗兵冗官问题严重化是起义之后数十年的情况，《澶渊之盟》和《庆历和约》的签订也在起义后11年和51年。其二：口号含义。“均贫富”原意不是农民与地主均，而是川蜀地方与中央均，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是地方与农民的矛盾。《渑水燕谈录》卷八载：“本朝王波、李顺、王钧等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年孟氏，蜀之 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攻利……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向使无加赋之苦，得良吏抚之，安后此乱？”王 之在赵义后百年任忠州（今四川忠县）知州，了解川蜀历史民情，此说当是可信的。其三，重要细节。李顺政权称“大蜀”，川蜀自古称蜀，刘备建蜀，十国时有前后蜀，此时距后蜀灭亡仅28年。该政权年号“应运”，运者天命也，所指也是蜀之天命。陆游《志百庵笔记》卷九载：王小波起义时自言：我…… 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孤也。蜀初亡，有晨学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食一襁褓婴儿……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富中，同收养之顺是也。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波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孟姓。虽是惯用的樊龙附凤的把戏，却也反映观念上的“通性”真实。
据此，可以认定王小波、李顺起义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是五代十国的余波，具有地方割据性质。
到北京中期，各地有许多小股兵变和起义，“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如京东王伦、河北王则，湖南桂阳瑶人赵义等。武力镇压的同时，上层有识之士开始反思问题所在，开始通过变法来调节矛盾了。
2、变法运动
—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上“答手论条十事”后主持新政。新政内容除厚农桑，减摇役外，主要针对“吏治”问题。
整顿吏治的具体办法是通过考核政绩裁减冗员、老朽；限制恩荫补官的人数；改革科举“先军论而后诗赋”，讲“经济之业”，以选拔能治天下的能干官员；撤小县为镇，不设正式官衙，减少官员数量等。由于直接从官员身上动手，招致反对打击，不一年失败。
附：范仲俺新政失败后的心路历程有两个举动。办义庄，用俸禄买田千亩，在故乡苏州办范氏义庄，赈济贫人生活，与族人同乐，以求精神慰藉；抒心怀，新政失败后第三年，为友人滕宗谅写《岳阳楼记》时借景抒怀：先下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二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宋英宗继位后，欣赏王安石，但受费后牵制，无能为。神宗继位后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制 三司案例司”，自熙宁二年开始主持变法（1069）。王安石变法目的是改变积贫积弱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具体内容有10项：
青苗法。州府每年三、五月放贷，帮农民度荒耕种，半年后偿还时加二分利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利二、三倍）。为保证有偿还能力，借贷时按户等（资产）多少为据，户面多贷，户低少贷，15贯至1.5贯为限。此法源自陕西转运使李参所创之制：“令民隐度麦票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宋史纪事本末卷）
募役法。改亲自应役为细钱物代役。差役户等高下出钱，官府用此钱雇人。原有差役负担的纳“多役钱”，有免役特权者纳“助役钱”，较普通民事减半。所收役钱加二分备水旱，称为“宽利钱”。（只限差役而职役、夫役大都不用此法）
市易法。利用行政力量调节物价，稳定市场，抑制富商大贾的暴利。在开封设“市易法”，中央用100万贯半价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到市场缺货时再按时价卖出，商贩也可到市易务内赊货代卖。后推行至抗州、杨州、成都等大城市。“市易二年，以县钱九十六万贯”，稳定了市场，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大量土地以均平地租负担，检查 漏登田亩，增加收入。清丈后将各户土地的亩数，统一选册。但仅在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推行。
农田水利法。政府组织兴修水利，令民户按户等高下出钱，国家也放贷资助，修大水利工程万余处，可灌农田36万顷。
均输法。调改政府收买官物的办法，减少浪费。朝廷每年须从各地买些物品运往开封，在东南等地设“发运使”。发运使按章办事，不管物价高低，定时定点购买，结果造成极大浪费。王安石令发运使参加各地物价高低，“徙贵就贱，用近易适”，以节省物价和运费。
将兵法。守初“更戍法”将兵互不熟悉，防止了反叛，也影响了战斗力。王安石选精干军官在固定地方教固定军队“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先在边地，后推广至内地，增强了战斗力。（将：每路分若干驻军地点，称作“将”，一将三千人；主帅称“将”和“副将”。）
保甲法。乡向民兵治安组织，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户两丁出一丁为保丁。有物力者为保长。保丁农闲时操练武艺，维护地方治安；需要时可协助正规军作战，又不增加军费。
保马法。令民户代养官马。宋初在大名、安阳等置牧马监，专门饲养官马，费用高，占地多。王安石深得地还民耕，在原地令民户代养官马。官付马价，养一二匹即可免本户杂税徭役；后改为民户代买代养，税役全免，“民皆乐从”（通考一二零）。养马效率也好了。
景器法（监）。在开封城内设监，管理京师及各地景器的制造，以保证安全和质量。并定质量标准和赏罚之格。
以上十项新法，前六项为“理财”，后四项为“整军”，目的是“富国强兵”。同时，还在科举造才方面有些新措施。
《三经新义》。王安石对诗、书、周礼三书予以注释，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并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科考的标准。王安石还写了一部汉字入门书《字说》。
科举改革。取消诗赋考试，以试策论为主。将明经科取消，只试进士科，但进士不试诗赋；只试经文和策论。
最后谈谈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评价问题。
从兵法开始，王安石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批当朝官员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对青苗法收息、募役法收钱，反对最甚，变法期间先是王安石得势,司马光离开朝廷闲后洛阳写通鉴；王安石罢相二次，最后神宗死，哲宗继位，保守的高太后主政；尽废新法，重用司马光为相。在1086年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去世了。
北宋末南宋初，朝廷上下认为大宋贫弱以致孤亡国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本世纪初梁启超作《王刑公传》才为王安石翻了案。解放后史学界知列宁说过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肯定乃至歌颂王安石成了唯一观点，并用“一分为二”的思路，司马光成了反面人物，代表作有漆侠《王安石变法》。“文章”中王安石被定为法家，获前所未有的殊荣，司马光成了儒家。“文革后”开始指责王安石靠聚敛富国，推崇习马光。再后来，对两人评价带上了地域色彩：江西人崇王，山西人抬司马光，则是想让历史人物为经济建设服务。
解放后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王安石代表中下地主利益，有进步性；司马光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腐朽保守。
△与前面讲过了经济重心南移对土大夫政治态度的影响结合起来看，二人的纷争似乎应归结到南北士大夫的不同政治主张上。先看主持变法者的籍贯：
王安石 杭州（今江西临州）
吕惠卿 泉州（今福建泉州）
章惊 建州（今江西建瓯）
曾布 建昌（今江西南城）
再看反变法者的籍贯：
司马光 陕州复县（今属山西）
文彦博 汾州（今山西汾阳）
韩琦 相州（今河南安阳）
富弼 河南（今河南洛阳）
两派的南北阵线很分明，这绝对不是巧合，司马光曾对神宗说过他与王安石政是不同的原因：“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郡氏闻见录十一），已经 提问题,“南北异乡”是“用舍异道”的原因所在！
接下来哲宗“元庆更化”，压王安石一派，重用司马光，“元庆君子”全是北方人《宋史·奸臣传》中几乎全是南方人，说明在宋代这种南北界限是人所共知的。
按性格论，王安石固执急躁，“三不走”，要矫世变俗；司马光志成持重，自比人参“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能所及”。后人评价时除为政治形势左右外，常与自身性格好恶有关，也与同一人不同年龄段上的心态有关，陈寅恪曾说自己“少喜临州新法之新，而志同谏水迁叟之迁”。所以，“评价”均难及要领也，一说而已。
四、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哲宗朝无大建树。徽宗继位后对朝政不感兴趣，专务字画，玩乐，委朝政于奸臣。金人入侵时传位给钦宗，自己当太上皇，北京迅即而亡。徽宗在位的25年是北宋最腐朽的时期。
重用“六贼”。六贼指微宗朝掌权的宰相、宦官：蔡京、高俅等。徽宗在六贼怂恿下把神宗以来积累的财富挥霍殆尽，为增加收入，公开卖官：“三千索，值秘阁；五百贯，握通判”。时人指斥奸臣当道误国说：“打破筒（童），泼了莱（蔡），便是人间好世界”（能政斋经录十二）。
奢侈搜刮。徽宗文士气浓，好大喜功，“丰享豫大”。在开封大造园林，从东南运所用之物，命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制各种工艺品；朱面力在苏州开“应奉局”，披罗奇花异石运往开封，称“花石纲”（纲即船队）。李彦等在京西（开封以西）设“西城括田所”，以括地为名抱占农田，征收高于地税的地租，奇民田达340万亩，后扩及东南地区。
“六贼”之类大官僚给朝廷搜刮民财的同时，也扩占私产，如蔡京在苏州一带占民田达50万亩。上行下效，其他官员也是如此。并大量奢侈之风。
北宋末年，爆发两次地方性农民起义。
宋江起义。119年，山东梁山泊（今东平县），括田引起。初有36人，实际是36个将领，人数不多；后迅速扩大，高俅率官军镇压不利。1121年海州知州张叔夜招计，镇压下去。宋江等人以“忠义”为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并去镇压另一支义军（方腊军），回朝后为高俅毒害。
方腊起义。1120年，浙江西路睦州青溪郡源洞（今淳安县境），由花石纲引起。方腊是漆工，以“吃菜事魔教”（即原摩尼教）发动，以“诛朱面力”为号召，聚数万人。攻占睦州等六州60余县。方腊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公开反皇帝。童贯率军准备北征灭辽的十五万大军镇压，方腊被俘至开封杀害。赵起义未能推翻北宋王朝。但已是腐朽末路，数年后女真人南下，迁都杭州，北宋便灭亡了。
第二节 辽夏金史简说
五代北宋时期边疆民族入主中原的主力，已经由亚北民族转向东北民族。在重点考察契丹，女真及党项政权之前，先简要记一下西南各族的大致状况。
西南的南诏在唐末改称“大礼”、“大长和”、“大义宁”，北宋初即公元937年，白族人段思平起义，建大理政权。原北宋初赵匡胤统一全国时，将大度河以西划北宋朝统治范围（宋持玉斧），北宋与大理没有直接臣属关系，只有茶马市。
壮族在今广西，云南西部及越南北部，唐以前称僮（壮）人，建羁縻州县；宋时壮族地区属广南东、西路，仍设羁縻县，“士官统治”。1052年邕州（南宁）壮人侬智高反，建大历国，称仁惠皇帝。宋派狄青率军镇压，灭侬氏政权，侬智高逃往大理。此后壮族地区仍设羁縻州，宋朝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搜刮减轻了一些。
一、契丹辽朝兴亡及其与北宋的关系契丹是鲜卑族族的一支，是漠北的一大势力。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契丹国，都西楼（即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938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面积扩大到“东至于海，西至金山（阿尔泰山）。北至胪朐河（克鲁伦河），南至白沟（雄县北白沟河），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
中央设南北两面官，分别管理汉人和契丹人；地方上设“投下州军”，属半郡县半公封性 ；居民向头下户主人和政府交两种类称“二税户”。到北宋初，投下州军中的分封色彩逐步减弱了。
五代后晋时契丹人占去幽云十六州，后又南下开封。宋初太宗两次伐辽，企图夺回幽云地区，均告失败。
太平兴国四年（979）进军幽州，久攻不下，在高梁河（北京西直门外），被辽军打败，太宗亦负伤。
雍熙三年（986）三路大军攻辽，西路出雁门攻大同，以潘美为帅，杨业为副。在歧沟被辽打败，扬业被俘后绝食而死。（此前辽次雁门，扬业曾击退辽军）。
两次征辽失失败后，北京对辽采取守势，辽人转守为攻。 景德元年（1004）辽军南下到黄河北岸澶州（ 濮阳西），真宗亲征，阻击辽军，签“澶渊之盟”，约密定宋每年给辽银10万两，织20万匹，对方以白沟河为界，南北对峙。
此后宋辽关系一直紧张，女真人兴起后联守灭辽。
附：杨家将谱系杨信（衮）：
杨重勋杨 业,延昭（六廊、子文广，妻慕容氏）
（妻折氏）延浦延训延王裹
延贵延玉（杨七，或以之为长）
二、党项西夏兴亡及甚与北宋的关系党项是羌族一支，在今青海、甘肃、川北交界处，游牧民族。唐封夏国时，赐姓李。宋初太宗时其首领李继迁与辽结盟后宋；后元昊与宋交战，占有“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按肖关（今宁夏因原），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吴诚西夏事十二）。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建夏（西夏），都兴庆府（今银川市）。
元昊称帝前北京封王为西平王，岁风“赐”银万两，值万正，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元昊称帝时被册封为为“南面之君”，不许，交战。庆历四年（1044）双方签“庆历和约”；元昊取消帝号，由宋封为夏国主；宋岁“赐”增至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此后双方战事减少，“茶马互市”增多。
西夏与辽也曾交战，形成宋辽夏三者相峙的局面。女真人灭辽和北宋后，西夏向金称臣。蒙古人兴起后又附蒙抗金，不久又联合抗蒙。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灭之。西夏之于南宋后期，立国共190年。
三、女真金朝的兴起与辽、北宋的灭亡女真的前身是隋唐时期的靺鞨，女真属黑水部。黑水转属黑水粟末的渤海国。五代时辽灭渤海图，黑水靺鞨又归附大辽朝。此时始称女真（ 辽兴宗宗真讳，又称女直）。
女真分两部：居西南地区，编入辽朝户籍的为熟女真，居东北部不入辽户籍的为生女真。 女真人数多，完颜部即属此部。
完颜部在五代时期过渔猎生活，北宋中期过渡到半渔猎半农耕生活。11世纪中期完颜部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仍受辽册封。115年元旦，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国号大金，定都会宁府（是在江阿城南）。
阿骨打称帝后，将女真各部按“猛安谋克”统一编制，300户为一谋克,谋士为一谋安，军政合一，壮者皆兵，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还实行统一分配土地的“牛头地”制度，每耕牛三头为一具，限民25口，受田四顷四亩，岁输租一旦。即保证了生产生活，也壮大了军事力量。开始了灭辽行动。
1、阿骨打灭辽女真人一直依附辽朝，进贡名马，良犬、貂皮，辽中央“银婢无数”去巡视搜到还要美女“省枕”。阿骨打称帝时辽朝天祚帝在位。“拒谏饰非，穷奢极欲，盘于游畋，信用谗谄，纪纲废驰，人情怨怒”，给金人提供了机会。阿骨打率金军攻占辽阳等重镇，击溃辽兵，开始部署攻打辽朝四京（东京卫阳已去）和灭辽战役。
此时北宋为徽宗政和年间，与女真人商议南北夹击辽朝，以收复燕云（原称幽云）。蔡京使辽时得知此情定计，派人以习马为名，从登州（蓬莱）渡海至金朝，于宝和二年（1120）签“海上之盟”：宋金出兵以长城为界，金攻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宋攻燕京折津府；灭宋后燕云诸州收宋，宋朝原给辽朝的银绢如数转给金朝。
很快金军攻克中京大安府及上京临潢、西京大同，而宋朝因忙于镇压方腊腊起义未及时出兵。后童、蔡率兵攻燕京不克，密请金人攻，金军从居庸至南下迅速攻克燕京。至此，四京全部为金军阿骨打攻占。次年阿骨打死，弟金太宗继位，于1125年俘辽天祚帝，辽亡。辽立国（916-1125）共210年。
西辽。辽亡前一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伊犁河流域自立为王，都城在虎思斡耳朵（中亚托查 ），史称西辽。存在80年后被蒙古人所灭。
2、金灭北宋辽亡后金人以宋军未攻克燕京为由不履行“海上之盟”。后议案：除如数转交给辽的银绢（此时为各50万），附加“燕京代税钱”百万贯，金才同意北宋收复燕京及蓟、景、檀、顺四州。虽然收复的只是几座空城，北宋君臣仍陶醉在“复燕功”之中，大封童贯等功臣。同时，在灭辽战争中，金人看清了北宋的实力，开始准备南下灭宋，而徽宗君臣不相信金朝立即南下，甚至撤了原守辽边界的防御，下令“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不作任何准备。
金军第一次南下。灭辽后半年1125年10月，金兵分两路南下：西路在太原受阻，东路攻克燕京（ 宋守将郭药师降金）后直达黄河北岸，逼近开封。徽宗不敢抵抗，传位给钦宗，自称太上皇“教主道君皇帝”，以烧香为名逃到镇江。
按：徽宗欲迁都东南，被李纲谏止。乃传位给太子，下“罪已诏”后退位。诏曰：“赋敛竭民之财，戍役困军旅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西古榷已尽……而牟利者坐享富贵，近情已愆，悔之何及！”
钦宗继位后，李纲等人主张抵抗，宰相张邦昌等主张议和。全军在开封城外驻营，要求：割让太原、河间、中山，纳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钦宗派人送上三镇地图，表示臣服，又罢了李纲。金军见形式不利，得三镇后北撤。
金军第二次南下。1126年2月攻克代州（今山西代县），8月再度分两路南下，西路攻下太原后渡河与东路会师，夹击开封。向北宋要挟：“速割河东、河北，以大河为界……”此时李纲被贬至杨州当知州，朝中主和派为主。钦宗马上下令：“黄河现今流行以北州府，并迎开城门，归于大金”。并解释说：“民虽居大金，苟乐其生，犹吾民也”。
冬十一月十五，金军攻开封城，钦宗派人出城求和，金将宗翰、宗望要求徽宗到金营，钦宗代父前去，“上……微臣捐躯而听命”。
1127年正月，全军以所纳金银不足为借口，将钦宗扣在金营，并抓回徽宗,索得皇帝宝玺，天下州府图。四月初一日，金军掳走徽钦二帝和王公百官，金银财物北返，北宋灭亡。
按：此在靖康年史称“靖康之难。”后宋朝君臣饰称“二帝北狩”巡视。有《南烬纪闻》一书记二帝北行经过及在金营状况，但夹杂些传说，不尽是史实。到金国后，徽宗封昏德公，钦宗封重昏公，分别于绍兴五年，二十一年死在金国。
第三节 宋金对峙时期的南北政治状况
一、宋室南迁金军进入开封时，除囚禁皇帝百官外，还按宋皇室谱搜捕老幼900人，尽掳北去，以削除后患。在金军第二次南下围困开封时，钦宗派其弟，微宗第九子康王赵构迎金军求和，想把金军劝阻在黄河北岸，但金军已渡过黄河，赵构见状便逃到相州（今安阳）。开封被围时，钦宗以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名义募兵勋王。结果在金军掳赵宗室时幸免，成为留在故土的皇室成员地位最高者，在宗泽的支持下，赵构绍继大位，于1127年在南京（今商邱）继位，改之建炎，是为宋高宗。后因迁都东南称“南宋”。
原金军北返前，曾经主降派头子，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驻守开封，替金人守中原。赵构继位后张谢罪罪归附，迎赵构到开封。但赵构不敢在开封滞留，放弃中原，向东南逃窜。只留下宗泽等人驻守开封。
第二年秋天，金军得知赵构继位之后再次南下，企图灭掉赵构政权。金兵从山东、河南、陕西三路进发，山东一路在金兀术的统帅下攻下徐州，直追杨州。此时高宗在杨州，闻讯逃至杭州。金军渡江追至杭州，高宗从杭州逃到截止州（今绍兴），明州（宁波），在定海将皇室和官员装进几只“楼船”中，“浮海避敌”。金军善骑射，不懂水,下海近三百里后不获而返，于建炎四年春北返。
全军北返后，高宗才从海上返回，经越州时改元绍兴（赵州也同此名），回到杭州。1138年正武定都于此，称临安。
不久，金朝放回了原北宋御史中丞秦桧。秦桧向高宗献计“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也称“南自南，北自北”，隔江而治，搞南北朝；只能争取金不不渡江南下，不要指望恢复北方了。
此时的开封有 宗泽留守，抵挡金军。力劝高宗回开封，不被采纳，忧愤而死。由杜充接任，但杜充投降金军，开封再度失陷。金朝在大名之北宋的济南知府刘豫为“大齐”皇帝，后迁至开封代金人守中原。
按：此时已自然形成南宋与金朝的对峙，而开封处在缓冲过渡地带，金人统治汉人会反抗，所以造张邦昌、刘豫为傀儡统治之。此时的南北对峙尚未明确划界，接下来的宋金和战中实际解决了“界限”问题。
二、宋金和战南宋初君臣都不愿放弃中原，当秦桧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时，高宗曾说：“我北人，应归何处？”并罢免了秦桧。但很快都明白了当时的态势，接受了不愿接受的现实。此后，除了头脑简单的军将处，君臣都不真想收复北方了（韩例外），和战的目的，实际是划定界限，保住东南一隅。
1、南宋初抗金与绍兴和议金兀术北返后想从陕西入四川，沿长江南下迂回包抄南宋受到宋军的玩强抵抗：吴氏兄弟在陕西大散关连败金军，阻止余军入川；岳飞中线出击，打败刘豫伪齐的主力，收复信阳、襄阳；韩世忠向淮河南岸进军，对金军发动进攻。
此时金朝挞懒一派掌权，对宋朝主和。先取消了伪齐刘豫政权，对南宋“以和议佐攻战”（大金国志七）。高宗闻知后起用秦桧前去议和。但挞懒失势，强硬派掌权，反对议和，再次大举攻宋。
原来抵抗金军的西、中、东三路人马仍在坚持。尤其中线的岳飞三次北伐，收复中原失地：
绍兴四年，收复襄阳、信阳、已如前述；
绍兴六年，收复卢氏、长水、抵蔡州城；
绍兴十年，收复郑州、洛阳、大败金兀术主力；
金兀术受挫准备北撤，岳飞准备攻开封。但高宗、秦桧恐以此影响议和，连下十二道金牌，令岳飞班师，岳飞只好服从，自叹“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班师回朝后，岳飞被任为抠密副使使（韩世忠为抠密使），实际解除了带兵权。不久诬告岳飞、岳云谋反，杀之。
附：岳飞被杀后韩世忠责问秦桧谋反说有何证据？秦桧说：“莫须有”（可能有吧）。韩世宗伤心，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军事了。
有记载说杀岳飞是金兀术对高宗、秦桧的暗示：“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但又说是万俟与岳飞有问而诬告。
岳飞评价代表作见邓广铭《岳飞传》。绍兴十年（1141），宋金正式签署“绍兴和议”，内容有三条：
①宋向称臣，金封高宗为“大宋皇帝”；
②宋向金岁贡银250万两，绢25万匹；
③宋金东以淮河中流，西到大散关（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商（陕西商县）、秦（甘肃无水）之半予金。
按：须注意者，此和议与以下两个和议的用语。此处称臣，以下为叔侄、伯侄之图，此处称岁贡，下称岁币，表示双方地位的变化。
除此三条外，还要求迎回徽宗梓宫（绍兴五年死），应之。又请还回钦宗，金熙宗派人问高宗：“不知归后何处安置”？高宗遂不再提此事。钦宗于绍兴三十一年死在金国。
2、完颜亮南下与隆兴和议金朝对中原的统治，先是扶立张邦昌“大楚”，刘豫“大齐”，又设“行台中书省”代表金朝中央管理这一带。绍兴议和后，明确规定以淮河为界，中原归金朝，全朝统治中心开始向南移（此前其都城在会宁府，军队至力在长城外）。
完颜亮称帝时扩修燕京城，1153年迁都于此，称中都大兴府。是北京作为首都的开始。随即经营开封，将兵力向黄河以南转移，1161年迁都开封。
迁都开封的当年，完颜亮号称统兵百万南下，直逼长江北岸。虽有军将自发抵抗，如东路李金、中路和西路的吴氏兄弟都主创了金军，临安仍面临危险，朝臣们“遣家预邂”，高宗也准备再次“浮海避敌”，因宰相除康伯力谏才未弃成而逃。
正在此时，金朝后方发生动乱。完颜亮是金朝最昏庸，荒暴的皇帝，《宋史纪要本末》有“金亮之恶”专目。他杀熙宗自立，又杀功臣，近亲，纳叔母为后宫。率军南下时军事涣散，“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金史）。在辽阳的从弟完颜雍乘机自立，是为金世宗。完颜亮闻讯北返争位，在采石口渡江时被宋将虞允文用“霹雳炮”（火药炮）打败，完颜亮为部将所杀。金世宗正式继位后，将都城由开封迁回燕京，并派人与南京议和。
南宋方面，高宗已传位给孝宗，改元隆兴。孝宗主张抗击金军，但主帅、抠密使张浚不懂军事，与金交战大败。双方处在均势，金世宗派人议和，南宋汤思退主和，于是在隆兴三年（1163）双方签署“隆兴和议”，内容有三：
①南宋 向金称臣，改为与金约为叔侄之国；
②疆界与绍兴时同，宋军放弃 收复的唐 地区；
③改南宋给金朝的岁贡为“岁币”，减为年支绢二十万匹，银三十万两。
3、韩北伐失败与嘉定和议隆兴议和后双方休战四十余年。 13世纪初，金朝北面蒙古人兴起并开始向南进逼，南宋权相韩见状想主动出兵，收复北方失地，建“盖世奇功”。他起用主战的辛弃疾等人，返封岳飞为鄂王，追论秦桧误国的罪。开禧二年（1206）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开始有所获，但很快惨败。金人南下进逼，主和派史弥远杀韩，函其道送金人求和。于嘉定元年（1208）签署“嘉定和议”，内容有四条：
①南宋与金由叔侄之国改称叔伯之国；
② 界与绍兴时同，金军放弃新占的大散关以南地区；
③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区；
④一次性赔,军银”300万两。
南宋前中期近百年间与金签三个和议，其中的核心内容是一直约定以淮河为界，南北对峙。
三、南北各方的社会状况
1、南宋的社会矛盾南宋苟安东南一隅，朝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不减，加之奸相误用（详下目），朝政一直很混乱黑暗。官员贵族集中于东南，土地兼并集中，赋役征派加，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在南宋初期即有农民起义斗争。1130年，洞庭湖地区钟相、杨么起义，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贪富”，钟相自称楚王，“谓劫财为均平”。南宋派兵镇压之。
钟相死后杨么继续斗争，自称“大圣天王”，造车船数百只，义军20万，据险以守。南宋派岳飞镇压，岳飞破闸堰，降低水位，放进大量腐草，车船失效，被镇压下去。
南宋中后期有淳熙 二年（1175）北赖文政起义，打到湖南、江南和广东。被辛弃疾率官军镇压之。
2、北方金统治下的社会状况南宋时期淮河以北直至漠北，全是金朝的统治范围。迁都燕京后把猛安谋克制推行至中原地区，将女真人星罗棋布地安播在汉人村镇中间，用租佃方式经营土地，诏免的“税户”为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迅速汉化了。
在燕京，全朝仿辽宋的制改革了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设尚书省，下辖六部；地方上与宋一样设路、府州、县三级政区。开科举，译《论语》为女真语。吸收汉人进入各级政权。
仿照宋制收二税，但杂税很多。用“通检推排”方法勘查民户资产，据之定税；还用“括四”方式（名义上收复北宋国有土地归官府）多强占民田，侵害汉民户利益。
北方人民反抗，主要是1214年山东、河北的红袄军起义。主帅杨安儿在鲁东、刘二祖在鲁南，李全在鲁中地区，建政权，攻州府。杨安儿牺牲其妹杨妙真（四娘子）为帅，和李全结为夫妇，全力战斗。后来李全先降宋后降蒙，被宋军杀死。
总之，宋金对峙时期双方谁也未能吃掉 对方，各自统治区内农民起义也不足以推翻其政权。到蒙古人南下时，金朝正南和南宋同归于尽了。
四、蒙古人南下与金、南宋灭亡先接着上一目的内容，从南宋朝政腐败混乱谈起。南宋各朝共同特点是：皇帝昏庸，朝政被权臣左右。初有奸相秦桧，中期有轻狂人韩佗胄，后期由史弥远把持朝政，最后是贾似道当政误国。
史杀韩，签“嘉定和议”时正值宁宗朝。宁宗太子死，史称运之宗室子贵和，又改之贵诚（民间子，史为放心计而选之）。宋宗死后，贵诚继位，为理宗。史弥远把持朝政26年。
此时，蒙古人已开始南下。蒙人战略是先灭金，后灭南京在进攻金。金在蒙古军的逼迫之下迁都开封，又迁蔡州，公元1234年，蒙军和宋军攻走蔡州，金朝灭亡。
金灭后南宋试图收复黄河以南地区，以黄河为防线防御蒙军。蒙军不许。1259年，忽必烈向川、鄂进攻，理宗起用贾似道为相,率军抗蒙。贾暗许以长江为界，年贡银绢各20万，蒙军返回。贾隐瞒术和改，谎报击溃蒙军。理宗赞之：“吾在赖之而更生，五室有同于再造”。贾由此掌了大权。
度宗继位后属奉贾为师，朝政悉委之。
1273年蒙军攻下襄樊，并水路并进，东下灭宋，直通临安。贾率13万宋军迎击，在池州下游丁家湾溃败。贾被贬往循州（广东龙川）安置，路上被押解士兵杀死。
1276年，蒙军攻入临安，俘恭帝，南宋名存实亡了。
张世杰等人立端宗，在广东枣州近海船上躲避，遇大风船人亡。陆秀夫立宗室子赵昺,被困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十多天，负帝投海自尽。时为1279年，以此为南宋灭亡之时。
文天祥在江西抗蒙，被俘后押至元大都。过零丁洋时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在元大都拒绝忽必烈和恭帝劝降后被杀。
附：蒙人问文天祥，南宋已亡，回天乏术，何以不降？文祥说救主如救父母，痛虽不可治也要治。治不治是心意，治好治不好是天意。
与唐代帝位继承比较，观宋代帝位继承状况。两宋凡十八帝，除太祖、端宗，昺帝特殊情况外，余十五帝中长子2人，余子6人，太祖太宗孙4人、以弟继兄者3人（含太宗高宗两次特殊）。除度宗为权相史弥立系外人干预外，全是自然传位。如此混乱无规则，说明在帝位继承中并不严格按“长子制”执行。
第四节 两宋的经济状况
本节略去辽夏经济，可参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一书。宋代经济的参考书首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
一、赋税、徭役和户籍制赋税沿用唐代两税法。不同处在于：改称“二税”，专指地税一项，将徭役单另出来。二税是有田地的民户负担夏秋两征，亩收一斗为率。
徭役分职役，差役和夫役。职役为乡间小吏，如里正、户长之类；差役是当官差，如运送官物、看守仓库；夫役是通常的力役，如修桥筑路之类。
户籍制的特点有二：一是划分主郡，二是划分主户客户。
主户是有资产的民户，负担各种税役，客户是无资产的民户，不负担二税和职役差役。唐代也有主客户之称，主户亦称土户，是土著民户。客户是客外来户，宋代测以资产有无为标准来划分主客户了。
主户按资产多寡、人丁多少划分为五等0 一、二等为上户，三等为中户，四、五等为下户。按户等高下承担不同的税役差设，如最重的衙前,正、户长主要由一、二等上户充任。
特富者在一、二等之上者为“出九户”，特贫者一无所有为客户。合起来看，则是：上户为大小地主、富农，中户为中农和上中农，下户为下中农，客户为赤贫、佃农。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划分村成份仍用这些名词，表明宋代阶级关系的定型化和明朗化了。
可参 王曾瑜《宋朝阶级关系》一书。
二、租佃关系的成熟宋代官田私田通行租佃方式，随着“田制不主”、“不抑兼并”，土地高度集中，租佃关系各个方面都较前更成熟了。
标志之一：客户在民间成为佃客、佃农的代称，在东南地区尤多。按《元丰九域志》所载主客户数推算，各地客户均在总户数人35%，佃农也当是这个比数。
标志至二：具体方式仍为“承佃”和“合耕”两种方式，前者为定额租制，后者为分成制。并且“合耕”方式类同于庄园，苏向“嘉祐集”卷五说：合耕的大田庄中主家“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可配，指麾于其向”。但仍不同于西方的庄园，本质上仍是租佃关系。
按：宋代及前后各代庄园记载多，称庄、庄园、田庄、别墅等，其含义有三种：一是有生产意义的田庄，雇工耕作，收成后给雇工口粮抵工钱，如苏询所说。二是生活为主的宅园，包括花园，休息、吟诗并月之处。二是有防卫意义的“庄”，如水浒传中的祝家庄。但无论那一种，均与 中世纪的“庄园制”不是一回事。
标志之三：佃农经济定型化。宋代佃农不仅租地，连籽种、牛具等要租赁，“借人之牛，受人之士，佣而耕者，谓之客户”。通常是租地交五成地租，租牛加一成“牛米”，但仍须租牛，原因在于租牛可多租地，归佃农的绝对数大。
按：试以亩产2石；人力可耕10亩，牛与二人共耕可50亩；五口之家两劳力，年食田共28石。
只人力耕种，租20亩，收40石，交20石，留20石，食用尚缺8石，尚不计换油盐，农具部分；
租一头牛，可租50亩，收100石，交60石，乘46石，食用外尚余12石，可留籽种及他用。
三、农业生产的发展耕作技术提高。牛耕进一步推行，佃农租牛即一侧面反映。在缺牛的地方推行“踏犁”，用人力踩踏耕地，“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周去非《岭外代答》春四）。对粪肥的作用也重视了，“用粪如用药也”（农书），有畜肥、绿肥。以及农书、蚕书、器语，千谱来看，对家耕技术更重视了。
耕地面积扩大。除修水利,熟旱地为水田、可浇地外，还有与山争地－－梯田、架田、山田“岭坂上皆禾田，层八而上至顶，名梯田”（范成大）。还有自五代十国以来，江苏“圩田”，规模更大了。在湖边围成堤坝，中间耕种，旱则放水灌田，涝则排水，每圩可选数十亩，大者如成化圩达880顷。
农作物品种增加。占城稻推广到江淮以及北方，抗旱早熟，产量高，“不择地而生”，适应性强。其他作物的产量也有提高，江南亩产至均三石，高者达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之说自此始。
产量提高后，经济作物更多了，除传统的桑麻外，唐代以来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茶园（园户）增多。东南沿海地区蔗糖生产发展起来；有专门的“粮霜户”。棉花生产也由福建两广推进至长江流域。
宋代农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人口压力。版图小了，耕地也小了，但人口却较唐代增多了。北宋超过一亿，或说超过12000万。“生齿之繁”，“溺婴”之记载屡见于东南地区。
四、手工业生产矿冶业。与府州平级的“监”即有矿产三州府。管理矿冶的机构也称监，如徐州利国监，有36冶（炉），矿工4000人。安微繁昌、河北刑台炼铁炉也很大。铜矿有江西信州（上饶），煤矿有河南鹤壁等。
制瓷业。北宋有五大名窑：官（开封）、钧（河南禹县）、汝（河南临汝）、定（河北曲阳）、哥（浙江龙泉），生产青瓷、红瓷、白瓷，有工艺品，也有日用品。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造进贡瓷器,书“景德年制”，后发展为景德镇瓷器，一直已近现代。
纺织业。宋代棉花尚未普及，仍以丝织为主。织绢技术成熟，绢有50种，绫27种。丝织业生产中心仍在北方以河北、山东地区，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仅重四两，最著名的是定州 缂（刻）丝，庆缉《鸡肋编》卷上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样上，随所欲作花岛禽兽状。……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
给辽、夏的绢帛，北方边地军装用绢，大都取自河北、山东等地。 对丝织业发展取代北方，是元明以后棉花普及后的事情。
造船业。北方的开封，洛阳仰仗东南粮物，随唐运河中段，通开封处称“汴渠”，被赵匡胤称为“宝带”。官办漕船称“纲船”，曾几次改革汴河漕运管理办法，包括抬高水位，以求加大运输量。这些都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在座船、马船、战船、商船、游船，内河可运660吨，航海可达1100吨。并且在航海上已使用指南针。
印刷和造纸。仍以雕版印刷方式刻书，国子监刻印的书称“监本”，民营书坊的称“坊本”，开封、杭州、眉山、福建通阳等是刻书中心，监本多在杭州刻印。经称“宋版书”。造纸技术用竹、藤、麻、楮作原料，可制多种用途的纸张。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民间作坊增多，雇工也多了起来，在开封等地出现了雇工人市，称“罗斋”，自由性大。
五、商业和货币坊市制打破。唐山长安式的坊市制在开封抗州已不存在，据《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看，坊与坊之间的墙拆除，随处可以设店开业。交易时间上也打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不受限制，除白天外，还有了夜市、晓市（息市）。
按：坊市制打破问题系加藤繁考证出（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P）具体时间为仁宗年间。可疑者：开封、杭州与长安不同，作都城时没有统一规划，不可能严格按制度管理，元明时期北京又有类似长安的坊市制。
草市和市镇。草市原是进城交易者在城门外存放车马处，因有人在此卖草料，故名。后来成为城门外市场，称作“关”。这种市场唐以前已有，宋代开始增多。集市（墟、场、街），方便农民互易，在时间、空间上错开。庙会也属此类。市镇是因经济原因发展起来的城镇，官方设治管视，如熙宁八年“以冀州新河镇为新河县，废堂阳县。本州言，堂阳人稀，新河交易所会极也”。市镇在宋代大量增多，可参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一书。
行会的发展。坊市制打破后，行会的管理作用更重要了，手工业和商业均组织行会（或称因、铺），行有行头，对内掌管各辅坊的规模，雇值和物价，对上负责纳税当行，是官府管理市场的重要工具。各行业都有行会，甚至香水行（澡塘）、乞丐行、妓女行，“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东京梦华录卷二）。甚至扩展到工商业之外的城市人等。
商税和专卖，宋代商税分两种：过程——设兰抽百分之二，针对行商；住税——在市镇役务，抽百分之三，对尘贾。此外还有：力胜钱——向船主按所运货物抽税；事例钱——场务税官私令过往商人百之抽十，称事例（市利）钱，名又上补税，多中饱私囊。南宋时把北宋临时存在的“统制钱”固定化加上“总制钱”，合称“统总制钱”即变量税，每贯抽56文，但实际上要超过此数。
最后看宋代的货币。
两宋主要货币仍是铜钱。是铸钱种类最多的时代，年号钱达，并且有“对钱”。钱文书体最丰富，有名家如苏轼所书，也有徽宗所书。南宋临安还有一种长方形“钱牌”，属铜钱的代用币。
金银仍然只作为官俸或外交使用，市场上使用很少。纸币的发行，是宋代货币的新创举。始于北宋仁宗年间的四川地区，初由十六家富商合办、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载：诸豪以时聚首，用同一色纸印造……各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如果要现钱，每贯割计文为利。
这种纸币初称“交子”，也称“楮布”；中央成立“交子务”收归官办居又称“钱引”，规定三年一总界（换币，以结算之）。南宋时四川文子称，川到引子；东南地区流行的称“便钱会子”，湖北、广南流行的叫“侄钱会子”，两淮地区称“淮交”都由官办。
对交子在明确其是世界上最早的正式纸币的同时，对其实际情况还应考虑两个方面，不可提得过高：其一，最初在川蜀是因缺少租钱引起的。川蜀缺铜，内地流入的铜钱不够用，，只好铸铁钱。只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七载：“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三十五斤为一千，其中都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费不便”。而且铁钱价值低，与铜钱比价为1：10。可作一推算（宋制1斤=今0.9斤）：
