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王志伟)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 主讲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王志伟 绪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渊源： 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其他某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学说。不过，这种经济学说并不是在20世纪才产生和出现的，而是从古代发展变化而来的。为了更好地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主要流派，我们有必要在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之前，从历史的纵向发展上粗略地了解一下这种发展和变化概况。 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说：（公元前４世纪至公元１５世纪） 经济学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在公元前4-11世纪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庄园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偶尔也有一些简单的、少量的商品交换。一些学者出于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需要，对当时的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最早的经济学概念和思想，比如说，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看法、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看法、关于货币的看法等等。 在12-15世纪，欧洲处于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时代。在中世纪，经济上是封建的庄园经济和领地经济占主要地位，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与封建王权的等级统治结合在一起的基督教神学。在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世俗解释时，神学家（例如托马斯 ?阿奎纳）在过去的经济思想和观念基础上，以基督教的观点解释了封建经济和少量商品交换中的问题（如高利贷问题）。尽管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在某些方面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有所进步，但是，在某些方面，则进展不大，在个别的方面（如价值理论）甚至还有退步。 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以一定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为基础，又反过来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近现代的西方经济思想是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当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尚未很好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时候，作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先驱的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事实上不可能真正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的直接先导。只有伴随和反映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才能充当这一角色。 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变化：（１６世纪至１９世纪６０年代） 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不过，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曾经有过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主要特点是围绕如何发财致富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积极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保护和干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前提。但是，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仍然显得比较肤浅、比较粗糙和比较片面。这些缺点和不足，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显然是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的。这一任务只能留待以后来完成。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主要产生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大致上就是17-19世纪中期期间。该时期内，西方国家的经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配合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克服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和观念的缺陷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经济思想和学说与重商主义的理论学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主要特点是主张实行经济自由主义。这意味着个人可以在摆脱封建经济制度残余和重商主义那样的国家干预情况下，实行自由经营；政府应当在保证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让市场机制自动地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古典经济学主要的和典型的代表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大卫 ?李嘉图，和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 古典经济学的最主要成就是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主要理论的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这包括：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其他相应观点的价值论；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的生产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和交换理论；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货币理论；对外贸易理论等。在政策倾向上，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都主张国家应当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尽量少干预社会的经济活动，或者说，基本不干预经济活动。 但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存在着某种片面性。比如，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需求方面没有加以充分重视，在分析方法上，也显得不够精细。此外，劳动价值论往往容易为工人的利益服务而对资本家不利。这些都引起了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引起了他们发展某些新理论的研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 　　3．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叫做新古典经济学。它以1871-1874年经济学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为起点。这个重要事件就是后来经济学界所说的“边际革命”。这是指1871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 ?杰文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 ?门格尔同时各自独立地分别出版了他们启动“边际革命”的代表性著作。而1874年，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也独立出版了从不同角度论述相同理论体系和观点的重要著作。从这三本著作开始，直至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 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变化是将以劳动价值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改变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进了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由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这种理论体系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马歇尔和皮古。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西方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学说，被认为是比古典经济学更为合理、也更为精致的理论体系。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当中，却显得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在新古典经济学最终完成的同一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与之不同的经济理论。那些理论后来被看作宏观经济学的直接理论前驱，为后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和问世奠定了某种基础。那些理论和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瑞典的维克赛尔，缪尔达尔，林达尔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等人，也出现了约瑟夫?熊彼特，欧文?费雪那样的经济学家。 　　４．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流派（本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后）： 20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开始出现了大的变化，即发生了“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倾向，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既恢复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潮，使之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占据了主流地位，也同时存在着原先曾经占据过主流地位但在凯恩斯主义出现后暂时退居次要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沿着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潮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道路，西方经济学从20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又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我们在本课程中将要着重讨论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就是从20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来，直到当前所先后出现和存在的各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与学说。 二、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历史上的六次革命： 综观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从近代重商主义学说以来，大约一共经历了六次大的“革命性”的变化。 １７７６年亚当 ?斯密代表作的产生是近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经典性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斯密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力主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国富论》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多方面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正是斯密的这部巨著开创了经济学说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所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正式出版标志着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出现的边际主义革命是近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 ?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从而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所说的“边际主义革命”。“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事实上，从“边际革命”起，直到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边际革命”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近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革命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发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革命，也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在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代表基本传统理论观念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纠正这种失调。 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 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特别是，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功能性的财政预算政策，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出现确实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货币学派的产生是近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第四次革命 20世纪50 –60年代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四次革命。 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中产量、就业和物价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因此，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从政策方面来说，弗里德曼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只能起到负面作用，只有适当的货币政策才能稳定经济，让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现充分就业。 弗里德曼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时所提出了两大思想：其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其二，短期内，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量具有更大的效应。这些观点后来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 现代货币主义的革命使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斯拉法革命是近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五次革命 1960年英国经济学家皮罗 ?斯拉法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大，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了批判。 斯拉法的这本书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它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一场“革命”。所以，斯拉法这本书的出版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五次革命。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理性预期学派的挑战是近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第六次革命 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六次革命。这就是所谓“理性预期革命”。 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据此，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各种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自行加以调节，最终使经济达到自然率的水准。 理性预期的概念已经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并对以往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和政策效果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理性预期学派的出现被认为是对西方经济理论界的又一次革命。 以上六次革命大致上反映了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发展变化，特别是后面的四次革命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主要流派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基本过程。 　　三、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流派划分标准：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标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潮的划分标准是有所不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潮的划分标准是以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为标准的。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标准则要具体一些。 一般说来，能够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标准是：理论观点上基本一致，分析方法上基本一致，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的经济学派别。我们在这里是主要经济思潮之下来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 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既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也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般说来，这些经济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与下面三种情况密切相关： 由于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经济学说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和补充而形成了不同的 流派。这些流派包括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剑桥学派，非均衡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希克斯的经济学体系，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遇到了经济“滞涨”的挑战，这时，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相对立的各种学说，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的情况下，出现了恢复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倾向，其中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主要有：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各流派，也不同于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各流派的非主流经济学派。这包括：瑞典学派，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体系，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新制度学派，激进经济学派。 3．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形成和发展趋势的意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形成和发展的趋势：主要经济思潮由轮流居于主要地位向更多相互渗透发展，经济思潮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但不会消失，而各种流派则变化较大。流派的时期特点和区域特点较为明显。 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形成和发展的趋势的意义：第一，反映了现实经济问题的要求和矛盾。第二，反映了经济发展中不同的利益和要求。第三，反映经济理论和认识的进步。第四，对提高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四、 学习本课程的基本态度： 我们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这门课程，就是要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一些相关的子学科的知识）之后，更进一步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一些基本的和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以及这些见解所产生的实际背景和不同的分析角度。