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与文化》
授课教案
主讲人：何根海教授
第一章 人类社会的产生——原始社会
恩格斯指出：“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一起产生的。人类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集群生活，因为单个人不可能生存，人类一开始就是群居，就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开始亦即人类历史的开端。
现在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哪些远古人类？他（她）们是怎样生活的？本章就是要解答这三个问题。
第一节：劳动创造了人
人类起源的问题是重要的基本科学理论问题，也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科学根据之一。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民族对此有相似或相异的说法。长期以来，世界各民族中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在中国有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说的是古代有一个名叫女娲的女神，她用黄泥捏成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小孩，吹了口气，小孩活了，就成为人。为了让人类繁衍，女娲还要男人与女人结成配偶，传种接代。在古代埃及，人们相信第一个人是由一个名叫哈奴姆的神在陶器场里塑成的。在古代希腊，也流传过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塑人的神话。在西方基督教信徒认为，现在地球上的各种生物都是上帝分别按照一定计划创造的，基督教《圣经》中《创世纪》比较系统地说明人类起源问题。《创世纪》中说：上帝耶和华用了五天时间造出山川树木、飞禽走兽，第六天用泥土造出了亚当，再从亚当的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夏娃，并让他们结为夫妇，后来二人因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而被赶到大地上生活，繁衍了子孙后代。上述各种传说尽管具体说法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点即人类是由神创造的，这反映了唯心主义者对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和探索。
对人类的起源问题，唯物主义者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一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前545年）就认为鱼是人类的祖先，是从水中到陆地上来的，这种认识带有直观的、臆测的性质。著名的法国学者拉马克（公元1744——公元1829年）在1809年出版了《动物哲学》一书，他对动物界的进化作了广泛的论述，指出高等动物起源于低等动物，特别指出人类起源于类人猿。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1963年出版了名著《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论述了人类与猿类的亲缘关系，提出了人、猿同祖论。德国学者海克尔（公元1834年——1919年）在1868年出版了《自然创造史》一书中，进一步用大量事实论证了人、猿同祖论。人猿同祖论是人类在自身起源的认识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
应该特别提及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公元1809——1882年），他在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动植物不断地变化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学说。1871年他在另一名著《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运用进化论的原则和自然选择的原理，论证了人类是由一种灭绝的古猿进化而来的，人类和现在的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达尔文的学说对于人类起源的科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没有说明古猿演变到人的原因，没有解决人类是怎样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人类和人类社会起源问题的科学结论是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作出的，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证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的伟大理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一再指出劳动在人类、人类社会起源中的作用，他曾说：“这全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类经过人的劳动创造了人类”。恩格斯在1876年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著名论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人和猿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特征，人和猿是近亲；另一方面人类和猿类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人和猿的总差别是由于人能够进行劳动、组成人类社会。人体结构上的典型特征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都和劳动有关，人体的全部结构以及器官的形态功能，到处可以看到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留下的劳动的印记，劳动使得手脚分化，直立行走，使得语言产生、大脑发展，劳动是区别人类和猿类的标志。所以，如果说达尔文把人类从上帝手中解放出来，归于动物界；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又把人类从动物界中区别开来，使人作为劳动者，作为自然界的改造者、征服者的特殊的新生命的本质。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摩尔根提供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阶级和国家起源的学说，列宁又在1917年和1919年分别发表了《国家与革命》和《论国家》，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起源的理论，从而确立了原始社会史这门科学，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而全面地系统地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第二节：中华大地的远古人类
原始社会是一切民族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上出现的第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也是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共有的前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原始社会对后世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阶段的历史不仅说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阐述人们社会关系的最初形态，而且也揭示了阶级、国家的产生问题以及人类科学知识、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最初萌芽状况。
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分期问题，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二种分期观点。一是二段分期法，即将整个原始社会的发展分为原始群、原始公社两大时期，原始公社又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二是三段分期法，将整个原始社会的发展分为原始群时期、血缘家族公社时期和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公社再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相继的阶段。本节采用二段分期方法来叙述中国原始社会产生、演进发展的过程。
一、 原始群——中国历史的开端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原始人类遗迹最多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众多原始人类遗址充分证明我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原始群时期的人类按其体质形态进化的程度，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原始群的早期阶段的人类叫做“猿人”，晚期阶段的人类叫做“古人”。
1、猿人时期
猿人又称直立人，因其体质形态既保留猿类的一些特征，又有现代人的某些特征而得名。在我国境内发现了众多的猿人遗址，除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外，还有湖北郧县人、安徽和县人、辽宁金牛山人等。在猿人的化石中，以元谋人为最早，以北京人最具代表性。猿人使用的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过着群居杂交生活，食物来源主要依靠采集获得，已经学会使用和控制天然火。
（1）元谋人 元谋人是目前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元谋人因发现于云南省的元谋县上那蚌村而得名，它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1965年发现的。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两颗远古人类的牙齿化石，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同属于一个成年个体，这两颗牙齿硕大、粗壮，由此推测其主人是一青年男性。以后又在同一地层发现了石器、炭屑、烧骨等文化遗物和大批哺乳动物化石。根据古地磁场法测定，元谋人的绝对年代距今约170万年左右。
元谋人的故乡是元谋小盆地，这位于云南省北部的金沙江边，海拔一千一百米左右，龙川江流贯其间，是一个适宜于古人类生活的地方。原始群时期是以人类最早制造工具开始的，也就是从出现最早的直立人开始。元谋人的文化遗物石制品共有十七件，均为石英岩石打制而成，有些加工较为精细，其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这说明元谋人已经开始制造工具。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考古学上称这为“旧石器时代”，所以元谋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早期类型的直立人的代表，亦是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类。在元谋人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和两件颜色发黑的动物骨头化石，经鉴定可能为烧骨，这说明元谋人可能已经知道用火。
（2）蓝田人 亦称蓝田猿人，因其发现在陕西省蓝田县而得名。1963年7月在陕西蓝田县城西北陈家窝村附近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下颌骨化石，1964年在公主岭发现头盖骨化石，还有牙齿十余枚，统称蓝田人，时间约在距今65——80万年。蓝田人的体质特征：头盖骨骨壁极厚，额骨很宽，向后倾斜，眉嵴粗壮，脑容量很小，估计只有780亳升。这些特征表明了蓝田人还比较原始，与兰田人化石伴生的动物化石有剑齿虎、剑齿象、水鹿、丽牛等。在与蓝田人相当的地层中，还发现有打制石器。
（3）北京人 北京人化石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自宋代以来，当地百姓就把哺乳动物化石当做一味中药——“龙骨”来入药。1918年春，当时的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周口店调查煤矿时，在工人的引导下，在周口店西南约2公里的鸡骨山地点作表面采集时发现了一些齿类动物化石。1921年安特生又同奥国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到周口店调查，在石灰窑工人的引导下又发现另一个埋藏很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后来名闻世界的中国猿人遗址。这个遗址的系统发掘是从1927年开始的，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捷、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裴文中，考古学家贾兰坡等都曾主持或参与这遗址发掘工作，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发掘工作完全停止，新中国成立后又继续发掘，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结束。学者们把这里发现的远古人类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
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化石材料有：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具、头盖骨残片9块、面骨6块、下颚骨15面、牙齿152个，断裂的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比较完好的锁骨1个和月骨1个，全部材料分属于40多个不同年龄的男女个体，从幼儿到老年均有代表。其他考古材料有：10万多件石器、成批的骨器、100多种野兽化石，还有大量灰烬，其中兽骨化石除了犀牛、羚羊、斑鹿、牛、虎、豹、狼等外，还包括已经绝迹的剑齿虎、肿骨鹿等。被称作科学之宝的完整头盖骨是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被裴文中发现的。令人遗憾的是，抗战前发现的全部北京人化石，原存放在美国人办的北京协和医院，抗战期间下落不明。现存惟一真标本是1966年从顶部堆积处发现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的身体各部发展呈非常均衡性，四肢发展较进步，头部比较落后。在四肢中，手的演化最进步，手腕的灵活程度和现代人的手腕很接近。头盖骨的主要特征是头盖低平，前额后倾，眉嵴粗大，左右两个眉峭互相边接在一起，向前突出，像房檐一样遮盖两眼。脑容量小，平均数为1075毫升（850——1300毫升），大于类人猿平均数（415毫升）和爪哇直立猿人平均数（860毫升），小于现代人脑容量平均数（1350毫升）；吻部突出，下颏后缩，牙齿粗大，这些特征都表明了北京人头骨的原始性。
北京人的体质形态比蓝田人进步，其四肢骨的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形式，身长约156厘米。人类学家根据已发现的遗骨对北京人的年龄进行过研究，研究结果是：死于约14岁以下的儿童占39.5%，死于约30岁以下的占7%，死于40——50岁之间的占7.9%，死于50——60岁之间的占2.6%，寿命长短不能判定的占43%。这说明北京人的生活很难苦，人类的生存能力低下，人的寿命较短。
北京人使用的劳动工具用石器、木器和骨器。石器按形状和用途可分为砍砸器（由鹅卵石一面或两面打出刃部而成，主要用于砍伐树木，制作木棒和猎取野兽等），刮削器（用大小石片做成，用来刮削兽皮，切割兽肉或修理木棒等），尖状器（用石英石片加工而成，呈三角形用于割剥兽皮或采集植物根茎等）。这些石器都是将天然石块打制成的有刃石器，称为“旧石器”（使用旧石器的时代叫“旧石器时代”）。它们虽然制作简单粗糙，但却是经过人类思考而制成的，是真正进行劳动的标志。
北京人已学会使用和控制天然火。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还发现了用火的痕迹，火烧过的灰烬最厚处可达六米， 在北京人遗址的一角——鸽子堂，还发现了他们烧烤食物的痕迹。灰烬、烧骨等堆积在一定区域且叠压很厚，显然这不是野火留下的痕迹。这种现象证明了北京人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对火进行控制使用。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火可以用来照明，从而扩大人类生活领域，可以用来御寒取暖，增强抵御自然的能力，改善生存条件。有了火，人类可以熟食，缩短食物消化过程，利于摄取食物营养，促进人类体质；尤其是大脑的发展和健康；有了火可以帮助人们驱逐野兽，增强人类自卫和狩猎能力。火的使用，是人类生产斗争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人类征服自然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果。
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是群居。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北京人不得不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过着群居生活。这种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北京人共同制造、使用工具，共同采集狩猎，共同享用劳动成果。采集是北京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手段，采集的食物有朴树籽和紫荆等，另外狩猎也为他们提供了大批肉食。北京人除了能够捕捉肿骨鹿、斑鹿、羚羊及其他小动物外，还能靠群体力量，捕获象剑齿虎、犀牛、豹等凶猛的野兽。
2、“古人”时期——原始人群向氏族公社的过渡时期
“古人”生活的时期距今约有一、二十万年。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阶段的人类遗址主要有：1958年发现的广东马坝人、1956年发现的湖北长阳人、1978年发现的陕西大荔人、1954年发现的山西丁村人等。“古人”时期劳动工具仍是打制石器，但二次加工痕迹明显；婚姻关系可能已摆脱了原始的杂交状态，进入了群婚的早期阶段。婚姻只能在同辈间相通，父母和子女之间，长辈和晚辈之间不能婚配，而在同一辈份之间即兄弟姐妹、从兄弟姐妹之间可以相互通婚，这样的婚姻关系而结合成的社会组织叫做“血缘家庭”，是从杂乱婚向族外婚过渡的婚姻形式。族内群婚向族外群婚的转变，是人类婚姻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的人类体质特征既有与猿人相似的原始性，如头顶低矮、眉嵴粗壮、骨壁厚等特点，又有接近于现代人的特征，如吻部不太突出，脑容量增加等，故称这一时期的人类叫“古人”，也叫早期智人。“古人”已掌握了磨擦取火的方法，仍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
（1）丁村人 早期智人化石解放前在我国古人类学上一直是一个空白点，丁村人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早期智人遗址，1954年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而得名。丁村遗址发现的化石有：同属一个别体的门齿两枚、臼齿一枚；石器二千多件，还有28种哺乳动物化石和鱼化石。丁村遗址中的三枚人类牙齿化石，同于属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年个体，估计年代不超过六万年。②丁村人齿冠和齿根都比北京人小，在上内侧门齿舌面呈明显的铲 形，表明接近于北京人以至现代中国人共同具有的蒙古种人的特征。③丁村人的石器制作技术比北京人进步，类型也进一步分化，有砍砸器、石球、小型尖状器、厚三棱尖状器等。石球和厚三棱尖状器是丁村人代表性石器，前者可能是狩猎用的武器，后者可能是挖掘用的工具。丁村人使用的石器仍是打制石器。
28种哺乳动物化石，有熊、豺、狼、狐、大角鹿、赤鹿、班鹿、披毛犀、野马、野驴等，这些动物大部分生长在森林和山地中，说明当时草木丛生气候比较温暖。鱼的化石英钟有草食性的鲩鱼、肉食性的鲶鱼、青鱼和杂食性的鲤鱼，说明丁村一带当时的自然环境与今天的华南地区有一定程度的类似。
（2）马坝人 马坝人头盖骨化石是1958年夏在广东省韶关马坝乡狮子山洞穴中发现的，是我国早期智人化石中比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石化程度大，可能是一个男性中年个体。马坝人和北京人相比已有很大进步性，骨壁厚度减薄，颅顶穹窿升高，前额高于北京人又比晚期智人阶段的山顶洞人低平，脑量基本达到现代人平均值（1350毫升），但鼻骨比现代人宽阔，眉嵴骨突出粗壮，向前和两侧突出，几乎连成一条连续横条，这点与现代人很不同。从马坝人头骨形态特征判断，它属于我国早期智人中比较早的人类化石，年代比北京人晚约距今20万年。
（3）大荔人 1978年在陕西省大荔县西部段家乡解放村南，发现人类头骨化石一具，称之为大荔人。一起出土的还有马、肿骨鹿、羚羊、野猪、水牛、河狸、青鱼等脊椎动物化石十余种和180件器型普遍较小的石器工具，其年代约距今10多万年。
大荔人的头骨化石基本完整，但无下颌骨，主要缺损脑颅右侧后部及左侧颧弓。从头骨硕大、眉嵴粗壮、额部后倾、肌脊粗壮等特征来看，可推定它大约属于二十岁左右的男性。
3、古文献记载的中国原始群时期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保存了不少有关原始群时期的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婚姻和亲族关系以及生活状况等方面的资料。如《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反映了原始群时期人类采用群居方式，没有阶级、国家，无尊卑，以杂乱婚方式维系人类种的繁衍。《礼记·礼记》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 木曾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韩非子·五蠹》还有“构木为巢，以避其害”，“号之曰有巢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号之曰燧火氏”等记载，这折射出原始群时期的人类主要靠采集和狩猎维持生存，生活非常艰苦，同时人类在与自然作抗争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利用和获取火，渐渐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吕氏春秋》、《韩非子》均成于战国，《礼记》成于汉，距今不过二千多年。但这些传说也可勾划出中国原始社会初期的简单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群时期的某些社会状况。
第三节：母系氏族公社
母系氏族公社也叫做“母系氏族制”或“母权制”，是继原始群之后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社会组织，是氏族公社的开始阶段，也是主要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妇女在氏族中居于支配地位，世系从母系计算，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显著地位。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这首先是由于人类自身生存条件仍然非常艰苦，自身种的繁衍非常艰难，加之人类对于生育之谜的蒙昧，女性第二性特征的明显，种的繁衍成果被女子所独享。其次女子在生产中的作用较大，女子主要从事采集、管理氏族内务，男子主要从事狩猎捕渔。男子打猎捕鱼收获没有保证，而女子采集植物，收获较为稳定，因此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将女子的社会工作列为次要原因，我们认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男女的分工并非绝对，男子也可以从事采集，事实上目前的考古发掘以及民族学的研究成果都无法证实采集是女子的专利。二是母系氏族的婚姻方式是群婚制，起初是氏族之间的同辈男女互为配偶，后来发展至对偶婚。在群婚制时期，“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谁是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孩子的母亲可以确知，子女跟随母亲居住。因此，氏族的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认，这也是母系制建立的原因之一。三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使用的工具有石器、木器、骨器等，母系氏族初期使用的是打制石器，中期以后使用磨制石器。复合工具开始出现，特别是弓箭的发明是这个时期 的突出贡献，弓箭的发明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四是母系氏族初期采集、狩猎仍是中国原始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亦学会了捕鱼捞蚌；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中国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开始出现。氏族财产实行母系继承制。五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的体质特征已进入“新人”阶段，人类种族开始出现。大多数人类学家把全世界人类区分为三大种族或三个主要人种，即蒙古利亚种族（黄色种）、欧罗巴种族（白色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种族（黑色人种）。种族是由人类体质外表征状形成的人群，是具有共同体质类型的人们的结合体，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范畴。种族与民族不同，民族是社会历史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它是由语言、地域、经济中心、社会历史及心理状态等要素结合而成的。种族与民族虽有联系但两者的范畴和涵义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从中国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山顶洞人、柳江人的分析，脸平扁，颧骨明显突出，阔鼻，门齿呈铲形状，这些都是黄色人种的特征。
一、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中国古人类
这一时期，距今约四五万年到一万年左右，人类的体质特征已与现代人基本一致，故称之为“新人”时期，即“晚期智人”时期，“新人”时期是世界上主要人种的形成阶段。这时期虽然出现了磨制工具，出现了弓箭和世界上最早的缝纫工具——骨针，但石器仍以打制石器为主，故又称之为旧石器晚期。现今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代表有：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内蒙古河套人、山西朔县峙峪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台湾台南左镇人等。
1、柳江人 1958年在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中发现，故名。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所发现的化石有一具完整头骨（缺下颌）及部分体骨和肢骨。头骨属一中年男性个体，面部和鼻部短而宽，眶部低宽，门齿舌面呈铲形，但其眉嵴 很显著，额骨和顶骨较现代人扁平，具有原始黄色人种（蒙古人）的特征。
2、资阳人 1951年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故名。其生存年代有两说：一说属更新世晚期；一说据碳—14测定共存的树木年代，距今约七千年左右，所发现的化石有一具头盖骨等，头骨上有些部分比较原始，如眉嵴显著，额骨和顶骨较扁平，但基本上已与现代人相似。
3、河套人 1922年在内蒙乌审旗的萨拉乌苏河大沟湾发现的一枚小孩门齿，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嘀哨沟湾村附近发现一块右侧顶骨碎片和股骨一段，1960年以来在大沟湾村又发现顶骨化石、股骨化石等。这些发掘地点均位于河套地区，故名。此外还发现有砍砸器、斧状器、刮削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和四十五种现今多已绝灭的脊椎动物化石。河套人制作石器技术比丁村人高，大多数石片进行了第二次加工，已能制成较为定型的工具。河套人体质特征已与现代人相似，属“新人”阶段，距今约3.7万年至5万年左右。
4、山顶洞人 我国新人化石，蒙古人种的祖先。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穴内发现，据碳—14测定，山顶洞人的年代为距今一万八千年前。人骨化石属于八个个体，其中比较完整的有三具（男性老人一具，女性二具）。解放前发现的山顶洞人化石1941年在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
山顶洞人及其遗物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新人时期古人类及其社会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首先就是其体质形态来说，头骨粗壮且较长，属长头型；额部倾斜，眉弓发达，眼眶低矮，梨北孔宽阔，下颌骨颏孔位置较低，且较靠后，颏部突度较小。山顶洞人平均脑量为1300——1500毫升，已基本消除了猿的特征，而和现代人基本相同。其次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遗物很丰富，除人类化石外，还有动物化石以及骨器、石器和装饰品等。石器仍较粗糙，有刮削器、尖状器等，也有制作十分精致的石制器物，如用作装饰品的小石珠和穿孔砾石。骨器有用作装饰的兽类牙齿，还发现了一根骨针。这根骨针长82毫米，直径3.1到3.3毫米，表面光滑，尾部挖有小孔。这些器物说明了山顶洞人已掌握了钻孔、磨制、刮挖等技术。能在最大直径仅为3.3毫米的骨针上钻孔，反映了当时人类的钻孔技术已相当高超，钻孔工具也相当进步。骨针是世界上最早的缝纫工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衣着已比较讲究。在山顶洞人的洞穴中发现了五十四种伴生动物化石，其中有一块青鱼上眼骨化石，可推测此鱼长达0.8米，这说明山顶洞人过着以渔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也表明人们捕鱼能力和生产领域进一步扩大。山顶洞人的洞穴中还有用火的痕迹，已经能够人工取火。这是根据他们已掌握钻磨技术推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的古代传说，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人工取火的反映。恩格斯说：“就世界性的解放性而言，磨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山顶洞人用赤铁矿粉将石珠、鱼骨等装饰品染成红色，使之鲜艳，说明当时的人类已有爱美的意识，在有的尸骨周围还散布有赤铁矿粉粒，可能山顶洞人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骨针的发现证明他们已能用兽皮缝制衣服，身上戴饰物，说明人们生活较以前有显著改善。遗址中赤铁矿粉和海蚌壳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已与外界有了交往关系，因为这二种物品当地并不出产。
5、峙峪人遗址 195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发现，故名。峙峪遗址是解放后发现的较大型的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约二万八千余年。发现的石器有15000多件，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出现了所谓的长石片技术，石片的长度超过宽度一倍以上，两边平行，石片背面有棱脊。与欧洲不同，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显著特征是利用小石片制造细石器，峙峪人留下的石器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特征。峙峪人保持了北京人的传统砸击法，但已掌握比较进步的技术，制作精细的小巧多样的细小石器。细石器和小石片占主要成份，构成了峙峪 遗址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峙峪 遗址中出土了石镞，是一种箭头状石器，说明了当时的人类已经知道使用弓箭。弓箭是一种长兵器，恩格斯说：“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恩格斯在阐述弓箭发明意义时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可见弓箭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进步。
二、母系氏族发展繁荣时期
母系氏族发展繁荣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的前期和中期，距今大约一万年前至五、六千年前。这一时期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骨器也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的出现是这 个时期的重要特征，耜耕是其主要的耕作方式；采集、渔猎仍是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原始畜牧业、手工业开始兴起，原始手工业中最有特色的是制陶业，陶器的出现也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房屋建筑技术明显提高，中国古人类告别了“构木为巢”，掘洞而居的生活。这一时期，人们仍然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共同拥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氏族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氏族首领参加劳动，重大问题通过氏族会议民主解决。全体成果都听从女性首领指挥，女子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尊贵地位。这一时期，已普通实行族外对偶婚，对偶婚是一对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比较固定的同居，但又可以离异的婚姻形态，是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中间环节。对偶婚时，世系仍按母系计算。母系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高级形态，也是氏族社会最主要和最繁荣的阶段。大约距今一万年前，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开始进入这一时期，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母系氏族发展到了繁荣时期。现今发现的新旧器文化遗址星罗棋布，解放以后我国发现的新文化遗址有7000多处。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县裴李岗的裴李岗文化（分布在豫中一带，豫北豫南也有发现，年代为公元前5500—4900年）；1973年首次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冀中、南一带，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400—前5100年）；1922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下游，以陕西关中、豫西和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到河南东部，西抵甘、青交界一带，迄今共发现遗址约一千多处，距今约六七千年）；1973年首次发掘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年代距今7000年—6000年）；1923年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的洮河、大夏河和青海的湟水流域，距今约4500年左右，前后延续约1800年，晚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
在这些发现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文化遗址中，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长江流域以河姆渡文化为典型。西安半坡遗址的早期遗存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黄河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的情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则展现了长江流域母系氏族繁荣阶段的景象，说明了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1、仰韶文化
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它以原始农业和彩陶为主要特征。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故名。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遗址一般都在靠近河流的黄土台地上。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铲、锄等，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数量；骨器相当精致，主要是用于制作渔猎工具和装饰品。仰韶文物遗址中以陶器最为丰富，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红陶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当时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并已饲养猪、狗等家畜。仰韶文化的居民已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农业、采拾工作主要由妇女承担，男子则多从事渔猎，妇女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仍是以母权制为特点的氏族社会。以前曾有西方学者持中国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认为仰韶文化是从欧洲、中亚传入中国的。这种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因为仰韶文化的陶器形状和花纹和西方迥然不同，且甘肃、青海的仰韶文化要比陕西、河南一带的年代晚，这说明仰韶文化是在中原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然后才影响到它的邻近地区象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有人亦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是受仰韶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仰韶文化决不是中亚彩陶文化迁移的结果，而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延续，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光辉创造。
仰韶文化遗址，已发现的约有一千多处，有代表性的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分阝县下孟村、华县元君庙，河南陕县庙底沟、安阳后冈、洛阳王湾、淅川下王冈等。其中以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为最典型。
2、半坡遗址
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位于西安东郊半坡村，1954年开始发掘，1958年在遗址上建立了半坡博物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遗址略呈椭圆形，包括居住区、窑场和基地三大部分。北端为氏族公共墓地，南面为居住区，该区东北边为制造陶器的窑场，窑场、墓地和居住区之间有一大壕沟。根据地层和遗物，半坡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出土有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距今六、七千年。
半坡人已掌握了房屋建筑技术，过上了定居生活。以前人们居住方式是穴居或巢居（所谓南巢北穴）并不断迁徒，半坡人已学会从穴居到半地穴式房子再到地面建筑居住，并已形成相当规模的村落。半坡遗址位于浐河东岸，整个村落约由46座小屋组成，面积约为五万平方米。房屋有方形，也有圆形的，每所房屋约二十平方米左右，室内地表抹有一层草泥土，用火烧过，表面坚硬而平滑。室中央有一烧火的灶，可取暖或炊饪。屋顶是由许多木柱支架起来的，墙壁、屋顶都涂抹上泥，房屋附近有贮藏物品的窑穴，这种小房屋可能是供对偶家庭居住的。在村落中心有一座长方形大屋，面积约有130—160平方米，可能是氏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宽深各五、六米，用于防止野兽侵袭。
半坡人以农业为主，还兼有饲养等行业。原始农业是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妇女在长期从事采集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植物果实掉在地上可以发芽、生长、结果，经过多次观察实践，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播种，学会简单的农业劳动，因此农业的发明权应该属于女性。我国古代有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半坡遗址中出土了700多件石器农具，如石斧、石耜（si似）、石铲、石刀、石镰等，还有石磨棒、石磨盘等谷物加工工具。在一个地窑中出土了厚达18厘米的腐烂粟粒（粟是由野生狗尾草逐步培育而成的，古代称禾、粱，现在一般称未脱粒的粟为谷子，已脱粒的粟为小米，粟为旱作物，适合在黄土生长），种粟是半坡人在农业方面最重要的发明，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粟的国家之一。在半坡遗址出土的一个陶罐里，还发现装有白菜或芥菜一类种子，可见当时已种植蔬菜。半坡人的耕作方法已发展到耜耕，即用石耜或骨耜来翻土，便于农作物的发芽、生长。除农业外，半坡人还从事狩猎、捕鱼、采集等活动，半坡人狩猎经济得到发展，动物有了剩余，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家畜饲养，饲养的动物有猪和狗等。半坡遗址中发现许多网坠、鱼钓、鱼叉等，反映了捕鱼仍是半坡人的谋生手段之一。
原始农业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到“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原始农业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人类由此逐渐定居下来，同时原始农业也为家畜饲养、原始手工业、副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半坡人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生活用具出现陶器。半坡人生活的黄河一带是一片稀疏的草原，夹杂着零星的树木。半坡人用石器开荒拓地，种植谷物。当农业季节来临之时，他们用石斧、石锛砍伐树木，清理杂草，只是这种木制工具因容易腐烂而没有留下。半坡人在收获季节，用石刀、陶刀来收割庄稼，刀呈方形，两侧有缺口，有的中间穿孔，大概是系上绳草，套在手指上割取禾穗的。加工谷物用石磨棒和磨盘。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人们发现水与粘土混合可以改变粘土的形状，在火的作用下粘土还可以改变其中的物理性质而变得坚硬，这样陶器就应运而生了。陶器是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而产生的，“种农耕而作陶”，反映了农耕与制陶之间的关系。在半坡遗址中有烧制陶器的窑址六座，半坡人选用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泥土做陶土，在器皿上蘸上赤铁矿粉或氧化锰粉绘出红色或黑色的花纹，最后放进窑中烧制，由于当时窑室封闭不严，陶土中的氧化铁得以充分氧化，因此成品多呈红色或红褐色，这就是著名的半坡彩陶。陶器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具，也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半坡人用陶碗、盘、钵、杯、壶、盆作饮食用具，瓮、缸作储藏东西的容器，陶罐作炊具，陶甑作蒸食物用的器皿。陶甑底部有十几个小孔，将食物放在甑内，置于盛了水的陶罐之上，利用蒸气蒸熟食物，这是当时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的又一发明。陶器的使用使原始人类从烧烤食物进而为煮食，而蒸食又比煮食更进一步。在半坡遗址中有陶制一种小口尖底瓶，这是汲水、储水用的工具，也是半坡典型陶制器物之一。根据实验，用这种尖底瓶汲水，由于水的浮力使瓶身前倾，将水装满，提起后，重心向下，瓶身自动垂直。这是半坡人的又一发明创造，这说明他们已经懂得应用重心原理了。
半坡彩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以红底黑花为主，纹饰除了多数是几何图案花纹之外，动植物形象花纹独具特色，动植物花纹中以鱼纹数量最多。有的陶盆内侧绘有人面形图画，有的陶器绘有张大口的鱼、奔弛的鹿，形态生动，色彩鲜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3、河姆渡遗址
是我国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有四个文化层，一、二两层的文化面貌与浙江嘉兴马家滨相似，三、四层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称为河姆渡文化，距今约七千年。该遗址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东北，1973年开始发掘。从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河姆渡人与半坡人存在的许多共同之处：一是都处于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期——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二是二者都呈农耕文化的特征，经济生活都以农业为主，同时还从事饲养、渔猎、采集经济活动；三是都过着定居生活，都掌握了房屋建造技术；四是都普遍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新石器）、陶器。
在河姆渡遗址中重要的发现有三：一是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石器的数量、种类较少，骨器的数量大且制作精致，有耜、镞、哨、凿、锥、针、匕等。骨耜一共有79件，大部分用动物的肩胛骨制成，可安装木柄，用以翻土，这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是一个重要发现。七千年前的木器是很珍贵的遗物，能辩认的有矛、镞、耜、碗等。陶器均为手工制作，质料为单一的夹炭黑陶，陶器造型简单，数量多而品种少，主要有釜、缶本（钵）、罐、盆、盘五种，造型不规整，技术原始。陶器上广泛应用了绳纹和刻画动植物形象的花纹，如稻穗纹、猪纹等。
第二个重大发现是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稻谷，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都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有的稻谷和谷壳、稻杆、稻叶交互混杂形成20—50厘米厚的堆积层，这些成层的稻谷堆积可能是当时居民用以储存稻谷的场所。水稻是由野生稻培育而成，起源于何地，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起源于两广。有人认为起源于云南和印度的阿萨姆地区，有人认为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后者更接近历史实际，河姆渡遗址的古稻谷种植距今约七千年，比誉为最古老的泰国奴奴塔克遗址出土的稻谷还要早几百年。大量骨耜和人工裁培的水稻遗物的发现，表明当时人们从事耜耕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在水稻栽培技术及耕作规模上，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第三个重大发现是遗址中出土的木构件总数达千件以上，发现了大片的木构建筑，这是迄今已知的最早的干阑（栏）式木构建筑。所谓“干栏式”，就是竖立木桩为底架（基础），在木桩上铺梁搭板，在木板上建造长脊短檐的房屋，最后在房顶上覆盖茅草。这种干栏式木构建筑是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由此而发展为地面建筑。河姆渡居民的“干栏式”建筑梁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拼成，说明我国古代建筑上的榫卯技术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4、中国古籍中母系氏族制史料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保存了不少反映母系氏族制的史料。《春秋公羊传》载：“对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帝王世纪》载：“帝喾姬姓也，其母觉，生而神异”，所谓“无父”、“感天而生”的神话实际上是母系制的反映。《白虎通德论》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人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在母系氏族下，子女属于母系氏族，世系从母系计算，因而有“尧……从母所居为姓”，“舜母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的记载，我国古代的一些姓氏多从女，如姬、女吉、姚、姜、嬴、妫等，周的始祖姜女原，商的始祖是有妫，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从生。这些都表明了最初是按女方确定的氏族成员姓氏的。
第四节：父系氏族社会与原始社会的解体
大约从距今5000年前开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态的形成首先主要是生产力推动的结果。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逐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生产部门中居于主导地位，女子则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主要从事纺织、炊煮和生儿育女等家务劳动，这种状态导致了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其次新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的形成，人类对生育知识了解的增多，使得女子独享生育之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变化是父系氏族公社形成的标志。对偶婚姻排除了女子认识父亲的可能性，而一夫一妻制这种婚姻姻关系比较牢固，双方不能随意解除婚约，父亲能轻易确认自己亲生的子女。这样母系制变为父系制，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原来的母系氏族公社也就变为父系氏族公社。
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农业工具的改进，这个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不少大型磨光石斧、石锛，用于拓荒，骨耜和石耜的数量也明显增加，生产效率得以 提高。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用鹿角制成的鹤嘴锄，说明这个时期的农业已进入锄耕阶段。其次表现为农作物的品种增加，北方仍以粟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花生、芝麻等种籽。再次表现为农产品的产量有了显著增加，大型窑穴以及盛装粮食的大型陶瓮的出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情况。粮食多了，使酿酒成为可能，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些陶盉 、陶杯，都是饮酒器，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家畜饲养的饲养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人类可以饲养马、牛、羊、鸡、犬、猪等家畜，饲养牲畜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尤以养猪之风最为盛行。二是手工业的发展，以轮制陶器和初期金属器的制作和使用为其主要标志。陶器的制作在这一时期的进步主要表现在陶器由手制陶坯发展到轮制，这是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过去制坯，使用手捏和泥条盘筑，后来发明了慢轮修整陶坯。父系氏族时期普遍采用陶轮，在转动中把陶土塑造成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器皿。用这种方法制成的陶器，不仅形态多样美观，厚薄均匀，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手制陶器工艺无法比拟的。其次表现在陶窑的改进和烧窑技术的提高，窑室扩大，火膛加深，火口缩小，一次可以烧制很多的陶器，大型陶器亦能烧制，有些陶器烧制温度达到了摄氏一千度左右。烧制的陶器有灰、红、黑陶。精致、轻巧、薄如蛋壳的黑陶器，是这时期制陶工艺最出色的成就。白陶的出现是这一时期陶器用料方面的一项重要突破，在大汶口遗址墓葬中出土160多件胎质白而坚硬的白陶器，在其它地方亦有出土。白陶器的出现，表明这时期已开始使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从而为我国由陶过渡到瓷器，提供了最早的物质技术资料。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白陶器称为“原始素烧瓷器”，认为它已向瓷器跨出了第一步。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中，有红铜器出现，种类有刀、匕、锥、凿和指环等。经化验，含铜量高达99.6%，说明已经掌握了冶铜术。三是出现了二次社会大分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在氏族制度的第一阶段上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社会分工已存在，男子主要从事于狩猎、捕鱼，妇女主要从事于农业（包括采集）、饲养业和家务。社会分工是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以生产技术为基础而进行的分工，这种分工已带有专业的性质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时期出现的。在父系社会，随着驯养牲畜的普遍，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现了人类第一次社会分工；随着轮制陶器的普遍化，金属器的制作和使用以及多个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专业化，各种生产活动已经不能由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给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在父系氏族公社末期，原始的财产公有制渐渐瓦解，私有制由萌芽而产生。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占有私有财产的多寡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平等性逐渐消失。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对立的关系逐渐确立，中国历史开始向文明时代——阶级社会迈进。
一、父系氏族公社文化遗址
在我国境内发现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遗址很多，著名的有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等。
1、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头村，因遗址位于堡头村西和泰安大汶口一带，故名。主要分布于在鲁西南和苏北一带，距今约6000多年至4000多年。分早、中、晚期，早期处于母系氏族末向父系氏族的过渡阶段，中期进入父系氏族，晚期已处父系氏族末期。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北起黄河南岸，南至山东南境，西起汶水泗水流域，东至黄海之滨。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各墓之间随葬品多寡悬殊，晚期墓葬中已有男女分葬的现象。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骨、角、牙器多而精致，陶器以灰陶最多，红陶次之，黑陶和白陶各占一定比例，还有少量彩陶。从遗地发掘看，大汶口文化与前一时期的仰韶文化相比农业经济有了明显的进步。首先，作为劳动力的男女氏族成员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男性墓中大都随葬有生产工具，而女性墓中多随葬纺轮或饰品，这说明男耕女织的分工已经比较明显，男子在农业生产中已占主导地位。其次，这时期的生产工具在质和量两方面均超过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133座墓葬中，有67座随葬有生产工具，占墓葬总数的一半，而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发掘的71座墓葬中，只发现一二件生产工具，这说明大汶口文化拥有较多的生产工具，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随葬品。从质的方面看，大汶口文化的石器全部都是磨制而成，而仰韶文化打制石器仍占相当的比例。大汶口遗址中出土一件用鹿角制成的嘴锄，表明当时已经掌握锄耕技术，遗址中出土了骨镰、石镰、蚌镰、石刀，说明当时的收割方式已发生变化，仰韶文化时期只收获作物禾穗，而现在已收割作物地面的所有部分，这为饲养业、煮食提供物质支撑。第三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了。粮食已有剩余，人们用粮食酿酒。山东临沂大范庄26个墓葬出土了725件陶器，其中有酒器644件。总之，从劳动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产量几个方面看，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比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仰韶文化先进。
2、龙山文化
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故名。龙山文化的分布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东至渤海湾的沿海地区，西至陕西、甘肃一带，北达内蒙、辽西，南及河北北部，以山东地区最典型。它以彩陶和细石器共存为特征，距今约6000年至5000年，相当于父系氏族公社的中晚期。出土遗物中有石器、陶器、卜骨等。石器普遍采用磨制技术，出现了专门用作收割谷物的石镰和蚌镰。陶器已开始采用轮制技术，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 红陶和白陶极少，除平底器外，还有圈足和三足的，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弦纹等，还有缕孔的。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所谓的蛋壳陶，表面黑而光泽，陶胎极薄，壁厚仅有0.1-0.2厘米，是一种技术很高的工艺品，所以龙山文化也曾被称为黑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卜骨发现，卜骨以羊肩胛骨为最多，其次为猪骨和牛骨，证明当时有迷信观念产生。在山东龙山文化的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一件残铜锥，同时还出土不沙铜炼渣和孔雀石一类的黄铜制器，说明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它的出现为以后的金属时代开辟了道路。
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在龙山文化衰落以后，夏、商文化正是在它的基址上发展起来的。
3、良渚文化
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193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故名。分布在江苏南部、浙江东部一带，距今约5200年至4200年左右，处在父系氏族公社的晚期。最具代表性的遗物是造型规整、表面光亮的漆黑色陶器，最常见的有壶、豆、盘、簋等，特征是圈足上常有镂孔，有的还饰有匀称的弦纹。水田农业相当发达，有相当高的农艺水平。农具有石刀、石斧、石铲等，还有三角形石耜。特别是两翼形的耘田制和至今仍为浙东地区农民使用的戽水、捻河泥的工具——木制千篰的发明，说明良渚文化的农人已经进行中耕和施肥，这进一步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作物品种比过去有所增加，吴兴钱山漾发现过许多水稻谷粒，经鉴定有粳稻和禾山稻两种，还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菱角等。稻谷和菱角原产我国为世所公认，但花生、芝麻和蚕豆，过去被认为自汉代以后才陆续传入我国。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过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4、齐家文化
我国铜石并用时代的一种文化。1924年首次发现于甘肃和政齐家坪，故名。分布于甘肃洮河、大夏河、渭河上游和青海湟水流域。人们仍以农业产生为主，普遍种植粟类作物。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主要农具如斧、铲、刀、镰、锄等，制作都相当精致。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纹饰有篮纹、绳纹等，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双耳罐。从随葬品看，男耕女织相当普遍，男子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者。特别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在齐家文化的主要遗址中，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红铜器，种类有刀、匕、锥、凿和指环等，经化验，含铜量高达99.6%，这表明齐家文化已经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了。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重要标志，是过渡到金属时代的开端，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二、原始社会的解体
1、私有制的形成
在原始氏族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这是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只有依靠集体力量维持基本生活的必然要求。随着农业、手工业以及畜牧业的发展，在父系氏族公社及其解体时期，“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人类生产的产品出现了剩余，这是私有制产生的物质条件。
私有制的产生又与社会分工密切相关。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畜牧业、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破坏了生产和占有劳动产品的共同性，“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促进着公有制的解体和私有制的产生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又与交换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交换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另一方面交换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对原始经济的解体起着促进作用。在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原始的商品交换出现了，开始是物物交换，后来发展到用某些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如猪、玉器等），从考古遗址发现，远离海滨的内陆用贝壳陪葬，不产玉的地区发现玉器，这些都是商品交换的物证。
父系氏族时期，人类的婚姻形态已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许多个体家庭逐渐离开公社，自立门户，自营生计，个私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个体劳动逐渐取代了集体劳动，生产资料的私有逐渐取代了生产资料的公有，私有制由萌芽而产生。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造成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关于私有制产生和贫富分化的现象，在父系氏族晚期遗址中均有反映。如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大小不同的墓葬。个别大墓的随葬品多达一百多件。在一个成年女性大墓中，发现有象牙梳、指环、玉臂环以及用大理石和松绿石串起来的装饰品，随葬品中还有陶器、雕花象牙简、猪头骨等，而小墓中的随葬品极少，有的只有一件獐牙或一个纺轮、一把蚌镰、一件陶鼎等。在当时用猪头或下颚骨随葬，是表示死者生前财产多少的象征。“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能出现的。”大汶口文化中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的范围从日常生活用品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部分富有者开始占有大件玉器和象牙器之类的奢侈品。这是私有制开始出现的一个鲜明标志。
2、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逐步产生了阶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氏族首领和富有家长等少数人手中，而另一些人则因种种原因失去生产资料，沦为供富人役使的奴隶。此外，氏族首领和富有者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经常借机对其他氏族部落发动侵掠战争，把在战争中捉到的俘虏和掠夺来的人口变为自己的奴隶，强迫他们从事生产或在家中服役。最能证明这一事实的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资料。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有一座一男二女、一次入葬的合葬墓，男子正中仰卧，直肢，二女下肢弯屈，两手屈于胸前，分别置于男子左右两侧，面向男子。有关研究者认为女性的屈肢葬式这可能是妾奴被杀害后埋进去的，这种男子奴役女子的现象正是人类最初的阶级压迫。在邯鄣涧沟一个直径约18米，深约0.6米的圆坑内，一层红烧土下有10具人骨架，排列无序，杂乱叠压，有的头骨上有被砍的痕迹，为男性青壮年及5—10岁儿童。另一个圆坑内有5具人骨架，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这些被害者的身份可能是战俘，也可能是妾奴和家内奴隶。人殉制度是原始社会后期才出现的，氏族首领可以任意屠杀俘虏和家内奴隶，作为祭祀神灵的牺牲。
富者和氏族权贵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加强对贫穷者和奴隶的防范和镇压，同时亦为了对外作战的需要，修筑了城堡，建立了军队。于是，军队和监狱等逐渐成为常设的镇压组织，国家在形成。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在晋南龙山文化墓地遗址中有 两座大型墓葬，随葬品有引人注目的石钺、玉钺和鼍（tuo）鼓、特磬等，这些都是后来君主或诸侯专用的重器，是权力的象征。考古发 掘的成果表明，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国家继之出现。
3、军事民主制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人口的不断增殖，在母亲或祖母氏族的基础上分化出若干女儿氏族，这些近亲的新氏族以原来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结为胞族，若干近亲胞族组成了部落。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两极分化的加深，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出现了。不少相邻的部落为了自卫，亦或为了掠夺其他部落的财富和人口，纷纷结成部落联盟，设立由部落首领、军事领袖和宗教祭司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通过民众大会或议事会推举产生，尚保留一些民主的性质，这种制度被称为“军事民主制”，它是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种制度。到了父系后期，“军事民主制”遭到握有军权的氏族首领的破坏，氏族大会、部落议事会逐渐由管理公共事务的机关变为氏族贵族的统治工具，军事首领或部落首领的选举名不副实，最终发展到利用武力夺取最高领导权。
在父系氏族公社末期，各级军事首领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争权夺势的斗争，他们分布各地，其中势力较大的逐渐独霸一方，进而征伐四周弱小部落，扩张自己的地盘，部落间频繁战争，一方面加速了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另一方面使得许多军事首领（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逐渐演化为世袭贵族，从而为世袭王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于是，奴隶主阶级应运而生，中国历史开始向文明时代——奴隶社会迈进。
三、关于父系社会的解体及国家产生的传说
传说活动在我国黄河中上游最早的一支部落是炎帝部落。炎帝又称为神农氏（一说神农氏后裔），兴起于渭水的支流姜水，故为姜姓。它与黄帝部落相邻，世为通婚关系，他们同黄帝部落一起向中原发展，具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易系辞》记载：炎帝“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说明炎帝部落对原始文明进步有比较大的贡献。黄帝部落兴起于渭水支流姬水，故姓姬，号轩辕氏，他们定居在陕西高原一带。《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正妃”。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已深深根植于后人心中，人们把我国文明的发韧归功于他。造屋宇，制衣服，作舟车，乃至仓颉造字，嫘祖养蚕，伶伦制律吕，大挠作甲子等等，都看作是黄帝及其氏族部落内的人发明创造的，炎、黄两部落相邻，世代通婚，过着以农耕为主的生活，称为华夏或诸夏，是后来华夏族的主体。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记载中国历史的。
东夷部落太昊氏，一说伏羲氏，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属淮河流域的夷人集团，风姓，即以风为图腾。还有少昊氏，活动中心在奄（今山东西阜），同属于东夷部落，少昊氏“以鸟命官”，以鸟为图腾。传说太昊氏是蛇首人身，发明了网罟，又作八卦，八卦可能是一种比结绳进步记事方法。
南方有苗蛮集团，最有影响的叫九黎族（或叫重黎），他们活动在晋、冀、豫交界一带，首领叫蚩尤，共有9个部落，81个瓦族，传说蚩尤“以金作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后来活动于江汉之间的三苗大概也是九黎族的后代，其首领叫驩兜。
这些部落为了扩张势力，掠夺财富，发生了几次大战。首先是炎帝部落在发展过程中与九黎族相遇，双方大战，炎帝败走涿鹿（今河北涿鹿），后来炎、黄两部落组成联盟，大败蚩尤于涿鹿，蚩尤被杀。传说在征战中，双方各调集了雾、雨、旱神和各种神怪，黄帝为辨别方向还使用了指南车。被打败的九黎部，一部分加入炎、黄两部落，一部分南下同苗蛮部落杂居。
后来，炎黄两部落之间又发生一激烈的冲突，双方在河北涿鹿的东南阪泉（今怀来县境内）接连发生了三次大战，最后黄帝部落获胜。这两个部落进一步结合起来，连同夷人九黎部落的一部分，组成了以黄帝部落为主的部落联盟，逐步创造了灿烂的中原文化。据推测，黄帝纪元元年为公元前2697年。
尧、舜、禹时期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禅让”时期。所谓“禅让”就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按照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部落联盟的首领由部落首领议事会共同推举，这种制度一直到尧、舜时期还存在着，当时最高权力机关是四岳十二牧，四岳也就是四方各部落的首领。当陶唐氏部落的酋长尧做华夏部落联盟领袖时，处理一些重大事情都要征求并服从四岳意见。相传唐尧时，洪水泛滥，四岳举鲧治水，尧虽不同意，但仍服从四岳十二牧的决定。鲧用筑堤防水方法，九年而未平。被舜杀死在羽山。此后，“四岳”会议推举生活于民间的舜作为继承人，尧年老时让其作为助手，命他摄政巡行四方，除去鲧、共工、驩兜和三苗等四人。尧死后舜继位，在居住期间，按照“四岳”会议的意见，起用禹、后禝、契、皋陶、伯夷等人分管联盟的内部事务。舜年老时，四岳推举禹为继承人。禹亦称大禹、夏禹、戎禹，姒姓，鲧之子。他奉舜命治水，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治水有功受到大家的信赖。舜死后，禹想让位于舜子商均，但商均不肖，最后禹服从“四岳”的意见，接替舜位。
以上传说可以看出，尧舜时代仍然保留着古代军事民主制传统，实行“禅让”制的继位方法。部落首领（四岳）会议的权力很大，部落联盟首领的选举和部落内部的重要事务都要由它来决定，而部落成员包括部落首领都服从于“四岳”会议。但是尧舜禹时期我国古代的史籍也有一些这样的记载：如《史记·五帝本纪》说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不能把天下传给他，这才由舜代管天下。把权力“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最终把权力交给了舜。尧死后“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后舜得到部落首领的拥护才正式即位。“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预荐禹于天，舜死后，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可见在尧、舜时期，传贤已受到传子的冲击，军事民主制的传统虽然一时还未打破，但“家天下”的思想已开始萌芽，表明这一时期已处在我国国家形成的前夕。到禹时，部落首领个人的权力不断加大《韩非子·饰邪》中记载：“禹朝诸侯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对部落首领拥有生杀予夺大权，连部落领袖都要携带玉帛等财物进贡朝拜。禹虽然仍按禅让制的传统，推举他治水时期的助手伯益为继承人，暗中却帮助儿子培植势力，树立威望，排挤伯益。禹死后，启用武力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表面上看是启自己夺得政权，实则乃禹精心安排的结果，所以历史上称“禹传子”。
思考题：
1、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试叙中国母系氏族社会的主要特征及代表性的人类遗址。
3、我国新石器时代有哪几种代表性的文化类型？
4、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参考书目：
1、《中国通史讲稿》上册 张传玺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2、《中国史纲要》上册 翦伯赞主编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3、《原始社会史》 林耀华主编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4、《中国古代史》 詹子庆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1—24页
5、《中国历史与文化》 管维良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18页
6、《史记·五帝本纪》 司马迁著 岳麓书社 1988年版第1—14页
7、《家庭、私有制及国家机关的起源》 恩格斯著《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恩格斯著《马恩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历史·教师教学用书》 七年级上册 朱汉国、刘军主编 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第二章 中国历史文明时代的开始——奴隶社会
（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476年）
导 言：夏、商、西周，古称三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确立和发展时期。启建立的王位世袭制度标志着原始社会的彻底瓦解，中国历史跨入到奴隶社会。商朝时，奴隶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家机器日臻完善，阶级分化与对立更趋严重。西周时，奴隶制度发展达于极盛，一些对后世影响较著的制度被创立。春秋时代，随着牛耕技术和铁器农具的广泛运用，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封建生产关系孕育产生，奴隶制社会趋于解体。
第一节 夏王朝——奴隶社会的形成
一、夏族的兴起与夏朝的建立
夏是黄河中游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女以姓，传说为黄帝的后裔，据《史记·夏本纪》所载,它是由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 、缯氏 、辛氏 、冥氏、斟戈氏等12个相互亲近的氏族组成。至尧、舜时代定居于河南嵩山地区和伊、洛平原。是时“鸿水滔天”“下民其忧”，该部首领鲧受帝尧之命治水。鲧因采用筑提堵塞的方法未息水患，被舜所杀。其子禹受命治水，以续鲧业。禹联合富有治水经验的共工氏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大力开展治水斗争。他借鉴其父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导之法，“高高下下，疏川导滞，”且“居外十二年，过家门不敢入”，劳身焦思终于治平了水患，使得因水患屯居高丘的居民纷纷“下丘居土”，开垦沃野，发展农业生产。
禹因治水有功，博得了众多部落首领的拥戴，被尊为“夏后氏”，拥有凌驾于各部落之上的权力，逐步确立起王权统治。他以奉行天命自居，统帅众多部落征伐并击败“敢行称乱”的三苗，继在淮水中游的涂山（今安徽怀远县境内）大会夏、夷诸部落或邦国的首领。慑于夏的强盛和禹的威望，众多的部落首领执玉帛，前来朝贡，行臣服之礼；随后禹又“致群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的专擅表明他已拥有君王独裁的权力，是站在阶级社会门槛上的人。
禹虽拥有至上的权限，但传统的“禅让”制仍存，其合法的继承人是东夷族的首领伯益。然禹死后，其子启依凭夏的势力，联合拥护他的一些部落，杀益而“代益作后”，废除了“禅让”制度，自称为王，并击灭不服的有扈氏。随即在都城阳翟召开诸侯大会，举行盛大的“钧台之享”，“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这次朝会，标志着夏王朝统治的正式确立，此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我国的历史自此进入了奴隶社会。
启用暴力手段杀益夺位，废除“禅让”制度，建立王位世袭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扈氏不能适应时势，因循守旧，“知义而不知宜也”，必然为历史所抛弃。天下咸朝的钧台之享，标志着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奴隶制取代原始公有制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时期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比原始社会增多了，从“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来看，夏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农具、酒器、青铜兵器和礼器，说明夏时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粮食产量已有很多的富余。尤其是青铜兵器和礼器及出土的铜渣、陶埚和陶范等残片，证明了冶铜业是夏代手工业发展的典型。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已结束了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遗址上还发现有宫殿基址，其中1号宫殿基地呈方行，由堂、庑、庭、门等建筑群组成，布局严谨，主次分明，说明了当时建筑技艺的高超。
二、夏朝的国家机器
依据恩格斯关于国家与氏族组织的区别来看，夏朝已经具有了国家的特征。恩格斯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水流域，并在嵩山之阳建立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作为都城，其势力范围则更广，西起今山西西南部，东到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南接湖北、北连河北。夏朝在此领土上的行政管理不再是血缘关系的组合，而是按照地区--州或道来划分，《左传》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即谓此事。相传九州贡金，夏铸九鼎，便是夏朝领土划为九州的佐证，反映了夏朝按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
夏朝的公共权力的设置已初具规模，掌理众事的官职齐备。《礼记·明堂位》载：“夏后氏百官”。夏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其下设置了各级官职，中央有“六卿”或“六事之人”，掌军政权柄；“民师”、“祭师”掌农业和政教；“牧正”、“庖正”、“车正”掌畜牧、膳食、车服。地方的最高长官称“牧”，九州之长官称为“九牧”。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夏朝建立了一支常备军队，以征伐、惩治叛乱的诸侯和不服从统治的奴隶。启在攻打有扈氏时发布动员令：“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鼓励士兵英勇杀敌。今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铜戈、铜镞和铜戚等兵器，说明夏朝的军队已使用青铜兵器。关于刑法，上古文献多予载记。《尚书·吕刑》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周礼·司刑》郑注：“夏刑大辟、膑辟、宫辟、劓、墨”； 《左传》载：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可见夏立严酷刑法是为了镇压奴隶、平民的反抗，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禹刑》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奴隶制法典。监狱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之一。夏朝也设置了监狱，称“夏台”。《史记·夏本纪》载夏桀就曾“召汤而囚之夏台”。
官吏、军队、刑法、监狱等公共权力的设置，说明夏朝已从部落联盟组织转化为国家，并依靠上述的国家机器对奴隶实行专政。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史记·夏本纪》说“自虞夏时，说明夏王朝已有赋税之征，贡赋备矣”。《孟子·藤文公上》载“夏后氏五十而贡”便是税率。赋税的征收，是国家区别氏族组织的第三个特征。
三、夏朝的兴衰
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位。太康贪逸，终日娱以自纵，“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以至“万民弗利”，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乘机挥师西进，攻入夏都，将太康赶下台，夺取了夏朝的统治权，《左传·襄公四年》谓之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此事史称“太康失国”。有穷氏后羿，以善射著称，夺取夏政后，也不修民事，纵情田猎游乐，将政事委于伯明氏寒浞。寒浞一方面行媚于内，取得后羿的亲信，一方面又施贿于外，收买人心，终谋杀后裔，夏政又落入东夷伯明氏寒浞之手。
太康失国后，与弟仲康一同逃亡东方，不久相继死去。仲康子相在常丘（今河南濮阳县南）即位，依靠东方诸侯以图复夏。寒浞杀羿代政后，派兵东击，杀相于常丘。时相妻有孕，从墙洞逃归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生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任有仍氏牧正，后避寒浞追捕又逃归虞氏（今河南虞城），任有虞氏庖正，并得封邑纟仓 （虞城境内）。少康在纟仓 “有众一旅”，力量微弱。但经过多年的力量聚集，并积极的联合其他夏贵族势力，终于攻灭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史称“少康中兴”。此后夏王朝的统治再未出现异姓代政的现象。
杼夏禹绩与夏的衰亡 少康死后，其子季杼继位。季杼在助父复国的征战中战功显赫，即位后，除采取一些措施发展社会经济外，还创制铠甲，《世本》谓之“季杼作甲”，因而军力强盛。在彻底肃清寒浞的残余势力后，季杼挥军东进，陆续征服东夷各部，兵临东海岸，巩固并扩大了夏王朝在黄河中下游的统治，使夏王朝达于极盛时期。《国语·鲁语》称之“复后氏极焉”。杼也因之成为“夏禹之绩”的著名国王。此后历五代六王至廑。夏王朝处于相对稳定的统治期。
夏传14帝至孔甲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不思理政，引起诸侯们的叛离，史籍谓之“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夏王朝走向了他的衰败期。再三传至桀，阶级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桀暴虐无道，动辄杀人，嗜酒好色，荒淫无度，“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以至民众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咒骂。
在夏王朝日趋衰败只际，东方的商族却日趋强大。夏桀为牵制商人，威逼东方诸部，在仍（今山东济宁）举行朝会，激起有缗氏（今山东金乡东北）等诸侯的叛乱。桀出兵攻灭有缗，但自身势力也大为削弱，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夏，桀被放逐南巢而死，夏亡。
夏王朝自禹到桀，共传十四代十七王，历471年（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
第二节 商王朝—奴隶制社会的发展
一、商族的兴起与商朝的建立
商族是居住于黄河中下游一个古老的部落，属东夷的一支。始祖契于舜、禹同时。传说契母有女戎 氏女简狄，吞玄乌卵孕而生之，故契有“玄王”之称。“天命玄乌，降而生商” 的美丽传说反映了商族于契时正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度。契长大后曾率族众佐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赐姓子氏”。商族自此始逐步发展起来。
契之孙相土时，正值夏太康失国，夏统治动摇。相土乘机扩大势力，率族众扩张到黄海之滨，史载“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的曾孙王亥驯养牛，曾赶着牛群到河北境内的易水流域一带进行贸易，被有易氏的首领绵臣杀害，并夺走其牛群。王亥子上甲微为报父仇兴师问罪有易氏，杀绵臣，夺回牛群。此事说明商族的势力已进入河北北部。由上甲微再传六代至汤终灭夏。从契到汤历14世，与夏王朝相始终，可见商部落的历史与夏部落同样悠久。但商族早期的活动区域迁徙不定，“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所迁地点大约在河南、山东、河北境内，说明商人的活动范围很大，是对夏王朝构成威胁的一东方强大部落。
汤，又名成汤、武汤、商汤。因商族对夏构成威胁，商汤曾一度被夏桀囚于“夏台”。获释后，发奋图强，任用贤臣伊尹为相，推行改革，商族日盛。此时正值夏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夏势力衰弱之际，成汤遂举兵相继攻灭了忠于夏桀的葛（河南宁陵县北）、韦（河南滑县东）、顾（河南范县东）、昆吾（河南濮阳县南）等部族。随即以奉“天命”为名誓师讨伐夏桀，“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夏德若兹，今朕必征” 。双方战于鸣条（河南封丘），夏桀败逃南巢（今安徽巢湖市），夏亡。
商汤灭夏后，回师亳邑（河南郑州），众多诸侯前来朝会，表示臣服。“汤乃践天子位” 都西亳 （河南偃师），商朝正式建立，周边各部落纷纷归顺。《诗经·商颂·殷武》载录商立国初期的盛况：“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据学者考证，此事约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 。
二、商朝的国家机器
（一）阶级关系
商朝的统治阶级是以王室为中心的众多新旧奴隶主贵族们组成，他们或在王室担任各级官职，或在畿外建立侯伯之国。商王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据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和罪犯，他们多从事家务、杂役等方面的劳作，祭祀或丧葬时，被作为“牲品”或“殉品”。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可任意买卖、赏赐、交换和杀戮。奴隶的命运十分悲惨，他们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平民主要是占有一定份地的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成员，甲骨文中称“众”或“众人”，文献记载中称“小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有为国家当兵，纳贡和服徭役的义务。他们有一定的自由，但同样受奴隶主贵族的压迫和剥削，除极少数人因事功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外，绝大多数与奴隶相差无几，也极易因罪或破产而降为奴隶。他们与奴隶主贵族的关系也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关系。
商王朝的统治区域，比夏朝有了扩大。从甲骨卜辞、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商王畿（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在黄河中下游的兖豫大平原，畿外的方国（臣服于商王的邦伯的封地）分布的范围更广，东临黄海、东北达辽东，西至陕甘，南越淮抵长江，北到河北北部。在这片广阔的领土上，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镇压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商王朝的国家机器较之夏更趋完备强化。
（二）官僚机构
商王是奴隶制国家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商王之下的统治机构分为内服和外服。外服即王畿外分封给邦伯的封地。《尚书·酒诰》载外服诸侯的名称为：侯、甸、男、卫。他们没有等级的区别，都是一方的长官，为商王室承担守卫边疆，随王出征，进贡和为王室服役等义务。商王为更有效的控制外服也常派王室中的一些亲信，如王子、王妇等，到地方以监视候伯的行动，监督农业生产，向王室进贡方物等。内服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官职繁多，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尹”，商王之下最高的执政官，辅佐商王处理国家大事；尹下设卿士，如司徒、司空、司寇、司马，是分管各类政务的官；卿士之下有管理各种具体事务的官员，如 “多尹”、“族尹”、“小臣”、“司工”等事务，具体管理农耕、村居、车马、医疾、百工等。“史、祝、巫、卜”，是管理宗教事务的官，掌祭祀与占卜。限于认识能力的低下，也为了使神权为王权服务，商王朝对天意鬼神极为崇拜，也将王族神权化，因此祭祀祖先和上天，都是国家的大事，且商王遇事总占卜问天，以询神意，故掌管宗教事务的官员，因能“沟通”神人传达天意而位高权重。
（三）军 队
为适应对外征战和对内镇压奴隶反抗的需要，商朝组建了强大的军队。甲骨辞中有“王作三亻（师）：右、中、左”的记载应是商王直接统治的常备军。每师的具体数字不可考，但从甲骨卜辞中常有“登人”、“共人”的记载，可窥商王统率的军队规模一斑，“登”、“共”都是征召的意思。征召的数目，动辄数千人，甚至万人，如卜辞“辛已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显示商王武丁之妻妇好，曾率征召的万余名士兵去讨伐羌方。
兵器都是青铜兵器，且种类多。从考古发掘来看，商时最主要的攻伐兵器有戈、矛、乾、斧、刀、弓、镞，防御性兵器有盔、甲、盾等。今在殷墟中，发现了不少的战车，说明车战已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
商王拥有强大的军队，一方面是用以镇压奴隶、平民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面是用来征讨不驯的邦伯和周边各族，以维护、巩固王室的统治。如武丁时商朝达到极盛，商王武丁曾多次用兵周邻，从卜辞和文献记载来看，武丁曾挥师数千，或派重将统兵出征，讨伐土方（今山西北部）、 方（今山西北部及河套地区一带）、羌方（今山西南部）、鬼方（今太行山以东地区）、夷方（今江淮一带）、荆楚（今江汉地区）、群舒（今安徽中部）等。
（四）刑罚和监狱
商王朝已有成文法典。《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竹书纪年》载：“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荀子·正名篇》载“刑名从商”；《吕氏春秋》载“（商）刑三百”。这些说明商朝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制定出相当完备和繁密的具体刑律，且刑法极其残酷，甲骨卜辞中有墨、劓、非刂 、醢、脯、烹、大辟和炮烙各刑。
商代监狱称“圜土”或“圉”，以囚禁罪犯、奴隶和反叛的方伯。如曾佐武丁使殷大治的傅说，原为虞山（今山西平陆与河南三门峡之间）一刑徒，就曾居“圜土之上”。西伯昌（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囚于产 里（今河南汤阴县城北）。因征伐频，刑法密，致刑徒增多，商朝各地普遍设立监狱。
三、商王朝的盛衰
（一）政局的动荡与盘庚迁殷
商汤以后，由太甲到太戊是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时期。汤死后，太丁（汤长子，先汤而亡）弟外丙、中壬相继为王，伊尹辅政。但二者在位时间短暂，中壬死，伊尹立太丁子太甲为王，然“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尊汤法，乱德” ，被伊尹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复其王位，自此“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后世称为“太宗”。太甲四传至雍己，国势衰弱，诸侯不贡，商朝统治出现危象。不久太戊继立，任贤用能，使殷复兴，诸侯归顺，太戊末年，就连叛服无常的东夷九部也纷纷入贡朝觐。商王朝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戊因之被尊称为“中宗”。但自太戊子仲丁继位后，商王朝的统治再现危机。自仲丁到阳甲历五代九王，先后迁都五次，以致政局动荡，矛盾尖锐，势呈中衰。商王盘庚继位后，为摆脱困境，也为了新的进取，决定再次迁都。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都于“居天下之中”的殷（今河南安阳），以便有效的控制全国，史称“盘庚迁殷”。迁都后，盘庚励精图治，“行汤之政”，使政局趋于稳定，王室统治加强，社会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商朝国势日益上升，为武丁时期的极盛局面奠定了基础。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的转折点。“自盘庚迁都，至纣灭亡，二百七十三年” ，殷都一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故历史上把盘庚迁殷后的商朝称为殷商。
武丁盛世与用兵周边
武丁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年（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在商诸王中颇负盛名，商王朝也在其统治时期达于极盛。武丁继位前，曾有一段时间生活在民间，《尚书·无逸》载“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 ，因而比较了解社会基层的情况。即位后，谨慎从政，兴利除弊，并从刑徒中提拔很有才干的傅说“举以为相，殷大治”，“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史称“武丁中兴”。其具体表征是武丁在位时大规模的整军兴武，频繁地用兵周边，攻击、讨伐侵扰商境和叛离不贡的部落、方国。卜辞中有很多武丁“击羌”、“伐羌”“伐土方”“伐 方”的记载，用兵达三千、五千甚至万人之众；《周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见武丁征伐鬼方历时漫长。武丁时期比较重要的一次战争是“奋发荆楚，深入其阻” 。这次南征声势浩大，商朝的统治影响也因此逾江深入到湘赣一带。商王武丁频繁用兵，并取得了胜利，既显示出国力的强盛，又加强了商朝与周边的各部联系，巩固了商王朝的统治，扩大了商王朝的影响。武丁也因其文治武功，死后被尊为“高宗”。
（三）社会危机与商朝的覆亡
武丁以后的商王，未再出现惠政者，相反方国与商的矛盾继续存在，阶级矛盾又日趋尖锐，商王朝的统治在这种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衰落下去。
商代的社会经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粮食品种增多；畜牧业也很发达，“六畜”齐全；以青铜治铸为主的手工业技艺高超；商业和交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些彰示着奴隶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直接创造这些财富的商代奴隶们的处境却极惨，他们自身也成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而被随意处置，典型的表现在“人殉”和“人祭”上。
商代的奴隶主贵族很重视祭祀祖先神灵，凡祭必杀死奴隶用作“牺牲”，此即“人祭”。奴隶主贵族若亡，仍幻想在“阴间”继续过着骄奢淫逸，驭使奴隶的生活，故将奴隶杀死或活埋作为陪葬品，此即“人殉”。商代用作“人殉”、“人祭”的奴隶数目，无法计算，但从考古发掘出的遗骨数和甲骨卜辞的记载里，可窥探出商代“人殉”及“人祭”数的庞大骇然。如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及候家庄西北岗的王陵，每座大墓均发掘出殉葬奴隶三，四百人；有关人祭的甲骨卜辞，据学者考辨统计达1992条，共用人祭13052人，以武丁时期为最多，祭用奴隶9002人，最多一次用人达500人 。“人殉”和“人祭”突出地反映了商朝奴隶生活的悲惨和奴隶制度的残暴。
针对奴隶主贵族的残酷迫害和剥削，广大的奴隶不断以逃亡、怠工等方式掀起反抗的斗争。卜辞中多有“丧众”、“途众”的记录就是商王占卜奴隶逃亡的情况。被称作“小人”的平民也是被统治者，他们也纷起反抗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尚书·微子》谓之“小民才兴，相为敌仇”。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沉重的打击了商王朝的统治。
在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过程中，以商王为总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更加腐朽反动。自祖甲“淫乱，殷复衰”后，“立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思善政，商王朝急剧的衰败下去。周邻的方国却在不断的发展，尤东夷、西伯对商构成了严重威胁。公元前1075年，帝辛（商纣王）继位。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即位后大兴土木，极力搜刮，以满足他恣意奢糜的生活。史载他“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欢。”并继续用兵东夷，虽获胜利，但国力消耗太大，史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帝辛的暴虐使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致百姓怨望，诸侯反叛。为巩固其统治，他滥用酷刑，拒谏饰非，宠佞信谗，独断专行。叔父比干被杀、萁子被囚，庶兄微子出逃，贵族大臣纷纷叛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出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大小近丧”的混乱局面，纣王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兴师讨伐，商军迎战于牧野，纣王兵败自焚而死，商朝覆亡。
商王朝自成汤建国，至纣灭亡，共传十七代三十王，历553年（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第三节 西周——奴隶制社会的鼎盛
一、周族的兴起和周王朝的建立
周族是居住在今陕西渭水中游以北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落，姬姓。相传周的始祖母姜源出野践巨人迹，孕而生一男孩，姜源以为不祥，弃之荒野，但受到禽兽的呵护，遂取名日“弃”。“弃”是周族的始祖，从年少时就“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樯焉，民皆法则之。”尧知后举以为农师，舜推他为后稷（农官名），弃死后，人们尊祀为农神。这些传说反映出周族是我国从事农业比较早的部落，渭水流域是我国农业的策源地之一，周族在弃时正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型期。
弃三传至公刘，迁于豳，周族开始兴盛起来。史载公刘“彻田为粮”，使得“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公刘后再九传至古公禀父，率族人迁居歧山之阳的“周原”（今陕西歧山扶风间），周族因之得名，时约处商后期。古公禀父在此“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使周族具有了国家的雏形，成为商的方伯。古公 父致力与修复后稷公刘之业，规整土地，发展生产，族力逐渐强盛，被尊为“太王”。周人的翦商事业也自此开始，《诗经·鲁颂·闷宫》载之“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歧山之阳，实始翦商。”
太王死后，幼子季历继位，周人称之为“王季”。季历打败了周围戎狄诸部，巩固了周族在渭水中游流域的统治，成为商王朝统治下的西土上最强大的方伯。周族也因之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和冲突，季历终为商王文丁所杀。季历死，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周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文王内举明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制定了“有亡荒阅” 的法令，得到奴隶主贵族的支持和拥护；外修武功，先后征服了西北戎狄部落，解决了后顾之忧，转而挥兵东向征伐商属方国，并将政治中心从周原迁至丰邑（今陕西长安县），诸多邦国部族相继归附，不仅关中平原悉为周人所有，而且势力影响远达东淮、江汉，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 的局面，完成了对商都朝歌的钳形包围。不过，终文王之世，周人始终未能彻底摆脱商朝的控制，表面上还得臣服于商朝。
文王死后，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武王首先将都城迁至镐京（今陕西西安），以太公望为师主持军务，弟周公旦为辅主持政务，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相比之下，商王朝却是处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也是一片混乱的状态，灭商时机日益成熟。武王九年，周“观兵东郊，至于孟津”（今河南孟县），“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 ，史称“孟津之会”。这是周武王灭商前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检阅和演习，从赴会诸侯众多且愿意听从武王指挥，效命伐商情况来看，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武王十一年，周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并联合西方及西南方的庸、蜀、羌、微、彭、濮等方国，大举伐纣。时商军多在征讨东夷的前线，未及调回，纣王只好将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应战。两军会于牧野（今河南汲县北）。商师虽众，“其会如林”， 但“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丞入”。 周武王则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此事约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
武王取胜后，回师镐京，建立了西周奴隶制王朝。为稳定统治，武王采取了几项应急措施：一是“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以安抚民众；二是采纳周公“以商治商”的办法，封纣王子武庚于殷，统治殷遗民，使奉殷祀，以笼络殷人；三是封自己的弟弟管叔鲜于卫，蔡叔度于庸阝，霍叔处于邶，领兵监视武庚，史称“三监”。两年后，武王病逝，子诵继位为成王，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辅政。但“三监”嫉妒，散布周公将取成王而代之的流言中伤周公。武庚见机勾结管、蔡叔，联合先殷东部地区的徐、奄、蒲姑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反周叛乱，形势十分严峻。周公在内弭父兄外扶诸候后，毅然亲率大军东征，历时三年激战，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压服东夷各部，平定了叛乱。周公东征实质上是灭商战争的继续，经过这场战争，周人的 “翦商”事业才算最后完成。
周公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殷顽民”势力尚存。为有效地控制东方广大地区，周公在洛水北岸修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并驻军八师镇守；又强迁“殷顽民”于洛邑附近，严加看管。从此洛邑成为西周王朝在东部广大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与“宗周”镐京相对应，称为“成周”，表示周之大业已经成功。西周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定。
二、西周王朝的国家机器和重要制度
西周王朝的统治稳定以后，统治阶级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和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官僚机构 在中央机构中，周王是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奉天命而用之，借助神权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他既是中央机构的首领，又是天下的共主，行使政治、军事、宗教祭祀、经济等一切权力。《论语·季氏》称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俨然是专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周王之下设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或“师保”，分管军事和政务，辅助周王总理天下，史籍称之“相王室以尹天下”。“三公”之下设“六卿”，“六卿”分“三左”和“三右”，“三左”指太史、太卜、太祝，分管天文历法、文献典籍、卜筮、祭祀和祈祷；“三右”指太宰、太宗、太士，分掌王室的财务、奴隶、宗庙祭祀、神权和司法。“六卿”之外，在王畿负责具体事务的还有“四司”，即司徒管理土地的垦辟耕作，司空管理百工及土木水利修建，司马管理军赋车马，司寇管理刑狱与纠察。各卿之下尚有很多僚属，由大夫和士一类中下级贵族担任，办理具体事务。
诸侯国也参照周王室的官僚机构设置百官。这些大小官职都是父死子继，各官职的俸禄采邑也是世代相袭，从而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官僚体制。
军 制 西周的兵制较之商更为完备，军队数量也更为庞大。礼制规定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各军人数约为12500人。周王直接掌控的军队有3支，一为“虎贲”，是王宫的禁卫军；二是“西六师”，由周人组成，宿卫宗周，是周军的主力；三是“殷八师”，又称“成周八师”，驻守成周洛邑以震慑东方诸侯。军队以战车为作战单位，战斗力大为提高。一辆战车为一乘，兵士约10人，各乘战车前后还有徒兵配合作战，数量是车乘兵的10倍。徒兵多来源于平民和奴隶。统兵将帅有师氏、亚、旅等，皆由周人充任，下面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士充当。军队数量的增扩，战斗能力的提高，说明了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强化。等级鲜明的军事编制，又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西周统治者正是凭借此庞大的军事机器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掠夺财富和奴隶，巩固和发展了奴隶制度。
刑 罚 西周统治者很重视刑罚的统治作用，制定了一套比夏商更为扩大和严密的刑法，名为《九刑》。《左传·昭公六年》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即墨（黥面）、劓（割鼻）、非刂 （砍脚）、宫、大辟五刑、加上流、赎、鞭、扑，合为九刑，其中“五刑之属三千”，表明西周法网十分严密，以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史籍载之“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贼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法，有常无赫”。而奴隶主贵族若犯法，按《赎》刑规定，交纳一定罚金，可获赎免，充分体现出传统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特权。可见西周的刑法主要是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工具，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
国野制 在西周的广大统治区域内，有国与野，都与鄙的划分，以区别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国”是西周政权所在的都城和各诸侯国君统治的中心国都，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都城周围的区域为王畿或京畿，畿内的农村由近及远称郊和遂，王畿和诸侯封地内的许多城邑称为“鄙”，它们都属“国”的范围。而诸侯国都以外的广大旷野乡村则称为“野”。居住在“国”中的人称为“国人”，广义上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贵族下层的士和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工商业者。狭义上是指士、工、商者。居住在“野”的称“民”、“氓”、“萌”等，统称为“野人”，主要是指被征服的各族人民。
西周的“国”和“野”的划分是一种制度，史籍谓之“辩方正法，体国经野”，“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在这种制度下，“国人”有参政、服兵役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而“野人”则没有，他们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为奴隶主贵族耕作和服劳役，社会地位极低。“国人”与“野人”的差异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对立和城乡差别。
分封制 西周统治者巩固奴隶制政权的又一重要措施。为了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周天子将王畿以外的地区，分封给周王的子弟、亲戚、灭商功臣、先帝后裔及归顺的方国首领，建立诸侯国，以拱卫王室，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历次分封均要举行隆重的敕封仪式，敕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即将王畿以外的某块土地及该地区的人口一并赐予受封者。受封者称“诸侯”，是封国内最高统治者，掌握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全部权力，但必须尊奉周王为天下共主，对周王宝承担镇守疆土，随王出征，缴贡纳赋，朝聘述职，捍卫王室等义务，维护周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威。
西周大规模的分封是在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中文、武王及周公的后代又占二十六国，重要的封国有：
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统治殷商遗民，使原殷商的中心地区变成周的一个藩卫。
鲁：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地，都奄（今山东曲阜 ）。统治“殷民六族”和徐、奄、淮夷诸部，是代表周王室镇抚东方的一强大候国。
齐：周初功臣姜尚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统治原蒲菇地区，是代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
晋：成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初国号唐，后改称晋。统治原夏墟之地，使之成为王室捍卫河东地区的屏障。
燕：开国元勋召公爽的封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统治冀北辽南，控制这些地区的戎狄肃慎等部落，是北边的屏障。
宋：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周公册封微子启，主要是利用他来安抚殷遗民，便利西周对这一带殷顽民实施统治。
另据史载周初还分封了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于吴（今江苏苏州），说明周的势力已伸展到长江以南。除同姓及功臣受封外，先贤后裔受封的有焦国（今安徽亳州），陈国（今河南淮阳）、祝国（今江苏赣榆南）、蓟国（今北京大兴）、杞国（今河南杞兴）。它们均是势微的小国，但彰示着周对先贤的尊重，便利周王室的统治。
这些诸侯国君在各自的封区内，也同样实行分封制。除直接管辖地外，将土地和人口再分封给他的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又效法将自己采邑的大部分再分封给他的家臣，即士，作为“食地”。卿大夫对诸侯，士对卿大夫都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士是奴隶主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其下是平民和奴隶。
西周就是利用这样的层层分封，虽然封地众多，但通过下对上所承担的义务关系和宗法关系，构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严格臣属体制，形成了宝塔式的奴隶制等级制度。在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集权制尚未建立的当时，分封制有利于维护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加强了周王室对四土的控制，密切了中原地区同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并扩大了周王朝的势力范围，使西周成为疆域空前广阔的奴隶制强国。
宗法制 与分封制相结合并为巩固分封制进而达到强化奴隶主贵族等级统治的又一重要制度。西周统治者在大分封的同时，将从氏族组织蜕度而来的血缘宗法关系和祖先崇拜观念，发展演变成完备的宗法制度，利用血缘纽带与分封制相结合。所谓宗法，就是宗族共同遵守的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依此原则，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和全体姬姓人最大的族权。王位由嫡长子承继，称为“宗子”，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嫡长子以外诸子称为“别子”或“庶子”，受封为诸侯，他们相对周王而言是“小宗”，但在封国内又是“大宗”，君位和封爵由嫡长子继承，也称“宗子”，世代保持在本族内大宗地位。嫡长子外诸子受封为卿大夫，他们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卿大夫的采邑内，他们又是“大宗”，爵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余子为士，他们对卿大夫而言是“小宗”。士的嫡长子为士，其他诸子则为平民。大宗与小宗之间有严格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宗法制度原本只适用于同姓共祖的贵族，但因周人实行同姓百世不婚，因此通过联姻，形成了姬姓与异姓贵族间的舅甥关系，这种舅甥关系，也包含在宗法制范围内，作为宗法制的补充部分。西周王朝正是利用这一宗法制度，将各级奴隶主贵族紧紧联合起来，既形成了严密的宗族等级制，又构成了严格的君臣上下隶属关系，使族权与政权合一，国家宛如一庞大的家族系统。这种宗法制度对于维系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并对后世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礼乐制度 西周社会政治制度的总合，是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史籍多载周公监于二代损益殷礼制周礼，可见周礼承袭前礼并有所创新发展。其内容主要是按亲疏、贵贱、长幼，确定每一等级不同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其中包括表示身份的宫室、车旗、衣食、器物及为后世衍袭效法的“五礼”仪式。“五礼”分为：吉礼，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周礼·春官·大宗伯》称之“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祝祈福祥，是五礼之冠。嘉礼，和合人际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的礼仪，《周礼》谓之“亲万民”。宾礼，周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国之间的往来交际之礼，即“以宾礼亲邦国”。军礼，师旅操演征伐之礼，以使那些反逆不驯的诸侯服从和认同，即“以军礼同邦国”。凶礼，哀悯吊唁忧患之礼，以分灾救患，表达哀悯，即“以凶礼哀邦国之忧”。
配合上述的礼仪活动，还需具备相应的舞乐，礼与乐相辅相成，合称为礼乐制度。它严格地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上下尊卑差别关系，并将之作为奴隶主贵族的行动准绳，不能僭越，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地位和等级特权。这些严密的礼仪规范，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孔子十分称颂之，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也正是从周礼中吸取营养，肇基儒家的伦理纲常。
西周时期，不仅奴隶制的国家机构更趋完备，而且创立了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系列制度，除上述的一些重要制度外，尚有“仕者世禄”的世卿世禄制及体现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井田制（“井田制”详见第 章第 节），这些均标志着我国奴隶制社会于此达于鼎盛期。
三、西周王朝的盛衰
百余年盛世 西周自文王武王创建，经成王康王时期发展，前后历时百余年，是西周王朝的盛世期。不仅通过周初大分封和严格的宗法制度，有效地控制了被征服的广大地区，维护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王权威，稳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而且加强了同周邻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他们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方“夷”族是分布在今山东和淮河流域广大地区内最早的居民，首参加了武庚反周的判乱，周公东征胜利后在山东境内建立了齐鲁等诸侯国，加强了对夷人的控制；南方江汉流域居住着“群蛮”部族，以荆楚为最强，楚人的首领鬻熊曾追随周文王武王，西周初年封为诸侯，定期向周朝觐，贡献苞茅；长江下游的江东地区早在殷末周太王之子泰伯和仲雍“二人亡如荆蛮”，在太湖地区建立吴国。他们同断发文身的土著居民一道，对开发长江下游一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西北和北方的广大地区，散居着许多“戎狄”的游牧部落，其中以北方的猃狁和西北的犬戎最为强大。因周人崛起于西北，与戎族联系密切，周初犬戎各部常来王室朝贡，而猃犹自商时就时常南下虏掠，西周初仍是如此，康王二十五年，周伐猃狁，斩俘甚众，有效地遇制住其攻扰；东北境内居住着强大的肃慎族，但与周关系笃睦，早在武王克商时，就“贡木若 矢石弩”，成王康王时，不断来朝贡献。如周公东征取胜后，肃慎派使者来朝贺，成王特命大臣荣伯作《贿息慎之命》以答谢；“康王之时，肃慎（又）复至”。这些表明肃慎和周王朝早已建立了“政治”上的臣属关系。
西周王朝自文、武王创立，历周公的营建和成、康王的发展，通过封藩建卫及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和战与开发，其疆域已大大超过商代，西至陕甘、东临渤海，南抵淮水流域，北达河北山西北部。其势力影响南涉江汉，东下江东，北透白山黑水。西周王朝走向极盛。
西周的衰颓 西周自昭王、穆王开始，国势由盛转衰，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日趋尖锐，阶级矛盾尤其激化，王室的统治力量日益衰弱。
“田里不鬻”的井田制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诸侯或贵族间用土地进行赠送、赔偿、交换乃至抵押和典当的现象。共王以后，田里可鬻现象增多，如在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共王时代的《卫器四件》铭文中，就详细地记载了裘卫用财物从贵族矩佰、邦君厉等人手中购得十八田土地和一大片林木。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的变化，西周的阶级关系也趋于急剧的变动之中，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一部分原来地位较高的奴隶主贵族，由于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农业生产的经营，导致田地荒芜，奴隶逃散，家道衰落。相反一部分地位较低的贵族由于锐意经营农业，设法谋求扩大耕地而成新的暴发户。奴隶主贵族集团内部出现了兴衰沉浮不定的波动，尤以士的变动最为显著。士是处于奴隶主贵族的最低层，充当国家机关的下吏，战时是车兵的下级指挥官，又称“武士”或“军士”。他们虽能分得小块土地，奴役少量奴隶，但兵役负担繁重，如果立有战功得到庆赏，地位可固，但多数难以养家糊口，沧为极端贫困的境地而降为平民。平民是“国人”中的基本群众，介于奴隶主贵族和奴隶之间，又称“庶民”、“庶人”。在奴隶主贵族的内部倾轧中，失势者降为平民，且贵族的“小宗”五世以后也降为平民，故平民数量增多。他们虽然地位高于奴隶，但也要“力于农穑”，向王公贵族纳粮贡物，还得承担兵役和各种杂役，同样受奴隶主贵族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同奴隶主贵族也有矛盾和斗争。
奴隶主要来自战俘和罪犯，统称为“臣妾”（臣为男奴，妾为女奴）分为四类。一是家内奴隶，给奴隶主贵族服杂役，称“皂”、“舆”、“隶”、“僚”、“仆”、“台”；二是牧奴，为奴隶主贵族放牧，称“圉”、“牧”；三是从事工商杂役，为官府生产生活必需品，称“百工”；四是农业奴隶，为奴隶主贵族耕种井田，称“隶农”。广大的奴隶从事社会各行业的劳作，用血汗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但生活极为贫困。他们无人身自由，受尽奴隶主贵族的凌辱、折磨、出卖，甚至被任意杀害，以作“人殉”和“人祭”品。而奴隶主贵族们却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和奴隶，垄断着社会的物质财富，身居宫室，过着列鼎而食，日夜晏饮，穷奢极侈的生活。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他们不仅愤怒地谴责奴隶主贵族“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貊兮？”诅咒奴隶主贵族们是一群窃食的“硕鼠”，而且用怠工，破坏工具，逃亡等方式不断地同奴隶主进行斗争。史籍多有“臣妾捕逃”和“盗思伐之”的记载。
阶级关系的变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动摇了西周的统治基础。周王室不仅默许“田里可鬻”的现象发生，对边邻的少数民族的控制和影响也不复从前。昭王曾亲自率军征伐荆楚，结果“丧六师于汉”，自己也死于汉水之中。穆王继续南征也不胜，周王朝逐渐失去了对南方的控制。夷与周的矛盾历西周始终，周公东征曾予以严厉的打击，后又分封齐鲁予以控制，但东夷诸部复兴很快，至穆王时，徐夷强大，徐偃王首“率九夷”伐宗周，西至黄河，逼近成周。北方的猃狁在穆王、懿王时南下攻掠尤甚。西边的犬戎，初与周关系甚睦，但至穆王时，他们的势力日益增强，成为周的严重威胁。
厉王专制和国人暴动 西周自穆王后历共、懿、孝、夷诸王，颓势不减，至厉王继立，统治危机日益严重。为增加王室的财政收入，厉王任用“好专利”的荣夷公为卿士，下令将原归平民公用的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所有，不准平民樵采渔猎。这种“专利”政策直接侵夺了以平民为主体的“国人”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普通不满，到处出现了“国人谤王”的情况。厉王又命卫巫监视国人，侦知有敢于批评国王者，立即处死，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十分得意，向大臣召公说：“吾能弥谤矣”。召公则警告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应“宣之使言”。但厉王不听继续倒行逆施。
因厉王贪婪暴戾，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公元前841年，在都城镐京发生了“国人暴动”。参加者除平民外，还有手工业者和下层的贵族士及王宫宿卫。结果厉王仓遑逃出王宫奔至彘（今山霍县）太子静躲避于召公家。国人推举召公、周公共同理政（一说国人拥地方诸侯共伯和主持政事），史称“共和行政”。当年即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它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次暴动，影响甚巨，诸多史籍周予记载。它沉重地打击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动摇了西周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崩溃。
宣王“中兴”和西周的灭亡 公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宣王。宣王在位期间，任用贤能，整饬内政，废除厉王时的一些弊政，取消了“亲耒昔 千亩”的礼仪，承认“私田”的存在，缓和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周室复振。针对昭王以来，边邻各族的威胁，宣王展开了大规模的用兵周边的战争。北击猃狁，使之北遁，暂时解除了其对王室的威胁；南征荆楚，恢复了周王朝对江汉流域的控制；东伐淮夷，使徐方归附，暂时控制了东南地区。经过连年的战争，宣王夺回了西周中期以后，因国力衰弱而被一些边邻部族占去的土地，出现了“日辟国百里”的局面。宣王在位46年“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赋之境土”，终使“周室中兴焉”，史称“宣王中兴”。但由于连年的对外征战，也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为了补充兵源和增加劳动力，宣王晚年，“料民于太原”，企图通过清查户口，搜捕逃之奴隶，控制人丁，以稳定统治，结果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西周统治已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
宣王死，幽王继位，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庸之君。即位第二年，关中发生了大地震，史载“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灾情严重，“民卒流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幽王不仅不思治理，反而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恣性任情、宠幸褒姒，嬉戏诸侯，引起国人极大的怨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公元前771年，幽王废申后和太子宣臼，立褒姒为王后，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引起申后父申侯的极大不满。申侯遂联合缯侯和犬戎，举兵攻伐镐京，幽王仓惶出奔逃至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下，被犬戎杀死，宗周镐京也被犬戎摧毁，西周灭亡。
西周自武王灭商立国至幽王断周，共十一代传十二王，历时二百七十六争（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第四节 春秋——奴隶社会的解体
一、东周的建立和王室衰微
幽王死后，太子宣臼在诸侯拥立下继位，是为周平王。时宗周镐京残破，且处于犬戎侵犯的威胁之中，周平王被迫放弃丰镐之地，于公元前770年，在郑、晋等诸侯卫护下，迁都洛邑，史称“平王东迁”。此后的周朝，史称为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到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这一阶段，与孔子所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的年代（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相当，故学界称东周此时段为春秋时期。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瓦解的时期。
西周王朝自其中叶始，颓象已现，至其末年，社会矛盾已日益复杂尖锐化。周王室在平民和奴隶反抗斗争的打击下，兼之频繁的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破坏，以及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其统治力量已大大削弱。进入春秋，周王室统治进一步衰微下去。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政治上，王室地位下降，威信低落。平王东迁洛邑后，西土尽失，王畿狭小，仅限于今河南西部的一隅之地，周王室地位下降，周天子控制诸侯的实际能力日益丧失。如平王东迁就是借助晋文侯，郑武公的力量庇护，史载“晋郑是依”。郑侯也因护架之功，升任卿士独控王室权力，造成郑与王室的矛盾。公元前720年，双方互以子为质，史称“周郑交质”。同年平王死，后继桓王以虢公代替庄公的卿士地位，郑庄公深为不满，派人抢割“成周之禾”，双方因之结仇，史称“周郑交恶”。公元前707年，因矛盾进一步激化，周桓王举兵伐郑，双方战于纟需葛（今河南长葛县北），王师不仅败绩，甚至桓王肩臂也被郑将射中。周天子地位从此一蹶不振，威信日削。
二是经济上，王室财力拮据，求之诸侯。伴随王室地位下降，周天子威信的低落，大小诸侯不再向王室朝聘纳贡。过去依据《周礼》的规定，诸侯必须定期向周天子纳贡，即“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现在诸侯几乎都不向天子贡献，局限一隅的王室失去了贡赋收入，财力日益枯竭，愈加贫弱，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资助，甚至连举行丧葬礼仪都得屈尊向鲁侯“求赙”（丧葬财物）、“求金”、“求车”。
三是体制上，“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西周时，受封诸侯必须承担随王出征，屏藩王室等义务。周天子具有至上的权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随着王室经济的贫弱，天子地位的下降，周室不再具有政治中心的作用。大小诸侯国成为独立的政权实体，他们纷纷僭越周礼，不仅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甚至公然抗衡王室。有的同周室交战，有的问鼎中原，有的侵分王畿，有的召王会盟。各大诸侯间相互攻伐以争霸天下，出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体制。周王室在此体制中进一步地衰微下去，以至王室内讧，天子也要凭借诸侯的力量才能平定。
与王室衰微相对照的是列国争霸。春秋初期，据说有诸侯国140多个，其中影响较大者有14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一些强大的诸侯借用周天子仅存“天下共主”虚名，打起“尊王”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霸”代“王”，展开了长期而频繁的争霸战争。
二、大国争霸
齐桓公首霸 齐是东方的一个大国，渔盐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用与之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经济上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行政组织上“叁其国而伍其鄙”，继续实行“国”“野”分治，严格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使之各安生理、各务其业，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军政上，“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军政合一制度，组建成一支兵车千乘，士兵三万的军队，加强了军力；此外管仲还统一山林川泽的管理，鼓励商业贸易，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管促的改革，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使齐国的势力日益强盛。
此时，北方的戎、狄侵袭燕国，攻灭邢卫并不断南掠中原。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联合宋、晋、郑等国，击败山戎北狄，援燕救邢复卫，并妥善迁移安置邢民卫人，使“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这种救患解危的行动，使齐桓公在诸侯中威望日增。稳定北方后，桓公又借“昭王南征而不复”的旧事，于公元前651年，率齐、鲁、宋、陈、卫、曹、郑、许八国联军伐楚，观兵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迫使楚认罪讲和并与齐订盟，史称“召陵之盟”。此次虽未交兵，但楚北上受阻，暂时解除了楚对中原诸国的威胁，齐桓公取得了霸主地位。公元前651年，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与会诸侯歃血为盟，听命桓公，周天子也派代表赴会，正式承认桓公的霸主地位，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此后桓公又多次会盟诸侯，史载“（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初期的头号强国。公元前643年，桓公死，诸子争位而致内乱，齐的霸业逐渐衰落。
宋襄公图霸 齐的霸业消退后，宋襄公妄想继之称霸。当时楚国的势力日益强大，正乘齐衰之机向北发展，宋楚冲突已成必然。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兵伐郑，与援郑的楚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北）。面对强大的楚军，大臣们建议襄公乘楚军半渡时出去，未被采纳；再谏请襄公乘楚军上岸后立足未稳之称攻击，他却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宋国势力本已不足，襄公却侈谈“仁义”，坐失良机，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自己也因受重伤，次年不治身亡，不仅霸业未成，且贻人笑柄。
晋文公称霸 真正接替齐桓公成为霸主的是晋文公。春秋初年，晋已结束其分裂状态，到献公执政时，已逐渐强盛起来，成为北方的一大国。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处19年，备尝艰辛。公元前636年，献公死，重耳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长期的流亡生活使他增长了见识，锻炼了干。掌权后，实行“明贤良”、“赏功劳”的用人政策，任用有才干的狐偃、赵衰等人辅政，大力整顿内政，扩充军队，并实行积极的“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稼劝分，省用足财”等经济政策，使晋国迅速出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为晋文公的霸业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同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作乱，襄王出奔到郑国避难。晋文公出兵“勒王”，杀王子带，平定了叛乱，并护送襄王回洛邑，赢得了“尊王”的美名。文公也因此在诸侯中威望提高，一些中原地区的小国纷纷依附晋国。当时楚国败宋后，也积极向中原发展。晋楚冲突已成必然。
公元前632年，宋背楚归晋，楚出兵攻宋。晋文公以救宋为名联合齐秦，率军伐楚，双方激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晋军表面上以报答文公流亡楚国时所受到的礼遇为名，故意“退避三舍”（一舍30里），避开楚军的锋芒，诱敌深入，结果楚军大败。此即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武涉东）大会诸侯，周襄王也应召赴会，并册封晋文公为“侯伯”（霸主），公开承认其霸主地位。同年冬，文公再次会盟诸侯和周王于温（今河南温县），其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文公死后，晋襄公继位，晋国霸势尚存，襄公身后，晋因内乱而霸业中衰。
楚庄王争霸 楚是南方的一强大诸侯，虽败于城濮，但并未退出争霸的舞台。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他起用鄙人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改革内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国势复强，逐再次北上与晋争雄。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北）锋抵洛水、陈兵周郊，并向周王使者王孙满询问“鼎之大小轻重”，流露出取周而代之的野心。公元前598年楚败陈，次年又围郑，郑向晋告急求援。晋楚两军激战于必阝（今河南武陟东南），晋军败绩，渡黄河北逃，因船少人多，自相残杀、损失惨重。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霸气十足。公元前594年，楚军围宋达九月之久，使宋城出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状。宋告急于晋，但晋已畏楚势不敢出兵，宋遂屈服于楚。一时中原小国多背晋附楚，楚庄王也成了诸侯的霸主。晋楚争霸、交替称霸中原的格局形成。
秦穆公西霸 秦在西周后期仅是一个“西垂大夫”，平王东迁时，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赐岐山以西之地。从襄公至穆公约百余年，秦不断同西戎等少数民族作战，同时兼并一些小国，势力渐强。穆公在位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整顿内政，奖励生产、国势日盛，遂凯觎中原。公元前627年，秦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出兵偷袭郑国，欲插足中原。途遇郑商人弦高，弦高假借国君之名，以口头牛犒劳秦军，使秦误以为郑有所备，遂退师，顺道灭晋之盟国滑（今河南偃师）。行至肴殳 山（今河南三门峡市东），遭晋军围困，秦全军覆灭。秦穆公东进受阻，转而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弭兵之会 诸侯争霸至春秋中期形成了齐、秦、晋、楚各拥一方势均力敌的局面。因地缘和实力，齐秦无力问霸中原，但晋楚争霸的战争更加激烈，双方对峙五六十年互有胜负，交替称霸。中原诸小国，今日要从楚，明日要从晋，穷于应付，而广大的人民受害尤深，迫切要求和平。交战双方也打得精疲力竭，并且战争也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的斗争，客观上已无力再继续进行征战。各国均有休战的意愿和要求。于是在宋国大夫的倡导下，争霸诸侯间曾首先后两次召开了“弭兵”会议。
第一次是公元前579年，由宋大夫华元发起，约合晋楚在宋订立盟约。双方约定信使往来、互不交兵，互相救难，共同讨代不听命的诸侯。这次和约仅维持了三年，楚首先撕毁盟约，战争又起。
第二次是公元前546年，由宋大夫向戎倡导，约请晋、楚、齐、秦等十四国在宋都盟会。会议确认晋、楚同为霸主，除齐、秦外，原晋、楚之从国再交相承认对方为主国，这保证了晋楚的利益。此次“弭兵之会”后，各大国都忙于内部纷争，无暇外顾，晋楚间长达四十余年也未发生大战。社会取得了相对安宁的环境，这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是有利的。
吴越末霸 春秋后期，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相继崛起，也积极地从事霸业活动。吴原是周族的一支，后来在姑苏（今江苏苏州）建立都城。晋楚争霸时，晋扶吴以制楚，使吴的势力日渐强大。越为我国古代南方百越的一支，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都城立国，原为楚的属国，在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吴王阖闾执政，他任用楚亡臣伍子胥谋略政事，大将军孙武训练军队，使国势增强。公元前506年，吴大举伐楚，占领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楚昭王仓惶出逃，后虽在秦援助下复国，但楚经此打击，已一蹶不振，失去了霸主地位。
正当吴军远在楚地时，越乘机袭吴，吴越间开始了频繁的战争。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伐越，与越王勾践战于木隽 李（今浙江嘉兴南），吴军败走，阖闾也受伤而死。其子夫差即位，立志复仇，三年后，大败越国，俘勾践至吴为奴。降越后，夫差又挥师北上争霸，征服鲁、卫战败齐国后，于公元前482年，吴、晋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夫差以霸主自居，达到霸业的顶点。
越王勾践降呈后，卧薪尝胆，立志雪耻。他暗中起用谋士范蠡、文种辅佐，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国势复兴，伺机伐吴。当吴王夫差北上与晋会盟于黄池时，越国突袭吴都。公元前473年，夫差兵败自杀，吴国遂灭。此后，越王勾践也效法吴故事，秉势挥军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薛县），一时号称霸主，横行江淮，成为东南大国。
吴越称霸历时甚短，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尾声。此时各国政权内部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新兴势力的夺权斗争方兴末艾，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茶，春秋时代即将宣告结束。
大国争霸的历史作用 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是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在争霸的过程中，影响较著的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史称“春秋五霸”。连年争战，给人民带来了种种灾难和痛苦，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一些中小诸侯国受祸尤深，故孟子说“春秋无义战”。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国争霸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大国争霸和兼并的结果使许多中小国家相继灭亡，改变了春秋初期封国林立的状态，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客观上起到了加快全国大统一步伐的作用。
其次，大国在争霸的过程中，均比较重视选贤用能，改革政治、发展经济，以提高国力，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因素的成长。此外连年争战使公室力量削弱，有利于新兴势力的成长和壮大，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和“三分公室”的夺权斗争。“政在私门”的现象已趋增多，新旧体制的更替过程加快。
再次，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原有的列国分界被打破，各族之间的迁往和交徙频繁，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加强，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出现了东方以齐为中心，与散居的东夷部落逐渐北戒融合，西方以秦为中心，融合西戎各部，北方以燕为中心，与山戎北戎逐渐融合，南方以楚为中心融合诸蛮和西南夷，东南以吴、越为中心，融合百越，中原以晋为中心，与诸狄逐渐融合等几大地域性的民族融合局面，使华夏族在夏商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奴隶社会的解体
（一）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变革、决定社会性质的终极原因。春秋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变革，正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新的发展主要是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它有力的推动了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据文献记载，我国铁器的使用大约始于西周末春秋初，秦襄公时的诗《秦风·驷 驖》云：“驷驖孔阜”形容马色如铁，说明时人对铁已非常熟悉。春秋时期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于农业。管仲曾对齐桓公说“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钅 夷斤属斤 ，试诸壤土”，可见齐已使用铁制农工具。公元前513前，晋大夫赵鞅“遂赋晋国一鼓（一种量器）铁，以铸刑鼎”，上书范宣子刑书。军赋征铁，表明民间普遍有铁。铁铸刑鼎说明当时冶铁技术比较发达。春秋晚期铁器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现象已十分普遍。今在湖南长沙、江西九江、江苏六合、山东青岛、临淄、陕西风翔，河南新郑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均发现一些属于春秋中晚期的铁制手工工具和农具。
与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的同时，牛耕也进一步推广。牛原先用作祭祀时的“宗庙之牲”，春秋时期用作“田犬亩之勤”，成为耕田的力畜，大大提高了生产的能力。时人对此十分欣悦，甚至以“耕”和“牛”为已取名，如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晋国一大力士姓牛名子耕等等。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垦荒造田的能力。如郑国东迁至新郑后“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晋国将“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南鄙之田”，垦为良田。楚在西周时，还是“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的状况，但至春秋时，经开发已成为南方的一强大侯国。由于大规模的水利兴修既成为可能，也是各国较重视的事业，如楚令尹孙叔敖（今安徽寿县）主持修建了芍陂（类似人工水库，今天仍发挥着灌溉作用），吴王夫差组织民力开凿邗沟，从邗城至末口（今江苏扬州至淮安）全长150公里，沟通了江淮，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运河的开辟既能灌溉沿岸的农田，又便利了南北的交通，有利于江淮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的进步。当时，人们不仅发明了“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提水）灌溉工具较之以前的“凿隧而入，抱瓮而出”，灌溉效率大大提高，能“一日浸百畦”，而且认识并利用进步的农具深耕易耨，改变耕作制度，使得农业生产能“四种而五获”，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伴随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也较高，到春秋中叶“工商食官”的格局已被打破，私营工商业者很活跃，出现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局面，一些富商“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与国君分庭抗礼。
井田制的逐渐瓦解 在井田制度下，奴隶集体耕作于“公田”之上，且土地原有权归于周王，大小奴隶主贵族只能使用，不得买卖、转让，即“田里不鬻”。但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一些荒地得以开垦成为大小奴隶主占有的“私田”。这一情况自西周末就开始出现。由于“私田”不在原分封的井田范围之内，不需向上一级奴隶主贵族缴纳赋税，因此各大小奴隶主贵族尽力招徕劳动人手，不断地为已开垦荒地，奴隶和平民也参与到“私田”的开垦中来。到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私田”的数量有增无减，面积越来越大。由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以至“公田”上出现“维莠骄骄”，“维秀桀桀”的荒芜景象。如鲁国“公田不治”，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不仅如此，一些奴隶主贵族甚至把“公田”变为“私田”，据为己有，以至在天子同诸侯、卿大夫之间以及诸侯与卿大夫内部常发生争田夺地的冲突和诉讼。在争夺土地的过程中，大小奴隶主贵族一再突破井田的封疆沟洫，公田与私田的界限逐渐被破坏。这些在《左传》里有很多的记载。随着“私田”的大量涌现及王室的进一步衰微，周天子对全国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到春秋中后期，土地的转让、抵押、甚至买卖现象时有发生，土地私有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鉴于土地关系的变化及“公田不治”的客观现实，井田制下助耕“公田”的方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国在赋税制度上都做了相应的改革。公元前685年，齐国率先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制，按土地的多寡好坏征收数量不等的田税，打破了“公田”与“私田”的界限；公元前645年，晋国 “作爰田”，将土地一次性地分给各家各户，使其“自在其田，不复易居”，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不久又 “作州兵”，扩大了兵源；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履亩而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翌年又“作丘甲”，按丘（古制十六进为丘）征收军赋；公元前548年，楚国“书土田”，按土地的多少和等级“量入修赋”；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各国统治者所进行的这些税制的变革，主观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但客观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进一步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
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封建生产关系主要是指地主阶级与封建依附农民之间结成的租佃制剥削关系。其产生的两大要件一是土地的私有制出现；二是产生了占有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但不完全占有生产劳动者的封建地主和占有少量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对地主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农民。春秋时期，随着“私田”的涌现，井田制的崩溃及各国赋税的改革，土地私有化已经出现，并得到发展。随之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奴隶主贵族中一部分人通过占有“私田”、抢夺“公田”，逐渐转化为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地主，称为“私门”。他们采用租佃制，通过征收实物地租的办法来剥削耕种其地的人们，而接受这种新剥削方式的奴隶和平民便转化为最初的封建依附农民。他们对新的封建主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称为“隐民”、“私属徒”、“宾萌”。这些依附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高于奴隶，他们可获得一部分收获物，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此外，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自耕农，他们拥有少量的土地，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徭役、兵役，成为封建生产关系的补充。
这种新的封建生产关系自产生起，就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来。史载“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社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奴隶从井田上逃亡，投奔“私门”，成为封建制下的依附农民。一些国家出于争霸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主动进行税制改革，改变剥削方式，实质上已经放弃了井田制度，承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随着这种新生产关系进一步的发展，“私门”势力愈益强大，并展开了争权于“公门”的活动。奴隶制社会正是在新兴势力的夺权过程中，在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中，逐步地走向解体。
（二）奴隶制社会的解体
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 春秋后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更加腐朽和残酷。他们疯狂地搜括人民，以满足自己奢侈欲望，从而导致剥削愈益沉重，刑罚更为残暴。如齐景公非常腐朽、荒淫无度，过着“宫室日更，淫乐不违”的腐烂生活；晋平公本已有“铜靼之宫数里”，还继续修建“厂祁之宫”；晋灵公更加昏庸，他除了大修宫室外，还常“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以取乐。奴隶主贵族的奢侈生活从现今的考古发掘的材料中也可窥一斑，如1955年在安徽寿县发掘的春秋晚期的蔡侯墓，出土了大量器物，仅铜器就有近百件。为聚积财富以供享乐，奴隶主贵族横征暴敛，并加重刑罚，如齐景公的宠臣官吏“肆夺于市”，“僭令于鄙”。国人的三分之二收入都被夺去，稍有不满即判刖刑，以致出现了“国之诸市，屦贱踊贵”的怪现象。
奴隶主贵族腐朽而又残暴统治，使民不堪忍受，社会上涌动着“蓄怒藏于民”，“民恶其上”的强烈不满情绪，酿成了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表现为逃亡、多盗、役人工匠的暴动以及国人起义等形式。逃亡又称“民溃”，春秋时期，奴隶和平民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寻机大规模地逃亡溃散事件，史载甚多。如公元前641年梁国君扬言敌人将犯，迫使民众绕宫城修壕沟，疲惫不堪的民众拒绝服役，一齐溃逃；公元前563年郑贵族内讧，致“臣妄多逃，器用多丧”。类似事件在邢、蔡、鲁、齐、楚等国也迭出不穷。逃亡者多隐伏于山林川泽，武装袭击统治者。如公元前522年郑国多逃的奴隶啸集于萑苻之泽（今河南中牟），统治者派重兵镇压方使“盗少止”；公元前506年吴攻占楚都郢，楚昭王仓惶出逃至云梦泽，聚逃于此的奴隶“截击昭王，“中（王）肩”，迫使昭王再度逃窜到郧（今湖北安陆）。春秋末年，奴隶起义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庄子·盗跖篇》记载了北方跖领导的奴隶起义“从卒几千人”，“横行天下”，所过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荀子称他“名声若日月”。和奴隶起义相呼应，役人、工匠及国人（平民）也不堪繁重的徭役和苟虐的暴政，不断地进行公开的暴动和起义，以反抗奴隶主贵族的腐朽统治。如公元前550年，陈国贵族庆氏（庆虎庆寅等），征庶人筑城，庆氏十分残暴，因“板队（坠）而杀人”，故“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逐杀庆虎、庆寅”；公元前520年，东周王城发生了“百工暴动”，斗争延续20年之久，甚至一度把周敬王赶跑；该类事件，在卫国因“公使匠久”，而一再爆发工匠暴动。此外，国人暴动也频频发生。公元前660年，狄人攻卫，国人拒绝抵抗，卫懿公战败被杀，卫几乎亡国；公元前554年郑国执政者子孔为政暴虐，激起国人暴动“杀子孔而分其室”；公元前519年，莒国又因“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的残暴统治，发生了国人起义，将子庚驱逐出国的事件。
春秋时期特别是后期的奴隶、役匠和国人的反抗斗争，形式多样，连绵不断、相互激荡，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斗争场景。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腐朽统治，使“公室”愈加卑弱，加速了奴隶制的崩溃，有力地推动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飞跃。
“私门”的夺权斗争 春秋中期以后，封建的生产关系有了明显的发展。公室在诸侯国的统治日渐削弱，而一些占有大量“私田”和“隐民”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私家”的力量却日益强大。各国政权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卿大夫之间的势力互有消长，私门与公室的明争暗斗也愈演愈烈，出现了“私家”依恃实力与国君分庭抗礼，甚至“执国命”的现象。至春秋后期，新兴势力的夺权斗争更加激烈，斗争的结果是一些卿大夫取代公室而掌权，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和“三桓执政”。
六卿专政与三家分晋：首先出现新兴势力夺权斗争的是在晋国。春秋中期，晋之政权就逐渐为异性“六卿”所控制。所谓“六卿”是指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家。他们早在晋公室为争霸不断扩充军事编制的过程中掌握了兵权而上升为卿大夫。为争取原隶属于公室的民众更多地投靠到自己门下，“六卿”都进行了经济改革，废除井田的“经界”，代之以封建的田亩制和地税制。他们是晋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到春秋中期，“六卿”联合起来，击败专权的晋宗姓旧贵族栾氏、祁氏、羊舌氏，形成六卿专政的局面。但“六卿”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赵鞅执政后，“六卿”矛盾激化。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联合进攻赵氏，但遭败绩。四年后，范氏、中行氏又联合郑、齐、鲁、卫等诸侯，同赵、韩、魏三家在铁地（今河北濮阳西北）激战，赵鞅阵前发布誓言：“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土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此鼓励了将士，争取了民众，终击败范氏、中行氏，并兑现誓言瓜分了两家土地，促进了晋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地主阶级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形成。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又合力灭掉智氏，并分别建立了政权，晋侯仅剩绛和曲沃两地，晋名存实亡。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齐之田氏原是陈国公子完的后商。春秋初年，因避陈公族内乱，完逃奔来齐，齐桓公任之为“工正”（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并嫁女与之，陈完及其后裔遂立足于齐。春秋中期，田桓子升开为大夫，田氏势力逐渐强大。时齐公室腐朽大肆搜括，阶级矛盾激化，田桓子则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私公之粟”于民众，以争得民心。后嗣子田乞、孙田恒同样采取此法，争取民众，结果民众“归之如流水”般地逃亡田氏门下，成为田氏“隐民”。田氏愈益强大，并向以国君为首的旧势力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公元前489年，田乞乘齐景公死公子荼即位之机，发动政变，杀君荼立公子阳生为齐悼公，并自立为相操纵齐国军政大权。不久又杀齐悼公，立齐简公。田乞死后，子田恒（田常、田成子）继续为相。公元前481年，田恒也发动武装政变，杀齐简公立齐平公，并“尽诛鲍、晏、阚止及公族之强者”，使齐之旧势力遭到毁灭性地打击，国君也成了田氏的傀儡，名存而实亡。公元前391年，田恒曾孙田和废齐康公，自立为国君，完成了田氏代齐的过程。
鲁“三桓”执政：“三桓”是指鲁桓公的后裔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个家族，他们是鲁新兴势力的代表。春秋中后期，“三桓”不断扩展土地，积极争取民众，使鲁国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公元前562年，“三桓”将鲁公室的上、下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各统一军，公室的土地和人口也分作三份，各得一份，史称“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桓”中因季孙氏邑内的封建关系发展较快，归附的隐民的最多，故其势力最强。公元前537年，三家依势力强弱再次分割国君的权力，土地和人口合三军为二军，分公室土地、人口为四份，季孙氏独掌一军，独得两份，孟孙氏和叔孙氏合掌一军，各得一份，史称“四分公室”，使得“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经济上只得依靠三家的贡纳来维持。以季孙氏为首的新兴势力掌握了鲁国政权，并对旧势力展开进一步打击。公元前517年，“三桓”击败鲁昭公的进攻，并将之驱逐出国；公元前468年鲁哀公想借助越回力量夺回权力，又遭失败，哀公自己也被“三桓”赶出鲁国。此后鲁侯仅有虚名，国政掌于“私家”，鲁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奴隶制社会的解体 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私田”兴盛和“公田”的荒芜与消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田里不鬻”的井田制渐趋瓦解。一些诸侯国出于争霸的目的而进行的改革，承认了“私田”及新的剥削税制的合法性，使土地私有制得以进一步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生产方式的成长。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卿大夫“私家”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因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同以“公室”为代表的旧势力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夺权斗争，前述的“私门”夺权便是典型的代表。在夺权过程中及夺权后，封建性的因子得以进一步扩张。与新兴势力的夺权斗争相呼应，奴隶、役匠、平民的反抗斗争，又进一步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腐朽统治，摇动了奴隶制的根基。他们或逃归“私门”成为“隐民”，或取得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转变为封建性农民阶级。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高于奴隶，生产的积极性也因而提高，正所谓“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于是在奴隶制的母体内孕育起来的这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共同构成奴隶制的掘墓者。在这两大阶级的共同打击下，奴隶制社会终于走到了尽头，春秋末期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在各国夺取了政权，奴隶制社会解体了。
思考题：
为什么说夏朝具有国家特征。
简述商朝的阶级结构。
简述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夏、商、西周衰亡的原因及其主要表现是什么？
试述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历史背景及其作用。
试析奴隶制社会解体的原因和主要再现。
参考书目：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
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三联书店，1979年
黎邦正：《中国古代史》（上、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
第三章 中国历史文明时代的继续和发展
——封建社会（上）
（公元前475年——公元 581年）
导言：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确立和封建集权政治的初步形成，标志着我国封建化进程的完成。秦国因封建化最为彻底而一统天下，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朝国祚虽短，但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机构的基本形式，其确立的王朝版图奠定了历代王朝的疆域基础。西汉承袭秦制，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政权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随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至东汉形成了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此基础上，门阀制度形成，至魏晋达于极盛，中央对地方的集权控制受到侵削。因之，自董卓之乱起，我国封建社会出现了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局面，矛盾纷呈，政权迭立，战乱频仍，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民族的大融合是该段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和民族矛盾的消弥，到北朝末年，南北对峙的均势被打破，南北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
第一节 战国秦汉——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初步发展
一、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和封建制的确立
公元前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二百五十四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在此时期，历春秋争霸而胜出的强国，通过兼并战争，继续吞灭一些小国，逐渐形成齐、秦、燕、楚、韩、赵、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势力，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发展封建经济，壮大本国的实力，以适应激烈的兼并战争，“七雄”各国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掀起了变法运动。
（一）各国变法
魏国李悝变法 战国初，魏国魏文侯（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96年在位）是位很有作为的国君。他礼贤下士，网集人才，任用子夏的学生精通律令的政治家李悝为相，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有下述几个方面。
废除世卿世禄制。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以能力和军功大小选拔官吏，确定俸禄。
推行“尽地力之教”。分国有土地给农民耕种并规定土地产量，要求农民勤谨治田，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实行“平分法”，丰年由国家平价收购粮食，灾年则平价出售，使粮价保持平衡，以免伤农。
制定“法经”，确立封建法制。李悝兼采诸国刑典著《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内容重点是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魏国李悝的变法是诸侯国中最先进行的一次变法，进一步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发展了封建的经济，使魏国国力日益强盛，成为“七雄”中的第一个强国。
楚国吴起变法 楚虽春秋大国，但因“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旧势力较大，入战国后已出现“贫国弱兵”的状况。楚悼王即位（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81年）后，使用自魏奔楚的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主要措施如下：
收夺爵禄，取消世卿世禄制。变法规定“废公族疏远者”、“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并强令他们迁徒到地广人稀之处，以“实广虚之地”。
裁减冗员，奖励军功。吴起主张“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以消减俸禄开支，并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抚养战斗之士”，以奖励军功。
吴起变法从政治上、经济上沉重打击了楚国旧贵族势力，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国力，以致楚国能迅速地“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引起各国诸侯震惊。
秦国商鞅变法 秦虽独霸西戎，但因地处西陲，至战国初期，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远落后于山东六国。不仅受到六国的岐视被摒弃于诸侯集会之外，还常受到比邻的韩、赵、魏的进攻。秦孝公在位（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时，深感国势不振，遂下令求贤，立志改变秦落后的状况。商鞅在魏得讯，西行入秦得孝公重用，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主持了变法。新法内容主要如下：
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新法破除原井田的“封疆”，重新设置田界，并以“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与农民耕作，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此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确立了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
奖励耕积，重农抑商。新法规定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且多缴纳租税者，免除本身的徭役，如弃农从商或因怠惰以致贫穷的人要全部没入官府为奴。即“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又规定男子成年后必须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否则加倍征收赋税。这一举措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
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新法分军功爵20个等级，最高者为彻侯，最低的为公士，依军功大少赏赐相应的爵位和数量不等的田宅臣妾，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一措施大大削弱了奴隶主旧贵族的政治势力，而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的士兵则是极大的鼓励，迅速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
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人民控制。商鞅在秦推行县制，“集小乡、邑、聚（村落）为县”，全国新置“三十一县”，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初步确立中央集权制的地方行政体系；编制户籍，设什伍连坐法，将居民按五家一伍，二伍一什编制登记于国家户籍中，什伍间负有相互监视告发“奸人”的责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焚烧诗书，彰明法令，打击儒家复古思想，取消旧贵族不受刑律制裁的特权，宣布“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些措施的频行，稳固了封建统治的秩序。
统一度量衡。政府“平斗、桶、权、衡、丈尺”，颁发新的度、量、衡标准器。今存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量”（实测容量为200毫升）即是其中之一。度量衡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迁都咸阳。为削弱旧贵族势力的基础和适应向东方发展的需要，秦将都城自雍（今陕西凤翔）迁到咸阳。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诸国变法中最彻底的一次，它巩固和发展了秦国的封建制度，迅速增强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秦以后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赵、齐、燕各国也先后在韩昭侯（公元前362年—公元前333年），赵烈侯（公元前408年—公元前387年），齐威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20年），燕王哙（公元前320年—公元前312年）在位期间，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变法改革。
从以上各国变法的主要内容来看，共同点在于承认土地私有，奖励耕战，废除世卿世禄制。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虽然变法引起旧势力的极度仇恨和极力阻挠，如楚贵族发动叛乱，射杀吴起，秦旧势力诬告商鞅谋反，致商鞅遭车裂而死，但如同“秦法未败”样，这场历时一百余年由新兴地主阶级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客观上起到了打击奴隶主贵族残存势力，保护和发展封建经济，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效用。封建制度得以确立。
（二）封建制度的确立
封建集权制度的建立 通过变法各国先后废除了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确立起封建的集权制度，表现如下：
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建立起来。各国诸侯纷纷改称王，拥有行政和军事的最高权力。国王之下设相和将，相又称相国、相邦、丞相（楚称令尹），为百官之长，辅佐国王处理全国政务；将又称将军（楚称桂国或上柱国），为武官之长，位次丞相，负责领兵打仗。相下分设御史，司徒、司空、廷尉、少府等职，协助丞相处理司法、农业、工程、刑罚、财政等日常事务；将下设有国尉、都尉和中尉，协助将分掌中央、地方和京师武卫等军事。将、相及下设各官一律由国王任免。这种文武分职、互相监督的集权制度，改变了奴隶制度下世袭卿大夫平时任文职，战时为武将的军政不分的状况，有利于国王有效地控制全国的行政权和军权。
郡县制取代分封采邑制。郡、县原是春秋时期大国在争霸过程中于新兼并的地区设立的地方机构，由国君直接管辖，具有加强边防的性质。郡初设于地广荒凉的边远地区，其地位低于县，入战国后兼并更加剧烈，遂于内地设郡，沿用边郡辖地较广的规模，其下设县成郡大县小、郡高县低的行政格局。这种情况始于三晋，后在各国普遍推行，逐渐取代了奴隶制度下的分封采邑制。郡设守、县设令，由中央直接任免，不能世袭，郡县政令也直接受控于中央。县下又逐级设乡、里、什、伍组织，牢牢地将农民控制于国家政权之中。
建立了征兵制和常备兵制。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均实行了征兵制度，以确保拥有强大的军力。当时大国一般都拥有数十万的庞大军队，兵源主要来自农民，应征服役的年龄一般在15-60岁之间。此外各国还组建了常备兵，如魏之“武卒”、齐之“技击”等。这些常备兵都是经历了严格的挑选和训练，待遇也较高，中选者可免全家的徭役和租税，故积极性高涨，战斗力极强，是各国军队中的骨干力量。军队的调动、将帅的任免均直接操纵在国王手中。由于战事的激烈，规模的扩大，步兵、骑兵已成为主要兵种，进退不灵的车兵已退居无足轻重的地位。
封建集权的官僚制度形成。为适应封建集权的需要，各国普遍实行了符玺制、上计制和俸禄制等，形成了一系列反映君臣关系的封建官僚制度，使国王集权于一身并督促各级官吏尽忠职守。符玺制包括兵符和玺印两种。兵符因形制虎状，又称虎符，分两半，右边一半存国王处，左边一半交将领，军队的调遣须两半兵符合一成完整虎符方可，此强化了国王对军权的控制。玺印即官印，是国君颁布法令、任免官吏的信物，各级官吏的公文也必须以玺封泥方能生效，玺印的颁授均由国王掌控。上计制是对官吏的年终考核制度。每年初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须将自己职责之内的各种预算誊写在木券上，再剖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处报核，国君亲自考核以决定官吏的升降奖惩。傣禄制即以粮食为主作为官吏的俸禄，不再以封邑为官禄。俸禄的计量单位各国不尽相同，三晋、秦、燕以“石”、“斗”计。官秩高者食禄可达几十石、几百石甚至万石，官位低者俸禄仅“斗食”。
上述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得地方归权于中央，中央收权于国王，正如韩非子所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王集政权、军板、财权于一身，初步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为秦汉封建专制制度开了先河。
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 封建制度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最终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在各国得以确立。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战国时期，私人大量占有土地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各国厉行的变法，不仅以法律形式予以承认和保护“和田”，而且分授和赏赐国有土地给国人及建有事功者，确立了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随着土地关系的转换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封建剥削方式也得以确立。国家依靠严密的户籍制度，将自耕农束缚于土地上，向他们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和征发兵役，佃农以交纳地租的方式租种地主的田地，雇农则靠“卖佣而播耕”以维持生斗。
地主阶级的形成。战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贵族地主。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在井田外大量地“辟草菜，任土地”，形成私田，甚至侵夺“公田”为“私田”。他们控制一定数量依付农民并在私田上采用封建的租佃剥削方式而转化为新兴的地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主。此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因与国君有亲缘关系而获得封邑并享有在封邑内征收赋税特权也转化为封建地主，如赵之平原君赵胜，齐之孟尝君田文，魏之信陵君无忌等。他们是地主阶级中最高阶层，但因与奴隶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是较为保守的一个阶层。二是功勋官僚地主。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一些因建有军功或事功的将士及政客，获得官爵、土地的赏赐而成为军功地主和事功地主，如赵之赵括，魏之公叔痤，秦之商鞅等。他们取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特权，是新兴地主阶级中力量较强的一个阶层。三是一般中小地主。他们是从自耕农、手工业者和商人中通过土地的自由买卖或是开垦荒地或兼并他人土地转化为地主，政治上没有特权，经济力量较为削弱，地位低于前二者。
农民阶级的产生。战国时期的农民阶级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自耕农（即国家佃农），多是从庶人和低级的士转化而来。他们通过封建国家的“授田”而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一般治田百亩至三百亩。封建国家通过什伍制度将他们编制在户籍上，使其“死徙无出乡”。他们除了向国家交纳一定的赋税外，还承担国家的徭役、兵役和临时增加的苛捐杂税，是当时农民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二是佃农（即隐民、宾萌），多是由亡逃至“私田”的奴隶转化而来，部分自耕农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或因破产而“无立锥之地”，也依附地主成为佃农。他们“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将收成的半数以上作为地租上交给地主，身份不自由。三是雇农（即庸夫、庸客），他们一贫如洗，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称为“持手而食”，“卖佣而播耕者”，所得报酬甚少，是农民中最苦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则确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残余仍存，国有官奴，地主富贾占有私僮（奴隶）。他们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和家内杂役劳作，也有的从事农业生产。但整体上看来，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的生产关系占据主流地位。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确立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使得战国时代封建经济得到飞跃发展。农业方面，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在中原先进地区还出现了一年两熟制；水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郑国渠的开通，都江堰的修建，大大促进了关中、汉中的农业生产；手工业方面，分工细密、技艺高超，治铸、漆器、煮盐、纺织等行业均有长足的进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商业也趋于繁荣，不仅出现了如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郢都等工商都会，而且出现了一批致力工商可“与王者埒富”的大贾。当时金属货币被广泛使用，但因地域分割致货币不统一，主要有周秦的圜钱、三晋的 贝、 燕齐的刀贝、楚的蚁鼻钱和郢爰（金币）。
综之，战国时代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较相适应，社会经济得到强劲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力量彼此消长，又加剧了兼并战争的激烈程度和规模，推动了中国历史走向统一。
二、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与秦的统一
战国时期，兵革不休。先是大国吞并小国，继之是七雄间角逐，直至秦的统一。这段“天下争于战国”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七雄初争、魏齐抗衡时期；合纵连横，秦齐对峙时期；秦赵大战，赵国衰落时期；剪灭六国，实现统一时期。随着各时段的推进，战争越演越烈，战争的性质也由封建的兼并战争逐渐转化为封建的统一战争。
（一）七雄初争、魏齐抗衡
战国初年，魏国魏文侯任用李悝率先变法而首先强大起来，遂不断地向周邻扩张。自魏文侯起，魏国西击秦，东败齐，北灭中山，南向伐楚，夺取郑、宋、楚大片土地，一时国威大振，诸侯畏服。魏惠王（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19年）时，魏国达于极盛，鲁、宋、卫、韩诸国皆入魏朝见。为巩固霸业，控制东方诸侯，公元前361年，惠王将都城自安邑（今山西夏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公元前365年，齐威王即位。他积极地网罗人才，改革政治，国力迅速强盛，成为与魏争霸的对手。于是魏、齐间的冲突与抗衡成为战国初期七雄混战的焦点，要事如下：
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国怒赵国进攻其属国卫并迫卫入朝，起兵伐赵包围赵都邯郸。公元前353年，齐应赵求救，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魏攻赵，精锐在外，内部空虚，逐采用避实击虚的策略，引兵直趋魏都大梁，以调动魏军兼程回救，从而收到“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的奇效。此举果然迫使围攻邯郸的魏将庞涓急速从邯郸撤军回师自救。当魏军奔抵桂陵（今河南长垣县北）时，遭到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裁击，魏军大败，庞涓被擒（后释归魏）。此即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例。
逢泽会盟：桂陵一战，魏军虽败，但魏惠王不久便扭转了局势。公元前353年，魏击败宋、卫、齐的联军，迫齐求和；公元前344年，魏惠王邀集十二诸侯来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会盟，会后又率诸侯朝周天子于孟津。魏之霸势如日中天。
马陵之战：公元前342年，魏惠王派兵攻伐叛魏亲齐的韩国，韩军连败，告急于齐。齐威王再派田忌、孙膑率军攻魏救韩，魏惠王派庞涓和太子申领兵十万迎战，双方相持一年之久。孙膑深知魏军强悍且轻敌，决定避开正面交锋，采用“退兵减灶”的办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诱敌深入，设伏歼敌。庞涓果然中计，以为齐军已亡逃过半，急追至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时陷入齐伏兵包围之中。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溃，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魏十万大军被歼，史称“马陵之战”。
徐州相王：马陵一战，魏损失惨重，“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从此一蹶不振。而西边的秦国，因历经商鞅的两次变法，已逐渐强盛起来，东向侵魏。为摆脱困境，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亲到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会见齐威王，尊齐为王；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也尊魏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去“侯”称“王”，是战国形势的重大变化。
（二）合纵连横，秦齐对峙
“徐州相王”从形式上看是魏齐平分霸业，形成魏齐均势的局面，实则是魏丧失了霸主的地位，齐代之成为东方一大强国。此时秦已强大起来，兵锋东指，收复了河西之地，并攻取魏之河东地区，给东方六国以严重威胁。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公开始称王，七雄纷争出现秦齐对峙的局面。两强不断发动攻势，展开了争取与国孤立敌国的斗争。其它国家为保全和壮大自己，乃至兼并他国，也在积极地寻找盟友。于是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七雄间开展了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的斗争。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就是几个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强国，以防止被强国兼并。此“强”或是秦或是齐，发起者是魏将公孙衍；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就是拉拢弱国随从秦或齐去攻伐兼并其余的弱国。首倡者是秦相张仪。战国后期，唯秦独强，合纵即指山东六国联合起来以御秦，连横则是秦利用六国的矛盾，拉拢胁迫一些国家，攻击另外的国家。公元前323年，魏将公孙衍，鼓动魏、赵、韩、燕、中山（被魏灭后又复国）五国相王，意欲五国联合抗秦。第二年，秦相张仪入魏，劝说魏、韩联秦攻伐齐楚。这前后相继的两次活动，虽无具体的行动和成就，却是战国时期合纵连横斗争的起始。此后，一些影响较著的合纵连横的活动如下：
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约合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由于燕、楚二国并不热心，实际只有三晋出兵与秦交战，结果联军大败，“合纵”瓦解。战后，秦乘胜攻灭巴、蜀，控制“天府之国”，使“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秦齐对峙，楚的向背举足轻重。开始齐楚在反秦的基础上结成了暂时的联盟，秦则竭力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秦派张仪入楚，以献商于之地（今河南淅川西南）六百里为代价，诱劝楚怀王绝齐从秦。楚怀王贫利，与齐绝交，但派人至秦索地时，张仪答复当初只许以六里之地。楚怀王受骗大怒，于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双方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丹水北岸），楚军大败，秦乘胜攻取楚之汉中。楚怀王益怒，又倾全国兵力攻秦，双方再战于蓝田（今湖北钟禅县西北），结果楚又大败。楚不仅连败于秦，也因背齐而遭到齐的报复。公元前301年，齐联韩、魏伐楚，楚又损兵失地。经此连连打击，楚国势大衰，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280年秦将白起攻占楚都郢，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40年，为避秦威，楚再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
齐率韩魏联军攻楚得利后，转而攻秦伐燕，公元前296年，三国联军攻入秦函谷关，迫使秦求和。公元前295年，齐率联军乘胜伐燕，双方战于桓之曲（今河北完县西北），歼燕军10余万众。齐因连连取胜，国势更强。秦深虑山东诸国合纵力量的威胁，遂主动与齐修好以拆散合纵。公元前294年秦向韩魏展开攻势，秦将白起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东南），歼灭联军24万，后又迫使韩魏向秦献地。自此，韩魏已无力抗秦。
通过一系列合纵连横斗争，齐和秦成了东西二强，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约齐湣王（公元前301年—公元前284年）并称为帝共同攻赵，齐为东帝，秦为西帝。但这种东西二帝对峙而立的均势很快就被新的合纵与连横的斗争所打破。不久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剖析秦主动约齐并尊为帝联合攻赵分其地的真实用意是使秦齐毗连，以便利攻齐，游说齐湣王放弃帝号，联合燕赵等国伐秦伐宋。齐湣王接纳苏秦意见去帝号仍称王。公元前287年，苏秦组织齐、赵、韩、魏、燕五国合纵伐秦。此次合纵声势虽大，但由于五国各有异心，联军滞留前线，不图进展，在迫使秦废除帝号，归还魏赵部分失地后，班师而还，合纵瓦解，秦也无伤大势。公元前286年苏秦又怂恿湣王兴兵灭宋，引起各国的震恐。秦昭王乘机组织韩、赵、魏、燕合纵伐齐，以燕为主力。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统率联军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并亲率燕军长驱南下，攻克齐（除莒和即墨外）七十余城，都城临淄也陷。齐湣王奔逃至莒，为楚将所杀。后齐人虽在田单率领下败燕复国，但经此一劫，国势大损，再也无力匹敌秦国了。
（三）长平大战与赵的衰落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99年）改革军制，实行“胡服骑射”，发展骑兵，开拓边地。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公元前266年）继位后，又整顿内政，使民富财足，国盛兵强。此时，楚、燕、齐已弱，韩、魏畏秦，山东六国独剩赵可与秦抗衡。秦赵大战已成必然。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用政治家范睢为相，积极推行“远交而近攻” 的政策，远交齐楚，近攻三晋，首先问兵最近的韩国，迫使韩献上党郡求和。但上党郡不愿降秦，请求赵国接收上党郡属十七县。公元前262年赵国派老将廉颇率大军进驻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遂派大将白起率兵攻之，秦、赵的正面交锋开始。赵将廉颇鉴于秦军攻势很强，采取坚壁清野，以逸待劳，消耗秦军的策略，筑垒固守，使秦军不得进展。双方相持三年，不分胜负。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中秦的反间计，改用仅会纸上谈兵，毫无实战经验的赵括取代廉颇领兵。赵括到任后，一反廉颇的坚守策略向秦军大举进攻。秦将白起运用迂回战术，正面诈败后退，诱赵军追赶，另派两军迂回到赵军后，切断其退路，实行反包围。赵军被困于长平达四十六天，粮尽矢绝，五次突围不成，最后赵括亲自上阵搏战被射杀，赵军四十余万降秦，除几百名年幼者被释外，余全被活埋。此次战役是战国时期最大的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史称“长平之战”。赵国经此重创，从此衰落不振。
长平之战后，秦军乘胜围攻赵都邯郸达两年之久。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无忌“窃符救赵”，率八万精兵攻秦，秦军大败而去，遂解邯郸之围。秦虽败走，但国力并未因此而消弱，仍继续向东发展。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公元前249年又灭东周。由于山东六国渐次衰落，无力与秦抗争，战国时期的七雄兼并战争开始逐渐转轨到秦的封建统一战争之路上来。
（四）秦的统一
战国末年，天下一统的趋势已经形成。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制度在各国确立。社会经济出现了勃勃生机，各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在封建割据下，关卡林立，币制混乱，度量衡不一以及各国以邻为壑的私利行为，又严重地阻碍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发展，因此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各族人民的初步融合为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历经春秋战国的诸候争霸和封建兼并活动，夏族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也日趋频繁和加强，在中国境内逐渐形成了具有共同心理，共同文化及相近的生活习惯的民族共同体。这客观上需要统一，也为统一提供了条件。再次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统一。长期而又频繁的战争，使人民饱受兵燹之祸，各国人民普遍厌恶战争，渴望全国安定统一。孟子提出“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思想，便是当时民意的反映。再其次全国区域性的统一进一步发展，大一统的局面已现端倪。战国时期残存的中小国家相继被大国吞并，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所形成的局部性统一继续发展，而七雄间力量的消长又使区域性统一相对集中。秦孝公即位前，秦仅处西陲，“诸侯之地，五倍于秦”，但至秦昭王末年，秦国的疆土已扩展到今甘肃、四川、湖南、湖北、山西、陕北、河南中部、河北南部，面积已超过山东六国领土的总和，全国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秦承此势，担负起统一全国的重任。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因年幼，政归太后和相国吕不韦控制。公元前238年，赢政加冠亲政，罢免相国吕不韦职，镇压宦官女叛乱，独揽大权，网罗人才，重用李斯积极筹划统一大业，八年后发动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共翦灭六国的时序如下：
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韩，虏韩王安，韩亡。
公元前229年，秦派王翦领兵攻赵，俘赵王迁，赵公子嘉，逃至代郡（今河北蔚县），自立为代王。
公元前226年，秦将王翦领兵攻下燕都蓟，燕王喜迁都辽东（今辽阳市西北）。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引水淹魏都大梁，魏王降，魏亡。
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率军六十万伐楚，激战两年，破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旋即平定楚之江南，降服越君，楚亡。
公元前222年，秦派王贲率兵攻燕辽东，虏燕王喜，再回兵攻赵代郡，虏代王嘉，燕、赵彻底灭亡。
公元前221年，王贲率军从燕地南下攻齐，直破齐都临淄，虏齐王逮，齐亡。
至此，秦国前后历时十年，摧枯拉朽，相继攻灭六国，秦王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事业。
（五）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及意义
战国后期以来，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选择秦国来实现统一，是因为较之山东六国，秦之变法彻底，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发展很快，具备实现统一的条件。
政治上，秦实行“法治”比较彻底，建立起一套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机器运行正常，效率较高，因而国运昌盛，荀子谓之“非幸也，数也”，意即并非幸运，而是必然。
经济上，秦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奖励耕战、兴修水利，且控关中与巴蜀两大天下富足之地，使其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较量山东诸雄。
军事上，秦奖励军功，军队战斗力较强，且善于利用山东六国的矛盾和弱点，灵活地运用合纵连横的政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因此，纵然“料诸候之兵，十倍于秦”也阻挡不了秦越战越强的步伐。
最后，秦王赢政充分挥了他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果断平叛，铲除国之隐患，收揽大权畅通政令，重用李斯、王翦等干才，在山东六国敝而不振之际，因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挥师东向，攻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奠定了我国长期统一和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基础。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三、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
（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了六国，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大秦王朝。因应形势的需要，战国时代便已初步建立的封建集权制于此时得以进一步发展。要者如下：
皇帝至尊 赢政认为“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在朝廷上开始了议“帝号”之事。廷尉李斯和丞相王绾等建议秦始皇取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中最珍贵“泰皇”名号称之，但他为了突出其“功过五帝，地广三皇”的功绩和尊严，并没有完全采纳群臣的意见，而是将“三皇”“五帝”的名号合二为一，称为皇帝。为突出皇帝地位的至尊，还规定了一系列的皇帝专用名词，皇帝自称为“朕”，命称为“制”，令称为“诏”，印称为“玺”。除此之外，秦始皇还废除了古代臣评君、子议父的“谥法”制度，自称始皇帝，并幻想他的秦王朝能“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从此以后，“皇帝”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专用称呼，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事无论大小，全由皇帝最后裁决。
三公九卿制 在确立“皇帝”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为有效的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三公九卿，协助皇帝治理国家。三公为丞相（设左右丞相，以右丞相为尊），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是百官之长；太尉，掌管全国的军队；御使大夫，职责是监察百官，并协助丞相处理事务。三公之下又设有九卿，即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分掌具体事务。奉常掌管祭祀礼仪；郎中令主要职责是侍卫皇帝；卫尉掌管皇宫警卫、屯兵；太仆掌管宫廷御用车马；廷尉掌管司法刑狱；典客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处理对外关系；宗正掌管皇室、宗族内部事务；治粟内史掌全国的税收和财政；少府掌管山海池泽的税收和皇室的生活供应。除九卿之外，还设有列卿，如将作少府掌宫室的修理；主爵中尉掌爵禄的升降；中尉掌京畿治安等。这些官员都由皇帝任免和调动，不准世袭。他们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有廷议的权利，但还要由皇帝最后裁决。
郡县制 在地方的行政机构设置上，丞相王绾主张实行分封制，而廷尉李斯则主张推行在战国时期便已出现的郡县制。秦始皇认为以前天下混战不休是因为分封之故，因此，决定采纳廷尉李斯的意见，彻底废除“封诸侯，建藩卫”制度，划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又在河套地区设九原郡，在越族聚居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共计四十郡。郡设郡守、郡尉、郡监，均由皇帝直接任免。郡守统管全郡的重大行政事务；郡尉统管一郡的军事，维护郡内的治安；郡监监察全郡的官吏和郡政。郡以下设县。秦朝共设有一千余县，县的行政长官称县令（一万户以下的设县长），由中央任免，负责全县的政务。县令（县长）之下设置掌管全县的军事及治安的县尉，掌管司法裁判和文书的县丞。县以下设若干乡，乡有三老（掌管教化），啬夫（掌管税收和司法），游徼（掌全乡的治安）。乡以下是亭、里、什、伍等基层组织。秦废分封行郡县构成了自上至下而又集权中央的严密的统治网，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巩固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措施
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之后，为巩固统一并确保对全国有效、长久的统治，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
迁富豪，毁兵器 秦灭六国后，为了防止六国残余势力东山再起，从公元前221年起，开始迁徙六国的旧贵族和富豪到咸阳、南阳、巴蜀等地。其中大规模迁徙的有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迁12万户到咸阳；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又迁3万户到丽邑，迁徙5万户到云阳。除此之外，秦始皇还不断强迫个别有影响的贵族富豪迁徙，使之丧失社会政治经济基础，迁徙富豪的措施是消除六国残敌死灰复燃的有力举措。
在六国被秦灭亡时，许多兵器流散于民间或被藏匿起来（如1971年在河南境内的韩国都城新郑的一个土坑中就发现被埋藏的铜戈、铜矛、铜剑等兵器180件之多）。秦始皇为了防止六国的残余势力利用这些兵器谋反，于是颁布兵器禁令，严禁私人打造和藏匿兵器，并下令各地的郡县收集散落民间的兵器，集中到咸阳销毁，改铸成12个每个重24万斤的大铜人，放在咸阳的宫中，以供观赏。
堕城防，修驰道 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都邑修造城郭和关塞，或利用地理形势设置川防，以阻他国的兼并。秦统一后，为了消除反秦势力利用这些地理形势和建筑凭借的隐患，巩固其统治，秦始皇在灭六国后，就下令拆毁各国的旧城郭、堡垒，掘通各国用于壅阻河道的川防，平掉易于据守的险阻。
于此同时，秦始皇为了加强统治，调发士卒和转运粮饷的方便，于公元前220年下令大修驰道。修筑了以咸阳为中心，东达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南到湖北、湖南，西至今甘肃东部，北到河北及山东北部的驰道。驰道宽为五十步，每隔三丈就栽植青松一棵，路基用铁椎夯打平坦结实。另外，秦始皇又命大将蒙恬修筑了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长1800余里的直道，以加强北方边防。这样就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秦始皇堕城防、修驰道的措施极大地强化和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统一货币，度量衡 战国时，各国自铸的货币形状、大小、轻重、价值、计算单位多不相同，换算困难，严重影响了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如燕齐为刀钱，韩赵魏为布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新的统一货币。新币分为上币（黄金），以镒（24两）为单位；下币（铜钱），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货币的统一，消除了商业交换中由于价值不等、币制复杂等造成的换算困难，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圆形方孔的货币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二千多年。
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也相当混乱。秦始皇在统一货币的同时，也下令废除六国旧有的度量衡，以原秦国“衡石丈尺”为基础，统一度量衡。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诏令“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度分为寸、尺、丈；量分为升、斗、桶（斛）；衡以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一斤，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货币度量衡的统一，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统一车轨、文字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车途异轨，律令异法，异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对秦王朝的统治极为不利。为此，秦始皇下令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车同轨”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规定大车两轮之间的距离为六尺。“书同文”就是统一文字。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造成“文字异形”，各国的文字基本结构都相同，但字体繁简和偏旁位置却差异很大，与秦朝统一的国家形势不相适应，严重阻碍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主持文字的整理和统一工作。他们以秦国字体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出小篆（亦称秦篆），作为官书文告标准字体，在全国推行。这种文字字型固定，笔画简省，书写较方便。此外，狱吏程邈出于处理法律刑狱等繁务的需要，参考小篆和上谷人王次仲书法整理出一种新的字体方正、笔画简省，更便于书写的文字——隶书。
秦始皇统一车轨和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大作用。
核田征税 战国以来，各国在剧烈的兼并战争中为激励将士征战，都曾实行按军功 “赐田”、“赏田”制度，使土地私有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地权也因土地的买卖而转移频繁，给国赋的征收带来一定的难度。为核实田地，保证税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国人必须向政府据实申报登记自己占有的土地数额，载入户籍，并按亩纳税。这一法令的实质是从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的私人占有制，一方面有利于国税的征收，另一方面又因封建土地私有制被确定下来，从而促进了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黔首自实田”是巩固秦王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措施。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专制措施，对持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宴会，思想保守的博士淳于越又提出恢复分封制的主张。他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当场进行批驳，谴责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道古以害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进而认为儒生们是一群危险势力，如果不加以禁止，则“呈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不利于国家统一。因此建议秦始皇限制儒生活动，并提出焚书的主张。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国史书《秦纪》以及关于医药、卜筮、农书和博士官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之外，余书籍一律限期上缴，由官府统一焚毁。私藏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和其他历史古籍以及谈论《诗》、《书》者都要问重罪。随着秦始皇的焚书，大批的珍贵文化典籍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以方士和儒生侯生、卢生等欺骗和诽谤他“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等为借口，逮捕了他们，牵连者达四460多人。秦始皇以“或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他们全部在咸阳坑杀，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在当时起到了统一人民思想的作用，有利于强化和巩固统治。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事件箝制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文化，不利于多元化文化的形成，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伐匈奴，修长城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长期以来在蒙古高原上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匈奴在商代被称为鬼方，西周时被称为犭严允，战国时匈奴进入奴隶社会后始称为匈奴。秦灭六国期间，燕、赵两国为抗击强秦，北部边防松驰，匈奴乘机越过阴山南下进占河南（今河套地区）。秦王朝建立后，为消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激战三年收复了河南地。为了进一步巩固秦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秦始皇在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又迁徙了3万户内地居民到此垦田生产，有效地加强了秦的北方统治，这一新垦区被当时人称为“新秦”。
匈奴虽被赶走，但实力未损，对内地的威胁仍然很大。为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发卒50万，在秦、赵、燕三国原有长城的基础上进行连接，修筑了西到临洮（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碣石，全长5000多公里的万里长城，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无限创造力。
秦始皇伐匈奴，修长城，保卫了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
凿灵渠，征岭南 在我国东南沿海和岭南一带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称为“百越”。居住在今浙江和江西东部的为瓯越，居住在今广东和广西东部的称为南越，闽越居住在福建，扬越居住在古扬州一带。越人披发文身，多居水边，喜食稻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灭楚，次年，秦军占据楚的江南地区，秦在吴、越地设置会稽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命令尉屠雎指挥50万军队，分五路攻越，越人抵抗顽强，至公元前214年，秦军在损伤数十万的基础上终于征服了越族，并在越地设置了南海郡（今广东广州）、桂林郡（今广西桂平）、象郡（今广西崇左）三郡，又迁徙50万内地军民前往戍边、垦田，与越人杂居，从而加速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这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趋势。
在统一岭南时，为了解决军粮运输困难问题，秦始皇派监御史禄率士卒在今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了一条长达33公里长的灵渠。灵渠连接了湘江和桂江支流漓江之间的交通，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既解决了秦军粮运输困难问题，为最终征服越族奠定了条件，又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四、秦的覆亡与西汉的建立
秦始皇虽然为巩固秦的统治作出种种努力，以期秦运万世，但由于此时推护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理论形态尚不成熟，在“（始皇）看来，法家是强国之道，也是治国之道，”故“统治者只会采取高压政策”，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拉开了亡秦的大幕，历经楚汉之争，历史进入到西汉王朝。
（一）秦末暴政
徭役繁重。秦始皇好大喜功，为了宣扬皇帝的权威，巩固其统治，也为了满足其奢侈的生活，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前后，进行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建设，无休止地征发徭役。如营造骊山陵墓，自嬴政即位至始皇死葬，前后历时数十年，征发人力无数，仅从东方征来服役的刑徒、奴隶达70万之巨，修成的陵墓，“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陵园及从葬区更为广大，从秦陵兵马俑坑可窥一斑，墓中豪华异常，“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且“被以珠玉、饰以翡翠”。再如秦始皇修建的离宫别馆多得难以详述，不仅数量多，且规模宏大，仅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修建的朝宫前殿阿房宫，据截面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这些浩大的奢侈性的工程所征需的民力实难计量，再加上北筑长城南戍五岭及修筑驰道凿通灵渠等巩固统一的工程也需征发大量人力，致使秦“力役三十倍于古”，出现“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
赋税畸重。为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保障军需和浩大工程的物资供给，秦无限度地向农民横征暴敛，致其赋税苛重，达到了“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的程度，致民财匮力尽，虽终年辛劳，也只得“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
刑罚残酷。秦以法家学说为治国之道，信奉用严刑峻法来统治国人，故秦之刑法不仅严密繁苛，仅死刑一项就达数十种，且专任狱吏，执法严暴，动辄杀人。人民摇手触禁，无端获罪，或被处死或沦为“刑徒”服役，以至出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恐怖局面，举国几乎成为一座庞大的监狱。
秦之暴政，必然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始）皇帝身在这时，天下已坏矣”，“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人民不仅通过“今年祖龙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等各种谣言，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和反秦意愿，而且小股的反秦武装斗争也已出现。如骊山刑徒英布聚集众刑徒亡逃江中（今长江中游鄱阳湖一带）为“群盗”，渔人鼓越在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县）率众起事，亭长刘邦在押送刑徒途中和刑徒一起逃到芒砀山（今河南永城县境），伺机举事。此外，六国旧遗如张良、项梁、项羽等也积极的结交英俊，图谋反秦。这些小规模斗争，虽暂时未成气候，但说明一场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巡游途中的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宦官赵高拉笼丞相李斯与随行的赢政少子胡亥密谋，伪造遗诏，废公子扶苏并迫令其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的残暴统治，甚过于其父。他不仅网织罪名诛杀功臣宗室,迫使宫女殉葬始皇,并将许多工匠闭死墓中，而且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赋敛愈重，戍徭无己”，“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秦二世的倒行逆施，使本已尖锐化的阶级矛盾更趋激化，以致“人人思乱，四海鼎沸”，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二）反秦烽火与秦的灭亡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公元前209年7月，秦二世征调“闾左”贫苦农民被征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县），淮河流域河南境内的九百多名被征的戍卒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时，恰逢大雨，道路不通，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按秦法“失期当斩”，戍卒们面临死亡的威胁。在此生死关头，戍卒陈胜(阳城人,今河南登封)、吴广（阳夏人今河南太康）认为“天下苦秦久矣”，“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他们杀死押送的秦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率领此批戍卒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大起义的旗帜。
起义军首先攻下蓟县城，接着向西北挺进连克诸县，所到之处，农民踊跃参加，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当义军抵进到旧楚都陈（今河南淮阳）时，已是一支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的强大队伍。攻克陈县后，起义军以陈为都城，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国号称“张楚”，陈胜立为张楚王、吴广为假王，并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斗争口号。在起义军的影响下，各地郡县的农民纷纷“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六国一些旧贵族、游士、儒生甚至秦之官吏也都乘机起兵反秦或投奔义军，至于“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全国很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斗争的高潮。陈胜乘此高涨的反秦斗争形势，制定了主力攻秦和分兵略地的作战方针，派邓宗、葛燕率军南渡淮水作战；派武臣、张耳、陈余领兵北跨黄河，攻略韩、赵旧地；派假王吴广、周文、陈留率起义军主力分三路西进，攻击秦王朝的统治中心，尤周文的义军进展神速，势如破竹，当年九月攻占距咸阳仅几十公里的戏（今陕西临潼县东），直接威胁着秦都咸阳。秦二世惊恐万状，急令少府章邯率由骊山刑徒编成的三十万大军，向周文军反扑过来，同时，调回在北方防御匈奴的王离军队协同镇压起义军。
此时，起义军内部发生分裂，集中到反秦旗帜下的六国旧贵族，怀着复辟的目的，各自称王，割据一方。如北路军武臣攻取邯郸后，自立为赵王，抗命不救周文，却派韩广攻略燕地，韩广至燕后也自立为燕王。反秦队伍内部的分裂，使起义军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周文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初战失利，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终为秦军所败，周文自杀。章邯败周文后又东逼荥阳，使荥阳城下的吴广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部将田臧擅杀吴广，自引军迎战章邯于敖仓（今河南荥阳北），结果也兵败战死。章邯连破周文，吴广义军后，气焰嚣张，于当年12月率数十万秦军直扑陈县。陈胜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为车夫庄贾所谋杀。南路宋留之军，听说陈胜被杀，遂悲观失望产生动摇而降秦，结果被押送咸阳，遭车裂而死。陈胜、吴广直接领导的反秦起义至此失败。
项羽、刘邦的反秦斗争。陈胜、吴广虽然牺牲，但由他们点燃的反秦烽火并未熄灭。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苍头军”继续反击，曾一度收复陈县，处决叛徒庄贾，但未形成反秦斗争中心。起义军余部或汇合于项梁、项羽楚军或投奔刘邦起义军。反秦斗争的任务历史地落到项氏楚军和刘邦起义军的身上。
项梁和其侄项羽是旧楚名将项燕之后，因避难逃到吴县（今江苏苏州）。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他们在吴县响应，杀秦会稽郡守，聚精兵八千。陈胜兵败后，项梁率军渡江西进，连战获胜，并收服英布、浦将军、陈婴、秦嘉等几支农民军，队伍扩展到六、七万人。公元前208年6月，项梁采纳谋士范增建议，立楚怀王之孙心为楚王，以明确反秦斗争的中心。不久，刘邦（江苏沛县人，曾任泗水亭长，在押送刑徒赴骊山的过程中，亡逃芒砀山。陈胜、吴广起义后，刘邦在萧何、曹参等人支持下，于沛县起事）。也率军前来与项梁军会合于薛（今山东滕县），起义军势力复振。
公元前208年7月，项梁率军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大败章邯军，旋下濮阳（今河南濮阳），又取秦的东方重镇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北）。同年8月，项羽、刘邦也率众破秦军于雍丘（今河南杞县），斩秦将李由。项梁因连续获胜日渐轻敌，9月，章邯乘机夜袭定陶，项梁战死，项羽、刘邦闻讯退守彭城（今江苏徐州），侍机再起。章邯在定陶获胜后，以为楚地义军已无足轻重，乃渡河击赵，破邯郸并与东出的王离军会合，包围张耳和赵王歇（武臣已死，赵旧贵族赵歇为王）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赵王派使者求援于楚，楚怀王决定分兵两路，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主力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率军西进，直捣关中。一埸推翻秦王朝的决定性战役开始了。
宋义领军行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不敢前进，滞留46日，项羽怒而杀之，引兵渡漳河后，“破釜沉舟”，直奔巨鹿，与秦军展开激战。时燕、齐等诸侯皆已抵达，但畏惧秦军不敢出战，唯项羽身先士卒，率楚军长驱直入，“以一当十”，“呼声动天”，九战连捷，终解巨鹿之围。项羽也因之威名大振，被推为诸侯上将军，并乘胜又连败章邯秦军，公元前207年7月，章邯恐因连败被赵高论罪，率余众20万投降，至此，秦军主力被全部消灭。后项羽在西进关中途中，恐秦降卒变乱，遂下令全部将之坑杀于新安（今河南新安西）。
在项羽北上救赵，大战秦军的同时，刘邦率军从砀郡（今安徽砀山）出发，乘虚西进，一路招降纳叛，势力不断壮大。公元前207年8月，刘邦率军攻入武关，9月破秦军于蓝田，10月进至咸阳附近的灞水。时赵高已杀秦二世，继立的子婴又杀赵高，贬去帝号，称秦王，并亲“奉皇玺符节，降轵道旁”，投降于刘邦，秦王朝至此灭亡。秦末农民起义的使命也告完成，历史的发展面临新的选择。
（三）楚汉之争与西汉建立
项羽在中原克秦军主力后，闻知刘邦已入咸阳，急忙引兵西进，破函谷送，进驻鸿门。时项羽拥兵40万，刘邦军不过10万，力量悬殊，刘邦自知力弱，亲至项羽驻地，在“鸿门宴” 上卑辞言好，以示恭顺。随后项羽引兵进入咸阳，但采取了与刘邦正相反的举措，“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并大肆分封，尊楚怀王为义帝（后遣英布杀之），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按亲疏依次分封反秦各首领，六国贵族后裔和秦降将18人为诸侯王。封刘邦为汉中王，将其赶至偏僻的巴蜀、汉中，并封秦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为王，控驭关中称“三秦王”，以牵制刘邦。项羽重拾已是历史陈渣的分封制，非但未能收拾秦亡后的残破局面，反而造成中国事实上的大分裂局面。公元前206年5月，田荣、陈余、彭越相继起兵，攻城略地自封王号，项羽领兵北上讨伐，被困于巴蜀汉中的刘邦乘机“暗渡陈仓”，袭占关中，楚汉之争自此展开。
公元前205年，刘邦派韩信攻略魏、赵，自率大军乘虚奔袭彭城，但被回援的项羽所败，退守荥阳、成皋一线与楚军长期对峙，双方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先楚强汉弱，刘邦多次陷入绝境，但刘邦因善用人，广采众议，并尽力笼络人心，吸纳项羽旧将，且有富饶的关中为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兵粮，因而汉军逐渐由弱变强。与此相反，项羽目光短浅，对秦始皇创建的大一统局面缺乏正确的认识，残缺抱守，刚愎残暴，烧杀虏掠，失去民心，又兼缺乏智谋，不善用人，且无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以致楚军在频繁残酷的战争中日益削弱。
公元前203年，汉军已形成对楚军的夹击之势。彭越在梁地不断往来游击楚军，断楚粮道，韩信已破赵、降燕、取齐，项羽前后受制，处境渐趋不利。但刘邦也一时无力消灭项羽，故双方决定停战讲和，划鸿沟（今河南郑州北，东至开封，南至淮阴一线）为界，中分天下，东属楚，西属汉，双方罢兵。
缔约后，项羽引兵东归。然刘邦采纳张良、陈平建议，毁约追击，并以封地为重赏，命韩信、彭越率军 围攻项羽。公元前202年初，刘邦会同诸军四十万全力进击，连败项羽，12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境），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率800骑突围而逃，最后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边自刎而死，楚亡。
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它进一步打击了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贵族的旧势力，削弱了封建割据因素，为汉初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在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南即皇帝位，国号汉，5月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
五、两汉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
汉承秦制，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趋于强化，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形态开始形成，封建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随之，庄园地主势力日益膨胀，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继续发展。
（一）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与“文景之治”
刘邦君臣大多数都是在反秦斗争中，从社会基层走上来，亲历暴秦的苛政统治，对秦的速亡有深刻的认识。“秦非不欲而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用刑太极故也”。只有“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实行轻徭薄赋慎刑宽舒的政策，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情绪，稳固刚立的政权，再者西汉王朝在亡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的摧残，故汉立国之初，经济凋弊，土地荒芜，谷价腾贵，人民饥馑，四处流亡，“户口可数而得者，十裁二、三”。国家财政极度困难，“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国情如此，使统治者也认识到恢复农业生产，充实国家的财政，稳定封建秩序是立国之后的首要任务。于是汉初统治者将崇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并具体地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的积极措施。
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 高祖刘邦建国伊始，在丞相萧何的辅佐下，采取了下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第一、兵士罢归家乡。“以有功劳行田宅”，鼓励军人退伍务农，依军功大小爵位高低赐给田宅，并免除一定期限的徭役。第二、招抚流亡，复故爵田宅。命令在战乱中逃亡在外或“聚保山泽”者，“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第三、释放奴婢。下令凡因饥饿贫困而卖身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第四、减轻田租，行十五税一。第五、抑制商人。规定商贾不得占田、衣丝，骑马乘车，操持兵器，禁止商贾入仕并加征其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这些政策的实施既迅速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手，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又保障了亡逃地主和新兴军功地主的利益，稳定了农村的封建秩序，使封建经济逐步得以恢复，汉初政权初步稳固下来。
汉惠吕后的继往开来 公元前195年，高祖刘邦病逝，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但权秉吕后。时丞相萧何也辞世，曹参继为丞相。吕后虽然残酷，一度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紧张，但在内政上，重用曹参，一依前制，继续崇尚“无为而治”，推行“与民休息”政策。曹参遵循萧何辅佐刘邦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注重农业生产，很少兴动徭役。即使是修筑都城长安，也分散在冬闲、早春时施工且征发农民服役历时不逾一月。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挟书律”，废除一些妨碍吏民的法令，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又“除三族罪，妖言令”。一种“省事”“节欲”的政治氛围形成。由于政简刑轻，赋役减少，于是“天下宴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农食滋殖”。可以说汉初孝惠吕后时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奠定了文景时期承平发展的基础。
文景之治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首先，以农为本，轻徭薄赋。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屡诫百官劝课农桑，徭役征发由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算赋由每人每年120钱降为40钱，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又诏免田租。景帝继位后，虽复收田租，但仅征一半，并规定田赋三十税一成为汉朝定制，并将男子17岁起服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起征。这些重农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其次，贵粟宽商。粮食价低又造成了谷贱伤农的结局，对此文帝采纳了政论家晁错的建议，调整重农抑商的政策，实行“贵粟”宽商，允许富户商贾购粮输边，后又诏令输粟郡县，政府按其输捐粮食多少授予相应的爵位。这一“入粟拜爵”政策的实施，既增加边防、郡县库粮储备，稳定粮食价格，也缓和了谷贱伤农的现象，同时，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得以提高。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促进了商业发展与繁荣。再次，约法省禁。文帝、景帝在孝惠吕后省刑的基础上继续实行法简刑轻平狱缓刑的政策，取消“收孥相坐律令”，诏废黥、劓、刖等伤残肢体的肉刑，并减轻笞刑，社会矛盾也因之得以缓和，出现“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的局面。
此外，文帝还以身作则，提倡节俭。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狗马服饰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曾欲建“露台”，算计费用需百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的财产，遂作罢。由于皇帝尚节俭，多少抑制了地主、商人中的奢糜风气。文帝、景帝通过上述政策，进一步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也比较安定，出现了“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的繁荣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指导下，西汉历经几代的“休养生息”，取得了显著的绩效，至武帝初年，国家出现了“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的富足景象。这为汉武帝时代的西汉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积极的历史作用应予肯定。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汉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是社会经济饱受战乱摧残后的客观要求，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其目的在于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二）中央集权的加强与西汉王朝的巩固
汉承秦制
西汉前期的官僚制度、兵制、法律等，基本上是沿袭秦朝的建制或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故史称“汉承秦制”。西汉官僚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与秦相同，即仿秦“建皇帝年号，立百官之职”。中央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行政。三公仍称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和监察。九卿中除太仆，少府的官名照旧外，余有所更改，奉常改称太常，郎中令改称光禄勋，廷尉改称大理，典客改称太鸿胪，治粟内史，改称大司农，卫尉改称中大夫令，宗正改称宗伯。名称虽异但职守与秦代大致相同。地方机构除沿袭秦郡县制外，还实行封国制，形成“郡国并行”的局面。封国制源于楚汉战争，刘邦为合力击败项羽，曾以封地为重赏，分封大将，建国后为笼络功勋，又续分封，共封7个异姓诸侯王。但刘邦深虑异姓王拥兵自重，威胁汉室，不久又以各种借口先后加以铲除，唯长沙王因封地僻远且势弱，又处于汉与南越中间地带，起缓冲作用，得以幸免。及至文帝时以无后而国除。在废除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又分封9个同姓子侄为王，以“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使封国制长期存在，埋下抗衡中央集权的隐患。
西汉的军制也基本沿袭秦制。中央设南军和北军组成常备军，分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守卫皇宫，宿卫京师。地方设郡国兵，分由郡尉，王国中尉统领。汉行兵役制以确保兵卒补给，制度规定，丁男自15岁（沿秦旧制，景帝时改为20岁，武、昭后为23岁）至56岁的期间内，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服役称正卒，一年在京师屯戌称卫士，或屯戌也郡，称戍卒。若战争之需，国家还可临时征兵。
法律方面，基本上袭用秦律，但有所增益删修。刘邦入居咸阳时，曾与民“约法三章”，及至建国后，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令丞相萧何取秦法之宜于时者加以增益。萧何在秦《六律》之外，增加户、兴、厩三律，合称《九章律》。惠帝时叔孙通又作朝仪专章的《傍律》以补汉律之不足。此后又不断增补新律，使汉律更趋繁密。汉律虽繁，但其底本却是秦律，今据云梦秦简知，秦律中已有《厩苑律》、《傅律》、《徐吏律》、《除弟子律》、《徭律》，它们相当于汉之厩、户、兴律，说明萧何所增之律并非新作，仍是采秦律旧文编订而成。
平定七国之乱