10斤铁钱=1斤铜钱
10贯铁钱=1贯铜钱
1贯铜钱=2石（200斤）米所以：250斤铁钱=200斤米如果一个中等商人带100贯铜的资本，用铁钱则为1000贯，重量达25000斤；可见是由于铁钱的不便引起的，不全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其二，宋代为“钱木者并用”时代，但纸币的信誉一直不高，由于越来越滥发而贬值，加之观念上信任金属货币，结果市场交易中都不愿用纸币，《宋年要录》卷一0一载绍兴六年臣僚言：“市井交易，必然放约，用现钱则价值必平，用交子则价值必倍”；又言：“以片纸用为千钱，佃民得之，反以为是，片纸不可以分裂千钱不可以散用”。不惟宋代，直至明朝发官俸时还为白银与纸币各给多少（占多大比例而争执，都想少要纸币）。
第五节 两宋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唐以前对外交流走西北陆路为主，宋代开始重点转为东南水路。这与西北陆路为游牧民族占据有关，也与东南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中经济内容增加有关。
宋代市舶司比唐代增多。北宋初生在广州设立，继而在抚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山东半岛）设立；南宋时增设温州、江阴两处市舶务。国内商船出海须由市舶司批准，国外商船来后也需先向市舶司报告。
对来自外国的船货，属禁止物品市舶司全数收买，不得入境交易。一般货币也要收买一部分，称博买，然后才允许上岸贸易；对外商自卖的部分收取十分之一入口税，称“抽解”。宋高宗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宋,职官四四之二四），成为重要财源。
宋代对外交流的国家主要有：高丽、日本、越南、印尼、以及真喇、缅甸。与阿拉伯首都马格达也有通商。阿拉伯商人蒲寿康在宋30多年，靠官市舶司。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越汝适《诸蕃志》价绍过此非州国家的如埃及、索马里等。
第六节 宋、辽、金的文化
主要是宋代文化。陈寅恪指出：“天水一朝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流世，造极于赵宗之世”。按其所指，一是理学中的心学，一是史学中的《通鉴》。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第一次整合（定型）时期。
一、理学理学也称道学，是以理、道为哲学范畴，探讨“性命为理”的学说。理学以儒为主，兼收佛道有关理论，从儒经出发探讨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起源，构成等哲学问题，是新儒学的一个学派。形成于北宋，盛于南宋，至明末清初衰落下去。
对理学的考察不应当以唯物、唯心学标准，而应跳出此臼，按理学自身的发展顺序，分为用“天益”探讨的一派和用“心理”探讨的一派，以及反理学一派。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初步建立一套探讨宇宙本源、万物生成、人性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依据道家学院，《周易》等著《太极图说》，以“太极”为宇宙本源。太极动、静产生阴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五行，五行（五气）推移变化形成宇宙万物。
邵雍（1011-1077，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依据周易创立新的“象数学”，提出“天地变化，道存物生”，与周敦颐说接近。
张载（1020-1077），眉县（今陕西眉县）横渠人，字子原，人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经学理窟》、提出“气”是万物本源，气聚为太虚（天空），生成万物，气的变化归于“道”。
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洛阳人。周敦颐的弟子，有《二程全书》，“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彖体贴出来”。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提出有系统的理气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识等。
朱熹（1130-1200），徽州婺源人，著有《朱子语类》、《旧书集,、《晦庵文集》。继承了张学说。兼收其他学派，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天下指无理不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语类卷三）。
以上是用天道解释宇宙，人性的一派。
陆九渊（1139-1192），江西金溪人。以儒为主，吸收佛教禅宗宗，强调内心觉悟，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为“心学”派。著名论断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象山全集二二）。曾与朱熹在鹅湖辩论天理、心理，称“鹅湖之会”。
上述两派都是理学派。同时还有理学的陈亮和叶适，以“物”作为最高哲学范围，“显宇宙无非物”（陈亮），“夫刑于天地之间者，物也”（叶）反对抽象的“理”说。
金朝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学》。赵秉文之传播程朱之学，被称“斯文盟主”，赵复、姚抠、许衡,窦默也传播理学，建太极书院。但只是传播；没有加进新内容。
宋代理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探讨义理心性为主，大都以“理”代表精神，以“气”代表物质，由此一对哲学范畴出发，探讨精神与物质、人类、社会的本源的问题。抽象思辩能力超过了旧儒学（此前具体，过分注重实用）。有了思辩哲学的风格。
二是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朱子语录：“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致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提出“对”的普遍存在和转化，试图揭示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问题，更具思辩哲学风格。
三是以论证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为目的，理气观，人性论等论述都是准备，都是前提，都似伦理纲常为归宿。试图通过理学的探讨使自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
附：①理学兴起于北宋，盛于南宋理宗时，但《宋史·道学传序》说“道学兴于宋，而宋 弗室于用，甚有厉禁者”，如韩佗胄理学。远不如明代理学地位高。 国为尚末被官方使用起来，理学本身在宋代尚在发展。
②“存天理，去人欲”不是压抑人性的禁欲，而是反对奢侈的节欲。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是原始的解释。后常被贱人作极端化的理解，不符合宋儒的原意。
③陆象山的“心即理也”，通过内心反省来理解宇宙，人性等问题，与“天理”相辅相成，并且有此“天理”更 极的意义，注重内心自我，可以启示启蒙思想。与明朝王守仁，“心学”，后来李,龚的“意心”同属启迪自我意识的一派。是理学中思辨层次最高的一派。
4、不用唯物、唯心来划分，是因为这个标准不符合理学各派的特点，甚至唯物，唯心难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史。而且，古代所谓唯物主义看问题只偏留在具体的物上，唯心主义则要进一步探讨事物的共同规律（万物本源），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找 也能是“心”和“天”。但毕竟 唯物主义深一层，是深层时主观的失误。古代思想的精华在所谓唯心主义理论中“心学”与这一派有相似之处。叶适、陈 的反理学理论讲“物”，是较低层次的理解。
二、史学通史与当代史
《资治通鉴》。294卷，司马光编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纪事起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止于五代后周显 德六年北宋建立之前，共十六代，1362年。该书以“历代君臣事迹与治乱成败安危之际”为主要内容，对于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则很少记载。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说：“夫吾用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前杰作。实际是评价此书为史学研究著作，而非通常的史料文献编集之书。
《通鉴记事本未》。239篇，南宋袁枢著。国资治通鉴按时间编写，常有一事分散数卷之中的问题，查阅不便，袁枢以类推例，改编为本末体。自此，本末体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
《续资治通鉴长编》。500卷，李 著。仿续《通鉴》记，北宋之事，“长,即《通鉴》草稿，谦词也。篇幅繁芜，不限政治史。原书已佚，后从《永秋典》中辑出，后人作《拾》。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李心传著。续接长编，记南宋高宗一朝之事。李心传还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年要录》补充，互为 。
《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徐梦革编。按年月纪徽、钦、高三朝子金人交往的有关资料。
《通志》。200卷，郑樵著，“三通”之一。分纪、传略，其中“二十略”（相当于“志”）是全书精华，氏族、六书、七音、都,昆虫、草木等为此前所没有。
《宋会要》。500卷，“会要”是当朝史官收集当时诏书奏章原文，分类排,史料价值很高。现在《宋 要辑事文》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今人配 作《补记》一册。
2、方志全国性方志四种：乐史《太平寰宇记》200卷，王存,丰九城志》十卷，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
都市二种：《东京梦华录》10卷；《梦梁录》20卷地方性方志十几种，主要有：范成大《吴郡志》50卷、梁志家、陈傅良《淳熙三山志》50卷、罗愿《新安志》10卷、施宿《嘉泰稽志》20卷，高似孙《剡录》10卷、周淙《乾道临安志》15卷、潜说友《成淳临安志》100卷
3、类书宋代有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之龟》。此外还有《玉海》。
4、金石学宋代兴起的新学种。考证古代金石器皿，印证补充史书的记载。主要金石学家的著作是：欧阳修《集古录》10卷、吕大临《考古图》、黄伯思《金史题跋》、趟明成《金石录》30卷、洪遵《泉志》15卷、洪适《隶释》、《隶续》。
三、文学艺术
1、北宋的古文运动继唐代韩愈，柳宗元之后，北宋文坛仍提倡文章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主将，还有王安石、曾巩、苏询、苏轼、苏辙合称“唐宋八大家”，
2、宋代的诗宋代的诗风格几经变化。北宋初杨亿“西岷体”雕琢字句，堆砌典故，缺乏生动内容；中期欧阳修、苏轼等力改“西 岷体”风格，黄庭坚尤倡导务实。
南宋诗人有范成大、杨万里、李清照、陆游等。以陆游为代表，诗作较多，抒发忧国忧民之情。
总的看来，诗的趋势是自唐末以后逐渐减,代之而起的是词的兴起。近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诗》可参。
3、词的兴盛近人唐圭璋编《金宋词》收录1330多人、19900多首词。
北宋最早闻名词坛的是柳永，字耆卿，继承西蜀“花间派”之风格，好为“治淫”之由。柳贡献在于发展长调体载，而同时的欧阳修等人只写短小词令，长调体载能容纳较为丰富的生活内容。 永名气很大“凡有承井饮处，即能歌抑词”（避署录语三），并且是在中下层流传。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既写诗，散文，又写词。一反“花间派”之风气，写词意境高亢、豪放，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被称为词苑中“豪放派”创始人。
南宋是词作的高潮时期。由于战乱流离，这个时期的词多带有忧国忧民，身世漂零的情感。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年轻时在汉中任军职，但“胡未天，鬓先麻，泪空流……心老沧州：是忧国；《咏梅》则是感叹怀才不遇的孤寂之情。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政治军事阅历丰富，多写现实题材，现在《稼轩词》600余首，是宋代词人中流作品最多者。风格豪放、悲壮，代表作如《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满眼 北国楼。千古兴亡多少世，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透露出一种通达的情怀。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婉约派”创始人，词作以委婉含蓄、风格清新著称。善长写自己的身世情感，凄凉细腻，如《醉花吟》：“莫道不消魂，廉泰西风，人比桃花瘦”。《凤凰台上 叫吹箫》：“生悔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
4、宋金的话本小说和杂剧、戏曲讲故事的底本叫话本，因其内容有讲经讲史、讲所说故事，不可入三教九流，故称“小说”。小说即教事。
说话即说书，上话本小说演讲。宋代的话本《三国志平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直有话本小说流传，到明代据以写成《三国演义》、《西游记》。
宋代的杂剧在唐 基础上发展的，参军戏只有一个主角一个配角，杂剧则多至五、七人，情节复杂了。但杂剧只表演，没有唱腔。
戏曲在宋代已有雏形。曲由一个人唱，用词的曲子填上话本中的内容来反复演唱，往往一连填很多首，连起来演唱一个故事，是后代曲艺的前身，发展到后来，形成有角色表演的戏，这要在南方流行，称南戏，是近代戏剧的前身。
金朝的北方戏曲叫“诸宫调”。宫调即宫廷演唱的词曲，将几种词曲混合起来演唱，即“清宫调”。著名的有《西厢记诸宫调》，前身是唐人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到元代王实甫写成杂剧《西厢记》。
5、绘画花鸟画。北宋花岛曲，南唐徐熙，西蜀黄荃 画风沿续而来，宋徽宗《斑鸠图》画技很高。米 芾、米友仁夫子，李唐等人。
人物画。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代表性作品，流传至今，有艺术价值，也有史科价值，在封城内汴河两岸店铺林主，人群熙嚷，有“写实”风格，可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相印证，是宋代都城经济岁月的真实写照。南宋人物画主要有《梁山三十六好汉图》，刘松年《便桥见虏图》。
北宋宫廷有翰林图画院，徽宗时发展到鼎盛，有大批画家在画院供职。
附：宋代绘画的时代风格。宋以前的绘画以色彩为主，宋代开始重视水墨画，从热烈转向深沉、成熟。绘画技法内容的精细，到宋代已达极致，不能再细了；所以转向追求韵味，抽象的色彩渐转向黑白了。
中国画追求黑白，“知白守黑”，黑白为最高审美极致，“水墨胜处色无功”。现代最高水平的摄影作品仍要 里白片，以黑白效果评价其作品的高下。
从色彩学上讲，黑白为色彩的两极。物体遇风则白，遇暗则黑。所有色彩若无白色加入；你无法体现其本来效果；所有色形如加入黑色，则会失去其本来色相，太阳七色，其余都是中国色。
宋代画坛史参差不齐，社会上多数人浮浅，追求高层次的仍是少数人。所以南宋山水画家李唐作词发感叹：
云里知村而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特丹
附：宋代文化精神与唐代的不同。与唐代的热烈浮嚣不同，宋诗词，绘画和整体的士人精神于时事扰攘中有一种深层的反省和自觉，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如欧阳修的“平易”、梅老臣的“古漠”等。所以，唐代士人抒豪情，僧人作哲学思考，宋代士人则二者同担，哲学思想的交流又回到了士人中间。宋代这种新的精神与宋代国势衰徽的大环境有关，也与思想界融合儒道佛之家的精神有关，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古雅恬淡，道家的淳古谈泊，但不能视为消极；没有唐代士人的博大，但不能视为小家子气。与唐代相比，宋代士人在志向成熟，深沉了。
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征是深沉，细腻。汉代粗放，唐代高,都不成熟；宋代成熟了。这也是陈寅恪说中国文化“造极”于宋代的会议之一。
四、科学技术
1、三大发明活字印刷。布衣毕昇用胶泯作活字，用火烧硬后排版，印宗右拆开，又可排印其内容。但不如雕版普及。
指南针。早在《韩非子》中已记载“司南”。宋代利用磁极现象的，主要是方术家看风水修宅茔用，后来有人选磁铁。包括《梦溪笔谈》记载了地磁 偏角现象。宋代指南针已经应用到航海。
火药和火器。火药在宋以前已有之，主要是道家炼丹中发现的。北宋曾公亮《武统总要》记述用硝、磺、松脂木 配制火药的方法。宋人有了火器，如管刑（竹筒、铁管）的称火铳。以及爆炸物 震天雷，霹雳炮。
2、建筑学李诚《营造法式》三十卷，系统据其在将作监多年包括建宫台庭榭的经验而编，分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四部分，图文并茂。近人梁思诚有注释。
宋代人著名建筑有喻皓设计的开封“铁塔”，太平兴国时建，初为木塔，皇祐 时为被雷电击毁，改修时止原样建成硫磺塔；高55米。呈黑色，故名。具有防震、防水、防雷的功能。
3、医药学宋代传入一些外国药材《开宝本草》比唐代医书所记药材多百余种。医学著作分科细，北宋杨康侯《十产论》，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是妇科专著；南宋人宋慈《洗冤集录》讲法医验尸的方法。太医王惟一整理针炙穴位，著《新铸铜人俞穴针炙圆经》三卷，作为针炙教学用。
4、数学和天文学元丰七年秘书省废印《十部算位》（即唐代整理者），是第一次印行成套的数学专著。宋代知名数学家有贾宪、秦九韶等。
天文学家有苏颂，著《新仪象要法》，制“水运仪象台”，以水为动力，自动 转，准确地再现不同时期的实际天体位置，被称为世界上另一架天文钟。
5、沈括和《梦溪笔谈》。
北宋抗州钱塘人沈括著《梦溪笔谈》30卷，总结自古以来特别是宋代的自然科技成就，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理理、气象、医药各方面，叫天文历法最突出。有科学家的远，如说猛火油（石油）“后世有大用”即是。
附：为什么古代中国有很多发明，但近代文科学却没在中国产生？是为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百思不解的问题，后称“李约瑟难题”。
“四大发明”等实际上只是“技术”，没升华为“科学”中国人善直观，不善抽象思考分析，不习惯追究技术背后的科学道理所致。
总附：隋唐现代十国两宋共653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与此前的秦汉和晋有极相似之处。
附一 宋代法律与经济法我国古代法律的共同特征是：德主刑辅、社会融合、诸法合体，家规补充。
1、宋刑统和敕、例据统计宋代法典共242部，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宋刑统》和《庆德法事类》（残本）两种。
《宋型统》共十二篇，与《唐律》相同，具体条文也多相同，有人称之为唐律的“翻版”。但与唐律相比有些新内容。
十二篇名为：名例、禁卫、职制、户婚、顾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户婚、顾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分为30卷。据《宋刑统》序，系太祖时窦仪主持，依据《大周刑统》编成。《大周刑经》已侠，实际多与《唐律》相同。
《宋刑统》共有502条律文，在律文后常有皇帝秘令中的补充条文，加一“准”字；如内容有删节，则注明“节文”二字。还有32条“起清”条目，系窦仪等人对原律文作的解释补充，经皇帝准许了的内容，与正文有相同中的法律效力。《宋刑统》的条文可统称作“律”。
宋神宗时开始“以教代律”后，《宋刑统》的法律地位，名存实亡，实际只行于北宋前中期。
敕，一是皇帝针对具体人事而发布的临时诏令，也称散敕；经系统偏撰整理；正式颁行，便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表式。编敕始于唐代，但不作任何改动称为“格后敕”。从唐后期开始，敕之作用突出出来，凡有刑狱先看有没有“敕”，如没敕之方用律。宋代沿用了这一传统，“今之断狱，只是用敕；敕中元，方用律”（朱熹语，朱子语类128）这表明，皇帝的意思是凌驾于任何法律条文之上的。
宋代不还有称为“例”的律文形式。例，也称成例，是以前事作为后事准则的断事原则，其中有断案的“判例”，也有朝廷有司所下的“指挥”。编例分类，《庆元条法事类》即其一种。虽然在《宋史·刑法》中称“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实际上常以不断案时“引例而破法”，形成“任例不任法”的习惯。
2、经济法虽然的《宋刑统》的沿袭唐律中永业、口分田及其买卖条文，事实上已经是“田制不定”。在土地权方面，主要有：
限田：即限制官员免税役的特权。“一品百顷，以差降杀。至九品为十顷。限外之数，并同编户差科”（宋食一）。不是限制占田数目。
荒田：即战乱逃户的田地，原之可在十年内认领。有时三年，南宋初延长为十年。
族田：墓田不许分割买卖，专田专用。逃移归来不限所有永远可以认领。一般族产用于祭祀,赈济、助学之用。
第十一章 参考书周宝珠《简明宋史》
邓广铭《岳飞传》
白钢、向祥海《钟相、杨么起义始末》
候外庐《宋明理学史》上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有关章节
第十二章 元朝的大一统
（1234——1368年）
这一章的主线是蒙古人势力的兴起和统治中原的过程，在时间上与上一章有些重迭。对于元史从何时讲起，也有不同主张：十院校教材标明自1234年灭金始，实际是从蒙古建国的1206年讲起；范著《中国通史》自1206年建蒙古国始，实际也追述建国前的历史；还有的从正式建立大元国号的1271年算起。因为元朝是成吉思汗所建蒙古国的延续，我们应从蒙古国的建立（1206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讲起。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蒙古人的元朝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满人的清）。落后的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与中原文明相融合，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版图也较宋朝扩大了很多。
第一节 蒙古国的建立和元朝的统一
一、蒙古的兴起自古以来，在黑龙江流域就有一个室韦（失韦）民族，北朝时即与中原有臣属关系，《北史》、《旧唐书》都有“室韦传”。室韦族不断发展扩大，分为几支，蒙古部落就是其中一支，初称“蒙兀室韦”。
在两唐书中记载有蒙兀室韦、蒙兀部，居住在俱伦湖（呼伦湖）和望建河（额尔古纳河）一带。以后逐渐西迁，在西起不儿罕山（大肯特山），东到呼伦湖的广漠草原上游牧。据蒙古人传说，最初有受天命而起的苍色的狼和一支白色的鹿，来到不儿罕山下，生子名叫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的十世孙朵奔蔑儿干（蔑儿干：善射者）抱邻近部落的阿阑豁阿（豁阿：美女）为妻，生三子；三子的子孙形成三个部落——合答斤部、散只兀部、孛儿只斤部，其中孛儿只斤部为孛端察儿的子孙组成，为最大的部落（孛端察儿是在父亲死后，母亲梦见白龙化为金神来到卧榻受孕而生）。孛端察儿的十世孙是成吉思汗。
在蒙古部的发源地，当时还有塔塔儿部落（鞑靼、鞑旦）。南宋人把鞑靼分为黑、白、生三种，称蒙古人为黑鞑靼，是鞑靼的一部分。实际上，在蒙古部兴起时，鞑靼部是其劲敌，两部长期作战。孛端察儿的七世孙合不勒统治孛儿只斤部时，其继承人、堂弟俺巴孩就是在送女儿出嫁途中被鞑靼人捉住，送金人处死的。合不勒之子忽图剌统治时，其兄之子也速该与鞑靼人作战，俘掳一个叫做铁木真的鞑靼人，为纪念胜利，给此时出生的儿子取名铁木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在不断交战的过程中，形成了蒙兀——鞑靼联盟，以对抗契丹人，后被契丹人征服，联盟瓦解,而蒙兀部西迁后却日益壮大。
这个时期的蒙古人处在奴隶制阶段，个体游牧代替了集体游牧，主要财产是牲畜、牧地和水源。统治阶级称那颜（官人）。自由民称白身人（都里因·古温），奴隶称合兰（生产用）、扎剌兀（家用）。在十二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开始称“汗”（皇帝）；十三世纪初，形成强大的蒙古族。（北方民族首领都称汗，如称唐太宗为“天可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结束分裂局面，也必须结束这种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适应这个发展趋势，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国。
二、蒙古国的建立和扩张蒙古国的创始人是铁木真（1162--1227），出生在斡难河（前苏联境内石勒咯河、鄂嫩河），孛儿只斤氏人，幼年家族显赫，父也速该是军事首领。铁木真九岁时，其父带其到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求婚，特薛禅女孛儿帖许配铁木真。按惯例，铁木真暂住女家，其父返家途中被鞑靼人用毒酒谋害。此后，家道衰落，部众都已散去，其母诃额伦带铁木真等四儿一女，靠采摘山果、野菜生活。原先的盟友泰赤乌部也与也速该部为敌，抓走铁木真，带上木枷游行。后铁木真逃出。成年后，娶孛儿帖；敌对的蔑儿乞部抱走孛儿帖，铁木真聚众败之，力量渐渐发展壮大，先后击败泰赤乌、蔑尔干、克烈等部，为统一铺平了道路。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召开选汗大会（忽里勒台），立九足白旄，选铁木真为全蒙古的汗，称成吉思汗，意为海洋般的大汗，建立了蒙古国。
初建的蒙古国是一个军事和行政的联合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成吉思汗创立了一套国家制度。
1、千户制。把本族和新占领区的民户按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编管，各设“长”，那颜千户长、万户长是贵族，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领有一定的封户和牧场，封主多是宗亲，也有少部分异姓贵族和军功将领。封户向封主纳税服役，税是牲畜，分幼畜和乳畜，徭役主要是服兵役，自备战马、弓矢和粮秣。千户制按地域划分，打破了氏族的血缘界限，是一种基层的军事行政合一的组织；由封户与封主的关系来看，有封建性质，也有一定的奴隶制性质。
２、怯薛制。怯薛制指成吉思汗建国前的防卫军，共五百五十人，建国后扩展到一万人，主要由各级那颜和贵族子弟充任（游牧族尚骑射武勇，以征战为光荣职业），也有少数平民子弟，由成吉思汗自己掌管。作战时为成吉思汗的主力军。平时驻守在殿帐周围，分四班，每三天一班入值，每班由怯薛长统领，除护卫殿帐，还管服饰、弓矢、车马、府库以及文史、医卜等，既是皇帝的亲军，也是国家的中枢行政机构。怯薛长协助处理国家事务，最初怯薛长为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人，号为四杰。
３、断事官。原属怯薛系统，渐成为国家的专职官吏，称札鲁花赤。建国前即已由铁木真的弟弟别勒古台为札鲁花赤，意为札鲁花赤长，最高断事官。建国后又任命弟弟忽秃忽任此职，掌管行政、财政和司法诸事，后来发展为兼理财政，司法的专职官吏。
４、札撒（法律）。最初，首领颁布的号令称扎撒。建国后，专制制度发展，成吉思汗的命令被记录下来，称“大札撒”，具有法律作用。札撒维护私有制和领主的特权，维护国家的统治。
此外，成吉思汗时还创立了蒙古族的文字。初期无蒙文，以草绳、木刻记事。成吉思汗在1204年与乃蛮部作战时，俘其掌印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的字母拼写蒙古语，创造了蒙文，史称畏兀体蒙古文。建国后的札撒、训言都用蒙文写成，并从塔塔统阿那里学会了使用印章。
关于初期蒙古国的性质，参阅论文：
韩儒林：论成吉思汗,历史研究 62.3
周良霄：关于成吉思汗，历史研究 62.4
蒙古国建立时，成吉思汗的统治区域东起兴安岭，西达阿尔泰山，南至阴山的整个漠北草原。它的北部终年冰冻，东部是大海，可以扩展的是南部和西部。成吉思汗是个善于弯弓射大雕的军事首领。他的一生都是在征战中度过的，建国前征服邻近部落，建国后扩张统治区域。关于蒙古国的扩张，分南下和西征予以介绍。
1、南下——灭金和西夏成吉思汗建国之初，宣称要“七载之中成大业”，有称霸中原的志向。与之相邻的是金和西夏，再南面才是南宋，作为第一步是灭金和西夏。
▲灭金，建国前蒙古部是金的附属，铁木真当首领时，曾被金朝封为札兀惕忽里，即诸部落统领。建蒙古国后，成吉思汗随即向金纳贡。金派武定军节度使卫王允济为使臣接受贡献。因成吉思汗“见允济，不为礼”，关系开始破裂。实际是金统治者对蒙古族的压迫激化了柔盾，成吉思汗力量发展起来后要灭金了。
成吉思汗称汗第四年，允济当了金朝皇帝（亦称永济，即帝位后称卫绍王），派使臣来蒙古国宣旨，传谕成吉思汗跪接，成吉思汗知道皇帝就是他曾见过的完颜允济时，说我以为中原皇帝都是圣人，这个庸才也配当皇帝？从此宣告蒙金关系正式破裂。
1211年，成吉思汗南下进攻金朝，只留两千强兵守草原，全部人马从克鲁伦河草原出发，令者别为先锋，很快占领抚州（张北）、居庸关等，进围中都。接着在1212、1213年又两次南下，第三次南下攻下涿州后，分兵三路，右路由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统领，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再由太行山西麓北归；中路由成吉思汗和四子拖雷统领，自易州南下，征战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至山东海滨；左路由成吉思汗弟合撒儿统领，攻取蓟州，循海而东，至辽西而回。到1224年，金统治区域除中都十一城外，全被攻下。但成吉思汗仍用游牧族的战术，猛攻猛掠，不长占领，把攻下的城池洗劫之后即而放弃。1214年，成吉思汗集结全部兵力围困中都，欲灭金朝。
此时，金政变，金帝允济被杀，宣宗即位后求和，并把允济之女歧图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为第四个妻子，成吉思汗北撤，金宣宗为防成吉思汗，迁都到开封（南京）。成吉思汗以此为借口，指责金无诚意，再举南下，攻克中都。并进逼开封，但遭到金军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撤军北归。
十三年后，成吉思汗在灭夏战争中病死，遗嘱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元史·太祖纪》），一年后，窝阔台为汗（后来的元太宗），一方面加紧对开封的包围，一面与南宋联合灭金（上一章已经讲过）。自1229年始到1232年，包围了汴京，派使臣唐庆招降，被金杀死。1233年正月，汴京守将发动政变，投降蒙古，蒙军进入汴京，金哀宗出逃归德，又到蔡州，宋将孟珙带兵围困蔡州，1234年初，金哀宗自杀，金亡。（金朝在北方共统治了120年；，蒙古国灭金先后用了23年）。
▲灭西夏，西夏与宋、金关系时好时坏，利用双方矛盾以求生存；在成吉思汗举兵灭金时，西夏与金联盟。为免受西夏人的牵制，在攻金之前，成吉思汗于1205、1207、1209年三次攻西夏，第三次进攻时，迫使西夏订立城下之盟（在中兴府城下），削弱了西夏的力量，解除了灭金的后顾之忧，但没有立即灭之。
当金廷迁往开封后，成吉思汗感到暂时无力灭金，故又回头来灭西夏了。1225年秋至次年夏，借口西夏拒绝出兵助蒙灭金，向西夏兴兵问罪，接连攻克甘州、凉州，又攻下肃州、灵州，围困中兴府。
进军路上，成吉思汗狩猎时坠马负伤，仍然带病征战。1227年夏七月十二日，66岁的成吉思汗病死。在他病危之际，蒙军已进攻中兴府城，六月，西夏末帝投降蒙古，请宽限一月献城；成吉思汗死时嘱咐众人暂不发丧，以防有变故。死后第三天，西夏末帝出降，被蒙军杀死。夏亡。
成吉思汗南下灭金和西夏的过程中，还征服了东面辽东契丹人的叛乱，灭了西辽。从此，北方诸势力均统一在蒙古人的旗下，形成了宋蒙的直接对峙。
关于宋辽金蒙交战中，北胜南败的问题。
自宋初统一战争，即先南后北，灭南方诸国，灭北汉，收复幽云未能成功；辽兴起后压迫北宋；辽北方的金朝兴起后又灭辽；金北方的蒙古国兴起后又灭金——总是北方社会发展落后的游牧族胜利，而社会较进步的政权反而失败。
原因就在于地理环境和兵力。在技术落后的时代，打仗主要靠地势、兵力，而不是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武器。燕山、长城一线自古是御防少数游牧族南下袭扰的防线，自割让给契丹后，失去了屏障，北方游牧人可以直驱中原；加之骑兵战斗力强，攻战迅速，中原王朝难以抵挡。北宋借以防御的仅是黄河，南逃后靠长江，甚至被迫逃到海上漂泊，金朝也因避难由中都迁往开封，都证明地理环境和兵力在当时起决定作用。
但善攻不善守的游牧习俗，往往造成大破坏；如长期占领，也必然会被汉族地区的较高的文化所征服。这都是民族融合的过程。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对于评价宋初“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评价司马光对宋辽关系的主张和宋金和战等应有一定启发；脱离实际的义愤不一定正确可行。
2、西征——三次西征与四大汗国的建立西征的对象是今新疆、中亚一带，在时间上与南下交叉进行。当时灭辽之后，在新疆西部建了西辽；西辽西面是中亚大国叫哈剌子模。但此时西辽已被乃蛮王子屈突律篡夺。1218年，成吉思汗派者别率军征服之后，便直接与哈剌子模交锋。
第一次西征——成吉思汗西征
1219年，成吉思汗以哈剌子模袭击蒙古商队为借口，出兵作战，其四个儿子随行。1222年占领哈剌子模，其王摩诃末出逃到里海的一个小岛上病死，子札兰丁继位，不久，又被迫逃亡印度。成吉思汗战领了整个中亚地区，包括里海附近的康里国。
成吉思汗将占领区划分为兀鲁思（封地），分封给三个儿子（蒙古习惯是幼子继位，单独承继父亲的家产）：术赤据今咸海以西、里海之北；察合台据阿尔泰山以西、阿姆河以东，即今天山南北路；窝阔台据巴尔喀什湖以东、鄂毕河以西。这是后来四大汗国的雏形（加拖雷继承成吉思汗领地）。这是第一次西征。
第二次西征（拔都西征），征欧洲，1232--1242年。成吉思汗孙，术赤子拔都为帅，攻到多瑙河流域、北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九地。因窝阔台死，大军回师奔丧。拔都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相当于原来尤赤的封地，术赤早死）。
第三次西征是旭烈兀西征，1252-1259年。成吉思汗孙、拖雷子旭烈兀统领，打到巴尔干北部，占领伊朗、叙利亚、苏丹等。进攻埃及时被其马麦里克王朝的忽秃思打败。旭烈兀留居，建伊利汗图。
三次西征，在辽阔的中亚、东欧建立了四大汗国：
拔都的钦察汗国、察合台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的窝阔台汗国、旭烈兀的伊利汗国。（拔都是术赤子，旭烈兀是拖雷子，实际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四个汗国）。
※ 评价：三次西征是游牧族征战习惯的产物，当时中亚各国实际上是些小城邦，互相征战，说不上侵略与被侵略。只是西征途中烧杀抢夺给当地人民造成很大的灾难，如巴格达城是黑衣大食的首都，也是伊所兰世界的首都，是当时经济文化中心，旭烈兀攻克后，抢走城中积存五百年的金银财宝，蒙古兵在城中杀掠七日方止。
▲四大汗国是蒙古国在四个新占领区划分的封地，与中央是藩属关系，实际是不牢固的政治混合体。后来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独立发展，窝阔台称汗后，其封地一直由中央直接控制，察合台与中央仍是从属关系。到明清时期，以察合台、窝阔台汗国为基础，奠定了稳固的中国西北部边缰。
[蒙古国并不是视中原为本土，同时西行，南下；由于西行建汗国不巩固，南下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王朝，之后构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三、元朝的建立和统一蒙古国建立后的主要进攻方向是南下，入主中原。灭金和西夏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金朝灭亡后，蒙古与南宋正面对峙局势形成；灭金前双方签约，由宋收夏三京（开封、洛阳、归德）。但灭金后蒙军不履约，双方开始发生军事冲突。时窝阔台正忙于西征，没有用主力攻宋，蒙哥继位后，认为成吉思汗、窝阔台都曾建有大业而享盛名，也要攻取宋地，入主中原以成大业。故开始发动对宋的进攻。
蒙哥灭宋时，并没有亲征，而是令四弟忽必烈为统帅。忽必烈南征时遭到宋军的抵抗，便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骑兵便于大幅度流动作战），从四川、云南夹攻南宋。为此，首先必须征服云南的大理政权。（大理即唐之南诏，为段氏统治）。
1253年，忽必烈由宁夏南下入川，分三路攻云南，自率中路，西路是兀良哈台，东路为抄合也只烈，渡过金沙江，灭掉大理国。次年，忽必烈北归，留下兀良哈台镇守。1257年，仍令段氏世袭总管，直至元亡。
1257年，兀良哈台征服了云南西南的安南（今广西、越南北部），这样就完成了南北夹击宋朝的战略布置。同年，蒙古正式发动了攻宋战役；兀良哈台自安南北上，忽必烈攻鄂州，蒙哥率军攻四川，三路军民鄂州会师，然后临江东下，直捣临安。南宋起用贾似道为相，增援鄂州。
蒙哥入川后，遭到南宋军民的抵抗，在合州（合州县）遭到鄂州王坚的抗击，王坚利用坚固的工事，坚守五个月，蒙军未能攻下，蒙哥也被炮石击中，死在军中，蒙军被迫北撤。
此时，忽必烈在鄂州对面的长江北岸，听到蒙哥的死讯，为保住汗位，与南宋权相贾似道议和，划长江为界，撤兵北归。鄂州会师未能成功。兀良哈台仍在安南、云南镇守。
当蒙哥东征时，留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蒙哥死后，阿里不哥想夺取汗位；但当时功勋、名气最大的是忽必烈，二人便展开角逐。忽必烈在1260年三月在开平宣布继汗位，四月阿里不哥在和林宣布继汗位。当时蒙古贵族多支持阿里不哥，忽必烈利用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在1264年击败阿里不哥。同时，为巩固汗位，一反原来蒙古国的忽里勒台大会选汗制，采取预立太子办法，并宣布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
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截乾元”之文意）；次年，在燕京旧城东北筑新城，命名为大都。忽必烈即是元世祖。
忽必烈建元后，便开始进行统一中原的灭宋战事。
忽必烈派阿术（兀良哈台之子）为元帅攻襄阳，1271年6月，阿术大败宋将范文虎，1273年攻破樊城，襄阳宋将吕文焕出降（后入朝忽必烈，被封为襄汉大都督）。此后，南宋的防御门户被打开了。接着，忽必烈派伯颜率军水陆并进，沿江东下攻临安。1275年，贾似道被迫应战，未战即溃，1276年2月，元军攻占临安，俘恭亲、两太后及众官吏北去。南宋事实上灭亡了。
此后，很多将领继续打着宋室旗号抗元。如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直到1279年2月，陆秀夫负南宋末帝投海死，南宋才最后结束。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状况元朝是游牧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与中原的汉族人民生活习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入主中原之后，既要保持本民族的利益和习惯，又要适应中原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巩固持久的统一。所以元朝政治的突出特点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
