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台北
中国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台北风水选址与城市发展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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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室内设计系，台湾)
1 台北城风水选址与建城台北可算是中国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其开府建城的过程，首先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六月，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奏摺，奏请清廷于艋舯创建府治，曰：“伏查艋舯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钥最早为台北建城做规划的是福建巡抚岑毓英，他的风水观是以恒常不动的北极星作建城工程的基准点，使南北轴线有所依据，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开四门、十字形街道，重要轴向为南北向的建城腹案。他在任期间完成部分公共建筑及主要街道，但城墙尚未动工。然而岑毓英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五月十13便受命内渡，署理云贵总督；虽然当时知府为陈星城聚，但是城工大任便由有筑城经验又谙堪舆的“台湾道”刘墩接任继续督办。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中记载：“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周径一千八百余丈，环城以濠：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揭。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成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估其经费，应多需银二万余元。在工人役掇禀抚辕，求为定夺。此事究不知若何办理也。”刘墩是以山势的走向作建城的参考，认为岑毓英规划的台北城“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相书属凶?,，故而更改城墙的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而城内已有建设则保留当在连横的《台湾通史·卷十六城池志·台北府城》当中描述：“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择地于大佳腊堡。四年，知府陈星聚谋于绅士，捐款二十余万两，以五年正月起工，八年告竣/不过其中记载的时间有误。知府陈星聚上任后，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开始募款及收购土地工作，划定台北府城的城基与街道，而同年城内亦已有台北府衙完工。台北城内原为水田，故此时筑城工程乃以先以土地夯实为先，陈星聚在预定城墙线上植竹培土，望三、四年后能承受城墙重压。因此，光绪六、七年，因土地松软城墙先未动工，城内则先建台北府衙、文庙和考棚。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福建巡抚岑毓英来台，亲巡台北府，随即督促陈星聚筑城工作，定下建城规模、孢台等安排妥当。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正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兴工。当初台北城的建造地点，选择在艋胛和大稻埕中间的一片水田之上。在当时台北地区繁华的市街中，尤其艋舯与大稻埕更是盛极一时，然而建城地点却选在两地之间的水田区，主要原因有三：(1)基于风水上的考量。(2)因建城须有完整而宽广的土地以供建设，而此区正合此需要。(3)府城建此，不仅可平息艋舯与大稻埕的建城这争，又能将两市街的繁荣连成一气，照顾到与其他河港聚落的联系，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前述自开始筑城时，发现这片冲积而成的水田，无法承受城门和城墙的重量，因此迟迟无法动工；再者，清末积弱官府财力匮乏，到最后由官府的主持与辖下三县(台北府辖新竹、淡水、宜兰三县)之士绅捐款，工程的展望才有起色。
因此，台北城的市街及衙署等街道系统是由岑毓英所订，而城墙方位系统是由台湾道刘礅所规划，由知府陈星聚督工兴建，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番学堂，才为日后所测绘之台北城全貌(图2)。在连横的《台湾通史》中对台北府城的记载日：“?辟五门：东日照正，西日宝成，南日丽正，北日承恩，小南日重熙。面东北两门又筑一郭，题日：岩疆锁钥”。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台北城筑完成之后，于是台北盆地的重心逐渐移人城内，进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2 台北城风水择方定位与街道台北城从开设府治之始到规划方案，可以说是经过三个阶段的堪舆过程：(1)由钦差大臣沈葆桢、知府林达泉，对于台北山川形势的勘查与描述。(2其后的福建巡府岑毓英、知府陈星聚，积极筹建台北城，以“子山午向”南北轴线对到“北极星”为其基准立向。(3)到最后由素习堪舆的刘礅接任，以山势的走向以及北斗七星作为南北城墙轴线之参考而定案。
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十一)》中述及：“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捐。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城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因此在兴工之初，台北府城的规划，是由福建巡抚岑毓英(岑宫保)划定基址；其后，由刘礅(刘道礅)接任继续督办。然复勘后更改规模。也许是由于前后不同的风水理气观念，造成内部主要街道轴线与城墙轴线产生了偏角(不同之分金线)，“城墙的轴线”往“主要街道轴线”的顺时针方向旋动。街道布局方面在城墙尚末动工前，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台北城已经完成了文庙、台北府衙、城隍庙、考棚等官署建筑及主要街道系统。其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学堂、番学堂?等。经过刘铭传的刻意建设，当时的台北城身兼省城、府城与县城三重角色，地位非比寻常。主要街道系统呈现“人字丁交”，是由十字形变化而来；例如东门街与南门街、文武街即呈现77度的歪斜相交，建筑群落的重心则在城内的西北角