为加强中央权力、抑制地方势力，刘邦一方面以谋反罪自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的七年中，次第铲除诸异姓王，并采纳娄敬之策徙六国旧贵族于关中，就近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又分封同姓子侄为王，分镇地方作皇权羽翼。初同姓王与刘邦血统亲近，且中央派太傅辅佐，王国丞相也由中央任命，王国基本上受控于中央，能担任效忠朝廷，拱卫京师的职责。及至公元前179年文帝继位，汉已经历近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同姓诸王在无为而治的环境中迅速发展强大起来，“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宫，同制京师”。王国羽翼渐丰，举凡赋税征收、官吏任务，钱币铸造等政治经济大权，诸侯王皆各自专擅，拒听中央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于自征赋税，列王虽居“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拥有抗衡中央的财力。再者文帝本刘邦庶子又从代王之位入继大统，原与诸王平位，故诸同姓王对文帝表示轻蔑，对朝廷态度傲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带兵叛乱，开王国武装反抗中央之端。王国已从初封时的社会稳定力量质变为分裂割据势力，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隐患。
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梁王太傅，著名政治家贾谊上书《治安策》，建议文帝对现有王国实行再分封，以达“众建诸侯少其力”，使“天下之治安”的目的。初文帝对日渐强横的诸王，采取“政宽”掩盖下的安抚政策，未采纳贾谊的建议，10年后，文帝始析齐为7国，分淮南为3国，开启了汉室中央削弱地方王国势力的斗争。公元前157年，文帝死，景帝立。御吏大夫晁错上《削藩策》，认为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之也反。削之，其反丞，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建议景帝直接削夺王国封地。景帝采纳此策，假罪名连削楚、赵、胶西三国的一些郡县，渐次削及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削藩之举果然激起诸王的反叛。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6国诸侯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招牌，发动了“七国之乱”。吴王强征国内14岁到60岁的男子为兵，拥众20余万，并兼领楚兵渡淮西向。赵王则勾结匈奴，伺机连兵南下。七国同叛震惊朝廷，景帝匆忙诛杀晁错以谢吴王，但吴王拒不罢兵，气焰更炽，其妄图夺取皇位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景帝遂决心平叛，任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东击吴楚，派郦寄、栾布分别出击赵、齐地诸叛王。汉军与叛军在下邑（今安徽砀山西）相持，周亚夫出轻骑断吴粮道，致其军心涣散，被迫南撤，汉军随即追击，吴军大败，刘濞退保丹徒（今江苏丹徒）被东越人所杀，楚王戊也兵败自尽，前后历时仅三个月，周亚夫就基本上平定了叛乱。此时，栾布汉军也平定齐地诸叛，并回师协同郦寄的军队击赵，赵王拒守邯郸达7个月之久，终败。“七国之乱”是汉初以来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矛盾的总爆发，叛乱被平定后，景帝进一步抑损诸侯降低诸侯王权限，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其国，并减黜其官，收官吏任免权归中央。于是王国若郡，势力锐减，中央集权走向巩固，此为汉武帝的彻底解决诸侯的隐患一事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
汉初统治者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指导下，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一方面使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出现国富民足的景象；另一方面，诸王列侯豪强地主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威胁到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再者对匈奴的妥协退让，使边患问题日趋严重。这些表明“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已不合时宜。客观形势需要统治者变“无为”为“有为”，而要实现统治政策的转变，首先就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来取代黄老学说。公元前140年，景帝崩，子刘彻继位，是为汉武帝。武帝顺应时势，从思想、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实施一系列的积极政策，强化中央集权，使西汉王朝走向鼎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诏举贤良文学之士，策问治世之道。名儒董仲舒应诏对策，提出“天人相应”（君权神授和“大一统”（尊崇一统，加强集权）的思想，并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虫分 为相，田鼢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官一律罢黜，礼聘数百名儒生为官，定儒学为官学，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儒学地位日渐提高，中央置五经博士，建太学，隶属太常；地方郡国皆设学校官，立“郡国学”，初步建立起通过学校教育选拔统治人才的制度。
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兼收并取法家、道家、阴阳家各种学说，宣扬大一统、君臣伦理、天人感应、德刑并用等政治思想。虽然适应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封建国家统一的需要，颇受汉武帝及后世统治者的青睐，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但不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给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打击地方权势 武帝时期地方权势有二：一是虽经景帝的平叛及削藩打击，诸侯王国不再强大难制，但他们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拥有一定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继续威胁着中央的安全。二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在地主阶级中派生出一个豪强阶层，他们宗族强大，往往横行不法，称霸乡里，破坏封建法度，构成了国家稳定的隐患。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应将“私恩”推及其余子弟，余子也可在王国中获封部分土地成为列侯。侯国属郡，地位同县。于是“子弟毕侯”，“藩国自析”，王国越分越少“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赐谋反案发后，武帝在织狱严惩的同时，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了王国官为“左官”，位低朝官，并不得入朝任职，以示贬斥；后者限制士人与诸侯王交往，禁止王国官员与诸侯王结党营私，规定“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武帝在打击王国势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削夺侯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向朝廷贡纳的“酎金”（用以祭祀宗庙的贡金）成色不足为由，按制削夺106个列侯的爵位，还有一些列侯因其他原因而失爵。至武帝太初年间，汉初所封的140多列侯仅剩5人。至此，诸侯王再也无力与朝廷对抗，汉初行分封而留下的隐患彻底消除。
针对“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不法豪强，汉武帝一方面迁徙强宗大姓到关中，置于中央直接监视之下，以收“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不诛而害除”的实效；一方面起用执法严酷的官吏，诛锄不法豪强。如河内太守王温，都尉义纵，御史大夫张汤，廷尉杜周等，都以用法酷深，诛杀甚众令人谈虎色变，他们的活动虽制造出很多冤狱错案，牵连诸多无辜百姓，一时激化了阶级矛盾，但对于压制豪强的猖狂气焰，提高专制皇权也起了显著作用。
改定官制，集权中央 汉初承秦旧制中央设三公九卿，其中丞相一职总揽政务，统率百官，权限很大，且多由功臣列侯担任，故位尊望隆，渐滋骄横，与专制皇权产生矛盾。及至武帝即位，这一矛盾更显突出。时丞相田虫分 为武帝舅父，“负贵而好权”，“荐人或起家至二千名，权移主上”，引起汉武帝的强烈不满，因此削弱相权便成为加强皇权的迫切问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起用“布衣”公孙弘为相，打破功臣列侯垄断相位的局面，收掌控丞相之效。同时选用一批位低势微者作为亲信臣僚，于本职外再授予侍中、给事中、常侍、中书等官职，让他们出入禁省，参与政事，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而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构则成为一般的执行机关，称“外朝”或“外廷”。“中朝”的建立，进一步削弱了相权，提高了皇权。
随着王国列侯隐患问题的逐步解决，中央统辖的郡国数已达百余，汉武帝十分重视对地方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分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专职监察所部郡国，刺史秩位不高，但每年八月代表中央出视地方，“以六条问事”（一条为监察强宗豪右，余五条督察郡国首相），“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起到了以卑监尊的作用，保证中央政令的贯彻。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又在长安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冯翔、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京畿官吏，职权相当于州刺史。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有力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的控制。
汉武帝注重选拔治国人才，以此作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主要措施。汉初官吏的选用途径有二，一是沿袭秦的军功爵制，二是，“任子”和“赀选”的郎官制。这种选官制度已不适应皇权专制的需要。元光年间，汉武帝正式确定了“举孝廉”的察举制度，要求地方官员推荐“贤才”，经过考核由中央授以官职。对确有才干者，武帝召见策问察明虚实，亲自授予官职。此外，武帝还鼓励天下吏民上书，凡言中者皆授以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测试，按绩补官。通过这些措施，汉武帝选拔出大批人才，出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局面，为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强化武备 汉初行征兵制，军种分中央直辖的南北二军和地方郡国兵两种，军力分散，都城无重兵。汉武帝为改变这种局面，强化中央集权，在都城长安又组建了侍从军和禁卫军。
侍从军分期门军，羽林军和羽林孤儿三支，隶属南军系统的长从军队，主要职责是警卫宫城侍卫皇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设期门军，以侍从武帝而期待于殿门得名，无定员，多时达千余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又设羽林军，寓“如羽之疾，如林之多”意，约七百余人，后随时增减，两军兵员多选取京师三辅地区的“良家子”充当。后又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弟养于羽林军中，进行军事训练，称“羽林孤儿”，以加强宿卫力量。
禁卫军有八支，称八校尉，隶属北军，主要职责是宿卫京师。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创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校尉，与先有中垒校尉合称“八校尉”，兵卒约达八千人，皆招募而来（开古代募兵制之端），军力强悍，后渐成西汉王朝的主力军。
上述诸军的创建，既加强了京师的武备，也增强了封建国家的镇压的职能。
改革财政 武帝即位之时，承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财力雄厚。但在此后的20余年中，由于连年用兵周边及宫廷的奢侈挥霍，外加救灾移民穿渠筑城之费，国用浩繁，将文景留下的府库积蓄，几殆耗尽，西汉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为扩大财政收入，汉武帝在大司农桑弘羊的佐助下，进行了系列的财政改革。
统一贷币。汉初以来贷币混乱，质量低劣，尤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结果私铸之风大盛。一些官僚、富商得铸钱之便，掺杂使假谋以暴利，富埒天子，不仅国家财政困难，而且郡国铸钱又为割据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财源，对中央集权危害很大。为扭转财政危机，强实中央财力，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取消郡国铸钱权，销废前铸各种钱币，专令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辩铜、均输三官统一铸造“五铢钱”（又名上林钱或三官钱），作为法定的流通货币。由于新币重如其文，质量较高，盗铸无利可图，故而“五铢钱”得到较长时期的稳定，自汉至唐七百余年相沿使用，成为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钱币。
盐钱官营。汉初以来盐铁的生产由私人经营，国家仅管课税，于是豪右富贾“治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此既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宜助长分裂割据势力。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将盐铁业收归国营，实行盐铁专卖政策，既在全国各地的盐、铁产地设立盐、铁官，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官吏多用盐铁商人充任，统属于中央的大司农管理。盐铁官营使国家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汉武帝所需的甲车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盐铁之福也”。此后武帝又实行酒榷，对酒业实行专卖。
均输平淮。汉初各郡国每年向中央贡输之物不尽符合需求，且各自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为改变这一不合理现象，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正式将桑弘羊前已试办的均输法在全国推行，实行均输平淮制度。既大司农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以地方所收赋税为底本，根据市场需求，征购当地物产，除京师之需运抵长安外余转运外地出售。京师设平准官，接纳均输货物，除保证皇室官府的需要外，余按市场行情，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调节有无。此法实施后既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非法活动，又有利于物资供需的调剂，收纳了部分的商业利润归于国库，起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效用。
算缗与告缗。这是汉武帝为抑制富商大贾势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又一得力措施。缗即穿钱的线索，引伸为成串的铜钱，计1000钱为一缗。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下令实行“算缗钱”，规定商贾及高利贷者如实向政府申报财产，按一定比例交纳财产税，每两缗（2000钱）纳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应纳税额为商贾的一半；另外对私人的车船也确定了纳税标准。如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将罚戍边一年并没收财产。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正式下令“告缗”，鼓励检举揭发匿财不报者，并将所没收的违令商人资财的一半奖给告发人。时杨可主持此事，一时间扬可告缗遍天下，政府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下大率破”。算、告缗使商贾率多破产的同时，国家则府库贮积充溢。
汉武帝的财经改革政策的实行，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克服了财政困难，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武帝的内外事功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其财政收入的增加并非奠基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些政策施行过激，株连过多，未免阻碍了民间的商业和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盐铁专卖也难免会带来封建官营事业共通的弊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轮台罪己和昭宣中兴
汉武帝内强集权，外事四夷，使西汉王朝得以巩固和强盛。但在他完成辉煌业的同时，也因兵连不解，干戈日滋及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致徭役频繁，赋税加征，民多因贫困破产，土地兼并日剧。至其晚年，出现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百姓流离，甚至“人相食”的严重社会问题。处境悲惨的流民为求生存，不断举行起义，如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南阳检免、百政，楚之段中、杜少，齐有除勃以及燕赵之间的坚卢、范主等不断率众起事。武帝虽派兵镇压，甚至颁布《沉命法》，严惩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辖区内农民起义的地方官吏，但农民军散而复聚，不屈不挠，斗争愈演愈烈，强盛的西汉王朝一度呈现动荡不安的态势。
严重统治危机，使汉武帝警醒，应改变政策，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断然拒绝桑弘羊的遣卒五千屯田轮台以东的建议，并下诏罪已，深陈既往之悔，指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为重振经济，汉武帝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意在“思富养民”，任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鼓励农业生产，后又废除告缗令。此即著名的罢轮台屯田诏，或称轮台罪已诏。由于武帝及时更改政策，“与民休息”，暂缓和了阶级矛盾，使西汉统治又稳定下来。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昭帝、宣帝相继在位，大将军霍光在辅臣争权中获胜而独揽朝政。霍光基本上遵循武帝“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假民公田并贷给粮种，又置常平仓平抑物价，降低盐铁价；盐铁会议后（公元前81年）罢“酒榷”和关内铁官。农民的负担得到减轻，短短几年间，流民销还，田野益辟，政府颇有蓄积，社会相对稳定。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宣帝亲政后，重视否吏治，慎择匕刺史守相，并严加考核监督，使“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宣帝还继承昭帝遗法，假民公田、减免田赋，降低盐价，平理刑狱，使价级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
昭、宣二帝相继在位38年，由于继续推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社会矛盾缓和，农业生产重新回升，手工业得以发展，出现了“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的局面，史称“昭宣中兴”。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积弊之深，西汉王朝在短促的“中兴”背后，正孕育着更深刻的社会危机。
（三）王莽改制与绿林赤眉大起义
汉末危机与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农民破产奴婢化严重。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死，元帝继位。元帝放弃汉家“霸王道杂之”的施政路线，对豪强行怀柔政策，占田不限。自此土地兼并恶性发展，上自皇帝、官僚、外戚，下至豪强富商，纷纷卷入强占土地，兼并民田的狂潮之中，以致“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或沧为奴婢，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以致“民多流亡 ，去城郭，盗贼并起”，反抗斗争相继爆发。面临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封建统治者仍然“日日撞亡秦之种，听郑卫之乐，驰骋干戈，纵恣于野”荒庸昏聩达于极点。政治极度腐败，帝王耽于声色狗马，宦官外戚专朝弄权，满朝文武趋炎附势。吏治严重败坏，“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贪脏成风，刑法酷滥，益使民生艰困，如哀帝时大臣鲍宣所言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民陷于绝境，被逼抗争。成哀之际山东、河西、四川、陕西不断爆发农民和铁官徒起义，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也促使一些统治集团里的清醒分子发出变革时政的呼吁。哀帝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大司马师丹等提出抑兼并限奴婢的“限田限奴”建议，规定王侯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则诸王不超过200人，列侯公王100人，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但这一方案因遭到官僚的群起反对而搁浅。
为解脱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统治者玩弄起“再受命”的闹剧。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汉哀帝采纳了阴阳灾异论者的“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主张，改元“太初”，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示重新接受天命。然而这种主观上的易号改元，并不能使垂危的汉王朝获得新生，社会危机继续加深，一些儒生开始对汉家国运产生怀疑，并提出“易姓改命”论，不久外戚王莽借助“易姓改命”的思潮，代汉自立。
王莽是汉元帝后王政君的侄子，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哀帝时失势隐居，平帝时复任大司邓职。在外戚专朝弄权的时代，王氏子弟多恣意淫乐，竞相奢侈，独王莽能谦恭俭约，勤身博学，因而在贵族官僚中赢得声誉。辅助平帝时，王莽竭力笼络人心，除提高宗室大臣的俸禄、爵秩外，还散财养儒，扩充太学，以笼络儒生，并捐钱献地，赈灾救民以笼络民心。王莽经此声望日隆。公元5年，他毒死平帝，立两岁的刘婴这太子，改元居摄，仿周公辅成王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称“假皇帝”。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废婴自立，改国号为“新”，完成了代汉的过程。
王莽即位后，为解决社会矛盾，挽救政治危机，陆续颁布法令，附会《周礼》，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托古改制活动。其主要内容如下：
王田私属。针对汉末严重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规定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并按井田制重新授田。丁男八口以下占田超过一井（900亩）者，余田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
五均赊贷和“六筦”。五均指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以评定物价，管理市场；赊货即由五均官下设的钱（泉）府向“民”贷款，凡贫民因祭祀或丧莽急需可告贷，不计息，欲贷款经营生产者，年息什一。六筦指盐、铁、酒、铸钱、山泽物产税及五均赊贷共六项事业，由政府控制经营。
币制改革。王莽自居摄二年（公元7年）起就乱改币制，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又“迫随古法”更铸货币。致使社会上流通的货币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28品。即市场通行货币达28种之多，造成极大混乱。民多激愤，皆私用五铢钱。天凤元年（公元14年），莽迫于民愤，重新发行“货布”“货泉”二币，尽废旧币。
官制政区的改易。王莽出于“革汉立新”的目的，大肆更改汉官职原有名称，如郡太守称大尹，县令长称宰，少府称共工等，并随意调整政区，改汉13州为9州，增设22郡615县，且频繁改易地名，出现“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的情况。
王莽托古改制，并未能解决汉末以来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王田私属制以废弃已久的上古井田制为模式来取代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触犯了整个地方阶级的经济利益，故在贵族、官僚地主的群起反对下，王莽被迫于建国四年（公元12年）宣布“诸食王田及私屠，皆得买卖，勿拘以法”。五均六 本欲“齐众庶，抑并兼”，但用非其人，反而便利富商大贾“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藏不实，百姓愈病”。币制改革，引起经济混乱，实质是掠夺，致使“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加速了新朝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官制政区的变易，了无新意，唯添变乱而已。这种改革终必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了业已严重的社会危机。为拯救危亡，王莽一面继续玩弄符命把戏，欺骗人民，一面又借口边情告急，发动了对匈奴、东北和西南各族的不义战争，并辱改少数民族和其首领封号，以期转嫁社会危机，结果却是“土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绿林赤眉起义与刘秀复汉 王莽改制非但没有解脱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反而使“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民被逼“悉起为盗贼”，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17年，荆州一带发生严重饥荒，饥民在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领导下起义，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绿林军。不久又有马武、王常、成丹等率众来归，数月间，起义军发展到七、八千人。公元21年，绿林军在云杜（今湖北沔阳）击败二万多官兵的进攻，部众迅速增至五万人。次年，因绿林山中流行瘟疫，义军被迫分兵出去。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今湘北江陵）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率领，北进南阳（今河南南阳），称“新市兵”；是时，平林（今湖北随县）人陈牧、瘳湛聚众千余人，响应新市兵起义，称“平林兵”。西汉宗宝刘玄于此时加入“平林兵”，南阳豪强地主刘纟寅、刘秀也以“复高祖之业”相号召，联络附近地主豪强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舂陵军”与新市兵联合作战。
公元23年，在“人心思汉”思潮的影响下，绿林军在氵育 阳（今河南南阳南）立刘玄 为帝，复汉国号，改元更始。更始政权建立后，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征集来的42万州郡兵，向绿林兵反扑，前锋10万重重围困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率13骑突出重围后，发援兵三千与城内守军相应合，内外夹攻，使莽兵大溃，奔逃百余里，土卒相践踏，王寻也被击杀。昆阳之战后，刘纟寅 集团同刘玄矛盾激化，刘纟寅 被杀，刘秀委曲求全，被遣往冀州略地。随即绿林军分兵两路，东克洛阳，西入武关，同年10月，兵临长安。长安城内发生暴动，王莽被杀，新朝灭亡。翌年初，更始政权，迁都长安。刘玄迁都后，不思进取，反而荒淫腐化，并杀害绿林军将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王匡被迫率众走投赤眉。
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众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率众归附。为便于作战时与莽军相区别，起义军将眉毛涂红，故称“赤眉军”。公元22年，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大败由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领的莽军，势力发展到10余万。此后，樊崇等人曾赴洛阳拜见刘玄，建议联合作战，并愿受其节制，但遭冷遇。樊崇愤然离去，率赤眉军转战河南。不久，新朝被推翻，赤眉军一时失去斗争的目标，军中始弥漫思乡情绪，军心有些涣散。樊崇等认为部众返乡必散，于是率众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进至华阴，拥众30万，立汉宗室后裔15岁的牧童刘盆子为帝。同年9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降，更始政权瓦解。
赤眉军克入长安后，遭到附近豪强地主的顽强抵抗。他们坚辟清野，保壁固守，致城中粮尽不支，只得退出长安，进兵陇西就食。但时逢大雪，士多冻死，被迫折返长安，又遇“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遂引众东归。公元27年春，义军在崤底（今河南渑池）遭刘秀部将冯异阻击而大溃，继又在宜阳（今河南宜阳）陷入刘秀重围而全军覆没。
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摊翻了王莽政权，打击了封建统治，缓解了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但由于农民军不清楚斗争最终应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使得以汉宗室后裔为代表的地主分子混迹起义军中，以致艰辛的斗争成果，变成了封建统治者改朝换代的铺垫石。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被遣往河北略地后，几经艰险，在取得地方官吏和地主武装的支持后，首先击败声势最大的王郎，并相继镇压铜马、大彤、高湖等诸部农民军，终立足河北。公元25年夏，刘秀在高阝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千秋亭称帝，建元建武，沿用汉国号，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在恢复地主阶级统治后，除继续镇压农民军外，还逐步地消灭了陇西、巴蜀、五原等处的地方割势力。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终统一全国。
（四）光武中兴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
光武帝加强专制统治
刘秀创建东汉政权以后，鉴于西汉末皇权旁落，大臣擅权，外戚专朝篡位的历史教训，以及地方豪强势力强盛如何控驭的现实问题，十分重视专制统治的强化，采取了下述措施：
退功臣，进文吏。东汉初功臣众多，封候者达百余人（明帝时将其中功绩卓著的28人画像于南宫云台，以亦尊崇，另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以外戚身份不得图像，合32人，称云台28将32功臣）。他们位虽尊崇但无实权，除任边将外，余多在京师“以列侯奉朝请”，仅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能与公卿参议朝政。对不仕王莽的隐士，刘秀则多方寻求，待以优礼，赋予朝政管理大权。
抑制外戚和藩王。光武帝吸取王莽以外戚身份篡位的教训，对外戚在经济上尽量优容，在政治上则严厉控防，不给他们尊贵地位，授官以九卿为限（明帝遵光武旧制，进一步限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宗室诸王，刘秀重申汉武帝时的“阿附蕃王之法”，以防其坐大，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下令收捕诸王宾客，坐死者达千数（明帝时，楚王刘英因结交方士被废自杀，明帝又穷治楚王之狱，株连甚众）。
削弱三公，收权台阁。东汉初年，中央虽设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但光武帝效法汉武帝利用中朝削弱相权的先例，削剥三公权限，抬升尚书台，扩大西汉成帝时所设的尚书四曹为六曹，分管军政、吏治、司法、外交等事宜，并设高秩位的尚书令尚书仆射为尚书台首脑，使尚书从秦代少府属下的一个主管殿中诏令女书的卑少官职，演变为“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的实权机构。因此，朝廷“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由于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实质是事归帝王，专制皇权大大加强。加强监察制度。中央设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以监察官吏；地方分十二州（部）、一个司隶，州设刺史监察地方，司隶设司隶校尉一人，既监察中央百官，又主管本部政务，兼京管和地方官于一身，位在九卿之上无所不纠，百官畏惮。朝会时司隶校尉与尚书令和御史中丞设专席，时称“三独坐”，可见其权势之大。
削弱地方军队加强中央军力。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令罢除郡国都尉官，废除一年一度的都试制度；次年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仅保留少量维持地方治安的兵力，由太守令长兼领。与此同时，刘秀大力强化中央军力，除袭用西汉的南、北军制以侍从皇帝宿卫京师外，还在京师北设黎阳营，西设雍营，作为都城洛阳的北面和西南屏障。另外，在边区常驻边防军，也直接由中央控制。国家军队兵员主要靠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秦汉以来的征兵制逐渐衰亡。
提倡忠孝宣扬谶纬。刘秀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者的重要精神武器，故东汉仍以儒学为国学。中央置太学，立五经博士，地方设郡国学，廷名儒传经授道。在普及儒教的过程中，刘秀十分重视儒学中忠君、孝亲思想的宣杨，对待不仕新莽政权的气节之士，优礼备至，一时形成了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东汉经学发展最突出的特征是谶纬化。“谶”是上天或神灵向人间表达的预兆、预言，因常附有图，又名图谶；“纬”与“经”相对，即方士化的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谶纬自西汉末开始流行，大讲灾异符命。王莽为达到篡汉的目的，就编造过大量的符命谶文作舆论。刘秀起兵、即帝位时也都有儒士编造谶语神示散布，使刘秀更加崇信之，临死前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以神化皇权。上行下效，东汉学者多于《五经》之外，兼通谶纬，这无疑是经学的歧途。谶纬神学的唯一作用便是愚民，便利地主阶级的统治。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举措
东汉初年，承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百姓虚耗，十有二存”，而豪强地主虽经历农民战争的打击，但势力仍然强大，使西汉末年就已严重的土地和奴婢问题仍末得到解决，局部地区阶级矛盾仍然很紧张。为此，刘秀在强化专制皇权的同时，为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仿效西汉初“无为而治”之策，本着“务用安静”的柔道方针，采取了下述具体的解决措施：
释放奴婢。奴婢问题是西汉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为稳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刘秀自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连续六次颁发释放奴婢的诏令。规定凡属于王莽代汉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者，吏民的妻、子因饥乱被卖为奴而又要求离去者，青、除、谅、益等割据地区吏民被掠卖为奴者，一律释还，如“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④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又连续三次下诏禁止残害虐杀奴婢，规定杀奴婢者不得减罪，炙灼奴婢者治罪，并放免被炙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上述诏令的颁行，尽管尚存很大的局限性，却使汉末以来严重的奴婢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对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劳动力，恢复社会经济，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
减轻赋役。东汉建立之初实行什一税，同时大兴军屯以供师旅粮响。由于军屯的成功，为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业生产，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调赋税为三十税一，恢复西汉旧制。针对当时天下疲耗，民思乐息肩的愿望，刘秀诏令地方官吏“务用安静”，并裁并郡县，省减吏员；建武七年（公元31年），又罢废都试制度，以改变“官多役繁”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
安辑流民。因土地兼并问题未能根本解决，东汉初流民现象依然存在。刘秀十分重视对流民的安辑，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宣布“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鼓励流民回归故里或就地定居，进行生产，组织流民迁徙边郡，屯田殖谷，发展边地生产。
度田。为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并加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保证赋税征收和徭役征发，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下令度田，即清丈土地，核实户口。但在实施过程中，遭到豪强地主强烈反抗，地方官吏因惧怕豪门势力，也不敢如实度田，而对羸弱的贫民却清丈苛严，甚至“庐屋里落”都被清丈为课税的田数，并将豪强地主的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度田又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与反抗。刘秀虽对度田不实的舞弊官吏以严惩，但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反度田斗争下，被迫取消度田。自此豪强地主益加疯狂地进行土地兼并，东汉豪强的田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度田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刘秀统治的三十多年里，其“务用安静”的其它措施，对解放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起到了一定的实效，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也比较稳定，史称“光武中兴”。后嗣的明、章帝继续遵行光武帝的轻役薄赋政策，并将国家控制的荒地、苑囿和郡国公田假贷给农民耕种，使封建经济继续发展，东汉王朝中兴的气象得以延续。
豪强势盛与门阀世族
豪强地主是指地主阶级中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拥有私人武装“武断乡曲”的豪强大姓集团。它产生于西汉中叶，在西汉后期得到很大发展，刘秀正是凭借豪强地主的支持取得天下，因此，，东汉政权的基础便是豪强地主。度田失败后，土地兼并的浪潮席卷全国。明、章帝以后，强宗豪右完全控制基层乡里组织，更加疯狂地侵占土地，包荫人口，使豪强经济势力日益膨胀。
豪强土地主因广占田地，荫有大量依附人口，在社会生产的体系中，逐渐形成大地主田庄的经营方式，又称田庄经济。田庄规模十分宏大，田庄内农、林、牧、副、渔、商百业齐全，能闭门成市，生产品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是一种典型的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综合性经济单位。今四川出土的一些东汉画像砖和山东滕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刻画着豪强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等稻田、池塘、山林、盐井及冶铁场景，有力地证明了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力量的强大。
田庄里的生产者是贫苦的宗族、宾客（依附民）和奴婢，他们的地位虽有不同，但都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他们除了从事农业生产，“输大半之赋”的实物地租外，还要无偿地为田庄主挖掘沟渠，砌筑墙坦，修葺楼台舍宅，封建负担相当沉重，“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使依附农民不致逃亡，田庄主有时也“赈赡贫乏”，“存问九族”，“讲和好礼”，使封建剥削关系被蒙上一层宗族“恩纪”的色彩。
为护卫庄园，镇压劳动者的反抗，豪强地主还强迫依附农民充当“部曲”、“家兵”，并豢养大批“剑客”，“死士”，组成一支地主武装。他们春季担任守备，秋季进行操练，平时看庄护院。每一庄园都有围墙、角楼、望楼、飞桥，拥有私人武装，实一军事据点。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可起到维持本地封建秩序的作用，同国家的镇压职能相一致；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转化为武装割据的力量，而成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
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迅速膨胀，东汉农民所创造的大部分物质财富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作为地租为豪强所摄取，这必然导致地方割据因素的增长。因此，对于东汉王朝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
门阀世族是东汉豪强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其形成途径有二：一是察举征辟以阀阅为凭据；二是累世专攻一经，垄断经学的传授。
东汉初刘秀为进文吏之需，广开仕宦之途，将察举征辟制度化。初始的乡党里选尚能察举出有一定的声望的孝廉名人。但随着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乡党舆论渐被官僚家族（豪强地主）所控制，于是族姓阀阅成为举仕的主要依据，“选士而论族姓阀阅”。“贡荐则必阀阅在前”。这就为公卿大姓子弟的出仕和升迁辅平了道路，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官僚世家。东汉重经学，取仕以明经为正途，于是名师授经，学生四方汇聚，门下著录弟子成千逾万。随着私学的发展龄前， 父子相传世代相袭形成家学（家业），从而垄断经学的传授。这一情况被称为“累世经学”。一些私学宗门因经学而致仕，又因垄断该经的传授而累世公卿。如世传欧阳《尚书》的弘农扬氏，自扬震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经的汝南袁氏，四世三公者达五人——袁安，袁敞、袁汤、袁逢、袁隗。
由于官僚世家和儒学世家的累世公卿，到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地主阶层——门阀大族。他们在政治上世代显宦，具有政治垄断性；在经济上都是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无数的财富。由于享有种种特权，至魏晋时，形成了极度腐朽的门阀制度。
（五）东汉后期的腐朽统治与黄巾起义
外戚宦官迭相专权 东汉初专制皇权的加强，在一定时期内起到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但在皇帝早死，嗣君年幼的情况下，太后临朝理政，直接促成外戚的专权，皇帝长大后，不愿受制于外戚，遂结纳心腹宦官夺权，又导致宦官专政东汉皇帝后和帝起直到东汉灭亡的百余年时间内，几乎都是幼年的继位，最大者15岁，最小者百余天，于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互相残杀，迭相专政，掌玩君主，贪脏王法，政治日益腐朽。
章和三年（88年）章帝死，年仅10岁的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受命为侍中，内管机密出宣诰命，掌握大权。这是东汉外戚专权之始，自此窦氏子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小地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窦氏一门横行霸道，其奴役也敢“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 民愤极大。和帝年稍长，对窦氏弄权不满，遂于永元四年（92年）与宦官郑众合谋，诛杀窦氏势力，郑众因功受封为诸侯剿乡侯，并参与政事，开宦官封侯与用权之端。由于郑众“一心王室，不事豪党”， 所以和帝时期，尚未出现宦官擅权为患的局面。
和帝21岁死，邓太后和其兄邓骘等人掌权。邓太后立仅一百天的和帝少子刘隆为帝（殇帝），次年殇帝天亡，邓太后又立年仅13岁的刘祜为安帝，继续临朝听政。因邓太后理政勤俭，对外戚约束较严，并任用名臣扬震等人，一时政治还比较清明。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合谋废逐邓氏，并起用阎皇后兄弟阎显等外戚与李闰、江京共掌机要，形成外戚与宦官短期内并掌朝权的局面。
安帝32岁死，年仅8岁的刘懿被立为少帝，阎太后临朝。但少帝不久即死，宦官孙程等人拥立11岁的顺帝即位，并诛逐阎氏势力，有功的19个宦官皆封为列侯，内干机密，参与议政，宦官势力进一步发展。但同时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皇后父梁商和兄梁冀为大将军，梁氏势隆。因梁氏交结内宦，引为依托，故历顺，冲、质、桓诸帝，梁氏秉权成为东汉外戚专政的极盛时代。史载梁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少而聪慧”的质帝仅因上朝时称其“跋扈将军”就被毒死；朝中大小事皆由其决断，宦吏升迁都要先到他家谢恩送贿，然后才到尚书台办理手续；他霸占洛阳附近的民田，兴建“周族封域，殆将千里”的梁家苑囿；劫掠几千良人为奴婢，却名之“自卖人”。他当政近二十年，飞扬跋扈，搜括斟，吏民怨怒。
延熹二年（159年），梁太后，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等人合谋诛杀梁氏。自公卿大臣到故吏宾客，因牵连而被杀及免官者达数百人，一时“朝廷为空”。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小黄门左 官、唐衡等五人因诛梁之功，同日封侯，史称“五侯”，东汉又出现宦官专权乱政局面，“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单超死，四侯专权，骄横更甚，时人称之“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灵帝时，又有宦官侯览，曹节、张让、赵忠等十常侍，暴虐天下，灵帝甚至称张常侍为父，赵常侍为母，宦官专权达到极点，朝政极其黑暗。政治上，他们“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操纵皇权，控制进退，造成“中外服从，上下屏气”的黑暗局面；经济上，他们极尽搜括盘剥之能事，大肆兼并，索贿受贿。如侯览仗势夺人住宅房屋达381处，田地11800亩。其兄常诬他人“谋反”，以侵吞其财产。生活上，穷奢极欲，夺良人美女，以为姬妾，荒诞至极，无以复加。
反宦官斗争与党锢事件 外戚与宦官既是专制皇权的派生物，又是寄生在专制皇权肌体上的两个毒瘤。东汉后期，主幼势微，不论外戚、宦官还是其党羽，都贪赃枉法，搜括财货，危乱朝政。这不仅使社会危机不断加深，“致使怨气上蒸，妖贼蜂起”，阶级矛盾激化。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不仅外戚，宦官迭相专权，相互残杀，而且自桓帝后，宦官独揽朝政，官场黑暗，一部分以清正廉洁自居的官僚士大夫和广大太学生，因不满宦官乱政，仕进无望，且震惊于“妖贼蜂起”，深感东汉国运的垂危，纷纷挺身而出，展开了同阉宦的斗争，又演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
斗争的主要形式是评议朝政抨击宦官，品评人物，时人称为“清议”。部分高级官僚和在野的地主士人、太学生以“清流”自命，痛诋宦官专权，批评州郡牧守谄附攀贵，指责辟召选举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当时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他们到处交游，揭露和抨击宦官的邪恶。官僚李膺、陈蕃等人与太学生相呼应，利用“清议”形式，品覆公卿，裁量执政，相互标榜，激扬名声。品议一时成风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一些官僚士大夫除“清议”外，还利用职权，上书劾奏当权宦官，或直接诛杀其党徒。自延熹六年至八年（163—165年），在扬秉、周景、韩纟寅 等人的奏劾下，大宦官侯览、具瑗相继被罢免，左忄宦自杀。延熹九年（166年），司隶校尉李膺捕杀宦官张让之弟张朔。朔时任野王令，贪贱暴虐，畏罪潜回洛阳，藏匿于张让家的合壁之中，李膺亲率吏卒赴张宅搜出。一时大小宦官震恐迹敛，不敢随便走出宫门。
面对清流派的咄咄攻势，宦官集团不甘失败，寻机反朴。李膺在捕杀张朔后，又违赦令捕杀宦官党羽张成之子。并受到公卿士大夫的推崇颂扬。宦官乘机唆使张成弟子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收捕李膺并下令郡国大捕“党人”达200多人，均下狱严讯。后经尚书霍讠胥 等士大夫奋力营救，李膺及其他党人于第二年赦归乡里，禁锢终身，不再叙用。此即历史上所称的第一次“党锢”事件。
李膺虽遭压制，却获得社会上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士大夫和太学生利用舆论工具，为李膺、陈蕃、王畅等不畏宦官势力的气节之士冠以“三君”、“八俊”、“八顾”等美称，清议浪潮更为高涨。不久，桓帝死，灵帝立，外戚窦武（窦太后之父）出任大将军，名士陈蕃为太傅。他们重新起用李膺等党人，并密谋诛杀宦官，但事泄被杀。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挟持年幼无知的灵帝，借口党人“图危社稷”，收捕李膺、杜密、范谤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被牵连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熹平五年（176年）灵帝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及父兄子弟等，都一律免官禁锢，此即第二次“党锢”。直到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才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军。
“党锢事件”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它标志着以清流自居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对宦官乱政，挽救东汉垂危国运的努力终告失败。此后，东汉的统治更加腐朽，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终酿成全国性黄巾大起义”。
黄巾大起义 东汉后期，统治腐朽，政治败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破产流亡有增无减，“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到恒帝时，流民竞达数十万户。灵帝禁锢党人之后，宦官当政，公开卖官鬻爵，买官者可以先缴钱，也可以到任后加倍缴纳。官场成市加剧了政治腐败，很多官吏到任后，贪污索贿，大肆搜括，对羌人的长期战争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加之虫蝗风雹牛疫水旱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死亡流离被迫举行反抗斗争，从安帝到灵帝的七、八十年间，各地农民大小起义达百余次。东汉统治者虽施行残酷镇压，仍压不住方兴未艾的起义浪潮。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极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前赴后继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公元184年，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东汉时期，谶讳迷信思想盛行。农民群众受此影响，也往往利用阴阳五行的说法来宣传和发动起义。顺帝时，琅岈人于吉造《太平清领书》，书中内容以阴阳五行为主多巫觋杂语，其中含有平均平等和变革天命的思想成份。东汉末巨鹿人张角据此书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张角及其信徒通过为徒众画符治病，宣传原始平等思想，深得农民信任，“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为将各地道众组织起来，张角按地域区划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统归张角指挥。经认真准备，张角向各地道徒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作为斗争口号，决定在中平元年（184年）三月五日发动起义，并在各处官府的墙壁上写上“甲子”字样，作为攻击目标。中平元年初，起义计划因叛徒唐周（济南大方首领）告密而泄漏，张角于二月间驰告各方，立即起义。起义军头裹黄巾，在7州28郡同时俱起，攻占城市，捕杀官吏，摧毁地主田庄，“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军起义后，很快形成几支强大的势力，其中张角称天公将军，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领导巨鹿黄巾军，波才领导颖川黄巾军，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南巾军是赵义军的主力，他们从北南两面威胁洛阳。统治者惊恐万状，一面调重兵护卫洛阳，一面大赦天下，解除党禁，以弥合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鼓励豪强地主镇压农民。由于豪强地主纷纷起兵，处处阻截和镇压起义军，使黄巾军不能形成大规模地集中作战优势，颖川黄巾军首先失利，起义形势逆转。冀州地区的黄巾军在张角兄弟领导下，据守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与官兵激战，灵帝因卢植无功，先后派董卓、皇甫嵩代替他。时张角病死，张梁因屡胜麻痹，遭官兵夜袭，所部义军8万全部陈亡。张宝率军退守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不久也战败牺牲，冀州黄巾军失败。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领导下，据守宛城，11月，宛城陷落，南阳黄巾军失败。
黄巾军主力经过九个月的激战，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但各地黄巾军的余众仍在坚持战斗。新的农民起义仍在不断兴起，直到初平三年（192年），青徐黄巾军和冀州黑山军势众仍有百万，后来被袁绍、曹操镇压下去，其中青徐黄巾军精锐被曹操收编改称为“青州兵”。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它利用宗教组织发动起义是一大创举，尤其是太平道所宣传“均平”思想，对后世的农民战争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起义军不能集中力量发动大规模进攻，各支义军处于被敌包围之中，孤军奋战，加之战斗素质差，战术指挥失误，故而迅速走向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瓦解了东汉政权，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残杀。各地豪强地主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东汉王朝走向分崩离折，名存实亡的结局。
（六）两汉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两汉时期是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与发展时期。民族间的对立与战争虽时有发生，但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明显加强，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多源共建中华文明是历史的主流。
西汉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和战匈奴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楚汉战争之际复又强盛起来，其首领昌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势力东达东北，西到河西走廊，北上漠北，南抵河套，成为西汉王朝北方的强大劲敌。汉匈关系也依据双方力量的消长，经历了“和亲”、战争和和睦相处三个阶段。
公元200年，昌顿单于率军南下寇边，并与韩王信连兵围晋阳（今山西太原）。高祖刘邦亲率汉军迎击，却被匈奴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达七天七夜。平城之围表明汉初尚无力量平服匈奴，于是高祖采纳娄敬“和亲”的建议，取“家人子”（无名号的宫女）为公主，嫁给单于同匈奴和亲，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给匈奴并开族关市与之贸易。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以期缓和匈奴的侵犯。这种“和亲”互市政策，对于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匈奴贵族的不断攻掠边地，“和亲”并未真正换取北方边境的安宁。
汉武帝继位后，历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势，遂积极着手反击匈奴。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马邑（今山西朔县）人聂一以献马邑城为名，引诱匈奴引骑10万入塞，汉军30万埋伏于山谷，准备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后匈奴察觉汉军计谋中途引兵退出。“马邑之谋”虽未成功，却揭开了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在长达10余年的战争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汉武帝避实击虚，派车骑将军卫青领兵出云中，沿黄河北岸迂回至陇西，击溃匈奴附庸楼烦王，白举王，收复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建立朔方、五原郡，募民10余万口徙居朔方城并修复秦蒙恬所筑边防要塞，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精兵万骑出陇西，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境内胭脂山），西进千余里，杀俘过万，大获全胜。同年夏，霍去病再度西征，越居延海，南攻祁连山，俘匈奴3万余人。在汉军的打击下，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4万余人降汉。西汉控制了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并打通了汉与西域的交往通道。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再派卫青、霍去病率骑兵10万，步兵、驮夫数十万，分东西两路挺进漠北与匈奴决战。西路卫青率军在漠北歼灭单于主力并北追至 颜山（今蒙古杭爱山以南）而还；东路霍去病自代郡（今河北蔚县）北进2000余里，大败匈奴左贤王军，俘7万余人，并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临瀚海（今贝加尔湖）而还。自此，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徒，“而幕（漠）南无王庭”。
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基本解除了百余年来，匈奴贵族不断南掠给西汉王朝带来的威胁，维护了内地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促进了北部边地的开发，中原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通过边地新郡的设立，汉政府的移民和屯田的戍卒，在边郡迅速传播，这对匈奴及其它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直到了很大的影响。
匈奴向西北远徙后，贵族内部争权夺位，出现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很快分裂为南北两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军袭杀西迁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匈奴各部，并请求与汉“和亲”。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女王嫱（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恢复“和亲”，结束了汉匈之间的百年战争。自此之后，汉北部边郡安定，出现“边城晏闲，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升平景象。汉匈之间交往更加密切，技术与文化互播，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张骞通西域 西汉时期人们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及至中亚或更远的地方称为西域。狭义上说，西域主要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的地区。汉初西域有几十个小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但受匈奴贵族的压迫和掠夺。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被迫西迁至妫水（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夹攻匈奴。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捉住，扣留长达10余年。期间张骞在匈奴娶妻生子，但保留汉节，始终未忘自己的使命，终寻机逃脱继续西行，几经辗转，找到大月氏。然大月氏已定居于阿姆河上游，安居乐业，没有东返故地，报仇匈奴的意愿了。张骞转而东归复命，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乘匈奴内乱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前后共13年，历经各种艰险，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带回了大量关于西域风土人情和地理知识，也将汉之声威远播西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故司马迁将此行称为“凿空”。
元狩四年（公元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再使西域，以招引乌孙回归河西故地，“断匈奴右臂”，并与西域各族取得联系。张骞率随从300多人，携大量金银、丝绸之物和牛羊万头到达乌孙，然适值乌孙内乱也无意东归。张骞居乌孙一年多，其间分遗副使访问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宛（今费尔干盆地）、安息（今伊朗）等西域各国，受到各国热情接待。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偕乌孙使臣数十人返抵长安，分访各地的副使也偕对方答礼的使臣陆续返回长安。
自此汉同西域的友好关系建立起来，每年汉派往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东来的“胡商贩客，（也）日款于塞下”。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对西域进行政治和军事管理，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首任都护是郑吉。这是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归属中央政权的开始。因之西域交通更加顺畅，汉同西域各国乃至更远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先进的铸铁、凿井技术西传，大量丝织品、漆器和金属工具也源源西输，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西域的良马、葡萄、香料、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桃等各种动植物和名贵的皮毛制品也源源东来，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经略西南夷 西汉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崔、昆明；四川西南有邛都；成都以北有冉马龙；雅安附近有徒、笮都等。其中夜郎、邛都、滇等已定居，从事农耕，余部或农或猎，有的处于氏族社会，有的进入奴隶社会，社会经济较落后。建元末年汉武帝，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夜郎，夜郎归附汉朝，武帝设犍为郡（今四川宜宾）领之。不久又派司马相如招抚邛、笮、冉马龙 ，在其地“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派兵入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在其地设益州郡（今云南晋宁）。自此西南大部分地区划归西汉版图，西汉在这些地区共设置7郡管理，内地铁器和一般生活用品，大量进入西南地区，使其生产力得到提高，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平叛南越 东南越族，早在秦代已在郡县统治下与汉人杂居。秦末农民起义时，闽越（今祸建一带）和东瓯（今浙江南部）的首领无诸、摇都曾起兵反秦，并助汉灭楚，先后被封为王。武帝时，东瓯为避闽越的威胁，举族内迁至江淮之间（今安徽庐江一带），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汉攻灭闽越，将其人也徙处江淮间，与当地汉人杂居。南越（今广东、广西）地区原本也是秦朝郡县控辖之地，秦亡后，原南海郡地方官赵佗自立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州），割据南海、桂林、象郡。高祖、文帝两次派遣陆贾去南越，劝说赵佗臣服汉朝，但赵佗坚持割据。武帝时，又几次派使者进行说服，南越太后擢氏，少主赵兴愿内属，但国相吕嘉却坚持分裂，发动政变，杀太后少主及汉朝使者。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遣楼船师分兵五路攻入南越，俘斩吕嘉，终平叛南越。西瓯（今广西南和越南北部一带）在汉军的威慑下，也同时归附。汉在其地设儋耳、珠崖、苍悟、郁林、南海、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9个郡，自此南越地区与内地联系日益密切。汉人南迁，越人内徙，促进了汉越人民的融合，推动了南方经济发展。
督护乌桓 战国时期，东北各族统称作“东胡”。西汉时，“东胡”中的乌桓鲜卑两支逐渐活跃起来。乌桓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俗善骑射，逐水草而居，过着氏族部落生活。西汉初年，匈奴昌顿单于攻破乌桓，强迫乌桓缴纳牛马羊和毛皮。武帝时霍去病击败匈奴左部后，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并设置乌桓校尉加以督护。自此，乌桓与中原的联系加强。
鲜卑活动在大兴安岭南部的鲜卑山一带，南与乌桓为邻言语习俗大致与乌桓相同，但经济发展稍后于乌桓。武帝时，乌桓归汉，鲜卑也向南迁移至乌桓旧地，仍与乌桓为邻。但终西汉之世，鲜卑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联系。
综之，西汉王朝或武力或怀柔，拓展统治的空间，加强同周边各族的联系，使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播植边郡各少数民族，而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物产也移植中原内地。各族人民之间融合趋势增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东汉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南北匈奴与东汉政权 王莽时期，实行岐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西汉中央政权与各少数民族建立的臣属关系遭到破坏，北方匈奴经常内侵。东汉初年，匈奴利用中原地区连年战乱，无力整边，乘机控制了西域各部和东北的乌桓，鲜卑等族，势力逐渐强大，不断侵扰汉北部边郡。光武帝刘秀，因无力抵抗，只得徙民内迁，加强长城一线的防守。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单于舆死，其子蒲奴继立为单于，但南边八部大人却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统治集团内部因王位问题发生内讧。加以匈奴域内，“连年旱惶，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死亡过半，日逐王比和八部大人遂于建武二十四年（48年）率众四、五万内附东汉。匈奴自此分裂为南北两部。
内附的南匈奴，分屯于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北）、美稷（今内蒙东胜附近）、朔方、定襄、雁门等处，助汉守边。汉设匈奴中郎将监护之，并置度辽营于五原曼桓（今内蒙达拉特旗），协助南匈奴抵御北匈奴的侵犯，每年还赐赠许多粮食，布帛、牛羊等财物给南匈奴。终东汉一朝，南匈奴与汉政权和睦相处，汉匈交融，使之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
匈奴的分裂及南匈奴的归附，使驻牧于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为削弱，它曾一度遣使朝贡，与汉修好。汉政权采取羁糜政策，“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但自明帝中期起，它又迫使西域各国经常侵犯河西和北方边郡，致使河西诸郡城门昼闭。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派窦固、耿忠、祭彤、耿秉等领兵四路出击，大败北匈奴，复取西域。不久东面的鲜卑、北面的丁零，东南的南匈奴及西域诸国乘机向北匈奴发起攻势，使北匈奴势力日益薄弱，部众更加离散，数十万口南下入塞归附。北匈奴单于只好远引而去。
为彻底解决北匈奴的寇边之患，永元元年（89年），东汉政权乘北匈奴兄弟争立的内乱之机，派窦宪、耿秉率兵会同南匈奴军，再次出击北匈奴，会战于稽落山（今外蒙西北），降服北匈奴20余万，北单于败逃，窦宪、耿秉乘胜追击，深入3000余里，直至燕然山（今外蒙抗爱山），命班固刻石记功而还。三年后，窦宪又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再败北匈奴，北单于仅率数骑逃脱。此后，东部鲜卑兴起，占据北匈奴故地。北匈奴西迁，出没于天山南北，屡与汉军交战，但势力不济、迭遭汉军打击，遂继续西走，经乌孙、康居，迁徙欧洲。
班超通西域 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中央政权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减弱，匈奴贵族乘机侵入西域，控制北道诸国。东汉建立后，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力西顾，拒绝了鄯善、焉耆等国遣子入侍，再设西域都护的请求，西域诸国遂乱。北匈奴乘机扩展势力及于南道，控制西域各国并常侵犯汉河西边郡，致河西诸郡城门昼闭。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耿忠等大败北匈奴后进驻伊吾（今新疆哈密），置宜禾都尉进行屯戍。次年汉军西进车师恢复西域都护，并设戊校尉、已校尉，分驻车师前、后部，基本控制北道诸国。为联络南道诸国，窦宪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
班超一行先到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敢精神，果断出击全歼北匈奴使者百余人，使犹豫不定的鄯善归附东汉；再西至于阗，争取了于闻王击杀北匈奴的使者，倾心向汉。次年春，班超到达疏勒，驱逐了匈奴贵族所强立的疏勒王龟兹人兜题，另立疏勒前王之侄忠为王，深受疏勒国人的拥护。班超在鄯善、于阗、疏勒的活动，使东汉的威望重新在南道诸国中树立起来。
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死，窦固率军东还。北匈奴乘机与焉耆、龟兹等国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并攻击戊、已校尉，进占伊吾，控制了北道。东汉政府命班超回撤，但疏勒、于阗国人忧恐北匈奴卷土重来，都泣留班超，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前行。班超遂上书朝延，决定继续留在西域。他利用东汉的千余援兵联合于阗、疏勒、拘弥等国兵，击败匈奴在南道的属国莎车和姑墨，重新稳定南道局势；和帝永元二年（90年），又击退大月氏贵霜王国的入侵，并迫使龟兹国降汉；次年东汉政权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今新疆库车西南），并复置戊、已校尉。永元六年（94年），焉耆等国归汉，北道重又畅通。至此“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贡内属焉”。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年逾古稀的班超扶杖返回洛阳，九月病逝。
班超在西域活动31年，由于他的勇敢机智和艰苦的努力，使西域重新与内地联为一体，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班超也因功受封为定远侯。班超后，继任的西域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诸国，引超诸国的叛离，北匈奴残余势力重又活跃起来，再加之陇西羌人的起义，使西域交通再次中断。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班承（班超少子，随父在西域生活）受命为西域长史。他联合当地诸王，击走北匈奴势力，再次打开西域通道，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羌汉人民的起义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西汉末羌人大量内迁至金城（今甘肃兰洲）西一带与汉人杂居。东汉初，刘秀鉴于羌族“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语言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在凉洲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并陆续进一步内迁羌人至天水、陇西、扶风等郡（今甘肃东至陕西西部一带）使三辅以西成为羌汉杂居地带。东汉后期统治腐败，内迁羌人苦于官吏豪强的侵夺，常起而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
永初元年（107年）东汉政府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随征西域。羌人恐远戍不还，行至酒泉便相率逃散。东汉郡县发兵邀截，并焚毁沿途羌人庐落，羌人被逼反抗。他们用竹竿、树干、木板作武器，屡败前来镇压的汉军，并南入益州，东攻三辅三河，次年逼近洛阳。东汉政府极为恐慌，一面派军北屯孟津，一面采取割庄稼，毁室屋的办法强迫边郡汉人内迁。大批汉人因之“流离分散，随道死亡”，而“丧其大半”，遂纷纷参加羌人的反抗斗争。如汉阳人杜骑、杜季贡、王信等率领内迁的汉人与羌人并肩战斗，声势浩大。东汉政府历时12年，耗费2400多亿钱，并起用南匈奴兵助剿，方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东汉统治也因之受到严重削弱。
顺帝永和五年（40年），凉州、并州的羌人因不堪官吏的残暴统治，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起义。起义军大举进攻三辅、武都（今甘肃成县），次年攻入关中，声威大振。但由于缺乏集中领导，至永嘉元年（145年），起义军在东汉护羌校尉赵冲等人的武力进剿和利诱下，又告失败。
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羌族人民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反抗斗争。起义军所到之外，营坞覆没，官兵败逃，凉州几乎全部陷落。东汉政府先后派皇甫规、段颖领兵镇压，血洗起义羌人，历时10年，才平息这次起义浪潮。
羌汉人民的反抗斗争前后持续了五六十年时间，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东汉王朝。同时战争也侵西北地区，人口锐减，生产凋敝，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与其它各族的关系 东汉时期，乌桓、鲜卑仍是东胡中的大族。初，匈奴贵族常诱迫乌桓、鲜卑连兵寇掠汉边，匈奴内乱北徙后，乌桓摆脱匈奴控制。建武二十五年（49年），刘秀以币帛招服乌桓，封乌桓大人郝旦等81人为王侯，允许他们率众入居塞内，并在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县）复设乌桓校尉，管理乌桓，兼领鲜卑，同时开胡市与乌桓、鲜卑等东北各族进行贸易。此后乌桓叛服无常。东汉末，幽冀各州吏民为避中原军阀混战之祸，奔投乌桓达10余万户。鲜卑族各部继乌桓归汉后，也相继归附，东汉每年赐钱数亿并封其首领为王侯。东汉中叶北匈奴西徙后，鲜卑族逐步入居匈奴故地，并与滞留的北匈奴人融合，势力日益强大，常寇掠幽、并、凉三州边郡，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此外，东胡中的其他少数民族，尚有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乌苏里江流域的挹娄人、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人。他们势力较弱，同东汉的政治、经济联系较密切。
居住在今川南及云贵高原上的“西南夷”，历西汉的经略，其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除已知的夜郎、滇、邛都、笮都等族外，东汉时，生活在今云南哀牢山一带，从未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的哀牢夷也发展起来。他们以龙为图腾，经营农业，并能生产出精美的丝织品和麻制品。建武二十七年（51年）及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人两次内附，共5万余户50余万口。东汉在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后又设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加以监管，哀牢夷与东汉的臣属关系确立。东汉政府也通过哀牢地区，同今缅甸境内的掸族人有了往来。
“南蛮”是对散属在今湘西、鄂西及川东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统称。其中，武陵蛮、廪君蛮和板木盾 蛮势力较为强大，常与东汉政府发生冲突。武陵蛮居住洞庭湖以西，以犬为图腾，自秦时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臣属关系。东汉时，武陵蛮强盛起来，遂“据其险隘，大寇郡县”，刘秀屡次派兵镇压，终因山路深险难以取胜。东汉末其反抗郡县长吏的奴役和掠夺斗争更趋激烈。廪君蛮居住在今鄂西、川东地带，以白虎为图腾，自秦时，臣服中央政府，缴贡纳赋。永元十三年（101年）因征税不均，引起廪君各部的起兵反抗。东汉镇压起义后，屡迁其部民于江夏郡（今湘北新洲），使廪君蛮逐步向东发展。东汉末，江夏蛮复起反抗，斗争坚持数年，打击了东汉的反动统治。板木盾 蛮居住在嘉陵江流域的阆中一带，性骁勇擅歌舞。秦汉时，蛮汉相安，关系和好，刘邦曾将其歌舞引入宫廷，称“巴渝舞”。东汉时因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板木盾 蛮诸部奋起反抗，攻击巴蜀和汉中地区并响应巴郡的黄巾起义。
综之，东汉时期，我国的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少数民族臣服内迁既加速了其封建化过程，也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与发展。因东汉统治的腐败，常引起边郡部族的反抗，尤羌族人民的起义影响甚巨，这是东汉民族关系的另一特点。东汉政府虽多予以残酷的镇压平息之，但国力也因此大为削弱。东汉王朝外强中干的局势进一步发展，分裂动荡的因素在扩张，新一轮的民族大融合的因子也即将着床。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封建国家的分裂与民族大融合
一、三国鼎立
董卓之乱与军阀割据 黄巾大起义发生后，东汉政权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号召豪强大族以私家武装助剿，使豪强地主拥有并扩充自己武装合法化，于是豪强纷纷招兵买马，结坞自保，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形成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提高州刺史的权力，将一些重要地方的州刺史改为州牧，给予领兵治民之权。这些州牧直接掌控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军队，并将辖区内的豪族私人武装集中起来，成为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他们在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后，或拥兵自重，或相互攻伐，或抗衡朝廷，逐渐酿成大规模的军阀混战。
军阀势力的混乱，始自董卓之乱，外戚何进谋诛宦官，则是军阀混战的导火线。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4岁的刘辩即位为少帝，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总理朝政。为诛灭掌握禁军大权的宦官势力，何进密召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但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刺杀，中军校尉袁绍闻讯率兵入宫，“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经此变乱，结束了长期以来外戚宦官交相专政的局面，东汉政权移落地方军阀之手。董卓率兵入京后，乘乱控制东汉的军政大权，他废杀少帝，另立9岁的刘协为汉献帝，并自任相国，逼走袁绍、曹操等人，独揽朝政，跋扈专权，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不满。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地州郡牧守共推表绍为盟主，联兵讨伐董卓，揭开了汉末军阀混战的序幕。
董卓本陇西豪右，在镇压羌人和黄巾起义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出任并州牧，是关西军阀的首领。他迫于关东联军的威慑，在掠毁洛阳后，挟汉献帝西迁长安，并强迫洛阳一带大量民户随行。入长安后，董卓更加专横暴虐，诛戮不已，致使统治集团内部人人自危。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部将吕布和司徒王允所杀，董卓部将李决、郭汜又杀王允，赶走吕布，劫夺汉献帝，随之又为夺权而相互火并，致关中大乱，长安城内外居民大量死亡逃教，“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不久郭汜、李决又为部将所杀，关西军阀覆灭。
董卓西迁长安后，松散的关东军阀联盟也随之瓦解。在关西军阀自相残杀的同时，关东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割据混战，全国各国几乎都陷入战火之中，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历经几年的混战，大的割据势力只剩下表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割据兖、豫二州，公孙瓒据有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占据徐州，刘表据荆州，刘焉占益州，袁术割扬州，孙策霸江东，马腾韩遂占谅州。刘备尚无固定地盘，转徙依附其他军阀伺机发展的势力。
官渡之战与曹操统一北方 在军阀混战与兼并的过程中，北方逐渐形成表绍和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争雄对峙的局面。
曹操，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父曹嵩为桓帝宦官曹腾的养子，买官至太尉。曹操20岁时被举为“孝廉”入仕，后随皇甫嵩镇压黄巾起义，屡有战功，董卓专权擅政时，离京东归募兵参加关东军讨伐董卓。初平三年（192年）任兖州牧，收编地方武装，并击败青州黄巾军，“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势力迅速壮大。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辶从长安逃回洛阳的汉献帝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的优势，许多文土武将纷纷归附。同年招募流民屯田于许，保障了军供，次年败袁术，又次年灭吕布，陆续吞并黄河以南的军阀势力，遂成为北方唯一能与袁绍抗衡的力量。
袁绍，汝南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出身豪族，历任侍御史、中军校尉、司隶校尉。因灭宦官集团之功，被推为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盟主。董卓西迁后，回师河北，排挤韩馥、镇压太行山一带的黑山起义军。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击灭公孙瓒，拥有青、并、冀、幽四州之地，兵多粮足地广人众，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
曹操与袁绍都有图王称霸之志，双方的军事冲突，势所难免。建安五年（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时袁绍拥兵10万，战马万匹，南下攻许，而曹操用以迎敌的兵马仅二、三万，实力远不及袁绍。但曹军皆精锐之士，谋士众多，武将云集，且曹操指挥有方，将士听命，因此战斗力较强。而袁绍军中多乌合之众，外无良将，内无谋士，且袁绍“用人多疑”，士气不振。故战役初始，袁绍就处于劣势。曹操在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斩杀袁军大将颜良、文丑挫其前锋后，主动退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袁绍仗恃兵多势众，将主力推进至官渡，两军于此对阵相持。曹操采用谋士许攸计，亲率精兵5000偷袭袁军的屯粮要地乌巢（今河南延肆东南），焚毁袁军的粮食辎重，使袁军大乱。曹操乘势挥兵进击，俘杀袁军7万余人，袁绍仅率800名亲兵逃回河北。
官渡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著名战例，也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决定性战役。战后不久，袁绍忧愤而死，其子袁谭、袁尚争立，相互火并。曹操乘机北进，攻下袁氏统治中心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杀袁谭、逐袁尚，相继吞并冀、幽、青、并四州之地。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率大军北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歼灭袁尚与乌桓蹋顿单于的联军，接回被乌桓掳去的汉民10余万人，并迁10余万户乌桓人于内地。至此，曹操基本上统一北方。
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曹操一统北方后，于次年挥军南下，欲一鼓作气，乘胜统一全国。于是发生了曹操与刘备、孙权之间著名的“赤壁之战”。
刘备，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少家贫靠贩鞋织席为生。在富商的资助下建立起一支队伍以镇压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开始后，因势力微弱，辗转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等军阀。官渡之战后，刘备脱离袁绍南下奔投荆州刘表，并三次亲往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请出隐居于此的名士诸葛亮辅佐自己。诸葛亮在传之千古的《隆中对》中透辟地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为刘备献上北避曹操锋芒，东联孙权为盟，占据荆、益二州，建立稳固的基地，然后再“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以待时机，分兵北进中原，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战略之策和宏伟蓝图。刘备完全听取了诸葛亮的意见并得到诸葛亮的辅佐，才真正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孙权，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父孙坚首因镇压黄巾军有功，升长沙太守，后为刘表的军队所杀。长兄孙策继立，领部曲千余人到江东发展，得到江南士族朱、张、顾、陆及江北名门大族周瑜、张昭的大力支持，据有江东六郡之地，势力迅速壮大。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死，弟孙权袭职领兵。孙权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广揽人士，团结部众，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范围和军事实力。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统率20万（号称80万）大军南下，意欲先取荆州兼灭刘备，再沿江东下，平定孙权。时荆州牧刘表病死，子刘琮举州请降。刘备急退往江陵，曹操追赶甚急，在长坂（今湖北当阳境内）击溃刘备部众。刘备转退至夏口（今湖北武昌），暂时摆脱追击的曹军，随即派诸葛亮赴柴桑（今江西九江）游说孙权共同抗曹。曹操在追击刘备的同时，也致书孙权，企图胁迫其投降。孙权正犹豫间，诸葛亮使吴而至，分析时势，晓以利害。孙权在主战派周瑜、鲁肃等人的支持下，果断决定联刘抗曹，遂命周瑜为都督，统率3万水军，会同刘备及刘表长子刘琦的2万兵力，溯江西上，与自江陵东下的曹军相遇赤壁（今湖北蒲坼县西北）。
曹军因不习水战初战失利，曹操遂将大军移到长江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并用铁链将船舰首尾相连，以防颠簸。孙、刘联军采用火攻，致使曹军的连环船只燃起熊熊烈火，又无法疏散，被烧死和投水溺死者不计其数。火因风势又延及北岸的曹军营寨，“烟炎张天”，曹军大乱而退。孙、刘联军乘势水陆并进追击，曹操败逃北方。
赤壁之战的结局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曹操因损失惨重，无力兴兵南下，转而致力于北方的经营，击败韩遂、马腾，据有凉州，逼降张鲁，占据汉中，完全统一了北方。刘备因此战避免了败亡的厄运，并攻占了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又向孙权借得江夏与南郡，进而出兵入蜀，灭刘璋，夺取益州，由弱走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又进军汉中，击败曹军，占据汉中。孙权于此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在江东的统治得以巩固，并迅速向长江以南扩大地盘，势力逐渐延伸至今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力量较前更为强盛。虽然刘备与孙权围绕荆州的归属问题，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甚至发生了惨烈的夷陵之战，但曹操、刘备、孙权三个集团控制的疆域基本固定下来，并在各方面出现均势。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丕立。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魏，都洛阳。次年刘备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再次年，孙权称吴王，公元229年，孙权改王称帝，国号吴，都建邺（今南京）。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三国的政治和经济 为确保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三国都在各自的辖区内竞相改革，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措施。
曹操于赤壁之战后，集中精力经营北方。经济上，扩大先已实行的屯田范围。曹魏的屯田分军屯与民屯两种。军屯是对驻守各地军队，编制成以营（每营60人）为生产单位，由将吏直接组织屯田，屯田士卒“且田且守”，收获物全部交给国家。民屯是按军事编制将流民组织成以屯（每屯50人）为生产单位，在屯司马直接管理下进行屯田，屯田民每年按实际收入分成向国家交纳地租。屯田土地均属国有，屯田政务统隶于中央大司农掌管。曹魏屯田对安抚流民、恢复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为适应并促进农业生产的需要，曹魏政权还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注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推广，并改革赋税，实行租调制，以提高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经此努力，北方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满”，“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兴旺景象。政治上，曹操注重吏治的改善，严明赏罚，并打击横行不法的豪强地主。曹操还多次颁布“唯才是举”的命令，选拔出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做官。为更好地贯彻“唯才是举”的选仕政策，曹丕称帝后，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地的士人，根据其家世与德才，定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并写出评语（行状），呈报中央吏部，吏部依据士人的品状，授予相应的官职。此法初行之时，中正官在考评士人时尚能注重其才能，基本上体现了曹操“唯才是举”的选仕原则。但因官僚世家大地主仍是曹魏政权的主要支柱，且“中正官”多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官僚担任，故曹魏后期，这一选仕制度逐渐背离“唯才是举”的原则，选任只看门第，不重才能，从而使它转化为世家大族维持政治特权的工具，促进了门阀世族的形成和发展。
刘备于夷陵之战后不久病死于白帝城（今四川旧奉节城），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辅政，“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政治上，诸葛亮在恢复与孙吴政权的外交关系后，全力整饬内政：他强调以法治国，制定《蜀科》新律，“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打击专横跋扈的巴蜀豪强；选仕坚持任人唯贤，量才取用的原则，摒弃东汉以来依据家世门第“为人择官”的陋规；对西南少数民族（即“西南夷”）奉行“和抚”政策，曾亲率大军深入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川南）七擒孟获，彻底平息南中叛乱，并注重对南中的经济开发，稳定了蜀国的后方。经济上，诸葛亮十分注意劝课农桑，发展生产。他招抚流亡，使其安居复业；屯田汉中，既耕且战；注重农田水利事业，设置都江堰堰官，并征丁千余人；设立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专管盐铁之利；鼓励蜀民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使蜀锦远销吴、魏。在诸葛亮的励精图治下，蜀国“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经济十分繁盛，为其与魏、吴长期对峙，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孙权在夷陵之战后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使孙吴政权控辖东南半壁河山。此后，孙权确立了“限江自保”的基本国策，利用魏蜀的矛盾，联蜀抗魏，集中精力加强内部统治，注重对江南的开发。内政上，孙权“举贤任能”，善于团结和延揽人才，注意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使各级官吏忠于职守，“各尽其心”。为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稳定统治，孙吴政权对之采取优容政策：颁行“领兵制”规定各将帅可世袭领兵，父死子领或兄终弟袭；实行“复客制”，由政府将若干编户、屯田户赐予功臣、将领，并允许他们自行招募佃客，这些被赐户和佃客成为他们的私家人口，不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徭役。经济上，孙权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带实行大规模屯田（吴国的屯田，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推行两牛一犁的耦耕，并兴修许多水利工程，使大量农田获得灌溉之利。为控制长江天险和适应水上交通需要，孙吴政权大力发展造船事业，并经常派船队出海贸易，加强大陆与沿海岛屿的联系。吴黄龙二年（230年），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至夷州（今台湾）。这是我国古文献中关于大陆人大规模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此外，吴国的治铸业、制瓷业也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为扩大兵源和劳动力，并求得境内的安宁，孙吴政权通过军事征服、招降，并强迫居于山岭地带、时常侵掠地方郡县的土著山越人（秦汉时期南方越人的后裔，分布于今苏南、浙西、皖南、闽北山谷之中）出山，壮丁编入军队，余则移居平地，与汉人杂居，既加速了他们与汉人的融合，又充实了开发江南的劳力。由于孙吴政权的着力开发，加之大量北人避乱南迁并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原本落后的江南地区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都城建邺“四野则畛 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出现“水浮陆利”，“货丰巨万，交贸相竞”的繁华局面。伴随江南的开发与发展，豪族势力也进一步壮大，至孙吴后期，江南的顾、陆、朱、张四大姓已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阝显 ，田池布千里”，“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
二、两晋的统治和十六国的兴衰
（一）西晋表面的统一
魏蜀吴三国因地缘和统治者的明政，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均势。但这种鼎立局面仅维持了四、五十年，随着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国日显强势，全国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
魏景初三年（239年），明帝曹睿死，8岁的齐王曹芳即位，太尉司马懿和宗室大臣曹爽共同辅政。司马懿出身于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的世家大族，精谋略，早年跟随曹操，颇受信任，曹丕在位时受重用，明帝时因率军有效地抵御住诸葛亮的北伐和平定辽东割据势力公孙渊之功，而权倾朝野。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乘曹爽陪同皇帝曹芳离开洛阳祭扫明帝高平陵（洛阳南九十里）之机，发动政变，诛杀曹爽集团，从而独控曹魏朝政。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控制朝政，进一步蚕食曹魏政权。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后司马昭又废杀曹髦另立曹奂为儡垒皇帝。司马氏在完全控制魏政权之后，便着手灭蜀。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诸葛绪分兵大举攻蜀。此时的蜀国已是国力衰竭，丧失了抵抗能力，当邓等兵临成都时，后主刘禅率太子及群臣60余人出降，蜀汉灭亡。司马昭灭蜀后不久病死，其子司马炎继为晋王。魏咸熙二年（266年），司马炎废曹奂自立，改国号为晋，仍都洛阳，史称西晋。司马氏在灭蜀代魏以后，又加紧了灭吴的准备。而此时吴国正处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政治腐败，经济残破，人民起义不断，国力羸弱不堪。且蜀的覆亡又使吴失去了长江天险的屏障，南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已起了很大变化，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晋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司马炎派杜预、王浚举兵伐吴。次年，晋兵破建邺，吴主孙皓自缚出降，吴亡。至此，始自董卓之乱长达9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中国又复归于统一。但西晋的统一仅是版图上归整，而非实质性统一。政治上，中央权弱，地方坐大。司马炎鉴于曹魏失权的教训，称帝伊始，大封宗室以为藩屏，先后分封27个诸侯王，并赋予王国置军设吏的特权，同时罢废州郡武备，遣王统兵镇戍要津之地。此外，晋武帝还委以诸王要职，使之参与朝政。于是宗室诸王成了既能左右朝政又可以管辖州郡割据一方的强大势力，埋下日后“八王之乱”的祸根。况且九品中正制操控于豪门大族手中，背离其察贤选仕的初衷，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结局，益使豪强势盛。西晋中央集权一开始就显羸弱无力的情形。经济上，户调式的积极作用有限。晋武帝为恢复社会秩序，颁行新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户调式。其中的“官吏占田荫户制”规定一品官占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至第九品占田10顷；荫亲属则无人户限制，“多者九族，少者三世”，庇佃客则为自一品50户至九品1户。这些规定看起来是对豪强无限制兼并土地的限制，但很难实行，实质上是变相地确认豪族已经占有大量土地和荫庇人口的既成事实。况且被庇荫的客户和亲属依制不承担官府的赋役，又进一步刺激世家大族肆意兼并土地和荫庇更多的人口，社会财富因而更多地流入私门。文化上，多元学说并立，思想缺乏统一。东汉末年的动乱，使维系两汉皿百年统治的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受到削弱。汉亡之后，三家分立，思想领域内的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出现儒释道诸说并立争荣的情形。嗣后的西晋同样也没有确立何种学说作为其统治思想。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离散状态难以起维护天下一统的作用。正因缺乏政治、经济、文化上统一的强固根基，西晋政权自建立起就潜伏着分裂的危机。
（二）西晋统治的腐败与灭亡
西晋王朝是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建立起来，因此，司马氏在取得政权后就尽力维护世家大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统治集团迅速走向腐朽。
门阀制度的确立。门阀世族（又称土族、势族、阀阅等）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所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特殊阶层。它源起于东汉时的豪强地主，三国时期其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对国家政权的建立与稳固如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曹魏废汉，司马氏代魏均得益于他们的支持。于是新立的政权不仅要认可他们已有的政治与经济特权，更要维护其特权，以换取他们对新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因此，晋武帝立国后，不仅颁行官吏占田荫亲制，确认并保护其已获的经济权益，而且在各郡中正官之上，增设“大中正”，委任有权势的士族官僚担任。他们选官惟依门第高低，不看人才优劣，甚至专著《族姓昭穆》，行为评定士人品级的依据，致使从曹魏后期已经变更原意的这项选举制度彻底变为门阀世族垄断仕途的工具，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如晋武帝建国后所重用的臣僚“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为保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益，土族不同庶族（门阀世族以外的地主阶层，又称寒门）通婚、往来，甚至坐不同席，行不同路。这种由世家大族垄断仕途，代代相传，位居公卿之位，且严格土庶之别，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门阀制度终于形成。
“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西晋门阀世族集团，整体上荒淫腐朽，奢侈成风。晋武帝自平吴后便沉湎于游宴享乐之中，他不仅掳掠蜀吴宫女至洛阳宫中，还荒诞地下诏“禁天下嫁娶”，以便其广选民女充实后宫，致使其后宫嫔妃、宫女多达万人。此外，晋武帝还公开地卖官鬻爵，得钱皆入私囊。上行下效，世族官僚也竞相奢糜，太傅何曾每日餐饮花费上万钱，还说无下箸处。其子司徒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骄奢甚于乃父。石崇任荆州刺史，公开抢劫旅客商，很快成为无以匹敌的巨室豪富，并与外威王恺比富，王恺用糖浆洗锅，石崇用石蜡当柴烧饭；王恺出行以紫纱做成40里长的步障，石崇就用锦做成50里长的步障；王恺拿出晋武帝赐予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炫耀，石崇故意击碎，并拿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任王恺挑选；王恺每请客，必使美女吹笛助兴，稍有忘韵就被打死，石崇宴请宾朋，则令美女劝饮，如客不尽饮，劝酒的美女就要被杀掉，一次竞连杀三女。奢糜荒淫残暴无以复加，就连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奢侈之费，甚于无灾”。
八王之乱。西晋统治集团的奢侈腐朽，造成政治日趋败坏，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终于酿成了八王之乱。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炎死，其子司马衷继位，外戚扬骏辅政，引起权势欲极强的皇后贾氏不满。她于次年矫诏密令楚王玮进京杀扬骏。扬骏死后，朝臣推举汝南王亮辅政，贾后又密令楚王玮杀汝南王亮。随后贾氏又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除楚王玮，遂专制朝政达8年之久。元康元年（300年），贾后废太子遇，旋将之毒死，引起诸王和朝臣的不满。赵王伦借口替太子报仇，统兵入宫诛贾后及其党羽，次年又迁惠帝为太上皇自即皇帝位。这一举动立即遭到拥兵自重的宗室诸王的反对，齐王同、成都王颖、河涧王禺页 ，联军讨伐赵王伦。自此西晋乱局由宫廷政变发展至诸王混战，赵王伦兵败被杀，惠帝复位，齐王 辅政。不久河涧王禺页 ，长沙王又联合攻杀齐王 ，后来河涧王禺页 、成都王颖又联兵杀长沙王 。永兴二年（305年）东海也越王起兵参战，灭禺页 颖，并于次年毒死惠帝，另立司马炽为怀帝，乱局才告终结。这场先后有8位宗室王参与逐权混战的“八王之乱”前后历时达16年之久，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民死伤数十万，流徙求生百余万，生产遭受严重地破坏，兼之旱灾、蝗灾、疾疫迭加，又造成严重的饥馑，民因此而亡者更多，幽、并、司、冀、秦、雍六州甚至出现“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的惨景，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益州、荆州、关中、湘州等地先后爆发大规模的李特、张昌、王如、杜 等领导的大规模流民起义。西晋的统治进一步被削弱，出现了“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的态势，最终在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中，走上灭亡的末路。
西晋覆亡 东汉以来居住在西部、北部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已不断地向内地流徙，至西晋出现了民族大迁移的高潮。不仅边疆各郡都有许多少数民族入居，甚至连关中地区也出现“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少数民族内迁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北方长期战乱，人口锐减，汉族统治者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及加强对边境的控制，不断招引和强制他们内迁；二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少数民族也要求入迁内地，以谋求进一步发展。当时内迁的主要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族，史称“五胡”。其分布状况大抵是：匈奴居今山西北部、甘肃及内蒙古南部；鲜卑族则散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地区；羌族在今陕西和甘肃东部一带与汉族杂居；羯族居住在今山西东南部，氐族则被曹魏强迁至陕西境内居住生息。内迁的“五胡”与汉族人民杂居在一起，受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不同程度地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但他们深受西晋统治集团和汉族地主阶级的民族岐视和压迫，西晋政府不仅强迫他们当兵纳税，甚至将他们掠卖为奴。如并州刺史司马腾就曾大掠羯族人，两人一枷，押到山东出卖。许多门阀士族家中都有“羯奴”、“胡婢”。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使内迁的“五胡”同西晋各地的流民起义一道，掀起了反晋斗争的高潮。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离石（今山西离石）反晋。他以“吾所欲除者，司马氏耳”相号召，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羯奴”石勒在河北聚众起义，山东士族王弥率家僮起事，他们在败于晋军后，分别投奔刘渊，使刘渊势力进一步壮大，在北方攻城略地，前锋进逼洛阳。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续领众攻晋。次年，石勒在苦县（今河南鹿邑）包围并全歼晋军主力，“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接着刘聪、王弥、石勒联兵攻克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杀百官士民3万余人，并纵兵大掠后，又焚毁洛阳。此事史称“永嘉之乱”。西晋经此打击也濒临覆灭。建兴元年（313年），晋雍州刺史贾疋在长安拥立司马邺为晋愍帝，然西晋已是危卵将倾，长安城更是残破不堪。建兴四年（316年），刘聪族弟刘曜再次攻破长安，俘晋愍帝，西晋政权终于灭亡。
（三）东晋的门阀政权和北伐
西晋灭亡后的第二年，琅邪王司马睿（司马懿曾孙，袭父爵为琅邪王）在北方士族的簇拥下，并取得南方士族的支持后，于江南重建司马氏政权，称晋王。公元318年，晋愍帝被杀，他正式称帝，是为晋元帝，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自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东晋王朝在南方统治了一百多年，其间士族门阀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
侨置州郡与士断，西晋永嘉年间，北方陷入战乱，长江流域则相对安宁。于是中原大族多率宗室部曲宾客南逃避乱，一般民户也往往跟随同乡大姓南下，形成一个个依籍贯聚集起来的南渡群体。时称“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他们部分散居于长江中游州郡，少数远徙福建广东，多聚居于今浙江、江苏、安徽的南部。为安抚并更好的控制南迁的北人，东晋政权在北人南迁集中地区实行“侨置”政策，即建立与其旧土同名的侨州、郡、县地方行政机构，以使南迁的流民（侨人，又称浮浪人）着籍。侨置机构的官吏均由南迁的士族人物出任，以照顾士族地主的利益。侨人可获得政府赐予的土地、宅基等生产和生活资料，并能享受免租赋徭役的优待。起初侨置政策的实施，既照顾了南渡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利益，保障侨人的生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又便利政府招徕北方流民参与农业生产，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南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由于侨置州郡与南方原有机构并存，致使地方建制，交叉重叠，出现混乱，又给户籍管理带来了困难，久之影响到政府的赋税收入。故东晋政权又于成帝咸和年间实行“土断”政策，即对侨州郡县加以整理，撤销合并一些侨置机构，以解决地方行政建制混乱现象，重新登录户籍，将侨人户籍一律由白籍改为土著居民相同的黄籍，以便利国家征发赋役。土断政策的实施，触犯了一些南迁士族的利益，故受其阻而时断时续，多次推行。其中由桓温主持的衰帝兴宁二年（364年）的“庚戌土断”最富成效，晋“于（斯）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门阀政治。东晋政权是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并处于异族入侵的威胁之下，故皇权孱弱。门阀专权现象较为严重。东晋中兴之初，琅邪王氏因辅助之功而把持军政大权。王导为丞相，居中执政，司马睿登基时，竞受邀共升御座，同受百官朝贺；王敦（王导族兄）受任镇东大将军都督六州军事并领江州刺史。所以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明帝时，五敦篡政的阴谋被击破，庾亮继起执政，权力膨胀，政从私门。庾氏之后，桓温控权，废立皇帝。桓氏之后，谢安当国。历东晋始终，朝政均由王、庾、桓、谢等几家南渡的大族轮流执掌，形成一姓高门凌驾于包括皇族在内的各家大族之上的门阀专权的政治体制。在这一政治体制下，一方面，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皇族与大族间、南北大族间，南渡大族间等矛盾错综复杂，而内争不息；另一方面士族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又受到更多的保护和优容，从而使西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达于鼎盛。政治上，实行“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原则，确保士族豪门垄断仕途，以致朝廷的三公三省，地方的州牧郡守将军等清官要职，均被高门华阀所把持，且世代相传，坐至公卿。经济上，东晋确立给客制度，规定权贵可依品荫庇5户到40户的佃客，且允许霸占过去一直属于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以建立封固山川的大庄园。社会地位上，宣扬“土蔗天隔”，严格士庶间的等级界限，不同婚，不同席，不交游，甚至冠服也相区别。为防士庶混淆，东晋政权还派人协助贾弼根据南渡100家士族的门第等级和家族世系，撰写出《十八州士族谱》700余卷，作为维护士族特权的依据。此充分说明门阀制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种制度下，门阀士族渐蜕变成犬马不识，韭菜不分，甚至马鸣而惊，三步即喘的一个极端腐朽的地主阶层。
祖逖桓温北伐 东晋政权建立之际，面对北方胡族贵族的割据纷争和残酷统治，南北人民都希望东晋出兵北伐，光复失地。然而东晋统治集团内多数权贵只图苟安江南，且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无意北顾。但也有少数有志之士力主北伐，最早进行北伐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是祖逖。
祖逖，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出身大族。年少时就胸怀报国大志，“闻鸡起舞”。洛阳沦陷后，率宗族邻里数百家徙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目睹北方沦后民遭受的苦难，上书司马睿请缨北伐。然司马睿正忙于重建政权，无意北伐，又不便公开反对，乃勉强同意祖逖的请求，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统北伐事，但仅拨给1000人的粮饷和3000匹布以敷衍之。建兴元年（313年），祖逖率随其南迁的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击楫中流，誓复中州。祖逖北伐受到北方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几年间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失地，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正当祖逖大力劝课农桑，练兵积谷，准备北进时，王郭却阴谋朝延，晋元帝派南方大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六州军事，出镇合肥，以制约王敦并节制祖逖。祖逖预料东晋内乱将起，深虑“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于太兴四年（321年）病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其收复的失地又尽为石勒所占。
继祖逖之后，大将桓温首三次统兵北伐。桓温，谯国龙元（今安徽怀远）人。晋明帝女婿，都荆、梁四州军事并领荆州刺史，集长江中上游地区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有雄才大志，出任荆州刺史期间，统兵入蜀灭成汉，并积极准备，力主北伐以抬升自己的威望，图代晋而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兵骑4万，从江陵出发，取道襄阳进击前秦，直至长安东面灞上。关中父老感泣而言“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纷纷持酒食相迎。由于秦苻健采取割苗清野，坚壁固守，使晋军乏食而被迫退回。永和十二年（356年）羌族首领姚襄入据许昌，进占洛阳。桓温遂率军自江陵第二次北伐，败姚襄复洛阳，并上表晋穆帝，主张还都洛阳，但此议遭到已安享于江东的士族官僚的反对。不久洛阳又被前燕慕容氏攻陷。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举行了第三次北伐。他自姑熟（今安徽当涂）率步骑5万渡江北上进攻前燕，连战皆捷，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前锋副近燕都邺城。燕王慕容玮惊恐万分，准备弃都而逃。由于当年天旱，晋军粮不济，加之前燕得到前秦的援救，桓温被迫退兵，中途又遭到慕容垂的袭击，损兵3万余人。桓温大败而归，所收复的淮水以北的土地又随即丧失。
祖逖、桓温的几次北伐，由于受制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而先后失败，但在客观上支持了北方人民的反压迫斗争，阻止了北方胡族贵族的南侵，巩固了东晋的边防，起到了保护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四）淝水之战及战后的东晋统治
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后，东晋建国已达半个多世纪，南迁大族早已满足于南方舒适安逸的生活，对恢复中原重返故居的热情日趋淡薄。故此后，东晋虽有北伐之议，但再无北伐之举。与此同时，北方前秦苻坚当政，他重用汉族寒士王猛，进行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使前秦势力迅速强盛，公元376年，苻坚统一北方，南北出现秦晋对峙局面，新的冲突必将发生。
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8月，苻坚不听王猛临终前的告诫，征调步兵60万，骑兵27万，从长安出发，大举攻晋，企图统一全国。同年10月，前锋苻融攻下寿阳（今安徽寿县）。东晋君臣闻知苻坚亲率大军南伐，举朝惶恐不安，唯宰相谢安从容镇定“指授将帅，各当其任”，谢安委派谢玄、谢石率8万“北府兵”，北上迎击，在洛涧（今安徽定远县西）歼灭梁成率领的前秦先头部队1.5万人，并乘胜推进到淝水（今安徽省寿县境）东岸，与秦军隔河相峙。苻坚登寿阳城头察看形势，见晋军布阵严整，又望八公山上摇曳的草木，以为是晋伏兵，不觉面露惧色。时谢玄派人至秦军中，请秦军略向后撤，以便晋军渡河到西岸决战。苻坚企图乘晋军半渡时袭击，便挥军后撤，不料一撤大乱，朱序（东晋襄阳守将，被俘于秦军）乘机在阵后大呼秦军败了，益使秦军混乱，四散奔逃。谢玄等引兵渡河猛追，秦军全伐崩溃，苻融马倒被杀，苻坚为流矢射中，单骑北逃，一路上惊魂不定，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追至。昼夜不敢息，逃归洛阳后，搜败数士卒，仅剩10余万人，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是南北分裂期间一次规模最大的决战，10倍于晋的秦军却遭败绩，其因诸多。一方面，前秦统一北方不久，内部民族矛盾重重，南伐时机不成熟，然苻坚一意孤行，自以为拥“强兵百万，资仗如山”，灭晋如囊中取物，但这百万之众是从各族人民中强行征调来的，各族将领心怀异志，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故一溃千里。另一方面，东晋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处于“财阜国丰”的强盛时期。时谢安执政，继续贯彻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施政方针，朝延内部出现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外敌面前能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况且晋军主力“北府兵”皆“劲勇”之士，人员虽少，战斗力却强，与秦军的兵无斗志，形成鲜明的对比。再者，苻坚骄傲轻敌，指挥失措，而谢安却部署有方，运筹得当。这些因素的综合便决定着匆然南伐的秦军的败运，也使东晋的在南方的统治进一步稳定，南北政权之间的对峙局面得以延续。
东晋后期的腐朽统治。淝水之战，解除了东晋政权的外部威胁，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再次凸显。统治集团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并加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东晋的门阀政治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争权夺利的斗争自始历终。初王敦拥兵荆州图谋朝廷，晋元帝起用南方大族戴渊予以牵制。永昌元年（322年），王敦自武昌起兵叛乱，克建康，杀戴渊，后退武昌，遥控朝政。同年元帝司马睿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明帝诏伐王敦，王敦再叛，不久病死。王敦之乱刚平息，东晋又生苏峻祖约之乱。苏峻出身北方大族，以军功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但受成帝舅庾亮的猜疑排斥。咸和二年（327年），苏峻联合豫州制史祖约以讨庾亮为名，举兵叛乱攻破建康后，纵兵大掠，后被荆州刺史陶侃平定。苏峻战死，祖约投奔石勒后被杀。此后，桓氏、谢氏相继执政，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淝水之战的胜利，使东晋的外部压力解除，统治集团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孝武帝司马曜猜忌因淝水之战而威望更隆的谢安，任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辅政，自己却“溺于酒色，始为长夜之欢”。然司马道子的昏聩腐化不亚其兄，以致“官以贿迁，政刑谬乱”、“用途奢侈，下不堪命”，政治更加腐败。孝武帝为牵制司子道子，又任命外戚王恭为南兖州刺史出镇京口，掌北府兵，派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镇江陵。然而这一布局的结果，并未起到孝武帝所期望的拱卫皇族的作用，反而诱发了更大的动乱。隆安元年（397年），孝武帝死，白痴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司子道子援引太原大族王国宝参掌朝政，排斥王恭和殷仲堪。第二年，王恭便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司马道子匆忙杀王国宝以谢王恭；隆安三年（399年）王恭再度起兵发动政变，废司马道子，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雍州刺史扬亻全 期也举兵响应，动乱遍及全国。不久王恭被部将刘牢之袭杀，桓玄则吞并殷仲堪和扬亻全 期的部众。经此变乱，东晋元气大伤，长江中上游和下游地区，分别被桓玄和刘牢之控制，高雅之则控制淮南，朝延统辖的区域仅江浙8郡之地。
东晋后期的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大族凭借特权，任意兼并土地和占夺人口，如谢混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刁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大量农民因失地而沦为大族的佃农、部曲和奴婢，受到沉重的压榨和剥削。同时，自耕农的赋役负担也不断加重。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度田收租，每亩税米3升，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改为按口收租，每口税米3斛，到太元八年（383年）增至“口五石”，租率提高10余倍。不仅租税如牛负重，徭役也更加苛繁，出现“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的状况，穆帝时，丹阳尹庚和曾上疏请废杂役60多项，可见徭役之繁。民为避繁重的徭役，竞“残形剪发，要求复除”。沉重的田租、徭役，迫使自耕民大量破产逃亡，咸安、太元十几年间，逃亡人口达3/10。就是在阶级矛盾如此严峻的情形下，执政的司马元显为抵御长江中上游的桓玄，在三吴（吴郡、会稽、吴兴）地区征发免奴为客者当兵，称“乐属”。“乐属”是世代为兵，社会地位更为低下，结果征发“乐属”令一颁布，遭到了“乐属”的激烈反抗。东土嚣然，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东晋末年的农民大起义。
孙恩、卢循起义 孙思出身于琅邪大族孙氏，是五斗米道教主孙泰之侄。王恭起兵叛乱时，孙泰以讨伐王慕为名，聚道徙数千，引起东晋政府的猜忌，终遭司马道子父子诱杀，其侄孙恩潜逃海岛，伺机复仇。隆安三年（399年）孙恩乘司马元显征发“乐属”引起的社会动乱之机，率众登陆起义，东南8郡人民纷纷响应，队伍迅速扩展至10余万众。起义军攻上虞、陷会稽，杀官吏，焚庄园，朝延大为惊恐，急调谢琰，刘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镇压，孙恩率众退归海岛。此后，孙恩曾多次登陆作战，攻克东南许多郡县，并斩杀谢琰，甚至一度驶楼船千余艘浮江抵京口，对东晋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元兴元年（402年）孙恩第四次率众登陆，进攻临海（今浙江临海东南），为刘裕所败，孙恩投海死，起义军余众推举其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攻晋。卢循率起义军泛海南下，攻克番禺（今广州），自称平南将军，并派其姐夫徐道覆攻始兴（今广东韶关），伐木造船，蓄积力量。义熙六年（410年），东晋派刘裕北击南燕，京城防务空虚，卢循及徐道覆乘机分兵两路沿湘江、赣江北上，连败晋军，进入长江后，两路义军连旗东下，士卒10余万，舳舻万计，声势浩大，直逼建康城下滩口（今秦淮河口）。东晋朝廷人心惶惶，拟迁都避逃。时刘裕已灭南燕，驰援建康。徐道覆建议乘刘裕布置未周，焚船登陆，与之决战，卢循认为冒险未予采纳。大军在城外与刘裕的北府兵相持数日，师老兵疲，又乏粮草，结果被刘裕击败，卢循仅率数千人退还番禺。而番禺已先期被晋军袭占，攻城不下，又率军转向交州（今越南慈山、仙游地区）。义熙十一年（411年），徐道覆回攻始兴，兵败被杀，卢循也于交州失利，投水自尽。至此起义最终失败。
孙恩、卢循起义，历经12年转战东南半壁，所到之处，焚烧府库，诛杀官吏，摧毁田庄，放免奴婢，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王朝的腐朽统治，使之名存实亡。同时重创了门阀制度，土族地主失却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权开始走向衰落，寒门庶族的地位逐步抬升。大量的佃客、僮仆、部曲和“乐属”获得解放，阶级关系，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为南方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五）五胡十六国的兴衰
当东晋偏安江南时，北方陷于分裂的局面。部分汉族地主和内迁的少数民族贵族在黄河流域和巴蜀地区先后建立了20多个地方政权，其中主要有16个，因多是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贵族所建，史称“五胡十六国”。十六国的历史，共有一百三十多年（304—439年），以淝水之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分裂统一于前秦，后期的分裂则收于北魏。
淝水战前的北方各族政权 前、后赵：早在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时，就建立汉国，西晋亡，刘汉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公元318年，汉国宫廷发生政变，刘曜即皇帝位，改国号为赵，都长安，史称前赵。与此同时原刘渊部将羯人石勒，乘机割据河北地区，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建赵王政权，史称后赵。石勒是十六国时期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他重视拉拢汉族士大夫，实行一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使国力增强。公元329年，石勒灭前赵，占据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成为与东晋抗衡的北方大国。但石勒死后，侄石虎继位，统治残暴，激化了社会矛盾。公元349年石虎死，诸子为争位而自相残杀，第二年，石虎养孙汉人冉闵乘机夺取政权，改国号为魏，史称冉魏，后赵灭亡。三年后，冉魏为前燕所灭。
前燕：鲜卑慕容氏所建。公元337年，慕容皇光 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他继续采取其父慕容广的胡汉合作政策，加速了慕容氏的汉化进程。慕容 继位后，乘后赵内乱之机，向中原发展，公元352年灭冉魏后迁都邺城，并改王称帝。至此，前燕国势达于强盛，占据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广大地区与关中前秦形成了对峙局面。但此后的慕容氏贵族逐渐失去了其先祖积极进取的精神，统治渐趋腐朽，国势日衰，公元370年为前秦所灭。
前秦：氐人贵族苻健所建。西晋覆灭之际，略阳（今甘肃秦安）氐族首领苻洪率众先后投归于匈奴刘氏和羯人后赵。后赵败亡后，氐人入据关陇。公元352年，苻健（苻洪子）称帝，都长安，史称前秦。前秦在苻坚（苻健侄）当政时，国势达到极盛。
苻坚是氐族中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公元357年继位后，重用出身寒微的汉人王猛参与“军国内外万机之务”。王猛辅佐苻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厉行法治，整顿吏治，加强集权；经济上，招民垦荒，推广先进的区种法，并大兴水利，开放山泽之利；文化上，广立学校，提倡儒学，促进氐族的进一步汉化和前秦政权的封建化；民族关系上，废除前后赵的胡汉分治政策，注意缓和民族矛盾。此外苻坚还积极加强军事训练。前秦经此“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敬以廉耻”的社会改革，十余年间，便出现了“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的小康景象，从而成为十六国中最为强盛的政权。在此基础上，前秦开始了统一北方的征战。公元370年，攻灭前燕，次年吞并氐族扬氏的仇池国（今甘肃境内），公元373年夺取东晋的梁益三洲，3年后又先后翦灭汉人张氏的前凉政权（今甘肃境内）和解卑拓跋氏的代国（今内蒙境内），公元382年，前秦出兵控制西域。至此，西晋末年以来割据混战的北方，尽归前秦所有，其疆域东临大海西至龟兹，南抵江汉，北达漠北。
十六国前期的割据政权，除上述外，还有南方巴蜀地区 人李氏建立的成汉。公元347年东晋荆州刺史桓温率兵入蜀，攻陷成都，成汉灭亡。
淝水战后的北方政权 苻坚一统北方后，自以为拥有“强兵百万，资仗如山”，不顾王猛临终前的警告和大臣的反对。于公元383年统兵伐晋，图一举统一全国。然淝水之战，苻坚惨败，前秦政权分崩离析，原先被苻坚征服的各少数民族贵族纷纷摆脱前秦的控制，拥兵自立各建政权，北方出现更为严重的分裂局面。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前，五胡贵族和汉族地主先后建有12个割据政权。
关东“皿燕”的后燕（384—407年）是鲜卑慕容垂建立的政权。慕容垂为前燕慕容皇光 之子，淝水战后，脱离前秦，于荥阳（今河南荥阳）自称燕王，两年后称帝。后迁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割据河北，进占辽西，成为关东地区一个强盛的政权。公元407年，后燕楚卫军将领冯跋兵变，杀慕容熙，后燕亡。北燕（409—436年）是汉人冯跋建立的政权。冯跋兵变后拥立慕容云为大燕天王，两年后废之自立，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占据辽西。北燕初期吏治清明，赋役省减，使辽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但冯跋死后，宗室内乱，国势衰败。公元436年，北燕主冯弘被北魏击败，亡逃高丽，国之。西燕（384—394年）是和后燕同时建立的慕容氏政权。淝水战后关中慕容泓（前燕慕容日韦 弟）起兵反秦，自称济北王。其弟慕容冲继位后，改王称帝，都阿房（今西安市西）。西燕同后燕为争燕王正统相白攻伐。公元394年西燕主慕容永兵败被杀，西燕亡。南燕（398—410年）是后燕慕容垂弟慕容德建立的政权。公元398年，北魏攻下中山，后燕主慕容宝逃奔龙城，慕容德则率部南下，自称燕王，后改王称帝，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割占青州、兖州一带。公元410年，南燕亡于东晋。
河西“四凉”。后凉（386—403年）是氐族吕光建立的政权。公元382年苻坚派吕光出征西域，攻克龟兹降服30余国，回师途中闻知前秦败于淝水，遂于公元386年自称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都姑藏（今甘肃武威）。公元396年，改称凉天王。吕光死后，诸子争位互相残杀，政局混乱不堪。公元403年，吕隆降于后秦，国亡。南凉（397—414年）是鲜卑秃发 贵族建立的政权。汉、魏之际，秃发部由塞北迁入河西之地定居，又称河西鲜卑。公元397年，秃发乌孤自称武威王，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公元402年，秃发亻辱 檀改称凉王，南凉与北凉、大夏连年交战，国力损耗较重。公元414年，秃发亻辱 降于西秦，南凉亡。西凉（400—421年）是出身于陇西大族的汉人李 建立的政权，都酒泉（今甘肃酒泉）。西凉地狭民少，为河西最小的政权，公元421年为北凉攻灭。北凉（397—439年）是卢水（今甘肃黑河）胡人祖渠蒙逊建立的政权，都张掖（今甘肃张掖北），后迁姑臧。灭西凉后，尽有河西走廊，一度较为强盛。公元439年被北魏所灭。
关陇的“二秦”与大夏。后秦（384—417年）是羌族的姚苌建立的政权。淝水战后，关陇一带的豪族推姚苌为首领，脱离脑前秦。公元384年，姚苌称秦王，翌年俘杀苻坚，后入据长安，改称皇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其子姚兴继位后，锐意政事，废除苛法，放免奴婢，发展生产，国势达到全盛，成为十六国后期最为强大的割据政权。但姚兴死后，皇室内乱，国力衰弱，公元417年东晋刘裕出兵灭掉后秦。西秦（385—431年）是鲜卑乞伏国仁建立的政权。乞伏氏于西晋初由塞北入迁陇西定居，淝水战后第二年，乞伏国仁率部众10余万脱离前秦，自称大单于。子乞伏乾归继位后，于公元394年灭前秦，自称秦王，国力一度十分旺盛。但再传至乞伏慕未时，政乱刑酷，部民多叛，公元431年西秦被大夏赫连定击灭。大夏（407—431年）是匈奴贵族赫连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07年，赫连勃勃摆脱后秦控制，自称大夏天王。刘裕灭西秦退走后他乘机进据长安，改称皇帝，都统万（今内蒙乌审旗南自城子）。赫连氏施政残暴，民多怨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公元431年为吐浑所灭。
北魏的统一。北魏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拓跋氏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后不断南迁，西晋末进入中原边地，首领拓跋猗户因助西晋抗击刘聪、石勒被封为代王。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继位代王后，始设官分职，粗定法律，建立奴隶制国家。公元376年，前秦苻坚出兵灭伐。淝水战后，前秦统治瓦解，什翼犍孙拓跋王圭 于公元386年重建代国，后改国号为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史称北魏。北魏建国伊始，就注意重用汉人，对“德行清美，学优义博可为人师者，各令诣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在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下，北魏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过程。政治上定纲纪、置百官、立太学，经济上劝课农桑，奖励生产。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先后征服匈奴刘库仁、刘卫辰两部，攻克后燕都城中山及邺城、信都（今河北冀县），尽有今山西河北之地。到招跋焘即位时，北方各割据政权经过长期的混战和兼并，只剩北凉、北燕，夏和西秦。公元431年，夏灭西秦，同年夏被吐谷浑所灭；公元436年，拓跋焘灭北燕；3年后又灭北凉。至此淝水战后北方的分裂局面收于北魏的统一，并与南方的刘宋政权相对峙。中国历史迈入了南北朝时代。
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时期，北方之所以先后出现以“五胡”贵族为主体的20几个割据政权，一方面是缘于西晋的腐朽统治，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各族人民纷纷掀起反抗斗争，使北方的汉族地主阶级的势力遭受重创，同时西晋的内讧，又使国力消耗殆尽，这就为胡族贵族地主纷起反抗并建立割据政权，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五胡贵族在内迁之后“自诸王侯，降同编户”，遂产生一种强烈的复仇兴业的要求，他们借助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如愿以偿地建立了各自的政权。由于封建化程度不高，胡族贵族在取得割据统治权后，往往采取“胡汉分治”政策，强化本民族的统治，又重新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致使一个个割据政权很快又走向衰弱瓦解，继而被其他胡族贵族所攻灭。这种政权迭更，战乱频仍的分裂局面，给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但又极大地改变了北方的民族布局。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统治中心的不断转移，各族人民错居杂处，促进了各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加强了民族间的融合，缩小了民族间的界限消除了胡族贵族利用民族矛盾实行割据的重要条件，这是十六国后期北方出现的历史新变化，它为北魏的统一及长期的稳定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三、南北朝的对立与动荡
（一）南朝政权的更迭
自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都城都在建康，史称南朝。
刘裕建宋与“元嘉之治”。刘裕，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侨居京口，出身寒微，以贩履伐薪谋生，因赌博破产，投身北府兵营。其勇悍善战，屡立军功，渐成为北府兵主要将领。公元402年桓玄举兵东下，攻入建康，废晋安帝自立，改国号为楚，逼迫刘牢之自缢，提拔刘裕掌北府兵权。两年后刘裕自京口起兵讨伐，并诛杀桓玄，迎安帝复位，始参掌晋军政大权。此后，刘裕南征北讨，威望日增，权势日隆。公元417年受封宋王 ，3年后，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宋，仍都建康。史称刘宋。刘裕寒微出身，以军功起家，熟知民事艰难和门阀政治的腐败，故从其掌政起，便进行了一些改革：政治上打击士族官僚，收缩士族权势，重用庶族地主参掌机要，以强化中央集权，并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使国家掌控更多的人口。经济上，整顿赋役，减免田租，释放罪犯归农，又招抚流亡回乡务农，以恢复和发展生产。此外，刘裕还以身作则，倡俭禁侈，勤于政事，重视文教。刘裕死后，后继的文帝刘义隆继续其父的改革事业，在加强皇权的同时，注意督课农桑，并放宽刑罚。因此，刘宋政权相对稳定了30年之久，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家给人足”的兴旺局面。因文帝年号元嘉，史称此局面为“元嘉之治”。
萧齐王朝和唐寓之事变。元嘉年间，宋魏曾多次发生战争，宋均遭败绩，尤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宋魏之战，江淮惨遭北魏的洗劫，刘宋国力大为下降。与此同时，皇帝内部矛盾却日趋剧烈，宗室诸王争权夺位，相互攻伐，政治重加黑暗，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刘宋政权日趋衰弱。升明三年（479年），禁军统帅萧道成效刘裕故伎，废宋顺帝刘准自立为帝，改国号齐，仍都建康。 史称萧齐。萧道成原籍兰陵（今山东峄县），侨居南兰陵（今江苏常州），出身寒族，以军功升迁。即帝位后，采取一些禁令士族占田荫客，放免奴婢，减免赋役，兴复学舍等积极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继嗣的武帝萧赜，也注重生产的发展，同时对北魏遣使通好，以安宁边境。因此江南又暂时出现了升平景象。但萧道成父子的“检籍”举措，埋下了弱齐的诱因。晋宋以来，江南人口不断增长，然而国家户籍上的编民数却未见增多。为增加赋税收入，从萧道成开始，便雷厉风行地捡括逃避赋役的户口，凡查出与元嘉时的户籍不合者，一律退回本县改正，称为“却籍”，并给予罚充远戌的严惩。但由于校籍官吏上下其手，循私舞弊，户籍不仅未得澄清，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乱，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阶级矛盾迅速激化。齐永明三年（485年）浙江富阳人唐寓之乘机聚众起义，三吴地区的农民纷纷响应，队伍迅速扩充到3万余人，相继攻陷富阳（今浙江富阳）、钱塘（今杭州）等地。唐寓之也在钱塘称帝号吴。朝廷震惊萧赜匆忙发禁军会同地方武装镇压了此次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反检籍的斗争仍未停息，萧齐的统治也因之大大削弱。
萧梁的统治和侯景之乱。南齐末年，宗室内部不断爆发争权争位的斗争，相互间残杀不已，皇帝更迭频繁，朝政日趋混乱。中兴二年（502年），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代齐自立，改国号梁，史称萧梁。萧衍与南齐皇室同宗，亦出身寒微，但博学多才。即帝位后，为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给予宗室贵戚和大族优厚待遇，但不赋予实权，同时重用寒人典掌机要。其前期政治也较修明注重社会生产的发展，如责令地方官吏劝 课农桑，兴复水利设施，拓抚流亡并放免兵户、奴婢以增加劳动力等。但萧衍放纵宗室，官僚任情掠夺，并狂热地提倡佛教，却是极大的弊政。他不仅不严惩贪官污吏，反而以贡献厚薄论官授职，于是萧梁官吏无不极尽贪污搜括之能事。如历任三郡太守的鱼弘常对人说其为官做到“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四尽”之下，民多破产，“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阶级矛盾激化。萧衍不仅不反省，反而不断加重刑罚，以巩固统治，晚年更加醉心佛事，委任佞幸，朝政日趋昏暗，终在侯景之乱的冲击下，萧梁统治全面崩溃。侯景，鲜卑化羯人，东魏将领，掌兵10万，统辖黄河以南13州之地。高澄执政东魏后，削其兵权，侯景便率众叛投西魏。继而转降萧梁，梁武帝萧衍任命他为南豫州刺史，以图恢复中原。太清二年（548年）梁武帝欲用侯景与东魏交换战败被俘的宗室子弟萧渊明，促使侯景举兵叛。侯景在萧临贺王萧正德的配合下，攻入建康，困死萧衍于台城（皇城），并自任丞相，执掌朝政。后又纵兵大肆烧杀抢掠建康和广大的江东地区，以致“掠金币既尽，乃掠工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此严重地破坏了南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使江南人民遭受一场空前的灾难，出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的惨景，侯景暴行激起了南方广大人民的反对抗，太始二年（552年），侯景被梁领军将军王僧辨和高要（今广东高要） 太守陈霸先打败，在亡逃途中被部下杀死。
侯景帝覆灭的同年，萧衍子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与此同时，萧绎弟萧纪在成都自立为帝。次年萧纪发兵攻江陵败而被杀，西魏乘机取益州，两年后又破江陵，杀萧绎。此后王僧辩与陈霸先在建康拥立萧绎子萧方智为帝。不久王僧辩与北齐勾结，欲迎萧渊明回建康称帝。陈霸先闻讯，自京口发兵取建康，杀王僧充军，完全控制了萧梁政权。公元557年，陈霸先废萧方智，自立为帝，改国号陈。梁亡。
陈的兴亡。陈霸先，祖籍颖川（今河南禹县），南渡后居吴兴（今浙江长兴），家世寒微，以捕鱼为业。初为梁朝小官吏，后以军功起家，官至高要太守。称帝两年后病死，其侄陈蒨继位，是为文帝。陈立国之初，梁宗室残余势力和地方豪强多拥兵自重，相机作乱，陈文帝采取剿抚并用办法，逐步消灭了一些割据势力，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稳定了政局。但襄阳江陵以西已为北周占领，江北已为北齐所夺，湘、桂、广等州地方刺史、郡守又不听命于中央，故陈王朝实际统治区域仅三吴之地，是南朝中最少的一个王朝，南北对峙的均势至此失衡。宣帝陈顼即位后，继续实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遭受侯景之乱严重破坏的江南经济逐渐得以复苏。但其子叔宝（陈后主）即位后，终日沉于酒色，不思理政，并大建宫室，加重赋税。地方官吏乘机横征暴敛，造成百姓流亡，田园荒芜。陈的统治已近末日。公元588年隋大举伐陈，昏庸的陈后主仍“奏伎纵酒，作诗不辍”。翌年，隋军攻入建康，陈后主被俘，陈亡。南朝至此终结，南北复归统一。
士族的衰落与庶族的抬升。魏晋以降，门阀制度达于极盛，士族豪门，“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以致“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渐成为一个腐朽不堪的寄生阶层。他们文不会识丁，武不能领军，逐渐丧失了统治的能力，自东晋末便走向衰败。庶族寒门以军功为进身之阶，逐步升为将领掌控军权，进而取得政权。故刘裕代晋以来百余年间，南朝经历宋、齐、梁、陈4朝，皆由出身寒微的军人所建。他们为了有效的行使君权，通常又任用庶族出身文士典掌机要，与谋政事，士族地主虽仍享有一定的经济特权，但逐渐被排挤出政治舞台。随着政局的动荡，土族地主的庄园经济也不断遭到摧毁，田产被侵夺，奴隶被释放。尤其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驰聘江南，攻郡夺地，许多大族“资产无遗，阖门遇祸”，门阀世族势力因此大为衰减。梁时的侯景之乱又使南方的世家大族遭到致命打击，晋初南渡的百余家高门大族“覆灭略尽”。门阀制度急剧衰落，土族优越的社会地位日益下降，以至“姻娅沦杂罔计斯庶”了。与此相对照，历南朝始终，庶族寒门以武取仕以文进仕却呈现勃兴之态。他们在中央虽低居中书舍人职，但分掌政务，专权用事。凡“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在地方多任典签一职，监察府州行事，奏报朝延，位微却势隆，以致“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这些表明庶族寒门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正日益提高着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二）北朝政权的更替
北方自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起，历北魏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的互相对峙等诸政权，迄于公元581年隋代北周，史称北朝。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鲜卑拓跋部以其野蛮的军事征服手段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但因其自身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汉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使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政策表现出特殊的形式，即实行胡汉分治和军事控制。招跋部族人被称为“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特权，并以他们为主体组成庞大的军队，分镇边境和民族杂居地区，以加强对被征服民族和地区的控制。对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人民，除被掠为拓跋贵族的家内奴隶和官府杂户外余则“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他们不仅战时被强迫编入军队，在拓跋骑兵督阵下冲锋在前断送性命，平时还承担繁重地赋税徭役由于缺乏完备的封建剥削制度，北魏的赋役征发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临时摊派很多。加之北魏尚未建立俸禄制，允许各级官吏任竟搜括和掠夺财物以维持奢侈的生活。这些落后的政策野蛮的统治，使北魏前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化，各族人民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据史载自拓跋王圭 建国至孝文帝改革前的80余年间，各族的人民的起义斗争达80余次，几乎年年都有，其中以公元445年的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的起义影响最大，有众10余万，曾一度攻占长安。屠各，氏，羌、汉等各族纷起响应。起义虽终被镇压，但沉重地打击和教训了北魏统治者。
北魏前期胡汉统治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拓跋部在进入中原后，曾极力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以巩固其统治。除广求汉族士人委以要职外，还承认豪强大族筑坞作壁，拥有大量佃客部曲和荫民的合法性，并委以“宗主督护”的身份，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和赋役征发，从而形成“宗主督护制”。由于“胡汉分治”，汉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于拓跋贵族，他们“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恢复和保持门阀世族的特殊权益，结果招致拓跋贵族的不能容忍而使诸多大姓遭到诛杀。而“宗主督护制”又使豪强地主渐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威胁着北魏统治。胡汉统治者之间矛盾愈益凸现。此外，拓跋贵族内部逐渐封建化的势力与落后势力之间的斗争将也日益激化，道武帝拓跋王圭 和太武帝拓跋焘都是在这种内争中被杀。
错综复杂且不断加深的矛盾，使北魏政权出现严重的统治危机，人口流离，田园荒芜，黄河流域呈现出“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凋敝状况。经济空前衰退，民众起义不断发生。因此变革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措施，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与政治集团内部矛盾，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已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此形势下，5岁的拓跋宏于延兴元年（471年）继位，是为教帝。政归祖母冯太后掌控，历史上著名的教帝改革终走上前台。
教帝改革分前后两个时段，前一阶段始于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主持变革。后一阶段始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继续变革。前后两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整顿吏治。北魏前期，官无俸禄，国家允许官吏随意掠夺搜括。太和八年（484年），正式颁行“班禄”制，各级官吏依品阶定期领取相应的粟帛作为俸禄，严禁官吏收受馈赠、侵吞公物、盘剥百姓。规定“脏满一匹（帛）者死。”“枉法无论多少皆死”。是年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经此整顿，使腐败的吏治有所好转，也为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实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15岁以上者）受露田40亩，女子20亩，以植谷物。丁男受桑田20亩或麻田10亩（女子麻田5亩）以植桑或麻；奴婢与平民同等受田。耕牛每头受露田30亩，限4牛。凡露田视土质优劣加倍或两倍援予。受田者年满70岁或死亡，露田归还政府。桑、麻田可世传。官吏在任时随官府所在地就近依官品高低分别授予15顷至6顷不等的公田，离任时移交下任。这种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比较完备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也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法定数额的土地，并确认了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推行租调制。与均田制相配套，太和十年（486年），北魏颁布新的租调制，规定均田户一夫一妇每年纳租粟2石、调帛1匹，15岁以上未婚男女4人、奴婢8人、耕牛20头，各纳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产麻之乡以相同数量的布代帛。这一定额租调制的推行，改变了以前赋税征收的混乱状况，在增加了国赋收入的同时，相对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建立的三长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接受陇西大族李冲的意见，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规定民户5家为1邻，5邻为1里，5里为1党，各设邻长、里长、党长，成为地方基层组织，直属郡县，负责检查户籍、核定田亩、征发赋役。三长制的建立，既有利于均田制的推行，也改变了宗主督护制下“民多隐冒”的严重局面，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迁都和汉化。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继续推进改革。为摆脱平城鲜卑旧贵族势力对改革的牵制和干扰，并进一步控制中原，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并下令对鲜卑旧俗予以改变，实行一系列的汉化政策：禁胡服改穿汉族服装；断北语，学说汉语；改姓氏，将北魏诸部复姓改为汉字单姓，拓跋部因系皇族，改姓元氏；定姓族，将汉族的门阀制度推广到拓跋贵族中。此外孝文帝还大力提倡胡汉通婚，自已带头纳汉四大姓女为妃嫔。孝文帝实施的这些汉化措施，目的是想弥合胡汉间的民族矛盾，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对北魏政权的支持，客观上促进了鲜卑族的封建化。
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顺应时势的新变革，总会触及一些落后保守势力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孝文帝的改革也不例外，尤迁都后的汉化措施，消弥胡汉之别，更是他们所不能接受，东阳王拓跋丕父子仍“雅爱本家，不达新式”，被废为庶人。太子恂欲潜回平城发动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元老贵族穆泰勾结镇北大将元思誉在平城反叛，也被孝文帝镇压下去。孝文帝的改革是中国北方长期以来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民族融合的产物，是先进的生产方式较量并战胜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遵循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取得了成功并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应，有力地推进了北方各胡族的封建化，加速了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也推动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隋统一奠定了基础。
各族人民起义与北魏的分裂 随着鲜卑拓跋部封建化的完成，北魏也完全成为一地道的封建政权，封建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日益突出。自宣武帝起统治集团已开始走向腐朽，生活上奢侈糜烂，政治上无所追求，但对财富的贪婪却无止尽。各级官吏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吏部甚至标价售官，被时人讥为“市曹”，吏治极度败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不仅胡汉贵族地主竟相占田夺地，就连超度人生的寺院僧侣地主也巧取豪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加之频繁地南伐和大规模的凿建石窟佛寺，兵役徭役和赋税有增无减，民率多破产流亡，或逃入山泽，或荫身豪强，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小规模的起义斗争不断出现，并最终导致了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爆发。
六镇起义。北魏初年，为了防御北面柔然的南进，在北方边境（今内蒙西部和河北北部一带）设立了6个军镇。宣武帝后，镇将改由普通军宫担任，他们多残暴贪婪，与本已生活贫困的镇兵镇民矛盾激化。正光四年（523年）怀荒，沃野等镇的兵民先后暴动，其他各镇兵民纷起响应。他们在破立韩拔陵的领导下，很快攻占6镇队伍扩展至20多万人。正光六年（525年），起义在北魏和柔然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河北起义。六镇起义失败后，北魏政府边也镇降户20多万人强行迁到河北定、冀、瀛三州“就食”。然河北连年灾荒，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根本无食可就，内迁降户的反抗情绪再次高涨。孝昌元年（525年）柔玄镇兵杜洛周在上谷（今河北怀来县）率降户起义，怀朔镇兵鲜于修礼左人城（今河北唐县）率众起义，并与杜洛周联合作战。六镇就食兵民及当地人民峰起响应。后鲜于修礼被内奸杀害，部将葛荣继续领导起义队伍，几年间部众发展到数十万，全部攻占河北五州之地。终因葛荣骄傲轻敌，起义被魏将尔朱荣镇压。
山东和关陇起义。河北起义期间，河北地区约有20余万流民逃到青州（今山东益都）一带，又遭受当地官僚地主的欺凌压迫，建义元年（528年）邢杲在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率流民起义，队伍发展至10余万，并攻占光州（今山东掖县）等地。次年起义被魏将元天穆镇压。与山东起义遥相呼应的是早已发生正如火如荼的关陇起义。正光五年（524年），敕勒人胡琛在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响应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胡琛死后，部众由鲜卑人万俟丑奴继续领导。同年羌人莫折大提起兵秦州（今甘肃天水），莫折大提战死，子莫折念生率众继续战斗，后被内奸杀害，部众投降万俟丑奴。关陇义军在万俟丑奴的统一领导下，声威大振，攻克秦州。时魏将尔朱荣已败葛荣义军，遣其子尔朱天光分兵进击关陇。永安三年（530年）万俟丑奴为天光所败，余众继续战斗一年多，最终失败。
上述诸地的起义，前后历时9年之久，虽都相继失败，但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北魏政权和北方的门阀士族，并且各族人民在起义过程中，共同战斗，联系密切，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极大地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进一步融洽，加速了各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进程。由于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北魏的军政大权，逐渐落入新起的武川军事贵族和关陇大族集团手里，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加剧，促使了北魏政权的瓦解。武秦元年（528年）魏将尔朱荣以给孝明帝报仇（孝明帝元诩因不满胡太后的专权被其毒杀）为名，举兵克入洛阳，溺毙胡太后及傀儡皇帝元钊于河阳（今河南孟津）黄河中，并围杀王公大臣2000余人。史称之“河阴之变”。经此事变，“诸元殆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鲜卑大族，尤元氏皇族遭到毁灭性打击。河阴事变后，尔朱荣立元子 为孝庄帝，并独控朝政。两年后，孝庄帝诱杀尔朱荣，其侄尔朱兆又杀孝庄帝，立元恭为节闵帝。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欢（尔朱荣部将）起兵杀灭尔朱氏势力和节闵帝，立元修为孝武帝，自为丞相，总揽大权。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亡逃关中投依宇文泰，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并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次年宇文泰废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文帝，都长安。史称西魏。至此，统一的北魏正式分裂成对峙的东、西魏两国。
北方政权的对峙及更替 东魏政权控制关东地区，统治集团主要由随高欢崛起的边镇鲜卑族中下级军官和关东一带以高乾、高昂为首的世家大族构成，朝政大权则掌控于高欢之手。东魏初年，境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紧张，高欢极力调和胡汉关系，大力笼络汉族地主重视人才的选拔，并继续施行北魏的均田制，使政局得以稳定，社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西魏政权控有河东和关陇之地，统治集团由武川军事贵族和关陇及河东大族构成，政权实由宇文泰控制。宇文泰依靠河东和关陇的大族稳住政局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精减机构，裁汰冗员，实行均田，减轻赋役，奖励生产，建立府兵制等，社会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国力大为增强。
公元550年，高欢病死，其子高洋继掌大权，受封齐郡王。旋废孝静帝元善见，自立为帝，国号齐，史称北齐。北齐于河清三年（564年）对均田、租调制作了调整，受田数比北魏时提高一倍，租调额也较前增加。但因世家大族本已广占田地，受田时又乘机侵夺良田，土地兼并反而加剧，致使“肥饶之处悉是豪势”，“编户之人不得一垄”，民多破产而赋役又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内的权力之争也愈益加剧，北齐的统治逐渐趋衰弱。与北齐的衰落相对应，北周却呈上升之势。公元556年，宇文泰死，子宇文觉继掌西魏朝政，受封为周公。次年，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北周在武帝宇文邕统治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放免奴婢，禁断佛道，强迫僧道还俗从事生产承担赋役，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廉洁政治，强化中央集权，同时积极整训军队，发展和完善府兵制。正是由于宇文邕积极“修富民之政，务强兵之术”的改革，使北周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大为增强，国势达于鼎盛。东、西对峙的均势被打破，公元575年，宇文邕亲率大军东征，二年后攻占邺城，北齐灭亡。分裂近半个世纪的北方复归统一。灭齐后，周武帝又挥兵南伐陈朝，取得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正当宇文邕准备进兵江南一统全国的时候，突厥入侵幽州，北部边防告急，周武帝遂率军北伐，公元578年6月病死于行军途中。
虽然周武帝未能实现统一全国的夙愿，但历经几百年的分裂动荡，至北朝末年，南北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北方的门阀土族在艰苦的环境下，，勉立功业，以图存全，并经“自五胡迄元魏、齐、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他们同割据混战中雄起的军事集团道，积极进取，锐意改革，阶级矛盾平缓。南方的门阀制度经晋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和南朝政权的裁抑已急剧衰落，士族终于消沉，但其经济特权仍存，土地兼并仍然严重。且新兴的寒门庶族掌权后，皆委政宗室，培置亲信，政治黑暗，政局动荡不宁，阶级矛盾紧张。其次，魏晋以来，因挠北方致政权迭立、政局动荡的民族矛盾，到北朝末年已经消弥。内迁的各族人民在同汉民族的长期交往和接触中，吸纳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民族间的自然差异逐渐消失，各民族的大融合已经完成。再次，北方复归统一，政局稳定，地广人众，国力强盛；南陈却龟缩于江南，且地方割据严重，国力衰弱。综此，南北相峙的均势已被打破，南弱北强的局面已经形成。全国的统一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隋承此势，终统一南北。中国的封建社会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三节: 隋唐——封建社会的昌盛
隋朝
公元581年2月，杨坚以“受禅”为名，废周静帝登极，史称隋文帝，国号隋，定都长安。公元589年灭陈朝，中国又归统一。隋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政治上，确立了三省六部为中央统治机构，地方上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废魏晋以来选官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军事上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经济上，实行均田制、租调制和大索貌阅及输籍之法，使得社会渐趋稳定，封建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人口和垦田面积的增加，粮仓的设置与府库的殷实，南北大运河的开凿等。隋文帝死后，炀帝即位，“举国就役”、远征高丽、赋税沉重，封建统治出现危机，终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公元618年，隋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缢杀隋炀帝,隋朝灭亡。
隋的建立
北周是南北朝时期北方最后一个朝代，它由鲜卑族宇文氏建立。北周末年，统治集团淫奢无度，政治腐败，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社会危机加深。武帝宇文邕死后，宣帝宇文贇继位，荒淫暴虐。史称“宣帝初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扪其杖痕，大骂曰：‘死晚矣！’阅视高祖宫人，逼为淫欲。”公元580年宣帝死，年仅七、八的静帝宇文阐继位，杨坚入总朝政，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
杨坚（541——604年），祖籍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世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其父杨忠是北周功臣，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赐姓普六茹氏。杨坚继承了父爵，娶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他的女儿又是周宣帝的皇后，因此，杨坚门第显赫、身居高位，在北周政权中有很高的地位。静帝继位后，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之后，相继平定了相州（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郧州（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的叛乱。公元581年2月，杨坚以“受禅”为名，废静帝自立，他就是隋文帝。因杨坚袭爵随国公，遂去“辵”（音chuō，意思是忽走忽停，不吉， 故去）作隋，以为国号，改元开皇，定国都长安。
隋的统一
隋朝建立后，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隋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日益增强，远远超过了南方，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均势。加上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矛盾渐趋消弥，实现统一已成为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必然。当时在南方还存在两个政权，一是建都于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一是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陈朝。后梁当时的皇帝是萧琮，民少兵弱，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征萧琮入朝，废梁帝，后梁灭亡。陈朝在位皇帝是陈后主叔宝，“荒于酒色、不恤政事”，整天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以及宰相江总、刑部尚书孔范等佞臣一起，“奏伎纵酒，赋诗不辍”。[《资治通鉴》卷176]陈后主处理政务，置贵妃张丽华于膝上共决之，或干脆由宦者裁决。由于统治者的昏庸，陈朝府库空虚，国力衰微，军事上又迷信长江天险，不认真设防。公元589年正月，隋朝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分别率军渡江，未遇重大抵抗，就攻下建康城。陈后主藏至景阳殿枯井，后与张贵妃、孔贵嫔一同被隋军俘获，陈朝灭亡。至此，至此中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持续270余年的分裂局面。隋的统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
为巩固统治，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确立三省六部制。在中央政权机构方面，隋朝恢复汉、魏旧制，设三师、三公和尚书、门下、内史（后改为中书）、秘书、内侍五省，三师、三公不置府属，实为一种荣誉虚衔，内侍省全是宦官，掌侍奉宫掖；秘书省掌图书典籍，职任较轻；只有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才是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内史省是决策机关，掌出纳帝命，起草诏敕，长官是内史令；门下省为审议机关，长官是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关，掌军政庶务，置长官尚书令，设副长官左、右仆射（ye）各一人。三省长官内史令、纳言（后改为侍中）、尚书令同为宰相。尚书省下设吏、礼、兵、都官（后改为刑）、度支（后改为民）、工六部，分掌官吏考核选拔、礼仪、军政、刑法、户口钱谷、营建等各方面事务。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五省之外，有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国子、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将作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因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和尚书省所辖六部为主要政权机构，后世一般概要称为三省六部制度。中国古代三省六部制的正式确立自隋朝开始。
三省六部制分解了决策、审议、执行之权，使三省互相牵制，加强了皇权。
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中央任免地方官。隋朝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废除了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炀帝时改州为郡）、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置县令。此外，隋朝还废除了汉、魏以来州、县长官辟举本地士人担任僚佐的旧制，罢州郡乡官，废除九品中正制，把州县僚佐的任命权收归吏部。州县辅佐官员，三年必须更换，不得连任。583年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吏部任免，并每年进行考核。这些措施，改变了地方豪强把持本地政务的局面，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科举选官。隋文帝即位后，正式废除了魏晋以来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在地方设立州学、县学，州县学生徒可参加秀才、明经两科考试步入仕途；598年（开皇18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总管、刺史可以按德才标准举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目考试，考试合格者录用。到隋炀帝时，又创立了进士等科，这是科举制的开始。科举制的采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动的结果，它的建立，为普通地方加入政权开辟了道路，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对封建中央集权的巩固起到很大作用。
“寓兵于民”的府兵制。隋初沿用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府兵由军府统领，不列于州县户籍。590年隋文帝诏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宣依旧式”。[《隋书》卷2《高祖纪》]这次改革一方面使得府兵及其家属在州县落籍，原来流寓无定的局面彻底改变，有利于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府兵平日从事生产，同时仍保留军籍，接受军事训练，并按规定轮番戍卫宫禁或执行其他军事任务，府兵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央的左右卫等12卫，有利于发展生产，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
土地和赋役制度。隋朝“遵后齐之制”，继续推行均田制，同时又作了一些改革。582年隋文帝颁布新令规定：一夫（18岁以上丁男）可受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耕牛一头受田60亩，限四牛；妇婢受田与良人同。人死后，露田须交还国家，永业田则可传之子孙。一夫一妇为一床，年交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文）或布一端，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部曲客女，依照半床交纳。丁男每年给政府服役。583年（开皇三年）又将成丁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0岁，每年服役减为20天；调绢减为二丈。590年（开皇十年）又规定，50岁以上可以不去应役而改输布帛（庸），即“民年五十免役收庸”[《资治通鉴》卷17]这些措施，对北朝以来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有所抑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
为了加强对户口的控制，扩大赋役来源，隋朝建立之初，即制定了保闾制度。五家为保，五保为闾（京畿以外地区为里），四闾为族（京畿以外为党），分置保长、闾正、族正，京畿以外地区分置保长里正、党正。保长、闾（里）正、族（党）正分级负责检查户口。
585年（开皇五年）隋政府在各州县“大索貌阅”，即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验是否有谎报年龄“诈老诈小”，以逃避课役的情况。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这次检查共清出44.3万丁，另有164.15万隐漏户口新编入籍。这一年，隋政府还采用高颍的建议，实行“输籍定样”（或称输籍之法）的办法，即将中央政府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作为定样颁发到各县，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共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的上下，当作征发差役、确立税额等事项的依据。由于所定赋税比世家大族对属民的剥削轻，有利于吸引世家大族的属民，使得国家的户口大为增加，这既打击了世家大族，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7）统一钱币和度量衡。隋以前，币制紊乱，影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建国后，隋改铸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隋书》卷24《食货志》]并对各地流通的钱币进行检查，与新五铢钱相异者“坏以为铜，入官”。在统一钱币的同时，也统一度量衡。开皇时规定以古尺二寸为一尺（约合29.51厘米），以古斗三升为一升（约合594.4毫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约合668.19克）。钱币和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加大了对劳动人民的盘剥。
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
统一与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适宜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隋朝出现了“人多殷富”的短暂繁荣景象。
人口与垦田面积的增加：这是隋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隋初全国户数近410万户，人口约3000万，这个数字已远远超过西晋统一时的户口数。到大业三年（606年），全国户数达到8907536户，人口46019956口。人口的增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垦田面积不断扩大。据《通典》记载，隋初统一全国时，有耕地1900余万顷，到炀帝时增加到5500余万顷。这个数字虽有夸大，但在某种程度上仍能反映垦植发展状况。
仓储与府库的殷实：隋代仓储丰盈，粮仓分为官仓和义仓两种。官仓即国家粮仓，著名的有卫州黎阳仓（今河南淇县填内）、洛州河阳仓（今洛阳市东）、陕州常平仓（今河南陕县）、华州广通仓（一作广运仓，今陕西华县内），这些粮仓负担贮存和转运供给京师所用粮食，各仓都贮存几百万至千万石粟米。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更加丰厚，可供全国五六十年之用，这些物资一直到唐代贞观年间还在使用。义仓又称社仓，是按政府法令设置的民间公共粮仓，每年秋季，各户按贫富等级出粮四斗到一石，储于义仓，以备荒年。义仓在585年（开皇五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置，在隋代仓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手工业的发展：在隋代，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和建筑业都有显著进步。隋时相州所产绫纹细布，非常精美。隋代是我国瓷器生产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白釉瓷器的生产。青釉瓷器的生产在前代的基础上产量有明显提高，生产区域明显扩大，在今天的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隋代窑址和瓷器出土。
隋代的造船业制作技术到了很高的水平，已具备了生产大型船只的能力。隋炀帝游江都所乘的“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上下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个房间，且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缕奇丽。”
隋朝的造桥技术已臻成熟，隋代杰出工匠李春设计的赵州桥是其代表。该桥位于河北省晋县洨河之上，又名安济桥。它是单孔石桥，全长50.82米，宽9米，桥高7.23米，设计有五孔桥洞，主桥洞跨度37.45米，主桥洞上面左右各有两孔小桥洞。桥面平直，桥身坡度小，通行省力；桥洞跨度大，便于小上船只通行；小桥洞的设计既节省材料又减轻桥的自重，同时还可以起到分洪缓冲的作用，该桥的设计运用结构力学的知识，具有很多的优点，一直到现在仍在发挥作用。在1400多年前能建成这种跨度大、弧度低的桥梁结构，是很难得的。
南北运河的开凿:为了榨取江南人民的财富，便于对高丽进行战争，隋朝统治者不仅开凿了关中的广通渠，还开凿了古今中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
运河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而成，它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至余杭（杭州），其工程可分为通济渠、邗沟、江南河、永济渠四段，从大业元年（605年）开始，至大业六年（610年）完成，历时六年。大运河的开通贯穿了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六省，连结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5000多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促进了南北联系和交往，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至今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5、 隋的暴政
公元604年7月，隋文帝第二子杨广杀其父及兄杨勇，登上皇位。他在位期间，穷奢极侈，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显示淫威，巡游天下。隋炀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坐船巡游江都，第三年才回到洛阳；第四年北巡榆林，第五年巡行至长城塞外，第六年巡行到张掖，第七年再行江都，第八年至第十年三次亲征高丽，第十一年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第十二年第三次游江都，至618年（大业14年）被绞死，共计在位14年但居京时间不足一年。隋炀帝在出巡的过程中，极尽穷奢极移之能事。出巡江都时所用龙舟等船只几千艘，拉纤船工9000多人，都穿锦彩袍；出巡张掖时，西域有27国派人谒见，炀帝令武威、张掖等地方百姓“盛饰纵观”，出巡途中，不仅要整修道路，还要供应精美的食品，地方官为讨好朝廷，以便加官晋爵，拼命搜括百姓，争相供献，百姓苦不堪言。
大兴土木，民力耗尽。从仁寿四年（604年）到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征发了不计其数的民工，开掘了由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到上洛（今陕西商县）的长堑；增筑了长城，修通了广百步、长3000里的驰道；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营建了规模宏大的东都洛阳城以及无数的殿堂、苑囿、离宫。每项工程常年要役使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发一二十万人。同时农民所负担的兵役和其他徭役也极为繁重，丁男不供，役及妇人。大规模的修建和远征，经常在农忙季节里进行，官吏强迫农民做过度的劳动，先后有上百万的壮丁死于徭役。
穷兵黩武，三伐高丽。为了宣示声威，隋炀帝在612、613和614年三次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610年隋炀帝就着手准备进攻高丽的工作，造车造船，集中军队，征发物资。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工匠被迫昼夜赶工，因为海水浸泡过久，以致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者占总数的十分之三、四。转运兵甲军粮的成百万民夫、往返于道，昼夜不绝，既饿又累，死亡不计其数。612年正月，隋陆军113.8万余人分24军从涿郡出发，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40里，40天者发完，首尾相继，鼓角相闻；另一支水军从东莱海口出发，指向三贝水，这是用来接应陆军的。高丽的都城平壤，是进攻的最后目标。由于高丽军队的顽强抵抗，隋军失败。其后，大业九年（613年）、大业十年（614年），炀帝又连续两次出征高丽，均因国内人民起义而草草罢兵。大业十年（614年）7月，高丽遣使与隋议和。三次高丽的战争，使得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加速了隋的灭亡。
隋末农民大起义与隋的灭亡
611年隋炀帝发出征高丽的诏书以后，全国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山东、河北一带历来是隋统治者搜括财赋的重点地区，又是进攻高丽战争中的军事供应基地，加之这年夏天发生水灾，因此，农民战争首先在此爆发。
大业七年（611年）山东邹平人王薄首揭义旗，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民众反隋。歌词说：“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燿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王薄起义后，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响应，在今山东西北部与河北交界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聚众起义。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不仅沉重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而且促使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公开化。大业九年（613年）5月，隋贵族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吸引了许多达官子弟，虽然杨玄感起兵被很快镇压，但对反隋形势的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到大业十年（614年）大小农民义军130多支，形成了全国性的起义高潮。此后，起义军由分散走向联合，形成了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杜伏威胁和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三支主力，反隋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617年，农民战争进入了全盛时期，以瓦岗军为中坚，窦建德、杜伏威两部为左右翼的起义大军，在河北、河南、山东及江淮之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隋王朝的统治。隋王朝只剩下长安、洛阳、江都等几座孤城，败局已定。在隋王朝崩溃之际，一些地方官僚和土豪为保护自己既得利益也纷纷起兵，割据一方。其中较著名的有涿郡的罗艺、朔方的梁师都、马邑的刘武周、金城的薛举、武威的李轨以及在晋阳起兵的李渊等。义宁二年（大业14年、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在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隋王朝终于崩溃，禁军将领司马德戡和贵族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缢杀了隋炀帝，隋亡。隋朝自581年（开皇元年）建立，至618年灭亡，前后历时37年。
二、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1、唐朝的建立。
晋阳起兵。唐高祖李渊（566-635）是唐朝的一功君主。李氏家族是关陇有名望的贵族，早在晋未，其先祖就发迹于秦、凉地区。北周时，祖父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后父亲李昺及李渊都相继袭封唐国公。隋朝时，由于李渊母亲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所以李渊与隋王朝上层集团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李渊在隋朝对外征战和对内统治方面都充当过重要的角色，如隋第二次征辽时，派李渊到怀远镇（今辽宁辽中附近）督运粮草；杨玄感起兵反隋时，炀帝“以高祖为弘化（今甘肃庆阳）留守以御玄感，诏关右诸郡兵皆受高祖节使”，并帮助隋北击突厥和镇压山西一带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李渊官拜太原留守。
隋炀帝统治时期，统治日益腐败。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之一，民间怨声载道，称其是个“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暴君。政治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隋炀帝忌贤妒能，任用侫人，进行暴戾统治，使得人人自危，隋炀帝为提高个人的专用威，向外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终于引发了隋末农民起义。正是在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国的大背景下，李渊及其次子李世民开始了建唐和统一的事业。
当隋政权崩溃在即时，反隋意念以久的李渊，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他采纳了次子李世民的建议，加紧联络对隋不满的官僚地方，打出反隋旗帜，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争夺天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杀死炀帝派来监视自己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正式起兵太原；同时缓解与突厥的关系，解除后顾之忧，遂定入关之计。
进兵长安，建立唐朝。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以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亲领三万人马由太原南下，经霍邑（今山西霍县）之战，全歼了前来抵御的隋朝主要军队宋老生部。在瓦岗农民军和关中地主的支持下，迅速攻下长安。
当时，李渊表面上打着“志在尊隋”的旗帜，立隋朝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隋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隋恭帝授李渊大丞相等职，晋封唐王，掌握实权。义宁二年（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宁文化及杀掉后，隋恭帝被迫让位，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以长子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
2、削平群雄，统一全国。
隋朝的反动统治被推翻，是伟大的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但是，农民阶级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新式政权。在当时，社会的发展前进，只能是重建强大的封建政权，农民战争逐渐转变为恢复封建秩序，统一全国的战争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唐政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担负并完成了统一的大业。从这种意义上看，李氏父子统一全国为社会的重新安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割据势力主要有北方边境的李轨、薛举；黄河流域的王世充、李密、窦建德；江淮之间的杜伏威、李子通；江南一带的沈法兴、萧铣等。
面对这一形势，李渊集团首先在平定关中前后，就为统一积极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废除隋末暴政，约法十二条，规定“杀人劫盗背军者死”；团结地方豪强权贵，礼敬乡里耆老；赈济贫民，安定生产，务使“商务工贾，各安其业”；严明军纪，其军队对百姓“秋毫无犯，……远近闻之大悦”;其结果不但取得了地主阶级的支持，群众的拥护，也削弱了敌方力量，为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李渊集团审时度势，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巩固关中，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
巩固关中。首先打败北方的薛举之子薛仁果；再颠覆李轨政权，最后击退代北的刘武周，唐军完全占领了山西地区，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奉命率领大军出关，攻打占有河南的王世充，应王世充的请求，窦建德派兵增援。结果窦建德战败被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唐军。这两大劲敌的灭亡，大大加速了唐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之后很快平定了窦建德部下刘黑闼的反抗。
南方地区。杜伏威前已归附于唐，唐将李靖又迫使占据江陵一带的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的荆湖地区。
武德七年（624年），唐基本上平定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各地势力，实现了全国统一。这就为唐以后真正走向盛世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唐朝的昌盛与衰落
1、政治上：承继与创新 唐朝建国伊始，一切政治制度皆袭隋制，随着全国的统一需要，统治者又对前代制度损益及创新，确立了唐代比较完备的政权组织系统。
中央机构。中央统治机构中，唐太宗进一步明确划分三省的职权。“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僚属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有不可行的应驳回，凡属驳回诏敕由门下省直接窜封还者，谓之“涂归”。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僚属有黄门侍郎、给事中等。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庶务机关，“事无不总”。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太宗即位前曾任此职，故以后废之，另设左右仆射，僚属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等。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
六部是尚书省下设机构，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主管官吏的考核和任免；户部主管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管国家礼仪制度；兵部主管军政；刑部主管刑法；工部主管国家的工程建设。
唐初三省制中的封驳权至关重要，这是统治者急于励精图治，尽量避免朝政失误的需要。唐太宗曾对大臣言：“中书、门下、机要三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时？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这对当时政治统治起到刷新作用。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体现了封建统治体制内涵的新变化。三省六部职权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更重要的是这种安排使它们之间形成了相互牵制和相互监督的关系，从而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整的体系，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从封建统治所要解决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来讲，由于中央政府机构的高效，也就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量。
当然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其核心本质还是服务于封建皇权。皇帝是国家的一切权力的主宰者，三省只是协助皇帝执政的机关。特别是唐朝的三省的分工使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三省的长官大都由品级较低的官员担任，这就削弱了相权，大大加强了皇权，使封建政治中固有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从制度上有了一个初步解决。
总之，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备，是我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它标志着封建制度的成熟。此后，历朝基本上沿袭这种制度。同时也为唐朝走向繁盛奠定了制度基础。
科举制的完善。唐代继承隋朝的科举制，并逐步使其完备。所谓科举就是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士族门阀的权势，选拨国家的有用之才，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增加了考试科目，比隋朝增加了三、四倍。考试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相比之下，明经比较容易，主要考经义，背诵得熟就可以考好；而进士科较难，也最受重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不过，进士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
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据不完全记载，高宗、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进士有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了一倍以上。武周长安二年（702年），首创了武举科，专门先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通过武举，选拔了一些实用有为的军事人才，如唐朝著名的大将郭子仪，就是从武举出身的。武则于还首创了殿试。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唐朝实施科举制，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都收到显著的成效。首先，它巩固了中央集权。从人才选拔机制看，科举取士把先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士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从对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关系的调整，扩大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看，它冲破了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削弱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作用。扩大官吏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加入政权，“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一方面促使急需人才的唐政权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也使皇权得到拥护，“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头”正是这一局面的有力写照。从官员的素质看，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
其次，科举制度又是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应试者要通过考试就必须熟识这些经典，特别是《春秋》、《左传》和《礼记》等，这样，使知识分子的思考牢牢地局限在纲常名教之内。可以看出，隋唐以后儒家封建正统思想的宣传贯彻，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完成的。
第三，科举制度的实行，促使成为科举做官阶梯的学校教育得以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唐文化的进步，所谓“五尽童子耻不言文墨”的情况，或多或少反映了这一史实，特别是唐朝的科举考试后来把考试杂文（主要考诗赋）定为必考内容，更直接地促使了唐诗的蓬勃发展，以至于唐朝的文学以诗永载史册。
科举取士的制度显现了对唐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所沿用，影响深远。不过，科举考试也造成了读书人把精力集中于应付考试，忽视了实用性的学问。
府兵制。府兵制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军事制度。它最早源于西魏，隋朝沿袭前代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已使府兵制成为与均田制相结合，具有“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特点。府兵制也是唐朝的基本兵制。唐太宗时，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其主要措施是：一、增加军府数量。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将全国划为10道，共设军府634个。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府驻守关中，这种将强大的武力集中在都城地区的做法，是“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形成外轻内重之势，从而有利于控制地方，大大加强的中央集权。二、兵将分离。府兵制的兵将平时不在一起，府兵的调遣、征发权掌握在皇帝手上。如有战事，临时点将，大战结束后，大将回朝廷，府兵回军府，因而有效地防止了将帅拥兵作乱的事件出现，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统一。
也应该看到，府兵制以均田制作为推行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府兵制实行期间，府兵服役期间免赋役，但出征时要自备武器、粮食等，沉重的军费负担都落在了农民身上。另一方面，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基础，也必然走向崩溃，唐玄宗时终为募兵制所取代。
总之，由于府兵制的实行，唐前期有军队百万，训练有素装备良好，战斗力较强，对保卫国家独立，维护统治起了重大作用，成为唐朝强盛的军事基础。
《唐律》。唐律是唐朝的根本成文法。在法律方面，唐朝同样对隋朝既继承又创新，一方面，《唐律》源于隋律；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为了吸取教训，为了适应现实统治的需要，又有重大的创新。一、法制意识方面，采取“审慎法令”、“宽简刑政”的态度。“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比隋王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二、法律执行方面，规定必须援律量刑，依法办事。三、对执法人员的要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律》中的“职制”条文，明确规定禁止官吏执法犯法，接受别人的嘱托请求，如受人钱物则处分更严厉，凡监临主司受贿一尺绢帛则杖一百，十五匹则处以绞刑。这对发挥唐朝国家职能具有重大作用，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总之，《唐律》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比前代法典更进步、更系统，从本质上看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及其伦理道德，故成为以后宋、明各朝法典的规范。
2、经济上：均田与庸调法 均田制度始建于北魏，隋朝沿袭下来，唐初仍加以沿用。均田制度实行的先决条件是政府掌握有大量的无主土地，均田制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是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唐朝“均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仍是前朝的继续。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尤其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国家占有土地的减少和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唐朝“均田”制度有以下一些特点：一、取消了奴婢受田的制度。奴婢不能受田，地主官僚就可能减少奴婢数量，从而扩大自耕农，限制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二、唐朝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职分田，比以前显著增加。三、唐朝受田的对象比以前扩大，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有权取得一部分土地。这一方面使寺院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者地位的提高。
均田制的实行，使政府控制了劳动人手，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赋役来源。国家的收入逐渐上升，从而巩固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保证了国家繁荣富强。均田制的实行，有利于社会阶级矛盾的缓和，使一部分无地的人民获得了土地，社会得以稳定。大片荒芜土地被开垦出来，有利于农业生产和恢复和发展。
租庸调制。租庸调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在赋税制度上，唐朝也继续沿袭北魏以来的租调制，实行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叫做租；缴纳一定量的绢或布，叫做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且庸不再有年龄的限制。唐代租庸调制较前代有创新。首先从赋税理念上看，唐初的统治者在吸取隋朝暴政而亡的教训，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与前代相比，唐朝的赋税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农民的负担不至于畸轻畸重；而且，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每遇灾荒、还能够减免租税或进行赈济。其次，对隋朝就开始实的“庸”有新的规定。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龄限制，这对于节令性很强的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产的时间。
唐前期租庸调制的推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且保证了生产时间，增加了垦田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巩固了府兵制。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
3、表现：贞观之治 626年，李世民即位，史称唐太宗，次年改年号贞观。唐太宗虽是唐朝第二代皇帝，但他亲身经历了隋末社会的动荡，看到了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他能够吸取隋亡的教训，经常与大臣议论历代兴亡，反复强调“存百姓”的思想，励精图治，唐太宗曾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乎？”为此，唐太宗统治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统治。政治方面：知人善任，虚怀纳谏。用人不避仇怨，不拘门第、民族，兼收并用。贞观一朝，人才济济，贤相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称“房谋杜断”，名将有李靖、李责力等，著名的谏臣有魏征等。革新政治，一些制度虽沿袭前期，但都做了进一步革新和完善。经济方面：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促进生产发展。戒奢从简，贞观前期，唐太宗力倡节俭，不准修建台榭，禁止地方官进贡珍奇宝货。文化方面：兴科举，以儒为师，大办学校。
贞观时期，由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不断发展。贞观三年，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竞无一人逃散”。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国力逐步增强，百姓生活有所改善。史称“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唐太宗以后，唐高宗懦弱多病。皇后武则天逐步掌握实权，690年，武后称帝，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至神龙元年（750年）中宗复位为止，武则天为帝凡十五年，若从其开始掌握权力算起，则前后达五十余年之久。武周统治的时期，基本上继续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但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措施有：一、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諌。三、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创立“自荐”求官的制度。许多有才能的庶人，被破格录用。如名相狄仁杰、姚崇等。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士族地主，扶植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员，发展科举制。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国防，致力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以上措施的实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虽然武则天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如晚年的奢侈腐化；任用酷吏，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等，但是她统治时期唐朝国势仍呈上升趋势，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也是把唐王朝推向鼎盛发展过程的重要历史人物。纵观她一生政绩，还是功大于过的。《新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这是封建正统观的局限性的体现；即使如此，它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政绩。
武则天晚年，政局一度动荡不安，经多次宫廷政变，唐玄宗李隆基终于取得帝位，才结束混乱局面。由于亲身经历了动乱的局面，唐玄宗统治前期，力图改革，除旧布新，很有魄力，主要政绩有：一、安定皇位，严禁朝臣交结皇室成员，抑制功臣权势。二、选贤任能，整饬吏治。他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人担任宰相，如姚崇、宋璟等，针对官多而滥的现象，采取了精简冗官、定期考核等措施。三、大力发展经济，采取抑制并、兴修水利、组织垦荒等一系列措施。四、限制佛教，裁汰僧尼，禁建新佛寺。五、实行募兵制，增强政府军事实力。六、大兴文治。整理古藉，发展科举，设集贤殿书院，广聚学者。
唐玄宗统治前期，基本上结束了武则天去位后的政治混乱现象，政治较为清明，国家强盛，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或“开元之治”。这是我国历史上继西汉前期之后出现的第二个盛世局面。关于盛世的局面，伟大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虽然是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了所谓的“开元盛世”的局面。
4、唐的衰败
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皇帝，封建社会统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集于玄宗一身。前期能励精图治，取得“开元之治”，后期骄侈怠政，使唐朝由盛转衰，他的一生，功过参半。
唐玄宗统治后期，首先是政治腐败。唐玄宗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渐肆奢欲，怠于政事”。上自皇帝、王公、贵族，下至一般官员，早已抛开了以前的政治改革和节俭之风。唐玄宗终日深居宫中，每日与杨贵妃饮酒作乐，声色犬马，荒淫放荡，已成为历史上一个奢靡腐败的皇帝。
玄宗由于专事享受，也就怠于政事，政治上拒谏饰非，宠信奸佞、宦官。如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委以宰相要职，朝政在他们的控制下，日益黑暗。他们选官在“私第暗定”，还广收贿赂，陷害忠良、功臣，重用佞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其次是军事举措失当、武备废驰。一是外重内轻。早在开元年间，玄宗为了加强边防，在边境重地增设军镇，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的兵力不断扩大，如安禄山，兵力更大。二是中央的兵士多是市井之徒，无作战能力；地方的兵器大都腐朽，不能使用。
唐朝中期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随着中央权力的腐败，最直接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
755年，安禄山趁唐朝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之机，在范阳（今北京）发动叛乱。叛军很快攻下了东都洛阳，并向都城长安进军。腐朽的唐王朝既无可用之兵，又无可用之将，没有准备，只好临时调兵遣将，虽然叛军一路烧杀掠夺，激起了北方各地群众的反抗，但正面阻击叛军的唐军还是无法抵抗叛军的进攻，756年，玄宗仓皇出逃成都，长安很快陷落。在逃往成都的途中，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的祸国殃民，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发生了哗变，杀死杨国忠，并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
长安被叛军占领后，太子在灵武（今宁夏境内）继位，就是唐肃宗。他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任务。肃宗任用大将李光弼、郭子仪率兵平叛，同时借回纥兵帮助，收复了长安、洛阳。战争期间，先后称帝的安禄山、史思明都被儿子杀死。叛军内讧，战斗力下降，再加上为民的反抗，唐军逐步转败为胜，扭转了战局，763年，唐军最终打败叛军。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争，历史上称做“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一场以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地方军阀企图用武力夺取唐朝全国政权的武装斗争。由于它的反动性必然遭至失败，但它的出现根本上讲是唐王朝自身腐败的结果。安史之乱虽被平定，但唐朝再也无力恢复元气。所以说，安史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唐朝从此由强盛走向衰落，它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对唐朝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破坏了北方的经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满目苍凉，凋敝不堪。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商旅断绝，人口锐减，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真是“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
其次，中央集权大大削弱。“安史之乱”基本上打乱了帝国政权内部体制。在中央，宦官日益抬头，并且逐步成为左右朝政的主要势力。在地方，参加平叛的唐军将领拥兵自重，安史部将也只是名义上的归降，他们各据一方，不服朝廷管辖，尤以北方为甚。
第三，边防空虚。安史之乱时，唐朝边防军主力调至内地平叛，留下的多属老弱残兵。边疆问题日趋严重，回纥、吐蕃与南诏上层统治者，趁机不断起兵内侵，制造边疆紧张局势，从而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影响力。
第四，客观上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主要迁到长江中下游，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他们对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成为促使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条件之一。
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各地节度使名义上是唐的藩镇，实际是割据势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这就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朝藩镇的特点是：政治上有自主权，节度使自己任免官吏，管辖州县；节度使的位置传给儿子或部将，不受中央委派。经济上有财权，节度使掌握本地税收，“四州征赋，皆为己有，未尝上供”。军事上拥有强大的武装，骄横异常。
同时，已削弱的唐王朝又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宽容之态，有的甚至还将公主下嫁给节度使。这样，唐朝继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不断战争，一直到唐亡，唐王朝已无力从根本上消灭藩镇制度。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 唐代宦官干预政事，开始于唐玄宗时期，唐玄宗后期不理朝政，他打破了唐太宗“内侍省不置之品官”的成命，授高官于宦官。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不仅掌握了政治、经济大权，而且也掌握了军权大权。肃宗时，李辅国就是代表，其晚年恃功益横，明谓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皇帝的废立，几乎都由他们把持。唐的宦官专权远甚于东汉，宦官专权直接破坏了有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从而加深了唐政治的危机。
唐朝的后期，由于皇权旁落，中央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朝廷的高官相互结成朋党，排斥异己，中央政权再也没有凝聚力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牛李党争”。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多出身于世代公卿；牛党以牛僧儒为首，多出身进士。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气相攻。两党除去不同利害，并无明显的政见不同，所以谈不上谁是谁非，却使腐败的朝政更加混乱，这也是唐后期政治腐败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唐末农民起义与唐的灭亡 唐朝后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政治的愈加昏暗，封建社会最基本阶级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整个国家局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迅速恶化，农民起义随之而来。
从皇帝到各级官僚贪婪无比。如懿宗“好音乐宴游”，“听乐观优不知厌倦”。不仅如此，他还最佞佛，873年迎佛骨，佛骨至京时，“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可见统治者昏庸到何种程度！
统治者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大肆兼并土地，土地兼并剧烈的程度已是惊人，大地主们“良田万顷”，“富者有连阡之田，贪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
同时，政府及各级官僚仍旧催交赋税，各地节度使也进行残暴的压榨，加之战争连年，农民困苦不堪，正如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充章在《直谏书》指出的那样，晚唐人民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广大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终于揭竿而起，奋起反抗了。
在各地方性农民起义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场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就在山东、河南交界地区的长垣（今河南长垣）爆发了，这就是黄巢大起义。
875年，王仙芝先领导起义，他发布缴文，痛斥唐朝官吏贪暴，赋敛繁苛，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各地人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几年以后，王仙芝战死，起义军由黄巢领导，自称“中天大将军”，黄巢利用“藩镇不一，未足制己”的有利形势，采取流动作战的方针，转战大半个中国。后来，起义军一路北上，880年，顺利攻下了洛阳，之后占领长安。881年，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唐僖宗被迫逃往成都。农民军在长安虽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地主阶级的措施，但他们满足于现状，没有认识到、旧政权并没有真正结束，没有乘胜唐军，唐僖宗在四川站稳脚跟后，得以纠结力量加以反扑。由于起义军没有稳固的根据地，结果黄巢被迫退出长安，兵败自杀。到884年，坚持战争十年之久的农民起义失败了。
唐末农民战争，转战南北，波及大半年个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这次起义使腐朽的唐王朝从此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农民军第一次提出了“平均”的思想，它是在封建统治已造成贫富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提出的，反映了广大农民均产、均田的要求，把斗争的予头明确地指向了封建地主经济，把我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农民起义最终不能创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起义后，各地的割据势力更快的发展壮大起来，最终使唐王朝寿终正寝，907年，存在了290年的唐朝，为藩镇所灭。
四、唐朝与边疆各族及周邻各国的关系
1、 唐朝与边疆各族联系的加强
唐与突厥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阿尔泰山一带。当北魏分裂 ，北齐和北周发生战争时，它愈加强大起来。六世纪中期建立突厥汗国，很快统一我国西北地区，中亚各国望风归附。突厥和中原地区有贸易往来，成为沟通中原和中亚贸易的桥梁。
突厥锻治技术较高，苏联考古学家曾在突厥墓葬里发掘出银壶、银马具、黄金制品，以及剑、箭、马具，还有汉式铜镜、波斯的绢布织物，等等。
隋朝初年，突厥分裂 为东西突厥。隋末中原动乱，东突厥强大起来，不断向南侵扰。他们杀掠人畜，抢夺粮食，制造内战，给唐朝人民带来长期的深重灾难。唐初，唐太宗继位前，东突厥已七次入犯。唐朝政府大多被动挨打。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发生，唐太宗当上了皇帝。东突厥颉利可汗也趁此机会第八次入犯。突厥兵逼临长安城下，当时长安唐军只有几万，李世民只得采取两手策略。一边镇定自若亲率六名大臣到渭水边上严辞指责；一边送给突厥兵不少金银绸缎，与颉利讲和，最后使颉利撤兵。
唐太宗把这件事看作是国家的耻辱， 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决心从根本上打垮突厥解除唐朝北方的威胁。强调“存百姓”的思想，励精图治，国力逐步增强，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尤其在军事方面，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增加了军府的数量。亲自和手下的李靖等著名将领，训练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精锐部队，为反击东突厥做好了直接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当唐太宗练兵备战的时候 ，东突厥统治者内部矛盾加深。唐太宗抓住时机，于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选用最著名的将领李靖和李世勣，派出五路唐军，计十余万兵马，进击突厥颉利可汗。大败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对东突厥的降从，唐太宗采取开明的政策，他认为“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合，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在不改变原有部落组织、风俗的情况下，设都督府管辖，仍以突厥贵族为都督、将军。一些入朝的突厥首领，唐政府皆给以官职，“殆与朝士相半”对颉利可汗，也归还家属，赐以良田美宅。同时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民表示同样的关怀。北疆平定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食还本贯”，所有这些对北方各族产生巨大影响，他们纷纷入朝，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西突厥在隋唐之交势力强大，天山以南的西域各国都受它控制，影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首先是依附西突厥的高昌政权，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原基本相同，但高昌王有意堵塞碛路，并向唐朝进犯。“伊吾之右，波斯以东”本来“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现在却“琛尽遭其寇壤，道路由其拥塞”，阻挠和破坏了各少数民族和唐政府友好关系的发展。高昌王的分裂破坏活动，引起西域各族人民的不满和高昌臣民的反对。贞观十六年（639年），唐太宗先征服高昌，后置安西都护府于高昌，之后，唐军前后破龟兹五个大城。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管辖焉耆、龟兹、碎叶、疏勒四镇，从此西域大部分统一于唐。唐高宗时，派兵大破西突厥，西突厥灭亡。武则天时，又置北庭都护府，管辖西突厥故地，后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
唐朝统一西域后，用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统治，反映西域和唐朝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唐朝的统治区，证明一千二百年前，新疆就是中国的领土。
唐与回纥 7世纪初，回纥在色楞格河一带逐水草而居，受突厥汗国奴役。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南移，协助唐朝击败薛延陀，归附唐朝。唐太宗任回纥首领为渤海都督府都督。唐太宗亲自到灵州等地，接受回纥部归附。回纥各部请求开辟一条“参天可汗道”即从唐朝通往回纥的大道，太宗应允，并在沿途设立驿站几十处。这条道为商旅提供了方便，回纥也日益兴盛。8世纪中期，回纥杰出首领骨力裴罗统一各部，回纥汗国建立，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
回纥与唐朝有着亲密的关系和经济文化交往，这既为回纥的自身发展，也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安史之乱期间，回纥出兵助唐平叛。从唐肃宗开始，几次同回纥和亲。唐与回纥的政治关系加强，“是时，可汗上书恭甚，言‘昔为兄弟，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以至北方边境平静无战事。回纥经济以畜牧业为主，盛产马、羊和骆驼。游牧民族的单一经济，使交换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时回纥人至中原经商的不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一部分贵族开始建筑宫室、城邑，逐步定居下来。同时其建筑、文化、生活习俗等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回纥还采用唐朝的开元历。回纥文化也受唐人喜爱，当时，长安、洛阳的汉人喜欢穿回纥（回鹘）服装，出现了“回鹘衣装回鹘马”的景象。
8世纪后期，回纥改名回鹘。9世纪中期，回鹘瘟疫流行，又遇暴风雪，羊马死亡很多，民众流离失所，回鹘汗国瓦解。有的西迁至今新疆，是维吾尔族的祖先；有的西迁至甘肃，是裕固族的祖先；还有的西迁至中亚。
唐与吐蕃 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就有原始人类居住。战国到东汉，西羌的几个农业部落陆续进入西藏地区，逐步与当地游牧和狩猎部落融合，成为吐蕃人的祖先。吐蕃是藏族祖先建立的一个王朝。7世纪前期，松赞干布做了吐蕃赞普，统一了青藏高原，定都逻些。为巩固统治，他仿照唐朝官制，设置各级官府，建立严密的军事组织，其组织分为“如”及以下的“支如”；制定严酷的法律，“虽小罪，必抉目……。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还命人创制了吐蕃文字。
吐蕃各部很早就和中原有密切联系。唐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声威远播于西域，这对刚统一的吐蕃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原文明十分仰慕的松赞干布便遣使者到唐朝通好，之后向唐朝皇室求婚。当时边疆民族的国王和首领有很多向唐朝请求婚配公主，把唐朝公主下嫁看成是了不起的特殊恩典，等于得到了唐朝的信任和支持，是一种殊荣。对于其开始的求婚，唐太宗从各方面慎重考虑，并未轻易答应，婉言拒绝了求婚的请求。公元前638年，松赞干布进攻唐朝松州，祈求武力求婚，结果失败。松赞干布回到逻些后，派大论禄东赞为使入唐谢罪，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唐太宗考虑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宽恕了他的侵犯，允许他的请求。文成公主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订婚以后，她没有沉湎在远离家乡和父母的哀伤之中，而是悉心筹划到吐蕃后如何迎接新生活，如何从事高原的建设。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批精美的手工艺品和多种生产技术、医药书籍，大大有利于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增强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由于唐与吐蕃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姻亲关系不断发展。8世纪初，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这样必然导致双方政治上关系加强和联合。这两百年间新赞普即位，必请唐天子“册命”。9世纪中期，吐蕃与唐合盟，盟约里说：“患难相恤，暴掠不作”，史称“长庆会盟”。唐蕃会盟碑至今还屹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成为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团结的历史见证。
唐与南诏 7世纪前期，在彝族和白族祖先生活的云南洱海一带，分布着六诏。诏为蛮语王的意思。最南面的蒙舍诏被称为南诏。
初期，六诏势力不致相等，不相臣服。在吐蕃的威胁下
另五诏经常依附吐蕃而不臣服唐朝。只有南诏始终依附唐朝，这是因为在唐玄宗之前，南诏就与唐建立了联系。唐高宗永徽四年（635年），南诏王细奴逻派遣其子逻盛炎入朝，高宗赐给锦袍，并授给细奴逻巍州刺史之职。武则天时期，逻盛炎继位为南诏王，亲自入唐朝见，在长安受到武则天热忱款待，还赐予锦袍、金带等物。唐玄宗时，皮罗阁为云南王，由于得到唐朝的支持，南诏势力逐渐强大，而其它五诏势力渐弱，南诏统一了六诏。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南诏徙居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定为国都，各种制度相继建立，正式成立了南诏政权，结束了洱海地区各部落间长期纷争的局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玄宗封他为云南王。从此南诏和唐朝较长时期都保持了友好关系。皮罗阁死后，其子阁逻凤在位时，唐与南诏交恶，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王阁逻凤死，其孙异牟寻继为南诏王，最终归附唐朝，重建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为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南诏大部分地区以农业为主，稻谷收割后，又种大麦，这是我国农业史上最早实行复种制的地区。手工业中的冶炼业进步，出产的浪剑闻名于世。丝织业的水平已赶上内地，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谈到南诏的棉布，唐人称为朝霞 ，织作精致，都已传入内地。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了不少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被俘的成都工匠在南诏传授纺织技术，这批手工业者对唐朝与南诏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南诏城邑建筑大多模仿唐朝，特别是其佛教建筑现存的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就是汉族工匠慕韬、微义设计建造的，至今仍矗立于苍山之麓。
唐与靺鞨 靺鞨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主要以鱼牧为生。7世纪中期以后，靺鞨的黑水和粟末（渤海）两部强大起来。靺鞨人的祖先，在商周时称为肃慎，两汉至东晋时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勿吉分为七部。到隋唐称靺鞨，而七部的名称不变。
唐朝建立以后，加强了对东北的管理，东北各族也进一步密切了和中原的联系。
7世纪后期，南部的粟末部受中原封建文化影响较大，在其首领大祚荣领导下，以现在的宁安敦化为中心，建立起封建地方政权，称“渤海”。渤海西接契丹，东涉日本海，南与新泥河为界，方圆数十里，有兵数万，户十余万。
开元初，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以渤海为号，渤海也正式划入唐朝的版图。
渤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完全仿照唐朝，如中央政府的“政事省”，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宣诏省”相当于门下省；“中和省”相当于中书省。地方实行州县制。据《渤海国志长编》记载，当时渤海的农产品有稻、麦、粟、豆、棉花、豉、皮芽；牧业养马、牛、羊等；药品有牛黄、麝香、人参等，其中部分产品输入中原。唐政府在青州设有渤海馆，专门管理渤海贸易，双方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当时渤海完全吸收了唐朝文化，他们曾多次“遣诸生到京师太学，习古今制度”，有些学生还参加了长安的科举考试，如高元固等，都在长安中了进士，这些人把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带到渤海。由于渤海积极吸收中原文化，所以渤海文人都用汉文作诗，来往公文都用汉字。唐末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的诗曾说：“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足见渤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基本相同。
黑水靺鞨位于北方的黑龙江下游，其风俗好编发，缀野猪牙，以雉尾为冠饰，居住半地穴式的房屋。他以“田耦以耕”产粟麦。使石镞，善射猎，养家畜，以猪为主。黑水靺鞨各部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落已进入阶级社会。
黑水府的设立，比渤海略晚。开元十年（723年），黑水部首领倪属利稽到达长安，唐玄宗任命他为渤利州刺史，后改为黑水都督。直属唐幽州都督府，中央政府另外派长史于黑水府“监之”。
黑水都督府的设置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加强了中原和东北边疆的联系，巩固了东北边疆。说明其管辖的地区正式划入唐朝版图，以后历朝从未间断过的东北地方行政组织，是从唐朝开始的。第二、促进了东北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
2．唐朝的对外关系
唐与朝鲜、日本的友好交往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隋唐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都有往来。7世纪后期，统一后的新罗和唐朝的往来更加频繁。唐朝的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们回国以后，对传播文化起了重大作用。唐朝的长安和沿海的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接待新罗商旅，这充分说明中朝两国经济关系密切。新罗立国，参用唐朝制度，如在中央仿照唐朝的尚书省设立执事省，仿照唐的六部，设兵部、礼部、仓部（财政、租税）等，还设立国学，教授儒学。新罗从唐朝引入茶种、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技术。新罗人喜读唐诗，许多人会写唐诗。此外，在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另一方面，新罗文化对唐朝也有一定影响。“高丽乐”传到内地以后，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后来成了唐朝国定的“十部乐”之一。
中日两国友好源远流长，首先是文明发达的唐文化强烈地吸引和影响着日本。隋朝时，就有日本使臣来中国，到唐朝则有更多的日本人来中国，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有十多次，最多时一个使团达五、六百人之多。一些留学唐朝的人，学习唐朝先进政治经济制度，回国后在日本加以运用，推动了促进日本社会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大化革新。革新的制度，大都以唐朝为蓝本。此外，在思想教育、建筑、生活习俗等方面也对日本直接产生了影响。
其次，日本同唐朝的贸易往来频繁。日本出土了大量的唐币“开元通宝”，中国也出土了日本的银币。