一、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在蒙古建国之初，对于用什么方式来统治中原就有过争论。成吉思汗裂土分封，毁农田为牧场；窝阔台时，大臣别迭仍主张专以游牧之事，“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当时，窝阔台在位，倾向于别迭的主张。耶律楚材反对之，他对窝阔台说：“陛下将南战，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以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并果真征收了如数的赋税。但到忽必烈建元时，北方“王公大人之家或占田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忽必烈是位有作为的皇帝，“凡事一新，无循旧弊”，坚决推行汉化政策，既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皇位，又推动了蒙古族的进化，适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1、中央官制。
中书省————总理政务，在忽必烈以前，有文人起草文书，协助大汗和官员处理政务。耶律楚材以汉法称为中书省。但中书省的正式设立是在忽必烈时期。中书令为长，下设左右丞相（右为上），又设平章政事，参知政事为副相。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开始，中书省兼管财政，1266年设“制国用使司”专理财政，但与中书省时分时合。（仿宋制分离之；类似“三司”）。
枢密院——掌管军事。忽必烈前由怯薛长管军事。1263年设枢密院，专掌军务。长官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是虚衔，实责由两名副使负。
御史台——负责监察。1268年初立，“为天子耳目”，右丞相兼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亟，侍御史。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朝政得失。下设殿中司，主管朝廷百官；察院主管地方。
宣政院——兼管宗教和吐蕃政务。初忽必烈设总制院，总管全国佛教，1288年，吐蕃使臣在宣政殿朝见，故设宣政院理吐蕃事务；又元崇信喇嘛教（佛教支系），故二者合一。
2、地方行政机构行省——行中书省，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职责与中书省同，总理一地区政务。设十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内蒙、河北为“腹里”，即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中书省长官为平章政事（岭北、江浙设左右丞相）。按山川地势划分，是由汉州、唐道、宋路的监察机构发展而来的行政区划，后来简称为“省”。[与游牧习俗有关，参讲义P20]。
省为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下设路府州县（府不遍设，从属关系也不确定），各设札鲁花赤，以蒙人为主；又设总管，汉人为之。蒙人长官后来成为名誉衔。行省还可在一些地区特投宣慰司，上传下达政令、民事。
行枢密院——地方有战事时增设，战后即撤销。
行御史台——元初各地设提刑按察使，纠察地方政务。灭宋后，逐渐改称行御史台，职责仍旧。由中央御史台统领。
3、兵制。
成吉思汗时实行千户制，兵民合一，又设怯薛军。灭宋以后，忽必烈实行兵民异籍，把全国军队分为：
蒙古军——主力，驻京师及各要地；
探马赤军——蒙人为主力，主要驻京师；
汉军——金朝北部各部族的军队；
新附军——南宋军；
汉军和新附军力量小，驻江淮以南。
又根据担负的任务和从属关系不同，可分为两个系统：
侍卫亲军——由怯薛、元初的武卫亲军发展而来，1264年设立，初分左右两翼，又改左右中三卫，每卫万人，由各地壮勇充任。环戍京师，由枢密院统领。
镇戍军——镇守各地，仍称百户、千户、万户，但为纯军事组织，要地由蒙人把守。由行省镇抚掌管，统属于枢密院。
总之，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在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和军事诸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主要是沿用中原王朝的制度，同时也掺杂蒙古国的习惯和民族歧视政策。总的看来，较之蒙古国的旧制是一个进步，对于巩固元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与汉族地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一样的。
二、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1、民族关系蒙古人在立国之初，对周围的其他民族采取利用，防范的政策，征战中利用被征服的民族攻其他民族，最终都隶属于蒙古人之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将全国人民的种族分为四等：
第一 蒙古人，包括蒙古各部的人；
第二 色目人，即各种各样的人，指西北各族及中亚人；
第三 汉人，指金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契丹等族人；
第四 南人 指南宋亡后归附的汉人和南方民族。
四等人户中，蒙人的地位最高：在法律上，蒙人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被打死者，只赔丧葬费；在政府中，蒙人任正职，汉人满人充副职；在征税时，蒙人最少，汉人、南人最多，战时括马,蒙人不括，色目人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全括；在科举上，分左右榜，蒙人和色目人在右榜，汉人、南人在左榜。总之“色目与北人（蒙）以右族贵人自居，视南人如奴隶”。
这是总的民族等级，同时，元统治者对各民族的上层贵族、地主，则又尽力笼络，以扩大和稳固其统治基础。
忽必烈即位以前，即在开平设立幕府，用金朝的汉人士大夫出谋划策，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就是此时开始在忽必烈左右的。建元以后，榜标文治，任用此三人定朝仪，官制，又用郭守敬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并令蒙人子弟从许衡学程朱理学。灭宋后，又重用江南文人才士，推荐了江南名流二十人在朝廷任职。同时，也起用汉人将领，如南宋将领吕文焕，范文虎等人，这些措施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
对其它民族的上层人物，也能笼络重用。如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窝阔台。
当然，对各民族上层人物的重用，目的是笼络，以巩固蒙古人的统治。所以权力始终掌握在蒙古人手中，其它民族的人不占主要地位。元政权的性质，是以蒙古族为首的各民族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
※关于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特点（共同风俗习惯）的共同体。民族间的矛盾多是地盘、人口、财产引起，而不是阶级矛盾引起；掌权的民族压迫异族，是排外观念的产物，也不能认为是阶级斗争。当然，民族斗争也掺杂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在本民族之内也存在。故不能一概而论。
2、阶级关系元代的统治阶级有五种人：
①蒙古贵族，通过赏赐份地（投下、食邑、汤沐邑）而转为封建贵族，有政治特权。
②官僚地主，中央官吏和封建大吏，有职田（最多十六顷），俸禄低，靠掠夺；地方官没有俸禄，靠贪污，掠夺为生。
③寺院地主，元朝保护菩僧，免税免役，多赏赐土地。寺院地主地位高，放高利贷，有特权。
④汉族地主，政治地位不高，经济实力强大。
⑤富人地主，元代优待富人，色目人多经商，税低（1/40，1/60），免杂役，政府常派人保护商人。
被统治阶级的层次很复杂，按职业划分为几十种，民、军、匠、站、盐、阴阳人、医、儒……，每个户又分很多类不同的名称，不能改籍。主要是：
①民户，主要是农民（自耕农，半自耕农）
②军户，世袭，死后其妻由国家抑配，军户子女不得外嫁。
③站户，执勤于驿站，自备所需交通工具，招待过往官吏。
④儒户，文人，可以参加科举，地位不高。
⑤医户，工匠，军匠，来自俘掳，或从民间征调，单立户籍。
⑥驱户，亦称驱口，驱丁，地位低，可任意买卖，杀戮。生产、家用。
⑦佃户，身份较驱户高，分官田和私田佃户。
此外，还有所谓“十等户”问题。按社会地位高低划分为十个级别。《心史》称“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谢叠山集》说：“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娼八盗九儒十丐”。
但元史等书均无记载，待考。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下，中原人民反抗元统治者的斗争自元初即不断发生。至元年间初就有陈吊眼起义，钟明亮起义等，带有“复宋”性质，也有反抗阶级压迫的性质。同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也不断反抗。
三、平定叛乱和治理边疆
1、平定叛乱除人民群众的反抗外，威胁元朝统治的另一个因素是地方“世侯”割据势力的叛乱。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分封千户、万户，形成世袭世侯，随着其力量的壮大，必然与中央集权产生矛盾。
李坛叛乱。李坛是李全之子，盘居山东三十余年，拥兵五、七万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位时，于1262年2月在益都叛乱，但五个月后即败溃，被俘杀。事情虽小，使忽必烈认识到“世侯”的危害，也有了解除“世侯”武装的借口，重机大削世侯的兵权。
海都、乃颜之叛。海都是窝阔台的孙子，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位时，他支持阿里不哥；忽必烈夺得汗位后，海都于1268年发动判乱，被击败；1287年又煽动世侯斡赤斤的后代乃颜同叛，元世祖亲率两路大军镇压；击败乃颜，海都逃走；1289年，海都又在西北骚扰，世祖再次亲征，海都远逃，后败死。到1306年，海都之子察儿儿投降，才算最后平定。
在地方割据势力叛乱的同时，由于财政拮据，搜刮加剧，不断引起人民的反抗；同时也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事件即是代表，阿合马是哈剌子模人，任诸路转运使，增加税利有功，升为中书平章（副相），势力渐大，后被益都千户王著假借太子名义处死。卢世荣为中书右丞，改钞法，制订市舶条例，被众官弹劾，被杀。桑哥是畏兀儿人，为平章政事，改革钞法，发行至元钞，升任尚书右丞相，清理江南钱谷引起骚乱，被杀。这都是忽必烈在位时发生的，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不断深化。
2、治理边疆元朝的疆域“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域海表”，“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朝的建立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下面就几个边远地区予以说明。
蒙古（今内蒙，也包括外蒙一部分），原为边远荒漠，内蒙古是成吉思汗子孙的发祥地，故作为“腹里”地区，与河北山东一带一起由中央直辖，客观上促进了其与内地的融合。
外蒙，建岭北行省，治和林，辖自贝加尔湖至唐努乌梁海一带。
西夏故地设甘肃行省，辖今甘肃、宁夏，这一地区从中亚、阿拉伯、波斯来的人定居者较多，称为“回回”，后来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形成独立的回族。回族就是在元朝形成的。
云南。唐宋时期云南一带的南诏、大理是独立的政权，只与内地有藩属关系。元初则设立了行省及路府州县，与内地完全相同了。
西藏，唐与吐蕃时和时战，宋与之交往很少。元初蒙古人与吐蕃人的交往，是由信奉喇嘛教引起的，窝阔台时即归蒙古统管。忽必烈设宣政院，用吐蕃人、喇嘛教主八思巴为第一任长官。并把吐蕃设为前藏、后藏，阿里三部，十三个万户，中央任命万户长，征税、驻军。从此西藏成为中国的一个正式行政区域。
台湾。元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附近岛屿，包括台湾，正式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
这些边远行政机构的设立，使其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也加强了。尤其是元政府不断迁移中原人口实边，驻防军队，以及发配罪犯至边疆，都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四、元朝末年的社会状况和红巾军起义
（一）社会矛盾的激化朝廷的腐败元代仅成吉思汗、忽必烈有作为，余则平庸。
元成宗以后的七十余年间，元政权日益腐朽。1305年，成宗立太子，同年，太子病死。次年，成宗死，无嗣，皇后卜鲁罕推立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为帝；但右丞相哈喇哈孙等拥立海山。结果，卜鲁罕和阿难答被捕，海山被立为皇帝，即元武宗。四年后，武宗死，传位其弟，为仁宗。仁宗死后，其子继位，是为英宗。英宗面对日益腐朽的政权，立志改革，但触犯了王公大臣的利益。1323年秋，英宗自上都还，到南坡驻营，御史大夫铁失等人发动政变，杀英宗。泰定帝（忽必烈直系曾孙）继位，“凡所以图治者，悉遵祖宗成宪”，无新建树，只事佛。即位五年，三十六岁病死，又引起皇位争夺。
守大都的燕帖木儿逮捕一批大臣，迎立武宗子图帖睦尔继位；而又有一批大臣在上都立泰定帝幼子阿剌吉八即位，形成两个皇帝并存的局面。双方各自一帝，展开争斗，火拼，最后，图帖睦尔获胜。但图帖木尔又让位于兄和世束，和世束称明宗（此习汉法，以长子继位合理）。半年后，燕帖木儿在宴会上毒死明宗，文宗复位；文宗死后，其次子宁宗立，年仅七岁，一个月后，病死；又立其长子为顺帝。这样，泰定帝之后，五年间换了五个皇帝。每一皇帝继位，就大肆诛杀异己，赏赐同党，造成政局动荡，财政贫匮的恶性循环。
2、剥削的加重大臣不仅借皇位更迭以求封赏，平常也大肆贪污，政府公开卖官，不足以弥补财政空虚，到元末期的1350年，开始发行“至正钞”，用来代替中统钞，甚至公然印制伪钞，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使元朝的财政状况陷于不可自拔的境地。
卖官，拜见上级的拜见钱、节钱、生日钱、无名号的撒花钱、迎送官吏的人线钱等。
政局动荡，财政贫匮，最后必然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这也是从国家财政一方面来讲，同时还有更主要的一方面，就是私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北方辽金故地在蒙古人统治下，除地主之外，更加上蒙古投下州，土地多为这些人占领，元世祖初建元时，常赏赐大批土地，造成土地集中。南宋灭亡后，南方大地主经济大都体留了下来，有了“富户每一年有收二十万石租子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南北方地主的土地多用租佃制方式经营，除正租外，还要征收佃户的杂费，要佃户服杂役。甚至干预佃户婚姻，将佃客随田出卖。
当时的官田除赏赐外，也用来出租，往往被蒙古贵族用“包税制”方式承包，即定好每年上缴国家的税额，便可由承包者将土地转租给农民，任意定出租额。贵族多系游牧族人，从落后的习俗来到中原的文明中，对财产的贪欲加上野蛮的征服者的习惯，搜刮就更加残酷。
在国家财政税收和贵族、地主和私人地租的双重剥削之下，到元朝末期破产农民日益增多，加上灾荒，流民问题成了社会的主要问题。不仅汉族农民，而且蒙古族和色目人的下层民众破产的也很多，蒙语称为“亚当吉”。他们与蒙古统治者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循。1312年，沧州首先爆发蒙古人民的起义，山西省、蒙古本部也发生蒙古下层民众的反抗起义；南方海南岛，云南、四川各族人民的斗争也日益发展；东北的辽阳西北，吐蕃等也有反抗。在各地人民反抗的基础上，终于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大爆发。
（二）红巾军大起义
1351年，韩山童和刘福通首义。不久，韩山童被杀。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为“小明王”，北伐灭元，但失败。后刘福通被张士诚部将所杀，起义陷入低潮。
（三）朱元璋建明灭元朱元璋出身贫寒，曾为游方僧，后参加郭子兴的义军，郭死后为帅，但归小明王指挥。1355年，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开始发展壮大。
朱元璋接受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下令士兵“且战且屯”，以收地利；又设立营田司，兴修水利，保证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生产。在应天府站稳了脚根，自称吴国公。
当时，在集庆周围有元军把守的城堡，也有其他割据努力。朱元璋先向东南元军据点出击，1358年底，攻击婺州（金华），元将降，朱元璋在婺州置浙东行省，省门旗联称：“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仍以“复宋“号召天下，檄文皆用龙风纪年，接着消灭了东南一带的其它元军据点，开始向周围的割据势力发起进攻。
张士诚自高邮起义后，南下占据平江（苏州）、杭州、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占有江西湖广。陈、张勾结，于1360年夹击应天府的朱元璋。朱元璋的谋士刘基献策说：“士诚自守虚，不足虑。友凉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灭。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传）。朱元璋用其策，先打败陈友琼，张士诚未敢出动。1363年，陈友谅集六十万大军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决战“惟恃巨舰，未知军心怯”（明太祖实录一二）；被朱元璋二十万人打败，陈友琼中流矢丧命，是为“鄱阳湖水战”。其子陈理至武昌，1364年，朱元璋亲征武昌，陈理出降。
张士诚部将杀刘福通后，张士诚投降元朝，以助灭宋，失掉人心。张士诚要元朝加封王爵，未能如愿，又叛之自立，“于是上下猜疑，不肯用命”（明太祖实录二O）。朱元璋灭陈友琼之后，1365年，回师东进，攻张士诚，很快攻克高邮、杭州，1367年九月攻克平江，张士诚被俘，自缢未死。押至应天，见朱元璋，闭目不语，被乱棍打死。
浙东方国珍起义后，拥兵自立，对元朝时降时叛，态度不定；对朱元璋也是如此，时和时分。成为浙东一大割据势力，是朱元璋统一的障碍，消灭陈张后，便着手消灭方国珍势力。1367年九月，分兵三路征讨，到年底十一月，迫使方国珍出降。
这样，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占据了整个东南地区。在应天府朱元璋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政权。首先是整肃军纪，破城不许掳夺剽窃，攻婺州时有亲随董某占取民财被斩首。军纪加强，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其二是招纳儒士，朱元璋认为，当时尽管诸雄并起，但张士诚、陈友谅没有成天下大业的志向。为成大业，朱元璋没文化，故重视招用儒士出谋划策，除朱升外，还有宋濂、刘基、叶琛、章溢，被朱元璋尊为“四先生”，在应天府设礼贤馆，给以礼遇。同时还屯田积谷，以备军用。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在1364年建号吴王（以前称吴国公，因地处东吴），设置相帅，在应天府组成一个小朝廷，立长子标为世子（太子）。名义上尊奉韩宋政权，但韩林儿远在滁州，不问应天府政事。称吴王后，发檄文，号全用“皇帝（小明王）圣旨，吴王令旨”，年号仍用龙凤，将士衣红军装，以示承红巾军。
1366年，朱元璋开始背叛红巾军，在布告中称红巾军起义是“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荡城郭，杀戮大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并说自己的起义不是响应红巾军，而是“灼见妖言（红巾军）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同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到滁州迎韩林儿来应天府，途经瓜步渡江时（江苏六河），凿沉乘船，淹死小明王，从此大宋政权结束，朱元璋不再沿用龙凤年号了。1367年，朱元璋称吴皇帝。1368年正月，改国号为明（仍用“明王传世”之谶）。改元洪武，以应天府为京师。
当时，朱元璋还只是占据东南一带，故又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朱元璋先后派兵灭了福建的陈友定、广东的何真、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权（明玉珍原为陈友谅部将，1357年脱离陈友谅，入川在重庆称夏皇帝。此时明玉珍死，子明升投降），1381年攻下大理，消灭了割据云南的梁王，统一了南方，然后回过头来，集中力量北伐灭元。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元顺帝时期的元末朝廷的境况。
讲元末社会矛盾时，我们想到元末五年内换了五个皇帝，至元末皇帝顺帝继位，才稳定下来，元顺帝继位时十三岁，红巾军起义时他三十多岁，却不问政事，沉迷于宫廷享乐。他亲自设计龙舟，上设殿宇，划行时龙首，眼，口，尾皆舞动，他整日与宫人在宫苑湖内游玩。又请喇嘛僧人教其房中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唯淫戏是乐，甚至男女裸处”，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财政方面，由于东南主要税收区被农民军占领，造成粮运不足，1358年京师疾病流行，病饿而死很多，大都十一座城门外，都挖掘大坑，一坑积尸万人，由于京师缺粮，钞帛被人视为废纸。加之贵族军阀之间互相残杀，元军的力量也日益削弱，不堪义军一击了。
1367年十月，朱元璋发二十五万大军北伐灭元，提出“驱逐鞑掳，恢复中华，立纲练纪，救济斯民”的檄文，仍用“复宋”号召众人，又向各族上层保证“立纲陈纪”。派徐达，常遇青北伐。1368年八月二日攻占元大都，元朝灭亡。
元顺帝北逃，在应昌（今内蒙境）死，其子继位，史称“北元”，1402年去国号。
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仍以应天府为都城，沿用原“明”国号称明朝，仍用原来的洪武年号。
第三节 元朝的社会经济
一般认为，汉、唐、明是三个盛世，也是经济发展的时代；而宋是在唐基业上的发展，元代曾一度衰落，到明才恢复，发展起来。实际上，元初的经济衰退是暂时的，是元宋间战争造成的，元统一之后，很快采取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所以元代经济的发展不象平常所认为的那样低。
一、农业
1、农业生产的恢复元初农业生产上最大的问题是农牧争地。作为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放牧，是自然条件使然，但入主中原后，大批蒙古贵族军功将领也在内地占领大批土地，“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牲畜”，尽管忽必烈推行汉化政策，但在元初，大量耕地成为牧场，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忽必烈统一前后，多次明令不围猎践踏田亩和不滥改田为牧扬的禁令，实行以农 桑为急务的政策。
劝农司的设立。1261年建元前十年设立，目的是督促检查农业生产，方法是派劝农使到各地；后又改为司农司，大司农司，下设巡行劝农司于各地，这样，临时机构变成了国家官衙。1286年，大司农司编汇《农桑辑要》，颁行诸路，是书是元代以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总结，对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起了重要作用，“利布四方，灼有明效”。
锄社的整顿。元初，北方农民自发地组织了一种“锄社”，几家协力耕作，“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苗无荒秽，岁皆丰熟”。这是在生产衰退时期的原始观念复活，与宋代义庄有相同的道理。元政府在劝事农桑的过程中，把这种民间的自发组织予以整顿，规定，乡村中每五十户为一社，推年高、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为社长，组织农民耕垦，修河治渠，经营副业，成为政府管理农业、编制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手段。这种锄社很快遍行于南北各地，与里甲制度并行，（三者区别：锄社奖生产；里甲治安，有行政意义）。
水利的兴修。元初即设都水监、河渠司，以兴修水利，修河治渠。水利专家郭守敬曾任都水少监（副职），在华北、西北勘察水利工程，开辟水田数万顷。东南地区水利工程也得到修复和保护。同时，灌溉水库技术也有了发展，甚至可将水吸到二百余尺的高地浇灌。
由于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元朝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元世祖时人口恢复到53645337人，较元初有较大增长，接近宋金人数。耕地面积，产量也恢复到接近宋代水平。但至中后期，又复衰败。
元代农业经济史上值的大书一笔的是棉花种植的推广。自古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是以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为单位的，女织的内容是麻布绢绵，麻布是平民的衣料，绢帛只有富贵者才用得起。宋以前，虽然也有北道棉，南道棉，但仅限于西北，东南一隅（也有人认为不是后来的棉花）。自元代开始，植棉技术由福建沿海地区迅速向内地推广，取代麻布成为广大人民的衣料用品。1289年，元政府在东南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征收棉布。到元成宗时，棉花已在本国基本普及了。[后果：1.取代麻织，麻布迫出衣料行列；2、丝织品成为富贵人的衣物，完全介入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
2、农业生产关系由于统一的时间不一，统一前南北方政权的不同，元代北方一直沿用辽金旧制，南方沿用南宋旧制。
土地制度方面，国家占有官田较前增多，除了屯田，职田，赐王公贵族外，政府招佃耕种。私人地主土地除一部分用农奴耕种外，多数用来出租。租佃制仍占统治地位，分成租为五至七成，定额租亩纳米一石左右。较之宋代，元代佃户身份似有降低，原因是蒙古落后习俗的影响。
北方蒙古贵族也占有投下户，是征战时掠夺的人户，是私人地主的私属，不负担政府的赋役，随着元政府经济剥削的加重，很多农民也甘充投下户，称投拜户，投下招收户等。
南北方都存在“驱口”——农奴性质的俘获之人，在南方称为奴婢，也有因破产自卖为驱口的，大都有驱口人市。驱口多务农，也或用于手工业、矿业、家庭等。与一般编民不同，经放良、赎买才能脱驱口籍而为良民。有的贵族官僚占有几百驱口（讲义称几千，误）。驱口是主人的私产，可以出卖甚至杀死。是元代的特殊阶层，介于奴隶与农奴之间。由于驱口增多，国家控制的人口即减少，常引起政府与私人地主争夺人口，争夺驱口，诏令放免驱口。但终元之世，驱口一直存在。
在蒙古贵族侵占土地的同时，南北方大地主的佃产基本上没有破坏，一直沿续下来，加之新权贵仗势吞并，元代的土地兼并也很激烈，土地问题仍是社会矛循的主要起因。
3、赋役制度蒙古国时没有税制，占有土地之后，连人民一起交给王子贵族为食邑，太宗继位后，1229年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始行税制，分地、户、丁三种作为暂行办法。世宗时在三税之外加包银、俸钞、渐渐形成税粮科差两项税制。[摇役，差役基本沿用宋制]。
税粮、科差，先按资产将民户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又细分为九则，以缴纳不同数量的税。同时，又有南方与北方的不同。
税粮：北方：全科户每丁年粟三石，驱丁一石；丁多地少按丁，
地税每亩粟三升；丁少地多按地。
南方：按地亩夏秋两征，秋纳粮，夏纳绵、帛、丝。
科差：北方：丝料 两户一斤 给政府
五户一斤 输本位（封主）
包银 二两输银
二两折收丝绢
俸钞 每户年纳一两为官俸
南方：户钞：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
包银曾实行过，具体数目不详。
※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元代赋税一节，曾制成一个详表，可参阅。又华山曾著文对李书予以纠谬补充，见《文史哲》58.2《元代赋役制度考略》。
三、手工业元代手工业生产的突出特点，是以官手工业为主，私人手工业作坊较前减少，这是因为，蒙古人对中原技术的喜爱，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身份支配中原的技工匠人。
元大都设“诸色匠人总管府”，各业“提举司”等，作为官手工业的总管机关，下设印、染、绣、罗、毛,镔铁、玛瑙玉局等；后来在上都、涿州，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织造局、酒醋局等。
官府手工业的原料来自科差征收，以及和买之类。其产品多用于王公贵族和官廷的消费，很少进入市场，这些与前代相同。有所区别的是元官府手工业的工匠——系官匠人，他们户口单列，职业世袭，身分同于工奴，没有人身自由，多是元初征服地区（中原、中亚）的工匠的后代，以及后来以种种名目拘括的。工匠分三类：
军匠——生产武器，由军队管辖；
人匠——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局院生产，受局院辖；
投下匠户——封主王公贵族管辖。
由于系官人匠身分低，待遇低，导致反抗，降低工作效率，政府也曾不断招募民间匠人，或差派工匠以补其不足。
民间手工业数量不多，但也在发展着。主要是丝织业在江南一带发展快。手工业生产从技术上看，最著名的是黄道婆对纺织业技术的改进。由于元代棉花种植刚开始，纺织技术不太理想。黄道婆在海南学习黎族的纺织技术后，加以改造，传播到故乡江南地区，如改单绽织车为三绽，棉布颜色、图案也较前新颖复杂。元丝织业也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丝织品变成达官贵人的衣料，其技术也日益精细，不计成本，特别是官手工业的分布更是如此，不能看作是有代表性的技术水平。
还有制瓷业，景德镇瓷器业在元代更为发展，成为专门生产进贡品的官手工作坊，政府设“浮梁瓷局”专门管理，以生产青白瓷为主。矿冶业、印刷业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恢复，发展。
三、商业对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有人认为衰退了，因战乱破坏，较唐宋衰退，到明清才恢复发展；也有人认为，元代没有衰退，而是在唐宋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但对于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认为是病态的；特别在外贸方面，原因是成吉思汗打通了西亚，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然。应当承认，元代较唐宋、明清是不及的，但到中后期恢复较快，不象有些论著描述的那样黑暗，也不象想象的那样兴盛。
1、城市。最著名的是元大都，东欧、中亚、日本、朝鲜、南洋都有商队；西藏喇嘛僧的宗教团体也有商队性质，至少每年来大都一次。马可波罗说大都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马可波罗P380）。
此外，北方的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奉元（西安）、开封、济南、上都、和林；南方的抗州、平江、镇江、集庆、扬州、广州、福州、上海、成都、昆明、大理等，也是主要的经济中心。
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宁波）、上海等是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泉州为第一大港。
2、禁榷制度。元沿用前代办法，主要商品由政府专卖，特别是盐的垄断，盐课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但商人可凭“盐引”运销，即向产盐地的管理机关交钱，换取凭证，此证称盐引，凭此把盐运到指定地区销售，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但让商人获一部分利润。其它如茶、酒、农具等也实行专卖控制。
至元七年，国内商税为银四万五千锭，到至元二十六年增至四十万锭，二十年间增长十倍。反映了商品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
3、市舶司。对外贸易上的专卖机关，市舶提举司的简称。此法在宋代即已出现，元代仍沿用。元代又有“官本船”法，即由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解易人得其三”，禁止私自出海贸易。
4、中统钞。忽必烈中统元年十月，印制的以银为本位的纸币——中统元宝钞。将以前流通的不同样式的纸币统一起来，最大面额两贯，最小十文，共九种，二贯可换白银一两。是畅行全国的统一纸币。在发行过程中，曾将南宋及各地不同的交子等纸币统一换成中统钞。至元二十四年又发行“至元钞”，与中统钞并行，面额从五文至二贯等十一种，一直是元朝的主要货币，而不象唐宋那样以制钱为主。
5、斡脱钱。即商人放的高利贷。元朝将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为“斡脱”，即商队伙伴之意，他们放高利贷称“斡脱”。斡脱钱当年本利相等，以后本利合并生息，在元朝很普通。政府为了管理，至元五年设斡脱所，后扩大为斡脱总管府，私办成为官办，后来凡用官本从事高利贷及其它商业活动的，皆称为斡脱，已不限于中亚商人的范围了。
元代不抑商，但“官办”增多，同样限制了商业经济的自由发展。
四、海运和大运河的疏浚元代定大都（北京），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背靠燕山和蒙古草原，俯视中原，便于控制。但元代以降经济中心已移至江南，大都的米粮等用品“仰给于江南”。海运和运河的疏浚仍为了从江南往大都运粮。
海运指自杭州、苏州入海，沿黄海绕道山东半岛，入渤海的直沽（天津）。元世祖到江南时，曾从此线运南宋书籍到大都，自1282年始，大量由此道运粮。在海运中虽然船工们总结了一套航海经验，但风险较大，所以在海运的同时，又整修了大运河。
大运河在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尽管已达涿郡，但不畅通；北宋仍用运河，南宋与金对峙时，运河已淤塞不通。元代的整修以大都为中心，以徐州为枢纽，直接北达大都。其疏浚工程分为三步：
1、1280年开济州河，山东济宁至东平；
2、1289年开会通河，东平到临清。与旧运河衔接，当时黄河过徐州，故徐州北沿卫河至临清，徐州南经黄河达运河，不再绕至河南了。
3、1291年，开通惠河，大都至通州。通州有白河达天津，这样大运河南至杭州，北至大都，全部畅通了。（明清仍有整修）
第五节 元朝的文化
元代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点，既有汉文化的普及，也有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元代的文化，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
一、哲学和宗教
（哲学是思想，研究的是现实的抽象；宗教是迷信，研究的是虚幻世界）。
元代的统治思想，是宋代的理学。宋金对峙时，理学家朱熹等人的著作主要在南方流传，“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加之金人处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阶段，对于汉文化只是作为封建文明逐步接受，还形不成某种帮派。金朝末年，才有王若虚，赵秉文等理学家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蒙古灭金后，尽管许多名儒受到重用，但理学的广泛流传还是赵复之功。1235年，蒙军攻下德安（湖北安陆），俘儒生赵复，带至燕京，到燕京后，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建周子祠（敦颐）、太极书院，“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元史·赵复传》），其实以前也有流传，如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三大理学家，而产生主要影响的是赵复。许刘主朱学，吴澄调朱陆二派，虽有分歧，主要方面还是沿用宋学，很少创新。
许衡，金华人，号白云山人，自元仁宗时起，讲理学四十余年。“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金华集》二十二），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性为仁、义、礼、智、信。许学讲究伦常。修身之道，“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许文正公类书一》）。刘因与之相同。
吴澄，杭州人，元初入京师，多次入朝讲史，历七朝；晚年归家授徒，称草庐先生。吴学调解朱陆学说，以“太极”为万物总称，道、理、天、帝、神、命、性、德、仁与太极都是一事，而理是气的主宰。但不讲程朱的尊王攘夷，而只讲伦理纲常。他认为，“君为臣之纲，其有分者义也；父为子之纲，其有亲者仁也；夫为妻之纲，其有别者智也。长幼之纪，其序为礼；朋友之纪，其任为信。在哲学思想方面无创新。
同时，还有反理学的思想家——邓牧。钱塘人，自号“三教外人”（儒道佛之外），宋亡后隐匿，不仕元朝。著有《伯牙琴》（意为知音者少）。它亲历南宋亡国之痛，深感空谈误国和集权贪婪所造成的病害，痛斥皇帝专制：“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国可为也。今夺人所好，聚人所争，惮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久治安可乎？”痛斥官吏说：“事无邂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幻想大同之世，主张“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这是在三纲五常流传的年代，目睹社会弊病而引发的反抗和幻想。但正如伯牙鼓琴一样，邓牧隐后著书，在当时并没产生多大影响。
各种宗教，在元代也很兴盛。
佛教。各宗派在内地的流行，与唐宋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分支喇嘛教的流行，喇嘛教是佛教与西藏“本教”融合成的教派，兴盛于（宋代）十一至十三世纪。元朝建立后，尊喇嘛为师，亲自受戒，喇嘛僧人受到特别优待，喇嘛教得以广泛传播（边疆内地）教义是《甘珠尔》《丹珠尔》，涉及西藏社会生活各方面，尚未整理。
道教。道教分正一教、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1222教主丘处机曾应邀到中亚阿姆河畔的营帐会见成吉思汗，是为“丘处机会见”。丘处机称长春真人，在山东莱州讲道。丘处机讲，道教也没有长生不老术，劝成吉思汗不要掠杀，以敬天保民为本。（其弟子李志常写，《长春真人西游记》）。
基督教，亦称也立乔，也立可温。一派是聂士脱里派，由波斯海商从东南传入内地；一派是天主教派的圣方济各派，由意大利教士孟德高维奴来京任天主教总主教。在各地都有信徒，有教堂，传播较广。
伊斯兰教。由回回人即阿拉伯，波斯，突厥人带入。汉人蒙人有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
以及犹太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
二、史学