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介绍的，主要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基本赞成的东西，是构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结构。对于西方经济学家之间对于相同问题的不同看法，则涉及不多。对于较全面和较认真地了解与学习西方经济学，试图从中寻求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借鉴意义、有启发的东西来说，仅仅知道西方经济学主要体系和结构，仅仅了解有关的共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对于一些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还存在着哪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有没有道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看法？我们应当怎样把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共识和不同看法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知识时，要注意哪些条件和环境？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应该在学习西方经济学各理论流派时，注意历史地、客观地、辨证地看待具体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在尝试借鉴某些理论和政策措施时，也应该首先从我国的具体问题出发去分析问题，注意我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在相关环境和条件方面的差异。不可盲目照搬或简单套用。归根结底，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学习、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也就是在学习中具体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第一篇 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下的各流派 凯恩斯的经济学 凯恩斯其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奠基者。 凯恩斯1883年6月5日出生于英国的剑桥市。凯恩斯的父亲也是经济学家，其母亲是剑桥市的市长。凯恩斯在1902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1905年，凯恩斯毕业后，在剑桥大学师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马歇尔学习了一段时间经济学。1906年，他通过了文官考试进入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任职。1908年起，凯恩斯到剑桥大学任教。1911年起，他担任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主编。他在剑桥大学任职期间，曾经几次在印度政府任职。1913-1914年，他担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的秘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财政部任职，并在1919年作为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1929-1931年，他出任麦克米伦财政与工业调查委员会委员。1930年，他出任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出任财政部咨询委员会主要成员。1941年起，他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年，他被封为勋爵。1944年率英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并且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董事。此外，凯恩斯还担任过英国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创办过几家投资公司，从事金融活动，并取得成功。1946年4月21日由于心脏病突发，逝世于苏塞克斯郡家中。 凯恩斯的主要著作有：《凡尔塞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劝说集》（1932）、《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等。 “凯恩斯革命”的含义： 凯恩斯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大萧条使他的思想和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最著名的传世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否定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和谐均衡状况的理论主张和信条，提出了一整套新颖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的办法，来消除大规模失业、走出经济萧条。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后来的经济学界认为是对于以马歇尔，皮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主要思想倾向和政策主张的“革命”。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凯恩斯革命”。这一“革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国家中较长期的主流地位。 三．“凯恩斯革命”的背景和动机： “凯恩斯革命”的背景总体说来主要是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失灵。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生产和产值大幅度下跌，失业急剧增加。其中，尤其以美国最为严重，其次则是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相对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国、西班牙、罗马尼亚和荷兰所受影响相对较小。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929-1932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百分比分别为：美国为44.7%和28%, 奥地利为34.3%和22.5%, 德国为40.8%和15.7%,法国为25.6%和11.0%, 意大利为22.7%和6.1%, 捷克斯洛伐克为26.5%和18.2%, 波兰工业生产下降了37.0%, 挪威则是7.9%和0.9%, 瑞典为11.8%和8.9%, 英国为11.4%和5.8%,西班牙为11.6%和8%。从失业率来看，1929-1933年期间，上述国家的失业总人数达到了4000-5000万人。其中，英国在1933年的失业人数达到275万，失业率为22.5%，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了1400万人，失业率为25%，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倒退了20年。193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仅达到1929年最高水平的53%。当时，经济大萧条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投资的崩溃。美国的净投资成为负数，1933年的住宅建设和修理支出仅为1928年支出水平的十分之一。由于美国股票市场在1929年10月的戏剧性崩溃，许多股民破产，投资者的名义财富减少了80%。股票市场前两年所赚的400多亿美元全部输光了。银行倒闭，40万储户无法提款。仅1932年一年内，美国就倒闭了1400家银行。 几乎与此同时，1917年，俄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了最初几年艰苦奋斗之后，国家的秩序和经济建设迅速好转，其影响迅速扩大。 面对上述情形，资本主义各国严重的经济困境迫切要求得到解脱。但是，传统的、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解释，也无法从政策方面提出解脱困境的办法。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理论危机。 这时，大致上有两条道路摆在资本主义各国面前：一是拿不出有效办法任由资本主义经济跨下去，彻底崩塌；二是仿效俄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固有的立场来看，资产者们既不愿意经济崩溃和垮台，也不希望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凯恩斯原来也属于剑桥学派，也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主张。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无能为力。他发现，“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结果是理论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 他意识到，如果不能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就将无法克服经济大萧条，同时，那也可能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为此，凯恩斯发起了向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他要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既可避免社会主义，又能避免经济的彻底崩溃。 在不懈的努力下，凯恩斯逐步建立并明确了自己新的理论方向和理论体系。他确信，他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将会是与以往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完全不同的。他在1935年1月1日写给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信中谈到了他正在写作的《通论》。他说：“我相信自己正在撰写一本颇具革命性的经济理论的书，我不敢说这本书将会立即改变世界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但是在未来十年间，它对经济理论必然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现阶段里，我不能期望你或任何人相信这一点，但我自己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事实证明，凯恩斯的这段话是有预见性的。十年以后，当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汉森将凯恩斯的理论正式引入美国，也是他们正式在经济学界推广这一理论时，凯恩斯所坚信的“革命性影响”真的开始发挥作用了。实际上，也正是由那时开始，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开始逐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思想。 当然，就“凯恩斯革命”一词的提法在经济学界的广泛流传和认可来说，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在1947年出版的专著《凯恩斯革命》功不可没。 四。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命题： 凯恩斯所反对的、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凯恩斯又是着重在那些方面进行了变革呢？按照凯恩斯的概括，以马歇尔、皮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主要包含以下一些要点： （１）“萨伊定律”：这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凯恩斯把它概括为“供给总是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原理和教条。该原理和教条是说，在经济活动中，市场的需求总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够提供多少产品和服务，或者说，社会总供给总是等于社会的总需求，不会发生总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２）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使其趋向或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和功能。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经济中的充分就业应该是一种常态，即便偶尔出现失业或失衡，也会通过市场的调节作用自动地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这也就是充分竞争可以自动达到“普遍均衡”（“一般均衡”）的信条。 （３）利息率是货币市场的调节手段。它可以引导人们自动地调节储蓄和投资，使二者达到相等的状态。由此决定了货币市场也总是处于均衡状态。 （４）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机制。它可以使劳动的供给和需求自动达到相等。由此也决定了劳动市场也是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５）货币对于实际经济活动完全不起作用。货币只是会影响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而不会影响社会的实际就业量和产量。这也就是说，货币是中性的。这种观点就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两分法”观点。 （6 ）政府应该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货币的供给例外）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而不要加以干预。只要市场机制可以在充分竞争下发挥作用，经济就会维持在理想的均衡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的任何波动和失衡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久的。 五．“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 “凯恩斯革命”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上述方面，从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方面，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 理论上，凯恩斯反对代表基本传统理论观念的“萨伊定律”，强调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纠正这种失调。 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 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特别是，他创新性地提出了功能性的财政预算政策，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尽管可以使储蓄和投资达到相等，但是，却未必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一旦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国家就应该积极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推动就业扩大和克服经济危机。具体说来，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这一主旨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建立起来的。这表现在： 反对“萨伊定律”和经济自动均衡的全部理论教条，发起经济理论的革命：凯恩斯以经济现实批评了“萨伊定律”的教条，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强调需求重要性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国民收入主要受到了需求水平的制约，或者说，国民收入的水平主要是由社会的需求水平来决定的。他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和“边际消费倾向”这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即便在正常的情况下，仅靠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也不足以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为此，国家必须借助政府干预的各种手段，来补足社会的有效需求缺口，才能使供给和需求在社会最充分的水平上达到均衡，即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具体到各个特定市场的情况，凯恩斯认为，在商品市场上，消费者在“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下，其消费需求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势，也就是说，由于消费的增加总是跟不上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不足将是一种长期现象。在货币市场上，利息率也不能自动保证储蓄与投资的经常相等。因为投资要取决于利息率和对投资的预期收益（资本边际效率）二者之间的比较。而利息率也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由储蓄和投资共同决定。对此，凯恩斯提出了利息率应该由对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主要是由对货币的需求决定的观点。货币的需求又是由人们需求货币的三种动机来决定的。在劳动市场上，他认为，工资也不能成为调节劳动力市场使劳动的供求经常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凯恩斯认为，劳动的供给主要取决于名义工资（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实际工资），而且名义工资在经济萧条时也不会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无限制地下降。凯恩斯认为，在消费需求不足条件下，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而消费品的生产过剩将会导致生产减少和下降。而这些又都会减少生产者的利润，从而降低生产者和投资者的利润预期，降低其“资本边际效率”，引起投资需求不足。（如果“资本边际效率”发生突然崩溃，将会立即引起经济危机。）再加上“流动性偏好”的作用，使利息率难以持续下降，投资需求将更加不足。在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济中就会出现非自愿失业。这样，劳动市场也会发生严重失衡。由此，凯恩斯断定，在一般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将无法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仅依靠市场调节机制，经济通常将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只有极偶然的情况下，经济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而经常失业的常态是难以为社会所接受的。 对自由放任主义古典经济学信条的政策革命：鉴于经济中经常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的情 况，而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又不能总是有效地发挥作用，凯恩斯提出，应该放弃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放任原则，转变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观念，代之以政府干预的观念和政策，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提高就业和产出水平。他还进一步采用了其弟子卡恩提出的乘数理论来说明政府干预经济、扩大有效需求的重要效果。 六．“凯恩斯革命”的理论特点和意义：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K?加尔布雷思曾经说《通论》是“对社会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一本书”。 事实上，凯恩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变革，在当时乃至以后的确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革命性”的转变。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出现确实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凯恩斯革命”在理论上的特点主要是：（1）注意到经济中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而拒绝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假定。（2）注重短期分析，注重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问题，而不再强调长期分析和资源最优配置问题。（3）强调有效需求的决定性作用，否认相对价格变动在短期内的重要意义。（4）主张经济中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统一，反对将其分裂的“二分法”。（5）否认经济中存在经常有效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政府对经济加以干预和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地讲，凯恩斯的理论的确对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比较正确的分析。他能够比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更为清醒地正视经济大萧条的现实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的提出，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刻转变和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至少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凯恩斯找到了有别于社会主义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拯救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他不仅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而且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此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凯恩斯革命”的意义主要应该从上述方面加以理解。 但是，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强调了经济的宏观方面，却忽视了应有的微观基础，从而成为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主要方面。它过多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对经济现实因素的深入分析。