再次，涌现了对中日交往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有日本的吉备其备、阿倍仲麻吕和中国的高僧鉴真等。吉备其备年轻时，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研习儒家经典、历算、军事等，长达17年。归国时，他携带大量书籍和文物、工具等，在日本大力传播唐朝文化。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唐历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他与诗人李白和王维等人交往密切，常有诗相酬赠。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其中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他是杨州人，深通律宗。他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险，虽双目失明，最终到达日本，受到天皇以下朝野的欢迎。他在日本传布律宗，并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他们。与鉴真同行的还有医药、刺秀、铸写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实际是一个文化使节团，直接向日本传播了唐朝先进的文化，为日本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所以至今鉴真还得到日本人民的无比崇敬。
唐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往来 今天的柬埔寨，唐代叫扶南，后被真腊统一，所以又称真腊。贞观六年（632年），真腊派使者到唐，唐太宗很高兴，回赐了大量礼品。唐中宗以后，真腊划分南北两部，北部称陆真腊，又叫文单。开元时期，其王子带使者至长安，玄宗封他为果毅都尉。代宗时期，真腊送驯象十只，唐政府封其使者为试殿中监，赐名宾汉。南部真腊称水真腊，宪宗时曾派使者来唐送犀象等物，唐以锦绢等物回赠。
越南（林邑）是我国南方的邻邦，早在数千年前，两国人民就友好往来。越南学者姜公辅，曾在唐朝考中进士，并在长安担任高官显职。
西南方面的印度、巴基斯坦，唐朝称为天竺，早在两汉时期，两地就存在着贸易关系。到了唐朝，印度半岛沿岸，常有唐朝商船往来。当时从天竺输入的主要是胡椒、宝石、珍珠等。唐朝输出的有丝织品、麝香、青瓷等。
两国的技术也相互交流。传入唐朝的有唐玄宗时期传入的熬糖法，从此我国学会制造砂糖。另外传入的还有天竺的数学、天文学、医学、文学艺术和音乐。公元前七世纪，我国发明的纸，经中亚传到天竺，后来造纸术也传到那里。由于天竺人学会了中国造纸术，所以从八、九世纪以后，天竺便结束了用贝叶和桦树皮写字的时代。
在中印、中巴的友谊史上，表现最突出的是双方高僧的来往，起了桥梁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有中国的玄奘和义净。玄奘历经千辛万苦，到天竺取经，结果带回了许多佛教经典，其中许多书籍在今天的印度已失传。义净在其交往途中，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西域求法高僧传》。这些文献都是研究古代印度和东南亚历史的宝贵史料，至今仍被各国历史学家所珍视。
南亚另一友好国家尼泊尔，在唐朝双方已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住在加德满都谷地的尼瓦尔族，在八世纪下半期，便通过印度输入中国纸和造纸技术。另外，双方的人员交往频繁，唐朝时去过尼泊尔的有高僧玄奘等，政府使节卫尉丞李义表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奉命出使印度，曾道经尼泊尔。尼泊尔也遣使来到唐都长安，并带来菠棱等礼物。菠棱就是今天的菠菜。
唐与波斯、大食的联系 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使者就到过安息（即波斯）。唐高宗在位时，大食进攻波斯，唐政府曾发兵声援，波斯暂时失败，其王子投奔唐朝，唐政府留他住在长安，并授以官爵。当时两国贸易关系也很密切，许多波斯商人在中国开设“波斯店”，经营多种商品，有一些人长期在唐朝生活。
同时，波斯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而且南北两路在此会合，现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就是唐朝丝绸路上一个重要的转运站，波斯起到了沟通东西的作用。
大食，也称哈利发帝国，是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创建的。在唐朝时期，大食的国势甚强，他北占中亚，南侵天竺，西据北非，并屡次打败拜占廷帝国。永徽二年（651年），开始与唐通使。唐玄宗时，由于大食的势力已经不断东侵，大食和唐朝曾在怛尼斯（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州）大战，唐军失败，大食俘虏了部分唐军，其中有造纸工人，大食由此学会了造纸术。中国的造纸术又从大食传入埃及和欧洲，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随着两国商人的往来，两国的物产和技术交流也不断发展。大食以输出药材为主，中国医药学对大食有重要贡献，主要是炼丹术、脉学和药材。
总而言之，唐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国力强盛，有发达的对外交通网，又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它和世界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这种频繁的交流和友好往来，大大加强了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浓厚友谊，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唐朝对世界文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思考题：
简要综述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性质和作用。
试述秦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和影响。
试述西汉初期休养生息政策的内容和作用。
试析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背景、内容和作用。
简析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的特点及对中央集权的影响。
简述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试析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原因和简要过程。
试述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和衰落。
试评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和影响。
10.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仕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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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历史文明时代的继续和发展
——封建社会（下）
第一节 五代十国、辽、宋、夏、金
——少数民族政权迅速封建化和传统汉政权的柔弱
一、五代的更迭与十国的割据
五代政权 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战争失败了。但是，全国人民十几年来的斗争，严重削弱了唐朝统治的实力，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中和五年（855年）正月，唐僖宗虽然从四川回到长安，然而作为统治集团政治象征的皇权，并未能重振纲纪，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更加加强。各地军阀或“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或“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朝廷已是“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除占有长安外，唐王朝已失去了控制。
在全国支解的政治形势下，各地的藩镇又以据有一镇为满足。由起义军将领而叛变的朱温，叛变后，唐政府立即任命他为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进封宣武节度使，赐名朱全忠。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地方势力最大的军阀。开平元年（907年）四月，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建立政权，是为梁太祖，史称“后梁”。历经二百九十年的唐王朝正式宣告垮台，从此开始了所谓的“五代十国”的历史。
后梁也只占有了黄河流域地区，这是因为，在唐末全国军阀的争夺中，李克用与朱温的实力相当，互相掣时，致使朱温不能以全力攻取淮南。又由于杨行密与王建据有扬、益两个最富饶的地区，形成了长江流域的屏障，所以南方各割据势力得以保存下来，形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后梁也就不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从此半个多世纪黄河流域进入五代时期。
所谓“五代”，是指连续统治着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五个封建王朝。即：后梁（907-923年）、后唐（923-936年）、后晋（936-947年）、后汉（947-950年）、后周（951-960年）。五代共存五十三年，更换了八姓十四君。除后唐国都设在洛阳外，其他各朝代的国都都设在开封。
周世宗改革 从后梁到后周，封建军阀所建的短命王朝，多由节度使起兵夺位而来。当时强大的节度使都想做皇帝，后晋节度使安重荣，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五代前几个政权时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不断，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契丹贵族的进犯和掠夺，对北方的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951年，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邺都留守、枢密使郭威建立后周，代替后汉，仍以开封为首都，这是五代中原地区的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建立时，北方契丹的威胁并未解除。辽军往往利用中原多事之秋，“乘虚入寇，”北部边镜的安宁难以保证。后周内部又面临着五代军阀割据时期所造成
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局面。
郭威在位三年，虽然时间不长，但面对后汉留下的烂摊子，仍致力于整顿。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使后周的政局初步稳定，劳动人民的负担得到了减轻，为周世宗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通保元年（954年）郭威死，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他是郭威妻柴氏（后封圣穆皇后）之兄柴守礼的儿子，郭威与柴氏感情笃厚，但无生育。柴荣从小在郭家长大，“以谨厚见爱，太祖遂以为子”，故郭威死，柴荣继承了帝位。
柴荣崛起于下层，对民间疾苦有较多的了解。又爱好学习，积累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了解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同时，他的政治眼光比较敏锐，对当时社会的弊端看得比较真切，深知要巩固政权，必须革故鼎新。周世宗执政的6年中，继承和发扬了郭威的革新精神，把改革事业向前推进，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他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
第一、经济方面，这是周世宗改革的重心。首先，招集流亡，开垦荒地，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颁布庄田法，允许农民开垦逃户庄田为永业田。根据客观实际，分别不同情况解决土地问题，规定：“应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为了招集流亡，按规定，如田主3年内返回故土，分之一半；五年内还乡的，则交还三分之一。只有从契丹逃回的可适当照顾，故处理逃户庄田的办法较为灵活。后周这种政策的实质，在于将土地与劳动者相结合，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上，达到巩固封建自然经济的目的，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它虽然没有触及地主阶级的利益，客观上有利于土地的垦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减轻租税，改革税收。周世宗下令减免租税，规定每年六月、十月分别征收，夏、秋两税的时间不得提前，使征税有了固定的制度，“民间便之”，同时还废除许多不合理的差役，免掉不少无名科敛。显德五年（958年）又颁行《均田图》（均田：均定田租），派人到各地查实田亩，均定赋税，并查出许多不缴租赋的欺隐之地。 这些做法改变了五代以来“竭泽而渔”的办法，使得民心得以稳定，有利用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增加后周的财政收入。其三，后周统治者十分注意兴修水利。恢得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和一套水利灌溉系统。发丁夫堵塞黄河决口，加固河堤，多少减轻了黄河的水患，保证了沿岸的农业生产。其四，废寺院，令僧民还俗，抑制寺院经济。寺院经济势力，是唐中叶以后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寺院占有大量田地和劳动力，不但影响封建国家的税收，还妨碍封建政权的稳定。甚至大量铜铸成佛像，也影响了钱币的原料来源，使钱币短缺，影响了商品的交流和封建经济秩序。
显德二年（955年），周世宗下令“毁佛”，据统计，当时废全国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民约二十余万。又下诏“悉毁天下铜像以铸钱。”
通过以上措施，后周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增加了，加强了封建自然经济，用铸佛像的铜来铸钱币，改变了钱币紧缺的状况。
第二、政治方面
首先，严明法纪，惩治贪官。如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放纵部下向百姓额外“多取耗余”而被处死。并罢除一些地方奸邪酷吏。制定了《大周刑律》，颁行全国。他亲自裁决政事，权掌刑法大权。法令严明。
其次，提倡节俭。改变五代统治者奢侈豪华的风气，下令“减后宫冗食之人，殿庭绝珠玉之珍”。周世宗面对桌上的美味佳肴，能想到百姓，于心不安，大兴节俭之风，这是
难能可贵的。
其三，在选用人才上，能“虚心听纳，用人不疑。” 一名职位并不高的郎中王朴写了《平边策》，文中提出了治理国家的措施，得到周世宗的赏识，被周世宗重用，直到提拔他为枢密使。周世宗还于显德四年（957年），设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保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从品德、学问、能力三方面选拔人才，为官不论出身，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被朝庭所任用。周世宗政绩的取得，与其善用人才是分不开的。
第三，军事方面。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周世宗即位后，自然要把军事方面的改革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周世宗即位之初，就与北汉进行了高平之战。后周险胜，给周世宗以很大的刺激，因为高平之战暴露了后周军队的将骄兵惰以私相结的矛盾。战后大力整顿军队，首先对战斗中逃亡的将领几十人斩首示众，“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其次是革除了冗兵积弊，裁汰羸弱，申明军纪，提高了军队的质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建立起一支能征善战的中央禁军“殿前诸班”，为其从事初步的统一事业准备了实力条件。
周世宗在推进改革的同时，还初步开展了军事统一的活动，第一步是攻取、后晋末年相继为后蜀所占领的秦、凤、成、阿四州（今甘肃境内），并活捉后蜀威武军节度使王环。第二步从显德二年（955年）起，周世宗三次亲征南唐的淮南地区，这是一场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统一战争。最终取得南唐江北14州60余县，后周王朝的版图扩大了。第三步是北伐契丹，收复河北三关地区，很快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部分地区，正当乘胜向幽州进军时，周世宗病逝，在位虽不足六年，但他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的改革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他从事的统一大业，虽未亲自完成，但为后来的北宋完成局部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十国的割据 五代时期，在南方和北方的山西地区，相继或并存过十个割据的重要政权。在南方的九个是吴（892-937年）、南唐（937-975年）、吴越（893-978年）、前蜀（891-925年）、后蜀（925-964年）、南汉（905-971年）、楚（896-951年）、闽（893-945年）、南平（907-963
年），在山西的一个是北汉（951-979年）。
十国的政权大部分比较弱小，又大部分在南方，他们之间也不断的战争，加剧了当时分裂的局面。
总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和扩大。封建军阀靠各自的实力相互征伐，相信强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儒家学说的君权神授思想，而封建统治者为争夺土地，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混战不已，另一方面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奴役，所以五代十国时期，人民的生活十分悲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出，五代十国时期，在分裂的局面下也蕴育着统一的因素，特别是到五代十国后期，统一的趋势不断加强。
从经济方面看，北方政权更替频繁，混战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到后期后周时期，经过郭威、柴荣的励精图治，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南方虽然小政权林立，但局势相对稳定，战争较少，从安史之乱后，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大量南移，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各政权为了自身的统治，也采取了一些保境安民、劝课农桑的措施。再加上南方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利条件好，经过人民辛勤的劳动，到五代十国时，全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南方，南方经济发展日益赶上北方，这就为实现局部统一打下了经济基础。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各国重视兴修水利，吴越修筑了著名的捍海堤，抵御潮水的侵袭。南方的圩田继续发展，粮食作物产量提高，经济作物桑、茶种植面积扩大，手工业方面，南方的制茶业最为发达。另外，丝织业、造纸业，印刷业都很发达，成都、金陵是全国最大的印刷中心。商业方面，商品交易非常活跃，杭州、扬州等是商业繁荣的城市，商业贸易频繁，楚国的商业贸易收入成为主要的财政来源。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南方人口也大量增加，到五代十国时，南方人口数量也超过了北方。
从政治上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分裂割据所造成的关卡林立、商税苛重等已成为各地区经济交流和发展的严重阻碍。因此，实现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各国统治者对内设法削弱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实力较强的政权已着手统一战争。从民心来看，人民渴望统一，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这都为北宋的局部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积贫积弱的北宋
北宋的建立和不完整的统一 后周毕竟是割据的政权，郭威、柴荣虽多有建树，但对自身王朝权力的巩固并没有做到万无一失，柴荣早逝，他临终前为防止军事政变，免去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检点军职，代之以职位较低的赵匡胤。但武将专权的根源并没有解决。
显德七年正月，赵匡胤与谋士赵普共同策划，令人谎报北汉和辽会师来攻，奉命出征。大军行至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政变，他手下的将士把一件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做皇帝，史称“陈桥兵变”。赵匡胤回开封后，废后周七岁的幼帝，夺取了政权，定都东京，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太祖。
宋朝建立后，对内致力于对原后周统治区内藩镇势力的安抚与镇压。安抚了一部分人，镇压了李筠、李重进等反叛势力，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宋朝建立以后，在采取巩固统治措施的同时，继续进行后周世宗未竟的统一事业。宋太祖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进行统一南北的战争。从963年起，北宋出兵相继消灭了南平、后蜀和南汉，接着又消灭了南方割据政权中力量最大的南唐。南方其它政权也相继归附。979年，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消灭了盘距太原的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是，契丹政权仍是北方一个强大的势力，北宋虽采取了对契丹的军事行动，结果都失败。北宋一直未能收复被契丹夺取的幽云十六州之地，并且北宋也还没有能力对历史上中央政权所管辖的广大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因此北宋的统一是不完整的，只是在五代十国基础上的局部统一。
宋太祖、宋太宗顺利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推动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他们同是我国古代有作为的帝王。
中央集权的强化 宋太祖是从五代十国的政治斗争中经历过来的，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赵匡胤非常清楚，自五代十国以来，王权的更替基本上随军权的得失而转移，为了解决王位永固的问题，他就必须强化中央集权，而强化中央集权的关键就是要集中军权，为此，宋初统治者为了改变唐后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第一，集中军权。
赵匡胤即位后，首先是将那些名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免除军职，如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免除韩令坤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军职，两人都出任节度使。这就直接防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件重演。但皇权遭武将夺权的根源还没有解决，这就使宋太祖寝食不安。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在一次宴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的酒席上，向石守信等亲信指明利害关系，劝他们不如多积金帛，厚自娱乐，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广置良田美宅，自己即可享乐一生，又可使君臣相安无事。第二天，石守信等就主动交出了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之后，又用同样的手法陆续削减节度使的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最终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源。宋朝为加强皇权，又建立了新的一套军事体制：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任命名位较低的将领担任将帅，又设立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无调兵之权，以达到以文制武、互相牵制的目的，从制度上稳固了宋朝的统治，消除了名高望重的将帅兵变夺权的可能性。在军队驻防上，还实行更戌法，规定禁军定期更换驻地，而统军的将领并不随军调动，以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建设和兵力分配上，各地方军的精壮之士都送入禁军。禁军半数拱卫京师，另一半驻守全国各地，以达到“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目的。这样外地驻军一旦出现反叛，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兵力进行镇压。
第二，集中行政权在中央，分割宰相的权力。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枢密使以掌军权，分割宰相的军权；设立司使管理财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财政权。这样就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原来“事无不统”的宰相的权力就很有限了，便于皇帝总揽大权，皇权则大大加强了。
在地方上，削弱和分散地方长官的权力，使其无力与中央抗衡，州的长官知州由中央派遣文臣担任，又在各州设置通判。通判负责监督知州，以抑制知州的权力，有情况可直接向皇帝报告。在权力行使上，各州的公文必须有知州和通判联合署名才有效，以使他们互相牵制。为了防止知州权大难制，还制定了“三岁一易”的办法，且不许当地人做当地官，使其无法树立私势力。这样，地方长官任期短，权力分散，难以与中央对抗，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
第三，集中财权和司法权。北宋在各路设转运使，主要是将各路所属州县财赋，“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也就是地方赋税留下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外，其余由转运使全部运送中央，以消除地方对抗中央的物质基础。为解决节度使控制地方司法的局面，规定地方司法人员改由中央派文官担任，同时规定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核准，把司法权也归了中央。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滇割据，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终宋一朝，虽忧患不已，但其内部始终是统一的，极少出现象汉代“七国之乱”、晋代“八王之乱”和唐代“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那样的地方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唐代末至五代出现了君弱臣强的局面，在宋代已不复存在了，这主要得益于制度的建立。可是，这些措施又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其一，治国理念上，强调皇权至高至上，就会影响到整体国力的增强。其二，军事上，造成了重文轻武，兵将分离，守内虚外，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军队有数量没有质量，致使宋代边患迭起，经常受到辽、西夏等侵扰。其三，各级政府一方面机构庞大重迭，官多民少，另一方面，相对来说，各级政府权力分散，办事不力，降低了行政效率。而这些弊端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北
宋王朝出现了“冗兵”、“冗官”、“冗费”的状况。最终也使
北宋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积贪积弱”的王朝，这些也成为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的危机与变革 北宋中期，统治阶级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阶级矛盾的激化，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北宋统治者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加剧了土地集中的过程。封建国家再也不能掌握空闲的土地来安置流亡的农民，出现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尖锐对立。租佃制成为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佃户农民受到各种剥削。这样，北宋初年封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北宋也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在初期就不断爆发农民起义的朝代。早在开宝六年（973年）初川东渠州（今渠县）就发生过李仙起义；淳化四年二月，青城（今都江堰市南）茶农王小波领导一百多人起义，针对北宋社会贫富对立这一现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而李顺继之王小波，李顺起义给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宋仁宗时，农民不断起来反抗，遍及中原边地。
其次，经济上财政入不敷出，形成积贫的局面，北宋每年要花大量的财政来供养上万人的官员和上百万的军队，至使国用大增。同时，又由于在辽、西夏的关系中推行妥协政策，每年还要给辽、西夏大量银绢，更加重了北宋的财政负担。
第三，从外部看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力量还时刻威
胁着北宋的安全。
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人，为了摆脱危机，巩固封建统治，提出了变法主张。先有庆历新政，后有王安石变法。
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开始亲政，其时，北宋统治已有70余年，积弊日深，一些有识的官员希望革新政治。右司谏范仲淹上《救弊八事》指出“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要求“销冗兵、削冗吏”，节俭费用。范中淹虽因指责时政，得罪宰相吕夷简而被降职，但官员中要求改革的呼声却日益高涨。此后边陲战事吃紧，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与韩琦一道进行边疆防御。范仲淹根据北宋当时的国情和军情，制定了一个以防为主的御敌方略，并为加强宋军的战斗力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由于范仲淹等人的努力，经过数年防御，终于迫使西夏王元昊向宋仁宗上书请求议和，范仲淹也由此升官并得到仁宗的信任，为变法准备了条件。
范仲淹与另一大臣富弼奏上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所谓十事是指：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农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思信，重命令，确立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被宋仁宗所采纳。1043年开始改革，因此次改革发生在庆历年间，历史上又称之为“庆历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通过“明黜陟”改变过去那种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刚上任不久并没有政绩，遇到例行考核也照样升迁的磨勘法，规定按政绩决定升迁，这种重政绩而轻资历的办法，给官吏的选拔制度增添了活力。限制官僚子弟及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宋初实行新官制，而旧官制并未全部除消，除科举取士外，大官僚的子孙、亲属、门客等还能以“恩荫”受官；功臣死后，推恩可达二十余人，针对这一情况，又颁布诏令“抑侥幸”，首先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并反对当时越来越滥的“恩荫”，对官僚子弟的特权加以限制，致使不学无术、不求上进的权贵子弟靠“恩荫”为官的状况得到限制，反映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希望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强烈愿望。
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这反映了改革者对地方官员任职的重视，有利于地方人才的涌现和地方官员素质的提高。另外还有裁并州县；减轻徭役；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等方面的措施。所有这些新政措施的推行，是符合当时统治的需要，有利于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是进步的。“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由于改革堵塞了一批昏庸无能之人的仕途之路，所以一批保守的大官僚大地主就采取卑劣的手段，诽谤中伤新政，甚至攻击范仲淹纠结“朋党”，要行伊尹、霍光之事，妄图危及皇权。当宋神宗听到这样的谣言后产生动摇，开始由支持新政到不支持新政。庆历五年，范仲淹被免职，推行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失败了。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有名的文学家，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了其政治思想道德情操。他贫寒的出身，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始终没有改变过。他为任一方时，是老百姓眼中的好官，早在任兴化县令时，他负责修治已经损坏的海堤，经过数年努力，最后修好了数百里捍海堤堰，有利于沿海盐场和农田的生产。老百姓从中得出实惠，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把这段海堤称为“范公堤”新政失败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他为与他有相同遭遇贬至岳州为官的好友滕子京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写道：“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能具备这样的高尚情操，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范仲淹的新政虽然失败了，却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为王安石变法开辟了道路。
庆历新政后，北宋原来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更加严重，阶级矛盾没有缓和，各地的人民起义不断，“三冗”现象越来越严重，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又纷纷要求改变现状。但在仁宗时期以及继位英宗时期，政治上保守派得势，大多数官员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求维持现状为最好。宋神宗即位后，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富国强民。这样已经独负天下盛名多年的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重用，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早年就想变革的政治抱负得以实施，便开始了以富国强民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因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始于熙宁二年，故历史上又称“熙宁变法”。变法的领导人王安石也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维护北宋封建统治。“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王安石变法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理财措施。
均输法。这是第一个实施的新法，以朝廷支出所需要来决定调运物资的数量。以节省购价及运输费用，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的目的。
青苗法。也称常平法或常平新法。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贷款或谷物给农民，各等户都定有限额，粮食收获后交纳夏秋税时偿还，加一定的利息，低于当时的高利贷，一般在20%左右，遇重灾允许延期归还。这样既能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又能增加政府收入。
募役法，也称免役法。新法免去了原先农民户按户按等轮流到官府服差役，改为官府出钱募人充役。过去差役的执行往往是农民不堪其苦，而官僚地主则多方逃避。新法规定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农业生产是讲究农时的，这就保证了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政府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法。由受利户按户等出工出资兴修。把兴修水利与土地的开垦结合起，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每年九月县官主持丈量，以东西南北各平步为一方，约四十一顷六十六田多，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分为五等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原先富户隐瞒田产、人口，偷漏田税的情况有所改变，这就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
市易法。这是政府关于流通环节而制定的措施。政府设立市易务。首先在开封设置市易司，后来在杭州、广州、扬州各地设置。这些机构以官钱作本，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样就有利于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同时又有利于增加官府的收入。
免行法。这是关于工商行业与政府差役方面的改革措施。后来规定京城各工商行业需轮流以实物和人力形式供应官府所需。免行法规定，“与免行户祗应”，或“官为雇人代役”即各行依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到市易务交纳免行钱，其所负差役再由政府另行雇人从事，这就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第二，军事措施
保甲法。由改革派赵子幾首先提出，开封府郊县原先曾有民户自相结合组成保甲以维持地方治安，后被改革派引用为加强地方行政组织管理的一种方法。熙宁三年十二月颁布了《畿县保甲条例》，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后来逐步推行全国。保丁在农闲时练兵，平时种田，维持治安，战时编入军队作战。保甲法的实行，除了维持地方治安，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之外，还可以部分地代替军队，抵御辽和西夏的进攻，减少了军费的开支。总之，保甲的实行说明了改革派强调了地方基层组织管理的作用，直到今天还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将兵法。为了减少军队人数，减少军费开支，改变“更戌法”所形成的军队领导机制松散，战斗训练不力的状况，实行将兵法以提高战斗力。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平居知有训后而无番戎之劳，有事而后遣焉，庶不为无用矣”，这就加强了军队的训练，充实了边防力量，提高了军队的素质。
保马法。这是为了解决军马缺乏而令民户养马的新法，全称为保甲养马法。即将官府设监养马改为结合保甲法由民间养马，以节约开支，并保证军马的需要。
第三，教育措施
宋朝，科举考试仍是官府取士的一条途径。但随着政治的腐败，科举制也逐渐失去活力，也成为造成北宋冗官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改革派要推行改革，需要更多更新的人才，就对科举制进行了有效的变革。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进士科不再考试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等。整顿太学，注重教育内容服务于改革的需要，如重新编纂教科书，内容虽为儒家经典，但作了新的适用于变法需要的解释。简化科举任官程序，考试成绩优秀者可直接授官，以资鼓励。这就使学校变成为变法造舆论、育人才的地方。总之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在当时是值得肯定的。它符合当时社会改革的需要，为提供变法所需的实用性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王安石变法，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各地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不少荒地辟为良田。史料记载，自熙宁三年至九年，全国共兴修水利工程10，793处，垦田361，178顷。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军队的武器有所改善，对西夏作战取得一些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正所谓“法行既久，储积赢羡”。
但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并为保守派官僚所利用。最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有些地方官拒绝执行新法。北宋司马光虽然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但在政治上他是保守派的代表。他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王安石，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是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保守派并争取到皇太后、太皇太后等人的支持。面对保守派的攻击，王安石依托宋神宗昂然挺立，坚定不移，进行了斗争。元丰八年（1085年）年春，宋神宗死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由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执政，他立刻起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1086年，新法基本被废止，熙宁变法至此宣告失败。
熙宁变法，是在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进行的地主阶级内部改革运动，王安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改革家。
北宋后期，元符三年（1100年）年正月，哲宗病死，徽宗即位。开始了极为昏庸的统治，并最终将北宋推上了灭亡之路。内部阶级矛盾也随之激化。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规模大的有宋江、方腊起义。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于河北路起义，到年底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和江苏北部。起义军流动作战，常常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屡败宋军。给北宋政府造成很大威胁。宣和三年（1121年），在海州（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为知州张叔夜“伏兵乘之，擒其副贼，（宋）江乃降”。
关于宋江起义军将领的传说在南宋时就比较多，元末明初的《水浒传》更使宋江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
方腊于宣和二年（1120年）以明教发动和组织了南方农民起义，指斥宋王朝的罪恶，建立了农民政权。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杭州等六州五十二县，东南人民纷纷响应，使北宋王朝大为震动，宋徽宗派童贯统率数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镇压。宣和三年，方腊战败被俘，后被解往首都开封，于八月十旬被杀害，英勇就义。
这两支起义军都沉重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而宋朝虽镇压了起义，但并没有吸取教训，革新政局，而是更为黑暗腐败，后不过5年终被金所灭。
北宋与辽、西夏、金的关系 北宋时期，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同北宋并列的少数民族政权普遍兴起，主要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后来取代辽的女真族建立的金，以及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契丹族原来居住在辽河上游一带，过着游牧和淦猎的生活。唐朝末年，契丹的势力发展起来，一些汉族农民为了躲避战乱，迁到长城以北，同契丹族杂居相处。契丹人逐渐学会种植庄稼、织布、建造城市房屋，一部分契丹人开始了农耕的生活。
10世纪初，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916年，何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定都上京，阿保机就是辽太祖。
阿保机逐步建立与完善契丹的政治制度，逐步接受汉族封建文化。采取“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中央设置南面官和北面官，南面官由汉人和契丹人任职，沿袭唐以来的官制，统治汉人和渤海人。权力不及北面官大。北面官都由契丹人担任，统治着契丹人和其它少数民族。辽迅速向封建社会过渡。
契丹族还在文化方面有突出的发展，仿照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这对于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辽兴起于五代十国时期，当时中原地区政治分裂的形势，为辽向南进行扩张提供了条件。在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时期，契丹从后晋手中获取了幽云十六州，而幽云十六州正是关于中原政权安危的重要军事战略要地。后来辽宋之间的关系正是由此而引起的。
宋太宗统一中原和南方以后，北宋就与辽之间为了争夺中原地区而征战。宋太宗率军亲自攻辽，宋军包围了幽州城，并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同辽的援军展开激战，宋军溃败。几年以后，宋军再次攻辽，结果又失败了。从此宋军由进攻转入防守，统治者确立了“守内虚外”的方针，把主要力量转向对人民的反抗，这反映了北宋统治者的软弱。
北宋停止攻辽后，辽在萧太后统治时，减免税赋、徭役，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吸收汉族地区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方法，进一步巩固了辽的统治基础。辽的力量得到了发展，并不断发兵南下，威胁宋的安全。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南征，，由于宋将王超怯战，辽军主力遂乘虚南下，逼近东京，宋廷大为震惊。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力主之下，决定北上澶州（今河南濮阳）亲征抗辽。此时，据守澶州的宋军射死在阵前视察的辽军主将萧挞览，辽军士气受挫。宋真宗到达澶州并渡河登上北门城楼，宋军士气大振，但宋真宗并不真想抗辽，辽亦由于后方不稳，在攻战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提出议和要求，寇准虽力主与辽决战，但宋真宗还是接受了议和的要求。议和在宋使曹利用与降辽的王继忠之间开始进行，第二年初，双方订立和议：宋每年送给辽“岁币”10万两，绢二十万匹；辽撤兵；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各守边界。因澶州郡又名澶渊，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辽宋长达一百多年和平相处的对峙局面形成。辽不但得到了宋朝大量岁币，财政状况得到重大改善，而且在双方的贸易中，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生产得到了发展，辽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宋朝每年需要负担沉重的岁币，加剧了宋的财政困难。和议客观上有利于双方和平交往，使者往来不断，加强了汉族与契丹族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长期生活在陕、甘、宁边境地区，过着游牧的生活。宋太祖时，党项李氏曾向宋朝入贡。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大夏国皇帝，都兴庆。夏在宋的西北，史称西夏。
元昊即位后，不断向西用兵，使其成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地方割据政权。
元昊注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多方吸收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仿效唐宋王朝建立政治制度，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等机构，分掌行政、军事等大权；设蕃学，推行科举制，以选拔官吏；依照汉文创制了西文字。党项已向封建制转化。
元昊称帝以后，与宋不断交战，双方损失都很重。由于西夏不仅要为战争付出大量军费，再加上贸易的中断，西夏人民生活必需品奇缺，人民厌恶战争。因此，元昊不得不向宋请和。1044年，双方订立和议：元昊取消帝号，北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称臣；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重开边境贸易，设置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
从此以后，宋夏之间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局面，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女真族由黑水靺鞨发展而来，原居住在今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一带，当契丹建国后，在译名上始被称为“女真”，并处于辽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下。北宋中后期，女真族的完颜部强大起来，逐渐统一女真各部。
为了反抗辽的民族压迫，1114年，女真族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抗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抗辽斗争的凯歌声中，金朝政权诞生了。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定都会宁。阿骨打就是金太祖。
金建立政权前还处在氏族公社末期。为了加强统治力量，阿骨打推行了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原是女真族的氏族部落组织，“谋克”是氏族单位，“猛安”是部落单位。随着军事扩张，领土的不断扩大，以及对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吸收。后来占有大量田地的谋克户自己不再耕种田地，而是奴役汉人种地，他们成为地主，这就加深了女真族的封建化。对金的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其组织特征看，猛安谋克制是女真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各户壮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出征，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这就有利于金的军事扩张，有利于形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阿骨打称帝后，还创制了女真文字，对金朝文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金兴起于辽的北方，一开始并不与北宋接壤。随着国力的增强，又由于辽政权统治日益腐败，灭辽就成为金活动的主要目标。阿骨打屡次兴兵攻辽，在策略上联合北宋，形成对辽的夹击之势。1125年，辽天祚帝为金所俘，辽朝灭亡。
金取代辽继续与北宋对峙。但金与辽不同，是一个新兴的政权，这个政权的出现和发展使当时南北双方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北宋末年，内部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思励精图治，反而希望通过对外与金联合灭辽，夺取五代后晋割给辽朝的幽云十六州，以建立万世功业。殊不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北宋将成为金下一个进攻的目标。
金灭辽后，金看到了北宋统治的腐朽，立即挥兵南下，金军两度南下攻宋，威胁宋的都城东京。北宋军民在主战派大臣李纲的领导下，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但是统治者无心抵抗，都城终于被攻破。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下令废宋徽宗、钦宗二帝，俘获二帝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归，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三、南宋与金的对峙
南宋的建立与抗金斗争 金灭北宋后，决定另设傀儡政权以统治黄河流域以南、原北宋统治的地区。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后，下诏册立原北宋力主割地求和的少宰（次相）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为帝。由于金还不具备统一的条件，当金北撤后，仅存32天的伪楚政权便自行消灭。当北宋处于存亡危急之际，康王赵构曾受命入援开封；北宋灭亡后，1127年五月初一日（1127年6月12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皇帝，年号建炎，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南宋的建立延续了北宋政权的统治生命。
南宋建立后，失去了北方大片领土。金军控制了北方的大片土地。由于金贵族对北方地区采取了掠夺性的统治，他们把许多汉人掠去服苦役，甚至当作奴隶出卖。北方的民族矛盾激化，北方各地人民为了反抗金的反动统治，纷纷起来进行抗金斗争，义军（是当时整个华北地区人民的抗金武装组织的统称）十分活跃。其中著名的有太行山王彦领导的“八字军” ，八字军以士兵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而得名。八字军英勇杀敌，得到河南、河北人民的响应，其它义军纷纷团结在王彦周围，队伍发展到十多万人。八字军与金军大小数百战，消灭金军无数，威震北方，后归属东京留守宗泽。当时东京留守宗泽领导南宋的政府军队仍控制着开封地区，直接在北方从事抗金斗争，并与北方义军并肩作战。宗泽力请高宗回东京开封，以期收复失地。而宋高宗害怕抗金会招致金可能把徽宗、钦宗二帝送回来，从而影响自己的皇位，也担心抗金力量的壮大，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因此决意偏安江南，对金采取屈辱投降的政策。只是在金军南下长江流域后，才不得不起用抵抗派岳飞、韩世忠等进行反抗。面对宗泽的多次要求，宋高宗一直不以采纳，宗泽终于忧愤成疾。临终时，他连呼三声“渡河！”念念不忘未竟之业。宗泽逝世后，北方各地义军也被迫散去，抗战力量大大削弱了。
北方义军的斗争虽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它自发的反抗女真贵族掠夺、压迫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具有广泛性、持久性。打击了女真贵族进攻中原的嚣张气焰，牵制了金兵南下，也使金在北方的统治长期得不到稳定，支持了南方的抗金斗争，因而南宋政府得以维持江南的半壁江山。
宋金对峙 虽然金在北方的统治不稳，但由于南宋的屈辱投降政策的结果，金军在南宋初年仍然不断南下至长江流域，直接威胁着南宋政权。1129年，金将兀术领兵十万分两路渡江，长驱直下，宋高宗被逼直至乘海船逃亡温州。为了使南方免遭金军虏掠，南宋官兵中部分将领和大批士兵进行了英勇的抗金斗争，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岳飞、韩世忠等。韩世忠在南京东北的黄天荡，率领水师八千人拦击金军，激战时，韩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助威，相持四十多天，金兵才逃脱。与此同时岳飞也率领一支军队，在建康附近多次给金军以打击。由于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最终迫使金军北撤，宋高宗才从温州返回临安。1138年，南宋决定与金议和，形势稍稍稳定。
1140年，金军以兀术为统帅，又大举南下攻宋。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采取“连结河朔（泛指黄河以北）”义军的正确方针，夹击金军，岳飞的军队不断取得胜利，并很快收复了郑州、洛阳等地，岳家军声威大振。岳飞治军严明，提出了“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口号，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当时人们把岳飞领导的抗金队伍称之为“岳家军”。岳飞亲自率军驻守郾城，金兀术为挽回败局，亲率精兵到郾城与岳飞决战。结果，岳飞的将士个个士气高昂，英勇杀敌，经殊死博斗，大败金兵，取得了郾城大捷。岳家军乘胜近逼开封，金军受到致命打击，准备撤退。
这时，宋高宗和宰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害怕抗金力量的壮大，对他们的统治不利，合谋向金求和，不顾岳飞等许多武将文臣的反对，加紧投降活动，命令岳飞班师。继而解除岳飞的兵权，不久岳飞被捕入狱。最后，秦桧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等人。
岳飞生活在动荡的时代，不愿看到各族人民遭受金的掠夺，从小立下了精忠报国之志。二十年从军，三十九岁遇害，一生基本上是在抗金的戎马生涯中度过的。岳飞抗金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正义的斗争。他所领导的抗金斗争虽然因投降派的阻挠而夭折，但毕竟保卫了南方免遭金的奴役，有利于南宋对江南地区的统治，有利于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岳飞毕竟摆脱不了他地主阶级的立场，对封建皇权存在着愚忠的思想，例如在抗金斗争顺利发展的时候，他奉命班师回朝，表现了他顺从封建统治者的一面，最终也断送了抗金斗争的事业。岳飞还曾镇压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农民起义，这不能不说是岳飞阶级立场的体现。但岳飞抗金的事迹，千百年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岳飞受到历代人民的尊敬。
从1141年后，南宋与金对峙的局面基本确立下来。其间，宋金之间有过不断的战争，但金始终不能灭亡南宋，而南宋也只能偏安江南，这是由于双方政治、军事力量基本处于均衡状态下的产物，战后总是不断地和议。纵观南宋，与金的和议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次。绍兴和议。1141年，宋高宗和秦桧破坏抗金的大好形势，南宋与金订立和议，规定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以北的土地归金朝统治；南宋皇帝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向金输纳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当时，宋高宗的年号为绍兴，史称绍兴和议。
隆兴和议。绍兴和议后，金与南宋的外部形势趋于缓和。金统治者为了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开始准备把都城从僻远的会宁府迁到长城以内来。完颜亮夺取帝位后，1153年，把都城迁到中都大兴府（今北京），此时的北京才正式成为我国封建王朝的都城。随着金的进一步壮大，完颜亮决定破坏“绍兴和议”，企图消灭南宋，并积极备战。
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率金军大举南侵，但渡淮以后，金朝后院起火，反对完颜亮穷兵黩武南侵的将帅拥立完颜雍即帝位于东京，是为金世宗。完颜亮得知消息后，决定立即渡江进攻南宋，随后，金与南宋发生采石之战，金军遭到了失败，完颜亮后被金都统制耶律元宜杀死于扬州，金随即退兵与宋修旧好。完颜亮的南下，宣告了南宋投降政策的破产。宋高宗深知新称帝的金世宗决不会给南宋多少好处，为了推卸责任，于1662年传位给他的过继儿子赵玮，是为孝宗。
金世宗即位后，依然大举南下，宋军损失惨重。南宋主战派的人物又陆续被排挤出政府。主和派得势，宋金双方又进行和议。到1164年冬，签订和约，时称“隆兴和议”。规定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之国；原来的“岁贡”改为“岁币”，每提减少银绢十万两匹；这说明宋金双方的军事实力仍处在平衡状态。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休战了四十多年。南北方社会一度相对稳定。
嘉定和议。十三世纪初，金朝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的晚期，蒙古族在北方兴起，金朝北边受到蒙古族的侵逼，内部又有各族人民的反抗。金对南宋开始采取守势，得知这一情况后，南宋臣僚也想乘机攻金，于是有了开禧北伐。南宋重臣韩侘胄出任高于丞相的平章军国事，积极部署攻金。面对南宋的进攻形势，确实让金朝紧张了一阵。但是，南宋军队远不象金人想象的那样强大，多数宋军缺乏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当但金军抵达长江北岸附近后，宋朝向金求和，开禧北伐以南宋失败而告终。金人要求惩办战争祸首，南宋主和派又占上风，他们竟杀死韩侘胄，函其首送给金人。1028年宋金重订和约，因这一年是嘉定元年，故称为“嘉定和议”。主要内容有：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岁币由每年银、绢各20万两、匹增为各30万两、匹，这是宋金和议中“岁币”最多的一次；疆界与绍兴时相同；另给犒军银（赔款）三百万两，这是以前和议所没有的，给南宋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南宋朝廷从此一蹶不振。
虽然这次金又占了上风，但此时，蒙古势力已在北方兴起，并多次南下攻战。金和南宋也都走向衰落。新的政权力量元的兴起已是大势所趋了。
南宋时期从全国形势看是处于大分裂时期，从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边疆地区，尤其是北部主要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起并在参与中原地区的政治争夺中迅速地封建化。原中原地区，经济发展一直领先，但由于长期的战乱，中原是战乱最多的地区，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最突出的是南方地区，在南宋统治时期，在政治上南宋朝廷无所作为，但经济上南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也最终完成于南宋，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人民的斗争保障了南方的安全，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如岳飞抗金及北方义军的抗金。
第二、北方人民不愿意受女真贵族的压迫奴役，纷纷南迁。这不仅为南方各生产部门提供了劳动力，而且还加速了各地生产技术的交流。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南宋的对外贸易对南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第四、劳动人民长期积极从事生产，辛勒的劳动，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之，南方经济的发展，为后来元的统治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虽然元的政治中心在北方，但经济上却以依南方为主。
第二节 元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一、大一统的元王朝
（一）蒙古族的兴起及建国
蒙古族的兴起与铁木真统一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其祖先蒙古部落属于东胡语系室韦的一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被称为“蒙兀室韦 ”。约在公元7世纪前，他们生活在黑龙江上游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南一带，公元8世纪以后，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儿帖赤那率领部属迁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流域以及肯特山东部地区驻牧，先后臣服于唐朝、辽朝和金朝。至公元10世纪，蒙古部的势力扩展到阴山、贺兰山和克鲁伦河流域。此时蒙古内部的私有制得到了发展。12世纪初，成吉思汗的曾祖合不勒统一尼伦各部，开始称“汗”，形成了蒙古部，至12世纪中期，蒙古族在与周围各族的交往中，特别是在汉族的影响下，学会了鼓风炼铁技术，铸造了马蹬兵器铁锅等铁器，并获得了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产生了那颜（官人）、哈剌楚（牧民）、孛斡勒（奴隶）等阶级和阶层。
这一时期，蒙古各部由于血族复仇和掠夺奴隶、牲畜及争夺牧场而战争不断，再加上金统治者对蒙古各部实行残酷的“减丁”政策，致使蒙古草原陷入“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局面。人们渴望和平安定，迫切要求有一个强大中心力量来结束蒙古草原的混战状态，实现蒙古各部的统一，共同反抗金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铁木真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蒙古各部的统一大业。
铁木真（1162年—1227年）出生于乞颜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也速该是斡难河流域最有势力的贵族之一。但不久，也速该在一次回家途中被塔塔儿人毒死，家道中衰，部属离散。铁木真随着他的母亲、兄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种生活磨练了铁木真的毅志，他收集父亲的旧部，利用蒙古各部矛盾，开始了统一蒙古的斗争。
12世纪末，蒙古草原上形成了蒙古部的铁木真，克烈部的王罕、扎塔兰部的札木合三足鼎立的态势。1201年，铁木真联合王罕击败札木合纠集的十三部之联军，乘胜降服了诸部。1203年秋，铁木真趁王罕举行宴会时，实施突袭，包围营帐，在折折运都山克鲁伦河上流激战三昼夜，王罕父子突围外逃被杀，铁木真尽取克烈部众，蒙古东部统一。1204年，铁木真打败西北蒙古诸部首领乃蛮部，随后又兼并其它各部，从而统一了蒙古草原。
蒙古汗国建立 1206年，蒙古草原各部在斡难河（鄂嫩河）畔举行忽里勒台（聚会），铁木真被拥戴为蒙古各部的最高统治者，告天即“汗”位，尊称“成吉思汗”（意为强大无敌），建立蒙古汗国，都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自此，草原各部便以“蒙古”为各部落的统一名称。蒙古汗国地域辽阔东起大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南至大漠，北到贝加尔湖。
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政权后，为了加强对各部的控制，巩固统一，制定了一整套的政治、军事、司法等制度。在政治上，实行领户分封制。成吉思汗对宗亲以及异姓功臣，都给予大小不等的封地，封地内的人民被编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负担徭役、兵役和实物税，设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进行管辖。在军事上，实行“怯薛制”。怯薛是从草原贵族们豢养那可儿（亲兵）制度发展而来的，成吉思汗下令挑选各部贵族子弟及“白身人”（自由民）中有特殊技能、忠诚可靠者组成一支1万人的怯薛，分成宿卫队、侍卫队、箭筒士队，轮番宿守。这支精锐部队归成吉思汗直接指挥，并且是中央对地方加者强控制的主要武装。在司法上，实行断事官和大扎撒。成吉思汗任命其弟失吉忽秃忽为最高扎鲁忽赤（即断事官），执掌民户分配和刑狱之事，并下令将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以及他的训言和命令整理出来，作为法典颁布实施，称为“大札撒”。它对巩固新建的蒙古汗国政权起了显著的作用。在宗教文字上，他利用萨满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称在蒙古牧民中广泛流传的萨满教巫师为别乞（长老），给他们很高的地位。蒙古族原无文字，在乃蛮部被征服后，成吉思汗命乃蛮部的掌印官畏吾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字母拼写蒙古语，“教太子诸王以畏吾儿字书国言”。从此蒙古有了自己的文字，有利于加强国家的统治，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提高和传播。
蒙古汗国建立以后，以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为首的蒙古贵族，为了扩大其领土范围，不断对外进行军事扩张。从1205年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凭借其强大武力发动了对西夏、金、南宋的国内统一战争和对中亚、东欧各国进行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其中较著名的是1219年至1259年的三次西征，建立了一个以和林为中心地跨欧亚的大汗国。成吉思汗将被征服地区作为封地分封给他的儿子做封国，后来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四大汗国。
（二）元朝的建立和统一中国
忽必烈建元及元的统一 成吉思汗死后，统治阶级内部汗位之争不断。1258年，宪宗蒙哥汗亲率大军进攻南宋，其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次年，蒙哥汗被宋军炮石击中，伤重身亡。蒙哥汗死后，正在和南宋军队作战的忽必烈，为了夺取汗位，匆匆率军北返。1260年3月，忽必烈在上都开平（今多伦东南）召集忽里勒台大会，宣布即汗位，都开平，建元中统。同年4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称汗。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之争，忽必烈凭借着汉族地主和一部分贵族的支持，终于在1264年战胜了西北诸王支持的阿里不哥，夺得最高统治权。同年，忽必烈迁都到燕京（今北京），改年号至元。1271年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即元世祖。次年，改燕京为大都（或称“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元的政治中心移到了中原地区。
忽必烈在结束汗位之争，稳定内部以后，积极着手进行国内统一战争。他采纳南宋降将刘整先攻取襄阳、樊城，由汉水入长江，直取临安的献策，于1268年10月，命大将阿术、刘整等率兵七万进攻襄樊。而在此之前，蒙古已征服了吐蕃和大理，对南宋形成迂回包围之势。而此时的南宋兵疲财乏，政治日益腐朽，襄阳守将谴使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朝廷内权臣跋扈，把持朝政的奸臣贾似道却成天在西湖与妻妾斗蟋蟀，隐匿军情，不派援军。两城军民誓死抵抗，浴血奋战，坚守长达六年之久。1273年，樊城首先陷落，襄阳守将吕文焕愤恨援军不到，随即开城投降。襄樊失守，南宋的门户被打开。
元军攻下襄樊后的第二年，忽必烈以左丞相伯颜、平章政事阿术为统帅，吕文焕为水军前锋，兵分两路，一路取道两淮，攻占场州；一路由汉水入长江，水陆并进，直指南宋都城临安，沿江重镇相继陷落。同年7月，南宋度宗去世，年仅4岁的赵 即位，是为恭帝。1275 年，贾似道迫于朝野内外舆论压力，被迫率兵迎战。两军在池州下游丁家州遭遇，宋军一战即溃。贾似道逃亡扬州，后在被贬往循州的途中被监解官所杀。元军乘胜攻下建康、扬州、镇江等地。1276年2月临安陷落，恭帝赵 和谢、全两太后被俘。
临安陷落前，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婺州（浙江金华），再奔温州，后逃至福州。1276年5月1日，益王赵昰在福州被拥立为帝，是为端宗。此时，南宋抗战派将领文天祥在江西发动军民抗战，收复了宁都、雩都等地，一时军心大振，元庭为之震动。但此时，福建宋军却节节败退，赵昰被迫逃亡海上，1278年4月死于砜州（广东雷州硇洲岛），时年11岁。广王赵昺即位，时年8岁，6月迁厓山（广东新会县南海中）准备长期抗元。11月，文天祥移驻潮阳，坚持抗元。12月，文天祥转战河丰五坡岭时兵败被俘，后被解往大都囚禁，1283年正月，慷慨就义，时年47岁。
1279年正月，张弘范率军进攻厓山，宋军大败，陆秀夫走投无路，背负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官兵、家属也纷纷坠海殉国。至此，南宋抗元力量被全部消灭，统治中国南方153年的南宋王朝灭亡，忽必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元统一的历史意义 元朝灭掉南宋，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它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河表”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汉唐极盛之际不及焉”，元朝的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元的统一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渴望安定统一的愿望，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达300余年分裂割据对峙局面，云南、西藏、台湾和南海诸岛屿都正式纳入元朝版图，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联系，基本奠定了后来中国的版图。
其次，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元的统一，打破了分裂时期各民族的疆域限制，许多汉人迁往边疆地区，边疆的少数民族也留居中原。各民族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通婚，逐渐与汉人融为一体。一些西方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来到中国，与汉人、蒙古人等杂居、通婚，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再次，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元的疆域空前广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元朝时期中西交通发达，且实行开明、开放的政策，各地遍设驿站，保护商道。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等传到了西方，阿拉伯的数学、医药、建筑技术等也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元朝的统治政策
忽必烈推行汉法 忽必烈（1260—1294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深受汉族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他在1251年受命管理漠南时，就经常向“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之以道”，逐步认识到不能以蒙古人的办法管理国家，必须采用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方式，改行汉制，用汉法．忽必烈即位后，围绕着要不要采用汉法问题，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甚至酿成了流血冲突。有的蒙古贵族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但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忽必烈下令采用汉法。
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剥夺蒙古贵族在入主中原之初享有的在分封地内自置官吏、自断刑狱、自征赋税等种种特权，从而使原来的封地贵族转变为封建地主。同时，没收蒙古初进中原时投靠过来的豪强地主的兵权，大大削弱了封建割据的政治、经济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提倡发展农业生产，反对蒙古贵族把农田变为牧场和掠夺人口为“驱口”做法，下令将牧场重新还作农田，把掠来的驱口释放为农民，让其进行农业生产，从而增加了农业劳动力。扶持汉族地主，设立司农司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并颁发《农桑辑要》，指导农事活动。
通过汉法的推行，削弱了蒙古族的落后因素，加速了蒙古封建化的完成，也使元政权得到了汉族地主的支持，缓和了民族矛盾，加速了民族融合，巩固了统治。
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 为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巩固统治秩序，元朝统治者在民族间人为的制造矛盾，以削弱各族人民反抗，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将境内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其中蒙古人为第一等人，是居统治地位的“国族”，拥有许多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色目人为第二等人，较得蒙古统治者信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藏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第三等人为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和较早归顺的四川、云南的居民。第四等人为南人，处于最底层，主要是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也称蛮子或新附人。元朝统治者对各个等级的人在政治、经济、法律、科举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各级机构中的正职由蒙古贵族和极少数受信任的色目人担任，汉人和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在地方机构中，行省以下掌握实际权力的达鲁花赤，只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严禁汉人、南人、契丹和女真等出任达鲁花赤。在法律上，不同等级的人分属不同机关审理，蒙古人和色目人犯罪由大宗正寺审理，汉人和南人犯罪由刑部决断；刑罚的轻重也不同，犯同样的罪，对于不同等级的人来说，判的罪刑也不相同。如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其出征或交出埋藏费就算了事，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抄没其家产。汉人、南人犯罪要在臂上刺字。在科举考试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只须考二场，而汉人和南人却须考三场，且试题难度不同。在录取时，南人不允许进入前三名，且蒙古人一旦及第就委任为六品官，其他各等级的则依等级递降一级。此外，还规定不准汉人、南人制造和私藏武器、习武、集会，不许在夜间通行，甚至不许南人使用铁叉等工具。在这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色目与北人以右族贵人自居，视南人如奴隶”。
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实行，造成了民族间的隔阂。但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对与之合作的汉族地主和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施展笼络政策，把他们作为元朝统治的基础。而蒙古族内的下层民众也和其他等级的广大劳苦大众一样受压迫、剥削和奴役，卖身为奴也屡见不鲜。所以元代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实质上还是阶级压迫。
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 元世祖为了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他沿袭宋金旧制，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统治全国的行政机构。
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使台。中书省是最高行政部门，总领全国政务，下设礼、吏、户、兵、刑、工六部。中书省最高名义长官是中书令，常以太子兼任，实际负责的为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和左右丞（元朝以右为尊），统称为宰执。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枢客院设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在地方上还设有行枢密院。御使台掌司法和监察百官，设御使大夫和御使中丞各二人，另在江南和云南（后迁陕西）设置行御使台。除此之外，中央还设有宣政院（掌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军民事务）、大宗正寺（掌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刑名公事兼管汉人的刑狱）、大司农（掌管农桑、水利）、太史院（掌管天文历法）、通政院（掌管全国驿站）等等。各个机构都要对皇帝负责。
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简称行省。行省设丞相一人（一般地大、事繁的行省才设丞相）、平章事二人，“统郡县，镇边鄙．．．．．．凡钱粮、兵用、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朝除“腹里”（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古的一部分）直属于中书省，吐蕃由宣政院管辖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又把全国划分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江西和湖广十行省。行省以下分设路、府、州、县，分别设有总管、知府或府尹、知州或州尹、县尹进行管理。地方军政机构中均设有达鲁花赤（亲民官），是地方最大的监治长官，多由蒙古人担任，保障了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控制。除此之外，元政府还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管理澎湖、琉球（台湾）的行政事务。
元政府在中央和地方上建立和健全行政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行省制成为元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一项重大改革，他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的全国行政区划。
军事制度和驿站制度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一改过去蒙古兵牧合一、军政合一的传统，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政，虽然保留了军官世袭的旧制，但军官的升迁和军队的调遣都由枢密院掌握。元朝的军队按等级分为蒙古军（由蒙古人组成）、探马赤军（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汉军（金朝降军和地主、军阀武装改编组建）、新附军（收编的原南宋降军）四种。分别用于宿卫（宿卫京师，包括大都和上都）和镇戍（镇守全国各地）。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左、右、前、后、中五卫亲兵构成，其中怯薛军负责皇帝和皇宫的防卫，侍卫亲兵负责环卫京畿。怯薛军和侍卫亲军都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镇戍军屯防的地区是按士兵的民族等级分编驻守的，其中腹里地区和主要战略要地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驻守，汉军和新附军主要防卫南方，重点是沿江、沿淮地区。镇戍军日常事务由行省的蒙古族官员处置，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归枢密院。除此之外，元朝还有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乡军”，如云南的寸白军，朝鲜的高丽军等等。
元代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全国遍设驿站，且规模宏大，组织严密。驿站以大都为中心，“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把全国有效联结起来。元代在全国设立驿站一千五百多处，分陆站、水站两种。为保证驿道传递信息畅通，元朝还专门签发民户为驿卒，叫站户（蒙古语称为站赤），单独编籍，供应驿站用的车马、牛船、食粮等。为了传递紧急公文，元政府还设置了“急递铺”，每10~25里就设一铺，紧急公文通过“急递铺”一昼夜能传递四百里。
元朝的驿站制度密切了中央与地方、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促进了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只要不危及元朝的统治，都给予提倡。在元朝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中国都得到了传播和较大发展。元朝的统治者不仅规范各教教义，还设置了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如宣政院管佛教、集贤院管道教、崇福司管基督教等。还明文规定寺庙道观、教堂、僧侣享有的特权。
元朝势力最大的宗教为佛教。分为三论宗、珈瑜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律宗、净土宗这八大宗派。喇嘛教属于密宗一支，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而使其成为当时最受尊崇、最为盛行的宗教。喇嘛教的经典教义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是世界知名的佛教丛书。
道教是仅次于佛教的宗教，它包括正一教（天师道）、全真教、真大（大道）道教，太一教等教派。在南方主要流传的是天师道（正一教），而全真教因其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跟随成吉思汗到过中亚等地，而得到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在众教派之中势力最大。丘处机曾被成吉思汗封为天下教主，并被成吉思汗称为丘神仙，其弟子李志常著有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但到忽必烈即位后，下令焚烧道教经书，道教势力衰落下去。
伊斯兰教在元代称为答失蛮（波斯语，意为学者），是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而传播到中国的，其信徒多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也有少量汉人和蒙古人。
基督教在元朝时，被称为也里克温教，亦称也立乔，属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主要在大都、各大城市及沿海城市流传。除此之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等宗教也有所传播。
元政府的宗教政策，有利于控制人民的思想，维护统治，对元朝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
（四）元末社会危机和红巾军起义
1、社会矛盾的激化
土地兼并严重 元朝自武宗以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蒙古贵族和权臣通过赏赐、职田和抢夺等形式占有大量土地，如顺帝时权臣伯颜先后两次得皇帝赐田万顷。各个地方机构的官吏也都“取货财，兼土田”，如1330年，燕铁木儿夺取了平江、松江、淀山湖圩田五百顷。同时，寺院僧侣和其他各族豪强地主也广占良田。文宗、顺帝时仅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两次就得赐田三十二万五千顷。江南道教大地主沈明仁一次性就强占民田达2万顷；福建崇安县5/6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的手里。
土地高度集中致使“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佃民之粮，或仅升合”，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皇室腐朽，大臣专权，官吏贪污 帝位之争，历代不断，而元朝的帝位之争一直与元朝相始终。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此后，争夺帝位的斗争日益炽烈，至大元年（1308年）武宗海山即位，到元统元年（1333年）的25年间，皇帝就换了八位，其中仅1328年到1333年就换了五位皇帝。在位时间稍长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也仅当了8年的皇帝，元宁宗懿璘质班仅做了43天皇帝。这种帝位之争，不仅有皇帝、皇后参加，甚至整个统治集团都参与了争夺，其结果只能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政权的动摇。武宗以后的皇帝个个荒淫无度，穷奢极欲。武宗不经中书省而将朝廷的官职当作礼品赠送，仅1307年就赠送官职880多人。仁宗时，大兴佛事，费用浩大。“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到顺帝时，腐败现象更是达到了极点。由于王室内部帝位之争，政权旁落，权臣擅权，如仁宗时铁木迭儿三次入相；文帝时燕铁木儿独任宰相，军政大权一人独揽，横行无忌，甚至娶泰定帝的皇后为妻；顺帝时，伯颜、脱脱先后专权，当时天下人只知有伯颜而不知有顺帝。
由于皇室腐朽，权臣擅权，致使官吏贪污之风盛行，吏治极度败坏。时人曾说：“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各级官吏巧立名目，贪污勒索。如“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过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诉讼曰公事钱。”由于贪官污吏横行，致使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赋税差役繁重 元朝统治者为满足无止尽的奢侈需求和内外战争的巨额军费，便日益加紧搜刮民财。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朝初年增加了10倍，课税（包括 商税 ）增加竟达50倍。农民除了交纳私租官赋外，还要承担一些贵族官僚转化到他们头上的赋役，如兵役、筑城、开河、运输、开矿等等。“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地主对佃户的剥削更是残酷，农民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交水脚钱，鼠耗钱等。在赋税和徭役的双重剥削下，加上连年灾荒，大批农民四处流亡。其中江浙地区的流民就达300万人。
军队腐化，财政困难 在元朝官府腐朽的同时，军队也逐渐腐朽，到元朝后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当初最精锐的怯薛军，“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后来竟白天宿卫宫门，夜晚就到郊外抢劫，形同盗匪。地方军队也不习武事，将官不知战阵，士兵不知挽弓射箭，变成只会吃喝玩乐的寄生虫。元朝中后期，国库亏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1350年，元朝实行“变钞”，发行“至正宝钞”，用它代替早已发行使用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但元政府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在元大都“十锭钞易斗粟而不可得”。后来，丞相搠思监公然印造伪钞，“任情放选，鬻狱卖官”，市场交易拒绝用钞，变成以物易物。“变钞”变成对人民的搜刮，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民族压迫和自然灾害频繁 元代末年，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日益加重。元代的阶级压迫带有浓厚的民族压迫色彩，等级制度的实行，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农民起义不断。一二等人大量兼并汉人和南人的土地，并将三四等人贩卖为奴；顺帝时，元政府再次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军器的禁令；为控制汉人、南人，杜绝农民起义，权臣伯颜竟提出杀尽张、王、李、刘、赵五大姓的汉人（统治者认为造反的主要是汉人）。
政府腐败，赋役繁重，民族压迫和掠夺，又使广大的劳动人民失去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从1324年始，地震、水、旱、蝗灾、瘟疫几乎连年不绝。水利常年失修，黄河水患严重，1344年5月，连日大雨，黄河泛滥，冲垮白茅堤、金堤，大片地区遭灾，水灾过后，瘟疫蔓延，人民死亡过半。由于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各地出现大批饥民，到1352年，仅河北大名路开、滑、浚三州就有饥民超过71万。天灾人祸将广大劳动人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加深了社会矛盾，也将腐朽的元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2、红巾军大起义与朱元璋的崛起
红巾军大起义 宋元时期，白莲教在南方民间秘密流传，贫苦农民利用它作为组织反抗统治阶级的工具。白莲教源于佛教净土宗，杂揉明教、弥勒教而成的宗教，原称白莲宗、白莲社、白莲会，供奉阿弥陀佛，以之代表光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为保证税收和漕运，强征河南、河北15万民夫堵塞黄河缺口，且“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民怨沸腾，韩山童、刘福通乘机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
韩山童、刘福通是白莲教的首领，他们向人民宣扬“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光明就要来临，以吸引组织群众。1351年4月，他们在黄陵岗（今河南兰考县东）黄河治河工地上预先埋下一个背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独眼石人，石人被挖出后，群情激奋，“贫者从乱如归”，起义的时机成熟了。5月，韩山童、刘福通召集信徒三千人在颖州（今安徽颖上）白鹿庄准备起义，号召群众反元复宋。不幸消息泄露，官兵包围了白鹿庄，韩山童被害，其子韩林儿逃到河北武安山中，刘福通等苦战突围，在颖州重新组织军队，出敌不意，一举攻占了颖州城，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势力迅速扩张，“据朱皋，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犯叶、舞阳，陷汝宁、光、息，众至十万人，元兵不能御。”一时间声威大振。这支起义军主要活动在安徽、河南、河北一带，故称北方红巾军。
刘福通起义后，各地起义军如雨后春笋班不断涌现。1351年8月，南方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徐寿辉相继在淮西、蕲州（今湖北蕲春）发动起义，他们也是头裹红巾，宣扬“弥勒佛降生，当为世主”，是为南方红巾军。同年年底，王权在南阳起义；次年，孟海马在荆襄一带起义；郭子兴在濠州起义，不久朱元璋也参加了这支义军。除此之外，规模较大且不属于红巾军的还有浙东方国珍起义；江苏高邮张士诚起义。在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之际，刘福通于1355年乘元军在高邮大败之机，率众攻克亳州，并派人将韩山通之子韩林儿迎至亳州，立为皇帝，建元龙凤，国号大宋，利用“明王转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各地起义军深受鼓舞，中原起义军都归顺了宋政权，接受其统一领导。
龙凤政权建立后，刘福通于1357年夏分兵三路北伐。在三路军北伐的同时，刘福通也于1358年率领部分军队攻占了汴梁，大名等地，并迁都汴梁。这时红巾军的势力已“东逾齐鲁，西出函泰，南过闽广，北抵幽燕”。给元的统治以沉重打击。
元统治者视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为心腹大患，调遣精锐部队进行围剿，并鼓励地方武装镇压农民军。而此时，红巾军力量分散，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内部发生分裂，在元重兵围剿镇压之下，或战败溃散，或投降元军，至1362年，北伐三军被各个击破，先后失败，龙凤政权出现困境。1359年8月，元军察罕帖木儿部已夺取了汴梁，刘福通保护韩林儿撤至安丰，（今安徽寿县）。1363年2月，已降元的张士诚遣大将吕珍攻安丰，龙凤政权急调朱元璋部前来解围，结果援军未至刘福通就被杀害，朱元璋救走了韩林儿并将之安置于滁州（今安徽滁州）。1366年12月，韩林儿在坐船前往应天途中，于瓜步（江苏六合县）被沉江溺死。至此，龙凤政权结束，转战13年的北方红巾军宣告失败。
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起义虽然失败，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的统治基础，为朱元璋推翻元王朝创造了条件。
朱元璋的崛起与元的灭亡 朱元璋（1328——1398年）出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一贫苦农民家庭，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两岸瘟疫流行，父母、兄嫂相继去世，17岁的朱元璋孤苦无依，出家皇觉寺为僧。因寺内缺粮，又被方丈打发游方化缘。在外乞食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了下层民众的疾苦，并接触了百莲教，结识了农民起义军。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在濠州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因其勇敢善战，才略出众，逐渐得到赏识和重用。至正十五年（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被韩林儿任命为左副元帅，不久担任都元帅，控制了这支红巾军的领导权。同年6月，朱元璋率军渡江，夺取了太平路（今安徽当涂）、溧水、溧阳、芜湖等地。次年3月率大军攻下集庆（南京），改名应天府，建立江南行省，设统军大元帅府，朱元璋被龙凤政权任命为江南行省左丞相，称吴国公。朱元璋利用红巾军北伐吸引大部元军，元朝无力兼顾南方的有利时机，以应天府为根据地迅速攻取皖南和两浙地区，取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在发展军事的同时，朱元璋还十分注意招揽人才，声称“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他吸收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先后有李善长、陶安、刘基、宋濂、章溢、冯国用、冯国胜等人投奔麾下，为其出谋划策。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率军攻下徽州，当地儒士，元池州学正朱升建议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把应天府做为根据地，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减免田赋，安定人民的生活，又命将士屯田，保证了军粮供给。为统一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资基础。为谋求发展，缩小被攻击的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使用龙凤年号，奉韩林儿为主。
在南方许多割据势力中，最为强大的是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遣使张士诚，欲东西夹击朱元璋。朱元璋接受刘基先集中兵力对付陈友谅，再灭张士诚的策略，预先设置埋伏，将陈友谅击败。次年，陈友谅再次反扑，又被击败。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军援救韩林儿之机，率军东下，围困洪都（江西南昌）85天。七月，朱元璋回师来援，陈友谅退至鄱阳湘，于是发生了著名的鄱阳湖之战。当时，陈友谅军队号称60万，大舰数百艘，而朱元璋只有20万人，且都是小船。但陈友谅舰虽大却行动不便，士气很低，朱元璋虽小船却行动便捷，士气极盛。他封锁住鄱阳湖入长江的出口，反复施以火攻，陈友谅舰船被焚毁数百，将士死伤无数。陈友谅“粮绝势困”，率兵突围，中箭而死，其子陈理逃回武昌。次年，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攻武昌，陈理出降，陈友谅割据势力被消灭。灭陈友谅后，朱元璋挥军向东，发动了对张士诚的战争。1365年10月，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率师20万进攻张士诚，1367年9月攻破平江，俘张士诚送应天杖死。紧接着朱元璋又兵分两路进攻方国珍，方国珍被迫于年底投降。
朱元璋灭掉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后，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了强大的军队，具备了推翻元朝，统一中国的实力。1367年10月，朱元璋任命中书左丞相徐达为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开始了以攻占大都灭亡元朝为目标的北伐。北伐军按照“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扼潼关守之，使关陇之兵不能出关；然后以兵北上，直捣大都”的战略方针，先攻下山东，再西向攻下汴梁，然后又挥师潼关，击败元将李思齐、张思道；1368年5月，朱元璋亲至汴梁督师。7月，徐达率兵沿运河北上，进抵大沽（今天津），威逼大都，元顺帝弃大都北逃上都。8月，北伐军攻陷大都，统治中国98年的元朝灭亡。
元王朝虽然被推翻，但其残余势力还没有完全被消灭，扩廓帖木儿拥兵10万盘踞山西，李思齐控制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1368年，徐达、常遇春乘胜进兵山西，彻底击垮扩廓帖木儿。次年4月，常遇春率军进入陕西，李思齐投降。常遇春、李思齐又回师直捣元上都，元顺帝再次北逃，1370年4月死于应昌（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由于明军的进攻和贵族内讧，北元政权很快衰落。1387年，朱元璋派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兵征辽阳，迫使元残余势力占据辽东的元将纳哈出投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二、 大明王朝的兴衰
在完成全国统一的过程中，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应天府称帝，定国号明是为明太祖，年号“洪武”，建都应天。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正式建立起来。
（一）靖难之役与迁都北京
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使朱氏天下永久统治下去，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又实行分封制。先后将他的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地为藩王，以期达到“慎固边防，冀卫王室，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目的。为避免权臣专权，明太祖赐于藩王，“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的权限。初分封时，诸王确实起到了“外卫边疆，夹辅王室”的作用，但随着诸王势力的发展，他们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因太子朱标先其病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是为明惠帝，亦称建文帝。建文帝深感 “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于是在即位之初，便与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儒密议削藩，决定先削内地力量较弱的藩王。先后以幽囚、废削等方式解决了周王朱棣、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木便 等四藩王，又以湘王朱柏私印钞币、擅自杀人为由将其逮捕，朱柏自焚而死。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面对诸藩王被废，自己权力被削的危急形势，援引祖训，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反叛。建文帝先后派耿炳文和李景隆率军北伐，均遭失败。建文三年（1401年），燕王大举出兵南下，次年由扬州渡江，进逼南京，李景隆开城迎降。朱棣占领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其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儒、铁铉等均被杀灭族，史称“靖难之役”。
朱棣入南京后即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他废止了建文朝的一切改革措施，但继续削藩，以罪废、内徙、削夺护卫等方式，陆续铲除了藩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北部边防因削藩而空虚，为加强北部和东北部的边防，防御蒙古贵族势力的南下侵掠，明成祖决定迁都。永乐五年（1406年），明政府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征调了10万工匠和上百万役夫投入这项建筑中，历时15年才建成壮丽雄伟，举世瞩目的北京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明成祖下令迁都北京，南京改为留都。为使南方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方，以供北京之用，明成祖还疏浚了大运河。从此，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明成祖迁都北京，对于抗击蒙古贵族的侵扰，巩固边防，经营东北，维护全国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化
明立国之初，统治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随着全国统一任务的完成和形势的变化，明太祖、明成祖相继改革行政机构和体制，大力加强皇权，使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
改革统治机构 在中央废丞相，设内阁。明朝初年，沿袭元制，在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百司纲领，总率郡属”，掌管国家大政。为解决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洪武十年（1377 年），朱元璋设通政使司，负责“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削夺丞相的“关白”之权。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擅权植党”“谋不轨”的罪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并乘机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自此，秦汉以来存在1600余年的丞相制被铲除，皇帝直接君临百司，从体制上保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君主专制达到进一步强化。
朱元璋废丞相后，君权高度集中，但全国政务也集中于他一人之身。每天要看200份奏章，处理400多件事情，穷于应付。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数人，协助他处理政务，批阅奏章，充当顾问。明成祖即位后，选翰林大学士入直内殿阁，渐形成内阁制度。当时阁臣仍为五品的中级官员，不能辖制诸部司，诸部司也不向内阁奏事。但到了仁宗时，内阁权力上升，许多大学士晋升为尚书，更有的加太保、太傅衔，品位尊祟，阁权渐重；宣宗时皇帝通过内阁控制六部、内阁实际上掌握了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英宗时内阁已具有宰相之实了；至世宗时，其实际权力与宰相已没有差别，首席阁臣称为首辅。
地方上，废行省，立三司。朱无璋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洪武九年（1376年），下令废行中书省，分其权于新立的承宣布政使司（主管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合称“三司”。三司互不隶属，分别直属中央。全国先后设立山东、山西等13个布政使司，每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布政使司下设府县两级。府设知府、县设知县。直隶州与府平级。县下设里甲，构成地方的基层组织。
调整军事机构 明初，朱元璋曾设大都督府节制全国军队。但因其权过重，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在废中书省与丞相的同时，也废除大都督府，分设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各府设左右都督为长官，分管京师和全国的都指挥使司与卫所。明太祖为防止将帅专权，使五军都督府与兵部互相制约，规定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无调兵之权。兵部有调兵之权，但不能指挥军队作战，如有战事，兵部奉旨调兵，皇帝临时任命将帅领军作战。战争结束，将归于朝，兵还于卫所，兵部和五军都督府都不能独占军权，军权由皇帝直接控制。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后，创立卫所制度，对军队进行管理。即在重要军事据点设卫，小据点设所。“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到1393年，全国置卫329个，千户所65个，总兵力约180万人。卫所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统兵官为卫指挥使、千户、百户。卫所隶属于都指挥使司。为保障兵源于补给，军人都有固定军籍，世袭为兵，不得随意脱免。
设五军都督府和建立卫所军制从军事上达到了加强皇权的目的。
加强对百官监控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改御使台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作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分掌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责是 “专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颇具威慑力。又分设六科给事中，职司规谏，与都御使互相牵制。
为了有效地驾驭群臣，保证其对皇帝绝对效忠，明太祖、明成祖先后创立了别具特色的特务机构“厂卫”，实行特务政治。厂指东厂、卫指锦衣卫。锦衣卫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指挥使，由皇帝亲自指挥，做为皇帝的私人卫队并从事秘密侦缉活动。锦衣卫设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重大政治案件，不受司法部门审理，由锦衣卫直接查办向皇帝负责，权力极大。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在东安门北设立东缉事厂，由宦官统领，简称东厂，其权力在锦衣卫之上。特务机构的进一步扩大，使君主专制政体更加强化。
酷严法律 为加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明太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认为“建国之初，此为先务”于是早在1367年，就以《唐律》为蓝本，编写律令，后经多次修改，最后由明太祖亲加裁定，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了《大明律》，施行全国。《大明律》共30卷，460条，律文虽比唐、宋、元各个朝代的法律都要简明，但却更加残酷。《大明律》规定如有“谋反”、“谋大逆”者，不论主从犯，一律凌迟处死，且株连九族；对大臣专擅选官，上言美化大臣德政，结为朋党者“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大明律》量刑严酷，但朱元璋尤嫌不够，又汇集官民犯罪的案例解释律条，亲手编定《大诰》。以补《明律》之不足，后又颁布了《大诰续篇》、《大诰三编》、《大浩武臣》等与《明律》并行，并要求每户都有一本，并熟读以为戒，充分体现出君主专制的意志。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残暴。
思想文化专制 为培养顺民忠吏，明太祖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在他看来“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因而提倡大办教育。京师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还有民间之立的社学，“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但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四书》、《五经》、《大明律令》和《大诰》等，而所学传统经典著作中的“重民”、“民本”思想的内容又被尽行删去，且明代学生不准议论国家大事，“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因此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已被禁锢。为选拔愚忠的人才，明代的科举以八股取士，考试只能在《四书》、《五经》中命题，答题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得随意发挥。八股文是一种特殊文体，文章由破题、承题，起手、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末股八个部分组成，考生只能按题目字义揣摩成章，不允许发挥个人意见，在这种科举考试制度下，“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科举制成为愚民制的工具，虽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为进一步控制文人的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朱元璋还煞费苦心地罗织罪名，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知识分子。他早年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对光、生、秃、则等字特别忌讳。批阅奏章，望文生义，横加罪名。如浙江府学林元亮在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中有“圣德作则”、“作则垂宪”句，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句，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写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等，原本是封建文人逢迎拍马的溢美之词，但在朱元璋看来，却是 “则”（音近贼）是讽刺他参加过红巾军，“生”（音同僧）是说他当过和尚，一怒之下，将他们均处以极刑。文字狱是在知识界推行文化专制的一种政策，这种可能招致肉体上被消灭的封建文化专制，不仅禁锢了思想，摧残了文化，更重要的是培养和选拔出了大批毫无创见，只会匍匐在专制皇权脚下的奴才，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唯上是从的劣根性和媚俗性。
（三）明初的休养生息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休养生息的措施 由于元朝末年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加之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从开封到河北“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召集全国府州县官来京，当面训导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因此，明王朝在相继荡平异已势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一是解放生产力。元朝时，大批各族人民因战争和贫困等原因沦为“驱口”（奴隶），朱元璋先后颁布释放、赎身、限制有关奴隶的诏令。洪武五年（1372年），明政府下令“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后又下令凡因饥荒而典卖为奴者，由政府出钱为其赎身，并禁止一般地主蓄养奴婢，“若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大量奴婢被解放，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明朝继承了元朝对手工业工匠的管理办法，匠户入匠籍，并不许脱籍另谋职业，但又做了改革，将匠户分为“轮班”和“住坐”两种。轮班即是各地工匠轮流赴京服役，一般每三年轮一次，每次三个月，服役完毕回家；住坐是指从民间征集，固定于官营作坊服役，每月役作10天，因病不能服役者，罚银6钱。不论是轮班还是住坐，除去服役期外，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操作”。这一制度提高了工匠的劳动积极性，对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和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是鼓励垦荒，大兴屯田。为改变土地荒芜的状况，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就下令无主荒地任民开垦，并归开垦者所有；流亡地主回乡，拨给附近荒地给其耕种。为鼓励垦荒，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政府又规定“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除垦荒之外，明政府还大兴屯田。屯田分为民屯、军屯、商屯三种，民屯规模较大，军屯遍及全国各地，屯田达89万多顷，基本满足军队需求，减轻了民赋负担。
为稳定国家税收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明朝在鼓励垦荒大兴屯田的同时，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编制了“黄册”（户口册）和“鱼鳞图册”（土地册）。黄册与鱼鳞图册的编制使大量隐漏的土地人口被登记下来，增加了政府的人力、财力，是统治者均平赋役，恢复生产的重要措施。
三是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保证，明初政府多次组织农民大规模兴修水利。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4万余处，疏浚河道4千余处，兴修陂渠堤岸5千多处。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明政府大力提倡甚至强迫农民多种桑麻，一方面要求各级官吏重视农桑，将农桑之绩作为考核官员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刺激农民的生产兴趣，规定有田5~10亩者，种桑、麻、棉各半亩，依次递增，不种者交绢、棉、麻各一匹。“益种棉花。率蠲其税”种植桑枣果树，“不论多寡，均不起科”。奖励农桑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利用，而且也促进了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
四、扶植商业，发展贸易。明初，为扶植商业，政府减免商税。规定“三十而税一”，书籍、农具、军民嫁娶丧葬之物，以及舟车、丝、布之类全部免税。同时，在南京、北京等地设立“塌房”，方便商人贮存货物。此外又发行“大明宝钞”，币值分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6种，制止了由于元未乱发纸币引起的通货膨胀，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商业贸易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和恢复生产措施的连续实行，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明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首先，耕地面积扩大，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统计，全国耕地面积猛增到850.7万余顷，比洪武元年（1368年）时180余万顷增加了4倍还多。此外户口也得到增殖。到永乐时，出现了“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的景象。此虽有夸大溢美之嫌，但也反映出当时粮食增产的事实。
其次，棉桑的大面积种植，促进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河南、河北、山东已成为重要的棉产区。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也有突出发展，松江是全国棉纺织中心，其产品已不仅是自给自足了，而是做为商品投入到市场进行销售。明初冶铁、造船、制瓷等手工业也相当活跃和发达。遵化是最大的治铁中心，景德镇是全国瓷业中心，南京的龙江、太仓的刘家港都是著名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所乘坐的船只历经惊涛骇浪和万里远航的考验，证明我国的造船业在明初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再次，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明初对商业实行轻税和保护政策，商业和城市开始发展并繁荣起来。南京和北京是当时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人口百万，店铺林立，商栈密集。济南、开封、荆州、南昌、成都成为当时粮食贸易中心。广州、宁波是海外贸易港口，对外贸易十分兴盛。但明初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繁荣的城市多集中在南方，仅江浙就占了三分之一。这也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南方萌芽奠定了条件。
（四）明朝中叶的社会危机与张居正改革
1、明中叶的社会矛盾
明朝自英宗始，由盛转衰，封建专制统治的弊端日益暴落，社会矛盾激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宦官专权与内阁倾轧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曾立铁牌于宫门，严禁内宦干政。然明成祖登极后，开始重用宦官，给予出使、专征、监军等大权，并用宦官执掌东厂，首开宦官干政之风。明英宗正统以后，皇帝“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深居内宫不问朝政，宦官乘机专权干政，遂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如英宗时司礼监王振，“王爵天宪，悉出其口，生杀予夺，任已爱憎”，并公然将明太祖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移出宫外。宪宗时设立西厂，由司礼监汪直提督，深受宠信，权倾朝野。武宗时宦官刘瑾掌管东西二厂，权势极盛，朝廷奏章要“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神宗时宦官冯保专权，“有所赏罚，非出保口，无敢行者”，连神宗皇帝也怕他。
在宦官专权的同时内阁也互相倾轧，争夺的目标是具有票拟大权的首辅之职，。明成祖时正式设立内阁，但此时内阁只是皇帝的顾问。明英宗朱祁镇幼年即位，太皇太后委政于内阁杨荣、杨溥、杨士奇。“三杨”对题奏本章拟出处理意见，交由皇帝裁定，开创了明朝的“票拟”制度。从此，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于是各个官僚集团展开了对阁臣职位的争夺，特别是内阁首辅的争夺。至嘉靖之初的“大礼议”之争后，日趋激烈。
时新科状元张璁迎合嘉靖帝心意，主张尊其父兴献王朱祐木元 为皇考，夺得了内阁首辅之位。张璁为首辅后恃宠跋扈，“颐指百僚，无敢与之抗者”，终树敌过多遭到礼部尚书夏主等官僚的反对，连世宗皇帝也认为其过于专横跋扈。嘉靖十一年（1532年），张璁因大同兵变的责任受到弹劾，夏言取而代之。夏言秉政后，又与权贵郭勋冲突。为加强实力，夏言引同乡严嵩入阁。严嵩却抓住夏言在抗击蒙古军，收复河套中的过失，攻击其误国。夏言遭弃市，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专权21年，“遍引私人居要地”， “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嘉靖末，严嵩失宠被革职，徐阶继任首辅。嘉靖帝去世后，太子侍讲高拱得到穆宗支持取代徐阶掌握内阁权势。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利用司礼监冯保与高拱的矛盾，驱走高拱，出任首辅。
土地兼并日趋激烈 明朝中叶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皇室置皇庄拥有大量土地。早在朱棣就藩燕王时就曾在京郊宛平县黄垡建立王庄，此后，皇庄日益增多和扩大。孝宗时，北京一带只有皇庄5处，占地12800多顷。“武宗立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处，其后增至三十余处”，占地37500多顷，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勘查证实，皇庄占地已达20万项之多。其二，诸王勋戚，甚至宦官也不甘落后，纷置庄田。他们通过“钦赐”、“请乞”、“投献”、“占夺”和“价买”等手段，攫取大量土地，辟为庄田，称为官庄，不仅民田被兼并，甚至草场，屯田等国有土地也被纳入了兼并范围之内。到世宗即位，兼并之风愈加炽烈，“数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已十倍矣”。第三、官僚、缙绅也大肆兼并土地。如明英宗时，扬州地主赵穆一次就了抢占民田30顷为已业。世宗时首辅徐阶在地狭人稠的苏松地区占有良田24万亩。上自皇帝下至缙绅纷纷抢占田地，致时人惊呼 “民有产者无几耳”。
赋役租税加重 土地兼并严重，使国赋额田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剧减。而明中叶时，皇室奢侈无度，开支却惊人，加之边患不断，边饷耗资巨大，明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如隆庆元年（1567年），太仓银仅存135万两，仅能维持政府三个月的开支。为解决财政危机，摆脱入不敷出的局面，明政府不断增加赋税，加紧搜刮人民。明初规定，对新垦土地“永不起科”。但宣德时，便开始征税。正统时，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将江南诸省田赋折征银两，称之“金花银”。起初米麦4石折征银1两，而到成化时，则每石折征银1两，四十年间，农民负担增加了3倍。除此之外，政府还以各种名目加征赋税。由政府控制的官田，赋税更重；“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这首歌谣十分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悲惨处境。
在政府增加赋税的同时，官僚缙绅却利用种种非法手段，将赋役转嫁到农民身上。有权者优免赋役，无权者则贿赂官吏，以“飞洒”（将应纳赋役摊到佃户身上）、“诡寄”（将土地挂在特权户名下以求免役）、“花分”（将田产分成小块分附于佃农名下）等手段达到转嫁赋税的目的。以致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坐享兼并之利，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虽无立锥之地，而税额如故，未免缧绁追并之苦”的不合理现象。政府佥派徭役，由于地主阶级的转嫁，出现放富差贫的现象。广大农民深受其苦，“孤寡老幼皆不能免，空闲人户亦令出银，……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遍三四处”。繁重的租赋徭役，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
流民问题严重。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役之下，大批的农民失去土地，离乡背井，成为流民。自英宗始，流民就成为明代一突出的社会问题，弘治年间全国流民几近千万，范围遍布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十余省。有些地区农户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造成“千里一室，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的局面。逃亡的农民扶老携幼，风栖露宿，饥寒交迫，多倒毙路旁。幸存者，有的流入城市店铺和手工作坊谋生，有的冒险到海外谋生，有的进入山区采矿开荒。但明政府政策害怕流民“团聚为非”，又厉行“禁山”，经常派兵搜索镇压，强迫返籍。流民走投无路，于是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流民起义，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三次。即1447至1458年叶宗留、邓茂七须导的闽浙赣流民起义，1464至1471年刘通、石龙领导荆襄流民起义，1510至1512年刘六、刘七领导的河北流民起义。
这些起义虽在明政府的镇压下先后失败了，但给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尤其刘六、刘七领导的流民起义，“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起义军多骑马，倏忽来去，势如疾风，官军莫可奈何，连明统治者也惊呼：“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来所未有者”。
2、张居正改革
明中叶以来，明王朝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官专权，内阁倾轧，土地兼并严重，赋役租税繁重，流民起义不断，兼之南方倭寇猖獗，北方蒙古贵族不断南下侵扰，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参与政务，万历年间任内阁首辅，独揽大权，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推行改革。
政治上，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尝罚，一号令”，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为整肃吏治，制定了考核官吏的“考成法”，淘汰并惩治了政治机构中的冗官冗员。官吏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在他执政期间，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吏治腐败有所改变。
军事上，调整与蒙古族的关系，并加强北方边境的防卫。对蒙古族实行“封贡”，任用戚继光镇守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守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山海关至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敌台”三千余座，加强战备。使明中期以后军事上积弱局面得到改善，巩固了边防，收到了“边境晏然”的成效。
经济上，治理黄河、丈量土地，改革赋役制度。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任用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消除了水患，并使漕运得以畅通。针对地主富豪隐瞒土地以逃避赋税的社会问题，张居正于万历四年（1576年）奏请清丈全国土地，使得“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又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总结经验，把从世宗以来就在福建、江浙、广东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 （详见第 章第 节）推向全国。
张居正改革虽然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吏治相对清明，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所好转，部分改变了封建分配关系，但不可能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土地集中的问题。且改革触动了部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因而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皆被废止。明王朝政治更加腐朽，统治危机日趋严重，已进入衰亡阶段。
（五）明朝后期的黑暗统治与明末农民战争
1、明后期的黑暗统治
土地高度集中赋税苛重 明朝后期，以皇帝为首的土地兼并达到疯狂的地步，土地集中空前严重。崇祯时，杨嗣昌概括明末土地兼并情况说：“近来田地有力之家，非乡绅，则富民……，若夫穷民，本无立锥之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地主对佃户的剥削也更加苛重。佃户要把收成的五、六成甚至八成交给地主。除地租之外，佃户还要受到许多额外的盘剥，如承佃时要交“批礼银”，逢年过节要贡献“冬牲”、“宰肉”，地主下乡收租又要供奉“酒饭钱”。至于地主追收欠租，增加租额，稍有不遂，便打杀佃户或对佃户使用私刑。奴仆受到的奴役压迫更为惨重。佃仆、伴当、田僮、火佃、庄奴与主人有着严格的主仆名分，被视为“贱民”。明末豪绅畜奴成风，如嘉定具有的地主“僮仆多至万指”。
明末田赋加派之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于出现“鞭外有鞭、条外有条”的繁税现象。尤以“三饷”加派危害最大。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神宗借口对辽东作战，开始按田亩加派“辽饷”，崇祯时，为了加紧镇压农民起义和训练军队，又加派“剿饷”和“练饷”。三饷总计近二千万两，超出每年正常赋税（1460万两）一倍以上。而加派之中各级官吏又乘机多加派额，致使“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此外，明政府还巧立名目，不断加征关税、盐税和杂项等。由于各级官吏贪污克扣，加派银两大都又流入私人口袋，财政危机仍然十分严重，广大农民处在“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的困境之中。
统治阶级在对农民残酷压榨与剥削的同时，又加紧对工商业掠夺。穆宗以后，政府加征工商税，各地藩王也利用手中特权对其区域内的工商业进行垄断，并对来往商贾进行掠夺。神宗时派出宦官充当矿监税使。矿监以矿取税，税使在重要城镇关隘，交通要道，设卡征收商税。然而“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结果造成工商业倒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城镇居民和工商业者掀起多次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
政治黑暗党争激烈 张居正改革失败后，明朝政治更加黑暗。神宗朱翊钧 长期深居宫内，不理朝政，大批奏折留在宫中，无人批阅；明熹宗以做木匠活为乐；崇祯皇帝虽想振作，但刚愎自用，加上所用非人，对危亡局势已无能为力了。皇帝的昏庸怠惰，造成了吏治腐败。明自万历中叶以后，大臣可以任意弃官回家，皇帝任其来去自由，部门政事无人处理。如地方押解进京的饷银户部无人签收；各国来京进贡的使臣礼部无人换文接待，使其滞留京城无法回国；刑部“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各衙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皇帝不问政事，宦官和权臣则相继专权。各派势力结党赢私，相互倾轧，形成“党争”，使政治更加黑暗。明朝后期党派林立，主要有浙党、楚党、昆党、东林党、宣党、阉党等各党派互相攻讦，争权夺利。其中东林党集团与阉党集团的斗争将明末的“党争”推向高潮。
东林党形成于万历年间，创始人顾宪成，江苏无锡人，进士出身，官拜吏部郎中。因在在“京察”和“廷推”中得罪了内阁首辅王锡爵，落职还乡。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得到在野士大夫和部分在朝官员的应和，形成了名盛一时的东林党集团。东林党人为缓和阶级矛盾挽救统治危机，政治上反对权臣独霸朝政和宦官专权，经济上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和藩王大量占田。天启时，东林党大受重用。正当东林党人踌躇满志，准备改革弊政时，浙党与宦官魏忠贤相互勾结，逐渐形成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并展开了同东林党人的激烈斗争。
阉党以排斥东林党人为首务，权宦魏忠贤勾结熹宗乳母客氏，舞弊朝政，逼使高攀龙等下野。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奏魏忠贤二十四条“大奸恶”罪，群僚响应，一时间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不下百余，阉党对此恨之入骨，密谋反扑。次年（1625年），阉党反诬杨涟等人受熊廷弼贿赂，以求为失陷广宁一事减罪，将他们逮捕下狱，活活折磨而死。魏忠贤又按阉党提供的《东林点将录》、《同志录》等名单和线索，对东林党人进行捕杀、流放和禁锢。东林党人几乎被捕杀殆尽。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人称“九千岁”，提督东厂，还于宫中设“内操”万人，武装太监带甲出入，日常则派厂卫人员四处侦缉，人们稍有不满或异议，就要受酷刑，全国上下遍受荼毒。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死，东林势力复起，他们拥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为挽求危亡，崇祯皇帝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启用东林党人组成内阁，但崇祯帝生性猜疑，东林组阁仅一年，阉党又重掌朝政，继续排斥东林党人。明朝的灭亡已无法挽回。
2、明末农民战争
明朝末年，政治黑暗，土地兼并严重，赋税苛重，自然灾害频繁，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而地瘠民贫的陕北地区矛盾最为集中。陕北是西北边防重镇，明朝九边之一。戍卒、驿卒集中，而政府又长期拖欠粮饷、军官任意克扣军饷，士兵不满情结日益高涨，曾多次发生哗变或逃离队伍沦为流民，其造反端倪已现。且陕北地区灾害严重，自万历十年（1582年）以来，灾害连年不断，特别是崇祯元年的大旱，是三百年来罕见的，农民颗粒无收。饥民只好食用山间蓬草和树皮，到年终只好挖“观音土”而食，甚至人吃人。而此时政府依然催租索赋，人民被逼到了死亡边缘，唯造反才能求生存，于是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在陕北爆发。
陕北烽火
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掛，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很快遍布陕北和陕中。崇祯三年（1630年），延安柳树涧人张献忠也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就在这次农民起义的风暴中，李自成于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了王嘉胤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后投奔“闯王”高迎祥。起义开始阶段，没有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在陕西、山西北部流动作战。明政府派陕西三边（延绥、宁夏、甘肃）总督杨鹤，采取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政策，以瓦解和消灭农民起义军。1631年至1632年各路义军推王自用为盟主协同作战，号36营，部众达20万。杨鹤招抚失败，被下狱治罪，明廷改任洪承畴为总督，对起义军进行镇压。崇祯六年（1633年），王自用病逝，高迎祥代为盟主。起义军履冰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冲出了明军的包围圈。次年明政府特设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各路兵马，围剿起义军。崇祯八年（1365年），洪承畴出陕西赴河南，山东巡抚朱大典亦率军西下，对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为迎击明军，并摆脱受官兵追击的被动局面，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起义军聚会河南荥阳商讨对策。高迎祥部将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建议为各路义军所接受。会议并决定高迎祥、张献忠部为东路军进攻安徽；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等部为西路军进攻陕西；贺一龙、贺锦等部为南路军进攻湖广、四川；罗汝才、惠登相等部为北路军迎击河南明军；马守应、九条龙部为第五路军负责来往策应。荥阳大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率领的东路军，连克固始、颖州、寿州等地，直捣明中都凤阳、焚毁明皇陵和龙兴寺给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荥阳大会加强了各军的团结，起义军的作战方针由防御转为进攻，对粉碎明军的围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李自成、张献忠的斗争
东路军克凤阳后，高迎祥与张献忠因意见不合，彼此分军，高迎祥率军由河南入陕，张献忠则南下庐州（今安徽合肥），后辗转进入陕西；崇祯九年（1636年）秋，闯王高迎祥在陕西盩厔遭陕西巡抚孙传庭的伏击，被俘牺牲，余部由李自成率领，转战于川、陕之间，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李自成遭洪承畴的伏击，伤亡惨重，遂隐伏于商洛山中。
而此时张献忠也陷入困境。崇祯十年（1637年），张献忠攻宛城受挫负伤，次年，张献忠接受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屯兵湖北谷城，但末交出军队，养精蓄锐，以图再起。
其它起义军，如罗汝才，惠登相也相继接受招抚，农民起义转入低潮。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经过一年的修整，张献忠于谷城再起，罗汝才也起兵响应。此时，李自成在商洛闻讯后，也立即率军出山，展开军事行动。农民起义形势又一次高涨。熊文灿因招抚失败被杀，杨嗣昌亲自督师。张献忠采取了“以走致敌”的游击策略，由楚入川，半年内几乎扫遍四川全境，使明军疲于奔命，军心焕散，“诸将进止不一”。张献忠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挥师东下，奔袭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开仓赈济饥民，杨嗣昌畏罪自杀。
崇祯十三年（1640年）冬，李自成乘明军主力追击张献忠之机，东出河南，收附饥民，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十万人。一些知识分子如杞县举人李岩、卢氏举人牛金星、算卜者宋献策等也纷纷投奔李自成。他们帮助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深受人民的拥护。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发王府和富家巨室的粮谷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济灾民，饥民纷纷加入起义军，罗汝才等农民起义军也纷纷归附，力量超过张献忠部。李自成与明军在两年之内经过项城、南阳、禹州、襄城、朱仙镇、郯县、汝宁等一系列大战，灭敌十多万，占领河南全省和湖广大部分地区，彻底摧毁了明军精锐。
大西、大顺政权的建立与明朝的灭亡
张献忠攻陷襄阳后，率军北进河南，在河南信阳失利，接着又被明军重创于商城，部众散失殆尽，被迫投奔李自成。但二者不能相容，于是张献忠又转向湖北发展。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克武昌，将楚王朱华奎投入长江，散发王府积金赈济饥民，并自称“大西王”，铸印“西王之宝”，改武昌为天授府，以楚王府为西王府；初步建立起农民政权。明军逼近武昌，张献忠弃楚入湘，后听取谋士汪兆龄的意见，进军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农民军攻克重庆，破成都，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西。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进兵湖广，十二月攻陷襄阳、荆州等许多州县，次年三月，改襄阳为襄京，置官职，称新顺王，创立了新顺农民政权。
新顺政权建立后，李自成决定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他采纳了顾君恩“先取关中……建国立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的建议。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李自成在河南汝州大败兵部尚书孙传庭，斩杀明军4万余人。接着乘胜攻下潼关，击毙孙传庭，占领西安。经过此战，明政府再也无力阻挡李自成的军队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开科取土，废八股为策论，铸永昌钱，造《甲申历》，并大封官职，正式建立大顺政权。
大西、大顺农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统兵从西安出发，渡黄河入山西，攻占太原，发布檄文，揭露明王朝的罪恶。接着，农民军从太原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高歌猛进，连下大同、宣府，夺取居庸关、昌平，三月十七日进抵北京城下。城外明军不战而降，次日，太监曹化淳开彰仪门（广安门）迎农民军入外城。十九日，崇祯皇帝于绝望中在煤山（今景山）自缢，农民军攻占内城，统治中国达276年的明王朝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灭亡。
大起义的失败及其历史意义
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后，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领袖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客观形势的变化。地主武装到处袭击农民军；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军雄踞关外，虎视眈眈；拥有重兵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还在犹豫观望。而此时，农民军已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大多数人认为大功告成，在胜利的欢歌中产生了骄傲情绪，开始享乐腐化，不思进取；士兵产生了厌战情绪，军纪松驰，掳掠奸淫时有发生；牛金星等大臣结党营私，排斥异已；大顺政权已处于严重危机的形势下。
作为大顺政权最高领导者的李自成，进京后便忙于登基庆典一类的琐事，放松了对新的军事斗争任务的运筹领导。正当他紧张地筹备开国典礼的时候，吴三桂已投向了满州贵族的怀抱。消息传到北京，李自成决定御驾亲征。1644年4月，李自成率军6万征讨吴三桂，双方发生激战，吴三桂失利。第二天，多尔衮率清军赶到，大顺年毫无防备，战败退回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匆忙于武英殿即皇帝位后退出北京城。5月2日多尔衮率清军入京，并追击李自成农民军。李自成撤出北京后，退往陕西，6月退至太原，7月到达西安。10月清军攻陷太原，次年初，清军分二路进攻陕西，双方在潼关激战月余，潼关失陷。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经蓝田过商州，出武关入襄阳，转攻武昌。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再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不幸遇难，年仅39岁。余部退往湖南，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李自成牺牲后，清军就把矛头指向了张献忠。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清廷下诏招抚张献忠，要他“率部来归”，被张献忠断然拒绝。次年，张献忠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攻击下，于7月率军退出成都北上，11月，移军川北西充凤凰坡，由于叛徒刘进忠的出卖，遭清军突然袭击，张献忠兵败牺牲，年仅40岁，余部南下云贵继续坚持抗清。
明末农民大起义至此失败，但它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斗争最复杂的一次农民起义，具有重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一、农民军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农民军所到之处诛杀宗室和豪绅。“明之宗支几百万，歼于贼者十之九焉”。许多奴仆，贱隶也展开反对人身奴役的斗争，并取得很大的胜利。“伍佰侵凌于阀阅，役隶玩弄于主翁，纲常法纪，扫地无余”。
其二、明末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田”的口号，把唐宗以来农民的“均平”和“均富”思想，集中到土地问题上，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了以反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目标的新阶段。许多农民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加上许多地主被杀或逃亡，大批的“无主”荒地被农民占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发展趋势，调整了生产关系，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驰，为清前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三、农民军提出“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政策，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已开始萌芽，但受到明王朝腐败统治的严重摧残。农民军提出的政策，反映了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
（一）清朝的建立与征服中国
1、满族的崛起与清朝的建立
满族是居住在我国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夏商周时称肃慎，汉时称挹娄、勿吉，唐朝称靺鞨，宋明时称女真，明朝后期改为满族。女真族按其社会发展程度和活动地区域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到15至16世纪，女真族进入奴隶社会。17世纪初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先后征服了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
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在从前狩猎而组织的“牛录”的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初建制时，分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发展，兵士的增多，乃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增设四旗，合称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制是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八旗制将分散的女真人严密地组织起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明朝杀其父祖，不守界约等“七大恨”为由誓师起兵，正式向明朝开战，十五天就攻占了抚顺，掳掠人畜30万，引起明朝的恐慌。急忙从闽、浙、川、甘及朝鲜等地调兵10万，号称40万，于次年，兵分四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实行“分进合击”，使后金腹背受敌，以期一举将后金消灭。努尔哈赤利用明军兵力分散，步调不一致的弱点，集中八旗兵6万人，采取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首战告捷，击败明军主力杜松部，随后分别击溃其他几路明军，取得萨尔浒战役的重大胜利。萨尔浒之战后，后金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拔城陷地，势力迅速壮大。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称盛京。次年，努尔哈赤以13万铁骑，号称20万，大举进攻宁远（辽宁兴城），明参将袁崇焕闭城坚守，浴血奋战，努尔哈赤被炮击伤，败退辽阳，同年八月病死于沈阳近郊叆鸡堡。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皇太极继位后，先后征服了朝鲜和蒙古，解除了后金的后领之忧。崇祯二年（1629年），他避开袁崇焕把守的宁远，率兵取道内蒙古，从喜峰口越长城，直逼北京城下。蓟辽总督袁崇焕回兵驰援，败后金于北京广渠门外。皇太极看到袁崇焕是他进攻明朝一大障碍，于是利用崇祯皇帝的猜忌心理，实施反间计，致使袁崇焕被误杀，使明朝失去了一个抗金名将。此后，皇太极多次挥兵入关，大肆掳掠。而此时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
随着疆域的扩大，并受汉族先进生产关系的影响，后金迅速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而此时社会矛盾也显得尖锐起来，于是皇太极不得不实行内政改革。在重视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重点加强中央集权。皇太极仿明制于崇祯二年（1629年）设文馆；崇祯四年（1631年）设六部，崇祯九年（1636年）又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秘书院（掌敕谕、文书、祭文的起草）、内国史院（掌修国史，撰拟表章）、内宏文院（掌解释古今政事，为君之进讲）；同年设都察院（负责监察诸王贝勒及百官）和理藩院（负责蒙古事务）与六部合称为三院八衙门。为限制贵族合议制政体的权力，皇太极先后压服、罪废、幽禁兄弟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等，并收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归自己直接统率，开创了清帝直接控制“上三旗”的制度，加强了皇权。此外皇太极注意吸收汉族和蒙古族上层分子参与政治，重用汉人士大夫，优待降官降将，并开科取士。皇太极通过对内政方面的改革，初步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增强了力量。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改女真族为满族。
皇太极称帝后，大举攻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清军进攻锦州，明守将向朝廷告急；次年，明政府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13万驰援，却在松山（今锦州南）被围。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松山失守，洪承畴兵败被俘降清，锦州守将祖大寿举城投降。至此，东北地区除孤城宁远外，尽为清兵所有，明在关外的军事要地尽失。清兵逼近山海关，对中原虎视眈眈。崇祯十六年（1643年），皇太极突然病故，多尔衮拥立年幼的皇嗣子福临继位，改元顺治，并积极准备入关。
2、清军入关与各地的抗清斗争
1644年5月1日，清兵占领北京，10月1月，清世祖福临从盛京迁都北京，开始了满族贵族在关内长达200多年的统治。
清兵入关后的社会矛盾 首先是颁布“剃发令”。清军在占领北京的当天就颁布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由于政局未稳，清廷被迫宣布取消剃发令。而在攻陷南京之后，清政府以为天下已定，便重申 “剃发之令，不遵者斩”。其次圈占汉人田地。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四年（1645-1647年）大规模的圈地有3次，共圈地16万余顷。“圈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再次颁行逃人法。在圈地的基础上，清廷贵族占有大量庄田，为了补充田庄劳动力，强迫汉人“投充”。为了摆脱被压迫剥削和奴役的地位，人民纷纷逃亡，到顺治三年（1646年）“逃亡已十之七”，有的庄田更是“今俱逃尽”。为防止逃人，清政府颁行并一再重申逃人法，对逃人严加治罪，“满族贵族的奴仆有逃者，将逃人鞭一百归还原主”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者置之重刑”，但逃亡仍与日俱增。
清政府的掠夺、奴役和高压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尤民族矛盾抬升为主要矛盾，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抗清斗争风起浪涌。清统治入关进占北京只用十来天的时间，却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使清朝在全国的统治稳定下来。
南明政权的相继建立与覆亡 北京明政权被大顺农民军推翻后，福王朱田崧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史称弘光政权。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皇帝昏庸无能，阉党马士英，把持政权，政治腐败，将领之间互相倾轧，为了争夺地盘，甚至兵戎相见。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因索饷未遂，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马士英急调江北四镇（庐州、泗水、淮北、临淮）之兵迎击。而此时，清军乘弘光政权内战，江淮防线空虚之机，兵分两路大举南下，势如破竹。四月，围攻扬州，史可法坚守孤城十余天，从容就义。清军占领扬州后，下令屠城，10余天被杀的军民约80万，史称扬州十日。扬州失守后，清军很快破镇江、取瓜州， 五月十六日，占领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被俘，解至北京，被杀于宣武门外柴市。
弘光政权崩溃后，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建立了南明鲁王政权；同时，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建元隆武。两个政权都主张坚决抗清，并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但他们为了争正统，互不相让，势同水火，未能发挥联合抗清的作用。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清军攻克绍兴，温州、台州、金华相继陷落，鲁王出逃舟山，政权结束。鲁王政权的覆亡，使唐王政权暴露在清军面前。唐王政权建立之初，各地义军纷纷表示拥护唐王抗清，但兵权却被旧明军阀郑芝龙操纵。当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与洪承畴订下密约；“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致使清军兵不血刃，长驱直入福建。同年秋，唐王逃往汀州被俘遇害，郑芝龙纳款降清，被押至北京处死，唐王政权灭亡。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桂王朱由榔于肇庆（今广东高要）即帝位，年号永历，建立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这个政权虽处在清军的包围之中，但仍有两广、湖南和云、贵、川西南腹地。北有大西、大顺两支农民军作为屏障，“兵力人情俱有可为”。但该政权组织涣散，政治腐败，之所以能延续16年之久，全靠大顺和大西农民军余部的支持。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吴三桂攻下云南，桂王逃往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兵入缅甸，桂王被俘，次年被绞杀于昆明，永历政权灭亡。
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入关后，强行剃发、圈地、掠民为奴等暴行，激起京畿一带人民的群起反抗，首先是在三河县爆发起义，因为三河县地“当两京孔道，供应甚繁，地被圈占，所余无多”。此后，北方各地人民纷纷响应，霸州、西山、天津等地抗清军民满山遍野，此外，山东、河南、山西、甘肃等广大地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使统治者发出“惶惶靡有宁宇”的哀叹。但在强悍的八旗铁骑镇压下，北方各地抗清斗争先后失败。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政府重申剃发令，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江北诸山寨并起，号为明守” 。江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其中以江阴、嘉定最为激烈悲壮，可歌可泣。
清江阴知县方享下令剃发，以“留头不留发”的诏令进行威胁，限三日内一律剃发，激起江阴城乡人民的反抗，四乡农民10余万人涌进县城示威，并高呼“头可断，发决不可剃”，并怒杀知县方享，共推典史陈明遇和前任典史阎应元为首领，组织人民抗清守城。起义军齐心协力，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二十一日的二个多月中多次打退清兵的进攻，最后，清军调来二百多门大炮攻城，城破后起义军又与清兵展开激烈地的巷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随后清军下令屠城三天，17万人惨遭毒手。
与江阴人民抗清的同时，嘉定人民也掀起了反剃发斗争。他们共推旧明左通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为首领，赶走清知县张维熙，守城抗清。义军坚守孤城半月，后因连日大雨，土筑城墙倾毁，清兵乘势攻进城内，侯峒曾父子与数千名士兵誓死不屈，投河自尽，黄淳耀上吊自杀，嘉定人民抗清斗争失败。清军在一个半月之内对嘉定人民进行三次屠杀，被屠杀者约2万人，史称“嘉定三屠”。
大西、大顺农民军余部的联明抗清 李自成牺牲后，余部尚有40余万，分成两支进入湖南，一支由郝摇旗、刘体纯率领，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率领。顺治三年（1645年）秋，清军进一步南侵，迫于形势危机，他们主动与唐王政权联合抗清。唐王政权覆亡之后，他们又支持桂王政权。顺治四年（1647年），清兵攻陷广州、肇庆，桂王奔逃两广间。同年11月，郝摇旗等率部与清军战于全州（今广西全县），大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之兵，挽救了桂王政府的危局，并扩大了控制区，掀起了第一次抗清高潮。
在全国抗清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桂王政府内部却发生激烈的党争，给清兵以喘息之机。顺治六年（1649年）春，清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战役中牺牲，湖南、广西相继陷落。而此时，大顺军的战斗力也大大受损，仅剩下几万人。此后，李过病故，高一功阵亡，余部由李过之子李来享率领，脱离了南明政府，北上夔东，建立了夔东抗清根据地。后刘体纯、袁宗第也辗转来到夔东地区，联合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义军粮尽援绝，李来享牺牲，大顺政权联明抗清斗争失败。
大西军在张献忠牺牲后，余部10多万人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下，在川南、云、贵一带，坚持斗争。顺治六年（1649年），大西军主动提出与桂王政权联合抗清，遭到拒绝。两年后，清军进占两广，桂王政府走投无路，才接受了大西军的联合抗清建议。顺治九年（1652年），李定国率领8万人，攻广西，下全州，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李定国乘胜北上攻湖南，连下永州、衡州、直取长沙，兵锋直达江西吉安，清廷急派敬谨亲王尼堪率10万精兵迎战，结果被打得大败，尼堪被击毙。大西军“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 取得辉煌战绩，刘文秀也在四川大败清军，掀起了抗清的第二次高潮。然而大好的抗清形势终因大西军的内部分裂而断送，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投降洪承畴，大西军内部情况尽为清兵所知。次年四月，清分兵三路进攻黔滇。李定国率军在贵州迎战失利，昆明失守，李定国流落边境继续抗清，后听闻桂王死讯，忧愤而死，年仅42岁，大西军联明抗清失败。
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及其恢复占湾 在全国抗清斗争风起云涌之际，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抗清斗争，这支“海上武装”是最后一支抗清力量。
郑成功（1624-1662年），名森、字大木，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乡人，郑芝龙长子。唐王在福州即位后，赐其姓朱，改名成功，人称“国姓爷”。顺治三年（1646年），其父郑芝龙叛明降清，郑成功苦劝不听，毅然与父决裂，出走金门，率陈辉、施琅等90余人起义于海上。不久，泉州被清军占领，其母自杀。从此，郑成功以国恨家仇，同清兵展不屈不挠的斗争。顺治七年（1650年），郑成功攻下厦门，并以金门、厦门做为抗清基地，联合海上各支义军，共图大计。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联合张煌言等人乘清兵集中力量攻云南、贵州之时，率领17万大军北伐，破瓜州，克镇江，下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4府3州24县，兵锋直抵南京城下，使清廷为之震动。但由于“累捷自骄”，，终败退回厦门。
清廷为对付郑成功，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寸板不许下水”，以切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为扭转被动局面，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作为坚持抗清的基地。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镇守金、厦，亲率军队25000人，大小战船数百艘进军台湾。在熟悉水道的何廷斌的引导下郑军通过泥沙淤积的鹿耳门航道，顺利登陆，迅即包围了赤嵌城（今台南），荷兰殖民者猝不及防，退守台湾城（今安平），并假意与郑成功谈判来争取喘息的时间。郑成功严正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即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但荷兰总督揆一拒绝投降，郑成功采取了“围困俟其自降” 的策略，使荷兰殖民者“孤城援绝，城中乏水”被迫于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投降。被荷兰殖民者霸占长达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同年五月郑成功不幸病逝，年仅39岁。他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也是开发台湾的先行者。至此，除台湾一隅外（康熙22年收复），已迅速封建化的满清统治者凭借其强悍的铁骑，终于征服了全国。
（二）清朝的强盛与中衰
1、君主专制政体的进一步强化
专制独裁的统治机构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它的统治机构体现了满汉兼用的方针，在满族贵族议事会的基础上，吸收、继承和发展了明朝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历经康熙、雍正两代才逐渐形成。
在中央设军机处、内阁和六部。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内三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职责如同明朝，但实际权力比明朝小，只负责拟谕诣，批答奏章等，并不具有实际决策权。清初，最高的决策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参加会议的皆是亲王、亲信大臣，汉人不得参与，凡军国重务 “皆交议政大臣会议。康熙六年（1677年），为了摆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左右，康熙帝设立南书房于乾清宫，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机要秘书班子。雍正七年（1729年），为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又于皇宫隆宗门内设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年）改为军机处，由皇帝选派亲信组成，入值官员称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章京等。军机处设立后，南书房即被废止，而内阁的权力进一步缩小，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形同虚设，军机大臣完全根据皇帝的旨意办事，“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权力极大，“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国家的一切政务，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彻底建立。
在内阁之下，设吏、户、礼、刑、工、兵六部，是中央的执行机关。六部只能秉承皇帝和军机处的命令处理一般的行政事务，职权远比明代低。清承明制设都察院，最高长官为左都御使和左副都御史，其职责是专司监察，弹劾内外百官，维护纲纪，雍正时又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废止了给事中审核与封驳皇帝诏令的权限，使其成为皇帝监察百官的耳目。
另外，中央还设置了理藩院和内务府。理藩院职责除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外，还和礼部分掌一部分属国及与外国交往事务。内务府是鉴于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设立的，职责是总管宫廷事务，长官为总管大臣，由满族王公大臣充任，宦官仅供御膳、执洒扫，宦官专权之祸得以根除。
在地方上，清的地方行政机构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全国分为十八个行省；五个将军辖区和二个办事大臣辖区。省设总督和巡抚，简称督抚，与明代临时委派的不同，他们都是长设官员。总督辖一省或数省，而巡抚只管辖一省，除直隶、湖北、广东、云南四省巡抚由总督兼任外，其余皆设巡抚1人。总督和巡抚之下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等官。省下为道，设道员；道下为府，设知府；府下为县，设知县；县以下，清朝通过里社和保甲两种基础组织来管理民户的。
通过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的完善，清王朝大大加了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巩固了君主的绝对权威。
严密布控的军制 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的军事控制，除在京师拥有重兵外，还在各地布防了八旗兵和绿营兵，来镇压人民的反抗。
清代的八旗军制始于努尔哈赤时，皇太极将八旗兵扩大为满八旗，汉八旗和蒙八旗，共24旗，约22万人。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出于统治的需要，八旗兵又分为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前者驻防京城，又叫京营兵，后者分驻全国各军事要地，构成一张随时可以收紧的全国军事控制网。绿营兵是清兵入关后收编汉军而组成的，因其以绿旗为旗帜，以营为单位建制，故称绿营兵。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八旗兵拱卫京畿和驻防地方，在京师的称巡捕营，主要防卫外城及京郊，只占极少一部分，大部分绿营兵都屯戍全国各地，与八旗兵共同镇压人民。
严酷的刑法 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以《明律》为蓝本编定了《大清律》，并颁行全国，后历经修订完善，于乾隆五年（1740年）编成一部十分详尽而又严密的《大清律例》。宅集历代刑法之大成，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成文法典，其主要部分为“五刑”、“十恶”和“八议”，充分体现了以满族贵族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清律规定凡三品以上官犯罪，不得用刑，用刑需请旨定夺；满人犯罪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权。清朝对少数民族也制定了特定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藏族有《番律》等，来加强对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清朝例在法律上占有优先地位，乾隆时更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如没有例则用“比照法”和“比引科断”，造成在断案中伸缩性很大，为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
思想禁锢 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专制统治，在思想上对国人进行严厉的控制。除对儒、佛、道等有助于钳制思想的精神武器均大力提倡和利用外，尤对思想文化领域内影响较大的知识分了，则采取笼络和压制并用的方针，以消弥他们的反清意念。首先，开科取士，使“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科举承明制一律用八股文，且形式内容字数较明朝限制更严，一切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不能发表任何个人见解。其次，修史编书，查禁逆书，以达到消磨文人心志，控制反清思想的目的。清初，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较强，私修明史以抒亡国之恨，因此清政府十分重视对明史的修撰，组织大量人才由政府监修。此外又组织大批人力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和丛书。在编撰的过程中，查禁和销毁了大量有碍清朝统治的书籍。再次，严禁结党结社，评论政治。清朝以明朝党争宦祸为鉴，规定士人“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雍正甚至亲撰《朋党论》告诫士子应“以朝廷之赏罚为是非”，“以君心之好恶为好恶”。第四，大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记载的文字狱有100多起，仅乾隆一朝就有74起之多，最著名的有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氏史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南山集案，雍正四年（1726年）的吕留良案等。文字狱株连之广，杀戮人数之多，用刑之酷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稳固了封建统治，但文人也因此都远离社会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以全身家性命。于是考据学兴盛起来，而思想文化却濒于窒息。
2、康乾时期的社会经济
清初社会经济由于受到明末农民战争和满清贵族的圈地掳掠及镇压人民抗清斗争的破坏，致使人民逃散、土地荒芜，经济残破。清政府不得不对统治政策进行调整，采取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首先，停止圈地实行更名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下令“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并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耕种的人所有，称做“更名田”。其次，招民垦荒。清政府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下令招民垦荒，但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清初的垦荒收效不大。康熙时，清政府鼓励乡绅富户招民垦荒，并将垦田多少做为考核官员的一个标准，使垦田面积增加。再次，宽松逃人法。清政府一直以严刑峻法来控制奴仆和“贱民”外逃，但“究治逾力，逃者逾多”。使清政府认识到仅恃严法禁止，并无益处，应予以体恤，遂逐步放宽了逃人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撤消了专门追捕逃人的督捕衙门。雍正初年，对一些所谓的“贱民”也陆续放免为良，列为编户。乾隆时，修订法律，又把雇工的地位提高了。第四，整顿赋役制度，实行“摊丁入亩”，（详见第 章第 节）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存在2000多年的人头税，对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五，废除匠籍。清初继承了明代的匠籍制度，但因“原匠子孙逃故无遗，”顺治二年（1645年）曾宣布“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但不久又恢复征收。康熙以后，随着摊丁入亩的实行，班匠银也并入田赋中征收，匠籍制从此取消。匠籍制的取消，放宽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
由于清初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生产在康熙时开始逐渐恢复和发展。农业方面表现为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水利得以兴修，农作物广泛种植，单位产量提高。清代的手工业发展主要表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细密，生产工具的改革与生产技术的提高上。其中丝织业仍占重要地位，制瓷、矿冶、制糖、造纸、制盐、造船、印刷等行业也有了明显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表现为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帮势力雄厚，商业城市增多，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经历明清之际的挫折后，也缓慢地成长。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工场有进一步发展 ，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明朝（详见第 章第 节）。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政策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清王朝统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巩固，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3、清朝统治的衰弱
“康乾盛世”是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而言的。此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兴起、发展并积极地向外扩张，“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仍在做“天朝上国”的美梦。然而封建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衰败”病毒，已从乾隆后期开始发作。
政治败坏 清朝前期几位皇帝尚能注意节俭，不过分奢华，到乾隆时就大不同了。他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如乾隆六次南巡，名为视河，实为游幸，耗费巨大。江南总督尹继善曾说：“惟于上之南巡，有意迎合，伤耗三吴元气”。上行下效，官僚、地主、商人的生活也穷奢极欲。乾隆内侄福康安“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着毳（豆毛）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当时就连一个小小的州县地方官也是僮仆成群。清朝官俸较低，知县的俸银仅45两，官吏的穷奢极欲，必然出现贪污，到乾隆后期，吏治已十分腐败，贪贿成风。乾隆帝的宠臣和珅，任军机大臣24年，植党营私，专权擅断，贪婪专横，他搜刮来的财产竟达22389万两，相当于国赋五年半的收入。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将额外加征，贪污行贿作为主要职责，致使政府机能失控，行政效率低下。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山东巡抚积压案就达1374起，讼案堆积如山。可见清中叶以后，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吏治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军队腐败 清中叶以后军队也日益腐化堕落。八旗兵在平定三藩时，就已表现出腐朽的迹象。到雍正时，八旗兵久不操练，军政废驰，名级将领玩忽职守，只知争田产，克扣军饷，一般士兵只知吃喝玩乐。嘉庆时，杭州阅兵竟出现“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的现象。随着八旗兵的腐败，绿营兵也逐渐蜕化，一遇贼匪攻扰即纷纷散失。由于军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清后期统治者只好借“乡勇”、“团练”来维持统治。
土地兼并与农民的抗租斗争 清代的土地兼并，康熙时就已开始，中叶以后呈愈演愈烈之势。如大官僚高土奇在浙江平湖置田产千顷，“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 广东巡抚百龄上任不到一年，占田50万亩，大学士和珅强占土地80万亩。土地兼并的加剧，使很多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全国“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土地兼并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清朝中叶以后，赋税剥削也十分繁重。清代平均地租大约占收成六成以上，除正租外，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时甚至超过正税10倍以上。农民无力承担苛重的赋税，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到乾隆后期更广泛也更加激烈。江西兴国农民为同地主斗争，组织了“会馆”，“小则抗租结讼，大则聚党据抢”。此外，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也爆发了抗租、霸佃斗争，甚至北方旗地佃农也开展了抗租斗争。
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 鸦片战争前夕，社会矛盾激化，各族人民起义不断爆发。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1781年至1784年甘肃先后爆发了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回族、撒拉族起义，以及1721年至1786年先后爆发的朱一贵、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等。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更长要数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湘黔苗民起义。
白莲教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张正谟、聂杰人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揭竿而起，湖北襄阳姚之富、王聪儿聚众响应。但由于白莲教各支义军不能以大局为重，联合作战。在清军的合围之下，嘉庆九年（1804年）起义被镇压下去。这次起义波击川、楚、陕、豫、甘5省，历时九年，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清政府以耗资军费2亿两，牺牲20多名高级将领的惨重代价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湘黔苗民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黔东松桃厅（今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寨营苗民石柳邓首先起义，湖南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相继起义响应，以“逐客民，复故地”为口号，队伍迅速发展到八、九万人。屡败前来镇压的清兵。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清军采用“以苗治苗”的办法，用分化瓦解、欺骗利诱、收买叛徒、坚壁清野等手段，才将长达12年之久的起义镇压下去。
天理教教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李文成、林清领导直豫鲁天理教起义，两人商定起义时间为9月15日。由于计划泄露，李文成被捕，其妻张氏率众在河南滑县提前起义，救出李文成，推李文成为天皇，建立政权。11月李文成战败自焚，这支义军被镇压下去。林清不知李文成提前起义，仍按原计划，在太监的引导下，进攻皇宫，由于敌众我寡，林清义军很快失败。天理教起义时间虽短，但由于爆发于清朝统治中心地区，并对禁卫森严的皇宫进行袭击，对封建统治的打击却是沉重的。
鸦片战争前的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却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削弱了清朝的实力，腐朽的清王朝正在走向衰败，而此时西方正在崛起，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迅速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在元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清两代更加重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强化中央对边区的管理与开发，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
（一）明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与开发
明与蒙古的战争 元朝被推翻后，蒙古贵族逃回塞外，继续统治长城以北大片地区，不断南下侵扰。14世纪末，内部纷争使蒙古分裂为南部的兀良哈、东部的鞑靼和西部的瓦剌。南部的兀良哈与明朝关系密切，内附于明朝，明在此地区设朵颜、福余、泰宁三卫。鞑靼与瓦剌在永乐时，接受明的封号，但鞑靼与瓦剌贵族不断引兵寇袭边境，明成祖遂于永乐八年（1410年）、永乐十二年（1414年）、永乐二十年（1427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5次率兵亲征塞外，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管理。
明英宗时，瓦剌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力量强大起来。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兵分四路南下，直逼大同。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于毫无准备之中率兵50万御驾亲征，却被蒙古骑兵包围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全军溃败，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也先死后，瓦剌内部因权力斗争而四分五裂，渐趋衰落。鞑靼部在达延汗的领导下逐渐强大，时常南下劫掠，对明朝构成新的威胁。俺答汗时，鞑靼部由于长期征战与内部分裂逐渐衰落下去，遂于隆庆年间（1567-1572）与明修好。从此，明朝的北方再未形成大的边患。
明与西南、西北各族的关系 云南、贵州、两广等地，聚居着苗、瑶、黎、傣等少数民族，明统一西南后，在滇黔地区修筑道路，设驿站，加强其与内地的联系。明政府沿袭元朝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制度，在那里实行土司管理，设置了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等，任用少数民族头人为长官，职位世袭，称为“土司”。但有些地区土司却发动叛乱，土司之间也常因纠纷而互相仇杀，明政府在平定叛乱和仇杀后，撤掉该地土司，改任流官，称为“改土归流”。
明初，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畏兀尔族和回族。畏兀尔族建立的割剧政权在明朝建立后，纷纷与明政府恢复联系。明朝先后在赤斤蒙古、沙州、哈密、安定、曲先、阿端、罕东、罕东左等地设立8卫，加强管辖，畏兀尔人和汉人共同为开发边疆作出了贡献。回族，明时称回回，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政治待遇与汉人差别不大，与汉人关系密切。回族还接受西方的天文、历算、医学等知识，对祖国文化有过贡献，明英宗时，还曾先后迁徙甘肃回民于江南，回汉人民交往更加扩大了。
明对西藏的管辖 西藏在明代称为乌斯藏，明政府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办法，在那里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朵甘行都指挥使司进行管辖，任命喇嘛教上层僧侣担任西藏各级政府官吏。为加强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明政府还修筑了从雅州到西藏的驿道。那时，喇嘛教分成许多教派，明成祖时，宗喀巴（1357-1419年）创立了黄教（格鲁派），黄教在明朝的支持下势力日益扩大。宗喀巴死，他的两大弟子继承衣钵，被明政府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和“大慈法王”，这两大弟子后被尊为达赖一世和班禅一世。随着明政府对西藏管理的加强，西藏与内地联系日益频繁，关系更加密切。
明对台湾的管辖 明承元制，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澎湖及其周围岛屿。明官吏陈侃出使琉球时曾巡视平嘉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地。胡宗宪编写的《筹海图编》也把钓鱼岛等岛域划入明政府的海防范围，这说明这些地区是中国领土。
高山族是台湾最早居民，郑和下西洋后，沿海居民纷纷渡海到台湾定居，他们与高山族人民共同为开发台湾，抵御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成作出卓越贡献。
明对东北地区的管辖 明朝建立后，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北移，使其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有了新发展。从永乐二年（1403年）起，明朝先后在建州女真居住地设置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史称“建州三卫”。永乐八年（1409年）明成祖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附近的元朝奴尔干征东元帅府的旧址设奴儿干都指挥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至外兴安岭，南临日本海的广大地区。明政府还不时派人巡视，1403-1432年仅太监亦失哈就出巡这一地区七次；他还在特林建造了永宁寺，并先后二次刻石立《敕修永宁寺记》碑和《重建永宁寺记》碑。碑文以女真、蒙古、藏、汉几种文字镌刻，记述了奴儿干都司和卫所设置的经过和钦差亦失哈等人对奴儿干“宣谕镇抚”的情况，这是明朝在奴儿干地区有效行使国家管理主权的历史见证。
（二）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及疆域的巩固
平定三藩之乱 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辖区内的都督、巡抚皆受其节制，并以“边疆未清”为由向朝廷索要军费，“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三藩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构成严重威胁。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七月，康熙帝正式下令撤藩。吴三桂于十一月首先起兵叛乱。不久，耿精忠、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也相继起兵响应，史称“三藩之乱”。康熙帝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出发，全力进行武力平叛，对吴三桂集中兵力坚决打击，对随同叛乱的耿精忠、尚之信等人则剿抚并用。经过8年战争，终于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了“三藩之乱”，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此基础上，清王朝开始致力于解决边境问题。
统一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委派官吏，发展生产，招募大陆人民赴台湾开发，向高山族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台湾农业生产的发展。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继承其职位。台湾政权的存在已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也不利于台湾的发展；且台湾孤悬海外，西方殖民者一直在窥视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后，开始为统一台湾做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领兵2万，战舰200余艘攻打澎湖，郑克爽战败投降，清军顺利占领台湾，从此台湾归入了清朝的版图。次年（1684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下设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并派军驻防。台湾府的设置，加强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东南沿海边防。
平定准噶尔叛乱 明末清初，蒙古族分裂为漠西、漠南、漠北三部，漠南蒙古在清军入关前，就归附了清朝。漠北和漠西蒙古也先后臣服于清王朝。其中漠西蒙古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四部，以准噶尔部势力最强。
康熙初年，准噶尔内部发生权力之争。康熙十年（1671年），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勾结沙俄，图称雄西北，分裂祖国。1690年至1697年，康熙帝三次率军亲征噶尔丹，大败叛军。噶尔丹失败后，一些准噶尔部贵族，仍不断在边疆挑起战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才最终彻底平息了危害边疆80余年的准噶尔部叛乱。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对这一地区实行军事管制。自此，新疆完全处于清王朝控制之下，西北边疆得到巩固。
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 土尔扈特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明朝末年，随着准噶尔部的日益强盛与扩张，土尔扈特部被迫迁至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受到沙俄政府的控制和压迫。土尔扈特部虽移居异乡，却始终保持着与祖国的联系。清朝建立后，他们多次奉表入贡，清政府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派内阁侍读图理琛为使臣率团前往探视，抚慰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部。18世纪中期，沙俄加强对土尔扈特部的压榨，激起土尔扈特人的强烈反抗，并使他们下定重返祖国的决心。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一月，土尔扈特部16.9万多人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发动起义，走上归国的艰难历程。他们历经8个月的长途跋涉，冲破俄军的重重阻挠，胜利回到祖国的怀抱，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清政府也格外重视，为他们划地安置，乾隆皇帝亲自接见渥巴锡。土尔扈特部的重返祖国，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清代称天山南路的叶尔羌（今新疆莎车）汗国为回部，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是维吾尔族。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回部首领大小和卓举兵反清，并控制了回疆大部分地区。次年，清军前往回疆镇压叛乱，在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持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巩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
大小和卓叛乱平息后，少数残余分子并不甘心失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在英国支持下，发动叛乱，至道光十七年（1827年）方被平定。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路后，将这一地区改为“新疆”，并派兵驻守，清政府在天山南路噶什喀尔设参赞大臣，大大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
对西藏的管辖 清初，西藏即在清朝的统治之下。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五世到北京朝见顺治帝，清政府赐其金册、金印，并正式赐予其“达赖喇嘛”称号；后来五世班禅入京，康熙帝赐其“班禅额尔德尼”封号。此后，历代达赖、班禅必须经中央政府的册封。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驻藏大臣，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乾隆时，又多次镇压了叛乱，包括廓尔喀（今尼泊尔）军队的入侵。为加强控制，清政府又颁布《钦定西藏章程》，进一步确定了驻藏大臣与当地宗教首领的“平等”地位，达赖、班禅的继承人选，也必须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由“金瓶掣签”法来认定。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减少西藏的混乱与纷争，也有利于我国西南边防的巩固。
改土归流政策 清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除少部分被明政府改土归流外，其它地区仍然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具有深厚的割据性，严重威胁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和国家的统一。且他们之间互相攻伐，人民深受其害。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巡抚兼总督鄂尔泰提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主张，得到雍正帝的大力支持。鄂尔泰采取“改流之法，计擒为主，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的方针，几年内改土归流309处。乾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政府平定川西北的大小金川叛乱后，废除大小金川的土司制度，亦改设流官管理。至此，自明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完成，其政体与内地基本一致。改土归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友好团结。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与统一青海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在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支持下纠集20万军队反清，进攻西宁。雍正帝派年羹尧和岳钟琪率兵平叛，罗卜藏丹津败走柴达木地区负隅顽抗。次年二月，清军突袭，击溃叛军。从此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统治之下，清政府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并设青海办事大臣，加强对青海的统治。
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条约》 17世纪中叶，沙俄军队越过外兴安岭，侵犯我国黑龙江流域，强占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筑城据守。康熙帝为保卫边疆，曾亲赴东北视察边防形势，决心组织自卫反击战。1685年春，康熙帝派彭春率军进攻雅克萨，俄军宣布投降。但当清军撤离后，俄军再次进占雅克萨。次年6月，康熙帝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再次开赴雅克萨，讨伐俄军。清军围困困雅克萨半年之久，沙俄军队伤亡惨重，侵略军头子阿尔布津被击毙，在这种形势下，沙俄政府不得不接受清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中俄边界问题的和平建议。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双方在尼布楚进行会谈，经过长达半月之久的争论，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北部边界。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平等条约，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叶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暂时遏制了沙俄侵略野心。
清政府通过以上治绩，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广阔而又稳固的疆域。它西起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有唐努乌梁海之地，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成为亚洲最大的国家奠定了我国今天疆域的基础。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加强了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其历史意义无疑巨大而又深远。
思考题：
述评隋朝创立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
简述唐“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及其内容
试析周世宗改革的主要内容和作用。
试析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
析论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及其得失。
简析元朝统一全国的历史意义。
试述张居正改革的内容和作用。
述评康熙帝在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上的功绩。
简述清朝疆域的四至
10.简述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强化的措施和特点。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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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
第一节 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经济状况
一、人类求生存的群体组织与经济活动
原始社会不仅是世界各民族在其历史初期的必经过程，而且也是后来人类社会更高发展的最早基础。原始社会可以分为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
原始人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这时候的原始人，在森林丛生、野兽出没的环境里，单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自卫和谋生的。“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于是几十个人结成一群，相互协作，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在当时劳动能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原始人群还不能驯养动物和种植粮食。他们的谋生方法只能是采集和渔猎，利用自然界的现成物品。原始人用棍棒、石块、石矛等简陋工具来猎取野兽，捕捉鱼鳖和采集植物的果实和块根。在北京人的洞穴里发现有大批鹿骨，说明他们曾猎取鹿作为食物。在群体里，猿人的两性关系是原始的杂乱关系，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在习俗上还没有任何约束性的规定。这种原始人群是最早期的人类社会组织。
在氏族公社阶段，人类首先进入的是母系氏族公社。这时人们的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比过去提高，制造出的石器类型更明显，种类也更多。在公社内部存在着按性别和年龄区别的简单分工。男子外出狩猎、捕鱼，女子从事采集植物、看守住所、缝制衣服和养老抚幼。老人和儿童也从事辅助劳动。由于渔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妇女的采集在当时人们的谋生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河套人的遗址，曾发现火烧过的骨骼和灰烬。这些用火的痕迹，究竟是天然火还是人工火还难确定，但从北京人已经知道用火的情况来看，又晚了三、四十万年的河套人掌握人工火的技术也是很有可能的。古籍上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火的使用，对远古人类生活的提高和体质的进步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在原始社会的早期，人们只能进行渔猎和采集，只能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来维持生活。到氏族制度形成和发展以后，人们已经可以逐渐地把自然界的某些东西再生产出来供生活之需。各地区的氏族部落都根据当地的条件，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大体上说，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边远草原地区的氏族部落形成了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些氏族部落虽然也经营农业，但渔猎所占比重较大。可以想象，以发展农业为主的氏族部落，由于生产的需要，就相对地定居了下来。
二、 生产工具在斗争中的演进
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主要标志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猿人从能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候起，便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生产劳动，开始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为人类的目的服务。北京人的洞穴里遗存了大量石器。这些石器是经过敲打、砸击制成，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在北京人住过的山洞里还发现有火烧过的灰烬、石块和兽骨，这说明他们已经能掌握和使用天然火。火的使用，对原始人体质的发展，对其和大自然斗争能力的提高，都具有巨大意义。早在四、五十万年前的遥远古代，我们的祖先就不仅能够制造工具，而且已经开始用火，这的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三、 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
原始农业是妇女发明的。她们经过长期采集和保管野生植物的实践，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试种，终于发明了农作物的栽培。在最初，农业耕作也由妇女领导进行。当农业季节到来的时候，她们率领氏族成员一齐出动，披荆斩棘，焚烧林木，开辟土地，挖洞点种。古籍上说：“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些传说，对农业的发明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实际上农业并不是个人的发明，而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妇女群众的创造。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西安半坡村、宝鸡北首岭和华县护泉村等仰韶文化的遗址，都曾发现粟的皮壳，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粟是耐旱作物，适宜于我国西部的黄土地带。在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还发现了白菜或芥菜类植物的种籽。除了粟以外，在江南一些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稻谷和农业生产用的骨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些遗物。
对河姆渡遗址已经进行过两期发掘，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遗址第四层年代，据初步测定约距今六千七百年。在遗址第四层广达四百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谷壳、稻叶、稻秆等的堆积。堆积物的厚度自十至廿厘米、三十至四十厘米不等，最厚处达七十到八十厘米。稻的遗物，据科学分析，断定不是野生稻，而是人工栽培的籼稻。稻有旱稻和水稻两种，河姆渡一带多沼泽，所发现的稻估计是水稻。这里稻的堆积物有如此之厚。说明当时人们已在此经历了长时间的农业定居生活。除了河姆渡的发现以外，在上海青浦崧泽和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也都发现籼稻的稻谷和稻叶。看来，在江南水稻的种植是比较普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骨耜，仅第四层就出土了七十六件。这些骨耜是用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都比较精致，大小不一，一般长二十厘米，刃长十一厘米、柄部宽四、五厘米。骨耜略呈梯形，上端厚而窄，为装柄处，下端为刃，宽且薄。装柄处可缚以木柄，并可绑横木棒以便足踏。这是当时翻土用的主要农具。原始人最早的挖掘工具，只是一个尖木棒。河姆渡时代，发展到在木柄下绑以扁平的骨耜，便于掘土，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由于农业还很原始，还不能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所以渔猎仍有一定意义。在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人们已经使用弓箭和网罟，使狩猎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弓箭不但可以狩取走兽，射击飞鸟，同时也能大大加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斗争力量。“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人们在狩猎中常和动物接触，逐渐懂得了动物的驯养。最早饲养的动物是狗，以后又养猪、鸡、羊、牛等。随着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有些人专门从事农业，有人专门从事畜牧业，渐渐出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原始农业的发展，又为原始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制陶是这时新产生的一项手工业，它的出现是和原始农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发明制陶的也是妇女。在许多氏族遗址里，都发现有陶窑的遗迹。如西安半坡村已发现六座，华县护泉村的一个地点已发现七座。当时的陶器不但使用价值大，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仰韶文化以制作精美的彩陶著称，因而也有人称之为“彩陶文化”。西安半坡出土的陶钵口沿上有二、三十种符号。这些符号有可能是数字记号，也可能是最原始的文字。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大批陶器。其中有一夹炭黑陶的猪纹方钵，钵上刻有猪图，形象生动。还有一稻穗纹陶盆，也是夹炭黑陶，盆外壁刻有对称的稻穗纹和猪纹，这大概反映了当时猪与农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些宝贵创作是我们祖先创造的艺术结晶，也是古代世界艺术的珍品。
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一个漆碗。这件器具系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状，有圈足。器壁外敷有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经鉴定，这种朱红色涂料“经裂解后，涂氯化钠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同”。另有报道说：这种朱红涂料，“光泽鲜艳，它的物理性能和漆相同”。如果这些鉴定正确，这就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漆器了。
此外，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纺织和缝纫也有进步。当时妇女们采剥野麻纤维，用陶或石的纺轮捻成线，再织成布。陕县庙底沟和华县护泉村在陶器上发现有布纹痕迹，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十根。这种布当然还很粗糙，但已经可以用作制衣服的材料了。
在母系氏族公社后期，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渐渐超过妇女，妇
女只承担家务和养育子女，于是母系氏族公社渐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大约在五千年前，我国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一些氏族部落，都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甘肃临夏秦魏家曾发现一座这个时期的男女合葬墓，男子仰身直躺，女子侧卧曲肢。在武威皇娘娘台的一座男女合葬墓中有一男二女，男子仰身直肢，居于正中，女子侧身曲肢，居于两旁，面向男子。这种情形，反映出妇女的地位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
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
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水平都比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有所提高。
在农业生产方面，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有改进，耕地面积也有增加。根据出土的文物得知，当时精磨钻孔的技术已普遍应用于生产工具的制造。砍伐用的大型石斧，大多是精致磨光，体形圆扁，便于使用。挖地用的石铲，多磨制成宽大扁平，便于翻土。收割用的石刀，多制成半月形，以便握拿。人们还创制了骨铲以及安柄使用的石镰和蚌镰等。农作物在黄河流域仍以种粟为主，长江流域种植水稻。除了籼稻以外，又有粳稻。这在湖北京山屈家岭、浙江吴兴钱山漾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不但是最早产粟的国家，而且栽培水稻也已有悠久的历史。
与农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有显著的进步。在陕县庙底沟二十六个龙山文化窖穴里出土的家畜骨骼，竟比同地一百八十六个仰韶文化窖穴中出土的总数还要多。仰韶人饲养的家畜只有狗和猪两种，而龙山人已经是六畜俱全，马、牛、羊、鸡、犬、豕，样样都有了。猪的饲养尤其多，猪骨在居址的每个角落都可发现。这时农业和畜牧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渔猎和采集仍不失为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
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手工业的发展也很突出，其中特别显著的是制陶业。这时采用了快轮制陶的技术，制出来的陶器形状规则，厚薄均匀，生产效率也大为提高。在父系氏族公社阶段，金属制品又有出现。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临夏大河庄和秦魏家遗址都发现了红铜制品，如铜刀、铜锥、铜凿、铜环、铜匕等。当时冶炼的红铜很纯，还没有人工加入铅、锡等成分。红铜便于成形，易于改制，有一定优越性。但因铜矿发现有限，红铜质地又较软，故还不能用来代替石器。手工业中的纺织也有新的发展，生产技术较前提高。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不少麻丝制品。麻制品有麻布残片、细麻绳；丝制品有绢片残片、丝线、丝带等。绢片残片系用家蚕丝织成，组织密度达每英寸一百二十根，比之过去的纺织物有很大进步。出土的这些遗物说明，我国当是发明蚕丝业最早的国家。
由于手工业的重大发展，结果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
第二节 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
一 、井田制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历史上著名的井田制。
井田制作为一项土地制度，首见于《孟子》。《孟子·滕文公》里说：“（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按照孟轲的意思，所谓井田制是一方里九百亩土地作为一井；一井分成九块，每块各一百亩，当中一块作为公田，其余八块作为私田，分给大家；八家同种当中的一块公田，耕完公田，才能耕私田。这就是井田制的内容。自从《孟子》提出井田制以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议论很多，不断地对孟轲的说法加以补充和引伸，越说越完整，越说越齐备，于是井田制也就成了他们笔下古代理想的土地制度了。
井田制有两种含义，一是田地形式。一般田地中有沟、渠、道路，自然分割成方块，"井"是田地的象形字。二是经营方式，也就是剥削方式。井田分公田、私田，驱使奴隶无偿代耕公田，以劳役地租的形态剥削奴隶。
在原始社会中土地是公有的。进入私有制的奴隶社会以后，土地演变为以王为代表的整个奴隶主阶级所有。夏代的历史资料比较缺乏，但商、周时候的材料已很丰富，使我们可以确知当时是存在过井田制的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田字写作田、囲等形状。从字形来看，很象是阡陌、沟洫把土地分成了整齐的方块，其中有四、六、八或九块不等。文字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种象形字反映出当时的土地正是由这些井字形规整的方块田所组成的。每块田大概都代表了一定的土地面积。同时，方块田之间的阡陌、沟洫说明商代的耕地里，已经有了原始的灌溉系统。这些方块田，由商王在奴隶主之间，按照亲疏尊卑的等级，连同土地上的奴隶赐给臣下。得到井田封地的奴隶主，对土地可以世袭享用，但不能私自转让或买卖。他们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商王的。
在西周，全国的土地仍然属于最高的奴隶主头子——周王所有，即《诗经》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代承袭了商代的井田制，并更有所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灌溉和道路系统，每块土地也已规定了准确的面积。周代把一个男奴隶所能耕种的百亩土地称为一田。西周的铜器铭文里有关于周王赐臣下“一田”、“十四”、“卅田”、“五十田”的记载，说明“田”必定代表了一个固定的面积。周代井田制的规划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区以九夫为井，方一里；方十里为“成”，即一百井；方百里为“同”，即一万井。也有的地区是十夫为井，以十进位，“十夫”、“百夫”、“千夫”等构成井田制的体系。无论那一种井田规划，在田与田之间都修筑有灌溉的渠道和相应的道路。灌溉系统称作遂、沟、洫、浍、川；道路系统称作径、畛、涂、道、路。
在我国商、周奴隶社会，采取这种井田制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当时，井田制大致有两个作用：第一，作为计算俸禄的标准。有了这种方方正正、代表一定亩积的井田，商王和周王就可以在给下级分封土地时，有一个计算俸禄的单位，如“一田”、“五田”、“五里”等。国王可以按照这样的单位，把土地连同上面的奴隶，作为俸禄赏给臣下，由他们世袭享用。第二，作为加强残酷剥削奴隶的一种方式。奴隶们处在牛马不如的悲惨境地，对生产自然是毫无兴趣的，经常消极怠工。因此，奴隶主就用强制手段，迫使一定数量的奴隶耕种一定数量的方块田。在西周，有的地方规定一夫耕一“田”。奴隶主就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对奴隶的监督和压榨，迫使奴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财富。耕作井田的农民，称为庶人或庶民。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孟子》书中虽然很早地提出了井田制，但是孟轲所说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商、周时候井田制中的土地并不是给予奴隶，而是给予奴隶主的。并没有什么八家共井，各私百亩，同养公田的问题。井田制只是一种作为分封赏赐和加强压榨奴隶劳动的土地制度而已。
二、 奴隶社会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
在夏代，农业已经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了。在龙山文化遗址里曾发现石斧、石刀、石铲及蚌锯蚌刀（形状似镰）。在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大批生产工具，最多的是石器，其次是骨器和蚌器。在遗址发现了许多石镰、石刀，这应当是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的确切证明。在龙山遗址还曾发现大批兽骨，其中以猪、狗骨为最多，马、牛骨次之，大概当时畜牧业在社会生产中仍有相当的重要性。
商人最初大概是很会作生意的，是一个买卖交易很发达的部落。到了盘庚迁殷以后，农业生产技术已有提高，不需要再不断地搬迁了。大概到盘庚以后，商人已经进入定居的农业生产阶段了。
商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是很有利的。商人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易于耕作的黄土层。从卜辞关于降雨的记录来看，一年之中十二个月都有降雨。这时商人的农业灌溉系统大概也有一定的发展。前面说过，甲骨文田字写作囲等，表示方块田和方块田之间修筑有沟洫和阡陌，说明灌溉系统比较密集。商代的农作物见之于甲骨文的有黍、稷、麦等。《尚书·盘庚》说：“若农（指农田耕作者）服田力啬，乃亦有秋（指秋收）。”意即劳动者在田地上辛勤耕种，就可以获得秋收，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努力耕作和秋收的关系。甲骨文还有蚕、桑、丝等字。考古工作者在商代铜器上曾多次发现丝织品残纹，从而得知当时人们已经会织斜纹、花纹等比较复杂的纹样。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有了最早的蚕丝业，到了商代，栽桑、养蚕、缫丝更有所发展也是很自然的。
在农业生产上，奴隶社会主要仍然使用木器、石器或蚌器。在殷墟王宫附近，曾经发现三千多件石镰，大部分是镰坯，一部分有清晰的使用痕迹。商代的青铜制造业已经相当发达，在考古中曾发现臿、斧、铲等青铜农具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青铜工具。不过，总共发现的青铜农具极少。大概由于当时青铜是贵重合金，只能用于制造兵器和贵族用具，不可能供奴隶普遍地用于农业生产。农业奴隶都使用着石器和木制工具，被大批地驱使在农田上劳动，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作，甲骨文中称这种耕作方法为“籍田”。“籍”字象许多耒在田野上并肩前进，表示集体耕作之意。
有的研究者根据甲骨文“犁”字推测，估计商代可能已经出现了牛耕。这时即使出现了牛耕，想必也不会普遍。因为当时牛马的价格远比奴隶为贵，牛主要用于“宗庙之牺”和驾车，所以奴隶主是宁愿使用奴隶耕种而不愿用牛耕的。
畜牧业在商代已经不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了，但由于地广人稀适宜饲养家畜，所以畜牧仍很发达。当时不但饲养家畜，并且还饲养象。甲骨文中有“象”字，形状十分逼真。《吕氏春秋·古乐》篇也提到“商人服象”，即用象为人服役。当时饲养牲畜的头数也很多，商人常用家畜殉葬和进行祭祀。在殷墟曾发现用作祭品的牛、马、羊、鸡、犬等大量家畜的骨骸。甲骨文有“百牛祭用”，“御（祭）牛三百”的记载，即用一百或三百头牛作祭品。一次能用几百头牛作祭品，说明畜牧业是很发达的。
周代的农业生产比商王朝更有所提高。
周人从事农耕的起源很早。《史记·周本纪》里说，周人的始祖后稷“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到后稷三世孙公刘时，周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农业更为发达。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的时候，因受戎狄的压迫，全族又迁徙到周原（今陕西岐山）。周原土地肥美，宜于耕植，便在这里定居下来。所以，周人的农业生产并非始自灭殷以后从商人承继而来，而是早有基础的。
西周农业生产的情况，在《诗经》里有不少反映。《诗经·周颂·噫嘻》篇说：“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意思说，伟大的成王，光临到这里。率领着农夫，播种百谷。努力耙松您的私田，终三十里的面积。《诗经·周颂·载芟》篇里也说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意即铲除野草杂树，土地耕得很快，两千个奴隶，布满了田间小路。在这些诗句里，虽然有对奴隶主头子的歌颂之词，但也客观地反映了强迫奴隶进行生产的宏大规模。当时的农业产量大概已经不低了。《诗经·小雅·甫田》说：“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意思说，王家的谷子堆得象草房，象车蓬。王家的谷子，堆得象小岛，象高峰，要准备一千座谷仓，要准备一万只罗筐，好来装这些粮食。想来只有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奴隶主头子的仓库才能如此丰积如山。可是奴隶自己吃什么呢？“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我取其陈，食我农人”。劳动者自己只能吃苦菜、臭椿和陈腐的粮食。这些粮食的名称也见之于《诗经》。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黄鸟黄鸟，无集于谷”，“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等。其它的农副产品还有桑、麻、瓜、果等。
西周的农具主要是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但金属工具有所增加。《诗经》农事诗中已出现了“钱”（铲）、“镈”（锄）、“铚”（镰）等字体，如“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这些字都从“金”，说明已经是金属工具了。这时的金属农具还是青铜所制，在西周遗址和墓葬中曾出土过青铜镰、青铜镈和青铜臿。这时的金属农具，虽然仍很少，但比之商代又有增加。这说明了生产力的提高，应是一项不能忽视的事实。
由于这时还未大量使用金属农具，农业耕作尚不很精细，但简单的引水技术以及治虫、用肥等也已开始出现了。《诗经·小雅·白华》说：“滮池（今西安西北）北流，浸彼稻田”，可能是引水灌田。此外，还有取水灌田的办法。《诗经·大雅·泂酌》说：“泂（音回，远地之水）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即取远地的水，用以灌溉。西周时劳动人民也早已注意到绿肥的使用。《诗经·周颂·良耜》说：“其镈斯赵（锐利），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说明人们在去除杂草之后，利用这些杂草作为绿肥，使黍稷长得更加茂盛。当时劳动人民甚至也已创造了一些治虫的办法。《诗经·小雅·大田》谈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螣就是蝗虫，这是危害农作物最甚的害虫。从《大田》的诗句中可以看到，早在两三千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已采取了用火诱杀害虫的办法。
西周时，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已明显下降了。由于农业已发展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畜牧业的地位就渐渐下降，成了依属于农业的部门。周初的祭祀，有时还用到牛五百多头，羊、猪两千多头，后来用牲的数量逐渐减少，这种情况反映了畜牧业地位的变化。
东周春秋时候，农业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一个突出的情况是铁器在农业生产上开始使用。
我国古籍中曾有关于春秋时候铁农具的记载。如《国语·齐语》说：“桓公问曰：‘……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则可能是指铁。假如这样理解正确的话，“鉏”、“夷”、“斤”就都是铁农具了。《战国策·齐策》中也说：“使曹沫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铫鎒与农人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夫。”“铫鎒”，大概也是铁农具。这段话所描写的仍是齐桓公时事。在地下发掘中，也曾出土过春秋晚期的铁臿、铁削等铁农具和铁器物。
劳动工具的改进，对开垦荒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周时各处的荒地还很多，到春秋末年这种情形已大为改观。西周末，郑人迁到今河南新郑县，“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宋、郑之间过去有不少荒地，到春秋后期逐渐开辟，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六个邑。春秋初年，晋国的“南鄙之田”还有野兽出没，不久，这个地方也完全开辟出来。楚国初迁到江汉地区的时候，还是“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状况，后来则发展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到了春秋晚期，牛确实已用于耕作了。《国语·晋语》里说到，春秋末年范氏、中行氏的子孙逃到齐国，把用于祭祀的牛用来耕田。再联系到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的例子来看，可以肯定春秋晚期在农业上使用牛耕已经是常见的事了。
这个时期似乎也已产生了独立的园艺。《论语·子路》里记有：“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可见“圃”与“农”已经分立了。
从商代的历史资料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古代很高的技术水平。
商王朝建立以后，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的生活需要，曾经在城市里普遍设立了手工业作坊，驱使大批奴隶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当时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分工很细，比如在殷墟曾发现石器、玉器、骨器、铜器等各种作坊。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缝纫等也均见于甲骨文的记载。
在各种手工业中，青铜器制造的成就特别突出。青铜是红铜和锡的合金，因颜色青灰，故名青铜。在殷墟宫室宗庙遗址附近，曾发现了许多炼渣和器范，说明那里曾设有大规模的铜器作坊。在郑州，也曾发现商代前期的炼铜遗址。此外，从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也可以推测，在各级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都邑中，也都设有大大小小的铜器作坊，这类作坊遍布商王朝统治的广大区域。关于青铜器的制作过程，资料中较少记载。根据对实物的考查和分析，估计冶铸过程大体可以分为选料、配料、制范、冶炼、浇铸、打磨修饰等几个工序。经过修饰打磨以后，一件青铜器就算完工了。
历年出土的文物表明，商代的青铜器不但种类繁多，而且产量很大。现已出土的青铜礼器多达数千件，兵器和车马器的数量更多。从各类铜器的种类来说，生产工具有锛、锯、凿、铲等；烹煮器有鼎、鬲（音立）、甗（音眼）等；酒器有爵、觚（音孤）、觯（音支）、斝（音贾）、尊、壶、卣（音酉）等；储盛器有簋（音轨）、盘、盂等；兵器有戈、矛、钺、镞等；乐器有铙等；此外还有各种车马器、装饰品和随葬品。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铜镜，在商代已能制造了。由于商代的青铜制作业很发达，当时的整个手工业生产也都用青铜工具装备了。
商代青铜器的生产，除了种类多、数量大以外，技艺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高一百三十七公分，横长一百一十公分，宽七十八公分，重八百七十五公斤，周身饰有兽面纹，形制雄伟，造型美观，在世界古代工艺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这样大型的青铜器需要两三百个人密切分工合作才能制成，由此商代青铜业生产的规模和技艺即可想见了。
一九七二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这件兵器是铜制，但在刃部嵌有铁质的钺刃。刃部经科学检验，证明是陨铁。我们知道，陨石的含铁量常常很高。大概人们当时是把陨石锻打为铁刃，嵌入铜钺。解放前有两件商末周初的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流入美国，传说为一九三一年出土于河南浚县。这两件铜器中的铁部经科学分析，断定也是陨铁所制。商代虽然还没有发明炼铁技术，但是人们已经认识到铁的性质，并已开始使用陨铁作为铜兵器的刃部了。
西周时手工业的种类很多，分工也细。《考工记》上说，周代“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拍）埴（粘土）之工二”。分工可说很细。
在各类手工业中，青铜器铸造仍然是最主要的部门。西周青铜器制造业的分布地区比商代广，在江苏镇江烟墩山、安徽屯溪和辽宁凌源等地都有过重要的地下发现。当时的一些主要城市和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冶铸作坊，有的规模还很大。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历年来曾发现过大量的礼器、用具、兵器、工具和饰物等。据《考工记》记载，周人制造各种青铜器，使用了不同的铜锡比例。“金有六齐（类）。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周人在制作青铜器合金的比例上，已经有很高的认识了。西周青铜器上一般都铸有铭文——金文。商代的青铜器已经有了铭文，但多不长，少则两三个字，多的二三十字，且有铭文的还是少数。西周的青铜器不但大都有铭文，而且有些大铜器铭文很长。例如，成王时代的《令彝》有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时代的《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字，宣王时候的《毛公鼎》更长达四百九十七字。铭文的内容很广泛，不但有铭功记德，同时，也有关于社会政治制度、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关系、赏赐土地和奴隶等各方面的记载。这些铭文，是我们研究西周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
西周的手工业除了青铜器的制造以外，陶器、漆器的生产也都有进步。西周时候还出现了一项新兴的手工业即玻璃的制造。一九七二年，河南洛阳庄淳沟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个穿孔的色料珠。一九七五年于宝鸡茹家庄又发现了上千件西周早中期的玻璃管珠。经鉴定证实是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钙钠玻璃不同。解放以前历史学界流传着“玻璃外来说”，上述这些考古发现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在两三千年前已能自己制造玻璃了。
东周春秋时候，手工业中的青铜器制造又有改进。这一时期，各地青铜器的生产非常普遍，可以说已遍及各诸侯国。
我国古代炼铁究竟起源于何时，尚不能确考，估计可能在春秋初年。我们已知，商人只能用陨铁制成兵器的刃部，但不知炼铁。从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大致在春秋中后期冶铁手工业已有一定规模。《管子·海王》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说明铁器已很普遍，种类也很多。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用铁铸刑鼎也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事。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足见铁在晋国已很普遍；同时，能够浇铸上面有法律条文的刑鼎，也说明晋国已有较高的冶铸水平。既然春秋晚期已经达到这样的冶铸水平，那么炼铁很可能起源在早于这时的春秋初年。
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古代块炼铁、铸铁和钢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这在世界冶铁史上几乎还没有先例。一般说，古代世界各民族炼铁都是从块炼铁开始。块炼铁是用木炭火在较低的温度下（摄氏八百到一千度）还原铁矿石而成。这种铁呈海绵状，含碳量较低，杂质很多，要经过反复锻打才能得到较纯的铁块。铸铁（生铁）不同于块炼铁，是在一千一百五十至一千五百度的温度下炼出来的。含碳量一般超过百分之二，质地坚脆，杂质较少，出炉时呈液态，可以浇铸成型。春秋晚期的钢剑，经科学分析大概是用块炼铁在木炭火中加热，使表面渗碳，并经过折叠锻打制成。用这种方法炼出的钢称为渗碳钢，也称块炼钢。
我国古代的冶铁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在西方，如地中海周围的一些地区，虽然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可是我国却后来居上，很早就创造出了冶炼铸铁的技术。欧洲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才开始应用铸铁，反而比我国晚了一千九百多年。
总之，春秋时候铁器在生产领域已经逐渐发挥作用了。
手工业生产中除了前面说过的铜器、铁器部门的发展以外，煮盐业、漆器业也在春秋时候兴盛起来。晋国的池盐、齐国的海盐都很著名。漆器是我国南方的特产，以楚国最为发达。其它如制陶、制革、纺织、染色、玉器、石器等也都有进步。 三、 奴隶社会的商业与货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更加发达起来。
真正的商业活动从商朝开始，商人的名称也与此有关。商人名称的由来：《汉书》 “通财鬻货曰商”。《白虎通义》说：“商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说文》中有“商”字，解释说：价贾也，从贝、商省声。此是商业的起源，因最初商品交换媒介，必用贝货，所以说该字从贝，训为行贾，保存了原始商业若干用贝的史影。所以有些学者把殷人称为商人。
在商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
商人的祖先大概是很长于贩运交换的部落。传说商王汤的十一代祖相土发明马车，七代祖王亥发明牛车。《世本》说：“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诗经·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明商人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使用车马，并且到很远的地区去进行贸易。看来商人最初是很会作生意的。商王朝建立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提高以及各生产部门内部分工的日趋细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自然也就更加发展了。殷墟曾经出土大量的玉器和贝，还发现有鲟鱼鳞片、鲸鱼骨、海蚌和占卜用的大龟。这些东西显然不是地处中原的安阳所产，而是来自远方，说明商业活动的范围已经很大。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货币也出现了。随着商品交换的进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需要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其种类有海贝、骨贝、珧骨、铜贝等。当时作为货币使用的是海贝。商王和奴隶主贵族常以贝赏赐臣下。殷墟后冈出土的一个铜鼎上有：“丙午，王商（赏）戌嗣子贝廿朋”的铭文。朋是贝的数量单位，每朋可能是串起来的十个贝。后来大概由于交换发展的需要，又出现了骨贝和铜贝。一九五八年在殷墟大司空村的发掘中，曾发现过仿海贝铸成的铜贝，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在春秋初期，作为商品交换的主要是奢侈品。到了春秋末年，商品种类进一步扩大到生活必需品。这一时期，虽然贝仍然作为货币使用，但由于交换的发展也出现了镈状的金属铸币。考古工作者在侯马晋国都城的铸铜遗址发现了铜币——空首布。在这里不仅发现了空首布原物，同时还找到大批空首布内范。这就说明至少在春秋晚期，晋国已经使用了铸币。