《文献通考》：马端临著。马端临，饶州乐平（江西）人，生于南宋。见唐杜佑撰《通典》自天室之后中断，故仿其体例，并扩大取材范围，写成的一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因革的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类。对经济史详尽，对宋代制度记载尤为详细。但不及《通典》考证严紧。自此，《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前三通）完成，后人仿续到清朝成为“十通”。
《通鉴注》，胡三省著，胡字身之，浙江宁海人，宋末元初人，南宋之后，隐居不仕，著成《资治通鉴注》二百九十四卷，包括通鉴的事实考证。地理考证，音注等，是读通鉴不可少的参考书，现已附在通鉴正文之中。胡三省在南宋末年动乱中著述，书成后因战乱焚毁，又重新著述。文中用宋代年号、地名，以寄托对故国怀念。近人陈坦在抗日战争中曾著有《通鉴胡注发微》，表达了同样的民族情怀。
宋、辽、金三史，元顺帝时丞相脱脱主编。元世祖忽必烈时曾经给亡宋、辽、金修史，但对三者谁为正统没有一致看法，未能修成。元顺帝时，才决定各系年号，分别修撰。编写者有汉、蒙、畏兀儿等族学者。《宋史》五百卷，在廿五史中最冗长；《辽史》一百十六卷，篇幅最短；《金史》一百三十五卷。但修撰较粗糙。
此外，元代还修有《元实录》（已佚），《大元一统志》、《经世大典》、《元朝秘史》等。以及藏族的《善逝教法史》，记南沼、大理史实的《白古通记》等史书。
三、文学艺术元曲：是元朝文学成就的代表。从文学形成的发展过程看，宋以前以抒情的诗歌散文为主，元以后出现了有情节、人物、说唱武打的戏剧。元曲就属于后一类。
元曲分两种，一是剧曲亦称杂剧。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八十余人，作品五百多种，今流传下来一百六十多种。其中，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为“四大元曲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名作。
关汉卿，元大都人，一生作六十多种杂剧剧本，今流传下来八个，代表作是《窦娥冤》，描写一个被黑暗统治冤枉致死的反抗的妇女形象，对封建神权，王权进行了鞭鞑。
元曲的第二种是散曲，即没有念百和折子（场况）的歌曲。
除元曲外，还有南方的地方戏——南戏，亦称传奇。
※元代思想文化发达的原因在于：第一，城市经济的发展；第二，元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松，不懂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只知道从军事，政权上防。入明后，有文字狱等，与元朝不同。
元代绘画艺术仍以山水画为主。初有钱选，后有元四大画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在技巧、含义方面均有创新。同时，元代寺观宫殿兴修较多，壁画艺术也发展较快，壁画家有朱玉、李时等人；雕塑家有刘元。
四、科学技术
1、数学：朱世杰1303年著《四元宝鉴》，对多元高程方程解法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比西方同水平早三百年。另值得注意的是，旧式筹算在元代为珠算所代替，数学进入了以珠算为主要工具的时代。
2、天文学：郭守敬,邢台人。通过测验来编制新历《授时历》。在全国设有二十七个测验所。“东至高丽，西极缜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观测范围广、计算准确。《授时历》中的一年为365.2425天，和地球绕太阳转的周期只少26秒。
3、农学：元代有三大农书：
《农桑辑要》，元司农司编，共七卷，是十三世纪前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一直流传下来。
《农书〉，王祯编，分三部分，是一个从全国范围来研究农业生产技术的巨著。全书文图并茂，有图281例。
《农桑衣食撮要》，畏兀人鲁明善著于1314年，按月令记载各族农事活动的专著，与东汉崔实《四民月令》相似。记事以十二月为线，以中原地区为主，包括西北地区的农牧经验。
医药学、机械学、地理学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和著作。
第十二章 参考书
1、《元史》
2、《元史纪事本末》
3、《续资治通鉴》第十、十一、十二册。
4、《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六册。
第十三章 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1368——1644年）
明朝是中国古代三个鼎盛王朝的最后一个，1368年建立，到1644被清灭掉，共历16帝，计276年。但因建文帝与明成祖争位，成祖即位后除建文年号，故有十五帝之说，又有人计算为共277年。（明代开始，一帝一号，故年号代指皇帝，但明英宗例外。）
关于明史的分期，一般有三种意见。
1、前期（1368-1529）；后期（1522 –明末）
2、明初（1368-1435）；中期（1436-1627）；后期（1628-明末）。
3、或三分为：明初（1368—1435），中叶（1436-1521）；后期（1522-明末）
十院校讲义采用三分法，中后的界限似在万历朝。
第一节 明朝的政治兴衰
明朝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的，靠农民战争荡涤了元末的残暴统治，但朱元璋一旦称王，称帝，建立政权，就脱离了原来所代表的阶级，而在封建社会的进程中继续建立一个新的封建政权。
一、明初改制与专制集权的强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凡是统一的王朝都要加强专制和集权，即使地方性的政权不足以建集权，其内部也是专制主义。明初因袭了历代的传统、但其突出特点是使集权、专制都达到极端强化的程度，有“极端君权”之谓。
1、行省的改制和丞相的废除。明初，全国未统一，无暇顾及改制，中央和地方制度多沿用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设左右相国，下辖吏，户，兵，工等六部；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总管地方政务，由平章政事，左右丞相总领。
1376年，改革行中书省。废行省名号，设“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主管行政、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主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号称“三司”。事权分散，，互相监督，削除了地方割据的因素；分化事权，最后皆隶属于中央。
洪武初设十三个布政司：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两个直隶州：南京（包括江苏、安徽）和京师（包括河北），称南直隶、北直隶。布政司下设府县。
丞相制的废除。这是加强专制主义的突出措施。明初中书省的左右丞相即是中央“百司”的纲领，又是地方“郡属”的总率，百司和地方有奏章必先“关白丞相”，再奏闻皇帝（是否奏闻皇帝，由丞相决定）。1377年，设“通政使司”主管章奏，以夺丞相的封驳关白之权，此乃削弱相权的一大步骤。接着发生了两起丞相专权谋反案，朱元璋以此为借口于1380年废除丞相一职。
[朱元璋为吴王时设左右相国，右为李善长，小心谨慎；左为徐达，长年统兵在外，不闻朝政。洪武初仍由李善长独任丞相。四年，帝厌其骄，李以病致仕，遂以汪广洋为右丞，徐达为左丞，实汪广洋一人独相，后又以胡惟庸为左相。十二年（1379年），胡毒死御史中丞刘基（谋士之一），帝问广洋，答无有。怒其欺帝，贬广南，寻赐死；十三年胡以谋反事发，被诛。至此，废中书省与丞相。
中书省与丞相职废除后，抬高了六部的地位，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对皇帝负责。这样，两千年来的相位被废除；隋以来七百年来的三省被中止。中央大权直接集皇帝一身，专制主义大为加强。
六部总领行政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使皇帝的事务多起来。故又设立诸殿阁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如华盖殿、文渊阁等，用地位低、文才高的文人充当顾问，协助皇帝起草诏令，批阅奏章，但不能决断，只能秉帝意办事。
同时，为纠察百官善恶，防止阴谋犯上，设立了监察和特务机构。监察——初称御史台，洪武十五年称都察院，都察院的左右都御史专职弹劾百官；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弹劾地方官员，监察御史品低权高，“代天子巡守”。纠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专察六部奏章的真伪。
特务机构——锦衣卫，下辖南北镇抚司，密辑盗贼奸。北镇抚司还管刑狱，专管皇帝下令审察的案件。如对大将蓝玉谋反案的镇压，杀一万五千人；锦衣卫专门纠察功高位重之臣，功臣宿将相继尽灭，适应了专制主义的需要。
2、兵制：五军都督府和卫所制度。军事方面，明初由大都督府管辖中央和地方的军队。洪武十三年，分五个都督府（前、后、左、右、中）分辖京师和地方军队。并且不统率部队出征，出征时由皇帝发令，兵部出将，出征前由皇帝给将官“印信”，战后将“印信”交还，士兵仍回原地驻守。
军队编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卫、所。编制程序为：
卫5600人 千户所 百户所 总旗 小旗卫指挥使 五个 十个 两个 五个
各1120人 各120人 各50人 各10人
千户 百户各府县卫所归各布政司都指挥使管辖，各都指挥使又归中央五军都督府管辖。（明初全国兵员：洪武时期180万，永乐时280万）
京都的卫军分两种：是一京军三大营，为全国军队的精锐；二是皇帝亲军，前者归五军都督府管，后者常由太监统领直接听令于皇帝。
3、刑律。建明前称吴时即着手制订法律，洪武六年以唐律为蓝本，制订《大明律》，洪武三十年正式颁行，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按中央六部编制，加名例律，共七律。首先，与唐律一样，首列“十恶”之罪，不论主从，一律凌迟处死，同姓异姓直系亲属的男子一律处斩。其二维护封建等级制，“八议”免刑，主人与奴婢的法律地位不同。其三，诸色人户以籍为定，不许随意脱户。其四，对官吏功臣的制裁较前严厉了，对危及皇权者制裁很严，常在殿堂上“廷杖”官吏，以维护皇帝的专制大权。
为具体解释《大明律》，洪武十八年以后还陆续把当朝官民的犯罪和处罚实行编册，称《大诰》及续编，三编，令“家家有此一本，臣民熟观为戒”。
4、学校和科举（与今天概念不同，不全是知识，属于吏判范畴）。
学校——中央学校称国子监，“治国之道，教化为本，教化之道，学校为先”。生员有官生，即功臣、官僚和少数民族子弟；有民生，即民间推荐。地方学校称府州县学。还有民间办的乡间社学。以后两者为主要形式。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四书、五经，大明律等。国子监结业后可直接做官，不必经过科举，而州县学以下的生员须经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
科举——定制后三年一科，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不许自由发挥。“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即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这八部分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并且主要部分的字数也有限定。参加考试者，须是府州县学的生员。经过不同级别的考试，并有不同的名称：
川县学生经州县级考试（称童试、预试），童试分三级，县、州、院试，分别由知县、知州，省学政主持（学政在省设，提督学院，故名）；三级通过，称庠生、秀才，有了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多自费学习，成绩特好者官费资助，称廪膳生），以上不算正式考试，但秀才见了县官可以不下跪，又可能成为教书为生的穷秀才。
乡试（大比），三年一次，秋11月初九，十二、十五；朝廷派官，在省城举行，称“秋闱”，中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
会试，举人参加，在乡试第二年二月，称“春闱”，礼部主持，在京城举行，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
殿试，贡士（或部分）参加，在皇宫大殿举行，皇帝主持，考中者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各级正式考试，中者即可为官，并可以做显官，荣耀门庭。渐渐地靠恩荫补官或国子监监生做官的就被人歧视，这部分人也参加科举，到明中叶以后，国子监已名存实亡，全以科举取人了。
以上是明朝初年为巩固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制度，中央和地方行政保障政权的巩固和权力的集中。军队刑法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科举和学校保障官吏来源，维护统治的基础。历代建立之初都抓这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明初专制集权的措施都较前完整化和极端强化了。[关于“绝对专制”的不同看法]
5、整顿吏制的补充措施朱元璋政权的中坚是功臣。建明后，在应天府收罗地主上层人物1460人到南京做官，洪武三十年又在江南地区把有地七顷以上的地主14241户编成专册，以备分批召见录用。朱元璋认为，“人有恒产斯有恒心，今天下富民生长田里之间，周知民事”（太祖实录252），故竭力扩大统治基础，“富户老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拜为官”，如浙江浦江一“白衣“就被封为礼部尚书。但朱元璋在破格提拔地主富豪的同时，对地方豪强的镇压也是很严厉的。
一是镇压豪族。如迁豪富和胡惟庸大案等。
二是大搞文字狱。朱元璋重视四书五经，但对孟子的轻君思想很反感（民为贵，君之视臣如草芥，臣有权视君如寇仇），将孟子赶出孔庙，将《孟子》删去三分之一，称《孟子节义》。对官吏文人防范，以免别人揭其当和尚的老底。如“垂子孙而作则”的寿联，则音贼，作联人被杀。
三是严惩贪污。洪武五年，颁《铁榜文》，规定权臣谋反处极刑，其他罪犯三次，即取削资格，四犯与民同罪。对公卿犯法，杀戮之多，明初有许多记载，除胡、蓝等人外，还有李善长等，并且一案就牵连数千上万人。
朱元璋一个独特的地方，在于对公卿子弟要求极严，早在统一以前，大将胡大海之子犯法当杀，当时胡大海正带兵打仗，别人劝朱元璋免其子，防止胡大海临阵叛逃。朱元璋说：“宁可使胡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明史·胡大海传），亲自将其子处死。对一般贪污案，一贯杖七十、八十贯以上绞；管仓库者贪污四十贯以上斩；地方官贪污民财六十两银以上，枭首示众，剥皮实草。据《明朝小史》记载，各府县衙的左面都有一座“皮场庙”，作为剥皮的场所；公堂旁各悬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以警百官。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汪广洋、蓝玉）之一的“空印案”，即是整治地方官吏贪污之案，明太祖发现地方州县到中央户部核算钱粮数，常带一种盖印的空白文册，常自行填写，修改，查明其中有私吞公钱粮之事，遂将各地方衙门掌印官一律处死。可见整治贪污之严厉。
总之，通过以上这些制度、措施，就使明初专制得到了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政治比较清明，为明朝成为中国古代第三个盛世奠定了基础。
6、靖难之役与集权专制进一强化。
朱元璋采取以上制度时，主要防止功臣官吏，都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即皇族近亲对皇权的威胁，错误地实行了分封制，对二十四个儿子，一个从孙共25人分封在北方；尤其晚年对功臣猜疑多，信任亲属，让儿子镇守边疆，控制要塞地区，尽管“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但诸王都可以控制军队，拥有钱粮。燕王朱棣，晋王朱岗、宁王朱权，均拥兵数万，并有权领导北方驻防的军将。同时，为了防止朝内权臣篡权，又付与封王有向中央索取奸臣和“清君侧”的权力。时人山西平遥叶伯臣上书，指出这将尾大不掉，容易导致汉代“七国之叛”、晋“八王之乱”，朱元璋不听，反认这是离间亲骨肉，要把叶伯臣抓来亲自射死，后来叶在狱中死掉，封王的势力日益发展起来。朱元璋在位，诸王比较安稳；到朱元璋洪武三十一年死时（71岁），分封的病患就暴露了。
本来朱元璋称吴王时，即立长子朱标为“世子”；但朱标早死（洪武二十年），其第二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朱元障死后，皇太孙继位（惠帝）。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前即反对分封，即位后感到诸王（诸叔父）“多不逊”，在齐泰、黄子澄诸大臣的支持下开始“削藩”，引起燕王，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的反抗，南下攻南京“清君侧”，自称靖难军。自建文元年（1399）至四年，攻下南京，惠文帝逃跑失踪，朱棣入主称帝（明成祖）改元永乐，是为“靖难之役”（成祖即位后，取消建文帝年号，不承认在朱元璋之后有建文，自称承太祖）。
明成祖继位后，继续采取了一些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一即为继续削藩。前此建文帝削藩用齐、黄等书生，不懂军事，没有削藩的有力措施，倒引起了动乱（齐泰在南京被朱棣攻下时，抢一匹白马逃跑，为便夜间行路，用墨染马；白天马出汗淋褪墨汁，引起怀疑，被抓住处死）；而明成祖采取有效措施，削减了齐王，宁王等的权势，使军政大权进一步掌握在中央。其二，设立内阁，太祖时设华盖殿、文渊阁等学士，给皇帝当顾问；永乐时选文职官参与机务，称“内阁”，后设内阁首辅，类似宰相，设内阁大学士，兼六部尚书；但不是法定权力机构，权力大小由皇帝决定。其三，恢复使用锦衣卫，又设“东厂”由宦官掌管，。其四为迁都北京。为加强对北方的控制，加之朱棣原封地在燕云一带，于永乐十七年（1421）迁都北平，改称北京。
总的说来，明初太祖、成祖统治期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极端强化。政权体制上也与以前有了很多不同（如丞相的取消，内阁的出现等），都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明中叶的社会矛盾在明朝的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只有太祖，成祖二人；以后的皇帝或残暴、或平庸，没作出什么事情。成祖以后是仁宗（一年），宣宗（10年），朝政借前代的基础稳固一些，至英宗以后，各方面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1、内阁倾轧。由于太祖、成祖使专制主义高度强化，特别是废除丞相，诸事统于皇帝，就出现了协助皇帝办公，但不是执政机构的内阁；随着皇帝的懒懦、宦官管事越来越多，就酿成了内阁之间的倾轧，宦官的专权，以及阁臣和宦官之间的矛盾。[极端专制的积弊]
内阁自成祖时出现，到宣宗时正式定制，但一直不是执政机构。随着大学士兼六部尚书，实权固定，权势渐重。英宗继位时仅九岁，太皇太后听政，而具体政务由五大臣处理：但掌实权的是内阁大学士“三杨”。杨士奇等人先把大臣给皇帝的奏章提出处理意见，再交皇帝裁夺，称为“票拟”，位高权重，内阁的权势进一步加大。后来规定，内阁设首辅（首揆）、次辅、群辅，以首辅主“票拟”，统辖内阁；而内阁学士兼六部尚书，所以尽管没明文规定，首辅的权限已不限于“票拟”了，已与丞相的权限不相上下了。所以首辅一职成了大臣们特别是内阁成员争夺的中心。经过几十年的明争暗斗，到明世宗（嘉靖帝）继位后的“议大礼”事件时达到高潮。
明武宗死后无嗣，由堂弟朱厚璁继位，是为世宗，在立庙时，如何称呼生身父母，引起争议。首辅杨廷和主张，世宗应尊其伯父、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生父为皇叔考，以“正 统私亲，恩礼兼尽”。但嘉靖帝大怒说：“父母可更易如是邪”，下廷臣议。张璁等人为迎逢皇帝心意，主张其生父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并尊生母为圣后，结果张璁得宠，升任首辅而杨廷和被免职，追随杨廷和的一班人或下狱，或流放。
张璁任首辅后，“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明史·夏言传），但多数大臣都因“议大礼”事件鄙视他，仇恨他，暗中与之对抗，结果形成了以礼部尚书夏言为首的反对派。嘉靖帝也疑心张璁专权，就免其职，而任用夏言为首辅。
夏言任首辅后，拉帮结派，引同乡、同僚进内阁。其同乡之一严嵩就是被夏言引进内阁的，作为夏言的门客，严嵩表面对夏言顺从，内心则想取而代之。当夏言发现严嵩不太顺从时，又予以欺凌，欲罢其官。恰巧此时河套地区有外族入侵，陕西总督曾铣在夏言支持下率军抵抗，严嵩乘机上书皇帝，说夏言轻起战端，结果夏言被杀，严嵩升任首辅。严嵩任首辅长达十五年，“遍引私人居要地”（明史传），其子严世藩任工部左侍郎，号称“大丞相、小丞相”；后来其子被诛，严嵩被免职时，查抄家产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严嵩是被徐阶参劾而取代的。
徐阶任首辅时，引进东宫同僚高拱为大学士，嘉靖帝死后，穆宗继位，因高拱当过穆宗的（太子时）侍讲，开始与徐阶争权，两年后取代徐阶任内阁首辅。不久，高拱又被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取代。明中期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昏暗。
2、宦官专权。本来明太祖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弊病，在强化专制集权的同时，对宦官的防范是很及时的。建明初年即说，宦官阉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则目蔽，用为心腹则心腹病”，并在殿堂立三尺铁牌，上书八字“内侍不得干预朝政”。但到明成祖继位后，成祖觉得大臣多不可靠，如齐泰、黄子澄协助建文削藩，后大臣方孝儒等谴责成祖夺位，拒不具草诏书被杀；而在中央的太监却给朱棣递情报。故家奴比大臣可靠，开始重用宦官。成祖以后直至明亡，宦官专权一直是难以克服的内患。
宦官有二十四个衙门，其专权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批红”，即记录皇帝的命令，代皇帝批阅奏章，裁夺“票拟”意见，此事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办理，久而久之，太监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改动皇帝的命令。二是插手司法，明太祖设锦衣卫，纠辑谋反者，由大臣掌管，成祖时加设东厂，成化时加设西厂，正统时加设内厂，连东、西厂也在纠察之内，由宦官掌管，专门纠察各级官吏的“犯上、谋逆”行为，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司法机关批准，即可逮捕。英宗时，还派太监审理大理寺狱囚，太监金英“张黄盖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明史·金英传）。三是插手军事。代宗、英宗时，京师设“团营”护城，即由宦官节制，并到地方监军，掌握一部分军权。
最早专权的王振，原在东宫侍英宗，英宗继位时才九岁，长大亲政时，太后曾教给英宗凡事询问“三杨”，并要杀王振，英宗求情免。太后死后，王振无顾忌，拔去太祖所立禁内侍干政的铁牌，大臣们对之极尽谄媚，公卿称之为“翁父”，皇帝称为“先生”。接着是宦官曹吉祥总领京师三大营，又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的义子曹钦想当皇帝，率兵攻打皇宫，兵败被杀。宪宗时汪直专权，控制西厂，“威势倾天下”，以致当时人“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朱天子”。[《明史·汪直传》说朝中一个小太监醉酒骂人，别人吓唬他说皇帝来了，他继续骂；说汪太监来了，他拔腿就跑。]孝宗时太监李广收贿赂，按送礼多少封官，抄家时发现有一本贿赂账，记事本。武宗时刘瑾专权，北京城里传说朝中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写奏章要一式两份，一份给刘瑾，一份给通政司转皇帝；并亲自设立和掌管“内厂”，连东、西厂的人员也在纠辑之列。万历时，冯保专权，连皇帝都怕他。但须说明，这些宦官干政虽多，但没达到汉唐后期那样的程度，宦官可以废立皇帝；而终明一代皇帝始终抗制着宦官，后来刘瑾也以谋反罪被诛（初帝不信，及发现其家有玉带等禁物，方信而诛之）。
多数大臣都与太监有矛盾，但结果或被诛、贬，或卖身投靠，不敢与之抗争，更不敢批评皇帝。敢于直言者只有海瑞一人，海瑞给嘉靖帝上书，言朝政多弊，直言批评皇帝，嘉靖逮捕之，旁人劝道，海瑞上疏前已自备棺材，散家仆，诀妻子，舍身进谏，嘉靖帝方作罢。但在明朝，这种刚直官吏极少，或参与内阁争斗，或附于太监之下，吏治不举，社会矛盾一向很尖锐。
经济上——皇庄、王庄增多和剥削的加重。皇庄是以皇帝名义掠夺土地，设置的庄园，地租收入归皇帝；同时还有王庄，即以封王包括公主、驸马等名义建立的庄园，地租收入归封主。明成祖朱棣在洪武年间为燕王，为扩大实力，增加军队，在宛平县占民田，设私庄，称“王庄”。称帝后改为皇庄，是设皇庄、王庄之始。其后仁宗在位时设三个皇庄；中期武宗在位一个月就设皇庄七个（在位16年），后又达到三百多个，在他继位之后，皇庄占地总面积达三万七千五百余顷（主要在京畿地区）。以后的皇帝也置办很多。同时，亲王的王田也增多起来，其土地来源主要是靠奏讨、钦赐和夺买。宪宗在位时赐亲王四十次，每次都千顷至数千顷，其中赐给长公主田一次达四千顷。外戚张延龄的王庄占地共达一万六千顷。并且王庄随封王在全国各地都有，如四川、云南，江西等地的王庄也占地很多。
皇庄的土地多数出租，田租称“庄田子粒”，规定不超过三分，实际都超过。加之庄田由太监或军校代管，仗恃欺人，对耕种者的剥削、压榨更加深一层。
尤为重要的是，皇庄庄田的增多，是伴随着整个社会上富豪兼并土地的日趋激烈、土地集中的加剧进行的；皇帝、亲王、官僚、富豪诸兼并力量交织在一起，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明中叶成化间，大同、宣化、北直隶的良田一半被豪家占领（续通考二），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福建一些地区十之七、八的土地被外地地主占去，本地农民成了佃农。
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也破坏了屯田制度，从王侯到大地主，都用种种办法侵占屯田卫所的土地，不少官宦把士兵“私役在家，侵其军粮”，使屯田“田归豪家，赋累贫家”。如陆西镇宋太监王贵占官田百余顷，私役军丁九百名。明初军粮主要靠军屯供应，到弘治时只能从国库支付了，天下屯田被“侵占盗卖十去其五”（《明经世文编》之三）。这不仅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削弱了边防力量。
皇庄、王庄土地不纳税，屯田破坏也减少了财政收入；而皇室消费也有增无减。明朝初年“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到嘉靖末年已达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位，[孟德斯鸠认为皇室人口的增加即是财富的增加，这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以及军费等费用也一直在增长。财政收支逆差增大，如嘉靖二十九年，中央财政收入一千万两白银，而仅军饷、修要塞所需支付，两项即需要一千三百万两。嘉靖以后每年财政亏空达数百万两，积累已超于零。
总之，明朝中叶政治上内阁倾轧、宦官专权，经济上土地集中加剧，剥削加重，从统治阶级内部到国家与臣民、地主与农民之间，矛盾一直很明显，整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明中期的农民起义在流民增多的情况下，政府企图通过乡村里甲制禁止、阻止农民的逃亡，但财政税收，地租剥削的加重，迫使农民不得不继续逃亡。并且由于官府的镇压，流民的群伙越来越大，有组织有头领，甚至携带武器，冲进官府禁止进入的山林，占山为王。并由此发展成小股的农民起义斗争。
①叶宗留、邓茂七起义，闽、浙、赣地区三省交界，是流民开荒的集中地。但这一带有些金矿、银矿，流民的开采影响了官府的收入，官府开始镇压，使那些流民和采矿为生的人失去了生活依靠，或武装盗矿，或直接反抗官府。叶宗留领导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冲入“禁地”开采，官府追捕，他即率领众人起义，“与其取于山，劳而无获，孰若取于人，一举而有余也”（鸿猷录）。自称大王，由浙江庆元向江西、闽北挺进。
与此同时，福建爆发了邓茂七起义。当时福建灾荒、欠收，但布政使宋彰为还求官行贿的费用加派征银，使农民反抗情况骤增。正逢福建为防止叶宗留起义军进入，编制乡民抵防，邓茂七被编为甲长，他趁机号召农民们拒绝交租，杀死官兵，率众起义。发展到十余万人。
两支义军虽未直接联合，但在战斗中“互为支授”，配合默契。叶宗留、邓茂七先后牺牲，起义失败。
②刘通、李原起义。荆襄地区原是红巾军的主要据点，为防当地再次起义，明初以来借口禁山，严禁百姓进入这一地区耕种，采矿。但明中叶流民仍然大批涌入荆襄地区的山中，成化年间达一百五十万人。
为了管制这些流民，明采取遣返回籍和就地附籍的方法，重新编制，迫令流民继续纳粮当差。天顺八年（1464），流民在刘通领导下起义，自称汉王，分民为七屯。率军进攻襄阳、邓州，发展到数十万人。但很快在官军的镇压下失败，刘通牺牲。
成化六年（1470），流民又在刘通的部下李原领导下起义，但不久也因官军镇压和山洪爆发而牺牲。
后来，明政府只好取消了禁令，设立郧阳府，允许农民进入荆襄地区耕垦，开采。
③刘六、刘七起义。河北霸州是皇庄、王庄的集中地，接近京师，受剥削很重。加之政府在这一地区推行,马政”，令农民代养官马，现定每年养马，纳驹数量，不够或死亡要垫贴（但完成任务即减免私役），由于农民失去土地日趋贫穷，难以养得起，常因之倾家荡产。 。
1509年（正德四年），在这一地区爆发了杨虎起义。第二年，刘六、刘七兄弟也起义，两支义军联合，以杨虎为帅，发展到十余万人；并将代养的官马用来组成骑兵，在征战中杨虎牺牲，刘六、刘七成了主力，率军在河北、山东、河南、湖北转战。两年后，刘六、刘七又先后牺牲，起义失败。
这些流民起义虽然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也给明朝以强烈的震惊，尤其是使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明王朝的弊端和危机，开始了自我改革的变法运动。
三、张居正的政治改革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隆庆元年（1572）在内阁倾轧中取代高拱升为内阁首辅（共16年），尽管他上台的手法与他人相同，并且勾结权阉冯保，但在当时的执政者当中，他是位有远见，有才干的人。他清醒的认识到明王朝的危机现状，利用内阁首辅的权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张居正认为当时有五大积弊：“①曰宗室骄恣，②曰庶官瘝旷，③曰吏治因循，④曰边务未修，⑤曰财用大匮”。因此，从吏制、边防和财政三方面进行了改革。
吏制方面，针对当时官吏虚声窃誉，纲纪不肃，法度不行的状况，想出了“考成法”。定期考核官史的政绩，“用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强调“用人唯才”，淘汰了一批冗官。边备方面，明主要在北方边疆与蒙古人发生冲突（详第四节），张居正执政时，从居庸关到山海关的长城上修“敌台”三千座，用名将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守辽东；同时又在大同，宣化等城搞茶马贸易，保证双方的正常交往。
但由于张居正的上台原因等，决定了他在吏制方面不能进行有效改革，内阁倾轧无多大变化，对宦官势力的抑制也很少，不久又出现了东林党、阉党的问题，朝政仍很混乱。只是在整顿边防方面由于措施具体有力，收到一定成效，北部边疆得以维系二三十年的安宁。
四、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万历九年张居正改革，使明清的形势略有好转。但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加之内阁首辅的相互倾轧，引起朝野的强烈反对，改革第二年张居正病死；一些大臣指责张居正贪污受贿，万历帝令抄其家产，约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故罢官削爵，并将改革的许多制度废除,使明王朝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万历皇帝终年深居宫中，不闻政事，朝内外诸事全由大臣和宦官处理；中央和地方很多衙门官缺不补，或官不到任，无人主事，甚至户部没有钱给军队发饷，礼部无人接待外国使者，各级官僚的精力全集中在争权夺利上了。
1、东林党与贵族集团 。自万历以后，内阁首辅之争被党派集团的争斗所代替，朝廷中党派林立，一类是贵族大地主，当权派攀附于皇族，如以内阁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以顾天峻为首的昆党；一类是代表中小地主，在野人士和工商阶层利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两党在争权上直接冲突，在政治主张上也互相敌对。
东林党是万历年间形成的。直接的原因是“争国本”问题，万历帝欲立宠妃郑贵妃之子常洵为太子，许多大臣要求立长子常洛（皇后无子，常洛也是妃子所生，故吏部郎中顾宪成主张“无嫡立长”）惹怒万历帝，罢官回故乡无锡，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 。一批在政治争斗中失败的官僚士大夫也集于此，渐渐形成一个宗派，称为“东林党”，其真正的产生原因，在于江南地区工商业发达，同时也是土地集中最高的地区，大地主大商人阶层受到官僚地主的压迫，与当政的官僚产生对立、敌对，实质是封建制、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新生产方式的对立。
东林党人多是在野的官僚士大夫，其对立面是执政的以万历、郑贵妃为首的大官僚阶层。尽管万历帝被迫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东林党人被重新招回中央任职，但他们仍旧与腐朽的皇室为代表的大官僚阶层对立。东林党人在中央力争掌握具有弹劾权力的官职和具有任免官吏权力的吏部官职，压制旧官僚。东林党人主张，第一，反对大贵族官僚的掠夺，特别是矿监、税监；第二，要求给整个地主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以权力，“公天下以选举”，反对大贵族垄断政权，显然其要求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直接触犯了大贵族官僚、包括皇帝在内的切身利益。双方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
东林党在朝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三案，一是廷击案，常洛立为太子，居东宫时，郑贵妃与其兄支使苏州无赖张差持木棍闯入东宫，企图打死常洛，被太监拦住，二是红丸案，神宗万历死后，常洛立为皇帝（光宗），但在位一月即因患痢疾卧床，郑贵妃反而指使太监进泻药，病更重；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食二丸而死。三是移宫案，光宗死后，郑贵妃等人将太子由校移至乾清宫，不居东宫，以图擅权，另立他人，东林党人要求将太子移至东宫。当太子由校继位后（熹宗），因此三案就大力压抑郑贵妃一派，重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的几乎全部要职。
2、东林党与阉党郑贵妃一派失势后，又兴起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东林党对立。魏忠贤是肃宁县无顿，与群恶赌博不胜，为人所羞，恚而自宫为阉人。入宫后当小太监，投由校乳母客氏，渐为太子由校所宠，由校继位后，魏忠贤也逐步掌了实权。本来魏忠贤不识字，因客氏的原因，却当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实际上转述皇帝的命令，让别人记录。魏忠贤为了专权，见皇帝性情机巧，喜欢自操斧锯锥凿之事，每引绳削墨，忠贤皆趁机奏事、帝厌之，曰：“联已悉矣，汝等好为之”魏忠贤由此借皇帝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了。结党营私，排斥异已。魏忠贤一方面收罗原反对东林党的人，结成一派；一方面掌握了皇帝，使皇帝疏远了东林党。
魏忠贤与原渐、宣、昆党等结成一派，既是秉笔太监，又掌握东厂，有权有威，遍布暗探，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内外大权，一归忠贤”，远近亲戚，皆列公位，官僚们也趋炎附势，爪牙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被封为“九千岁”，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为其建“生祠”，一时魏忠贤“生祠”遍天下。与此同时，又利用权势打击东林党人，将东林党人从中央要职上罢免下来。此时东林党的首领杨涟等人上书皇帝，罗列魏忠贤二十四项奸恶，引起阉党对东林党的镇压。借口辽东经略使熊廷弼在与大金交战中失陷广宁城一事治罪时，杨涟等人受其贿赂为之说情，将杨涟等逮捕，杖毙狱中。又翻旧案，将罪过推在东林党人身上，由党羽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按名单索杀东林党人，东林党人或被杀，被流放，被禁锢，并毁掉全国所有的书院，以绝东林党之后，[据载，当时杨涟被捕时，士民数万，拥道攀号。死后抄其家产，母妻及二子无依靠，乡民争救济之。可见当时东林党的威望]。
在魏忠贤杀戮东林党几尽的时候，熹宗病死，阉党失去了依靠；东林党人乘机拥立信王、熹宗堂弟由检继位（熹宗无子），是为崇祯帝。崇祯帝恨阉党之所为，故诏令魏忠贤入内侍读奏章，魏忠贤不识字，帝斥之；崇祯每入见母张后，总见张后读书，只读《史记·赵高传》，崇祯已明白张后的意思。渐渐压制魏党。朝野内外见状，在宫门内外张贴名榜，罗列魏忠贤罪状及党羽名单。崇祯帝令魏忠贤“风阳安置”，魏忠贤自知大势已去，在路上自缢而死；人们争戮其尸。东林党重新得势。但仍存在党派之争，并且此时东林党已失去起初的进步性，成为门户、权利之争，东林党以定逆案来镇压阉党，阉党以叛逆案来排斥东林党。结果是争斗不已。
3、农民的彻底破产。嘉靖年间曾下令取消皇庄，但名亡实存，并且日益扩大，动辄百万亩。万历皇帝的皇庄二百一十四万亩，儿子福王占二百万亩，熹宗时给惠王、桂王湖广地三百万亩，无地可授，只给六十万亩，其余二百万亩分摊到各州县纳租，称“无地之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诸地王庄密布，到明末崇祯时，更进一步扩大。其它官僚富豪也大肆扩大土地，占地多者千顷，少者不下五七百顷，土地集中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代。
农民失去土地，只能沦为佃户，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湖北有的地主占佃户达千人之多。多数佃户没有了任何生产资料，全靠出卖劳动力，收获的七、八成归地主，同时还要有许多额外勒索，承佃时交“批礼银”，过年交“冬牲”等等，甚至杀死佃户，佃户身份较前恶化。[胡如雷先生称作“第二次农奴化”]。
同时，官府的剥削也加重。除一条鞭法外，自万历年间起，额外加派便不断增多，借口防备金人进攻，补充辽西军队，加派“辽饷”；崇祯时训使地主地方武装加剿饷，练饷；“三饷”每年多达两千万两，各级官吏中饱加派更不计其数。大大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
对农民搜刮的同时，还加紧对工商业的搜刮。除正常商税外，又加上矿监的压榨，有增无减。万历时不断发生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明末魏忠贤专权时常派其死党宦官到东南搜刮，抢夺财物，无恶不作，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天启元年（1626）苏州市民曾暴动，当场打死几名缇骑。
明后期内部混乱，东北有清军袭扰，各地旱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散。仅北京的乞丐每年冻死不下千人；万历以后的七十年中，有六十三年闹灾，水灾26次，旱灾21次，蝗灾11次，大疫二次，受灾面积遍及全国。崇祯初，礼部官员、陕北延安人马懋才上疏讲其在家乡的见闻：去岁一年无雨，草林枯焦 。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躁热而死矣。（计六奇：《明季见略》卷五）