它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需求方面给予充分强调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供给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凡此种种，造成了凯恩斯理论在解释经济现实问题时，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因而也引起了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对他的较多批评。 总之，对于“凯恩斯革命”，我们既要从它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给予积极评价，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凯恩斯理论极强的针对性带来了它的特定历史局限性和片面性。当然，也应该注意到，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带有的理论粗糙，看法主观的问题。在学习和借鉴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时，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它和准确地把握它。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 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体系之后，逐渐成为西方各国的“新经济学”。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对其趋之若骛，信服有加。为了学习和运用凯恩斯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和改进的工作。这些人就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 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界形成了两大主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分支。其一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派”（也叫做“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美国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右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也叫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英国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左派”）。本章，我们将主要介绍对西方经济学影响最大的一派，即“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美国凯恩斯主义”）。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征和该学派的形成：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沃尔特?海勒（Walter W?Heller），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阿瑟?奥肯（Athur Okun），多马（Domar），英国的詹姆斯?米德（James E?Meade）等人。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的特征：新古典综合派在经济理论上的最显著特征是，在宏观方面接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采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随着形势的发展，新古典综合派还表现出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对其他学派观点的吸纳。新古典综合派这种经济理论的运行背景是所谓的“混合经济”。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 　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美国传播和占据主流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很快开始的，因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各国很快转入了战时经济的状态。不过，战时经济却从另外的角度对凯恩斯的理论提供了佐证，使得本来就对凯恩斯理论抱有好感的一些人，在战争结束之后更愿意接受它了。 １９４６年，美国通过了“就业法”，最先把凯恩斯主义的原则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的实际行动中。其后，欧洲一些国家也纷纷采取了相类似的行动，企图借助于国家干预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这六大经济目标。 20世纪４０- 6 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在欧美国家得到普遍传播和运用的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在这一时期里，美国取得了连续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似乎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有效和适用。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又开始重新逐步回到一些人的经济理论观念中，并渗透和进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由相互对立转向共存与相互融合。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就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出现了。 “新古典综合”的发端，也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所写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1937）一文。希克斯用三个方程式和IS-LM模型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他认为，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了一大步，以至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的和在限量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也有与希克斯相类似的看法。 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的最完整形式首先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萨缪尔森在其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中，正式开始其“新古典综合”的工作。到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第三版，萨缪尔森首次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的术语。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把以马歇尔和皮古为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同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综合”在一起。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六版（1964年）中说，“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理论的要素与早先的相对价格和微观经济的经典理论相结合”。 这其实就意味着，一方面，强调以政府干预的“需求管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的供求发挥自动的调节作用。说到底，“新古典综合”的核心思想就是相信：只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就可以避免经济萧条而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而经济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如均衡价格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微观理论）就可以重新适用，并将把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维持下去。 1970年，在凯恩斯主义反对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断提出批评的情况下，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八版中，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提法取代了原来的“新古典综合”的提法，来表明其教科书的理论体系。 1985年，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合作出版了《经济学》第十二版。在该版本中，他们将自己的理论体系该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他们说，“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几章现在使用了具有综合性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方法”。“我们引入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作为理解价格和国民产值的总量变动的核心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现在都用这些新的工具加以分析。因此，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凯恩斯主义、古典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以及现代宏观主流经济学——综合在一起。” 1992年，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又在《经济学》第十四版中对理论内容又做了重要修改，特别是把微观经济学部分放到了宏观经济学部分前边。另外，安排了“市场再发现”的主题，力图说明“遍及世界的各个国家正发现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工具的力量”。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了对开放经济的考察和研究；强调博弈论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强调历史和政策；重新注意形成长期经济增长的力量，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根源，新技术和知识的产生，从而把经济增长理论结合到宏观经济学中，作为总供给和潜在产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 总之，以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理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演变的。 二．“混合经济”的理论模型： 　１．“混合经济”的含义：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渊源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汉森（Alvin H?Hansen，１８８７－１９７５）是该理论学派的前驱者。凯恩斯在《通论》的第２４章中曾经认为，解决经济危机的“唯一切实的办法”是扩大政府的机能，“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这一说法可以被看作是“混合经济”论点的最初发端。汉森在１９４１年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中，较系统地解释了“混合经济”的含义。他认为，从１９世纪末期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就开始逐渐变为私人经济和社会化经济并存的“公私混合经济”或者“双重经济”。汉森认为，这种“混合经济”具有双重的意义，即，生产领域的“公私混合经济”（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并存）和收入与消费方面的“公私混合经济”（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和福利开支与私人收入和消费的并存）。 后来，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也专门论述了“混合经济”。他认为，“混合经济”就是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行控制，但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更为重要。对此，萨缪尔森说：“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事实是：现代混合经济国家的人民都要求他们的代议制政府采取各种经济政策，来维持高额的就业数量，旺盛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物价水平。” 总之，“混合经济”在实质上就是国家干预的、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混合经济”的特点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同时，政府必须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的均衡增长。 　２．“混合经济”的理论基础： “混合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理论中的收入－支出模型，希克斯和汉森创造的IS-LM模型，还有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 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就是他的有效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是有效需求的水平，而不是供给的水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水平总是低于收入水平，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不稳定，利率便不能经常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恰好相等的程度。所以，仅靠消费和自发的社会投资，便不能保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刺激社会投资，或者政府直接投资才能够补足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IS-LM模型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扩展和新古典经济学式的阐释，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结合。该模型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在一起，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缺陷，提供了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用的说明。 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效性基础上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之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就会发挥作用。他们有这种看法的依据，就是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于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该理论所依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今设产量为已知，换句话说，设决定产量多寡之力量，不在经典学派思想体系之内，则经典学派所作分析，例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要素之配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终产品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要素等等，仍无可非议。” 　３．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一种扩展。具体说来，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理论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因而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和动态问题。这就需要对凯恩斯的原有理论加以补充，使之长期化和动态化，用以考察经济在长期内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的顺利发展，使得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经济增长问题。 西方国家希望自己的经济增长能够为新独立的国家提供一种“示范效应”，免得它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模型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由于宏观经济学的教材中对于这两种经济增长模型都有介绍，我们在这里不再详细介绍。但是，我们应该了解这两者的主要区别： 首先，“哈罗德－多马”模型直接继承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传统，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均衡条件时，非常重视总需求因素的分析。而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则十分强调劳动增长，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均衡增长中的作用。 其次，“哈罗德－多马”模型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重视对有效需求不足时的经济失衡分析，认为经济均衡增长时投资等于储蓄，是通过储蓄调整达到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引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认为通过市场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各生产要素都将得以充分利用，从而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并且，由于利息率升降的调节，投资总是被调整为等于储蓄。 再次，“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含有固定生产系数的假定，即资本－产出比率是固定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使企业改变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组合（前提是生产要素之间具有完全的替代性），因而可以通过改变资本－产出比率，调整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保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 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引进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来补充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引进市场调节机制来补充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以论证混合经济完全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 经济周期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乘数－加速数”理论模型。该模型是新古典综合派用动态过程分析方法建立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其特点在于，把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和其他人提出来的“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通过对政府支出，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等主要经济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析，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幅度。 “乘数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于１９３１年６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主要是阐述国家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和总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后来，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接受和使用了这一观点，并且通过引进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乘数理论。该理论主要是要说明投资对于国民收入与就业可以倍增的巨大作用。 “加速数原理”最早由法国的经济学家阿夫塔里昂在１９１３年发表的《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一书中提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Ｊ．Ｍ．克拉克在１９１７年发表的“商业的加速和需求规律”一文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理论。后来，哈罗德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一文中也把它作为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三个动态因素之一。“加速数原理”根据机器大生产使用耐久性固定资本设备的技术特点，说明收入水平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将会引起投资量更为剧烈地变动，而且这种由收入水平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引起的“引致投资”的变动不是取决于收入或消费的绝对量，而是取决于收入或消费变动的比率。 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和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只说明了一定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变化，而没有说明收入（或消费）的变动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投资的变化；此外，凯恩斯的理论运用的是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从原有均衡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只有将“加速数原理”和“乘数理论”结合起来，考察这两者在动态序列中的相互作用，才能说明经济周期的累积性扩张和紧缩的过程。萨缪尔森在汉森的提示下，在１９３９年发表的“乘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将乘数理论与加速数原理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乘数－加速数原理”的动态经济模型，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和波动幅度。