春秋时期有一个与商业发达相联系的情况是独立商人的出现。在过去，商业或手工业全都由官府垄断，即所谓“工商食官”“工商在官”。这时，在某些官府商业存在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商人。《左传》上有一段话记载郑国君和商人的盟约说：“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也不干涉商人的经营，不侵占商人的货物财产。郑国大商人弦高犒秦师的事是大家所熟知的，弦高当然是独立的商人。晋国贵族荀莹被楚国俘获，也曾想托郑国商人营救。这样的商人自然是独立的商人，而且在社会上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孔丘的弟子子贡也是个著名的大商人。这个经商于曹、鲁之间，使孔丘名扬天下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社会地位很高。这时，也有经商出身的人后来作了大官或公卿大夫弃官经商的例子。例如春秋初期，齐国桓公的相国管仲曾经过商，他当政以后并在齐国执行了重商政策。春秋末年越国的大夫范蠡在勾践灭吴后，弃官出走，在陶地当商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陶朱公。这些例子，对春秋时候商人的地位是一个很好的反映。
另外一个和商业发展相联系的情况是一些商业发达城市的兴起。例如新郑是郑国的都城，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定陶地处齐、宋、鲁、卫之交，也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齐国的临淄在春秋时候是海岱的商业中心。
第三节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的社会经济
随着西周以来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使奴隶制度渐趋瓦解，封建的生产关系逐渐产生。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变革的趋势和特点是奴隶制的日益消亡和封建制的逐渐产生。促成这一社会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 生产力的发展
1．铁器的使用
恶金与美金：春秋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之一，是铁器的使用。由于铁器色黑、粗陋，不象青铜那样漂亮，所以当时被称为恶金，青铜则被称为美金。
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已证明春秋时期铁器有了广泛的应用。
铁器的应用，为兴修水利、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深耕细作提供了工具，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2．牛耕的推广
饲养牛、马、羊等牲畜，从原始社会早期已经有了，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王亥服牛，饲养使用家牛，牛和马主要是用来拉车、运货、经商，进入奴隶社会，国王和贵族用牛作为祭礼上帝祖先的祭品，是牛的主要用途。甲骨文中有类似“犂”的形状的字，象用牛耕田的形象，文字结构往往反映了社会生活，牛耕始于商代，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时主要是作为宗庙之牺，用于耕田不普遍，对生产力还没发生重大影响。到了春秋时代，牛耕进一步推广，从孔子弟子的姓名也可看出，冉耕字伯牛，可马耕字子牛（《史记·仲尼弟子传》），晋国大力士牛子耕，以及“犂牛之子骍且角”（《论语·雍也》）等资料中，可见犁与牛连用。申叔时劝楚庄王灭陈时，用牵牛过田，田主夺牛为例来劝阻。“宗庙之牺，为畎每之勤”，意思是宗庙中作为牺牲的牛现在变成了田地里耕作的劳动力，反映了牛耕的推广。到了战国时，秦国也用牛耕。西汉时中央官吏把牛耕推广到边远地区，牛耕逐渐在整个中华大地上推广开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3．水利事业
由于劳动工具的改进，促进了水利灌溉带来的发展，郑子产治理田的封疆，开挖灌溉沟渠。公孙敖主持兴修芍陂。桔槔汲水。
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剩余产品增加。 二、 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井田制的破坏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许多荒地、旷土隙田开辟出来，成为庐田庑舍，而井田却由于民不肯尽力而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奴隶主却尽力驱逐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西周末期以来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这是钻空子，在一种新的社会事物产生时，往往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相当宽松，因而能得以充分获得利益，当各种人物都从事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制约措施也就相继出台了。
各国诸侯对土地特别重视，这也是大国争霸的主要目的，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诸侯掌握了过去由周天子所独有的向臣民赐田的特权。有权赐也有权夺回，发生了争田、取田、赂田、疆田、归田事件。“田里不鬻”的格局出现了缺口，土地关系正走向私有化道路。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井田崩溃过程也先后不一。井田崩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封建关系的产生
从西周中晚期开始，井田制就已经动摇，出现了土地转让等现象。进入春秋以后，井田制进一步遭到破坏并开始瓦解。 ???? 土地兼并是导致井田制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春秋时，土地兼并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诸侯兼并公室；二是诸侯之间互相兼并；三是诸侯国内部卿大夫兼并公室；四是诸侯国内卿大夫之间的互相兼并。土地兼并的总趋势是以下犯上，导致土地所有权不断下移，使土地逐渐集中到新兴的地主阶级手中。由于土地兼并的作用，自西周以来实行的井田制度遭到破坏，中国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渐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制的土地占有关系。 ???? 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的另外一个标志是土地买卖。 ???? 伴随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产生、发展起来，出现了农民和地主两个新兴的阶级。春秋时期的个体农民绝大部分是由奴隶和平民转化来的，也有一部分贵族沦落为自耕农。地主阶级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乃至"鄙人"中上升而来的。 ???? 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各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增加剥削收入，对赋税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齐国在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其重要内容之一即"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即按土地的好坏一律征税，以增加国家收入。晋国在公元前645前"作爰田"，废除了井田制下定期分配土地的制度，使个人对土地的占有权固定下来，促进了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的转化。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布"初税亩"法令，对公私土地一律按亩征税，取消了公田和私田的差别。楚、郑、秦等国都进行了类似的赋税改革。赋税制度改革的结果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
三、 阶级关系的变化
随着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产生的同时，农民阶级也开始出现，产生了封建的依附关系。春秋时代见之于记载的“隐民”、“私属徒”、“宾萌”和“族属”就是这种依附关系。“宾萌”是指外来的依附农民，“隐民”和“私属徒”是指贵族的隐蔽户口，“族属”也是封建性的宗法依附关系。这些劳动者虽然还不是自由人，但身分已不同于奴隶，可以说是奴隶制崩溃过程中新出现的封建性依附农民。他们可以占有一些生产资料，独立经营自己的农副业。由于奴隶身份的改变，他们对劳动的兴趣也大大提高。
春秋中期以后，除了农业里的封建依附关系以外，在工商领域也开始出现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打破了过去全由奴隶主官府垄断的局面。
这一时期独立商人的出现已如上述，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少记载都反映了当时所出现独立手工业者的情形。《吕氏春秋·恃君览》里曾说，宋国有一个做鞋的手工业者，他家的住处妨碍了宫城建筑，被命令搬家。这位手工业者的父亲请求说，我家靠做鞋营生已经三代，现在叫我搬家，宋国的主顾找不到我们的住处，将会失去生活来源，请相国多为我们的生活着想。《韩非子·说林上》也载有：鲁国有一家夫妇两人，丈夫擅长编织草鞋，妻子擅长纺织缟绸，打算搬家到越国去。有人劝他们不要去，因为越人赤足披发，履和缟都没有用，假如搬去，生活必然穷困。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到，这些手工业者有自己的住宅，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进行独立的手工业劳动，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用以谋生。这自然是和过去“工商食官”的奴隶工匠不同的。
战国时的地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种是贵族地主。他们最初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来的，多半是王室的宗亲，有财有势，常占有大量的土地。其次一种是军功官僚地主。因立了战功，按“计功行赏”原则，得到大量土地。如魏将公孙痤立了军功，魏王赐给他土地一百万亩。公孙痤辞谢，表示打胜仗是由于有吴起的“余教”和爨襄、巴宁两人的努力。于是魏王赏吴起后人田二十万亩，巴宁、爨襄二人田各十万亩，并又加赐公孙痤田四十万亩②。公孙痤一次得地一百四十万亩，自然是个大地主了。另一种是一般地主。这些人本身不是贵族，也未立功，而是通过购买得到土地。土地买卖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已出现。春秋末，中牟之人已有卖住宅、田圃的，到战国时土地买卖更加普遍。据说，赵将赵括曾以国君所赐金帛“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③。战国时候，也有一些商人、高利贷者通过买卖的途径取得土地，成了地主。除了以上几种类型的地主以外，各国的国君都占有大量肥沃的土地，是最大的地主。这些不同身份的地主，占有了各国大量的土地。
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便开始了其代表人物对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如春秋历史上有名的“田氏代齐”、“鲁三桓执政”等。这些斗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卿大夫和公室之间的斗争，但实际上却反映了由旧贵族转化而来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反映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在夺权以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已经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的政权了。
总之，在春秋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奴隶的反抗，奴隶制趋于瓦解，封建的生产关系渐渐产生。井田制崩溃了，开始出现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出现了地主阶级和农民；奴隶制下下级奴隶主对上级奴隶主的贡纳方式改变了，逐渐实行了“初税亩”、“作丘甲”等封建式的征敛方式；井田制下对奴隶的剥削方式改变了，实行了出佃土地和向农民征收地租；“工商食官”的一统局面打破了，出现了私人工商业者和他们的经营活动。随着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的变革，渐渐地也扬弃了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了封建制的上层建筑。
第四节 中国封建制确立时期的社会经济
战国时期，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大部分直接生产者都从奴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劳动兴趣和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促使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一、农业的发展 ????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现大量战国时期的铁农具，考古材料说明，北自辽东半岛，东至海滨，南至广东，西到陕西、四川，包括当时七国的主要地区，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从这些农具的种类看，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序，如犁田、中耕、除草、收割等，都已使用铁器。战国时期铁农具已在农具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对农业生产中的犁耕、深耕细作、田间管理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兴修水利。战国时期，兴修了不少重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岷江中游的灌县。原来岷江流经高山深谷，水流湍急，到成都平原后，流速骤减，所夹带的大量泥沙碎石随着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当夏秋雨季到来，水势暴涨，灌县以下常常泛滥成灾。秦昭王时，蜀守李冰组织人民修建了防洪、灌溉和有利于航运的都江堰。其办法是用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满装鹅卵石，沉入江底，在岷江中筑起分水堰，把岷江分成两股。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称外江，是岷江的主流，供交通运输。这样，既可免除水患，又便于灌溉和航运。都江堰可以灌溉农田三百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丰产地区。相传都江堰调节水流的六字诀——“深淘滩，低筑堰”，即李冰所创，后人曾把这六字诀刻在内江东岸为纪念李冰而建的二王庙石壁上。
另一著名水利工程是秦王政时候修建的郑国渠。郑国是韩国的著名水工，后来到秦。在他的主持下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组织了数十万民工兴修了引泾水入洛河的水利灌溉工程。它引泾水中具有肥效的细沙入渠，用来灌溉含有盐碱的耕土，起着冲刷耕土盐碱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干渠长达三百余里，灌溉面积合今二百多万亩，既便于交通，又使关中成了肥壤沃野。
此外，战国初年西门豹担任魏国邺县县令。过去漳水常泛滥成灾，他到任后破除了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动员民工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变害为利，引漳水灌溉了这一带的农田。除了这些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以外，还修了不少陂塘，凿井汲水灌溉也有发展。在中原地区采用了运用杠杆原理的桔槔来汲水，代替了过去抱汲瓶灌溉的笨拙方法。桔槔的结构是，在井旁的木架或树上用绳固定一根横木，木的一端系桶，另一端系石块。汲水时由于运用了杠杆和坠石的作用，比较节省劳力。 ???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深耕熟耨、辨土施肥、注意农时、疏密得宜四个方面。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业专著，如《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篇以及《礼记·月令》等。战国时候，不但牛耕进一步推广，并且还使用马耕。耕作技术出现了变化，进行了深耕。《孟子·梁惠王》说：“深耕易耨”，“易”是快速的意思；《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表明深耕已经推行。人们对土壤的知识已很丰富。战国时代的著作《禹贡》把各地区的土壤分为九等。雍州（今陕西中部北部，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的土壤属于上上等，冀州（今山西、河南黄河以北以及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地区）属于中中等，而华山以西、长江以北的梁州和长江流域的荆州、扬州的土地都属于下等。当时长江流域还没有很好开发。 ????农业产量的提高。铁农具的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普遍有所提高。 二、手工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社会生产有较大的进步。手工业中的冶铁、青铜制造、纺织等部门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煮盐，漆器制造技术也有提高。战国时期的手工业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行业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也较前进步。除了各国有官府手工业外，民间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 ??? 冶铁业是当时一项重要的手工业。从已发现的冶铁遗址和遗物看，其规模相当大，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很多，质量也很好。北方发现铁器以农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居多，而南方发现的铁器则以兵器居多。 ??? 铸铜业仍在发展。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大多省区都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工艺水平很高，出现了焊接、鎏金、镶错金银等工艺。 南方盛产漆器，考古发现中多见，制作考究，花纹美观，品种多样。 三、商业的繁荣 ????战国时期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商人的活跃与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以及城市的发展三个方面。 ????战国时期的商人非常活跃。当时的商人大体上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另一类是富商大贾，他们资本雄厚，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象白圭、吕不韦之类。此外，有些靠煮盐、冶铁起家的大富豪，同时也兼营商业。 ????金属货币在战国时期已广泛流通。当时的金属货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铜币，另一类是金币。铜币的形状主要有四种：形状象刀的叫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形状象铲的叫布币，流通于韩、赵、魏等国；圆形圆孔或方孔的叫圜钱，流通于秦国和东周、西周等地；形状像贝壳的叫贝币，也叫蚁鼻钱，流通于楚国。金币主要流通于楚国，称为"郢爰"，是一种称量货币。
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也风行起来。此外还有重农抑商政策。 ??? 城市的发展是战国时期商业繁荣的又一标志。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导致了城市的迅速发展。当时齐国的临淄、楚国的郢、赵国的邯郸、燕国的燕下都是很典型的都城。
总起来说，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但因社会改革不彻底，落后了，被秦国灭掉。
中国第一次封建统一时代的经济
一、秦朝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
过去谈到秦的土地制度时，往往根据《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商君列传》等记载，认为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是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代之以封建的地主私有制。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常对秦国家占有土地的有所忽视。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很短，留下的历史资料不多。其田制仍承袭了战国时的制度，除了国家直接占有的土地以外，皇室和封建地主也都占有了大量土地。秦始皇作为封建王朝的始皇帝，威权极高，对土地园囿可以任意予取予求。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在琅琊刻石中曾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这句话并不能理解为全国的土地全归皇帝所有，而只是说明了帝王对全国土地财产有很大的支配权。公元前216年，秦始皇曾令“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占有土地的人向政府申报所有土地的数额。这是国家从法律上对土地私有的承认。估计这时全国的地主和自耕农是不会很少的。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代竹简和两件秦木牍，给我们提供了统一全国前后秦的有关律令、官制、土地和赋役方面的丰富资料。
从云梦秦简看，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数量不少。封建国家专门设置有自成体系，自低级至高级的农官，如“牛长”、“田典”、“部佐”、“田啬夫”、“都官”等。这些官吏都是管理国家土地或农事的官吏。这一事实说明国家对直接掌握的土地管理是很周密的，土地数量也不会很少。国家掌握的土地除了由官府役使奴婢耕种以外，绝大部分还是以份地的形式授田给农民，强迫他们耕种，收取作为赋税和地租合一物的贡纳。 二、 秦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秦王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史书上说秦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大概当时煮盐、冶铁比较发达、同时国家的征敛也很重。近年，从陕西临潼骊山秦始皇陵园出土了大批陶制兵马俑和上万件实用兵器，使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制陶、冶铜业有更清楚的了解。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即位之初即开始营建骊山陵园，而大规模的建造工程则是在统一六国之后所进行的。秦始皇陵墓规模宏伟，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地下宫殿。史书上说，墓中用水银造江河，以鱼膏为灯烛，宫观百官，奇器珍怪，不可胜数。在陵墓周围还造有建筑物和其它陪葬品。这次发掘的兵马俑坑，即是秦始皇陵园的一个部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集中统一的措施。除了划一全国的文字、法律、车轨和度量衡以外，还统一了货币。秦规定货币分为二等，以黄金为上币，单位是“镒，即二十两；以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单位是“半两”。黄金大概只用于大数目的支付，日常交易都用半两铜钱。统一货币后，克服了过去币制不一和换算的困难，对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自秦创用方孔铜钱以后，这种铸币的形态就长期固定下来，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主要流通手段。
西汉时期的经济
一、 西汉初期的经济状况
秦王朝末年，社会经济己濒于崩溃。再经陈胜、吴广起义以至楚汉相争的长期战乱，人口锐减，生产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一石米要一万钱(正常价格不超过百钱)，一匹马值一百万(正常价格不超过万钱)。甚至皇帝也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好乘牛车“白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全国各地城市残破，户口损耗，比如原来有三万多户人家的曲逆县(今河北完县东)，这时只剩下五千户。其实人也不是全部死了，主要由于“天下大乱，秦法不施”，很多入逃亡到山林川泽，脱离了政府户籍，不再承担赋税德役。刘邦进入咸阳时，将军们都忙着去府库掠取金钱财宝，有政治远见的萧何却先把官府律令档案、文书图籍收藏起来，从而掌握了天下形势险要、民间疾苦、户口情况等宝贵材料，为规划作战和重建统治秩序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封建经济?这是关系到西汉地主政权能不能维持并巩固下去的首要问题。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农民起义的风暴刚刚过去，氓隶亡秦的事实时刻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这种情况使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
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开始，汉高祖颁发了一系列诏令，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军队复员。大量解散军队，让士兵回到田间务农，原籍东方六国的兵士愿留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原籍的也免除六年徭役；在战争中曾立功受爵的，依爵位高低或食邑、或受田宅、或免除徭役；战乱中由于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放免为庶民；聚集在山林川泽避难的，各回原籍，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田地、房屋。
(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卒爵在大夫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第五级爵)；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全家赋役；七大夫以上者，分给食邑， 是为高爵，其地位与县令、丞相等，应先给予田宅。这一条调令的作用，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扶持一批因军功而获得土地的地主。
(三)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著户籍的人口，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这使许多因秦末农民战争而丧失土地与爵位的地主和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和爵位:这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释放奴婢。调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平民)”（以上均见《汉书》卷一《高帝纪》）。
以上是地主阶级适应农民战争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它一方面扶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封建统治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占有少量土地，有了生产条件。这些规定既承认了原有大小地主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又增添了大批新的军功地主以及更多的自耕农民，当然他们同时也就都得列入国家户籍，承担租赋徭役。这就恢复了封建地主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培植起汉王朝坚实的阶级基础。所以，这些地主阶级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稳定局势，减少动乱促进生产发展，使社会经济逐步活跃起来的作用。
二、 西汉前期的财经政策与“文景之治”
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黄者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德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汉刘邦死后，其子惠帝软弱无能，其妻吕后(吕雉)专政，成为实际统治者。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直接执政。但吕后“政不出户”，并没有改变刘邦的政策，加上萧何、曹参等连续担任丞相，国内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刑罚有所减轻，农业生产受到重视，产量增加。
吕后死后，文帝、景帝相继继位，被旧史家称颂为可以同西周的成康媲美的治世。文帝时社会上己出现“法律贱商人，商人己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的局面。针对这一情况，文帝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以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文帝一再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他一方面恢复古代的“籍田礼”做出带头种田的姿态以鼓励农耕，另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徭役也减少三分之二。又还裁减首都部分警卫部队，压缩皇室的马匹调去资助政府的驿站，还曾赦免宫奴婢为庶人，以及赏赐孤寡老人等。景帝大体上继承这一套政策，也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殖。正式确定田租税率为三十分之一，比过去减少一半。又规定男子20岁开始服徭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些都有助于农业生产。公元前167年7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6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平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生活得到相对安定。所以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这是社会经济恢复的具体说明。
文帝之所以不断减轻租赋徭役，关键在于他有效地控制了政府财政开支。他在位二十二年中，没有新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平民。他平时节省宫廷生活费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筑也尽量省工。临死时下遗诏说，天下万物有生就有死，不必过于悲伤。丧事一切从筒，还将宫中大部分美女放回家。除了自身带头节约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当时将军陈武等建议出兵，恢复秦王朝时疆土。文帝却说:打仗是凶险的事情，纵使能够获胜，损耗也很大，民众受不了。我只希望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好处就很多了，暂且不必考虑用兵攻取。他曾派陆贾出使南越，通过交涉折服了割据南方自号“武帝”的赵佗，使他纳贡称臣不再扰边。又采纳晃错的建议，移民充实北部边区，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力量。由于他采取守势，努力减少军事活动，这样就使得人民的徭役负担大大减轻，有可能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十多钱一石，全国呈现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
汉武帝时期，在财政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以解决由于战争和宫廷奢侈生活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其主要措施是：
(一)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培天子，威胁中央。据《盐铁论·错币》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治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好猾，咸聚吴国”，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一支力量。吴王在起兵叛乱时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职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可见，郡国诸侯王操持铸币权，势力膨胀，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宫、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株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锅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这次新铸的五株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自武帝中叶起到唐代止的六七百年间，五株钱差不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由于五株钱大小轻重适当，所以长期行用达七百多年之久，到唐初才被取代。
(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
食盐为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铁器在汉代已是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用具，所以煮盐和治铁成为汉代工商业中资金最大、利润最高的重要行业而且盐场铁矿多在山区海滨荒僻边远的地方，聚集成百上千人，往往都是受富商奴役的流亡贫民，对社会治安也很有妨害。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于是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山海，或采矿治铁，或煮海制盐，一家治铁或煮盐使用的人，多至千余名。他们“专山泽之饶”(《盐铁论·禁耕》)，垄断了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治铁煮盐业，这不仅影响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且也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采纳大商人孔汲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政府，由国家垄断经营。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下令禁止民间从事盐铁业，由政府特设盐宫法官垄断经营，控制生产，包办运售，牟取暴利。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宫，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当时所设的盐官有三十七处，铁官四十九处。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砍左趾，没入其器物”。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增加了收入。所以桑弘羊说:“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皆……盐铁之福也。”(《盐铁论·轻重》)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死后第六年即公元前81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事，和桑弘羊等进行了争论。关于这些政策和利弊的争论，在昭帝初年的盐铁会议上曾广泛展开。当时“资良文学”强烈反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政策，揭露了这些方面的许多弊端。要求节约政府开支，减轻赋税摇役，改行休养生息政策。由于事关政府大宗财政收入，后来只取消了酒类专实和裁减部分地区铁官，主要的政策仍然保留。但是在节约开支，与民休息这些方面，“贤良文学”的意见还是受到重视的。这样开源节流，对昭宣时期的经济恢复曾有良好作用。双方的主要论点，保存在《盐铁论》这本书中，我们现在还可从中看出当时这场争论的激烈。这次会议由桓宽作记录，整理成书，就是现存的《盐铁论》。会议的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对汉武帝官营政策作了限制和修改。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员赋，“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盐铁论·本议》)。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宫，负责管理、调度、分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税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衣令置平准宫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远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防止富商大贾从中谋取巨利。
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皇帝的赏赐、战争的费用.“皆仰大农入大衣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潜之”
(三)算缗和告缗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势力，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干钱，抽税一算(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相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文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结核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重申，禁止商入占有土地，违者没收。此法一行，各地争相告绩。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中家以上大氏(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氏(抵)破。”封建国家又发了一笔横财。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贸、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势力，巩固了地主阶级专政。
三、 西汉的农业
斯大林曾经指出:只有统一的大国才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并确保自己的独立。昙花一现的秦王朝没有来得及体现出这种优越性，西汉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武功的显赫则正是集中统一带来的好处。
它首先表现在以人口增殖和农田垦辟为标志的农业发展上。秦王朝的人口估计约2000万，经过秦末战乱，损失很大，一“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由于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又曾达到相当富庶的局面。在这个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基础上，才能有汉武帝辉煌的文治武功。但由于武帝时长期战争的消耗加上他的奢侈浪费，又使得“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夏侯胜传》)。不过，武帝晚年改变了政策，恢复休养生息方针，发展农业生产。经过昭宣二代贯彻执行，“流民稍还，田野益辟”。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王朝共有郡、国一百零三，县级单位1587，人口59594978人，农田8270 536顷(约合今28363万亩)。 这是西汉一代的最高数字。在人口方面，一直要到明代我国总人口超过6000万时，才突破了这个记录。从人口分布情况看，当时全国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这里面积约占全国12℅，却集中了全国68℅左右的人口。
汉代农业己普遍使用铁农具，使用它可使田野垦辟，五谷丰收。考古发现有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遍及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各个省份和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铁犁壁的发现证明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早1000年左右。所以当时王莽就曾指出：“铁，田农之本”。而由于铁器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便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普遍发展，构成当时农业经营的主要形态。
全面反映西汉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是“代田法”和“区种法”。代田法是汉武帝末年赵过推广的。所谓“代田”，就是把田地翻耕整平后，开挖出沟和垄。播种于沟中，幼苗长在沟里，既减少叶面风吹蒸发，又减少沟中水分损失，能促进健壮生长。以后则结合中耕除草，逐步将垄土锄下培壅根，等到作物长成，垄土全部培于根脚。庄稼根深秆壮，就能经受风旱，获得丰收，它比不开沟垄的“漫田”每亩可增产一石到二石。次年便在垄处开沟，沟处留垄，轮番使用地力，不必休闲而可起到休耕的作用。所谓“代”，就是指空和沟的交错代换，这样既能保证地力的恢复，又充分利用了土地，的确是连年稳产高产的耕作方法。为了配合这套新的耕作法，赵过还改进了很多农具，都很方便灵巧，由政府拨派能工巧匠专门制作。代田法一直推广到了边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在各地都取得了节省劳力增产粮食的显著效果。
“区种法”是汉成帝时汜胜之总结关中农民丰产经验而提出的精耕细作方法。汜胜之首先提出了农作物栽培的整体观念，注意到庄稼生长各种条件和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适当配合。他指出要想丰产，必须正确地结合气候时令，耕种土壤，施用肥料，灌溉保墒，中耕锄草，及时收割。区种法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在小面积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以充分保证农作物生长的必需条件，发挥农作物的最大生长能力而取得高额丰产。具体作法大致分三步，第一步深翅土地，施足底肥，调和土壤，增强其蓄水保肥能力，使作物根系得以充分发育，并按不同作物划成不同长宽的小块，称为“区”。第二步选择良种实行浸种点播密植，区别不同作物安排不同的密植程度和下种深钱、盖土厚薄，以保证顺利出芽和通风透光也第三步是加强中耕灌溉，随时松土锄草，贯彻锄早、锄小、锄了的方针，注意保墒，针对不同作物进行合理浇灌。这种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争取少种多收的耕作法，代表了农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尤其在遇到灾荒或畜力不足时，农民无力照顾大面积农田，区种就更是一个应付困难局面的好办法。所以在东汉明帝时，就曾因牛瘟水旱垦田减少，由皇帝下沼推行区种法以解决农民的问题。
代田法是在大田面积上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以求得增产，区种法则更进一步要求在小面积上精耕细作少种多收，走上了园艺化的道路。这样集中经营谷物、桑麻、六畜、园艺四大项，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尤其注重改良土壤和施肥，务使她力长期保持而不必休耕，为我国农业走上精耕细作提高单产道路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 西汉的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的需要增加了，统一大帝国里剥削阶级享乐水平的不断升级，商品交换的方便，这些都为手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提出了需求。汉代手工业在这种形势下也有突出的进步，首先就表现在冶铁业的繁荣兴旺。我国铁器出现不是很早，但发展十分迅速，后来居上，许多新技术新品种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汉代不仅有初期阶段的低温银制的块炼铁，也有进步阶段的好几种高温铸造的生铁。当时对于要求硬而耐磨的犁铮等多采用自口铁和麻口铁，对于需要一定强度和韧性的锄、铲、撅等则多采用韧性铸铁，对于需要一定承载能力、润滑和耐磨性能的轴承则曾使用灰口铁，这说明对多种生铁的性能己有相当认识并能加以恰当的利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巩县铁生沟西汉治铁遗址出土的铁锺中还发现了球墨，这种球墨铸铁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欧洲才发明的新产品，它在我国地下却已埋藏二千年了。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的低温炒钢炉也是世界冶金技术史上光辉的成就之一，它以当时己能充分供应的生铁作为原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炼钢途径，为工农业尤其是兵器创造提供了优质钢材。汉代炼铁高炉的规模也大得惊人，1975年在郑州古荣镇汉代治铁遗址发现的一号高炉，炉腔截面为椭圆形，容积约50立方米，残留的炉缸积铁块重达20余吨。在当时鼓风设备简陋的条件下，要维持这种太高炉的正常生产是颇为不易的。《汉书·五行志》记载着武帝与成帝时两次悬料和爆炸事故，正反映了当时炼铁的艰辛。在河北满城发掘刘胜夫妇墓时发现，他们的墓道外口砌了两堵夹墙，墙问浇灌铁水，铸成整块铁门封闭墓道口。这是必需在现场冶炼浇铸的，很能表现当时冶铁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汉代治铁遗址也曾发现煤和煤饼，说明当时巳知烧煤。但从汉优生铁含硫量很低，还不到现在规定标难的一半来看，炼铁燃料，主要还是木炭。
春秋末年我国己出现钢，那是用块炼铁加热渗碳反复锻打制成，古代所谓“百炼成钢”就是指的这一种加工方法。从刘胜墓出土的佩剑和书刀可以看出，西汉炼钢仍继承着这种方法，但工艺上有了进步，夹杂物减少，组织细密，成分均匀。尤其在热处理技术方面使用了刃口局部淳火的方法，使刀剑背部柔韧而刃口坚硬，刚柔结合，锋利而不易脆折。
随着铁器的流行，冶铜业就向铸钱和日用工艺品方面发展。汉初经济凋敞，允许民间铸钱，币制混乱。汉武帝晚年才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一切旧币，统一由皇家铸造精美的标谁货币五铢钱。单是到汉平帝时的百来年间，五铢钱就铸造了280多亿，据估算共用青铜98000多吨。
作为著名的丝绸之国，汉代纺织业也达到了很高水平。齐鲁一帝的丝织物有冰纨、纺、绣等精品，号称“冠带衣履天下”。皇室在那里设置官营纺织工场，拥有数千工匠，每年费用以亿计。在首都长安还设有织室，也是规模巨大，每年花费五千万。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初年墓葬中发现了大量丝织品，品种有绢、罗纱、锦、绣、绕等，颜色有茶褐、灰、朱、绛红、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制作技术有织、绣、绘等，纹样有各种动物、云草、卷草、菱形、几何图形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说明不仅皇室，民间也有了大量色彩绚丽花纹繁富的丝织品。除丝织品外，麻织品也很发达，当时四川出产的麻布就和山东出产的丝绸并称，也被认为是畅销全国各地的产品，甚至还转运到了身毒、大夏(今印度、阿富汗)。
汉代最有特色的日用工艺品是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漆器180多件，包括杯、盘、鼎、壶、勺等餐具，盒、案、盆、儿、屏风等用具，有木胎、夹衍胎和竹胎的不同，但都是色泽光亮，花纹精美，造型别致，实用而美观，说明西汉初年漆器己是日常生活重要用品。后来官府在蜀都和广汉郡设置工官，专门为皇家制作漆器，每年用费500万。当时有的漆杯用金银镶口边和把手，特称为扣器，彩画精美，其价值超过铜杯十倍以上。当时人说是，一个怀子要用百人的劳力，一座屏风要费万人的工夫。1958年在贵州清镇汉墓出士的一件耳杯(酒杯)上有针刻的铭文，记明这是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广汉郡工官制造的，并有“素工”、“画工”、“清工”等八道工序工人的署名和“护工率史”、“守长”、“守令史”等五级官员的署名。可见当时官营工场规模庞大，分工细密，制度严格。广汉漆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远至朝鲜也曾出土。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更多的产品，统一大帝国又创造了商品交换活动的方便条件，这就促使西汉的商业达到空前的繁荣。西汉政府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商人的，但是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晁错曾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这是因为商业活动利润最大，容易致富，以致当时人们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司马迁说商人年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具有百万钱资金的商人一年能获利二十万钱，收入就比得上一位食封千户的诸侯，他称之为“素封”，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并没有正式受封为诸侯，实际上却可以相当于一位诸侯。在大都市中，不论是经营酿造、屠宰、粮食、薪柴、木材、运输、漆器、铜器、染料、牲畜、奴婢、纺织品、海产、果品、皮毛、高利贷等任何行业，大体上都能达到同样的利率，取得相当于诸侯封君的地位。这样的大富商在各郡国县邑多得数不清，其中最著名的有经营冶铁业、鱼盐业、运输业、圈积粮食、畜牧业、高利贷的等等。他们有的甚至勾结宫吏，盗窃经济情报，牟取暴利。商人的暴利甚至引得贵族官僚眼红，不少人也插手商业牟利。最突出的如象汉景帝的儿子赵王彭祖，他委派官吏到赵国所属备县担任商业交易的经纪人，垄断商品买卖的中介活动以取利，收入竟比赵国经常的租税还多，以致成为著名的财主。元帝时，贡禹奏请皇帝下令规定亲近大臣家属不得私自经商与民争利，违犯的应当罢官削爵，这也反映出当时有不少达官贵人在支使其家属经商牟利。
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西汉前期重要商业都会有长安等十八处，有六处都在今河南省境内，而长江以南却只有三处(分别在今湖北江陵、江苏苏州、广东广州)。《盐铁论·通有》所提到的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十一处，竞完全在北方，今河南一省甚至占了七处，可见当时商业发达地区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同当时经济重心在北方的形势是相适应的。西汉后期，今四川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平帝元始二年的户口统计材料说明，当时首都长安县有八万零八百户，175成都县(今属四川)也已达到七万六千多户。所以后来王莽改制时，就把成都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列为天下五都中的西都了。不过整个西汉一代，最大的都市仍然是长安。古代城市建设，宫殿、官府、住宅和商店是分区集中的。住宅区称里，商业区称市。里和市四面都有墙环绕，里、市内的住宅和商店只能向内丽的遥遥开门，再经过通道口的里门(又称阔)和市门通向大街，这些门均设专人负责守卫。只有经过特许的大贵族才能独家面向大街开门自由出入而不必经过问门，这种住宅特称为“第”。例如父子五人同时官至二千石，被景帝呼为“万石君”的石奋，也还是住在里内的。有次他的小儿子内史石庆饮酒喝醉了，归家直入里门不下车。石奋就斥责他说：“内史责人，入阁里，里中父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并愤而绝食。吓得石庆和他的大哥郎中令石建以及全家狼狈谢罪，才算了事。此后石庆等人回家都是一到里门就赶快下车步行回家。长安城中居民区奇阁里一百六十，商业区有九市，东区三市，西区六市，四里构成一市，聚集着各地商人，建筑非常规整。解放以来对汉代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勘察发掘，已查明汉长安城基本上是正南北向，城墙周长二万五千一百米，台汉代六十里，全是版筑土墙。四面备有三道城门，每门各有三个门道，门道实宽六米。由城门通向城内的大街，也由三条并列的大道组成，宽度与门道相同。城门亦末用砖，而是在两边密排几对柱础，上立才唯而建门楼。另外还发掘了若干重要建筑群遗迹。这些发掘证明，汉代文献材料记述的长安城雄伟气魄并不是随意夸张，它的确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壮丽城市。
市设置专门的官吏管理，比如长安四市就各有长、墨。西汉之初，司马迁的曾祖父司马无择即曾为市长。西汉末年，长安东西市主宫称市令，洛阳、成都等五市主官称市长，一般县邑也各有市和官员，如尹翁归曾任河东平阳县市吏，由于他精明公正，不收赠礼，连大将军霍光家的宾客奴仆也不敢再入市捣乱，商人们更是畏肢。求商曾为蜀郡郭县市窗夫，负责征收租税。从古代文物还见到有“广陵市长”、“临淄市丞”等官吏。都市的租税收入是很可观的，在财政上，它属于皇帝和诸侯王封君的私人收入，不归国库。 五、 西汉的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沼，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废除)擅赋，力本农”，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室时期。这一时期，统治者采取了轻摇薄赋，发展生产政策。
汉武帝末年，民穷财尽，封建经济濒临崩溃。昭、宣二帝时期，“知时务之耍，轻得薄赋，与民休息”，立本于农，七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照贷种、食和“勿收责(债)”的诏令。凡遇郡国遭受地震、水旱之灾，当年租赋徭役皆免，减少农民破产、流亡。昭帝时还颁布了“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政”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面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农业生产开始上升。呈现宣帝时，谷价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不过八钱，成为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沿边还设立了常平仓，以调剂边她的需要，这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佐证。 六、 西汉的财政与货币
西汉的币制，继承秦制，仍以黄金和铜钱为货币，以钱为主。日常交易都用铜钱，黄金主要用作支付工具和贮藏手段。汉初，由于经济困难，政府从财政需要出发，一再减轻钱的重量。初年，允许郡国铸钱。文帝时更听任民间自由铸币，于是私铸之风大起。贵族、官僚、富商大贾乘机降低钱币重量，获取厚利，“吴（王刘濞）、邓氏（邓通）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禁止私人铸币，又产生盗铸。因盗铸触犯刑律而死的有几十万人，自首而获赦免的也达一百多万人，可见盗铸问题的严重。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禁止地方郡国铸钱，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钟官、辨铜、均输）专门负责铸钱事宜，铸造新的五铢钱，各地私铸的钱币全部销毁。这次新造的五铢钱轻重适宜，重如其文，使用方便。此后一直到隋代的六、七百年间，各朝大多也用五铢钱，行使不废。
第七节 东汉、三国的经济
一、 东汉初期的经济政策
东汉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期以来的频繁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饿莩遍地，人口锐减，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封建政府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顿局面，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刘秀采取了以下各项措施：
1．释放奴婢
奴婢问题是西汉中、后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为了遏止奴婢问题的恶性发展，使封建政府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也为了在消灭割据势力的斗争中争取群众，尽快统一中国，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到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中，先后6次下达释放奴婢和3次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释放奴婢的范围包括：自王莽以来因贫困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因故沦为奴婢者；王莽以来在青、徐、凉、益州等地被人掠为奴者。凡有违抗命令而不解放奴婢者，按西汉的“卖人法”或“略人法”治罪。禁止虐杀奴婢包括：杀奴婢者不能减罪；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残害奴婢的按法律治罪等。
尽管刘秀释放奴婢和改善奴婢地位的诏令有很大局限性，如只释放他的政敌所统治的青、凉、益州的奴婢等，但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把奴婢从豪族地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奴隶制残余势力，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社会劳动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对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2．减免租税和安辑流民
东汉初年，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封建政府采取减免租税的办法，鼓励农业生产。刘秀即位之初即在田租方面实行十一之税，不久又恢复西汉以来三十税一的旧制。减免租税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奖励生育，繁殖人口，使田地上有更多的劳动力，封建政府还颁布诏令，凡人有生儿育女者，免1—3年算赋。
流民问题是东汉一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东汉初年始，豪强地主就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致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一部分投向豪强地主的大田庄，成为依附农民；另一部分则成为流离失所的流民。流民的存在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对此，东汉政府采取了以下对策：
其一，通过赐爵来稳定自耕农民的社会地位。如在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刘秀宣布“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已流亡者，只要重归故土或就地定居，向政府登记户口的给予赐爵一级的优待，通过赐爵来防止人民流亡；
其二，“假民公田”，政府把国有的荒地、苑囿以及山林川泽租借给流亡农民进行生产，称为“假民公田”，假田在头三、五年内不收租税，甚至国家还贷给种子、粮食和农具予以支持。租种公田的人，实际上就变成被束缚在国有土地上的国家佃农。
其三，通过赈济和减刑戍边来安置流民。东汉一代是历史上赈济贫民最多的朝代，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小恩小惠来消弭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安辑大批的流民。为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刘秀在东汉初就免刑徒为庶民，这一措施被后来的东汉统治者继承了下来，成为规章。
通过以上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逐渐发展起来。
3．度田
东汉政权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后，它的一系列措施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豪强地主的利益。在土地问题上东汉政府与豪强地主是有矛盾的。东汉初，豪强地主不仅继续侵吞农民的土地，而且控制愈来愈多的农民。为了加强官府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增加赋役剥削，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此加以限制。公元39年，刘秀颁布度田令，在全国进行度田，所谓度田，就是丈量土地亩数，核实户口。
度田的目的有二：一是限制豪强大族对自己的土地、人口隐而不报，一些负责度田的官吏因惧怕豪族势力，也不敢去如实丈量，有的度田官则贪于贿赂，与豪强地主互相勾结，任他们谎报，特别是在河南、南阳地区，度田官都知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愈制，不可为准”（《后汉书·刘隆传》的道理，更是不敢如实度田。对于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仅丈量土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把地主的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强迫他们输纳赋税和应征服役，致使“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刘隆传》），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与反抗。
刘秀得知度田不实的情况后，于公元40年秋，对舞弊官吏进行了严厉惩罚，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仍及诸郡守10余人被处死。这更引起豪强地主的不满，“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这样，使反度田斗争复杂化，农民的反抗是为了保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豪强地主的反抗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度田斗争给东汉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刘秀被迫中止度田，向豪强地主妥协。从此以后，豪强地主势力恶性膨胀，他们不仅保住了大量隐瞒的土地，也保住了大量隐瞒的依附农民。于是，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迅速发展起来。 二、 东汉的庄园制经济
1．豪强地主的形成
豪强地主在战国、秦时就产生了，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西汉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曾通过迁徙与任用酷吏的办法对豪强地主的势力进行了限制和打击，但这种打击很在限，汉武帝以后，豪族地主通过不同途径（如买官爵等）进入政治舞台，成为官僚，他们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凭借权势大肆侵占土地，在政治、经济方面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势力。西汉末年，在镇压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纷纷“起坞堡，缮甲兵”（《后汉书·刘章传》），称霸一方，光武帝刘秀就是依靠这些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登上皇帝宝座的。东汉建立以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世代为官，有世族、世姓、名门、阀阅之称。他们拥有很多门生、故吏，察举时优先，和门生故吏结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社会生活中有特殊地位。豪强地主都拥有大批土地，史载，刘秀的舅父樊宏拥有土地300顷，皇后阴丽华的母家占地700顷，济南王刘康有田800余顷等等，一般郡国大姓的豪强地主，也广占美田，形成了东汉时期特点鲜明的封建社会经济形式——豪族地主田庄经济。
2．豪族地主田庄经济
豪族地主田庄经济是豪族地主政治势力的基础，东汉时期，豪族地主广占田地，大批包荫人口，形成了大地主田庄的经营方式。田庄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形式。田庄内有农业、手工业生产，还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崔实的《四民月令》记载了当时典型的田庄：田庄土地面积广，种植着粟、粳、稻、麦、豆等各类粮食作物，以及胡麻、苴麻、蓝、地黄等经济作物，还有瓜、韭、葱、蒜、姜、芋等蔬菜，田庄内广植松、柏、桐、梓、漆、枣、桑、竹等林木，有养蚕、纺织、染色、制鞋、制药、制蜡、裁缝等手工业生产，并有许多酿酒、醋、酱、饴糖等产品加工和制造农具、兵器的作坊。从《四民月令》的记述可知，这种进行多种经营的地主田庄，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自给自足，一般不需要通过交换。
在地主田庄中从事劳动的主要是对豪强地主依附性极强的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豪强地主大多聚族而居，他们利用宗法血缘关系，纠集宗族亲戚，建立坞堡以自守。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贫困的宗族亲属，便成了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
徒附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大批自耕家在土地兼并中纷纷破产，除一部分沦为奴隶外，大多数变成了豪强地主田庄里的徒附。
宾客也是一种依附家，但它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宾客是主人的爪牙，还有的本身是官事，自己也拥有宾客，但他又是更高级官僚的宾客。
宾客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称呼，反映的是依附农民的情况，至于其他“宾客”，在阶级属性上另当别论。
在地主田庄中，奴隶很多，地位也最为低下。一般大地主田庄都有“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豪强地主驱使他们为自己劳动，进行残酷的剥削。
这些宗族，宾客、徒附不仅向豪强地主交纳半数以上的实物地租（《后汉书·马援传》），还得无偿为地主服劳役，如砍伐林木，修治陂渠，营造院宇等，受田庄地主的超经济剥削。
东汉豪强地主还拥有私家武装，他们把依附农民按军事组织守卫，战时则跟随豪强打仗，这些私人武装，史书称为“部曲”或“家兵”。
在豪强地主的田庄时，豪强地主是族长，在年中节令里，全族男女老幼以及族姓以外的依附者，都要向族长举觞祝寿，对于宗教中的贫困者，每年春、秋二季，族长廪给一些粮谷、衣服，以示功德。所以，大地主田庄里的阶级对立、剥削压迫关系被一层封建伦理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所笼罩。
大地主田庄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点，又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从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割剧势力，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成统一国家的对立物，这是东汉末期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的经济、政治原因。
3．自耕农的贫困
东汉初年，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土地集中程度明显减弱，部分农民也占有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固，随时受着地主兼并土地的威胁，东汉初年以后，土地兼并逐渐激烈，贵族豪门任意侵占自耕农的土地，许多农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自耕农是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那些没有破产的自耕农要向东汉政府交纳田税、算赋和口赋，还要出更赋，负担非常沉重，经济极为贫困，与封建政府之间存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 东汉农业、手工业与商业
1．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耕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和南方经济的较快发展。
农耕工具的改进，表现为一牛挽犁的短辕犁得到普遍推广，这种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时已大量使用全铁制的犁铧，它比战国以来一直沿用的V形犁铧，刃端的角度要小，起土省力，利于深耕，坚固耐用。此外，一些新型的全铁耕作工具也出现了，如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中所见到的曲柄锄，是铲除杂草的中耕农具，在四川绵阳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的大镰刀，是专用收割的大农具。这些都表明东汉农业技术的某些进步。
在西北高原和长江流域，铁犁畜耕技术也得了推广。陕西米脂县东汉画像石上及绥德县东汉王得元墓石室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就证明当时陕北高原上的牛耕技术已和中原地区差不多。东汉时长江流域十分偏僻的庐江郡（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也用铁犁牛耕代替了旧的耕作方法。其它农业技术方面，原在西汉末已出现的精耕细作的区田法和浸种法，此时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西汉末年，黄河下游连年泛滥成灾，淹没几十县。东汉初汴渠多处决溃，兖、豫百姓深受其害。为了治理水害，汉明帝时，命民间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复浚仪渠（今河南开封），王景用“堰流法”治水成功。公无69年夏，明帝又令王景、王吴主茧自缚持修治黄河和汴渠，他们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今山东博兴）1000余里，勘察地形，征调农民和士卒数十万人，疏通水道，建造堤坊，10里设一水门，控制水流和水量，这一巨大工程约1年完成。自此以后的800多年，黄河没有改道。
东汉还修建了水渠与陂塘，有汝南（今河南平舆北）的鸿隙陂，庐江（今安徽庐江县西南）的芍陂，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的蒲阳陂，会稽的镜湖等，这些灌溉工程规模都很大，一般可灌田几千顷乃至几万顷。陂塘设有水闸，拦江泄水极为方便。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出土东汉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说明东汉统治者对农田水利的重视。
东汉时不仅大力兴修水利，而且还用水力进行生产，其影响最大的是水碓与翻车。水碓是粮食加工工具，主要用于舂米，它在西汉末年就出现了，东汉时普遍使用，效率比手舂提高约100倍。翻车就是龙骨水车，用以引水灌溉。这两种工具都大大节约了人力。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的兴修，东汉农业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数量逐渐增多。和帝时，垦田面积达7.32亿亩（《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引应劭《汉官仪》），人口也由东汉初年的2100多万增加到5300多万，接近于西汉平常的最高水平（《通典·食货典》记此时耕地面积为8.27亿亩），如果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数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东汉时期，原来经济发展 落后于中原的江南地区此时也开始发展起来，垦田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增加较为显著。如荆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360万左右增至620余万，扬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320万增至430余万，益州地区的人口由西汉时的478余万增至724余万。其荆、益二州人口增加近一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东汉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颇为显著。
2．手工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手工业技术的改进，铁制农具需要量的加大，推动了冶铁技术的发展。东汉初，南阳冶铁工匠发明水排（即水力鼓风炉），利用河水冲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给高炉加氧，这样“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后汉书·杜诗传 》）。这项技术，1100年后在欧洲才开始应用。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这一先进技术。并进行了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一次浇铸，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冶铁效率和铸造技术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从地下出土的文物看，铁锅、铁钉、铁钉、铁剪、铁刀等已大量出现，说明铁器的应用已深入到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了。
东汉时的纺织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技艺精湛。东汉初年人们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河南、山东一带的丝织业特别发达，四川的“蜀锦”，会稽的“越布”，驰名全国。当时丝织品的种类很多，有锦、缎、绫、绮、罗、纱、绸、绢、帛等，图案有流云、鸟兽等，秀丽古雅，织技精巧。1969年在新疆民丰县东汉墓中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丽，花纹规整，表明了纺绸、结花术和机织技术的熟练，这是在丝织工艺普通提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当时内地的丝织品还销往西域，“丝绸之路”上有许多东汉时期的纺织品遗物。
“火井”煮盐是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的重要创造。东汉时，利用天然气煮盐日益增多，在四川成都和邛崃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煮盐图，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天然气“火井”煮盐的场景。火井煮盐操作简便，出盐率比用一般燃料高，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这也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气的国家。
造纸术的改进与推广使东汉时期的手工业大放异彩，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西汉时期劳动人民就已经创造了造纸术，不过一直没有发展成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大规模生产的造纸手工业。东汉时期改进和推广造纸术。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的新工艺，扩大了造纸术的推广和造纸业的发展，蔡伦发明的纸被称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与推广。纸的发明使用，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3．商业的继续发展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东汉商业也继续发展。但由于地主庄园普遍存在，自然经济特点突出，东汉商业的发展又受到一定的限制。
东汉初年，刘秀下诏恢复汉武帝发行的五铢钱，废除一切旧币，结束了王莽时货币混乱的局面，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东汉时期的城市中都设有交易市场“市列”或“列肆”，每个市列或列肆又有很多店铺或商摊。当时城市中商人的“牛马车舆，堵塞道路”（王符：《潜夫论·务本》），商品交换及其盛行，商品种类也极其繁多。如粮食、盐、铁器、丝织品、麻织品、皮毛制品 等农业手工业产品应有尽有。一些珍贵的器物及中外名贵药材，也都在市场上交换。首都洛阳是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其他城市如长安、成都、宛（今河南南阳）、临淄、邯郸等继续保持了商业的繁荣，同时产生了一些新兴的商业城市，如吴（今江苏苏州）、番禹（今广东广州）、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江西南昌）、徐闻（今广东海康）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使商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
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商品贸易交往频繁。东汉政府在边境地区组织了定期或不定期的商品交换，被称为“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已经出现，东汉时，汉和匈奴、羌、乌桓、鲜卑以及西南各族之间，都定期合市，互相交换各自的商品。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沟通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东汉与西域的商业交易也比较频繁，史载当时“驰命走驿不绝于日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我名贵的丝织品沿丝绸之路西行，远达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欧、北非等地，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等也运来中国。
四、 东汉的财政与货币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以后屡次改革币制。而最奇特的是王莽代汉后于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实行的宝货制度。“宝货”共包括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宝货制货币种类太多，换算困难，使用不便。据说当时“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对社会生产和商品流通带来很大危害。
新朝覆灭、东汉建立以后，社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东汉初年，恢复了汉武帝时开始发行的五铢钱，货币统一，结束了王莽时期货币纷杂的情况，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东汉中期，商人的牛马车辆充斥道路，首都洛阳和其他郡县所在地从事商业的人很多。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可见东汉大商人的经济势力不小。 五、 三国的农业
曹魏的经济情况在三国中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黄巾大起义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给予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改变了原来的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出现了大量的无主土地，为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准备了条件；二是中原地区开发早，生产发展，比较富庶，人口较多，劳动力和生产经验、技术都比较优越；三是曹操在群雄争斗之时，他为建立他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措施，比较充分地利用了中原地区的人力和物力，使曹操的统治比较迅速地稳定下来并日益强大。
屯田政策及其实施的情况。黄巾起义失败以后，中原地区长期陷入军阀混战的状态。“名都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仅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无着，就是各地军阀也严重缺粮。如“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的军队还有吃人肉干的（《三国声明·魏书·程昱传》注引《世语》）。
曹操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于公元196年开始在许县屯田。后来又下令在各郡国屯田。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的屯田民由国家拨给田地，按军事编制。地租率：用官牛的，官得产粮的六分，民得四分。不用官牛的，对分。屯田民有国家组织、`保护，还供给耕牛、种子等，又无徭役苛扰，可以安心生产。史载，建安元年（196年），“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石）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片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元年：“始兴屯田”。注引《魏书》）。军屯是以士卒屯田，用“十二分休”制，即每十人中，有八人佃耕，二人巡守。史载，邓艾在淮水流域屯田，用五万人，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绵亘四百余里，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每年所收，除众费开支之外，约可积谷五百万斛。“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晋书·食货志》）。
曹魏为了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先后开凿或整修了许多沟渠陂堰。在今河北地区的，自南而北，有白沟、利漕渠、泉州渠、新河、戾陵堨、车箱渠等。在今河南地区的，有睢阳渠、讨虏渠、贾侯渠等。其他大小陂堰还有很多，不少地方官吏亦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兴修。
曹魏的屯田政策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它的军粮问题，对于遭受长期战乱破坏的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蜀汉地区受战争的破坏较轻。刘备入蜀后，实行拉拢当地地主阶级的政策，发还地主们的田地和房屋，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吴国农业的较快发展。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农业生产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相对说比较落后。自三国时候开始，农业生产的重心已逐渐向江南转移。吴国地区在黄巾大起义时，比较稳定。建国以后，北方人口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吴还在许多郡县组织屯田，有民屯，也是有军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载：钟种荒田二十余亩，得米六十斛，平均每亩收获三石。 六、 三国的手工业、商业与货币
三国时期，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官府手工业比较兴盛。汉武帝时所创设的盐铁官营，东汉时曾一度罢废，到三国时又恢复了起来。魏国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东汉末年遭受战祸的破坏最重，曹魏政权为了巩固统治，除了大力推行屯田，恢复农业生产以外，对于手工业的恢复也作了一些努力。首先是进行了冶铁的管理。为了管理铁的生产，设置了“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监冶谒者”等官职。两汉时期中原新发达的丝织业，在经过一度破坏之后，又逐渐恢复。魏明帝时博士马钧改进了绫机，使之更简单实用。魏国的手工业生产虽有恢复和有某些发展，但总的来说大致还没有超过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水平。
蜀汉在杰出政治家诸葛亮的治理下，社会生产（包括手工业）很有起色。蜀汉政府实行了盐铁官营的办法，也设有司金中郎将的官职。蜀汉最著名的手工业有织锦业。《蜀都赋》说：成都“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丹阳记》说：“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可见蜀锦是为各地的达官贵人所喜爱的。成都也是商业的中心。《蜀都赋》说：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蜀与吴的商业交换相当密切。蜀锦和漆器等多运往吴国销售。
吴的手工业有制青铜镜和青瓷器等。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早在商代，已有原始瓷器。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在江南地区，优质瓷器已经出现。三国时期吴国生产的青瓷器量显较深绿色，施釉较厚，已成为当时的名产，青瓷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吴的养蚕业也很有名。左思《吴都赋》曰：“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锦。” 江南的矿产很丰富，铜矿产量尤多。早在西汉时吴王刘濞即采铜自铸钱，获利极多。南方铁矿也不少，孙吴曾在产铁地区设立冶令、冶丞进行管理。但在荒山穷岭政府管辖不到的地方，老百姓也能自采铜铁，铸造甲兵。由于孙吴统治区域傍海多河，所以吴国造船业的发达是魏、蜀远远不及的。
三国时期，经过东汉末年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很大摧残；同时，三个国家相互攻战，自然也影响商品流通。所以，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不如两汉。魏、蜀、吴三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曹魏统治的中原地区受战祸较重，加以交通阻隔，商旅裹足，因此，市场衰微，商业比较萧条。大致到中期以后，商业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而活跃起来。蜀汉沿袭汉代办法，开设官市垄断商业，铁和丝织品由政府专卖。至于民间商业，也比曹魏统治区活跃。据说货殖人家，锦衣玉食，商贾生活非常富裕，从中也反映了商业的相对繁荣。成都仍是西南的大商业都市。孙吴地区，由于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水上交通便利，所以商业相对说也比较发达。长江沿岸商船往来不绝。
吴的商业更加发展，这和南方在迅速开发、生产发展是分不开的，水路交通发达是一个重要特点，内河、海上都有大量的船舶往来。当时的造船经验和技术都有很大的进步。海船都很坚固，大船长达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远望如楼阁，可载六、七百人，货运一万余斛。用四帆，帆随风势调整，可逆风而行。远航大秦的巨型船舶有用七帆的。。大秦的使者或商人常来吴国。吴国与倭国也有定期的船舶往来。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聂友等率士卒三万人到朱崖（今广东徐闻）、儋耳（今海南省儋县）。这都是规模很大的海上航行。
汉末战乱之际，经济遭受破坏，货币也陷于混乱，人民多用谷帛进行交易。直到魏文帝曹丕时才着手恢复。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恢复了五铢钱。但只行了七个月，又废钱而用谷帛。又过了十一年到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才正式恢复了五铢钱。
蜀汉和孙吴为了筹措军费，充实府库，都实行过货币贬值。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攻入成都时，曾铸当百钱。而且钱币份量越来越轻，后来一枚当百钱还不到半铢重。孙权在嘉禾五年（公元236年）铸造当五百大钱。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又铸当千大钱，后来甚至又铸当二千和当五千的大钱。赤乌九年因人民反对才收回大钱。这种货币贬值，自然都是对人民赤裸裸的掠夺。
第八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关系的调整
三国时候的田制和秦汉没有什么区别，都同样存在着国家直接占有的土地和大地主私有的土地，人数众多的广大农民仍然是很少有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在这个阶段，屯田是一项重大的措施。屯田非自三国始，早在秦汉已经出现，但那时的屯田主要局限在西北边境，规模较小。三国时候，屯田规模要大得多，成了当时土地制度中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屯田的大规模实行，丝毫也没有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而只是封建国家所直接管理和经营的土地数量比较多而已。三国时候，魏、蜀、吴都曾经实行过屯田，但蜀、吴屯田的规模不如曹魏大
曹操在内地大规模屯田，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汉末在镇压黄巾起义以后，又继之以连年豪强间的混战，战火遍及幽、冀、青、徐、衮、豫等州，人民惨遭屠杀，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民死田荒的情况下，各地军阀的军粮都极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军阀当中首先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是曹操。他知道当时假如不恢复生产，就无法供应征讨四方的军粮需要；同时，大量的无主荒田，如果不设法加以控制，也会迅速为豪强占领，不利于曹操政权的巩固，这样他就接受了部下枣祗的建议，实行屯田。曹操推行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是其主要形式，也是最早实行的。曹操曾在他的统治区域大力推行屯田，“州郡例置田官”。 根据《三国志·魏书》及《晋书·食货志》所载，曹魏时民屯的规模是不小的。
占田制是西晋王朝实行的一项土地和赋税制度。泰始二年（266年），晋武帝诏令"罢农官为郡县"，屯田制度被废止。太康元年（280年），即灭吴统一全国后，颁布占田令。西晋推行占田制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 第一，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整齐赋役征收制度。这是因为曹魏政权对屯田客的剥削量高达50%-60%，故使屯田客强烈不满，逃亡事件屡见不鲜，以致武装反抗亦与日俱增。后来，许多贵族官僚又乘机将大量屯田据为己有，不少屯田客又沦为私家奴隶，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曹魏政权对自耕农用户调式进行剥削：亩收租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和对屯田客的剥削方式和剥削量极不一致。于是晋武帝便用占田制代替了曹魏时期的屯田制和户调式。 ???? 第二，为了使流亡农民和荒芜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曹魏末期，由于屯田客大量逃亡，贵族官僚又"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到晋初时荒地和流民很多，出现了"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时状况。国家的赋税收入严重不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占田制遂代之以兴。 ???? 第三，为了对地主阶级内部的土地占有情况实行再分配。曹魏后期，豪强世族大肆兼并土地和抢占屯田，出现了"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的状况。西晋建立后，为了在地主阶级内部对土地的占用进行重新分配，故颁布了这一制度。 西晋的占田制包括百姓的占田课田、品官的占田荫客和户调式三个内容
百姓的占田课田规定：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丁男课田50亩，丁妇20亩，亩课8升。 ??? 品官占田荫客制规定：一个一品官可占田50顷，以下每品递减5顷，第九品可占田10顷。各级官吏又可依官品大小荫庇不同数量的佃客和衣食客。 ????户调式规定：丁男为户主的每户岁输帛3匹、绵3斤，丁女及次丁男为户主的纳半数。西晋的占田制只是规定了农民占有土地的最高数量，而多数农民的占田数量却远远达不到占田制的规定，但课田之数却不能因此递减，故农民的赋税负担还是十分沉重的。
西晋占田制的作用本来就不大，及至东晋，田宅土地任人买卖，大土地所有制就更形发展了。江南一直是土地兼并很严重的地区，司马氏政权南渡以后，江南一带除了当地的豪门巨族以外，又增加了许多南迁来的王公贵族，于是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地发展起来。权贵豪门除了强占农田以外，还兼山并泽。东晋朝廷虽曾一再明令禁止，甚至有过占山泽一丈就要弃市的命令，但无实效。南朝刘宋大明年间（公元457——464年）干脆取消了关于强占山林川泽的禁令，并规定第一、二品官可占山泽三顷，三、四品官占二顷五十亩，五、六品官占二顷，七、八品官占一顷五十亩，九品官及百姓（一般地主）占一顷。原已占据的不予追究，未占足的可依令补足。这个法令颁布以后更刺激了豪门权贵兼并山泽土地的活动。
土地制度，在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北魏和后来的东魏、西魏，以及继承东魏、西魏的北齐、北周，土地制度则有它的特点，实行的是均田制度。
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建国以后一百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推行了均田制。这种制度历北朝、隋，一直到唐行两税法（公元780年）前才算废除，实行了近三百年，影响深远。北魏以后的东魏和西魏，以及继承东魏、西魏的北齐和北周仍继续实行均田制，办法与北魏大同小异，只是地主占田很多，土地兼并渐渐严重，很多农民得不到定额的土地。
二、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治形势很不稳定，战争较多，人民的生活困难，阶级矛盾和斗争比较尖锐。但由于建康成为南方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东晋建立前后的数十年间，中原地区以百万计的人口涌进南方，其中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也随之南来，这对于南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1．农业
东晋建立前后，自北方南来的人口中，有许多农民，他们无论是成为地主庄园的依附人口还是自耕农，都是开发南方的重要劳动力。他们带到南方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也迅速传播开来。其中最重要的技术是牛耕技术的推广，有二牛抬杠，亦有不少用单畜（一牛或一马）耕田的。深耕细作、积肥粪田技术、区种法等也在推广。主要铁农具有犁、锸、镢、锄等。考古工作者在今四川昭化宝轮镇的崖墓中发现的长身锄，其形制介于今条锄和板锄之间，对水田和旱地生产都是适用的重要工具。
这一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有新的发展。东晋时期，在晋陵曲阿（今江苏丹阳）修建的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在乌程（今浙江湖州）修建的荻塘，溉田千顷。又修复芍陂（在今安徽寿县），溉田万顷。南朝时期，在荆州枝江开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这也是“获湖”名称的由来。
与兴修水利的同时，各地大量围垦湖田。刘宋时期，山随县田少人多，有大量的贫苦农民迁移到余姚、鄞（今浙江宁波）、贸（今宁波东）三县，开垦湖田。沿海的一些地区还修建了海塘，以保护农田，免受潮水侵袭。
上述这些情况，都是南方农业生发展的重要条件。沈约曰：刘宋时，“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等传·论》当然，丰收的粮食大部分入了地主的仓中，广大农民仍啼饥号寒。
南方的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三吴地区（苏南浙北一带）最发达。此外，鄱阳湖、洞庭湖沿岸和成都平原，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其他地区仍相当落后，铁农具和耕牛缺少，以火耕水耨为主，耕作粗放
2．庄园经济
南方的地主庄园经济相当发展。庄园有两种，一为官僚地主庄园，一为寺院地主庄园。
官僚地主主要是士族地主。自东晋建立以来，官僚地主利用其政治特权，在一些富庶之乡，疯狂侵夺土地，招弱点劳动人手，“封锢山泽”，建立起一个个地主庄园。例如刁逵兄弟，“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固吝山泽”。（《晋书·刁协传》附《刁逵传》。吴姓士族孔灵符本来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大地主，他除在本乡“产业甚广”之外，“又于永兴（今萧山）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之处。”（《宋书·孔季恭传》附《孔灵符传》齐司徒、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今安徽宣城、青阳之间）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梁书·止足列传·顾宪之传》。临成应作临城。）
这些官僚地主的庄园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庄园广大，田地众多——一般庄园，都有良田沃土数十顷至数百顷，甚至还会更多。这些田更并不都报官纳税。庄园内有山有水，灌溉方便，生产条件比较好。
二是依附民多——一般庄园的劳动者都是依附农民。他们当中有土著农民，也有来北方的侨人或其子孙。这些依附农民多在官府无户口，晃地主的私家农奴。
三是自然经济——一个地主庄园自成一个经济单位，按照满足地主的生活需要和保证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要求，进行多种经营。以农业为主，种植谷物、蔬菜、桑麻、药材等等。此外，还有手工业，如纺织、刺绣、酿酒、制饴、冶铁、铸铜、制竹木器等。手工业者多由农民充当。就整个庄园内的生产和生活来说，是自给自足的，依靠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很少，为市场提供的商品也不多，所以商业不甚发展。
四是封锢山泽——山林川泽在西汉中期以前，都归封国家所有，其收入归少府，以供皇帝生活之用。劳动人民亦得定期进入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西汉中期以后，私人占有小量山林川泽的情况出现。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官僚、大地主已在侵占山林川泽。但总的说来，情况不很严重。可是至东晋、周朝时期，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大官僚、大地主竞相侵占山林川泽，情况十分严重。尤其是今苏南、浙北和安徽东南部一带，许多山林川泽被圈占为私产，不许劳动人民进入。《宋书·武帝纪中》曰：“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慢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这实际侵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部分重要生活来源，因之也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地主在庄园中武装，又有众多的佃客、部曲和奴婢，经济力量也很雄厚，实际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他们与官府既勾结，又有矛盾，情况一有变化，就成为一方的割据势力。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很发展。所以这样，就达官贵人、士族地主来说，他们的生活日趋腐朽，思想空虚，利用佛教以寄托他们的精神；并借以麻痹劳动人民。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则由于依食困难，生活痛苦，亦幻想从佛教的某些教义中寻找自己的出路。
南朝的不少皇帝就笃信佛教，并大造佛寺。如宋明帝造湘宫寺，梁武帝造大爱敬寺，都是有名之事。可晃所费之钱，都是搜刮人民而来的。当时虞愿就曾当当面批评宋明帝造湘宫寺说：“陛下起此寺，皆晃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南史·循吏列传·虞愿传》梁武帝时，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人。每个佛寺都力求宏大壮丽，亦都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其他财产。各个郡县也有很多佛寺，每个佛寺都拥有众多的田产和僧众。
寺院经济和世俗的官僚地主的庄园经济差不多。站层僧尼就是寺院地主，他们坐食、空谈，生活奢侈，勾结官府，欺压人民。寺院中有人数众多的一般僧、尼和“白徒”、“养女”，原来都是破产的农民或其子女，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他们终年为寺院种田、劳作，不得温饱。寺院还占有佃客，为他们耕种田地。僧尼、白徒、养女及至佃客，多元户口，是寺院地主的私有人口。《南史·循吏列传·郭祖深传》曰：“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寺院除经营农业外，还兼营商业和放高利贷。借贷者要以黄金、白银、衣物、耕畜、农产品或其他财物为抵押。如南齐的南康郡公、尚书令褚渊就曾把齐太祖萧道成赐给他的白貂坐褥、衣物和所乘黄牛等，到招提法寺作为抵押以贷钱用（《南齐书·褚澄传》。这样的借贷关系是我国早期的典当业。
3．手工业
东晋南朝时期，手工业相当发展，这是南方的社会经济的一大进步。
冶铁业以官营为主，这和这一地区的开发较迟、商业不甚发展分不开。中央设置主管采冶的官吏，经营冶铁。地方官府亦有经营冶铁的。当时著名的冶铁地点有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和冶唐（今湖北武昌）等。所制铁器有锄、斧、凿、釜等农业和手工业及生活用具，还有各种兵器。地主庄园内也多冶铸铁器。冶铁时，多用水排以鼓风。在炼钢技术上，也有很大的进步。陶弘景的“灌钢”法，把生铁和熟铁放在一起冶炼，再加锻打，可以成为优质钢。还有一种“横法钢”，是经过百炼而成的。
青瓷业有很大的发展，三吴地区是青瓷器的主要产地。所产瓷器多饰以莲花纹，光泽度也在不断提高。三吴地区之外，不少州郡也烧造瓷器，技术水平相当高，有的接近于三吴地区的水平；在造型和釉色方面，又有自己的特点。由于瓷器的大量生产，部分陶器、金属器和漆器，已为瓷器所代替。
纺织业有丝织业和麻织业，相当发展，主要是与农业结合的家庭副业。许多地区的农民，掌握了很高的养蚕抽丝技术。如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一年培育四、五辈蚕；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培育八辈蚕，都能做茧抽丝。所以每年三至十月，都是育蚕、抽丝季节。
江南在三国时期，丝织技术还较落后，没有织锦业。东晋末年，刘裕灭后秦时，将长安的百工迁于建康，建立锦署，让他们生产锦，从此织锦技术也传于江南。
用亚麻织布的技术有进步，夜间浣纱，天明即织成布，叫做“鸡鸣布”。
江南多水，自古以来重视造船业。三国以后，南方的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内河有较小的船只往来运输，海上有巨型船只往业沿海各地，或远航外洋，大船载重可达二万斛。刘宋时，荆州作部已能“装战舰数百千艘”。侯景之乱时，出战舰千艘。（《梁书·王僧辩传》。可见当时江南船只之多。
南方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南方的造纸业的迅速发展。造纸的原料除用麻、楮皮外，还有桑皮、藤皮。三吴地区及剡溪（今浙江嵊县）、由拳（今浙江嘉兴）等地产的藤纸，都很有名。由于造纸原料多了，造纸技术有提高，纸的产量增多，质量提高，成本降低，所以纸就代替了简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
4．商业
江南的商业也有发展。不过由于地主庄园很多，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特点突出，使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三吴地区和长江沿岸是商业最发展的地区，内地的政治或军事中心地区的商业也比较活跃。主要商品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粮食、绢、锦、纸、席、青瓷器、漆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盐等，此外，还有玛瑙、琉璃（琉琉，有光宝石。本名璧琉璃，后省称琉璃、流离，亦作瑠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主要是供给贵族、官僚和大地主享用的。
京师建康的商业最发达，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两岸的市集很多。《隋书·地理志》曰：建康“市廛列肆，埒于二京。”此外，江陵、山阴、成都、寿春、襄阳、番禺等，都是一方的政治中心或军事重镇，也是一方的商业中心。如江陵，北抵襄阳，南通湘、广，是长江中游的商品运转枢纽。山阴则是两浙地区的绢、米交易中心，商旅往来，络绎不绝。成都，击通西南夷，北通汉中、关中，是巴蜀地区商品的集散地。
南方的交通运输，以水路为主。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赣江、湘江、沔江（汉水）和郁水（粤江）及其支流，几乎遍布于南方各地，构成两大运系统，把许多城市和乡村连结起来。
东晋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相当发展，番禺是最主要的口岸，当时有载重两万斛的大船远航南洋各国，西经印度洋，远大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朗）等国。这些国家的海船也经常成批的到来。东晋末年（399年），高僧法显赴印度取经，去时自长安出发，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至印度、尼泊尔。回来时，乘船赴狮子国，又到爪哇岛，本来可航行到番禺，因中途遭遇大风，于公元412年（义熙八年）漂到青州长广郡劳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登陆。当时我国自西亚、南亚和南洋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玳瑁、珠玑、琉璃器、香料等，输出的商品以绫、绢、锦等丝织品和丝为主。
南方和日本之间有海船定期往来，所经路线有南北两条。北线自长江口沿今山东半岛南部，经百济，到日本；南线自会稽东冶（今福建福州）出海，经夷洲（今台湾）之北、琉球，到日本。两国之间不仅有商品交换关系，刘宋时期，中国的一些织工、缝工、陶工随日本使者到了日本，对日本的纺织业、缝纫业、制陶业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只是在西晋的太康时期，一度有所发展。此后经“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破坏，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北魏统一以后，社会比较稳定，情况稍有好转。孝文帝改革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
1．农业
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户调制以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这一情况更加明显。首先表现在开荒上面。在北魏前期，洛阳一带乃到黄河中流的广大地区，到处荒芜，人烟稀少。自孝文帝改革之后，许多过去逃亡异乡的汉族劳动人民相继回到这里，开荒种地，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粮食生产也在增加。内迁的鲜卑族劳动人民和其他族人民，逐渐减少乃至放弃以狩猎或畜牧为主的谋生之道。而转向农业生产，也在开荒种地，成为农民。
从现有资料来看，自三国时期直到北魏，虽然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可是农业生产技术还是在不断改进、提高、发展。例如牛耕技术，得到很大的推广。西自今新疆拜城、甘肃敦煌、嘉峪关、酒泉起，东到辽宁朝阳，在这广袤的边远地区，有很多刻绘着牛耕图的画砖、刻石或壁画被发现。使牛的形式多数为二牛抬杠，但用一牛的情况增多，铁农具使用的范围也有扩大，农具种类在增加，式样也有改进。主要农具有铁制犁、铲、锸、锄、镰等，其中的全铁曲柄锄增多了，这对于中耕、除草都很有利。农民们在生产中很注意深耕细作，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很关心时令，鉴别土壤，阳旱保墒，田间管理等。对于各种作物的选种、育种、栽培、积肥、施肥等技术，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或经验。
自改革之后，水利事业也有恢复和发展。太和十二年（488年），冯太后和孝文帝下诏，指令长城沿边六镇和云中、河西、关内各郡，都要开种水田，并要通渠灌溉。不少地方官吏也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水利的兴修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两晋时期，各地有很多水碾、水磨和水碓。十六国混战时期，几乎破坏殆尽。这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粮食加工工具相继在洛阳和关中一带重新出现。仅洛阳城西的谷水沿岸就有水碾、水磨几十区。
畜牧业也有发展。牲畜的品种增多，饲养牲畜的经验比过去丰富，兽医学也有进步。《魏书·食货志》曰：孝文帝“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徒牧于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死无死伤也。“可见孝文帝在位期间，塞外的畜牧业及畜群已在向中原地区扩展或南移。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王湾的考古发掘中，在大约一千我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家畜的骨头，其中有150个羊的个体，130个马的个体，而猪的个体只有110个。这一发现到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从家畜密度之高来看，说明了畜牧业是相当民展的；二、从羊、马、猪的比例来看，说明了塞外畜群南移是事实。这一情况也和孝文帝改革是分不开的。
六世纪初，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合计的人口多出一倍。人口数字这样的遽增，虽然和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等有关系，但也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关。
2．寺院地主庄园
北魏建立以后，鲜卑贵族就注意利用宗教以麻痹人民，从而加强他们的统治，但种种宗教还不甚发展。可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各种宗教都在发展，而以佛教的发展最快。所以这样，和北魏统治者的提倡有密切的关系。在迁都洛阳的二十余年后，洛阳的佛寺多到五百余所，北魏全国佛寺增到13720所。到北魏末年，洛阳的佛寺多达1367所，北魏全国佛寺多达30000余所，僧尼多达200余万人。后来，北齐有寺院4万余所，僧尼100余万人。北周有寺院1万余所，僧尼200多万人。
每个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产业，主要是田地。田地的来源不外有三种途径：一为皇帝或官府的赏赐或拨给，二为贵族、官僚或富人的施舍，三为寺院的收购。如孝文帝在修建大中兴寺时，就赐给该寺稻田百余顷。《魏书、释老志》曰：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大部分寺院和地主庄园差不多。少数上层益尼同于大地主，一般僧众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整日从事于寺内的生产劳动和杂役，过着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较大的寺院都拥有较多的僧祗户，僧祗户是由国家拨给的。在名义上，僧祗户属于国家管理寺院的总机构僧曹管辖，实际是归各寺院，成为寺院的农奴。寺院还拥有寺户（亦称佛图户），是由官府拨给的犯罪百姓或官奴充当。僧祗户和寺户都不再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不仅这样，有些自耕农或贫困农民为了逃避国家的赋役，甘愿投奔到寺院的荫庇之下，将田产献给寺院，自己则充当寺院子佃农。就这样，许多寺院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劳动人手，并封锢山泽，成为寺院庄园地主。
这些寺院不仅驱使僧祗户、寺户、佃农从事农业生产，还进行各种手工业生产，主要满足上层僧尼的生活需要，也解决寺院本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实是一个知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寺院经营高利贷的极多，寺院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是极其严重的。
3．手工业
北魏自改革以后，手工业也由恢复而发展。主要手工业有治铁业、纺织业和制瓷器。
当时的冶铁技术有锻铁和铸铁。兵器、铁甲和车马具等，主要使用锻铁制造的。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时用锻铁制造的器物，其数量之多，技师之高，都超过了魏晋时期。铁制手工工具很多，也很进步，这是兴建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北魏在公元507-509年（正始五年—永平二年）进行的褒斜道工程，比魏晋时期进行的同一工程，在规模上要大得多，这与铁工具的大量使用有密切关系。这时，中国的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寺。属于北魏前期的最具有工表性的石窟寺有大同的云冈石窟。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有洛阳的龙门石窟。以云冈石窟为例，始凿约在公元460年（和平元年），止于494年（太和十八年），现存洞窟53个（主洞21个），造像5万1千余尊，最大的高达17米。千万这样一些巨大的艺术宝库，高超的技术条件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铁工具的增多和进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时的铸铁技术也有进步，有的铁器错有金银饰，是精工制作的工艺品。
北魏后期，纺织业亦有发展，主要是丝织技术有很大进步。绢的产量大增，绢价从北魏初年每匹千钱，降落到二、三百钱。在府库中积聚的绢帛之多，达到魏晋以来的最高数字。织有各处花纹的锦、绮和刺绣，都有新的特点。在吐鲁番发现的属于用波斯萨珊王朝的传统技法织成的纹锦，有在纬线上起花，在图案的联珠套环中织出成对的鸟兽、人物等花纹。可是也发现有用同样技法织成的纹锦，但却带有莲花“贵”、“同”字等。这显然是中国人用波斯技法织成的。这是中国和中、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
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满地施绣的佛说法图残片，是公元487年（太和十一年）在中原地区制作的。在残宽60到70厘米、残高41厘米的画面上，绣有坐佛、立菩萨、男女供养人、多样的散花，还有154个字的发愿文，而且线条流利，还使用了前所未见的两三晕的配色技法，使画面接近于绘画。
北魏中后期，制瓷业有新的发展，工艺技术也有进步。在北魏中期，北方瓷器的形态和纹饰，多和长江流域的产品相类似主要是厚釉的表瓷器。此后，北方的制瓷业迅速发展，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不仅出现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青色釉，而且在青瓷基础上较成熟的烧造出黄釉、酱釉、褐釉等。器具的种类也增多了，出现了形态不同的罐、壶、瓶、盘等。高约70厘米的、仿金属器的饰有仰覆莲的六系青瓷尊，是当时中原地区青瓷的代表作。制瓷工艺已脱出了南方青瓷系统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对后来唐宋时期制瓷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这时北方的制瓷业不仅在技术上有进步，制瓷的地区也在扩大。从考古发掘来看，发现瓷器的墓葬，几乎遍布于今天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
4．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北方和商业也在恢复、发展。
北魏孝文帝自迁都洛阳以后，洛阳的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了，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
当时的洛阳有居民十万多户，城内外的居民区共有200多个里（坊），多分行业或按身份分别居住。洛阳的市场很多，城西面的西阳门外，有“洛阳大市场预测，周回八里”，是洛阳最大的市场。在大市之东有二里，名通商里和达货里，居住着手艺人和屠户、商贩等；市南有二里，名调音里和乐律里，居住着以奏乐、讴歌为生的人；市西有二里，名退酤里和治觞里，居民多以酿酒为业；市北有二里，名慈孝里和奉终里，居民多以出售棺椁或出租载运棺柩的车辆为业。此外，还有二里，名准财里和金肆里，是富人居住之处。《洛阳伽蓝记》卷四曰：“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每个里都有很多因从事工商业而发家致富的人。例如通商、达货二里，“资财巨万”者很多。其中最富的名刘宝，为经营商业，竟在各州郡都会之处都设有联络点，养有马匹，以便向他报告各地的物价信息。《洛阳伽蓝记》卷四曰：“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刘白堕以酿酒为业。他酿之酒，“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
达官贵人们都把这种酒当作贵重礼物赠与远方亲朋，“以其远到，号曰鹤殇，亦曰骑驴酒驴酒。”
洛阳城南修有四夷馆，还有四个里。其中的金陵馆和归正里，主要是和来安排南朝人来归者居住的。燕然馆和归德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漠北民族来归者居住的。这里街道整齐“清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在洛水南有“四通市”，伊水和洛水的鱼，多在市上出卖。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的谚语。上述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的洛阳是很繁盛的。
洛阳以外的北方各地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商业也有发展。商业有官营和民营。官营盐、铁是专营性质，包括了生产和销售。北魏后期，在沧、瀛、幽、青四州境内，傍海取盐，每年收盐约21万斛。大部分冶铁业也掌握在官府手中。北魏王朝还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常平仓，丰年销售绢帛，收购粮食；荒年则压价出售粮食。这样以保持物价的稳定。这项制度在北齐和北周时，亦被采用。
民间出现了不少以贩卖为主的大小商人，主要经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北方和南方对峙的情况下，商业往来也在发展，主要是由民间商人进行的。
魏晋和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破坏和地主庄园自然经济的发展，使商业处理萧条状态。即使有商品交换关系，也多以物易物，货币几乎停止使用。但自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尤其是孝文帝改革以后，商业有所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对货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铸造“太和五铢”青铜钱，于是，市场上以货币为交换手段的渐多，商业进一步发展。
北魏和朝鲜半岛诸国（高句丽 、新罗、百济）、日本、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诸，都有商业往来，外国人来洛阳经商或居住的很多。洛阳城南的四夷馆中的扶桑馆和慕化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来自朝鲜半岛诸国的日本使者及商旅的。崦嵫馆和慕义里主要是用来安排来自中亚、西亚诸国的使者和商旅的。
丝绸之路仍然是沟通中国和中、西亚的重要商道。我国的丝织品继续输出到西方，养蚕、缫丝和丝织技术也于这时传到西方。伊朗人很快地掌握了这种技术，并织出了具有民族色彩的“波斯锦”传到中国。解放以前和解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我国北方的新疆、青海、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发现了许多拜占庭的金币和伊朗人建立的萨珊王朝的银币，其中大量的是北魏时期传来的。这也反映了当时北魏与中、西亚的商业往来是密切的。
北魏和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及日本，都有使臣和商业往来。
第九节 中国第二次封建大统一时代的经济
一、 隋朝前期的经济政策
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时候，从巩固新建立的杨隋政权出发，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曾采取了一些减轻赋税、徭役、刑罚和“大索貌阅”检验户口的措施，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鉴于南北朝以来，广大农民为了逃避赋役，或诈老诈小，或依托豪强，或潜逃流亡，脱离户籍。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下令"大索貌阅"：即根据年龄和体貌特征，检查户籍，发现隐瞒不实者，地方官就要判罪。另外，又颁布“输籍之法”：即国家按财产的多少，划分户等，作为定样，颁布全国，然后再规定各等民户所应负担的赋役数量，并从轻定额，旨在同豪强地主争夺剥削对象和劳动人手。
二、 隋朝的农业与漕运
隋统一全国以后，社会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时候，从巩固新建立的政权出发，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曾采取了一些减轻赋税的措施，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隋代农业的发展，具体反映在农业人口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上。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时，有户数3599604，灭陈后又得50万户，人口达2000多万，已超过西晋统一时的人口数。到隋大业五年（609年）更增加到8907546户，46019956人。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增加了480多万户，2000多万人。
人口的增加，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使垦田面积也不断增加。据《通典·食货二》所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耕地面积达19404167顷，至炀帝大业中增加到55854040顷。
隋王朝曾经建筑了许多粮仓储存粮食。这些粮窖中，大的可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的也可储粮数千石。到文帝末年时，天下积储还可供五、六十年。
隋王朝时候曾经大开运河，兴修了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江南河等河道。这些运河对沟通南北交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有其重要意义。隋炀帝时开通，共分四段：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开，先从洛阳西苑引洛水入黄河，从板渚引黄水，泗水，经开封，达淮水盱眙；邗沟（山阳渎）——起自山阳（淮安），入长江京江（镇江），最早为吴王夫差开凿，文帝代陈时疏竣，大业元年又大修扩凿；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大业六年开；永济渠——由黄河北上，达涿郡（今北京附近），大业四年专为征伐高丽运粮物而开。另有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到潼关，但不属于运河。唐朝仍使用隋运河，水运很发达，除官府从江南往洛阳、长安漕运粮物外，商船也很多，《旧唐书·崔融传》载：“天下诸律，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又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说明除运河处，长江、黄河的河运也在发展。 三、 隋朝的手工业、商业与货币
隋朝的手工业生产也有某些进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丝织业、制瓷业和造船业。
北方和四川的丝织业一向很发达。隋朝时，今河北、河南一带是北方丝织业的中心。隋代制瓷业在瓷土选炼和施釉技术上都有提高。在西安市曾出土过一件隋代的白瓷天鹅壶，质地坚硬，造型美观，是我国所发现最早的白瓷器之一。隋代的造船业很发达。杨素督造攻陈用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前后安置了6个长50尺的拍竿，用以撞击敌船。炀帝杨广巡游江都建造了几千只船，消耗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这些船种类很多，有龙舟、翔螭、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龙舟为炀帝乘坐，规模最大，制作也最精。船长200尺，高45尺，宽50尺。船身分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个房间，下层供太监居住。皇后乘坐的翔螭和宫妃乘坐的浮景也都极其华美。造这样大的船，自然是需要很高超的手工技巧的。
隋王朝曾有几个著名的能工巧匠，其中石匠李春的创造最值得记述。开皇末年至大业年间，李春在赵州（今河北赵县）建造了一座安济桥。由于桥的结构良好，虽然已经过一千几百年的漫长岁月，至今仍然保持完好，屹然无恙。
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时候，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商业也比魏晋南北朝发达。商业的发达，可以从商业城市的繁荣上得到反映。当时最大的都市是东西二京。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隋书·地理志》说这个城市：“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东京洛阳商业也很发达，尤其是内通南北水路的运河开凿以后，这里更成了南北货物集散之处。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丰都市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通远市东临漕运的河渠，河内船只数以万计。洛阳、长安以外，南京的商业也可和两京相比美。此外，广州是海外贸易的商埠，江都、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今杭州）、东阳（今金华）是东南地区的商业城市，成都则是巴蜀地区的商业中心。
隋朝的对外贸易路线，有西北的陆路和东南的海路，西北的陆路对外贸易尤为发达。西北的陆上贸易，主要通亚洲西北部，甚至远至欧洲东部。海上贸易，通南洋诸国和日本，对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隋王朝时，日本曾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隋炀帝在大业四年（608年）也派裴世清回访日本。
隋王朝曾统一过币制，对商品交换的发展起了一定促进的作用。隋朝初年，各地多使用南北朝的钱币，币制紊乱，商品交换非常不便。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年）制定了新五铢钱，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禁止古钱和私钱流通。炀帝时，政治腐败，私铸盛行，钱币又混乱起来。除钱以外，绢帛仍被当作货币使用。
四、 隋唐的均田制与租庸调
隋王朝掌握一定数量的荒地，为了有效地控制土地和人民，以利于增加国家收入和巩固封建政权，隋代继续实行了均田制。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即颁布了继续均田的诏令：即丁男一人受露田80亩，桑麻田20亩，妇人受露田40亩，一夫一妇受田共140亩。奴婢受田依良人，但官吏之家最多限300人，平民之家最多限60人。丁牛一头受田60亩，仅限4牛。 ???官吏按品级高低可受永业田，多者百顷，少者30顷，可世代相传；又可受1-5顷职分田，其地租可作为俸禄补充；还可获得数量不等的公廨田，其地租可作办公费用。
隋初开皇年间颁租调制,规定，丁男一床每年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绵三两或调布一端、麻三斤，每丁每年服役30天。开皇三年（853年），又把成丁年龄由18岁延至21岁，调绢一匹（4丈）减为2丈，股役由30天减为20天。并允许"民年五十，可输庸代役"。即年满50岁以上的丁男，如不愿服役，每天可折绢3尺、折布3.75尺缴纳，是为"庸"。庸在隋朝还是临时为之，20天力役在无需征发或50岁以上不去者，可以绢代之，还不是正式制度。
唐王朝继续实行均田制。武德七年（624年）第一次颁令推行均田制，开元七年（719年）和二十五年又两次补充 . 关于唐的均田制，新、旧《唐书·食货志》、《通典》、《唐六典》等书都有记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第一，男子授田1顷，其中80亩为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女子一般不授田，但寡居者每人给30亩，户主加20亩，其中以20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工商业者在宽乡也可以减半授田，在狭乡不给。口分田年老（60岁）交还一半，身死全部交还，永业田则作为世业。
第二，永业田有余可以出卖，不足也可买足。口分田不得买卖，但自狭乡迁宽乡者例外。
第三，王公贵族和官吏给以100顷至60亩的永业田，对各级中央及地方官吏给以12顷至80亩的职分田，对各级官衙也拨给一定数量的公廨田。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制度上的规定，从唐代有关历史资料来看，授田是非常不足的，也不是很普遍的。唐代官僚大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比北朝和隋朝更加严重，官僚、贵族可以大量占田。对他们的土地，政府不能触动。国家能够支配的仅是官田荒地。即使是官荒土地，唐政府还要用以赏赐贵族勋臣，如高祖李渊初入长安时曾赐给裴寂良田千顷，其它大臣也各有赏赐。唐太宗李世民也曾赐给徐世勣良田50顷。因此，可用以授田的土地不多，农民授田普遍不足。
唐代实行的均田制，到唐中叶终于崩溃了。
唐代租庸调规定；丁男每年缴租粟2石，户调帛2丈、绵3两或布2.5丈、麻3斤。每丁每年服役20天，如不服役，每天折绢3尺或布3.75尺，是为庸，亦称“输庸代役”。 五、 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外贸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发展中。建国后经过一百多年，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据说已经出现“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应指地主储粮），皆及数岁，太仓（政府粮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的情景。杜甫《忆昔》诗中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斑斑，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政府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的兴修，在中央尚书省的工部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各一人，掌管全国水利事宜。据统计，在唐前期的130多年中，全国各地共兴修了水利工程160多项，对灌溉农田、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也有改进。从唐代陆龟蒙《耒耜经》中的记载看来，农具种类已经不少，凡是前代所有的农具，唐代都有。甚至后来宋代所用的各种农具，唐也已大体具备。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户890万，口5300万。唐代开元天宝时耕地达800-850万顷，至明初仍未突破此数，说明“开垦殆尽”，尽地力之效了。隋朝粮食屡屡丰稔，大置粮仓即以此为基础。到唐中叶普及二作制，亩产量较前增加一倍，为2至3石。
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丝织业在吴越进一步发展，桑树增多，茶叶种植普及，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以南地区，陆羽的《茶经》面世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商业性农作物，天然地联接着农村和市场。并且，五代时北方官茶靠南方小政权进贡，如江陵是产茶中心，南平又是最小的政权，靠向五代政权称臣贡茶以苟安。
唐朝手工业中以纺织、冶铸、陶瓷等几个部门的发展比较显著。纺织业中的丝织业，作为中国的一项传统手工业，在唐代更为发达。当时丝织品的品种和花样都很多。手工业。浙东藤低，宣州宣纸，金陵和成都雕版印刷，江淮的盐业、吴越的瓷器等都有迅猛发展。
唐商业仍然体现在大城市中（宋代走向市镇）。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都）一直是商业中心。唐中叶以后江南城市发展快，崛起了明州（宁波）、广州、泉州、杭州等。“扬一益二”，为唐代最大的两个商业中心，江南还是加上杭州；外贸港口加上广州、唐代的市船司就设在广州。此时外贸路线已由传统的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水路。
城市的管理制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坊市制，坊是居民区，市是交易区，三者严格分开，不得混杂。以长安为例。二是行会。手工业、商业者的同行组织，具有保护同行利益的职能，也有承担官差的义务，有行头负责，应差为当行。隋朝洛阳有120行，唐代长安有220行，都要组织行会。店铺称肆。一行包括若干个肆。
唐代也进行了统一货币的工作。唐初仍沿用隋代五铢和其它古钱。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开元通宝。这种钱大小仿汉五铢，重二铢四絫，每十文重一两。唐钱形状没有什么改变，但名称却有很大变化。唐以前的钱都是重量钱，以重量为名称，唐钱则改称“宝”或“通宝”、“元宝”，并冠以年号。这是中国钱币名称上的一大变化。后代不再称铢絫，而称一钱，意即开元钱一文的重量。唐高宗以后到五代十国时期，一方面仍流通和不断新铸开元通宝钱，一方面不断铸新年号钱。除铜钱外，唐代货币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唐前期“钱帛兼行”，即绢帛也作为货币与铜钱一起流通。庸绢是实物兼货币代役制，“佣值”即其证，《卖炭翁》词：“半匠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也是支付的炭的价格。唐中叶以后，绢帛便退出了流通。二是飞钱的出现。解决长途携带铜钱不便问题的汇兑方式。《新唐书·食货志》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帅，委钱诸道进奏院，……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也称便换。汇票不是纸币。唐后期出现的柜坊和飞钱是商业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柜坊亦称钱柜，为收存钱物之处，凭信物可随时支付，存钱物者要给柜坊主人交付一定的柜租。飞钱亦称便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汇兑制度，可避免长途携带钱币的不便和途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柜坊和飞钱的出现，既是唐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也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唐代和隋代一样，对外通商路线分陆路和海路两个方面。陆路以长安为中心，经河西走廊，过新疆塔里木盆地，越葱岭山隘，到达西域和中亚各国。通往东北方各国的商路，有出中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入回纥；有从夏州（陕西大里河北）经大同云中达大漠南北；有出幽州（北京及河北武清、永清、永次等县）经辽西，渡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在这些对外通商的道路上，唐王朝建有相当便利的驿舍，也有私营的旅馆、饭店。
唐代对外海上通道，通往印度的以广州为中心，由广州或交州（今河内附近一带）出发，越马来半岛，到苏门答腊或爪哇。由此再分两路：一路经爪哇巽他海峡直航锡兰（今斯里兰卡）；一路西北行、经苏门答腊的马六甲海峡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地区。通往中亚、非洲各国贸易的海上通道，则由广州越马来半岛，经锡兰（今斯里兰卡）入波斯湾；或沿阿剌伯海岸到达红海。通往朝鲜或日本的海上贸易，有从登州或莱州经辽东半岛至朝鲜、日本的航线。此外，还另有南北两条海路：南路从扬州或明州（宁波）出航至日本；北路由楚州（治所在今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经朝鲜到达日本。 六、 唐朝的两税法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这一赋役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中叶，均田制彻底弛坏，这样，租庸调也就非改变不可了。两税法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由宰相杨炎创立的一个新的赋税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赋税制度史上的一大变革，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两税法产生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破坏的结果；第二，是唐后期农民起义斗争成果的曲折反映；第三，唐前期实行过的户税和地税为两税法的产生提供了借鉴。
两税法的内容， 据《旧唐书.杨炎传》所载大致如下：“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必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梳理一下，内容有六：第一，取消租庸和各种杂税杂役，所有税目集中于地税户税中；第二，户税按户等高下征钱（实际按家产多少征收）；地税按亩征粮，每亩征收数以颁两税法前一年地亩为准；第三，夏秋两征，夏税不迟于六月，秋税不迟于十一月交纳；第四，商贾人户按其经营额的三十分之一纳税；第五，量出制入，按预算需要的开支数决定当年两税总额，再按户税，地税两项向地方州县逐级摊派；第六，两税法以户为负担人，不问主户、客户一律纳税。
作为一个制度，两税法有划时代意义。第一，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即按田亩和资产征税，它比按丁口征税的租庸调制较为合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赋税负担。 第二，两税法扩大了税源和纳税面，使拥有资产和田地的贵族官僚和商客贾人等都须缴纳两税，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第三，两税法简化了征税名目，制止了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以上所说，是两税法积极的一面，可以说两税法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两税法实行以后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两税法的主要失误是“量出以制入”，没有统一税率和固定税额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时人陆贽、韩愈、白居易等反对此法，主要也是针对没有定额的问题。其次，全部取消徭役和代役庸制，全部纳入两税征收不切实际，唐后期仍存在徭役。到宋代沿用两税（二税）时，徭役便已经独立出来了，实际是对唐代两税法的纠正。
第十节 宋元时代的经济
一、农业、手工业与商业
1．农业的发展和客户地位的提高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如龙骨翻车、筒车等灌溉工具广泛使用, 牛耕进一步推行，宋政府还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先进的“踏犁”,用人力踩踏耕地，“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北宋农民精耕细作，也很注意施肥。当时，水利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其中如兴修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及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疏浚西湖等工程，规模都很大。 北宋时期，很重视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如宋真宗时从福建取优良的占城稻3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其他作物的产量也有提高，江南亩产至均3石，高者达5、6石，“苏湖熟天下足”，之说自此始。北宋时，农民因地制宜，开垦了大量的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北宋中叶，仅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亩以上的圩田。南宋时，当涂、芜湖两县的圩田占全县农田面积的十之八九。宣州、池州一带的圩田的规模非常大，有的圩田周长480多里，圩岸坚固宽广，可以并马而驰。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当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明显超过唐代水平。 茶树、桑、麻、棉花以及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突出的发展，并且出现了集中的种植区域和专门的种植户。 ????宋代官田私田通行租佃方式，随着“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高度集中，租佃关系各个方面都较前更成熟了。
标志之一：客户在民间成为佃客、佃农的代称，在东南地区尤多。按《元丰九域志》所载主客户数推算，各地客户均在总户数人35%，佃农也当是这个比数。
标志至二：具体方式仍为“承佃”和“合耕”两种方式，前者为定额租制，后者为分成制。并且“合耕”方式类同于庄园。。在分成制下，地主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往往监督客户（即佃客）劳动。在定额制下，地主对客户的生产干预较少。 标志之三：佃农经济定型化。宋代佃农不仅租地，连籽种、牛具等要租赁，“借人之牛，受人之士，佣而耕者，谓之客户”。通常是租地交五成地租，租牛加一成“牛米”，但仍须租牛，原因在于租牛可多租地，归佃农的绝对数大。
????北宋时期，客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虽在各地有所差别，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向减弱的方向发展。客户通常可以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也可自立户名，成为国家的税户。
南宋时期，水利事业获得极大的发展。同时，农业生产技术也有进步。南宋圩田面积进一步扩大。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产量提高。当时，产生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南宋时，植棉区从两广和福建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也有所增多。 ???2、手工业的进步和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突出的进步，不仅作坊的规模和分工的程度超过了前代，而且生产技术明显提高，产品的质量、种类及数量都获得改进和提高。在北宋，手工业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部门： ???北宋的瓷器，无论在产量还是技术上，都极大地超越前代。当时以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的产品最为著名，号称五大名窑。宋真宗景德年间，在饶州新平（今江西景德镇）设官窑，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瓷都景德镇。北宋时期，瓷器大量运销国外，享誉四海。 ????北宋矿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如徐州的利国监，有３６冶，矿工约4000余人。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一带盛产铜、铅，生产者人数更多。宋神宗时年产铜达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北宋时，造船水平很高。北方的开封，洛阳仰仗东南粮物，随唐运河中段，通开封处称“汴渠”，被赵匡胤称为“宝带”。官办漕船称“纲船”，曾几次改革汴河漕运管理办法，包括抬高水位，以求加大运输量。这些都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在座船、马船、战船、商船、游船，内河可运660吨，航海可达1100吨。如宋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神舟”，据估计载重量约为1100吨。北宋海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特点。隔舱防水设计，是宋代造船业的首创。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北宋丝织技术很高。宋代棉花尚未普及，仍以丝织为主。织绢技术成熟，绢有50种，绫27种。丝织业生产中心仍在北方以河北、山东地区.如河北定州的缂丝，可以织出异常美丽的图案。而当时的薄缣，每匹不过四两重，望之如雾。给辽、夏的绢帛，北方边地军装用绢，大都取自河北、山东等地。 对丝织业发展取代北方，是元明以后棉花普及后的事情。另外，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盛产麻布，并有许多畅销产品。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迅猛发展。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国子监刻印的书籍，后人称为“监本”；民间书坊刻印的书，后人称为坊本。开封、杭州、眉山、福建通阳等是刻书中心，监本多在杭州刻印。经称“宋版书”。造纸技术用竹、藤、麻、楮作原料，可制多种用途的纸张。北宋造纸的工艺水平很高，当时有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治所在今安徽歙县）的凝霜、澄心及浙江的藤纸等名品。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民间作坊增多，雇工也多了起来，在开封等地出现了雇工人市，称“罗斋”，自由性大。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私营作坊中的工匠多为雇佣工匠，以钱米作为雇值。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属于军队的军匠，也有雇募性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他们不再是无偿服役。
南宋时，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如苏州等地的官营织锦院，规模宏大，品种繁多，产品精美。同时，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这也可从出土的棉毯得到说明。 ???? 南宋制瓷业规模宏大，技术进一步提高。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为当时精品。景德镇已成为著名制瓷中心。 ????南宋造船业继续发展。1974年，在今福建泉州发掘出一艘南宋海船，其载重量在200吨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它竟有多达13个船舱。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 ????南宋时期，造纸、印刷以及火器制造等手工业部门，也都相当发达。 ?? 3、商业的繁荣 ????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同时，北宋城市中商业店铺的营业时间也大大延长，突破了以往“暮鼓晨钟”的限制。交易时间上也打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不受限制，除白天外，还有了夜市、晓市（息市）。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商店、旅舍、货摊林立。城内另有如大相国寺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市内还有酒肆和茶楼以及“勾栏”等娱乐场所。《清明上河图》对此有形象的反映。坊市制打破后，行会的管理作用更重要了，手工业和商业均组织行会（或称因、铺），行有行头，对内掌管各辅坊的规模，雇值和物价，对上负责纳税当行，是官府管理市场的重要工具。各行业都有行会，甚至香水行（澡堂）、乞丐行、妓女行，“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东京梦华录卷二）。甚至扩展到工商业之外的城市人等。 ????北宋时，城市外围的草市更加发展，而农村中定期开放的集市也相当普遍。有些草市或集市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还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 ????北宋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负责征收商税。宋朝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 ????北宋王朝对盐、茶、酒、矾等实行禁榷制度，即专卖制度，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这种制度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两宋主要货币仍是铜钱,金银仍然只作为官俸或外交使用，市场上使用很少。熙宁六年（1073年），铸币达600余万贯，远远超过唐朝的最高数。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 ????纸币的发行，是宋代货币的新创举。始于北宋仁宗年间的四川地区，初由16家富商合办.公元十世纪末叶，成都出现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这也是中国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时，政府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宋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因大量印发，遂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南宋临安也是当时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商业很繁荣。此外，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成都、建康、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江陵（治所在今湖北沙市）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市镇、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 ????南宋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收入远远超过北宋时期。南宋与金之间则保持着边境榷场贸易。而双方民间私下的交易更为频繁。 ??? 南宋时期，货币铸造供不应求。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但南宋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通贷膨胀后果。
二、 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政策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有十项，其中六项为“理财”即涉及经济方面的新法.具体是:
青苗法。州府每年三、五月放贷，帮农民度荒耕种，半年后偿还时加二分利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为保证有偿还能力，借贷时按户等（资产）多少为据，户面多贷，户低少贷，15贯至1.5贯为限。此法源自陕西转运使李参所创之制：“令民隐度麦票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宋史纪事本末卷）
募役法。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主户按户等高下分担。原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等，按户等出“助役钱”。
市易法。利用行政力量调节物价，稳定市场，抑制富商大贾的暴利。在开封设“市易务”，中央用100万贯半价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到市场缺货时再按时价卖出，商贩也可到市易务内赊货代卖。后推行至杭州、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市易二年，以县钱九十六万贯”，稳定了市场，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在各地清丈土地，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以此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修大水利工程万余处，可灌农田36万顷。
均输法。调改政府收买官物的办法，减少浪费。朝廷每年须从各地买些物品运往开封，在东南等地设“发运使”。发运使按章办事，不管物价高低，定时定点购买，结果造成极大浪费。王安石令发运使参考各地物价高低，“徙贵就贱，用近易适”，由东南发运使根据中央的需要，灵活调配东南六路漕运京师的各种物资，以减少重复、浪费,以节省物价和运费。
三、 元朝的经济发展
一般认为，汉、唐、明是三个盛世，也是经济发展的时代；而宋是在唐基业上的发展，元代曾一度衰落，到明才恢复，发展起来。实际上，元初的经济衰退是暂时的，是元宋间战争造成的，元统一之后，很快采取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所以元代经济的发展不象平常所认为的那样低。 1、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元初农业生产上最大的问题是农牧争地。作为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放牧，是自然条件使然，但入主中原后，大批蒙古贵族军功将领也在内地占领大批土地，“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牲畜”.尽管忽必烈推行汉化政策，但在元初，大量耕地成为牧场，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忽必烈统一前后，在内地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元朝统治者逐渐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多次明令不围猎践踏田亩和不滥改田为牧扬的禁令，实行以农 桑为急务的政策。
忽必烈在位期间，先设立劝农司，后又更名为司农司、大司农司，目的是督促检查农业生产，方法是派劝农使到各地；下设巡行劝农司于各地。1286年，大司农司编汇《农桑辑要》，颁行诸路，是书是元代以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总结，对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起了重要作用，“利布四方，灼有明效”。
元初，北方农民自发地组织了一种“锄社”，几家协力耕作，“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苗无荒秽，岁皆丰熟”。这是在生产衰退时期的原始观念复活，与宋代义庄有相同的道理。元政府在劝事农桑的过程中，把这种民间的自发组织予以整顿，规定，乡村中每五十户为一社，推年高、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为社长，组织农民耕垦，修河治渠，经营副业，成为政府管理农业、编制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手段。这种锄社很快遍行于南北各地，与里甲制度并行。
在水利方面,元初即设都水监、河渠司，以兴修水利，修河治渠。水利专家郭守敬曾任都水少监，在华北、西北勘察水利工程，开辟水田数万顷。东南地区水利工程也得到修复和保护。同时，灌溉水库技术也有了发展，甚至可将水吸到二百余尺的高地浇灌。
由于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措施，元朝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元世祖时人口恢复到53645337人，较元初有较大增长，接近宋金人数。耕地面积，产量也恢复到接近宋代水平。但至中后期，又复衰败。
元代农业经济史上值的大书一笔的是棉花种植的推广。自古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是以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为单位的，女织的内容是麻布绢绵，麻布是平民的衣料，绢帛只有富贵者才用得起。宋以前，虽然也有北道棉，南道棉，但仅限于西北，东南一隅。自元代开始，植棉技术由福建沿海地区迅速向内地推广，取代麻布成为广大人民的衣料用品。1289年，元政府在东南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征收棉布。到元成宗时，棉花已在本国基本普及了。
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由于统一的时间不一，统一前南北方政权的不同，元代北方一直沿用辽金旧制，南方沿用南宋旧制。
土地制度方面，国家占有官田较前增多，元朝推行了军屯、民屯及军民和屯等屯田措施。除了屯田，职田，赐王公贵族外，政府招佃耕种。私人地主土地除一部分用农奴耕种外，多数用来出租。租佃制仍占统治地位，分成租为五至七成，定额租亩纳米一石左右。较之宋代，元代佃户身份似有降低，原因是蒙古落后习俗的影响。
北方蒙古贵族也占有投下户，是征战时掠夺的人户，是私人地主的私属，不负担政府的赋役，随着元政府经济剥削的加重，很多农民也甘充投下户，称投拜户，投下招收户等。
南北方都存在“驱口”——农奴性质的俘获之人，在南方称为奴婢，也有因破产自卖为驱口的，大都有驱口人市。驱口多务农，也或用于手工业、矿业、家庭等。与一般编民不同，经放良、赎买才能脱驱口籍而为良民。有的贵族官僚占有几百驱口。驱口是主人的私产，可以出卖甚至杀死。是元代的特殊阶层，介于奴隶与农奴之间。由于驱口增多，国家控制的人口即减少，常引起政府与私人地主争夺人口，争夺驱口，诏令放免驱口。但终元之世，驱口一直存在。
在蒙古贵族侵占土地的同时，南北方大地主的佃产基本上没有破坏，一直沿续下来，加之新权贵仗势吞并，元代的土地兼并也很激烈，土地问题仍是社会矛循的主要起因。
与农业发展相适应的赋役制度在元朝也有重大变化.蒙古国时没有税制，占有土地之后，连人民一起交给王子贵族为食邑，太宗继位后，1229年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始行税制，分地、户、丁三种作为暂行办法。世宗时在三税之外加包银、俸钞、渐渐形成税粮科差两项税制。徭役,差役基本沿用宋制。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宋代旧制，按地亩征收两税。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南方科差则有户钞、包银。
2、手工业
元代手工业生产的突出特点，是以官手工业为主，私人手工业作坊较前减少，这是因为，蒙古人对中原技术的喜爱，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身份支配中原的技工匠人。元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都很大，内部分工更细。官营手工作坊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统治者。
元大都设“诸色匠人总管府”，各业“提举司”等，作为官手工业的总管机关，下设印、染、绣、罗、毛 、镔铁、玛瑙玉局等；后来在上都、涿州，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织造局、酒醋局等。
官府手工业的原料来自科差征收，以及和买之类。其产品多用于王公贵族和官廷的消费，很少进入市场。元官府手工业的工匠——系官匠人，他们户口单列，职业世袭，身分同于工奴，没有人身自由，多是元初征服地区的工匠的后代，以及后来以种种名目拘括的。工匠分三类：军匠——生产武器，由军队管辖；人匠——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局院生产，受局院辖；投下匠户——封主王公贵族管辖。匠户职业世袭，非经放免，不能脱籍。
由于系官人匠身分低，待遇低，导致反抗，降低工作效率，政府也曾不断招募民间匠人，或差派工匠以补其不足。
民间手工业数量不多，但也在发展着。主要是丝织业在江南一带发展快。手工业生产从技术上看，最著名的是黄道婆对纺织业技术的改进。由于元代棉花种植刚开始，纺织技术不太理想。黄道婆在海南学习黎族的纺织技术后，加以改造，传播到故乡江南地区，如改单绽织车为三绽，棉布颜色、图案也较前新颖复杂。元丝织业也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中如杭州等地的私营丝织业作坊，在元朝后期达到较大的规模。但丝织品变成达官贵人的衣料，其技术也日益精细，不计成本，特别是官手工业的分布更是如此，不能看作是有代表性的技术水平。
还有制瓷业，景德镇瓷器业在元代更为发展，成为专门生产进贡品的官手工作坊，政府设“浮梁瓷局”专门管理，以生产青白瓷为主.景德镇是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产品精美，其中的青花瓷最为著名。其余如龙泉窑、钧窑、定窑等，都继续得到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此外，元代的矿冶、造船以及印刷等行业也都在宋代的基础上恢复发展。
3、商业
对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有人认为衰退了，因战乱破坏，较唐宋衰退，到明清才恢复发展；也有人认为，元代没有衰退，而是在唐宋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但对于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认为是病态的；特别在外贸方面，原因是成吉思汗打通了西亚，不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然。应当承认，元代较唐宋、明清是不及的，但到中后期恢复较快，不象有些论著描述的那样黑暗，也不象想象的那样兴盛。
首先是城市的繁荣。最著名的是元大都，元朝的大都，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是当时国际上著名的大都市，吸引了东西方很多国家的商队和使团。其它重要城市，多集中在水、陆交通沿线，其中运河和长江沿岸的商业城市进一步发展起来，如扬州、集庆（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及杭州等。此外，沿海的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宁波）、上海等是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泉州为第一大港。
其次是有严格的禁榷制度即专卖制度。元沿用前代办法，从盐、茶、酒、醋到农具、竹木，无不列入专卖范围。特别是盐的垄断，盐课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但商人可凭“盐引”运销，即向产盐地的管理机关交钱，换取凭证，此证称盐引，凭此把盐运到指定地区销售，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但让商人获一部分利润。其它如茶、酒、农具等也实行专卖控制。
再者设立市舶提举司，严密控制海外贸易。市舶司,对外贸易上的专卖机关，市舶提举司的简称。此法在宋代即已出现，元代仍沿用。元代又有“官本船”法，即由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解易人得其三”，禁止私自出海贸易。
钞币的流通. 元世祖时，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钞和至元钞。以后，几代元政府曾变更钞法，并铸造过铜钱，但都行之不久。元末，滥发纸币，结果纸币贬值，激化了社会矛盾。
斡脱钱。即商人放的高利贷。元朝将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为“斡脱”，即商队伙伴之意，他们放高利贷称“斡脱”。斡脱钱当年本利相等，以后本利合并生息，在元朝很普通。政府为了管理，至元五年设斡脱所，后扩大为斡脱总管府，私办成为官办，后来凡用官本从事高利贷及其它商业活动的，皆称为斡脱，已不限于中亚商人的范围了。元朝时期，斡脱钱横行
元代不抑商，但“官办”增多，同样限制了商业经济的自由发展。
4、海运的利用和大运河的疏浚
元代定大都（北京），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背靠燕山和蒙古草原，俯视中原，便于控制。但元代以降经济中心已移至江南，大都的米粮等用品“仰给于江南”。为了满足大都的粮食、物资需要，除了利用陆路和运河交通外，又开辟海运航线。海运成本低廉，终元之世，深受重视。
海运指自杭州、苏州入海，沿黄海绕道山东半岛，入渤海的直沽（天津）。元世祖到江南时，曾从此线运南宋书籍到大都，自1282年始，大量由此道运粮。在海运中虽然船工们总结了一套航海经验，但风险较大，所以在海运的同时，又整修了大运河。
大运河在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尽管已达涿郡，但不畅通；北宋仍用运河，南宋与金对峙时，运河已淤塞不通。元代的整修以大都为中心，以徐州为枢纽，直接北达大都。其疏浚工程分为三步：从山东的济宁到东平段的济州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段的会通河，自大都至通州段的通惠河等。
第十一节 明朝与清前期的经济
一、 明前期的经济政策
元朝后期以来社会经济凋蔽，尤其元末长期战乱，给生产造成很大破坏，明初南北各地呈现人少地旷的境象。明太祖为巩固其统治，倡导勤政爱民，恢复生产，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是缓和人身依附关系。元朝依附户等属半奴隶身份，主人有生杀之权，是蒙人统治下的反常现象；明初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平民百姓因战乱而成为奴婢者“即日放还”，有敢继续收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并由朝廷出钱将因饥荒典卖的子女赎回.明政府还颁布法令，提高佃户的地位。终明一代，生产上的奴婢明显减少。雇工的身份地位无论在实际生活中或法律规定上都有明显提高，如佃户在元代是半奴隶，在明代则见面“行少长之礼”，较元代主仆之礼进步了。官手工作坊虽沿用元代实行匠籍制度，但已不终年服役，而设轮班匠和住坐匠，都规定 一定的服役时间（如年三个月），此外可以自由营作，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松弛了。
二是奖励垦荒。针对当时荒田多的情况，令各处农民自由垦荒、垦后即为永业，永不起科（后渐渐起科）；招抚流亡，劝流民回乡，并规定“外逃回乡，人给地十五亩，蔬地二亩”。
三是实行军民商“屯田”。民屯是把地狭人稠地区的穷人移往人少或边远地区垦荒，凡移民屯种，官给耕牛种子，免税二年，三年后亩税一半，实际等于募民开垦私田。军屯是由士兵屯耕，在内地和边疆都有“卫屯”，军田有边疆“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驻防，八分屯种”之说，以屯种为主，收后自给并上缴国家。商屯亦称“开中”，主要是引诱盐商募人垦荒，明代食盐专卖，规定商人贩盐，须运粮到边疆，按运粮多少到内地取盐出卖（一石粮给盐一引，200斤，凭证称盐引）；商人为节省运费，常募人到边地垦荒，收获后交边防军，以换取盐引，即为商屯，这三种屯田效果很显著，据史书记载明代屯田数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
除上述三项主要措施外，还组织兴修水利，疏峻大运河，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规定有地五亩以上须种桑、麻、棉各半亩，多者加陪，并推广植棉法等等。这些措施实行后明初社会经济很快从元末动乱低落中恢复发展起来。
二、 里甲制度与黄册和鱼鳞图册
1、征发徭役的里甲制和黄册。
明初分全国民为军民匠灶四类（灶历盐户），各著专门户籍，不准改行，并予以行政编制；城镇曰坊，近城曰厢，乡下为里甲。里甲制始于洪武三年，十三年以后推广善及，办法是110户为一里，设里长10人（10户）；下设10户为一甲；一里长统一甲（甲有甲首）。比较笼统。同时，还编了户口清册即黄册：每户填报姓名、丁口、年龄、田宅、资产、里长汇总后上呈县；并将鳏孤独附后（不征役）称畸零户。县州布政司（省）层层留底，汇总，最高呈报中央户部。每十年一更换，以适应人丁等变化的情况。即经过里、县、府和布政使司几级组织，对本辖区民户情况层层登记造册，最后上报户部的户口总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它是政府征收赋役的依据。
明初徭役有三类。即均工夫役(即均徭)、里甲正役和杂役。均工夫役是明中央政府向各地摊派的徭役；以里甲为单位所服的徭役，为里甲正役；杂役则指地方各级衙门的差役。 2、征发赋税的鱼鳞图与粮长制。
明代全国土地分民田、官田两种，民田是民间的私田，官田是宋代以来的官地和建明后官没的敌对者、犯罪者的土地。为掌握各处耕地数目，防止脱漏，派人在各地丈量耕地，“量度田亩方圆，明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绘成图，其形状如鱼鳞，故名。鱼鳞图册上载明田亩位置、土地等级及户主姓名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具体办法是税粮万石为一区，区绘总图，在上面将各块土地的主人，四至、数目、肥瘠绘上，作为征收税粮的凭证。鱼鳞图册自洪武六年即开始，到二十年时已经推行到全国各地。在按鱼鳞图征税时，洪武四年始，又在南方一些地区创行了粮长制，办法是随税粮万石为一区，选该区富者为粮长，专督其区税粮并运送至京师。及时运粮至京师者，常蒙皇帝招见，甚至授官，称“税粮人才”，如浙江乌程粮长严震，由粮长升为工部尚书。最初的用意是防止郡县官吏额外加税，并定粮长舞弊治罪法；但粮长制实行不久，便与官吏勾结，上下齐手，欺压百姓，甚至干预行政事务。
鱼鳞图，粮长制都是征赋税的组织工具。明初的税制沿用唐宋，夏秋两征，称夏税秋粮；交本色粮，交他物称“折色”。本色夏麦秋粮，民田一般亩征三升三合，官田五升三合，另外，有所谓“重税区”，除了富裕地区，主要是明初朱元璋对原来的张士诚等统治区敌对势力的报复；达八升五合，乃至二、三石。
总之，鱼鳞图册是全国土地清册，辅以粮长制以征税粮； 册是全国户口清册，辅以里甲制以征税役。二者相辅相成。“以鱼鳞图为径，土地之讼废也 ；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邪”。 三、 明朝一条鞭法
明朝初年税制沿用唐宋两税法，徭役也模仿唐宋旧制，已见前述。到明中叶以后，赋役制渐渐的出现混乱，一方面是土地易手加剧，鱼鳞图已不可靠，特别是豪民隐占田产，析产以逃税，政府曾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包括一些王庄，屯田的耕地，对当时“大户有田而无粮”的弊端有一定改善。另一方面，又对徭役制进行了改革。
自明中叶以来，东南地区各地又调整了徭役的征派方法。如应天府将里甲役改收“里甲银”，浙江、福建改“均徭”为均平银，江西把各类杂役徭役一律归为均徭，由里甲轮任，实际是将诸徭役合并了。又有地地区出现“十段锦”法，即打破里甲界限，以县为单位分段（区）征发，仍是十年一轮。这些都与后来的一条鞭法精神一致，是其先声。
嘉靖九年（1530），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了“一条鞭法”，嘉靖时曾在一些地方试行，如海瑞等在浙江，应天府等地试行，但由于户部尚书等人的反对，一直没有大规模推行。张居正执行时将各地的徭役改革方法与赋税改革方法合并，整顿为一条鞭法，于万历九年（1581）推行全国。
一条鞭法的内容记载不一，各地实行的也不完全一样。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为：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 ，力差则计其工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为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投，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
概言之，即把各种徭役合为一综，如鞭绳诸股合为一条。具体讲，有以下三个要点内容。
1、赋役合并，按田亩征收。将各种赋税，徭役统一为一项，以防杂乱摊派；将按人丁征发的徭役也改为主要按资产征发，并与赋税合并，摊派地亩征收。
2、田赋征银，徭役出钱。开始是部分折钱银，因为官府需要部分粮食和人夫徭役，后来全部税收改为征银，全部徭役可纳钱抵税，官府以此募人应役。
3、官府征收，废除粮长。赋役折银钱后容易存放，运送不再由粮长之类专为收运了。由县官、州官、布政使管理，减少了粮长、里正鱼肉百姓的弊端。
一条鞭的推行，杂派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有好转，由原来亏损白银四百万两，转变为余十年银粮，收到了明显效果。并且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史上看，特别是徭役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一条鞭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徭役的征发由人丁转向地亩，缓和了人身依附关系，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古封建税役以地、户、丁为三因子，役主要以丁口为依据，这就是劳动赋税的残余，也是官府控制农民人身自由的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落后形态不断被改造，由人丁转向地亩，如唐中叶杨炎两税法，将代役庸制合并,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没有发展到全部实行代役的程度，所以宋初徭役从二税中脱离出来，“雇募法”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焦点。真正完成丁役转入地亩，是在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之后，一并计亩征银；而丁役的残余形态到清初“地丁合一”时才取消，“地丁制”是一条鞭的继续和扫尾，这对于松驰人身依附关系有主要意义。同为税役的征发是靠政治力量，不是基于财产权，而是对财产所有权的统治权，是一种超经济强制。商业经济是自由的，而摇役制限制了人身自由，也就限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代役制出现后等于徭役制度废除，增加了人身自由。
其二，税役一并征银，适应当时经济的发展。货币税、役的产生是当时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货币税役反过来又对当前经济有促进作用。
张居正的改革，尤其一条鞭法，无论从当时看，还是历史上看，都有积极意义，应当肯定。一条鞭法的实行，简化了赋役征收的手续，改变了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并出现"摊丁入亩"的趋势。它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一条鞭法还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也有一定局限性，如一条鞭法的目的之一为了减少杂派，但与两税法、康熙时的地丁合一不同，不设立赋役总额，结果造成一条鞭法的征收“岁岁不同，出口为是”，使贪官污吏钻了空子，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皇庄、王庄仍有关税权，官绅也按级别免税役，就不可能使财政贫匮得到根本解决。尽管有这些局限性，还是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加之内阁门户之见。张居正死后被诬告，夺爵抄家，并剖棺鞭尸，皇帝特赦免之；而“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明后期摊派仍然很多，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导致李自成起义，推倒了明王朝。
四、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
明初，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无论是耕地数量，还是粮食、经济作物的产量，都明显提高。其中棉花的种植比宋元时更加普遍，已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洪武时耕地达3000余万顷（有人考证为850万顷）粮食。在明代，犁、锄、杈、镰、水车等主要农具已很齐备。生产技术无论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等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明中叶以后，农业生产除了在耕作技术上有所进步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显著的增加，如棉花、茶叶、甘蔗、花生、番薯、玉蜀黍、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都相当普遍。明代农作物主要是南方的稻子，并开始向长江以北推广，京东一带有屯田等的水田。南方一年两熟，岭南有了三季稻，平均每户二、三石，高者达五石。北方原以谷物为主，此时玉米也从墨西哥传入，（番）白薯从菲律宾传入. 商业性农作物，首推棉花，在明代棉花种植“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农政全书三五）特别是江南一带，耕地“大半植棉”，在地贫地区如嘉定，不宜种稻，“其民独托命于木棉”（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O）。另一商业性农作物是烟草，烟草自明中期开始由菲律宾传入，很快有了广阔的市场。
手工业方面，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业， 江南是棉纺中心，棉布不仅是民间衣用之物，也是军衣的衣料，“织机十室必有”，棉布“寸土皆有”，松江棉布“衣被天下”。制瓷业，元以前为青瓷、白瓷，明代开始出现彩瓷，很精美，一种“宝石红”工艺品畅销国内外。此外，还有造船，冶铁等等。明初，手工业以棉纺织业、制瓷业、矿冶业和造船业等的发展最为突出。纺纱织布已成为农村的重要家庭副业。 ????与此同时，制瓷业也进入鼎盛时期。如当时的江西景德镇，瓷器生产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其中尤以宣德时的青花瓷、祭红最著名。 ????明前期，官营矿冶发展迟缓，而民营矿冶却稳步发展，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明初的造船业曾居世界前列，制造了如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各种巨大、先进的海船。
明中叶以后，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景德镇的民窑生产有很大的发展；冶、铸铁业形成了佛山（今属广东）、阳城（今属山西）、尤溪（今属福建）等中心；丝纺织业出现了构造复杂、先进的织机，可以织造各色花纹；棉纺织业技术进步，产量大为提高。其余如印刷、造船等业，也都有较大发展。 ???? 明中叶，手工业工场内分工更加细密，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进了产品质量。 五、 明代商业贸易、货币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1．明代的商业贸易和货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明前期的商业和城市经济很快繁荣起来。当时的南京，人烟稠密，店铺、住宅连廓栉比。其余如苏州、杭州、成都等等城市也相当繁荣。明政府在京师和各地设立宣课司、税课司及税课局等机构，征收商税；并于济宁、淮安（今属江苏）、扬州等运河七个口岸，按船收税。京城设商人存放货物的“榻房”。 ????明初，前后铸造两种铜钱：大中通宝钱和洪武通宝钱，又发行纸帛“大明宝钞”。但大明宝钞很快贬值。
到明代中叶，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田赋、力役的折银，促使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于是，农业、手工业产品大量涌进市场，甚至远销海外。 ????明中叶后，出现了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原料和手工业品生产的地域分工趋势。如江南湖州（今属浙江）普遍种桑养蚕，山东、河南广泛种植棉花；苏州、杭州等地成为丝织业生产中心，松江（今属上海）地区则是著名的棉纺业中心。这就促进了各地区间的商品交换。 ????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及关陕商等。 ????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当时的北京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等地是对外贸易港口；武昌、荆州、天津、临清及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贸易中心。当时还产生了五大手工业区域：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今江西铅山南）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南方地区，市镇迅猛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除集中了苏、杭、湖、嘉、松等最繁荣的城市外，又涌现出大批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和松江的枫泾镇等。 ????明中叶以后白银的广泛使用，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
2．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由于工匠、赋役制度的改革，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到明代中期，除某些地区存在落后的佃仆制外，大部分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有所松弛，可以自由迁徙。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永佃制”，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明代中叶，江南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雇工。其中的短工，通常计日受值，与凡人一样自由。在工匠反抗官府奴役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下，明朝逐渐改变了对工匠的剥削方式。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明政府宣布轮班匠不愿服役者，可出银代役。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下令班匠一律以银代役，每名每年纳银四钱五分，称“匠班银”。于是，班匠对封建政府的人身隶属关系大为削弱。 ????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明中叶一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中又以江南纺织业最为明显。
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在地域和行业上表现是不同的，最明显的是在江南丝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途径。一是从小手工业者分化出未来的资本家，一是商业资本支配产业成为资本家。
小手工业者是商品生产者，商品经济的天性是自由竞争，在封建社会中，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多数人破产，少数人的财富增加，即发生两极分化。如杭州人张翰记述其祖先张毅庵在成化年间发迹经过，张毅庵原以造酒为生，因遇水灾，停止卖酒，买一纺织机营作，很快发展到拥有二十多张织机的纺织业主。晚明小说《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描写的施复夫妇，从自己养蚕纺织，十年后却成为拥有三四十张织机的作坊主。与之同时，原来“家杼轴而户纂组”的苏杭一带，不一定都买得起机杼了，多数人破产了。当时拥有许多织机的户称“大户”，没有织机的织工称“小户”，成为大户的雇佣劳动者，“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并且在小户（织工）与大户（作坊主）之间有固定的雇佣关系，“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的则是临时性的雇佣关系“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织者曰车匠，丘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而相聚，粥后俱各散归。”，无论临时的还是固定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劳动力的买卖关系。
商业资本本来是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在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有些大商人便以“包买主”的身份支配手工业者了，他们为织工提供原料，负责收购产品，从中按件计酬给佣工工资，与手工业作坊主的不同，只在于他的雇工不集中生产，而是分散在各个家庭中。如万历时期松江有“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酬取值”。这里的店是店铺，不是作坊。这些在家中织纺的是女织工，实际已经形成了商业资本的雇佣劳动者，商业资本开始支配生产，并转为产业资本了。
无论是手工业者分化出的作坊主，还是大商人支配生产，都构成了与封建生产关系不同的新的剥削关系：一方面是为谋利而生产的有资产者，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过活的雇佣劳动者；其雇佣关系以经济关系为主，没有明显的人身控制；作坊主、大商人的经营目的是为出卖获利，不是自己消费。 显然，这是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雇佣关系。 ???? 但是，明代中叶以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它不仅弱小，而且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和少数行业中，并带有明显的落后性。资本主义萌芽，从产生之日起即受到封建制度多方面的阻挠。
首先是重视盘剥。商税自古即是财政税收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更是重视商业税收。在明代，仅就纺织业而言，官府实行“领织制度”，即令作坊为官府组布帛，由官府提供原料，织成后按量付酬，但规定的价格比市价低，又常无故拖欠扣压，作坊主常有因此破产的。其它行业如矿业，官府除严禁私人开山以使官府垄断矿产，交矿税外，还常派矿监、税使到各地去。矿监、税使每到一地，明抢暗夺，无恶不作，常使一些工商业者因此破产。曾引起人民的反矿监斗争，如湖北反矿监陈奉、苏州织工葛贤领导的反税监孙隆的斗争即是此类。
其次是通过行会来限制。行会是手工业者的组织，按行业而组合，故得名。在西欧，行会的成立是自发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对付外界包括官府的压迫剥削，是一种自治的组织。在中国，行会自唐（或先秦）即已出现，但还是官府征派税役的工具，尽管它也有限制内部等作用，起码也是个半官半民的机构，行会是由官府任命组织的。行会有行头、负责、支应、官府的征派。甚至有的地方雇工的应募也得听从“行头”的调派。无论哪种作用都限制了手工业的发展和雇工人的人身自由。
官府阻挠工商业，直接目的是为了营利，增加税收；但本质的原因是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和压抑。自然经济观念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来阻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使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极为缓慢，不象西欧中世纪后期那样，萌芽出现不久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六、清前期的经济政策
清军定鼎北京后，为巩固其统治和尽快统一全国，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减免赋税，恢复生产。清军入京后即宣布废除“三饷”加派，并只收“正税”，其它一切俱免，地亩照明朝旧额征税，以前拖欠者一律蠲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也予以减轻。并规定“如有官吏蒙混倍增者，杀无赦”。同时又规定，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被赶跑“失业”的地主回来后，必须将地如数占有，不肯退赔者以“党寇”治罪，限令地方官劝民恢复生产，招抚流亡，奖励垦荒。
圈地令。明代在北京有大量皇庄，各地有大量王庄，在明末农民起义中被广大农民垦耕为已田。清初统治者为了满足本族贵族的掠夺之欲，即在进入北京的同年下令圈地，“定近京荒地及前明庄田无主者，拨给东来官兵”，即给从东北来的清军，所围占不仅是荒田，常圈占民田。如令军士骑马拉绳，尽力奔跑，所占即称官地。到顺治二年正式下令各地圈地，不论有主无主，一律任意围占，：“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宅中所有皆其所有也”，其实是抢占民田民财。被圈的土地除一部分分给八旗兵士外，大部分由八旗官员，特别是皇族，王公所占据，称“旗田”，并重新建起皇庄、王庄，皇庄、王庄下沿用满人的落后的农奴制剥削方式，而农奴多是原有土地而被围占的破产农民。
停止圈地和奖励垦荒，清军入关之初的圈地不仅破坏了生产，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所以发展生产的首要措施是停止圈地。康熙八年（1669）明令停止，并令“自今圈占民间房地，永远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自清初即鼓励垦荒，“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清世祖实录三），六年内不起科。一般说来，到康熙后期，全国大部分荒田得以开垦，生产也恢复起来。
实行更名田。更名田，即把明代王田所占平民之田还给原主，是对明末农民战争中农民争取的王田的法律承认。更名田与民田一同起科，使分得更名田的农民成了自耕农。
废除匠籍和贱民籍，清初沿用明代的匠籍制度，但由于明末以来战乱，匠人及子孙多已逃散，顺治初曾在京师废匠籍，但不久又恢复。康熙以后，还陆续将匠银摊入田赋，最后废除了匠籍制度。这一措施使得匠户在法律上也摆脱了封建政府的人身控制，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雍正时曾颁令“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传统的抑商观念有了变化。同时，还废除了明代以来的贱民制度，明初由于对 敌对势力范围人民的处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等原因，有很多“贱民”，如浙江的“惰民”是陈友谅队伍之后人；乐籍乃建文帝一方的官僚及后人；丐籍属于江苏破产的农民，等等。到清朝已历三百多年，有些已无文契可查，加之贱民的反抗，雍正以后逐渐废除各种贱民民籍，使其取得了与“良人”相同的社会地位。实际是生产领域奴隶制残余的扫除。
七、 清朝的摊丁入亩
赋役制度方面，清初沿用明代的制度，针对旧制无定额的弊病，在顺治三年（1646）编《赋役全册》，以万历旧籍为准，总记地丁税额，并辅以鱼鳞图和黄册，康熙时编成《简明赋役全书》，删去原来田赋尾数，只留整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赋役混乱、摊派的问题，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为了稳定税额，宣布以康熙五十年丁银额为准（丁2462万，银335万两），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即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末年，部分省份开始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人丁和丁银固定以后，又陆续把丁银摊入田亩。这就是所说的地丁制度。雍正时，清中央推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时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也称地丁合一，将人丁税彻底废除，并入田亩征收。这一措施标志着盛行数千年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它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和税收的稳定，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削弱。同时摊丁入亩以后，从原则上来说无地的农民可以不负担丁银，能够减轻一些少地或无地农民的繁重赋役，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
八、 清前期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
1．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代康熙以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逐渐超过明代，人口更快速增长。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43亿，道光中叶，更增长到4.12亿。 ????清代在水利兴修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在修治黄河、淮河方面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康熙亲自选治河人才，亲自参与设计方案，以“南巡”的名义六次亲临治河现场考察，还治理了北京附近的浑河，并改名永乐河。疏浚黄河、运河后，很长时间没有发生黄河泛滥。 ????清代农业生产上注意精耕细作，使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提高。当时，棉花、桑树、甘蔗、烟叶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进一步扩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随着清代货币地租的发展，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当时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佃农与地主之间无主仆名分的情况。清代永佃权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加松弛。 ????清代农业生产中使用雇工的现象也日益增加。清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雇工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松弛。 ???? 2.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康熙以后，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纺织业仍是主要产业，丝织业生产相当发达，其中民间丝织业发展很快，规模颇大。东南江宁、苏杭为中心，西南贵州等地也日益发展。官府有织造衙门，有官办作坊；但发展较快的仍是民间私营作坊。棉纺织业也同样发展，纺纱可“一手三纱”，东南也是棉织业中心，长江三角洲一带城乡棉织业产量巨大，如无锡有“布码头”之称。在清代，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多达四十余处，其产品色彩鲜艳，精美异常。其中又以江西景德镇为制瓷业中心。 ????清代时期，矿冶业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云贵铜、铅矿的开采规模很大，而广东、山西、河南及山东等地的铁矿产量也相当大。当时，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极为发达，所铸铁锅行销海内外。 ????其他如印染、印刷、造船及制糖等等行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 3. 商业的繁荣
鸦片战争之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城市也日益繁荣。大城市有两京、苏杭扬州以及济南、天津、开封、太原，近现代或成为省会的城市，多在清初即已发展起来，成为经济中心了。同时，各地中小市镇的发展更为突出，如湖北汉口镇、广东佛山镇及河南朱仙镇等，人烟稠密，市场发达。而在农产品商品化相应发展的推动下，农村市场也相当活跃。其中又尤以苏、松、嘉、湖、杭等地特别发达 。地区与地区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粮食、布帛、盐铁、形成了区域间的分工和交换，如江南产布帛，江西湖广的粮食，广东的铁器等，这是形成国内市场的经济基础。 ????在清代，以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等为代表的大商人势力，资财更为雄厚，但仍主要停留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范围内。 ????清朝的对外贸易，比以前也有所发展。出口的货物以茶叶、陶瓷、生丝、绸缎、棉布及铁器等为大宗，嘉庆以前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保持着优势地位。 ??? 但也是在清朝，由于统治者盲目自大，所以长期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限制中外贸易的发展。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而且也影响了国内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九、清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
到了清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之明后期又略有发展，地区有了扩大；行业有所增多；手工工场的数目也有了增加；雇工人数在迅速增多。
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清代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坊和工场的扩大。清初官府对私人作坊有限制规定“机户不得逾百张，织造（管工商业）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光绪江宁府志十五），到道光年间便废除了此禁令，其实在此之间禁令已不起作用，私人手工业作坊一直在发展。
丝织业中有织机五六百张，雇工千余人者，但多数是多至几十张机子的小作坊。除苏州外，清代江宁较前发展起来，超过了苏杭。江西瓷器工场的明显发展是分工继续扩大，除官窑外，有很多民窑，官窑民窑所雇佣的都是“挟其所以食其力”的工匠、工匠的技术日趋专门、划一。手工工场表现最明显的是矿冶，特别是冶铁。广东、陕西等地的冶铁处称“矿场”，铁炉高一丈七八尺，一处有铁炉数十甚至百余，雇佣各种工人常达三、四千人。再就是炼铜，云南冶铜业中“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不下数万，非独本者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或按月、季、临时定期支付工资，是比较原纯的经济关系。规模在明代基础上继续扩大和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标志之一。
其二是包买商控制手工业生产的现象增多。这种现象在明代只是商人控制购销，包买商不多，清代则明显增多起来。商人不再仅仅从购销上插入，还把材料直接分配给个体劳动者，待生产出成品后再收回，给劳力者一定的报酬，这样，劳动者虽然仍在自己家中生产，实际已成了包买商的雇工。如苏州、江宁等地大商人开设的“账房”，他们把原料，甚至工具分给小机户从事生产。生产者最后将完工的绸缎，送归“账房”批售，“账房”则支付他们的报酬。
清代资本主义萌芽较以往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其发展既缓慢，又明显地暴露出不平衡的弱点。到鸦片战争之前，封建的自然经济在中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新的经济关系还很微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仅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幼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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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思考题：
1．简述商朝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2．西周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3．试述春秋时期井田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4．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5．西汉初年为巩固封建统治采取了哪些发展经济的措施？
6．东汉时期地主田庄经济的特点是什么？
7．屯田、占田、均田制之比较。
8．两税法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9．简析南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主要表现。
10．一条鞭法的内容及意义。
11．简述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
12．清代赋役制度的变化及意义。
13．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增长的表现及原因。
第六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一提起中国古代的科学发明，人们往往马上就会想到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四大发明无疑是极其伟大的，它们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的影响。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提供了质地优良、方便而又经济的书写材料，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保存、传播、延续和发展。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西传，则成为促进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有力杠杆。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弗·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认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按：指印刷术）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按：指火药）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按：指指南针）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四大发明毕竟是中国科技文化史上很小的一部分，仅仅知道四大发明，对于了解中国文化史还是远远不够的。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科技文化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对于整个世界的文明进化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指出：“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同时，从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祖先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些成就几乎遍及科技领域的各个分支，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以及医学等学科，到建筑、冶金、纺织、机械、造船、航海、造纸、印刷、陶瓷等技术领域，无不有着相当突出的成就，而令举世所赞叹。李约瑟博士曾以有关机械和其他技术的发明和传播为例，比较了古代世界各文明古国与中国的成就，指出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比其他文明古国要多得多，而且“这些发明在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期间先后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在列举了中国的二十六项技术发明之后，李约瑟又说：“我写到这里用了句点，因为二十六个字母都已经用完了，可是还有许多例子，甚至还有重要的例子可以列举。”
的确，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明为数之多，在古代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本章只能是着重介绍中国古代主要的科学技术成就。
第一节??? 别树一帜的中国数学
在世界古代数学中，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辉煌成就可说是家喻户晓，为人们所熟知了。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人们却知之甚少，或知之不详。其实，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同样是极其辉煌的，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首先，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离的十进位值制，就是中国的一大发明。至迟在商代时，中国已采用了十进位值制。从现已发现的商代陶文和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当时已能够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十三个数字，记十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这些记数文字的形状，在后世虽有所变化而成为现在的写法，但记数方法却从没有中断，一直被沿袭，并日趋完善。古巴比仑的记数法虽有位值制的意义，但它采用的是六十进位的，计算非常繁琐。古埃及的数字从一到十只有两个数字符号，从一百到一千万有四个数字符号，而且这些符号都是象形的，如用一只鸟表示十万。古希腊由于几何发达，因而轻视计算，记数方法落后，是用全部希腊字母来表示一到一万的数字，字母不够就用加符号“‘”等的方法来补充。古罗马采用的是累积法，如用ccc表示300。印度古代既有用字母表示，又有用累积法，到公元七世纪时方采用十进位值制，很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现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和记数法，大约在十世纪时才传到欧洲。由此可见，十进位值制的记数法是古代世界中最先进、科学的记数法，对世界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李约瑟所说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在计算数学方面，中国大约在商周时期已经有了四则运算，到春秋战国时期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已相当完备。其中，出现于春秋时期的正整数乘法歌诀“九九歌”，堪称是先进的十进位记数法与简明的中国语言文字相结合之结晶，这是任何其他记数法和语言文字所无法产生的。从此，“九九歌”成为数学的普及和发展最基本的基础之一，一直延续至今。其变化只是古代的“九九歌”从“九九八十一”开始，到“二二如四”止，而现在是由“一一如一”到“九九八十一”。
与此同时，中国发明了特有的计算工具和方法，即用“算筹”进行计算。“筹”是一些粗细、长短一样的小竹棍，也有用木或骨制成的，后来还有用铁等金属制作的。用算筹表示数目，有两种形式，即纵式和横式：
在表示数字时，用纵式代表个、百、万位的数，用横式代表十、千位的数，遇零则用空位表示，如此就可以用算筹摆出任何自然数。用算筹进行计算，叫做“筹算”。即通过算筹的摆列，进行加减乘除以至开平方、开立方等的运算，整数以后的奇零部分，则用分数表示。后来的“筹画”、“筹策”、“筹算”、“筹议”等常用词，都是由此演生和引伸出来的。
正是在上述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数学以擅长计算著称于世，并逐步形成了自具特色的数学体系。《九章算术》一书是这个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九章算术》大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中叶，是集战国和秦汉数学成就之大全的著名古算书。该书采用应用题集形式写成，共收入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246个，并给出答案。全书分为九章：
第一章“方田”，主要讲的是田亩面积的计算，包括分数的各种计算方法；
第二章“粟米”，讲各种比例问题，特别是关于各种谷物间按比例相互交换的计算方法；
第三章“衰分”，讲按等级分配物资或摊派税收的比例问题；
第四章“少广”，讲开平方、开立方的计算方法；
第五章“商功”，讲各种形状的体积的计算方法；
第六章“均输”，讲如何按人口、物价高低、路途远近等条件，以计算各地的赋税和分派工役等问题的计算方法；
第七章“盈不足”，即用假设的方法解决如下一类的问题：“今有（人）共买（物），（每）人出八（钱）盈余三（钱），（每）人出七（钱）不足四（钱），问人数、物价各几何？”这类问题，在《九章数术》中已有完整的解法；
第八章“方程”，是关于联立一次方程组普遍解法的叙述；
第九章“勾股”，主要是应用勾股定理和直角三角形相似的各种比例关系，测量和计算“高、深、广、远”的问题。
《九章算术》不仅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编写体例，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数学体系，而且其数学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其中一些成就还远远走在世界的前面。如“盈不足术”类似于现代“行列式解法”，它在欧洲至中世纪方以“双设法”的形式出现；欧洲直到十六世纪时方得出类似一次联立方程组的普遍解法；“方程”章中已引入了负数的概念，并已产生和运用了正、负数的加减法则，而印度到七世纪以后，欧洲到十六世纪以后，才产生比较明确的负数概念。
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数学体系，其特点是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以十进位值制的记数系统进行运算，其内容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等各个方面。这个数学体系在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中，逐步走向自己的高峰，呈现着久盛不衰的局势，并结下了累累的硕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有：
古代世界中最精确的圆周率。三国曹魏景元四年（263年），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创立了割圆术的新方法。他认为当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时，其周长即愈益逼近圆周长，“割之弥细，所失弥小。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由之可以看到，刘徽已把极限的思想应用于圆周率的计算。刘徽应用割圆术，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边数逐步加倍，直算至圆内接正192边形的面积，求得圆周
刘徽的工作，求出了精确到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3.1415926＜π＜3.1415927。这一结果的得到，相当于应用算筹对九位数字的大数目进行各种运算（包括开方）130次以上，其劳动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为了计算方
约率。祖冲之求得的圆周率数据，远远地走在世界的前面，直至一千年后，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al Kashi）于公元 1427年，法国数学家维叶特（Viete）于公元 1540—1603年间，才求出更精确的数据。而密率的求得，欧洲也是直至十六世纪方达到的。
其他如隋代刘焯创立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唐代一行的“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王孝通的三次方程解法；宋元时期的解三次以上方程的方法，高阶等差级数求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等等，也都在世界上领先数百年之久。而在明代广泛使用的珠算盘，更是几百年来最先进的一种计算工具，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
如同古希腊注重几何证明而忽视计算一样，中国古代在数字计算方面相当发达，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几何问题，也都用算术或代数的方法进行解答，从而相对地限制了几何证明的发展。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几何学。其中墨子在《墨经》中所提出的圆、直、点、线、面、体、平行等各种命题和概念，都可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相关定理和命题媲美。勾股定理及其应用，制图工具规、矩的普遍使用，也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在几何学方面有着相当的成就。当然，在实用计算数学的掩盖下，中国古代在几何学上没有在理性论证方面得到充分地发展；计算数学本身也在《九章算术》体例的影响下，一直采用习题问答的方式，没有加以很好地抽象、提高，使其更具理性化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重大的缺陷。
第二节??? 指南针和其他物理学成就
严格地说，在古代世界中是没有近代意义的物理学的，但这并不是说物理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形态出现之前，它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甚至可以说它是与人类的活动相始终的。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史中，历代的人们积累有大量的经验性物理知识，并取得有许多辉煌的成就。指南针的发明就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铁指极性的国家。大约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利用磁铁的指极性，发明了磁性指向仪器“司南”。东汉的王充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著名的文博学家和科技史家王振铎研究并复原了司南，指出它是用天然磁铁磨制成杓状之物，投置于光滑的地盘（即罗经盘）上，其杓柄就会指向南方。由于天然磁铁加工后易失磁，本身又难于加工得小巧轻薄，故指向不太准确，没能被推广应用。
从司南到指南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指南针究竟何时问世，现在尚无法确定。目前发现的关于指南针的早期文字记载，主要的有如下几条：
《茔原总录》卷一说：
客主的取，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午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
意思是说，要定东西南北四正的方向，必须取丙午向的针，然后在丙、午的位置，“中而格之”，找出正南的方向。亦即让针指丙午中间的方向，则午向就是正南方向。《茔原总录》是一部相墓书，撰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作者杨维德是当时的天文学家、星占学家和堪舆学家，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左右任司天监保章正，专司占候变异。这条记载中所说的针，虽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针，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断定是磁针无疑，说明当时已把磁针与罗经盘配套，作为定向的仪器，并且已发现了地球的磁偏角，定为正南偏东7.5度。
《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说：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
《梦溪笔谈》是北宋沈括所著，撰于公元1088—1095年间。这条记载明确指出指南针是方家（堪舆家）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用的是“磁石磨针锋”的人工磁化方法制成，并且记述了水浮、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悬丝等四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长处和缺陷，使人们对当时的指南针有较清晰的认识。文中所说的指南针“常微偏东”，说明沈括也已注意到磁偏角。
《本草衍义·磁石条》说：
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中，亦指南，然常偏丙位。
《本草衍义》撰于公元1116年，为北宋药物学家寇宗奭所著。此记载与杨维德和沈括的记述基本一致。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指南针在十一世纪时已是常用的定向仪器，有多种装置方法，并已由指南针发现了地球的磁偏角，从而也表明指南针至少已经行用了一段时期。由此可以推断，指南针至迟发明于十一世纪初期。如果把指南针的发明时代上溯到十世纪时的唐末或五代，也是不无根据的。如王伋（王赵卿，约十世纪末）曾留有“虚危之间针路明”的诗句；佚名的《九天玄女青囊海角经》（约900年）中说：“今之象占，以正针天盘，格龙以缝针地盘”等。这里所说的“针路”、“正针”、“缝针”等，极可能就是用指南针与罗经盘配套定向的术语。
除“磁石磨针锋”外，中国古代还发明了另一种人工磁化方法，即利用地球磁场的作用进行磁化。北宋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中记载的指南鱼就是如此。其法是把薄铁片剪成鱼形，烧红后把尾部蘸入水中，使鱼尾指向正北方位，并且稍微向下倾斜，然后取出，鱼形薄铁片就被磁化，让它浮在水面，就成为可以指向的指南鱼。这种利用地磁场进行磁化的方法，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和发明，包含有丰富的科学道理。近代科学表明，磁铁的磁性是由磁畴的规则排列形成的，非磁铁由于磁畴排列杂乱无章而不具磁性。鱼形薄铁片烧红以后，内部磁畴活动加剧，沿南北方向放置，可以在强大的地磁场作用下，使磁畴顺着地磁场的方向排列。蘸入水中，则可以使磁畴的规则排列比较快地固定下来。至于鱼尾稍微向下倾斜，是由于地球磁场的磁倾角作用，可以增大磁化的程度，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已经发现了地球的磁倾角。欧洲人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人工磁化，比中国晚了四百多年，磁偏角的发现是哥伦布在航海探险中于1492年发现的，而磁倾角的发现则还要更晚一些时候。
在物理学的其他分支中，中国古代同样不乏出色的成就：
力学方面，墨子已经得到了力×力臂=重×重臂的杠杆原理，对力、运动、静止、时空等概念，墨子也都有着精辟的论述。墨子认为，运动是由于物体受力的作用而发生，在空间中表现为位置的移动，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的变化；时间和空间既是连续的，又是由不可再分的时间基元“始”和空间基元“端”所构成的。墨子的这些力学成就，以之与古希腊物理学相比，毫不逊色。其他如利用摩擦而引起板振动的喷水鱼洗，利用类似于现代万向支架原理制作的被中香炉等，都是至今仍为举世所赞叹和惊异的杰出发明。
光学方面，墨子提出了光是直线传播的，并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用光的直线传播解释了光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影像是倒像的道理。他对凹面镜、凸面镜和平面镜成像的原理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已发现了凹面镜焦点的存面。虽然他尚把球心和焦点混淆在一起，但这些实验是世界上最早的光学实验，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李约瑟曾把墨子光学与古希腊光学进行比较，指出墨子的光学研究“比我们任何所知的希腊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后来，宋代的沈括和元代的赵友钦分别又对凹面镜和小孔成像原理进行较深入地研究，把中国古代的几何光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汉代发明的透光镜，能够反射出铜镜背面的精美图像，是中国古代光学的一大发明，现在仍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
声学方面，中国是首先发现声音共鸣现象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发现了声音的共鸣现象，并加以利用。《墨子·备穴篇》中记载有，为了侦知敌方是否挖地道攻城，可在城内沿城墙根每隔一定的距离挖一口井，井中放置大瓮，瓮口紧绷薄牛皮，派耳朵聪敏的人贴着瓮口监听。如敌方开挖地道，即可由井瓮发出的声音情况来判断敌方地道的方位，预作准备。这反映了当时已经发现了声波共鸣可使声音放大的现象，并加以巧妙地利用。又据《庄子·徐无鬼篇》记载，西周的鲁遽曾把二瑟置于二屋，一屋中拨弦，另一屋中相应的弦即随之振动，“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如果调一瑟中的某一弦，使它与五声中任何一声都不相当，那么弹动它时，另一瑟上的二十五根弦都会振动。这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共振实验。后来，沈括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在一根琴弦上放置一小纸人，弹动另一架琴上频率相应的弦，则弦上的纸人就会跳动；弹动其他的弦，则纸人不动。欧洲直到十七世纪，方进行了相似的实验。关于声音的反射问题，中国也早就有所研究，现存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是利用声音反射效应的杰作。音律学的研究，更是中国古代长期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明代朱载堉于1581年前后首创的十二平均律，以及十二平均律的计算公式，在世界音律学史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对近代音乐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节??? 火药及炼丹化学?
火药的发明发端于炼丹术。炼丹家在炼丹实践中，经常使用硫黄、硝石和含碳的皂角、马兜铃等炼制丹药，丹房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唐代的炼丹家已从中认识到，硫黄、硝石、碳混合在一起，遇火后会引起燃烧或爆炸。这三种药物的混合物就是初始的黑火药。大约在晚唐时，军事家从炼丹家手中得到了配制火药的方法，并在军事上加以应用。
初期的火药简单粗糙，威力不大，主要是利用其燃烧性，用来加强火攻的效力。大约在唐哀帝天祐年间（904—907年），有人在战争中使用了火箭、火炮。火箭是把火药缚在箭头附近，点燃后用弓射出；火炮是用火药制成类似于炸药包一类的东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射以烧敌。五代时，除火箭外，还制造有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
有宋一代，先后承受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南犯的威胁，战争时断时续，与宋代相始终。由于火药的威力较其他兵器为大，故受到特别的重视，火药的质量和火药武器得到较快地发展。在战争中，金、元也都掌握了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方法，并有所改进和发展。
在北宋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中，记载有三个火药配方，分别为毒性的、燃烧性的和爆炸性的火药。方中的基本成分除硫黄、硝石和木炭外，还根据各自的性能添加了多种辅助性的药物。这些配方按定量配制，增加了硝的比例，接近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的分量，反映了火药配方已脱离了初期的简单粗糙和配制的盲目性，有了比较合理的定量配比。毒性火药配方称“毒药烟球法”，含有巴豆、砒霜等毒药成分，用于向敌阵施放烟幕，使敌方中毒而削弱战斗力；燃烧性火药配方称“蒺藜火球法”，含有沥青、干漆、桐油、蜡等易燃成分，布放于敌骑兵必经之地，以烧伤敌方马匹，阻止敌骑兵的进攻；爆炸性火药配方则称“火炮火药法”，含有松脂、黄丹、砒黄、桐油等成分，但爆炸性能很差，其目的主要是用于火攻，以烧伤敌方兵将。《武经总要》中还记载有一种称“霹雳火球”的火药武器，其点燃后“开声如霹雳”，用以放烟薰敌人，对付敌方挖地道攻城。“霹雳火球”可能是爆炸性火药武器的初始形式。
宋元时期在火药武器方面的一个突出成就，是管形火器的问世和发展。管形火器的出现是兵器史上的划时代成就，后世的枪炮正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形火器何时发明，现尚未定论，但至迟在南宋时已在战争中使用。最初的管形火器是用竹筒制成的突火枪，随后发展为用铜铸造的铜火铳。现已出土有数尊南宋和元时制造的铜火铳。明代又改铜为铁，口径和炮筒长度都大为增加，成为具有强大杀伤力和破坏力的重型武器。
火药武器方面的另一突出的成就，是自身具有推进和发射功能的火箭的出现。宋元时期已发明了一种利用火药喷射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把箭簇射向敌方的火药箭。这是现代火箭的鼻祖，其原理与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相一致。在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卷133中，记载有一种叫做“火龙出水”的火箭，已是一种两级火箭。它利用四支火箭燃烧后产生的反作用力射出，再引燃火龙口中的火箭，使箭镞射出以击敌。这不能不说是火药利用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大约在元时，随着元军的远征以及中外交通贸易的发展，火药和火药武器相继由陆路和海路传到阿拉伯和欧洲。从此，在世界兵器史和军事史上引发了一连串重大的变革。
当然，火药只是炼丹家对化学的一项贡献。中国是炼丹术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炼丹历史，炼丹术对人类文化史，特别是对化学的贡献是极其重大的。炼丹术在西方称炼金术，中国的炼丹术大约在公元七至九世纪时传到阿拉伯，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促进了阿拉伯和欧洲炼金术的发展。
尽管炼丹术的本意是极其荒谬的，它企图通过化学变化，把各种药物（包括草木和矿物）炼制成“长生不老药”及变贱金属为贵金属，这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炼丹家在长期的炼丹实践中，却从中认识到“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即物质是会发生变化的，物质的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并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变化的知识，取得了一系列的化学成就。弗·培根说：“炼金家是在培育着永久的希望，事情不成时，总是归咎于自己的某种错误：不是恐怕自己没有充分了解这个方术或其著作者的语意（因而他就转向对古法和秘传的追求），就是恐怕自己在制炼中在分量上或时间上有毫厘分秒的差池（因而他就把试验无限地重复下去）；而同时，当他在试验过程的一些机会中居然达到一点新的或尚属有用的结论时，他又认真地把它们看作是大功将至，以它们来餍足其如饥似渴的心，把它们极度地张大起来，而尽将余事寄于希望之中。诚然，炼金家们不是没有许多的发现，不是没有带给人们以有用的发明；不过他们的情节却如寓言中所讲的一个老人的故事：那老人以其葡萄园中的窖金遗给诸子，而故称不知确切地点，诸子于是就辛勤地从事于翻掘园地，虽然没有找到什么金子，可是葡萄却由于这次翻掘而变得更加丰茂了。”这段话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炼丹家的心态、炼丹术的性质和结果。
炼丹术带给人们有用的发现和发明是多方面的。在炼丹著作中，人们可以经常看到“还丹”或“九转还丹”之名称，实际上这不过是红色硫化汞（丹砂）。炼丹家把天然的丹砂置于丹鼎（炼丹炉）中加热，使其分解为汞和硫，汞和硫又会化合为黑色硫化汞，再经加热而升华，回复为红色硫化汞。炼丹家把所得的红色硫化汞称为“还丹”，重复上述过程多次炼制所得的丹砂称“九转还丹”，并用比附的方法，认为人服食了还丹，就会像它一样脱胎换骨，飞升成仙，长生不老。这种认识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但还丹利用化学和物理的方法，去除了天然丹砂的杂质，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方法制成的产品之一，在汉代就已经制得。汉代时炼丹家利用类似的方法制成的化学产品，还有胡粉（白色碱性碳酸铅）、黄丹（四氧化三铅）等。
在炼丹实践中，炼丹家发现和积累了不少物质的化学性质和性能的知识。如汞化学，铅化学，金、银、铜、铁以及硫黄、碳等的特性。其中，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的发现，不论从化学角度还是工业角度看，都堪称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记载，“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是天然硫酸铜，其溶液与铁接触，铁离子能置换出硫酸铜中的铜离子，表明了汉代以前炼丹家已进行了置换反应的实验，时间之早是不能不令人惊叹的。这一发现，还为后世的湿法炼铜——胆铜法奠定了实验基础，开创了湿法冶金的先河。后世的炼丹家同样有不少新的发现和发明，如硫酸、硝酸等强酸以及一些强碱剂，都是在唐代就已制成。
通过炼丹活动，炼丹家对于一些矿物也有一定的认识。如晋代的葛洪已了解到碱性碳酸铜有杀菌作用；南朝的陶弘景已经知道用燃烧的方法来鉴别消石（硝酸钾）：“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这是化学中用火焰法鉴别钾盐的肇始。
此外，炼丹家大都又是医药学家，他们把化学药物应用于医疗之中，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如唐代已用剧毒的汞、坤等化合物来杀灭病原虫和细菌，治疗皮肤病、回归热和疟疾等疾患；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制成“银膏”来作牙齿的填充剂。这些，在医药学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就。
第四节??? 生物学上的出色成就?
各种生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自从人类出现之时起，人们便一刻也离不开生物。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中国古代积累有极其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生物学上最基本的知识开始于对生物的分类，没有这种分类学上的知识，就不可能对纷繁杂沓的生物界进行科学性的处理、总结，并加以利用。早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关于动植物的名称，根据这些字形的特征来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产生了依据动植物的外部形态特征进行分类的认识。随着人们对动植物外部形态认识的逐步深化，到春秋战国时产生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分类法。当时的分类知识大都散见于《周礼·地官》、《考工记·梓人》、《礼记·月令》、《管子·幼官》和《尔雅》等典籍之中。这些分类知识又大致可分为二种：一种是把植物分为皁物（柞栗之属）、膏物（杨柳之属）、核物（核果类、李梅之属）、荚物（荠荚、王棘之属）、丛物（萑苇之属）等五类，把动物分为虫类、鱼类（又分之为鳞类、蛇类与介类）、羽类、毛类和臝类（指人类，包括猿猴类）等五类，这种分类法是受五行说的影响而产生的；另一种分类法以《尔雅》为代表，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把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后世的分类法，是在这二种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而发展起来的。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分类情况，可以为中国古代传统分类学之集大成者。《本草纲目》分植物为草、谷、菜、果、木五类，分动物为虫、鳞、介、禽、兽、人六类。从其动物的分类顺序中，可看出中国古代已有关于生物界发展变化的认识。
同时，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分类学中，还包含有生物之“属”和“科”的分类概念。如《尔雅》中把山韭、山葱、山蒜等放在一起，相当于葱蒜属；把蜩、蜺等不同的蝉放在一起，相当于蝉科。《本草纲目》中把草这一大类又分为芳草、毒草、蔓草、苔草、山草、湿草、水草、石草等十小类，把大戟、甘遂、泽漆等大戟科植物分在一起。这些分类方法，都符合或近似于近代的生物学，在古代世界中也是处于先进的地位。西方植物学的创始人瑞典的林耐（Carl vonLinné，1707—1778）的代表作《自然系统》，出版于公元1735年，全书仅十二页，不但时间远远落后于中国，内容也远不如中国之丰富。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又长期进行畜牧饲养，从实际生产中积累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学知识。《管子·地员篇》中就记载有极可宝贵的植物生态学知识，管仲在考察了土质优劣、地势高低和水泉深浅等地理条件与植物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了“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的重要结论，同时已初步认识到植物垂直分布的现象，即在同一地方，由于地形高低不同，所分布的植物种类亦不同的现象。后来，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地域和地理环境不同，所宜生长的植物也不同，并把这一认识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应用。类似的动物生态学知识，在中国古代亦早已产生。特别是利用动物外形特征来鉴别动物品种优劣的外形学知识和理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出现了一批相马、相牛、相鹤以至相贝之类的专门著述。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所转引的汉代《相马经》内容看，在汉代以前人们已认识到马体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外联系。东汉的马援曾于公元45年铸立铜马于洛阳宫中，这是最早的马匹外形学研究的良马标准模型。有人认为1969年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可能就是一种良马模型。因当时良马等级有“袭乌”一级，即形容马可跑得快到追上疾飞的乌鸦。
此外，中国古代已经注意动物生理状态随日夜、潮汐、月令、季节变化的节律问题，留下了大量关于生物节律的历史记载。如《吕氏春秋·精通篇》中说：“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宋代姚宽的《西溪丛语》中说：“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晕”等，在《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历代的农书中，都有许多关于物候的记载。这些，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生物节律已有初步的认识。而且至迟在公元四世纪时，中国就已利用低温催青，改变了蚕一年二化的生长节律，成功地培育出第三化蚕，这是生物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成就。
对生物的遗传和变异，中国古代亦已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在生产实践中加以应用。在长期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遗传现象的普遍存在，即“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同时，又认识到遗传性与生活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求在生产中必须“适其天性”，不能“任情返道”，而要“顺物性，应天时”，以满足生物的生活条件。但是，遗传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此中国古代也早已发现，有所认识。在《周礼》中就记载了谷子有成熟期较长的“穜”和较短的“稑”，《尔雅》中更记载有三十六个品种的马，明代的《天工开物·黍稷粱粟》中则进一步指出，粮食品种甚多，“相去数百里，则色、味、形、质随方而变，大同小异，千百其名”。基于对生物遗传和变异的认识，中国古代在农业和畜牧生产中，广泛地采用了存优汰劣的选种和育种方法，选留优质的种子、种畜以种植和养殖。同时，还进行了培育新品种的研究，成功地研制出大量菊花、牡丹、玫瑰等花卉以及家蚕、金鱼的新品种。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工作和记述，是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并为近代生物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所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指《本草纲目》）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达尔文所著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引用的中国资料就达几十条之多。
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古代已进行了杂交育种的探索和研究，开拓了一条培育生物新品种的途径。其中，利用马与驴杂交而生的骡子，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吕氏春秋·爱士》中记载，“赵简子有两白骡”，表明这一工作至迟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发明。此后，利用杂交优势，培育骡子的工作一直是家畜繁殖中的一件大事，受到历代的重视。植物的嫁接技术也是中国所首创的，在东汉的《氾胜之书》中，已记载有瓠的嫁接方法，后世更是在果木栽培中广泛加以应用。