3 台北城风水选址与择方对城市街道发展之影响台北城风水选址与轴线偏角，对往后街道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日据时期规划的宽度四十公尺“三线道路”就是沿着台北城墙兴建，东城墙拆除后成为“中山南路”，西城墙成为“中华路”，北城墙成为“忠孝西路”，南城墙成为“爱国西路”。日据时代，1900年，台湾历史上首次正式实施都市计划，其后数次的“台北城内市区计划”，街道的规划也深受台北城旧址的影响，其风水选址与方位布局在默默地发酵(图4)。当初选址考量联系“艋舯”与“大稻埕”两大繁荣市街；至今犹影响台北市所谓重心区的使用与发展，台北城的旧址区域内现今大多为台北行政及文教的重心，例如：城内清代“文庙”、“武庙”的位置，现在为“司法大厦”及“北一女中”，“总统府”的位置也接近台北古城的中心位置，位也受到旧址“主要街道轴线”的影响；另外，清代“布政使司衙门”的位置，现今为“中山堂”，其他如：台北宾馆、博物馆也都在台北城的旧址区域之内。也就是说，台北城市之发展仍脱离不了当初风水选址的考量，在台北城旧址区域内，发展成行政、文教中心，“艋舯”及“大稻埕”的旧繁华市区逐渐往东、往北拓展商业范围；但是行政中心仍脱离不了当初台北城的范围框框内。北门及东、西城墙的向北东偏移l4度到l7度，以及“南门”及“小南门”的布局偏向，都深深影响台北都市街道发展与延伸。从现今台北空照图来看，不难看出城墙旧址与当初台北城风水规划的轨迹，以及对周边街道发展的影响(影响所及北至南京西路，东至新生南北路，南至中华路二段，西至淡水河畔现在台北城旧址周边地区的大部分街道，也随着城旧址的“风水轴线”呈现偏角的发展，往东边其影响力到达约三公里之外的“松江路、新生南路”；往北边其偏角影响力至两公里之外的“南京西路”，再向北就属于“大稻埕”旧繁华街区；往西边则到淡水台北城旧址与现今台北空照图比较，可看出旧有城墙与街道轨迹河边；巷弄街道皆呈偏角方向的规划。“南门”及“小南门”方位上相差了20度，因应“收水的轴线”，城旧址南面街道的发展似乎呈现“扇形”的轴线发展，西南邻接旧街区“艋舯”(图5)。台北城在清代的风水选址以及方位的布局，对于台北城市发展的影响力，似乎涵盖台北政经、文教、商业中心区域。当初堪舆家对建城选址考虑(未经中国建筑风水学会东南分会论坛http://www.dnfsxh.com/许可不得转载)
【参考文献】
[1]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事棠录．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1997，6．
[2]沈葆桢．福建台湾奏折·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1997．6．
[3]台南连横雅堂撰．台湾通史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1997，6．
[4]连横．雅堂文集．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
1997，6
中国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台北风水选址与城市发展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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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北城风水选址与建城台北可算是中国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其开府建城的过程，首先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六月，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奏摺，奏请清廷于艋舯创建府治，曰：“伏查艋舯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钥最早为台北建城做规划的是福建巡抚岑毓英，他的风水观是以恒常不动的北极星作建城工程的基准点，使南北轴线有所依据，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开四门、十字形街道，重要轴向为南北向的建城腹案。他在任期间完成部分公共建筑及主要街道，但城墙尚未动工。然而岑毓英在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五月十13便受命内渡，署理云贵总督；虽然当时知府为陈星城聚，但是城工大任便由有筑城经验又谙堪舆的“台湾道”刘墩接任继续督办。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中记载：“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周径一千八百余丈，环城以濠：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揭。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成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不用，故前功顿弃。估其经费，应多需银二万余元。在工人役掇禀抚辕，求为定夺。此事究不知若何办理也。”刘墩是以山势的走向作建城的参考，认为岑毓英规划的台北城“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相书属凶?,，故而更改城墙的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而城内已有建设则保留当在连横的《台湾通史·卷十六城池志·台北府城》当中描述：“光绪元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择地于大佳腊堡。四年，知府陈星聚谋于绅士，捐款二十余万两，以五年正月起工，八年告竣/不过其中记载的时间有误。知府陈星聚上任后，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开始募款及收购土地工作，划定台北府城的城基与街道，而同年城内亦已有台北府衙完工。台北城内原为水田，故此时筑城工程乃以先以土地夯实为先，陈星聚在预定城墙线上植竹培土，望三、四年后能承受城墙重压。