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进一步将该模型完善化后，就被认为是基本定型的经济周期模型。 通货膨胀和失业理论： 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会引起经济萧条和失业，过度需求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也就是说，当经济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采取扩张性政策来扩张总需求时，主要会使实际产出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充其量也只会引起物价随生产的扩大而缓慢上升，而不是大幅度的物价上升和通货膨胀。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如果再继续扩大总需求，就会引起物价的大幅度上升，出现通货膨胀。因为这时实际产出的增加受到了资源和劳动供给无法增加的限制。按照正统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通货膨胀的产生是因为总需求的增长快于总供给的增长，或者是总需求增长而总供给不能增长。因此，这种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叫做“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根据这种理论，需求过度和需求不足是不可能在经济生活中同时发生的，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会，也不可能同时发生的。 １９６０年代后期，特别是１９７０年代，经济生活中恰恰出现了一种上述理论无法解释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经济停滞）同时发生的现象－“停滞膨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滞涨”）。一些经济学家曾经用“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理论”来解释“滞涨”，认为是工资水平的上升，引起了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推动了物价水平的上升。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就曾经认为：“有组织的劳工要求提高工资……，这就助成了一种趋势，要走向长期的，断续的或不断的，迂回的或急促的通货膨胀”。　这类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这种通货膨胀当然是不能用调节总需求的办法加以控制和解决的。 １９５８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浦斯曾经在《经济学报》上发表了“１８６１－１９５７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认为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逆向变化关系。他还给出了一条表明货币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的曲线（参见下图）。菲利浦斯曲线出来后，新古典综合派很快地就将它纳入了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运用它来解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反方向替代关系，只要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上升。由此，新古典综合派提出，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通过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利用菲利浦斯曲线，在失业率，工资变动率和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进行选择。
工资上升率 10 6 0 -4 U（%） 6 10 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图 但是，１９７０年代的“滞涨”的不断恶化使菲利浦斯曲线的位置大幅度地向右上方发生了移动。许多人，包括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们在内都认为，不仅正统和标准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需求分析无法解释经济的“滞涨”问题，就是菲利浦斯曲线也不能解释这一问题。他们提出，必须运用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补充宏观经济理论，从而对１９７０年代的现实经济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运用微观经济学补充宏观经济学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方面，有三种比较主要的理论： 观经济部门供给的异常变动造成了经济的“停滞膨胀”。这主要是瓦尔特?海勒的看法。他认为，１９７０年代的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和粮食价格上涨）推动了各国的通货膨胀，使与石油有关的生产部门因成本上升过高而产品销路锐减，导致生产萎缩，失业增加，最终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局面。 微观的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停滞膨胀。萨缪尔森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使得政府财政支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用于公共工程，而是用于福利支出方面。这种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利于刺激生产扩张和供给的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像失业津贴这类福利支出）只是弥补了失业者的家庭收入，使他们不急于寻找工作。财政支出结构中福利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一方面扩大了收入，使经济在萧条时期物价水平不下跌，甚至促进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无助于尽快消除失业，这样就形成了停滞膨胀。 微观的市场结构特征来解释停滞膨胀。这主要是托宾和杜森伯里的看法。托宾在１９７２年发表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一文中提出了关于“劳工市场上的均衡和失衡”的观点。他认为，劳工市场上的均衡是极少见的情况，在大多数时间里，劳工市场是处于失衡状态的。“劳工市场上过度供给取失业的形式，过度需求取未能补充的工作空位的形式。不论什么时候，市场在过度的需求或供给中广泛地变化，整个看来，经济显示既有空位又有失业。”　 托宾还认为，“在任何独自的劳工市场上，货币工资增长率是两种成分的总和。 即均衡成分和失衡成分。”　这里的所谓失衡是指劳工市场上出现的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即空位和失业的存在。托宾认为，当劳工市场出现失衡状态时，工人将从过度供给的市场转移到过度需求的市场，从低工资市场转移到高工资市场。但是，如果在失衡状态中，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速度的减缓力量小于空位对货币工资增长率的加速力量，就必然会发生下列情况： 个连续失业增量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有着越来越小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失业 的同时也存在着工作空位，而空位的存在势必抵制货币工资降低，从而使得物价仍然上涨。 整个经济的空位减去失业的已知条件下，过度需求与劳工供给市场之间的变 化愈大，工资膨胀将愈显著。因为空位多于失业，这势必加速货币工资的增长。 空位总额最多等于失业的时候，由于劳工市场的分散性和市场结构的不断变化，通常的失衡成分也的确会存在。常见的理论认为，空位等于失业的时候，劳工市场的供求达到一致，经济就会处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均衡状态。托宾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说：“在空位与失业相等的意义上的充分就业是与物价稳定有矛盾的。零通货膨胀需要失业多于空位。”　按照这种看法，如果失业不多于空位，则劳工市场上以过度需求形式出现的空位就会促使货币工资上升，引起物价上升，而不会出现零通货膨胀。杜森伯里对于托宾的看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劳工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劳工有不同的工种，技术熟练程度之分，对劳工的供给和对劳工的需求还有地区限制。这必然引起失业与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失业，但是，货币工资却不下降。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率上升并存。由于货币工资上升会引起物价水平上升，失业与货币工资率上升并存又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杜森伯里甚至还论证了个别劳工市场上存在工作空位，也会带动所有的劳工市场上的货币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 三．基本的经济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需求管理”就是指政府积极地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的总需求进行适时和适度的调节，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需求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投资，储蓄，消费，政府支出，税收，进口和出口这样一些经济变量。“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１９５０年代，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表现为根据汉森的理论提出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指，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要扩大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要压缩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的总需求，造成财政盈余，使两个时期的财政盈亏相互补偿。补偿性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在经济萧条时期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及消费等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在经济繁荣时期则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抑制投资及消费等社会总需求。 投资及消费等社会总需求和货币政策的实施，虽然防止了严重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但是，１９５０年代传统的预算平衡政策思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经济增长仍然较慢。对此，托宾和阿瑟．奥肯在１９６０年代提出了“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这两个新概念，试图使人们注意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必须与充分就业增长轨道保持一致。　奥肯认为，这两个新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提出一种新的策略。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不只是以经济是否在扩张，而是以经济是否已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作为判断经济表现的标准”。奥肯还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来说明充分就业政策的重要性。他认为，失业率每超过４％（自然失业率）以上１％，就会带来３％的产出损失率。奥肯认为这种政策转变具有三点重大意义：其一是，更注重消灭“潜在的产出量”与“实际产出量”之间的差距（即“奥肯差距”）；其二是，突出了经济增长问题；其三是，以“潜在的产出量”为目标进行扩张是防止经济衰退的最好办法。托宾也在他的《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中认为，只要实际经济产量小于潜在的产量，哪怕是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应该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托宾和奥肯的充分就业政策修改了原来只在萧条时期才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观点，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一大转变和发展。他们的这种观点被叫做“新经济学”。 由于肯尼迪政府实行了“新经济学”的主张，并获得了生产和就业的恢复与增长，许多人认为，“新经济学”指明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途径。但是，“新经济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对１９６０年代末期以后美国出现的经济滞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经济滞涨问题加剧后，“新经济学”便陷入了困境。 在１９７０年代之后，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即多种经济政策综合运用的策略。其主要内容有：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配合”。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即政府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可以避免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控制过程中给经济带来的较大震动，使得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更为灵活有效。 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收入政策是指通过工资和物价的指导线与管制政策，防止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以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人力政策是指联邦政府的指导性与培育性的就业政策和劳工市场政策。 除去上述政策之外，新古典综合派还提出了浮动汇率政策，对外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政策，消费指导政策，能源政策，人口政策和农业政策等。 总之，新古典综合派从１９７０年代后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其理论的频繁修改与综合其反对派的某些观点，以弥补其自身理论的不足。 　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的形成及其理论渊源： 　１．新剑桥学派的学派含义及代表人物： 新剑桥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约翰．伊特韦尔等人。由于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的剑桥大学任教，其理论又是以背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特征的，所以叫做“新剑桥学派”。由于其中的斯拉法，帕西内蒂等人原为意大利人，所以该派又叫做“英国－意大利学派”。 　２．新剑桥学派的学派的理论渊源及其形成：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凯恩斯的《通论》。凯恩斯的理论主要是以１９２０到１９３０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背景的，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比如：注重短期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没有讨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缺乏对经济波动作动态分析，也没有讨论价值和收入分配问题，也缺乏对微观经济的研究。 新古典综合派曾经把原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但是，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学家的这种做法是对于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向传统经济理论的倒退，因而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琼．罗宾逊等人认为，他们剑桥大学这些经济学家曾经长期与凯恩斯一起共事和密切合作，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共同开拓者，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他们认为，凯恩斯的《通论》是努力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产物，只是凯恩斯做得并不彻底。而他们就是要纠正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并进行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 １９５３年琼．罗宾逊发表了“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一文，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该文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强烈反响和争论，酿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界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挑战的一方是以琼．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应战一方为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坎布里奇市）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经济学家。争论从资本测量问题开始，涉及到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在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包括分析方法问题、动态和静态问题、宏观和微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剑桥学派揭露和批判了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中的一些逻辑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地位。 新剑桥学派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新学说开辟道路。１９５６年琼.　罗宾逊发表了《资本积累论》一书，卡尔多发表了“可供选择的收入分配理论”一文（英国《经济研究评论》杂志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第２３卷第８５－１００页）。两人都从收入分配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文献标志着新剑桥学派的诞生。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１日卡尔多曾经到我国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从凯恩斯经济学看资本主义的演进”的讲演，第一次向中国经济学界阐述了他的新剑桥学派经济思想。由此可见，新剑桥学派是在同新古典综合派进行论战中产生和形成的。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有三个方面：（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新剑桥学派继承了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强调投资对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作用。他们特别强调，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要点是《通论》第２４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即论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２）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卡莱茨基在１９３３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大纲”一文中提出了几乎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并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等因素的作用引进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琼.　罗宾逊对此十分推崇，认为卡莱茨基的理论比凯恩斯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更富于逻辑上的一贯性”， 　是“真正的‘通论’。”　（３）斯拉法的理论。斯拉法于１９６０年发表了他将近３０年的研究成果《用商品生产商品》。在这本小册子中，斯拉法以精炼的文字、严谨的逻辑重新恢复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新剑桥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批判武器。新剑桥学派也因此而宣称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来返回李嘉图的古典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由于这个原因，新剑桥学派有时也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 二、新剑桥学派的方法论和理论前提 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在一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反映在方法论和理论分析的前提方面。 新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坚持抛弃均衡概念，树立历史的时间观念；二是强调社会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均衡概念是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观念，认为经济人在市场中会理性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使经济达到最佳的均衡状态。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革命的重大突破之一就是“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这打破了新古典均衡观对经济分析的束缚，考虑到现实经济生活的特点，注意到不同时间经济的区别，强调时间是一个历史过程，过去是无法改变的和不可逆转的，未来是不可确知的。但是，明天发生的事是受今天的行为影响的，而今天的行为又是受过去的历史和对明天的预测支配的。由于未来不可知，人们只能依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测未来，而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存在的。琼。