在昆虫和微生物的利用方面，中国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杰出的成就。除了蚕的驯育和利用外，中国还是最早利用五倍子、虫白蜡和紫胶的国家，昆虫在医药中的利用更是多不胜举。在养蜂方面，元代刘基的《郁离子·灵丘丈人》中已概括出了蜂群管理法的原则，比德国齐从（J.Dzierzon）1845年发表的十三条养蜂原理早五百多年。在西晋时中国已经采用放养黄惊蚁的方法防治柑桔的害虫，后来人们在甘蔗种植中又发明了养红蚂蚁防治螟害的方法。此外，在《齐民要术·种谷》中，记载有利用育种避虫的十个品种。这些，是现代利用天敌治虫及作物育种避虫方法的先驱。至于利用微生物制曲、酿酒，进行食用加工，在中国更具有几千年的历史，至今仍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地应用。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已经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问题。战国时的荀子已经认识到，生态环境与社会安定和人类生活有着重大的关系。他指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从周代开始，中国已经把保护山林，保护动植物资源，列为国家管理中的一项要务，并被视为是关系到帝王能否治理国家的重要标志。“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因此，周代就已制定法律，规定了砍伐林木，猎取禽兽的月令，禁止非时伐木和狩猎，并委任有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后来的历代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问题。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引为鉴戒的。
第五节??? 自成体系的中医药学
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各分支中，未被近现代科学所融汇，且至今仍有强烈生命力的，唯有传统的中国医药学。其所以能够如此，原因之一是它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即形成为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中国古代科学的其他分支，虽然也各具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可说是各有体系，但与中医药学相比较，都不如它那么完整和完善。
中医药学体系是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用药、治疗、预防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观念和独特的理论，作为医药学的基础。其内容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的生理、病理学；以望、闻、问、切“四诊”进行诊断，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进行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和辨证施治的治疗学；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甘、苦、辛、咸“五味”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以“君臣佐使”、“七情和合”进行药物配伍的方剂学；以经络、腧穴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治疗学；此外还有推拿、气功、导引等独特的治疗方法。这个体系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早期阶段的成就以《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著作为代表，经历代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从世界医药学史的角度看，中医药学不但体系独特，而且有着一系列卓越的贡献。其中突出的有：
在医学理论方面，中医药学虽然以人体为对象，但是它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体，而是把人体放在自然界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之中来进行研究。因此，在其病理学说中，非常重视疾病与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生活状态以及外部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关系。在临床治疗中，它反对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强调“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即把握住疾病的原因和本质，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施治。同时，它又把人体本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简单、孤立地研究疾病的症候，而是把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的考察。在用药方面，它讲究药物配伍的原则，即根据每个病人虚、实、寒、热的特性，因人施药，并注意主治药物和辅助性药物的配伍问题。这些理论和原则，即使用现代科学观点和方法来加以考察，亦是非常深刻和具有积极意义的。
脉诊，是中医药学上一项独特的诊断方法。据《史记》记载，战国时的扁鹊已能通过脉诊确定病人的病情，然后对症下药，反映了当时已掌握了脉诊的方法。从此，脉诊成为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脉诊的应用表明，中国古代的医生已掌握了脉象与身体各部分的关系的知识，亦即关于心脏、血液与血管的关系，血流速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呼吸和脉搏频率的关系等解剖生理学的知识。现代医学表明，脉搏是循环机能的综合表现，脉象因循环系统的情况改变而不同。而且，由于循环系统与身体各内脏都有关联，组织代谢的任何变化，都会给血液循环以一定影响，机体的重要疾病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循环系统的功能。因此，尽管中国古代脉诊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却是有着科学依据的。中国的脉诊很早就传到国外，除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国外，大约在十世纪时已传至阿拉伯，十七世纪时传至欧洲，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外科学方面，与西医只重视局部和体表的医治方法不同，中医坚持了整体的观念，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更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手法的治疗，更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这一思想，在骨科治疗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在治疗过程中不仅注意了局部的处理，而且强调适当的活动和功能锻炼，同时配合活血化瘀和调理脏腑功能的药物，收到了良好的疗效。麻醉药物的发明，是中医外科的又一重大成就。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医华佗已在外科手术中应用了麻醉药麻沸散。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据现代研究，它可能与宋代窦材《扁鹊心书》、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这些方子的主要药物成份是曼陀罗花，具有麻醉作用。即使不算华佗的麻沸散，宋、元、明三代所用的麻醉药也是世界最早的发明。国外直至1805年，日本的华冈青州方使用以蔓陀罗花为主的麻醉剂，被誉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上比中国要晚得多。
针灸是中国独创性的一种治疗方法，其特点是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烧灼局部位置，以达到治病的目的。这一疗法大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周代以后逐渐形成为一项专门的治疗方法。针灸疗法的理论基础是经络学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代古医籍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帛书，反映了当时经络学说已基本确立。在《黄帝内经》中，又进一步把人体的主要经脉总结为十二条，并对每条经脉的循行部位，以及经脉和疾病、治疗的关系进行了总结。经络学说认为，经络遍布于人体各部位，不仅分布在体表，而且进入体内与各脏腑相联结，并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行，担负着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内外、上下的功能。在经络学说的基础上，又演化出腧穴的认识。腧穴都处在经脉运行的径路上，分布于身体表面的特定部位，针灸这些部位，可经由经络对身体起刺激作用，进而调整人体内部的机能，增强防病能力，达到治病的效果。由于针灸疗法简便易行，经济实用，适应症广，治疗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又可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因此深受人们的欢迎。针灸疗法早在汉唐时就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宋元后又相继传到阿拉伯和欧洲，至今仍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中国还是免疫学的发祥地，免疫思想很早就已萌发。公元四世纪初，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记有“疗猘犬咬人方”，即当人被狂犬咬伤后，把咬人的狂犬杀掉，取狂犬的脑子敷贴于伤口上，以防治狂犬病。十九世纪时法国著名医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防治狂犬病的疗法，也是基于利用狂犬的病毒以增强免疫力。隋代的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又指出，服用“沙虱”（恙虫幼虫，形似小红蜘蛛，可传播恙虫病）研成的细末，可治疗恙虫病。国外直至本世纪初，才在感染该病毒的鼠类中获得病原，制成疫苗。中国古代在免疫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关于天花的防治，发明了人痘接种法。该法是取少许天花患者的痘浆或痘痂，植入健康儿童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轻度天花，而获得免疫力。种痘法发明于何时，现说法不一，有说是始于宋代的，有说是始于明代的，但至迟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则是无疑的。大约在十七世纪末，中国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俄国，继之又传入欧洲，对保护儿童的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公元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年）发明牛痘接种法后，方逐渐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在药物学方面，中药也具有非常显著的特色，它在药物的自然属性和在人体内的治疗作用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理论系统，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药物炮制和配方用药方法。中国古代关于药物和方剂的专著很多，其中唐《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发布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可堪称古代世界的药物大全。
此外，在妇科、儿科、法医学以及食物医疗保健等方面，中国古代也都有着很多重大的成就。其中，宋代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在法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六节??? 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
史籍上关于造纸最早的明确文字记载，是《后汉书·蔡伦传》所说的：“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人便以此为据，称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但自从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西汉麻纸后，蔡伦发明纸的定论便开始受到怀疑。1957年西安灞桥再次发现了西汉麻纸，1973—1974年又在甘肃居延发现西汉麻纸，这些出土实物更加有力地表明，纸是在西汉时发明的，不是蔡伦所首创。尽管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关于纸是西汉时期发明的观点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承认。
虽然最初的纸不是蔡伦发明的，但是他在造纸史上的功绩仍然是极其伟大的。首先，他是造纸技术的伟大改革者。在他之前的纸，质地粗糙，夹带有较多未经松散的纤维束，表面不平滑，不宜用于书写，大都只供包装用。而蔡伦于元兴元年（105年）所献的纸，受到汉和帝的赞赏，“自是莫不从焉”，深受人们的欢迎，说明蔡伦所造的纸已相当精良。要得到优质的纸张，工艺上必然要有所改进，特别是“打浆”工艺要比西汉造麻纸时更为成熟和完善。其次，是他开拓了造纸原料的新领域。蔡伦除了继承和改进用麻类原料（麻头、废旧的麻布和麻织鱼网等）造纸外，还首创了用树皮（主要是楮皮）作为造纸的新原料。这是造纸技术上的一项重大的技术革命，既为纸的制造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原料来源，又促进了纸的产量和质量的提高。正是由于蔡伦的贡献，为人们提供了廉价优质、适于书写的纸张，从而使纸张的应用得到普及和推广，并引起了书写材料的变革。从此，不仅中国原先所用的竹、木简牍和缣帛之类逐步为纸张所取代，而且埃及的纸草、印度的树叶、以至阿拉伯和欧洲的羊皮等，无不一一在纸的面前相继退出了书写材料的舞台。
自蔡伦以后，中国的造纸业持续地得到发展。人们一方面不断地开拓着新的造纸原料，一方面在工艺技术上不断地进行着改进，使纸的品质越来越提高，品种越来越多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利用桑皮、藤皮造纸，隋唐五代时期，竹、檀皮、麦杆、稻杆等也都作为造纸原料，先后被利用。工艺技术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已采用帘床设备捞纸，既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了一定的规格，便于运输、保藏、书写和装订。防止纸张虫蠹的“潢治法”，也在这个时期发明并推广。所谓“潢治法”，是用黄蘖和雌黄等防虫原料进行处理，以防止纸张被虫蛀蚀。从此，“潢治法”成为古代造纸术中的一项传统工艺。唐时竹纸的问世，是造纸技术的重大突破。竹子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用竹纤维作原料，表明造纸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在造纸过程中加矾、加胶、涂粉、洒金、染色等加工技术，也都在唐时问世。至于纸张的品种，从唐代到清代更是不断地增多，各种彩色的蜡笺、冷金、错金、罗纹、泥金银加绘、砑花等名贵的纸张，各种宣纸、麻纸、壁纸、花纸等实用纸张，成为人们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廉价优质纸张的大量生产，为印刷术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刻印、刻石、木刻符箓以及染织上的镂板印花技术，则早已为印刷术准备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因此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印刷术在中国很自然地诞生了。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雕板印刷术，一个是活字印刷术。关于雕板印刷术的情况，本书第五章已经作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升发明的。《梦溪笔谈》说，他用胶泥刻字，经火烧变硬，按字韵排列分贮于木格中。每一字皆刻有数印，常用字如“之”、“也”等则备有二十几印，以为每板内重复时使用，至于排版时遇到缺字，则随时刻出，烧硬补上。排版时，把泥活字放在一块铁板上。铁板上铺有一层松香、腊和纸灰等混合物以作粘着剂，铁板周围有铁范框住，待字印密布后，将铁板放火上加热，让粘着剂稍熔，再用平板把字面压平，冷却后活字便固定在铁板上，即可刷墨印刷。印完后再行加热，使粘着剂熔化，取下活字。一般铁板设有两块，一块用于印刷，一块用于排字，“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印制数量较多的印刷品“极为神速”。活字印刷工艺简单，使用和保存方便，工效又高，克服了雕板印刷费工费时，用材浪费，工效低，雕板用后保存不便等缺陷，把印刷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沈括在记述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时，还曾说到：“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指粘着剂）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这一记载表明当时毕升可能试验过用木活字印刷，但因其所存在的缺陷而未被采用。最先记载用木活字印刷的是元代的王祯。其法是：“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王祯对如何刻字、修活字、作印盔、刷印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述，较好地解决了木活字印刷工艺中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他在公元1298年试用木活字印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印成了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一百部，速度既快，质量又好，开创了木活字印刷的先河。王祯还记述了一种新创的印刷机械“活字板韵轮”（即转轮排字架），这是印刷技术中一项重大的发明。转轮排字架由大木轮、轮轴和轮架构成，使大木轮可在轮轴上转动。大木轮的轮盘上“以圆竹笆铺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号数上下相次铺摆。”一般用两个转轮排字架，一个置按字韵排列的木活字，一个置杂字板面，字都编成字号，并另造一册。排版时，人坐于两个转轮排字架之间，由另一人按册中的号码唱字，即转动轮盘按号取出所需的字来，进行排版。如遇缺字，则随时刻补。转轮排字架的应用，既提高了排版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劳动强度，把活字印刷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除了泥、木活字外，中国还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国家。元时就以铸锡作字，明以后又相续使用铜、锡活字。
造纸术大约在两晋时期即传至朝鲜和日本，唐时传至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后又相继传入北非和欧洲。印刷术在唐时传入朝鲜、日本和波斯，后又经波斯传至埃及和欧洲。十四世纪末，欧洲出现了木板雕印的纸牌、圣像、经典以及拉丁文文法课本，德国谷腾堡又在公元1456年在欧洲首先用活字印刷“圣经”。可以说，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奉献给世界文化的厚礼，它对人类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普及和提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第七节??? 矿物学和采矿技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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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矿物学同样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李约瑟在比较中西古代矿物学知识时，说：“中国人在文艺复兴以前的各个时期内对岩石和矿物的研究，并不是感情用事的，而是科学的，他们的贡献至少可与欧洲人相提并论。”李约瑟的这一评价是不为过分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贡献，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人。
中国最早记载矿物的典籍是《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其成书年代大约在春秋末期。据统计，《五藏山经》中共记载有矿物八十九种，包括金属、非金属和各种怪石、各色垩土等矿藏。同时记载了这些矿藏的产地三百零九处。对矿物的性质，如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以至敲击声音、医药性能、集合体的状态（土状、块状、卵状、米粒状）等，也都有所描述。而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古希腊矿物学名著《石头记》，只记载了十六种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
中国古代的矿物又与医药学关系极其密切，本草药物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矿物学知识。如唐代梅彪撰于公元818年的《石药尔雅》，列举有62种矿物药物的335种异名，是世界上第一部矿物药物同义词典。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已经利用化学变化，晶体形状，矿物解理和色泽等来鉴定不少矿物。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列有矿物药物266种，除水、火、土三部外，金石部所载连同附录计有矿物160多种，分金、玉、石、卤四类，对其产地、形色、鉴别等都有记述。其他如各种石谱，都在文艺复兴前领先于欧洲。
人们从长期的找矿、采矿实践中，还较早就总结了一套经验性的探矿理论。《管子·地数篇》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黄金；上有慈（磁）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所谓“山之见荣”，即是矿苗露头。铁矿表层高价氧化物呈赭色，铅和银常共生，这是现代矿床学所证明了的。这里讲的除把铜和铁的硫化物混称为黄金和铜金外，大体上符合现代关于硫化矿床的矿物分布理论。这段记载表明，在战国时期中国已经总结了一些矿床中矿物分布知识，并提出了根据矿苗和矿物的共生或伴生规律来找矿的方法。这些关于矿物共生的知识，在中国探矿史上一直得到继承，并不断丰富。
利用植物找矿的方法，是中国古代对探矿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其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荀子·劝学篇》中就有“玉在山而草木润”的记载，表明关于矿物与植物关系的知识已经萌生。后来这方面的经验性认识不断积累、增多，到唐代的段成式进行了集中和概括。他说：“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这些记载虽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但却为人们开拓了利用指示植物找矿的新途径，是现代利用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理论的滥觞。正如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人在中古代所进行的观察，确实可以说是仍在迅速发展中的、范围十分广阔的现代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先驱。”
在采矿技术方面，中国古代也有着一系列的发明。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不仅能开采露天矿藏，而且可以开采地下矿藏，并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1974年，在湖北铜绿山发掘出从春秋到汉代的古铜矿遗址。从春秋时期的矿井遗址看，其开采深度在20—30米左右，有竖井八个，斜井一个，井筒的支护结构采用“密集法搭口式接头”。战国到汉代的矿井遗址开采深度在40—50米左右，有竖井五个，斜巷一条，平巷十条，组成较合理的矿井体系，采掘和支护技术较春秋时期有明显进步。古矿遗址表明，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已有效地采取竖井、斜井、平巷、斜巷相结合，多中段的开拓方式，初步地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其后，历代的地下开采一直是采用这种井巷结合的方法，并在矿物运送、井下通风和排水、安全保障等方面不断加以改进。
对于用工具难以采掘的矿层和岩层，中国古代还利用“火爆”的方法进行开采。这种方法出现于何时，现尚难以确定，但至迟在明代已广泛使用。明代陆容曾记述浙江处州（今丽水一带）铜矿的开采方法，说：“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垂尖采打。”这是利用矿藏中所含不同成分的物质热膨胀系数不同，经火烧后会开裂，然后开采的方法。也有利用热胀冷缩的性质进行开采的，即《明史·河渠志》所载：“焚以烈火，用水沃之，石烂化为烬。”福建泉州在历史上就曾使用这一方法开采花岗岩，称为“火攻”。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不但有着较高的开采固体矿藏的技术水平，而且能够开采液态和气态的矿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之一。
石油一名首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在此之前有石漆、水肥、脂水等称。中国大约在西汉时已发现石油，《汉书·地理志》上郡高奴县（今延安东）条下注说：“有洧水（今延河）可燃”，即石油浮于延河水上，可作燃料。其后，晋张华在《博物志》中指出：“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中还引《博物志》说，把石油“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燃）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釭甚佳，方人谓之石漆”。“釭”字据《说文解字》称，乃“车毂中铁也”，即轴承的意思。唐李吉甫在记述玉门县（今玉门镇）石脂水时也说：“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捞取，用涂鸱夷酒囊（革制酒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578年）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愈）明，酒泉赖以获济”。由此可见，由汉代至唐代已发现石油产地多处，并被用作燃料，以及作为车辆和水碓轴承上的润滑油，也用于润革和作为火攻的原料。到宋代时，沈括又用石油的烟作墨，同时指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必将被作为制墨原料而“大行于世”。
天然气的发现也是在西汉，《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今陕西神木县西南）”；《汉书·地理志》西河郡鸿门县条下，班固自注说：“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关于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最早的要数四川盆地，大约是在汉代穿凿盐井时发现的，并被利用来煮盐。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临邛有火井，深六十余丈”，张华《博物志》卷九也说，临邛火井“昔时人以竹木执以取火”，“执盆盖井上煮盐（水）得盐”。火井即是天然气井，天然气除被用来煮盐外，还被用以照明。东晋时就有记载说：“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火井口），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唐《十道要记》也记载：“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将以照路，盖似今人秉烛，即水中自有焰耳。”四川的天然气开发，自汉代以来一直进行着，从未中断，至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已用竹、木、钻头构成的钻机，钻透四川气田的主要地层，建成了深达一千米以上的气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深的气井
第八节??? 后来居上的冶金技术
在早期的文明国度和地区中，中国使用铜、铁等金属的年代相对说来是较晚的。埃及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时开始利用自然铜，公元前4000年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200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爱琴海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印度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时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而中国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进入铁器时代的。但是，由于中国在冶铸技术方面的发明和创新，使中国的冶金业很快就后来居上，跃升于世界的前列，并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技术进步带动生产发展，并进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典型范例。
中国冶金史上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铸造技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铸造既作为成形工艺而存在，又成为冶炼工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达到了“冶”与“铸”密不可分的地步。因此在古代文献中往往是冶铸并称，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常用词汇“模范”、“范围”、“陶冶”、“就范”等，都是由冶铸技术衍生而来的。这种冶与铸密不可分的冶金传统，是古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被认为是中国古文明象征的商周到战国的青铜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铸造技术所造就的。从重875公斤的司母戊方鼎、精美的曾侯乙尊盘和大型的随县编钟群，以至大量的礼器、日用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综合利用浑铸、分铸、失蜡法、锡焊、铜焊的铸造技术，在冶铸工艺技术上已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考工记》中所记载的：“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的经验性科学总结，表明当时中国已认识到合金成分与青铜的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并已定量地控制铜锡的配比，以得到性能各异，适于不同用途的青铜合金。《考工记》中还记载有：“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说明当时已掌握了根据火焰的颜色，来判定青铜是否冶炼至精纯程度的知识，这是后世化学中火焰鉴别法的滥觞。用以比喻工夫达到纯熟完美境界的成语“炉火纯青”，就是由此引伸出来的。
在炼铜中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湿法炼铜，也叫胆铜法。这是利用炼丹家所发现的铁对铜离子的置换反应，进行冶铜的方法。其工艺过程是把硫酸铜或碳酸铜（古称曾青、胆矾、石胆等）溶于水，使成胆水，然后投铁块于溶液中，因铁的化学性能比铜活泼，铁离子会置换出铜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湿法冶金，宋代已用此法进行大规模的炼铜生产。
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度发展，对中国的钢铁冶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在使用铁的初期，就很快产生了生铁的冶铸工艺。生铁的熔点低，便于浇铸、连续加工成形和大量生产，从而促使了中国钢铁冶铸业迅速发展，跃居世界钢铁生产的领先地位。而西方早期主要是炼制块炼铁，通过锻打成形，其生产效率远低于中国的生铁冶铸，直到十四世纪欧洲方开始采用生铁冶铸工艺。
由于生铁含碳量高，虽硬但脆，不耐碰击，易毁坏，为改进生铁的性能，中国古代发明了一系列的生铁加工技术。其中，首先是战国时期问世的铸铁柔化术。该项技术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氧化气氛下对生铁进行脱碳热处理，使成白心韧性铸铁；一类是在中性或弱氧化气氛下，对生铁进行石墨化热处理，使成黑心韧性铸铁。而在西方，白心韧性铸铁的生产技术1722年方由法国人首次记述，黑心韧性铸铁是1831年才在美国问世的。到汉代，铸铁柔化术又有新的突破，形成了铸铁脱碳钢的生产工艺，可以由生铁经热处理直接生产低、中、高碳的各种钢材，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的先进钢铁生产国。其产品亦随着中外交通贸易的发展，输运到周围各国以及中亚、西亚和阿拉伯一带。
另一杰出的生铁加工技术是炒钢，它是中国古代由生铁变成钢或熟铁的主要方法，大约发明于西汉后期。其法是把生铁加热成液态或半液态，并不断搅拌，使生铁中的碳份和杂质不断氧化，从而得到钢或熟铁。河南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都提供了汉代应用炒钢工艺的实物证据。东汉时成书的《太平经》中也说：“有急乃后使工师击治石，求其中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耶。”“莫耶”乃古代宝剑之称。这段文字虽失之疏简，但不难看出，它叙述的是由矿石冶炼得到生铁，再由生铁水经过炒炼，锻打成器的工艺过程。炒钢工艺操作简便，原料易得，可以连续大规模生产，效率高，所得钢材或熟铁的质量高，对中国古代钢铁生产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类似的技术，在欧洲直至十八世纪中叶方由英国人发明。
中国古代的炼钢技术主要是百炼钢。自从西晋刘琨写下“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后，“千锤百炼”、“百炼成钢”便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百炼钢肇始于西汉早期的块炼渗碳钢，其后不断增加锻打次数而成定型的加工工艺。到东汉、三国时，百炼钢工艺已相当成熟。上引《太平经》中的“万锻之，乃成莫邪”，即是其生动的写照。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曹丕的《典论·剑铭》中说：“选兹良金（指铁），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刘备曾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亦说：“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后世这一工艺一直被继承，并不断得到发展。
创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灌钢技术，是中国冶金史上的一项独创性发明。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柔作刀镰者”，北齐的綦母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说的就是灌钢技术。灌钢的工艺过程大致为，将熔化的生铁与熟铁合炼，生铁中的碳份会向熟铁中扩散，并趋于均匀分布，且可去除部分杂质，而成优质钢材。灌钢技术在宋以后不断被改进，减少了灌炼次数，以至一次炼成。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说：“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并说“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正反映了灌炼次数的减少。其中把柔铁屈盘起来是为了增加生熟铁的接触面，提高灌钢的效率，并促使碳份分布更均匀；封泥则可以促进造渣，去除杂质，并起保护作用。明代灌钢技术又进一步发展，据《天工开物》卷十四记载，已把柔铁屈盘改为薄熟铁片，进一步增加了生熟铁的接触面，加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的进程，泥封亦改为草泥混封。灌钢又称“抹钢”、“苏钢”，其工艺自清至近代仍很盛行。在坩埚炼钢法发明之前，灌钢法是一种最先进的炼钢技术。
铜、铁外，中国古代冶炼和使用的金属还有金、银、汞、铅、锡、锌等，其中锌的炼制是中国首先发明的。中国在先秦的青铜中已把锌作为伴生矿加入铜合金中，从汉代至元代更是有意识地把锌的氧化物“炉甘石”加入化铜炉中，以生产锌为主要合金元素的铜合金黄铜。明代时，则开始了大规模地用炉甘石作原料提炼金属锌。从十六世纪起，中国的锌便不断传进欧洲。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开始炼锌，其工艺也是源自于中国。
第九节??? 举世瞩目的机械发明
中国古代在机械方面的创造发明，亦是中国文化史上璀璨光辉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在机械发明的各个方面，如风力、水力、热力机械及齿轮系传动等，中国古代都有不少创造发明，都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关于农业机械、天文仪器、纺织机械、印刷机械、交通机械、军事机械等方面的成就，已在各有关章节述及。这里仅介绍其他方面的几个突出成就，以见中国古代机械发明之一斑。
指南车 又称司南车，相传为黄帝所作，亦有说周公所作，实际上大约是西汉问世。《西京杂记》记载有：“司南车，驾四，中道”。东汉的张衡、三国时魏国的马钧都曾造过指南车，其后历代史书差不多都有指南车的记载。如《晋书·舆服志》说：“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南指”。《宋书·礼志五》说：“其制如鼓车，设木人于车上，举手指南。车虽回转，所指不移”。《南齐书·祖冲之传》说：“冲之改造（指南车之）铜机，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但是，这些记载都过于简略，对其构造、原理都未述及，而且各代所造之指南车都很快流失。也即是说，各代都是在无资料记载和实物的情况下重新制造。只是到宋代的史籍才对燕肃和吴德仁制造的指南车有较详细的记述。燕肃曾任宋仁宗时的工部郎中，他于天圣五年（1027年）在“……至国朝，不闻得其制”的情况下，“创意成之”，造了一部指南车。吴德仁曾任宋徽宗时的内省侍，他于大观元年（1107年）对燕肃所造之指南车进行了改进。
《宋史·舆服一》中对燕肃、吴德仁所造指南车的大小、规格、型制，以及内部的齿轮结构、齿轮大小和齿数等都有相当详细的记述。根据这些记载和近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指南车的结构和原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指南车的车身为一辕双轮车，车箱为重构结构，上立一本人，引臂南指。
车箱内部设置有一套可自动离合的齿轮传动机构。当车子行进中偏离正南方向，向东（向左）转弯时，车辕前端向左移动，而后端向右（向西）移动，即将右侧传动齿轮放落，使车轮的转动能带动本人下方的大齿轮向右转动，恰好抵消车辆向左转弯的影响，使木人手臂仍指南方。当车子向西（向右）转弯时，则左侧的传动齿轮放落，使大齿轮向左转动，以抵消车子右转的影响。而车子向正前方行进时，车轮与齿轮系是分离的，因此木人手臂所指的方向不受车轮转动的影响。如此，不管车子的运动方向是东西南北，或不断变化，车上木人的手臂总是指向南方，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
记里鼓车 即利用车轮的转动距离而自动报告车行里程的车子，其原理和作用类似于现汽车上的计程表。关于记里鼓车的最早文字记载亦是在《西京杂记》中，其云“记道车，驾四，中道”。其后各代史书亦都有记述，《晋书·舆服志》云：“记里鼓车，驾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执槌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槌”；《宋书·礼五》云：“（记里车）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车行一里，木人辄击一槌”；五代马缟所注的《中华古今注》亦曰：“记里鼓车，所以识道里也，谓之大章车。起于西京，亦曰记里车。车上有二层，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层击鼓；行十里上一层击钟”。但如指南车的命运一样，记里鼓车也是每次造后即很快失传，记载也是过于简略。
《宋史·舆服一》记有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和大观元年吴德仁所造的记里鼓车，对车子的型制、大小、齿轮传动结构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其制为独辕双轮车，车箱分上下两层，下层有木人执槌司鼓，上层有木人执槌司镯（或钲）。车箱里设置有一套减速齿轮系，并分别与上下两木人相联。当车子每行走一里时，控制下层木人的齿轮转动一周，木人击鼓一次；当车子每行走十里时，控制上层木人的齿轮转动一周，木人击镯（或钲）一次，从而达到报告行程里数的效果。
水转百戏 三国时马钧所创制。当时，有人送给魏明帝一木制玩具，上有百戏的造型，形象优美，制作精巧，但却是静止固定的，不会活动。马钧便对之进行改制，他用木料做了一个大原动轮，平放于地上，用水力驱动，原动轮便会带动戏中的各种造象活动起来。“设为女乐舞象，至今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斗鸡，变巧百端。”“水转百戏”的具体构造现已无从得知，但从其能使各种戏中的造形活动，可推断其内部一定运用有一套复杂的齿轮系以及凸轮、连杆等传动机构。其所达到的机械水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惊叹的。
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转百戏，唐、宋、元时的水运天文仪器，明代的五轮沙漏，以至各种农用的水转连磨等等，均是结构复杂，构思灵巧，反映了中国古代已经对齿轮系的传动原理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也体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设计思想和创造才能。
?地动仪 东汉张衡于公元132年发明，为世界上第一架观测地震的仪器，李约瑟称之为“地震仪的鼻祖”。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其内部有精巧的结构，中间为“都柱”，相当于一种倒立型的震摆；周围分“八道”，即按八个方向装置的八组机械装置。外面相应八个方向各设一条口含铜珠的龙，龙头下各有一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较强的地震，“都柱”便会因震动失去平衡而触发地震方向的机构，该向的龙口即张开，使钢珠落入蟾蜍口中，“振声激扬”，观测者就能测知何时、何方向发生了地震。据记载，地动仪曾成功地记录到公元138年甘肃发生的一次强震，证明了地动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鼓风机械 在金属冶炼中，为了使燃料充分燃烧，以提高炉温，一般都装设有鼓风机械。最早的鼓风器称为橐，是一种皮囊。把多个橐排在一起称排橐，用马力、人力、水力推动就称马排、人排、水排。水排是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于公元31年发明的，用于鼓铸农器，收到了“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的效果。三国时韩暨在魏国官营冶铁作坊进行推广，以代替马排、人排。由于鼓风器何时由皮橐发展为风扇，现尚不清楚，故杜诗、韩暨的水排是用皮橐或风扇，结构如何，不得而知。但至迟在北宋时，木风扇已取代皮橐。北宋的《武经总要》中的行炉，元代王祯《农书》中的水排，都用的是水风扇。书中的水排图，有立轮式和卧轮式两种，是用水作动力推动轮子旋转，进而拉推风扇以鼓风，应用的是通过轮轴、拉杆，或者传动带，把圆周运动改变为直线往复运动的机械原理。
中国在鼓风技术方面最重要的发明，是活塞式风箱。活塞式风箱可能出现于唐代或宋代。公元1280年印制的《演禽斗数三世相书》中，刊载有一幅世界上最古老的双动式活塞风箱图，相传该书是唐初袁天罡所撰著的，宋代初次刊行。明代《天工开物》中所载的活塞式风箱，与此类似。活塞式风箱正逆行程都作有用功，每行程中一端排气鼓风，一端同时吸取等量空气，因而能提供连续风流，提高鼓风效率，是鼓风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欧洲直至公元1716年方发明了类似的双动往复式水泵，为后来的活塞式机械打开了道路。
走马灯 大约发明于唐代。唐时的“影灯”可能即是走马灯，宋代称马骑灯。《全唐诗》崔液《上元夜六首》之二：“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三《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的“转影骑纵横”，生动地为人们描绘了走马灯的形象。走马灯的构造是在一根立轴上部横装一个斜翼系统和叶轮，立轴下端附近则装一盏灯或一支烛。灯（或烛）点燃后，上方空气受热膨涨，密度降低，热空气即上升，而冷空气由下方进入补充，产生空气对流，从而推动叶轮旋转，并带动与立轴相联的各种图象转动。走马灯的制作原理，与现代燃汽机相一致，可称之为燃汽机的始祖。所憾的是，中国古代一直把其作为玩物，没有能进一步加以研究，使之走向实际应用。欧洲在公元1550年发明了类似的燃汽轮，用于烤肉，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很快得到发展，在工业生产中被广泛地应用。
第十节???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科学
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因此科学的情况与知识分子的状态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士。先秦时就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汉书·食货志》说：“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也就是说，士是四民之首，是以学识取得地位的。《说文解字》说：“士，事也”，郑玄注云：“仕（通士）之言事也”，“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也说：“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同时，《说文解字》又云：“数始于一终于十，（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注云：“数始一终十，学者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为行，惟以求其至是也，若一贯之，则圣人之极致矣。”《诗毛传》亦云：“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由上引述可以看出，士的社会功能一是任事，一是致圣人之道，即负责处理事务和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双重使命。
任事于谁，处理什么事务呢？在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中，在一个“君君、臣臣”位秩森严的社会中，服从君主，忠于君主，为君主任事，辅助君主处理国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知识分子也是以此而立身处世的。正如《论语·子路篇》所说：“行而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同时，在一个事务众多的国家中，君主也需要知识分子来协助处理事务。《墨子·亲士篇》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即士可以与君主筹商国事，分忧虑急，如果对士轻慢就将导致亡国。如同顾炎武所说：“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而是一直依附、隶属于君权而存在，并且依靠君权取得辅助政务的身份。中国也由之而形成了一个以君主为中心，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官僚政体，即“官僚王国”与“士大夫王国”的重叠。这是历史上中国所特有的政权结构，与其他的国家迥然不同。
既然知识分子是以协助政务，治理国家为己任的，在一个幅员广袤的一统国家中，国家事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方面，而科学技术是国计民生所不可或缺的，自然也就导致了一批官吏不能不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在历史上，凡是与国家治理有关的科学技术，都置有相应的官方机构进行组织和管理，并任命官吏主持其事。这样，在中国科学史上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即知名的科学家中，大部分是官吏或做过官的，而且有不少是位秩甚高的大官。这一现象是举世无二的，唯中国所独有。当然，这些官僚知识分子之所以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其出发点是为治理国务，是被动的，并非出于探索自然界奥秘的目的。本质上，他们是轻视科学技术，视科学技术为末技的。而他们注重的是经史治国，“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另一特殊现象，即与国家事务关系密切的学科特别发达。其中，又以农、天、算、地、医等学科最为发达，成就最大。
中国历史上一直以农立国。《吕氏春秋·上农篇》云：“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议），少私义（议）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也就是说，农业不但可以获取土地之利，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可以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便于征调和统治。所以历代政权都奉行以农为本的国策，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也因之成为政府的一项要务。历史上的农学家都是在这农本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农学工作的。贾思勰著《齐民要术》的宗旨，是要政府重视农业生产，以达到“要在安民”的目的；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开宗明义曰：“夫有国者，莫不以农为本；有家者，莫不以食为本”，认为这是“贤愚共守之道也”；王桢《农书·自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他著书是希望“躬任民事者，傥有所取于斯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则是在农业“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的思想指导下写成。
在中国传统的宇宙论中，存在着一个有意志的“天”，“天”是至高无上的，天地万物乃至人世间的一切事务，都受着“天”的支配和主宰，而且认为天文现象与世间人事之间存在着相对应的关系。人世间的君主是“天子”，代表“天”的意志行事，并受着“天”的制约。为了卜知天意，沟通天人关系，于是出现了星占术，由之星占术便被与政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历法则被视为顺应天意，代天“敬授民时”的重要举动，为“王者所重”，“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历史上的天文学是与星占学及历法纠缠在一起的，因而天文学便寄寓于星占学和历法而受政府直接控制，国家还设立了钦天监专司其职。这样，天文学便带上了神圣而又神秘的色彩，连天文仪器的制造，天文台站的设置和历法的制定、颁布等，都成了政权的象征。
数学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与国计民生关系极为密切。地理情况的了解，地图的测绘，土地的丈量，赋税的计算，国库的收支，货物的交易，建筑工程、水利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乃至音律的制定等等，都离不开数学。同时，天文、历法亦与数学密不可分，故此中国古代是天算不分的。孙子说：“夫算者，天地之经纬，君生之元用”，可以“观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纵横之长短”。《后汉书·律历上》在论数时也说：“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然后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可见中国古代对于数学的功用，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数学的这些功用，都与治理国家的政务直接并紧密相关，故数学一直受到历代政权和知识分子的重视，成为“士”必受训的“六艺”之一。
对于地理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更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的要务。《山海经》中已指出：“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二十四史中，十六史有《地理志》，以供“王者司牧黎元，方制天下，列井田而底职贡，分县道以控华夷”之用。地图的绘制也受到历代政权的重视，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之制作，是为了使“王者不下堂而知四方”；唐李吉甫编纂《元和郡县图志》，是为了“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
医学虽有些特殊，著名的医家很多没有进入仕途，但由于医学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危，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有重要的作用，加上儒家思想认为，医学“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所以也受到历代政府和知识分子的重视。政府设有医药机构，并颁布药典或医方，连王焘、苏颂、沈括、苏轼等著名的官员都研究医药，撰写医书。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凡与国家治理有关的科学领域和技术部门，都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较为发达的科学领域和技术部门，大都带有官营的印记，与国家的治理息息相关。
知识分子以做官为出路，进入仕途之后以治国为己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只有熟读经典方能做官和治国，因此知识分子大多把精力耗费在皓首穷经之中，去修习所谓“内圣外王”之功。即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体用兼备，各尽其极致。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材只能是属于通儒，育出的是娴熟于经典的文化人，而不是一个专才。“治经入官，则君子之道焉”，对科学技术，仅“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这是一条反专业化的道路。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说，也就是造就的知识分子属于功能普化型，而不是功能专化型。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大都是以经学作为进身的阶梯，身兼多种职能，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现实的人世，关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政业，而很少是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技术作为终身事业的。也正因为如此，那种探索自然界奥秘的独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没能在中国形成。
同时，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科学领域和技术部门，是直接为国家的治理服务的，注重的是科学技术的功用，而不注重于探究其事理和原因，因而造成了“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的学术倾向。
上述两个原因，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形态是属于实用型，注重于实用性，充满了务实精神，而非理论型，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受到忽视。
当然，科学技术的存在及其发展，是不可能完全离开理性思维的，那怕是最简单、初级的理性思维。但在古代中国，这些理性思维的因素大都被寓于实际（有形、有数的事物）之中，被强大的务实精神所笼罩着，没能被抽象出来，升华而形成独立的系统的理论。此外，也不可否认，在中国历史上的科学中也应用过一些理论，如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但这些理论与知识分子是功能普化型的一样，也是功能普化型的理论，它普适于天地万物以至人事和人身。这种高度普适性的理论，虽也可以用来笼统地、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可是其客观效果却束缚了人们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有分析的探讨的科学精神，阻碍了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的进取心理的发展，因而最终成为形成科学性专化理论的一种阻力。
同时，在读经入仕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养成了崇尚经典的学风和唯经典是从的惰性，也影响到科学领域中。各门主要的科学学科都树立有经典，后人的工作更多的是继承、沿袭、注疏，并在此基础上补充、改进，而创新精神不足，缺乏对科学文化体系进行变革的活力。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只能沿着传统的道路缓慢地前进，没能产生质的飞跃，自行进入近代理性的科学阶段。
总之，知识分子从治理国家政务的实用目的出发，进行科学技术工作的结果，一方面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带来了动力，使中国古代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取得了不少划时代的成就，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的先进行列，甚而居领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带来了局限，特别是缺乏对自然界进行理性探索的精神，致使未能形成专化性的科学理论，而只能是停留在经验性的认识阶段。及至进入近代科学时期，便赶不上时代的潮流，被时代的潮流远远地抛在后面。
思考题：
1、简述原始先民创造的主要物质文化。
2、战国秦汉时期的科技、文艺、史学有哪些发展？
3、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
4、简述宋辽夏金元的科技成就。
5、试述明清前期中国科技的成就。
参考书目：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金秋鹏、周世德、曹婉如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第七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风格独具、绚丽多彩。从广度而言，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思想、教育），规范的（道德、信仰、宗教、法律）、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美学）、社会的（制度、机构、风俗习惯）、器用的或物化的（生产工具、衣食住行的器具以及制造这些工具和器具的技术、文献）等等方面，可谓博大。从深度而言，正如世界著名学者贝尔纳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中国古代文化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社会意识）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被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斯宾格勒（1880—1936）列为世界上存在的八个独立文化（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雅典、伊斯兰、西方和墨西哥）之一，对日本、朝鲜、越南等世界许多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精深。
“文化”是中国一个古已有之的词汇。在汉语口语系统和文献典籍中，“文”和“化”经常被使用。东汉许慎所著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中解释“文”的本义说：“文，错画也，象交文”，王注：“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成文”，即“文”的本文指多色交错的纹理，后世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与“德行”对称的“道艺”等，又由纹理之义导出彩画装饰之意，引申为修饰、人为加工、经天纬地，与“质”、“实”对称；还进一步引申为美、善，文德教化，以及文辞文章，与“野”相对，或与“武事”相称。“化”则有变、改、化生、造化、化育等意。归纳起来，“化”的含义是二物相融，使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其原有状态。“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出现在成书于战国末年的《易经》。《易·贲卦》的《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指人伦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人文”与“化成天下”相连，已接近“以文教化”的表述方式。“以文教化”就是按照伦理秩序教化世人，使人们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以文教化”便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它与“武功”相对。“文化”一词正式作为专用名词使用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西汉硕儒刘向《说苑·指武》中有这样一段话：“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里的“文化”是与武力（功）相对的教化，是指用体现道德政治伦理秩序的诗书礼乐教化世人。总之，在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的含义基本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大体上是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相对称，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形成反衬。
文化（culture）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是在近代欧洲展开的。人们按照各自的学术派别确定的准则，从不同视角给文化作出界说，以致文化的定义纷繁多岐，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今，关于文化的定义几近两百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有上千种。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的展开，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工作揭开序幕。当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概念进行了诠释和界定，概而言之不外乎二种：一是指广义文化概念，即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指狭义的文化概念，即文化是特指精神文明，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另外，文化一词也被多种学科借用并赋予特定的含义，如考古学中的文化一词，是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述不胜述。鉴于文化的物态方面本书其它章节已有概说，故不再赘述。本章拟对狭义文化择其要作概略介绍。
第一节 原始文化——中国文化的肇始
认识来源于实践。中国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了经验，思维也日渐发达，孕育创造了质朴的精神文化，它改善和美化了人们的生活，为我国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道德观念
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产生一定的道德观念，原始人有适应于原始公社制度的道德观。在氏族公社里，氏族成员的义务和权利是统一的，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条件下，任何一个氏族成员都离不开氏族，只有在氏族组织的保护下，个人才能生存下去。对于部落的每一个成员来说，氏族制度是不容违背的，氏 族、部落的成员在思想、感情、行动上始终服从于氏族制度。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虽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道德理论，但存在着公共的道德标准。比如，在氏族、部落内部，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通婚的规定，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劳动成果平均分配，服从执行氏族部落的决议，为本氏族、部落的成员复仇，为氏族、部落英勇作战等。
原始社会的道德标准，是由当时生产关系的公有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决定的。它既没有国家机构来制订，也没有采取强制的办法来执行，而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的。在原始社会早期，生产力极端低下，食物匮乏，饥饿迫使原始人杀死并吃食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这种习俗在当时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因为使老年人经受饥饿而死更为可怕。有的人类学家认为北京人时代已有食人之风，我国古籍中也记载有些原始部落的食人习俗。如《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传》引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了汉代以前南方一个叫乌浒的部落，“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并以其肉为肴葅，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
原始人的道德观念中包含着自发的、狭隘的集体思想和平等思想。群体居住、集体劳作，平均分配劳动成果，人与人之间平等共处。《礼记·礼运》记载我国夏禹之前的原始社会时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思想虽然夹杂了后代作者的理想化成份，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公社制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当时的道德观念。
原始人的道德观念中包含着对为社会进步、人类生存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崇尚和褒扬。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原始社会时期的传说人物都是对公共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如巢居的发明者有巢氏、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燧人氏、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氏、教民结网和创制八卦的伏羲氏、抟拮土造人衔石补天的女娲氏、养蚕治丝的嫘祖、创制汉字的仓颉、苦心治水的大禹等等，炎帝、蚩尤等都是在部落械斗中即为本部族利益而争斗的人物。这些传说中的人物之所以后世古籍中得以记载和流传，是与原始人口耳相传分不开的，反映了原始人的道德观念。
原始人的道德观念，是维护原始公社制度的工具，是为当时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原始道德观念开始渗入阶级、私有制的内容，社会道德标准也产生了不平等。从此以后，“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2、原始宗教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在一定的条件下消亡，它受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它的产生和发展同人类的发展紧密相关。
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软弱无力，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无从索解，因而产生了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并且幻想借助这种超自然力量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困难，于是把自然力和自然物神化起来，并把它们作为崇拜的对象。这样，最初的宗教就产生了。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证明，宗教不是自古就有，而是到了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即直立人时期，由于人类刚从古猿演进分离，思维能力还很低，在意识上还不可能寻求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自然现象的联系，所以不可能产生宗教观念，这一时期还没有产生宗教。在中国旧石器时期早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中也没有发现产生宗教的迹象。到了智人时期，人类的体质结构和形态已接近现代人，人类的思维能力提高了，人类在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渐认识各种自然现象以及人类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要求解释这些现象和联系而又不能正确地诠释它们，于是产生了歪曲的、错误的、虚幻的概念，即原始宗教的观念，宗教就开始萌芽和产生了。
（1）图腾崇拜。这是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图腾（Totem）一词原是印第安人的方言，意思是“他的亲族”。人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同氏族用以命名的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血缘关系，这一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就是氏族的图腾。
我国史书中记述以动物为氏族名称的很多，如黄帝的氏族有虫乔 氏，神农的氏族神龙氏，尧的氏族有骀氏，舜的氏族穷蝉氏，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熊、罴、貔、虎，大概都是氏族图腾的记号。《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传说中的少皞氏以鸟名官，有五鸟五鸠五雉九扈，共二十四种，明显是鸟图腾的残迹。
（2）占卜。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形式。在原始社会文化遗址中，河南省淅川下王岗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卜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遗址发现用羊胛骨和牛、猪、兽骨进行占卜，这说明大概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占卜在中国原始先民中已开始流行。到商代用龟甲烘出裂纹来判断吉凶、预测祸福，甚至连战争、祭祀等国家大事也要进行龟卜，这种习俗大概是原始社会占卜习俗的延续。
（3）自然崇拜。原始人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很早就产生了崇拜，但崇拜的对象不是整个大自然，而是与人们生产、生活有紧密联系的最有力的自然界和自然物，如土地、火、太阳等等。
我国古代盛行土地崇拜。《周礼·春官·大宗佰》所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社稷就是土地神和谷神。对火的崇拜一直盛行到商周时代，商代设有专管祭祀火神事务的官员——“火正”；周朝设有“司火雚 ”专司祭火。对太阳崇拜，《尚书·尧典》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记载，殷人在日出日落时都进行礼拜，商王的名字用于天干命名，也是太阳神崇拜的反映，谓之“日名”，这些都是中国原始时代太阳崇拜的延续。
3、原始艺术
艺术来源于劳动，来源于现实生活。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感官、能力、思维和语言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了按照自己的预想把事物复制出来的能力；同时亦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要求，艺术就是人类体质、思维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这种要求中而产生的。
（1）记事符号
在长期实践中，原始人类采用结绳、刻木等方法帮助记忆和记事。在中国古代就有“结绳记事”和“契木为文”的传说。《周易》的《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有大事就在绳上结大结，小事就在绳上结小结，契木记事也很流行，由于木材容易腐烂，今天发现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契木实物，但可以从民族学史料中得到印证。直到解放初期，在我国一些尚处在原始时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仍然在使用。如1950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带领的中央慰问团到云南傈僳族进行访问，傈僳族部落酋长曾送给他一块契木 ，用来传递信息。“ ”表示亦大小不一的礼物送给大中小三位慰问团的领导，“×”表示愿意与其相会，“○”表示相会的时间在月圆的晚上。
从新石器时代起，我国境内某些文化的陶器上便有记事符号出现。有的符号是刻划的，有的符号则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就数量而言，刻划的数量比绘写的要多。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符号，在上世纪三十年初就已有发现，如山东章丘县城子崖龙山文化陶片上就发现了一些符号。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出土陶器，其口沿上有100多例共约32种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见于一种彩陶钵，一般刻在钵口外面黑色的边缘上，每个钵刻一个符号，极少数是两个符号刻在一起。郭沫若同志对半坡刻划符号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位。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划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上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同志称半坡陶器上的刻划为“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这是谨慎的科学态度。
在陕西临潼姜寨、青海省乐都柳湾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陶器符号，其中前者发现120多个40多种刻划符号，后者发现陶器符号计有50多种，还发现了40多片骨质的记事工具。
年代更晚的龙山文化陶器，也发现有刻划符号。除山东章丘城子崖外，其它一些地方亦先后均有发现，河南登封王城岗出土的两例，笔划比较复杂，其年代已近于文献记载的虞、夏时期。在大汶口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也发现有笔划整齐规则的图形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的图象文字。
陶器的符号有一定的传统，一直在东周、秦汉时期还存在陶文，这是原始社会以来陶器符号的延续。陶器符号在当时的寓意至今尚未完全诠释，但应该具有记事的功能。
（2）绘画与雕刻
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原始先民绘画的记述。《吕氏春秋·勿躬篇》的“史皇作图”，《路史》中的“颗首作画”，都说明绘画古已有之。但在我国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绘画遗物。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显示了当时造型艺术的成就。彩陶不仅是实用的生活用具，也是一种原始的工艺美术品。当时人们以类似毛笔的工具作画笔，用赤铁矿和氧化锰作颜料，遗址中发现有研磨赤铁矿粉末的石磨臼和磨棒。陶器上的彩绘可以分为图画和图案两大类。图画不多，但艺术价值较高。画中有穿着衣裳的人像，有奔驰的鹿、游动的鱼、飞翔的野禽，跳跃的蛙等，色彩鲜明，形态生动，具有写实的风格。半坡和姜寨出土的一些陶盆上有人头像，面目清晰，头戴尖顶饰物，口边各衔一条鱼，有的还画有鱼网，表示人们捕鱼的愿望，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大部分的彩陶花纹已经不是单纯地模写实物的形象，而是进一步图案化了。彩绘中的图案，主要包括植物花纹和几何线条纹。在早期的原始造型艺术上，大多数以动物为题材，很少描绘植物，仰韶彩陶上的植物花纹图案，说明了人类在从事农业活动以后，熟悉了许多植物的形状，因而才能够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何形图案花纹由多种形状的直边三角形、直线、斜线、圆点和折波形线条组成。可以看出，有的几何形纹是从鱼纹演变而来，表现了原始人的绘画艺术，由具体到概括、从写实到写意的发展过程。
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遗址，发现四件有刻沟的骨管，是用鸟腿骨做成的，磨得很光滑，表面刻有一条、二条或三条横的短沟槽。还有的一截磨光的鹿角，上面刻着弯曲的平行的线纹道，这些纹道是有意刻划的痕迹。新石器时代的陶塑品有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有各种陶塑的鸟兽、壁虎和人面像，有立体的，也有圆雕和浮雕。陶器器盖的把纽或腹壁上的把手往往被塑成鸟头或人面的形状，巧妙且美观。华县泉护林出土的一件鹰头面形的雕塑品，周围带圆锥刺羽毛状纹饰，造型精美。大汶口文化的一件红陶兽形器，体形肥壮，拱鼻、张口，表情十分生动。大汶口还出土了雕刻精致的透雕象牙梳和透雕象牙雕筒，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象牙雕刻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辽西建平、凌源两县交界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祸庙”和几十处石冢群，其中有许多陶塑人像残片，多为女性裸体，充分表现了女性特征，有因年龄各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肩膀、手指，还有一些孕妇的形象，是原始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在这些陶塑作品中有一尊基本完整、体形较大女性头像，大小与真人基本相当。头像面部艺术刻画既强调外形轮廓的协调美观，又追求人物心理的流露，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玉珠镶嵌而成，甚堪称5000年前中国的“维纳斯”。
（3）装饰
原始人都喜欢装饰，一方面可能与巫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原始人具有美的观念相联系。原始人身上的装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的，如文身；一类是不固定的，如穿戴和悬挂在人身上的装饰。
在我国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装饰品，晚期的装饰品各地均有发现。山顶洞人的遗物中就有丰富的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穿孔海蚶子壳、钻孔的石珠、钻孔的小砾石以及钻孔的鲩鱼眼上骨等。很多装饰品的穿孔都呈红色，可以是穿孔的系带被赤铁矿末染过。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用更加精美的装饰品来打扮自己。我国仰韶时期有大量的璜饰、珠饰、王圭 饰、附饰和发笄等，质地有石、陶、骨、牙、蚌、玉等种类。稍晚一点的还有玛瑙饰物，大汶口遗址十号墓死者右手戴淡绿色玉环，头部有长形穿孔坠饰，颈部有一圈松绿石饰，从不同墓葬的随葬装饰品也可以看出这时已经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
动物的骨角也成为原始人的装饰品。汉字“美”最初的形态，在甲骨文中多作“ 、”等，据于省吾等人考证，许慎、段玉裁等人“羊大则肥美”的释义系望文生义，实则其下半部为站立的人形，上产部则为牛角、羊角。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猎取野兽，头上戴着兽角，装扮成野兽的样子以接近猎物。后来这种兽角逐渐变为饰品，做成帽子，戴着它来跳舞；亦是赏心悦目，成为美的象征。
文身在原始社会是美的象征，同时作为进入青春期的男女显示勇气和忍耐力的考验，也作为氏族图腾的标记或巫术的手段，后期成为表明社会地位的符号。在我国古代有过文身的习俗。《史记》《汉书》等史籍都记载了我国南方的越族“文身断发”，《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刻画其身，象龙文”，《隋书》外卷记载了台湾的土著居民“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等，这些都是原始社会的遗俗。
（4）音乐与舞蹈
对原始社会音乐和舞蹈的认识，我们只能根据史书记载、出土乐器和反映一些舞蹈动作的原始绘画来了解，还可以辅之以部分民族志的资料。
我国古代的史书《世本》称“夷作鼓”；《路史》称“疱牺灼土为陨”、“伏羲削相为琴”、“伶伦造磬”；原始人在欢乐或悲愤的场合下，往往因感情冲动而使用音乐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易经》载，“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描写取胜归来的人们举行祝捷活动，胜利者击鼓歌唱，一片欢腾，与此相对照的是敌方的俘虏“或罢”、“或泣”的悲戚情景。
乐器很早就出现了。打击乐器是最先出现的最原始的乐器可能是鼓。《易经》记载“击缶而歌”，缶也许还不是原始人的乐器，但原始人也可能骼木棒，石块轻轻打击陶罐来伴奏佐歌。《尚书》上说“击石拊石”是敲击一种石制乐器打拍子。甲骨文记载我国古代乐器有鼓、磬、龠、笙、箫等，这些乐器的简单形式大约在原始时代已经出现，并且包括有吹奏乐器了。
今天我们发现的吹奏乐器有：河姆渡文化的骨哨和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发现的陶哨、陶埙等。陶埙，有三个孔，吹起来能发现四个清晰的声音。
许多出土文物和远古壁画上，都有描绘舞蹈的图画。我国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彩陶盆上，便有15个跳舞的人的形象。我国古籍《尚书》的《益稷》、《舞典》上记载的“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和“百兽率舞”，是指人闪化装成各种鸟兽的形象，跳起摹拟动物的舞蹈。原始人的舞蹈活动很频繁，舞蹈的功能十分繁多，它既是宗教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周礼》、《后汉书》、《唐书》所记载的我国古代的傩舞，就是用舞蹈的仪式达到驱逐疫鬼的目的；又是各种庆典、狂欢活动的重要内容。舞蹈的动作多是模仿动物的动作，另外还有大量生产劳动以及表达爱情甚至是带有强烈性诱惑的动作。舞蹈它表达了人的思想情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反映了现实生活，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第二节： 文明社会的开端——奴隶社会的文化
一、汉字的起源与演化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它扩大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认为文明时代“开始于拼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学伤口的编写；石刻象形文字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书写文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温柔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很早就采用“结绳刻木”记事，学会了用各种物件做成符号，帮助记忆，或者用这种符号把信息传给其他人。这种用实物作符号词是文字的前驱。
至迟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图画文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用县前寨两个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出土的陶器上有 、 、 、 等象形符号。 表示日头出在山上， 可能表示热，后两者是装柄的石斧或石锛。在良渚文化的陶器上，也发现有笔划整齐规则的图形符号，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的图画文字或图象文字。
图画文字是用图画来表现思想，记载事实。它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是文字产生的第一步，或者说是文字的雏形。书写文字是在图画文字的基础上经过若干过渡形式而逐步形成的。
中国的书写文字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我国古代文明何时开端的重大课题。早在中国古代关于书写文字的产生时代，最流行的是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一传说见于《尚书》、《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等书，可见这一看法在战略晚期已经广泛流传。仓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数都讲他是黄帝的史官。但仓颉造字的传说古时也有人不赞成，到近代怀疑者更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字经过了“约定俗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而是由少数人来实施，这少数人就是阶级社会里属统治阶层中的贞人、巫史之类的知识人，是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一群人。他们主持祭祀、卜筮，充当人类与神灵的“使者”，自然也需要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用以组织社会交际，启示宗教轨轨仪。制定法律等。因此，文字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并由少数人约定成俗的。至于仓颉可能是方案形成时期贡献突出的一个人物。
中国的文字到底产生于何时？史学界一般认为产生于文明时代的开始——夏朝。但至今没有考古实物证明。中国现存已知最早的文字是出现于商代晚期的甲骨文。
1、甲骨文
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和兽上的文字。我国古代流行过一种习俗语，用龟甲和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加以烧灼，观察所形成裂痕的形状，以此来判断吉凶。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甲骨占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至商代而大盛，商亡以后延续未绝，在某些少数民族甚至传承到现代。
有字的商代甲骨发现的地点有二处，一处是河南安阳的殷墟，另一处是郑州。郑州只找到两片带字的骨，均为采集品，所以研究商代甲骨以殷墟甲骨为主。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约有16万片，约6000个单字，现在能识读的约1500字，不能识读的主要是人名、地名、器物名。有字的西周甲骨，1954年在山西洪洞县土方堆首次发现。到现在，西周甲骨文已有多处出土，有北京昌平县的白浮、陕西长安县的沣镐遗址和扶风、岐山两县间的周原遗址。周原所出数量最多，岐山县风雏一地就发现甲骨一万多片，其中有字的近三百片。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文字”与“甲骨文”这两个概不能简单等同。甲骨虽然是商代最主要的一种文字载体，但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商代文字还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铭文，所以不能用“甲骨文”一词来概括所有的商代文字。
商代的甲骨文有许多别名。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与占卜有关，又称卜辞；从发现地点看，主要在殷朝都城的旧址殷墟，又称殷墟卜辞；从书写方式看，它是用一种锋利的工具契刻而成，又称殷墟书契；从文字载体看，它采用的是龟甲和兽骨，所以又叫龟甲文字或甲骨文字等等。
有字甲骨的发现，时在1898年的下半年，曾有古董商拿了一些给天津的孟定生、王襄看过，他们认为是古简。1899年，在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对甲骨作了鉴定，认为是“汉以来小学家所未”，这种珍贵文物才为世所知。到1908年，罗振玉首先弄清甲骨的出土地点，随后他和王国维教室殷墟是商朝晚期的旧都。甲骨的发现以及殷墟推定，最后导致1928年开始的殷墟的掘，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端。因此，甲骨的发现，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有很重大的意义。
首先，甲骨文字的结构，已出现了后世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它以象形字为基础，辅以假借字，还有会意字、形声字、指事字、转注字，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的发现对研究汉字的本源及其发展具有互关重要的作用。其次，甲骨文主要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在商代，占卜已成为奴隶主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商人“每事必卜”，卜问的内容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私人生活，举凡祭祀、征伐、年岁、天气、田猎、疾病、生育等无所不包。因此甲骨文涵盖了商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料，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商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凭借，具有重大的意义。
2、金文
古代称铜为金，金文即青铜器上的铭文。铜是古人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金属之一。人们一开始是利用自然界小量存在的天然铜，然后发明从矿石中冶炼出铜的技术。首先用的是没有掺入其它金属的纯铜，通称红铜。经过长期实践，才知道在铜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锡能提高硬度、降低熔点，这种含锡、铅的铜就是青铜。中国古代青铜弟兄铸业十分发达，青铜器的种类很多，有烹饮器、食器、酒器、兵器、乐器、车马器、礼器、工具、度量衡及杂器等。青铜器大小不一，小的不足一斤，大的超过千斤。如司母戎大方鼎，重875公斤，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大青铜器。由于金文多铸于礼品“鼎”和乐器“钟”上，所以金文又称“钟鼎文”。
青铜器上出现铭文，现有最早的例子属于商代中期，但只是很少几件，字数也仅限于两三字。商朝晚期铭文仍很简短，有的只记器主的族氏或名字，虽也有较长的铭文，但均未超过50字。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四礼邲（bi）其卣为例，卣上有三处铭文，盖和内底均有“亚犭莫、父丁”字样，“亚犭莫、”是器主族氏，“父丁”是所祭先人；另外，在卣底圈足内有铭文42字，记载商王祭祀文武帝乙和邲其受王赏赐的事迹。文武帝乙就是帝辛的父亲帝乙，这件卣作于帝辛四年，是珍贵的标准器。金文到周代方发达起来，铭文逐渐加长，百余字的青铜铭文也不稀少，迄今发现字数最多的一篇金文，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497字，现收藏于台湾省。作器者多为周朝大臣官吏，是西周青铜器的特点，西周中晚期属于册命性质的铭文较多，叙述周王对臣属的封赏，对研究官制和等级制度很有意义，从数量上来说，西周是金文的极盛时期。到战国中后期，青铜器的装饰趋向简朴，铭文开始衰落，但后世亦有少量铭文发现。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即指夏商周时期。
金文或标明器主的族氏和祭祀对象，或记载国王、贵族对器主的恩赐，或说明器物的用途以及歌功颂德、祝福子孙永保器物等类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周代的金文与甲骨文相比，单字剧增，其造字法以形声字为主，表明汉字形声化的演化方向。
这一时期的文字除甲骨文以外，还有陶文、石鼓文、简牍文、帛文等。
二、宗教与礼仪制度
1、宗法制度
所谓宗法，简单地解释，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为适应奴隶主贵族政治的需要而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萌芽于夏朝，形成于商朝，确立于西周，到西周时已形成了周密有序的宗法制。西周的宗法制包括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其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确立嫡长子的世袭特权，确定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关系，它使得族权与政权相统一，成为巩固分封制的重要手段。
西周的宗法制度，体现了专制主义的原则。行之于宗族内部，宗法关系是以家长制为基本线索而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直接表现为大宗统率小宗，宗子、族长享有立庙祭祖的特权和对族众的裁判权、财产支配权，乃至生杀予夺的大权。宗者，尊也；凡有所尊，皆可曰宗。宗分大小两种，按嫡长子世袭制原则推演的宗族系统，是为大宗。这个系统的嫡长子，叫做大宗宗子。大宗只有一个，百世不迁。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天子的宗庙，祭祀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祖之地，称为“太庙”。只有天子及其嫡长子有 这种祭祀始祖和历朝先主的权力。天子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按照宗法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维护嫡长子的继承权。所谓小宗，是指除嫡长子以外，其余嫡子及庶子所分别组成的系统，皆称小宗。小宗若以高祖为始祖者，五世则迁，所以小宗的系统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的。此外，在丧服上，大小宗亦有严格的区别。大宗统率小宗，这种统率关系通过宗子享有主祭权、财产支配权和族内重要事务必须由宗子裁决三方面表现出来。
西周的宗法权制行之于国家内部，是族权与政权一体，宗法制与分封相结合，形成完善的等级制度。西周分封制的等级序列，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相吻合，建立了天子辖诸侯，诸侯统辖卿大夫，卿大夫统辖士及平民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表明国与家相通，君统与宗统合二为一。周王室后分封了一百多个诸侯，作为“小宗”的诸侯对“大宗”周天子按期纳贡、朝觐，应召出兵助王征伐，而内政自主。这种按宗法制度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分封制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对于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处在小宗地位，另一方面在其封国和宗邑内，他们又是大宗。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政治上又有一种权力排他性。当他们势力强大起来，往往各自为政，企图摆脱周天子的控制。春秋时代，王室衰微和大国争霸局面的出现，就是宗法制度二重性所导致的后果。因此，在宗法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分封制到东周时开始衰微，秦汉以后则被郡县制所取代。
2、礼仪制度
远古的礼制，我们能了解的不多。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叹息礼文献的不足而难于研究。《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宋不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目前能够系统研究的礼制，可以上溯到周代，周人的礼，在很多方面是后来礼制渊源。我们讲礼仪制度，首先就从西周讲起。
西周的礼仪制度就是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制度，它在教化民众、凝聚宗族、规范日常言行、稳固统治秩序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当时的立国之本。
当周朝开始建国的时候，相传周公曾制礼作乐，这就是今天的《周礼》。其实，所有的礼乐不可能全是周公所作。周朝的礼乐是沿袭而来，在周初由以周公为首的一大批贵族连续修订、增补、汇集，渐渐成为法定的制度。礼乐制度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地位和等级关系，提倡所谓励臣节、尽子职、笃夫妇、亲兄弟、慎择友。
相传周礼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称为五礼。这一说法的起源，是现存的《周礼》一书，详见该书的《大宗伯》章，后来为历代礼学家所沿用。大宗伯是周代掌管礼制的官职名称，其副职，称为小宗伯。吉礼就是祭祀的典礼，古代认为祭祀是“国之大事”，故将其列为五礼之首。祭祀的种类有对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以及四方百物的祀典。凶礼，一般理解是指丧葬，另外还应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比如饥馑、战败、寇乱，当时都要有哀悼的仪式、也应列入凶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卿大夫死曰卒。军礼，顾名思义主要是指战事，既包括兴师动众、征讨不服，还包括若干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如田猎、建造城邑等。宾礼，是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各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为宴饮婚冠、吉庆活动，如婚礼、冠礼、飨燕、立储等类。其中的冠礼。是古代男子到二十岁时一定要举行的一种成年礼（男子行成年礼时要束发加冠、故名。女子成年礼叫笄礼，要束发加簪）据《周礼》所述，诸侯间的庆贺、朋友间的宾射，也都属于嘉礼。
由上可知，所谓礼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当时礼与法律、官制之间还没有明确的界限，许多政治、法律方面的内容都见于礼的内容。这些“礼”通过一定的规则、典礼仪式以及表明身份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行礼人数等，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故“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为庶人贫苦，又终日从事农业生产，不能按照礼制举行和参加各种典礼，礼制不将他们包括在内。所以礼主要针对大夫以上的贵族统治阶层，每个贵族从生到死、从人事到祭祀鬼神、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都处在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礼乐之中，它和古代的法律一样，是不平等的，是维护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稳固统治的有力工具。
三、哲学与诸子争鸣
1、《周易》及其哲学思想
《 周易》之意有两种解释，一周朝简易的算卦之书，二是讲普遍变化之书。前一说法较合原意。全书分《周易古经》（《易经》）和《周易大传》（《易传》）两部分。前者是我国最古老的算卦书，目的在于探测所谓神的“旨意”，后者是记述后人对经文的解释，共7种10篇，汉人称《十翼》，意思是说它是的羽翼。《易经》由卦、爻两种符号和说明卦的卦辞、说明爻的爻辞组成，分上下两卷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卦和爻来卜算和象征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凶吉。相传伏羲作八卦，它是由阴爻（— —）和阳爻（—）两个符号平行横排、连叠三层，交互组合，得出八组，即乾、坤、震、巽（xun）、坎、离、艮、兑，分别象征八种自然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其中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被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这显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将上述八卦中每卦两相组合就组成六十四卦，古时又称别卦。《周易》中，每卦均有说明要义的辞，称卦辞。相传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的人物是周文王姬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载“昔西伯拘羑里而演周易”即指此事。六十四卦每卦又有6爻，共384爻。每卦有卦辞，解释卦义；每爻有爻辞，解释爻义；合称为经文。《上经》30个卦爻辞，《下经》34个卦爻辞，爻辞相传为周公旦所作。其实此书并非出于一、二人之手，可能是殷周卜者将其认为比较灵验的算卦，记录下来，最后由卜史编纂而成，约成书于西周初年。
《易传》是对《易经》最主要的注释、说明和发挥，包括《彖传》、《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相传为孔子所作。其中《彖传》上下，解释卦名、卦义和爻辞；《象传》上下，说明卦爻辞的征象、意义；《文言》解释《乾》、《坤》两卦的卦爻辞。《系辞》是《易经》的通论，《说卦》解说八卦所象的事物。《序卦》解说64卦组合的顺序，《杂卦》解说64卦的卦义。《易传》约成于战国到秦汉之际。经与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经到传基本上反映了哲学从神学中逐步脱胎出来的漫长演进过程。
《易经》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认为宇宙万物是有规律的，不外始、中、终三相之转移，所以人们能以简及繁，这就是“简易”的意思；它认为事物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坡、无往不复”，这就是“变易”之“易”的意思。还认为事物变化是在一个不变的范围内重复循环，如“寒来暑往，暑往寒来”。《易传》中也保留了我国古代若干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在肯定事物运动变化永无穷尽的基础上推测出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就要走向他的反面的规律，并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和“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等命题；它还将远古时代原始社会的进化过程和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上古、后世两个历史阶段，表明作者具有历史进化的史观。《周易》既有神秘主义色彩，又有辩证法因素；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又表现出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不仅如此，《易经》还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有丰富的数学知识。近代数学上的八阶矩阵和电脑的进位部都与八卦有关。相传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曾受到《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的从0到63完整的二进位制的数学计算方法的启发，创立了二进位数学，并发明了乘法计算机。所以，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八卦图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比四大发明和丝绸之路意义更加深远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2、孔子及其仁政思想
孔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名丘，字仲尼。古时习惯把兄弟排行用伯仲叔季来表示，孔子排行老二，又出生在尼山（亦称尼丘山），故取名丘，（一曰孔子出生时头顶有一凹处，因形而名为丘）字仲尼。“子”是当时一般的尊称，和后来的先生意思相近。他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21年，鲁襄公22年）夏历8月27日，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41年，鲁衷公16年）夏历2月11日，享年73岁。
孔子是先秦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思想。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提出仁政思想的人，他的仁政思想是以一定的行为准则为指导的，这种行为准则就是以仁为内容的伦理观。孔子把仁作为礼的重要内容，认为从修己入手，视、听、言、动皆符合礼的要求，遵循礼的道德规范，就做到了仁。孔子认为，以仁作为重要内容的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强调礼治的重要，君上重视礼，民众就敬畏，这样，以仁为主要内容 的伦理观为他的仁政思想建立了行为准则。孔子的仁政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仁政思想的核心是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把仁德运用到治理国家政治生活中去，就象群星拱北斗一样，民众会围绕君主，可以实现天下大治，孔子还说明了“为政以德”的具体内容即“五德”与“四恶”。二是仁政思想的基础是足民，认为民众富足，君主才能富足，才能使统治长久。三是仁政思想的措施是重教化，他认为单靠政令刑罚是不能使民众信服的，必须以道德教化引导人们，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动，民众才能臣服。这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就是“礼”，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克己复礼”，加强个人修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规范。孔子思想上的“仁”与“礼”有机结合，“仁”是“礼”的品德内化的依据，“礼”是“仁”的外在的行为表现，两者互为表里。四是仁政思想的保证是荐举贤才。他认为“政在选臣”，只有举用贤才，任用正直有德之人才能使民众信服，才能够顺利施行仁政。五是仁政思想的重要环节是修己正身。他提出：政治就是正人，他特别重视君主的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认为君主行仁德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修己正身，这样才可以安定百姓，只有修己正身，才能正人。
孔子的仁政思想继承了历史上“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封建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孔子是仁政思想的奠基人。
仁政思想作为一种治术，从总体上讲，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君行仁政，是在看到民众的巨大威力的前提下提出的，孔子看到统治阶级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充分注意民众的力量，对民不能采取高压政策，尽管仁政实质上是一种欺骗民众、稳定民心的治术，但客观上可以起到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安定的作用。孔子思想中还包含着一些其它积极因素，如“过则无惮改”的知错必改精神，“当仁不让于师”的坚持真理的精神，“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奋斗终身的精神等，这已成为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而他的“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讲诚信，“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重礼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讲厚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讲志气等等，已深入广大劳动人民心中。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劳动人民、进步知识分子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社会风尚。孔子在他自己治学、任教、从政及修身养心的长期实践中积累、总结、升华而形成的警句箴言，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超越阶级和进空的局限，对后世起着积极的鼓励作用。
3、诸子争鸣
（1）孟子及其思想主张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姓孟，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孟子出身贵族家庭，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其父早逝，姓名无可考，孟子的成长得益于母教，孟母为使儿子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曾三次迁居。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有关“仁”的学说。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人皆有良知良能良心，人人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仁是人心所具有的，这种仁心也就是不忍之心，是天赋的，而不是后天习染而成。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思想，赞扬武王伐纣为义举；他主张实行“仁政”，顺民之所欲，去民之所恶，并善于教化，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并把“仁政”与生产发展相联系，“勿夺农时”、“制民恒产”。从经济上做出保证，使民心安于田亩，衣食保温饱，生活上有保障，主张减轻刑赋。在道德观念上也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主张守仁修身，重仁贱利。孟子还把社会成员分为“劳心者”、“劳力者”两个阶层，把不同形式的劳动与政治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固定化，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依据。
孟子在继承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仁政思想，他以孔子的仁说为思想资料，在战国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阐发了他的仁政思想。他的仁政思想的特点是循着行仁政——得民心——天下平的路子，以行仁政为手段，中心是为了争取民心，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在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民生凋敝的情况下，这种仁政思想可促使统治者认识到民众的重要，并在一定速度上关注民众的利益，对社会的安定、民心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宋以后，孔子被尊称为“至圣先师”，孟子被尊称为“亚圣公”，他们的学说被称为“孔孟之道”。
（2）荀子及其民本思想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战国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汉时避汉宣帝（刘询）讳，称卿。曾在齐稷下（今山东临淄西北）讲学，到燕游历，去秦考察政治，晚年任楚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令，著书终老此地。荀子学说虽出自儒家，但在体系上吸“诸子百家”之长，批判孔孟唯心守旧成份，倾向法家，是先秦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针对孟子“法先王”提出“法后主”，针对孟子“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由坏变好，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写出《劝学篇》。其最大贡献是朴素的唯物论，他认为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有规律的，“天运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天论》篇中，指明天是物质的，把列星、日月、风雨、寒暑看成是自然现象，并能看到人在认识、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也就是说与其思慕天的伟大，不如把它当成物质而制服它；与其赞扬天的万能，不如掌握它的规律而利用它。这是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有力批判。著有《荀子》一书，《史记》卷74有其传。
荀子的政治思想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他的全部政治思想都是围绕民本思想而展开的。民本思想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萌芽，《尚书》中有“重我民”的记载。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怀保小民”。到了春秋时期，重民思想更加突出，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孔子也讲过：“所重：民、食、丧、祭。”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历史上的重民思想，他认为人是天下万物中最宝贵的，人可以胜天，可以制天命，使自然界为人类造福，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其民本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荀子的民本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利民乃民本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作为君主必须有利于民、利于民才能取于民，才能使国家安宁，这是治国的根本。二是礼法结合是民本思想实行的保证。制定礼义是为了理顺民心，制定法度是为了正确处理政事、裁理万物、均等赋役。三是民本思想的措施是王霸并用，“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四是民本思想的基础是发展经济，“节其流，开其源”，发展经济的措施是要开源节流，要以农业为主，保证有众多的农夫耕种土地，并在如何施种、育肥、保水等方面都有了详细的论述，这些发展经济的方案，使其民本思想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五是调整君民关系，把君民观作为民本思想的重要环节。他辩证地论述了民安政、君安位的道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就象舟与水的关系一样，水可以载舟，也可以使舟覆没。
荀子的民本思想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的，是继承商周以来重民思想的传统而形成起来的，他的民本思想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倾向，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客观上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史上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形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民本思想在汉唐时期进一步发展，在宋元明清时期趋于完善，都与荀子的贡献分不开。但荀子的民本思想也存着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荀子重民、富民最终是为了驭民，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他注重礼、法和王、霸两手并用，对民众具有伪善与镇压的双重作用，对后世统治者的所谓驭民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3）墨翟及其思想主张
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又称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为宋人，后居鲁，当过木匠，做过小官，参与过许多政治活动。早年曾研读儒术，然不满其学，创立墨家学派，成为儒学最强劲的反对派。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同为“显学”，墨家学说载于《墨家》一书。墨子及其弟子多出身于游侠和工匠，代表社会下层民众的利益。他们不满殷周以来的等级制度，猛然抨击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大主张。其尚贤与孔子“举贤才”不同，反对奴隶主贵族世袭官爵制度，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不满儒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厚葬、服丧三年，主张节用、节葬；不同意儒家：“爱有差等”，提出兼爱，从兼爱出发，主张非攻，反对贵族的掠夺战争；其天志、明鬼与儒家的天命观亦不相同，他告诫国君，如违背兼爱、非攻、节用、尚贤的原则，就会受到天与鬼神的谴罚，反之则承受福佑。墨子学说反映了广大中小生产者要求平等、厌恶战争，希望安居乐业的愿望和呼声，其最主要的思想是“兼爱”和“非攻”。墨子在认识论上提出判断是非的三项标准，其知识论重实证，其逻辑思想开辟中国逻辑史的先河。“墨辩”与希腊形式逻辑、印度因明学并列为世界古典逻辑的三大流派。《墨子》一书还记载了许多科学技术成果，尤其在几何学、光学、力学诸领域成就突出。
（4）老庄与道家学派
老聃（约公元前570——前500年），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重耳或老子，春秋末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曾任东周史官，管理王室藏书，周室衰微出为隐民，其思想保存在《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中，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他所说的“道”并非物质性的实体，而是超时空的、静止不动的绝对精神。他认为“道”是“万物之宗”，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哲学中具有自发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事物总包含着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生死、刚柔等对立的两个方面，且彼此间互有联系，还可以相互转化，弱可变强，小可变大。“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莫之能先”，又认为“反者道之动”，即认识到矛盾的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他的“柔弱胜刚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等观点，为后世军事家所利用，亦曾产生过积极影响。
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老子指出“无为”方可“无不为”，倡导无为而治，崇尚自然，道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指出国家不安定是统治者所造成的。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他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使农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这样国家就易于治理了。
老子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社会里百姓远离争斗，相安而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有认识论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就其内容来说是错误的，但其理论思维水平（包括它的抽象水平、推理的逻辑的严密性），不仅在先秦是最高的，就是至清末为止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也是属于高水平，它对于中国唯心主义的发展，使中国哲学的丰富多彩，具有重大作用。
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年），《庄子》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了他的思想和生平。庄子是战国时代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东北），出身于没落贵族，早年曾出任过漆园吏，后来退仕，布衣终身。在中国古代，“士之失仕尤农之失耕”，不入仕途，没有俸禄，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维持生计，庄子钓过鱼，编织过草鞋，曾借粟于监河侯（官名）。鄙视利禄，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拒绝楚威王厚币礼聘，长期过着隐居生活，他对一切抱无所谓态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其妻死，竟“鼓盆而歌”。
庄子继承老子“道法自然”理论，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成为老子之后道家学派最重要代表人物。今存《庄子》33篇。庄子的文章，文字雄奇，汪洋恣肆，想象奇特，仪态万方，善于用寓言故事来说理。鲁迅先生评价说“晚周诸子之说莫能先”。
把世间万物都看作是相对的，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特点。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相对主义导致了一种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心态，对后来中国人影响很大。庄子要求人们对于诸如寿夭、生死、祸福等现象不必计较。庄子还批语了儒墨两家关于是非善恶标准的争论，认为认识事物 的客观标准是没有的，讨论尧和桀的是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庄子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要“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保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斗争是没有必要的，一切都顺从命运，安于现状，甚至要逆来顺受。这种消极和颓废的处世态度，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的一剂药方。
（5）韩非子与法家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他和李斯都曾师从荀子，出身于韩国贵族，他总结了李悝的法治思想、慎到的势治思想、申不害的术治思想以及商鞅的耕战思想，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著有《韩非子》一书。
韩非把历史的进化分为上古、中世、当今几个阶段，他认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人们应按照现实情况来制订政策，即所谓：“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说“上古竞于道德”，“当今争于气力”，认为德治、仁义等手段不可取，强调治国用刑赏等法治手段。他说：“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主张中央集权，建立君主专制主义制度，不允许法家以外的其它学派存在。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令）、术（策略）、势（权势）三者必须并重。这样法、术、势的理论后来成为专制统治者尊奉的准则。秦王嬴政读到他的文章，曾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的这些理论满足了志在并天下的秦王嬴政的需要，秦统一后采取的许多政治举措，都可以说是韩非法家思想的应用和发展。
（6）其它学派
除儒、墨、道、法四家外，先秦还有一些学派也颇有建树。阴阳学派发展了原始五行学说，主张五行相生相克，把人间的一切事情都和阴阳五行相比附，以确定吉凶祸福。齐人邹衍用五行相生说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创立了五德终始说。这既是神学，也是神秘的历史循环论。但邹衍首创“九洲”说，熔天地人于一炉的宏观思维方式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
兵家，以孙武、孙膑、吴起、尉缭等人为代表，他们均有著作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孙子兵法》为春秋末齐人孙武所作，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兵书，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其丰富的谋略思想和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后代影响至深，被尊为“百世谈兵之祖”此书开宗明义强调军事的重要性，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并提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普遍军事规律，提出“避实而击虚”、“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等一系列作战原则，书中特别强调作战要注意观察对立的两个方面，如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等，思想深邃富瞻，逻辑缜密严谨，文采典雅绚丽，闪耀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孙膑兵法》是战国时代孙武的后代孙膑所著。本书失传很久，直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时才重见天日。书中内容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残简中内容最丰富、简幅最多的是关于作战指挥方面的论述，在总结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经验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先秦诸子争鸣是我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民主、自由的空前活跃时期的产物，他们在春秋战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和思考，不迷信古人，也不因学派不同而封闭排斥，各家各派在并立中互相辩驳，在辩驳中互相吸纳，推动了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为以后地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源泉。
四、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
1 、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门”
中国最初的教师可能是掌握文字的“巫史”。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就已出现萌芽的学校。古籍记载：“成均，五帝之学”。“均”为古“韵”字，“成均”是习乐的地方，可能就是“五帝”时期的学校名称。“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庠”是舜时学校的名称。“庠”的原意是“养”，即把有经验、有道德、有知识的老人养在那里，专门从事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庠”既然是供养老人的地方，便需要储存一定的粮食，所以后世又称“庠”为“米廪（仓）”。关于夏代的学校，古籍有许多记载。如《礼记·明堂位》说：“序，夏后氏之序也。”“序”原为练习射箭打靶的场地，只有东西墙，没有房屋，是教射的场所，习射是夏代学校军事教育的重点，因为当时弓箭是重要的武器，习射便成为教练的主要课目。夏代的地方学校叫“校”，“校”原为木栅栏，是养马、驯马的地方，后演变为操演或角力比武的场所。夏代的“序”、“校”应该说是一种进行军事训练和伦理教育的场所，还不是真正传授文化知识的机构，但已接近于古代学校的性质。
商代很重视学校教育，设立了贵族学校——序、庠、学、瞽宗等，其国学有大学（也叫辟雍、西雍）、小学、右学、西学等名称，乡学称序。《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意思是说，夏代一般学校称“校”，殷商一般学校称“序”，周代一般称“庠”，至于大学，夏商周三代都称之为“学”，其目的都是阐明教导学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及掌握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商代的文字渐趋成熟，成为有效的教育手段，教师由国家职官担任，已有邻国派年轻一代游学于商（郭沫若称卜辞中“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为“殷代留学生制之滥觞”），教育内容已涉及宗教、伦理道德、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学雏型。
西周继承和发展了夏商的学校教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教合一的古代官学体系，逐步形成了文武兼备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西周设有贵族小学，入学年龄为8——15岁，由王宫守卫长官师氏或保氏，兼任小学校长，小学教育首先强调的是德行教育，此外还有礼仪、音乐、舞蹈、射箭、驾车、书写、计算等，实际上是关于贵族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基本训练。西周的大学入学年龄大约在15岁以后，一般都设在郊区。周天子的王城设的大学名叫辟雍，各诸侯国国都设的大学名叫泮宫。其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以礼乐射御为主，到西周中期便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即礼（政治、伦理、道德、礼仪）、乐（诗歌、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驾驭战车）、书（识字与书写）、数（算法）六门课程。它既重视思想道德，也重视文化知识；既注意传统文化，也注意实用技能，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既要符合礼仪规范，也要求内心情感修养，但不重视科技教育，西周的大学由不同等级的典司礼乐的文官担任教员。
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开始动摇，官学也日趋衰废，昔日庄严神圣的辟雍、泮宫出现了学生无心读书、只知游戏的局面；加之战争频繁，社会动乱，学校已不能正常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到了春秋时期，封建经济因素不断发展，诸侯力量日强，周天子独尊地位渐失，贵族中一部分逐渐向封建地主转化，土阶层兴起，学术、文化的下移，贵族官学更趋没落。代之而起的是私人自由讲学，由此展开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新局面。
夏、商、西周时期的学校是官学，是国家官府举办管理的学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私学，是私人办的学校，是私人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而设立的。官学的教师由政府的职官兼任，而私学以具有知识技能的贤士为师，不由职官兼任，教师成为社会中一种独立的职业，他们是专业化的脑力劳动者，以传授知识和经验技能、培养人才为谋生的手段。私学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盛行和百家争鸣的展开，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可以说有多少学派就有多少家私学，如有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等学派，但对教育发展影响最大的则是儒、墨、道、法四家私学，且以儒家为甚。
孔子是儒家私学的创始人。他打破了在官府的局面，创立了较大规模的私学，约从30岁开始设馆授徒，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形成了已臻完善的教育思想、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教育目标，达到了封建社会教育的顶峰。
孔子教育思想中最光辉的一点是“有教无类”。使过去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享受的受教育权利“平民化”，主张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开创普及教育文化教育下移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从“仁”的观念出发，对一切可能施教的人，只要“自行束修以上”，即只要送一束干肉，就可接受教育。有教无类，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不分国籍，不分贫富，不分老幼，均可施教。孔子提出这个主张并且实践这个主张，招收学生兼收并蓄，大多出自贫贱之家。例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仲弓，父亲是“贱人”，家“无置锥之地”；子路，“卞之野人”，吃粗劣的野菜，到百里之外背米（“子路事亲，尝食藜藿，负米百里之外”）；曾参穷居卫国，絮衣破衫，面色浮肿，因为干粗活，手足生出老茧，往往三日不得食，十年未添新衣，等等。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实践对普及教育，传播中原地区先进文化，促进各民族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孔子把妇女排除在“有教无类”之外，在他的三千弟子中没有一位女弟子。
“学而优则仕”，孔子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人才。学而优则仕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不学习或虽学习而不优，就没有资格做官。这对于西周时代的世袭世禄制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孔子在长达四十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如鼓励学生坚持正确意见，“当仁不让于师”；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与思考相结合，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举一反三，首创启发式教学法，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学生不到苦思不解时，我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又说不出时，我不去启发他；我告诉他一方面的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到其它方面的道理，就不再用这种方法教他了。
孔子还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之间互相讨论的问答的记录。对于教师，孔子提出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执教态度，要求教师要具有学而不厌、以身作则的良好职业道德；对于学生，孔子提出了“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虚心求教的正确学习态度。孔子的知识教学主要通过教习文献典籍，就是讲授《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涉及理论性的自然知识的研究和传授的内容很少；在技艺上，则传授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没有涉及生产技艺的传授；在教育实践中，主张美育陶冶，包括“文”与“质”两方面，具体指礼乐修养的外在美和提高自身素质的内在美，做一个“文质彬彬”的高尚人。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可收集到的历史文化材料，精心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对保存中国古代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历代相传的“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断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的。孔子认真总结了办私学的经验，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教学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珍贵的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2、战国时期的其它学派私学
荀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君子、圣人，而以学为圣人作为最高目的。他强调后天人为的作用影响，把教育看作是“外铄（shuo）”后天的过程，所以强调的是“化性起伪”。所谓“伪”即为“人为”的意思，即指用人的教育的方法来纠正和变化先天的本性。荀子私学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因而在儒学经典的传授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西汉的许多经学大师，在学术思想上大多是渊源于荀子学派。荀子私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教师有绝对权威，因而能培养出像韩非、李斯这样在当时属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墨家私学的创始人是墨翟，由于墨家是代表小生产者的学派，这就决定了墨家私学的特色。墨家私学摒弃儒家私学轻视科学技术教育的作法，肯定科学技术便国利民，其教学内容是农业、手工业生产知识、军事器械的制造，使用的知识和技能，与生产、科学和社会物质生活有更紧密的联系。其教学方法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坐而论道。墨家师生都是穿草鞋、着粗衣，满手是茧，辛勤劳动，坐无暖席。墨家私学在战国中后期相当活跃，在自然科学和逻辑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
道家私学的创始人是老子。从《庄子》一书中可以了解到老子有学生桕(jiu)矩、庚桑楚、阳子居（一说即杨朱）等人，还有数人曾问学于他，其中就有孔子。老子之后道家之学主要有两派，一派集中在齐国稷下，称为稷下黄老学派，以宋钘（jian）、尹文、接予、环渊、田骈为代表，有人估计《老子》一书可能成于环渊之手。另一派以庄子为代表，庄子以独到的思维方式去分析社会和文化教育，触及了一些教育的本质问题。
法家私学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即以法令代替教育，以政府官吏代替教师，实际上是取消学校教育制度。
3、齐国的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齐国设立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由国家主持招纳当时社会上流动的著名学者，它既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重要创造，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稷下’是指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的稷门附近地区。稷下学宫创立于齐桓公田午当政时间（公元前375——前357年）距今已有2300多年，与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在雅典创立的“逍遥学院”时间相近。学宫创立后历经齐国的桓、威、宣、湣 、襄、建王六代，至公元前221年齐国亡而稷下终，历时约150年，学宫最盛的齐湣王时期，师生数多达几万人。
稷下学宫不同于西周以前的官学，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般私学，而是一所由官家操办而由私人主持的既从事教育，又从事学术研究，还具有政治咨询的多功能学校教育机构，办学资金由官方承担。
稷下学宫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由各家各派自主，齐国官方并不多加干预，保持了充分尊重知识分子的风范。学宫的重要特色是兼容百家，思想言论自由，当时的学宫曾先后招徕过儒、道、法、名、阴阳家，以及博学而无所归属的无派学者。学宫的首领“祭酒”，非官方任命，由师生公推，荀子就曾三次被师生公推为“祭酒”。稷下学宫另一特色是学术性，学宫有定期的学术讨论会、交流会，各家学派的相互驳难交流，促进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和繁荣。学术性的一方面表现为各家各派的讲学和学术争辩、讨论；另一方面表现为著书立说，稷下学者留下的著作很多，除了学术风格鲜明的各家书籍外，还有集体的学术成果，如《管子》等。此外稷下学宫还设有议政论坛，这些学者说于威王、谏宣王、劝湣王，成为齐国的谋士，实际上是通过稷下学宫为齐国聘请召集了一批高级学术和政治顾问，发挥了学派、专家咨政干政的作用。
稷下学宫制订了完备的学生守则。据郭沫若考订，《管子·弟子职》“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弟子职》明确地建置了学校教育的一系列常规，从饮食起居到衣着仪表，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从而建立了稷下学宫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弟子职》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学生守则，而且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个寄宿学校的学生守则，表现了稷下学宫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从教育管理方面保证了人才的培养。
稷下学宫独创的官方办学、私学主持的办学形式，集讲学、著述、育人与咨政于一体的职能模式，自由讲学和自由择师的教学方式，学术争鸣与学术自主的教学方针，尊师重教的风尚以及完备的教学管理规章，对后代官学、私学和书院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对现代教育亦具有借鉴意义。
五、文学成就
1、《诗经》
原称《诗》、《诗三百》，到汉武帝时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始称《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部诗集，其实本来是一部乐歌总集，就是说，三百零五篇全都是配乐演唱的乐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后来乐曲失传，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周朝统治者重视诗歌，认为诗以言志，可以颂功德、止僻邪、讽过失。当时，贵族官吏的诗歌可能是直接献给乐师，乐师再演唱给周天子听，对于民间的歌曲，则派采诗官到民间收集，最后交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把民歌都按音律加以整理，配上乐器“献之太师，比其音律”，然后再演唱出来。这些诗歌经春秋末年孔子整理删定，共305篇，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分十五国，号称十五国风，言一国风土民情；雅分大雅和小雅，是周王朝宫廷和京畿一带的乐歌。《颂》是宗庙祭祀时所唱的乐歌，有《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各篇的创作年代不一，上起西周初年，下讫春秋中叶，前后约500多年，其内容涉及的地域，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以及甘肃南部、湖北北部等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其作品形式主要是四言，但亦有少至一言，多达八言的。其表现手法分：赋，直抒其情；比，借物言志；兴，托物兴辞。它反映了周初到春秋中叶文学语言的真实面貌，具有丰富的词汇，保存了上古音韵方面极为珍贵的资料，在我国语言、文学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
《诗经》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商颂》中的《玄鸟》和《长发》描述了商族发展和建国历史；《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帛系 》、《皇矣》、《大明》记述了周族从始祖后稷创业经公刘、古公亶父立国，至文王、武王不断扩展的整个周人建国史。《豳风·七月》、《甫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农村的景象，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魏风·伐檀》、《硕鼠》等篇章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对剥削者进行讥刺和控诉，表现了其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小雅·采薇》等篇则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品质。《诗经》的一些篇章还反映了先秦婚姻生活，记录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如《小雅·十月之交》就有地震的记录。
2、屈原和楚辞
“楚辞”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文献著录，始于汉代，其最原始的意义是指楚人写的楚国风格的歌辞，是战国时代产生于楚国地区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产生，植根于楚文化的土壤，地方色彩浓郁。楚辞在汉代通常称之为赋，其实两者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楚辞是以抒发个人感情为主的诗歌，而赋则是咏物说理为主的押韵散文。楚辞的奠基者和代表作家是楚国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屈原，战国时楚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处在齐楚、秦、燕、韩、赵、魏七国争雄的战国后期。他出身于贵族，具有深厚的文化教养，熟悉历史，了解各国形势，青年时即身任楚怀王左徒，主张变法，对内修明法度，举贤任能；对外联齐抗秦，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的政治家，曾多次出使齐廷 ，订立齐楚联盟。后因遭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怀王宠姬郑袖等奸佞之徒陷害，一生遭二次放逐，前后达二十多年，最后忧愤楚国残破凋零，投汩罗江。以死殉国。郭沫若说：“屈原一生政治上是一个悲剧，他的政治生活是失败的，但作为诗人，他却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屈原把个人的忧愤和痛苦与楚国的命运、人民的疾苦休戚紧密联系起来，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篇，表现了其爱国主义激情的崇高峻洁的品德情操，以及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屈原的作品很多，其中著名的有《离骚》、《九歌》、《天问》等篇章。《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的自叙性抒情长诗，全诗共372句，2490字，写于屈原被放逐之后，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全诗以忧国忧民、积极入世的态度为基点，充满浪漫主义精神，感情激荡起伏，气势磅礴，境界高远，想象奇特，文采华美，是屈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九歌》是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包括《湘夫人》、《国殇》等共十一篇。原都是楚国民间祭神的歌辞，当时楚国巫风盛行，屈原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润色加工，进行了艺术再创作。王国维认为“象《九歌》这样歌辞、音乐、舞蹈合一的整套祭神舞曲是中国原始歌剧的雏型，是后世戏剧之萌芽”。《九歌》的内容，每篇各祭一神，通常认为《东皇太一》写天神，《云中君》写云神，《湘君》、《湘夫人》写爱神，《大司命》、《少司命》写主宰命运之神，《东君》写太阳神，《河伯》写河神，《山鬼》写山妖，只有《国殇》是追悼阵亡将士。最后一篇《礼魂》是全曲的尾声，是送神曲，表示祭祀仪式礼成结束。
《天问》是一首奇特的长诗，一千五百余字，无论是它的内容或情调，都与屈原的其他作品不同，胡适认为它“文理不通”非屈原所作。（胡适《读楚辞》），郭沫若则认为《天问》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全篇以一“曰”字领头，通体用问语，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以四言为主，参差灵活，“简直可以惊为神工，而那所提出的问题，从开天辟地以来一直问到他自己，把他对于宗教信仰上的、神话传说上的、历史记载上的、人生道德上的各种各样的怀疑都痛痛快快地表示了一个淋漓尽致”。《天问》表现了屈原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上至宇宙的形成，下至社会人事、历史现象尤其对国家治乱盛衰等问题都予以关注。据统计，《天问》记夏代史实二十多件，殷商历史十三件，舜、禹、桀、纣和楚国的历史均有涉及，内容极为广博，显示了屈原深厚的文化学术素养。
六、史学成就
1、《尚书》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原名叫《书》，因为它是记载上古之事的，所以就叫《尚书》。尚，古通上。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又叫《书经》。《尚书》记载了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虞舜，下讫春秋时秦穆公的历史，按时代的先后顺序，它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大约成于战国时代。《尚书》文词古奥，语言质朴，最难诵读。其文体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奴隶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如《尧典》记载了尧、舜、禹“禅让”故事，反映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三篇记述了商朝迁都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春秋》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修。它记载了上起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包括十二个鲁君，共计242年历史。《春秋》记载最多的是政治活动，其次是征战、会盟和朝聘以及婚丧、祭祀等，还记载了许多自然史方面的史料。全书17000多个字，叙事简略，所叙史事仅记结果，因而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其评人论事采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为后世史家所尊奉。《春秋》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史书。
3、《左传》
《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叙事详备生动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最初名为《左氏春秋》，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书名，《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的简称，相传为左丘明所作。
《左传》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54年（鲁悼公14年）的春秋史，全书共分60卷，18万多字，《左传》详于记事，善于描写，尤重战争活动的记录。它不但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活动，而且还保存了夏、商、周几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不但记鲁国的史事，还记载了当时几个主要诸侯国的史事。作者在记述历史时，还反映了一定的进步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如提倡仁政，反对苛政；不隐恶、不虚美，对统治阶级的暴行予以揭露；民本思想等。总之，《左传》是一部内容丰富、体例比较完备的古代编年史，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亦是一部著名的历史文学作品。
4、《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它的编撰方法是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故名《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全书共21篇。记事上起周穆公征犬戎（约公元前967年），下迄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约500多年的历史，共7万余字。其内容除《周语》、《鲁语》有少量西周后期的史事外，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并着重记载齐、鲁、楚、吴、越五国霸业的兴衰，本书的特点是：详于记言，略于记事；诸国并述，独详晋史；主写中原，兼笔边远。该书保存的史料比较丰富，记帮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典籍。
除上述史籍外，这一时期的历史典籍还有我国第一批通史著作《世本》和《竹书纪年》以及《战国策》、《逸周书》等著作。
第三节：秦汉时期的文化
一、秦代的文化
1、书同文
我国文字经过长期的流变，到周朝末期出现了文字分歧的现象。秦统一六国后，原来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给政令的推行和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形成障碍，不利于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加强。秦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与秦文不合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整理和统一文字，这就叫做“书同文”。秦始皇下令把原来的史籀大篆简化为小篆，由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种书既是学童的识字读本，同时也是推行小篆的范本，逐渐六国原来相异的文字为统一的标准字体小篆取代。当时秦政权集中，专任狱吏，文书尤其是司法文书繁多，小篆虽然比大篆简便但书写仍不方便，人们迫切希望进一步简化文字。后经程邈十年的苦心钻研，创制出一种书写更为方便的字体。因程邈当时获罪入狱，而秦称罪徒为隶，故程邈创制的这种字体为隶书。隶书在秦小篆的基础上，改曲笔为直笔，变圆形为方形，使书写更方便，其字形与现在通行的楷书已经很接近。文字的简化与统一是秦朝统治者在文化方面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
2、秦朝的教育
秦朝以法治思想为政治的指导思想，认为“百家之学”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法治的推行，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颁“禁私学”令，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采取以法律代替教育，以官吏代替教师，对学校教育采取否定的态度，私学是在秦统一初期“禁私学”令颁布前的很短时间存在过。
秦代官学占绝对主导地位，郡县普遍设有官学——“学室”。“学室”中的学生称为弟子，弟子的来源有一定限制，规定至少必须是“史”的后代。所谓“史”即是政府各级机关的文书、书记、档案员等低级官员，因而剥夺了一般平民子弟的受教育权，与儒家“有教无类”原则相悖。学室的教育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明习法令。二是学习文化知识，书写姓名，认识名物，诵读字书《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弟子在学成之前还必须进行考察和实习，合格后才能被任命为“史”一类的低级官吏。
秦王朝在中央设有博士官。中国最早的博士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齐、鲁等国。秦王朝征召博士达70人，其职掌是“议政事，备咨询，掌故籍”，具有参议政事、备作政府咨询顾问、掌管古今图书典籍等职能，是一种文官名称。据《史记》记载，秦有“博士诸生”，可能是博士在中央一级的官学中教授学生。
3、秦代的散文
由于秦朝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严重地摧残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加之秦朝短暂，秦代文坛几乎是一片空白。留下的文学作品很少，能够知晓的散文作品只有吕不韦门客集体撰著的《吕氏春秋》和李斯写的《谏逐客书》和《狱中上二世书》。
《吕氏春秋》成于秦统一之前的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严格来说不是秦王朝的作品。由于吕不韦是秦朝丞相，与秦王朝的建立与统治关系密切，故而将其视为秦朝的作品。该书分八览、六论和十二纪，后人亦称之为《吕览》。书成后，吕不韦将之公开张帖，并允诺“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它内容庞杂，兼容阴阳、道、儒、墨、法、农诸家学派，其中以阴阳家、道家的思想为主，以贯彻秦统治者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政治主张，可谓集诸子之大成，是研究古代学术思想的一部重要文献。书中还保存了不少先秦时代遗闻轶事和古史传说。全书由单篇说理集合而成，自成系统，文章篇幅不长而组织严密，并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进行说理，层层深入，形象生动，富有文学意味，具有启发性和说服力，梁启超说此书“实古书中之最完好而易读者。”
《谏逐客书》是李斯写于秦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年）。李斯紧紧抓住秦统一天下这个战略问题的利害关系，从历史经验、现实状况和战略目标等不同角度，运用大量事实和生动的比喻说明了逐客的错误，最终使秦王取消了逐客令。文章句式整齐，笔势纵横，排比铺陈，藻饰华丽，具有纵横家的遗风，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散文，李兆洛认为是“骈文之祖”。
《狱中上二世书》是李斯被赵高所诬拘捕入狱后而作。该文以自责自嘲之辞，以反托正，将功为罪，名为检讨，实为表功洗诬。文辞简练畅达，委婉精警，体现了策士善辩的风格。李斯还撰写了许多石刻碑文，虽多属歌功颂德之辞，却是我国碑记文的源头。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评价是中肯的。
4、雕塑艺术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是一个雕塑艺术的宝库。这个俑坑是1974年在距陕西临潼县秦皇陵园外城以东1225米处发掘出土的，共4个埋藏坑，其中一个为废坑，其余三个坑共埋葬约8000件陶制车马和俑，陈列着武士俑六千余个，每个武俑身高1.75—1.95米，头梳各式发髻，身被铠甲或短袍，束带，扎绑腿，挟弓持箭，或手持剑、矛、驽机等兵器。陶马的形体大小与真马相似，高1.25米，长2米多，都翘首仰颈，双目前视，四腿挺立，所宇轩昂，威风凛凛。这些兵马俑，排列有序、造型生动，比例适当，细部刻画尤为精致，反映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成就，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二、两汉的文化
1、独尊儒术及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
西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是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他为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儒家思想成为封建国家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人。约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04年，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丞相、御史、列侯等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被举，提出“天人三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任江都王相和胶西王相，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学是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兼取刑名及阴阳学说，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封建神学思想体系。在提出独尊儒术的同时，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为其哲学基础。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与天地偶合：成人有骨366节，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12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副；外有四肢，与春夏秋冬四季相副，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为一”。既然“天人合一”、“天人相副”、“天人同类”，天与人之间就可以相互感应，这就是他“天人感应”神学理论的基础。在宇宙观上，董仲舒提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是最高的人格神。天不仅创造了人类，还为人类安排了君主，帝王受命于天，且秉承天意治天下，这就是所谓“君权神授”的理论，他还提出“天道不变”说，论证封建统治和伦理道德不会改变。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为汉朝统治者假借天的名义推行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还吸取阴阳家学说并加以牵强附会，臆造出所谓阳尊阴卑论，又依据此理论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哲学。他说，天有阴阳二气而功能各异。“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他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教条，从理论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也强化了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权、族权、神权、父权等方面的统治。
董仲舒还把尊王攘夷之说发展为大一统思想，宣扬大一统是最高的真理，谁也不能违抗。他说：“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要实现大一统，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因为“君人者，国之元也”，由于皇帝受命于天，人民必须无条件接受统治。董仲舒说要实现政治上的大一统，必须首先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适应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建立长治久安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为其提供了成套的理论依据。董仲舒作为汉武帝时代新的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他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以及法家、阴阳家、道家学派的思想，使新儒学思想由一个学派的思想发展演变为全国性的封建统治思想。尤其是他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三纲五常”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长期以来使人们的头脑禁锢于神权政治和封建伦理政治之下。以后的二千多年里，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家经典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教材，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苦读经书以获取利禄，它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滞作用。
2、经学的昌盛与谶纬的流行
汉武帝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官学中设有经学博士，《春秋》公羊、谷梁，共计十二博士。博士的任务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多至三万人。二是出现了收集和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成帝命陈农访搜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书校毕，由刘向条成简目写出提要。刘向死后，其子刘歆承父业，继续完成这一工作，并且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目录书《七略》。《七略》现已亡佚，但它著录的书目，大都保存在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著作《汉书·艺文志》中。三是经学内部出现今、古文经学的争论，既有利禄之争，也有学术之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经典损失惨重。西汉初年，重新发掘整理古籍，靠老儒生口授、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和抄写，称之为“今文经”。后来刘歆在整理书籍的过程中，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建宫殿时拆除孔子旧宅而得到的，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这些书皆用先秦古篆写成，称之为“古文经”。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了激烈辩论。这场论战后，经学中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学派，各持不同的版本、各有不同的经解。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居官学地位，其大师为董仲舒，西汉末期，在王莽的扶持下古文经学得以兴盛，古文经成为王莽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得以立于官学，取得合法地位。东汉初，古文经的官学地位又被取消，但在民间却发展迅速，成为私学的主流，学术的正宗，取得了很大成就，古文经大师辈出，著名的贾逵、许慎、桓谭、班固、王充、郑玄、马融等。古文经学家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不强释经义附会政治。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经今、经古文两派的赞许，号称“郑学”。至此，基本上结束了今古文之争。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派，根据隶书经典，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用了22年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9353个，收古文（战国文字）、籀（zhou，西周、春秋文字）文1163个为重文，实收单字8190个，每个字标明字形，注出字音，推究字义，全书共13.3万字，简明扼要。该书首创检字部首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汉字形体和古汉语词汇面貌，按照六书的原则来分析字的形体构造，说明字的本义[最后的注音是北宋初徐铉根据《唐韵》加进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
所谓“谶讳”既谶记和纬书。谶又称图谶、图书或符命，是一种伪托神灵预言凶吉的符验，常附有图。“纬”与“经”相对，多以宗教神学观解释、附会儒家经义，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因而称为“纬书”。谶纬的内容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及天文、历数、地理，更多的则是宣扬神圣怪异，其总的思想体系属阴阳体系。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外，绝大部分是充满荒诞、迷信的内容。关于图谶的最早记载始于秦朝，相传秦始皇时卢生入海得图书，上有“亡秦者胡也”。到西汉时，由于董仲舒对儒学思想的神化，谶纬开始兴起，至西汉末年广泛流传。尤其是在王莽时期，图谶成为他攫取最高统治权力的工具，官方的利用和倡导，谶纬的影响日益扩大。东汉初刘秀兴兵，称应了火德之运，以“神意天命”的资格登上帝位。刘秀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发诏班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更使图谶成为法定的经典。公元79年汉章帝会群儒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使谶纬迷信合法化，会后由班固整理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白虎通义》]一书，形成儒学思想（今经文学派）的主要论点，一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白虎通》的出现，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神学化的儒学更富迷信色彩，其体系更加完整；同时也导致经学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因而遭到一些有识之士如桓谭、尹敏、郑兴、张衡等人的批驳和反对。
3、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和王充
两汉时期，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相当激烈。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桓谭和王充。
桓谭（公元前40—公元23年），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著有《新论》。桓谭反对谶纬神学把灾异作为上天警告世人的说法，认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他还反对方生术士宣扬的“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仙思想，认为服“不死之药”以求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桓谭还提出了“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的唯物主义见解，在哲学史上有积极意义。
王充（公元27—100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早年曾师从班彪，晚年教授学生而终老，著有二十余万字的《论衡》。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里评述王充，说他“尽一生精力，著成巨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对所有‘儒书’（主要是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予以驳斥”；说他“跳出古文经学派的圈子，单身和朝廷支持下的妖妄思想作坚决斗争”，“不仅在东汉是唯一的，就在整个封建时代也是稀有的。”
王充以道家自然之说立论，且对自然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论衡·自然篇》里他指出宇宙自然是没有“意志”的东西，万物自己生长、自己变化，不是天地有意创造出来的。他研究了日、月、星辰、雷、雨、寒温一系列自然现象，认为世界是由“气”所组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由于“气”本身的运动而产生万物。自然界的“灾异”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人的生命和精神也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根本没有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王充的论述，沉重地打击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论和灾异神鬼迷信思想，对所谓谶纬予以有力抨击，从而否定了“受命于天”的谬论，树立了唯物主义的旗帜。
王充还对传统的思想尤其是孔孟和儒家经典提出了怀疑和批判。他否定“圣人天生”、“圣人先知”一类“先知论”学说，认为认识来源于感觉，来源于经验。他写下了《问孔》、《刺孟》等篇，反对把孔子、孟子奉为神明，并指出了孔孟许多自相矛盾的谬论。他列举了十六个具体事实以证明“圣人不能神”、“圣人不能先知”。
由于受当时科学认识水平和时代的局限，王充的观点也有错误的。例如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陷入宿命论，用天命来解释社会事物变化的终极原因，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夭寿，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受“时数”的支配等，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缺陷。
4、佛教和道教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古代，印度不是国名，而是表示南亚次大陆的一个地理名称，其范围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佛教是释加牟尼创立的宗教，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西汉末年（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经丝绸之路传入内地。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不少是通过宗教来完成的，一些传教人士，也往往是文化使者。因此，汉代佛教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加牟尼。释加是族姓，牟尼直译是圣人，按意思来翻译是“能人”，按音来翻译就叫做“佛”、“佛陀”，“佛陀”意即觉悟。“释加牟尼”意思是先知先觉的圣人。释加牟尼（前565年—前485年），约于孔子同时，是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太子，因不满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又对人生诸多烦恼深感忧虑，遂出家修行，领悟到苦、集、灭、道“四谛”和“十二因缘”，形成最早的佛教教义。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宣传一切事物都是集聚而成，凑在一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现实人生都是“苦”，生老病死等全都是苦，引导人们出世，引导人们以出家的方法，求解精神上的解脱，进入不生不灭的最高境界——“涅磐”。这种教义要求人们放弃对现实美好生活的追求，放弃对现实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抗争，而追求虚无的“不生不灭”。
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的信徒多为帝王贵族，如楚王刘英因信佛斋戒受到汉明帝的表彰。明帝永平十年（67年）派蔡暗到印度求佛经，从大月氏带回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并用白马驮回一些佛教经典。明帝遂下令在洛阳建白马寺，翻译佛教经典。白马寺素有中国佛教“祖庭”之称。
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二支，上述一支一般称之为“汉地佛教”——汉文化系统的佛教；另一支叫“藏传佛教”，以西藏地区为主，也传到甘肃、四川、内蒙、云南的一部分地区。藏传佛教被社会上称为喇嘛教，“喇嘛”是上人的意思。
佛教传入中国后，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方面（如中国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和艺术方面（如佛教雕塑、壁画等）。佛教的宣扬的教义，比之儒家的天人感应说和道家的长生不老说，更容易为贫苦大众和企求永保富贵荣华的贵族所接受，所以佛教在传入后较为迅速的兴盛起来，一直传承至今。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唯一根植于本国发源于我国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在东汉之前中国只有道家而没有道教。道家与道教有着严格的区别，道家是一种政治哲学、人生哲学，道教则是一种宗教。道教渊源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和托名黄老之学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更早的渊源则是古代的巫术。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桓帝之际，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为标志。东汉顺、桓之际，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激烈。政治上，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政治腐朽黑暗；经济上，兼并土地之风甚烈，加上连年天灾，人民生活十分凄惨。这种社会现实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社会的动荡之中，精通方术、道术、谶纬之学的方士、儒生们纷纷起而建立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他们将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宫崇献上其师于吉所得神仙书《太平经》（又称《太平青领书》，今存《太平经》残本，即从《太平青领书》演化而来，是道教的主要经典）170卷。《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中有一些地方宣扬散财救穷、自食其力，这些经义易于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东汉末年的多次农民起义，就是农民利用道教而发动的。
灵帝时，钜鹿人张角奉《太平经》为经典，建立了太平道。与太平道形成和传布同时，还出现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顺帝时，张陵学道于四川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中，以符书招致信徒，信道者出米五斗，故号称“五斗米道”。张陵死，其子张衡（不是发明浑天仪的张衡），其孙张鲁世传其道。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宗教是科学的对立面，它的基础是信仰蒙昧主义。道教的形成初期理论十分驳杂，其深微不如佛教，其致用不如儒术，但在以后却得到长足发展，进而成为三大社会思潮（儒、佛、道）之一，对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如炼金、制药、铸剑等）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道教对中国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民俗中出现的神灵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八仙、灶神、土地神、城隍等都来自道教虚构的神仙世界。
5、官学体制的建立
秦汉时期是中国教育制度最终确立的时期，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学内容基本形成。汉朝统治者采用儒家的主张，摒弃秦朝“以吏为师”、否定私学的做法，重新肯定教育在培养人才和教化百姓两方面的作用，把学校教育作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重要工具。
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新的教学手段——帛和纸作为书写工具的出现，这是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三个基本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汉代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学校教育制度已初具规模，逐步形成了儒学独尊的学校教育体系。
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官学最重要的是大学性质的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实行领导管理。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即太学学生）50人，这便是汉代太学的正式设立。太学建于长安的西北城郊，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与欧洲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尼亚大学等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太学的教师是博士，博士的首领在西汉称“仆射”，东汉时改称“博士祭酒”。太学的学生初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时多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数目初期不多，到西汉末年时增至3000人，东汉时最多时竞达到3万多人。匈奴等少数民族也送子弟入太学。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为统一经学教材，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在蔡邕（公元132—192年）等人的倡议下镌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共46块，石经上镌刻有《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等经的本文，作为规范的教科书，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定经籍石刻。太学的教学制度并不严格，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但却非常注重考试，用考试来督促和检查学生的学习成绩。太学建立之初，汉武帝规定用“设科射策”的方法，每年考试一次，称为岁试。所谓“射策”即抽签口试回答，所谓设科，是按试题的难易深浅划分为不同的科别等级，分为甲科、乙科（有时也分甲、乙、丙三科），学生抽签应试，签上写有试题，考试合格者按不同等级授予不同的官职，如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为文学掌故。不合格者或不能通一经的学生，即令退学。西汉一年一试，东汉则基本上是两年一试，不限制录取名额，根据通经的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又在洛阳鸿都门创设了鸿都门学，规模曾经发展到千人以上，专以尺牍、辞赋、字画作为教学和研习的内容，不学习儒家的经书，毕业后多封以高官厚禄，它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的文学艺术学校。除此之外，汉代的宫邸学亦很兴盛，如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创设的“四姓（樊、郭、阴、马）小侯学”。东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公元80——121年）开设了“邸第学”，后者招收了年龄在5岁以上的王侯外戚子弟，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幼儿教育学校。
汉代地方官学又称之为郡国学校，它始创于汉景帝时。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所称颂的“文翁兴学”，即指蜀郡太守文翁（约公元前180—前120年）到达成都修筑学舍，设立学官，派蜀地子弟到太学学习，招收辖县子弟入学，毕业后委以官职，使得蜀地学风大振，可与文化发达的齐鲁之地相媲美。汉平帝时下令郡国以下各级行政单位都设立学校：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村落）设“序”，且规定“学”与“校”设经师一人，“庠”与“序”设孝经师一人。汉代地方官学的办学目的主要是：培养本郡的属吏，同时向中央推荐地方官学中的优秀人才；通过地方官学定期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等传统礼仪活动，向社会普遍推行道德教化。它以儒学为主要教育内容，以宣传教化为目的，对地方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代私学十分发达，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两种，一为书馆，二为经馆。书馆又称书舍，是童蒙学习的私学，教师称书师，学习内容主要是识字习字，后期则开始接触儒学基础内容。经馆又称精舍、精庐，是高一级的私学，实际上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之所，其程度相当于太学，始于西汉，盛于东汉。两汉时期一些鸿儒如董仲舒、马融、虞诩、郑玄等都曾经设馆授徒。经馆对社会产生的教育效果很大，它实际上是后世书院的历史渊源。
6、两汉文学：汉赋、乐府诗和散文
汉赋是适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空前统一的大汉帝国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它是一种富有文采、韵节、兼具诗歌散文性的作品，它源于《诗经》、《楚辞》而独立。由于汉武帝以来的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献赋、考赋制度的实施，这种新文体在汉代非常发达，不仅作品众多，而且作家辈出。其重要作家西汉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东汉有班固、张衡、赵壹等人，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
在诗歌方面，汉初主要是继承楚辞余绪的楚声短歌，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和刘彻的《秋风辞》，英姿雄风、咄咄逼人；而文人创作的诗歌，如司马相如的《郊祀歌》、韦孟的《讽谏诗》等大都模仿《诗经》，平板呆滞；班固的《咏史》则质木无文，梁鸿的《五噫歌》和张衡的《四愁诗》感情真挚，文笔流畅，但为数较少。真正代表汉代诗歌成就的是汉乐府民歌，它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心声。长诗《孔雀东南飞》代表了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成就，它突破了《诗经》四言句格式，创造了杂言、五言和七言等多种形式，直接孕育了汉代文人五、七言诗的产生。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也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社会的离乱，土人的苦闷和呻吟，融叙事、状景、抒情为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新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先声。
西汉的散文，丰富多彩，除以极负盛名的《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以外，还有政论文、哲理文和杂史记事文等。政论文以贾谊、晁错、桓宽等为代表，贾谊的《过秦论》，总结了秦亡的历史原因，希冀汉王朝施行“仁政”实现长治久安。作者分析严密、文采丰美，气势充沛，具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颇具说服力。《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是贾谊给汉文帝的著名奏章，也是汉代奏议中最长的一篇，作者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一系列对策，对巩固汉代的中央集权制起到了积极作用。晁错的著名政论文有《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和《论贵粟疏》，文章论理言事，切中要害；文字洗炼，语言质朴；分析透辟，逻辑严密，具有法家遗风。桓宽的《盐铁论》则是一部以 经济问题为题材，以人物对话为形式的政论散文集，反映了儒法两家围绕汉武帝时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政策而展开的一场大辩论，保存了许多西汉中期的经济思想史料。
西汉的哲理文最著名的是淮南王刘安群臣宾客编著的《内书》篇，后世称为《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该书集道家的自然天道观、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和儒家的仁政学说于一炉，剖析秦和六国的成败得失，对汉初数十年的统治经验进行了总结，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进行说理，是我们研究先秦和西汉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宝贵资料。杂史记事文以刘向的《新序》、《说苑》和《烈女传》最有名。这三本书都是刘向在检校宫廷藏书时辑录而成的。它以儒家思想为指归，阐明国家盛衰兴败之理，作为汉成帝的“法戒”。书中有不少富有哲理、文学性的寓言故事，譬喻形象、哲理隽永，耐人寻味，具有艺术感染力。所以刘向的杂史记事文，实开魏晋小说之先声。
东汉的散文以王充的《论衡》最具代表性。《论衡》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同时由于他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他主张尚实用、反奢华，主张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相一致，重视创新，提倡散文应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些卓越见解，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政论文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 寔 的《政论》（已佚）和仲长统的《昌言》，他们继承了西汉贾谊、晁错的政论传统，针砭时弊，昌言无忌，笔锋泼辣，对社会黑暗敢于大胆揭露。由于受辞赋的影响，他们的文章讲究排偶，遣词骈丽，标志着东汉散文骈丽化的趋势。
7、史学：《史记》与《汉书》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6年）撰。司马迁是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幼年师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师从董仲舒习《公羊春秋》，二十岁远游，并随汉武帝四处巡幸，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业任太史令，“紬史中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于太初元年正式撰修《史记》，后虽因李陵之祸遭宫刑，仍在困厄之中笔耕不辍，最终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时才将《史记》作为其专门名称。它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卷。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史事，是关于我国历史的第一次自觉的系统总结。全书共52.65万字（司马迁自述字数，今中华书局标点本55万字，说明该书后有增益），是一部内容宏富、体例周详的历史著作，它以人物传记为主，吸收了编年、记事等体例的长处，创造了适合封建等级制度需要的纪传体例。这种体例，此后成为二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规范。
司马迁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著述宗旨，表现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史记》将历史从神的束缚中剥离出来，而表现为人的社会活动，并对当时以阴阳五行和新儒学相结合的天人感应说提出 了公开的质疑。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着眼于时势发展，政治上肯定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变革，看到了各阶层人物诸如帝王、将相、医卜、学者、商贾、游侠、农民领袖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主张任贤纳谏和以德为重，对当时社会的严刑峻法、连年兴师动众的状况提出了批评。在经济上他主张自由竞争，鼓励发展工商业，肯定了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对与民争利的垄断政策，开创了记述社会经济活动的专篇。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对名家学说作了评判。《史记》还重视少数民族史的记述。在史料的选择上，实事求是，重调查，考订审慎，被刘向、扬雄、班固等人称赞为“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史记》叙事生动，语言流畅、善序事理，文彩焕然，在我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汉书》是东汉班固所撰，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出身名门世家，16岁入太学读书，23岁因父丧居家，并开始整理其父班彪遗作《太史公记后传》，立志续就其业。永平元年（58年）开始写作《汉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汉书》的主要部分。永元四年因窦宪案牵连而死，其妹班昭及待诏马续续完八表和《天文志》。
《汉书》共100篇120卷，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九十传，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整个西汉230年的历史。《汉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编 撰方法上。该书体例，基本上继承了《史记》，但又有所创新。其一，《史记》是通史，《汉书》则专记西汉，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并成为断代史的典范。其二，在编排方法上，比《史记》整饬、严密。其三，十志远比《史记》八书丰富完备，对后世影响甚远。书中新创四志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其中《地理志》开创了全国性区域志的体例规模，《艺文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图书目录学著作，《食货志》则实为西汉的一部经济发展简史。十志可以说是后世典章制度史的滥觞，后世之各种专门史，都可以追溯到《汉书》各志。其四，《汉书》“文瞻而事详”，叙事周密详尽。《汉书》的缺点主要是喜用古字，比较难读，尤其是作者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束缚，封建正统思想浓厚，与《史记》相比较，缺乏批判性。
东汉修成的史书，还有荀悦的《汉纪》（成于东汉建安六年即201年），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吴平著《越绝书》等。前者是荀悦奉汉献帝之命，依《左传》体例对《汉书》删繁就简而成的编年史，是书起讫与《汉书》一样，共约18万字，30卷。后二种史书专记春秋末期吴越二国（也包括楚国一部分）之事，开后代地方史志之始。东汉史官所修的《东观汉记》是东汉一代的国史，东观是洛阳宫殿中藏书之所，修史也在其中，故名。所记起于光武，终于灵帝，在国史馆所修，专为当时政权服务，存在着神化刘汉政权、贬斥与汉争天下群雄等问题，但也保存了较丰富的史料，为后世史家撰写汉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8、雕塑与绘画
两汉的雕塑技艺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咸阳杨家湾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墓的陪葬坑中，出土了大批彩绘陶俑，计有骑兵俑583件，步兵及其他俑1965件。俑高0.445—0.485米，陶马高0.5—0.6米。人俑作红、绿、白、紫各色，马俑作黑、紫、红三色。步骑皆作方陈，它再现了汉初军阵格局。东汉成都的说唱俑和洛阳的杂技俑造型生动，是汉代艺术珍品。汉代的铜塑品数量大增，精品迭出。如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长信宫灯，造型为一个跽坐的宫女，五官清秀，神态恬静自然。东汉青铜铸像以武威雷台汉墓所出的铜奔马（又称马踏飞燕）最为著名，铜铸马作昂首嘶鸣、奋力奔驰状，三足腾空，一足踏飞燕，不仅造型生动，而且非常符合力学原理，堪称我国古代雕塑中的稀世珍宝。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是利用天然石的形态略为加工而成，制作古朴，浑厚有力，其中“马踏匈奴”石雕像，比例匀称，造型逼真，形象地歌颂了霍去病击败匈奴维护统一的重大历史功绩。
汉代帛画填补了我国早期绘画史上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墓中置帛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唐宋辽金时期。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三号墓出土帛画共五幅，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墓出一幅，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是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那幅 车大 侯夫人的“非衣”，其衣呈T字形，上部横92厘米，下部横47厘米，纵205厘米。画面分上中下三层，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地下三界，天上有日月星辰、金鸟玉兔，有人首蛇身的女娲和天阙；人间则画墓主 车大 侯夫人被前迎后拥，雍空华贵，仪态万方，地下为传说中的禺强，手托大地。全画构图严谨有序，写实与夸张相结合，敷以红白重彩，间以青蓝之色，整幅画璀璨夺目。保存至今的汉代壁画主要绘于墓室，至今已发现30余处，其中以平陆、望都、辽阳等地的东汉彩色壁画，艺术价值较高。这些墓室壁画的创作题材常见的有车骑出行图、饮宴百戏图、庖厨图等，线条婉转流畅，色彩浓淡适宜，画面立体感很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丰富的社会生活。
汉代画家载于史籍，流传至今且姓名皆全的有12人，其中宫廷画家毛延寿索贿不成丑化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致使王昭君远嫁匈奴，被汉元帝怒杀的故事，至今已家喻户晓。
第四节：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
一、魏晋玄学
两汉时期被尊为“国宪”的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形成繁琐、“不周世用”的谶纬神学，内容空洞荒诞的儒学已无力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因此到东汉末年儒学渐趋衰落。于是，一些士人对两汉以来的儒学进行扬弃，吸收道家思想而倡导玄学，以求在社会长期动乱、政治斗争激烈、仕进无门的情况下，以玄虚淡泊求得精神寄托。
魏晋时期，士人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奉为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也因此而得名。“玄”即虚无玄远、高深莫测之意。玄学就是以道家的唯心主义思想去解释儒家《周易》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
玄学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的何晏和王弼。何晏、王弼等人研究老庄学说，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这是魏晋玄学思潮的开端。何晏著有《无名论》、《道德论》，王弼著有《周易注》、《老子注》等。他们在这些著述中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认为万物的本体是“无”，“无”是神秘的和不具有物质属性的；圣人体法自然，所以应当以“无”为本，应当“无为”，用唯心主义重新解释天道自然之说，构成了所谓“贵无”的思想体系。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提出“名教本于自然”之说。所谓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它包含着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教条。这些教条的内容经董仲舒的改造，赋予“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成份，并发展为“三纲”、“五常”的政治道德规范。何晏、王弼力图以道家学说去解释儒家的名教，为名教的合理性提供一种新的依据。正始以后，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斗争中，何晏被杀，王弼病死。出现了以阮籍、稽康为代表的反名教的玄学家，形成了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他们出于对司马氏的专权和利用名教斥杀异已的不满，以老庄为师，使酒任性，玩世不恭，走上了独尚自然、反对名教的道路。他们与何晏、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不同，提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稽康、阮籍均被称为“竹林七贤”中人（所谓“竹林七贤”即指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怜和稽康，因为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而得名。），稽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回到自然，厌恶各种人为的烦琐礼教。阮籍讥讽那些礼法之士像破裤中的一群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裩裆”，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意思是没有君，万物自然安定，没有臣，万事也都有条理。他们的思想具有颓废的倾向，但却进一步冲击了儒家僵死的教条，揭露了司马氏的虚伪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西晋时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向秀著《庄子注》撷发奇趣，再振玄风，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和发挥，使得“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这是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在哲学上，向秀、郭象发展了何晏、王弼的“贵无”思想，认为有生于无，甚至万物不待“无”而生，提出“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即万物由其自身的“独化”而成。就是说事物 产生和变化既不受外力的推动，也不需要内在的根据，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事物生长变化中的物质条件和外部因素作用这一客观规律。对于名教，他们认为名教是自然的存在，服从名教就是顺应自然，把儒家的名教和道家自然相统一。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无为”，认为君臣上下，贫富贵贱都是“天理自然”，认为一切现存事物都是合理的。“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向秀和郭象这一套主张，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要劳动人民安于现状，从而暴露出玄学为当时门阀政治服务的阶级实质。
魏晋玄学给两汉以来僵化的士儒家哲学带来了新解，刺激了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玄学作为士族地方的意识形态，也反映了士族的腐朽性。玄学创始人何晏好声色，喜傅粉，行步顾影，服五石散（即寒食散，是一种配制而成的供服用的毒品），倡导腐朽靡烂的生活方式。阮籍玩世不恭，纵酒嫉俗，行为怪异，这些都对当时社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在玄学盛行的同时，也出现了反玄学思想。魏晋之际，杨泉著《物理论》，阐述了元气构成宇宙的观点，对世界的本源作了唯物主义阐释。西晋裴頠著《崇有论》，反对王弼等人的“贵无”说，认为万物本体是“有”，“无”也是“有”的一种表现。两晋之际的鲍敬言著《无君论》，主张不要君主，不要国家，建立一个没有君臣上下和尊卑贵贱、没有战争和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对玄学唯心论和门阀等级制度的批判是值得肯定的。
二、佛教的发展
从汉至三国，佛教在中国发展缓慢，人们偏偏将其视为黄老之学的同类，是学道成仙的方术之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和儒学独尊地位的消失，使佛教的流传获得了良好的时机。佛理所宣扬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灵魂不灭的教义，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也为广大人民解脱苦难提供精神慰藉。因此，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佛教名僧，如后赵的佛图澄、前秦的释道安、后秦的鸠摩罗什、东晋的慧远，以及西行求经的法显。他们整理和翻译大量佛经，撰写佛学著作，发展了佛教思想理论，使外来的佛教开始转变为中国佛教的历程。佛教的流行对人民有很大的欺骗和毒害作用，统治者将其利用麻痹人民的斗志，广修寺塔、施舍钱财。又耗费人民的大量血汗。但这个时期伴随着佛学的传入，也带来了西域、印度的文化，在天文学、医药学、雕塑艺术及语言学等方面，也给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这一时期重要的佛学思潮，一是般若学的“空论”，二是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前者的理论代表是人物僧肇，他认为“世界是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真无”的，是“不真空”的，即万物没有真实性，但并非不存在，而是不真实的存在。后者的理论代表是慧远，他根据佛教的业力轮回学说，吸取我国原有的迷信观念，建立起因果报应学说。他宣称，人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和不幸，都是由于无明和贪爱等感情所引起的果，是自作自受。他把这种自作自受的因果报应，分为现报（现世受报）、生报（来世受报）和后报（二世、三世以后所受的报）。一世为一个轮回，故又称三世轮回。他宣称，要摆脱三世轮回，就必须信佛，努力修持，去掉无明、贪爱等世俗感情，才能自我解脱，死后进入无苦极乐的涅槃境界。南北朝时期，社会仍旧动荡，政权更迭不断，人民生活困苦，佛教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种佛学理论纷起，其中最重要的是涅槃学，它主要阐发佛性学说，其著名代表人物是晋末宋初竺道生。道生学说主要是涅槃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他宣扬：“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人（即所谓断绝一切善恨之人）皆得成佛”；认为天下众生在成佛问题上是平等的，并据此提出“顿悟成佛”的主张，即无须长期修研，一旦把握佛性真理，便可幡然觉悟，立地成佛。
南北朝时，僧侣西行求经者不下数十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法显一行五人，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从长安出发，历经十三年，至东晋义熙八年（412年）返抵青州，第二年到达建康。法显译出所获佛经共百余万言，还把亲身经历三十余国的见闻写成《佛国记》（又称《法显传》）一书。《佛国记》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法显等人所经历的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兰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在我国达到了顶峰。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广建佛寺。北魏末年，全国有佛寺三万所，佛尼近二百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到北齐、北周对峙时期，两国僧尼共有三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十六国和南北朝，和尚在政治上有很大势力。十六国的后赵石勒，重用佛图澄，“有事必咨而后行”。前秦苻坚重用释道安，后秦姚兴重用鸠摩罗什，这些名僧都可参决国家大事。南朝梁武帝萧衍把佛教定为国教，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陈武帝在大庄严寺为奴，视名僧若神明。萧子良在府邸设斋，大会众僧，亲奉茶水。在北朝，北齐文宣帝曾亲受菩萨戒，后主高纬把并州的尚书省舍施为大基圣寺。
三、范缜及其思想主张
范缜字子真，约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卒于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15年），原籍河南淅川，东晋初流寓江南，曾在齐朝任尚书殿中郎，领军府长史，宣都太守；梁朝时任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中书郎、国子博士等职。范缜目睹“浮屠害政”，多次与宣扬神不灭论的王公贵族、僧侣进行论争：第一次是在公元489年，主要驳斥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谬论，并与笃信佛教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萧子良被范缜驳斥得理屈词穷，派王融以中书郎的高官进行引诱，范缜仍坚持自己的“神灭论”观点，拒不“卖论取官”。第二次是在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4年），这一年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他深恐范缜神灭论对封建统治的威胁，亲下《敕答臣下神灭论》诏，群臣六十四人在大僧正法云和尚的带领下写了七十五篇附和的信和文章对范缜进行围攻。范缜对这些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毫不畏惧，发表了《答曹思文难神灭论》等文章，与之论战。最后梁武帝只得下了一道诏书，指斥范缜“难以圣责”、“难以理诘”，用政治强权阻止论战，草草结束辩论。公元507年，范缜最终完成了他的主要反佛著作——《神灭论》。
《神灭论》以问答体裁写成，共三十一对回答，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对佛教所宣扬的神不灭论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批判。范缜针对佛教宣扬的人死后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的谬论，他提出神形相即的观点，认为形即神、神即形，内体存在精神也存在，肉体死灭精神也随之消失。范缜还进一步提出形质神用的思想，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意即肉体是精神存在的依据，精神是肉体所表现的作用，二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正象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精神是锋利，肉体是刀刃，锋利不同于刀刃，刀刃也不等于锋利，没有刀刃就不会有锋利，离开锋利也就不能称之谓刀刃，范缜还论述了人的精神活动是以人的生理器官“心”为基础的，而不是灵魂作用的结果，他把人的精神作用分为深浅两个不同的层次，“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人的眼耳口鼻等“七窍”只有感受痛痒的“知”即知觉、感觉；而“心器”则具备辨别是非的“虑”，即思维、判断。范缜还进一步指出神不灭论的实质和危害：统治者用佛教宣扬灵魂不灭来欺骗人民，用地狱痛苦来吓唬百姓，用天堂的快乐来引诱人民，结果是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尼吃尽，财物在修建佛寺兴建佛塔中耗尽，户口和财富一天天减少，导致国穷民困。
范缜继承和发展了无鬼论的思想，戳穿了佛教的形神分离、形亡而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观点及其危害，对玄学、佛学中长期争论的形神因果问题作了比较正确的回答，丰富了唯物主义哲学，把反佛斗争推向了高潮。当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范缜未能触动儒家名教的根本，并且把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归结为偶然际遇，还认为人的凡圣原因是由天赋形质的优劣差异所决定的，这些观点都是明显错误的。
四、道教的发展
道教的理论十分驳杂，其深微不如佛教，其致用不如儒术，然而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三大社会思想之一。究其原因：一是炼丹成仙的宗旨迎合了贵族的需要，保身隐居的生活方式受到厌世人士的欢迎，符录斋醮的消灾祛病的方法及互助共济的道规对苦难中的民众有一定吸引力，这使得道教徒的基础十分广泛；二是它利用老庄之学的神学体系，某些教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哲学思想较贫乏，具有较佛教更易传播的特点；三是它的养生论和医学观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又能包含各种思想，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化系统，且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因而受到重视。
黄巾起义失败后，道教发生了分化。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仍然利用符水治病，教人叩头思过，祈福消灾。在统治阶级中流行的道教，则逐步失去原始平等的思想成份，揉进了迎合统治者需要的神仙术和金丹服食之类的内容。东晋的葛洪最早对道教进行了这种改造，他著有《抱朴子》一书，宣扬道教和儒学，共70卷，分内外篇。内篇20卷言道，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心颐神、祛邪消灾。他反对牺牲祭祀和符水治病之法，主张以药石治病，这从医学上说有进步意义。外篇论评世事得失，强调儒家伦理纲常。葛洪把道教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使道教依附于封建礼法，主张采药炼丹、长生不老、静心养神，消除了农民利用道教进行斗争的教义和仪式，使道教完全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宗教。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南方广泛传播。形成丹鼎、符箓两派，前者以葛洪、陶弘景为代表，后者以杨羲、许谧为代表。梁朝的陶弘景著有《真诰》和《真灵位业图》等书，把佛教某些教义和封建等级观念引入道教，以存神服气为主要修行方法，发展了服食丹药的养生修炼理论，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他还主张儒、佛、道三教合流，深受梁武帝宠信。北魏道士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神旨，自授“天师之位”，在道教中增加了礼法的内容，修除了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之术，摈弃了道教中可以被农民利用进行阶级斗争的教义，要求人们不得叛道作乱，达到了葛洪提出了的改革道教的目的。他还吸收佛教轮回教义和佛教仪轨而建成北天师道，有一套较完整的斋醮、诵经、礼拜、祈祷仪式，与南朝刘宋时道士陆修静创建的南天师道并称。寇谦之还劝说太武帝登坛受箓，此后北魏诸帝虽多奉佛，但是躬受符箓却成为北魏传统，道教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与儒、佛并列的一大宗教体系，极为流行。
五、教育的发展
自东汉末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挟献帝迁都许昌，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历时394年，史称魏晋南北朝，其间历经魏、晋、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北魏、北齐、北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和战乱的时期，这种状况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学校教育时兴时废，废置无常，特别是官学，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学校，私学、家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重视。
在曹魏统治的60年间，一直兴办太学，太学生人数最多时达3000人。魏文帝把学校教育与文官选拔考试统一起来，实行“五经课试法”，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尚书卫觊奏请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学弟子，这是我国古代法律专科学校的开始，也是曹魏在教育制度上的创新。
蜀国刘备在公元221年登位后，也立太学，置博士学官，教授生徒。吴国孙权在即帝位后，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诏立国学，设都讲祭酒以教授诸子。
西晋在曹魏的基础上太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太学生人数最多时（公元272年）达7000人。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特点是门阀制度的渗入，公元276年晋武帝下令立国子学，晋惠帝在公元293年下诏规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方能入国子学，而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子弟的求学场所。这是我国古代专门为门阀世族集团设立学校的开始，是西晋政治特点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的反映。
东晋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在都城建康设立的太学，这是东晋于江左立太学之始。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在尚书令谢石的主张下，东晋选公卿子弟2000人，建国子学于太庙之南。至此，东晋学校首次出现国子学与太学并存的局面。东晋学校的博士数、学生数均比西晋少，教学质量亦不如西晋。
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公元424——453年），官学教育出现了一时繁荣的局面，“儒、玄、史、文”四个学馆并立，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和研究。研究儒学经典的“儒学”、研究老庄之学的“玄学”，研究古今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四个学科并立，这是学制上的一大改革，也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这种分科教学制度，对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可以说是后世分科大学的开端。
南朝梁的学校教育盛极一时，位居南朝之冠。梁武帝时曾设立五馆、集雅馆、国子学、士林馆等，以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为讲授内容。此外，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还设置律博士，培养法律人才。
北魏在中国学校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郡国学制的建立。西汉平帝时曾命令郡国普设学官，但学制并未建立。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诏立分学，置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60人，这是北魏为州郡立学所订的第一个学令。随后又诏立一个比较完备施之全国的地方官学的学制，规定：大郡立博士2人，助教4人、学生100人；次郡立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80人；中郡立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下郡立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同时规定博士年龄应在40岁以上，助教30岁以上，且需博通儒经，德行俊异，堪为人表。
北齐在学制上的创造是设置了“国子寺”，这是管理学官、学生的教育行政机构。后世隋唐因袭国子寺，改名国子监。北周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亦重视教育，除设国子学、太学外，明帝宇文毓时期（公元557——560年）还设立了进行文学教育的麟趾学。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设立了“露门学”，“露”即“路”，门为古代王侯官廷最里层的门，亦称为“虎门”。露门学有文学博士4人，学生72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呈现繁荣景象，名儒聚徒讲学，学生人数多至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南朝影响最大的是齐朝的刘王献（公元434—489年），他授徒甚众，弟子中后来不有少成为名流，无神论者范缜就曾在其门下学习多年。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相结合，是这个时期私学讲学的特色。如陈朝徐孝克（公元525——599年）既讲玄理，又通五经，每日早诵佛经，晚授《礼》与《左传》，受业者达数百人，讲学具有综合佛、道、儒思想的特点。这一时期私学的繁荣还表现在妇女讲学的盛行，如韦逞母亲宋氏在家中设立讲堂，教授学生120人，号为宣文君。宋孝武帝任命吴郡（今江苏苏州）韩蔺英为博士，教六宫书学，因其年老且学识渊博，尊为“韩公”。这一时期童蒙读物也有所发展。范岫（xiu，音秀）著《字训》、王褒著《幼训》都具有童蒙课本的性质。梁武帝时周兴嗣（？——公元521年）撰《千字文》，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一千个，编为四字韵语，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依次叙述有关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是以识字教育为主，兼有封建思想教育和常识教育的综合性课本。《千字文》从隋代开始，一直流行到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蒙学课本之一。
六、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繁荣景象。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府对史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私家修史之风盛行，且取得很大成就。二是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进一步发展，地记、方志、国别等史书体例取得新成就。三是史书数量宏富，出现了一批史学名著。这些史学书按时代分，主要有后汉史、三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和南北朝史五大类。刘宋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和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这一时期纪传体史著作的代表。《后汉书》共120卷，由10卷纪、80卷列传和30卷志组成，30卷志为西晋司马彪撰，记载了上起王莽灭亡（公元23年），下止汉献帝建安25年（公元220年）东汉197年的历史，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东汉的社会状况。《后汉书》增设了《党锢》、《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六种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进一步拓宽了纪传史书记叙史事的范围，除《党锢列传》外，其余五个类传，均为后世史书所承袭。《三国志》共65卷，包括《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记载了上起汉献帝建安25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下迄吴未帝天纪四年（280年），包括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共60年的历史。该书叙事简洁、剪裁得当、考订审慎，不足之处主要是内容较为简略，因此南朝宋裴松之（公元372——451年）为之作注时，补充史事、汇集异同、考辩真伪、进行评论，开创了以补遗、订误、存异、辩疑为主要特征的史注体，裴注引书多达200种，其史料价值不亚于《三国志》本文。这一时期纪传体断代史还有梁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分别记载了刘宋、南齐和北魏的历史。《宋书》中的八志30卷，由古代叙至宋末，不仅有完整的系统而且尤详魏晋，可补《三国志》无志的缺陷。《魏书》中的《释老志》和《官氏志》最有价值。释是佛教，老是道教，鉴于魏晋以来佛教、道教盛行，《释老志》记载了有关佛、道二教的源流和北朝宗教活动情况，诸如魏晋以后佛教东来、中国佛徒西去，以及佛经的翻译情况，可谓是中国宗教史。《官氏志》先重点记官，然后记氏叙述了门阀势力情况，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一时期，人物传记和地方志也兴盛起来，梁释慧 皎 的《高僧传》和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为其代表作。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了汉晋时期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风土和人物，保存了我国西南地区许多珍贵的史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是这一时期的又一名著，全书以水道为主线，对北魏以前的河流水道追本溯源，著录河流1389条，引用史书、地记以及其它著作400余种，对水道所经之处，历叙山陵、城市、遗迹、关津和地理变迁，旁及风土人情、建置沿革、物产乃至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神话传说，不仅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同时也具有很高史学、文学价值。
七、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诗、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发展。
诗歌在这一时期成就最显著，五言古诗发展尤为突出，建安文学为其代表。建安（公元196——220年）为汉献帝的年号，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繁荣时期，尤以诗歌最盛，史称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三曹（曹操、曹植、曹丕）、七子（孔融、王粲、阮瑀、陈琳、徐干、应瑒、刘桢）和一蔡（蔡琰）。他们亲身经历汉末以来的战乱之苦，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地描写动乱时期的社会面貌，在文学史上开创了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的传统。创作出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动人诗篇。如曹操的《蒿里行》、《龟虽寿》、《短歌行》、《薤露》，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文姬）《悲愤诗》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田园诗在这一时期也有重要发展，成就最大者首推陶渊明。陶渊明亲自耕作，与农夫杂处为友，在诗中描写如画的农村风光，赞美田园生活，表现了自己不齿流俗，不追求功名利禄的志向和情操。陶诗的代表作有《归去来辞》、《归园田居》等，他在名作《桃花源诗》和诗序《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人人怡然自乐、与世隔绝、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抨击了现实世界的赋税苛重。
在陶渊明之后，较有成就的诗人有宋代的鲍照、谢灵运和齐代的谢眺、沈约等。鲍照的乐府诗题材广泛，词藻华丽，采用七言体，是七言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谢灵运善写描写风光景物为主的山水诗，后世以其为山水诗之祖。谢眺、沈约归纳诗歌声律方面的特点，把平、下、去、入四声运用于诗歌中。他们开创的这种诗体，被称作永明体，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的开端，是古体诗过渡到近体诗的桥梁。
这一时期民歌呈现出绚烂多姿的局面。建安时代的《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第一首五言长篇叙事诗。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风俗民情及自然环境的差异，民歌的风格也有所不同。南方的乐府民歌主要有吴声、西曲两类，多以男女情爱为内容。北方民歌分量比南方少，但地位却很重要，它因民族融合而胡汉杂糅，表现出奔放、雄健、质朴的特点，代表作有《敕勒歌》和《木兰辞》。《敕勒歌》唱出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生动地刻画出北方辽阔草原上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景象，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木兰辞》虽然经过隋唐诗人的加工改造，但基本上形成于北朝。它以叙事诗的体裁，刻画了一个替父从军、英勇善战、不求封赏的妇女形象，内容生动、词句通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
在诗歌发展的同时，记述怪异传闻和文人轶事的小说也逐渐流行起来。志怪小说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笔记小说有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搜神记》所记多为神怪灵异之事，也保留了一些民间传说，它与此时宗教的流行特别是神不灭论思想有关。《世说新语》记录社会上的轶闻趣事，内容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其中也有关于社会道德方面的记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文学选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著作。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选集，它录有先秦到梁的大量诗、文名著，保存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萧统之后，陈代的徐陵编成了一部由汉至南朝的诗选《玉台新咏》。文学批评著作最早的一篇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它评论了建安七子及各种文章的体裁和特点，反对“文人相轻”，主张“文以气为主”，即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齐梁之际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总结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全书共五十篇，他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把文学的发展同政治的变迁相联系，全面地说明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总结了创作经验，阐述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态度和方法，其体大思精，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语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梁钟嵘的《诗品》是继《文心雕龙》之后一部论诗的专著，《诗品》专评五言诗，共品评了自汉至梁诗人122人，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等。他论述了诗体的源流和历代诗人的风格及成就，主张写诗要有真情实感，反对片面追求声律和用典为贵的风气，对后世诗歌发展有很大影响。但钟嵘品评诗人亦有偏颇，如他把陆机、潘岳列入上品，把陶潜、鲍照列入中品，把开创建安诗风的曹操列入下品，因而受到后人非议。
八、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书法、绘画、雕塑、乐舞和戏剧都得到很大发展。
东汉时代，纸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书写条件大为改善，书法逐渐成为一种专门艺术，并在这一时期获得创造性发展。东汉末年的蔡邕、刘德升首创行书体，曹魏时钟繇又创真书（楷书），行书、真书比旧隶简易，是汉字书法的一大进步。东晋的王羲之集汉魏书法之大成，兼工隶、草、真、行，吸取魏晋诸家之精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有“书圣”之称。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完全脱离了隶书的窠臼，活泼而富有生气，《兰亭序》是其代表作，该序共28行，324字，其中“之”字就有19个，个个别开生面，无一雷同，达到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其子王献之，也是有名的书法家，被称为小圣，他的字骨力稍逊其父而富有媚趣。北方的书法也取得很大的成就，士族崔氏、卢氏中工于书法者很多。北朝时的书法特点是遒劲有力，笔姿厚重，结构严谨，多刻于碑铭，被后人称为“魏碑”。南帖魏碑成为人们学习书法的样板。
绘画在这个时期名家辈出，创作理论亦有建树。吴孙权时的曹不兴善画佛和龙，东晋顾恺之擅长画人物和山水，人物画尤精于点睛传神。顾恺之的画，现存有摹本《女史箴》和《洛神赋图》，是古画中的珍品。梁张僧繇将中国的传统绘画技巧与佛教的晕染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没骨画法”，绘画时以色彩的渐浓渐淡来表现明暗，使所画景物具有立体感。张僧繇创作了大批寺院壁画，非常生动。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升天，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神话的由来。南齐时出现了绘画理论著作，谢赫著《古画品录》，论述作画六法，即气韵生动（气势、神态）、骨法用笔（比例、线条）、应物象形（写实）、随类赋采（色彩学）、经营位置（结构布局）、传移摹写（临摹）。谢赫的绘画六法，受到后世画家的推崇。
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继承了两汉的传统，同时受印度健陀罗艺术的影响，形成独特风格，从而出现了一种融合绘画、雕塑于一体的石窟艺术。其中最著名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千佛洞）、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现存的492个洞窟有20多个为前秦至北朝所凿建。洞内佛像皆为泥塑，洞壁彩绘，计有塑像2100多尊，壁画4.5万平方米。这些塑像和绘画大都取材于佛教故事，人物形象千姿百态，十分传神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武周山南麓，东西长1千米，开凿于北魏时代，现存53个主要洞窟中，共有造像约5.1万尊。鲁迅先生曾将“云冈的丈八大佛”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时“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的艺术。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现存洞窟1352个，壁龛（kan堪）785个，佛像9.7万尊。这些石窟都是我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这一时期，音乐也有发展，胡乐（包括西域乐和外国乐）的传入，开始形成中国古典乐舞的一大变革，影响最大的是《西龟兹乐》和《西凉乐》。十六国时期，西域龟兹乐传入凉州，与中原乐相结合而形成西凉乐，西凉乐被奉为“国伎”，用于宾喜大礼。同时高丽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也陆续传入内地。在南方盛行“清商乐”，江南吴声、荆楚西曲，在宋、齐之世开始流行。大量胡乐乐器如琵琶、箜篌、胡笛、胡鼓、铜钹（bo）也逐步流传到中原，有力地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并为隋唐的音乐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戏剧开始形成。蜀博士许慈、胡潜因辩论文义而发生打斗，刘备使倡家扮演许、胡二人，“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戏剧的开端。后赵石勒以俳优演出参军某的故事，以为笑谑，这就是唐代参军戏的由来。北齐的《兰陵王》歌舞，演出兰陵王著假面作战的故事；《踏摇娘》演出醉汉殴妻，其妻怨苦悲诉的故事。这些歌舞，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已接近后代的戏剧。
第五节：封建盛世——隋唐时期的文化
隋朝结束了东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继之而建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繁荣的时代。国家的统一、民族融合的加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尤其是商业的发展、对内对外陆海交通的便利，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使得隋唐时期的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在文学、艺术、佛学诸多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隋唐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亚洲各国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