北方许多乡村十室九空，幸存者也都成为流民，逃难四方。崇祯继位后，有心整顿朝政，但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利用东林党打阉党，又踢开东林党信任一批谗臣、宦官，腐朽有增无减。[有人说崇祯不是亡国之君，但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万历是亡国之君，国所以不亡，尚有一丝活力。其实，明表面上亡于崇祯，实际上亡于万历。]
自万历年间，各地的农民、市民、士兵反抗，起义便接连不断，较大的如刘汝国、徐鸿儒起义。万历十六年（1588），在故乡参加梅堂起义军。梅堂死后自率人马斗争，杀富豪赠饥民，有几万人，专称“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济贫”（万历《武功录》二《刘汝国传》）后被镇压。
同时，白莲教再度活跃起来，万历年间浙江、福建、广东诸地有以白莲教名义发动起义者；各地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会社，如一钱会、忠勇会等，甚至京城内也有人煽动民众。此时利用白莲教发动起义最大者是山东的徐鸿儒。初山东王森组织白莲教几百万人，组织严密，经常联络。王森死后，徐鸿儒借用其力量发动起义，自称“中兴复烈帝”，有数万人。结果被明王朝调天津，保定官军镇压，徐鸿儒牺牲。
明末，农村佃农的抗租斗争和佃仆暴动，杀地主，开仓济贫，城镇市民工商业者反抗矿监、税使，殴杀缇骑；士兵们因粮饷而哗变，也不断发生。总之，崇祯时全国社会矛盾激化到顶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地暴发了，明王朝的统治也接近了尾声。
五、李自成起义和明朝的灭亡
1、起义爆发和发展（1627-1641）
陕北澄县王二于1627年起事，揭开序幕；次年高迎祥，张献忠在陕西、甘肃“蜂起”。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1629年先入王左卦军，后投奔高迎祥。官方派杨鹤、洪承畴镇压。1635年1月，义军在河南荥阳大会，十三家七十二营，“分兵定所向”，统一行动。1636年7月，高迎祥死，李自成继称“闯王”。
杨嗣昌制定“四正六隅十面网”，义军失败，李自成率十八骑入商雒山（陕西商县）。张献忠受“招抚”，一年后重新起事。李自成也吸收举人李岩、牛金星,宋献策为“谋士”，提出“均田免银”口号，宋献策提出“十八子主神器”。占洛阳。
2、农民政权建立到起义失败（1642-1646）
在襄阳（1643年改襄京），李自成称“新顺王”，转战夺取西安，1644年正月在西安（西京）建大顺政权，铸永昌钱，编甲申历。二月由长安出发，直攻北京。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崇祯（1628年继位）令皇后自杀，杀死公主，妃子，自缢万岁山（万寿山、煤山，今景山公园），在衣带上留下遗诏：“各官俱赴东宫辅之”。明朝亡。
李自成进北京后，自称大顺王，改明内阁为天佑殿，六部为六政府等，基本沿用了明廷之旧制。农民军在京还镇压了旧王公贵族，驱逐宦官（打老公），同时还设立了“比（逼）饷镇抚司”，（刘宗敏主持），逼贵戚大臣们交出所搜刮的财富。罪恶大的抄家，一般的听其自输，解决了财政费用。并将已占领的地区派官管制，建立地方政权。很快建立了稳固的秩序。
李自成进京后，犯了三个战略性的错误。
一是没与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联系上。张献忠进入四川后，在1643年五月北上攻武昌，称大西王，设立一套军政机构，势力很大，李自成却没顾上与之联系。失去了辅助力量。
二是没有及时进攻把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在明末，东北地区的清政权不断入侵关内，1643年皇太极死后，福临继位称顺治帝，多尔衮摄政，准备乘明末混乱入关。当时把守山海关的明将是吴三桂。崇祯帝死后，吴三桂处于徘徊阶级。李自成没重视清军入主的危险，只招吴三桂一次，没及时争取吴三桂。加之刘宗敏扣押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并占有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把吴三桂逼反，投降了清军。同时，剿抚义军失败，调任蓟辽总督的洪承畴等人也投降了清军，并请清军入关，镇压义军。清军改变以前与明军的对立态度，提出为明朝“复君父仇”的口号，网罗明朝的残兵降将，伺机入关。李自成没能及时争取吴三桂，是一大失误。
第三个错误是没能及时纠正明军将士的骄傲享乐情绪。尽管李自成进入紫金城之后依然保持农民的朴素本色，常在武英殿接见父老问疾苦，但也在部下和明朝旧臣的奉承之下有些昏昏然。尤其是起义军的将领开始腐化，李自成没能及时纠正。刘宗敏入京后一是逼饷聚财，一是酒色，甚至拒绝李自成派他带兵讨伐吴三桂的命令；牛金星整日送往迎来，广泛交际，以首辅丞相自居，出入用大轿，搞仪仗队，并每逢三六九即劝李自成登基，率众演习登基奠礼。部下将士已不守军纪，私聚财物，有的想富贵还乡……多数人都陶醉于眼前的胜利，而对敌情认识不足。
当时制将军李岩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给李自成建议：先退出皇宫，择吉日入宫登基；追赃助饷要归刑部管，对不同人严格区别，对罪轻的免于处罚；驻城内的军队撤出城外驻守，以防骚扰市民；册封明太子，再次招抚吴三桂。这是很有远见，符合实际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与“均田免粮”的精神不同了，但李自成听信宋献策等人的话，不信任李岩，不接受他的合理建议。
当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清后，才亲自带兵征讨，但对其力量估计不足，特别是对清军协助吴三桂的问题估计不足，认为驱除吴三桂很容易，只带六万人。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激战两天，处于胶着状态，当吴三桂将失利时，清军多尔衮突然袭击李自成，李自成军败返回京；而吴三桂和清军也尾随而来了。
李自成返回北京，引起慌乱，明朝旧臣也乘机扇动惑众，在西长安街张贴“私示”称“明朝天数未尽”，应按崇祯遗诏立太子为帝，并做白衣白帽准备为崇祯发丧；崇祯的女儿夜梦见父亲“披发仗剑，逐杀闯贼”（《明季北略》卷二三）；没有很好的布置京师的守备，北京已陷于动乱，危机之中。李自成等人只好决定撤出北京。于是在四月十九日匆匆在武英殿登基称帝，第三天（三十日）即撤离北京。向陕西转移。又过两天（五月初二，农历）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李自成军是悄悄撤走的，几天后市民仍未发觉；初三早晨见全是异装军士，操俚语，方知清军已进京城；而明旧臣僚得知后，“郊迎五里外”]
李自成撤出北京后，边打追兵边撤，经保定进入山西太原，又近西安（原义军统治地）。令陈永福守城，李过守北面的延安，为抵抗清军追击，率军兵守潼关。李岩请求带一支军队到河南去接应，但牛金星一直与李岩有矛循，乘机挑拨李自成，李岩是想趁机闹独立；宋献策也说“十八子”此时天运已转向河南（李岩是河南札县人）。李自成因此杀了李岩，又因后悔要杀宋献策，宋吓跑，牛金星降法，刘宗敏等不满，拉队伍单干，人心涣散了，潼关失守后，李自成从陕西撤到湖北襄阳，又撤到武昌。1645年4月，从武昌南行到通山县九宫山，查看地形时被地主团练袭击而牺牲。
清军转而进攻四川的张献忠。在李自成称帝，退出北京半年后，张献忠也于1644年10月在成都即大西皇帝位。一直与李自成互相独立。清军一面进军，一面下诏让张献忠投降归顺，张献忠不理采。由于受到当地反动武装的袭击，伤亡较大，为避开清军的进攻，准备往陕西转移，1646年11月，来到成都北面的凤凰坡，被清军袭击，张献忠牺牲。
李自成，张献忠相继牺牲后，这次起义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并没有结束。义军余部在各地继续活动，并转入了抗清斗争（详下章）。
第二节 明朝的社会经济
一、明初经济的恢复与赋役制度的整顿。
元朝后期以来社会经济凋蔽，尤其元末长期战乱，给生产造成很大破坏，明初南北各地呈现人少地旷的境象。明太祖为巩固其统治，倡导勤政爱民，恢复生产，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恢复经济的措施（人为破坏，人为恢复）
一是缓和人身依附关系。元朝依附户等属半奴隶身份，主人有生杀之权，是蒙人统治下的反常现象；明初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平民百姓因战乱而成为奴婢者“即日放还”，有敢继续收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但官僚除外，用奴婢有限额）。并由朝廷出钱将因饥荒典卖的子女赎回。终明一代，生产上的奴婢明显减少。雇工的身份地位无论在实际生活中或法律规定上都有明显提高，如佃户在元代是半奴隶，在明代则见面“行少长之礼”，即兄弟关系（明代父曰尊，兄曰长），较元代主仆之礼进步了。官手工作坊虽沿用元代实行匠籍制度，但已不终年服役，而设轮班匠和住坐匠，都规定 一定的服役时间（如年三个月），此外可以自由营作，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松弛了。
二是奖励垦荒。针对当时荒田多的情况，令各处农民自由垦荒、垦后即为永业，永不起科（后渐渐起科）；招抚流亡，劝流民回乡，并规定“外逃回乡，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
三是实行军民商“屯田”。民屯是把地狭人稠地区的穷人移往人少或边远地区垦荒，凡移民屯种，官给耕牛种子，免税二年，三年后亩税一半，实际等于募民开垦私田。军屯是由士兵屯耕，在内地和边疆都有“卫屯”，军田有边疆“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驻防，八分屯种”之说，以屯种为主，收后自给并上缴国家。商屯亦称“开中”，主要是引诱盐商募人垦荒，明代食盐专卖，规定商人贩盐，须运粮到边疆，按运粮多少到内地取盐出卖（一石粮给盐一引，200斤，凭证称盐引）；商人为节省运费，常募人到边地垦荒，收获后交边防军，以换取盐引，即为商屯，这三种屯田效果很显著，据史书记载明代屯田数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
除上述三项主要措施外，还组织兴修水利，疏峻大运河，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规定有地五亩以上须种桑、麻、棉各半亩，多者加陪，并推广植棉法等等。这些措施实行后明初社会经济很快从元末动乱低落中恢复发展起来。
农业上洪武时耕地达三百千余万顷（有人考证为八百五十万顷）粮食，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均有增加。
手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江南是棉纺中心，棉布不仅是民间衣用之物，也是军衣的衣料，“织机十室必有”，棉布“寸土皆有”，松江棉布“衣被天下”。制瓷业，元以前为青瓷、白瓷，明代开始出现彩瓷，很精美，一种“宝石红”工艺品畅销国内外。此外，还有造船，冶铁等等。
商业方面，南京，北京，苏杭九大商业城（同时是政治据点）遍布全国，京城设商人存放这些货物的“榻房”，大市镇设税课司局。并前后铸造两种铜钱：大中通宝钱和洪武通宝钱，又有纸帛“大明宝钞”。
总之，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较快，建明二、三十年间，经济已恢复到前代的水平，为中叶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赋级制度的整顿。创行了以下几种制度。
征发赋税的鱼鳞图与粮长制。明代全国土地分民田、官田两种，民田是民间的私田，官田是宋代以来的官地和建明后官没的敌对者、犯罪者的土地。为掌握各处耕地数目，防止脱漏，派人在各地丈量耕地，“量度田亩方圆，明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绘成图，其形状如鱼鳞，故名（明）。具体办法是税粮万石为一区，区绘总图，在上面将各块土地的主人，四至、数目、肥瘠绘上，作为征收税粮的凭证。鱼鳞图册自洪武六年即开始，到二十年时已经推行到全国各地。在按鱼鳞图征税时，洪武四年始，又在南方一些地区创行了粮长制，办法是随税粮万石为一区，选该区富者为粮长，专督其区税粮并运送至京师。及时运粮至京师者，常蒙皇帝招见，甚至授官，称“税粮人才”，如浙江乌程粮长严震，由粮长升为工部尚书。最初的用意是防止郡县官吏额外加税，并定粮长舞弊治罪法；但粮长制实行不久，便与官吏勾结，上下齐手，欺压百姓，甚至干预行政事务。
鱼鳞图，粮长制都是征赋税的组织工具。明初的税制沿用唐宋，夏秋两征，称夏税秋粮；交本色粮，交他物称“折色”。本色夏麦秋粮，民田一般亩征三升三合，官田五升三合，另外，有所谓“重税区”，除了富裕地区，主要是明初朱元璋对原来的张士诚等统治区敌对势力的报复；达八升五合，乃至二、三石。
征发徭役的里甲制和黄册。明初分全国民为军民匠灶四类（灶历盐户），各著专门户籍，不准改行，并予以行政编制；城镇曰坊，近城曰厢，乡下为里甲。里甲制始于洪武三年，十三年以后推广善及，办法是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十人（十户）；下设十户为一甲；一里长统一甲（甲有甲首）。比较笼统。同时，还编了户口清册即黄册：每户填报姓名、丁口、年龄、田宅、资产、里长汇总后上呈县；并将鳏孤独附后（不征役）称畸零户。县州布政司（省）层层留底，汇总，最高呈报中央户部。每十年一更换，以适应人丁等变化的情况。
明初徭役有三类。均工夫役（即均徭）——验田出夫，田一顷丁夫一人，不足顷者几户均之，应中央差派，每年到京师服役一个月。如雇请佃户代之，一人次米一石；用他人代之，米二石五斗给代役之人。里甲正役——以里甲为单位服役，每年由一里长，一甲（十户）“值年”，属乡间小吏的职役性质，主要在本乡催督税役，管理人丁事,迎送官员，承府呼唤准备举子赶考费用等，十年轮完一里甲，值年先后以丁粮多少为序，值年时“一岁中诸色杂日应役者，编年均之，银力从便”，一般不出力，只出资。杂役——亦称杂泛。“上命不时日杂泛”即临时征派。三种徭役均与资产、丁口有关，按丁产编为上、中、下三等户；十六至六十男子为丁，按丁分别科派。
总之，鱼鳞图册是全国土地清册，辅以粮长制以征税粮； 册是全国户口清册，辅以里甲制以征税役。二者相辅相成。“以鱼鳞图为径，土地之讼废也 ；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邪”（明史）。
※ 明初赋役制与唐宋制的比较。土地税方面沿用唐宋旧制，形式内容皆同，废除元朝税粮，科差诸杂税。粮食及布帛的征收，是明初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到中叶以后才为货币税所代替。徭役征发、既有唐前期之制，又仿宋制，有亲征的力役，有类似职役的的里甲役，同时又可以雇人代役（均功夫役），并定出出资标准，是代役制的继续，又是一条鞭法力役并入地亩的基础。
在手工业方面，明初仍有匠籍制度，手工业者服官府作坊称轮班、住坐两种。轮班—般每三年一次，每次三个月；住坐——每月服役十天。均可出资代役，其它时间可“自由趁做”。商业税放弃杂税，按经营额“三十税一”。均较元代为轻。
总之，朱元璋在明初三十年间，能从维护长远经济的目的出发，针对元末以来战乱灾荒、经济衰退的情况，实行一些发展生产，减轻税役的措施和制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太祖实录），实际上是在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但同时，官僚富豪都在无节制地侵吞田产，大量占有佃户，自明初，土地兼并，农民破产流亡即很多。
3、一条鞭法的创行明朝初年税制沿用唐宋两税法，徭役也模仿唐宋旧制，已见前述。到明中叶以后，赋役制渐渐的出现混乱，一方面是土地易手加剧，鱼鳞图已不可靠，特别是豪民隐占田产，析产以逃税，政府曾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包括一些王庄，屯田的耕地，对当时“大户有田而无粮”的弊端有一定改善。另一方面，又对徭役制进行了改革。
自明中叶以来，东南地区各地又调整了摇役的征派方法。如应天府将里甲役改收“里甲银”，浙江、福建改“均徭”为均平银，江西把各类杂役徭役一律归为均徭，由里甲轮任，实际是将诸徭役合并了。又有地地区出现“十段锦”法，即打破里甲界限，以县为单位分段（区）征发，仍是十年一轮。这些都与后来的一条鞭法精神一致，是其先声。
嘉靖九年（1530），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了“一条鞭法”，嘉靖时曾在一些地方试行，如海瑞等在浙江，应天府等地试行，但由于户部尚书等人的反对，一直没有大规模推行。张居正执行时将各地的摇役改革方法与赋税改革方法合并，整顿为一条鞭法，于万历九年（1581）推行全国。
一条鞭法的内容记载不一，各地实行的也不完全一样。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为：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为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投，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
概言之，即把各种徭役合为一综，如鞭绳诸股合为一条。具体讲，有以下三个要点内容。
1、赋役合并，按田亩征收。将各种赋税，徭役统一为一项，以防杂乱摊派；将按人丁征发的摇役也改为主要按资产征发，并与赋税合并，摊派地亩征收。[丁田之比因地而异，但基本精神相同，如“丁六粮四”、“粮三丁一”等]。
2、田赋征银，徭役出钱。开始是部分折钱银，因为官府需要部分粮食和人夫徭役，后来全部税收改为征银，全部徭役可纳钱抵税，官府以此募人应役。
3、官府征收，废除粮长。赋役折银钱后容易存放，运送不再由粮长之类专为收运了。由县官、州官、布政使管理，减少了粮长、里正鱼肉百姓的弊端。
一条鞭的推行，杂派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有好转，由原来亏损白银四百万两，转变为余十年银粮，收到了明显效果。并且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史上看，特别是徭役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一条鞭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徭役的征发由人丁转向地亩，缓和了人身依附关系，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古封建税役以地、户、丁为三因子，役主要以丁口为依据，这就是劳动赋税的残余，也是官府控制农民人身自由的手段。[有关理论：①地租与地税；②地税二三种形态；劳役、实物、货币；③徭投作为劳役地税的落后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落后形态不断被改造，由人丁转向地亩，如唐中叶杨炎两税法，将代役庸制合并[关于代役的有理论、吏实] 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没有发展到全部实行代役的程度，所以宋初徭役从二税中脱离出来，“雇募法”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焦点。真正完成丁役转入地亩，是在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之后，一并计亩征银；而丁役的残余形态到清初“地丁合一”时才取消，“地丁制”是一条鞭的继续和扫尾，这对于松驰人身依附关系有主要意义。同为税役的征发是靠政治力量，不是基于财产权，而是对财产所有权的统治权，是一种超经济强制。商业经济是自由的，而摇役制限制了人身自由，也就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代役制出现后等于摇役制度废除，增加了人身自由。
其二，税役一并征银，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货币税、役的产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货币税役反过来又对当前经济有促进作用。又，缴纳赋税的农民大多在农村生活，以前只是生活必需品盐铁之类才经过市场，其余主要靠自己生产。货币的出现，值得他们把农产品变成产品，引起了当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这样一来加强了城乡的关系，把广大农民也介入了市场。但是，对此也不可估计过高，因为货币赋税不等于货币地租，货币地租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而赋税不是，其经济范畴带有政治色彩，不完全与商品经济吻合。并且当时东南地区商业经济最发达，一条鞭在此兴起是与当地情况适应的，但北方自然经济占绝对地位，赋役征银就带来许多不便，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明代山东,陕西岐山等地农民就为缴银常低价卖粮物。
张居正的改革，尤其一条鞭法，无论从当时看，还是历史上看，都有积极意义，应当肯定。但他的改革也有一定局限性，如一条鞭法的目的之一为了减少杂派，但与两税法、康熙时的地丁合一不同，不设立赋役总额，结果造成一条鞭法的征收“岁岁不同，出口为是”，使贪官污吏钻了空子，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皇庄、王庄仍有关税权，官绅也按级别免税役，就不可能使财政贫匮得到根本解决。尽管有这些局限性，还是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加之内阁门户之见。张居正死后被诬告，夺爵抄家，并剖棺鞭尸，皇帝特赦免之；而“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明后期摊派仍然很多，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导致李自成起义，推倒了明王朝。
参考论文 唐文基：明中叶东南地区的徭役改革 历史研究81.2
田继周：明代一条鞭法研究 历史研究 56.3。
二、明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一节原来讲两个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一般教科书都这样列标题。但从内在联系上看，都是以资本主义萌芽为核心。为明确起见，我们围绕着资本主义萌芽来学习这一节的内容。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不是孤立发展：所以又必须从当时的农业、手工业诸方面讲起。
1、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明代农作物主要是南方的稻子，并开始向长江以北推广，京东一带有屯田等的水田。南方一年两熟，岭南（广州）有了三季稻，平均每户二、三石，高者达五石。北方原以谷物为主，此时玉米也从墨西哥传入，（番）白薯从菲律宾传入[注：红薯古已有主，如红薯原称薯蓣，唐避李豫改薯药，宋又避赵曙改山药了，后来红白薯杂交，或曰白薯是土豆……]。
商业性农作物，首推棉花，在明代棉花种植“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农政全书三五）特别是江南一带，耕地“大半植棉”，在地贫地区如嘉定，不宜种稻，“其民独托命于木棉”（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O）。另一商业性农作物是烟草，烟草自明中期开始由菲律宾传入，很快有了广阔的市场，史称明中期以降“有衙长官而大点吞吐之”，“三尺男子莫不吃烟”，“男女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方以智，物理小品），在南方首先发展起来，并普及全国。
手工业。冶铁、制瓷较前规模都增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纺织业的发展。首先是纺织工具的进步，元代弹花用竹弓绳弦，明代改为木弓腊丝为弦；元朝轧花的机子用两人并踏，此时用一人，且较前提高三倍。织机有改机、纱绸机和花楼机等，其中花楼机结构复杂，除具备一般织机的结构外，上面还有一层“花楼”，坐一人专管协助提花，可以织出美丽、复杂的花纹、图案。
2、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农业产品增多，产量增高的基础上，给农民种植商业性农作物，介入市提供了财力，时间的便利；手工业的发展又使农业上的财力，时间有了施展的场所，在客观发展中，形成了农业，手工业之间的合作和分工。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纺织业与原料土产的分离，即原料（丝棉）由农户种植生产，而不纺织（特别是丝绸）；手工作坊只收购原料纺织或绸、布而不种植生产。这种分工迹象至晚唐即已开始，到明中叶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种桑蚕，棉花都是一种人，而操业纺织者是另一种人，甚至在二者之间还加入一种中介关系——商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社会基础。
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一，是手工业原料生产“区域性分工”。很多地方或因自然条件，或为商业利润的诱惑，渐渐的转为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为辅了；而有些地区（主要是偏僻地区）继续以粮食生产为主，但也不是孤立地生产粮食，而是与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互相交换，粮食越来越商品化。《肇域志》九载：杭州主要是丝织业，如江南与湖广之间即是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的不同经济区域。在手工业生产原料上，也存在地域性分工问题，如湖州植桑但不习惯纺纱，而苏州等城市手工业作坊多，产丝少，在原料和成品之间也形成了地域分工。特别是整体看来，东南地区的棉丝业的原料棉花，主要从山东、河南运来，“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元明事类钞》二四）。
前提之二：家庭生产结构的变化。自古以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经济结构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在明中叶的一些生产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发达地区常有作坊，统一发货收货，而由雇工在家自行生产的情况，而不全是集中在一个大作坊中集体生产；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家庭生产时不再是只有女人纺织，而男人也参与纺织，特别是轧花，巢丝等较重的体力活。小农家庭形式依旧，但已被市场的力量控制住了：都是为了市场。
随着商品生产地域性和家庭分工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在明代中叶的发展超了以往汉唐诸朝代。
明代生产布绸的手工业有官府作坊，私人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官府作坊一般不投入市场，主要制造贡品；商品生产的主体是私人手工业作场，家庭工业是私人作坊的附属，受私人作坊管辖。手工业坊生产数量多，规模大，苏州人户“皆务机业”，家庭手工业的原料靠购买，织成后的产品交给商人或作坊主，还有的原料也靠主家提供，家庭劳作只是纯加工性质。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综合在一块，成了明代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俗语说“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万历嘉兴县志）畅销各主要大城市，乃至于一些偏僻县镇。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自古以来的商品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在明代仍很繁华，南京、苏州、杭州是经济中心；北方：北京、开封、南方的广州、成都也很繁荣。特别在东南一带有著名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即五个城市，多以纺织业为主，兼以其它行业如造纸、制瓷等，附近的一些镇也很发达，如苏州盛泽镇“产绫罗纱绸畅销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进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如一都会”（康熙吴江县志十七，明中叶事）。近代著名的江南中等城市即是由明代以来的商业市镇发展起来的。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另外两个有关的问题，也应提一下。
一是商人会馆的出现。会馆是地方乡土性质的商人组织，出现于明中叶，到近代都很兴盛。由于明代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分工的明显，商品的远距离运输已增多起来，不仅纺织原料由大运河南北运输，其它产品也如此，全靠大商人往来返运，有中小商人，也有拥资数十、数百万的大商人；远距离贩运促使地商人互相交际，以乡土观念为联络感情的纽带，渐渐的形成了以地域为联系的商邦，如徽商、吴越商、闽商、粤商、江右商、关陕商、晋商等等。并逐渐形成了较固定的贩运路线和主要产品。在此基础上便在各地大城市中组织了商人聚会场所——会馆。由富商、乡绅筹建，供在外地的同乡商人寄居,有定期活动和公益活动。在明代，会馆主要是按省、县组织的，后来发展成打破乡土界限，按行业组织的商会，对其作用，一般认为是扶植本帮在商界的势力，抵制外帮的竞争。
[但傅筑夫认为，会馆不排外，因为会员不全是本乡人，多为外来人，是与行会对立的商人自己的组织。见《中国经济史论丛》]
后来渐渐成为近代的商业会所，行帮的集中地，如青红帮等会聚的场所，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和作用。但会馆出现在明中叶，标志着明代商品经济中的贩运贸易又发展起来，但不同于早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反比例的贩运贸易”，而是地域性分工的产物，是产生“国内市场”的前奏。
二是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明朝初年禁用白银，发行“大明宝钞”，但很快滥发而钞价大跌，正统年间征收“金花银”时，标志着禁银法的废除，这也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促成的。明中叶以后，“朝野皆用银”，市场上大宗交易以银计算（讲义说小宗买卖用银不妥，是用铜钱）。并且随着外贸的发展，白银输入也很多，中国最早流行的银元——墨西哥鹰洋就是万历时流入中国的。白银是贵金属，成为有信誉的国际货币，特别是作为储藏手段；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价值规律的作用较前突出，价格比较固定了。[汉钱、唐钱帛、明银。黄金较银贵重，但直到近代才成为储藏货币，以前没有。至于汉代的黄金交易，多不是指现实的黄金：一为铜钱若干的单位（由与黄金一斤的比值而来，如二百、五百 一万钱），一为指黄铜，白金指锡银。]
（二）自由雇佣劳动——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标志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标志和指标是自由雇佣劳动，这是因为，虽然资本主义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但在起初难以在生产关系各方面观察的，更不可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同时观察,必须从其最主要的标志——雇佣劳动的变化入手。
明代雇佣劳动使用在农业和手工业两方面，考察其变化也须由此入手。
1、农业雇佣劳动的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雇工进一步增多，这是因为大多数农民破产到一无所有的程度，不仅土地，连农具、种子一无所有，不能承佃土地，只能佣身卖力了。万历《秀水县志》说“富农请作佣耕，或长工，或短工”；嘉靖《吴江县志》说，“若无产者赴逐雇请，抑心殚力，计岁受值者曰长工，计时（季）而受值者曰短工，计日而受值者曰忙工”。有的一家雇二十名左右，而大地主则不然，如小说《醒世恒言》中：《卢太学诗酒傲诸位》一回,说卢柟家“田产人多，除了家人，雇工也有整百。每岁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资，到了是日，众长工一齐进去领银”，因怕发工资的管家作弊，卢太学曾亲自唱名亲发，说明雇工百余。可见雇工的种类、数量都增加了。以前租佃关系、客户等，主要以佃户为主，雇农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些雇工的地位是不同的，明朝法律规定，长工“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与雇主之间有一定的主仆名分，雇主殴打长工不问罪，打死后只“徒三年”。而短工、忙工则与之不同，“只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者，以凡人论”，即与民户地位相同。可见，短工所构成的雇佣关系接近于纯经济关系了。
与农业雇佣劳动的变化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到明叶以后出现了“永佃制”，进一步固定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使用权与所有权开始正式分离。史载明代“一田三主”：田骨——地主，田皮——有永佃权的转佃者，田面一—耕作的佃农。在此基础上，永佃地主土地的农民一旦富庶，不必退佃，而是可以转雇或佃，从而形成介于地主与耕者之间的中介人，即农业资本家的刍形。
2、手工业雇佣劳动的变化。明代官手工业匠户生产，分住坐、轮班两种，据载当时工种188种，每种用人匠一、二百人。这些匠户常怠工和“避班”，迫使官府改变了对官府工匠的管制办法，成化时开始规定缴代役“班匠银”，由官府募人充役，匠籍虽然没有度除，但手工工匠对官府的隶属关系减弱了。在私营手工业作坊中，各种类型的雇工较前明显增多，人身控制松弛，甚至观察不到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了。
总的看来，明代中叶以来，农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力数量较前增加了，人身较前自由了，并且这种变化又是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变化相适应的，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三）江南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地域和行业上表现是不同的，最明显的是在江南丝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途径。一是从小手工业者分化出未来的资本家，一是商业资本支配产业成为资本家。
1、小手工业主分化出未来的资本家。小手工业者是商品生产者，商品经济的天性是自由竞争，在封建社会中，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多数人破产，少数人的财富增加，即发生两极分化。如杭州人张翰记述其祖先张毅庵在成化年间发迹经过，张毅庵原以造酒为生，因遇水灾，停止卖酒，买一纺织机营作，很快发展到拥有二十多张织机的纺织业主。晚明小说《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描写的施复夫妇，从自己养蚕纺织，十年后却成为拥有三四十张织机的作坊主。与之同时，原来“家杼轴而户纂组”的苏杭一带，不一定都买得起机杼了，多数人破产了。当时拥有许多织机的户称“大户”，没有织机的织工称“小户”，成为大户的雇佣劳动者，“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并且在小户（织工）与大户（作坊主）之间有固定的雇佣关系，“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的则是临时性的雇佣关系“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织者曰车匠，丘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而相聚，粥后俱各散归。”（《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76），无论临时的还是固定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劳动力的买卖关系。
2、商业资本支配生产。商业资本本来是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在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有些大商人便以“包买主”的身份支配手工业者了，他们为织工提供原料，负责收购产品，从中按件计酬给佣工工资，与手工业作坊主的不同，只在于他的雇工不集中生产，而是分散在各个家庭中。如万历时期松江有“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酬取值”。（《云间据目抄》卷二）这里的店是店铺，不是作坊。这些在家中织纺的是女织工，实际已经形成了商业资本的雇佣劳动者，商业资本开始支配生产，并转为产业资本了。
无论是手工业者分化出的作坊主，还是大商人支配生产，都构成了与封建生产关系不同的新的剥削关系：一方面是为谋利而生产的有资产者，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过活的雇佣劳动者（无产者）；其雇俑关系以经济关系为主，没有明显的人身控制；作坊主、大商人的经营目的是为出卖获利，不是自己消费…… 显然，这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雇佣关系。
（四）官府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阻力之一资本主义萌芽，从产生之日起即受到封建制度多方面的阻挠。
首先是重视盘剥。商税自古即是财政税收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更是重视商业税收（即对商人、手工业者的征派）。在明代，仅就纺织业而言，官府实行“领织制度”，即令作坊为官府组布帛，由官府提供原料，织成后按量付酬，但规定的价格比市价低，又常无故拖欠扣压，作坊主常有因此破产的。其它行业如矿业，官府除严禁私人开山以使官府垄断矿产，交矿税外，还常派矿监、税使到各地去。矿监、税使每到一地，明抢暗夺，无恶不作，常使一些工商业者因此破产。曾引起人民的反矿监斗争，如湖北反矿监陈奉、苏州织工葛贤领导的反税监孙隆的斗争即是此类。
其次是通过行会来限制。行会是手工业者的组织，按行业而组合，故得名。在西欧，行会的成立是自发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对付外界包括官府的压迫剥削，是一种自治的组织。在中国，行会自唐（或先秦）即已出现，但还是官府征派税役的工具，尽管它也有限制内部等作用，起码也是个半官半民的机构，行会是由官府任命组织的（乞丐行、妓女行）。行会有行头、负责、支应、官府的征派。甚至有的地方雇工的应募也得听从“行头”的调派。无论哪种作用都限制了手工业的发展和雇工人的人身自由。
官府阻挠工商业，直接目的是为了营利，增加税收；但本质的原因是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和压抑。因为自然经济特征是保守、商品经济的特征是自由、开放，二者在本质上是敌对的。自然经济观念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来阻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使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极为缓慢，不象西欧中世纪后期那样，萌芽出现不久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 补充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在十四、五世纪地中海沿岸就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提及。