罗宾逊说：“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未来前进，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比喻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整个传统经济学都需要重新考虑。”　出于这种看法，罗宾逊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凯恩斯所论证的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不确定性。”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凯恩斯这样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时，承接了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把已被凯恩斯抛弃的均衡概念重新塞入和移植到凯恩斯的理论中。这显然是一种理论倒退和对凯恩斯理论的“庸俗化”。罗宾逊说：“就一个始终处在均衡状态的世界而言，将来与过去两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历史，也不需要凯恩斯。”　这实际上就是指责新古典综合派丢掉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精神实质。 对于新古典综合派坚持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仍然以资源配置为主题，以个人行为为主要分析对象，不考虑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或者把这些作为外生变量处理），只集中分析经济活动中人与物的关系或者人与人的关系，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给予了严厉地批判。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任何时候都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分析具有重大的作用。琼。罗宾逊和伊特韦尔认为，“要包括在任何一种分析中的最根本因素是表明它要分析的社会制度的性质。经济关系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人类同物质世界的技术关系规定了人们过着的经济生活的条件，虽然人类社会（或就这一点来说的动物世界）的技术发展水平对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有着重大影响，但技术条件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　他们认为，“人类关系和工艺关系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分析的论题。”　新剑桥学派的这种观点特别突出地反映在他们的收入分配理论中。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恢复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并与马克思的理论衔接起来。 在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方面，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分歧反映在两个问题上，即如何看待“萨伊定律”和如何认识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信奉“萨伊定律”，认为自由竞争条件下，市场自发调节可以使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经济总是会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否定了这些信条，但是，他也确实说过：“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　新古典综合派就以这点作为依据，认为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之后，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就可以继续适用。罗宾逊是否定凯恩斯这一看法的。她认为这是凯恩斯“考虑不充分的、完全与他的主要论点相反的意见”。　罗宾逊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就是在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综合的过程中，使“萨伊定律被矫柔造作地恢复了，并在它的掩护下，所有旧学说都偷偷地又回复过来了。” 在投资与储蓄的分析中，新剑桥学派认为，“正统观念是以萨伊定律的说法为依据的，根据萨伊定律，储蓄量决定投资率。”　新古典学派就持有这种正统观念。他们认为，在任何时候，储蓄额总是一定的，只要通过利息率的调节，储蓄总是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的，所以，投资是由储蓄决定的。凯恩斯的观点就恰恰与此相反。凯恩斯认为，投资和储蓄是由不同的人进行的。投资是由企业家、公司决定的，而储蓄是由居民行为决定的。居民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减少，而这会减少有效需求，减少就业。只有增加投资，才能增加收入和就业，从而使储蓄和投资在新的国民收入水平上达到相等。新剑桥学派认为，根据凯恩斯的观点不是储蓄支配投资，而是“储蓄不能不受投资量（增添设备和原材料的支出）的支配。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而变化。在工人失业和生产设备利用不足的时候，投资支出的增加会提高收入，从而增加消费支出，又增加储蓄。”　新剑桥学派认为，在新古典综合派看来，只要根据居民储蓄倾向算出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国民收入中的储蓄量，然后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安排足够的投资来吸收这笔储蓄，经济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抛弃了凯恩斯“投资支配储蓄”的基本观点，“回到了储蓄支配投资这种均衡世界，而微观力量也就可以再滑进老槽了。” 总之，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无论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还是在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上，都背离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琼。罗宾逊说：“在北美以及由北美向世界传播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我称之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曲解凯恩斯理论的冒牌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助成了与失业、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的无计划的增长局面。”　从而产生了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三、新剑桥学派的价值论与分配论 新剑桥学派认为，分配论是价值论的引申，而为了建立客观的价值理论，就必须批判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回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进行研究。琼。罗宾逊认为，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为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价值论基础。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以分配问题为中心的，但是，由于他混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因而无法解释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法则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个理论难题，李嘉图用毕生的精力试图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这种商品的价值在投入劳动量不变的条件下不会随着工资和利润分配份额的变化而变动）。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通过建立一套由合成商品组成的“标准体系”，解决了李嘉图留下的理论难题。 斯拉法首先建立了一个“为维护生存的生产的经济模型”。他假定社会经济由两个生产部门构成，分别生产铁和小麦。两种商品又都作为投入品参加生产过程：小麦部门投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生存资料为２８０夸特小麦和１２吨铁，产出为４００夸特小麦；铁生产部门投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生存资料为１２０夸特小麦和８吨铁，产出为２０吨铁。该经济模型的生产方程为： ２８０夸特小麦＋１２吨铁→４００夸特小麦 １２０夸特小麦＋８吨铁　→２０吨铁 首先，生产方程中小麦和铁的产出量恰好等于耗费的投入量，因而可以满足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物质补偿，其次，生产过程结束后，为了使社会进行再生产，小麦部门和铁部门必须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为此，小麦和铁的交换价值应是１吨铁＝１０夸特小麦。这一交换价值可以保证这两个部门得到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生存资料。上述经济模型可以从两个生产部门推广到具有K个生产部门的经济体系，其生产方程的一般形式如下：
　　　　　　　　　　　　　　　　　　　　　　　（２。１） 方程中的Pa, Pb, … Pk表示商品a, b, ┅ k　的价格；A, B, ┅ K 表示商品a, b, ┅ k　的总产量；　　　　　Aa, Ba, … Ka, Ab, Bb, … Kb和Ak, Bk, … Kk　分别表示生产A, B, ┅ K所消耗的相应商品的数量（如Ab　　为生产B所消耗的a的数量）。方程组（２。１）中 共有K个线性方程和K个变量（Pa, Pb… Pk），其中只有（K－１）个独立方程；如果假设某一商品价格为１，则可解出其余（K－１）个商品的价格。这套价格能够保证经济体系进行简单再生产。 如果经济体系生产出一种超过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数量的剩余，并假定这种剩余现在按平均利润r在各生产部门进行分配，但劳动者无全享受任何剩余。这时将有下列生产方程：
　　　　　　　　　　　　　　　（２。２） 方程组（２。２）含有K个独立方程，设某一商品价格为１，可解出其余（K－１）个商品的价格和利润率。 在第二个模型的基础上，斯拉法撤消了劳动者无权享受任何剩余的假定，假定劳动者以工资形式占有一部分剩余，由此提出了第三个经济模型其生产方程如下：
　　　　　　　（２。３） （方程中La, Lb, … Lk为各部门投入的劳动量，W为工资。） 斯拉法用总产品中扣除各生产部门消耗的生产资料后余留下的产品构成国民收入，并使之等于１，所以又有一个国民收入方程： ［A－（Aa +Ab +… +Ak）］Pa＋［B－（Ba +Bb +… + Bk）］Pb＋… +［K－（Ka + Kb + … +Kk）］Pk　＝１ 　　　　　　　　　　　　（２。４） 斯拉法同时规定社会年劳动投入量等于１，即La +Lb +… + Lk ＝１，表明年国民收入是由社会年劳动投入量（活劳动）生产的。 第三个经济模型共含有（K＋１）个独立方程和（K＋２）个未知数（K个价格加利润和工资），由于国民收入（全部剩余）可以分解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所以只要工资（或利润率）已知，根据上述方程即可解出K个商品的价格和利润率（或工资）。 斯拉法通过建立的“标准体系”证明，在“标准体系”中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不会影响到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本身的变化，在全部国民收入对全部生产投入量的比率R（或称工资为零时的最大利润率）既定时，利润率和工资率w的关系如下式： r = R (1- w) (2.5) 这一式子表明，在经济生活中，如果工资是由国民收入支付的，则工资和利润之间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且两者呈反方向变动。 斯拉法的分析说明了剩余（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形成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剩余的分配则是与社会制度因素和生产关系有关的过程，涉及到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斯拉法明确指出：“我现在发表的这套命题有一个特征，虽然它没有对价值和分配的边际学说进行任何讨论，它们仍旧是为了作为批判那一学说的基础而设计的。”　新剑桥学派就是以斯拉法这一理论为基础，批判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论和分配论。 斯拉法在价值论和分配论方面，抛弃了把主客观因素混在一起的供求论，根据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制度因素来解释价值的形成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新剑桥学派据此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这与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占有制度有关，也与劳动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决不能撇开所有权因素和历史因素对分配的影响。工资可以划分为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前者受一国历史上形成的工资水平、国内劳资双方议价的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影响，后者则与利润率、商品和货币流量以及收入分配的构成有关。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中，国民收入是由年投入劳动量生产的，而利润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是资本占有者凭借其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 新剑桥学派认为，不仅新古典综合派的价值论是错误的，而且其分配论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分配论的错误主要在于：（１）没有考虑社会制度因素，只考虑了生产的技术条件；（２）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必须先依照一定的价值（或价格）计算出各种异质资本品的价值（或价格）总量，然后才能计算出资本的边际产量的价值（或价格），再得出利润率和利润额；而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体系已经证明，计算资本总量必须以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即利润率和工资的确定）为前提。所以，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琼。罗宾逊说：“资本概念本身意义的含混，┅　这一错误使得新古典学派的主要部分是不合逻辑的。” 四、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倡导者是琼。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 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１９５６年，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 在卡尔多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是具有相互内在联系的范畴。他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了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有一定的积累率，从而也要有相应的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上述关系可以用一组方程式来加以说明： Y = W + P (2.7) S = s P + s W = I (2.8) 将(2.7)变形为W = Y - P，　代入(2.8)，则有： S = s P + s (Y - P) = I (2.9) 将(2.9)移项整理后，可写成下列形式： P/Y = 1/s -s .I/Y - s /s -s (2.10) 上述方程组中，Y为国民收入；W为工资总额（劳动者收入）；P为利润总额（财产收入）；S为储蓄总额；s 为工资总额中储蓄所占的比例（劳动者的储蓄倾向）；s 为利润总额中储蓄所占的比例（财产所有者的储蓄倾向）；I为投资总量。 在卡尔多的模型中，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是直接相关的。当sp和 sw既定时，资本积累率(I/Y)直接影响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P/Y)，也可以说，投资量直接决定着利润量的大小。卡尔多运用这一模型所反映的各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和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 关于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卡尔多认为，只要把sp>sw这一限制条件作为收入分配机制运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去，则经济均衡增长不仅存在，而且稳定。他确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S同I的任何偏离都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以至使得S适应与I。例如，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增加投资并导致社会总需求的普遍增加，将会产生的后果是价格上涨超过工资提高的速度，因此，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利于利润的增加和降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由于sp>sw，结果收入分配的变化使社会总储蓄额增加，S与I恢复均衡。假定出现相反的情形，投资和社会总需求趋于全面缩减，则价格的下跌会快于货币工资下降的速度，收入分配变化将有利于劳动者，由于sp>sw，结果社会总储蓄额将会相应减少，使得S与I恢复均衡。这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变化来调整储蓄，使之适应于投资的分配机制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卡尔多效应”。卡尔多由此断言，在短期内，国民收入分配是投资和总需求及相对价格变动的函数。 在卡尔多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国民收入分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严肃，因为为它直接影响到积累率的大小。在(2.10)中，如果sw和sp既定（同时资本产出系数也既定），积累率的任何上升（也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大，反之亦然。卡尔多将式中含有的1/sp-sw这一系数叫做“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因为它表明了积累率的变化对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sp-sw之间的差额越大积累率变化对利润份额的影响就越小；sp-sw的差额越小，这种影响就越大。同样，假定积累率是既定的，那么收入分配的变化将取决于资本家和劳动者各自的储蓄倾向，当sw不变时，sp越小，P/Y值愈大。也就是说，资本家（财产占有着）储蓄的愈少，消费的愈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愈大。这也证明了新剑桥学派所信奉的卡莱茨基的名言：资本家得到其所花费的。 如果将卡尔多模型中(2.9)式写成S = sp P + sw(Y-P)，并使式子两端同除以Y，则得到全社会的储蓄率s(=S/Y)的公式： s(=S/Y)=P/Y(sp-sw)+sw (2.11) 将(2.11)代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得到 Gw =s/V =P/Y (sp-sw) 1/V +sw/V (2.12) 由于V=K/Y，代入上式后，则有： Gw =P/Y (sp-sw)+ Y/K + sw/V = P/K (sp-sw) + sw/V = P(sp-sw)+sw/V (2.13) (p 为利润率，等于P/K) 假定自然增长率(Gn)等于6 2/3 %, V = 3; sp = 0.3, sw = 0.05;若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P/Y)为0.4,则将上述数字代入(2.12)，可算出有保证的增长率(Gw)等于5%，　Gw<Gn，不能保证经济沿着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调整到0.6，同时假定sp与sw不变，即可改变全社会的储蓄率（从收入分配变化前的15%提高到20%），从而使得Gw = Gn。 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卡尔多的模型略有不同，她试图根据由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在技术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引出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关的主要经济变量的关系。她运用了两大部类和两大阶级收入的分析模型，把生产部门划分为投资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把总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大部分。按照她的分析，工人将其所有收入（工资总额W）用于消费( C )，资本家将其所有收入（利润总额P）用于投资（I），这时，工人的收入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资本家的利润等于投资品的总价格，国民收入中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与投资品的总价格之比。如果根据凯恩斯的储蓄等于投资的假定，P = S = I,则有下列方程：Y = W + P = W + S = W + I (2.14) 如果加进对资本存量（K）的考察，那么，利润率（π）就等于资本积累率（g），公式表示为 π= P/K = g = I/K (2.15) 如果取消资本家将其全部收入都用于投资的假定，这时利润总额中有一部分被用作资本家的消费，其余部分则是可用作投资的储蓄总额。用sp表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储蓄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则利润、储蓄和投资三者间的关系为： sp P = S = I 或P = I/S (2.16) 把(2.16)代入(2.15)，得到 π= P/K = I/K 1/sp = g/sp (2.17) 在中性技术进步假定下（即假定技术进步不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在产品价值构成中的相对份额），资本价值对产量的比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不变，因而，资本增长率（积累率I/K）也就等于整个经济增长率（g）。 根据上述公式所揭示的关系，在资本家储蓄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利润率与积累率（从而经济增长率）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即一定的利润率产生于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而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又必须以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为前提，两者呈正比变化。