一、哲学与宗教
佛教在唐代进入全盛时期，不仅产生了许多宗派，而且形成中国特有的禅宗一派。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建立宗派的是天台宗。智顗（531——597年）是天台宗的创始者。他提出止（坐禅）、观（宗教理论）并重的修养准则，尊奉的经典是《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是隋唐时期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唐代名僧玄奘（596——664）建立了法相宗，这一宗派的经典是玄奘综合印度十大论师的著作糅译而成的《成唯识论》，故又称唯识宗。唐朝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玄奘从长安到天竺游学，途经中亚和阿富汗等地，历尽艰险，最后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带回佛经657部，后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费时20年，译出佛经75部，1335卷。法相宗在唐初曾风靡两京，但因教义烦琐，不易为一般人接受，经历三四十年时间逐渐衰落下去。
佛教在唐代最有影响的派别是华严宗和禅宗。华严宗的创始人是法藏（642——712年），以发挥《华严经》教义而得名。华严宗认为“心为尘因”，即主观精神的“心”是客观世界的“尘”的本源。武则天曾给予法藏以国师的礼遇，规定佛教居于道教之上。
禅宗的创始人相传是印度僧人达摩，主要讲究宗教保养方法，后来经过改造，成为一大宗教派别。唐代的禅宗有南、北两大支派。其中以慧能（638——713年）为首的南宗影响最大。禅即梵语“禅那”，意为静虑。慧能宣称：佛性即在心中，心外本无一物，只要认识到这一点，不需要累进修行，也不需要大量布施财物，就可以“顿悟成佛”，升入天堂。禅宗的这些说教，也被儒家所汲取，为宋代“心学”的产生提供了养分。
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唐朝统治者大力提倡道教。唐高祖以道教教祖李耳与李唐同姓，欲借道教抬高李唐权威，为李氏封建政权罩上宗教神秘色彩，尊李耳为其祖先，曾宣布以道、儒、佛排定座次。唐玄宗曾下诏确定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高宗更是崇道，尊老子为太上玄元宣帝；唐玄宗尊道尤力，将老子的尊号不断提高，为“大圣祖高上大道玄元大皇帝”，并亲自作《道德真经疏》，以为群经之首，封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为真人，其书列为真经，令生徒研习，每年依明经例考试，同时在朝中立玄学博士。此后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等，均饵服道士金丹。在唐代有许多著名的道士为皇帝所宠信，一些社会名人如李白、贺知章等也信仰道教。由于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社会上层流行，其影响不及佛教大。
在佛、道二教广泛流行的隋唐，反佛、排佛的斗争也一直在进行。唐朝初年，傅奕（555——639年）屡次上疏请罢佛教，对佛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韩愈为代表的正统儒学家，针对“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所造成的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从维护封建秩序的角度，对佛教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著有《昌黎先生集》，卒谥文，世称韩文公。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文学上反对六朝以来浮华绮靡的骈偶之风，提倡“文从字顺”的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性》是其排斥佛教、维护儒家道统的代表著作。佛教主张人应该摆脱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羁绊，不为世情所累，以免影响见性成佛。韩愈则认为孔孟提倡的仁义道德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在封建伦理关系内，才能使人因情以见性，达到“近道”的目的，从而在理论上与佛教的出世思想划清界限。他主张焚化佛骨，勒令僧众还俗，焚毁佛经，设收寺院庙产。
韩愈还继承汉代硕儒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在《原性》一文中，他说道：性上品者善，学而愈明，性下品者恶，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其品终不可移，中品则可导而上下。据此，韩愈把人划分为三种：君主是发号施令的，官吏是执行君主命令统治人民的，人民则应该用自己的劳动供奉这些上等人。这些理论显然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进行反佛斗争。因此，韩愈的这一套说教，不过是儒家“天命论”唯心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表现，与佛教的主观唯心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能与南北朝的范缜神灭论的思想相提并论。
韩愈的天命论受到当时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革新派人物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的批判。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解县人（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著作被编为《柳河东集》。其中《天说》、《天对》、《非国语》、《答刘禹锡天论书》、《封建论》等篇，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由混沌、运动着的物质组成的，既无起点，亦无极限，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因一种客观存在的运动着的物质——“元气”的变化，而不是有意识的活动，不受主观精神的制约。这一观点不仅认识到了世界的物质性，而且还揭示物质运动的原因就在于物质内部的固有的矛盾性。柳宗元还深入考察了宗教天命论的社会根源，认为唯心主义者之所以讲“天”，只不过是愚弄百姓而已，如果人掌握了“道”（规律），人力足以支配自然，那么人也就不会有宗教迷信了。所以柳宗元认为，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历史的发展，“非圣人意也，势也”，柳宗元用历史的“势”反对天命，力图探究历史进化的发展趋势，是有进步意义的。
当然，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彻底，他主张对佛、道采取兼收并蓄的宽容政策，自己从小好佛，与僧侣为友，支持女儿削发为尼，其思想中掺杂了不少唯心主义的成份。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彭城（江苏徐州）人，与柳宗元同登进士第，著作被编为《刘宾客集》（又名《刘梦得集》），其中《天论》三篇是其哲学代表作。它不仅补充了柳宗元《天对》中理论上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在探讨天人关系问题的深度上也超过了柳宗元，进一步发展了柳氏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刘禹锡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玄学唯心主义和佛学各宗派所谓精神本体“空”和“元”，只不过是人们感官感觉不到的细微物体，而不是超物质而存在的东西。柳宗元对客观事物生成和发展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概念：“理”、“数”、“势”。所谓理，即规律，它贯穿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所谓势，是指事物因其必然性而表现出来的客观趋势；所谓数，指事物及其规律存在的必然性，三者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
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刘禹锡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在柳宗元天人“各行不相予”思想的基础上，克服其片面强调天人对立的局限，提出了天人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思想，指出天（自然界）和人（人类社会）各有自己独特的职能和规律。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天人不相预”，又有联系，“交相胜，还相用”。刘禹锡的观点，唯物辩证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天人关系问题，含有人定胜天的因素，较为深刻地提示了宗教迷信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认为根源，对唯物主义思想的思想作出了新的贡献。
二、文学
（一）唐诗
唐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致，是唐代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唐诗繁荣盛况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唐诗数量浩繁，作家众多。仅清人编辑的《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2200余人，诗作48900余首，后来补遗的《全唐诗外编》还著录诗作1800余首。作家除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伟大的诗人外，还拥有一大批创造不同风格流派且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
2、唐诗题材广泛，内容充实，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
3、诗体和风格流派多样，有古体、近体、乐府、歌行、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就流派看，有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百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以险硬生新著称的韩孟诗派等。
4、唐诗艺术技巧纯熟，创作经验丰富且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诗歌常被乐工谱曲、歌妓演唱，唐诗渗透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多个领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唐诗繁荣的盛况。
唐诗的发展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初唐，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玄宗开元初（713年），共约一百年，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有“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和陈子昂。初唐四杰，是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都是七世纪下半期“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闻一多《唐诗杂论》]。王、杨擅长五律，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勃（649——676年），字子安，今山西河津人，著有《王子安集》，其诗多抒写怀才不遇、客思乡愁、友情交往之类，《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篇，他的《滕王阁诗》气势雄放，感概深沉，词藻华丽而不失之绮靡，亦是一时佳作。杨炯（650——693年以后），今陕西华阴人，著有《杨盈川集》，代表作有《从军行》、《骢马》等。卢照邻（630——680年），字升之，幽州范阳人（今北京附近），自号“幽忧子”，因不堪疾病折磨，自投颖水而死。卢诗内容较为广阔，体裁多样，尤以七言歌行见长，代表作有《长安古意》、《五悲》、《病梨树赋》等，著有《幽忧子集》。骆宾王（619——约687年）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武后，作《讨武氏檄》，著有《骆临海全集》。“文章四友”是指武后时期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他们对诗歌体制形式的发展都有过贡献，其中以杜审言的成就较高。杜审言，字必简，是杜甫的祖父，其诗较少浮靡之气而以浑厚见长，又能工致细腻中见清新流利。陈子昂（661——700年），字伯玉，樟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他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不仅在理论上提倡“汉魏风骨”，继承建安传统，反对齐梁诗风，而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开创了刚健雄浑的一代新风，《感遇诗》38首即是实践他革新主张的作品。代表作还有《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今古茫茫、天地悠悠的感叹中，蕴含着诗人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的矛盾，高度概括了封建时代许多才志之士的共同悲剧。诗意慷慨，千古传唱。
盛唐，自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至唐代宗大历年初（766年），约50年，这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张说、张九龄、贺知章等都是盛唐初期的著名诗人。边塞征战和田园山水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稍后出现了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和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安史之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是盛唐诗歌最杰出的代表。张说（667——730年）的主要功绩是以一代名相的身份，领导文坛，赞成诗歌革新，培养作家队伍，直接开启盛唐诗风，其作品现存有200余篇。张九龄（678——740年），代表作有感遇诗12首、《望月怀远》、五律《湖口望庐山瀑布泉》等，他的诗标志着从初唐到盛唐的过渡。贺知章（659——744），代表作有《回乡偶书》、《咏柳》等。山水诗派的诗作中多描述边塞战争生活，抒发驰骋沙场、立功域外的壮志和慷慨从军、制敌御侮的豪情，同时也反映征夫思妇的幽怨。《燕歌行》是高适最著名的边塞诗，此外《邯郸少年行》、《人日寄杜二拾遗》、《听高立 本女吟》等亦是佳作，《别董大》尤为人传诵。岑参（715——770年）现存诗歌403首，以边塞诗最有价值。他的边塞诗题材新颖，内容丰富，怀着热爱边塞的深厚感情，描绘出一幅幅雄奇瑰美的边地风光。此外，他还有一些描写思乡怀友的诗篇，真切朴素。如《逢人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其他的边塞诗人还有王之涣、崔颢、王昌龄、李欣、王翰等。王之涣（688——742年），今存诗6首，其《凉州词》之一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可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塞外荒寒壮阔的背景以及羌笛所吹的折杨柳乐曲，透露出征人生活的艰苦和思家的哀怨。另一佳作是《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雄壮，胸襟开阔，充分表现了盛唐时代积极奋发的精神。崔颢最著名的诗是《黄鹤楼》。王昌龄存诗180首，其中以七绝为佳，其名作有《出塞》、《从军行》，赠别诗代表作有《芙蓉楼送辛渐》、闺怨诗代表作有《闺怨》。王翰（687——？728年）以《凉州词》最著名，诗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山水田园诗派多描写山川秀丽之景、山野乡居之趣。如王维[（？692——761年），著有《王右丞集》]的《新睛野望》、《渭川田家》、《山居秋瞑》、《送元二使安西》等篇善于营构田园意境，表达了诗人闲逸消散的情趣，情韵隽永，被苏轼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过故人庄》、《春晓》、《夜归鹿门山歌》是孟浩然（689——740年）的代表作，他著有《孟襄阳集》。
在盛唐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是李白（701——762年），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于中亚，后迁居绵州晶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自号青莲居士。他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流漫主义诗人，后人尊崇为“谪仙”、“诗仙”。李白的诗歌主要表现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歌颂祖国的锦锈河山，表达诗人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二是猛烈抨击现实的黑暗，反映普通百姓的痛苦生活和各种情感；三是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慨。李白一生中，畅游祖国大好河山，饱览了各地雄伟壮丽的名山大川，加之他具有高逸的思想和奔放的性格，所以，他的诗以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作品最为出色。李白继承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魏晋以来的优秀诗人的艺术技巧，学习民歌语言而采撷其精华，以雄伟壮丽奇特险峻的山川形象，表达自己乐观奋发的心情和广阔开朗的胸襟及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无限热爱。他善于应用夸张的手法，语言自然生动、想象丰富、气势磅薄，表达强烈的爱憎。其代表作是《蜀道难》。李白有《李太白集》传世，收诗歌近千首。李白的诗歌，对当代和后代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代以后的许多伟大诗人，如苏轼、陆游、高启、龚自珍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了他的影响。传世的诗作名篇描写长江的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望天门山》；赞美黄河的有：《将进酒》、《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描写飞泻喷涌雄伟壮丽的庐山瀑布的《望庐山瀑布》以及抒情绝句《静夜思》等。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因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号少陵野老。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现存诗1400余首，有《杜工部集》传世。杜甫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亲身感受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百姓的困苦生活，因而诗风深沉、凝重、语言精练，其诗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有“诗史”之称。安史之乱前，杜甫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其中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传唱千古的名句。安史之乱后，杜甫的代表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春望》、《羌村三首》和《北征》等，描述了百姓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无能，表现忧国忧民的主题。由于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杜甫被尊为“诗圣”。
中唐诗歌是唐诗繁荣的第二个高潮。其前期诗人主要有元结、顾况、刘长卿、韦应物、李益以及“大历十才子”。元结、顾况以诗反映社会现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延续；刘长卿、韦应物以及李益则分别继承盛唐山水田园诗、边塞诗的创作；刘长卿的佳作有《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韦应物有《滁州西涧》。“大历十才子”指卢纶、吉中孚、韩 厷 羽 、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纬、夏侯审、李端，“大历十大才子”在当时影响颇大，而实际成就并不大。他们的诗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大都寄情山水、互相酬唱。后世传唱的史篇有韩翃的《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落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中唐以来，诗歌创作有浮泛庸熟之势。韩愈和孟郊等人的诗作力矫时弊，另辟蹊径，在唐诗中开出新境界，形成了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诗歌诗汉派——韩孟诗派，贾岛、卢仝等人也属于这个诗派。韩诗有两大特点，一是奇崛雄放，二是以文为诗，作品有散文的倾向。著名的《南山》、《陆浑山火》等诗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山石》则别开生面，运用散文化笔法，描写由黄昏、入夜到黎明的山寺景色，给人以清清的感觉。韩愈的绝句也不乏清新隽永之作，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孟郊（751——814年），字东野，今浙江德清人。一生屡试不第，穷困潦倒，对百姓的苦难深有体会，其《寒地百姓呤》和《织妇词》等诗怀着激愤的情绪对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不合理现象加以揭露。孟郊的诗以五言古体成就最高，传世名篇有《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语言平易朴素，亲子之爱，骨肉深情，动人心弦。
贾岛（779——843年），字浪仙，河北范阳（今北京附近）人。其诗以清奇僻苦的特色，与孟郊齐名，苏轼将他们并举，用“郊寒岛瘦”概括他们诗歌的特色。贾岛长于五律，注重锻句炼字，而忽略全篇完整的艺术境界的构造，但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佳句，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
中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白居易、元稹，他们倡导新乐府诗歌运动，将唐诗推向了“中兴”的高潮。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原籍陕西，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一生诗作很多，流传下来的有3840首，收录在《白氏长庆集》中。他的诗最有价值的大部分是写在他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前，他把这些诗称为“讽喻诗”，共171首。他在诗中从多方面揭露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抨击统治者的腐朽残暴，反映民众疾苦。名篇有《轻肥》、《卖炭翁》、《红线毯》等。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富有民歌韵味，因此流传很广。其中讽喻诗《新乐府》50篇和《秦中吟》10篇最有代表性。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以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吟诵。
元稹（779——831年），字微之，洛阳人。他的乐府诗反映现实相当广泛，或鞭挞官军的横暴，如《田家词》；或反映织户被剥削的惨状，如《织妇词》；或揭露商人唯利是图的贪婪本质，如《估客乐》，其中《田家词》最为优秀。除乐府诗外，他还有著名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悼亡词《遣悲怀》、绝句《行宫》也都脍炙人口。
晚唐诗歌，随着国运衰微，不再有盛唐雄放悲壮的气势，或多或少地罩上了一层感伤的色彩。杜牧、李商隐是这一时期的杰出诗人。杜牧（803——852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晚年居其祖父的樊川别墅，因以“樊川”题集名，有《樊川诗集》四卷。杜牧的诗在当时极负盛名，和李商隐并称“小李杜”，其古诗多反映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如《感怀诗》、《郡斋独酌》；咏史诗，内容多为讽刺帝王荒淫、议论政治得失，以《过华清宫三绝句》为代表，中有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有些咏史诗明显带有史论色彩，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泊秦淮》则寄寓了历史兴亡之感，后人评为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杜牧的抒情写景七绝最为出色，在所描绘的鲜丽的画面中，包含着他特有的爽朗俊逸的情调。如《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此外象《江南春》、《清明》等蕴含风流俊爽之气，给人以美的享受，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
李商隐（813——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有《李义山集》。李商隐的政治诗，反映了唐代后期深重的政治危机，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其数量约占作品1/6，如《有感二首》猛烈抨击宦官专权乱政；《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热情歌颂了唐朝军队讨伐刘稹的平叛战争。他的政治讽刺诗，借古讽今，讥评时政，集中地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如《北齐二首》、《隋宫》、《陈后宫》、《马嵬》等。《贾生》则寓寄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李商隐的爱情诗历来享有盛誉，它包括《无题》诗中的大部分篇章和其他一些抒情诗。如《无题》之二：“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紧扣“离别”与相思，从想见之难联想到别后的苦痛与希望，传写出曲折的复杂心理过程，真挚动人。叙写友朋真挚之情的名篇有《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的诗语言绮丽精工，表达婉曲、意蕴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二）唐五代词
词是一种抒情新诗体，属于可以演唱的合乐文学，它最早起源于民间，兴于唐而盛于宋，是唐宋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之一。在唐五代时，人们还没有把这种新兴的歌诗称为“词”，而称之为“曲”、“杂曲”、“曲子”、“曲词”等。宋代以后才称它为“词”，词的别名还有乐府、诗余、长短句、琴趣等。
关于词这种文学形式产生的最早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一般认为词体形式在隋代即已产生。文人作词，相传以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为最早，《菩萨蛮》写客居异乡的游子思归之情，《忆秦娥》是伤别之作，感情深沉，南宋黄升称之为“百代词曲之祖”。
中唐时期，词家迭出，作品渐多，著名的词人有张志和、戴叔伦、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张志和有《渔歌子》5首，其一：“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作者通过描写江南水乡春汛期间捕鱼的情景，赞美江南的秀丽景色，表露了崇尚自然的情志。韦应物有《调笑令》，写胡马在苍茫的暮色中迷路的情景，词中的胡马，实际上是一个远戍边地、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征夫的象征。[韦应物《调笑令》：“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一时期，词作较多、成就最高的当推白居易、刘禹锡。白居易最烩炙人口的词作是《忆江南》3首，刘禹锡亦唱和白居易作《忆江南》2首，他们的作品中，还有以爱情生活为题材的，如白居易的《长相思》：“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刘禹锡《潇湘神》：“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文人词中写爱情生活者，以此为最早。
晚唐时期比较著名的词人有杜牧、温庭筠、段成式、皇甫松、司空图、韩偓等。其中，对词体文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温庭筠，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有词作专集问世的作家。他的作品题材较狭窄，多描写妇女的容貌和生活情态，风格浓丽婉约，词句优美，被后来的以写艳词著称的花间派词人称为“花间鼻祖”。花间词派的词反映的多是上层社会荒淫享乐的景象，亦描写男女相悦、离愁别恨之情事，其词作后蜀赵崇祚将其编撰成《花间集》10卷，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人词选集。花间派代表作家除温庭筠外，最有名的是韦庄，韦庄善于白描，语言质朴清丽。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描写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大胆追求，人物形象鲜明，感情真挚动人。
南唐著名的词人有冯延巳、李璟、李煜，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李煜。冯延巳，字正中，有词100余首，收在《阳春集》中，其代表作有闺情词《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李璟为南唐主，流传下来的词只有4首，都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其代表作是叙写秋日怀念远人之情的令词《摊破浣溪沙》。李煜为李璟第六子，南唐后主，今存词约30——40首，其创作大致可分亡国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词以写宫中豪华生活和艳情生活为主，如《浣溪沙》、《菩萨蛮》等；后期的词，内容多追怀往事，悲伤阶下囚的不幸，他将自己的悲愤、悔恨、忧愁之情通过词篇加以抒发，使其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传世名作，大多作于这一时期。如《破阵子》、《浪淘沙》、《虞美人》、《望江南》、《乌夜啼》等，李煜的词擅于用白描手法直抒胸臆 ，语言明净、凝炼、优美、清新，摒弃涂饰与华彩，对后代词家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古文运动
古文指以文言所写的散体文。古文运动是指唐中叶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主张恢复秦汉散文的一次文学运动。在内容上，他们反对骈体文的空虚无聊和浮华艳丽。他们表面上是复古运动，实则是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注重内容、形式自由的新散文体替代已步入绝境的骈文，是一场追求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适应现实需要的革新运动。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家。他主张文以载道，把散文广泛地应用于政论、书信、序文、杂文等各个方面。政论文言以《原性》、《原道》、《师说》、《谏迎佛骨表》、《原毁》、《讳辩》等最著名。杂文以《杂说》、《进学解》、《送穷文》为代表，记叙文的代表作是《张中丞传后序》，苏洵曾评论他的文章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形象地概括了韩文的雄奇奔放、气势充沛、富于曲折变化、流畅明快的风格特色。
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丰富多彩，寓言、讽刺文和山水记更是富于创造性。他的寓言短小而含义深远，针砭现实；他的山水记，形象生动，情景交融。寓言的代表作有《三戒》、《虫负 虫 版 传》等。《三戒》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寓言组成。山水游记的代表作是《永州八记》。柳宗远的传记作品则多侧面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与丑恶，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刻同情与关心，名篇有《童区寄传》、《捕蛇者说》、《种树部郭橐驼传》、《宋清传》等。
三、史学
这一时期，史学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唐太宗贞观3年（629年）设史馆，隶于门下省（后又隶于中书省），使史馆成为国家官署，比北齐以来的著作局隶属秘书省的地位大大提高，史馆设监修，由宰相兼任其职，遴选才学之士入馆修史，唐初所修八部正史[《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都是史馆编纂出来的。史馆不仅修前代史，也负责国史的资料搜集和撰修工作，设馆置官修史正式确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是唐代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世影响深远。二是隋唐五代史书，体裁呈多样性，数量明显增加，从体裁上看，正史、别史、典志、图经、类书、实录、起居注都出现了许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典型作品；从数量上看，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唐时史部书达929家，1215部，29201卷，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增加了许多。三是私人修史成就显著，诞生了一些重要的私修史著。最具代表性的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前者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后者则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史通》著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全书共20卷，分内、外篇两部分，内篇叙述史书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论述史官沿革和史籍，流传并杂评得失。他对唐中叶以前的旧史，做出了全面的总结，对当时修史的纰谬错误加以批驳，并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和才能。刘知几将唐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对正史又按其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他还论述了史官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以及严肃的著作态度，提出“史才三长”论，即史才、史学、史识，认为它是一个优秀的史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史才是指选择、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的史料及编写史书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史识是指历史观点、见解以及敢于仗义直书的品德。三者之中，刘知几认为史识最重要。刘知几还对自班固以来盛行的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的迷信思想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对儒家经典也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这些认识和主张，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唐德宗朝宰相，封岐国公。他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经过三十余年著成《通典》一书，共200卷。上起唐虞，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系统地叙述唐以前二千余年典制源流，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史。书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引书至少248种，前代“书”、“志”、诏令、奏章、史论，多所引用，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列田制为先，表明了他重视经济，认识到经济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具有进步的史学思想。此书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后来的典章制度分类专史开创了先例。因此，《通典》的问世是中国封建史学取得重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但《通典》亦有局限性，《礼门》100卷，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反映了作者写史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巩固封建统治。
这一时期的历史地理著作的主要代表作是《元和郡县图志》和《蛮书》。《元和郡县图志》40卷，作者李吉甫（758——814年），它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历史地理著作，这本书是时任唐朝宰相的李吉甫为了配合当时平藩军事斗争需要而作的。该书记述了各郡县的户口、物产、山川古迹、地理沿革等内容，比《新唐书》、《旧唐书》各志所载内容更为详细，是研究唐代历史和地理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它分别记载了诸郡在开元和元和两个时期户口数，对了解唐代户口的变动和社会状况很有参考价值。
《蛮书》10卷，唐懿宗时樊绰著。公元862年，作者任唐安南经略使蔡袭幕僚，亲历南方，对南诏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参照前人著作写成此书。该书系统地记载了当时云南地区蛮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政治经济制度、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等，是研究云南各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四、隋唐教育
隋初，统治者为革新政治、扭转风俗，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注意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广泛地建立了学校。朝廷设立了国子寺，置祭酒，总管全国的学校教育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设立专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设置专门的教育长官的开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成为独立的教育领导管理机构，国子祭酒作为教育行政长官。国子监的名称一直沿用至清朝。
唐代（618—907年）继承和隋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在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科学水平发达的基础上，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和发展，学校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在中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由中央直接设立的学校有“六学”、“二馆”，中央六学属于直系，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子、律学。“六学”隶属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属大学性质，书学、算学、律学属专科性质。“二馆”是崇文馆和弘文馆，属于旁系。弘文馆归门下省直辖，崇文馆归东宫直辖。皇族子孙另立皇族小学。分科教学的体制，在唐朝太宗至玄宗时期得以最终确立，对中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唐代地方也设置了各类学校，各府有府学、各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县内又有市学和镇学，所有地方学校均由地方教育长官长史主管，也实行分科设学，有经学和医学二种，县学只设经学一种。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的传道授业，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唐代流行的蒙学课本，除汉代的《急就篇》、梁代的《千字文》外，还有《开蒙要训》、《太公家教》、《李氏蒙求》（李翰所撰）等。
唐代国力强盛，国都长安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汇集点。日本、新罗、百济、高丽、尼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尼爪哇）、骠国（今缅甸卑谬）和师子国（今锡兰）等国都派遣大批学生留学长安，学习中国的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和科技，使得唐代的留学生教育非常发达。其中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元600年日本向隋朝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自此以后，一直到公元894年，日本共向中国派出4次遣隋使和19次遣唐使（实际成行的遣唐使为12次），著名的留学生有吉备真备、菅原木 尾 成、阿倍仲麻吕等。吉备真备于716年就学长安太学，历经20年，研究经史，学涉众艺，阴阳历算、天文算术皆能通晓。回国后不仅参加制定各种律令礼仪制度，而且还在大学寮里担任职务，授经讲学，对传播唐代先进文化，确立律令制度、教育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菅原木 尾 成在唐朝学习医术后回国任博士、侍医等重要职务，对当时日本的医学教育发展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阿倍仲麻吕随第八次遣唐使入唐时只有16岁，在太学里学习几年后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他一边留学。一边担任唐代官职，官至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深谙唐诗，经常以诗会友，著名诗人李白、王维都是他的亲密朋友，后来改名为晁衡，王维有《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李白有《哭晁衡》等诗，表达了朋友间的真挚感情。晁衡先后在中国生活了54年，为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五、隋唐时期的艺术成就
隋唐时期，国内政治生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也获得空前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封建文化高度繁荣，中国音乐也进入了全盛期。
隋唐两朝都设立了音乐机构。隋朝礼乐机构“太常寺”中，有“太乐署”、“清商署”、“鼓吹署”三署掌管音乐。唐朝坛设教坊，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宫廷里设内教坊和梨园三个，在西京长安（今西安）和东京洛阳各设教坊两个。这些音乐机构网罗了大批优秀的音乐、舞蹈人才搜集整理民间乐舞，传习俗乐。此外，贵族豪门以及各州郡也都有乐人怜工，于是乐舞盛行，风靡一时。燕乐即宫廷俗乐，是贵族王公宴饮时所用的音乐，它是隋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音乐。隋初乐坛受北方少数民族“胡声”的影响，隋炀帝时加以整理，设置了清光、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九部乐。隋朝最有名的音乐家是万宝常，他撰有《乐谱》64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订正了郑译所作音乐的缺点。
唐初沿用隋九部乐，至唐太宗时增加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十部乐是以民族特点来区分音乐门类的，至唐玄宗时改为从演出形式上来分类，即所谓立部伎和坐部伎，坐部贵而立部贱。燕乐创作中成就最大的是杂曲子和大曲。杂曲子是独立小曲，一般比较短；大曲则是包括许多乐章的具有固定结构的大型乐曲，大曲都和舞蹈结合。唐玄宗开元年间编制的《霓裳羽衣曲》是现今可考的、代表燕乐最高成就的作品。唐代的音乐家很多，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音乐造诣很深的大师，他曾选坐部伎子弟300人和宫女数百人，在梨园教习音乐，称为“皇帝梨园弟子”。
唐代的舞蹈分健舞和软舞二种，舞时配以音乐。健舞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动作爽朗刚健，舞曲有剑器、胡旋、胡腾等。《剑器》是由剑术发展起来的乐舞，舞姿矫健有力，著名舞伎公孙大娘擅长舞《剑器》。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形象描绘了公孙大娘的表演：“火霍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软舞以汉族自创的民间舞居多，舞姿轻盈柔婉，在民间流传较广的精品首推《绿腰舞》，舞者身着长袖、大襟、窄袖的长舞衣，轻盈回旋，如临风飞舞。当时流行的舞蹈还有来自中亚的柘枝舞、民间表演的狮子舞以及自娱性集体舞——踏歌等。其中，踏歌是一种以足踏地为节拍的轻快热烈的集体舞，是唐代最流行的民间舞蹈。歌词往往是同一曲调即兴填词，反复传诵。唐代皇帝每逢元宵节都要与民同乐，朝廷要组织大规模的踏歌活动。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五，长安安福门外5万盏彩灯高悬，上千名盛装女子“踏歌”三天三夜，欢歌阵阵，盛况空前。
隋朝在我国绘画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诞生了一批重要的画家，如郑法士、郑法伦、董伯仁、展子虔、杨契丹、尉迟跋质那、阎毗等，然而有作品传世的只有展子虔一人。展子虔，渤海人。擅长画人物、车马、楼阁、山水，曾在洛阳、长安、江都等地寺庙中创作了大量壁画。他唯一的传世作品是《游春图》，描绘青山如黛、花树茂盛的春天景色。画面上碧水荡漾、画舫游弋，楼台亭阁点缀其间，色调浓丽和谐，人、马、树、山、船比例适中，远近空间处理得当，这表明昔日“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绘画初级时代已告结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唐代从开国到安史之乱前有一百多年的稳定、繁荣时期，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时画坛精彩纷呈，画家辈出，谱写出中国绘画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在山水、人物、宫室、器物、花卉、翎羽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著名的画家很多，据张颜远《历代名画记》所收唐代画家就有206人：初唐时期阎立德、阎立本兄弟长于人物画，盛唐画家吴道子长于壁画，李思训及其子李昭道擅长金碧山水，王维善绘破墨山水，张萱和周昉擅长贵族仕女画，薛稷善画鹤，曹霸、韩斡善画马，韩滉、、戴嵩善画牛等等。其中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阎立本和吴道子。
阎立本（？——673年），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毗、兄立德俱善绘画，曾担任工部尚书和右相职务，他继承家学，并师从张僧繇、郑法士、《旧唐书》卷77、《新唐书》卷100有传。阎立本在绘画创作上是佛道、山水、车马、台阁、人物无所不精，笔力刚健，尤善刻画人物的性格性情，最擅长的是肖像和历史风俗画。其代表作有《太宗步辇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魏征进谏图》、《文成公主降蕃图》、《历代帝王图》等。传世至今的有《北齐校书图》、《历代帝王图》、《步辇图》、《醉道图》、《孝经图》等，他的画大部分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其中《步辇图》描绘唐太宗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景，真实地记录了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的佳话。这幅画纵高38.5公分，横长129.6公分，是一幅象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富有政治意义的名画，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馆。《历代帝王图》描绘了自汉昭帝至隋炀帝十三个帝王的肖像，惟纱惟肖地刻画了每个帝王的不同神态。
吴道子（约689——759年），又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是盛唐画家的代表人物，曾被唐玄宗征为宫廷画师，在中国绘画史上被尊为“百代画圣”。在绘画技艺上，吴道子大胆创新，在传统的兰叶描和西域内传的铁线描等画法外，创造出一种圆润的莼菜条的笔法，同时他又发展了张僧繇和西域画派的晕染法，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微分深浅，使画富有立体感和运动感。吴道子绘画创作最多的山水和人物壁画。他在长安和洛阳一带寺庙画壁画了三百余幅，画中人物形象各不相同，非常生动传神。每当作画，“士庶竞至，观者如堵”，所画《地狱变相图》，“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起到震慑歹人的功效，并令屠宰渔猎者改行另谋生路。他的名作《送子天王图》，描绘释迦牟尼降生后，其父亲净饭王抱着他到神庙祈福的情形。他画中人物的衣饰给人以迎风飘逸之感，因而后人誉之为“吴带当风”。吴道子对山水画和人物画均有很高造诣，成为后世画家学习的典范。
李思训及其子李昭道传世名作有《江帆楼阁图》，王维遗作以《辋川图》最有名，韩滉有名作《五牛图》。
五代十国时期， 国家虽再度陷入分裂，但绘画仍然十分繁荣，尤其是西蜀南唐涌现出一批影响极大的画家，如周文炬、顾闳中。周文炬擅画人物、山水、楼观和仕女，他吸收了李煜书法中颤抖的笔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代表作有描绘南唐中主李璟弈棋的《重屏会棋图》以及描绘士大夫诗酒活动的《琉璃堂人物图》。顾闳中唯一存世的作品是《韩熙载夜宴图》，全图描写韩熙载夜宴的全部过程，画分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5个段落，为当时贵族生活的写照，是应后主李煜之命而作的。
隋唐时期的雕塑，多以宗教为题材，但仍充满了现实生活的气息。在艺术手法上，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前期的简朴也逐渐转向整洁、庄严、富丽。到了公元七、八世纪，雕塑艺术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隋朝的雕塑集中在佛像上，材料有金、银、铜、木等，数量达60万躯，隋炀帝时就新造像3850躯。敦煌莫高窟有隋朝建造的窟洞70个，整个造型已由瘦骨清像趋于圆润，佛的发型有的已是螺髻，菩萨已有女性化的倾向。
唐代的雕塑成就也多表现在佛教造像上，敦煌莫高窟现存塑像469座，其中唐代作品有260座，留有大量唐代彩雕，堪称唐代雕塑的代表作。初唐时，北朝瘦骨清像余风仍隐约可见，至盛唐风格大变。其造像手法流畅，体态丰腴为其特点；中唐虽有盛唐余韵，但已趋平淡简朴；晚唐已变为颀长纤丽。唐代造像表现出如下突出特色：佛状已多作螺髻，面部表情庄严慈祥；菩萨则是璎珞满身，披帛飘动，薄裙缠身，不论立坐都腰部微斜，显示出人体的曲线美，脸庞圆润，修眉细目，嘴角略上翘，显出典雅娇媚之态，除极少数造像留有两撇小胡子外，已经完全女性化了。昭陵六骏也是唐代雕塑精品，作者用简洁的手法，生动逼真的造型，突出了骏马的性格及其在战阵上的英姿，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六节：宋元时期的文化
一、宋学
我国经学到两宋时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宋学阶段。两宋经学与两汉经学相比较，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从内容上看，汉儒偏重名物制度，宋儒偏重性命义理；从方法上看，汉儒是章句训诂，宋儒是缘词生义；从指导思想上看，汉儒笃守家法，宋儒是独抒胸臆。因此，宋学与汉学呈现不同特色，构成我国经学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阶段。宋学又称理学、道学，它包括哲学和经学两部分，是宋元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思想。宋学中的哲学与经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宋代的哲学家多是通过阐述儒家经典来建立自己的体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也是经学；另一方面，专讲“性命义理”的理学并不是原始经学简单的重复，而且宋儒说经的著作，又不是全讲哲学。宋学是以儒学思孟学派为基础，渗入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它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北宋理学的奠基人是周敦颐（1017——1073），道州营口（今湖南道县）人，后世称濂溪先生，主要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太极”，它无形无声，无始无终，来自虚无飘涉的“无极”，即“无极而太极”，太极一静一动，产生阴阳万物，万物则“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种认识明显地吸收了道家思想，表明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在人性论上，周敦颐把《中庸》中的“诚”神秘化为“天之道”，是圣人之本，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本，是为人的至善本性。为了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他提出了“主静”的修养方法，强调“无欲”，要求人们放弃任何物质利益。
理学体系形成于程颢和程颐，他们共同初步建立了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叙，学者称伊川先生，二人是亲兄弟，河南洛阳人，均师从周敦颐，他们的著作被后人辑为《二程全书》[又称《河南程氏遗书》]。二程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理”，或称“天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宇宙的本体，它无所不在，不生不灭，既生育万物，又统辖万物，既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法则，为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找到了天然合理、永不灭失且绝不能违背的哲学依据。在穷理的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而程颐则“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将“去人欲、存天理”的观点更加系统化，使之更具抽象的思辩性。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理学的集大成者是南宋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婺原，生于福建尤溪。他继承二程，又揉合周敦颐、张载和佛道思想，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他的主要言论和著作被后人编成《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朱子遗书》、《四书集注》等。在自然观方面，他和二程一样，认为“理”是天地万物之本原，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竞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这就是说：天地、人物都是由理而产生的。在认识论方面，朱熹也讲“格物”、“致知”，然而朱熹强调的不是去“格”自然界事物，而是“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的方法是“内省”和“践履”，就是要求人们按照伦理纲常行事。在伦理观上，他把人欲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要求“去人欲，存天理”，用天理去“革人欲”，要求人们都要服从封建统治秩序。由上可知，朱熹以“天理”、“人欲”四个字将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从各个角度为封建统治辩护。所以，他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最后完成了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任务，成为孔孟以后影响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因朱熹的理学体系师承二程的学说，故后世称之为程朱理学。
在唯心主义体系中与朱熹处于对立地位的是陆九渊，他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抚州金溪人，后人辑其著作为《象山先生全集》。他将儒家思孟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并承袭程颐“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认为“心”是天地万物本源。在认识论上他否认实践在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反对通过实践学习知识和认识真理，主张通过“发明本心”体验天理。他还提出了“存心”、“去欲”的修养方法。陆九渊和朱熹的哲学体系，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所不同的是朱熹把“理”抬到天上，陆九渊把“理”放在心中；朱熹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客观存在的“天理”，陆九渊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朱熹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不许人民造反；陆九渊宣扬“明本心”，使人人自觉服从封建统治。理学经过朱熹和陆九渊的阐释，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理学在元朝继续传播，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儒学作为元朝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受到高度重视。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我国古代以朱子《四书集注》作为考试内容就是从元朝开始的。
在理学体系酝酿形成的同时，宋元时期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也得到了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北宋的张载、王安石，南宋的陈亮、叶适等人。张载（1020——1077），字子厚，世居大梁，后侨居郿县横渠镇，遂为郿县人。他的著作，由后人集为《张子全书》14卷，另《附录》1卷，共15卷行于世。他也是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家，其学说对朱熹等人影响很深。他的哲学思想，有不少唯物主义因素，受到二程的攻击；又有不少唯心主义的因素，受到二程的赞扬。在自然观方面，张载认为物质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他说万事万物都是“气”，他又是借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的一个概念——“太虚”，来说明“气”和“万物”的关系，认为“太虚”不是虚无寂静的真空，而是充满着“气”，“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又归于太虚”；他又从“气”有聚散的现象出发，提出“一物两体”的命题，认为“气”有阴阳的两体，两体对立，也叫做“两端”。既然万物都是气之所聚，所以万物也都有阴阳两体，天地间的一切变化都不外是阴阳两端相互交感的作用。这就是“一物两体”的含义，从“一物两体”这一命题，他又进一步论述“两”和“一”的关系，认为“两”和“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对立的两面就不会有统一，没有统一，两端的相互作用也就没有了。这说明张载思想中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在认识论方面，张载有其正确的一面，他把人的认识，看成是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后“内外之合”的产物；但他又把认识截然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认为圣人可以摈绝耳目见闻，也不凭借间接经验就能言尽天下之理。这不仅是主观主义，简直是神秘主义的认识论。在人性论方面，张载明确提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划分，认为前者因成长过程中禀受阴阳二气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是恶的根源；后者则直接禀受“太虚”而来，是善的来源。人只要学习纲常名教，加强道德修养，就可以达到“天地之性”的完善境界。张载还把这一道德原则神秘化，认为人世间的等级尊卑、贫富生死，都是天地所定，人们只能遵从既定的命运，不能有丝毫抱怨。这使得张载在社会观上倒向唯心主义。张载的学说受到朱熹的推崇，称之说“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老子注》和《洪范传》。前者已经散失，但在彭耜纂集的《道德真经集注》里还保存100多条，后者则完整地保留在《临川文集》中。在自然观方面，王安石认为世界的总根源是“道”，“道”就是“天”，其本体是物质性的“元气”。“道”（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产生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变化形成万事万物。这就是王安石关于宇宙本原及万物生成的论点，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观点。王安石还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在运动变化着的，这表明王安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天人关系上，王安石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出“天人相分”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其规律，前者叫“天道”，后者叫“人道”。在认识论方面，王安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可以认识的，指出“五事（貌、言、视、听、思）以思为主”，强调感觉的重要性，在人性论方面，王安石攻破了孔孟以来传统的君子性善、小人性恶的先验的“人性论”，指出所谓“上智”、“中人”、“下愚”并不是先天生成，而是由后天的实践决定的。总之，无论在自然观、认识论或人性论方面，王安石都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但作为地主阶段的思想家，他不可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思想中仍有严重的局限性。如他认为世界的本原——“道”之本是物质性的“元气”，但这个“元气”却是静止不动的，运动着的是由“元气”产生的“冲气”，因而归根结蒂静是第一性的，动则是第二性的。另外他虽然承认矛盾的对立面是普遍存在的，但至“圣”、“神”境界却无矛盾可言，这都说明其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局限性。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人。他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直为抗金奔走呼号，是一个坚定的抗战派。陈亮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从他的文集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既然宇宙充满着客观事物，那么任何普遍的原则都离不开客观的具体事物。他尖锐地批判了理学家把“道”当作精神性本性的唯心主义观点，并围绕“义理”与“功利”与朱熹展开论战，认为物质欲望是人的天性，不能抹杀，统治者只能用赏罚等手段进行调节。从淳熙十一年（1184年）起，朱熹多次给陈亮写信，要他绌去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之说，而从事于禁欲迁善改过，但每次都遭到陈亮的驳斥。这次辩论，一直持续到淳熙十三年秋天，这就是朱陈之间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辩。
叶适（1150——1223），字正刚，号永心，温州永嘉人。他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把此前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等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革新主张，发展成为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和主张。叶适的自然观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他认为“五行”、“八卦”（天、地、水、火、风、雷、山、泽）是构成自然界的主要物质形态。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认识一定要依靠“耳目之官”与“心之官”，这也说明叶适在认识认论方面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与朱熹陆九渊等人“专以心性为宗主”的认识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和陈亮一样，叶适也是不离功利而谈义理的，锋芒直指孟轲、董仲舒，他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统一的，强调事功，呼吁官府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东南地区工商业者的愿望和要求。他还反对因理学流行所造成的专尚空谈、不务实际的社会风气，提倡中国传统哲学中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元代，尽管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但也出现一些反对理学、不信佛道的思想家，代表人物是自称“三教外人”的邓牧。邓牧（1247——1306），字牧心，钱塘（今杭州）人。宋亡后哲不仕元，又号九鉴山人，世称“文行先生”，著有《洞霄图志》、《伯牙琴》等书，其中《伯牙琴》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邓牧的宇宙观本源于道家学说，他将宇宙万物的生成，看作是“太极”之动静生阴阳而成，与道家的观点基本一致。对现实社会，邓牧有十分强烈的对抗性情绪，他痛斥贪官污吏，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受道家“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他憧憬没有盗贼、战争、官府、官员，人人自食其力、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在君主专制集权统治日益加强，理学家仍鼓吹维护君臣名分的当时，邓牧的非君思想、“官逼民反”的见解具有积极的意义。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深受邓牧思想的启迪。
二、宗教
北宋建国之初，一反周世宗打击佛教 政策，转而提倡和保护佛教。宋太祖即位不久，即诏令停止毁废寺院，并派僧人行勤等150人西行印度求法。开宝四年（971年），又遣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依《开元释教录》所载藏经，依次刊行，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共1076部，5048卷，13万版，为我国雕印全部藏经之始。宋太宗时，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地大建佛寺，至宋真宗时，除继续建寺译经之外，自己还亲自为佛经作注，又撰《崇释论》，称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这时全国僧徒将近40万人，尼僧6万多，成为宋代佛学最盛的时期。
两宋时期最为流行的佛教宗派为禅宗南宗，禅宗僧徒曾经编写过几部禅宗史，北宋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有《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后来合编为《五灯会元》，这些是研究禅宗佛学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佛教入辽夏金元诸国，很快被统治者接受，并迅速传播，取代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成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如耶律阿保机在称帝前就在龙化州建开教寺，辽道宗亲为僧众和群臣讲论佛经，辽兴宗时据宋藏雕印《大藏经》，称辽藏或丹藏，印好后曾先后赠送高丽5部。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中的来自吐蕃的喇嘛教。喇嘛是西藏佛教僧人的专称，意为上人，即长老之义。喇嘛教在元朝受到了特别的尊崇，从元世祖开始，元朝历朝皇帝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西藏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除吐蕃、蒙古地区外，元朝内地仍是禅宗最盛行。
由于赵宋朝廷的提倡，道教在两宋时期亦极为流行，尤以太宗、真宗、徽宗三朝为盛。太宗曾召见华山道士陈搏，赐号“希夷先生”，又在开封、苏州等地建立道观，并多方收集整理在五代兵火中散佚的道教经典。宋真宗更是道教的狂热鼓吹者，他虚构了一个赵姓祖先赵玄郎 ，奉为道教天神，尊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又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1012年，他任用张君房为著作佐郎，专修道藏，到1019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7藏，又取其精华，辑成《云笈七签》一书，对道教典籍的保存起到很大作用。1015年，真宗又诏赐信州道士张正随为“虚静先生”，授箓院及上清观，免除田租，这就是后来江西张天师的开端。徽宗自称是神霄帝君临凡，称“教主道君皇帝”。
道教在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陈搏、张伯端、白玉蟾等人。陈搏（？——989），字图南，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县）人，他是北宋初年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民间传说他善“五龙蛰法”，一睡达800年之久，还能预卜死期，其死之后7日犹温，有五年祥云封其洞。著有《元极图》和《先天图》。
张伯端（？——1082），一名用成，字平叙，天台人。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南宋孝宗时期陆彦孚所撰《悟真篇记》，著有《悟真篇》。他被后人视为道教南宗的开山宗师，其思想实则主张“三教合一”，他把“性”分为“气禀之性”（也叫“气质之性”）和“先天之性”（也叫“天地之性”或“本元之性”），与张载把“性”分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相通。
白玉蟾，原名葛长庚，字白叟，福建闽清人，因任侠杀人而出家为道士，是南宋宁宗时期的著名道士，道教南宗的实际创立者，著有《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等，后由其弟子彭耜纂辑为《海琼玉蟾先生文集》。他身为道士，却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又极推崇朱熹，所以他的思想也是道家、佛学、儒学三者的混合物，是儒佛道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反映。
辽金元诸朝道教的传播虽不及佛教，但也有发展，道教形成稳定的教团，出现了正一教与全真教两大教派。全真教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道教教派，创始人是金代道士王重阳。他著《立教十论》，主张儒佛道三教一家、三教同源，倡导清静自然，重视心性、性命的修养，反对符箓、咒术以及金丹为主的养生术。王重阳有七大高足：马从义（号丹阳真人）、谭处端（号长真真人）、刘处去（号长生真人）、丘处机（号长春真人）、王处一（号玉阳真人）、郝大道（号广宁真人），孙不二（号清静散人），后世称之为全真道七真人。元代王重阳派为北宗，张伯端（北宋道士）为南宗，两派均依托王玄甫、钟立权为祖师。其中北宗长春真人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隆遇，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正一道是在南方活动的道教派别，元世祖封张道陵三十六世孙张宗演为嗣汉天师，统领江南道教，元成宗时又封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龙虎山、闔皇山、茅山）符箓，江南道教符箓各派遂正式归并于正一道门下。正一道讲究斋醮祈禳、符咒印剑，天师的职位世袭。与全真教不同，正一派道士可以娶妻生子，不必出家。
辽夏金元时期，除佛道之外，基督教也很盛行，此外唐宋之际传入中国的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在这一时期也有所传播，这与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政策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宗教自身的发展、中外交流的加强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宋元时期的教育
宋时，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因此教育普遍受到重视。北宋时，一些有识之士为纠正重科举考试而轻视学校教育的做法，自庆历四年（1044年）后，先后兴起了三次著名的学校改革运动。
第一次学校改革运动，史称“庆历兴学”，时间是宋仁宗庆历年间，主持人是范仲淹（989——1052年）。其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兴办学校来培养人才，主张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先接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一般考生须在学校学习300天以上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二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重能力考核，反对死记硬背。三是创建太学并改革太学教学制度，推广著名教育家胡瑗（993——1059）所创立的“苏湖教法”。所谓“苏湖教法”，其做法是设立“经义”、“治事”两斋，分斋教学，“经义”斋主要学习儒家经典，“治事”斋主要学习军事、民政、农田水利、测量计算等，这种经义与实践并重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太学的办学质量。
第二次学校改革运动，史称“熙宁兴学”，时间是宋神宗熙宁年间，主持人是王安石（1021——1086），其主要内容是改革太学，创立“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程度不同、依次递升的等级，太学生相应分为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个等级，在太学内部建立严格的升舍考试制度，对学生的考察和选拔力求做到平时行艺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学行优劣与任用相结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太学办学质量，这是中国古代太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另外，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以及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也是“熙宁兴学”的重要内容。第三次学校改革运动，史称“崇宁兴学”，时间是宋徽宗崇宁年间，主持人是蔡京（1047——1126），其主要内容是：在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新建辟雍，发展太学，恢复医学，创设算学、书学和画学；罢科举考试，改由学校取士，这是对取士制度的重大改革。三次学校改革运动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却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北宋的教育事业发展。
宋朝的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两级。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以及各类专科学校。国子学亦称国子监，既是宋朝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又是最高学府，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学生，称国子生；太学招收收八品以下子弟或庶人之俊士为学生，它是宋朝兴学育才的重点，也是中央官学的核心，太学的分校叫辟雍，亦称外学。四门学、广文馆招收八品至庶人子弟为学生，是为了士子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设立的预备学校，专科学校有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地方官学有两级：由州或府、军、监设立的，称州学或府学、军学、监学，由县设立的称县学。由于州、县设置最普遍，所以宋朝地方官学主要是州学和县学。宋朝的官学制度较以前有新发展，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一是管理体制上进一步完备，从中央到地方建起了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央有国子监，在地方有提举学事司，改变了隋唐以前地方官学由各地方行政长官兼管的状况。二是官学类型多样化，新设了武学和道学。三是中央官学对生源出身放宽了要求，书学甚至无出身限制，这与唐代相比是一个进步。四是学田制的建立。宋代地方学校一般均有学田，宋朝政府向各地州、县学校赐学田，作为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对地方官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制度为元明清长期沿用。
辽代在中央也设立了国子学，又称南京（今辽宁辽阳）太学，辽道宗时又设立“五京学”（即上京、东京、西京、中京、南京五学），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名。在地方也设立了府学、州学、县学，教学内容仍为儒家经典。
金朝重视教育，官学学生都由政府供养，并终身免除杂役。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金设立国子监，总辖中央官学，也是全国最高学府，凡宗室、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属及诸功臣和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均可入学，国子监还负责印各种教科书，又是当时全国教科书的刊印发行中心。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年）设置女真国子学，设女真进士科，以策、诗取士，有27人登第，在女真族历史上产生了第一批进士。此外金朝还设立了以专门培养女真族人才为目的的女真国子学、女真小学和女真太学，在宫廷内还设立了宫女学校。金朝的地方官学主要有府、镇、州学和女真府、州学，此外还有地方医学。
元朝的中央官学有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国子学是专门学习汉文化的学校，主要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蒙古国子学主要培养蒙古族的人才，学习内容主要是蒙古文《通鉴节要》。回回国子学是专门学习亦思非文字——即波斯文字的学校，是为了适应当时与西域各国交流频繁的需要。另外，元朝还在司天台和太史院附设学校，培养天文历数方面的人才。元朝地方学校包括路学、府学、州学、县学以及诸路小学、社学。元朝50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1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师，以农家子弟为教育对象，它对于发展农村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具有一定意义。此外，元朝还开设了诸路蒙古字学、诸路医学、诸路阴阳学等专门学校，培养蒙文、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专门人才。由于元朝视学校为“凤化之本，出治之源”，所以注重学校教育，积极创办各类学校，重视学田的设置和管理，使教育经费有一定保证。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28年（1291年）全国有地方学校21300余所，当时全国共有1343万户，5984万人，即平均每2800余人就有1所地方学校。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开设学校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化和发展。
萌芽于唐末、形成于五代的书院在宋元时期大盛。宋代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嵩山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江苏金坛的茅山书院等。元代共有书院408所，其中元太宗8年（1236年）在燕京（今北京）创立的太极书院，是元代创立的第一所书院。书院的主持人称洞主、山长、堂长、院长、教授等，讲授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书院教育重在陶冶人的品格，反对以追逐科举及第为直接目标的官学教育和社会风气，强调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的德性。许多书院既是教学活动的中心，又是学术研究的场所，书院实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自由讲学与自由听讲的教学制度，教师重在启发诱导，师生之间关系亲密融洽，许多著名理学家如朱熹、陆九渊等曾在书院讲学。
宋元时期蒙学教育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材编写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后世的蒙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的蒙学有官办、民办之分，官办的蒙学有京城宫廷内的贵胄小学，设在地方上的有庶民小学等。宋代还出现了地方官办小学的教学计划——《京兆府小学规》，规定了教师每日教授内容——儒家经书二、三页，教学生诵读，并分析解释文句、音义，还要给学生讲诗赋、属对及故事等，并将学生分为三等，根据其程度，规定每日的功课量。宋元时期的民办蒙学又称“小学”，在农村农家子弟利用冬闲时节读书的蒙学则称为“冬学”；此外还有“乡校”、“家塾”、“私塾”、“蒙馆”等。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初级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础文化知识的学习。蒙学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呈多样化，一些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按内容的侧重点不同蒙学教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以识字教育为主的综合性识字教材，如宋末王应麟撰《三字经》、北宋人编写《百家姓》等。二是以道德教育为主的伦理教材，如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三是以历史教育为主的历史教材，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四是以陶冶性情为主的诗歌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等。五是以社会自然常识教育为主的知识性教材，如方逢辰《名物蒙求》、胡继宗的《书言故事》、虞绍的《日记故事》等。在上述众多的教材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为广泛，人们习惯称它为“三、百、千”。
三、文学
1、宋词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宋代文学独具特色，有着重要的地位。诗歌和散文在唐代已取得极高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词在宋代达到极盛，被看作宋代文学的代表，人们把宋词与唐诗、元曲相提并论，随着城市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表现市民生活和适合市民需要的各种民间说唱歌舞技艺较唐代通俗文艺更加发达，戏曲在此时初步形成，白话小说由此产生，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词，兴起于唐朝，原称曲子词，又称长短句。在宋以前就出现以词创作而著名的文学家，如韦庄、欧阳炯、李珣、李璟 、李煜等人。在宋代，由于理学的倡行，宋诗受其影响言理不言情，有关男女之欢的描写就转移到词里，言情成为词的传统内容。在当时诗庄而词媚的观念支配下，文人学士们在诗里谈政治、论历史、讲性理、言道学，不涉及儿女私情，显得庄重而严肃，可是一到词里，就会摆脱拘束，大胆放任，在男欢女爱上表现出一种风流蕴藉、悱恻缠绵的情调。宋代词作者名人辈出，数量繁富，近人唐圭璋所编《全宋词》，就收录有作家1330余家，作品1900余首。北宋前期的词风基本承袭南唐而来，其代表作家是晏殊和欧阳修。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省）人，他的《珠玉词》留存词作130多首，《浣溪沙》是其代表性作品[《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其创作的词现存200余首，分别收入《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篇》，大部分是抒写男女恋情的作品，另外是一些感慨遭际、伤时叹老、流连风月山水的作品。晏殊、欧阳修二人的词深受晚唐、五代词人特别是冯延巳的影响，因此人们往往将晏、欧并称。从柳永开始，北宋词坛出现了第一次转变，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的慢词，运用赋的铺陈手法和民间俚言俗语，将市民阶层的情趣加以淋漓尽致的表现，从而有别于晏、欧一派的主要以小令来含蓄抒写士大夫阶层的种种情感的创作风格。柳永（987？——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崇安（今福建崇安）人，柳永是北宋第一个致力于填词的作家，他的《乐章集》现传词210多首。柳永在词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在于把词从贵族的歌舞宴前引向市井，从而使“流俗人尤喜道之”的柳词表现出“以俗为美”的鲜明特征，他的作品帖近生活，深受下层人民的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他的词多以反映相思、离别、得意、失意的内容为主，空虚颓废的情绪随处可见。柳永的代表作有《定风波》、《望海潮》、《雨霖铃》等。北宋初期的杰出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也对词学的开拓与革新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词中已出现了“以词言志”的端倪。范仲淹的词作代表有《渔家傲》、《苏幕遮》，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更是千古传诵之作，他的另一名作《浣溪沙》则描写湖光山色，流露出晚年隐逸的思想情趣。北宋中期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地位，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词现存340多首，在题材内容、风格特色、词牌声律、语言运用、表现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题材内容上他突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举凡咏史怀古、悼亡、记游、说理、描写农村风物、甚至抒发报国壮志、表现贬谪情绪、探索人生哲理等题材均引入于词，一扫柳词的颓废之气，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苏轼以豪迈奔放的性格和乐观处世的态度，力矫风靡北宋的柳词轻软之风，以豪放清旷为主调，成为宋词成就最大的豪放派创始人，其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苏轼之后，堪称北宋集大成词人的是周邦彦（1056——1121）。他发展了柳永的以赋为词，增加了铺陈的角度和层次，变平铺直叙为回环往复，并且善于创调，词律细密，具有浑厚典雅、富艳精工的特色，对南宋姜夔、吴文英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词到南宋，又有新的发展。异族的入侵和民族的危难促使人们爱国热情高涨，激发了词作者的创作灵感，赋予南宋的词作家以武装抗金、收复失地的爱国主题，其代表人物是陆游和辛弃疾。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是我国诗作最丰富的诗人，现存诗9300多首，其诗生动地反映了南宋前期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民心人情，既有内容的广度，又有思想的深度，特别是那些慷慨悲壮的爱国诗篇，“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在当时以至后代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陆游以诗名世，其词也独标风韵，蔚然成家，《渭南文集》录词一卷，一百多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爱国词，表达了作者爱国忧民、力主抗战、恶痛主和的思想，抒发了国耻未雪的悲愤情怀。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示儿》、《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雪晓清笳乱起）等。此外，陆游写与唐琬爱情悲剧的《钗头凤》（红酥手）、托物喻志的《卜算子》（咏梅），皆为千古颂传名篇。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辛弃疾的文学创作以词为主，其《稼轩词》存词620多首，是两宋词作者中作品最多的人。辛弃疾在风格上继承了苏轼词豪放的特色，并将其以诗为词发展为以文为词，形成了独特的散文化笔调和自由纵肆的气魄，开创了南宋新一代词风。辛词深刻反映了南宋中期山河破碎、人民流离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感情。代表作有《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等。除此之外，两宋之际的著名词人李清照也创作了许多意境清新、怀念中原故土的词，在文学史上亦占有一定的地位。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李清照长于诗文、词、赋，兼能书画，并通音乐，其所著《词论》对宋代词坛上的诸多名家进行评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见，这是宋代词坛上独抒已见、全面系统的第一篇词论。李清照于词的造诣尤为超卓，其词在艺术上工于造语，创意出奇，善用白描手法塑造动人形象，极富个性特征和独创风格，其成就不在晏、欧、秦、周之下，被公认为婉约词家之正宗。有《漱玉词》传世，近人编有《李清照集》。其代表词作有《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璧）、《点绛唇》等。宋代较有成就的词作家还有欧阳修、陈亮、张元干、张孝祥、刘过、姜夔、吴文英等。
2、宋代话本
所谓话本，是指宋、元时期“说话”（类似近代的说书）艺人和其它艺人讲说和演唱故事的底本。由于都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市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话本这种适合市民欣赏水平和口味的通俗文学应运而生。“说话”的内容主要包括小说（指反映社会现实的短篇白话小说）、铁骑儿（讲宋代的战争故事，主要是农民起义与抗金、抗辽的英雄传说）、讲经（主要是讲叙佛经故事）、讲史（讲叙历史上兴衰成败、争战权谋的故事）四大类。其中小说尤其重要，现存的宋元小说约40篇，它多以胭粉、灵怪、传奇、公案为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宋代讲史话本大都是摭拾前代史传、野史和民间传说而成，结构松散，文白交杂，其文字成就 不及小说话本。现存的讲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主要概述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历史，反映了五代时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社会现实，一些人物也写得较为生动。讲史话本还有《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等。宋代话本处于我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直接为明清的长篇演义小说的产生准备了主要的故事情节，勾勒出了主要人物性格轮廓，对明清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3、北宋散文
北宋是我国散文的繁荣时期，名家迭起，佳作纷呈。唐宋八大家就有六位在北宋。他们继承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革新传统，提出了更全面的文学主张，创作了许多内容和文采并重，文风平易的佳作，使散文向更为健康的方面发展，史称“北宋古文运动”。北宋散文创作的繁荣，标志着由西魏发端、历经隋唐的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
北宋的散文在内容上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风格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结构上周密严谨，自成特色，其代表作家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苏轼、范仲淹等。欧阳修著有《醉翁亭记》，王安石著有《临川先生文集》，曾巩著有《元丰类稿》、苏洵著有《嘉祐集》，苏辙著有《栾城集》，苏轼著有《东坡文集》，欧阳修的代表作是《醉翁亭记》，王安石的代表作是《游褒禅山记》、《答司马谏议书》等，曾巩的代表作是《墨池记》，苏洵的代表作有《六国论》，苏辙的代表作有《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轼的代表作有《石钟山记》、《赤壁赋》等，范仲淹的代表作有《岳阳楼记》等。北宋的散文对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4、元曲
元代文学的主流是元曲，元曲分为剧曲和散曲，剧曲在当时称作杂剧。元杂剧主要是在元初至大德末年约半个世纪内兴盛起来的，它的活动和影响范围则主要是大都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杂剧体制一般为一本四折一楔子，分为旦、末、净、杂四大行当，其中只有主要角色正旦或正末可以演唱，其他角色只有宾白。折是元杂剧的结构单位，它既是情节单位，也是音乐组织单元，一折之内，时间地点可以转化，包括较多的场次。一般情况下，一本杂剧用四折演完故事，一些次要的情节或场子可以加一“楔子”补添。“楔子”通常安排在剧本开头介绍故事由来，也可插在各折中间起过场戏的作用。如果四折一楔子还不能将故事演完，则可添加折数甚至多本连演，如《赵氏孤儿》就是五折，《西厢记》则为5本21折，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散曲分小令和套曲两大类别。小令是单个的曲子，套曲则由两支以上同一宫调的曲子组成，一般有尾声。散曲也是长短句，但它可以加衬字，用韵可平、上、去通押，是一种比词更为自由活泼的新诗体。散曲是元代兴起的诗歌新形式，是传统的诗词在元代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元代的散曲作家据今人隋树森所辑《金元散曲》，有作者212人，共存小令3853首，套曲457套。元代著名的杂剧家有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纪君祥、康进之、郑光祖等。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郑光祖的《倩女离魂》都是一代名作。《窦娥冤》是吸收长期流传的“东海孝妇”故事情节而成的，通过窦娥的悲剧命运揭露了元代社会吏治腐败、法律废驰、社会秩序混乱、高利贷盘剥的黑暗现实，寄寓了对当时社会的强烈愤慨和抨击。《西厢记》通过张珙、崔莺莺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否定了门第观念和封建家长意志，批判了嫌贫爱富的社会恶习，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理想。《赵氏孤儿》通过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为救赵盾之子不惜自我牺牲的故事，歌颂了正义与人性，被王国维称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不愧色”，它也是第一部被介绍到西方的中国戏曲。元代一般杂剧作家都创作散曲，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都是散曲名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写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读过让人顿生悲凉之感。睢景臣的[般涉调]《汉高祖还乡》、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等，也是名篇佳作。
起源于北宋末、南宋初在南方以南曲腔调演唱的地方戏曲也是元代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朝后期杂剧衰落之时发展起来，相当普及和繁荣。它产生于温州一带，故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又称为南戏，后来又称传奇。剧本存目前170种左右，传世的完本有10多个，著名的南戏剧本有《荆钗记》、《白免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传奇以及高明的《琵琶记》。其中以《拜月亭》和《琵琶记》思想艺术成就最高。
5、史学
五代至元朝历史学继续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首先是官修史书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代修史机构主要有实录院、起居院、玉牒所、日历所、国史馆、会要所和时政纪房等。其中实录所记录朝政大事，宋代自宋太祖至南宋理宗各代皆修有实录。起居注记录皇帝起居。玉牒为皇族家谱，辩昭穆、明世系。国史院掌修前朝史和当朝国史。会要将历史材料分门别类。辽、金、元三朝的修史机构和史官制度与宋朝大体相同。辽朝设国史馆，又有著作局、起居院。金朝也设有国史院、著作局、记注院。元代修史归翰林国史集贤院。现行的24史有7部成书于这一时期，即五代后唐时修撰的《旧唐书》，北宋时修撰的《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欧阳修私修]，元朝修撰的《辽史》、《宋史》和《金史》。
其次，“会通”思想成为史学的主流，出现了许多求通明变的通史著作，其中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著名。司马光自1066年奉命编修，选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助手属官，于1084年著成奏上，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22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6年（959年），共1362年史事。该书取材广泛，文字精练，内容宏富，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宋袁枢平生爱读《资治通鉴》，但苦其浩博，于是将书中大事立239目，把与本目相关的史事抄撮成篇，按年月编纂排比，使之自为首尾，名具本末，名为《通鉴纪事本末》，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对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后元人胡三省以数十年的精力为《通鉴》作注，著成《资治通鉴音注》，补充了大量史料，尤其是对职官、地理等方面的训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我们今天读《资治通鉴》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第三、专记朝典章制度或以通史形式记载典章制度沿革的历史著作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有南宋郑樵的《通志》和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通志》200卷，该书内容广博，除社会历史外，还兼括天文、地理、动植物、文学、音韵等，其精华在“二十略”，“二十略”概述了古代文化的各方面。《文献通考》仿杜佑《通典》体例而成，为典章制度通史，共348卷，上自上古，下止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尤详两宋，是研究宋及宋以前典章制度沿革的重要参考书。
第四，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还突出的表现在地方志书和全国性志书的编写，全国性的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舆地广记》、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宋代特别重视方志的编纂，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徽宗、宁宗等朝，都曾颁过关于编纂或征集方志的诏书谕旨，特别是宋徽宗时，朝廷 还设有专门的中央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主管全国的修志事宜，这是中国最早由中央政权设立的专门修志机构。地方志是研究地方史的珍贵史料，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有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陈傅良的《三山志》、罗愿的《新安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周淙的《乾道临安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专门记城市繁荣发展的有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梁录》等。
类书的编纂也受到北宋统治者的重视，北宋前期先后编成的有四大类书：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杨亿等编的《册府元龟》1000卷，李昉 等人编的《太平广记》500卷，李昉、宋白等人编的《文苑英华》1000卷。南宋末年，王应麟又编有《玉海》200卷，分21门250余子目，引经、史、子、集诸书及百家传记，其中有关宋代掌故则多出自已经失传的实录、国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此外，两宋史学家已经开始通过对古器物、碑刻的搜集和整理进行历史研究，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创立了金石学，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金石学家和金石著作。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遵的《泉志》、洪适的《隶释》、《隶续》，薛尚功的《历代种鼎彝器款识法贴》和郑樵的《通志·金石略》等。
6、艺术
宋代画家众多，作品繁富。宋徽宗时编成的《宣和画谱》，著录名画6396轴，宋人作品就有3300余轴。宋代的人物、花鸟和山水画成就最大。北宋中期画家李公麟创造了白描方法，把绘画特别是人物画推向了一个崭新的的境界，今传为他所作《维摩诘图》就是一幅人物白描精品，《宣和画谱》著录他的作品有107件。苏汉臣善画孩童，传世的有《货郎图》。花鸟画五代时最有成就的是徐熙和黄筌。徐熙是江南隐士，黄筌则是宫廷画师，徐熙取材于山野，以水墨淡彩为主，富于“野逸”风情；黄筌则多反映宫廷贵族的审美观，画法常以淡墨勾底而施以重彩，具有“富贵特点”，所以评论家就以“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来区别他们的风格。徐熙无真迹传世，黄筌则有《珍禽图》留存。宋代花鸟画的传世作品以宋徽宗赵佶的《桃鸠图》、《五色鹦鹉图》最为有名。北宋时以绘画表现社会生活成就最突出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描绘了北宋首都东京汴河沿岸鳞次栉比的店铺、摩肩接踵的人群以及漕船航行的情形，形象地记录了开封城的繁荣，不仅是一件艺术珍品，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山水画家五代时最著名的是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宋代的山水画家无不受这四大家的薰育，山水画大家北宋有李成、范宽、郭熙、米芾、米友仁，南宋有马远、夏珪等。米芾、米友仁父子并称“二米”，两人都善用墨，尤善用落茄点画山水，称为“米点山水”，在宋代山水画中独具一格，米友仁传世的作品有《潇湘图》、《云山得意图》。
元代的绘画艺术讲究意境深远，因画家多集诗人、书法家于一身，因此书、诗、画有明显融会趋势。元代的山水画家有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人，而以赵孟頫最有名。他是元初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山水之外兼善人物、木石、花竹、鞍马之类，名作甚多，著名的有《秋郊饮马》、《重江叠障》、《鹊华秋色图》、《古木竹石图》等。元代画花、竹、梅多用墨，以墨色的浓淡轻重来表现所画对象的精神风韵，称为墨花、墨竹、墨梅，名家很多，如钱选、王渊都善于画墨花，李衎、顾安、王冕都善墨竹墨梅。元朝的壁画也很有成就，现存的敦煌莫高窟、安石榆林窟、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等地都有精美的元朝壁画，尤其是山西芮城永乐宫的道教神仙壁画，它描绘的众多人物各具神采，生动传神，是古代壁画的珍品，其价值可与敦煌壁画媲美。
宋元时期，书法名家辈出。宋人理性色彩较浓，表现在书法上是比较讲究意趣，于法度之中见自由，于规矩之中见个性。北宋最有成就的是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大家，四家都以行书为主，兼善行草。四家传世墨宝著名的有蔡襄的《山居帖》、《离都帖》，苏轼的《治平帖》、《黄州寒食帖》，黄庭坚的《范滂传》、《松风阁诗卷》，米芾的《苔溪诗卷》、《蜀素帖》等。四家之外，宋徽宗赵佶独创“瘦金体”，也颇具特色，它外瘦内腴，秀丽而挺拔，传世名作有《瘦金书千字文》。元朝最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用笔圆润，骨力秀劲，善楷、草诸体，世称“赵体”，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齐名。
宋元时期的雕塑艺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在泥塑、砖雕、石雕、木雕等方面均有建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四十多尊塑像，是北宋泥塑的代表作。殿内环列圣母的44尊侍女像，动作神态各不相同，甚至连年龄、个性能表现得细腻入微。雕塑家把44尊侍女像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圣母身上，使这些个体的形象有机地联缀成一个整体，确为雕塑精品。在砖雕方面，禹县白沙水库宋墓发现的杂剧雕砖，不但是砖雕珍品，而且是研究宋代杂剧的实物材料。在石雕方面，河南巩县宋陵的石狮，各具神韵，栩栩如生。现存杭州灵隐寺的双石塔，也是宋代保留下来的石雕珍品。在木雕方面，浙江瑞安仙岩寺的彗光塔中有涂金木雕，是北宋初年的雕刻珍品。元朝雕塑大师刘元曾师从尼泊尔人阿尼哥学塑“西天梵相”，在大都东岳庙中按照魏徵形象塑造的“忧深思远”的侍臣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第七节：明、清（1840年前）时期文化
一、哲学
明清时期，一方面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作方官方哲学盛极一时，统治者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准则，并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性理精义》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为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而探索新的理论，并且出现了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形成进步的思想潮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居阳明洞，自号“阳明子”，故人称阳明先生。曾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在贵州、江西、浙江等地长期聚徒讲学，其门人将其著述编为《王文成公全书》，其中《传习录》、《大学问》是主要哲学著作。王守仁深受先秦思孟派与佛教禅宗的影响，又继承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本论”理论观点，形成了自身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是明代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亦是我国古代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宇宙观方面，王守仁提出了著名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哲学命题，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没有人的意念活动，便没有客观事物。在认识论上，王守仁提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致良知”认识论，他认为要认识“理”，即所谓“致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实践，而是到心中去体验。在人性论方面，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良知”，“天理”（即封建伦理道德）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的本性，是“良知”的本质，是“不假外求”的。对于人的善恶贤肖之分，他与朱熹一样认为是“人欲”蒙蔽的结果，因而提倡“去人欲，存天理”，通过加强主观思想修养恢复人的“良知”。在修养方法上，他认为只有“知行合一”才能致“良知”，但这决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王守仁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主张“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就是说人们内心一旦有某种念头，同时也就是人的“行”了，他将思想动机也看作行。这实际上是否认知行之间的差别，以知代行。
王守仁的“心学”体系，是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发展的顶峰，其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它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当时僵化的理学是有力的冲击和突破，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准备了理论条件。王守仁学说创立传播后，风靡于世，“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在其诸多弟子中，以王艮（1483——1540）为首的泰州学派是王守仁心学最著名的一个支派，曾一度被扶为显学。
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反传统的思想家，其中以李贽最著名。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他的祖父曾航海经商，父亲以教书为业，本人曾做过20多年的小官，晚年辞官，专事著述。他生活在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亲身感受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他的哲学思想虽然属于王守仁唯心主义学派，但他反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异端学说”却是王守仁学派所没有的。其讲学内容多与封建保守势力相忤，并被迫害入狱，76岁时受折磨自杀而亡。著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在这些著作中，反映了李贽强烈的反抗封建正统思想的倾向，表现了其进步社会政治观。首先他对儒学的最高偶像孔子提出挑战，强烈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被儒家奉若神明的六经、《论语》、《孟子》等著作，他认为不过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不过是史官过分的“赞美之语”和孔孟之徒“记忆师说”的残缺笔记而已。李贽反对道学家们的禁欲主义，主张顺其自然，任由人去追求，去发挥自己的个性。李贽的批判锋芒还触及到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他反对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点，反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反对道家们认为只有圣人有德而凡人无德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了君民平等的观念。这些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李贽是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启蒙思想家。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激烈。政治上，封建危机加深，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尖锐；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反映在思想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民主色彩和强烈民族意识的进步思想家，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后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系东林党著名领袖。黄宗羲明末时参加了反对阉党的斗争，明亡后组织开展抗清斗争。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主张理气一元论，认为人和物都是由气产生的；在认识论上，则受王守仁心学的影响，体现了主观唯心主义倾向，认为“穷理者尽其心也”。他的杰出贡献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首先他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认为君主专制是国家之大害，是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反对“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现实。因此，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改一家一姓之法为天下之法，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在经济上，他反对重农抑商，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主张改革币制、整顿市场、调整物价、扩大贸易，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这些思想具有民主色彩，反映了农民和新兴市民的要求，符合城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具有进步意义，影响深远。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后为表示不屈服于清王朝而更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末参加复社，抨击时政；清军入关时，起兵抗清，晚年定居华阴，终身不仕清。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等。后人称他为“亭林先生”。
在哲学思想方面，顾炎武基本上是唯物的，认为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规律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在政治上他也抨击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的权力，认为权归郡县，则“国可富，民可裕”，他还将封建社会的国家与天下区分开来，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他认为，“有亡国，有亡天下”，前者是“易姓改号”，而后者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顾炎武提出了“保国”与“保天下”的不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普通人不必关心；“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应该人人有责。在治学方面，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反对空谈心性义理。在经济方面，顾炎武提出限租的主张，要求“禁阻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主张民有恒产，重视发展农业。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夫之（1619——1692）是清初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曾长期进行抗击清军的斗争，晚年隐居于衡阳的石船山麓专事著述，故人称船山先生。他的著作有100多种，400多卷，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周易外传》、《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黄书》、《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在清代都被列为禁书。
王夫子在哲学上成就远高于顾炎武、黄宗羲，他通过对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体系，将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王夫之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指出气是构成宇宙的本体，“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在道器问题上，王夫之认为规律性的“道”不能离开客观事物的本身而独立存在。总之在宇宙自然观上，王夫之正确认识了存在和意识、事物和规律之间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了丰富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他认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强调“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在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过程中，王夫之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人的认识是第二性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物，即“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他还强调了形（身体）、神（感觉和思维）、物（客观事物）三者间的关系和作用，提出人的认识不能离开客观对象，而客观对象并不依赖人的主观认识而存在。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王夫之批判了朱熹“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说，主张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作用，行是知的基础，知来源于行，即认识来源于实践，脱离实践便得不到真知。
王夫之接受我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部分，并批判吸收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他在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古代辩证法思想，在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各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唯物主义水平，成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反清志士，又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因而后人尊称为“清初三先生”或“明末清初三大家”。
清代著名的思想家还有戴震等人。戴震（1723——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六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1775年，特旨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著作颇丰，内容涉及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诸多方面，后人编为《戴氏遗书》；哲学代表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原象》等，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
在宇宙自然观方面，戴震认为宇宙是物质的实体，万物都是由“气”之分化而成，并提出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特殊的规律与法则，只有遵循这种规律去处理问题才是正确的方法，即“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在人性论上，戴震否定朱子之学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差别，认为人性只有智愚之别，而无善恶之分。在认识论上，戴震具有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物质是感觉的来源，感觉是物质引起的结果。同时他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于人有“神明”，“神明”是“心知”的发展，“心知”又以血气为基础。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他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人的生存以及物质、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欲望都是自然合理的，“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所谓“理”应当是用来满足求生存的欲望。在戴震眼中，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无异是“以理杀人”，而这种“以理杀人”其酷远大于“以法杀人”，因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强调要以“小学”为基础，从音韵训诂、字义名物、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他培养出一批以“求是”为宗旨、以考据为学术特色的经学家，形成了“皖派经学”，其本人则成为这一学派的开山。
二、明清的教育
明朝的官学按其设置可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官学有国子监、宗学、武学等。国子监有南北之分，南京国子监设于明太祖时，北京国子监设于1403年明成祖时，南监规模比北监大。明代国子监的学生，通称为监生，按其入学资格的不同分为“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国子监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待遇优厚，膳食全由国家供给，日常用品也由国家发给，逢年过节，国家还发放“赏节钱”，省亲回籍，赐衣和钱，对边远地区的学生及外国的留学生，还厚赏他们的仆从，以资劝奖。明代国子监管理严格，各类教官分掌其职，其中祭酒是国子监最高负责人。教学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同时兼习性理、律令、书数等内容。明代还对国子监实行监生历事制度，国子监学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到政府各部门实习，这种教学实习制度是明朝在教学方面的一项创新，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宗学是明朝专门替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校，校址设在两京所属的地方。武学首设于明太祖洪武年间，主要教导武官子弟。
明代的地方官学按其行政区划可分为府学、州学、县学，另外还设立了各类专门学校。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4人；州学设学正1人，训导3人；县学设教谕1人，训导2人。据明初统计，全国共有教师4200余人，在地方官学发达之时，曾达到5200余人。府、州、县学的学生，分为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三类。廪膳生在学期间政府提供伙食，每人每月给廪米六斗，地方官供给鱼肉，待遇很好。增广生次于廪膳生，无廪膳待遇。附学生，位于诸生之末，没有名额限制。凡初入学者，先为附学生，经过岁、科两次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依次递补为增广生员、廪膳生员，廪膳生优秀的，可通过贡监入京师国子监就学。学生在校学习10年，若学无所成或有大过者，则罚充吏役并追还廪米。因此明朝府、州、县学的学生在校内是流动的，可以因情升迁。明朝还在各要冲之地设卫学，招收武臣子弟入学。明朝的地方官学都有固定的学田，所以经费比较充足，地方官学的管理也很严格，对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月考、岁考，对于学生的品行，平时还有稽考簿专门记录。明朝地方官学中还设有武学、医学和阴阳学等专门学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明代书院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发展过程，从明朝建立至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的130余年间，明朝的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从正德年间（1506——1521年）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代书院开始兴盛，这一时明王朝出现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在野士大夫便设立书院，授徒讲学，在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评品人物，一些著名学者如湛若水（1466——1560）、王守仁（1472——1528）等先后到书院讲学和创办书院，使得书院迅速发展起来。明中叶以后，书院虽曾先后在嘉靖十七年（1537年）、十八年（1538年）、万历七年（1579年）、天启五年（1625年）四次遭到当权者的焚毁，但明朝书院在这一时期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官方越禁，民间越办，明朝书院仍以嘉靖年间数量最多。在明朝的众多书院中，名声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位于江苏无锡城东南，原为北宋教育家杨时（1053——1135年）讲学之所，后即在此地建书院，因杨时被称为龟山先生，所以东林书院也叫龟山书院。元代废了僧庐，明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1550——1612）与弟顾允成在当地官方支持下修复东林书院。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1562——1626）、叶茂才相继主其事。东林书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同时它密切关注政治，将讲学活动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顾宪成、高攀龙不仅以东林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了东林学派，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东林党的政治集团，在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中，许多东林党人如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遭迫害致死，东林书院亦遭禁毁，至崇祯时才又得以重新修复。东林书院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清代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包括国子监、宗室官学（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以算学、俄罗斯文馆等专门学校。清国子监始设于顺治元年，亦称国学和太学，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等书，此外还要学习清朝有关的诏、诰、表、策论、判等公文，每天临摹晋、唐名帖数百字。学生通称为监生，按其入学资格的不同，又分为贡生和监生；国子监的长官原是祭酒、司业，雍正三年（1725年）又另设管理监事大臣1人，成为国子监的主管官员。监生在国子监的学习时间不一，最短为6个月，最长为16个月，雍正五年（1727年）规定各类监生学习时间皆以三年为期，才把学业期限统一起来。清国子监还接受外国留学生，当时有琉球、俄罗斯等国经常派遣学生来国子监学习，外国留学生也同样“月给银米器物”，学成后则回到自己的国家。宗学是专为清宗室子弟设立的学校，觉罗学则是专为清觉罗氏子弟设立的学校，觉罗学也属于宗学性质，只是其学生来源比宗学更广，扩展到了整个觉罗氏，有些地方则将二者合一。八旗官学则专教皇室亲贵以外的八旗子弟，景山官学创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招收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入学，咸安宫学的创立是对景山宫学的补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设算学馆，选八旗子弟入学学习算法。俄罗斯文馆是清王朝为培养俄罗斯语人才而设立的一所俄文学校，始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同治元年（1862年）裁撤。
三、文学
1、明清小说
我国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小说，较著名的是干宝的《搜神记》和王嘉的《拾遗记》。到南北朝时代，出现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吴均的《续齐谐记》、王琰的《冥祥记》等，其中除《世说新语》外，大多是比较粗糙幼稚的志怪小说。唐代最风行的是传奇，代表作有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李朝威的《柳毅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晚唐开始出现传奇专集，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这些作品，大多是通过文人的艺术想象，形成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的描写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宋代“说话”艺术盛行，“说话”人用的底本叫做“话本”，话本分为讲经、讲史、小说三类。讲史话本著名的《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就是明清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先驱。在小说方面的优秀话本，有《碾玉观音》、《错斩崔宁》、《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元末明初开始出现规模宏大、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动人的章回体通俗白话小说。
明清两朝是我国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高峰时代，小说开始成为文学的主流。著名的短篇小说，明代有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三言二拍”；天然痴叟的《石点头》，瞿佑的《剪灯新话》；清代有李渔的《十二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沈起风的《谐锋》，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长篇小说，明代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杨家将》、《封神演义》和冯梦龙的《新列国志》，熊大木的《北宋志传》等；清代的有曹雪芹有《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李汝珍的《镜花缘》等。在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文学思想水平高、流传广的是章回体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罗贯中（约1300——约1385年）。它以东汉末年（184年）黄巾起义、军阀割据、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将近100年的历史为主干，描绘了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总结了我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丰富经验。在“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下，作者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诸葛亮、刘备、曹操、周瑜、关羽、张飞、孙权等被作者塑造成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受时代和阶级 的局限，书中也出现了一些封建糟粕。如书的开头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规定了忠孝节义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把关羽作为一个忠义典型加以表扬；作者敌视农民起义，说黄巾军是“乌合之众”、“盗贼”等，这无疑是应该摒弃的。
《水浒传》是与《三国演义》几乎同时期出现的一部颂扬农民起义的文学巨著，其作者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也有人认为是由罗贯中或施耐庵单独编写；鲁迅认为施耐庵可能是《水浒传》的最后加工改写者。全书100回，明朝时，有人对其作了不少补充和修改。《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起义为素材而创作的。它围绕着“官逼民反”的主题思想，成功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的光辉形象，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腐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因而小说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超过了同时代的其它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塑造了宋江、林冲、李逵、鲁智深、阮氏三兄弟等108将的鲜明形象，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深受人们的喜爱。但作品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宣扬封建忠义的思想，也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西游记》是明代中期小说家吴承恩创作的。吴承恩（约1500——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西游记》是以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故事为题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明嘉靖、万历年间，吴承恩在民间流传的神话和《西游记平话》及杂剧的基础上，经过精心构思和润色创作而成。小说富于浪漫主义精神，通过幻想的形式，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无所畏惧、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孙悟空形象，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歌颂了人民群众对压迫者和一切邪恶势力的反抗和斗争精神。由于受时代和题材的局限，《西游记》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严重存在着宿命论、因果报应和佛法无边等思想。《西游记》的问世，开辟了我国神话小说的一片园地。
《红楼梦》是曹雪芹所著的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古典小说。曹雪芹（约1715——1763年或1764年）名霑，字梦阮，号雪芹，满洲正白旗人。其祖上三代都受康熙重用，任江宁织造达60余年，雍正继位，曹家被革职抄家，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日子。生活的巨变使曹雪芹能有机会洞察并思索社会的各种矛盾，获得认识和批判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力。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全书共120回，曹雪芹生前经过10多年的努力，五次删改，完成了前80回，死后约30年，高鹗、程伟元续作后40回，到1791年以活字排印出版时，才改名《红楼梦》。《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故事为中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沉浮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家为首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变迁，揭露了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矛盾与统治阶级的腐朽奢靡生活，热情讴歌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一对叛逆形象对自由和婚姻的追求，对封建礼教和制度进行了鞭挞。《红楼梦》结构谨严，描绘细腻，语言精炼深刻，所刻划的人物，情态如生，具有强烈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它用众多日常琐事，全面深刻描写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思想上出现异端，经济上入不敷出，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道德败坏、矛盾重重，以及人民抗争，展现了封建社会已到了崩溃灭亡的境地，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它从清末起，先后被译成英、日、法、俄等文字，介绍到许多国家，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红楼梦》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红学”。
《儒林外史》是清人吴敬梓编著的优秀古典讽刺小说。吴敬梓（1701——1754年）安徽全椒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全书55回，作者以辛辣讽刺的笔调，通过对周进和范进两个典型封建文人的塑造，深刻揭露“儒林”中的种种丑恶现实，曲折细腻地描绘这些受毒害的知识分子的丑态和可笑的形象，并进而对封建科举制度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达到了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促进了讽刺文学的发展，晚清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受到这部书的深刻影响。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一生不得志，长期在农村当塾师，由于生活困顿，加上长期居住在农村，他比较了解农民的悲惨生活。在清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文字狱的高压下，他只好着意收集民间故事，借助于狐仙鬼怪作为故事的叙述形式，来抨击黑暗社会，歌颂人民的理想与愿望，倾吐自己的“孤愤”之情。全书431篇。在书中他以曲折隐晦的手法对清朝腐朽的政治进行讽刺，有鞭挞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的，有揭露和抨击科举制度的，有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不合理的，有歌颂青年男女破樊篱打碎桎梏的愿望和行动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卓越的艺术成就。
《金瓶梅》是我国由文人独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成书年代约在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即今山东，峄县（一说在河北），“笑笑生”的真实姓名目前仍无法确考，有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和民间艺人集体创作之说。《金瓶梅》取材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并衍展演化而来，以恶霸西门庆的发迹与暴亡为中心，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连等几个典型人物，间接地对明后期社会的丑恶和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作了全面的揭露。但书中有大量淫秽描写，污损了其美学价值。
2、桐城文派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散文流派。从清初康熙、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前后绵延200余年。它的传人遍及全国，享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盛誉。它的创始人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文学史上称之为“桐城文派”。桐城文派在政治上主张尊崇理学。
四、史学和考据学
明清时期也是中国史学的发展时期。由于处在封建社会晚期，因此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史学一方面官修正史继续充当统治工具的角色，另一方面私修著作中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要求的进步作品。
这一时期官修史书较著名的有：《明实录》、《元史》、《明史》等，其中最可称道的是《明史》。《明史》是清代张廷玉等人奉敕编修的，前后历时95年，是我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全书共320卷。该书取材广泛，史料丰富、体例谨严、文字简明，而且参修之人，多为当时名士，尤其是万斯同的整理和考订，因此质量较高，在24史中确属上乘之作。
私人史著坛多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突出表现。清代史学家全祖望说：“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可见当时私人修史的盛行。在明朝私修者中贡献最突出的当属王世贞和谈迁。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自号风洲，又号弇州山人，著有《弇山堂别集》100卷、《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80卷，《弇州史料》100卷。在明朝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他针对明初私史谬误百出、正史曲笔太多的弊病，主张全面参核各种官私史书，对之进入认真考证，力求史料真实无误，从而开创了实事求是、考订史料的学风。谈迁（1593——1657年），字儒木，号观若，浙江海宁人，著有《国榷》108卷，400余万字，记述了从明太祖至南明福王政权灭亡有明一代317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当朝人著当代专史的著作。该书史料真实可信，考订审慎，而且保留了许多有关建州女真及后金与明关系的珍贵史料，是现存最有价值的一部完整的明代编年史。
清代史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进一步丰富，乾隆时期的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年）著成《文史通义》，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三才”论，提出了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还应具备“史德”，即修史者之心术。他还更明确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地方志的研究在清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志编修成果显著。章学诚被誉为中国地方志学的奠基人，他提出“志乃史体”，一改以前将地方志列入地理书的传统，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他主张以州县之史，为国史之取材，建立修志机构等，并参与修撰了《湖北通志》、《永清县志》等10余种地方志的编写。三是史学考据取得重大成就。由于清政府对文化与思想的钳制，使考据学盛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考据的发展。全祖望的《经史答问》、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答记》、王鸣盛的《十七史高榷》皆是此时名著，后三者并称“清代三大考史著作”，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清代的考据学又称汉学、朴学。它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等方面从事经史古义考证的一门学科，源于清初，盛于乾隆嘉庆两朝，所以又称乾嘉考据学。它的兴起，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学狱，加之对考订古文献的提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因此此时典籍繁富，但舛误疏漏很多，需要加以整理。考据学风的形成，始于胡渭与阎若璩。胡渭对经义、地理之学都很精通，著有《禹贡锥指》和《周易明辨》，阎若璩则著有《尚书古文疏证》，考证出古文尚书乃是东晋梅赜之伪作。乾嘉学派主要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苏州人惠栋（1697——1758年）为首，治学方法是信家法而尚古训；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治学态度严谨，富有创造性，皖派的成就大于吴派，著作甚丰，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王念孙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著《经义述闻》，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尤其段书，受到汪国维的高度赞赏，被誉为“千古卓识”。鸦片战争前夕，考据学渐衰，为今文经学所取代代。
清代的考据学只重训诂，不重实际，知识分子埋头故纸堆，不问政事，眼光狭隘，思想闭塞，阻碍了进步思想的发展。但它在文字训诂、音韵、古籍整理等方面作出了不小贡献，在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尤其是那种忠实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更值得后人学习。
五、丛书、类书的编纂
丛书是将原属单行本的书籍，汇编为一部书，以便保存和检阅。类书则以类相相从，摘录各种书中有关的材料并依照内容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以备检索的百科全书式工具书。明清时期编纂的丛书以《四库全书》为最，类书主要有《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授命大学士解缙领衔纂修的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又增加人力扩编，历时5年，参编人员2000人。朱棣亲自作序，定名《永乐大典》。全书正文计22937卷，约3.7亿字，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等各方面，辑录明以前图书7000——8000种。《永乐大典》中保存了许多失传的古籍，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清代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曾在《大典》中辑出古代佚书385种，4926卷，此后又有学者从中辑出古代佚书500余种。在所辑出的古籍中，像《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稿》等，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永乐大典》编成后因卷帙繁多无法刻板印刷，当时只有一部手抄本，藏于南京文渊阁。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又下诏抄录一部副本，历时6年，于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终告完成，这就是《永乐大典》的副本。这部类书只有正、副本两部抄本，正本藏在文渊阁，副本藏在皇史宬（cheng），连同最初编辑的草稿共三部。后来南京原本尽毁，北京的两部，有的被毁，有的散缺，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部分被禁毁，一部分被侵略者掠走，现国内仅存250册。《永乐大典》是中国典籍的宝库，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作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古今图书汇编》，初由清康熙帝第三子胤祉令其门客陈梦雷纂修，1706年成书，未刻印。雍正即位后，又命脉蒋廷锡等重新编校，删去胤祉、陈梦雷等人名字，改称今名。全书按编、典、部三个层次，分门别类，共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篇。篇下又分为32典，典下又分6109部，其下又分部列目，共1万卷。收录宏富，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图书典籍，体例也较完善，内容条理明晰，是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途最广的一部古代类书。
《四库全书》是清高宗乾隆年间纂修，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个任总纂官，陆费墀任总校官，历时10年于1782年完成，参修官员有360余人，参加抄写、装订者有3400余人，收录从古至清乾隆年间的各类著作3470种，共79070卷，分装成36078册，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收录书籍来源有三：一是皇家藏书即内府本；二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即大典本，有385种；三是各省应诏征集搜求的书籍即采进本有12054种。其它各地藏书家的进献本及当代书籍包括官书等。《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7部，分藏于南北七阁。七阁为南方三阁，北方四阁。北方四阁为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内的文源阁，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盛京（今沈阳）皇宫内的文溯阁。南方三阁为江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浙江杭州西湖边上的文澜阁。书成后几经战火及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洗劫，现仅存四部。纪昀等人为检索方便，又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这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已由台湾影印出版，为16开本，精装。上海古籍出版社用这个版本影印出版，为32开，精装。现国内各图书馆所藏均为这两种本子。
明清时期，大型丛书、类书的编纂，对保存我国古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工程。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整理保存古代文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对文化的破坏。如《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将近3000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的书籍被销毁，这无疑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
五、艺术
绘画。明初恢复了五代十国和宋以来的御用画院，网罗了一批绘画名家，宫廷画家居画坛主流，创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代表人物有赵原、边文进等。著名画家王绂，善画竹石，尤工墨竹，被誉为“明朝第一”。明中叶后，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大家”崛起，他们广泛吸取唐宋元诸派之长，形成了各具风格的绘画艺术。吴门四画家大部分是文人，诗书画结合，使意境更加深远，在中国绘画史上又称明四家。嘉靖时的杰出画家徐渭，创泼墨花卉，画风豪放，代表作有《墨葡萄》、《牡丹蕉石图》等。明末画坛以董其昌的松江派为中心，董其昌师承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善水墨画，作品秀雅，但缺少气魄。明末著名画家还有陈洪缓、崔子忠、曾鲸等。清初画坛分为两派，一派以王时敏、王鉴、王翬（hui）、王原祁、恽寿平、吴历为代表，并称清初六大家。恽寿平是清初影响最大的花鸟画家 。这一派是清代正统的画派。另一派以朱耷（da） 、石涛、肖云从、傅山等明代遗老为首，他们的作品多具有独创性，寄寓反清含意。这一派与清中期的扬州画派一样在绘画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是清代画坛上成就最大者。扬州画派的代表是号称“扬州八怪”的金农、郑燮（xie）、罗聘、李鳝（shan）、黄慎、李方膺、高翔、汪士慎等，他们的作品独抒个性，不拘一格，使人耳目一新。所画的山水、人物、花鸟、梅竹等，既不墨守陈规，又能秉承传统，其画风与创新精神，对中国近代画坛产生了一定影响。
戏曲。明清时代，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戏曲也取得新成就，产生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在明代有康海《中山狼》、李开先《宝剑记》、王世贞《鸣风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徐渭的《四声猿》等，其中最优秀的戏剧作品是汤显祖的《牡丹亭》。汤显祖（1550——1616年），江西临川人。《牡丹亭》讲述了南宋江西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与广州书生柳梦梅梦中相爱，最后结为夫妻的故事，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和对爱情的追求。在明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封建礼教的时代背景下，《牡丹亭》鲜明的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
清代的戏剧在明代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种地方戏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当时流行的地方戏如秦腔、弋阳腔、徽调、二簧调等先后入京表演，山西梆子、豫剧、汉剧、湘剧、桂剧等逐渐发展成熟，成为独立的剧种，并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作品。尤以清初洪昇（1645——1704）的《长生殿》和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最为著名。《长生殿》通过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生死相怜、忠贞不渝的爱情，同时也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和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桃花扇》是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揭露了南明弘光政权的腐朽，歌颂了抗清志士的民族气节，抒发人民的亡国之痛，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相融的戏剧佳作。
思考题：
简述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与联系。
试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历史原因并简述各家之短长。
试述孔子的教育思想。
试述齐国稷下学宫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
述评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主张。
简评桓谭、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陈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主张。
简述科举制的形成及其在各朝代的特点。
简述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成就。
简述唐诗繁荣的表现及各历史阶段呈现的不同风貌。
参考书目：
1、《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3年10月版
2、《简明中国文学史》孙以昭等主编 黄山书社 1993年5月版
3、《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王力等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3年6月第1版
4、《中国历史十五讲》张岂之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5、《中国风物特产与饮食》李志伟等编著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0年7月第1版
6、《史籍举要》柴德赓著 北京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7、《礼记》陈澔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3月第1版
8、《老子十日谈》古棣、关桐等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1版
9、《庄子十日谈》陈宁宁等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1版
10、《诗经》周满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5月第1版
11、《中国历代职官词典》沈起炜、徐光烈等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
12、《古文学学初阶》李学勤著 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
13、《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宋衍申主编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3版
第八章：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这一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生活是指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狭义的社会生活是指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和风俗情趣等方面。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总是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文化礼仪道德观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国的历史悠久，社会生活丰富多彩，本章拟对狭义的社会生活作一概述，关于文明社会以前即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第一章已有涉及，本章不再赘述。
第一节 夏、商及西周时期的社会生活
我国的饮食源远流长，它与法国的饮食、土耳其的饮食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味饮食体系。从我们的祖先掌握用火、进用熟食开始，其发展历程按饮具质地可将我国的饮食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火烹时期”（旧石器时期）、“陶烹时期”（新石器时期）、“铜烹时期”（夏商周时期），“铁烹时期”（秦汉以后）。夏商周时期处在我国饮食的发展时期，其饮食用器有炊器、饮器和食器三大类。炊器用于煮蒸食物，主要有鬲、鼎、釜、甑、罐等；饮器多为饮酒之器，我国早在距今60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就已掌握了酿酒技术，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泔”就是酒字，这是我国有关酒的最早的文字记录。夏商时期饮酒之风盛行，上至天子、下至臣民，均有饮酒嗜好，酗酒荒政是商王朝腐朽败亡的重要原因，另外“无酒不成礼”，酒已广泛用于祭祀、待客交流。至西周初，曾颁行禁酒措施，但中期以后酒禁废驰，饮酒之风又盛。饮器的种类有斝 、爵、盉、觚、杯等；食器主要有簋、豆、钵。商代的食物中，谷物有粟、黍、稷、菽、麦、稻等，在传统称谓中，人们常将稻、黍、稷、麦、菽、麻之类作物的五种（或有谷无麻，或有麻无谷）称为“五谷”，“五谷”是这一时期人们食用的最基本的食物。肉类食物则有牛、羊、猪、犬、马、鸡以及野生动物等。周代将宫廷食品分为饭、膳、饮、馐、珍等类，并有了发酵的“酏食”。这一时期人们已懂得了饮食营养卫生的一些常识，如《黄帝内经》记载了五味对健康关系的认识，归纳出“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的膳食结构，并提出了“饮食有节”的重要养生原则。在西周时，进食的礼仪已有了一整套的程式，按等级确定筵席食物的品种数量，食物摆放的位置、席面餐具的区别等都有一定的规格。这些对饮食卫生的要求以及敬老爱幼的礼仪，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时期，人们多采用二餐制，第一顿叫朝食，称饔；第二顿叫晡食，称飱，成语“饔餮不继”意思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一饮食习惯的形成是与当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时间紧密相关的。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华夏服饰的特点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至迟到商代，我国已确立了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和服装最初的主要颜色——玄色和黄色。裳即常也，常者裙也，这时裙的形制和制作都比较简单，为“前三幅后四幅”联缀而成。奴隶主的形象多为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裳，腰间束带佩剑。周代贵族的服饰与之基本相同，惟腹前常系有一条如围裙一样的袆（亦称韨）。奴隶形象则免冠，着圆领衣。周代制礼作乐，冠服制度是等级制度的标志，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礼服都有严格的规定，服饰通过质地、形状、尺寸、颜色、花纹、佩饰来表现贵贱之分。周时常服又称弁服，因其形制为头戴弁而名，有元端和深衣两种，元端上衣下裳互不联属，为天子至士等贵族阶层所穿；深衣是衣和裳连成一体，自天子于庶人都可穿戴。礼服又称法服，用于祭祀、朝会。周时帝王和官员都以冕服为朝服。常服与冕服的主要区别在于没有文饰章彩。服饰材料有皮、麻、葛、丝。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丝绸的国家，至迟在商代丝绸业已相当发达，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帛”等字样。
夏商周时期城市是王朝和各方面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按西周宗法分封制的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建造城市，且规模按各自级别划分：诸侯之城大者不能超过王都1/3，中者不能超过1/5，小者不能超过1/9。城市设有防御设施，或修筑城墙，或深挖壕沟，或因山借势凭险据守。城市内最主要的建筑是贵族居住的宫殿和祭祀祖先神灵的宗庙。城市内的居民都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体现了宗教社会结构的特点。城市内还有商品交易场所、手工业作坊，分工细致，功能较完善。
商代中原地区以土坑坚穴墓为主要墓葬形制，地表没有坟丘。作为标记的，是位于墓顶或墓旁的建筑“寝”，它是墓的组成部分，是为死者准备日常饮食起居之所，为灵魂所用。周文王、武王时期，中原墓葬仍保持“与平地齐”的状貌，但在江南地区，一些地势低凹的地方，开始出现了在墓上堆筑坟丘的丧葬方法。至春秋晚期，中原也出现了坟丘，与此相适应，坟与墓在字义上产生了区别，埋人的茔地叫墓，墓上的封土叫坟。这时，人们开始在“寝”上定期进行墓祭活动。这一时期丧葬礼仪开始形成，出现了人殉，墓中出现了随葬品，随葬品的多寡代表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如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中，有殉人16人，各类随葬品共1928件，其中包括礼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品，随葬品的出现反映当时人们灵魂不灭的观念。不同等级的人，死的称谓也有严格的规定，《礼记·典礼下》中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夏人和商人特别崇拜天神，商王常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来取名，谓之“日名”，以代表“天”来统治人间。商人还盛行用龟甲进行占卜探明神意的做法，凡生老病死、征伐祭祖、筑邑任官、田猎农作、婚丧嫁娶等，事无大小都要进行占卜，然后决定是否实施。
夏商周时期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但贵族阶层中一夫多妻制的现象非常普遍。贵族政治联姻的特征比较明显，夏商王朝与异族方国常常政治联姻，娶异国之女为妻，也将本国女子外嫁。到西周时已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婚姻礼仪制度，《礼记·昏义》中有这样的表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周代的婚礼，有六项仪程：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称为“六礼”，包括从议婚姻到完婚的整个过程。所谓纳采即议婚姻，男方请媒妁到女方提亲说合；“问名”即遣媒人询问女方姓名并通过占卜以定吉凶；“纳吉”即男方卜得吉兆后，遣媒人告知女方，决定缔结婚姻；“请期”是男方选择吉日婚期，告知女方；“亲迎”即新郎前往女家迎娶新娘。在以后中国历史上，婚姻仪式基本上都是按照“六礼”来进行的。不过在西周，原始婚姻的遗风仍然存在，在《诗经》中就记载有大量男女幽会私奔、自定终身的情况。
夏商时期的社会由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层构成。贵族包括君王、诸侯、王室贵族和官员、士等，夏王、商王、（西）周天子是最高统治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侯是封国内的最高主宰。在商代，贵族的总称是“百姓”，泛指许多宗族首领。平民是这一时期社会中间阶层，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有财产，从事农业、渔猎等生产劳动，参加征伐和戍卫，还要为王室和贵族服杂役。在西周居住在城市（称为“国”）及其近郊的平民称为“国人”。
奴隶是社会的最下层，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为贵族从事垦田、耕作、田猎、劳役等各项无偿劳动。国家出现战争时，他们还要出征从军。见于史籍中，商代的奴隶名称有隶、臣、妾、奚等，西周有皂、舆、僚、仆、台、牧、圉等。
西周社会中还有庶人或庶民。庶人从事农业劳动并承担公田耕作和各种劳役，但庶人不是奴隶，他们使用一份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私田上劳动的收获归自己所有。庶人在西周社会中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
第二节：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社会大变革、大分裂时期，诸侯林立，战争频繁。为了自身的需要，各诸侯国大建城邑，城邑的数量较前一时期有明显的增加，既使一些实力并不强的国家也终日忙于筑城立邑。如春秋时期的鲁国自鲁隐公至鲁哀公200年间，见于《春秋》、《左传》记载的筑城、修城、扩城活动就有20多次。在春秋时期以前，城市主要是作为周天子及诸侯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的核心与据点而存在的，城市中存在手工业生产，但它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商业则未充分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并不明显。但到战国时期，城市的数量剧增，城市的经济功能凸显，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商业都市。赵国的邯鄣、齐国的即墨、燕国的下都、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越国的吴、宋国的陶邑、秦国的雍及咸阳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大都市和商业都会。其中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是战国时代规模最大和最繁华的商业都会。这一时期城市内有商业市区，市区门市林立，早启晚闭。
春秋战国时期食的地域性差异已开始呈现：北方食麦、南方食米；北方食牛羊、南方食鱼虾。
春秋时期的婚姻仍然遵行“同姓不婚”的原则，诸侯和卿大夫都要在相同的等级之内迎娶异姓女子，天子求婚于诸侯，王室宗女也多下嫁诸侯。士以下的平民家庭，多为一夫一妻。婚嫁年龄男子通常在20——30岁之间，女子在15——20岁之间，妇女被夫家休弃的现象在这一时期经常出现，离异的女子再嫁也很常见，男女恋爱择婚尚有一定自由，另一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开始成为缔结婚姻的条件。“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包办婚姻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已经流行。在男女关系上，男尊女卑的观念早已被全社会接受，虽然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贞节”一词，但女子贞节意识开始萌芽。如《礼记·坊记》：“寡妇不夜哭”，强调女子性羞耻意识；“男女不杂座”、“嫂叔不通问”，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强调男女大防。
东周时代，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日三食”的习惯。尤其在生活优裕、“列鼎而食”的贵族中间，一般都已采用比较合理的三食制。《周礼·膳夫》中有“王曰一举……王齐（斋）日三举”的记载。据东汉郑玄引唐代贾公彦解释，“举”是“杀牲盛馔”的意思。“王日一举”是说“一日食有三时，同食一举”，即在通常情况下，周王每天吃早饭时要杀牲以为肴馔，但中饭、晚饭时不再另杀新牲，而是继续食用“朝食”后剩余的牺牲。这一时期，一般平民通常仍沿用一日两餐的习惯。早饭称“朝食”，晚饭称“夕食”。这一时期，用青铜制作的饮食器开始减少，漆器被广泛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湖北王家嘴西周早期遗址中出土的彩色残漆杯，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成形漆器。到战国时期，漆器制作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周代社会已形成了尊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养老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有专人负责，“所谓老老者，凡国都有掌老”；有固定的赡养场所，“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国之西郊”；免除赋役，提高生活标准，对不同年龄的老人供应衣帛食肉有具体规定，对老而无子、无妻、无夫者施行救济；法外施恩，“虽有罪，不加刑焉”，对超过80岁的老人不处刑罚。养老作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的礼仪制度，在周代发展到顶点，“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成为我国古代理想社会的重要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崩乐坏”，诸侯并争，加上地理和气候的差异、各地奢俭风尚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服饰难以用《周礼》加以统一，服饰呈地域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流行的服装中，一是衣裳连属的深衣，二是胡服。胡服即窄袖短衣与长裤相配的少数民族服装式样，其束腰用皮带，带上有若干小环和带钩（称“钩络带”），便于携带作战用具。在民族交往中，胡服流入中原，并逐渐改变着汉民族宽衣博带的风气。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命令军队采用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部族的服饰，穿短装，束腰带，用带钩，穿皮靴，后来又将胡服进一步推广到上层社会。这一时期，服装制作材料的质地有麻、皮、丝等。《诗经·七月》中“无衣无褐”，褐即指用粗麻制成的衣服。丝是高档面料，仅供贵族使用。传说早在5000年前黄帝之妻、西陵氏之女——嫘祖，就已教民养蚕、缫丝、织制衣服。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意即“丝绸之国”，说明，此时丝绸手工业已经很兴盛。战国时期，丝织品已有罗、纨、绮、锦等多种名目，且工艺精良。1982年在湖北江陵楚墓（马山砖厂1号墓）出土了一批战国丝织品，数量多、品种全、织造精良，被誉为“丝绸宝库”。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战争技艺与善武精神得到广泛崇尚，一年中农闲的时候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次练兵习武活动。《春秋谷梁传》记载说，在田猎时讲习武事，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是礼仪中的大事，有高超射技和御技的男子，是人们尊崇的对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就包含有射、御两项内容。
战国后期社会发生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当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地主、农民、工商业者和奴隶构成社会的四大阶层。地主是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由分封贵族、官僚、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及一些掌握一定土地的富裕平民转化而来；农民阶层由自耕农、佃农、“庶子”和雇农组成，“男耕女织”基本上是自耕农的生活写照；工商业者是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的也掌握一些土地；奴隶在战国时期主要来源是罪犯和战 俘。地主和农民是当时社会两个基本阶层。
这一时期的娱乐生活丰富多彩，鼓瑟弹琴、斗鸡走狗等活动相当盛行。纵横家苏秦对齐国的都城临淄的繁华景象有这样的描述：“临淄市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 鞠者”，娱乐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节：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
秦汉时期城市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数量在不断增加。秦统一后，将全国划分为36郡，后来又扩大为41郡，设立了1000个左右的县，秦代城市总数大约在1100个左右。西汉时期，平帝时城市的数量约有1500座。除在郡、县两级的治所筑城立市外，还在一些边镇要塞处建筑城池。
秦代北方的主食以粟为主，粟是黍和稷的总称；南方以稻米为主，有糯米、籼米和粳米。西汉以后，黄河流域以麦食为主，其次是粳稻和粟，北方草原则以荞麦、高梁为主，南方则仍以水稻为主要食物。
当时的副食主要有肉食、蔬菜、水果和豆制品等。西汉张骞通西域后，引进了茄子、黄瓜、扁豆、大蒜等新的蔬菜；豆制品如豆鼓、豆粉、豆菜、酱油等都已出现，尤其是豆腐的出现在改变人的饮食结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豆腐的发明者，《本草纲目》等文献认为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但无实证。解放后在河南密县一号汉墓中发现了豆腐作坊石刻，证明我国豆腐的制作历史最迟不会晚于东汉。这一时期调味品的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曾记载了汉代许多商人每年酿制酒、醋、酱各1000缸的情况。这一时期已出现烹饪理论著作如西汉枚乘的《七发》等。
秦汉时饮酒之风盛行，已有专门的售酒商肆。《史记》中就曾记载刘邦向刘媪赊酒以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街涤器售酒的事。酒的品种按酿酒原料可分为二大类：谷物酒（如稻酒、秫酒、米酒）和果物酒（如葡萄酒、甘蔗酒）。汉武帝元狩年间，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种子，并引入葡萄酒的酿制技术，从此我国有了葡萄酒。这时酒的品种已有廉价的“行酒”，一宿而熟的“甘酒”，还有“红酒”、“白酒”和已有发酵期长、酒味醇厚的“清酒”，“中山冬酿”是此时清酒的著名品牌。
我国是茶的原产地，发现茶树及利用茶叶至今已有4700多年的历史。我国古代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治瘘疮，利小便，祛痰温热，令人少睡。”可见我国在很早就已发现茶有解毒治病提神的作用。在先秦时期没有“茶”字，只有“荼”字，“荼”是一种苦菜，也可当茶用，人们称之为“苦荼”，强调其药用价值。茶从药用过渡成为一种饮料的时间大约在西汉时期。人们已认识到茶还有清热解渴的作用，于是大量种植、采制，遂养成饮茶的习惯，茶字亦随之出现，并成为专用名词。公元前59年，王褒的《僮约》中便反映了当时人们煮茶、卖茶的情景：“武都买茶，杨氏担荷 ”，“烹荼尽具，已有盖藏。”当时人仍称茶为荼。而到了三国时期，在江南一带人们已经形成饮茶的习惯。宴席上不会饮酒者，可以用茶代酒，这在《三国志·韦曜传》中已有记载。最早喜好饮茶的大多数是文人。
秦汉时期服饰较前代更为绚丽多彩。冠帽时称“头衣”，上层男子戴冠、冕、弁，下层男子只能戴巾或帻，用以束发。头衣又称元服，元的本义是头。冠是一般贵族男子所戴的普通帽子。《礼记·典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即男子长到二十岁时行加冠礼，另起别名意味成年。古代男子不戴冠的有四种人：小孩、平民、罪犯、异族人，女子也不戴冠。冕是天子、诸侯、大夫的祭服。《说文》：“冕，大夫以上冠也”。汉代以后，只有皇帝才能戴冕有旒，于是冕旒就成为皇帝的代称。弁也是贵族的比较尊贵的头衣，有皮弁、爵弁之分。皮弁是用白鹿皮做的，由几块拼接而成，皮块接连处缀以玉石，称为纂。爵弁是红中带黑色的弁，因其颜色与雀头相似而得名。冠、冕、弁都是平时戴的，打仗时还要在冠上加胄。胄是古名，秦汉以后叫兜鍪（móu牟），后代叫盔。鍪是一种炊具，圆底、敛口、边缘翻卷，胄因其形似鍪而得名兜鍪。下层男子不戴冠，发髻上复以巾，一直盖到前额，这就是帻。应劭的《汉宫仪》：“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汉书·东方朔传》：“（馆陶公主）自引董君（名偃，馆陶公主的情夫），董君 绿帻傅韝（傅：著。韝：gòu，射箭时用的护臂，这里指套袖一类的东西）随主前，伏殿下”。董偃是以奴仆的打扮去谒见汉武帝的。陌头也是俗人的头衣，又称帕头、络头、缲头、绡头等，类似今陕北农民用羊肚手巾包头的方法。因为这是平民所服，所以古时常以戴绡头表示不作官。
秦汉时短长衣叫襦，《说文》：“襦，短衣也”。衣裳相连为一称之为深衣，深衣一直垂到踝部。《礼记·深衣》郑玄注：“深衣者，连衣、裳而纯（镶边）之以采也”。长不被土，短不见肤。襦、深衣都是贵族、官员、有钱人的衣着，一般平民的上衣则称“褐”、“布衣”。褐是麻、毛织品的衣服，由于当时制作工艺的粗糙，所以褐是一种低级的衣服。布不是棉丝布，是与褐同类的东西，区别在于粗、细，褐粗布细，布是读书而未做官者的常服，于是布衣也是成了平民（主要指未做官的读书人）的代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布衣即庶民。
下衣有裳、绔（kù）、裈(kūn)。裳又写作常，《说文》：“常，下群（裙）也。”秦汉时期男女都着裙。绔又写作衤夸 ，即今裤子，《说文》称之为胫衣，《释名》说：“两股（大腿）各跨别也”，这说明此时绔没有前后裆，只有两个裤筒。纨是织造较为细致的生绢，用纨制作的裤叫纨绔，纨绔是有钱人的穿着，所以后来专指富贵而不务正业的人。跟现在的裤差不多的“穷绔”，又称衤军 、巾军 。另有一种犊鼻裤，即后代的短裤、裤衩，以其形似犊鼻而得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乃令（卓）文君当炉，相如身著犊鼻裤（巾军），涤器于市中”。这种短裤为当时贫贱劳动者所穿，司马相如在闹市中着犊鼻裤，是为了给老丈人卓王孙难堪。秦汉时的下体衣还有蔽膝，顾名思义就是遮住大腿至膝部的服饰。《汉书·王莽传》：“（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奴仆），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可见，蔽膝也是下等人的衣着。
秦汉时鞋有多种，单底鞋称履，由草、皮、葛等制作，用草编织的即称草屦，所以古人常以脱屦、弃屦喻事之轻易或对人事的轻视。《汉书·郊祀志》“于是天子（汉武帝）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屦耳”。“葛屦”是用葛藤加工成纤维编的，介乎草麻之间。《诗经·小雅·大乐》：“纠纠葛藤，可以履霜”。结霜的天气还 穿着夏天的鞋，反映了人们的贫困。麻制履也是贫苦人所穿，又称“不借”。复底鞋有舄和屐，舄是木底鞋，是在鞋底下再加一层木底；屐是木制鞋，下有木齿，形制与日本的木屐相似。《史记·滑稽列传》：“日暮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狠藉。”以丝作屦被认为是奢侈，因此《礼记·少仪》说：“君子不履丝屦”，但并未真正实行，这一时期在上层贵族中仍流行用丝制屦。足衣即袜子，秦汉时用革、丝、布帛制成，上端有带，穿时要用带将袜束紧，谓之“结袜”。《史记·张释之列传》：“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土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为结袜？’释之跪而结之”。秦汉时一般席地而坐，故入室内形成脱屦的习俗，臣见君需要脱袜登席，因此能被皇帝准许佩剑穿履上殿者则为殊荣。
秦汉时住宅结构分庭院式、楼阁式和干栏式等多种，庭院式住宅种类很多，但基本结构是一堂二室，中间为堂，左右两侧为室。西汉时楼阁式住宅主要是用大木实叠而成，东汉则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比较普遍，一些官僚、贵族、大地主的住宅筑有高大的围墙，正面或前后两面开门，上建门楼，院墙四周设有角楼，并派家兵警卫看守，既是住宅，又是豪强称雄割剧的据点，称之坞堡。两汉住宅的附属建筑及设施很多，常见的有马厩、厕、井、仓、灶、牛牢、猪狗羊鸡圈、鸭栏、库房等。
秦汉时的都城和宫室建筑辉煌。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于咸阳。城址在今陕西咸阳市东15公里的咸阳塬上。南临渭水，北倚土塬，城的重心宫殿设于城北部的阶地上，居高临下。秦朝宫殿最著名的是朝宫，其前殿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该宫始建于始皇35年（公元前212年）。西汉都城长安历经汉高祖、惠、武三帝，位于今陕西西安市渭水南岸的台地上，地势南高北低。城市平面呈不规则正方形，缺西北角，建有黄土夯筑而成的城墙。汉长安最盛时有人口约24.6万，城内建筑以宫殿、贵族邸宅、府第、宗庙等为主。居民区分布在城北部，以里为单位，共160里，皆由纵横交错的街道整齐划割而成。城的西北部是商业区，商贾云集，称长安九市。长安城内宫室以长乐宫、未央宫和建章宫最著名。东汉都城洛阳为周代都城“成周”故地，因其北倚邙山、南临洛水而称洛阳，遗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15公里处，该城平面呈不规则长安形，南北约合汉代九里，东西约合汉代六里，故又称“九六城”，主要建筑包括宫城、宫殿、衙署、苑囿等。城内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两宫相距数里，以道相通，北宫大于南宫。太仓武库设于城东北角，工商区中，金市位于城内西侧，马市设在东郊，南市设在南郊。
秦汉时代婚姻关系的缔结讲究“门当户对”，只有社会地位相近的家庭才能“相与为婚姻”。结婚年龄没有具体的法令规，实际婚龄男子普遍为14——18岁，女子为13——17岁。婚姻的缔结需要经过说媒、占卜、聘礼、迎亲等步骤。绝大多数为女子入男家生活，但亦出现招养婚，即男方入女家为婿的婚姻形式，秦汉时称“入赘”，入赘男子称“赘婿”。此时乌桓鲜卑有掠夺婚，匈奴、西羌则盛行转房婚。《史记·匈奴列传》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和亲的王昭君即先嫁呼韩邪单于，夫死后又嫁呼韩邪之子。
秦汉女子在婚姻关系上有一定自主权，在思想意识上对女子的贞节观念虽有所强化，但比唐宋时淡薄，对女子的言行已形成一套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男尊女卑思想在董仲舒倡议“独尊儒术”后得到进一步强化。秦始皇巡游泰山并刻石，碑石文就有要求女子守节的诏文。《礼记》中的《曲礼》、《内则》诸篇中记录了不少女子为人之道和行事之义，《昏义》篇中更有“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记载，两汉时期刘向编《列女传》、班昭著《女诫》，使女教的内容更为系统。班昭阐述妇女四德为：“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但此时守节观仍不甚严格，女子改嫁与再嫁的现象广泛存在，甚至连皇室成员亦不例外，陈平之妻在遇陈平前曾嫁过四次，华仲之妻原嫁后汉邓元仪，被休后再嫁官至将作大匠的华仲，汉光武帝刘秀的守寡姐姐湖阳公主也曾拜托刘秀向宋泓求婚。男子解除婚姻关系有“七弃”之说（后世称“七出”、“七去”），《孔子家语·本命解》记载“七弃”为：“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女子也可以根据丈夫品德不良、“恶疾”、家中贫苦而主动提出离婚，汉名臣朱买臣在贫困樵薪为生时，其妻就曾主动提出离婚。汉代社会性生活相对开放，正史所载帝王贵族臣子私通滥交，比比皆是，现代考古证明汉代裸体人物画像和塑像广泛流行，这反映出一时风尚，以致后代道学家称为“脏汉”。
秦汉时期的丧葬习俗中依然沿袭并发展了远古灵魂不灭的观念，这突出表现在：一是随葬品的写实性，不仅有各种质料的真实工具器物出土，还有许多陶器制作的冥器，如陶仓、灶、井等，在陶仓上甚至还写有所盛农产品的名称。二是从西汉晚期兴起了以彩绘壁画为装饰的砖石结构汉壁画墓，画的内容以表现墓主生活生产场面、享乐宴饮场面以及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为主，这既有对墓主的悼念与追忆，更是期望墓主在灵魂世界继续生活的表现。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大致情况是：幠敛即停尸；复魂，即招魂，含有最后一次挽留死者之意；奉体魄精神，即对尸体做一些整治，将酒食置于死者东侧，使“鬼神”有所饮食，叫做“奉精神”；吊丧，派人将噩耗告之死者的亲朋好友；沐浴饭含，由主持丧礼之人为死者沐浴、穿衣和在口中放置珠玉等仪式；小敛、大敛，小敛是死后第二天的仪式，大敛即入棺，为第三天的主要仪式；筮卜宅兆、葬日，由冢人、筮者、卜人通过占卜选定下葬之日及墓地的方位；下葬，将死者葬入墓地；礻付 ，将死者的神主按其辈份安放在祖庙中相称的位置上，与先祖一起受祭祀，称为“礻付 祭”，至此，整个丧礼结束。服丧，在丧礼结束后，死者亲属须按规定在一定时间内于衣着、饮食、起居等方面遵守一些特殊的仪节，以示哀悼，称做“丧服”，如守丧期限分为三年、一年、九月、五月和三个月等五种，子女为父母丁忧守丧期限为三年，任官就学者则需辞官休学在家守丧，东汉班固在太学读书时就因遭母丧而休学居家，整理班彪《史记后传》著成《汉书》。秦汉时期的这一套繁琐丧礼，源自先秦，基本上被后代所承袭。秦汉时期，死者所穿和陪葬的衣、被因生前地位和财富多寡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别，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的丧服有用玉片联缀而成的“玉衣”称“珠襦玉匣”，它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并以金丝、银丝或铜丝联缀而制成的，分别称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目前我国出土的西汉玉衣以1968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和1973年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中山孝王刘兴的金缕玉衣最具代表性。
秦汉时期我国封建帝王的陵寝制度初步形成。陵的称谓始见于《史记·赵世家》所载，司马迁在书中写道：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此时为战国中期。到秦惠王时明文规定“民不得称陵”，于是陵成了帝王坟墓的专称。寝建造于陵墓顶上或边侧，作为墓主的衣食处所，是陵园地面建筑的主要部分。西汉中期以后还流行一种特殊葬制“黄肠题凑”，使用者主要是帝王及其妻妾和宠臣，其形制是用大量的黄肠木辐凑于棺木旁，使其不受潮湿和损害，故曰“黄肠题凑”。秦汉时崇尚厚葬，送葬人愈多愈荣，随葬品非常丰富，就连倡导“薄葬”的汉文帝霸陵中也葬入了大量珠宝。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习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服装发展史上的一次大转变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又是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建立政权，胡服又成了社会上普通流行的服装样式。胡服在当时十分流行，十六国、北朝时，胡服在黄河流域达到与汉服平分秋色的程度，直到孝文帝改革后，服饰的胡化风气才有所改变。同时服饰融合特征明显，胡服的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优点被汉民族服装吸收；反之，汉族服装的等级内涵也被少数民族统治者接受，他们十分羡慕古代帝王士大夫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服装，并在其礼服中保留下来。这一时期服饰更新速度很快。《抱朴子·讥惑篇》描述说：“明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从大体上看，南朝衣饰大抵趋尚博大，而北朝通常穿小袖紧袍，下着紧口裤，衣襟从右面掩向左面，衣服上喜用锦彩或刺绣。
这一时期南方盛行穿屐，北方则流行穿靴。屐为木制鞋子，南朝宋时谢灵运喜好登山，制作了一种可以根据地形进行调节的鞋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时人称之为“谢公屐”。靴，又作革是 ，用皮制成，原是草原民族的鞋子，适于游牧。战国末年传入中原，主要是作为戎装，一般人很少穿。到南北朝时期着靴者渐多，到北朝末年靴则成为官场中的正式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食为稻米、小麦。南方的主食是稻米，常见的有稻米饭、麦饭、粟饭。麦饭是大麦米所做的的饭，粟饭为小米饭，这两种都是粗饭，稻米饭属主食中的上品。北方以面食为主，面食之中以饼为主，饼的种类繁多，西晋束皙的《饼赋》提到新出的面食有安乾、米巨 米女 、豕耳、狗舌、剑带、案盛、髓烛等名目。有的饼与今日所食大体相同，如胡饼，后赵时称麻饼，唐以后改称烧饼。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饮食专著，如南朝宋虞宗的《食珍录》，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更对普通民众的生产与饮食作了系统而深入浅出的介绍：该书从种百谷（卷一、二）说起，然后从种菜（卷三）、种水果（卷四、五）、养牛、羊、猪、鸡、鸭、鹅、鱼（卷六）、酿酒（卷七）以及酱、醋、豉、鱼乍 、脯、腊（卷八）、炙法、饼法（卷九）等，对饮食作了详尽的介绍，书中无山珍海味制作介绍。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成为人们的嗜好，尤其是统治阶级。以茶待客的记载累见于《晋书》之中，茶成为士大夫社交活动的一种媒介，关于茶的文学作品很多，晋人杜肓的《香茗赋》便是其中的佳作。两晋时王溕不仅自已喜欢饮茶，还爱以茶待客。因为劝茶过勤，以致客人望而生畏，有“水厄”之怨。此时饮茶之风勃兴的原因与统治者崇尚清淡以及将茶作为养生饮品有关。酒也是当时人们的饮品，此时我国已出现了制作药曲及使用药曲酿酒的工艺，其所制成的药酒，既有大曲酒的风味，又有中草药的芳香和健身祛病的功效。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用专门的篇章介绍许多种酿酒的方法，当时的制酒术还远传至日本、朝鲜及印度支那等国。这时酗酒的名人很多，如晋人刘伶就是一个著名的酒鬼，常乘鹿车，随走随饮，要仆人扛锄于后，称随死随埋。家人劝他戒酒，他当面答应，但背后又祷告上天：“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依然酗酒如故。
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重门第，世族享有特权，他们把门第、出身、地望当作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及身份价值的尺度，婚姻作为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经济特权、保持血统纯净的有效措施，十分讲究门当户对，士庶有严格的区别，有名望的家族之间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圈。琅王牙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三者之间通婚姻最频繁，其他如河南褚氏、谯国桓氏、颍川庚氏等虽与王、谢通婚，但政治地位、家庭势力有所不及，频率不高，与北方大族崔氏、卢氏联姻的，绝大部分都是有一定郡望的世族。可见当时南北方的大族，对于婚姻等级界限区别十分严明。如果有谁违反，就会遭到谴责。南齐大族王源将女儿嫁给寒人满璋之的儿子，竟被御史沈约弹劾，沈约说：“王满连姻，实骇物听”，认为是“姻娅沦杂，罔计厮庶”，请求朝廷罢免王源官职，“禁锢终身”。早婚现象在这一时期非常普遍，如东吴郁林太守陆绩之女，年方13就嫁给同郡张自，东晋荀羡年15岁就与帝室联姻，梁武帝纳丁贵嫔时年14岁，陈朝周弘正年10岁，河东裴子野就以女妻之。魏晋时期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但贵族纳妾亦很常见，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南北有所不同，北方受少数民族胡化的影响，妇女与社会接触较多，地位较高。由于受“夷俗”的影响，这一时期妇女的行为准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致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说当时的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魏晋女性以“妒”著称，妒本属“七出”之条，但他们却据理抗争。如东晋名臣射安好声色，欲娶妾，其妻刘夫人看管很严。诸侄大为不平，有一次围攻刘夫人，大讲《诗经·关睢》篇的“后妃之德”和《斯螽》篇赞美多子的“不忌之德”。刘夫人转而反问：《诗经》是谁作的？答曰：周公。刘夫人说：周公是男子，所以这样写，要是周姥作诗，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篇章！。
魏晋南北特别重视丧事，但对丧礼却并不十分重视。只重视至情至性的哀悼。西晋王戎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不拘礼制，但内心十分悲伤，形貌枯憔。东晋王献之死，其兄王徽之奔丧不哭，因为王献之喜好弹琴，王徽之将王献之的琴取下来，坐在灵床上试着弹一曲，但怎么也弹不出和谐的音调，于是摔琴至地，慨叹“人琴俱亡”，恸绝良久。。当时比较重视相墓术，郭璞、张子恭、高灵文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相墓大师。相墓术除了继承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说以外，还十分注重察看墓地所在的山川形势，讲究墓穴的方位、向背、排列、结构等，土葬仍是汉民族的标准葬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些新日用器具，最突出的是坐卧具的发展。东汉末年从西域传入内地的“胡床”逐渐普及民间。在此以前，古人室内有床，但与现代的床不同，较矮小，主要是供人坐的。胡床则可以折叠，床面用绳带交叉贯穿而成，类似今天 马扎、拆叠椅，所以又称绳床、校（交）椅。胡床轻便，可以任意搬动。《南齐书·张岱传》：“后（颜）延之于篱边闻其与客语，取胡床坐听”。后来的木质“交椅”即由胡床演变而来。“案”在汉时为放食物的托盘，这一时期增高演变为供饮食、读书写字和办公时使用的桌，人们开始形成垂腿坐凳、桌前就餐的习惯。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社会生活
隋唐五代城市大量兴起，居民人数众多。比较发达的城市黄河流域有：长安、洛阳、太原、开封、定州、滑州、兰州等；长江流域有：成都、江陵、荆州、潭州、越州、扬州；沿海城市有：登州、杭州、泉州、广州、交州；西北有凉州，西南有桂林。其中长安是隋唐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长安城布局方正、对称，功能区划明确，规模宏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其建筑风格对日本安京（今奈良）、平城京（今京都）的布局产生过重要影响。长安城北濒渭水，东依浐、灞两河，地势南高北低，开有数渠引水自南而北注入城市以解决城市用水。泛城南北并列14条大街，东西平行11条大街，它们将全城划为108个里坊。其街道整齐有序，宽度不通城门的在45——68米之间，通向城门的道路宽度均在百米以上，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街道两旁均植种槐树，称“槐衙”。城内建有东西二市，长宽各约千米。将工商店肆集中在市场内以便管理和平抑物价。东市有220行，西市则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是对外贸易的中心。
在农村，百姓大多聚族而居。白居易诗《朱陈村》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这种常见的家族式村落。“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小农家庭习惯三代同堂，平均每户人口约为5——6人左右。家族中由年长德高的长辈族长主持族务，协调处理族内各项事务。
唐代婚姻形式与礼俗基本与前代相同。社会上层婚姻重门第，女子贞节观念在“安史之乱”前与后呈现不同的特点。“安史之乱”前，贞节观念比较淡薄，一般来说妇女离异或丧夫再嫁不受社会谴责和歧视，甚至在社会最上层女子改嫁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有唐一代公主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民间改嫁的现象更不遑论说。“安史之乱”以后，我国古代社会文化从开放转入内敛，社会对妇女的角色规范和期望也从宽松转而厉。唐德宗贞元年间，饶州司马宋廷芬的长女宋若莘为诲训诸妹著《女论语》一书，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12个方面阐述妇女行为的准则。与东汉班昭所著《女诫》相比，《女论语》在贞节和严男女大防方面对女子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如《立身》篇中云：“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怀相亲。”《守节》篇则说：“第一守节，第二清贞。有女在室，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不谈私语，不听淫音。黄昏来往，秉烛掌灯，暗中出入，非女之径。一行有失，百行无成。”《女论语》对唐后期及后世社会风尚的改变影响很深。
隋唐时期，人们的主要食物在南方为稻米，北方为粟麦，北方畜牧地区则以羊肉、马肉、牛肉为食。长安城108坊中，各坊经营的内容有具体的分工，有卖胡饼的，有卖蒸糕的，有卖馄饨的，品种繁多。这一时期，人们通常栽培和食用的蔬菜已达数十种。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从西域、南洋等地引进了一批新蔬菜，如菠菜、胡萝卜、丝瓜、莴苣等，中国原有的枣、粟、桃、樱桃、李、梅、杏、梨、橘和岭南的荔枝、香蕉等果品，均被大量生产和消费，杨贵妃就是荔枝的忠实消费者。五代时又有西瓜从西北地区传入中原并广泛种植，汉代以来从西域传入的核桃、石榴、葡萄等在这一时期亦得到进一步推广种植。酒在这一时期仍然是最重要的饮品，酒的品种增加，除用谷物酿制的曲酒之外，又增加了葡萄酒。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灭高昌，将葡萄良种和酿制葡萄酒的方法引入内地，葡萄酒很快传播开来，这一时期名酒层出不穷，如“兰生”、“翠涛”、“玉薤”、“绿虫岂 ”等皆享一时盛誉。唐代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都有脍炙人口的关于酒的诗篇流传至今，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吟诵。唐时酒价约为每斗200至300钱（米价每斗约20至50钱），酒价比较稳定，至于李白、白居易、王维诗中“美酒斗十千”，皆取用曹植《齐琴行》“美酒斗十千”的典故，皆有夸张成份。隋唐以前，饮茶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自中唐开始，饮茶风气逐渐在北方普及，并流传到塞外游牧民族地区，茶叶生产与消费蓬勃发展，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唐代茶的生产主要是蒸春饼茶，春饼茶有圆形、方形，花形等不同形状。这期间，唐代茶圣陆羽著《茶经》，它是我国最早、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阐述茶的书籍。全书约7000多字，分上、中、下三卷，主要内容有：茶的起源、茶的制作、饮茶的茶具、茶的煮法、茶的饮法、茶的产地、饮茶的风俗、茶的特点等。《茶经》的诞生是我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大事，它标志着中国饮茶品茶社会风尚的形成。在茶叶生产发展的同时，统治者对茶的经济价值也开始重视，唐德宗年间，官府开始征收茶税，将茶的生产、贸易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此时，我国的饮茶风尚开始外传，729年传入日本，805年日本僧人最澄禅师至五台山同清寺留学，回国后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试种，这是中国茶种向国外传播的开始。
隋唐时的服饰有官服与民服、男装与女装之分。官服等级森严，天子之服有大裘冕等14种，太子之服有衮冕等6种，皇后之服有衤韦 衣等3种，皇太子 妃有 褕翟等3种。百官之服一品为衮冕，二品为氅冕，三品为毳冕，四品为绣冕，五品为玄冕，六品以下至九品为爵弁。服色太子用赤、黄，三品以上用紫，四品用绯，五品用浅绯，六品用深绿，七品用浅绿，八品用深青，九品用浅青。平民多为白衣。妇女服饰，主要有襦、衫、衤夸 、裙、半臂、披帛、袍、袄、带等，颜色以红为主，次为黄、白、紫、蓝。裙尚宽长，亦以红色最为流行，故称“石榴裙”。肩上披帛，称为“巾皮 服”，常以有色帛制成，质地薄，上有结，有合欢、同心诸式。唐代妇女有袒胸之习，中唐以后，尤为常见，可能是受天竺文化以及胡风影响所致。妇女化妆，主要有髻鬟、额黄、雷云眉、朱粉、口脂、花钿、妆靥（yè）等方法，妇女发式尚高髻，样式繁多。
唐人居室制度有明文规定，等级制度非常明显。王公及三品以上的大臣九架，五品以上七架，六品以下五架。门舍规模也有成规，五品以上方可建鹄头门。室内家具最有特色的变化是椅子。椅子自汉代从西域传入，初称“绳床”，坐位和靠背上有绳子编成的垫子，四脚很低。演化到唐代，取消了绳垫，四脚变高，成了常见坐具，它使人们生活习惯由过去的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唐代家用瓷器日益丰富，隋唐时代，我国的制瓷业更加繁荣，除了制作传统的青瓷外，白瓷也已烧制成功，开辟了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新纪元。唐代白瓷窑址多发现于北方如河北、河南、陕西等地，长江以南则少见，因此人们常将唐代陶瓷工艺的状况概括为“南青北白”。南方的青瓷以浙江的越窑知名度最高，其胎质细洁致密，釉层匀净，一般呈青绿或青黄色，品种主要是碗、盘、酒器、茶具等；北方的白瓷以河南的邢窑为代表，釉面光洁白净。唐代陶瓷最具艺术色彩和时代特征的是“唐三彩”，是一种以黄、绿、褐三色为主的釉陶，唐三彩瓷器中有很多适宜于民间的家用器皿。
隋唐时代在上层社会中比较信奉道教，统治者企冀通过修身养性、采饵服丹和修炼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除此之外佛教、祖先崇拜、自然神崇拜等也很流行，各种宗教活动丰富多彩。少数民族则主要信仰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唐代的体育娱乐活动形式多样。文体活动有百戏，如黄龙变、夏育扛鼎、戴竿、绳技、拔河、蹴鞠、马球、乞寒、秋千等。唐代主要节日有元日、寒食、清明、端午、七夕、重阳、腊日。农历新年有贴年画的习俗，年画约起源于汉代，隋唐是其重要发展时期。唐代吴道子画钟馗捉鬼以辟邪，出现了年画的最初形式。不过隋代以前由于木版印刷术尚未发明，年画都是手工绘制在桃木板或纸上，隋唐时，随着雕板印刷术的发明，木版年画才开始兴起。
第六节 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
由于门阀世族的消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在婚聘上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择偶标准不像以前那样将出身放在第一位，而是看重金榜题名之人；二是比较计较婚姻关系的物质财富。在宋代，富商取宗室女现象司空见惯。两宋时期，妇女“正位乎内”的角色为社会所倡导。北宋司马光著《家范》时，将女子可读之书严格限定为《孝经》、《论语》、《列女传》和《女诫》，理学家程颐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和司马光倡导的“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等思想，把妇女在家庭中对丈夫的忠诚这种为人妻的原则之一，扩展、升华为全社会妇女立身处世的首要原则——讲究贞操，尤其是童贞，并将其视为与男子对国君的忠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衡量女子好坏的绝对标准。宋代妇女在社会事务中处于从属地位，家庭生活的理想模式是“夫倡妇随”，贞操观念比前代浓厚，妇女地位进一步下降，没有在社会上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的可能。既使如此，但女子改嫁的情况仍然存在，如王安石的儿媳王芳之妻、朱熹之女都曾改嫁过。
元代所统治的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在婚姻、家庭方面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元代蒙古族实行多妻制，妻子的多少由家庭的财产状况决定。一般的官员和贵族，妻子的数目在5——10个之间，平民则少一些，一般是二妻或三妻，还有不少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在法律规定上，蒙古人多娶妻是不受限制的。蒙古人通行严格的族外婚，部族内部成员禁止通婚，因为实行多妻制，一个人同时或者先后娶其他部族的姐妹为妻并不禁止，而且是较为流行的做法。与其他北方游牧民族一样，蒙古人有着传统的收继婚姻风俗。元代汉族家庭多为一夫一妻制，以纳妾作为补充婚姻形式，基本上承袭了前代的婚姻形态。
宋代服饰大体上可分为官服与民服两大类。官服又分朝服和公服二种，朝服用于朝会及祭祀等重要场合，皆朱衣朱裳，佩带和衬以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衣饰，还有相应的冠冕。公服是官员的常服，品级不同，服色亦有差异。根据《宋史·舆服志四》记载：三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朱色，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公服的式样是圆领大袖，下裙加一横衤阑 ，腰间束以革带，头戴襆头，襆头也是宋时男子常戴的巾帽，脚上穿革履或丝麻织造的鞋子。依照规定，凡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高级官员，进出宫门时都必须佩带证明其身份的“鱼袋”或鱼符，鱼符以袋盛装，三品以上衣紫者饰以金，五品以上衣绯者饰以银。庶民百姓只准穿白色衣服，后来又允许诸外官、举人、庶人可穿黑色衣服。但在实际生活中，民间服色多样，不受此约束。宋代妇女一般上穿衫，下着裙，衫多用轻薄质料织作，宫廷嫔妃多用黄色和红色，品官士庶之家则多用淡绿、粉紫和银灰、葱白等服色。石榴裙是当时最流行的裙子，北宋未年，贵族妇女开始流行始于南唐的缠脚习俗。
元代，蒙古入主中原，当时汉族男女服装基本上保持唐宋遗制，而蒙古人则着本民族服装。蒙族男子多把顶发当额下垂一小绺，如桃式，余发编两辫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身后；其衣衫袍袄等服装大多左衽、窄袖，袖长过手，衣长过膝或及足，下穿较瘦窄小口裤，足著长靴。贵族女子则必戴高约一尺、用绒锦做成、上缀珠玉的长冠（称“姑姑冠”）。元中期后，汉族女装亦受蒙古影响，多穿一种用黑褐色粗布或绢做的左衽、窄袖长袍，腰束大带。元朝官服亦为其本民族服装，头戴盔形有缘的圆帽，帽有质地不同的珠饰以显示品级，身穿左衽蒙古袍，脚穿高革幼 靴。元代汉民族的服饰因元统治者的种种禁令有所改变，如按规定，一般士庶只许用花纟宁 丝绸、绫罗、毛毳（泛指毛织品）和布帛，不得使用绵缎；服色不许用赭黄，帽笠不许饰金、玉，靴上不得刺绣花样等。在元代，棉花种植普遍推广，棉纺技术也普遍提高，从此，棉布成了我国衣料中的主要品种。1289年，元政府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设有木棉提举司，每年征收棉布十万匹，可见这时棉产量已相当可观。
宋代饮食文化有很大发展。据《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宋代食品名目繁多。高档的大型酒楼，如汴京的仁和店、会仙楼，杭州的武林园、熙春楼，饭、菜、酒俱全，且有歌舞女演唱作陪。宋朝人普遍喜欢饮茶和饮酒，名茶众多，有“龙”、“风”、“石乳”、“白乳”、“龙团”、“胜雪”、“雨前”、“大方”、“密云龙”、“玉液长春”、“龙苑报春”、“万春银叶”等几十种。在宋代还兴起了斗茶（茗战）的风气，这是古人集体品评茶的品质优劣的一种形式，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很流行。宋人唐庚著有《斗茶记》、蔡襄则撰有《茶录》一书。这时饮茶之风既为朝廷提倡，又在民间盛行，宋画家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范仲淹的《斗茶歌》都为我们描述了当年民间饮茶、斗茶的盛况。斗茶的风气对促进茶叶学和茶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茶艺走向了繁复、琐碎与奢侈。南宋以来，饮茶的方法也发生巨变，由原来煮而饮一变为冲泡而饮，这种冲泡法今天仍在沿用。
宋代全国各地名酒很多，张能臣《酒名记》记载北宋名酒近100种，《武林旧事》记载南宋名酒50余种。当时流行的酒大致可分为黄酒、果酒、药酒和白酒（大烧酒）四大种类。北宋人朱翼中撰写了一部造酒专著《北山酒经》，记载了十几种酿酒方法，据推测北宋时我国可能产生了酒精含量高、品质好的蒸馏酒——“烧酒”，南宋时有烧酒已成定论。此时，皇帝以饮宴笼络大臣，文人以酒助兴吟诗，士庶百姓婚丧嫁娶、祭祀神灵祖先，都离不开酒。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李清照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陆游的“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等都是墨客骚人以酒助兴谴怀，在情与酒融合之中的名篇佳句。元代统治者更以豪饮著称，元太宗“素嗜酒，日久大臣酣饮”，虽然曾因酿酒耗粮太多而多次禁酒并课以重税，但“私酿者比屋”，饮酒之风仍然炽盛。元代酒的品种增多，除粮食酒、果酒以外，还有马奶酒。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茶在元代已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正如元曲《玉壶春》中所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宋时建筑与唐代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城市的结构布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打破了唐代的里坊制封闭格局；宫殿寺庙一般较唐代为小，不论单座或组群建筑都不像唐代那样宏伟，但追求秀丽、变化，因而出现了许多形式复杂的殿阁楼台。在建筑群组合方面，在总平面上加强了进深的空间层次；在建筑装修和色彩上追求豪华绚丽，装饰上一改唐代习用的板门与直棂窗，大量使用格子门、窗、阑槛钩窗，色彩上唐代常用朱白二色，宋代饰之彩绘木架、红墙和琉璃瓦。建筑业已有明确规范，北宋名匠喻皓（或作浩）曾写出《木经》一书，惜失传。宋元符三年（1100年），将作丞李诫在工匠间征集经久可用之法，编纂成《营造法式》，经皇帝批准后作为官式建筑的规范。这部书共34卷，内容分为五个主要部分：释名、名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它的颁布不仅带来了施工的便利，也为后世建筑用材取料所效法。宋代的园林建筑兴盛，较唐代数量剧增，它们是帝王贵族的享乐养老之所。宋徽宗赵佶穷奢极欲，营建艮岳，从江南搜罗奇峰怪石，水运到汴梁，10艘船只连成一“纲”，即所谓“花石纲”。辽仿木结构建的砖塔，多为密檐式，金代砖雕、石雕（包括汉白玉制件），精巧细致，色彩比北宋更加华丽，室内空间扩大，北京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就是金代所建的著名石桥。
元代由于统治者信奉宗教的缘故，各类宗教建筑、特别是喇嘛教建筑得到较大发展，木建筑承宋、金传统，但在规模和质量上均逊色于两宋。
宋元时期的文体娱乐活动非常盛行。在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撰写的《梦梁录》中有许多当时人们文化娱乐活动的记载。北宋的汴京城中有许多固定的娱乐游艺场所，称作瓦子，或称瓦舍、瓦市、瓦肆等，每一处瓦子由若干座用栏杆围成的表演各种技艺的场地组成，称作勾栏 。汴京的桑家瓦子有大小勾栏50余座，其中的莲花棚、牡丹棚、象棚可容纳几千观众。南宋临安城中有瓦子24处，其中以众安桥的北瓦规模最大，内有勾栏13座，分别表演说话、相扑、傀儡、杂剧、影戏、诸官调、舞蕃乐、谈浑话、装鬼神等。蹴鞠是一种以踢球为技的运动，又称蹋鞠，即今足球。鞠是指用皮制成的球，蹴是用脚踢的意思。蹴鞠起源很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存在，汉代盛行并出现了有关专门著作。唐时各阶层人士都喜爱这一活动，到北宋时更加普及，上自天子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积极参加。唐朝时传入的马球，北宋时称“打球”，是在军队中流行的军事体育项目，宋太宗曾下令详定打球的规则，每年三月在皇宫的大明殿前举办“会鞠”大会，皇帝也乘马出场比赛，宗室、近臣及文武官员都分成两队，“朋戏以为乐”，比赛中还要击鼓奏乐，气氛十分热烈，到北宋末年，打球已成为皇帝寿诞庆典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助兴项目。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对官员的休假日做了如下规定：“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至元十四年（1277年），对每月的假日又进行了调整，将每月初十、二十日、三十日放假，改为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及乙亥日放假，并规定这几天不许杀生。从假日的安排可以看出，元代每年四季中的节日庆典，基本遵循汉地的传统习俗。（其中天寿节，又称圣节、圣节本命日，即皇帝诞辰，天寿节的主要活动是为皇帝祝寿）。围猎、击球、射柳、竞走等大型活动，在元代都有所发展，并得到蒙古皇帝和贵族的重视。大型的围猎活动，由蒙古大汗、皇帝或宗王组织，在一般情况下，蒙古贵族都要带领部属参加，从成吉思汗时开始，它就已成为蒙古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打马球在元代一般在端午和重阳时举行，它往往和射柳活动同时举行。射柳在辽、金时宫廷中就经常举行。如金朝时，“凡重午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元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元朝时宫廷中举行的射柳活动，内容和形式与金朝时大致相同。
元代宫廷中经常举行的娱乐活动，还有角抵和竞走等。角抵，又称“厮博”，就是摔跤，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草原上出名的摔跤手，被称为“孛可”（力士）。竞走的距离，一般是二百里左右，时间是从黎明开始。竞走是比试脚力，又名之曰“放走”。在元代常见的娱乐器具有双陆、象棋和围棋。双陆大概起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唐代盛行，南宋统治下的江淮以南地区，双陆几乎绝迹。但在辽、金统治下的北方双陆仍然流行，元朝统一后，双陆在全国到处可见，无论上层或民间，无论男女，双陆都很受欢迎。《元史·哈麻传》就有元顺帝在内殿与宠臣哈麻“以双陆为戏”的记载。双陆和棋类一样，有盘，长方形，玩者分为黑、白双方，每方各十二路，中有门，左右各六路，“双陆”之各即由此而来。象棋是我国传统的棋种，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现在象棋在南宋基本定型。1959年，内蒙古元大宁路遗址（今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内）出土的铜象棋子，一面是图缘，一面是文字，有将、士、象、车、马、炮、卒七种，便是元代象棋的物证。围棋亦是中国本土创造的棋种，原来棋局纵横十七道，大概在唐代发展成为十九道，自此以后，一直没有变化。围棋在元代很流行，“闲居适意，惟棋甚美。”“棋乃尧王制，相传到至今。手谈消郁闷，遣兴过光阴。”。围棋被认为是消遣的最佳工具，受到各阶层的普遍欢迎。
第七节： 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
明代的服饰基本沿袭前代，但服饰原料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衣被原料是葛、麻、蚕丝和动物的皮毛。葛就是今天南方山区常见的葛藤，长达数十米，其皮坚韧，用沸水煮过，就会变软而分离出白而细的纤维，用手拈搓，可成细线或粗绳，是古代先民用于结绳编网的主要材料，密编的网披在身上，用以代替原来的兽皮或树叶，就成为最早的衣被。麻包括苎麻和大麻（不包括亚麻，亚麻是张骞通西域时引进的，古代仅作为药用），都是原产于我国的古老作物，与葛一样是最早的纺织原料，宋元以前，麻布是我国平民长期的主要衣着原料，“布衣”中的“布”都是指麻布，不是棉布。宋元以后，棉花逐渐取代了麻而成为纺织业的主要原料，到明代棉花已彻底取代麻的地位，而广泛成为衣饰的原料。棉织业成为小家庭不可或缺，仅次于农业的副业。明代，我国已成为棉花与棉布的出口国。明末，每年向菲律宾出口棉线七千多斤和棉布一万多匹（明代布匹长三丈二尺，宽一尺八寸，重三斤），以后又陆续增加出口量，甚至远销墨西哥、秘鲁等国，还出现了专门记述研究植棉的著作，如明代徐光启的《吉贝疏》等。明代的服饰基本没袭前代样式，官服中出现的变化主要是增加了以补服区分官品的方法。就是即在皇帝、朝臣的袍服的前胸后背绣上“补子”，文武官员、品级高低者各有不同：皇帝袍绣龙，王公袍绣麒麟、白泽。文官补子用不同的禽鸟，武官补子用不同的兽纹。
清代衣饰原料主要品种是棉与丝，其服装特点是等级差别与民族特色鲜明。满族与汉族在清军入关前各有不同的服饰制度和社会习俗，清军入关后，强令人民剃发易衣冠，使服饰发生了重大变化。男子一律剃发梳辫，着长衫，到康熙后马褂这一满族贵族的马上装束也流入民间，长袍马褂成为清朝男子的典型装束。至乾隆中期，最终形成了既有满族民族特色，又有汉族传统等级标志的服饰制度。按照规定，自皇帝到平民，服饰共分48品类，其中皇族6种，王族35种，贵族有爵者5种，品官命妇1种，士庶1种，依照等级限制颜色、用料、式样、花纹、饰物。如朝珠五品以上及内廷官员才可穿戴，官帽上花翎一般只限于有爵位的和皇帝的近侍、王府护卫、禁卫京城内外的武职营官佩带，从一至三翎，位越尊翎越多，其他人则需有军功或出于特赐才可戴用，但“外任文官无赐花翎者”。
在女性服饰中，满族妇女喜着旗袍，罩马甲，穿一种鞋底中心有高蹬的花盆底鞋；汉族女装则南北相异，但基本上沿用明代样式。南方多系裙，北方则扎裤脚，着对襟、大襟、琵琶襟等衣服，穿百褶裙。汉族妇女多缠足，鞋以窄小为贵，金钱绣花，装饰珠翠，有平底高跟等样式，满族妇女则一般不缠足。到清末，西方服饰传入，辛亥革命后又剪掉了发辫，我国服装开始进入了近现代时期。
明代南方的粮食主要以稻米为主，北方则以麦为主。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在明中叶传入并得到推广，这两种作物耐旱、易种植，而且产量高、口味好，适宜在较贫瘠的旱地和山地种植。到明后期，番薯已成为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一带人们的辅助食粮，玉米也成为长江中上游流域山地、尤其是汉水流域山区的重要粮食作物。
明代郑和七下大西洋，与3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加之我国侨民大量泛海经商，又引进了一些西方的食品，到明代弘治年间，可上菜谱的原料已有近千种，通过中外交流引进的玉米、番薯、西红柿、四季豆、苦瓜、甘兰等新食物品种达100多种，并全面掌握了这些新品种的种植技术，人们的饮食进一步多样化。清代原产于美洲的作物——花生得到了广泛种植，饮食有系统的总结、规范，《古今图书集成》饮食部中将各类饮食调料分列成29部，每部又分列种名，并考其来源作法，可谓集饮食之大成。
古典饮食文化在这一时期发展到顶峰，清代的宫宴，一般分为祀筵、奠筵、燕筵和围筵四类，前两类专供祭祀而用，后两类为赏赐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而设，在清代古典筵宴中，水平最高的当推“满汉燕翅烧烤全席”，简称“满汉全席”。它规格高、礼仪重，上最精细的菜点、摆最名贵的餐具，且“非盛事不设”；它席面大、菜点多，少则上50——70道菜，多则有100多道菜。“满汉全席”使我国古典筵席的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餐饮业十分发达，最终形成了苏、鲁、川、粤四大菜系，另外象淮扬、苏松、湘鄂的小菜系也很有名。
茶与酒仍是明清时期的主要消费品。在明代，制茶技术发展很快。1570年，在制作炒青绿茶的基础上，发明了黄茶的制法；1585年，发明了黑茶的制法。明末又发明了红茶的制法。这时茶叶专著也应运而生，如许次纾的《茶疏》、黄龙德的《茶说》等，都比较全面地总结汇集了茶叶生产加工的技术成果。清代中期，又创制了白茶，还在制绿、黑、白、红茶的基础上始制青茶，这种青茶就是乌龙茶的前身，它具有红茶之色香和绿茶的利爽可口，又无红茶的涩与绿茶的苦等特点，尤以福建武夷岩茶和安溪铁观音为原料的制品最佳。这一时期的绿茶名品主要有龙井、六安、松萝、阳羡、毛尖、老君眉、碧螺春等。公元1607年（明代末期），我国的茶叶首次出口到欧洲，到公元1886年，我国茶叶的年出口量已达13.4万吨，占当时世界茶叶年总出口量的90%。明清饮茶之风盛行，饮用方法沿用北宋以来的冲泡而饮的方法。
明清时期烧酒技术已通行全国，今天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中已普遍见到饮酒用的小型酒具，这说明当时度数较高的蒸馏白酒已经普及，白酒已深入到普通百姓家，成为人们普遍饮用的饮料。明代的药物学专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简略叙述了元明二代酿造白酒的方法：“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败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黍米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十日，以甑蒸好，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明清时期畅销的酒有：沧州的沧酒、德州的卢酒、山西潞酒、甘肃枸杞酒、无锡惠泉酒、苏州陈三白酒、扬州木瓜酒、常州兰陵酒、绍兴苦露酒、四川筒酒等。至于少数民族的饮料，满、蒙、回民等习惯饮用羊奶、盐、茶、奶油熬制的奶茶，藏族习惯饮用酥油、糌粑、盐、茶调制而成的酥 油茶。
明清时期的岁时习俗沿袭前代，主要节日有元旦、清明、浴佛、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祭灶等。年节从腊月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八，从明初开始，民间在年节盛行贴春联、门神的习俗，相传朱元璋曾亲手为一屠户撰写春联：“双手辟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春季的节日以“清明”为中心，清代还将清明祭扫与踏青、春游合而为一，夏季的节日围绕“端午”进行，在赛龙舟外，还有城隍庙会。秋季的节日习俗很多，主要围绕“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各节进行。其中“中元”（七月十五）又称“鬼节”，僧道设盂兰盆会或作道场超度孤魂野鬼。冬季节日主要是“冬至”。
明清时期的民居颇具特色，在明以后，砖不仅用于城墙建造，还广泛用于民居，并出现了全用砖彻的建筑物。南方多建瓦房，北方多居草屋，在山西、河南、陕甘等黄土地区，人们还挖土为穴，用砖衬砌成拱顶住房或在地面筑拱顶住房，称为“窑洞”。南方人睡床，北方人一般睡炕。北京四合院是北方住宅的代表，它采用封闭式结构，其布局受封建宗法礼教的支配，按南北纵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大门多位于东南角上，门内迎面建影壁，使外人看不宅内活动，保持私密性。入门转西便是前院，前院跨纵轴线上的二门便进入后院，此为住宅的核心。院北正房居长辈，东西厢房居晚辈，在正房左右附以耳房与小院，置厨房、杂屋和厕所。住宅的四周由客屋的后墙及围墙封闭，一般不对外开窗，院内栽植花木或陈设盆景，构成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南方住宅如安徽皖南民宅、分布在福建西南部及两广北部的客家住宅也很有特色。
清代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人的婚姻观念、婚姻形式呈现出多种形态并存的特色：一是在政治上，清人择偶重门第；二是在经济上，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各阶层都“锱铢共竞”，致使清人择偶重财富而轻贫贱，甚至择婿时，提出“岁入须逾万金”的要求。据乾隆《平原县志》载，山东平原县民间，民家“今惟嫁女适他邑乃论聘财”之多少而选婿。清人或后期甚至出现了很多官员与商贾通婚联姻的情况。《清稗类钞》一书的“婚姻类·赵国麟与刘藩长联姻”条就记载了乾隆初年大学士赵国麟与商人刘藩长联姻的情况。三是在伦理上，清代是封建贞操观念较为严格的时代，婚制上除继承明代的诸多流弊外，对妇女的贞节要求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广东中部地方，民间新婚之仪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对新娘“验贞”。封建统治者为了捍卫封建礼教伦理，严禁寡妇和离异女子再婚，而要她们保持贞节，“从一而终”并给守节殉道者建立“贞节坊”、“烈女祠”。然而，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在清代寡妇再婚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如在上海，“闾阎刺草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四是在婚姻形态上，常见的是一夫一妻制，贵族地主商人一夫多妻制，另尚存掠夺婚、买卖婚、交换婚、招赘婚、指腹婚等特殊婚姻形态，早婚与童养媳制度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清政府为了达到使“天朝”人丁繁盛的目的，鼓励早婚多育，明文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即达到结婚年龄，并可以自便。[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三《媒氏民判解》]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婆家来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才正式婚配。清代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社会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各异，因而婚姻习俗丰富多彩。在哈萨克、柯尔克孜、鄂温克、怒、景颇、黎、彝、苗、壮等族中有“转房”的婚习，即死去丈夫的妇女有再嫁给已故丈夫的兄弟的权利和义务。独龙族有姐妹共夫的婚俗。广东北部的壮族有称为“放牛出栏”的风尚，即每年自夏历除夕开始，未婚男女，均可寻找自己喜欢的对象，在田间山下相互对唱山歌，互诉爱慕之情。在苗、瑶、壮、侗、傈僳等族 中，则盛行姑舅表婚的习俗，即所谓“有女先问舅”的婚习，它源于原始氏族的男女之间互相婚配，实际上就是兄弟的子女与姐妹的子女之间相通婚姻。
清代统治者明文规定：不准民人“从尊长遗言，将尸烧化及弃置水中”。所以中原汉族的葬式一般均采用土葬，丧礼基本与前代相似，一般有停尸、招魂、吊丧、殡仪、送葬等几项程序。在少数民族地区葬法、葬式各异，有火葬、土葬、天葬、树葬、水葬、塔葬、洞穴葬、穴葬等不同风俗习惯。
思考题：
简述夏商周时期的食物种类及饮食习惯。
简述我国古代的婚姻礼仪制度。
简述我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及风俗。
简述隋唐时期的服饰类别及特点。
参考书目：
1、《中国古代文明十讲》李学勤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2、《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一）（二）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1986年4月第1版
3、《佛教与中国文化》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1986年版
4、《丧葬史》陈华文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1版
5、《元代社会生活史》史卫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6年1月第1版
6、《中国历史与文化》管维良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7、《书法探求》冯亦吾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83年8月第1版
8、《中国风俗通史·清代卷》林永匡、袁立泽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第九章 晚清的变革与覆灭
第一节 鸦片战争
一 19世纪前期的中国与世界
（一）清王朝的衰落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个王朝。它在前期曾经推动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神话般的“康乾盛世”。及至19世纪20年代道光皇帝即位前后，清帝国已失去昔日“盛世”的辉煌而处于无可挽回的衰世，社会危机四伏。
政治腐败。皇帝专横独断，骄妄自大。一般封疆大吏愚昧闭塞，官场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大小官吏皆“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清史稿37 列传143 洪亮吉 页11309）道光帝倚重世故圆滑、“多磕头、少说话”为法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和惯于植党营私的穆彰阿等人辅佐朝政，遂使政治更加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是对当时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的生动写照。
军备废驰。清政府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也日渐腐化，战斗力锐减。军官不理营务，而用心计于克粮冒饷和贪污肥私等方面。就连海防炮台也年久失修，不堪一击。清军的武器原始落后，还处在以刀予弓箭为主的“冷兵器”时代。所有的抬枪、土炮和火药极为粗糙低劣，土炮制造工艺落后，保养和使用又漫不经心。这样的军队已经失去了抵御侵略，保卫国防的能力。
经济发展缓慢。道光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依旧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但在沿海沿江以及内地的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商品经济却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不过，道光时期的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中所占的比重却微乎其微。缓慢发展的资本主义也只不过是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因此，还无力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束缚而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中国旺盛的自然经济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顽强地抵挡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频繁入侵以及商品倾销的一次次猛烈轰击，显示了东方生产方式所特有经济实力。
文化思想迂腐保守。清朝统治者沿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强行文化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把人们的思想严密控制在纲常名教、忠君媚上的模式之中，整个思想文化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面对日益发展的国际大势，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页26）清朝统治阶级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迂腐观念，使已经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
（二）西方列强觊觎中国
正当清朝每况愈下的时候，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却在殖民掠夺中迅速发展。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产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到工业革命中去，引发了生产技术重大变革的浪潮。产业革命的完成和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使英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资产阶级早已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当作重点猎取的目标。1832年2月（道光十二年正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武装商船偷偷地从澳门出发，测绘中国沿海地形，搜集沿海驻军人数、装备、炮台设施等情报，历时6个多月才回到澳门，完成了英国武装侵略中国的第一步准备工作。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迅速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末，法国拥有蒸汽机5200台；1815年至1840年间棉织品产量增加3倍；铁产量由1825年的20万吨增加到1840年的35万吨；铁路的修建也掀起了高潮。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居第二位。为开辟新市场，法国资产阶级加紧侵略扩张，并把越南和中国作为它在亚洲的主要侵略和掠夺目标。
美国建国较晚，19世纪初工业还落后于英、法两国，但生产发展的速度较快。1805年机械纺纱的纱绽只有4500枚，1825年增至80万枚，1840年棉纺织业有纱绽228万枚以上。19世纪30年代起广泛使用蒸汽机。到1850年，铁路线已长达15000公里，居世界第一位。美国极力追随英国，力图以资本主义商品重炮轰开紧闭的中国大门。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直到1861年农奴制废除，资本主义才有较快的发展。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早就开始了，16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迅速扩占了西伯利亚大片地区。17世纪中叶，又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鸦片战争前夕，俄国接连派人到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区搜集情报，为侵吞我国北方领土作准备。
（三）中外贸易与鸦片走私
19世纪初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扩展。中外贸易分为陆路和海路两种。传统的陆路贸易主要是与俄国、朝鲜、缅甸和越南等邻国进行，其中以俄国为主。海路贸易除了与东南亚和日本的传统贸易不断扩大外，和欧美诸国的贸易也有相当的发展，其中尤以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最为兴旺。
1833年8月，英国废除了长达233年之久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卖权。随后，一批批自由商人蜂拥来到中国，这些新兴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商人迅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而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角。为了适应对华贸易发展的需要，英国政府委派律劳卑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在中英贸易中，英国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金属和从印度转运的棉花，而从中国输出到欧洲市场的大宗商品有茶叶、生丝和土布等。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首次进入广州，成为中美贸易的开端，从此美国对华贸易较快地发展起来。美商主要靠大宗贩运中国土布到欧美一些国家销售以获厚利，此外也经营中国茶叶和英国的毛纺织品以及美国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美国每年从中国贩运土布约100万至200万匹，甚至多达300万匹，几乎垄断了中国土布出口贸易。
在迅速增长的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中，英国和美国都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到19世纪20―30年代，每年的出超额多达200万―300万两以上。中国成为传统的白银内流国家。据统计，自18世纪初至19世纪20年代的百余年间，经欧洲商人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有5亿元。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英美政府支持和怂恿其商人把鸦片运进中国。