在中国最早是三十年代吕振羽先生想到；毛主席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也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不是外资入侵，也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引起讨论是五十年代初讨论《红楼梦》的背景时开始的，文革前算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发表很多论著。归结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开端问题）：
1、唐天宝萌芽说,以孔经纬为代表。根据是太平广记中何明远，仙君山草园等资料。
2、北宋萌芽说，以柯昌基为代表。根据是北宋矿业等行业雇佣关系已是自由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3、南宋萌芽说，以傅筑夫为代表。认为在苏杭地区首先产生。后改为唐宋萌芽说，甚至两汉萌芽说。宋代萌芽说，是近年来的讨论中心，日本学者的主张；漆侠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著文论证宋代江南已产生。
4、明代萌芽说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基本理论是我们讲义中的提法。吴承明、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将明代后期说详细论证。
此外还有人以徐一夔《织工对》论证为元末出现；还有清代萌芽说等，迄今尚未统一。
另外，以上论证多是从手工业入手的，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明代出现（李文治《明清时期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一书），有的认为到清代仍旧出现（尹进《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2期）。
※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看教条主义的影响文革前讲“共性”：前提——因为马克思讲过，西欧有，所以中国也有。
推论——西欧中世纪末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清；地中海沿岸相当于中国东南沿海；毛纺工业，相当于江南纺织业……
近年来讲“个性”：反前提——马克思说过有，肯定没有（仍然是从理论出发，伪问题）。
第四节 边疆各族与边疆的治理
明朝对边疆的治理是在元代版图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因为元人善攻不善治理，明代才设置了比较稳定的机构；明代的边疆各族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进化，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将明清结合起来看是奠定中国疆域与布局的完整过程。
一、蒙古族与北部边疆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返回漠北不久，分为三部：西——额尔齐斯河和准葛尔盆地的瓦剌部，中——鄂嫩河、贝加尔湖以南的鞑靼，东——西辽河一带的兀良哈部。仍然过着游牧生活。
明初与诸部没有大的冲突，也无密切联系。最早发生冲突的是北面的鞑靼人。明成祖永乐七年，阿鲁台擅权时，明朝使者郭骥被杀，引起明军讨伐，被鞑鞑军打败；成祖率五十万大军亲征，打败鞑靼人，迫使阿鲁台称臣，但不久又反叛，引起明成祖四次亲征。第四次亲征时明成祖朱棣病死在途中。
由于明成祖称燕王时与兀良哈部关系较好，靖难之役时，兀良哈部曾出兵从征，立有军功，成祖继位后封兀良哈各部首领以军职，并赐与耕牛农具，关系比较融洽。关系最紧张的是西部的瓦刺。瓦刺人在明初分三部分，其中马哈木部最大，明朝封马哈木为顺宁王。马哈木以明朝原封鞑靼部阿鲁台为名，发兵攻内地，被明成祖亲征打败。马哈木死后其子脱欢统一了各部，又统一了鞑靼部，脱欢尊鞑靼首领为汗，自称太师，沿袭顺宁王，掌实权。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太师位，梦想“求大元一统天下”，效法成吉思汗，忽必烈，向中原扩张。
此时已是明中期，英宗在位，太监王振专权，朝政腐败，边备松驰，明王朝以“通贡”厚赐来安抚瓦刺人，成为明王朝的沉重经济负担。王振粉饰太平，凡瓦刺人所请，无所不给，使瓦剌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有一次，瓦刺人来京贡马，明朝按来人数赏赐，瓦剌多报为三千五百（实际二千五百），王振怒，令礼部按实口给赏，引起也先的反叛。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发四路大军南征，并亲征大同；大同告急“边报”一天十几次送到北京，王振挟英宗亲征，毫无准备即带五十万人迎击瓦刺，经宣府西行，刚到大同，发觉其它地方接连陷落，大同成了孤地，便急忙退兵到宣府。也先率军追赶，又奔怀来城，行至离城二十里处的土木堡时，王振以随行物品未到而等待，没能及时入城，被也先围在土木堡，也先先议和，英宗许之，准备出城转移，刚一移营，也先即率军杀入，官军死伤大半，王振诸人被敌军所杀，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后，在敌营写信给怀来守臣，守臣送到北京。当时京师兵不及十万，人心动乱。太后、皇后没了主见，大臣请迁都南京，学士于谦力拒，说：“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独不见南渡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三天后，太后见英宗无音讯，即令成王朱祁钰总百官，又立为帝，即景泰帝（代宗）；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守住京师，十月也先进攻京师，于谦率军抵抗，大败瓦刺军；也先以杀英宗要挟攻占北京，于谦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也先阴谋未能得逞。
后来也先又数次进逼北京，均被打退，第二年也先与明议和，放回英宗。英宗以“太上皇”名义住在南宫。八年后,代宗病危，在宦官曹吉祥和原主张迁都的徐亨等人的支持下，英宗重新登基，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英宗迁怒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杀于谦，现北京仍有“于忠肃公神祠”（东单内）。
后来瓦刺部发生分裂，也先被杀后，势力衰落，东部鞑靼势力崛起。到嘉靖年间，俺答汗强大起来，又南下进攻大同；后鉴于力量不及，与明修好。俺答汗死后，其妻三娘子掌权，与明和好，封忠顺夫人，三娘子掌权后，明与蒙人民在张家口，大同等开马市，官民交易，没发生大的冲突。
为了防止蒙人的再度袭扰，明政府也趁和平时期修筑边城，先后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苏州、太原、固原九个要镇，史称“九边”，有重点地把守，同时又整修长城，现存的长城即是明中期为防蒙人而修筑的。后蒙人附于女真（满人）
二、藏族与西南地区今日藏族居住的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初分为几个互不统属的几个政权，最大的是帕木竹巴，为元代十三个“万户”之一，明初派使者入藏，与帕木竹巴政权取得联系，其头目称“监藏”，时为章阳加沙，被明封为“灌顶国师”（洪武五年），次年章阳加沙派使入贡。成祖时又封其它政权首领为“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
西藏当时的政体是政教合一，喇嘛教主掌实权。喇嘛教又分为很多教派，有红教、白教、花教等，与元代一样，奢侈腐化，后从青海藏人中兴起格鲁派，称黄教，学行并举，不娶妻，不与世俗争权，迅速发展，其教主为宗喀巴；宗喀巴死后其两弟子根敦朱、凯朱杰为“呼毕勒罕”（化身），传其衣钵，称班弹一世，达赖一世。万历时，三世达赖与蒙古的联系加强，长期驻西宁；同时上书给内阁首辅张居正，请万历帝批准其在西藏的地位。明末，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推翻原在西藏统治的花教派，掌握了西藏政权。现传至十六世，班禅在北京，达赖在印度，以达赖为主，与明王朝联系密切了。
终明之世，西藏掌权的教派都受明王朝册封，常到京朝见，有时一次来数百人。明王朝除赏赐之外，还在今甘肃，青海、四川诸地设“茶马互市”。
三、畏兀族与西北边疆明初天山南北是畏兀人居住的地区，由察合台的后代统治，分裂为许多封建政权，最大的是于阗和别失八里，彼此纷争攻掠，但与明无冲突。洪武二十四年，别失八里的首领（汗）遣使向明朝贡马；永乐二年明军占据通往西域的要道哈密城，册封其王为忠顺王，以后历代都受明王朝册封，到宣武时，畏兀族向明王朝称臣的达七八十部。
但十五世纪中期，吐鲁番部兴盛，兼并领近部落，攻占哈密等地，控制了河西走廊。
四、苗、瑶、壮、彝、高山等族明代云贵、两广、四川、湖广一带居住着苗、瑶、壮、彝等少数民族，多数尚处在奴隶制时代。元朝时，由当地首领统治，称“土官”，受中央册封。
明政府在云南、贵州设立布政使司，有计划地裁减土官，在一些地区保留土官；在一些地区派出汉人任职，称“流官”，土流兼治；后又采取镇压和提升“士官”为流官的办法，实行“改土归流”；以达到逐步加紧控制这些地区的目的。但明政府的搜刮，特别是流官的贪婪，常激化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但一直没闹大的分裂。
高山族后住在台湾岛，在明代称“番”，为农业民族、兼营渔猎，在明代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
明代有越来越多的东南大陆的汉人渡海到台湾，包括饥民到此垦荒，到明后期，台湾已有汉人十多万。明政府也继续元朝的澎湖巡检司，在澎湖诸岛增加驻军，并派水军每年春冬到此巡查，当时的钓鱼岛，赤尾岛也在澎湖的统辖范围。（有些岛屿无法久住，故无人长期占据，钓鱼、赤尾诸岛迄今与日本有争议，但明朝时应属中国，明人陈促《使琉球录》有记载，清末慈禧还将钓鱼岛赐给盛宣怀）。
五、满族与东北地区明代，在东北地区居住着朝鲜、蒙古、赫哲、鄂伦、满等民族，其中最大的是满族。满族与金朝的女真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明代的满族在明初仍称女真，因未进中原而没被同化，一直是在东北的一部分。
由于在东北广大地区（不限今天东北的范围），女真各部发展情况不同，形成了三部：最北部乌苏里江流域的称“野人女真”，中部松花江中游的称“海西女真”，南部长白山，牡丹江一带的称“建州女真”。明初永乐年间，设奴尔干都司（元“征东元帅府”旧址在特林，今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吉，即庙街一带），统辖女真部，又在建州女真地区设立建州卫，建州左卫（左卫的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即清皇室的祖先）；英宗正统时，又设右卫，是为“建州三卫”。与奴尔干都司一起，统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明政府派兵轮番驻守，并派使者巡视，如太监亦失哈以钦差大臣身份巡视努尔干都司，在治所特林修永宁寺，并立碑（敕修永宁寺记、重修永宁寺记）。明还在东北设几十个驿站，以传达政令。
明初女真三部均处在奴隶制阶段，到明后期各部又因发展不平衡而分裂混战；但经济的发展又形成了统一各部的基础。到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就统一了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是建州左卫批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代。他的祖父和父亲均在万历十一年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战斗中死去。此次战事是建州女真苏克苏护诃部首领尼堪外兰挑起的，努尔哈赤的父祖以十三块遗甲起兵，立志讨尼堪外兰报仇，三年后擒杀尼堪外兰，接着又开始了征服诸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兼并了野人女真的一些临近部落，以及附近的其它民族部落。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建国号大金（后金）。努尔哈赤就是后来的清太祖。（继承女真金朝，“爱新觉罗”意即女真金朝的遗族，故称“大金”）。
后金建立前后，女真各部仍处在奴隶制阶段。努尔哈赤整顿了各部，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尤其是创立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如八旗制度。
原来女真人游猎时，每十人为一单位，各交一只箭给头目，称牛录，头目称牛录额真。努尔哈赤在建金前（1601年）即整顿牛隶，扩充为每牛录三百人；五年录为一甲剌，五甲喇为一固山，当时组成四个固山分别以红白黄兰旗为标志（“固山”满语“旗”之意）。到1614年又增加四旗，以镶红、镶白、镶黄、镶兰为标志，前后共为八旗。将全部女真人都编制在八旗之中。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兵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八旗头目（固山额真）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儿充任，即是军事首领，也是行政头目，最后皆听命于努尔哈赤。（与女真金朝的猛安谋克相似），八旗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军事战斗力，也促进了本民族社会的进步。
努尔哈赤在统一各部的战斗中，曾受明朝封赏为指挥使，龙虎将军，势力扩展后，以明杀其父、祖，将进攻矛头指向明朝，开始攻占旅顺等地，很快明军在东北处于守势，努尔哈赤很快占领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第二年，努尔哈赤攻宁远，受到明将袁崇焕的抵抗，努尔哈赤受伤，半年后病死。其子皇太极继位后，避开袁崇焕，从喜峰口越过长城，直逼北京，又被袁崇焕击溃。这时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袁崇焕。[当时有人嫉妒袁宗焕，密告其未增援北京城，又迅速打退皇太极，是有异心，与皇太极有密约，皇太极听说后：趁机让叛将高鸿中混回明军，对两个监军宦官说，袁巡抚与金有密约，不要真出击，宦官马上回奏崇祯，崇祯令阵前捕袁崇焕，至北京杀害。]崇焕死后，东北地区的明将耿仲明，尚可喜等相继投降，皇太极很快占领了山海关外除宁远之外的全部要地。
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改国号为“大清”，族名为“满州”以掩盖大金时女真人臣服明朝的历史。，
皇太极建清前后，仿照明朝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权机构；除原八旗外，又设蒙八旗、汉八旗、共二十四旗；同时将正黄、镶黄、正兰三旗称“上三旗”，由皇太极亲自管辖。
原在努尔哈赤统治时，金又实行“计口授田”，每男丁授田六晌，每三丁合耕官田一响，二十丁抽一兵。皇太极予以改进，设立“庄田”，十三丁为一庄（后压缩为八丁），给田百响，牛七头，八十响白用，二十响交官。这是封建庄园的剥削方式。
在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的基础上，随着力量的壮大，用招集征讨的手段，皇太极在位时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中上游，库页岛、外兴安岭地区）。
△注意宋以后“四夷”的不同进化速度与地理环境关系。
第五节 明代的对外关系
在明朝仍在正常发展时，西方已开始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所以明朝对外关系除与前代相同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外，又加上了一种抵抗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注意中国人与外交往中的不同性格和后果。
一、郑和七下西洋西洋指现在的南洋和印度洋，因在中国的西部而得名（东洋即与日本之间的太平洋）。郑和下西洋，指郑和带领商船队去亚非各国一事。
郑和，小名马三保，回民，祖居云南昆阳。洪武时入宫当太监，侍奉朱棣。成祖在位时，派郑和率船队到各国去贸易。自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的二十余年间。郑和的庞大船队七次出航远行（如第一次有船六十二艘，二万七千余人）。其路线大致为：从苏州到浏家河，或福州、广州出发，经南洋，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跨越亚非两洲，到了阿拉伯，非洲东岸。
郑和船队远航亚非，尽管所带多为中国的物产名产如瓷器、铁器，丝绸、茶叶和金银等，但为商品出卖的并不多，大部分都赠给国王酋长，施布于寺庙了。目的不是进行交易，而是宣扬明帝国的富庶威力，并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在郑和运航后，亚非很多国家的特使来明朝访问，加强了明帝国与各国的联系。同时，郑和的随行人员还写了不少见闻录，记述所见的地理风貌，人物风俗等，如费信《星搓胜览》，马欢《赢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等，是中外关系的珍贵史料。
附，五十年代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有人看到西方原始资本积累时有开拓海外殖民地的一项，就把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连在一起，认为郑和是开拓殖民地，这是教条主义的理论。当时明朝根本没发展到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郑和船队航行的主要目的不是商业，而是政治，即宣扬国威。（同时还有一种目的，朱棣夺取帝位后，建文帝失踪，据传逃到了南洋，朱棣令心腹太监郑和以商船的名义暗自查访。）再者，即使中国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也不一定非要开拓海外殖民地，这是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论》。
中国是内陆民强，不是海洋民族。
二、华侨流向南洋明代东南沿海地区有很多人出海谋生，他们中有因土地兼并无法生存下去而出海的，也有为经商和经办手工业出海的。华人流向南洋之始已不可考，但大量出海则是自明初开始的，他们到吕宋，马来等地侨居，渐渐久居不返，到明后期，在南洋的华侨有十多万人。
华侨在南洋，有的用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事农业和物业，有的不断从中国贩去瓷器、丝绸、铁器等物品与当地人贸易，对南洋各地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连西方人也说，十五六世纪以来南洋“凡一市镇的成立，必不能缺中国人。彼等即系各种事业之经营者，且工作勤苦而工资低廉”（莫尔加《菲律宾》三四九）。
同时，西方殖民者怀着掠夺财富的目的在南洋剥削当地人民，也剥削华人。华侨与南洋人民一起投入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如在吕宋的广东人林风率几千人的水军攻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当西班牙总督郎番逼迫华人和吕宋人当兵，继续侵略其它地区时，华人潘和、王民在途中率水军起义，杀死郎番。因此，西班牙殖民者把华侨看成比土著人更危险的力量，野蛮地迫害华侨，如将全部华桥赶出马尼拉，烧毁华侨住宅，前后屠杀华侨两万五千多人。
华侨与土人一起反抗西班牙，西班牙把华侨与土人一起镇压。
三、中日交往与抗倭斗争自明朝初年，日本就不断派使者来华；明朝也在洪武二、三年接连派人去日本，两国邦交正常。永乐时日本使臣来华，成祖还派官员护送回日本。中日的经济贸易交往也一直在进行，洪武初设宁波市舶司，就是为了与日本交流。日本商人来华后在杭州、南京、扬州等地贸易，商品有刀、剑、漆等，中国商船也到日本的长崎等处，输出丝绸，书籍等，有官方贸易，也有私人贸易，同时双方也在文化方面进行很多交流。
但有些日本“海盗”常劫夺财物，威胁贸易的正常进行，永乐初只好规定双方贸易每十年一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传时放宽到“人毋过三百，船毋过三艘”。
1．倭寇骚扰与抗倭斗争。自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即明朝一代，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战国时期，封建诸侯割据混战。同时为掠夺财富，又纠集一些没落封建主、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在海上武装抢掠，特别是抢夺中国的商船，甚至骚扰中国沿海城乡，被称为倭寇。倭寇骚扰自元末即已开始，洪武初掠苏州、崇明，为明朝守军击退。永乐时，一方面允许和限制中日贸易，一方面加强海防，“量地远近，置卫筑城，水陆设防”，破坏尚不严重。正统已降，国家财政日衰，海防渐趋松驰，倭寇侵扰越来越多，给海上贸易，特别是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安全以严重威胁。如正统四年，倭寇便扰浙江台州一村，“发掘冢墓，束婴竿上，浇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造成流血成川。嘉靖时，沿海卫所的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十百三四”，凡倭冠“剽掠辄得志”。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大商人，海盗与倭寇勾结，如汪直、徐海、毛海峰，加重了倭患。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派朱纨巡抚浙江，朱纨封锁海面，捕杀通倭海盗，但大商人指使在朝的官僚弹劾朱纨滥杀无辜，迫使朱纨自杀，此后“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头不敢言海禁事”，倭寇更加嚣张。
嘉靖三十一年，浙江台州一带被骚掠；次年又进犯海边的温州，宁波、绍兴、及江苏、上海、南京，“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惊”，甚至打到江北的南京，“杀伤四五千人”（明史本传55）。倭寇攻嘉定城时，驻军逃逸，城内有马八百，两人，率众保城，冲入敌阵，杀死十余人。并流传着许多老少妇幼助战的佳话，如嘉定被袭，守军困睡，一个十岁少年巡城时发现告警，在发警的同时被倭寇杀死。淮北铁匠将自己打造的全部刀剑拿来率众御寇；福建长乐城被倭寇炸崩，全城老幼协助守城，抵挡敌人。
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戚家军是抗倭的主要力量。他看到明军腐败，便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自励，募集勇士，抵挡倭寇。戚家军主要由农民、矿工组成，戚继光倾家资造武器，在内地沼泽湖泊中训练，然后与倭寇交战十余次，平定了浙江的倭患。然后转入福建，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平定了福建倭患；俞大猷又率军平定了广东的倭患。才使沿海的倭患平息下去。
2、抗倭援朝战争。朝鲜即隋唐时期的高丽，原与中国有藩属关系，宋代渐渐脱离，元朝时期仍在版图之内，明代成了友好邻居。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并且由于特殊的地理关系，成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存亡安危利益一致。
万历年间，日本国内分裂混战的形势也有了变化，丰臣秀吉战胜其它割据势力，统一了日本。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们的贪欲，大肆向外扩张，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了侵朝战争，战船数百，日军十万，从釜山登陆，很快攻克汉城。朝鲜国王派使向明求援，鉴于日本之意实在中国，明派宋应昌等将兵四万渡过鸭绿江，赴朝抗倭。很快击败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收复部分国土，扭转了战局。丰臣秀吉便以讲和来诱使明军撤军；明朝兵部尚书主和，军队撤回。五年后，丰臣秀吉再次进攻朝鲜，明政府派军入朝，连败日军，日军从海上撤退时，又在釜山附近的海面上与日军展开决战，几乎全歼日本水军，在这次决定性战役中，中国名将邓子龙和朝鲜李舜臣都牺牲了。日军很长时间不再进犯朝鲜。
四、反对葡、西、荷殖民侵略的斗争自1498年新航路开辟以后，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主义者相继涌向东方，开始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掠夺和侵略。（先于南洋诸岛图，又向北骚扰）
正统六年（1511），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海峡一带，后便向中国沿海进攻。六年后战船到广东沿海，开进内海，炮轰广州；又进攻广东和福建的其他沿海重镇，被明朝的军队和沿海人民击退。葡萄牙海盗便通过行贿，买通明广东指挥使，将设在广州的市舶司移到澳门；接着在1553年谎称海船遭遇风暴，借机上岸晒货物；又向明朝的海运副使行贿，以每年二万两白银为代价上岸居住；而后便任意扩大，建筑城堡、炮台、视澳门为殖民地。（但澳门主权仍归明朝，明政府派官吏管理澳门，每年向葡萄牙人收租地税金）。
与葡萄牙人侵略南洋的同时，西班牙人也来到东方，战领了吕宋，并向中国东南沿海侵扰，占据个台湾的基隆港口。
荷兰人也继葡、西之后来到东方，控制了海上霸权。十七世纪初，荷兰人攻打广州，占领澎湖，把澎湖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侵占澎湖时，野蛮抢掠，屠杀，激起人民反抗，先后两次被从澎湖驱逐；荷兰人见澎湖难以长期占据，就转而与西班牙人抢占台湾；明朝崇祯十五年，荷兰人打败西班牙人，独占了台湾。
在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传教，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以澳门为据点进入中国的，先在广东福建，进而到内地，著名的有意大利人罗明坚、利玛窦，每到一地就建教堂。为了使中国人能够接受，教士穿华人儒者的服装，学说汉语，称教堂为寺庙；万历时，利玛窦等人买通宦官马堂，进京见到了万历帝，并献了当时中国所没有的自鸣钟、万国图，取得在京传教的特权。西方教士带进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有些教士为殖民主义者测绘地图，充当暗探。[此时西方打入东方，开始进入中国；而中国仍处在封闭状态，没打出去，中国的落伍是由明代开始的]
第七节 明代的文化
与前些王朝相比，明代史学名著不如唐、宋多，哲学思想方面是在宋代基础上的发展，宗教的地位降低；但文学方面较前有了大的发展，科技著作增多。
一、哲学思想明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程朱理学，明初统治者极力提倡儒学和程朱理学；中期以后，主观主义的王阳明理学兴起，并有了李贽的反理学思想。（明初通用程朱理学，无新内容，从略）。
1、王守仁（阳明）的心学。王乃浙江余姚人，人称阳明先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多次率军镇压农民起义，认识到意识思想控制的重要性：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后在东南、贵州等地聚众讲学。
王阳明直接继承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后人称“陆王派”。他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哲学命题，是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发展，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人心想不到什么，什么就是物；人的意念指到那里，哪里便产生物。又认为“心外无理”，即“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所以是“心即理”。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有一次，王与友人游山，友人指花草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吾心亦何相关”？王守仁说：“你没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变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强调思想就是行动。
王守仁学说的政治意义，在于把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论证为人心所固有的“良知”。王守仁认为，致良知，致知格物，关键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靠心中体验来“体认”道德伦理；“格物”，就是纠正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于道德伦理。“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王守仁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之心，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在这里是人的本性、人性，超阶级的，不完全错]
王守仁的弟子王艮，发展了其心学，并形成泰州学派。王艮将王守仁的“致良知”发展为“复初说”，“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而复其初也”（王心斋先生遗集一），实际是自我修行，并宣扬“明哲保身”。王艮出身盐户，接近下层人民多，在下层人民中宣传，常把理学与“百姓日用之道”联系起来，从而超过了禁欲主义，有了进步意义。
2、李贽的反理学思想。李是福建泉州人，祖先几代为海商，他做过知府，自弃官治学，从王艮子王襞为师。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是一位进步思想家，在政治上批理学，哲学建树不大。
首先李贽打破了对孔子的迷信。除统治者尊孔外，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名句。李贽认为孔子“无学无术”，除了能大量饮酒外“其余都与大众一般”（焚书）。把作为圣典的孔子学说六经之类，看作是史官的“赞美之语”和弟子们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作为一种学说可以，但“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藏书），直接触动了理学的祖师。
同时，他还直接批判了理学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圣“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不应划分贵贱高下；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反对禁锢人们的思想，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个性。有了朦胧的平等、个性思想。
李贽还有文学创作上的“童心”（原始，真心）；反对抑商等等。是一位进步思想家。但后来被政府以“敢倡乱道”为名迫害，削发为僧，不久又被逮捕，死在狱中。
二、文学艺术明代文学，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文学家们在元代话本和杂剧基础上加工创造，产生很多长篇章回小说和话本。
1、章回小说，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三国演义》，罗贯中著。取材于三国史，加以文学描写，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刘备为正统，曹操为反面，吴为辅助，展现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为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名著。
《水浒传》，施耐庵著。取材于北宋末年梁山泊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事实，描写了一百零八人的不同境遇，性格。把宋江的结局处理为招安，征讨，与史实不符，是封建作家意念的产物。
《西游记》，吴承恩著。取材于唐僧玄奘去天竺取经的故事。塑造了孙悟空、沙僧、八戒等形象，歌颂了反抗精神。熔事实，神化于一炉，生动形象，描写独具一格。
《金瓶梅,兰陵笑笑生著，真姓名不可考，成于万历时。以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作主角，以“武松杀嫂”为题材，描写了明代官僚商人，地主合一的西门庆的腐化、恶毒，封建制的黑暗。由于有淫秽描写，历代都是禁书（朱星研究的论著可参考）。
2、话本的改编——拟话本（短篇小说），即将宋之话本改编成小说体裁，最著名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蒙初的两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内容广泛，抨击封建官僚、恶霸、纨裤子弟的种种罪孽，歌颂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下层人民；两拍描写工商业者，写了他们在贪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的生活处境，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的风貌。
3、戏曲，在元代基础上，明中叶以后戏曲有了新发展，最负盛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的作者是汤显祖，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神奇爱情。鞭挞封建礼教，让女主角杜丽娘死后复生，与有情人结成伴侣。
三、科学技术明代科学技术较以前没有大的进步，而科技著作却明显增多。
1、《本草纲目》，李明珍著，全书五十二卷。著名的医学著作，按动物、植物及水、火、土、石等分为十六部，每部下面又列出该部的药物名称、生长特点、用途，纠正了历代相传的误差，至今仍有很大的使用价值。
2、《农政全书》，徐光启著，农业科技书。六十卷，记载农学和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包括农业技术、制度，工具等等，范围广而全，并引用科学的民间谚语，加进了自己的亲身体验。（近人胡道静著有研究徐光启农学的论文，载历史研究）。
3、《天工开物》，宋应星著。包括农业，手工业诸方面的技术，共三卷十八篇，从农物的种植、管理、收割到加工制作工艺，以及盐酒砖瓦瓷器，金属器具的铸造等等，并记有各种农业手工业的简单机械，并附图说明。
4、《徐霞客游记》，徐宏祖著，号霞客，历史地理著作，游记体。是他遍历全国各地名山大川亲自考察的结果，三十年考察的结果，特别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地貌、岩溶等记述尤详，并有很多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把金沙江流域作为长江的源头，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壮况等等。
5、建筑，主要是皇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开始建造的，形成了现在故宫的基本形状，布局合理，科学，美观，设计技术高超，成为建筑史上的杰作。[封建等级观念的图画]。
四、史学
1、《元史》、明初编，已见前章书目介绍；
2、宋元通鉴,毕沅著，已见前章书目介绍；
3、《永乐大典》，永乐年间编，我国最大的类书，共22937卷，1109册。虽为类书，也把古籍整部，整篇、整段抄录，使很多古书由此得以保存。譬如旧唐书，旧五代史,明以前不少正史已散失，后从永乐大典中整理出来，乾隆时列入，共为二十四史。原书编成后有正，副本各一套；正本早已丢失，副本存北京皇史宬，但在八国联军入北京时，被毁坏，并被抢走一部分。至今共有三百册，国内占三分之二。
第十三章 参考书
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
2、郑天挺《明清史简述》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吴晗《明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4、李洵、薛虹《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十四章 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1644----1840年）
清朝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王朝，自1644年灭明入主京师，到辛亥革命（1911）被推翻，总共267年。但清朝原名大金（后金），是女真人首领努尔哈赤于1616年所建，1625年迁都沈阳，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而1644年只是顺治帝迁都至北京的时间（尽管同年明朝灭亡，但不是亡于清军，而是亡于李自成义军）；而由于近代外国资本的侵入，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近代史的范畴；所以古代史课讲历史，是讲清史的中间一段，即顺、康、雍、乾、嘉、道、六朝、自1644年到1840年，共196年的历史，前清（1616-1644）在十四章已提及，后半段由近代史课讲授。
第一节 清军入关后的统一过程
在上一章明末农民战争一节中讲到，李自成与吴三桂山海关之战，由于清军的突然袭击而失利，退回北京；四月二十日义军撤离北京，清军即进入北京。清军接着由北京南下，追击义军。到九月，清顺治帝由沈阳来到北京；十月初一，顺治帝在北京重新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仍称北京），一个新的中原封建王朝自此正式建立。
一、几项统治措施清军定鼎北京后，为巩固其统治和尽快统一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笼络亡明官僚，改变与明为敌的策略。本来女真人在东北建立政权前后臣服于明朝，后来又公开与明朝敌对，攻占明朝在东北的地盘，甚至逼近北京城。但1644年的形势与前不同了；明朝已经被李自成义军推翻，而李自成军又被清军逼出北京，清军如若在北京站稳脚跟，必须扩大其统治基础：笼络亡明旧臣。因此，清军摇身一变，成了明朝的同路人，称其入主北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明朝也”（东华录四），以杀农民义军为目标，拉拢明朝官吏，“义师为尔复君之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清史稿·范文程传），并礼葬崇祯帝，官员服丧三天，厚待元明宗室；在京官员照旧录用；归顺者官升一级。很快，大批亡明旧臣归顺清朝麾下，与清军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
2、减免赋税，恢复生产。清军入京后即宣布废除“三饷”加派，并只收“正税”，其它一切俱免，地亩照明朝旧额征税，以前拖欠者一律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也予以减轻。并规定“如有官吏蒙混倍增者，杀无赦”。同时又规定，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被赶跑“失业”的地主回来后，必须将地如数占有，不肯退赔者以“党寇”治罪，限令地方官劝民恢复生产，招抚流亡，奖励垦荒。