按照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要稳定地、均衡地发展，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技术进步稳定而且没有偏向，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积累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以相同的比率稳定增长，利润率长期不变，实际工资水平随人均产量上升而提高，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有足够的信心，投资以每年相同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年产量（国民收入）同资本量（新增资本即投资）以一种适当的比率同时增长。罗宾逊认为，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增长状态是“黄金时代”。 与卡尔多不同的是，罗宾逊认为，“稳定增长模型不过是用简单形式说明论点的一个便当方法。在现实中，增长决不是稳定的。”她认为，“劳动与财产的分离”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她还指出，如果资本家的高利润不是高积累率的结果，而是垄断的结果，那么，由于工资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水平的增加将受到阻碍，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投资需求，使得在高利润条件下出现投资缩减和经济停滞的趋势。这时，必须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来使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矛盾。可见，罗宾逊实际上认为，只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经济干预措施，特别是抑制垄断势力的增长和使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 五、新剑桥学派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认为，要解释和说明经济“停滞膨胀”的原因，必须抛弃物价水平仅仅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关于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论断上来。他们从区分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着手，结合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因素，货币工资谈判中的阶级冲突因素，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解释停滞膨胀现象。 卡尔多把经济部门分为三类：初级部门，为工业提供必要的基本供应品，如食品、燃料和基本原料；第二级部门，加工业部门，提供投资品或消费品；第三级部门，提供辅助服务（如运输或销售，或各种专门技术）、欣赏性服务。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一般不会发生重大问题，但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都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因为“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的增加应符合必要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可出售的农矿产品产量的增加，应该和需求的增加相一致。这种需求的增加又是反映第二级（以及第三级）部门的增长的。”　但是，“从技术观点看，不能保证由节约土地的革新所推动的初级生产的增长率，正好符合第二级和第三级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卡尔多主要强调的是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所引起的通货膨胀。 卡尔多认为，不同类型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决定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机制进行的： （１）在初级生产领域中，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市场价格是既定的，价格是以亚当。斯密所描述的传统方式，直接响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压力而变化的，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 （２）在工业部门中，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制造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由生产者自己确定的；生产对需求变动的调节是通过库存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商品积压时就减少生产，库存减少时，就增加生产。工业制造品的这种“管理”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具体说来，是根据“完全成本原则”和“垄断程度原则”来决定的，即在直接的劳动和原料成本上，加上按工厂的标准开工率计算出来的一般管理非和折旧费，在加上一个纯利润。按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反应不是非常灵敏的，但对成本的变化（如工资和原料的价格）却能作出迅速的反应。 根据少数观点，卡尔多得出了一个“基本命题”：从世界经济范围看，“农矿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不论它对初级生产者是有利还是不利——对工业活动往往起抑制作用。”　其原因在于： （１）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但食品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因此而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两类价格或两类总价格水平的比率）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就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结果势必抵消了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而有余，造成一种灾害性的后果——经济大萧条。卡尔多认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正是由此引起的。 （２）当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它在工业品成本方面具有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些产品在生产的投入产出环节中，处于上游位置，它们价格的上涨会逐级进入下游产品的成本，从而推动工业制成品价格的提高。这种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利润而不利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将要求提高工资。而且通货膨胀也会缩小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初级部门的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和他们的开支增加不相称；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有可能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来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这些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将会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并抑制工业部门的投资。于是，农矿产品价格上涨很可能在工业部门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它反过来又使工业部门的活动受到紧缩性经济政策的限制。卡尔多认为，美国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的通货膨胀就是起因于农矿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工资随着生产费用的上升而上涨）；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抑制性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一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琼。罗宾逊除了区分各种类型的市场和分析操纵价格之外，还从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来解释停滞膨胀问题。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既是交易媒介又是价值的储藏手段，这种性质使货币成为“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联系环节。货币信用制度使得资本家投资非常方便而且不太受限制。当社会上投资率较高时，资源会向投资品生产倾斜，造成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和工人工资的实际份额下降。这就会产生一种“通货膨胀障碍”，即通过通货膨胀来制止利润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也就是说，投资率提高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时，会促使工人通过工会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从而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停止增长和大量失业，出现停滞膨胀局面。 此外，罗宾逊还在分析停滞膨胀问题时，以卡莱茨基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政治方面的经济周期”问题，即选举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 总之，新剑桥学派认为，正是新古典综合派的冒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的停滞膨胀局面。所以，他们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用调节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方法来解决滞胀问题，而积极主张从收入分配方面入手去解决上述问题。 六、新剑桥学派的基本经济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即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也反对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则是一种倒退。 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就是收入分配政策，要借助政府实施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来改革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不合理的分配。具体说来，主要有这样几项办法： （１）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 （２）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便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 （３）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使其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能从事更高技术水平更高收入的工作。此外，国家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家庭以一定的补贴。 （４）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的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扭转分配的不合理情况。 （５）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６）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赢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由于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比较激进，因而它从来没有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接受和采纳，更没有被付诸实施。当然，即便如此，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仍然属于改良的性质。 第四章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在经过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经济的“停滞膨胀”局面的现实挑战，和经济学内部对以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严重激烈争论之后，８０年代出现了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出现及其以后的迅速发展，似乎使人们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席卷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之时，看到了已经失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重振其雄风的希望。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凯恩斯的基本经济信条，以其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理论观点来复兴凯恩斯主义。其影响正在逐渐扩大，其部分理论已经被写进了西方的教科书。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英文名称是New Keynesian Economics。“新凯恩斯学派”的英文名称是New Keynesians ，New Keynesian Economists或者 New Keynsian School。不过，应该注意，这些名称与 Neo-Keynesian Economists的区别。后者一般指托宾、莫迪利安尼、索洛等经济学家或者指罗宾逊夫人、卡尔多、帕西内蒂、斯拉法等经济学家。现在，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New Keynesian Economics) 相对应的是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Original Keynesian Economics )，同新凯恩斯主义者 (New Keynesians )相对应的是原凯恩斯主义者 (Original Keynesians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成员为：哈佛大学的格雷戈里．曼丘和拉里．萨默斯，麻省理工学院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朱利奥．罗泰姆伯格，哥伦比亚大学的艾德蒙．费尔普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乔治．阿克洛夫和珍妮特．耶伦，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威斯康星大学的马克．格特勒，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本．伯南克等人。格雷戈里．曼丘和戴维．罗默主编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两卷本，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论文集。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由来和发展 １、原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 原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体系中，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市场是非出清的，产品市场存在过剩产品，劳动市场存在过剩劳动供给，所以，失业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他们认为，失业和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自行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政府干预才能消除生产过剩和失业。另外，由于根据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定的自由放任政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中对解决实际问题束手无策，所以导致了凯蒽斯经济学的出现。根据凯恩斯经济学制定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在实践中似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这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受到了西方各国政府的欢迎。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主义的新思潮也由此兴盛起来，并逐步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统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综合”在一起，试图弥补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漏洞，也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能够适用于战后非萧条的经济情况，并且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在长期中稳定发展和如何治理通货膨胀。萨缪尔森《经济学》一书在１９４８年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开始形成。新古典综合派的特点是，企图撇开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的分歧，把二者“焊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战后２５年的时间里，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传播和西方大多数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使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都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信徒。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了官方经济学的正统，成为官方长期中制定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和工具。当然，从实际上看，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促进经济增长也的确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后，原凯恩斯主义开始衰落，长时期里的经济学“共识”的时代归于结束。在经济发生“停滞膨胀”的局面下，被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时所忽视的方面，却导致了该学派的衰落。一般说来，使新古典综合派出现衰落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１）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不能解释滞胀现象，陷入尴尬境地；其对策也不能解决滞胀问题，陷入两难局面。（２）由于理论的缺陷，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包括像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和解决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３）受凯恩斯主义理论倡导的鼓励消费不鼓励储蓄与节俭的风气，使社会积累迟缓，资本形成缓慢，这也使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受到怀疑。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正是在新古典综合派逐渐失势，反对派别林立的形势下逐渐产生的。这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两大思潮进行激烈争论过程中，在两大思潮内部形成的。在风行一时的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潮内部，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等。而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内部又有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之分。在遭受冷落的原凯恩斯主义的阵营中，一些被帕金（M. Parkin）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继续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他们采用了许多新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对各种有用的经济理论观点，甚至包括论敌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解，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破土而出了。 新凯恩斯主义不是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简单继承，而是对其进行了批评、继承和发展。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在统计检验上是失败的。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统计数据未能证明ＩＳ－ＬＭ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结合所说明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这给了原凯恩斯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另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原凯恩斯主义理论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违反了微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是理性的假定的指责，从理论上动摇了原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学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同时吸收并融合了各派经济学家的理论精华及有用的概念、论点，有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原凯恩斯主义。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和原凯恩斯主义在三个方面是一致的：（１）劳动市场上经常存在着过剩劳动供给；（２）经济中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３）经济政策在绝大多数年份中是重要的。