鸦片，又阿芙蓉，俗称大烟。由罂粟的汁液提练而成，有安神止痛和镇咳止泻等功能，自古被当作药材使用。但它含有大量的麻醉毒素，吸食极易上瘾而又极难戒绝。明朝末年，吸食鸦片的方法传入中国。
从18世纪50年代起，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不过200箱，60年代以后上升为1000箱。1773年代，东印度公司对鸦片销售垄断，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成倍增长，至1790年首次突破4000箱。美国商人也先后从土耳其、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销售。据统计，输入中国的鸦片，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输入4200箱，1821年至1829年平均每年为1.9万箱，1830年至1840年平均每年为2.4箱。
鸦片贸易为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暴利。以1813年为例，每箱鸦片在印度的成本价为237卢比，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市场的销售价每箱为2428卢比，利润高达924%。其中2/3归东印度公司，其余归英国政府，以至鸦片贸易的收入占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的1∕7。鸦片贩子从鸦片贸易中也大发横财，他们把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转手获利2至3倍。鸦片贸易发变了英国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以1837―1838年的中英贸易为例，英国对华输入额563.7英磅，其中鸦片价值为337.6英磅。而中国对英输出额仅为314.7英磅，英国资产阶级正是靠鸦片贸易才扭转了对华贸易中的逆差。
鸦片的大量输入，“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魏源 海国图志 卷37 页1）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和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造成了几乎毁灭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族灾难。
二.鸦片战争与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
（一）正义的禁烟运动
早在1731年（雍正九年），清政府就颁布禁烟令，道光帝即位后，又重申禁绝鸦片之令。然而，鸦片进口屡禁不止，吸食者与日俱增。据1835年（道光十五年）估计，全国约有200万吸食者，上至文武大员，下至士子兵丁，及至僧道比丘各色人等，不少人已有嗜鸦片之癖。究其原因，乃是西方侵略者的贪婪、凶残和清朝吏治的腐败。
烟毒泛滥的严重态势，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的关注，并对禁烟问题产生明显分岐。1836年6月（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禁令，允许公开买卖。其理由是：与其禁而不止，不如允许纳税进口，政府可增加税收；提倡内地种植鸦片，可以抵制外国鸦片进口。他认为只要官员兵丁不吸食鸦片就无损于朝庭，至于一般百姓吸食与否无需过问。许乃济的主张立即得到一些官员的响应，但也遭到另一些官员的反对，其中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部给事中许球的奏折最为有力。他们认为政令应该统一，既然在民间开禁，就无法禁止官员、士兵吸食，只准“以货易货”也是无法行得通的。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泸寺卿黄爵滋上奏痛斥鸦片的危害，力主严禁，指出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官吏的贪桩枉法；认为不根绝吸食者就无法根绝贩卖者。因些，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张。道光帝把黄爵滋的奏折发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各抒已见。先后收到29个省遵旨议复的奏折，除1人未作明确回答外，其中有4人明确支持黄爵滋的意见，其余24人从不同的角度表示“重治吸食”的办法不切实际，因吸食者太多，诛不胜诛，而应慎用刑典，严防海口以杜绝鸦片之来源。这场禁烟问题的大讨论得出了积极、全面的禁烟方案：既重治吸食者，亦重惩贩运、走私、海口接引与开设烟馆者。严查海口走私，严禁内地种植鸦片。
1839年6月（道光十九年五月）清政府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39条，命令全国遵照实施。以清查吸食鸦片者、收缴烟土和烟具、缉拿烟贩、铲除罂粟花苗等为主要内容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先后共搜获烟土、烟膏58.8万两，收缴烟枪、烟具3.9万件，拿获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犯4111名，铲除私种罂粟230余亩。（郦永庆 有关禁烟运动的几点新认识 历史档案 1986年第3期）特别是烟毒危害严重的广东、福建、浙江、和直隶各海口，以及湖广、四川和云南等地的禁烟运动尤见成效。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最为出色。
林则徐在任湖广总督时，就卓有成效地开展禁烟。1838年12月（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3月（道光十九年二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看到广东人民高昂的反侵略斗志，深受鼓舞，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鸦片战争 第2册 页243）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密切合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展禁烟。迫使英商交出鸦片2万多箱，美商交出1500多箱。6月3―25日（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五日），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虎门销烟的壮举，打击了外侵略者的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二）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虎门销烟的消息于1839年传到英国，立即引起了一片反华叫嚣，英国政府开始策划侵华战争。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并立即组成一支由乔治·懿律为总司令的4000人的“远征军”。英军于6月到达中国海面，封锁珠江口。从此，英国挑起的侵华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是英国政府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二年多时间，经历三个阶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政府时战时和，由抵抗逐步走向妥协投降。英国侵略者软硬兼施，不达目的决不罢兵。中国人民进行了自发的抵抗斗争。
第一阶段，从英军封锁珠江口到琦善求和（1840年6月―1841年1月）。
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由于改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加强戒备，以阵以待，英军在广东未能得手。7月，英军进犯厦门，被新到任的闽浙总督邓廷桢所率水师击退。接着，英军北上占领防务空虚的定海。8月，英兵船抵达天津白河口，威胁京畿并致函清政府，攻击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听信谗言，误以为此次兵祸全由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所致，于是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琦善在谈判中一面保证惩办林则徐，一面承诺只要英兵南撤，一切皆可商议。懿律得此保证，加上北方天气转冷，不利作战，便率军南返。9月17日，道光帝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谈判。28日，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由琦善署理两广总督。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下令拆除珠江附近的一切防务，裁减水师，遣散水勇。英军乘虚而入，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袭击虎门外的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英勇战死，炮台失陷。琦善惊慌不已，派买办鲍鹏去穿鼻洋向英军求和，英方全权代表义律向琦善提出“割让”尖沙咀和香港等处的侵略要求，并于21日单方面擅自炮自出以“割让”香港全岛、开放广州和赔款600万元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穿鼻草约》。26日，英军强占香港。
第二阶段，从清廷下诏开战到《广州和约》的订立（1841年1月―1841年5月）。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和琦善在广州的所作所为传到北京以后，道光帝大为震怒。遂将琦善革职问罪，锁拿回京，并派其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1.7万的兵力开赴广东前线。英军风闻清政府调兵遣将，便先发制人，于2月26日猛攻虎门炮台。关天培率军奋力抵抗，壮烈殉国，炮台守军400余人大部分阵亡。4月间，奕山率领大军抵达广州，5月21日发动一次夜袭，初获小胜。次日，英军反扑，经过5天激战，清军大败而归。英军占据广州城郊炮台后，猛烈炮击广州城。奕山惊恐万状，急忙在城头竖起白旗投降乞和，27日，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奕山缴纳600元所谓“赎城费”，英军答应退至虎门。
第三阶段，从英军扩大进攻到《南京条约》的签订（1841年8月―1842年8月）。
英国政府对义律擅自拟订的《穿鼻草约》的内容不满，认为所得侵略权益太少，于是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并增兵扩大侵略战争。8月，璞鼎查率英舰攻陷厦门。10月1日，再陷定海。定海守军在葛云飞、郑国鹏和王锡朋三总兵率领下奋勇抗击，三总兵相继壮烈殉国，5000名将士全部为国捐躯。英军攻陷镇海、宁波，署理两江总督裕谦投水自尽。
道光帝为搀救浙江败局，任命另一个侄儿奕经的振武将军、侍郎文蔚等为参赞大臣，率军前往浙江收复失地。奕经一路上游山玩水，直到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绍兴，在毫无准备和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于3月10日兵分三路向宁波、镇海、定海进攻，结果一败涂地，不但没有收复三城，反而又丢掉了慈溪，奕经逃回杭州。
6月中旬，英舰进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守军奋起抵抗，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壮烈牺牲。英军接连攻陷吴淞炮台和上海，随后沿江西上。7月21日，陷镇江，8月5日，英军舰船80余艘闯入南京下关江面。道光帝急忙派盛京将军耆英和被革职的两江伊里布等人到达南京与英国侵略者谈判。至此，历时两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
在鸦片战争中，清军许多爱国官兵激于民族大义而临危不惧，英勇杀敌，为维护祖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陈连升父子英勇喋血沙场，关天培在虎门悲壮殉国，定海三总兵血战六昼夜为国捐躯，陈化成在吴淞英勇战死，镇江驻防旗兵与英军巷战、肉博而宁死不屈，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独立的爱国精神。此外，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同心协力，率领兵勇和义民保卫台湾，多次痛击进犯台湾的英国侵略军。特别是东南沿海的人民群众为保卫社稷家园而自发组织起来痛击英国侵略者，涌现出许多动人的英勇事迹。其中犹以广州城北三元里人民抗击斗争的规模最大、影响深远。此外，宁波和定海等地的黑水党也经常狙击英军，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
（三）不平等条约与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开端
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失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一）割让香港。（二）赔款2100万元。（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四）取消旧的公行制度，英商在通商口岸自由交易。（五）协定关税，即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
1843年7月22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10月8日，又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英国从中又获得新的特权：（一）压低关税。《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进口货物和税率定为5%，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低税率的国家之一，海关从此丧失了保护本国民族工农业的作用，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二）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英国侨民在中国犯刑事罪时，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处理。从此，中国的司法权被破坏，外国人可在中国为非作歹，而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三）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今后中国与任何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出让新的权益时，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四）可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建立租界。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争相效尤，分别遣专使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攫取侵略权益。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美国除了享有英人在《南京条约》中的全部特权外，（一）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规定不但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华发生的一切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二）扩大了关税协定权，规定中国要变更关税税则，必须取得美国的同意才能变更。10月24日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不但攫取了英美所取得的全部特权，还获得在五口通商口岸传教、清政府必须保护教堂和传教士的特权。1846年2月，清政府被迫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
继英、法、美三国之后，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葡萄牙、丹麦等纷至沓来，要求清政府正式订立通商条约。清政府采取“一视同仁”的妥协方针，一一应允。1848年，葡萄牙殖民者公然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霸占了中国领土澳门。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也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英国夺取香港，葡萄牙强占澳门，使中国领土丧失完整性。领土领海主权、司法权和关税权等主权被破坏，使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主权和地位。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在五个通商口岸中，上海发展最为迅速，它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上海地方官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英人居留地，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1848年和1849年，美、法侵略者也步英国的后尘，分别在上海划定租界。他们在租界内建立了一套殖民地管理制度。其他通商口岸也都依此建立了这种号称“国中之国”的租界。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巨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这种经济现象在五口通商地区尤为明显。鸦片战争后，英国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大量的棉纺织品和其它工业品运往中国。其中尤以棉纱为大宗，约占中国进口的70%左右。这样，英国棉纱大量涌入，遂使东南沿海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全国著名的棉区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竟出现了无纱可纺的现象。福建漳州一带的土布也大大减产。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口的茶、丝数量迅速增长，但茶、丝的出口贸易大都被英商所操纵。他们根据本国和外贸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在中国索取原料。如在上海、广州等地就有他们的茶商附设茶厂，专门加工适合他们需要的茶叶。茶叶的数量和价格也为外商所控制。中国的丝茶业被迫服从于外国资本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阶级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两大对抗阶级。战后，在广州外国商行和中国公行里，出现了由中国官厅特许的为外国商人经管帐目和购办物品的“管事”的买办，成为中国近代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此外，还出现了一些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码头工人和在外轮上工作的海员，以及船舶修造工人。他们是中国早期的产业工人。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得多样化、复杂化了。中国人民从此肩负着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使命。
由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界长期处在空言心性的理学（宋学）和繁琐考证和汉学束缚之下，形成万马齐喑的僵化、陈腐局面。鸦片战争前后，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已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国门洞开
（一）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19世纪中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之蔓延开来。1847年和1857年，英国连续爆发了两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欧美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第278页）《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资产阶级满以为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得巨额的利润，可是五口通商以来的10年间，英国很多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英国资产阶级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通商口岸开辟的太少。因此决定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以强迫中国全境开放，获得更多的侵略特权和利益。
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等国侵略者相继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其阴谋均未得逞，于是他们决定再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以迫使清政府屈服。英、法两国分别制造“亚罗”号和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发动战争。因为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大鸦片战争所获得的侵略权益，故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整个战争中，俄美两国一直追随英法之后，以“调停人”的身份，对清政府提出要求，施加压力，做英法联军的外交帮凶。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600多人大举进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作任何战争准备，却一味求神保佑，城陷后被俘。送往印度加尔各答。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扶植柏贵为傀儡，对广州进行殖民统治长达4年之久。
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20日攻陷大沽口，直逼天津。直隶总督谭其骧弃城逃跑，联军迅速占领城外望海楼一带。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代表，于6月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中法通商章程》作为《天津条约》的附约。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一）公使驻京。（二）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改为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为通商口岸。（三）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自由航行。（四）外国人可到内地游历、传教和通商。（五）修改税则，取消常关税。外货进入内地只征2.5%的子口税.（六）赔款:赔英国400万两,法国200万两。在附约中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人“帮办税务”。
（二）英法扩大战争，俄国趁火打劫
1859年6月，英、法、美等国军舰北上换约。清政府要求他们派代表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陆。然而，英法联军强行闯入白河口，炮击大沽炮台，结果遭到严阵以待的守军将士的猛烈打击，英国舰队司令何伯身受重伤，最后在美国军舰的帮助下，英法联军始得仓惶撤退。
大沽惨败后，英法两国决定进一步扩大侵略。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直隶乐善和守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24日，联军攻占天津。9月21日，在通州八里桥大败清军。22日，咸丰帝逃往热河，授其六弟恭亲王奕訢为钦差大臣向英法求和。10月6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并抢劫了北郊的圆明园。三日之内联军将这座经营150余年、凝集古今艺术珍品和综合中西建筑艺术成就的壮丽宫殿和园林抢掠一空，毁坏殆尽，并付之一炬，使之变成一片瓦砾场。
10月24日、25日，奕訢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开放天津为商埠。（二）准许华工出国做工。（三）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四）把《天津条约》中对英法的赔款各增加为800万两。此外，法国侵略者还擅自在《北京条约》的中文本上加上“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1册 三联书店 1959 页147）的条文。为扩大宗教侵略制造依据。但在法文本中并无此项内容。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政府一面极力挑唆英法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一面则趁火打劫，贪婪地侵吞中国的大片领土。1858年5月、1860年11月、1864年10月，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共侵占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获利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几年间，英法美俄迫签的不平等条约及其附约和续约多达10余件，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遭到空前严重的损失和践踏。天津等11座城市被迫开放，并在天津等商埠开辟租界，迫使中国国门洞开，这些商埠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据点，迫签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压低关税和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战争的破坏和巨额赔款，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及其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三）辛酉政变及其政策调整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依然保存了清朝的统治；而且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表示了对清政府的支持，以便其迫订的不平等条约能够履行。列强这种态度，使奕訢、桂良、文祥等当权人物大喜过望。而跟随咸丰帝逃到热河行宫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还不愿放下天朝的架子，对列强心存疑虑，甚至予以抵制，当奕訢等人见英法联军已退而奏请咸丰帝回京时，就一再劝阻。
1861年8月，咸丰帝于热河行宫病死。遗诏以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且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八大臣随即根据遗诏拥立载淳为帝，决定自翌年起改元“祺祥”，主持朝政。这就引起奕訢等人的不满，也受到载淳生母慈禧太后的反对。
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决定同奕訢等人联合起来，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奕訢也想以慈禧太后为靠山，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番密谋，于1861年11月2日发动政变，解除八大臣的职务，不久便分别处死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也被革职治罪。慈禧太后还改年号为“同治”，任命奕訢为议政王大臣，掌管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桂良、文祥等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从此大权在握。这就是“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清廷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政变后，慈禧太后对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一方面重用汉族官僚地主，即启用曾国潘、李鸿章等汉人官僚，分据要职，让他们放手绞杀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借助外国武装值压太平天国，即所谓“借师助剿”。
第二节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前期的胜利发展
（一）洪秀全和拜上帝会
1.社会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使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清政府在战争中消耗了大约7000万两的军费，加上2100万元（1元合7钱银）赔款和战争中被英军掠去的现银、赎城费等款项，总计不下1.2亿多元，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多的全部税收。为支付这批巨额款项，清政府加紧搜刮人民。从1841年开始，地丁税每年递增42万多两，漕赋超过战前1倍。地主乘机兼并土地，到太平天国前夕，全国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少数人手中。鸦片走私更加猖獗，由此导致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现象更加严重，广大农民深受其害。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续遭受水、旱灾害。两广地区更是水、旱、蝗灾不断。天灾人祸，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甚至出现了“村村饿莩相枕籍，十家九室无炊烟”的悲惨景象。
广大人民无以为生，不得不奋起抗争。据《清实录》记载， 1842―1850年，各族人民起义达92次之多。白莲教和天理教在华北各省开展斗争；捻党活动于河南、安徽和山东地区；两湖、福建和浙江一带有反清组织斋教活动；长江和珠江流域，天地会声势最大，湖南和两广已成为以天地会为主的各种反清力量的基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天地会在广西活动已经是“几乎是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第2册 页3）但是，天地会由于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缺乏统一的组织，各自为战，以至被各个击败或分化瓦解。这样，将分散的人民反清力量汇聚成强大的起义洪流，就落到洪秀全的肩上。
2．洪秀全和拜上帝会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从16岁起，先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希望通过科举功名挤进官场，但都失败了，一次次名落孙山的打击使他受到难以承受的打击。第三次应试失败（1837年）后，他大病一场，连续40日病卧不起。第四次科举考试失败（1843年），使他对科举功名感到绝望，激起了对现实的不满，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开始阅读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此书是他第二次到广州应试时（1836年）得到的。他被书中的上帝是“真神”、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彼此应平等、大家都应敬拜上帝而不应敬鬼神和偶像等说教所吸引，开始虔诚地祈祷上帝，创立“拜上帝会”，并附会说自己的上帝的次子，下凡救世。他毅然砸掉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而与崇拜偶像的旧世界决裂。其族弟洪仁玕、表兄冯云山都是塾师，一起加入了拜上帝会。
1844年5月，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传教，但是经过半年的努力而收效甚微。洪秀全返回广东，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自正歌》等诗文，构建其宗教理论体系。而冯云山则辗转到桂平县西北的紫荆山区传教。经过2年多艰辛努力，拜上帝会组织发展到3000多人，并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当洪秀全于1847年8月来到紫荆山区时，倍受鼓舞，遂加紧准备武装起义，力图以革命的暴力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
（二）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前期的胜利发展
1850年7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的会众变卖家产，于11月到金田村“团营”。到是年底，聚集在金田村的会众逾2万人，洪秀全将他们分别编成男营、女营，禁止个人私有财产，实行圣库制度。到金田团营的会众，曾与团练和清军展开激战，拜上帝会在斗争中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军、师、旅、卒、两为编制的太平军。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一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村誓师，宣布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太平天国二页850）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抱红巾，标志与清朝统治誓不两立。太平军人人留起头发，故有“长毛”之称。
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宣布称“天王”，建立五军主将制。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在永安驻守半年之久，进行封王建制和整顿军纪等军政建设工作；还颁行冯云山指定的新历法“天历”。永安建制使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有利于起义的发展。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于6月3日攻克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太平军进入湖南，9月，西王萧朝贵率军袭取长沙，不幸中炮牺牲。太平军继续北上， 1853年1月攻克武昌城。1853年2月，太平军自武汉兵分两路，直趋南京， 3月20日，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并派重兵把守以拱卫天京。清政府命向荣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命琦善、胜保在扬州城外建立江弱大营，以钳制天京。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实现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目标，于5月8日派林凤祥、李开芳率2万多人出师北伐。经过2年多的英勇奋战，北伐失败。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还派兵西征，其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取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以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征取得了辉煌胜利。
1856年4月初，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再克扬州。五月攻破江南大营，至此解除了两大营对天京的威胁，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三）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和政策
1.政权组织与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的体制是军权、政权和神通要合一的王权专制制度。天王洪秀全代表天父的意旨统治天下，他是拜上帝会的教主，也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天王府不设统管军政全权的行政机构，而由东王、西王和翼王分别开府，各府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由东王杨秀清掌握。后期的朝政由干王洪仁玕统理。
太平天国的官制共13级：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中央有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各官，居朝内办理政务，称“朝内官”。地方政权分省、郡、县三级，省级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多由王侯兼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由中央委派，称“守土官”。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必须受当地的军事长官或临时派来的更高的军事统帅指挥。军帅至伍长既是太平军的各级军官，也是地方基层政权各级长官的官职，均由本乡人充任，故称“乡官”。
太平天国政权仍然采用森严的等级制度，并以繁琐的礼制区分不同等级的地位和权力。它因袭封建君主制度，但君主称“王”不称“帝”。永安建制时，分封东、南、西、北、翼王。诸王位高权重，被尊为建立太平天国的元勋。定都南京不久，封起义功臣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晃为豫王。天京事变后，封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继封洪仁玕干王、陈玉成为忠王、李秀成为英王。到末期，洪秀全滥封王以互相牵制，竟封了2700多个王。
各级官吏之间，上下尊卑的等级界限十分严格，边称谓、服饰、仪仗、卫队、舆马等都有严格规定。例如，称天王洪秀全为“万岁”，其子亦为“万岁”，其女为“天金”；东王杨秀清为“九千岁”，其子为世子、殿下，亦称千岁，其女为东金。称丞相至军帅为“大人”，称师帅至两司马为“善人”。
2.《天朝田亩制度》
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实行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内容有：
（1）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丰荒相通”原则，参照年产量，把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将土地好坏搭配着按人口进行分配。不论男女，凡年满16周岁以上者，均可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者减半。另外，还规定少地农民可以在多地地区分得土地，灾荒地区人口可以向丰收地区迁徙等。
（2）建立军政合一的乡官制度。把太平天国辖区内的居民按太平军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以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每个军帅共辖12500户。军帅以下的各级官吏，一般由当地居民推举，他们被称着“乡官”。乡官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无事组织农业生产，遇有战事，则从每户抽调一卒组成一军，督率作战。
（3）产品分配上的圣库制度。以“两”为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单位，每两设一国库。规定农民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还要植桑、养蚕、纺织、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农民的一切劳动所得，除了维持其最低生活所需外，一切上缴国库。遇有婚丧嫁娶等大事，由国库统一拨给一定数量的钱物。
《天朝田亩制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它把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太平天国一页321―322）的理想蓝图展现在人民面前，对受尽苦难的广大农民有着无穷的魅力。但它在现实中没有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为了解决军队和天京的粮饷问题，太平天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沿用清朝旧制，向地主、自耕农按土地拥有量征收田赋。
3.其它政策
（1）工商政策。定都天京初期，城内曾一度废止商业贸易，取消商店，城内居民的衣食杂用由国库统一分配。后恢复商业贸易和商店，允许民间自由贸易，还采取自铸银钱等措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太平天国把各种手工业工人集中起来，按技术工艺的不同分别编入不同的营和衙，从事集体生产，称诸匠营和百工衙。由大批匠人逃亡，太平天国于1855年承认私营工商业。
（2）文化教育政策。太平天国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传统进行一次猛烈冲击。把儒家经书和诸子百家宣布为“妖书邪说”，严禁教习和流传。还设立删书衙，根据拜上帝会的教义和原则删改儒家的典籍。太平天国提倡“文以记实”的朴实文风，仿用西方一些标点和符号。为延揽人才，太平天国还开科取士。
（3）家庭和妇女政策。从金田团营起，太平天国实际上废除了家庭，实行男营女营制度，不得行夫妻之道。定都天京后，在天京城内进一步推行废除家庭的极端政策，人民怨声载道， 1855年初，下令解散女馆，恢复家庭生活。妇女可以参军参政，与男子一样分得土地，废除买卖婚姻，禁止缠足、娼妓、买卖奴婢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但天国的领袖们仍然沿袭封建帝王的妃嫔制度，实行一夫多妻制度。
（4）外交政策。定都天京后，西方侵略者采取“中立”政策，不断访问天京。在与外国使节接触过程中，太平天国领导人基本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对于中外间的正常往来和正当贸易，持欢迎态度。然而，太平天国对外政策存在许多缺陷，如没有明确的近代国家主权观念、错将外国人引为“洋兄弟”、将中国视若世界中心等。从而对其反对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及失败
（一）天京变乱：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伴随军事上的辉煌战绩，太平天国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热衷于追求个人的权势与地位，生活奢侈腐化。他们与部将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由“兄弟姐妹”关系变成了“君臣”与“君民”关系。诸王之间也几乎丢光了起义初期那种生死与共和“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朴实作风。他们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生色货利”，（太平天国三页172）进而发展成彼此争权夺利、内部矛盾重重，终至自相残杀。
1856年7、8月间，杨秀清利用“天父下凡”之名，逼迫天王允准他取得“万岁”的称呼。天王被迫答应，却暗自筹划对付杨秀清的紧急措施以解除其威胁。北王韦昌辉闻讯急忙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于9月2日杀害杨秀清及其全家老少，并持续搜杀了一个多月，大约杀死2万多人。在湖北前线的石达开闻变后火速赶回天京，劝阻北王不要滥杀无辜。北王不听，却又杀石达开。石达开缒城逃跑，韦昌辉却将其留在天京的妻子儿女和老母全部杀死。石达开在安庆起兵讨韦。洪秀全令韦停止滥杀，韦大怒，派兵围攻天王府，双方对峙数十天。11月上旬，洪秀全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捕杀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同伙200多人，平息了长达2个多月的暴乱。
十月底，石达开率军回到天京，合朝文武百官向天王保举石达开总理朝政，辅佐天王治理天国。天王对深孚众望的石达开疑心重重，派2个昏庸无能的哥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非常伤心和不满，遂于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税之师离京出走，希图占领四川自立一国，从此走上了流寇主义的道路。1863年6月石达开率部枪渡大渡河，失败被俘， 6月25日在成都被凌迟处死。
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带来了严重后果。它致使太平天国领导核心分裂和瓦解，军事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和削弱，维系天国人心的理想破灭，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和政治危机。从此人心离散，朝政紊乱，结党营私现象日益严重，投敌叛变事件接连不断。天京变乱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从此太平天国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二）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1．洪秀全重建领导核心
面对天京变乱后国政不能划一的局面，洪秀全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主持军事，把政务交给老臣蒙得恩主持。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大喜，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由三位年轻人组成领导核心。
2．军事转机
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安庆府枞阳镇（今枞阳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先破清军江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会后，陈玉成、李秀成率军直抵江苏浦口，消灭清军1万多人，彻底摧毁江北大营，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
当太平军主力攻打江北大营之际，湘军李续宾部自江西九江进犯安徽，围攻庐州咽喉重镇三河镇。1858年11月，陈玉成挥师西指，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与奉洪秀全之命火速赶来支援的李秀成部形成对湘军的包围之势，使李续宾部成了瓮中之鳖。经过三天激战，湘军大败，李续宾自杀，太平军大获全胜。三河大捷给曾国藩的湘军以沉重打击。
太平军在浦口、三河的胜利，使形势有所好转，但江南大营加紧围困天京。为了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李秀成采取“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踏平江南大营，再次解除天京之围，为太平军进军江浙创造了有利条件。
3．《资政新篇》的提出
洪仁玕怀着对太平天国的深切期望，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使政令统一、国家富强的改革计划——《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1）政治上，他认为革新政治的关键是“设法”与“用人”。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所谓“用人”就是选拔和使用官吏要得当。他主张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由各省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太平天国二页534）创办报纸和意见箱以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等弊”；（太平天国二页532）发扬“公议”，听取群众社会舆论和群众意见。
（2）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交通运输业、，仿造火车、轮船，设邮局，筑道路；发展近代工矿企业，办工厂，鼓励民间开矿；兴办银行，发行纸币；鼓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
（3）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主张兴办学校、开设医院、禁止迷信、禁止鸦片；主张设四疾院及四民院，以收养聋哑盲跛等残废之人和鳏寡孤独之人；提倡移风易俗、革除社会恶习；还批判了“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切实透明”（太平天国二页523―539）的学风
（4）外交上，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但不准外国人干涉内政。此外，在外交关系中禁止使用“鬼子”、“夷”等侮辱性的字眼。
《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的建议和主张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资政新篇》在当时缺乏实施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它提倡资本主义，但未触及到土地问题，没有反映当时农民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它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现实愿望和要求没有发生共鸣，在军民中没有引起反响。此外，严酷的战争环境使这些主张的措施无法实行。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却闪烁异彩，占有重要的地位。
4．经略江浙
天京解围后，太平军乘胜东征，进取江浙。1860年2月，李秀成率军占领苏州，接着建立了以苏州为省会的苏福省，开辟了苏南根据地。
1861年5月，李世贤率太平军大举攻入浙江。不久，李秀成从江西进入浙江，与李世贤会合，攻克杭州，建立以杭州为省府的浙江省，开辟了浙江根据地，与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太平军在江浙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扩大了天国的版图，使天京有了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地，对支持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有重要意义。然而，在苏浙根据地经营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如封建土地所有关系基本没有变动，太平天国仍旧执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大批地主、绅士和原清政府地方官员仍旧掌握地方政权，为害一方；大多农民的处境无甚改变。
5．安庆失守
1860年6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给予军政实权；不久，改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各路大军。曾国藩乘太平军集中兵力打击江南大营及东征苏浙之际，以湘军主力兵分三路围攻安庆。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最后屏障，太平天军当然不会等闲视之。洪仁玕指出：“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曾文正文集·奏稿》卷11）为了确保安庆，太平天国制定了兵分两路，夹江西进，会攻武汉，迫使湘军自撤安庆之围，西援武汉的二次西征计划。
由于李秀成着意用兵苏浙，经营江浙根据地，对保卫安庆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第二次西征态度消极。直到1861年6月才率军抵达武汉，而陈玉成早在是年3月就逼近武汉，致使太平军会师武汉的计划完全落空。
陈玉成倾尽全力援救安害，但终因兵单势孤，湘军又攻势过猛而无力扭转败局。1861年9月5日，湘军用地雷轰塌安庆城垣，守将叶芸来率16000余人英勇战死，安庆陷落。次年，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26岁。他的牺牲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个重大损失。
（三）天京陷落和太平天国失败
1．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
1861年11月，刚上台的西太后又授实权曾国藩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使前线清军统归曾国潘统一指挥。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全局。1862年初，分兵三路进攻太平军：一路由其弟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攻天京；一路由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进攻浙江；一路由李鸿章率淮军从上海进攻苏南。
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还联合组织了洋枪队。1862年3月，美国人华尔洋枪队进行扩编，并改称“常胜军”；5月，在宁波组成“中英混合军”，下辖“常安军”和“定胜军”；7月，在宁波又组成“常捷军”，亦称“中法混合军”。这些中外联合武装队伍，也成了太平天国的敌人，使太平天国面临更为艰难的局势。
2．苏浙战场的瓦解
左宗棠在洋枪队的帮助下，1862年，攻克宁波、奉化、慈溪、余姚、绍兴等。11月，湘军在“常捷军”的配合下，包围杭州，1864年3月，钱桂仁叛降，杭州失陷，浙江战场瓦解。
在苏南战场，“常胜军”和淮军配合进攻太平军。1863年5月，清军连陷太仓、昆山、吴江等地。9月，包围苏州，苏州守将谭绍光率领太平军将士浴血奋战。其后，郜永宽叛降并刺杀了谭绍光，献城投敌，苏州陷落。次年5月，常州失陷，苏南战场最后瓦解。
3．天京的陷落
1862年5月，曾国荃率湘军自安庆包围天京，扎营于雨花台，天京危急。洪秀全严诏催逼，令李秀成驰援天京。8月，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救援天京。杨辅清一路进攻皖南宁国，牵制敌人援兵；陈书坤一路攻芜湖、金柱关，截断敌军粮道；李秀成一路进攻天京城外的敌军。10月至11月间，李秀成在天京外围同湘军大战46天，打得湘军胆颤心惊。但此时太平军粮食缺乏，冬衣不继，士气低落，李秀成只得暂时撤兵。
随后，洪秀全又制定了“进北攻南”的计划，派李秀成去联合湖北、河南、陕西的赖文光、陈得才部，从上游攻湘军后路，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天京之围。1863年春，李秀成转战皖北，而曾国藩却“定计急争金陵”不动。6月，湘军陷雨花台。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军救援。李秀成部回天京时，恰遇长江大水，又被湘军水师阻击，损失极为惨重，“进北攻南”计划失败。
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7月19日，湘军用炸药炸塌城墙，冲入城内。守城将士与敌人展开的激烈的巷战，终因寡不敌众，天京陷落。
天京陷落后，李秀成护卫幼天王逃出天京，后来与幼天王失散，被湘军俘获，在写完几万字的“供词”后，被曾国藩杀害。幼天王与李秀成失去联系后，与洪仁玕会合。10月，幼天王与洪仁玕在江西先后被俘遇难。天京的陷落和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
（四）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1．失败原因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主要是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从主观上看，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太平天国无法克服农民阶级自身的弱点。
（1）制定不出切实可行的纲领。太平天国未能得到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难以正确地根据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这次运动的态度，分清真正的敌友，制定相应的政治制度。他们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固然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他们提出的《资政新篇》，虽有进步意义，但缺乏施行的条件。正因为他们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无法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旧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占领过的地方，都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故其政权就不能长久存在。
（2）不能长期维持严明的纪律。起义之初，太平军的纪律确实非常严格；随后，由于新成员的大批加入，队伍庞杂，缺乏必要的训练与改造，纪律逐渐遭到破坏，出现了扰害人民的现象。随着斗争的发展，将领中有些人滋长了贪污腐化的作风，或者出现各自为政的倾向，恶化了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也不能团结一致，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发生的天京变乱，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苏南等地一再出现的叛乱事件，出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样，他们就无法集中自身的力量，去战胜凶狠的敌人。
（3）缺乏用科学方法总结经验以指导实践的能力。自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如果采取积极进攻方针，就能不继取得胜利；倘若停留不前，即会遭受敌人围攻。这些斗争的经验教训，太平天国领导者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总结，无法确切地分析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当1853年全国人民群众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清朝统治阵营一片混乱时，他们没有抓信机会，全力北伐，从而失去推翻清廷的大好时机。在1860年至1861年再次西征时，他们也未能坚持到底，以至会师武汉、救援安庆的战略功败垂成。
（4）未能认清列强的侵略本质。太平天国领导人看不出资本主义列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无法认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联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群众的本质，曾经因为宗教形式的相同，把信奉基督教作为招牌的外国侵略者误作朋友，想不到这些“洋兄弟”竟会帮助“清妖”来反对自己，结果吃了大亏。
2．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其历史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
（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它历时14年，席卷18省，先后攻克城镇600余座，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把中国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
（2）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猛烈冲击和极大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军事和政治上，腐败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日趋瓦解，以湘军、淮军集团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崛起，清政府的统治日趋衰落。经济上，破坏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文化上，冲击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家文化。他们打倒佛神偶像，冲破传统观念，在中国近代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3）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有力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他们维护了民族尊严，不承认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后期反抗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的斗争中，严惩了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
（4）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它促进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觉醒，19世纪叶，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三、太平天国时期的各族人民起义
深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下，先后掀起了反清起义。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互相推动，互相激荡，形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起义高潮。
（一）捻军起义
捻军原称捻党，亦称捻子，是长期活动在皖北、苏北、河南、山东一带的贫苦农民的民间组织。他们“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往往数十人，数百人为一股，称作一捻，进行反抗斗争。1853年5月，太平军北伐途经皖北、河南等地时，各地捻军纷纷响应。1855年8月，各路捻军首领会盟于安徽蒙城雉河集，统一编制，设黄、白、蓝、黑、红五大旗，各旗共推张乐行为盟主。从此，捻军由分散走向统一，力量迅速扩大，成为北方反清斗争主力。1857年3月，张乐行等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改换太平天国旗帜，洪秀全封张乐行为“征北主将”、“沃王”。从此，捻军在江淮之间，与陈玉成部太平军配合作战，成为太平军北方的友军，有力支援了太平天国的斗争。
1864年底，太平军余部和捻军任化邦、张宗禹部汇合，共推赖文光为统帅，继续战斗。赖文光依照太平天国的制度，对捻军进行整编，称新捻军。新捻军改变了过去“忽分忽合，不相统属”的松懈状态，集中领导。为适应北方平原作战的特点，“易步为骑”，在战略战术上，也改变了太平军筑垒守城的传统战术，以骑兵奔袭的运动战为主，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1865年底5月18日，捻军把僧格林沁主力诱至山东荷泽西北的高楼寨，一举重创僧军马队，击毙僧格林沁，声威大振。清廷急调节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湘军、淮军攻捻，由于捻军战术灵活，曾国藩的战略战术难以奏效。后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主持剿捻大政。
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许昌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留在中原地区活动，是为东捻军；另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挺进西北，以取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分军后，东捻军转战于河南、湖北。1867年12月，东捻军在山东寿光突围中战败，主力损伤殆尽。赖文光率残部进入江苏，1868年10月被俘就义。西捻军由河南进入陕西活动。为了援救东捻军，于1866年12月东渡黄河，转战于山西、河南、直隶等地，1868年8月，西捻军在山东境内，被围困在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势孤力单，全军覆没。
（二）上海小刀会起义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上海及附近几个县的各帮会酝酿响应，共推广东小刀会刘丽川为领导，以“小刀会”作为统一组织名称，发动起义。1853年9月，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建立政权，刘丽川表示愿意归顺太平天国。后因清军镇压，起义于1855年2月17日失败。
（三）贵州张秀眉苗民起义
1855年春，台拱厅（今台江）张秀眉率领苗民抗税起义，队伍发展到数万人。这支起义队伍一直活动在贵州东南部，进行反封建斗争。起义军团结侗族、水族、布依族、回族人民，打击苗汉地主豪绅。1872年4月，张秀眉被俘牺牲，起义最后失败。
（四）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
云南回民起义军，以大理为中心与清军对峙。杜文秀宣布起义的目的是“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得到回汉人民的拥护，起义队伍不断扩大。后坚持斗争长达17年之久，于1872年底被清军镇压失败。
（五）陕、甘、宁、青回民起义
西北回民起义始于1862年，当时太平军陈得才部攻入汉中，当地回民纷纷响应。起义军以大荔的王阁村和羌白镇为主要据点，控制了渭河两岸，并屡次围攻省城西安。与此同时，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回民也相继发动反清起义。随着斗争的发展，西北回民起义形成四股较大的势力：宁夏金积堡马化龙部；甘肃河州马占鳌部；青海西宁马文义部；甘肃青州马文禄部。后在左宗棠的镇压下，西北回民起义于1873年宣告失败。
第三节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一、洋务运动
（一）洋务运动的兴起
“洋务”一词系由“夷务”衍变而来，泛指包括通商、传教、外交等在内的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洋务运动则是指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中部分官员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统治者和士绅阶层。他们普遍痛感此役“创钜痛深”，形成了“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洋务运动一页26）的局面，此为洋务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推动洋务运动开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日本的威胁。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已大力仿造西洋船炮军火，派遣学生分赴欧美留学，日本的动向已引起洞察时势的清朝官绅的不安。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扩充武备，窥视中国的动向，更引起了洋务要员的注目和忧虑。于是要求加快洋务运动步伐的响呼声极为迫切；促使洋务运动迅速开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最直接的契机，则是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对清朝封建统治的猛烈冲击，洋务派置办洋枪洋炮和兵船，首先用于镇压这些农民起义。
可见，洋务运动初起时，有御侮和“平乱”的双重目的，但在清政府屈辱妥协的外交政策制约下，主要用场却是对内镇压。直到7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再次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时洋务运动的的“御侮”目的才具有实际的价值。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参与者和支持者被称为洋务派。他们是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户部侍郎文祥等人为代表；在地方督抚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以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等人为代表。曾任驻外公使的郭嵩焘，是精通洋务、独树一帜的洋务派思想家，被时人推许为第一流的洋务人才。
洋务派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或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冯桂芬早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接着郭嵩焘等也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到80―90年代，“中体西用”之说更为普遍，含意更加明确。对这一思想表述更为全面的则是吏部尚书孙家鼐。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万国公报第75册）可见，“中体西用”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辅用，它具有保存中学和提倡西学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洋务派反对传统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跨出了提倡西学的第一步，不仅主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设工厂、开矿藏、造轮船、筑铁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教育、商务、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洋务派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说明他们利用西学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个“体”，这就注定洋务派不能担负起使中国真正富强的历史使命。
洋务派首先发展近代军工企业，然后发展民用工业，使中国近代机器工业形成先军工、后民用；先重工、后轻工的独特发展道路。19世纪60―70年代，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70―90年代，除继续进行“自强”活动外，又在“求富”的口号下，陆续创办了诸如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工业。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培养洋务人才，使洋务运动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
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卷25 页10）这一主张反映了洋务派的共同看法。从1865年起，洋务派相继在各地建立起一些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奠定了近代军火工业的基础。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个：
1．江南制造总局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创立。创办经费54万余两，以后屡加扩充，拥有工人2000余人，成为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厂。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扩充设备，扩建厂房。主要产品有后膛枪、新式大炮、弹药、地雷与水雷，并建造船只，生产机器。1868年，该局设立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人和中国科技人员合译西方自然科学、军事及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并设立机械学校，培养机械工程师。此局为湘、淮两系合办，实权为淮系控制。其产品主要供南北洋军队使用。
2．金陵机器局
1865年，李鸿章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由英人马格里主持，后因该局所产大炮在试放时发生爆炸事故，马格里被解职，改由中国人监办。该局主要生产大炮和弹药，其黑色火药厂在当时国内设备最新、规模最大的黑色火药生产基地。其产品主要供应淮军及北洋三省军队，小部分调拨给南洋和沿海各省。
3．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罗星塔设立，创办经费47万两。拥有模厂、铸铁厂、船厂、锅炉厂、帆缆厂、船漕、船坞等10多个生产单位，最多时拥有3000多工人，是当时设备齐全、规模最大的轮船修造厂。从1868年正式开工起，至1874年共造船15只，至1894年，共造大小兵商轮船34只。该局还附设求是学堂和专门培养技工的“艺囿”，造就了大批绘图、设计、制造、驾驶、海军人才和各种技术工人。该局不但造出了轮船，还造出了巡洋舰，并自行设计和制造了铁甲船。所造船舰，沿海各省皆有使用。该局在海防建设中的贡献和作用十分显著。
4．天津机器局
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建，耗次巨大而无成效。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改由李鸿章接办。李鸿章从香港招聘大批外国工匠，加以扩充，使之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大型兵工厂，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军火供应基地。该厂生产钢炮、弹药、水雷等，主要是供给淮军和吉林、奉天]热河、察哈尔等省军队使用。
5．湖北枪炮厂
189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办，开办经费70余两。1893年厂房落成，次年开工生产，不久遭受火灾，直到1895年才修复投产。该厂机器设备先进，分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5所，雇用工人约1200人，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所造枪炮弹药为全国最新产品。
除上述五大军工企业外，洋务派还先后在山东、湖南、四川、广东、福建、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等省建立了机器局，制造西式枪炮、弹药等军火。全国各地大小兵工厂的相继建立，初步构成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各地局厂大都模仿外国，机器全部购自外洋，枪炮弹药全是仿造西洋式样，规格型号极不统一，且因人力、财力和技术等条件的种种限制，很少更新，常常处于落后状态，致使洋务派虽有自强之心，却难收自强之效。
这些军事企业大体采取“衙门”式的经营管理，官府习气严重，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是各局厂大都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工人，企业内部基本上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就其产品而言，虽由清政府调拨而不自由出售，但部分产品还要酌收部分工本费，并受价值规律制约。可见，洋务军事企业是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三）创办近代民用工业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原料、燃料、交通运输和经费等难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军事工业便难以维持。他们在“求强”的实践活动中得出“必先富而后能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三）的结论；求富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民用工业。洋务派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创办了20多个近代化的民用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轮船招商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它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转向民用的第一个企业，也是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开始时仅有轮船3艘，到1877年已有大小船只30艘，在各港口设分局27处。该局成立后六七年间，收入运费达2000万两左右，将中国航运业的利权收了约3/5。后在英国轮船公司排挤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有发展，是民用企业中很有成效的一个。
2．开平矿务局
1878年，李鸿章派唐廷枢在天津滦州设立， 1881年开始出煤。该局设备完善，煤质好，产量逐年提高。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用煤外，还大量在市场上出售，在天津明显地抵制了洋煤进口。为妥善解决原煤运输问题，该局还挖掘了一条长70里的运煤河，相继购置了运煤船4艘，往来于天津、烟台、牛庄等地。1886年成立开平铁路公司，先后修筑了唐山至大沽口的铁路。在洋务派所经办的采矿企业中，该局最有成效。但好景不长，1892年张翼接办后，经营不善，日趋没落。到1900年，该局为英国人所霸占。
3．电报总局
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电线，效果良好。1888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任盛宣怀为总办，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立7个分局。电报总局成立后，先后架设了津沪线、苏浙闽粤线、长江电线、广西云南线、陕甘线等，经过1多年的努力，到1895年，初步形成了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电讯网络，便利了通讯往来，开始了中国的电讯时代。
4．上海机器织布局
188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是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纱工厂。初由郑观应任总办。由于美国技术人员的刁难，封建官吏的营私舞弊，直到了1890年才建成投产。1893年遭火灾厂房几乎全部焚毁。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负责重建，更名为华盛纺纱总厂，至1894年部分投产。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它对推动中国机器纺织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5．铁路交通
中国第一条铁路是1875―1876年英人修筑的上海至吴淞的铁路，全长18公里。后因轧死1人，引起中外纠纷而拆除。1880年，清政府成立了天津铁路公司，负责铁路事宜，由伍廷芳任总办。同年修筑了自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次年竣工，全长11公里，用以运煤。后来此铁路延伸至山海关外的中后所。津榆（山海关）铁路全长276公里。1887年，修筑了基隆到台北的铁路。1891年，延至新竹，全长77公里。中国铁路由此逐渐发展起来。
6．汉阳铁厂
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兴建，1893年底大致完工，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钢铁工业，也是该行业中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为解决铁厂的原料和燃料供应问题，在建厂后不久，即开办了大冶铁矿及马鞍山煤矿。该厂雇佣外国技师40人，中国工人3000多人，于1894年正式投产。因厂址远离原料和燃料产地，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耗资巨大，效益不佳。又因产 品质量低劣，致使工厂严重亏本。1896年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洋务派经办的民用企业，虽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类型，但官督商办为主要的经营方式。在自然经济如汪洋大海，商品经济发展迟滞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通过官、商的合力倡导，将民间的部分闲散资金吸引到近代新的生产方式之中。并采用了股份制这种前所未有的资本募集和经营管理模式，作为新生事物，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洋务官僚对官督商办企业的干预和扶持，对提高企业与外商的竞争能力，在恶劣的经营环境中求生存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洋务派积极引用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民用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官僚、地主、商人、买办等阶层的私人投资；企业雇佣工人、剥夺其剩余价值，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企业产品进入市场，不再无偿调拨；企业的生产目的是获取利润。因此，近代民用工业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但是，这些企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它们的经营管理权被洋务派官僚所控制，商股无权过问；企业管理腐败，贪污中饱现象严重；企业的亏损全由商股承担；企业经常被官府勒索，不得不“报效”官府。
（四）创建海军与筹设海防
清朝原有旧式水师，而无近代化的海军。水师连江河湖海的治安与缉私都不能胜任，更遑论保卫海防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一部分当权派认识到西方强敌均自海口破门而入，“天朝上国”却无力抗敌而接连败北。沉痛的教训使他们痛感采用西法编练海军、筹设海防亦刻不容缓。
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着手组建海军，以高价从英国购买军舰，由英国军官阿思本率领来华，后因指挥权的争执而被遣散。1875年，总理衙门决定每年从关税和厘金子拨款银400万两作为经费，向西方购置战舰，拟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清政府已建成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
北洋水师是清政府建设的重点，一直归李鸿章统辖，淮系将领丁汝昌为其统领。北洋水师的大部分舰只购自英、德等国，时有军舰15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烟台等地。
南洋水师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统辖，先后由沈葆桢、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等湘系军阀控制。其舰多由闽、沪两局制造，也有购自德国者，时有军舰17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实力仅次于北洋水师。
福建水师由闽浙总督统辖，大部分舰只为闽局制造，少数购自英、美等国，共有军舰11艘，除防卫海口外，还负责巡守台湾、厦门和琼廉等海面。
表面看来，三支水师蔚为壮观，拥有舰船总计43艘，总吨位为22124吨。但从总体上看，船的质量差，吨位小，行速慢，缺少铁甲舰，特别是三洋各成派系，畛域分明，互不统属，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些致命的弱点在日后的中法战争中全部暴露出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南洋水师也遭受重大损失，只有北洋水师实力尚存。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提出了“大治水师为主”（洋务运动第2册页560）的方针。1885年10月，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李鸿章掌握实权。此后三年，北洋海军发展较快，李鸿章从德国订购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号，以及从英、德两国订购的其他舰船均先后开抵北洋。同时修建了旅顺口、威海卫军港。1888年，拥有大小船舰25艘、官兵4000余人的北洋舰队正式建成，由丁汝昌任提督。此后，由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影响了北洋海军的进一步发展。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五）兴办近代学校和派遣留学生
自五口通商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慑于列强的船坚利炮锐不可当，深感非兴学造就翻译与制造船械及海陆军等近代化人才不足以图强。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培养新式外交、军事、科技人才为核心的洋务教育逐渐开办起来。
1862年在总理衙门内附设同文馆，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同文馆。开办这些学校旨在培训外语人才。在洋务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各地还陆续开设了一批工艺学校、军事学校和其他新式学校。如1865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1879年设立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设立天津水师学堂；1882年设立上海电报学堂；1886年设立天津武备学堂和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设立广东水师学堂；1893年设立天津医学堂，等等。这些学堂，有的一开始就迥异于传统的府学书院，设置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或实用科学的课程；有的虽属外语学校，却也增设了外国史地、代数、物理、几何、微积分、化学、天文测算、航海测算、国际法和地质矿务等课程，充分展示了它的先进性、科学性及其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价值，而使中国的学塾和书院之类的陈旧教育模式望尘莫及。这些新式学堂的建立，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一定基础，培养了不少外语人才和科学技术人才、近代军事、外交等人才，为中国近代化的基础教育、实业教育、技术培训和高等教育提供了模式。
为培养洋务运动所需的人才，洋务派奏请选派学生出国留学。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培人才，而图自强”。（李文忠公全书 奏稿 卷53 页16）清政府从1872年开始陆续选派幼童4批共120人赴美学习，以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负责安排管理留学生。这些幼童“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容闳西学东渐记页108）后清政府偏听谗言，将这些未完成学业的幼童全部招回国内。留美幼童回国后，大多成为外交、海军、航运、电报、铁路以及其他科技与工程的骨干力量。在120名中，从事外交事务（包括海关）的31人，海军和航海业的28人，电报18人，铁路16人，矿业8人，商业7人，医业5人，教育5人。1876年，李鸿章奏请派福州船政局附设学堂学生18人赴法国学习制造轮船，1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第一批学生于次年启程出国。这批学生期满归国后，分配到南、北洋海军中任职。福州船政局先后派出的留学生中，涌现届严复、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等杰出人才。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共派出留学生200多名。这些赴欧美留学的学生，不仅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留心考察西方社会诸方面情况，回国后努力介绍西学。留学生的派遣，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一）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不断增加。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城乡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造成了商品市场；自然经济被破坏的又一后果，是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从而为民族工业的产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洋务派举办近代企业，带动了一部分拥有货币财富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也投资于近代企业；原有的少数手工业作坊或旧式手工工场亦采用机器生产，遂转化为近代企业。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初，便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从1869年到1894年，国内共创办大小企业100余家，主要分布在机器修造、缫丝、粮食加工、轧花棉纺、造纸印刷、火柴、采矿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另外，这一时期在航运、榨油、玻璃、焙茶、制糖、制药、制冰等行业中，也出现了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但规模有限，影响不大。
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新式商业也开始出现。外国洋行主要通过买办经营其业务，但买办主要活动在通商口岸，他们通常直接利用国内原有的商业网络推销和收购土货出口。这个经营洋货和收购土货出口的商业网由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后进一步经营民族主义近代企业的产品，从而形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式商业。在新式商业中，经营进口洋货的一般经某“字号”命名，经营出口土货的一般以“行”、“栈”命名，而以通商口岸的字号、行栈为主体。
随着民族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的旧式金融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的旧式金融业中，以钱庄和票号为主体。鸦片战争以后，一些通商口岸的钱庄开始向新式商业和近代工业进行融通资金的业务。一些民族资本家为了融资的便利，也向钱庄投资入股。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也于道光年间兴起，主要由晋商经营。
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在其产生和经营过程中，具有以下特征：
1．创办者大部分是拥有相当货币财富的官僚、地主和商人。近代机器工业的优越性和优厚利润，使他们对新式企业的投资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在原来手工作坊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仅极少数。所以，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产生的途径，主要不是封建社会手工业领域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而是直接采用了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技术的结果。
2．主要从事轻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由于轻工业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所以投资者较多。民族资本企业主要集中在缫丝、面粉、火柴等轻工业及小型采矿业方面，机器制造业很不发达。
3．绝大多数企业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1874至1894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有106家，资本总额为1084.7万元，平均每个企业10.2万元；而同期创办的18家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资本总额高达1483.4万元，平均每个企业有82.4万元。资本的匮乏限制了民族资本的行业选择、生产规模、设备购置和技术的提高，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产品成本高，难以与外资企业竞争，举步维艰。
4．企业的地域分布和部门结构很不平衡。多数企业集中在通商口岸及邻近地区，尤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中心。不少厂家是从事原料加工和修配为主的轻工业、小型机器修造业以及采矿业。这也说明了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发展对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不平等贸易还有着一定的依赖关系。
（二）民族资产阶级和早期维新思想
1．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要比无产阶级晚三四年。自19世纪70年代始，洋务派兴办一批官办、官督商办之类的民用企业，这类企业的总办、会办、提调之类的经营管理者和投资入股者，绝大多数都是官僚、买办和买办化的商人，成为中国最早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领路人。与此同时，民间出现的一些商办资本主义企业的商人、买办和官绅，亦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在全部近代企业中占绝对优势，这类企业的经营者和投资入股者的资本比较雄厚，与封建官府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多数人具有官衔或官职。他们往往依赖官府，利用权势的庇护以促进企业的发展。这些特殊的条件促使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的雏形。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甲午战争后，中国资产阶级还处在雏形阶段，即向资产阶级转化时期，而且人数、资本和企业都很有限。到20世纪前十多年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才形成独立的阶级。
早期官僚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控制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官僚，以及实际负责经营这些企业的买办。他们既是封建地主、官僚或买办，又具有近代企业资本家的某些特点。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既具有在客观上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因素，并为它的发展创造了某些便利条件，但是也存在不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的惰性势力。
民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及经营商办企业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即上层和中下层。上层由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转化而来，一般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实力较雄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密切。中下层则是从民间普通的工商业者上升而成，企业的规模小，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系少而矛盾较大，经常遭到破产的威胁，革命性较强。不管是它的上层或中下层，都带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重性。
2．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19世纪70至9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反映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其著名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宋育仁、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多半同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洋务派官僚接触较多，有的本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有的则是封建官吏。特殊的经历和地位，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洋务运动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弊病，均有较深的认识。认为中国只有改革现状，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世界大势。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救亡图存的新认识
对列强的侵略，早期维新派表示强烈的义愤和谴责。他们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之术”，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同时，对生活在“盛世”而又麻木仁的人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危言”，批判洋务派仅仅购买西方的船炮是“遗其体而求其用”。他们还认识到外国所攫取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特权，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特别激烈地抨击英人控制中国海关权，“久假不归，盘踞要津，根深蒂固”。（陈炽 庸书外篇·税司 卷上）他们要求修改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特权。他们还看到列强一再鼓吹的所谓国际公法的虚伪性和以强凌弱的反动性，认为只有发愤图强，才能避免挨打。他们大声疾呼：中国已处在“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薛福成 庸盦全集·海外文编 卷2）中，只有努力自强，才能生存下去。
（2）商战固本的新思想
早期维新派反抗侵略、谋求国强的着眼点主要在经济方面。他们把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救国方案，提出“恃商为国本”（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冯太守书）的主张，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抵御侵略的要求。郑观应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 盛世危言·商战）代表了“商战固本”论的基本观点。他看到，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中国要富强，不仅要讲求武备，而且要振兴民族工商业，“兵战”和“商战”并举，以“商战为主”，以商战固国本。应该设立专门机构，“凡有所求，力为保护”。（郑观应 盛世危言·商务）早期维新派提出的这些要求和建议，对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的很有利的。
（3）君主立宪的新设想
早期维新派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通过中外对比，初步认识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阻碍了国家的富强，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两党制。马建忠评介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认为“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之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马建忠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他们认为“君主”与“民主”皆有弊端，唯有“君民共主”，即英、德的君主立宪制最好。“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郑观应 盛世危言·议院）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愿望。
（4）改革教育的新理论
早期维新派对中国的八股取士和现行的教育制度强烈不满，主张废除八股，改试经世之论，即试以与当前实际有关的学问，而且武官的考试也应如此。文武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上）他们还力主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把办好学校教育作为治国之本。“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郑观应 盛世危言·学校）他们主张兴办学校，其教育内容是“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戊戌变法 第1册 页49）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以增强其经世能的实际能力。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变革现状，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所有这些都具有积极意义，它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宣传对中国人民起了思想启蒙作用，还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无产阶级的诞生与早期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早于中国资产阶级。19世纪四五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通商口岸修建船坞和开办船舶修造厂，并逐渐开办起加工制造等近代工业，雇佣的一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还有一些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上的海员，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从60年代起，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企业的增多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扩大，70年代约有1万人，80年代增加到4.5万人，1894年共有9万多人。其分布状况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约占28%。除了9万产业工人外，属于早期无产阶级的还有海员、船员、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手工业雇佣劳动者、商店店员及农村中的确雇农和其他城乡无产者。
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
1．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些压迫的残酷性是世界所罕见的。因此，他们富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2．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比较集中。工人大都集中在通商口岸的几个大城市和少数企业中。1891年，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大城市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0%，以上，而且集中在为数多的企业中。工人的集中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增长。
3．与农民阶级的联系密切。他们大部分出身破产农民，和广大农民具有天然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诞生后不久，就展开了反侵略、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19世纪50年代，广州最早出现了“打包工人联合会”的组织。1858年，港、澳等等地工人为反对英法联军侵略广州而举行罢工，沉重打击了侵略者。1868年，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外国资本家降低工资举行罢工；1879年，该厂工人再罢工以抗议封建把头克扣工资。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工人也因洋监工殴打华工而罢工。1884年中法战争之际，香港工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法罢工，有力配合了前线的反侵略战争，具有鲜明的政治斗争性质。19世纪90年代初，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等企业的工人，都有反对人身迫害、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工人共进行了近20次的罢工斗争。当然，中国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大都是自发的分散的，带有许多小生产者自身的痕迹，并受到手工业者行会和地方帮会的影响，而且以经济斗争为主。
第四节 边疆危机与中法、中日战争
一、边疆危机
（一）边疆危机
19世纪70年代以后，正是西方列强加紧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殖民地的非常时期，地处远东的中国及其邻邦则成了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他们从中国的邻国和本土，一步步地蚕食和鲸吞，中国东南、西南和东北边疆危机同时出现。
1．日本侵略台湾
台湾地处我国东南海上，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又是我国东南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出兵侵略台湾。台湾人民利用有利地形，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日军损失惨重，遂谋求外交手段达到占领台湾之目的。清政府完全有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但在英、美、法公使一再威逼之下，竟于是年10月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即《北就专条》），赔款50万两，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从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也助长了列强觊觎中国边疆之野心。1875年，日本威逼琉球附属日本，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并于1897年武力吞并琉球，改为日本的冲绳县。
日本侵台事件后，清政府认识到台湾地位之重要，实为东南7省之门户。1885年10月，建立台湾省，任刘铭传为第一巡抚。这一措施加强了台湾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台湾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2．英国侵略云南和西藏
云南、西藏与英国控制的缅甸和印度相邻，英国早就有通过此地打开中国西南大门、通过西南进入内地的以野心。
19世纪50年代，英国侵占了缅甸后，一直企图侵略中国的大西南，打通从缅甸经云南到四川的路线。1874年，英国人组成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企图开辟滇缅交通线。英国驻京公使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到缅甸去接应。马嘉理从北京出发，沿途窥测情况，1875年1月到达缅甸。2月，马嘉理带领这支“远征队”以“游历”为幌子，非法进入中国边境，闯入云南腾越蛮允山寨，受到边防军民的阻拦。马嘉理竟开枪击杀数名群众，边防军民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将马嘉理击毙。这就是所谓的“马嘉理事件”。英国的“远征队”完全是一支武装组织，他们无视中国主权，悍然非法闯入中国境内，所以“马嘉理事件”完全是由英国侵犯中国边疆引发的。英国以此为借口。胁迫清政府于1876年9月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1.关于马嘉理案，“抚恤”赔款20万两白银，派专使赴英“道歉”，惩办“凶手”；2.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3.扩大领事裁判权，有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可派员前往“观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案件，由被告所属国的官员“按本国法律审判”。4.减免子口税，并允许英人开辟印藏交通，可到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游历”。《烟台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扩展了外国在长江流域的通航权益，有利于外国商品的倾销，更加便利了英国对云南和西藏的侵略。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英国很早就开始从印度向西藏渗透，掠夺西藏的羊毛、金砂、香料、药材、和土特产。从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不断进行武装挑衅，西藏地方官员和人民坚决回击，他们在隆吐山建卡设防，自守疆边。1888年2月，英国悍然向隆吐山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英勇还击，清政府迫于英国压力却罢兵议和。1890年，中英签订《藏印条约》，1893年签订中英《藏印续约》，将我国的热纳、隆吐山、咱利一带划归哲孟雄（锡金）；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以及进口货物5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英国侵略势力伸入西藏。
3．俄、英侵略新疆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世纪60、70年代与中国新疆接壤的沙俄和控制印度的英国，企图“南下”、“北上”争夺新疆，这引起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所控制，形成封建割据。其中主要有两大势力，即南疆以喀什为中心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割据势力；北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阿訇妥明集团。1865年4月，浩罕国（今乌兹别克境内）派阿古伯率军相继侵入新疆。阿古伯先后攻取了英吉沙尔、疏勒、沙车、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天山南路各城，自行建立政权，并于1867年竟悍然称王，建立“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又侵入北疆，打败妥明，占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阿古伯政权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野蛮压迫和恣意搜括，新疆人民苦不堪言。
阿古伯的入侵又为沙俄、英国入侵新疆提供了方便条件。沙俄先是勾结、支持阿古伯，继而乘机侵占新疆。1871年6月，俄军悍然大举入侵新疆，占领伊犁九城，（注：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尔奇）宣称伊犁永归俄国管辖，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抵抗。俄军进行屠城的枪掠，把中国官吏全部关押起来，并在伊犁地区实行残酷的军事管制。
英国借被它控制的土耳其与阿古伯在宗教上有共同信仰的关系，去勾结影响阿古伯政权，企图入侵新疆。1873年，土耳其苏丹政权封建阿古伯以“艾米尔”称号。次年，英国同阿古伯政权正式订立条约：英国承认阿古伯的“艾米尔”地位（意为统治者）；英获得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等权力。英国还阿古伯提供武器。沙俄、英国为争夺新疆，加紧勾结，控制阿古伯，新疆由此面临被分割出去的危险。
（二）左宗棠收复新疆
新疆危机的严峻形势，加上东南沿海形势紧张，特别是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影响，使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在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大争论。李鸿章认为海防为重，塞防为轻，可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筹“海防”，还强调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 筹议海防折 李文忠全集 奏稿 卷24 页19）湖南巡抚王文韶认为沙俄是最大的威胁，力主全力加强西北塞防。左宗棠力排众议，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左文襄公全集 奏稿 卷46 页46）并要求立即出兵新疆收复失地。左宗棠的主张具有反对侵略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意义，所以得到较多数人的赞同。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力新疆军务，以武力收复新疆，维护国家的统一。
1876年3月，左宗棠率大军分三路进军新疆。他特意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走到哪里，就把棺材抬到哪里，以表示收复新疆的决心和勇气。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等一套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进军中又特别注意民心向背和严明部队纪律。仅用半年时间就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领土。并于1877年春神速进军南疆，连战皆捷，在新疆各族人民的配合下痛击入侵者。阿古伯仓惶逃跑，途中服毒自杀。至1878年1月，左宗棠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左宗棠入疆的胜利，为清政府收复伊犁创造了条件。1878年1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钦差大臣前往俄国谈判。崇厚在俄国人的威逼下，未经清廷许可，竟于1879年10月与俄国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中国收回伊犁，但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给俄国等。沙俄名义上交还了伊犁，实际上霸占了伊犁北、西、南三面领土；明明是俄国强占了伊犁、枪掠财物，却要中国“偿付”巨款。消息传来，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崇厚丧权辱国，要求修改条约，收复全部失地。清政府在强大的舆论的压力下，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并拒绝批准条约。同时，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国公使，谈判修改条约。曾纪泽赴彼得堡谈判，俄方代表凶相毕露，宣称“无论兵费不兵费，总是俄国要钱”（曾纪泽 金绍筹笔 卷二）曾纪泽怀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的决心，和“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曾惠敏公遗集 文集 卷3 页18）的勇气，据理力争，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谈判，1881年2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取消崇厚所签非法条约中割占伊犁南部大片领土的内容，但是沙俄仍割占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占领了伊犁河北岸一片土地。后来中俄根据这个条约签订的几个边界议定书，沙俄共割占斋桑湖附近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新疆危机，使清政府重视对此地的统辖，在左宗棠的建议下，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并任命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这些措施对巩固西北边疆、防御外国侵略、加强新疆各族与内地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法战争
（一）法国侵略越南
法国资产阶级积极向海外殖民扩张，目标是地处远东的越南和中国。1862年，法国占领越南南部，并向越南北部进犯。1873年，法国沿红河大举北犯，连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4省。越南政府邀请驻扎在中法边境的刘永福的“黑旗军”协助抗击法国侵略者。“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动于广东、广西边境一带天地会农民起义军的一支，以广西上思人刘永福为首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退到中越边境活动，因采用七星黑旗为军旗，故称黑旗军。刘永福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深感法国的侵略活动对中国边疆是一种威胁，所以毅然应邀抗法。12月，他率军进援河内，大败法军，击毙法军头目安邺，被越南政府任命为三宣副提督，管辖越南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据守红河西岸。1882年4月，法国再次攻占河内，刘永福在越南人民支持下，在河内城西纸桥大败法国侵略者，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后因越南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能同心御敌，被迫同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越南正式接受法国的“保护”，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顺化条约》签订后，法国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一面命令侵越法军继续北犯，一面要挟清政府撤退越南北部的中国军队，并要求清政府召回刘永福。中法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面对日益紧迫的战争形势，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意见。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主和，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李鸿章说：“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中法战争第5册页158）以左宗棠、张之洞、曾纪泽为代表的另一派竭力主战，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唇齿相依，如果听任法国侵占越南，法国势必进一步侵犯中国。他们主张对法采取强硬态度，“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中法战争 第4册 页263）慈禧太后游移徘徊，举棋不定，寻求对法的和解办法。
清政府这种态度，反而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1883年12月，法军总司令孤拔率军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二）中法战争的经过
中法战争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83年12月到1884年5月，战争主要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进行。
战争开始后，法军水陆并进，占领山西。黑旗军和清军将领唐炯率领的滇军退守兴化，清军将领徐延旭率领的桂军撤回北宁。1884年2月，法国派米乐担任侵华军总司令，调孤拔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并继续调兵遣将，扩大侵略，连陷北宁、太原、兴化。至此，法军侵占了全部红河三角洲地区。
前线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以后，清政府惊慌不已。为掩饰败绩，西太后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下狱，以潘鼎新、张凯嵩分别为署理广西、云南巡抚。更换了全部军机大臣，乘机罢黜了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务，以礼亲王世铎为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调张之洞为两广总督。这些人事任命，似乎摆出了一付与法军决战的架势。但是，清政府并未人根本上放弃妥协的方针，仍寻机与法和谈。
法军决定乘胜向清政府诱降逼和。1884年4月，法国派早年与李鸿章熟识的海军军官福禄诺为特使，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福禄诺极力向李鸿章炫耀法国军队的实力，并威胁要接济中国西南边境的“乱党”。清政府害怕扩大战争，更怕内变，5月11日，李鸿章同福禄诺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天津简明条约》、《李福协定》，规定法国“保护”越南、允许法国在中越边境通商、中国退兵等。这一条约满足了法国侵吞越南和窥伺中国边境，打开了中国西南大门的愿望。
第二阶段从1884年8月到1885年4月，战争已从越南扩大中国本土。
《中法会议简明条约》的墨迹未干，法军便1884年6月占领谅山，进窥广西，并从海陆两路大举进攻中国。
1884年7月15日，法国远东舰队在孤拔率领下到达福建海域。8月5日，法舰4艘台湾基隆，被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领的清军击退。孤拔转向东南沿海，并集中兵力攻击福州。孤拔率领舰队以到福建“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港，旨在伺机摧毁福建海军和福州造船厂。闽浙总督何璟、福州会办海疆事务张佩伦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等人不但不阻止法舰前进，反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法舰驶入马尾港内和福建舰队并排停泊。福建海军11艘军舰和19艘运输船全部处在法国舰队的严密监视之下，不许移动，否则开炮。8月23日下午，法国舰队向福建舰队发动猛烈进攻，福建海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争，还没来得及起锚就被炸沉2艘、受重创4艘。仅在短短的20分钟的战斗中，福建海军军舰就被击沉7艘，其余全部被击毁，官兵死伤700多人。第二天，法舰又炸毁马尾造船厂，法军还摧毁了马江沿岸的炮台和民房。
马尾海战的惨败，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坚决要求严办何如璋、张佩伦，追究李鸿章，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浪潮。清政府被迫在8月26日下诏宣战。
10月，孤拔率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基隆、淡水。台湾军民克服各种困难，打退法军的进攻。1885年1月，孤拔进攻镇海等地，被守军击退，孤拔受重伤，不久死于彭湖。
法军在进攻江浙沿海的同时，还在中越边境发动陆路进攻。驻扎在谅山的潘鼎新部60余营的清军，未等法军到来就逃到镇南关。法军乘机大举入侵。潘鼎新弃关而逃，一直逃到龙州。1885年2月23日，法军占领镇南关。白族提督扬玉科力战牺牲，镇南关陷落。在此危急情况下，清政府起用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率领粤军赶到广西前线抗击敌人。
冯子材到前线后，团结各路将士，扼守关内8里处形势险要的关前隘，在两旁的峻岭枪修炮台，并沿山枪筑起一道横跨东、西两岭的长墙。他还将清军分为左、中、右三路，成犄角之势。统一指挥，互相策应。此时，法军已退至关外30里处的文渊州，伺机反扑。3月，法军分三路进攻镇南关。冯子材率军抵抗，他身先士卒，激励将士英勇杀敌，打得法军溃不成军，向谅山逃窜。冯子材率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连克文渊州、谅山等地。镇南关大捷，共歼敌1000多人，重伤法军前线司令尼格里，缴获军火、饷银、驮马无数。与此同时，刘永福在临洮大败法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三）中法战争的结局
正当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胜利之时，清政府却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人议和。实际上，在中法战争期间，中法之间的接触与谈判一直没有停止过。清政府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劝诱下，派税务司英人金登干赴巴黎与尘国密商议和条款，并谈就了妥协条件。恰在此时，清军接连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清政府不但没有借助镇南关、谅山大捷改变妥协条件，反而与法国缔结和约。4月4日，金登干以清政府的名义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其内容有：承认《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有效；双方停战法国允将台湾封港事宜撤除，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派使来华商议所订条约之具体内容，再由两国订立撤兵日期。4月7日，清政府发布停战命令，定于4月15日双方正式停战。这是清政府卖国外交的又一奇耻大辱。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清政府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强令抗法部队和黑旗军撤出战场。
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简称《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越南受法国“保护”；中国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指定两处开埠通商；中国日后修铁路，应与法国商办；法军退出基隆和澎湖。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使法国达到发动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夺取了越南。此后还侵占了柬埔寨、老挝，将同中国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印度支那三国全变为其殖民地，打开了中国的西南大门。此后，法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边务、商务条约，取得更多的权益。该约还在中外所定条约上首次写上攫取中国铁路利权之规定，法在列强中首先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三、中日甲午战争
（一）日本蓄谋侵略朝鲜和中国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蓄积力量向外扩张侵略，并把朝鲜与中国作为对外侵略的首要目标。
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猖狂地侵略台湾、吞并琉球。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了《江华条约》，并加紧扩军备战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87年，日本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北京和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区，肢解其余国土，使这成为日本的几个附属国。90年代初期，日本多次增加军费，建立了一支拥有6万名常备军和23万名预备军的陆军；还建立了一支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的海军；储存的弹药数量也足以发动一场对华战争而有余。日本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中国，窃取军事情报，绘制朝鲜和中国东三省及渤海沿岸的海图和地图。日本军部在美国军事专家参与下，拟订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作战计划，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
1894年初，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统治者在面派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求援。日本认为入侵朝鲜和中国的好机会，于是它表面上支持和怂恿清政府派兵镇压东党起义，并明确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北洋大臣来电一 中日战争第2册，页546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暗中却加紧进行战争动员。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以保护日侨和使馆为名出兵朝鲜，并成立了指挥海陆各军的大本营，还派6艘军舰到达釜山、仁川，控制朝鲜西海岸。
清政府未能识破日本的阴谋。1894年6月4日，派淮系将领、直隶总督叶志超率兵15000人开赴朝鲜，进驻牙山。日本见阴谋得逞，立即派兵陆续从仁川登陆，占领汉城附近的战略要地。并陆续增兵，入朝日军大大地超过了入朝的清军人数。7月17日，日本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做出了战争的决定，19日，组成联合舰队。日本完成了一系列的战争准备，战争一触即发，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日本的蓄意挑衅，清政府内部再次出现了“主张”与“主和”两派的争论。这场争论，又同帝党、后党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875年，年幼的光绪帝继位，慈禧太后掌握一切大权。1889年，光绪帝19岁，她宣布“归政”，让光绪帝“亲政”，但始终不忘揽权。以光绪帝为核心，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和部分官僚形成帝党集团。慈禧太后及其周围的贵族官僚，竭力压制帝党，形成后党集团。帝后党争含有争权的因素。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帝党主张“急治军旅”，以实力阻止日本侵略，后党力主避战求和。1894年6、7月间，光绪帝多次责令李鸿章备战，而李鸿章为保全自身实力，幻想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途径扼制日本的侵略。慈禧太后忙于自己60大寿的庆典，一心力保“和局”，支持李鸿章乞求俄、英“调停”。帝国主义恰恰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支持者和怂恿者，他们是不会出面干涉的。当一系列乞求“调停”失败以后，李鸿章仍不认真备战，却命令驻朝清军静守勿动。只是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才派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三支部队从陆路准备由海路运兵至牙山增援叶志超。日本得知这一消息后，突然攻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权。断绝朝鲜与中国的关系。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军舰和运兵船，正式挑起了侵华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
（二）中日甲午战争的经过
1894年7月21―23日，清政府租赁的3艘英国商船满载2500名清军开赴牙山，并派北洋舰队“济远”、“广乙”、“操江”等军舰到朝鲜海面护卫中国运兵船。25日，先期到达牙山口外的“济远”、“广乙”返航回国，驶抵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被“吉野”等舰发现。“吉野”、“秋津洲”和“浪速”3舰向“济远”发炮猛射，“济远”、“广乙”被迫还击。“广乙”舰受伤后驶至朝鲜海岸搁浅，自行焚毁。“济远”舰在退却途中，爱国炮手王国成激于民族义愤，自动发尾炮打击“吉野”，“吉野”受伤转舵逃跑。此时，“高升”号和“操江”舰驶临战区。日舰俘“操江”舰，“高升”号上的清军官兵宁死不降，用步枪勇敢还击，直至沉没，大部分官兵殉难。在海上偷袭的同时，日军4000多人进犯驻牙山的清军。29日，聂士成率部在牙山要塞成欢迎战，主帅叶志超不作增援，反而率先北遁。聂士成部战败，牙山失守。
日本不宣而战，对中国军队发动海、陆两路袭击，中日战争正式爆发。8月1日，清政府被对日宣战。
叶志超逃到平壤后并未认真设防。9月13日，日军分4路逼近平壤。15日，发起总攻。马玉昆和卫汝贵率部奋勇还击，左宝贵中炮牺牲，而叶志超率守军逃脱。次日，日军占据平壤。叶志一路狂奔500里，逃到鸭绿江。日本侵略者迅速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9月16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大小舰艇18艘护送援朝陆军至大东沟，17日准备返航。当天上午在大东沟黄海海域与胶来偷袭的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战舰相遇。日本舰队下令撤下美国国旗的伪装，一律换成日本国旗。“吉野”、“浪速”、“秋津洲”等快速大舰打头阵，旗舰“松岛”居中，组成一条龙阵式猛扑过来。丁汝昌立即命令全舰队变换双纵队“人”字形阵式迎战。右翼总兵刘步蟾的“定远”行驶在“人”字的最顶端。12时50分，北洋舰队“定远”号首先发炮进攻敌舰，开始了惊天动地的黄海大战。
在双方激战中，北洋舰队处于有利地位。日舰为摆脱被动地位，便在危急时刻变换队形，从右翼插入北洋舰队北后，形成夹攻之势，遂使北洋舰队腹北受敌。在此危急关头，“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指挥“致远”开足马力冲向“吉野”。“吉野”连发鱼雷命中“致远”，全舰250多名官兵大都壮烈牺牲。“济远”管带方伯谦无心战斗，转舵逃跑。“经远”管带林永升沉着应战，以一舰抵四舰，后被鱼雷炸沉。最后，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4艘同10艘日舰拼搏。“定远”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再次命中日旗舰“松岛”，几乎沉没。“吉野”也受重创。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日舰首先转舵逃出战场，北洋舰队追出10余里，然后整队驶回旅顺。
10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分两路大举进攻中国。一路由朝鲜新义州附近偷渡鸭绿江，进攻九连城。除聂士成所部清军在虎山稍作抵抗外，其余4万多名清军大都不战而逃。日军占领九连城，进占安东、长甸、海城、进逼辽阳。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从背后包抄大连和旅顺。
旅顺、大连本是北洋海军的精华所在，但是李鸿章不令守军严加防备，反而指令清军只守炮台而“不与后路战事”。（中日战争 一 页37）结果，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历时12天而无人抵抗。11月7日，日军进攻大连，守将弃城逃跑。8日，日军进攻旅顺，清军守将早已弃城逃往烟台，22日，旅顺陷落。日寇在旅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旅顺除剩下36个抬尸的中国人外，其余均被日寇杀死。
旅顺、大连的失陷，使北京失掉了头道门户。清政府被迫任用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率湘军驻防山海关内外，抵挡日军。
日本侵略者为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1895年1月30日向北洋舰队基地发起总攻，北洋舰队当时尚有相当大的战斗力。日军怕正面进攻难以取胜，决定从陆路插入威海卫的背后进行偷袭，次日，日军攻占南、北帮炮台，威海卫腹背受敌，处境极为不利。丁汝昌、刘步蟾在极度绝望中相继自杀殉国。威海卫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的11艘舰艇和各种军资物品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一空。李鸿章经营十几年的北洋海军全部覆没。
3月4日，日军在辽河发起进攻。调往关内外前线的湘军不堪一击，仅仅6天时间就全线崩溃了，日军迅速占领了辽东半岛。清朝统治集团闻讯大为惊慌失措，求和投降的叫喊甚器尘上，主战派不再反对议和，清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
（三）《马关条约》及其危害
1895年1月底，清政府的议和代表张荫桓、邵友濂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了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全部侵略要求，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将张、邵逐回国，拒绝谈判，竟指名要李鸿章亲自赴日谈判。还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日本决不停战。
威海卫失陷后，清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赶紧求和。3月19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科士达等人到日本马关（今下关）。次日，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人，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日本代表气焰嚣张，提出苛刻条款。李鸿章乞求改议，被伊藤博文所拒绝。24日，李鸿章被日本浪人狙击受伤。日本政府迫于各国舆论压力，于4月17日同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该条约共11款，其主要内容是：1.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4.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驶入以上各口5.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它的签订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地位初步确立。这个条约十分苛刻，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1．条约使日本割去中国台湾等大片领土，这就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是日本继沙俄之后，对中国领土进行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掠夺。它直接助长了瓜分中国疆土的野心。甲午战争后，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
2．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其他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群起效尤，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从此，列强以条约为“依据”，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企业，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原料，雇用廉价的劳动力，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到沉重打击，直接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巨额赔款加剧了清政府财政经济危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2亿两白银的赔款和3000万两的“赎辽费”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清政府不得不靠举借外债应付。列强则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马关条约》还为列强勒索大宗赔款开了恶例。
4．中国割地赔款，加速了日本向帝国主义转化。日本利用这笔巨额赔款，投资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增强了它对外扩张侵略的军事实力。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基本确立。
《马关条约》的签订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格局，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新的争夺。沙俄一直把东北作为它的攫取目标，条约中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招致沙俄的强烈反对。它纠集德、法对日进行干涉，迫使它放弃辽东半岛。法国是沙俄的盟友，欲追随沙俄谋取在华利益。德国欲借此将沙俄的注意力引向远东，减轻在欧洲对自己的压力。1895年4月23日，三国向日本递交照会，要求退还辽东，限15天内答复。并派军舰在日本海面游弋，沙俄还向远东集结陆军，向日本施压。日本在向英美求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作出让步。10月19日，三国擅自与日本商定，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中国以3000万白银“赎回”。
（四）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人民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清政府，誓死反对割台，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拱手而让台”。（中日战争一页203）
清政府迫于日本和美国的压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决定如期割台。1895年5月20日，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领官员陆续“内渡”，撤出台湾，并派李经方为“割台大臣”，由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李经方于6月2日在基隆口外的日舰上办理了割台手续，拱手把台湾全省及所有附属岛屿并澎湖列岛以及所有兵工厂、公物财产等全部交给日本。
日本侵略者于5月29日，派主力近卫师团分两路在台湾登陆，6月8日攻陷台北。唐景崧逃回大陆后，台湾人民和留在台湾的部分清军公推刘永福为领袖，组织民团，军民合作共同抗击日军。台湾各地义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互相配合，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等地痛击日本侵略军。各支义军在5个月内共打了100多仗，抗击日军3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台湾人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在外援救绝、内缺饷械的艰苦条件下，奋勇杀敌，在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义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著名的义军首领徐骧战死沙场，刘永福也在绝境中逃回厦门。10月，日本宣告台湾“平定”。但台湾人民从未停止过抗击日本的侵略，他们的反日斗争一直坚持到50年后台湾的解放。
第五节 戊戌维新运动与义和团运动
一、民族危机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1．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
甲午战前，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战后，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则以资本输出为主，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大量贷款。《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国库空虚，无法偿付对日巨额赔款，列强乘机迫使清政府举借外债，以达到财政上控制清政府的目的。1895年7月，俄、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借款总额为4亿法郎，折银9800余万两，折扣94.125%,年息4厘，分36年还清，以海关收入作担保。俄、法通过这笔贷款，取得了参与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特权。1896年3月，英、德迫使清政府签订《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600万英镑，折银9700余万两，折扣94%，年息5厘，分36年还清，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并规定在借款偿还期限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由英国人充任。1898年3月，英、德再次迫使清政府签订《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600英镑，折银1.12亿两，折扣83%，年息4.5厘，分45年还清，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处贷厘及宜昌、鄂岸、皖岸等处的盐厘作担保，并保证英国在45年内控制上述保地常关。
（2）开办工厂和投资矿山。甲午战争后，列强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到1900年，列强在中国设厂总数由甲午战前的80余家增至933家，投资总额达白银1亿两。这些外资开办的工厂，以优越的政治特权和雄厚的资金，严重阻碍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强迫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攫取矿山开采权。1896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俄国除了取得东清铁路及其支线的开采权外，还攫取了新疆全省金矿的开采权；英国夺得四川全省和山西孟县、平定、泽州（今晋城）、潞安（今长治）与河南怀庆附近及黄河以北地区的矿产开采权，又得到开采热河朝阳煤矿的利权；法国相继取得四川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州（今合川）、巴县煤矿和全省金矿的开采权；德国先后取得山东胶济铁路两旁和沂水、沂州（今临沂）、滩县（今潍坊）、烟台等地矿产的开采权。
（3）掠夺铁路修筑权。俄国夺取了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特权；俄国还伙同法国取得芦汉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德国取得修筑胶济铁路及沿线利权；英国取得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等铁路的修筑权；英德两国共同取得津镇铁路的修筑权；英美两国取得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的修筑权等等。从1895年至1900年间，列强先后在中国夺取了长达1.9万余里的铁路投资和修筑权。他们还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使这些地方的领土主权名存实亡。
（4）开办银行。甲午战前，帝国主义国家已在中国开设了一些银行。战后，为了控制和支配中国财政经济，各国竞相争办和扩大在华银行。1895年至1913年间，各国在中国的银行，已由战前的7家15个分支机构增加到13家85个分支机构。其中主要银行：英国有利银行、俄国华俄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正金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为各国对华商品输出服务，而且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执行机构。
2．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马关条约》签订和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首先将侵略势力伸向中国东北三省。1896年6月3日，俄国借李鸿章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机，诱逼他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其主要内容有：（1）日本如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及中国领土时，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2）在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的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吏应以物品供应；（3）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方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威，修路事项由华俄道胜银行经办。《中俄密约》签订后，中国东北地区逐渐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并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
德国早就垂诞于我国胶州湾。1897年11月，德国以武力强占胶州湾。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主要内容是：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胶州湾沿岸100里内陆地划为“中立”区，德军可以自由出入；德国享有主办山东境内各项工程的优先权。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于1897年12月强占旅顺湾和大连湾，1898年3月和5月，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主要内容有：俄国租借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岛屿和海面，租期25年；租界以北设“中立区”，界内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工商权利等不得让与他国。俄国还擅自把租界地改为“关东省”，设首席长官管理行政。这样，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于1899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今湛江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年。云南和两广地区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于1898年6月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岛屿，租期99年。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威海卫、威海湾内的群岛以及全湾沿岸十里以内的陆地，租期25年。此外，英国逼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日本占领台湾后，又急于把势力伸入大陆。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承认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正忙于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而姗姗来迟。1898年9月至12月，美国分别照会英、俄、德、日、意、法等，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宣言。主要内容是：（1）各国互不干涉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地内任何既得利益；（2）各国运往势力范围内各岸的贷物，一律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现行关税率征税；（3）各国在势力范围内，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和商品的铁路运费。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由于列强在华争夺激烈，谁也无力独占中国。于是先后表示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采取了大体一致的侵略中国的行动。从此，美国在中国利益不断扩大。
（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特别是输出资本，促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许多有识之士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作为挽救危亡的一种手段，并要求清政府给予民间更多的设厂、兴办实业的自由；清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应付舆论，被迫调整政策，决定振兴商务，提倡实业；甲午战前兴办的不少新式企业获得的优厚利润也剌激着人们兴办实业的热情。
由于以上原因，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出现了第一次投资高潮。从1895年至1900年间，全国新设立的私人企业，创办时资金在万元以上的共有127家，资本总额为2027万银元，相当于甲午战争前50年资本总额的一倍。而同一时期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在创办时资金在万元以上的共有17家，资本总额总计约为433万银元。这说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甲午战争后几年内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这此企业的规模较之以前也扩大了，如1897年广东石头埔煤矿创办资金达84万元，1899年南通大生纱厂的创办资金也接近70万银元。
从行业上来看，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棉纺织、缫丝、面粉、航运、采煤等行业。其中棉纺织业发展最为迅速，除上海、武汉等地外，苏州、杭州和天津等地也相继开办了纺织厂；就连陕西的绅商也积极筹款开办纺织局，并派人到湖北织布局学习技术，到上海参观和订购机器。1899年，中国人自办的纱绽总数已多达336722枚。缫丝业在甲午战后4年间共增开34家，超过战前总和的一半以上。商办轮船运输业的发展也很迅速，上海已成为轮船运输业的中心。
大机器较为广泛的使用，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明显变化，人们由疑惧、反对，变为普遍接受。“中国自仿行西法以来，不仅邮政、机器之啧有烦言，若轮舟，若铁路，其兴办之始，士民皆心惊目骇而指为不详，臣工且笔秃唇焦而言其不便。今轮舟、铁路明效彰间矣矣。而机器之为纺织、为砖瓦、为枪炮、为缝纫、为火柴、为榨油、为浇烛、为印书、为开矿、为一切制造，物既多种而速成，工亦多人而易举，故丁男亦得其预值，女红愈广其营生，则机器之效又彰彰矣”。（争利兴弊辨 中国商务报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可见，大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促使人们改变了陈旧观念，激发了人们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的热情。因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为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还为它们奠定了思想基础，蓄积了民从力量。
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的兴起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自幼熟读经史，后又阅读了不少早期维新派的文章，并于1879年游历香港，初步接触到西方资本文明，萌志向西方探索救国救民真理。
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要求改革弊政，实行“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 第1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页358）但受到顽固派官僚的阻挠。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培养了一批维新骨干，如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人，其中以梁启超最为著名。
与此同时，康有为致力于变法理论的构建，他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人类公理》等。《新学伪经考》于1891年刊行。此书把东汉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大都说成是“伪经”，是刘歆为迎合王莽篡夺西汉政权而伪造出来的。王莽国号为“新”，故称这种伪经为新学。此书宣判古文经是伪作，旨在从根本上动摇清朝正统学派的根基，为变法维新制造经学“依据”。《孔子改制考》写于1892年，刊于1898年。此书论证儒家经典都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写出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康有为以此证明孔子亦是一位维新派，并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的变法改革寻找根据。《人类公理》即后来《大同书》，鼓吹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康有为通过这些著作，运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作武器，奠定了资产阶级进行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1895年4月，康有为和各省举人在北京会试。当时传来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各省举人义愤填膺，反对议和，并公推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书，康有为很快写就，书中指出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提出了4条变法措施：“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 第2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页77）并认为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最后一项是“立国自强之策”，（康有为 康有为全集 第2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页78）包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教育和设立议院性质的“议郎”制度。这份万言书有1300多人签名。5月20日，他们将此书呈递到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但上书的内容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迅速传开，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爱国知识分子的请愿运动，标志着维新变法思潮转变为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成为举国注目的倡导维新运动的旗手。6月3日，他第三次上书，陈述自强雪耻和富国强兵之策。这次上书递互光绪帝手里，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也会见了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从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取得了光绪帝的支持，并和帝党结合起来推动维新运动的迅速高涨。
（二）维新运动的高涨
康有为等为了推动变法运动的开展，于1895年8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每期随朝廷专载诏书奏章的《诋报》一起分送给在京官吏。9月，又发起成立强学会。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道理。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纷纷参加强学会的活动。帝党官僚翁同和等人和一些地方督抚、将军、道员以及袁世凯亦名列入会。英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也加入了强学会。1895年11月，康有为成立上海强学会，随后出版《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在上海活动的名士如张謇、黄遵宪、章炳麟、汪康年、陈立三等人纷纷入会，以上海为中心的维新运动迅速在东南地区发展起来。维新运动遭到顽固派的严重打击，不久，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都被慈禧太后下令封闭。但维新运动在全国其它地方继续发展。
在上海，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为主笔。梁启超以通俗、流畅的文风和犀利的笔锋陆续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揭露和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危害，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进而阐发伸权、设议院的政治观点，从而比较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主张，在知识界产生强烈的影响和共鸣，受到广泛欢迎，《时务报》创刊后的8个月之中就行销万余份，对变法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天津，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报》；另出《国闻汇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文译名《天演论》），发表在《国闻汇编》上，影响深远。《天演论》着重阐发“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保种自强”和“合群进化”的道理，激发国人变法图强的斗志。之后，严复还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穆勒的《名学》等西方名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说，以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学说武装维新变法的志士仁人，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理论的发展。天津也成为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西学启蒙运动的重要基地。
在湖南，1897年4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报》（又名《湘学新报》），作为宣传变法的舆论阵地；11月，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第一批招40名学生学习经史、新学等科目，把西学、西文提高到与中学、中文同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除在课堂上大力介绍“西学”、“民权”和维新知识外，在对学生的作文批语和日常谈话中尽量启迪和引导他们走上维新救国的道路。1898年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积极领导湖南维新运动。谭嗣同写成的哲学著作《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此书较系统地发挥了“民重君轻”的理论，阐发了“民权”学说，并大胆提出了“冲决”纲常名教的封建网罗，痛斥“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谭嗣同全集 增订本 中华书局限 1981年 页337）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清朝统治者。
在全国其它地方，如杭州、苏州、武汉、广州、桂林、西安、成都等地，也都成立了报馆、学会与学堂，从事维新变法的宣传鼓动。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全国各地设立的报馆、学会、学堂和书局不下300多所，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和积极鼓动下，变法维新运动日趁高涨。
（三）百日维新
光绪帝亲政后，实权仍归慈禧把持。但他眼见列强步步进逼，朝野上下要求变革的抵御外侮的呼声日益高涨，深受触动而图治之心日益迫切。1897年底，德国、俄国分别占领胶州湾和旅顺港。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万言书，痛陈国难深重，瓜分大祸在即，如不立刻变法以图自救，恐怕连皇帝及其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戊戌变法二 页190）光绪帝1898年初看到这份上书后，拟召见康有为，但被奕訢所阻。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派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寥寿桓、张荫桓等五大臣代他向康有为“问话”，康有为当场驳斥了荣禄等人反对变法的谬论，得到翁同和的赏识。翁同和把问话的情况告诉了光绪帝。光绪帝很受触动，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要随到随送。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成奏折呈送光绪帝，这就是著名的《应招统筹全局折》。该奏折除了强调必须变法改革的道理外，还比较具体地提出实行变法的三项措施：1.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皇帝宣布变法，任何人不得违抗。2.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和破格选拔人才。3.开制度局而定宪法，设立推行新政的领导机构，在制度局下设立法律局、矿务局、度支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共12局；地方设立民政局督新政事宜。这些内容标明这份奏折实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运动的政治纲领。它反映出维新派要求政权开放和广开言路、给资产阶级提供参与政权的机会的热切愿望，并精心设计了更新政权体制及组织形式的具体方案。
4月，康有为乘各省举人到京会试的机会，由御史李盛铎出面和康有为倡议，发起组织保国会。其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保国即保全国家土地、政权，保种即保卫民族种族的自立，保教即保孔教之不失。保国会初具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在保国会的影响下，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相继成立。后在顽固派的反对下，5月底，保国会自行解散。保国会是维新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团体，预示着戊戌维新高潮即将来临。
5月29日，恭亲王奕訢病死，减少了变法的阻力。康有为抓住时机敦请变法。光绪帝也表示决心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戊戌变法一 页331）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6月16日，光绪帝招见康有为，本拟破格重用，因荣禄、刚毅阻挠，仅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机遇，在短短的3个月内，向光绪帝提出了不少新政建议。他还向光绪帝进呈《俄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要求光绪帝以彼得大帝能于改革为榜样，以明治维新的政法为模式，以波兰变法不坚决而被瓜分亡国为教训。从正式宣布法开始，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光绪帝共发出了100多件维新谕旨，推行新政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准许创办报纸和上书言事，给予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改革律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各省、府、州、县设立农会；各省设立商务局；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和决算。取消满州贵族生活待遇的特权，许其自谋生计。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地方商务。
军事方面：裁撤绿营，力行保甲、团练，编练海陆军，各省军队改练洋操，使用洋枪，并统一制度。筹设武备学堂。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省会设立高等学堂，郡县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堂。提倡西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
这些新政的内容，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科学的传播都是十分有利的。它给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些诏令中，只字未提维新派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可见，百日维新并没有触动清朝统治的基础，其改革是很不彻底的。新政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抵制和破坏，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外，其它各省督抚都未能切实推行。因此，变法的诏令大都变成好一纸空文。
（四）戊戌变法的失败及历史意义
1．戊戌政变
光绪帝推行新政却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封建顽固势力加紧部署力量，谋划发动政变。
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连下3道上谕：（1）免去翁同和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等职务，驱逐回籍，借以孤立光绪帝；（2）规定新授任二品以上的官员，须到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3）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控制了京津和华北地区的兵权。同时，慈禧太后还派亲信控制了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权，严密监视光绪帝。
光绪帝对后党的进攻也采取了反击措施。9月4日，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侍郎许应骙等6人全部革职，并奖励敢于上书言事的王照。5日，赏加维新派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4人四品卿衔，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7日，下令将李鸿章等人逐出总理衙门。至此，新旧两派的斗争达到高潮。荣禄加紧调兵，京津地区亦盛传慈禧太后将废黜光绪帝。
顽固派策动政变的风声日益紧迫，光绪帝一筹莫展。直到此时，康有为才意识到非武力不足以解救危局。于是，他想起了曾经加入过强学会、在小站练新军的袁世凯，遂向光绪帝推荐袁世凯。9月16、17日，光绪帝连续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并告示袁世凯此后“与荣禄各办各事”，（戊戌变法一 页549）互不掣肘。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心向后党，立即去拜谒荣禄、刚毅、王文韶，求得后党宽谅。
其实，当袁世凯进京陛见时，后党即采取防范措施。光绪帝感到大难临头，于9月14、17日先后命杨锐、林旭带密诏给康有为。18日，杨、林把密诏同时交给康有为。康有为立即召集谭嗣同、梁启超等商讨对策，最后还是决定由谭嗣同当夜密访袁世凯，劝袁勤王。袁世凯当即表示对光绪帝忠诚不渝，并假惺惺提出杀荣禄的方案。20日，袁世凯赶回天津，当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遂向慈禧太后告变。慈禧太后于21日晨将光绪帝囚禁南海瀛台，她再次临朝“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康有为在英国使馆的帮助下，乘船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帮助下乘日舰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愿为变法牺牲。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顽固派把支持变法的张荫桓等帝党官僚遣戌新疆，将陈宝箴、江标等革职永不叙用。除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均被废弃，接着，一切旧制也随之复辟，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2．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1）它充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朝气，表达了这一新兴阶级的政治追求。他们在国难当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挺身而出，单枪匹马地掀起了变法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意志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亦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
（2）变法维新运动积极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努力追求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唤起了近代民主意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早日到来。
三、义和团运动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全国各地的反教会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纷至沓来，成为图谋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十字军”。他们传播的基督教信条，被正统的封建儒教视为异端，也与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外国传教士倚仗侵略特权，在各地购房置地，网罗教民，干涉词讼，为非作歹，形成了一股富有侵略性的特殊势力。一些歹徒入教后，以洋教护身符，欺压平民；地方官吏在处理民教纠纷时，慑于侵略者的淫威，往往“袒教抑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各地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层出不穷。
晚清时期，全国发生的重大教案不下四五百起。（有人统计，大小教案总数为1600余起。参见戚其章等：晚清教案纪事 东方出版社1990 页1）其中尤以下列教案斗争激烈，影响巨大：1848年青浦教案、1856年西林教案、1870年天津教案、1876年皖南教案、1886年第二次重庆教案、1890年大足教案、1891年芜湖教案、宜昌教案和热河教案、1895年成都教案和福建古田教案、1896年曹州教案、1897年巨野教案、1898年余栋臣第二次反教会起义等等。全国各地反教会运动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主要形式，具有爱国的性质，它是义和团运动的先导。
2．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898年10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北的犁园屯与直隶威县交界，早在1886年德国传教士即来此传教，次年教民要拆毁村民北玉皇庙，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人驱逐教民，拆堂建庙，并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保护。赵三多在犁园屯亮拳设厂，广招拳众，准备起事。1898年10月下旬，赵三多正式率众起义，树起黄色黑边的“助清灭洋”大旗，并将他们的团体梅花拳改称义和拳。这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
当犁园屯义和拳起义的时候，鲁西北的荏平、高唐、禹城、长清等州县的义和拳，也在朱红灯和心诚（本明）和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朱红灯应平原县义和拳的邀请，率众支援，在平原县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森罗殿战役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毓贤多次派兵镇压，于同年11月诱杀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但鲁西北的义和拳却有增无已，有的还提出了“兴清灭洋”的口号，有的则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蓬勃发展，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恐惧与仇视，他们多次胁迫清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在其胁迫下，清政府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1899年12月下旬，袁世凯率领新建陆军7000人赶赴济南，就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发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规定对参加或同情义和团者，一律格杀勿论。他还与德国在青岛的侵略军和教堂武装联合，对义和团进行疯狂镇压。大批义和团惨遭屠戮，王立言等义和团首领也相继被害。山东义和团除一部分留在直、鲁交界坚持斗争外，其主要力量逐渐向直隶转移。
3．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壮大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不久，很快蔓延到邻省直隶，并形成了高潮。直隶是清朝的统治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强大、教门和拳会活动活跃的地区之一，大小教堂多达2290处，民教矛盾尖锐。当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起义不久，大名府、冀州（今冀县）与深州（今深县）、河间府三个地区便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加上山东部分义和团转入，直隶的义和团的力量发展很快。他们冲破重重障碍，自南部向中部推进，并在保定、北京、天津一带形成了新的活动中心。
保定是直隶的省城。1899年秋，城内就有义和团的活动，次年初夏更是“日盛一日”，还树起“保清灭洋”的大旗；城外义和团也十分活跃。5月底，他们已经控制了保定城，将城里的外国传教堂“悉付一炬”。（义和团一页305）又积极向北拓展力量。直隶总督裕禄急调提督聂士成率清军前往保定镇压，受到挫败。
北京有义和团活动始于1900年初春，到4月，东单裱褙胡同于谦祠堂出现了第一个义和团坛口。5月以后，进入北京活动的义和团越来越多，本地居民、满汉士兵纷纷加入。他们不仅练习神拳，还散布大量的揭帖和乩语，以宗教迷信为手段，进行反侵略宣传。
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的不安。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清廷内部多次发生激烈的争吵。总理衙门大臣、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军机大臣荣禄等人力主剿灭义和团。端王郡载漪、吏部尚书刚毅等人则极力主“抚”，以便控制义和团，慈禧太后似无主见，常常举棋不定，或出尔反尔。6月，派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前往良乡、涿州等处察觉看义和团的情况，以便决策。刚毅等人回京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2）6月9日，慈禧太后“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认为“以之抵御洋人，颇为可用”。（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24）主抚派占了上风。从此，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进入北京。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义和团达到10万人。
天津城内于1900年初就有义和团活动。6月8日以后，外州县义和团纷纷涌入天津。张德成、曹福田、王德成等几支大团也驻扎城内，林黑儿（黄莲圣母）为首的妇女组织“红灯照”最为著名，城内一时神坛林立，入团群众有4万多人。6月14、15两天，他们焚毁了包括望海楼教堂在内的8处教堂。天津义和团一般坛口较大，组织比较严密，纪律良好，因此战斗力较强。
大批义和团进入京津，标志着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此后，东北、山西、内蒙古等地义和团也迅速发展起来。
（二）八国联军侵华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它们加紧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四国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照会，限定清政府两个月内“剿除”义和团，否则各国将派兵代为“剿平”。（义和团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169）5月28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驻华公使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2日，八国侵略军450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陆续由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达24艘，麇集天津租界的侵略军也有2000人。10日，八国联军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 上将西摩尔率领下，向北京进犯。京、津之间火车只需几个小时即可到达，但在义和团狙击下，侵略军行动迟缓，11日才到达廊坊车站，又遭到义和团和清军董福祥部的联合袭击，不得不向天津撤退。直到26日，西摩尔部才在沙俄援军的帮助下逃回天津租界，死伤300人，廊坊狙击战打击了侵略者的器张气焰，使其进攻北京的计划受挫。
与此同时，八国联军决定夺取大沽炮台。6月16日，侵略军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守军于次日凌晨2时交出炮台，遭到罗荣光严词拒绝。17日零点50分，侵略军向大沽炮台发动猛攻，罗荣光指挥守军奋勇还击，经过6小时激战，大沽炮台失守。罗荣光退至天津，仰药自尽。
失守的大沽炮台变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八国联军纷纷登陆，大举进犯天津。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14日北京陷落。义和团退回农村继续进行反帝斗争，袭击八国联军，直到1901年才销声匿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
1．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表明了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帝国主义列强遇到的是誓死反抗外来侵略、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争取民族生存的中国人民。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冒死誓与联军浴血奋战，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及其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2．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的社会改革。它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特别是在义和团活跃的地区已出现“纪纲法度，荡然无存”（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451）的局面。义和团失败后，把持朝政的顽固派集团被摧毁，这些都在客观上为社会改革扫除了障碍和阻力。在反抗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清政府暴露出的腐败无能已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也行不通，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的出路何在？仍是时人所思考的重大课题。经过这场战火洗礼，人们在极度痛苦的反思中或走向反满革命，或呼吁变法改革以图自立。
3．义和团运动促使旧式的农民运动迅速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义和团英勇顽强的反帝斗争及其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的严酷现实，震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清政府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可耻帮凶，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而且是反帝反满和争取国家自立的可靠力量。这一主导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开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三）《辛丑条约》与半殖民地的确立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如何从中国攫取最大利益的问题上各有各的打算，彼此矛盾重重，一时难于调和。因此，在如何分脏问题上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争吵。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俄、美、日、法、德、意、奥、比、西、荷等11国公使正式订立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空前严重的丧权辱国的奴役性条约，它共12条，另有19个附件，其主要内容是：
1．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另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由各国派兵把守。
3．拆毁大沽口及大沽到北京沿线的所有炮台；列强可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派驻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惩办祸首诸臣，在侵略者“被虐”、“遇害”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清政府派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被杀道歉，北建立牌坊；派代表至日本为杉山被杀道歉。
5．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批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办理对外事宜。
6．修改新的商约，以利于列强进一步扩大对华的经济侵略。
《辛丑条约》是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又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帝国主义通过这个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严酷的控制和勒索，使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这个条约也是清朝统治者给自己立下的空前的卖身契，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彻底变成了统治中国的工具。从财政经济方面来看，巨额赔款，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1两，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的勒索。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列强所控制，清政府除了田赋外，几乎别无财政来源。清政府只得把每年赔款强迫各省分摊，遂使广大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外债永无还清之日。就政治军事方面来看，使馆界的设立，成为中国的“国中之国”。大沽等炮台的拆除，京榆铁路驻扎外国军队，便于他们随后时直接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清政府亦完全处于列强军事控制之下。总之，《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六节 辛亥革命
一、民族灾难的深重和清末新政
（一）列强侵略的全面深入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采取“以华制华”的侵略政策，除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清政府外，还不断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02―1903年，英、美、日分别同清政府订立新的《通商行船条约》。这些条约规定：1.开放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奉天、安东、大东沟等为商埠；2.整顿内河河道以利外国轮船、军舰航行；3.洋商可以加入中国股份公司，华商也可以加入外国股份公司；4.华商设厂制造都要和洋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一样，由海关征收“出厂税”。这些规定扩大了帝国主义对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内河航行”的侵略特权。截止1911年，清王朝的外债累计超过12亿两；中国已建成的铁路里程的93.1%控制在帝国主义手里；进出中国各通商口岸的轮船，外国轮船所占吨位达82.4%；2300多家外国商行掌握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煤矿、造船、纺纱等许多企业里，外国资本占压倒的优势；几十家外籍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操纵中国外汇，经办对清政府贷款，投资开设工矿，大量发行纸币。
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加强对中国铁路、矿山的投资，不断掠夺我国的路矿利权。经过激烈的斗争，正太、汴洛、沪宁等三条重要铁路的筹建权，在1902年至1903年间分别落入俄、比、英等国手里。1902年后的几年间，全国十几个省区的重要矿权、相继为英、法、比、美、俄、意等国所霸占，其中东北的矿产为俄、日所瓜分，华北和山东的矿产分别为英国和德国所控制，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的矿产为英、法所分享。列强对中国铁路、矿山等部门的投资，进而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列强为了各自的在华利益展开了新的角逐。1901年至1902年，美国两次要求租借福建三沙湾作为军港，因遭到日本反对而未能得逞。1904年，德、英、美、法四国为租借长江一带的湖泊，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东北三省是当时列强争夺的焦点，1904年2月6日，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对占据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双方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日俄战争。这声场战争最终以俄国失败而告终。1905年9月，日、俄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在和约中，俄国私自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即南满铁路）以及其他相关的权益全部转给日本，开创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拿中国主权作交易的先例。1907年7月，日、俄两国签订密约，划定双方在“南满”与“北满”的界线，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
西藏是英、俄两国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派到西藏的间谍活动频繁，利用接触地方统治势力上层的方便，策动他们脱离中国投靠俄国。1903年，英国乘日、俄两国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之机，两次派兵进犯西藏，1904年，英国侵略者迫使西藏地方官吏签订了《拉萨条约》。但清政府拒绝承认该条约，英国分割我国领土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
1．清末新政
义和团运动以后，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的权益并满足资产阶级上层的某些需要，清政府从1901年起开始推行新政。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新政上谕，公开打出两年前还拼死反对的“变法维新”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政。4月21日，还成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统筹和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派奕劻、李鸿章（李死后改为袁世凯）、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赞”。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纷纷上奏献计献策。其中以7月刘、张会衔连上《江楚会奏三折》影响最大，系统地提出了兴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减冗员等内容，成为清政府变法的蓝图。从1901年起，清政府颁布一系列上谕，陆续推行新政。主要措施有：
（1）调整官制，整顿吏治。1901年7月，清政府改总理各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03年9月，设商部；12月，设学部。先后裁撤的冗官冗衙有：东河河道督、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国子监，并裁汰书吏差役。此外还整饬吏治，停“捐纳”、“陋规”等。各省也裁撤了一些机关。
（2）编练新军，创办巡警。从1901年8月，谕令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通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军、续备军、巡警。1903年12月，清政府设立练兵处，作为练兵总汇之所，以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各省设立练兵督练公所，主管练兵事务，由督抚、将军、都统兼任督办。练兵处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和法令，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但大多数省份都没有如期完成，至清朝灭亡前夕仅编成14镇。1902年5月，清政府还批准袁世凯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1905年，设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侍郎。制定各种警务章程，督办各省巡警。1906年11月，练兵部并入由兵部改名的陆军部，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
（3）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2年2月，清政府颁布上谕，申明“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并责成各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筹办理”。（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830页）1903年9月，成立商部，掌管商务、工矿、铁路、电、银行、货币、农桑、畜牧等事务，并把以前的路矿总局主管的路矿事务并入商部；饬令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商部陆续颁布了一些工商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矿务暂行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公司注册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业赏爵章程、改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和商会章程等。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实业，吸引华侨商人投资国内建设。1906年11月，商部改名为农工商部。1905年成立户部银行。1908年邮传部奏准设立交通银行。
（4）废除科举，兴办学校。1901年，清政府决定科举考试时改八股为策论，并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张之洞等人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与此同时，清政府设立实业、师范学堂，还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和日本。1905年9月，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制度，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12月，设立学部，管理全国学堂事务。
2．清末预备立宪
清末，设立议会、制订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5年12月，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重点考察的是英国和日本。1906年7月间，载泽、端方等先后归国，向清政府报告时提出中国应该立宪，其好处是：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9月1日，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8月，清政府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成为预备立宪的中枢机关，并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各省筹设咨议局，准备将来改为国会和地方议会。
从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爆发的5年间，清政府着重进行政府机构的调整与增设、官制改革、制订宪法、组建内阁和编练新军。其实质是政体改革。
（1）调整和增设中央与地方机构、厘订官制。1911年，清政府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以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等。阁员13人中，满族占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汉人占4人，故称“皇族内阁”。
地方官制改革。1906年，改各省学政为提学使司，掌管一省的教育行政。1907年，改各省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专管地方之司法行政。增设各级审判厅，专司审判。1908年，增设巡警、劝业2道，分管警政及农工商业。1909年10月，各省成立咨议局。
（2）法制改革。1902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订法律。从1904年至辛亥革命前夕，先后修订、制订和颁行了商法、刑法、法院组织法等几种重要法律、法规和律例，其中，1904年颁布的《公司律》是一部临时性的商事法规；1906年公布的《破产律》是一部商法方面的法规；1909年、1911年先后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是一部刑法法典。值得一提的是，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确立了君主大权，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以及议院法要领和选举法要领，多少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精神。
（3）地方自治。1908年1月至1910年2月，清政府相继颁布城镇乡和府厅州县上下两级自治章程，各省依章筹办地方自治。1909年，各省相继完成调查选举，成立了城镇乡自治公所。至辛亥革命前夕，各省大都建立了府厅州县自治公所。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1．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初期，自然经济日益解体，国内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迅速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收回利权运动的蓬勃兴起，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在实行新政时采取了的一些奖励工商业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1902年至1910年9年间，开设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企业共有602个，总资本13271.7万元，其中1905年至1908年是民族资本投资工矿企业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新开办的工矿企业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达346家，共有资本766.1万元。民族资本的投资范围从原来的缫丝、棉纺织、火柴等行业，扩展到面粉、榨油、烟草、电灯、玻璃、肥皂、铅笔等行业。
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交通运输业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20世纪头10年开办的商办轮船公司有124家；这一时期中国人自办的铁路共1200公里，民办的占900公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由于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经营洋货的商业行业发展较快，这一时期经营洋货的百货店就有十几家，哈尔滨有30多家，武汉更多达150多家；华商也开始打破了外国商人垄断经营西药的局面，上海的中西、中法、五洲、中英等药房不仅立足上海，而且还到汉口设立分店。金融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06年以后出现了一些纯粹的商办银行，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开设中国通商银行，这是第一个性中国人自办的银行；1905年8月，清政府在北京开设大清户部银行；1908年又设立交通银行。这些银行的出现，标志着民族资本开始进入新式金融业。
20世纪头10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持续发展，但仍存在着明显弱点，如它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还很微小，重工业基础薄弱，生产规模较小与资本有机构成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城市。尽管如此，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前提。
2．商会的涌现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区出现了商会之类的社团。1902年5月，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使以前各个行会性质的同业公所联合成为统一的社会团体。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根据商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各省城及通商大埠设立商务总会，府、厅、州、县设立商务分会，贸易较为发达的集镇则设立商务分所。商会在各地发展很快，到1911年，全国各地已有商务总会55个，商务分会787个。1913年，中华全国总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
各地商会等新式商人社团组织的陆续建立，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可分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部分，上层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中下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础。
各地商会定期召开会议，联络工商，共商兴利除弊的各项措施；利用清政府给予的合法地位，积极与官府办理交涉。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各种商办自治社团、商团等新式组织，不同程度地控制了一些城市的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和社会治安权，其势力和影响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清末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导力量。
二、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的高涨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
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活动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后以中山为号。他出身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受到良好的西方教育，接触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进步的政治制度。1892年，他在香港中西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行医，交结了反清志士，探索反满革命和救国救民的道路。中法战争后，对腐败的清政府更为不满，希望按西方的民主制度来改造中国。1894年给李鸿章上书受挫后，放弃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1894年冬，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华侨的支持下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中会。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基本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式开始。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号召人民以革命的手段救亡图存，建立富强国家。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筹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因消息泄露失败。但它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装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2．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民主革命的热潮，出版了大量革命报刊和书籍。1900―1905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或主持的影响较大的报刊有：香港的《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等，上海的《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大陆》、《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国粹学报》等，日本东京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以及横滨的《开智录》等。这一时期出版的革命书籍，不下数百种，可分为以下几类：（1）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性小册子，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炳麟的《訄书》、杨守仁的《新湖南》、黄藻的《黄帝魂》等；（2）宣传革命排满的史著，如陈去病的《陆沉丛书》和《清秘史》、匪石的《郑成功》、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3）译介的西方社会政治理论著作和历史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以及英、美、法、俄等国革命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衰亡史、独立史等；（4）揭露列强侵华的著译，如《中俄交涉史》、《俄罗斯对华政策》、《美国垂涎中华近事》、《明耻图》、《闽警》等；（5）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小说，如《瓜分惨祸预言记》、《苦社会》、《自由结婚》、《女狱花》、《洗耻记》、《断头台传奇》等。这些革命书报的广泛传播，对唤起民众觉醒，积聚的壮大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字枚叔，浙江余姚人。他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了康有为所谓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保皇论调，明确指出清王朝为了维持其了族压迫，决不可能真正的立宪，以革命推翻清朝，实行民主共和，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还蔑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直斥光绪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邹容（1885―1905），字威丹，四川巴县人。他的《革命军》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为理论基础，大声疾呼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此书文笔浅近，说理透彻，感情丰富，感染力强，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他的《猛回头》、《警世钟》，以白话和说唱结合的文体，痛切陈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已如火烧眉毛，号召人民团结御侮，奋起杀敌。陈天华严正指出，清廷腐朽黑暗的统治和它奉行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政策，是造成民族危亡的根源。因此，要拒洋人，只有走革命道路。
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为后来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3．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
华兴会是1904年2月在长沙正式成立的两湖地区革命团体。主要领导人是黄兴。黄兴（1874―1916），字克强，湖南善化人。1903年11月，与刘揆一、宋教仁等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被推为会长。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政纲。华兴会还另设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支部的机关。华兴会拟乘西太后70岁生日时，在长沙发难，事泄失败，黄兴等人逃亡日本。
科学补习所是吕大森、刘静庵、曹亚伯等人在1904年7月在武昌设立的革命组织。他们以新军作为重点争取对象，比一些革命党人单纯依靠会党起事更具卓识。不久，遭清廷破坏。1906年2月，原科学补习所会员刘静庵又设立日知会。
光复会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相许，功成身退”为宗旨，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李燮和等都是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
这些地方性革命小团体的建立，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二）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1．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
1905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到达日本。由于他创立的革命理论和从事的实践活动，已成为革命者公认的领袖。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时强调革命者之间相互联络、统一行动的必要性，提出了筹建全国性革命性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经过一系列准备，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设总理，此职始终由孙中山担任。同盟会本部设在日本东京，仿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本部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是本部权力最重要的机关，负责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执行部庶务实际上是该部负责人，相当于协理。先后担任庶务一职的有：黄兴、章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评议、司法两部形同虑设。同盟会还在各地设立支部，国内按地区设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同盟会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
三民主义是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时会员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被概括为三民主义，其基本内容如下：
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破除满洲贵族残暴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当然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复仇评论，关健问题在于政权。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明显的缺点，一是没有提出民族平等的原则，二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纲领。
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权主义被孙中山称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民主主义要求，与资产阶级立宪派区别开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两个特点：（1）权、能区分理论，也就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2）实行立宪的三阶段理论，由军法之治到约法之治，最后过渡到民主立宪。
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价”。具体办法是：对于地主所有的土地，核定其现在的地价，将来地价因经济发展而上涨时，其现价仍属地主所有，超出现价的部分则收归国有，从而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革命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单地税一项，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不必再征收其它税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反映了孙中山对社会问题的重视，表达了他解决国民生活、消除贫富悬殊及其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美好愿望。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1）它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2）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3）它使人数日益增多的革命派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但是同盟会又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人们思想也不尽一致，这又为以后同盟会组织的分化、分裂投下了阴影。
2．革命运动的发展
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党人一方面和立宪派展开了一场论战，另一方面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由于革命派、立宪派双方在政治理念、民族观念、看手方法上的不同，1905年至1907年双方各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两派在美洲、南洋及其国内的报刊都卷入了论战之中。双方论战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关于革命手段与和平手段的利弊。
经过两年论战，革命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特别是反满革命的广泛宣传，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然而革命派的宣传也有一个缺点：他们把一切正义的要求都归于反满，这为以后革命的进行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还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以后，同盟会会员策动的第一次大起义，也是南部中国自太平天国以后范围最大的一次起义。起义的策动者、组织者是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起义于1906年12月正式爆发，奋战近一个月，起义失败。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南中国边境，酝酿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即1907年5月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6月发动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发动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发动的镇南关起义；1903年3月发动的钦廉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这些起义依靠的力量是会党，起义的连续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会党是不可靠的。从此以后，孙中山把起义依靠的力量转向新军。
当孙中山、黄兴在南部地区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之时，四川革命党人的也发动武装起义。宋教仁在东北运动“马侠”起义。其它革命组织也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比较著名的有1907年7月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1908年11月岳王会发动的安庆马炮营起义。
革命党组织的起义影响深远的应是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革命党人作了充分的准备，但终因寡不敌众，最终失败。此役同盟会牺牲的党员有姓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为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极鼓舞了各地革命志士，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三）立宪团体的建立及其请愿活动
清末宣布“预备立宪”以后，各地立宪派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团体，以推动立宪的实现。1906年12月，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法公会；1907年，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规模的政闻社；此外，湖北汤化龙等组织的宪政筹备会、湖南谭延闿等组织的宪政公会、广东丘逢甲等组织的自治会也先后成立。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各地（包括海外华侨、留学生）建立的立宪团体。这些团体的共同宗旨是：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劝告和推动清政府加快立宪步伐，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改革中国政治。
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正式成立。立宪派取得了“国民代表的”的资格和合法地位。12月，16个省的谘议局代表55人齐集上海，组成具有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同志会”，于是从1910年1月到10月，立宪派进行了三次大请愿，力图推动宪政。
1910年1月，得省谘议局代表陆续到京，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以一年为期召开国会，清政府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由予以拒绝，第一次国会请愿失败。6月，有10个立宪团体再次上书都察院，结果清政府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坚持预备立宪仍以9年为期，再次拒绝了请愿团的要求，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10月，立宪派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递交了请愿书，同时又有18个省督抚、将军、都统联名奏请设立即时责任内阁，明年召开国会，清政府被迫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缩短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清政府强行将请愿代表押解回籍，请愿活动遂告终止。
国会请愿活动的失败和皇族内阁的成立，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对蓬勃兴起的革命形势，立宪派出现分化，一部分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清政府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
三、辛亥革命与清朝的覆灭
（一）群众运动的高涨与保路风潮
随着预备立宪的破产，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各革命党阶级和各阶层的人们掀起了不同形势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农民反抗运动进入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各地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多达160多次，至1910年骤增到290多次。其中以1911年4月发生的长沙枪米风潮、5月山东莱阳爆发的曲诗文领导的抗捐抗税等斗争规模最大。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推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农民运动高潮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矿路利权的斗争继续发展。到1911年夏，终于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将各省已交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并以借款筑路为名把收归“国有”的铁路拍卖给帝国主义。这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保路运动从湖南掀起，立宪派派代表两次赴京请愿；湖北各界数千人在咨议局集会演说，拒绝借款筑路；广东成立“保路会”；四川立宪派挺身而出，积极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全川各府州县普遍建立“保路同志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然而清政府一意孤行，对保路运动强行镇压，四川总督赵尔丰血腥屠杀保路群众。全川人民闻讯，怒不可遏，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进围成都。同盟会员吴永珊（即吴玉章）和王天杰要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府。全川人民的保路风暴，使清政府大为惊骇，立即从湖北调集大批清军入川镇压。
保路运动揭露了清政府的卖路卖国罪行，农民、手工业工人、学生以及其他爱国阶层卷入这个运动，加速了武装起义革命形势的到来，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二）武昌起义与各地响应
1．武昌起义与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湖北是革命党人长期艰苦组织和发动工作的地区之一。当保路运动在两湖、四川发动以后，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加紧进行革命的发动工作。
文学社于1911年1月成立，同盟会员蒋翊武任社长，以反清革命为宗旨，参加者多贫苦知识分子和新军士兵。共进会于1907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以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民国为宗旨。1908年10月，在保路运动的推动下，两个团体都在紧张地进行武昌起义的准备工作。1911年9月2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帮助下，两个团体正式联合成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文学社长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未来的军政府总理，并决定10月11日发动起义。
到10月9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是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装配炸弹，在旁观看的人不小心把纸烟火屑飘入炸药中，霎时爆炸，浓烟弥漫，声震四邻。孙武被炸伤，送走治疗。其余的人因俄巡捕闻声赶到，未及时处理善后，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及党人名册均被抄走。刘公的妻子及其弟弟被捕，随即被清方引渡，因畏刑，吐露实情，清方立即出动军警，大肆搜捕。蒋翊武逃走。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被捕遇害。
三烈士牺牲后，清方还继续捕人。革命党人已无退路，迫于义愤，决心拼死一战。当晚，工程第八营首先打响第一枪。士兵们在工程第八营总代表的率领下，直赴楚望台军械库。当时由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场，就推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工程第八营起义后，各标纷纷响应。经过一夜激战，克复武昌城。瑞澂逃往停在江边的楚豫舰。至10月12日，武汉三镇光复。
起义胜利后，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政权，以巩固和发展胜利局面。当时革命党原主要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均避难武昌。年轻的革命党人认为必须由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堪作领袖。于是他们就推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10月11日，黎元洪在革命党的威逼下就任都督，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总长，湖北军政府成立。
2．各地响应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枪声惊动整个旧世界，振奋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分散在各地的同盟会成员以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各地革命组织亦不失时机地纷纷响应。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的革命党人。10月下旬，湖南革命党人焦达锋、陈作新发动针党和新军光复湖南，建立湖南军政府。与此同时，陕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会党联合发动起义占领西安府，并由景梅久、张凤翽等人建立陕西都督府。11月3日，上海革命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光复上海，陈其美任上海军政府都督。
从武昌起义至11月9日。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个省和上海宣布独立，建立了都督府。有些省区的州县也宣布独立，响应起义，一部分海军也投入了革命阵营。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客观形势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全国的领导中心。
（三）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与清王朝的覆灭
1．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在建立中央政府的问题上，首义地区武汉和同盟会中总会所在地上海都为此而积极进行筹备工作。11月9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请派代表到武昌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11日，江苏、浙江、湖北三省区的都督，也联名邀各省代表到上海，召开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会议。
11月15日，独立各省在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上海开会之举，遭到湖北集团的坚决反对，几经榷商，江浙集团才作出让步，同意会议地点改在武昌，但各省留一名代表在上海以便联络。27日，汉阳失守，武昌处在清军的威协之下，代表联合会被迫改在30日于汉口英租界举行。12月2日，会议议决先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又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第8册 页13）同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们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12日，汉口、上海两地的各省代表均集会于南京开会。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由于他崇高的威望，29日在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中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2．清王朝的覆灭
面对着各种的纷纷独立，北洋军队不听调遣，清廷不得不请被罢斥的袁世凯出山。10月30日，袁世凯自河南彰德南下，次日抵河南信阳接任钦差大臣，部署对武汉的进攻。11月1日，攻入汉口，同一天，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辞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凭多年的政治经验认识到单靠武力镇压不了革命党人，遂采取了议和的策略。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至1912年1月2日唐绍仪辞议和总代表止，南北议和共28天。唐绍仪和革命军代表伍廷芳经过会谈，12月20日，双方签署草约5条，主要内容为：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翻政府者为大总统。与此同时，由张謇作掮客，唐绍仪和黄兴等在赵凤昌家中多次密谈。最后，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他为共和国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指使北洋将领48人发表通电，声称“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刘望龄辛亥革命大事录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年页62）孙中山在多重压力下，1月22日，发表声明：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让权的确切保证后，逼迫清帝退位。
1月26日，段祺瑞率领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从而加速了清帝退位的步伐。经过南北多次磋商，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主要是：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不变；皇室费用每年400万元，由民国拨给；清帝暂住故宫，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其原有私产，由民国负责保护。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并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宣告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结束。
四、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之后，一切封建余孽包括袁世凯和张勋，他们的任何复辟帝制丑剧都不能不遭到可耻的下场，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民主潮流的不断高涨，空前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热情。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许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和法令，促使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涌现，工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工场手工业迅速增加，中华大地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状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德的性质并未改变。辛亥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过于强大，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缺点也不可忽视。
从思想上看，孙中山虽然提出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但这一理论并没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接受贯彻。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核心，体现着资产革命的性质。但革命派在宣传时，并没有把民主主义作为重点，占据革命派宣传主导地位的是“排满”，对于民主主义破除封建主义、觉醒国民的革命性认识不足。所以，清帝一退位，就认为是大功告成，民族、民权的目的已经达到。
从组织上看，同盟会组织唤散，思想不一。同盟会一些领导人也缺乏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信心和能力。往往是慷慨激烈有余，从容坚定不足。一受挫折，最后只有妥协。
从革命动力上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强调秩序革命、文明革命，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工作。对于农民、会党只是利用，限制，这使得它在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斗争时显得软弱。
第十章 中华民国的兴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是民国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大转变的时期，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时期。它表现在政治结构上是创建了民主共和政体，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向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真正从政治理念上摒弃独裁专制政体，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第一节 中华民国成立与军阀混战