3、严守军纪，严禁贪污。入山海关后，多尔衮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入京以后，下令“凡强取民间一切细物者，鞭八十、贯耳”（清世祖实录四、五）对官吏贪污也制裁很严，“官吏犯赃，审实立斩”（东华录四）。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
这些措施的实行，笼络了汉族地区的上层人物，也稳定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和情绪，对巩固清朝的统治是很有利的。同时，清军也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
1、剃发令。清人属满族（女真），自古即男女留长辫，区别在于女的有刘海，男的前额上剃光。而明代男人的习惯是将头发束于头顶上。清人认为，汉人只有剃发梳辫，改从满俗，才算真心归顺。所以清军每到一地，都强令军民“剃发”，入关前令关内民剃发，入京后令京师军民剃发。遭到汉族军民的强烈反对，清曾一度收回成命，“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五）。但最后还是推行到全国。
2、圈地令。明代在北京有大量皇庄，各地有大量王庄，在明末农民起义中被广大农民垦耕为已田。清初统治者为了满足本族贵族的掠夺之欲，即在进入北京的同年下令圈地，“定近京荒地及前明庄田无主者，拨给东来官兵”，即给从东北来的清军，所围占不仅是荒田，常圈占民田。如令军士骑马拉绳，尽力奔跑，所占即称官地（故圈地亦称跑马占地）。到顺治二年正式下令各地圈地，不记有主无主，一律任意围占，：“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宅中所有皆其所有也”，其实是抢占民田民财。被圈的土地除一部分分给八旗兵士外，大部分由八旗官员，特别是皇族，王公所占据，称“旗田”，并重新建起皇庄、王庄，皇庄、王庄下沿用满人的落后的农奴制剥削方式，而农奴多是原有土地而被围占的破产农民（清初圈占十六万余顷，到唐熙八年才颁令停止。）
3、投充令和逃人法这些农民又多是被“役之”为庄丁的，没有人身自由，庄丁可以被买卖，逃亡者从严制罪，是满人落后生产方式在清初从关外向内地的发展，尽管是暂时的倒退，也给中原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破坏，但被圈的土地并不返回。
清军入关之初的几项统治措施，一方面拉拢汉族上层人物，稳定平民百姓，同时又施行民族歧视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矛循，加之明亡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官僚和民众不肯归顺清朝，展开各种形式的抗清起义。如北方北京附近的霸州等地，天津与沧州之间的地区，常有人民群众袭击清军。山东响应李自成起义的满家旧义军，榆园义军等，由反明转为抗清，建立根据地，甚至建立政权，联系河北、河南义军，抗击清军。山西、甘肃等地也是如此。由于这些自发的抗清斗争规模小，分散，不久即为清军所击溃。规模较大的是南方各地军民的抗清斗争。
二、南方的抗清斗争清军从山海关入关，占据北京，并向全国进军，但受到各地义军，人民乃至亡明军队的抵抗，向南推进的速度并不快。而南方各地人民利用种种形式，特别是用建立明政权为号召，展开大规模的抗清斗争。
1、江南地区，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是明朝的南直隶，当崇祯帝自尽，大顺政权统治北京时，1644年5月15日，崇祯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欲法南宋高宗之事。马士英是魏忠贤的阉党余孽，为巩固南明小朝廷，又把东林党的史可法等人拉入朝廷，但很快又让史可法出守扬州，由马士英等人把持朝政。马士英等人对人民残酷剥削，卖官鬻爵；福王朱由菘整天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政治黑暗。当清军逼走李自成，为崇祯帝发丧后，南明朝廷即派人慰劳吴三桂和清军的报“君父之仇”之功，并欲以割让山海关以外之地与清军议和，甚至史可法也曾准备与清军合力进剿农民义军。后来感到清军的真正意图仍是灭明，才放弃妄想，合力抗清。
史可法在扬州坐镇，派将士守庐州、泗水、淮北、临淮等“江北四镇”，在四镇将帅火拼时，以民族利益为主，团结各方面力量抗清。顺治二年，开始北伐，派人攻占了开封，归德，但部下有的火并，有的降清，左良玉也趁机向南京进军，“清君侧”，企图控制朝政。而清军趁机南下，史可法固守扬州，自四月十五至二十五，艰难抗战十余天，城破后，清军在扬州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被俘不降而死。
扬州陷后，南京很快被清军攻陷，弘光帝被俘至北京斩首。清军派降清的明官洪承畴任江南总督，改南京为江宁府。
清军占据江南后，强行推行“剃发令”引起人民的反抗。苏州等地区人民自动组织“乌龙会”，昼夜监视，遇有剃发者即斩首。江阴知县方亨上任后强令剃法，乡民十万余人汇集县城，杀死方亨，守城抗清，坚持两多月，击毙清军数万。嘉定知县强迫剃发，也招致同样反抗，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守城抗清，坚守孤城半个月。太湖上的渔民抗清队伍“白头军”，在湖上屡败清军，到康熙元年才被镇压下去。虽然最后失败，但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使东南地区的抗清斗争发展起来。（民族观念最重的是普通百姓）
2、东南地区。顺治二年六月，清军攻下南京后，进军浙江，张煌言等迎鲁王朱以海就监国位，郑芝龙等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成为两个小朝廷，但两个政权互责真伪，不和。
鲁王政权有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内部很混乱，顺治三年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进攻绍兴，鲁王浮海南逃到台湾。
唐王政权有福建，两广、云贵及安徽、江西部分地区，但拥立唐王的郑芝龙等不是抗清，只想搜刮财物，与大汉奸洪承畴订投降密约，使清军长驱直入福建，福州失守后，唐王逃走，被俘而死。郑芝龙剃发降清。其子郑成功继续抗清。
郑成功本名森，隆武帝赐名成功。郑成功对其父郑芝龙降清不满，自己在东南沿海抗清。先以南澳岛（闽粤临界处）为根据地，继而攻克厦门，改称“思明州”。同时利用有利条件，发展海外贸易，作为抗清的基础。郑成功曾多次北伐南京、南征闽粤。到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军由崇明岛入江，直逼南京，因轻敌而未克，退守夏门。
清统治者征郑成功不果，便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不许舟出海，郑成功为克服这一困难局面，决定向海上发展，选定台湾为征讨目标，开始了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斗争。
台湾在明后期为荷兰人占领，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剥削残酷，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郑成功在厦门时，不断与荷兰人发生矛盾，下令禁止港粤及外国人到台湾通商，禁绝两年。1657年荷兰驻台长官弗里德里克 揆一，与郑成功议和,年输银五千两，箭十万支，硫磺一千石，郑成功抗清需要财政，军火援助，故答应了荷兰人的通商要求。进攻南京失败以后，遂决意攻取台湾。
顺治十八年初，郑成功决定亲征台湾，令其子守厦门，亲率船队南征。当时荷军约二千人，船坚炮利，军事上占优势，顽固抵挡郑成功，郑成功先攻赤嵌城。接着围困台湾城，八个月后，即1662年一月二十日开始猛攻，二月一日攻克，迫使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统治。并设置府县，招待大陆移民，加速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抗清基地。
3、西南地区。（继续讲南方各地的抗清精神）清军接连攻破南明，鲁王，唐王政权，占领东南地区后，开始向西南进军。顺治三年，湖广总督等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称帝，改元永历，坚持抗清。并与李自成余部联系，协同作战。
李自成牺牲后，余军一支由郝摇旗，一支由李过率领，在荆襄地区坚持抗清。顺治二年曾与唐王政府联合，接着又与桂王政府联合。1647年清军攻克肇庆，桂王西逃至桂林，郝徭旗与何滕蛟保桂林，守广西、大败清军，把清军阻在湖南南部，次年由于降清的明将在江西和广东又反,引起一个新的抗清高潮，桂王又迁回肇庆与李成栋等联合起来，占湖广地区。
但桂王政府内部混乱，李成栋等组成楚党，原拥立桂王的大臣为吴党，互相攻击，第二年即1649年，清军进逼，李成栋败死，何滕蛟被捕牺牲，李过也病死。余部在郝徭旗，李来亨等率领下，由贵州进广东，继续斗争。桂王逃到南宁。
此时，张献忠的余部李安国等在川南、云贵一带发展起来，为了共同抗清，与桂王政府联合起来，桂王迁到贵州。接着李定国率军反攻，九个月中收复湘、桂大部分地区，歼清军十万。并准备与广东的郑成功汇合，合攻南京，没能实现，退回广西，又退至云南。另一大臣孙可望嫉妒李定国之功，率一支军队与李分裂，后孙可望率军降清，并向清军告密，李定国也被清军打败，退至西双版纳地区，桂王则逃入绚甸。
三年后即1662年,桂王被吴三桂由绚甸俘至昆明，以弓弦绞杀于市（今昆明有“明永历帝殉国处”碑）。李定国也在同年病死。到1664年，李来亨，郝摇旗等也在抗清战斗中牺牲。
总之，从1644年清军入关，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各地区的抵抗才消沉下去，清朝才算站稳了脚跟。平定了各地的抗清力量之后，清朝便向边疆各地进军，北固边疆，历经康、雍、乾三朝，才算真正统一了全国。
三、平定叛乱和治理边疆
（一）平定叛乱边疆地区各地方政权在清初一方面内附，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叛，甚至与国外势力勾结妄图分裂祖国边疆。清初自康熙开始与各地的叛乱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祖国统一。
1、平定三藩之乱。三藩指三个封藩的王[即吴三桂（平西王）守云南，耿精忠（靖南王，守福建，仲明之孙）、尚之信（平南王，守广东，可喜之子）]。三人（祖）在清初在东北弃明军降清，被清分封在西南，镇守一地，成了割据势力，使中央的法令在此不能推行。加之三王与在地内残酷压榨百姓，阶级矛矛盾激化，对边疆的巩固造成威协，清廷便计划削藩。
但消藩并不容易，因为三王都有大量的军队和财力物力，只能采取逐步削弱的方法，如免去吴三桂云贵总管之职，罢其除吏之权等。但三王也对朝廷暗存戒心。康熙十二年三月，尚可喜以老归辽东，请求留其子尚之信继续守广东，朝廷不许子袭其爵；吴三桂趁机告老辞职，以试探朝廷的态度，结果朝廷并不挽留，却下令“撤藩”，耿精忠也试探朝廷，也被撤藩。吴三桂立即在云南发动暴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复明为号召而起兵。数月之间攻陷滇、黔、湘、闽、川之省。广东尚之信等也响应之，福建耿精忠也反。
康熙态度坚决，亲自指挥，一方面下令收回撤藩令，稳住耿、尚，一方面派兵打击吴三桂。到第三年即康熙十五年，吴三桂的精锐受挫，耿精忠出降，康熙十六年，尚之信出降。十七年三日，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建国号周，八月暴死，其孙世藩继位，退守贵阳，后到昆明。康熙二十年，清军攻入云南，吴世藩自杀。三藩之乱被平。
三藩之乱，目的在搞分裂，已不是民族观念；清朝康熙帝平叛，维护了祖国统一，有利于多民族统一政权的发展。[自后直到曾国藩，不让汉人统军]。
2、统一台湾，台湾在1662年为郑成功收复，同年郑成功死，其子郑经继续以此为基地抗清。三藩之乱时，郑经曾响应福建的耿精忠，与之合攻广东；耿精忠降后，郑经退守厦门。澎湖。
1681年郑经死，子立，被臣下所杀；次子又立。康熙趁三藩平定之后的好形势，派施琅率水师攻澎湖、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澎湖失守，郑经的次子退居台湾，后向清出降，清军进驻台湾。清政府在台湾设台湾府，辖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驻军八千，澎湖驻军两千，加强了对台、澎的控制。
3、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清初西北地区的蒙古族分为三部：漠南蒙古、漠北的喀尔喀、漠西的厄鲁特（瓦剌人）。漠南蒙古归附清朝较早，被清封为六个盟，下辖五十一个旗，旗主由清廷指定的蒙古王公指定，称“札萨克”，为巡视蒙古部，清自顺治帝开始到张家口以北打猎，届时由蒙古扎萨克分班护卫；开始地点不固定，康熙四十二年始建承德“避暑山庄”，每年来此狩猎。避暑，实际是为了巡视漠南蒙古人。厄鲁特部首领也向清“遣使通贡”，保持密切联系。喀尔喀部在清入关前即每年向清贡献“九百之贡”，有臣服关系。
康熙时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强盛起来，噶尔丹称汗后，统一了厄鲁特诸部，势力达青藏地区，与沙俄勾结起来，妄图割据一方。首先与俄军夹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部南下投奔清朝，清朝在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一带予以安置。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南下，攻到距北京九百里的内蒙乌珠穆沁部。为了击退噶尔丹，康熙帝于1690、1695、1697年三次御驾亲征，率军征战大漠南北，大败噶尔丹，最后噶尔丹服毒自杀。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臣服清朝；他死后，子继位；噶尔丹策秀死后内部动乱，三车凌（杜尔伯特台吉车凌、乌巴什车、蒙古车凌）率部内迁，受到乾隆帝的接见。另一首领阿睦尔撤纳也内附。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协助清军征讨其他准噶尔部属，立了战功。但阿睦尔撒纳自以为有功，向清廷要爵，未遂，即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发动叛乱，次年溃退到沙俄境内，死在俄国。这样，自1688年到1756年准噶尔部封建主的长达七十年的叛乱才被镇压下去。
其间，康熙帝在1691年与喀尔喀蒙古举行“多伦会盟”，保留汗位，行政管理上与内蒙同例，加强了对喀尔喀的控制。
平叛准噶尔部之后，又促使土尔扈特部返回了祖国。土部与准部同属厄鲁特蒙古，因与准部不和，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俄国境内），但一直与清廷保持联系，清廷也派使者前去探望。因沙俄压迫，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族返回祖国，受到乾隆帝的接见，安置在准噶尔盆地一带生活。（后与维人同化）。
清廷巩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4、平定和卓木与张格尔叛乱。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畏兀尔）人，清初唐熙时受噶尔丹统治，噶尔丹死后由维族宗教首领管理南疆。后来另一支势力兴起，将其和两个儿子布那敦（大和卓木）、霍集占（小和卓木）拘禁在伊犁，清军进攻伊犁，大和卓木被送回故地，小和卓木留在伊犁，分别统辖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乾隆（1758）二十二年四月，他们纠集维族上层发动反清暴乱，乾隆二十四年被平息，大小和卓木逃到巴达克山境内，当地首领把他们杀死，将尸首送还清朝。清廷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1762年 设伊犁将军辖区，近代1884设新疆省）
当大小和卓木被杀后，其子孙继续西逃，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在英国人（驻印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回到喀什噶尔，妄图通过叛乱重新控制天山南路并闹独立。1826年以拜祖坟为名，张格尔占据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叶尔等城，并把英国殖民主义者引入南疆，充当祖国和维吾尔族的叛徒。（英特务二十人随张格尔入疆，充当“顾问”，实际是控制，监视之）甚至与浩罕国商定，浩罕人出兵协助，事成后割让喀什噶尔等地。清政府派杨遇青率军平叛，道光七年（1827）二十月俘获张格尔。
5、对西藏管理的加强。西藏达赖喇嘛一直与清人关系融洽，顺治九年，达赖到北京朝见顺治帝，清廷颁金印，册封其为“达赖喇嘛”封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说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剌喇嘛）。但有些农奴主却与噶尔丹等勾结蓄谋叛乱）。
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叛军入藏，杀害拥护中央政府的拉藏汗；清军于第二年派兵入藏，用两年时间击溃准噶尔叛军，并派员驻兵，管理前后藏。雍正五年（1727）又设两个驻藏大臣。同年，阿尔布巴等杀中央任命的藏人，另一被任命的藏人首领击退阿尔布巴，进驻拉萨，被清廷封为藏王。乾隆十五年（1750）其子藏王朱子墨特又曾叛乱，被镇压，自此，清廷废藏王制，在达顿下面设“噶厦”分离西藏事务。
乾隆后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妄图以东印度公司为跳板，吞占西藏，与西藏上层分子合谋将西藏独立出来，未能成功；又唆使廓尔喀入侵藏，清廷派兵协助藏族人民打退廓尔喀人。为此，清廷于乾隆五十八年颁《钦定西藏章程》，规定由“驻藏大臣”主办西藏事务，地位与达赖，班禅相等；地方官吏归驻藏大臣管辖，并会同达赖喇嘛一同任命地方官吏；达赖班禅“转世”时，抽签须有驻藏大臣在场，呈中央批准方为有效[金本巴瓶掣签仪式：达赖或禅去世时，按预示方位，寻找与死者去世的同时出生的男童数人，称“灵童”，通过抽签断定谁是死者的化身，便由之来承继达赖或班禅的位子。“金本巴瓶”即金瓶，后由皇帝颁发。]这样，对西藏的控制大大加强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加强了控制）
6、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雍正年间，在明代“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实行了改土归流。鄂尔泰任云贵广西总督时，对贵州苗疆、云南、广西的土司多改为政府任命的流官；随即又在四川的大小金川等地改土归流。由于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朝官吏对各族人民掠夺屠杀，曾引起苗寨的反抗，清军烧毁苗寨1224座，杀17000余人。大小金川的藏民也反抗，历时三十年（乾隆二十年至四十一年）才平定下来，近一步实行了改土归流，密切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
以上叛乱和平叛，反复了百余年，战乱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和破坏，叛乱是分裂行为，而平叛历史地看，则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在平叛的过程中，各族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边疆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和发展。
东北地区，有满、蒙、汉族为主，及鄂伦、赫哲等，东北北部，自清初即进行行政编制，修驿站，驿站以吉林、沈阳为纽枢，可从爱珲等地直达北京，康熙帝还三次视察东北，广布教化。东北中南部是清室的发祥地，被列为禁区，康熙时围“柳条边”，[从辽宁凤城到开原，再到山海关，975公里，亦称老边；由开原到吉林，345公里称新边；外加壕沟，几十里一道便门。]亦称“盛京边墙”，目的在于防止汉人到此开荒，是吉林、盛京的行政边界，不是清的边界（苏联以此为边界）。
尽管柳条边限制，关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很频繁；乾隆以后弛禁大量汉人到东北肥沃地区垦耕，使东北农田亩数成十倍，几十倍增长，农业渐渐取代渔猎，并发展了手工商业，出现了长春，吉林等城市，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增多。
蒙古地区。清初为防止蒙人势力的增长，严禁汉蒙通婚，不许内地汉人到蒙古地区垦荒，但去得还是很多。在他们的影响下，原来的畜牧业渐渐向农业发展，到十九世纪初，已是“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清世祖实录二二九），但清政府又根据蒙古的自然条件，限制过多地耕垦，有意识地保留一些畜牧场。
随着蒙古经济的发展，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加强了。归化、张家口等城成了贸易中心，北京也有专门接待豪商的里馆、外馆。
新疆地区（1762称伊犁将军辖区，1884才称新疆省）。清初西北边界到巴尔喀什湖、东南一带是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新疆各地有农耕传统，种植稻麦，清政府又组织屯田，有军屯，汉人到此屯田（民屯），当地人垦耕称回屯。不仅种植粮食，还种植葡萄、棉花，畜牧业也很发达。不仅丝织业精细，还有铜、铁、铅等矿。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哈密等成了工商业中心，汉人到此贸易，新疆各族商人也到内地经商。
西北、西南地区。青海、甘肃、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湖南一带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在清代，进一步开发。垦田数目大幅度增加，耕作技术提高，产量也增加。商业往来方面，汉商深入西南、西北地区、贩运盐、布、铁等，再把当地出产的药材等物运来；同时各族商人也带特产来内地贩卖。
南海、台湾地区。南海包括海南岛、东沙、中沙、西沙等岛滩百多个，有汉、黎、苗族等，自宋代即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之称，清代在这一带加强海防巡逻，保护了他们与内地的联系和本地经济的发展。往来贩海贸易也经常进行。
清初郑氏投降后，清廷对如何经营台湾意见不一，康熙等人认为台湾是东南的“屏藩”断不可弃，设官置衙，进行有效控制。并有二十多万汉人从福建、广东移居台湾，与高山簇人民共同开发台湾，并与大陆沿海地区交易。
总之，在清入关以后，历经顺康雍乾嘉道六朝近两个世纪，通过平定叛乱，治理边疆，不仅使清政权得以巩固，国内得以平定，边疆也得以治理，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到乾隆时除本部十八行省（内地），还有顺天府、盛京、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等藩部，包括许多个民族，北至恰克图，南到海南岛诸岛，西至葱岭、东至库页岛外兴安岭。形成了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弘大的统一封建国家。到近代以后，才不断被割地，版图才一步步缩小了。
△五个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
△办事大臣：西藏、西宁
△内蒙古直属理藩院
共26个一级辖区，50余个民族
△本部18省：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广州。
第二节 清朝的政治状况
顺康雍乾四朝一百五十年间，随着政权的巩固，全国的大统一，阶级矛盾、民族矛循相对的缓和。同时，也与历代初建时一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了。由于清朝是满族所建，而中国的广大地区是汉民族，所以清朝的统治机构是承继明制，满汉配合，以满为主的统治。制度上沿袭明朝，权力结构上以满为主。
一、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清初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多仿明制，官员由满汉分掌，但实权在满人，汉官“备员”而已。如内阁职责与明相同，由内三院组成（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内秘书院），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十六人。下辖六部，作为执行机关，官员也是满汉分属。但内阁在清代并不掌实权，而掌实权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简称“国议”（议政处），由满族贵族（满八旗旗主）组成，汉人不准参与，凡军国大事，全由议政王大臣决定，权力超出内阁之上，甚至“诸王大臣佥议即定，虽至尊无如之何”，既有民族岐视成分，也带有满人军事民主制的遗凤。康熙继位时年少，由诸大臣辅政，康熙设计诛杀鳌拜等人，限制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并没有取消这个机构。同时，康熙又在宫中设立“南书房”（原为康熙读书的地方），任用亲信文人撰拟谕旨。雍正时，又于1729（雍正七年）设军机房，当时是因用兵准噶尔部而设立的军事指挥部门，后成为固定设置，三年后改称“军机处”，由皇帝选派亲信的满汉大臣组成，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为首者称领班、首枢，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而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了“空名”，虚衔。这样，皇帝诏令通过军机处传达（廷寄）、各地大臣给皇帝奏章交军机处（奏折），都不再经国议和内阁了。但军机大臣也不能自作主张处理军政大事，必须听命皇帝，所以军机处的设立最终加强了皇帝的专制主义。
[同时军机处也提高了行政效率，人数少，机构简单；军机处下设章京，作为辅助工作人员，参与机要，草拟谕旨，俗称“小军机”，办公地仅“屋一间半”。使清初政治一新。]
与之同时，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府院机构，与前代职责相同。所不同的是增设了两个部门：
理藩院——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初仅办理与蒙古的事务，后渐渐扩大为各地少数民族；后来又办理与外国交易的事务（是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前身），但只有满人组成，汉人不参与。
内务府——专管宫廷事务，长官称总管，由满族贵族担任。取代原宦官二十四衙门的职权，特别是取缔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批红”权。但皇帝也不让“总管”行使此权，而是自己批阅奏章。[康熙时批阅奏章，“不论巨细，即奏章之内有一讹字，必须改正”；雍正批奏章常到深夜，今传有原批谕旨六十册，全由雍正亲自批阅。]
△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道、府（州）、县四级。清前期共有二十三个行省，每省设一巡抚，一省或二三省设一总督，为省级最高官员。总督在明代是临时的，在清代成了常设，下辖巡抚，并主管军事，到鸦片战争以后总督的权势更大（8总督，23巡抚：直隶总督、两江、陕西、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三十三个省巡抚是、江苏、山东、山西、安徽、河南、甘肃、台湾、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除总督、巡抚外，各省还设有学政，主管教育科考，与总督、巡抚平级；总督、巡抚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藩台）为长官，主管民政、财政、行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臬台）为长官，主管司法刑狱。
道设道员，为省、府之间的行政区划，各道多专管一方面事务，分守道主管财政税收，分巡道专管刑狱，以及盐法道、河工道等。府州设知府、知州，直隶于省、不属道管辖。
县设知县、主管一县行政。
清初康熙时汉人作总督，巡抚者极少，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总督全是满人，而知府、知县多以汉人充任。
在边疆还有与省平级的特别行政区，设不同的官员管理各种地方事务。如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维族地区设“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西藏由达赖、班禅掌政令；云贵、广西、四川等地沿用前代士司制度，设土府、土县；东北初在盛京设内大臣，后设地方将军等。但中央均在各地驻扎军队，以防止叛乱。
乡间实行“保甲制”，旨在控制人民言行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州县城乡每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设“长”；佃户、雇工附于主户之下，每户门上挂一印牌、书写主人姓名、丁口数；僧道在寺观中也有登记牌。并在此基础上登记官簿，官府存档。[这是纯行政、治安编制，与仍存在的里甲不同，后者为征收赋税而设立]重在“弥盗”，防止“逃人”。
以上是清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大致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完备的官员考核制度。清初,每三年对各级官吏考核一次，以定升降。考核由中央吏部考功司主持，考察的内容有四项（四格）：守（操守、清、谨、平）、政（政绩、勤、平）、才（才能、长、平）、年（青、健、壮）。考察京官称“京察”，三品以上由皇帝考察，四品以下由吏部考察；地方官考察称“大计”，由府、道、省逐级考核所属官吏，上报吏部。
考察成绩，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种，称职者升、勤、供留职。京察中最好的称“京察一等”，在大计中最好的是“卓异官”。对不称职者有“八法”，即八种情况的处理办法：
贪、酷---革职问罪 ；
无为、不谨—-革职；
年老、有疾—-休致；
浮躁、才力不及---降、调武官也考核，称“军政”，由兵部主持，才能、操守、骑射、年岁“四格”为考核内容。进退与文官例同。
文武官吏的考核制度在清初确实起到重要作用，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较注意廉洁才能；但很快就为昏庸、贪暴所代替，考核制度也成了营私舞弊的工具，去向其反面了。
二、军事和刑法
1、军队编制。清代军队主要是八旗兵，绿营兵和土兵。
八旗兵于努尔哈赤时代创立，具有军事、行政、生产三种职能。入关后则成为纯军事组织。并分为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直属中央八旗都统衙门。（蒙、汉八旗是皇太极时将归属的蒙人、汉人编制成的）八旗兵包括守京师的禁卫兵（京营）和驻防各地的驻防兵，总数在清初有二十三万人，一半以上驻京城和京城附近。
绿营兵是入关后整编的明军和新招募的汉人组成的。用绿旗，故称绿营兵。分为马、步、水军，按标、协、营、讯编制，较八旗兵人数多，清初达六十六万。
土兵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地方正规军，在北、西北、西南称土兵，东北称索伦兵。
与绿营兵相比，八旗兵地位高，待遇高，由中央八旗都统衙门管辖，驻防兵驻要害地方，地方官无权管辖；而绿营兵待遇低，多归地方官管辖。八旗中满八旗是主力，清初除三旗（正黄、镶黄、正蓝）由皇帝亲辖外，其余全由满族贵族（固山额真）率领，八旗主同时是议政大臣，位高权重，在旗地象君主一样，皇帝的命令通过旗主才能贯彻。
康熙晚年，派皇子办旗务，意在削弱旗主势力。雍正继位后，大杀满族，派亲信管理旗务，下令旗丁直接听命于皇帝，削弱了八旗主的力量。
2、刑律。顺治四年（1647）颁《大清律》，经康、雍两朝增删，雍正五年正式公布。清律的主要特点是“用例不用律”，例即可增减删修的条例，暂时无例可循，方用律。
《大清律》的主要内容仍规定五刑、八议、十恶等，对人民聚众、结社，聚会等言行都有约束。重新规定佃主是“主仆名分”，较明律后退。并且有民族歧视特点，满、汉犯罪截然不同，旗人犯罪有“换刑”之权，此外还有蒙古律、维族的回律等。
三、几个特殊制度和措施清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既利用汉族等上层人物，利用汉文化，又有严谨的防范心理，所以一方面是拉拢利用，一方面是严厉镇压。
1、对官吏——复职制，捐纳制复职制度。清军入京和征服各地后，对明旧官吏多数照旧录用，主动归顺的予以提升，并在中央内阁，六部，地方衙门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度，但如前所述；在要害部门不用汉人，或汉人只任副职，如地方上汉人主要任知府、知县，而很少任总督、巡抚。
捐纳制度。即各族（主要是汉族地主）捐钱入仕，现任官员可以提升，降职的可以复位,外官可优先选用，平民可以得到官职，这主要是顺治时需要大批官吏，也是为了拉拢各族上层人物。
2、对文人—— 特科制和文字狱
特科制度。清人入关之初，即宣布明代举人，生员资格有效，并开科取仕，不断扩大录取名额，提倡宋明理学，修复孔庙和明皇陵，以缓和文人的敌对情绪。康十七年又开设博学鸿儒（调）科，令各地推荐“学行兼优”的文人应试，一经录取，即授以翰林院职。编修明史的史臣多是以此入仕的。但名士顾炎武、黄宗羲等不入。
文字狱。科举、特科等制收罗了一批亡明文人，供翰林院之职，或充任各级官吏；但有些文人却拒不应征，甚至著文反清。清统治者一方面拉拢，诱以高官厚禄，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予以镇压，康熙二年，庄廷龙让人增编明书，如实写清廷在关外时与明的藩属关系，被认为是反清，但庄已死，被开棺戮尸，族人及协助编写者，被斩或充军。徐骏（翰林院士）在夜晚读书，即景生情吟“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认为是骂清人没文化，也被诛杀。[南山集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康熙五十年），多记桂王抗清事，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应在《明史》中立本纪，戴名世及族人被杀，其余流放黑龙江为奴。]
总之清初从行政、军事、刑狱方面整顿了封建统治秩序，又用拉拢与迫害相结合的手段地付前明的官吏文人，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形势。
四、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康熙以后，清朝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开始出现社会危机；加之当时汉族地主强烈的民族意识，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开始激化起来。
1、经济上—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重。清人钱泳《履园丛话》记述说，“顺治初良田（亩价）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乾隆时不过七、八两，嘉庆时达五十余两。田价上升是土地兼并的标志之一。当时土地易手之快，“百年田地转三家”。常熟有一家姓隆的地主，康熙五十一年兄弟分家时，有一支得839亩，到乾隆六年（共30年）增到3655亩，增加四倍余。这是一般地主。清朝兼并土地的两支主要力量，是清室贵族和大官僚。清室贵族尽管在康熙以后不再靠“圈地”占有田产，但仍有优势来抢夺民产。汉族大官僚也是如此，动辄占田千顷、万顷，均与以前各代相同。清代土地集中的一个特点，是义庄、税田的增多。义庄是宋代出现的，属于民间同族的自救形成，但以前数目较少，清代增多起来，如宋代苏州的范氏义庄，到乾隆时由族长范来宗管，增实一千八百亩地；苏州长州的陆市斋、安徽庐江的章氏均设义田、义学、义葬局、养济院, 接婴堂等组织，来救济族人，但多为族长掌控，成为地主集中土地、剥削穷人的手段之一。[历史上的阶级对立与阶级调合]。
清代的租佃制剥削，仍收租半数以上，或到达七八成，包租制也发展起来，定额高，但多是“二地主”转手，对农民的剥削又增加一层，并有永佃权之分，农民希望定租额后长期租佃，地主为提高租税常以夺佃要挟，多是定租契约二三年一换。到期即加租。
同时，官府赋役也很重。具体赋役内容详下节。
2、政治上—皇位纷争和专制腐败。康熙到雍正初，围绕皇权继承问题展开了反复争斗，康熙有三十五子，初立次子为太子（皇后仅生二子，夭折一个，只剩次子），但他企图不等康熙死就想继位，康熙帝只好废之。接着，诸子开始争夺继承权，出现了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开始“八子”势力最盛，四子狡猾阴险。但康熙一直没有再立太子，到四十八年看诸子争夺激烈，又重立次子为太子，但立后又结党营私，再次被废。四子得知康熙已密诏十四子，即暗害了康熙，改诏“传位十四皇子”为“传位于四皇子”而继位。即雍正帝。雍正继位后流放了十弟、九弟、八弟等，并给八弟改名为阿基那（狗），九弟为塞思黑（猪），并被害死。不仅杀害了一批与已不和的大臣，连夺帝位时的助手也杀害，如“年隆之案”，年指年羹尧,隆是隆科多，其参与了改“十四子”为“于四子”的活动,雍正继位后，寻衅赐年自尽，终身禁隆科多。虽然雍正巩固了皇位，也使朝政内部结党拉派，日趋黑暗。
官僚与官僚之间也倾轧厉害，连亲结党,扩展自己的势力，如雍正朝张廷玉和鄂尔泰共同辅佐朝廷二十年，争权夺利,“往往不交一语”；皇帝 大臣也猜忌、迫害，雍正朝时抄家成风，甚至有位吉林将军恒禄“危坐小阁中，将每岁出入之账录封之，人问之，曰：以待没籍时以为证也”。
“宦海俘沉无常”促使官吏无心务政，只想趁有权时捞一把，乾隆时的军机大臣和绅、掌权二十年，积累贿赂贪污财物值十亿两白银。
清朝还有公开合法的贪污—陋规制，也称“耗羡”。即在正税外，允许地方官另征一部分附加税，如征粮用鼠耗，征银借口铸整块要大耗，征钱要“备绳耗”，开始每两多征几钱，后来“数倍于正额”。雍正时，见“耗羡”收入可观，规定交中央，不许私占，而后由中央拔出一部分发给官吏，称“养廉银”，乾隆时，养廉银达全国田赋收入的十分之一。名义上是不让用陋规制度随意贪污，实际是中央皇帝参加分肥，使之合法化了。
五、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1、东南地区佃农抗租，争取永佃权。并发展成武装斗争。
2、山东王伦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反对“额外加征”。
3、回民起义，反对宗教教长的剥削。
4、林爽文领导台湾人民起义，利用天地会，反对官吏敲诈。
5、湘黔苗族起义，反对残酷剥削和赋税压迫。
6、白莲教起义。主要在川陕甘豫等五省。王聪儿为主力。
7、天理教起义。河北、河南、山东。在林清等领导下攻击清廷皇宫，并在隆宗门上留下箭头，迄今仍可见。
第三节 清代的社会经济
明末战乱和清初满人内迁，造成中原地区社会经济衰退，田地荒芜，人丁稀少，连东南、西南也是这样。所以清代统一之初的首要措施是恢复生产。康熙以后生产恢复发展起来，原来的封建关系继续存在，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也有较慢增长。
一、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
1、停止圈地和奖励垦荒，清军入关之初的圈地不仅破坏了生产，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所以发展生产的首要措施是停止圈地。康熙八年（1669）明令停止，并令“自今圈占民间房地，永远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自清初即鼓励垦荒，“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清世祖实录三），六年内不起科。一般说来，到康熙后期，全国大部分荒田得以开垦，生产也恢复起来。