新凯恩斯主义与原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差别是，新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中引入了原凯恩斯主义所忽视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所强调的理性预期假设，试图给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当经济中出现需求或供给冲击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使市场不能出清，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这时即便有理性预期存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有积极作用，也会影响产量和就业。 新凯恩斯主义形成的理论背景 新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是，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软弱无力。 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是宏观经济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原凯恩斯主义用需求不足和名义工资刚性解释失业的存在和持续，但是，没有很好地说明名义工资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批评原凯恩斯主义说，“原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微妙之处是当它在考虑失业时，几乎不讨论劳动市场。”原凯恩斯主义既没有很好地说明名义工资刚性的原因，也没有说明价格刚性的原因。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时，也忽视了微观经济基础。尽管萨缪尔森等人把“古典的”微观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理论结合在一起，但是，其“综合”是很机械的，缺乏有机的联系。莫迪利安尼、乔根森和托宾等人虽然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消费函数、投资需求和货币需求，但是，他们的分析都只是局部均衡分析，也未能真正解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明确地将微观经济理论作为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保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与相容性，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优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动摇了原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开辟了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新思路。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过分追求理论结构和分析方法的完美性，忽略经验检验，以至其市场出清的微观分析和政策无效性结论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不足与原凯恩斯主义的缺陷，给了新凯恩斯主义者以有益的启发。新凯恩斯主义者运用新的方法和思路对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信贷市场进行了分析，试图找出宏观经济波动和失业的原因。新凯恩斯主义者用工资与价格的粘性代替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和价格刚性假定；以工资与价格的粘性与非市场出清假定，代替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工资和价格弹性与市场出清假设，并将其与宏观层次上的产量和就业量问题相结合，建立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条件和特点 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假设是非市场出清。这个假设使新凯恩斯主义同原凯恩斯主义有了相同的基础。非市场出清的基本含义是，在发生供给冲击或者需求冲击后，工资和价格不能迅速地调整到使市场出清的状态，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市场出清。在重新达到市场出清之前，市场就处在非出清的非均衡状态。 新凯恩斯主义者和原凯恩斯主义在非市场出清假设上的重要区别是：（１）原凯恩斯主义非市场出清模型假定名义工资刚性，而新凯恩斯主义非市场出清模型假定名义工资和价格有粘性，也就是说，工资和价格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调整得十分缓慢，而且耗费相当的时间。（２）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增加了原凯恩斯主义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一是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即厂商　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家庭追逐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源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二是理性预期的假设。该假设来自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使新凯恩斯主义突破了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是：否认新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　，认为经济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实际上的不完全性是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把经济理论分为两部分：分析价值和分配问题的价值论，分析货币和价格问题的货币论。凡认为古典二分法有效、经济有瓦尔拉斯均衡特征的学派，都属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该学派坚持古典“二分法”，认为名义变量的变化不影响实际变量，市场能够出清，经济中存在着瓦尔拉斯均衡。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恰恰与此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货币等名义变量的变化会导致产量和就业量等实际变量的波动，所以，古典的“二分法”失效；工资和价格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人信息的有限和相对价格刚性等因素引起的。所以，市场是非出清的，有明显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特征。凡是否认古典“二分法”，认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有非瓦尔拉斯均衡特征的经济理论，都属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价格粘性论 价格粘性上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和发展了这一信条。价格粘性是指价格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变动而迅速变化。 价格粘性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转换为市场是否出清的问题，即市场机制是否有效的问题。价格有弹性，则市场出清，市场机制有效；而价格有粘性，则市场不能出清，市场机制失灵，只有政府干预才能纠正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仅仅指出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或粘性及由此产生的后果，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论证价格刚性或者粘性的原因，所以，他们受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批评，说他们缺乏微观基础。这一批评击中了凯恩斯主义的要害，成为导致原凯恩斯主义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凯恩斯主义为了复兴凯恩斯主义，对价格粘性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说明，试图从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理性预期的假定出发，刻意在分析技术上下功夫，建立起复杂的数学模型，以一套形式上比较严谨的说法，给价格粘性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新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较多的使用价格粘性的概念，而较少使用价格刚性概念；凯恩斯主义则恰好相反。在深入剖析价格粘性的过程中，新凯恩斯主义区分了名义价格粘性和实际价格粘性。名义价格粘性是指名义价格不能按照名义需求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实际价格粘性是指各类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有粘性。 名义价格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厂商在调整价格时要遵循“状态依存法则”或“时间依存法则”，才能在调整价格后使厂商利润最大化。但是，这两个法则直接阻碍着厂商调整名义价格。所谓“状态依存法则”是指价格为状态的函数，随着经济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与之相关的名义价格粘性理论是“菜单成本论”。“时间依存法则”是指价格为时间的函数，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改变。与该法则相联系的是名义价格粘性论是“交错调整价格论”。 菜单成本论：菜单成本论又叫成本的价格调整论。该理论认为，经济中有一定垄断力的厂商是价格的决定者，能够选择价格。菜单成本的存在阻碍了厂商调整价格。菜单成本指调整价格时所花费的成本，它包括：研究和确定新价格的成本、重新编印价目表的成本、通知销售点更换价格标签的成本等。有些机会成本也叫做菜单成本。菜单成本的存在使得名义价格水平有了粘性。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厂商对需求变动的反应是改变产量。这样，总产量随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动，经济中就会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菜单成本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 曼丘提出的菜单成本和经济周期论。 阿克洛夫和耶伦提出的近似理性周期模型。 鲍尔和罗默提出的实际刚性和货币非中性论。 交错调整价格论：该理论以理性预期为假定前提，建立价格调整模型，阐述名义价格粘性和经济波动。该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时，通常采用交错方式而不是同步方式来调整价格。同步调整价格是指各厂商在某一时点同时调整价格。交错调整价格是指各厂商都想看到其他厂商的价格决策后，再改变自己的价格，但是，没有一个厂商能够坚持做到这一点，所以，市场上厂商调整价格的时间有先后，形成了一个交错调整价格的时间序列。信息的不完备和信息成本使得厂商必须选择一种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信息量的方式做出价格决策。这种方式就是交错调整价格。经济中如果盛行交错调整价格的方式，就会导致物价总水平有粘性。其结果是，价格水平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恶化了总需求的波动，从而产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这种理论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制定能够诱导厂商实行同步调整价格的政策，减少经济中的交错调整价格行为，克服物价水平的粘性和价格惯性。 实际价格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者鲍尔和罗默认为，实际价格粘性在解释名义价格粘性和名义冲击的非中性时有重要作用。实证分析也表明，没有实际粘性，菜单成本论等名义价格粘性模型只有在非常不合理的参数下才能成立。所以，分析实际价格粘性是必要的。 新凯恩斯主义的实际价格粘性论包括：实际刚性和货币非中性论，需求非对称论，厂商信誉论，投入产出表理论。 厂商信誉论：该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引诱厂商实行优质高价的定价策略，从而导致实际价格有粘性。优质高价的信念使价格具有选择效应，同时，也产生一种对厂商维护自己信誉的激励效应。这种情况下，厂商采取优质高价的定价策略将是适当的。当经济发生衰退时，厂商也不会降价而是调整产量。而这时由于产量减少，成本上升，实际成本也是较高的，因此，这时的价格粘性就是实际的。 需求非对称论：价格变动时，消费者对降价和提价的反应不同，导致需求有非对称性：价格提高时，需求减少的幅度大于价格下降时需求增加的幅度。需求的非对称性与搜索成本有关。价格能够提高到弯折点的原因就是搜索成本。当搜索成本高于消费者购买较低价格商品所节省的费用时，他们就会继续在原来他们乐于去的商店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商品。 　　另外，对于价格变动的信息，消费者和厂商的反应也是不对称的。厂商提价肯定会减少一部分需求，而厂商降价却不一定会扩大销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理性的厂商将会把价格提高到弯折点，而不是采取降价策略。价格处于弯折点上，消费者会觉得搜索低价商品的代价过大，而不愿意离开原厂商。所以，只要经济环境不变，弯折点不变，产品价格比也相对稳定，实际价格就有了粘性。当经济环境改变时，弯折点可能移动，厂商价格也会移动，但是，产品相对价格之比大体不变。价格仍有实际粘性。　 投入产出表理论：该理论从厂商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实际价格粘性。由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复杂性，厂商难以承担巨大的工作量去计算和预测供求变化，从而独立制定适当的价格。这时，厂商最佳的行事方式就是，依据直接供给要素的厂商所提供的信息来调整价格。由于需求变化对单个产品价格的影响在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联系中传递十分缓慢，所以，需求波动对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也非常缓慢。当上游厂商不能迅速调整价格时，下游厂商的成本变化也会很慢。成本与总需求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依据成本加成原则定价的厂商也不愿意经常变动价格。所以，各厂商之间的相对价格比较稳定，价格就有了实际粘性。　　 寡头市场和价格粘性论：寡头市场中的限制性价格形成一种行业壁垒，会阻止新厂商进入。寡头为阻止新厂商进入，通常会将价格定在适当的水平上，使想进入的新厂商感到进入成本太大，商品价格不足以弥补其边际成本，从而自动地取消进入打算。当新厂商无法进入，而寡头厂商又存在过剩生产能力时，寡头厂商又可以凭借其对市场的控制力量制定高于其边际成本的价格。这样，在经济衰退时，寡头厂商不愿降价；在经济景气时，又不愿提价。价格就表现为不随经济波动变动，呈现粘性。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劳动市场论 凯恩斯主义理论有个特点和致命弱点：考察工资粘性和失业等问题时几乎不讨论劳动市场。这就使得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缺乏微观基础。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劳动市场理论，不仅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阐明了劳动市场失灵、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等问题，而且在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预期假设基础上，解释了劳动市场失灵的原因，较好地说明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现象，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微观经济学的劳动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理论的关键性假设是工资粘性。工资粘性是指工资不能随着需求的变动而迅速地调整，工资上升容易下降难。新凯恩斯主义区分了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名义工资粘性是指名义工资不随名义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实际工资粘性是指实际工资与需求的变化几乎没有相关性。 名义工资粘性：这又分为交错调整工资论和长期劳动合同论。 交错调整工资论：该理论认为，在短期内，不论通过合同机制还是理性预期机制来稳定工资水平，都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交错调整工资是指劳资双方通过雇用合同调整工资。由于合同签订的时间不同，工资调整就会交错进行，形成一个交错的序列。 交错调整工资使得工资总水平具有了惯性。工资不仅与以前的工资水平有关，而且与今后的工资期望值有关，而工资的期望值又与总需求的变动有关。不过，合同一旦签订，总需求的变动就对未到期的工资合同没有影响，只会影响到期合同的工资调整。所以，总工资水平有惯性。这种惯性会影响产出和就业，使工资的稳定性和产出稳定性之间有替代关系。 总工资的稳定性和产出稳定性之间的替代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当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与总工资的增长相适应时，货币政策能使总工资水平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其代价是通货膨胀率提高。当工资水平稳定时，货币投放量的变动会引起经济中超额需求较大的波动，总产量和就业率也会发生相应的较大波动。总产量和就业的稳定性就差。总工资水平越稳定，产出和就业就越不稳定。反之，总工资水平越不稳定，产出和就业就越稳定。总工资水平越稳定，名义工资粘性就越大。 合同机制有助于总工资稳定，导致工资出现刚性。当货币政策与工资的相关程度很低时，工资合同能使名义工资随价格水平的改变而作相应的调整，将工资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保持工人实际工资水平不变。合同机制维持总工资稳定性的作用越大，总工资水平越稳定，但是就业和总产量的波动就越大。工资越稳定，工资粘性也越大。 工资合同中的期望机制对总工资惯性也有影响。签订合同时，如果双方都重视近期预期的作用，总工资的惯性就大；如果劳资双方都比较重视未来较长时期的理性预期值，那么，总工资的惯性就比较小，工资不太稳定，产出和就业比较稳定。对未来短期内的期望制越重视，工资总水平就越稳定，名义工资粘性就越大。这样一来，国家稳定工资水平或者理性预期要求稳定工资时，必然要求货币政策与总工资的增加相对应，其结果是出现通货膨胀。由于货币与工资水平相关度高，超额需求波动剧烈，产出会下降，对劳动的引致需求也会减少，失业增加。所以，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交错调整价格论给短期动态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的框架。这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理论上稍胜于理性预期学派之处。理性预期学派只是根据自然率假定建立了一个描述通货膨胀过程的模型，说明经济的长期特征。但是，他们忽视了短期的经济动态分析，不能说明通货膨胀为何与失业并存。 长期劳动合同论：新凯恩斯主义者斯坦利．费希尔用一个长期劳动合同模型说明，尽管有理性预期存在，积极的货币政策还是能影响实际产出。他从单期合同、交错合同和指数化合同分别说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单期合同和理性预期。所有的长期合同都在某个时期中签订，经济中就盛行单期合同。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调整工资，工资水平与某一时期以前的所有的信息相关。就业水平由引致需求决定。当生产中需要的劳动力增加，其工资也提高时，影响总产出水平的只是随机扰动。如果货币是中性的，那么，在充分就业时调整工资，货币对产出就没有影响。因为人们在任何时期都会知道下个时期的货币供应量，在工资合同调整时，名义工资能反映期望价格水平，以维持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为常数。货币政策虽然不能影响产出，却能影响价格水平。所以，货币政策能够调整价格总水平，使价格总水平保持均衡，以减少厂商经常调整结构所付出的代价，增进社会福利。 就理性预期下的单期合同而言，货币政策不能影响总产出，但可以影响价格总水平，并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所以，即使存在理想预期，经济政策还是有效的，应构建和推行积极的货币政策。 交错合同和货币政策。交错合同指厂商和工人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地签订长期合同。交替长期合同使名义工资有了刚性。在货币供给量为厂商和个人所知晓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仍然会影响产出水平。其原因为：当政府在调整货币供给量时，总有些厂商的劳动合同未到期，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不影响这些劳动合同。与这些劳动合同有关的工人的名义工资不变。只有合同已经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名义工资可以调整。政府针对经济中的扰动所制定的货币政策，虽然不能影响合同已经到期的那些工人的实际工资，却能影响那些合同未到期的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而导致产出水平发生变动。 当经济中存在某种特定的指数合同时，货币政策无效。然而，在实际经济中，这种特定的合同通常不存在。所以，一般地说，即使存在指数化合同，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仍然有影响。特定的劳动合同指工资与价格完全指数化的劳动合同。确定这样的合同需要忽略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动、规模经济效应等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对厂商确定劳动合同是十分重要的。如厂商经常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和技术水平的变化来调整工人工资。因此，完全指数化的合同在经济中很难找到。不论单期劳动合同还是长期交替合同，都难以按照精心构造的特定的劳动合同去调整工资。所以，货币政策总是有效的，总能影响实际产出。 长期劳动合同论指出，在理性预期存在时，货币政策仍能影响实际产量。这既坚持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能稳定经济的主张，又局部地修正了理性预期学派关于政府政策无效的结论，说明政府政策不必通过愚弄经济人来发挥作用。在货币政策已被人们知晓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经济仍有以下作用：第一，对只有单期劳动合同的经济来说，货币政策虽不能影响实际产出，但能影响物价，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第二，在流行交错合同的经济中，货币政策不因经济人的理性预期而失效。它能影响合同未到期雇员的实际工资，从而影响产出和就业。第三，在交错合同指数化经济中，连续几个时期货币存量的变动直接影响产出，导致总产出水平的变动。 ２、实际工资粘性理论： 这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隐含合同论、效率工资论、局内－局外人理论。 隐含合同论： 隐含合同是指风险中性的厂商与风险厌恶的工人之间存在的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协议。隐含合同论正是以这种隐含合同来阐明工资与非自愿失业的关系。 ８０年代末，隐含合同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从微观经济角度出发理解工资粘性与失业的经验规则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效。凯恩斯本人以一个复杂的货币幻觉来解释名义工资刚性。他认为，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的工资相对低于其他工人，他们抵制削减名义工资，所以工资有刚性。按照这种工资理论，工资结构的“公正”是计量劳动供给决策的要素。