因此，光绪六、七年，因土地松软城墙先未动工，城内则先建台北府衙、文庙和考棚。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福建巡抚岑毓英来台，亲巡台北府，随即督促陈星聚筑城工作，定下建城规模、孢台等安排妥当。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正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兴工。当初台北城的建造地点，选择在艋胛和大稻埕中间的一片水田之上。在当时台北地区繁华的市街中，尤其艋舯与大稻埕更是盛极一时，然而建城地点却选在两地之间的水田区，主要原因有三：(1)基于风水上的考量。(2)因建城须有完整而宽广的土地以供建设，而此区正合此需要。(3)府城建此，不仅可平息艋舯与大稻埕的建城这争，又能将两市街的繁荣连成一气，照顾到与其他河港聚落的联系，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前述自开始筑城时，发现这片冲积而成的水田，无法承受城门和城墙的重量，因此迟迟无法动工；再者，清末积弱官府财力匮乏，到最后由官府的主持与辖下三县(台北府辖新竹、淡水、宜兰三县)之士绅捐款，工程的展望才有起色。
因此，台北城的市街及衙署等街道系统是由岑毓英所订，而城墙方位系统是由台湾道刘礅所规划，由知府陈星聚督工兴建，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番学堂，才为日后所测绘之台北城全貌(图2)。在连横的《台湾通史》中对台北府城的记载日：“?辟五门：东日照正，西日宝成，南日丽正，北日承恩，小南日重熙。面东北两门又筑一郭，题日：岩疆锁钥”。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台北城筑完成之后，于是台北盆地的重心逐渐移人城内，进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2 台北城风水择方定位与街道台北城从开设府治之始到规划方案，可以说是经过三个阶段的堪舆过程：(1)由钦差大臣沈葆桢、知府林达泉，对于台北山川形势的勘查与描述。(2其后的福建巡府岑毓英、知府陈星聚，积极筹建台北城，以“子山午向”南北轴线对到“北极星”为其基准立向。(3)到最后由素习堪舆的刘礅接任，以山势的走向以及北斗七星作为南北城墙轴线之参考而定案。
在《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十一)》中述及：“台北府城，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划定基址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捐。刘道意昨复到勘，又为更改规模；全城旧定基址均弃不用，故前功顿弃。,因此在兴工之初，台北府城的规划，是由福建巡抚岑毓英(岑宫保)划定基址；其后，由刘礅(刘道礅)接任继续督办。然复勘后更改规模。也许是由于前后不同的风水理气观念，造成内部主要街道轴线与城墙轴线产生了偏角(不同之分金线)，“城墙的轴线”往“主要街道轴线”的顺时针方向旋动。街道布局方面在城墙尚末动工前，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台北城已经完成了文庙、台北府衙、城隍庙、考棚等官署建筑及主要街道系统。其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武庙、天后宫及西学堂、番学堂?等。经过刘铭传的刻意建设，当时的台北城身兼省城、府城与县城三重角色，地位非比寻常。主要街道系统呈现“人字丁交”，是由十字形变化而来；例如东门街与南门街、文武街即呈现77度的歪斜相交，建筑群落的重心则在城内的西北角
3 台北城风水选址与择方对城市街道发展之影响台北城风水选址与轴线偏角，对往后街道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在日据时期规划的宽度四十公尺“三线道路”就是沿着台北城墙兴建，东城墙拆除后成为“中山南路”，西城墙成为“中华路”，北城墙成为“忠孝西路”，南城墙成为“爱国西路”。日据时代，1900年，台湾历史上首次正式实施都市计划，其后数次的“台北城内市区计划”，街道的规划也深受台北城旧址的影响，其风水选址与方位布局在默默地发酵(图4)。当初选址考量联系“艋舯”与“大稻埕”两大繁荣市街；至今犹影响台北市所谓重心区的使用与发展，台北城的旧址区域内现今大多为台北行政及文教的重心，例如：城内清代“文庙”、“武庙”的位置，现在为“司法大厦”及“北一女中”，“总统府”的位置也接近台北古城的中心位置，位也受到旧址“主要街道轴线”的影响；另外，清代“布政使司衙门”的位置，现今为“中山堂”，其他如：台北宾馆、博物馆也都在台北城的旧址区域之内。也就是说，台北城市之发展仍脱离不了当初风水选址的考量，在台北城旧址区域内，发展成行政、文教中心，“艋舯”及“大稻埕”的旧繁华市区逐渐往东、往北拓展商业范围；但是行政中心仍脱离不了当初台北城的范围框框内。北门及东、西城墙的向北东偏移l4度到l7度，以及“南门”及“小南门”的布局偏向，都深深影响台北都市街道发展与延伸。从现今台北空照图来看，不难看出城墙旧址与当初台北城风水规划的轨迹，以及对周边街道发展的影响(影响所及北至南京西路，东至新生南北路，南至中华路二段，西至淡水河畔现在台北城旧址周边地区的大部分街道，也随着城旧址的“风水轴线”呈现偏角的发展，往东边其影响力到达约三公里之外的“松江路、新生南路”；往北边其偏角影响力至两公里之外的“南京西路”，再向北就属于“大稻埕”旧繁华街区；往西边则到淡水台北城旧址与现今台北空照图比较，可看出旧有城墙与街道轨迹河边；巷弄街道皆呈偏角方向的规划。“南门”及“小南门”方位上相差了20度，因应“收水的轴线”，城旧址南面街道的发展似乎呈现“扇形”的轴线发展，西南邻接旧街区“艋舯”(图5)。台北城在清代的风水选址以及方位的布局，对于台北城市发展的影响力，似乎涵盖台北政经、文教、商业中心区域。当初堪舆家对建城选址考虑(未经中国建筑风水学会东南分会论坛http://www.dnfsxh.com/许可不得转载)
【参考文献】
[1]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事棠录．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1997，6．
[2]沈葆桢．福建台湾奏折·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1997．6．
[3]台南连横雅堂撰．台湾通史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1997，6．
[4]连横．雅堂文集．台湾历史文献丛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南投，
19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