2、实行更名田和摊丁入亩。更名田，即把明代王田所占平民之田还给原主，是对明末农民战争中农民争取的王田的法律承认。更名田与民田一同起科，使分得更名田的农民成了自耕农。赋役制度方面，清初沿用明代的制度，针对旧制无定额的弊病，在顺治三年（1646）编《赋役全册》，以万历旧籍为准，总记地丁税额，并辅以鱼鳞图和黄册，康熙时编成《简明赋役全书》，删去原来田赋尾数，只留整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赋役混乱、摊派的问题，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了稳定税额，宣布以康熙五十年丁银额为准（丁2462万，银335万两），以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也称地丁合一，将人丁税彻底废除，并入田亩征收了。（人口编制，以治安行政为主了）。
3、废除匠籍和贱民籍，清初沿用明代的匠籍制度，但由于明末以来战乱，匠人及子孙多已逃散，顺治初曾在京师废匠籍，但不久又恢复，康熙时把班匠银也并入地亩征收（因为工匠多兼农民身份）等于最后废除匠籍。雍正时曾颁令“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传统的抑商观念有了变化。同时，还废除了明代以来的贱民制度，明初由于对 敌对势力范围人民的处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等原因，有很多“贱民”，如浙江的“惰民”是陈友谅队伍之后人；乐籍乃建文帝一方的官僚及后人；丐籍属于江苏破产的农民，等等。到清朝已历三百多年，有些已无文契可查，加之贱民的反抗，雍正以后逐渐废除各种贱民民籍，使其取得了与“良人”相同的社会地位。实际是生产领域奴隶制残余的扫除。
以上几项制度虽然是为了恢复发展生产，但将其放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看，则有主要意义：表示自封建社会建立以来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几个带有奴隶制残余色彩的落后制度的废除，表示出封建社会已达到成熟和末期。
农业方面，康熙时耕地面积达850万顷，较明代增一倍，亩产三石为中，高者达五一七石，人口在清初有不足两千万（丁），即使按“五口二丁”，即增3/5来推算，人口 数仅五千万。乾隆时达到二亿多至三亿，道光时增到四亿多。[直至民初称“四万万同胞”，解放前“四万万五千万”；]此时的突然增长主要是“地丁合一”所引起，不再隐藏丁口；平民添人即是添劳动人手，不再担心赋役增加，故增长速度加快。
为什么自道光后百年间，人口没增长。（受全国供养能力的限制）。
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值得提出的是水利的兴修，疏浚黄河、运河，很长时间没有发生黄河泛滥。[康熙有三大政务：平三藩、收台湾、治黄河]，康熙亲自选治河人才，亲自参与设计方案，以“南巡”的名义六次亲临治河现场考察，还治理了北京附近的浑河（小黄河），并改名永乐河。
手工业生产方面，纺织业仍是主要产业，东南江宁、苏杭为中心，西南贵州等地也日益发展。官府有织造衙门，有官办作坊；但发展较快的仍是民间私营作坊。棉纺织业也同样发展，纺纱可“一手三纱”，东南也是棉织业中心，无锡有“布码头”之称。
江西等地的制瓷业，东南地区的制糖业，云南等地的矿冶（铜），贵州的铜矿等，技术和规模也有发展。
商业方面，地区与地区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粮食、布帛、盐铁、形成了区域间的分工和交换，如江南产布帛，江西湖广的粮食，广东的铁器……这是形成“国内市场”的经济基础。
清代大城市有两京、苏杭扬州以及济南、天津、开封、太原，近现代或成为省会的城市，多在清初即已发展起来，成为经济中心了。中等城市发展很快，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一个是交通抠纽，一个是铁冶中心）；小城镇以东南苏松杭嘉湖等的发展最快，北方稍差。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清代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坊和工场的扩大。清初官府对私人作坊有限制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织造（管工商业）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光绪江宁府志十五），到道光年间便废除了此禁令，其实在此之间禁令已不起作用，私人手工业作坊一直在发展。
丝织业中有机五六百，雇工千余人者，但多数是多至几十张机子的小作坊。除苏州外，清代江宁较前发展起来，超过了苏杭。江西瓷器工场的明显发展是分工继续扩大，除官窑外，有很多民窑，官窑民窑所雇佣的都是“挟其所以食其力”的工匠、工匠的技术日趋专门，划一。手工工场表现最明显的是矿冶，特别是冶铁。广东，陕西等地的冶铁处称“矿场”，铁炉高一丈七八尺，一处有铁炉数十甚至百余，雇佣各种工人（包括运料运号）常达三、四千人。再就是炼铜、云南冶铜业中“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不下数万，非独本者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或按月、季、临时定期支付工资，是比较原纯的经济关系。规模在明代基础上继续扩大和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标志之一。
其二是包买商控制手工业生产的现象增多。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产生的途径之一是商人支配手工业；列宁具体化为包买商支配，控制手工业生产。这种现象在明代只是商人控制购销、包买商不多，清代则明显增多起来。商人不再仅仅从购销上插入，还把材料直接分配给个体劳动者，待生产出成品后再收回，给劳力者一定的报酬，这样，劳动者虽然仍在自己家中生产，实际已成了包买商的雇工。
清代商人开设“账房”，不仅有钱，还有大量原料和工具，如丝棉和织机，有的账房除开办手工作坊外，还“散放丝织，给予机户，按绸匹计工资”，有的连同织机一起租给雇工，加扣成本费（不变资本），实际是用供应原料，工具和收买产品的方式，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者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有的商人“侯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让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亦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棉”（近代手工业资料——244）。还有的以棉易纱，一般是供给纺工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还有“踹房”即伸碾布者，也由富商预备工具，转与雇工操作。这时，纱工织工虽然仍是分散经营，但已是包买商的雇工了，并且是更为明显的纯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标志。
三、市民运动顺治十七年山西潞安的机户、机工为反抗官府剥削，焚机罢市；康熙十五年安徽芜湖反抗官府“罢市三日”，……这都是机工与机户联合反抗官府的斗争。更多的是机工反对机户，即初期工人反抗初期资本家的斗争。
顺治十七年广东从化铁矿、清运炉工；康熙时英德县炉工都曾反抗作坊主，工场主，甚至发展成起义。各地的纺织工，踹工，制瓷工等反抗剥削要求提高工资的“齐行叫歇,、“聚众齐行,经常发生。工人们还组织自己的“行帮”，踹匠会馆等组织，平时互相周济，斗争时一起行动，常以行帮名义聚众叫歇，或率众罢工，小规模的则“另投别户”。这些斗争在清代碑刻中有许多记载。
第四节 清代初（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
在清军入关的同时，英国发生了资产革命，欧州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更加疯狂地向世界各地掠夺资源，开拓殖民地，中国也是其侵略的大目标，清朝时受到了海上的英法荷等国的侵略，陆地上沙俄的掠夺，所以清代的对外关系一方面继续与各国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抵抗侵略成了重要内容，前者与各地交流，后者主要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
一、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朝在清代贸易较前发展，原因是清人发详地与朝鲜相邻，限制内地人民迁往东北，也不允许朝鲜人进入东北，反而促进了两国的海上贸易，有两国的通商使臣，也有民间通商贸易，朝鲜每年输入中国白银几十万两，朝人林趾源来中国后著《热河日记》，记录学习中国农具耕作技术；还有很多文人互访，如赵寅永、洪大容等。
中日之间在清初没有冲突，倭寇、朝鲜战事在明代已解决。在清代双方有较多的经济文化交流。清初许多商人留居日本，长崎的“唐人坊”就是康熙时建立的。
与东南亚地区越南、缅甸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很多。在东南一些港口特免东南国家船队的关税，以促进双方贸易；中缅贸易主要从云南一带陆地上进行，用牛马数百，上千驮运货物。
同时与尼泊尔、印度、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继续进行，保持友好的传统关系。
※附：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中国与缅甸、老挝特别是越南的边界，是近代，本世纪初年划定的。古代缅甸和老挝是独立的国家，但与中国相邻的很多地区原是中国的；越南臣服于中国、后独立但边界也不确定。即使当时有所记载，也与今天所理解的边界不同，今天是线、古代是面；今天精确，古代笼统。所以即使考证出来某个朝代的边界在何处，今天在小的局部也难以准确的划出了。历史问题必须历史看待，至于争端则是以此为借口而已。与东南亚的边界如此，与印度，独联体国家的边界也是如此。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古代也发展。西欧来华的耶稣会士，曾把中国的“四书”等译为拉丁文，把《通鉴纲目》译成法文，向欧洲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康熙帝也曾多次赠书给法国的路易十四、十五。中国的工艺美术品，建筑艺术，也对西方有很大的吸引和影响。（中国人讲究名誉，不惜工本搞艺术品；西方人讲实际、细工较少）在清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主要是科学技术，如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康熙帝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对天文、水利兴趣尤浓，曾亲自主持观察天文，测量河道，对西方学者予以优厚待遇。在西方教士洪若翰用西药“金鸡纳”治愈了康熙的疟疾后，康熙开始重视西药，将“金鸡纳霜”作为圣药，遍赐群臣。当然，当时所传入和吸收的多是片断不连的科学知识，而对方传播也不是出于纯文化交流的目的。
在与西方的经济交流方面，主要有英、俄、荷、西、葡等国，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清初为断绝与东南沿海郑成功的物资供应，清顺治时实行海禁“寸板不许下海”。外船只能停泊澳门一处；郑克爽投降后，康熙全面放松海禁，不久因外资的侵扰，乾隆时又只许广州一处与外商交易，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办理。继续实行海禁“锁国”政策。这一方面是盲目自大，自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外人来华全是乞讨；一方面是外资侵扰破坏引起。[尽管这样，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贸易仍在进行，第一艘英商船在明末崇祯十年（1637）来华；第一艘法国商船康熙三十七年（1698）来华；第一艘美国商船乾隆四十九年（1784）来华。中国船却自郑和以后很少远航]。[盲目自大，注重虚名，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是现代“多算政治账，少算经济账”的，西方人讲求实际，即使鸦片战争后英国照销雅片，船上被挂上“大英帝国进贡船”，英人也不在乎，但对赔款，割地却极为认真]。
二、抵抗外国殖民者的侵略在与各国进行正常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外资已经在明后期侵扰中国沿海的基础上进一步掠夺中国的资源。在清代这种侵扰与反侵扰的年代，最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这里所讲的是鸦片战争前的一些情况，陆地上主要与沙俄，海上主要与英国侵略者的斗争。
1、抵抗沙俄侵略。俄国是与中国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但这些边界线都是在十七世纪以后，即清代以后形成的。因为在十二世纪初（南宋初年）刚出现莫斯科公国，受蒙古人的统治；1514年（明中期）才形成统一的俄罗斯。而在唐朝中国就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建立了行政机构，以后历代相继，统辖着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叶岛在内的东北地区（如库叶岛附近的奴儿干都司），清军入关前统治东北地区全境，北达外兴安岭；入关后对东北的控制仍很严。外兴安岭以南一直是中国的统辖范围。
在明朝末年以前，俄罗斯人势力在东欧莫斯科附近，尚未统一西伯利亚，对黑龙江的名字还没听说过。1636年（崇祯九年）才听到黑龙江的情况，并明知这一带较西伯利亚荒原富庶；同时又适值明亡之际，结果主要力量入关与明作战，明军势力深不到东北，东北北部十分空虚，俄罗斯人趁机组成哥萨克人远征队，去远东探险，抢掠。崇祯十四年（1641）派七十余人去探路，但没找到黑龙江。此后又接连三次东侵。
第一次，崇祯十六年（1643）由瓦西里。波雅科夫率领132人，翻越外兴安岭，进入黑龙江北面的支流—— 黑江地区，当地的达斡尔人热情待客，却被侵略者杀掠侵占了雅克萨城，导致达斡尔人反抗，打死哥萨克人十名，伤五十名，波雅科夫率残兵继续南下侵扰 黑龙江沿岸，并派人深入到松花江一带，都被当地各民族人民抵挡回去。三年后，波雅科夫只带53人返回。（这时已是明亡清军之时了）。
第二次，顺治六年（1649）以哈巴罗夫为首，又侵入到黑龙江流域，血洗桂古达尔城寨；第三年到赫哲人居住的乌扎拉村，建立“冬营”，准备长期驻扎。这时，清驻当地的军政首脑报告清政府，率清军打跑哈巴罗夫。
第三次，顺治十一年（1654），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率俄军侵入到松花江，清军派沙尔湖达率军讨伐，击毙斯捷潘诺夫，收回雅克萨城，并将全部俄军赶出黑龙江流域。
但同时另一支俄军由黑龙江上游侵入，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强行占尼布楚城，作为进一步南下侵略的据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叛了内地叛乱之后集中兵力来对付沙俄的侵略了，决定先恢复雅克萨，派萨布李为黑龙江将军，坐阵爱珲指挥作战。一方面清除雅克萨周围的俄军，一方面试图与俄军和解，但俄军顽固守卫孤城。康熙二十四年（1685）由彭春,黑龙江将军萨布率领，从瑗珲出发，攻击雅克萨城，消灭俄军殆尽，首领扎尔布津投降，被释放回尼布楚。但不久扎尔布津又率军侵入雅克萨，康熙二十五年（1686）第二次讨伐俄军，击毙扎尔布律。在将攻克雅克萨时，清政府为了平叛，主动放弃包围。
康熙二十八年（1689）双方在尼布楚谈判（中方是索额图，俄方是戈洛文），是年九月七日（农七月二十四）签《尼布楚条约》：①定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一线到海为中俄东部边界，岭北为俄境，岭南归中国[原俄国纪版图以黑龙江为界]；②沙俄拆除雅克萨城防御，撤走军队，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划归俄国。这是一个平等的双方让步，互利的条约。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的基础。
但紧接着沙俄又向贝加尔湖一带进攻，企图占据喀尔喀蒙古地区，为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双方自雍正三年（1725）开始在北京谈判[俄方代表为萨瓦，中国初为科隆多，后为策凌]。两年后即1727年，签定《布连斯奇条约》作为初步协议；第二年（1728）正式签定《恰克图条约》二十一条。主要是：①定界：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附近楚库河（赫奎河）、西到康努乌梁海西北角沙兵达巴哈为界；②通商：双方可在尼布楚、恰克图两地交易，俄商每三年可到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过二百人。[与东部边界交界处乌第河一带暂不划分]。
这几个条约，中国的让步是很大的，使沙俄侵占的贝加尔湖一带得以合法占有。但这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让步，对稳定边界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抵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之地，千方百计打入中国市场。其中最主要的力量是英国人。他们最初是用正常的贸易手段，但与中国的海禁政策发生了矛盾，企图通过协商来达到正常通商的目的。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先到北京；次年在热河行宫见到乾隆帝，提出几项通商要求：1、英派使臣驻北京办商务；2、英人在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自由由贸易，并占舟山附近岛屿作为基地，在广州占一块地方居住英商；3、减免在广州澳门内河的税额；4、允许英人在华各地传教。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乾隆在给英皇的信中指出这些要求与中国国制不合，断不可行。[这些要求是英人、商人的习惯，尽管不太尊重中国主权，不能看作侵略要求]维护天朝尊严加上盲目自大，告诉英人如果硬要来华上述港口经商，当地军民定不允许，等于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预也”，英人的目的未达到。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派阿美士德来华商议，但在朝见皇帝的礼节上发生争执（鞠躬还是三跪九叩），没能见到清帝。
当时英商急于与中国商议通商问题，是因为当时对华贸易英人处在不利地位，中国输出与输入的比例是六比一，英国处在逆差地位。大量银元、金银流入中国（流入中国最早的银元是明中叶的墨西哥元），在正常贸易改变不了逆差局面，与中国皇帝交涉也不成功的情况下，英商便开始想其它办法了，开始还试图进口一些钢琴之类来弥补，结果根本卖不出去，更赔本。所以，开始了非法的贸易活动，即输入鸦片。
在企图谨见嘉庆帝未成之后，便开始了鸦片贸易，此后第四年（嘉庆二十五年）运来4570箱（箱120斤）；十余年后的道光年间已达两万至四万箱。（先免费赠送或低价出售，待吸者成瘾后再高价出卖），不仅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还使中国贸易转向逆差，白银大量外流，造成财政困难。
当时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是配合着武力威胁来进行的。在此之间曾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由于带来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受到中国皇帝和大臣的重视，来华的传教士渐渐增多。鸦片贸易开始后，有些传教士便为鸦片商搜集情报和转卖鸦片。同时，鸦片贸易在国际上虽没明文禁止，但到各地却受到抵抗，来华后鸦片商船也装备有枪炮，并有的用炮舰护送。譬如英商在1636年第一次闯入珠江内江时，就曾炮轰虎门炮台（此时还不是鸦片商），贩运鸦片时携带武力就更多。在沿海各地与中国军民冲突，强行登岸、炮轰沿海城镇，引起沿海军民的反抗，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朝廷内部为扭转财政困难，提高士兵战斗力（吸食后无力），决定强行禁止鸦片贸易，道光十九年（1839）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虎门销烟后，鸦片战争便开始了。中国古代史的进程至此也就结束了。
总之，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前些王朝一样，范围很广；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导致了抗俄、抗英等斗争。在清前期的斗争中，中国还能维护主权，不论交战、谈判，都能顶住对方的不合理要求和收复失地。但近代以后，国力日衰，对外打仗必败，谈判必割地赔款。这一方面是中国落后，一方面是列强经济军事力量发展快所导致的。“反差太大”
第五节 清代（鸦片战争前）的文化
清代的自然科学没有明显的进展；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史籍编撰方面，成就则比较突出，有“集大成”的时代特点，很多成就都流传下来，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哲学思想
①理学与反理学的问题清统治者尊奉孔孟之道，宋明理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顺治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帝尊孔子为“万世师表”，到曲阜祭孔曾行三跪九叩大礼，同时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正房大成殿；雍正时追封孔子的五代祖宗皆为王爵，并逊讳孔丘的名字，写作“邱”（qí）。皇帝提倡，下属争相崇拜，虽没有创新发展，也一直在尊奉孔孟之道，朱程理学。
但同时也出现了反理学的思想家。如颜、李，戴震等。
颜元，河北博野人；李恭，河北蠡县人，李为颜的学生，合称“颜李学派”。批判理学的“理在气先”；强调习行，践履以求真知，认为“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四书五经四）。
戴震，安微休宁人。认为理学是以理杀人，孟子《字议疏证》说“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反对思想专制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黄宗羲，号梨州，浙江余姚人。初为明后期的著名理学家，清军入侵浙江时，曾响应鲁王征召，组织“世忠营”抗清，失败后拒绝清廷征召，隐居著书。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顾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江东望族”，曾入“复社”，清军侵江南，与同社人起兵抵抗，失败后拒不应清廷之招，离家游他乡，图谋再举。[在隐居茅屋书“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与时人归庄一起，被称为“归奇配怪”。后坠马而死]，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图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
王夫之，也称船山，湖南衡阳人。清军入侵湖南，亦在衡山起兵，败后参加桂王政权，被排挤出走，后隐后衡阳石船山，终身不仕，著书立说，著有《读通鉴论》、《周易外传》、《宋论》等。
顾、黄、王三人的哲学思想基本相同，都批判程朱“理在气先”的说法，认为气是第一位的，是万物之源。黄宗羲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人禀气以生”；顾炎武说：“盈天地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寄”；王夫之说：“理在气中”，“无其器则无其道”，“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都是唯物主义者。但与宋明唯物主义思想家比较，则新建树不多。[古代无论唯物，唯心，对宇宙起源的说法都无科学依据，都是凭主观想象；所以不会有多大进展]。（三人的重要思想精华，在政治思想方面，具有民主思想的成分），当时具有重要影响。
1、黄宗羲反君主专制和工商皆本思想。他指出：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应该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斥责了君主的罪恶。并认为士大夫出仕应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反对愚昧忠君思想。但又不主张废除君主，而是限制君主的权力，办法是法治，认为帝王所定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而应当建立“天下之法”，并对帝王也有约束力；二是共治，“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办法是恢复丞相制，分割专制权力，或通过兴办学校，扩大舆论的力量，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必须“公其非是于学校”，实行以社会舆论（多数人意见）为是非标准，使“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了”。显然是反君主专制的初步民主义思想。
黄宗羲在批判专制的同时，还顺应工商业自由的本性，反对限制、抑制工商业为“末”业，主张以有用与否为标准划分本未，《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玩马戏之类）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因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有用的工商业与农业一样，都是本业，应当提倡，不应压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2、顾炎武的反君王专制和经世致用思想。顾炎武主张限制君权，“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聚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应当“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不能搞专制。并认为，历代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别，亡国即“易姓改号”，应由肉食者谋之；仁义丧尽，谓之亡天下，则匹夫有责。并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仅是帝王的事。
顾炎武还强调“实学”，经世致用。主张凡文章不关“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反对理想家空谈理性，不务实际。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按照“经世”的目的来考察问题，对全国各省、县作了历史、现实的考察，内容包括地理、生产、赋役、军事各方面，很有独到见地。
3、王夫之的认识论和进化观点。王夫之的主要贡献在哲学思想和历史观方面、在哲学上，反对理学家“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认识论，并指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强调了“行”即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并提出了运动变化的辨证法思想，反对理学主静的思想，提出了“静者静动，非不动也”的命题。
更可贵的是他把哲学思想运用到历史观方面。由哲学上的动静关系，找到了“推故而致其新”的理论，由此来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反对厚古薄今，一代不如一代的思想，认为历史在不断“趋时更新”。就应当厚今薄古，“法后王”，而不“法先王”，实际反对倒退。他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叫“势”，规律叫“理”，理即势的必然，势必然合乎理。都是可贵的社会进化思想。
以上是黄、顾、王三大思想家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稍晚的清前期思想家唐甄（四川达县人），虽是理想家，但也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等，与黄宗羲的反专制思想不谋而合。
三人有学术成就的原因：孤独、认识深刻；隐居，不必应酬。
这些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没多大创新，政治思想上都提出了前代不曾有过的主张。这与中国古代学者的特点有关：即主伦理、少思想；政论家多、哲学家少；财政改革者多，有经济思想者少；一句话，实干者多，思想家少。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上的成就赶不上同时代西方人，我们现在用唯物中心，辩论法等来讲中国哲学史，实际是用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历史，难免有牵强之感。[在历史学上也一样，中国史书最多，但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哲学著作，详下]
二、考据学和史学
1、考据学和乾嘉学派，亦称汉学，朴学，是通过字、音、义等校勘辑佚来解释经学，并由此形成的史料整理的专门学问，清朝有宋学、汉学之争。宋学即理学，尊程朱，空谈性理；汉学即儒学（释汉代经文），尊孔孟，学经世致用。汉学派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对理学家主观地解释经义，从字、音、意上考据阐发，从而兴起考据学。并以经世致用（特别是抗清）为目的。但稍后由于文字狱的兴起，考据学逐渐走上了寻章摘句、烦琐考证的路子，“邂席不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粮谋”。后来把这个时期以胡渭为首的考据学派称乾嘉学派。
在胡渭以后，乾嘉学派分为两派：以苏州六和人惠栋为首的吴派，主张言家法（六家，史学体例），尚古训（尊古人解释），比较保守；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认为汉学虽有师承，“有时亦傅（附）会”，主体“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比较有创造性。[到近代，乾嘉派日趋保守，只考证字、音，连义也丢弃了]
考据学派在整理古籍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尚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法》、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是训诂，校勘方面的代表作。在其影响下出现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用考据方法，整理古史，对今天仍有主要影响和使用价值。
2、史学，《明史》、332卷。顺治二年设“明史馆”康熙十八年开始编修，以此诏征亡明文人。有的文人不仕清朝，但参与修史，（如万斯同以“布衣”身分参与修撰），康熙五十三年初成明史稿，雍正时最后修订成明史。（张廷玉为总裁官、署名。）
除明史外，清人撰写的明史著作还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成于明史之前）、谈迁《国榷》、夏燮《明通鉴》，计六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吴伟业《绥寇纪略》（寇指李自成军）。
另外，有学术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地理（方志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史学著作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代编辑整理的大型的类书、丛书。
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6109部，六编三十二典。成于雍正之年。是仅次于永乐大典的最大的类书。
丛书——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目编成丛书，共收集书有3457种，达79070卷，装成3600余册。成书后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文渊阁、文原阁）、沈阳（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阑阁）。系乾隆时编成，主编是河间人纪昀（晓岚）。后纪昀又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今人治史查书目的必备工具。
另外还有八九十种各种类型的丛书，保留了许多史书。
※关于考据学的评价。由于考据学是在文字狱后走向烦琐考证、脱离实际的道路，常被批判。本世纪三十年代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史辩等有争议，更加排斥考据学派。但历史研究中考据是基本的方法，三层次：考据（史料整理）→历史研究（具体问题）→历史哲学 考据是基础，没有确实可靠的资料，不能进行历史研究，更无从得出正确的历史哲学理论。在中国自古到近代，史学领域主要是搞史料整理（考据，编写），近代以后开始搞研究，但迄今无人写出历史哲学理论著作。这样，考据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更加显赫。
三、文学艺术诗词已无新意，作品却很多，乾隆一生写诗 43584首，相当于《全唐诗》的总数，却没留下一首“绝唱”诗。
1、小说。明代三部历史小说，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加工而成；清代三部主要小说都是作者自己搜集素材，塑造形象。更象西方意义上的“小说”了。
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蒲松龄著。山东淄川人，屡试不第，穷困一生。“浮自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借鬼怪故事来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伸，歌颂劳动群众的勤劳、忠贞的爱情等。全书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故事情节跌岩起伏，引人入胜，具有很多的艺术魅力，脍炙人口，流传很广。
《儒林外史》吴敬梓著，安徽人。讽刺科举制度和社会各种阴暗面。“儒林”指科举出身的士人。如老童生周进六十多岁还没考中举人，每见贡院便丧心痛苦；范进穷困潦倒，一旦中举，竟高兴得发疯。还写了一个受理教毒害的王玉辉，其女婿死后，鼓励女儿去殉节，女儿自尽，他大叫死得好，借以讽刺理教的吃人本质。笔触辛辣，讽刺性极强。
《红楼梦》曹雪芹，祖籍汉人，入正白旗籍，先住金陵（世袭江宁织造，受康熙帝赏识），家境破落后移居北京西郊。（前八十回曹作，后四十高鄂续），该书主要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重点写贾氏的荣国府，荣国府的兴衰史，揭露封建制的黑暗和封建制度没落的必然趋势。并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和虚伪；通过贾宝玉的口讽刺科举、神道，具有初步民主义思想。在艺术上，语言、性格的描写也造诣很高。
《歧路灯》李海观 河南宝丰人。该长篇小说描写浪子纨裤子弟谭绍闻，吃唱嫖赌；后浪子回头，重振门庭。通过其转变过程中的接触，揭露了吏治的败坏、文人的腐朽、社会的黑暗，市井商人的刁钻。
《镜花缘》李汝珍，直隶大兴（北京属）人。通过唐傲游历海外所见，叙述了一个妇女当权的女儿国，宣扬女子的才学和能力，否定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2、戏剧。清代戏剧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剧种的增多和定型。如山西梆子、豫剧、赣剧、汉剧、湘剧、桂剧等。剧本也很多。乾嘉年间，综合诸种艺术，并以秦腔，二黄为主体，创立了豫剧剧种。
《长生殿》，它通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以长恨歌为原型）
《桃花扇,孔尚任，兖州曲阜人。写明末清初秦淮歌妓李香君与复社文人侯方域的恋爱故事,侯后来入仕清朝，李香君与之绝情。写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气节。
3、绘画。清代仍是传统的山水画、花鸟、人物画。清初有“六大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恽寿平、吴历等；清中期有“扬州八怪”——金农、郑燮、罗聘、黄慎、李仿鹰、高翔、汪士慎。因他们打破传统画法，大胆创新，被保守者视为扰乱画坛的怪人，故称“扬州八怪”。其中郑燮（板桥）的竹子至今流传。
四、科技和建筑
1、医学，乾隆时官修医书《医宗金鉴》；名医王清任著《医林改错》、强调解剖学的重要，通过解剖对人的内脏构造提出新见解，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说法。
2、历法数学 王锡阐著《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观测天文，贯通中西历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
梅文鼎著《古今历法通考》，为我国第一部历学史；《中西数学通》，总结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成就，并有所发明、创造。
明安图（蒙古人）著《割圆密率捷法》四卷，提出了“割圆连比例法”等概念和公式。
3、农学。张履祥《补农书》（补明末浙江人沈氏农书），总结南方种水稻的经验，对种植、地力、肥力、树种等都记载详细，并有独到见解。
4、地理。康熙时组织人用三十余年完成《皇舆全览图》，乾隆时修成《内府皇舆全图》，嘉庆时绘制《重修大清一统志》，反映清代版图概况。是当时世界上较好的地图，迄今仍有重要科学价值。
5、建筑艺术。中国古人的才能，一是发挥在科场上，一是建筑上（包括宫殿、圆林、寺庙、佛像）。清代园林建筑艺术性很高。
圆明园。康熙时开工，乾隆时完成，综合了中国各地名园的特色，还吸收西洋建筑艺术，建西洋楼，藏有许多艺术珍品。但近代被“八国联军”破坏。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避暑山庄亦称热河行宫，是清帝避暑巡幸的地方，初建于康熙时，为巡视蒙古人部落而建。有宫殿、苑景区两部分，七十二景。外八庙分别座落于避暑山庄东、北的山坡上，是大型寺庙群，多是为纪念蒙古王公祝寿而建，有蒙、藏、回各族的风格。最大的为普陀宗乘庙。
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陆续建于清代。共十三层，是喇嘛教的中心，珠宝、金玉不计其数。
雍和宫，北京的喇嘛寺院。
第十四章 参考书
1、孟 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
2、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一、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4年。
3、《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
5、萧一山《清代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6、李洵主编《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戴逸主编《清代人物传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