一、中华民国的开端
（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分崩离析，革命党人面临着建立统一的共和临时政府的任务。湖北、云南倡议各省选派代表，前往武昌筹议规划，江苏、浙江主在上海，请孙中山返国组织。11月15日，苏、浙、闽代表决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承认鄂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由于武昌力争，一部分代表赴鄂，一部分留上海，双方代表意见不一。12月17日，全体代表在南京集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黎虽承认，黄终不受，代表左右为难，中央临时政府一时无从组织。
12月25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抵达上海。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6票当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次日，通电各省采行阳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的开始。3日，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审议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九人国务院名单，黄兴、黄钟英、王宠惠、程德全、陈锦涛、伍廷芳、蔡元培、张謇、汤寿潜分任各部总长。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国的诞生，宣告了清朝统治和已实行两千多年的腐朽君主专制的结束，树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形象，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社会进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二）袁世凯执政
1．南北和谈和清帝退位
南京临时政府筹建前后，在上海进行着所谓“南北和谈”。1911年12月7日，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委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12月9日，独立各省公推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12月18日至31日，和谈在上海英租界举行，期间英、美、法、俄、日、德六国驻上海总领事，向议和代表提出“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的照会。双方共进行了五轮谈判。由于袁世凯手握北洋新军，并有拥护共和的表示，为各方所瞩目。总统“非袁莫属”几乎成为包括不少革命党人在内的“共识”。
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让位的确切保证后，对清帝逼宫，2月12日，清帝正式退位。2月13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2．袁世凯的临时政府
和谈期间，孙中山已提出临时政府须设于南京的条件，在致参议院的辞职咨文内，再加声明，不得更改，新任总统到南京就职之时，孙始解职，目的是要袁离开他的北京根据地，摆脱使馆区的特殊势力，使列强在北京至海口的驻军亦失去作用。袁的南北成见甚深，更不愿置身于革命党控制下的南京、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须加部署，东三省人心未尽一致，推拖不肯南下。南京坚持不移，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 仁为迎袁专使，令袁无回旋余地。蔡元培等到京两天，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发生兵变，天津、保定、通州，接连而起。各国公使调兵前来京津。黎元洪电请早定国都，成立政府，以杜外人干涉，万不宜舍北而南。段祺瑞、冯国璋力言政府须在北京。袁不能赴南京受任。蔡元培亦说兵变后外人极为激昂，设再行发生，外人将自由行动，必须速建统一政府于北京。南京有派兵北上助袁恢复秩序的提议，袁断然拒绝，参议院卒许袁在北京受职。
遵守宪法为孙对袁的另一要求，宪法制定之前，先制定临时约法。为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在孙中山等人倡议下，参议院于1912年3月11日，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7 章56 条。约法在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和人民应该享有的诸种权利后，明确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肯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政治体制上，从《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集权制变为内阁负责制，希望以扩大总理职权、缩小总统权力的办法来防止袁世凯擅权。此外，在参议条例中，对总统存在谋叛行为和否决参议院议案也有所制约。
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
3．国会变异与内阁更叠
临时参议院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成立，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立法机关。4月29日北迁的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院，1913年4月8日解散。共存在14各月，在民国国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议会制民主提供了实践经验，也为民国正式国会的成立，完成了主要的法律准备。
为获得执政权，争取在第一届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多数党，在孙中山、黄兴支持，宋教仁组织下，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小党协商后共同改组为国民党。
12月中旬，中国举行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选举。当时中国人口4亿多，根据选举法规定，获得登记的选民共有42 933 992人，占人口总数1/10左右。尽管实际参选人数并不很多，但是，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人们有权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由此得到传播。
在选举中，各个政党利用本党势力把持各地的选举机构，力图控制和操纵选举。首届国会参众两院合计870个席位，参议院议席274个，众议院议席596个。在国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民党、共和党和统一党。1913年4月8日，两院议员在众议院召开国会第一次开幕礼，正式国会成立。
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有绝对优势，使其不仅有单独组阁的能力，而且还有问鼎总统的可能。由此，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开始突出。
1913年3月20日，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一案曝光，引起舆论大哗。4月，北京国民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遭到国民党人的坚决反对，各界攻击矛头直指袁世凯。随即，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对善后借款合同的否决案。湘、赣、皖、粤四省都督亦联名通电反对。
5月，由梁启超倡议，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成进步党，占据议席223个，成为国会中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国民党主张限制总统权利，扩大地方自治；进步党主张扩大总统权利，实行中央集权。国会出现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党争雄的局面。
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随后调任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并派北洋军开赴江西，发动内战。国民党人被迫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7月15日黄兴在南京逼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接着，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独立。但不久即告失败，这就是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
袁世凯很清楚其政权依赖于北洋军队的支撑，然而，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要想由临时大总统成为正式大总统，要想独揽政权，就必须通过民众选举这一程序。而最大的障碍，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约法规定，应先由国会制定宪法，后选总统。袁世凯为了尽快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大施政治权术。他利用权利和金钱不断分化议会议员，使国会内部渐趋瓦解，逼迫国会先选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同意。9月，国会通过了选举总统案，10月，国会讨论通过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总统选举法。10月6日，依照总统选举法由参众两院合组总统选举会，便衣军警与无赖组成的“公民团”，包围会场，非将他们属望的总统当天选出，不许议员离开一步。经过三次投票，一直到深夜，袁方如愿。
当选总统之后，袁决意将政党和国会一脚踢开。他指责“国会专制”，并于10月25日通电各省“军政长官”，要求一致反对宪法草案。11月4 日，袁以国民党议员在“二次革命”中配合作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国会证书、撤消国会议员的资格。造成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1月26日。袁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其御用工具。1914年1 月，袁通过政治会议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将进步党和其他党派的议员全部资遣回籍，实际即取消国会。2月，通令取消各地方自治会和省议会。熊希龄内阁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等命令后，于1914年2月被袁逼迫辞职。至此，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象征的国会，被袁彻底摧毁。
1913年4月至1925年4月间，第一届国会在军阀淫威下时断时续，历时12年中只有三年零四个月处于活动状态，其余时间则在军阀干扰和禁止下无法活动。
在内阁组织上，自袁世凯于1912年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后，各派为争夺内阁展开了激烈争斗。军阀势力的此起彼伏以及国会权利的不断被削弱，成为内阁频繁更替的主因。1912年至1916年6月的袁世凯统治时期先后竟有八届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替，成为民初政治史上一道奇特景观。
4．独裁统治与帝制灭亡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的武力统一政策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控制了除贵、黔、川、滇四省之外的大半个中国。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太和殿举行就职仪式，其政治野心开始膨胀。
国会被销蚀于无形，接着，袁着手毁法造法，为其复辟帝制扫清障碍。为此，袁拼凑了一次“约法会议”。根据袁提出的“修改约法大纲七条”，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时称“新约法”或“袁氏约法”），于1914年5月1 日公布，同时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氏约法”共8章68条，主要内容是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有成立和废除立法院、公布法律、任免官员、宣布和战、统帅军队、缔废条约、宣布戒严等一切大权。而1914年12月29日公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不限；总统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这样，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被袁全部破坏，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民主共和国已成徒有虚名的躯壳。
民初复辟帝制的运动有明暗两股浊流，一是拥戴清废帝溥仪重建大清帝国；一是力主袁世凯登基“开创新元”。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拥袁登基的活动就肆无忌惮地展开了。
袁世凯一面对内大搞尊孔读经，制造舆论基础；一面对外出卖主权，争取列强支持。日本洞悉袁世凯复辟急需寻求外交支持的意向，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示意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下一步”。
袁世凯看到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在华势力相对减少弱，而日本势力迅速扩张。要想复辟帝制，必须取得日本的支持。于是，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期间日本不断以武力威胁、最后通牒的方式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政府于5月9日接受了除第五部分内容日后协商外的全部内容。
“二十一条”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各地人民纷纷集会，示威游行，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1915年5月26日，袁世凯命令各省文武官长“认真查禁”人民群众的反日爱国行动，如“遇有匪徒借故暴动”，散发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袁世凯通过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压制爱国运动取得了列强的支持。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袁世凯以为时机成熟，加快了复辟的最后准备。
袁世凯在取得列强的支持后，为使复辟“合情合理”，一面指使亲信制造理论根据，争取舆论“支持”；一面故作“谦让”，力图造成万民拥戴，不得不为的格局。
1915年8月，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和美国人古德诺炮制的《共和君主论》发表，成为袁世凯帝制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袁的另一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也出面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更露骨地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是从成立“筹安会”开始的。在其授意下，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员和商会团体来京商讨国体问题。六天后，将讨论结果公之于众，声称“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民主而立君主”。
9月，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袁世凯还指使亲信收买各方，组成各种形式的请愿团，其亲信梁士诒于9月19日出面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妄图在专制龙袍上点缀一点民间的花边。这些请愿团 “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起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衽君主立宪的高潮。
同时，军阀则在幕后以武力为复辟开道。“筹安会”的讨论还未结束，段芝贵就联合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等19省将军、都统、护军使密呈袁世凯，请“速正大位”，表示当以武力为后盾，拥袁登极。
有了如此“民意”，参政院于10月6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10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10月25日开始，各省分别选举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投票在军警监控下进行，结果，各省“代表”1993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制。参政院总结投票结果，向袁上预先拟定的“推戴书”。12月11日，参政院上“总推戴书”。袁世凯故作“谦让”，参政院又再度“劝进”，12日，袁世凯尊重“民意”，接受推戴。13日，在居仁堂接受了文武百官朝贺，改民国为中华帝国。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于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极大典。
12月25日，云南将领蔡锷、唐继尧等统一各派力量，联名发布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组成了讨袁的“护国军”。由此拉开护国运动序幕。全国纷纷响应。1916年1月，护国军兵分三路进军川、黔、桂。
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手下看到大势已去，纷纷见风使舵。英、日等国也宣布不再支持袁世凯。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只得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4月，袁世凯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企图继续保留大总统职位。
5月8日，在梁启超、蔡锷推动下，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以唐继尧为抚军长的军务院。军务院声称是军政时期全国最高的军政、民政机关，要求恢复《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民主共和制，反对袁世凯称帝，遥奉黎元洪为合法大总统，宣布代行国务院和陆海军大元帅职权。
护国运动开始后，孙中山派陈其美、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策动驻沪海军“肇和”号舰起义。居正受命于1916年1月抵达青岛部署反袁，5月在山东的潍县、高密、诸城等地起兵反袁。在广东、江苏、浙江及长沙、武汉等城市，中华革命党人都有反袁活动。
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因尿毒症在忧愤与失望之中病死北京。
二 军阀混战
袁世凯被推翻以后，民国政府仍由军阀把持。护国运动中形成的一批地方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各自拥军称霸，割据一方，战乱愈演愈烈，把中国拖入了长期分裂、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大动荡时代。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几个派系，各自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相继把持北京政权。有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皖系得到日本的支持，控制着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并长期把持北京中央政权，势力最大；直系以英国、美国为靠山，控制着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势力仅次于皖系；奉系在日本扶持下，盘踞东三省。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在北方有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在南方势力最大的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滇、桂两系军阀均受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下，不仅独霸一方，拥兵自立，而且都力图扩展自己的势力和地盘，进而统治整个中国。为此，他们互相攻打，连年内战。
从1916年袁世凯毙命至1920直皖战争爆发，北京政府基本上为皖系军阀头子段其瑞所把持，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皖系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实权则操在总理段祺瑞手中，双方进行明争暗斗。1917年发生“府院之争”并导致张勋复辟。段借“保护共和”为名，率兵打败张勋，段重掌北京政府后，以“再造共和”之功臣，从政治军事上加强了独裁专制统治。他抛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旧国会，另组御用参议院。同时，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大举借款，用以编练段家军（即参战军），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段又利用卖国借款，收卖政客，制造“安福国会”。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以后，段政府镇压爱国学生。五四运动以后，段祺瑞控制的卖国政府，完全陷入孤立，成为众矢之的。在全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潮流中，直、皖矛盾更加尖锐化。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一触即溃，顷刻瓦解。
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直系从此取得了控制中央政权的地位。直系军阀的胜利，反映了美英势力在中国的加强，日本在失去皖系军阀这个工具后，便转而扶植直系军阀与奉系对抗。直奉之间的矛盾激化，1922年终于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奉战后，奉军撤至关外，直系军阀独霸了北京政权。直系军阀头子曹锟为了当选总统，急不可耐地对黎元洪“逼宫夺印”，接着又搞贿选，收卖“猪仔议员”，选他做大总统。直系军阀另一个头子吴佩孚，实行武力统一政策，1923年制造“二七惨案”，镇压工人运动，大失人心。1924年国民党革命兴起，直系已经陷入四分五裂，冯玉祥系统（后称国民军）开始形成，并且与奉系秘密结盟。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反戈一击，发动了北京政变，曹锟成了阶下囚，吴佩孚几乎全军覆灭。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控制了中央政权，奉军源源南下。张作霖与段祺瑞结合，让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五卅运动后，全国反奉倒段运动高涨。通过孙奉战争，孙传芳控制了东南五省。吴佩孚也重新恢复了势力，又成为最大的军阀之一。1925年11月奉系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奉系军阀已成了强弩之末。1926年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驻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于4月10日推倒了段政府，恢复了曹锟的自由。鹿的意图是联吴抗奉，但为吴所不许。后经国奉战争，国民军退出北京。在奉、直军阀的镇压下，北方革命运动转入低潮。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临近末日的北洋军阀各派各怀鬼胎，无法真正联合起来，这给国民革命军造成先打吴后打孙、最后打奉的大好机会。至1927年初，基本上消灭了北洋军阀当时的主要力量——吴佩孚和孙传芳所部的主力。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此情况下，北洋军阀各派推兵力损失较小的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妄图作最后的挣扎。由于蒋汪的叛变，国民革命中途夭折了。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也称“安国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在北方实行黑暗的军阀统治，血腥镇压革命。
第二节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一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革命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思索中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头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赢得真正的共和政体。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也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准备了条件。于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首先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阵营发起一场猛烈进攻，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15日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从1916年出版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新青年》。它以对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学说的热情宣传。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尖锐批判而引起了知识界的巨大反响，《新青年》实际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主阵地和思想领导中心。
新文化运动初期（1915~1919）内容有三个：（一）提倡以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自然科学和人们对生活的理性态度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与科学观念；（二）反对以儒学的传统伦理政治观念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旧道德；（三）反对以文言文为传统形式的贵族性的封建礼教式的旧文学，提倡以白话文为新形式的现实主义的平民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辛亥之后政治思想领域的封建复古思潮，有力地抨击了从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所继承下来的愚昧、迷信、盲从、虚伪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从而在知识界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潮流。
二 五四运动
（一）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十月革命后，中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作了初步报道。1918年2月1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一切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本质，从而产生了对“工人之国”的向往。十月革命也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他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表达对苏俄革命的敬意和希望中俄两国的革命的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愿望。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其影响下，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由学习西方转而学习俄国，初步接受并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武器，重新考虑如何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问题。
十月革命也给中国人民做出了以人民革命争取解放的榜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中，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从而逐渐认识到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投入革命斗争，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李大钊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到最受压迫、生活最苦的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发展革命力量。1918年3月，中国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蔡元培也在1918年11月的依次集会上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为广大知识青年所接受。
总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分子的觉悟大大提高，进一步增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意识，也初步认识到发动群众性革命斗争的意义。这一基础的形成，决定了五四运动有可能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五四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对外卖国、对内镇压政策，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919年1月18日，27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议被美、英、法、日、意五国所操纵，成为它们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
中国在大战中尽管站在协约国方面，战后以胜利国之一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弱国，不可能通过和会获得应有的权益。因此，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掠取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4月30日，英、法、美三国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并将有关条款列入《凡尔赛和约》，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努力完全失败。
灾难深重的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本来就十分尖锐，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酝酿着。因此，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中国人民胸中反帝反封建的怒火终于点燃了。
（三）五四运动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出以后，立即在中国人民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919年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紧急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1）5月4 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2）通电各界一致奋起抗争；（3）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爱国游行；（4）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5月4 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13所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同时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会上宣读并通过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即天安门大会宣言），同时，还散发了传单。呼吁同胞奋起捍卫祖国的领土与主权。
从5月4日天安门集会示威到6月3日大逮捕，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个阶段，运动以北京为中心，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6月3日以后，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工人阶级积极投入斗争行列，使运动突破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工、学、商广大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学生群众转变为工人阶级。
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了一系列声援学生的罢工。上海日商，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五六千工人的罢工，是上海工人投入五四运动的迅号。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总数达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反帝反军阀统治的性质。他们明确表示参加罢工是要“毋忘国耻”、“唤醒国民”、“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在学生们的积极推动、联络下，6月5日上海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等都停止营业，举行罢市。同日，商、学、工、报各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作为运动的联络机构。
从上海开始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沪宁铁路、沪杭铁路工人和长辛店、唐山等地的铁路工人相继罢工。汉口、南京、济南、长沙等地工人也参加了罢工。许多城市和集镇的商人举行了罢市，全国几十万青年学生卷入了罢课斗争。“三罢”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2省150多个城市，形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全国革命运动高涨，不仅给封建军阀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北洋政府十分恐慌，担心如不满足群众的要求，局面将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迫于6月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又于6月10日下令将曹汝霖等三个亲日派卖国贼免职。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个胜利。
在国内民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团在6月28日，即巴黎和会签约字日发表拒签的宣言。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实现了。
拒签和约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的大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以鲜明的主张和有力的行动影响了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代表第一次拒签丧权辱国的国际条约，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兴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贼的爱国运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个爱国政治运动 ，又是一次文化运动，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五四以后宣传马列主义的团体和刊物大量涌现，以传播马列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条件。五四运动又是革命的中国青年运动的开端。五四期间有几十万觉悟的知识青年，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并成为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一）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以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五四”前创刊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较大作用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五四”后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五四”后的一年中，全国又创办了数百种新刊物，其中许多刊物都注意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这一时期，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倡导和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5月相继成立的有：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毛泽东在长沙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创办觉悟社等。这一时期，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翻译出版。1920年8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个中文译本。
一批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进而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最早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李大钊之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陈望道、邓中夏等人在1920-1921年间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2．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出现
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过程，也是人们从各种“新思潮”的迷雾中辨别真伪的过程，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不能走欧美各国及日本的老路，而应该走俄国的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中国领导核心。从1920年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酝酿建党工作。
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得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关怀、支持和帮助。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金斯基来华。4月，他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开始了建党的筹建工作。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上海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10 月李大钊发起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先后加入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张太雷。李大钊被推为书记。
1920秋，陈潭秋、包惠僧建立起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秋冬之交，陈独秀与毛泽东联系，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夏曦等。
1920年12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帮助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公博、谭平山等。
此外，在法国和日本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通过出版通俗刊物。举办工人夜校等形式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工人进行宣传和斗争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锻炼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静仁、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13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因事未能出席。会议由张国焘主持。30日晚受到租界法国巡捕的搜查后，31日，与会代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只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并于此日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意》，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大钊为宣传主任。
《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纲还严格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在党组织未公开以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坚强的司令部，“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民主纲领的制定
由于中共一大理论的准备不足，且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缺乏认识，没能制定出切合中国当时实际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民主革命纲领时，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想，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经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完成这个革命的反帝反军阀的任务。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解决中国纠纷的唯一出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
1922年7月16－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等12人，代表全国95名党员。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示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经，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党的最低纲领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为候补中央委员，并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共二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它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深入探索中国道路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创建工作完成。
中共二大后，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出版，由蔡和森任主编。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活动
1．早期的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这次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高峰。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也遭到军阀的破坏，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2．早期的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从事农民运动。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是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为以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湖南也是农民运动兴起较早的地区。1923年4 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刘东轩到衡山岳北、白果一带发动农民运动，9月，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发展到10万人以上。
（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1．孙中山的转变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辛亥革命失败后，为在中国确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屡仆屡起，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为再造新民国而不懈奋斗。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义上恢复了民族主义。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深切认识到依靠军阀是不行的，要依靠党的力量，但当时的国民党成分复杂，党员入党目的不纯，其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纪律，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孙中山深感这个党有彻底改造的必要。
在孙中山奋斗的历史中，曾多次向帝国主义国家呼吁援助，但结果总是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军阀反对他。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和列宁与苏俄政府开始函电往来，不久，又开始同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方面有关人士接触。孙中山深感只有列宁和他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但是，斗争的事实也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战胜强大敌人的。必须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也热情地赞扬国民党在中国现存政党中，“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二大正式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会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会见孙中山，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之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加入国民党，着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党务和军事。10月，孙中山正式聘请苏俄代表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正式通过决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两件事加快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步伐。11月，孙中山发表了有共产党员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等文件，从而确定了联俄联共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积极着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委任廖仲恺、谭平山、胡汉民等9人为新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决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底，李大钊应孙中山之邀到达广州，帮助筹备国民党一大。
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遭到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坚定不移，改组工作继续进行。
2．国共合作的实现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165人。代表的产生一部分由孙中山指定，一部分由各地党员推选产生。孙中山以总理身份任大会主席，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为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会议。
大会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的核心部分是第二部分——“国民党之主义”，它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
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增加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各民族平等的新内容。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所谓“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就是“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使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于世界”。所谓“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就是“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重新解释的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规定国民不仅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为少数者所得而私”；“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不得享受自由权利。
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规定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原则。平均地权是由国家通过征税和收买的办法，使土地之增值收归国家，防止“土地之权为少数人所操纵”。对缺乏田地的农民，则由国家给以土地，资其耕作。节制资本是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民的生计，对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的企业，要由国家经营管理。国家还要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的生活。
《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色，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是一致，因此，它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大会在经过激烈的辩论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并且，大会确认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党，实际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联盟。
大会由孙中山提名，经过选举，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其中李大钊等10人为共产党员，占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总数的1/4。会后，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组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央党部）。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国民党的改组，大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正式确立，标准着大革命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同意战线的正式确立。国共合作的实现，无论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还是对于国共两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大会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
第三节 国民革命
2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一 革命高潮的兴起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废除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的条约；苏联政府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划定的租界，放弃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苏联政府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取消苏联在中东铁路中除商务性质以外的一切特权。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外国订立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它的签订激起了人民的反帝革命热情，各地群众纷纷要求其他国家以苏联为榜样废除不平等条约，一场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由此兴起。7月，由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余个团体共同组成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8月，以上海学联为首的30余团体组成废约运动大同盟。9月3日至9日，反帝大同盟发起反帝运动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太原等地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广泛的反帝废约宣传，废约运动达到高潮。中国共产党在运动的不断高涨中发表了第三、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动了废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到11月，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便与国民会议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二）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是北方政局发展的关键，它为南方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向北方的普及开辟了道路。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离穗，17日抵沪，随后绕道日本神户于12月4 日抵津。孙中山抵津后即复发肝病，次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在整个北上过程中，孙中山反复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表现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崇高风范。段祺瑞等军阀政客，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一概不予置理。国民党公开抵制了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国共两党共同组织了具有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200多位代表来自20余个省区，代表全国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进会，会期一个多月，讨论了有关反帝反军阀斗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做出相应的决议。会议决议当然不被军阀政府所接受，但大会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召开国民会议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军阀争民主的运动。反映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争取和平、民主、进步的愿望，为五卅运动进行了思想准备。
（三）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高潮
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和迎接革命高潮要做的准备工作。
大会总结了一年来的国共合作工作，指出全党同志都应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警惕右倾危险。大会还批判农民“不能成为一个革命要素”的观点，指出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中共四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问题，标志党对民主革命认识的深化。这次大会为促进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思想、组织准备。但是，这次大会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缺乏明确的认识，对武装斗争问题也没有进行讨论。
1925年5月1 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总工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大会闭幕不久，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大风暴五卅运动就爆发了。
2．五卅运动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4万多人举行大罢工，争回了一些待遇的条件。但日本纱厂主不仅不改造答应的条件，反而故意停工，扣发工人工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即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七厂工人因声援第十二厂工人兄弟而停工，厂主即封闭工厂，停发工资，并开枪射击要求领工资的工人，有10余人被打伤，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身受重伤，不久死去。这一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为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16日，日本纱厂2万多名工人举行同盟大罢工。22日，1 万多名工人举行追悼顾正红的大会。会后，工人、学生纷纷罢工、罢课，开展募捐、救济死难家属活动。帝国主义分子又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大学、上海文治大学6名学生，这就更加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将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并决定于30日发动群众在举行反帝大示威。
5月30日上午，2000多名学生、工人及其他群众代表到南京路公共租界散布传单，进行演讲，控诉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逮捕学生的罪行。租界当局出动武装巡捕，逮捕示威学生。聚集在南京路老闸口巡捕房外的万余群众，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几十人，轻伤无数，逮捕15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上海总工会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自6月1 日起，全市工人大罢工。
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大部分商店罢市。罢工工人直至八九月份才先后复工，罢市商人于6月23日先行开市。北京、天津、南京、汉口、杭州、长沙、郑州、济南、太原、西安、成都、福州、南昌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纷纷发生群众集会、游行、罢工、罢市、罢课，估计全国有1200多万人直接参加了各种抗议活动。在苏兆征、邓中夏等人的组织下，香港工人自6月19日起开始罢工。21日，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举行罢工。香港、广州的工人运动得到了广东政府的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直至1926年10月才结束。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声望，将国民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
（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1．革命武装的建立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决心创建一支革命军队。国民党获得了苏俄的军事援助，同时也采取苏俄革命军队的组织方式。1924年1月，国民党开始筹备黄埔军校。6月16日，黄埔一期开学，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一期党员共收645名。截止1926年春，黄埔军校共招收五期，合计7400人。1924年冬以军校毕业党员为骨干，成立军校教导团。11月成立教导一团，何应钦任团长。12月成立教导二团，王柏龄任团长。他们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军的骨干力量。
1924年11月，经孙中山同意，成立了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铁甲车队和黄埔军校中抽调出来的一部分人员为骨干，从两广、湖南招募了1000多名士兵，组建成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直属于中共广东区委。团内设有共产党支部，营设党小组。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正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
1924年10月，在港英当局的支持下，买办商人陈廉伯等人组织广州商人进行了罢工、罢市，甚至利用商团武装进攻广东政府，残杀群众，造成广州“双十惨案”。广东政府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武装镇压商团军，稳定了广州局势。
1925年初，占据广东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怂恿支持下，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妄图攻占广州，推翻革命政府。为巩固革命政权，统一广东，1925年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东征军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蒋介石担任东征军的总指挥，周恩来任部主任，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参加了东征，帮助制定了作战计划。东征军在沿途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下，迅速打垮了陈炯明主力，肃清了除惠州以外的广东东部的军阀势力，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正当东征军准备乘胜追歼陈炯明余部，围攻惠州之时，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于5月中旬发动叛乱，阴谋颠覆革命政府。广州城内工人纷纷罢工抗议，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镇压叛乱。6月11日，平叛开始，东征军在广东区委指挥的农民自卫军和铁甲车队的配合下，迅速歼灭了叛军，广州局势转危为安。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下通称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主席。3日，广东省政府改组，许崇智为省务会议主席。同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兼任主席。4日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程潜联名通电，宣告各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
3．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1925年9月，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下，借东征军回师广州之际，纠集残部，重占东江一带，并企图进犯广州。10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第二次东征，蒋介石担任总指挥。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大力支持下，东征军于10月14日一举克复惠州，歼灭陈炯明主力。11月初，收复潮汕地区，全歼陈炯明部。与第二次东征同时，革命政府进行了南征，讨伐军阀邓本殷，到1926年2月全歼邓本殷部。至此，广东境内军阀势力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为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广东的统一，促使了两广的统一，1926年3月30日。两广合作宣言发表，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表示领导，桂军接受改编。两广的统一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4．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
（1）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
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分化成左、中、右派政治力量围绕领导权问题进行斗争。孙中山逝世后，斗争日益尖锐起来。1925年4月，黄埔军校右派分子贺衷寒等人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随后，北京、上海等地也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了一整套反动理论形成戴季陶主义，其核心是反共、反对统一战线。戴季陶给国民党右派提供了反共思想武器，成为他们篡夺革命领导的思想基础。戴季陶主义一出笼，就遭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批判，揭露了其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实质。
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了坚决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领袖廖仲恺，借以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廖案发生后，广州开始清洗右派，胡汉民和许崇智涉嫌此案离开广州。但蒋介石这个新右派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初集国民政府军政大权于其一手之中。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中的老右派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12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也称西山会议，与会人员也称西山会议派。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里的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庭的顾问职务。12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成立了中央，公然分裂。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二大”，通过反苏、反共的决议案，成立新的国民党中央。针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坚决反击。1925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各地掀起了声讨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决定在国民党“二大”上对其进行组织处理。
1926年1月4日至19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左派和共产党人占子压倒的优势，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议决执行“一大”的政纲，坚持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三大政策，通过了有利于工农运动的方案；大会进行了反击左派的斗争，为伸张党纪，决定将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予以除名”，其他分子被书面警告，责令戴季陶反省；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国民党“二大”打击了国民党老右派势力，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但是新右派势力又崛起。蒋介石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1日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就为他夺取革命领导权造成有利的条件。
（2）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利用已取得的权力，加紧了篡夺领导活动，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案。”
3月18日，指使右派分子欧阳钟以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又矢口不论调遣命令，说中山舰是擅自行动，系共产党阴谋暴动，并以此为借口，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听候他命令前来黄埔的中山舰“无故升火达旦”，“必有不法行动”，并以中共阴谋暴动为由，擅自下令广州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宅，监视汪精卫；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这就是“中山舰事件”。由于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迁就退让，蒋介石的阴谋得逞，共产党被迫退出第一军。汪精卫也被排挤出国。4 月7日，蒋介石组织了“黄埔同学会”，把黄埔力量统一在他的控制之下。16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蒋介石担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蒋介石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
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等人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联名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并获得通过。此案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了种种限制。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这是蒋介石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重要步骤。
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形成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得到统一和巩固；北洋军阀的各派势力因长期分裂混战而大大削弱。这一切都为北伐战争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 北伐战争
（一）北伐前夕的国内形势
“五卅”运动后，以广东革命政府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和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当时的北洋军阀有三大派系：奉系张作霖控制东北、京津地区，拥有军队30万人。直系吴佩孚控制两湖、河南及陕、直的一部分，拥有军队20万人；直系孙传芳控制赣、皖、苏、浙、闽、沪地区，拥有军队20万人。张、吴已在“讨赤”的旗帜下联合孙传芳和西南军阀，准备进攻广东。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有先发制人，出师北伐，才是粉碎北洋军阀反革命“南伐”的最好办法。
北伐战争的前奏是援湘作战。1926年3月，湖南军阀赵恒惕离开长沙，由与广东国民政府有联系的唐生智主持湘政。吴佩孚调派军队入湘攻打唐生智。唐向两广求援。国民政府派第四军、第七军各一部援湘。国民革命军的求援作战，很快稳定了湖南战局，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二）北伐战争的进程
根据“先打吴佩孚”的战略方针，两湖成为北伐的主战场。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投入第四、七、八三个军共5万人参加战斗。在工农及学生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捷报频传。7月中旬，进占长沙。随后克平江、岳州，进入湖北作战，8月，北伐军取得攻打粤汉路军事要隘汀泗桥和鄂南另一战略要地贺胜桥两次战役的胜利。之后，北伐军很快攻占汉阳、汉口及武昌。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
吴佩孚的主力即将被打垮时，北伐主战场转向江西。9月上旬，北伐军向江西攻击，很快占领20余县和赣南重镇赣州。10月下旬，北伐军兵分三路克九江、南昌，孙传芳主力大部被消灭。
同时，福建战场也取得胜利。北伐军攻占永定后，福建军阀势力急剧分化，纷纷倒戈，北伐军未经大的战斗，即占领闽南各地，12月进占福州。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冯玉祥国民军加入国民革命。9月，冯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随后国民军经甘肃进军陕西，年底占领陕西全省。
1927年1月，北伐军分三路继续进军。2月，北伐军东路军进占杭州，3月，北伐军东路军进入上海，中路军的江右军攻占南京。
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北伐出师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吴孙两大军阀的主力，从广东打到武汉、南京、上海，使革命区域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
（三）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推动下，工农运动在全国特别是湘、鄂、赣等省迅猛发展。
在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1927年春，全国总工会会员已由北伐前的120万人增至 200万人。
1927年1月，在汉口、九江英租界相继发生民众与英国士兵的冲突，民众死伤数人。随即，民众冲入并占领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也接管了九江英租界。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2月9日，英国被迫与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签订协定，由中国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均因敌我力量悬殊、缺乏经验而失败。随后，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工人武装起义第三次爆发。3月21日，北伐军逼近上海郊区，上海数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并转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以工人群众为后援，经30余小时血战，于22日下午6时全歼敌军警部队5000余人，占领上海，当日，召开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上海临时市政府。
在农村，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急风暴雨般发展起来。北伐开始时，湖南农协会会员仅20万人，1926年11月迅猛增至137万人。湖北、江西、广东、河南、浙江等省农民也都有很大发展。农民阶级夺取乡村政权，开展减租减息，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财产，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否定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改良习俗。沉睡数千年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四）国民革命的转折
1．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冲击着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从1926年9月上旬起，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增调大批军舰来华，企图干涉中国革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在华殖民利益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英帝国主义便成为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由于武汉政府采取分化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孤立、打击英帝国主义的策略。日、美、法等国从各自在华利益出发，暂时没有响应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倡导，而主要采取积极拉拢蒋介石，分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和平干涉”手段破坏中国革命。
1927年3月，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迅速进军，威胁列强各国在苏、浙、沪地区地区的殖民利益。停泊南京江面的英、美、日舰队指挥官密订“联合警备计划”，准备派陆战队上岸协同“保护侨民”。23日晚至24日，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入南京城时，直鲁联军溃兵和地痞流氓乘机在肆抢掠，劫祸及英、美、日领事馆和外侨住宅，造成6名外国人死亡。24日下午3点，停靠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以此为借口，悍然炮轰南京城，造成北伐军官兵及居民伤亡2000余人的重大损失。这就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制造的南京惨案。
2．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两湖、江西相继为北洋军平定后，武汉已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汉宣告成立，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以执行12月7日在广州已中断的中央及政府的最高职权。开始了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在迁都问题上，蒋介石最初也力主迁都武汉。但是，两湖地区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中共力量较大发展的现实，对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极为不利。于是，态度急转直下，提出迁都南昌，截留了取道南昌赴武汉的第二、三批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形成迁都之争和分裂之势。
由于武汉方面坚决反对改变迁都计划，而蒋介石担心失去在国民党政府冀党内的权势，故于1927年2月8日以中政会名义同意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武汉。2月21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从即日起联席会议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正式办公。从而挫败了蒋介石阴谋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企图。
3．四一二清党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为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实现独裁统治，不断采取措施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迁都之争后，蒋介石加紧寻求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获得允诺后，他进一步坚定了公开反共的决心。
蒋介石随即调集自己的嫡系部队和拥护他的部队，陆续控制江浙两省和沪宁地区，从而实现了占领江浙富庶地区的计划。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举动有所察觉，但又不同意与蒋介石分裂。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与蒋密谈，在反共时机上二人发生分歧。汪与蒋密谋的同时，又与陈独秀举行会谈，并于5日发表《联合宣言》，称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该宣言的发表，客观上掩盖了蒋介石策划的清党反共的政变阴谋。
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得到了帝国主义、江浙财团和青洪帮流氓组织的大力支持。列强答应为蒋介石发动政变提供方便，江浙财团积极捐军饷，上海黑势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和“工界联合会”以供驱使。为孤立上海革命力量，蒋改变军事部署，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驻防上海，由何应钦、白崇禧负责控制上海外围地区。9日，公布《战时戒严条例》，成立淞沪戒严。布置就绪后，蒋离沪赴宁，上海的反共政变交由白崇禧指挥，杨虎、陈群具体执行。
11日，蒋发出大屠杀指令。12日晨，由“共进会”组织的全副武装的流氓打手冒充工人，向各工人纠察队驻地发起进攻。双方发生激战。二十六军便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双方枪械。纠察队员死伤300余人。13日上午，第二十六军在阻拦抗议屠杀工人的游行队伍时，双方发生冲突。第二十六军遂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死者百余人，伤者无数。宝山路一时血流成河。随即，蒋介石下令在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有300余人被杀，1100余人被捕，5000多人被迫逃亡。
事件发生后，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东、广西等省相继实施“清党”，屠杀共产党和革命者，国民革命局部受挫，面临着严重危机。
4．国共合作的破裂
（1）武汉政府的北伐
四一二政变后，国民革命出现分化，北伐战争严重受挫。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不承认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性，粤、川军阀也不服从武汉国民政府。实际上，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
如何打破新旧军阀的军事包围，开创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武汉政府内部出现了“东征讨蒋”和“北伐奉张”两种主张两种争论。由于鲍罗庭和汪精卫、陈独秀等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主张北伐，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同北伐，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先行北伐，19日，第二期北伐举行誓师大会，唐生智任总指挥，统率第四方面军6万余人进攻河南的奉军。5 月13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令，中下旬与奉军在西平、上蔡、临颍等地展开激战，歼灭奉军在豫主力。6月1日 ，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师郑州，4日占领开封。第二期北伐取得重大胜利，同时，南京政府也举兵北伐，攻击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6月 2日，占领徐州，解除了北面的军事威胁。
（2）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紧急时期的政策策略
北伐战争发展到长江流域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与左派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冲突日渐尖锐，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逐步进入了紧急时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先后提出了“提高党权抑制军事独裁”、“迎汪复职抵制蒋介石”等策略，力图在合法的范围避免蒋介石夺取更大权力。
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为防止国共分裂巩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陈独秀提出了通过大力扶助汪精卫，同时推动蒋介石“左转”和纠正共产党及其民众运动的“左”倾来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会议的决定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的赞同。四一二政变的发生，表明汉口特别会议确定的推动国民党右翼军人“左转”策略行不通，但中共中央并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挽救革命，而只是把支持“蒋汪合作”，改变为专心扶助汪精卫，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武汉的“左”倾政府和汪精卫身上。
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与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合作。5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提出挽救革命的紧急措施：用一切协助工农运动，并“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依靠工农力量，“革新”国民党中央和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群众，成立一支新的革命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竟把这个指示给汪精卫过目，成了汪精卫进行“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6月，汪精卫加紧策划“分共”，中共中央这时已不可能在挽救危局上采取任何有力行动，不得不采取全面退让的政策。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幻想以彻底的让步作拉住汪精卫，但最终是徒劳。
（3）郑州会议与七一五“分共”
郑州会议，是汪精卫集团加速走上“分共”道路的重要步骤。第二期北伐会师郑州后，冯玉祥实力、威望大增，占有豫、陕、甘三省，号称拥兵50万。宁、汉双方都极力拉冯藉以自重。6月10日、11日，汪冯举行郑州会议。在反共问题上二人达成共识。汪决定把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交冯掌握，把唐生智第四方面军调回武汉，执行镇压工农和“分共”任务。19日至21日蒋冯又召开徐州会议。会议在蒋冯合作、宁汉合流、共同北伐、清党反共、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等方面取得共同意见。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等，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敦促汪精卫反共。徐州会议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7月15日，汪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第20次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实施“分共”。随即，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等地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次日，发表《对政局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背叛革命的罪行，声明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仍坚持“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在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后，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左派分子也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他们先后辞职出国，继续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5．北洋军阀割据局面的结束
宁、汉合流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分裂为南京、武汉、上海（西山会议派）三各中央党部和武汉、南京两个中央政府对峙局面。七一五事件后，三方有了反共的大前提，也就有了“合流”的基础。
为促使宁、汉、沪三方尽快统一，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汪精卫也被迫宣布引退。9月15日，南京的桂系、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和武汉的孙科等人决议，16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的成立，宣告宁、汉、沪分立局面结束。但三方间久已存在的矛盾和因权力而起的争执并未解决。几经较量后，特委会取消，汪派失败，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各派势力拥戴下通电复职。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党务、政务及军事组织方面的议案20余项，全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北洋军阀政权的覆灭
根据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蒋、冯、阎、桂四派达成暂时妥协与联合，以蒋介石为北伐全军总司令，举行第二次北伐，把矛头对准奉系军阀张作霖，彻底打倒北京国民政府。
4月7日，国民革命军向奉系军队发动总攻。6月3日奉系首领张作霖放弃北京，退至关外。11日，阎锡山督导第三集团军进占北京。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北洋军阀政权覆灭。
第四节 十年内战
一 国民党实施的“训政”和南京政府政治制度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后，蒋介石宣称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
1928年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按孙中山的建国程序结束军政，开始训政。并依据孙中山五权宪法和权能区分论，建立国民政府，总揽治权，承担“培养”人民行使政权的责任。全会通过了25项议案，体现了“以党治国”、“以党治政”、“以党治军”的原则，初步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了172次常务会议通过的《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期间，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国家权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则是训政时期的最高决策机关，负责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的行政事务。
10月8日正式公布实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确定了训政时期的五院制度，对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职权划分有较详细的规定。不久，五院相继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体制基本完备。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训政的目的，是借党权及党治来削弱军权的日益膨胀和军人分治的局面，巩固中央政权，实现天下一统。但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割据武力互相对抗，欲以党权消灭军权及改变既有的军治局面殊非易事。训政体制地形式上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形式，客观了起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宣传作用。但这种训政体制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同中国封建专制的实质杂糅而成，人民的权力被剥夺，地方自治也只停留在法律条文上，未能达到孙中山所设想的“全民政治”的目的。
二 新军阀混战
1928年6月，南京国民北伐结束后，蒋、冯、阎、桂四派军阀紧紧围绕着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此时蒋介石控制着南京、上海和江浙一带最富庶的地区；冯玉祥控制了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宁夏等省；阎锡山控制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等省和平津两市；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控制着广西、湖南、湖北等省；支持桂系的李济深占有广东。地盘分配的不均，潜伏着各派军阀内部的矛盾。
桂系是1927年8月逼蒋下野的主谋，与蒋一直宿怨未了，桂系实力相当雄厚，成为华南、中南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也是蒋介石扩张势力的心腹之患。
1929年2月，蒋介石挟“中央”名义，下令查办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事，并调动军队向湖北进逼。蒋桂战争由此爆发。蒋介石派唐生智收买桂系李品仙部，扣押李济深，同时派人联络西北的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及四川刘湘，对武汉展开包围攻势。4月，桂系兵败，蒋军控制了两湖地区。6月，南京军队进占广西，李宗仁、白 崇禧被迫逃亡国外。
10月10日，冯玉祥部西北军将领宋哲元等20余人通电反蒋。蒋介石远交近攻，稳住阎锡山加紧进攻冯玉祥。蒋一面调集大军进攻河南，湖北西部的冯玉祥部队，一面策动韩复榘、石友三等叛冯投蒋，不到一个月，冯玉祥部的进攻就以失败告终，不得不退回关中地区。
1929年12月，在蒋桂战争中被蒋起用为师长的张发奎与桂军联合，挂出“护党救国军”的招牌，进攻广东。蒋介石派何应钦率军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这是第二次蒋桂战争，或称粤桂战争。
同月，驻郑州的唐生智和驻安徽的石友三参加“护党救国军”，在郑州和浦口举兵反蒋拥汪（指汪精卫）。蒋介石委阎锡山指挥各路部队，向唐军发起总攻。1930年1月，蒋唐战争以唐生智的失败而告终。
1930年4月至11月，国民党冯、阎、桂三派军阀及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国民党政客集团联合反蒋，引发了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战争波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数省。8月，汪精卫在北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北平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南京政府相对抗。
处境艰难的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副司令之职许以在东北静观局势的张学良。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12万东北军大举入关，尽逼平津。阎、冯腹背受敌，形势急转直下。10月上旬，南京军队相继占领开封、郑州，切断冯、阎部与桂系军队间的联系。11月初，冯、阎兵败，退守山西及陕西。攻入湖南的桂系军队因失去北方支持也退回广西。至此，7历时个月的中原大战，又以蒋介石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经过1929年至1930年的几次军阀混战，特别是经过中原大战，国民党各派系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原大战后。冯的军队全部被消灭，阎又龟缩到山西，桂系仍退回广西，从此他们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和实力。蒋则在各派军阀中居显著的优势，巩固了他的独裁统治。
三 武装起义与红色割据
（一）八七会议和各地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中心议题是检讨中共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制定新的路线。会议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2．领导各地武装起义
（1）南昌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地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针对严峻的时局，中共中央决定依靠共产党能够掌握的革命武装，在南昌举行起义,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指挥下，起义部队两万余人经过四小时的激战，夺取南昌城。3日至7日，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相继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北伐。部队在国民党军追击下，因伤亡、逃跑而大幅减员。10月初，主力部队在广东揭阳向汤坑西进时被国民党军击败。小部分队伍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地区。
（2）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的毛泽东，改组了湖南省委并筹备发动秋收起义。9月9日，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及湖南各地的农军约5000人，以破坏汉粤铁路开始了武装起义。19日，前敌委员会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向南转移。29日，在到达江西永兴三湾村，前敌委员会对部队进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的各级组织和党支部代表制度，这是把工农革命军改编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1月初，经过艰苦作战，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
（ 3）广州起义
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当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领导下，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大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骨干组成的6000余名起义军，经过两小时激战，占领了广州市区的大部分地区。随即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势力。12日，在英、美法等国军舰的支持下，敌军大兴反扑。张太雷不幸中弹牺牲。起义军顽强抗击，浴血奋战3天，终告失败。从广州撤离的起义部队，一部分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奔向海陆丰，另有少数队伍分别转移到广西左右江和湘南地区，同农民武装会合。
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彻底认识军队的重要性和在农村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从1927年秋到1928年，共产党先后发动武装起义百余次，遍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安徽、广西、福建、陕西、山东、四川等省。
这些起义虽然都遭受了挫折，但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二）农村根据地的开辟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的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和方针。会议进一步批判了中共中央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反对强迫工人进行罢工和暴动。但会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目前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时期，革命具有不平衡性，但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会来临的。会议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工农革命军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依然视城市工人运动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
会议选举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人中央常委秘书长。此后两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周恩来主持，中国革命开始从严重挫折中走向了复兴之路。
2．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
起义部队利用国民党统治在农村及多省交界区的薄弱点开展游击战争，逐渐发展为较为正规的工农红军并开辟出一块块革命根据地。在此期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开始明确了以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核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各地的中共 根据地不断壮大。中国革命在全国开始出现了燎原之势。
1928年4月，毛泽东所率部队与朱德、陈毅所率南昌起义余在井冈山会师，两部合并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党代表。5月下旬，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随后，红四军在国民党对井冈山地区的连续两次围剿中获胜，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
总之，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开始，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等10余省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都是在游击战争中由小变大发展起来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宝贵经验，从而为土地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他们长期生活在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推翻封建的剥削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巩固农村革命政权的首要任务。
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了宁冈的分田运动，对土地实行全部没收、平均分配，贫雇农大为欢迎，但伤害了中农。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动工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权力。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也存在着不足：一是没收一切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是根本上禁止土地买卖。这一时期，除井冈山根据地外，鄂东、闽西、赣东北、海陆丰等根据地，也都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
1929年4月，红四军到达兴国，毛泽东根据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的精神。结合赣南土地斗争的经验，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纠正。同年7月，毛泽东领导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经验，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对土地政策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第一次提出了“抽多补少”的原则；避免过分打击富农，以争取其中立；要区别小与大地主；不侵犯中农的利益等，这些政策，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拥护。几个月内，闽西地区的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等县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的土地问题，约60多万人分到了土地。
1931年至1935年底，由于王明“左”倾政策在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许多地区的土地革命中，出现了没收并分配富农土地的错误作法。结果许多中农也被当成富农对待，错误地清洗了一批出身地富的红军将士，不仅树敌过多使根据地的生产严重下降，也直接影响到红军的供给。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各个根据地相继失守，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告一段落。
红军抵达陕北后，针对当时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需要，立即改变了“左”倾的土地革命政策，取消了“地主不分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极左政策。这一政策变化，为争取地富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激起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保障了根据地的生活和军需，为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创造了极为重要的物质条件。
四、工农武装革命的深入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一）中华苏维埃民主政权的成立和巩固
1．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围剿”与反“围剿”是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中共各地的武装割据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 1930年1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和洪湖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战场上国民党军被歼灭敌人近1万多人，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俘杀。洪湖苏区战场上歼灭敌人近三各团，击溃一个团。 1931年3月，国民党军又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分别进行第二次围剿。至5月，两个战场的围剿均告失败。7月至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被歼灭4.3万多人。
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以瑞金为中心，拥有21个县，250万人口的红色苏区，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因素。
2．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
随着割据规模的扩大，各苏区均建立了本区统一的苏维埃政府。1931、11、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它以国家政权的姿态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
1933年3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扩大。
（二）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
1．中国共产党内的王明左倾错误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他们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丧失。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白区无法立足，不得不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接管军事指挥权。红军以阵地战对阵地战，损失日重，中央苏区岌岌可危。
2．红军长征
1934年10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万余人撤离江西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开始。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11月底的湘江战役中，红军主力损失惨重。长征不到两个月，红军仅余3万多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负责全面工作；严厉批评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错误，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此后，中央红军调整战术，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大渡河，越过夹金山，向川北懋功地区前进。
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不久，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闹分裂南下。中央红军则继续北上，走出草地。随后，中共中央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编为陕甘支队，越过岷山、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进入陕北苏区。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虽然打了一些胜战，但损失严重。张国焘一度自立中央，后被迫取消。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次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四川甘孜。中共中央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人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甘肃会宁。长征结束。
11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试图西进新疆，打通获得苏联援助的西北通道。西路军2 .1万人，与马步芳、马步青所部军队血战4个多月，仅存数百人回到延安。
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苏维埃政府办事处，并留下1.6万多红军坚持斗争。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所留红军大部分损失，项英、陈毅领导的红军坚持斗争，直至七七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
五、日本侵华与抗日初兴
日军侵占东北
1．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在1927年夏季召开“东方会议”上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特别强调“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会后，首相田中义一在上天皇的奏折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既定国策。1931年6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制定了《解决满州问题方策大纲》，决定对中国东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乘西方列强忙于国内的经济危机无力东顾，国民党政府全力“围剿”红军之际，悍然入侵中国东北地区。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人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随即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发起进攻，是为九一八事变。
当东北危亡在即之时，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于8月16日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变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23日，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军民书》中继续要求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就这样，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终使江山易色，国土沦丧。至1932年2月哈尔滨失守，日方仅以不足2万人的兵力，4个多月的时间，就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和3000多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
2．伪满洲国的建立与东北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很快就拟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积极筹划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2月17日成立了以汉奸张景惠为首的“东北行政委员会。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用“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元首为“执政”，年号“大同”，“首都”新京（长春）。9日，举行开国典礼，溥仪就任“执政”。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满洲国”，同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满蒙境内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下，确认了关东军对“满洲国”的实际统治。伪“满洲国”是日本武装侵华后在中国扶植的一个汉奸傀儡政权。它统辖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前后达14年之久。
日本占领东北，中国陆上防线被迫后撤，日军铁蹄可直踏长城，瞰制华北，与其在中国东南沿海封锁线相互配合，形成对中国关内腹地的钳式包围态势。不仅如此，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对世界格局也构成严重冲击，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分配的脆弱的战后均衡。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从此开始。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白山黑土的东北大地就从没有停止过反抗日本的枪声。1931年夏，仅参加东北义勇军的人数就达50余万。1932年底至次年1月，各地分散的抗日力量先后北日军各个击破。
1932年至1933年间，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七支游击力量。1934年，这些游击队依次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成立，杨 宇任总司令。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们浴血奋战，写下了中华民族抵抗日军侵略的最为悲壮是一页。
（二）一·二八事变和上海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和救国活动在上海极为活跃。上海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心，又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的城市，日本为了打击中国人民的救国排日货运动，取得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初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1月28日晚上11时50分日军向上海闸北一带发动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激于义愤，违背了南京政府的意志，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上海抗战爆发。
一·二八事变，震动了国民党当局，并迫使其做出反应。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2月8日、2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两次致电淞沪抗战将士，表示慰勉。2月14日国民党政府将驻守在京沪、沪杭线上强烈要求开赴上海抗日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山炮营，组建为第五军，由张治中统率，赴上海增援，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
上海抗战爆发后，得到社会各界及人民的热烈支援。在抗战热情感染下，参战部队英勇奋战与日寇血战30多天，终使日军三易主帅，屡战屡败，死伤愈万，打乱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备计划。在国联及英、美等国翰旋下，3月2日，中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5月5日经谈判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实际是承认了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协定还在共同委员会的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国共管。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为日本进攻中国腹地提供了新的战略基地。
1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自洛阳还都南京。
（三）日本蚕食华北
九一八事变后四个多月，日军轻而易举地鲸吞了东三省，接着，又把矛头对准了华北地区。
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日军侵占热河省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日军随即进犯长城线上军事要地，矛头直指北平、天津。坚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终于失败。日军先锋直逼平津。5月中旬，双方停战谈判，31日签定了《塘沽协定》，它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及热河的合法性，并有权在古北口等战略要地屯集重兵，形成横亘在华北平原北部山地的陆上封锁线。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进一步实施以武力为后盾，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全面分离华北的政策。
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日军多次制造事端，以“张北事件”为借口，强迫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接着，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实行“自治”，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10月，日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反动地主和流氓暴动，占领县城“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日又唆使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自治”。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设置 “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虽然国民政府倾全力保住了华北主权，但冀察政务委员会辖下的华北已有“自治”之实。
日本在热、察等省的内蒙古地区，也加紧培植汉奸政权。1936年5月12日，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德化成立。至此，整个华北地区已呈四分五裂之态。
（四）抗日救亡运动勃兴
1．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政府抗日。
9月24日，上海3.5万码头工人首先爆发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9月26日，上海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10月初，上海23家日本纱厂成立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接着上海各业80万工人组成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工人纷纷成立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9月28日，北平各界20万人也召开抗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邮工义勇队、邮工宣传队和抗日救国会。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爱国工商业者也纷起抵制日货，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致使当年日本对华输出减少了63.8％。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都刊载了学生的抗日宣言。这些言行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态度的明显变化。
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武汉等地青年学生在抗日民主运动起了先锋作用，他们纷纷罢课、抗议、游行、宣传；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武装民众，出兵抗日。9月28日，上海、南京的数千名学生前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12月17日，平、津 、沪、汉等地3万名学生联合举行请愿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至珍珠桥时遭到大批军警的血腥镇压，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害，100多名学生受伤。史称“珍珠桥事件”。随即，南京国民政府以学潮受中共利用为名，明令取缔学生请愿活动，军警强制外地学生离京。各地也受命镇压学生游行，学潮渐归沉寂。
1932年初，由于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战，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再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支前工作。他们发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负后方勤务，对作战、供应起了积极的作用。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捐制棉衣运动，5天就缝制了全新棉衣裤3万套，迅速运往前线。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义勇军也活跃在淞沪战场上。海内外广大同胞还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捐献运动，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700余万元。
2．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与福建事变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一些爱国将领激于民族大义，不顾国民政府的禁令，毅然率部抗日。1933年5月，为了保卫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民众抗日同盟军从最初的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余万人。他们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誓以武力收复失地。7月中，经过5天血战，将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并计划进一步收复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但南京国民政府多方阻挠和破坏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8月9日冯玉祥被迫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10月，其余部也解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
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日军蚕食华北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失利，极大地触动了第十九路军上层。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大会推举李济深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他们主张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反革命的卖国政府，扫除一切封建势力，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改良农工生活，保障一切生产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利等等。这些主张反映了国内中间阶层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蒋介石对福建人民采取彻底扑灭的方针，日 、英、美等国也进行军事威胁，又因十九路军一些重要将领反戈投蒋，在“左” 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也未给以应有的支援，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失败。
3．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随着日本侵华日益深入，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其关切。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遭北平当局军警的镇压。10日，北平学生举行总罢课。16日，为了反对定于当天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生冲破军警的包围袭击，举行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再遭当局镇压。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到来了。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
4．绥远抗战
1936年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2万余人进攻绥东陶林地区，随即日军抵达张北。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决心奋起抵抗。11月15日，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与日伪军5000余人在红格尔图发生激战；至19日，傅部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24日，傅作义部奇袭日军驻守的百灵庙成功。12月9日，傅部收复大庙。绥远抗战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热情和决心，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高潮。
5．国民党对日态度转变
日军侵略的严重现实和救亡运动的强大压力，使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等多次致电南京，要求进行抗日准备。英美为自身利益也支持国民政府与日对抗，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日益强硬。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眼于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战争准备，对日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五大”后，国民党中央机构进行改组，中央委员会以胡汉民、蒋介石分任正副主席，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发汪精卫、蒋介石为副主席。国民政府也随即改组，以林森为主席，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实际上，蒋介石以军权在握统领一切。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吾人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蕲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政治方法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产生了深远影响，锻炼了一大批抗日力量。因对日政策不同，国民党内部也迅速分化，蒋汪矛盾日深。国民党“五大”后的政策变动，表明国民党在外交上逐渐走向强硬。
（五）西安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均非蒋介石的嫡系，奉令在陕北一带“剿共”，遭到严重损失。为保存实力，张学良与中共取得联系，亲赴延安与周恩来订立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支持的协议。1936年上半年起，陕北的“剿共”作战实际已经停止。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催促张杨率部“剿共”。但张学良却称军无斗志，并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不欢而散。
入秋，随着傅作义率部进行英勇的绥远抗战，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要求援绥作战，但蒋介石置之不理。不久张学良为“七君子”事件专程赴洛阳见蒋，请求宽大释放，遭到拒绝。双方矛盾越来越大。12月 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随之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30个师进驻陇海线。蒋介石向张、杨摊牌：要么进攻陕西红军；要么分调他们去安徽、福建。让出地盘由中央红军作战。显然，两种方案张。杨都无法接受。张学良数次痛哭陈词，苦劝蒋介石改变政策，反遭训斥。12月7日蒋介石对张学良表示它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12月9日，西安学生发起请愿，要求蒋介石进行抗日，但蒋氏却主张镇压学生。在苦谏无济于事后，张、杨遂决定进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了西安全城，扣押了陈诚等几十名军政要员。当天张、杨通电全国，在说明事变真相的同时提出八项主张，并电告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善后。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13日，国民党要员李宗仁、阎锡山、宋哲元、冯玉祥、余汉谋、韩复榘、何健等致电国民政府中央，指责张、杨；各地商会、地方协会、工会等通电声讨；中央研究院、中央七个学术教育机构也通电讨张。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7人联名劝张放蒋介石。苏联各媒体也谴责张学良的行为，是“亲日分子的阴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向国民政府表白；苏联人“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不能对中国红军行动负责任”，指责张、杨的扣蒋行动，“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26日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电令陇海线沿线的国民党军西进潼关，进行武力威吓，并拟派飞机炸西安。而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却力主和平解决事件。
显然，全国舆论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因为一旦蒋被处死，中国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的局面。内战一起，必被 虎视眈眈的日本所乘。严峻的外患现实与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国民党内各派、中共等各种政治力量冷静地选择对事变的态度。
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主张、杨等人紧急磋商。20日，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的宋子文与张、杨进行了会谈。22日，宋美龄与宋子文、端纳（蒋介石高级顾问）、蒋鼎文、戴笠飞抵西安。经过两天的谈判，宋美龄等作出了 “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24日，进攻西安国民党军开始退兵。当晚，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承诺：只要我生一天，中国决不致再发生反共内战。对已达成的协议，蒋介石提出不签字，而以“领袖的人格” 作担保。
12月25日，张学良不顾周恩来和东北军下属的劝告，执意陪同蒋介石乘机离开西安。到达南京后，蒋介石立刻变卦，声称此次获救，全是张学良等人受蒋氏人格“精神之感召”的原故。随后，张学良被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名，交由高等军法会审判，军法会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五年”，张学良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
扣押张学良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群情激奋，对于事变后东北军撤出西安也极为不满。1937年2月2日，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36人率部发动兵变，封闭西安四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枪杀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 人，意欲与国民党中央决战。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内战危机重现。在周恩来、东北军主要将领的努力劝说下，孙铭九放弃兵变企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果实终得保住。
2月8日，国民党宋希濂、陈保安两个师开进西安。9日、顾祝同就任西安行营主任。随后，东北军被分调苏北、皖北、豫南等地；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被调往渭北。
正如毛泽东所言：“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全国民众因西安事变而爆发出来的抗日热情，中共在处理西安事变时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形象，都特区有力地促进了国民党各派向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方向的转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内战基本停止，国共关系得到了缓和与发展，甚至连《中央日报》也称：西安事变的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关键，中国未来的大转圜”。
2．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致电全会，吁请制定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界代表大会、完成对日作战准备、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国策。同时向全会提出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暴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和军委会领导；在辖区内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五届三中全会也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基本接受中共主张，承认停止内战的原则。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第五节 八年抗战
一、抗日战争初期的两个战场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七七事变
为摆脱经济危机，自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统治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大力推进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了挑衅性军事演习，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由，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日军便向宛平县和卢沟桥进行炮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它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抗日救亡的高潮在全国掀起。极力想把七七事变作为局部事件处理的国民政府，在和平无望和舆论压力下，开始显示强硬立场。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有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下旬，日军从东北、朝鲜和日本国内调派大批兵力到华北地区，进一步扩大战争，直指北平。26日，日军攻占廊坊。28日晨，日军飞机轰炸南苑，接着，步、炮、骑兵联合进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战死沙场，南苑失守。7月29日，日军攻占卢沟桥，当天，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
北平、天津是华北最重要的文化与工业城市，也是华北平原的门户。平津失守后，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便无险可守。从此，长达八年的中国人民抗日解放战争拉开了历史性的序幕。
2．八一三凇沪抗战
为了直接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又策划了对上海的进攻。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持枪驾车直冲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士兵当场击毙。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上海，使局势急剧激化。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虹桥、杨树浦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上海抗战爆发。这就是八一三事变。
日本进攻上海，严重威胁了蒋介石的统治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在全国人民的抗日潮流推动下，国民党政府于8月14日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呼吁世界各国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径。（《抗暴自卫声明》19378,14,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7-12月分册，第300~302页）
3．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国共两党顺应时代的召唤，频繁派员举行谈判，共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从1937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到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先后同国民党进行了三次谈判。但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并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国共双方代表举行谈判。但是，由于双方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谈判未果。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改编命令，并任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这样，国、共双方首先在军事上实现了合作。
9月中旬，国共两党举行了第六次谈判，在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上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迅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给中国革命以广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团结和鼓舞了人民，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
国民党抗战方针
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表明了抗战到底的决心。8月22日，国民政府一达本营训令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挥计划，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其基本思想是实行持久抗战，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运和教育各方面都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但国民党仍然担心在全民抗战的口号下，日益壮大的民众力量会失去控制，只想将抗战局限为政府和军队的任务。这一政策具有严重的缺陷。
中国战时体制的建立
中国抗战时期建立了党政军一体化的高度集权体制。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关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一系列的决议案，构建了适应抗战需要的战时体制，推进南京国民政府权利运作的集中化和一体化。
3．正面战场的抗战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出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对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武汉4次会战。
在华北，日军占领平津后， 沿平绥、平汉、津浦3条铁路线发动大规模进攻，重点是夺取山西。1937年10月，为了保卫太原，国民党调集重兵在忻口地区抵抗，八路军主力积极配合，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不久，因日军攻占娘子关，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忻口中国守军于11月2日被迫撤出阵地，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会战是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在华东，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先后调集了30万军队，企图以优势兵力迅速占领沪、宁，消灭国民党主力，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国民党政府调集70万兵力，组织淞沪会战，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中国军队伤亡20多万人，击毙日寇4万余人，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是八年抗战中战斗最激烈的一仗。
日军占领上海后，兵分两路西进，会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日军进入南京后，进行了长达6周之久的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杀害者近35万人。整个南京城尸骨遍地，瓦砾成山，顿时变为人间地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占领南京后，从19381年1月起，南北对进，发动了以攻占徐州、打通津浦路为主要目标的作战。为了保卫徐州，国民党政府调集了60万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组织徐州会战。3月下旬至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运用阵地战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台儿庄地区对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前后共歼灭日军1万人。这就是台儿庄大捷。它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不久，日军调整了进攻徐州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南北夹击徐州。5月19日，徐州失守。
日军攻占徐州后，立即调整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准备夺取郑州，进而围攻武汉。国民党为了阻敌西进，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引水挡兵。黄河的洪水固然破坏了日军沿陇海路西进的计划，但日军很快将主力南调，分兵沿长江两岸会攻武汉，从而开始了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日军先后投入35万人，中国军队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先后调集约110万人。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大队也参加了这次会战。会战双方损失都比较严重。10月25日，武汉失守。在此之前，10月12日，华南日军在广州大亚湾登陆。10月21日，广州被日军占领。
从七七事变到广州、武汉失守这一年零3个月中，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在客观上也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后展开创造了条件。
（三）敌后游击战场的形成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1．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
和国民党仅限于军队抗战的战略方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号召实行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举行。会议指出，只有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才能获得抗战的胜利。会议确定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和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明确提出红军战略由国内的正规战转为对日的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在战略的持久战中转变我敌我力量对比。
抗战初期，国内“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与台儿庄战役产生后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 都严重地干扰着人们对战争残酷性，持久性和必胜性的认识。为此，1938年5月，毛泽东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部军事论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基本特点，指出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要取得胜利，必须实行全国军民的动员，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将战争预见性地划分为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敌战略保守、我准备反攻，敌战略退却、我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实际情况，第一次将游击战争从辅助正规战的地位上升到战略高度去认识。
毛泽东这两部著作，从思想认识和战略高度上廓清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前途。
2．敌后战场的开辟
根据国共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按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全军整编4.5万人。8月下旬至9月底，3个师的主力在总部率领下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在太原失守之前，八路军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9月下旬，晋北日军正向平型关方向推进，进逼太原。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防御作战，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立即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取得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宣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三大主力逐步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这样，就形成了相互配合的两个战场，即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军队负担的敌后战场。
3．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中共开辟的以抗日根据地为主形成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到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敌后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敌后根据地与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八路军发展至15.6万余人，新四军也扩充至2.5万人。
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一）抗战相持局面的形成
1．日本侵华新方针
战争初期，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速战速决”、“武力征服”的策略，妄想一举摧毁中华民族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方针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日趋壮大，使日军于10月占领武汉后，改变了战争初期的侵华策略，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将过去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1938年12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提出了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诱降。与此同时，日军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据1939年统计，日军用于进攻抗日根据地的兵力有54万人，占侵华总兵力的62％。敌后战场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2．汪伪政权的建立
随着战争的开展，日本逐渐形成了“以战养战”、“以华治华”政策体系，“以华治华”政策的原则是“分治合作”，即通过在占领区建立亲日政权，为其对华战略服务。到1938年底，日军在其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等占领区建立了一系列的汉奸政权。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迅速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公开叛国投敌。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建议国民党以日本的三原则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还要求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用宣传，并取消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艳电”成为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的宣言。1939年5月，汪精卫等人到达日本，商谈建立伪政权问题。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的导演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聘请日本人为最高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
汪精卫等投敌叛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界纷纷集会或通电，要求对他绳之以法。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汪精卫集团的投敌。标志着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同英美派的公开决裂。
（二）正面战场的继续抗战与国民党政策中心的转移
1．正面战场实行持久战
国民党正面战场自进入相持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1939年至1941年，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若干次规模有限的局部进攻，其目的在于削弱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切断中国的西南交通线，巩固其华中、华南占领区。1939年2月，日军攻占海南岛。3月，发动南昌战役；5月发动随（县）枣（阳）战役；9月，发动第一次长沙战役，国民党军曾组织反攻，力图夺回南昌，但未成功。在随、枣地区和长沙地区，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恢复了原来的防线。11月，日军又发动桂南战役，国民党军在反击作战中曾在昆仑关取得重创日军的胜利，但未夺回南宁。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作战。取得一定战果，但对战局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1940年和1941年，日军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发动了枣（阳）、宜（宣）战役、豫南战役、赣北上高战役、晋南中条山战役和第二次长沙战役等。在这些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有的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如上高战役被国民党称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大捷”；有的遭到重大损失，如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阵亡和被俘达8万余人。此后，日本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又发动了第三次长沙战役、浙赣战役、常德战役等。
总之，1939年至1943年，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进行了相当抵抗，使日军未能取得大规模推进，从而保住了西南、西北和华南一部分地区，消耗和牵制了一部分日军，在客观上对敌后战场作战起了一定配合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采取保存实力、消极防御政策，这些战役大都战果不大且损失严重。特别是由于国民党集团日益腐败，把许多兵力用于反共，因而不仅使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协同配合大不如前，而且分散了兵力，这不能不加重国民党军队的损失。
2．国民党政策中心的转移与反共摩擦活动
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日本的诱降，英、美的劝降，也由于畏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成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秘密反共的政策。1939年4月至11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确山惨案等多起袭击和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和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更发展为向以陕甘宁边区、晋西地区和太行山区为重点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我党对反共顽固派的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遵照这一原则，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此后，国民党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强调所谓的“军令、政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为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在黄桥决战后指示新四军尽快结束冲突，江南部队全部退至江北地区。蒋介石限令在1940年12月31日前，新四军必须开赴江北，八路军必须退回黄河以北地区，否则将以军事解决。但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项英拖延不决，不仅失去安全北渡的机会，也给蒋介石以“违抗军令”的口实。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率9000余人奉命北上，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陷入国民党8万人的包围，经7昼夜奋战，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捕，项英及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这就是举国震惊的“皖南事变”。1月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20日，中共中央下令重组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此后，国共代表展开了艰苦谈判。双方在政治民主、军队编制、中共及其他党派地位、地方自治等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1年12月7日，日军飞机突袭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美英正式对日宣战。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宣战。1942年1 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四正式签署共同反对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国正式加入同盟国的战区范围。1月美英决定建立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本土、越南、泰国），由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2月，美国中将史迪威被任命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的美军指挥官。3月，史迪威来华即赴缅指挥作战。
1942年3月上旬，日军攻击仰光。为了援助在缅的英军，确保由缅入滇的海口通道， 中国组建了下辖9个师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迅速从云南进入缅甸，先后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对日军作战。3月19日至30日，第五军第二00师在戴安澜下坚守同古，伤亡1000余人。日军死伤3000余人，南进以来第一次受挫。
4月中旬，英缅军7000余人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奉命赴援，17日至19日，新三十八师救出被围英军7000多人，并从日军手中夺回“英方辎重百余辆，悉数交还”。 4月下旬，由于情报有误导致指挥失当，致使日军占领中国远征军后方基地腊戍，滇缅公路被切断。此后，远征军部分进入印度境内，大部退回滇西。一路地形险恶，伤病死亡失踪惨重。
退入印度的远征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接下来连同加派的部队改称中国驻印军。为了掩护修建中印公路，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1月进击缅北地区。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获得了较大胜利。1945年1月15日，卫立煌部与郑洞国部会师于芒友，中印公路完全打通。
援缅战役支援了缅甸战场上的英美军队，确保了滇西边界安全，保卫了滇缅路交通，对巩固大后方有一定积极作用。
（三）敌后抗战的深入发展
1．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开展了英勇的斗争，不断粉碎日伪的围攻和“扫荡”，壮大了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敌后根据地。
在华北：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在同日军英勇作战中，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和山东等根据地。
敌后战场最有代表性的战役是百团大战。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谣言，促进全国抗战，八路军总部集中105个团近40万大军，在彭德怀副司令指挥下在从石家庄到太原200公里长的铁路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交通破袭战。整个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打响，历时5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1万余人，蜿蜒数百公里的正太路全线处于瘫痪状态。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推迟了日军南进步伐，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它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在华中：新四军挺进华中后，经过一年的艰苦战斗，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39年3月，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新四军各部向华中敌后展开。从1938的6月到1941年5月，华中各部队对日作战5000余次，歼敌10万余人，先后开辟了皖苏、苏南、苏北、皖东、皖东北、豫皖苏、鄂豫边区等根据地。
在华南：广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地区党组织在东江下游、珠江下游、雷州半岛等地区发动了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以后这两地的人民武装，合编为华南抗日纵队。
在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坚强的斗志，团结各族人民积极打击日、伪军，坚持游击战争，抗日队伍发展到11个军。1935年5月，这些部队分别编成第一、二、三路军，1940的2月，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在濛江西南地区战斗时壮烈牺牲。同年冬起，抗联部队相继转移到苏联边境整训，之后继续斗争。
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根据地军民经过英勇的斗争，消灭了大量敌人，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7月抗战三周年时，党所领导的军队已发展到50万人，民兵发展到200万人，党员发展到80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 建立了16块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已拥有1亿人口；在广大敌后战场，人民武装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三年作战中共毙伤日伪军40万，收复县城150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坚持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力图对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加强统治和搜刮，也更加强调在敌后以共产党为主要作战对象。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集中侵华的63％至75％和伪军全部，疯狂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共作战4.22万多次，毙伤日伪军33.13万多人，巩固了解放区。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胜利渡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为转入反攻奠定了基础。
2．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国民党顽固派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发动了进攻。他们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法西斯论调。企图从根本上取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为了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上进攻，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集中全党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看作，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
该理论首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次，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中国半地半封建社会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进入后一个革命进程。同时，两个革命紧密联系，中间不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因此，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的都是错误的。
再次，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就是要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没收地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废除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最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反击了顽固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猖狂进攻，澄清了党内外人们的混乱思想；统一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政策，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及其配套政策的形成，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发展成熟。
3．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
为了战胜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1941年首先从陕甘宁边区开始的，先是在一部分部队开展，随后在所有部队、机关、学校普遍推广,以后又普及到工农群众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开荒种地，学习纺线，大大激励了广大军民的生产热情。
处于频繁战争环境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劳力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创造了许多既便于生产，又便于对敌斗争的组织形式，取得显著的成绩。1943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6个地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部队机关组织生产，粮食自给率达到2至3个月，实现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要求。
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而且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改善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增强了革命队伍有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和锻炼了一批干部，创造了发展生产、管理经济的经验。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更好地领导人民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局势变化较少的时机，从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运动中，总结了党的历史，批判了极“左”思潮，增进了党的团结，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巩固和加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
为了调动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实行民主政治，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要求华北各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上必须实行“三三制”，即中国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率先在陇东、绥德两各分区实行“三三制”，以民主选举方式建立了县、乡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随后在全区展开。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地也都先后在政权结构上进行了“三三制”的改造。“三三制”调动了各阶层间的关系，加强了团结，更大限度地调动起各阶层人士的参政热情，推动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此外，进一步贯彻实施减租减息政策，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各根据地内部的阶级团结，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游击战争。
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从而减少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也使部队、机关更为精干灵活，提高了对敌斗争的效能。
四、抗日战争的胜利
正面战场的反攻部署及实施
1．豫湘桂战役
1944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为扭转在亚洲战场的不利战局，日本大本营陆军拟定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大纲，投入50 余万兵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国方面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整个“豫湘桂战役”由豫中、长衡、桂柳三次会战组成。
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爱国官兵曾进行了英勇抵抗，做出了巨大牺牲。但由于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战及其政治、经济、军事上严重腐败的影响，在短短8个月中，损失军队60万，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大部分和贵州省一部20发平方公里国土沦于敌手，其中包括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和郑州、许昌、柳州等146个中小城市，丢失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郑州、丹竹、南宁7个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6000万人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损失。
2．正面战场的反攻
1945年4月15日，日军自邵阳、湘潭等地，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向驻湘西的国民党发动进攻。此时的国民党军不仅在人数上占优势，而且又经美械装备补充，战斗力加强，加之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持及湘西雪峰山的险要地形，因而有效地阻击了敌人。自5月1日起，国民党军队开始总反攻，战至6月上旬，各路进攻之敌均被击破，保卫了芷江空军基地，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
湘西会战之后，日军战斗力下降，意志消沉，不得不进一步缩短防线。国民党军委会乘此时机，命令陆军迅速反攻桂柳，收复广西，为反攻广州作准备，进而实施全面的总反攻部署。1945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实施全面的总反攻作战。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攻占广西都安后，迅速向南宁进迫。是时，广西境内民团及绥靖部队纷起响应，日军节节败退。5月27日，攻占南宁，日军主力向柳州退却。5月上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攻克河池、宜山。6月29日，光复柳州。7月28日，进占桂林，桂柳反攻作战以胜利而告终。待准备进一步实施反攻广东作战计划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至此，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遂告结束。
（二）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
从1944年春至1945年夏，中国敌后战场军民乘日军抽调力量于太平洋战场和实施打通大陆交通之机，向日军局部反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使敌后战场得到扩大。
1945年8月初，在美、苏的协同打击下，日寇已走上空途末路。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布：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军作战，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斗争。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1至7号命令，命令全国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进军，限令敌军投降，若遇抵抗，坚决消灭。
其时，国民党军仍踞于大西南一带，远离东北和华北前线。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接收胜利果实，美蒋开始勾结，要求日军必须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同时，美国还调集庞大海空力量，帮助国民党调兵遣将，甚至直接出兵，为其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8月11日蒋介石发布三道命令：一、命令日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接收；二、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三 、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13日和16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荒谬命令，并且提出了谁包围谁受降的原则，也为蒋介石拒绝。
根据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展开强大的全面反攻。
冀热辽部队，山东部队及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向东北挺进，与东北抗联一起，有力地配合苏军进攻，收复了东北大片土地。
晋察冀部队解放了绥远、山西大部及察哈尔全省，攻占了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并完成了对北平、天津、等城市的包围。
晋绥部队攻占了归绥，并进逼太原。
山东部队解放了包括临沂、曲阜、烟台、威海等在内的100个县城。
晋冀鲁豫部队解放了黄河沿岸的扩大地区。
华中部队完全控制了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等广大地区，且直逼上海、南京。
华南抗日游击纵队也开始向广九、潮汕地区进击。
在从8月11日至10月10日解放区两个月的反攻作战中，共毙俘日伪军23万余人，收复197城市座，国土31.52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余万人。同时，切断了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陇海、胶济等铁路线，取得了反攻作战的重大胜利。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在国际局势完全明朗、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战后中国政局如何走向，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指出：抗战已处于胜利的前夜，打败日本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战后中国应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大会正式将毛泽东思想提出，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同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2．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与中共召开七大的同时，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以总裁的身份主持了这次大会。大会制定了继续维护一党独裁的统治、拒绝各党派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构想，决定在战后召开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大会认为，中共武装割据是国家大患，应寻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方法；提出了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大会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体制，等于将战后中国重新引向黑暗的前途。
抗战胜利
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局已定，为了解决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等一系列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美、英两国在这个协定中以牺牲中国主权（允许苏联重组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长铁路为中、苏共管以及大连商港国际化等）为条件，换取了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3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造成35万人死亡。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消灭了70万日本关东军。美国投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加速日本投降的进程，使中国抗日战争随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中、美、英的协同作战，最终粉碎了日本法西斯垂死挣扎、欲图本土解决的迷梦。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军方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在中国战区，9月3日，驻华日军代表在湖南芷江草签了投降书。9月9日，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正式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国民政府接受了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的降书。9月3日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纪念日。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胜利，洗雪了百余年来民族耻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所有中国人的光荣。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阶段。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系统总结日渐成熟，这样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主要战场，对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它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典范，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树立了榜样。
解放战争
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的斗争
（一）战后时局和各党派的建国主张
1．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首先，战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而国际进步力量空前壮大。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垮台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强国遭到了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加强了实力。
国际进步势力方面，社会主义苏联战后国威大增，同时东欧和亚洲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开始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亚、非、拉美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欧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广泛开展。总之，全世界和平、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汇成了一股世界潮流中的主流。
其次，战后国际斗争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之间由战时的盟友变成战后的对手，美苏对立的格局成为国际问题的中心。美国在大战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膨胀，成为帝国主义头号强国。因此，战后美国推行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在亚洲，它妄图把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和称霸世界的主要基地。其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力图在中国建立听从于美国的蒋介石政府。
战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中坚，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抗衡，极大地牵制了美国的力量。但是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后，对中国形势估计悲观，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惟恐中国发生内战，战火蔓延到苏联，演变成美苏直接军事对峙；同时苏联在对华政策中表现了民族利己主义，为了保持其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屡屡许诺与美国一道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
战后中国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人民革命力量在华北、华中和东北等地区迅速发展，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力量仍占主导地位。国民政府控制着全国人口、领土面积、城市的各3/4左右，再加上战后接受日伪的大量军事装备及产业，美国政府的援助，以及战后保存并扩充的一支庞大军队，这些构成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经济军事基础。
总之，战后初期国内时局特点是：既存在着内战的危险又存在着实现和平的可能。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中日民族矛盾转化为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以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2．各党派的建国主张
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上疯狂抢夺胜利果实。在政治上打出“和平建国”的旗号，提出了“国家统一，政治民主”的口号，其实质是：一面逼迫或引诱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实行所谓“军令政令统一”。一面继续玩弄召开国大，还政于民的把戏，给国民党统治披上合法和民主的外衣。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基本方针。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提高，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经验丰富成熟的强大的党，有120万党员，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领导着一支120万人的军队，200万人民兵，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但还未能达到足以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地步，所以内战的危险十分严重。中共提醒全党要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既“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这个时期，中间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各民主党派空前活跃。民盟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联、民建、民促、九三学社等相继宣告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也召开了干部会议或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宣传中间路线的主张。他们主张政治上以英美为“楷模”，提出政治民主化，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多党的议会制度；经济上在确保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新式”、“改良”的资本主义，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国内各党派相忍相让，通过政治民主化达到军队国家化；外交上“兼亲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力图通过民主改良的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二）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了战后国共两党的谈判。
重开和谈是国际国内条件促成的，蒋介石的意图是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同时利用谈判时间作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中共为了尽可能争取和平谈判是捍卫人民的利益，也为了在争取和平民主的过程中揭露反动派的真实目的和教育人民，团结和争取对美国尚抱幻想的人们，决定前去谈判。由于中共的努力，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主要成果是国民党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方案；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确认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实现政治民主化。但在解放区政权合法地位问题上和中共领导的军队整编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只好留待政治协商会议解决。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重庆谈判是战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第一回合，其历史意义在于：国民党被迫接受了和平、团结的方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如果蒋介石发动内战，必将在政治上陷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2．解放区自卫反击的胜利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大批军队进攻解放区挑动内战。毛泽东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本》。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以“恢复交通”为借口，分路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抗战胜利后的两个月里，即侵占解放区城市30座。国民党军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打开通往东北的大门，希冀以即成事实和强大的军力迫使中共在谈判中屈服。各解放区军民站在自卫立场上，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展开了有力的反击。先后在平绥路，上党，平汉路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并取得胜利，密切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时间，使政协会议得以召开。
3．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遭到一连串失败后，感到进行全面内战有准备尚未做好。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不同意蒋介石仓促发动内战，于12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促成中国统一，但同时表示中共军队不应再存在，并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争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首先解决停战问题。
1946年1月15日，国共双方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商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事项。1月10日，双方正式签订停止协定，同时下达于13日午生效的停战命令，并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美国政府代表饶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
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1月10日，政治协定会议在重庆开幕，31日结束，历时22天。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38名，其中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主同盟9名、青年党5名、无党派社会贤达9名。会议的焦点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中共、各民主党派三种政治力量进行了激烈争辩与较量，会议最后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军事问题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这五项协议虽然与中共新民主主义主张有差距，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民主的原则，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虽然这些协议后来并未付诸实行，但其显示的民主精神对中国社会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统区人民的反内战斗争
面对紧迫的内战形式，民心思定，一个自发的反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国统区迅速展开。
1945年11月2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呼吁停止军事冲突，指出：“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19日，重庆文化、工商界500余人集会，由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提出了“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的主张。重庆人民的反内战呼声迅速传遍国统区各大城市。
在昆明，11月2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校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晚会。国民党云南当局派军警包围会场，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会议被迫中止。
12月1日上午，几百名军警、特务冲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大打出手，并向校内投掷手榴弹。致使4人被炸身亡， 60余名学生受伤 。这就是“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重庆、上海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罢课或游行示威，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
对于国统区日益高涨的反内战浪潮，国民党没有反思其内战政策不得人心，只想一味地用镇压手段予以平息，其结果只能是更加不得人心。
二、全面内战爆发
（一）全国内战爆发 中共粉碎国民党进攻的策略计划
国民党在和平谈判的烟幕下，加紧进行内战军事部署。在东北，国民党以“接受主权”为借口，坚持“武力接受”政策，以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大举向东北人民军队发动进攻。在关内，蒋介石更是调兵遣将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对地处鄂豫边界战略要地的中原解放区，蒋介石命令武汉行营程潜部队30万人予以重重包围，至6 月下旬，中原解放区6万余指战员被压缩在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为中心，东西不到100公里、南北只有20多公里是狭小地区内，国民党已经做好了最后“围歼”的一切准备。
与此同时，国民党进行了军队整编及军事机构改组。美国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物质实力。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重兵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性内战自此爆发。其战略意图是：以主要铁路为轴，主力由南向北压迫，首先夺取各解放区的城市及交通线，力争歼灭解放军主力，将人民解放军压迫至黄河以北，最后聚歼于华北地区。
内战爆发之初，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一般人对形势尚认识不清，担心处于劣势的解放军不能打败国民党军队，对战争的前途抱有怀疑和忧虑。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1946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系列指示中，提出了战胜敌人的政治、经济方针和军事原则。
在政治上，“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经济上，“必须作持久打算。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学浪费。”同时“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完全自给”。在财政供应上，既要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也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总之要“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在军事上，坚决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这些策略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广大人民及其军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防御转入进攻，最后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了道路。这些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蒋介石进攻的根本保证。
制宪“国大”召开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政治诸力量的联合已不复存在，但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决定召开国民大会。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与会代表共1355名，除了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如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人外，国民党代表占85%。大会的主题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以期由“训政”转入“宪政”体制，故而此次大会又称“制宪国大”。提交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4章175条。其整体原则突出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抛弃了政协决议的联合政府责任内阁制，实质上又恢复了总统制；其规定的地方自治，也是在中央控制下的“自治”。该草案在审议阶段遭到激烈的争持，表明民主政治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这种共识甚至超越了党派利益之上。12月25日，历经41天的国民大会在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后宣告闭幕。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宣布自即日起实施。
4月上旬，国民党先后改组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五院组织法也随之修订。17日，公布孙科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孙科为国民政府副主席。18日，公布五院院长人选。23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国民党当局大肆吹嘘这个政府是“自由主义政府”，是“多党政府”，然而，它却将国内第二大政治势力中共排斥在外，也不接纳民盟等其他民主党派，所以它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和大多数民众，“宪政”只是徒有虚名。
《大公报》曾就《中华民国宪法》做了600人的抽样调查，有124人，81人无意见，反对者有381人之多。反对的理由是“这个宪法是一党操纵而制成的”，“是中国分裂的因素”，“是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对于“改组政府”的评价，《大公报》的民意测验结果：1000人中的50％为其打零分，平均分数不到24 分；其中2/3的人认为青年党和民社党根本就不该参加这个政府。
显然，在民众心目中，国民党及其政权已开始失去社会认同，处于极为严重的合法危机中，这并不仅仅是中共的宣传。
3．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
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是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粉碎了国民党全面进攻
内战全面爆发后的8个月中，由于国民党准备充足、装备优良、机械化程度高，在战场上占有相当优势。1946年7月至10月，是国民党全面进攻的高潮，解放区军民执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的8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1万余人。虽然解放区失去了105座中小城市，但国民党每占一座城市都要付出伤亡近3000人的代价，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用于守护交通线和占领区的兵力大量增加，机动兵力锐减，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而采取重点进攻的方针。
（2）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集中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与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并将解放军堵在黄河以北，使战争继续在解放区内进行。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还在于企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3月 13日，胡宗南指挥23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了猛烈地进攻。中共中央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因攻占延安而不可一世的胡宗南部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中共中央为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即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调动敌人，待其疲惫后各个歼灭。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指挥下，遵照中央的作战方针，忽南忽北，时东时西，同敌人周旋，把敌人磨得筋疲力尽。从3月到8月，经过延安南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陇东、榆林、 沙家店等7次歼灭战，共歼敌3万多人，终于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开始于1947年3月下旬。蒋介石调集60个旅45万人，妄图压迫华东野战军到沂蒙山区或胶东狭窄地区予以消灭。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4月下旬攻克泰安，歼敌2.4万人。5月中旬在孟良崮山区全歼敌五大主力之一、被称为蒋介石“御林军”的整编师七十四师3.2万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5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结束豫北战役，攻占濮阳、封丘一带，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部强渡黄河、挺进鲁西南。山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面临刘邓部和陈粟部两面包围的危险。7月11日，顾祝同下令国民党军由鲁中地区西撤。
至此，国民党军对陕北、山东地区的重点进攻宣告失败。此时，国民党军在整个战场上已无优势可言。到6月底，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地解放军相继展开局部反攻。1947年3月至6月，尽管解放区还有95座城镇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但解放军也收复153座城镇，并歼敌40余万人。昔日不可一世的由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厌战，军心不稳，出现明显的颓势。
（三）国统区的政治危机
1．《中美商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换取美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支持，准备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与协定，向美国全面开放中国市场。其中，以1946年11月4日双方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影响最大。这些条约和协定，加深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中美商约》共30条。其主要内容为：一、缔约双方都向对方开放本国领土，准其人民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二、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三、双方都不禁止限制一方任何物品的输入；四、 双方可在相互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航行，紧急情况下进入非开放的地区。该条约声称是“根据互惠的和互不歧视对方的原则”制定的。条约书面上的规定也是平等的，中国还首次获得了最惠国待遇。但实际上，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无法享受条约中的各种优惠，因此对中国而言从条约中获得的利益要比美国为少。此后，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为原始缔约国之一，中国经济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根据条约，美国110项主要商品被减免关税后，美货潮水般地涌如中国市场。在资本输出方面，战后美国在华投资约占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总数的80%。美国通过这些政治性投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继续攫取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以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
2．国统区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
随着蒋介石出卖国家主权，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加上驻华美军在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以反美反蒋为中心内容的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展开，标志着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这一时期国统区的群众斗争主要有：
1946年11月底的上海摊贩斗争。由于国民党上海当局以“有碍市容”为借口，一再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并逮捕殴打继续营业的摊贩近千人，激起摊贩们的愤怒和反抗，最后形成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迫使上海市政府收回取缔摊贩的命令，并撤换黄浦区警察局长。
1946年12月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驻华美军在中国的暴行，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5市就发生3800多起，中国人受害死伤达3300人。1946年底，北京大学预科班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事件，再次引发大规模的反美浪潮。一时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开封、唐山等地都相继爆发了“抗暴”示威游行。这一斗争迅速得到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抗暴斗争促进了国统区人民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1947年2月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和大陆一样，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同样陷入困境。在对台湾的管理上排斥本地人士，通过接受对台湾经济的统制，物价飞速上涨。同时，美军更是肆意霸占台湾海军基地，进行经济渗透和掠夺，这些都成为台湾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政府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殴打女烟贩，并枪杀市民1人，激起台北人民的义愤。28日，市民罢市游行，遭到镇压，群众被迫暴动，事态不断扩大，迅速遍及全省，暴动者控制了台湾的大部分地区，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随后，国民党抽调两个师的兵力将暴动镇压了下去。“二二八”事件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1947年5月，学生界继“抗暴”运动之后，又发动了影响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国统区的工农运动也持续开展起来。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工业城市，有120万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军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同时，由于粮价暴涨、饥民遍野，城镇居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遍及全国9个省38个城市。在农村，国民党为扩大内战，继续实行征兵征粮的残暴政策，于是农民广泛组织起来，掀起了抗租、抗税、抗粮、反对抓丁、惩办汉奸、清算恶霸的斗争，甚至拿起武器，开展大规模的民变运动。这些斗争充分暴露和加深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促进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
总之，国统区以学生为主体的，包括社会各阶层民众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它的形成，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迅速扩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3．“行宪”国大
为得到美国军援，巩固自己的统治，国民党不得不做出宪政的姿态。会前，发生了关于代表资格问题的争斗。会议进行之中，更是哄抢座位，嘘声不断，乌烟瘴气，甚至大打出手，丑态百出。4月18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蒋介石以紧急处置的权力。4月19日，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在副总统选举中，蒋介石属意孙科，但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坚决不让，执意参加竞选。最后，李宗仁以微弱多数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孙科，当上了副总统。这一结果，显然是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情绪的真实反映。
4．“第三条道路”的失败
就在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国统区民主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一些信奉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看不清国民党统治本质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仍然在呼吁国共停战，要求国民党及其政权建立西方式的代议制政体。
这批人以工商界、知识界人士为主，以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为代表。他们醉心于欧美式的民主体制。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治，也反对中共倡导的暴力革命；主张在国民党现有政权基础上做部分改良，试图在国共两党中间走一条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但国民党政府对民主党派进行迫害和分化拉拢。1947年10月，国民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在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国民党只让俯首听命的民社党、青年党参加，而将试图通过改良手段实行代议制政体的各民主党派拒之门外。1948年的“政府改组”，国民党也只以听命于他们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出任政府部长。事实教育了民主党派人士，使他们的思想发生转变，使国民党陷于孤立地位。
到1948年5月至6月间，云集香港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人民救国会、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民主义联合会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联合致电毛泽东，要求参加新政协活动，他们把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四）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1．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
解放战争进行一年多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国民党总兵力由战争开始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积极防御，加强内线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大量有生力量，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解放军的总兵力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同时，中共中央乘国民党主力陷于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无力自拔，广阔的中原地区却门户洞开之机，开始转入战略反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从临濮集至张秋镇300余里有地段，强渡黄河。经过28天激烈点头，歼敌5万多人，胜利结束了鲁西南战役。8月8日，刘邓大军甩开敌人的纠缠，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随后，经过2个月的艰苦作战和细致的群众工作，刘邓大军歼敌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级民主政权，实现了“站稳脚跟，筹建根据地”的最终目标。1947年8月22日，陈赓、谢富治兵团8万人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到11月底歼敌5万余人，建立了39个县级民主政权，完成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同时，陈毅、粟裕大军于8月挺进鲁西南，9月建立豫皖苏根据地。这样，南下三军跳出了国民党军包围圈，形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调动和吸引着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南线三路大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同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也相继转入反攻。为解放军举行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条件。
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经过半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75万余人。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从解放区内转到国统区内，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从根本上震撼了国民党的统治，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
2．国共战略总决战
通过1947年3月以来一年半军事拉锯，国共军事实力发生极大的变化，国民党军又被歼193万人，中共部队由战争初期120余万人增加到280万人。虽然国民党军经补充仍有365万人左右，但在长江以北的广大战区，国民党军蜷缩于长春、沈阳、锦州。北平。天津、济南、徐州、郑州、太原、西安等几大战略据点之中，机动兵力已经很少，现有兵力之中包括大量伪军和新兵，战斗力低下。国共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号召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自1946年7月起）摧毁国民党全部军事机器。平均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00个旅左右，连同其他正规，平均每年歼灭国民党150万人左右，随即，以三大战役为主体的国共军事决战正式展开。
（1）三大战役
辽沈战役是国共战略决战中的第一个决定性战役。该役从1948年12月起，迄11月2日止，历时52天。中共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之敌不顾，突进锦州，切断北宁路，卡隹了关内外通道。10月19日，攻克锦州，国民党第六兵团等部被歼，长期被困之长春守敌大受震惊，一个军投诚，一个军宣布起义。20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又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全歼由沈阳援锦州之国民党军第九兵团。29日至11月2日，攻克沈阳、营口。全役共歼灭卫立煌集团47万人。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野发起济南战役，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三个旅起义，其余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以下10万人全部被歼。
1948年10月5日至次年4月24日，华北野战军在西北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发起太原战役，10月初至12月初，扫清太原外围据点，其后为稳住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对太原之敌围而不攻。1949年4月6日，发起总攻，24日结束战斗。全役歼灭国民党军2万多人。民国不倒翁、“山西王”阎锡山30多年的统治宣告垮台。
淮海战役是国共战略决战中的第二个决定性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次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判断中共将在徐州地区有所动作，准备兵力，将陇海线东段兵力西撤。11月6日，华野兵分三路火速南下。8日驻防贾汪、台儿庄一带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宣布起义，华野主力一部顺利穿过该部防地直插徐州东北，在贾平山、曹八集一带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迎头拦住。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被歼于碾庄地区。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在华野一部配合下 ，再歼黄维所部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于双堆集地区。国民党徐州“剿总” 副总司令杜聿明见势不妙，率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西逃，在永城东北青龙集一带被围。至1949年1月10日被全歼。全役歼灭军55.5万人。
平津战役是国共战略决战中的第三个决定性战役。自1948年11月29日开始，迄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3天。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0日，中共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包围张家口、新保安等地，一举切断傅作义西逃绥远的通道，东北野战军主力隐蔽入关，迅速占领通州、廊坊，杨村、军粮城。咸水沽等地，切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和海运南逃的退路。接着，新保安国民党守军被歼，张家口被围之第十兵团突围后又被歼。1949年1月14日，天津被克，警备司令陈长捷以下13万人悉数被歼，在中共北平地下党和社会各界的敦促下，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全役改编、歼灭国民党军52多人。
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在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江北广大地区的主力师团全部被歼。南京、上海、武汉已处于中共军队直接威胁之中，国民党败局已定。再也无力反抗。
（2）国民党“和平”攻势的破产与解放军的渡江战役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的主力基本上被歼灭。美国政府为使南京政府取得喘息时间，从各方面策动重开国共“和平谈判”，逼迫蒋介石让位，由桂系李宗仁出面与中共“和谈”。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被迫发出“求和”声明。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1月27日，李宗仁表示愿以8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中共中央于3月26日正式决定4月1日开始在北平谈判，并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4月1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南京政府由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代表，4月1日开始谈判。经半个月的协商，4月15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8条24款，并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16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派黄绍竑等携《协定》回南京复命，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20日夜，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骗局的彻底破产。
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和完整”。1949年4月20日夜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一举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地区强渡长江，16日至17日解放了武汉三镇。此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西北和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用战斗方式与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到1949年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
总计，从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3年多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队625万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经过3个月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代表着全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它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的国家名称，并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政体、经济建设方针。外交政策。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 56人为委员，同时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08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决定了国徽、国歌、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至此，建立新中国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同时，会议发表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愿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点，首都30万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基本胜利。这一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革命胜利，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结束了100多年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历程，使中国变成了真正独立、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劳动人民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评价，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是继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它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使世界殖民体系遭到严重的打击，推动了世界人民斗争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走符合本国革命实际的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经济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思想文化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样，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经验是：必须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和联系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建立一个由党领导的各革命各革命派别参加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思 考 题
1．概述北洋军阀统治的线索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如何形成的？
3．概述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4．试述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与内战独裁的斗争。
注释
| 课件名称： | 池州学院：中国历史与文化 |
| 课件分类： | 历史 |
| 课件类型： | 电子教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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