但是，“公正”本身并没有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操作的定义。这种观点没有微观经济基础，是缺乏说服力的。隐含合同论从劳务和企业提供的保险合同来说明工资粘性，具有微观经济基础，弥补了凯恩斯工资论的不足。 最初出现的隐含合同论从公开信息出发研究隐含合同，而近年来多从非对称信息来研究隐含合同。非对称信息隐含合同模型不仅分析了工资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而且考察了自我选择机制的问题。 Ｉ、公开信息隐含合同论。公开信息条件下的隐含合同论，又叫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隐含合同论。该理论认为，工资和就业不能像凯恩斯那样简单地看作为提供劳务和货币的交换关系，也不能如人力资本那样看作劳务和货币交换的时序点的变动，从长期来看，工人向厂商提供劳动服务，厂商支付工资，实际上是一个保险合同交易。这个保险合同保护工人免受随机的、公开观察到的劳动收益产品波动的影响。这种维持工资稳定的合同只能从雇主那里得到。 隐含合同理论模型假设工人是风险厌恶者，厂商是风险中性的，企业内部由以下三个部门组成：生产部门购买劳务，每个工人生产出他自己的劳动边际收益产品；保险部门将保险统计员计算出来的公正的保险单出售给工人，并根据生产状况，将一个净保险保护贷给工人，或作为一个净保险预付而成为欠工人的款；会计部门付给工人工资，在每种生产状态下，工资就等于工人的劳动边际收益产品与净保险保护之和。 有利的生产状态与较高的劳动收益产品相联系，此时，净保险保护是负的，工资低于劳动收益产品。相反的状态对应着低的劳动边际收益产品，具有正的净保险，这时，工资高于劳动边际收益产品。一个隐含合同是对以前已知的自然状态的一个完全的描述，厂商根据计算出来的工资标准发给工人工资。如果我们假设生产状态通过各种方式可以直接观察到，那么，信息是完全的，合同是可以补偿的。 在隐含合同模型中，工人工资不再由劳动边际收益产品决定，这会引起失业。如果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数量为常数，每个工人的消费与工资率成比例，由于保险统计员会公正地给出保险单，稳定了各种生产状态中的工资购买力，使得消费独立于劳动边际收益。工资购买力稳定意味着实际工资出现粘性。当总需求下降时，工资不能迅速调整，对劳动的派生需求会减少，所以出现失业。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一个最优的隐含合同满足就业和失业工人的边际效用相同的条件。设工人偏好消费和闲暇的行为能用严格的准凹函数表示，工人的效用函数是可以分离的且有可加性。厌恶风险的工人和厂商之间的最优合同可能有两种：一是在需求减少时，每个工人少干一些活，大家分摊些工作；二是解雇一部分工人，在职工人仍然干与原先同样多的活，这种情况，由于技术的原因而使厂商觉得较为有利可图。这时，工人最大化个人效用的行为如同保险统计员，某些人宁愿在短期内被解雇而不选择大家分摊工作。当工人短期内不工作时，厂商给工人的保险保障费是厂商利润的流失。厂商避免利润损失的方法是让失业工人获得救济金，将厂商的保险负担转移到企业外部去，由社会救济来负担这笔保险费用。这时，工人愿意短期脱离工作岗位的前提是，为了变得有资格从外部公共部门得到失业救济金。显然，当工资的期望值低于救济金时，工人不愿意就业，不会同厂商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所有在职工人的工资必须高于救济金。但是，在职工人的工资高于失业救济金，会引起那些短期失业者们妒忌与羡慕。这种情况叫做“非自愿失业”。 当政府作为第三者出现于厂商和个人之间时，由政府支付的保险不是必然有效的，但可能是由第三者提供保险的唯一合适的方法。当需求下降、工人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时，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给予失业工人相当于由原企业保险部门提供的总额保险金的救济金。由于政府不能够精确地确定工人的实际收入，通过转移支付调整个人收入的办法，可能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公。政府救济金对于厂商和个人来说可以看作是外生的，政府转移支付的外生性意味着政府可能会不公正地行事。 工人之所以愿意接受比在职工人低的救济金，允许厂商不付给他隐含合同中的保险金，也不去接受有较高报酬的其他厂商提供的工作，是因为个人声誉在起作用。工人们与厂商的隐含合同中可能包括不跳槽的内容，工人们在失业时拒绝其他厂商提供的高工资职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者”的声誉。由于他们是可靠的人，厂商在以后的时期会与这些可靠的人们签订更优惠的工资合同。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各部分工人所得到的信息是对称的，厂商的欺骗行为很快就会为工人所识破，所以，工人可以用工具变量集来确定最优合同。　　 II、非对称信息隐含合同论。这种理论认为，厂商和工人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信息是不完全的、不对称的。 如果一个最优公开信息合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是非工具变量集，存在厂商修改合同的刺激。在每种生产状态中，厂商能选择真实价值最大化的策略，适当地修订合同，在各种生产状态中辨别出真实情况，与工人签订最优非对称信息隐含合同。在非对称信息隐含合同条件下，经济中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非充分就业；二是过度就业。阿扎里亚迪斯等人持前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从一个最优完全信息合同开始，当信息是非对称的，合同不是工具变量集的，因为厂商所宣称的状态劣于实际生产状态，这样，除了最好的生产状态的就业之外，其他任何生产状态的就业都低于它的最优的对称信息时的就业。通过适当的限制就业水平和重构工资率，厂商能最大化其利润。查理等人持第二种观点。他们认为，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厂商所宣告的生产状态比最优完全信息合同的状态好，所以，非对称信息最优合同除了最低点之外，在其他各种生产状态中的就业率都高于完全信息时的就业水平，出现过度就业。 如果厂商和工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都是完全的，没有信息扭曲和其它欺诈行为，厂商和工人签订的合同是最优的。最优合同是关于风险和双方所得的一个帕累托最优分配，工作的负效用等于用工资购得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然而，当信息是私人的、不对称的，那么这种最优分配受到扰动，在任何既定的消费状态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劳动负效用与消费正效用的替代关系，此时，每个生产状态中的劳动边际负效用不等于消费的边际正效用，经济不再处于帕雷托最优状态，出现无效性。因此，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最好的就业数量各不相同，无效性会导致过度就业或有利生产状态中的非充分就业，形成非自愿失业。 非对称信息和失业。私人信息和公众信息的不完全性、私人信息和公众信息结合的不完善性，决定了均衡合同会出现无效率的非充分就业。无效率的非充分就业通常不是采取工作分担的形式，而是采取解雇工人的形式。被解雇工人可以得到政府的救济，暂时失业工人为了维护其声誉，以求将来能得到更优惠的合同，他们忍受比现行工人工资低的收入而不“跳槽”到有较高报酬的其他企业去工作。所以，失业会持续。隐含合同使厂商和工人共担市场风险。当总扰动出现时，需求冲击会引起经济波动和对劳动引致需求的改变，因此，与经济周期相伴而生的是失业周期。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即使工人比厂商有更多的信息，仍然会出现失业。 非对称信息隐含合同和工资粘性。工资粘性表现为工资不能随信息的变化而调整这可以简单地看作一个信息失灵的过程。工资粘性的原因是，隐含合同的建立或货币工资的调整中忽视了公众有效性的信息，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公众有效信息在工资调整过程中的作用。解释隐含合同使公众有效信息在工资调整过程中失灵的说法有两种：一是信息成本。二是把隐含合同看作证券，具有承受风险的性质。在一个有限信息或一个不完全有序的证券市场中，作为证券的隐含合同分散了人们所面临的风险，此时，实际的均衡合同不会使社会资源配置处于帕雷托最优状态，但能使工人和厂商共担风险。工人虽不能在好的状态下得到很高的收入，但也不会在坏的状态中得到极低的收入。工人收入比较稳定，工资有粘性。在劳动生产工资不变时，就业受到数量约束，导致厂商们都调整雇员数量，从而出现失业。 失业滞后论： 失业滞后论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经济学观念相反的观点：长期均衡就业与实际就业率的滞后量相关。失业滞后论研究了劳动市场中的失业和工资的相关性，通过局内人－局外人模型阐明：工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职人员而不是失业工人，而且，长期失业者对工资调整几乎没有影响。 纯局内人的工资调整。局内人是指目前已经在职的雇员，或暂时被解雇但与在职雇员同属于某一利益集团的人。局外人是指长期游离于企业之外的失业工人或短期在职的临时工，局外人不受企业或行业工会的保护。局内人受各种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转换成本的存在，使厂商在用局外人代替局内人时要付出较为昂贵的代价。因此，尽管局外人愿意接受比局内人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转换成本较大，压低工资的所得不足以补偿转换成本。所以，厂商不愿意低工资没有经验的局外人，而乐于继续雇用高工资的局内人。这样，与局外人相比局内人就具有就业上的实际优先权，从而使局内人在劳动市场上获得市场力量。而且，这种市场力量还因局内人的合作而加强。局内人所拥有的市场力量迫使厂商先雇用局内人，在所有的局内人都被雇用后，厂商才会去雇用局外人。 纯局内人的工资调整是指局内人在调整工资时，一点也不考虑局外人的利益，仅仅是为了维护局内人的利益而变动工资。比如，工会代表局内人与雇主谈判时，往往只考虑工会的利益，极少考虑非工会成员的利益。在非工会的谈判中，局内人自己也有力量迫使雇主让步。雇主要考虑雇用局外人时他付出的转换成本。另外，雇用局外人时，局内人不再努力工作而造成效率下降。局内人与局外人不能很好地合作，产生内耗，等等。这些情况都会给厂商带来隐形损失。在每个厂商的局内人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完全不考虑局外人的反应时，局内人就能单方面与厂商进行工资谈判，提高工资。局内人通过调整工资，使期望就业的人数等于局内人成员数。如果经济的冲击仅是名义货币量变动，工会在与雇主谈判时仅关心局内人。那么，总就业等于上一期的实际就业加上名义货币量变动引起的随机扰动。换言之，在忽略随机扰动的情况下，均衡就业等于上一期的实际就业。此时，经济并不显示回到任何固定的均衡就业率的倾向，经济中的就业状态没有传统就业理论所说的自动恢复到原有均衡状态的特征。 上述情况的隐含机理是很清楚的：当需求减少时，在职工人不愿意削减工资。在需求收缩而工资不变时，需求的减少会引起劳动引致需求减少，就业率下降。当需求增加时，局内人都被雇用后，仍有对劳动的引致需求，此时，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局外人才会被雇用。这些需求的冲击，形成了就业的实际变化。当冲击过去后，就业并不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仍停留在变动后的实际就业状态，该状态一直持续到另一个冲击来改变它。经过失业的经验数据的检验，证明这种实际就业会持续的结论是正确的。 有局外人压力的工资调整。新建企业中不存在局内人。在新老厂商竞争时，老厂商中的局内人会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此外，局外人还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影响局内人的工资：第一，较高的失业率意味着被解雇后有令人沮丧的再就业前景。这会诱使局内人接受低工资以维持较高的就业机会。第二，较高的失业率隐含着厂商可以用一组新的较低工资的局外人取代相当部分或绝大部分局内人。这就会大大地削减局内人在工资调整时所拥有的力量。不过，对这两种情况的后果都不能估计过高。搞不好，厂商就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厂商利用失业和就业之间足够大的工资差别，提高其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增强厂商谈判能力。 局外人对局内人的影响与总劳动量、期望的就业水平有关。短期失业对工资调整的影响越强，工人对就业水平的期望值越高，名义工资就越低。有局外人压力时，就业水平遵循一个在劳动总量附近的一阶变动过程。因此，如果劳动力数量随时间变化，失业也可以近似地由一个自回归方程来描述。失业状态的持久度由参数ｂ来描述，它是总劳动与期望就业（或实际就业）之差的稀疏。随着ｂ的递增，失业的持久性减低。如果在一个反向冲击后，实际失业增加，那么，均衡失业也随之增加。在冲击消失后，均衡失业的持续性下降，提高的短期失业均衡，会逐步消失，然后回到某种均衡就业水平。但是，一个同样信号的连续冲击能改变失业均衡，如果ｂ是小的，一旦失业均衡改变后，它只能双方缓慢地回到原均衡状态。恢复到均衡的速度是十分缓慢的，以至下一个经济周期到来之际，失业率还远离原均衡失业态。 III、失业的持久性和工资调整。失业持续时间影响着工资调整。短期失业者和长期失业者对工资调整有不同的影响。短期失业者能对工资调整施加压力，而长期失业者却不能。长期失业不影响工资调整，将使某些时期内的失业率提高。　 长期失业不影响工资调整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技术上的可行性。因为长期失业如果能压低工资，这将会影响到局内人的工作效率，使厂商蒙受重大损失。第二，长期失业者习惯于失业救济，并对再就业感到希望渺茫。这削弱了他们对调整工资的影响力，增加了局内人对工资的影响力。 效率工资论。 效率工资论注重工资的激励作用。它认为，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厂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为保持效率，厂商愿意给工人支付高工资。高工资造成了劳动市场不能出清，从而出现失业，总产出只能在低于最优均衡的水平上达到均衡，经济处于衰退状态。该理论对西方国家的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它为此而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好评。 效率工资论的主要内容有： 效率工资论和劳动市场。设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个厂商的行为都相同，其生产函数是：Ｑ＝ｆ（ｅ（ｗ），Ｎ）． 式中的Ｎ是厂商雇员数量，ｅ为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ｗ为实际工资。一个利润最大化企业在其选定的工资水平上雇用其想雇用的工人，这时实际工资水平为ｗ＊，当它满足工资对效率的弹性为１的条件时，称它为效率工资，这时工资增加１％，劳动效率也提高１％。在这个工资水平下，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最低。每个厂商最优化地雇用工人的数量应满足下式：e (w*) f ( e (w* )，N*) = w* 当工资w*超过工人的最低预期工资时，总需求减少的冲击将引致劳动需求减少，就业减少，实际就业N<N*(最优就业)。厂商不受最优政策的约束，劳动的均衡将有非自愿失业的特征。为了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维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厂商将不雇用那些愿意接受低于或等于w*工资的失业者，而是给在职工人以高工资，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品率。 上述理论可以说明实际工资刚性、双头劳动市场、工人工资差异和工资歧视等现象的原因。 效率工资对实际工资刚性的解释是，经济中的实际冲击对生产状态产生影响，转而使劳动边际产品改变，厂商为保持劳动生产率，首先改变雇员数量而不是改变实际工资。冲击引起就业的改变而不是实际工资的改变，所以，实际工资有刚性。 效率工资对双头市场中失业现象的解释。双头市场是指经济中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劳动市场是非出清的，另一个部门的劳动市场是出清的。第一个部门的劳动市场与　效率工资有关。第二个部门的劳动市场与效率工资无关。在第一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第二个部门的工资水平时，会诱导一些寻找工作的失业者因不愿意接受低工资而不去第二个部门工作。他们宁愿滞留在劳动市场上，等待被第一个部门的厂商雇佣，以获得较高的工资。 效率工资对工资差别的解释。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各厂商内部的工资和效率的相关性不同，同等效率在不同的厂商之间对应着不同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具有同样能力、同样特征的工人会因为工资与效率相关性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工资。 效率工资对于工资歧视现象也给予了解释。工资歧视是指厂商对做同样工作的工人支付不同的工资。最明显的工资歧视就是男女同工不同酬，还有工资支付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当雇主无成本地采取工资歧视策略时，他能够依据自己的个人偏好来确定不同工人的工资标准。当雇主有代价地实行工资歧视时，主要是从效率工资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发现，每个群体的工人都有其自己的效率工资和所对应的单位产品“效率劳动成本”。当这些效率劳动成本不等时，厂商就会首先雇用最低劳动成本群体中的工人，并且会支付给效率劳动成本低的群体的工人较高的工资。而支付给效率劳动成本高的群体的工人较低的工资。 效率工资的微观基础。这主要有四个模型来加以说明。 Ａ、怠工模型。为防止工人怠工，厂商通常支付给工人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但是，工人总有怠工的机会。不过，一旦怠工被雇主发现，工人就会受罚。这种情况叫做“欺骗－威胁论”。如果厂商对工人的惩罚是解雇，解雇就是工人怠工的成本。工人在被解雇的威胁下产生一个不怠工的刺激。如果所有的厂商都支付相同的工资率，而且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怠工就没有成本。这种状况对磨洋工这是有利的，怠工后被解雇的成本太低，工人被解雇后很快就可以重新找到工作。为了消除怠工，加重对怠工者的惩罚，单个厂商会提高工资。这样，怠工者感到磨洋工被抓获后的损失太大。高工资就产生了一个不磨洋工的刺激。厂商也明白，如果他以低工资雇用工人，就是鼓励磨洋工者。当所有的厂商都这样提高工资时，平均工资就会上升，就业率就会下降。在所有的厂商支付的工资都高于劳动生产出清时的工资水平时，失业的威胁就成为工人的纪律机制。这时，为怠工而失去工作的代价很大。 效率工资论认为，失业在刺激工人的积极性方面有社会价值的作用。社会上存在失业，就会激励在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这时的失业均衡可以被看作最优的失业均衡。但是，失业均衡通常不是处在最优失业状态。失业压力的存在会有利于厂商协调一致压低工资。 效率工资论也认为，效率工资会引起失业的出现和持续。但是，适当的惩罚性措施会减少或者消除非自愿失业。在欺骗－威胁模型中，引入就业费能使劳动市场达到有效率的出清。于是，就业费和解雇对怠工者就构成了双重威胁。与此同时，对厂商来说，雇用低工资的新工人就比较合算。而且，厂商可以通过向新工人许诺将来会给他增加收入。于是，新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也会逐步提高。最终，工资水平的下降可能会减少非自愿失业，甚至消除非自愿失业。 厂商的惩罚性工资措施会引发道德问题。厂商为压低工资会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说工人偷懒，取消工资合同，用缴纳就业费的新工人代替他们。在老工人的工资超过劳动边际收益时，也会刺激厂商不负责任地宣布老工人怠工，以工资低于劳动边际收益的新工人取代老工人。克服道德损害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厂商关心其声誉而自觉按照道德规范办事。其二是，依靠终生合同可以有效地解决不道德行为问题。 Ｂ、劳动转换模型。该模型考虑劳动力训练成本对于就业的影响。在厂商实行高工资的 情况下，企业内的工人不愿意出去，而外企业的工人却想“跳槽”到该类企业中。其它厂商为防止工人“跳槽”，不得不也实行高工资策略。这样，就会出现所有厂商支付的工资都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劳动市场就不能出清，出现了非自愿失业。这时，厂商支付给新工人的工资会高于其劳动边际收益，工资和劳动边际收益的差额是边际训练费用。劳动边际训练费用是对厂商利润的扣除，所以，厂商不愿意多雇用新工人。这会造成劳动市场上新工人不能全部就业，劳动市场就成为非出清的。 Ｃ、反向选择。该模型进一步说明了生产率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假设生产过程中工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工人的能力与他们的最低期望工资正相关。厂商用较高的工资能吸引能力较强的雇员。厂商依据求职者要求的工资高低判断其能力大小。厂商认为，求职者提出低工资是无能的表现，所以，厂商理性地将高工资付给那些能力强的人，并摒弃那些要求低工资的人。这种选择雇员的方法与一般厂商以低工资雇用新工人的方法相反，所以，叫做反向选择（逆向选择）。新雇员进入企业后，厂商要设计自我选择机制，引导雇员显示其真实能力，在了解雇员能力的基础上作出解雇还是继续工作的决策，保证高工资高效率。所有的厂商都作反向选择的结果时，在职工人的工资远高于劳动市场出清时的水平。因此，失业率会提高，并且在职工人之间工资存在显著的差别。 Ｄ、社会模型。该模型将工资粘性归于社会习惯和适当行为原则。该模型认为，工人的努力程度依赖于他所在组织的工作规范。因此，厂商能通过提高工人群体的工作规范来提高劳动效率。厂商可以制定一个略高于工人最低需求水平的工资，在这个工资以上，给予一个奖励工资。为了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通常将获得最低工资的市场定额定得比较低，使大多数人都能超过这个标准，以获得奖励工资。社会模型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计件工资的定额定得比较低，容易为绝大多数工人所超过，工人大多可得到奖励工资，发挥了工资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作用。 效率工资和经济周期。假设厂商是垄断竞争者，有调整工资和价格的能力。厂商选择效率工资作为调整价格的策略时，效率工资与厂商利润最大化工资的误差，只是厂商利润的二阶损失。在最大化利润点上，利润函数中的工资与利润的关系，在利润最大化点的一个较大邻域内无多大变化。所以，来自工资的误差是利润变动的二阶小量。这意味着工资刚性的厂商仍可获得很大的利润，这个利润量与最大化条件下的利润量相差不大。如果厂商对下斜的需求线有价格调整的能力，出于相似的理由，价格调整后厂商的利润增加也仅仅是一个小量，价格调整前后厂商利润量差别很小。在长期中，工资和价格由所有的厂商以最优的方式进行调整。在短期内，各厂商对总需求冲击的反应有些不同，一些厂商会保持名义工资和价格不变，而其它厂商选择最优工资和价格。这两种厂商的利润差别只是个二阶小量。 当货币减少引起总需求下降，并进而导致就业量、产出量和利润量出现一阶变化时，支付效率工资的厂商会保持名义工资和价格不变。由于支付效率工资是近似理性行为，效率工资在最优利润点所确定的最佳工资的邻域内，所以，厂商在利润上所受到的损失仅是二阶小量。效率工资论据此说明经济周期现象。当经济中出现总需求冲击时，厂商只承受利润的二阶小量的损失，这对厂商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工资价格不变时，就业量和产出量必然要变化，所以，经济中的总产量出现波动，出现经济周期。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信贷配给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配给论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中的金融理论。传统经济学认为，信贷市场上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当信贷市场上对贷款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利率会上升。反之，利率会下降。市场供求相等时的利率是均衡利率，均衡利率是唯一的。均衡利率使市场出清，贷款实行优化分配。信贷市场是有效的，政府干预是多余的，不必要的。新凯恩斯主义信贷配给论认为，仅考察利率机制过于片面和简单化，在信贷市场中，利率机制和配给机制同时起作用，市场存在多重均衡。有均衡利率连续系统的市场经常处于无效率的均衡状态，只有政府干预才能有效地修正信贷市场失灵。 新凯恩斯主义信贷配给论从信贷市场中信息非对称性出发，论述了利率和贷款抵押的选择效应会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贷配给，信贷市场会失灵，政府干预有积极作用。 利率的选择效应和信贷配给 信贷市场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场，贷方和借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作为借方的厂商比作为贷方的银行在环款概率方面有更多的信息。厂商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知道所贷的款项将投资在哪些项目上，投资的风险和期望的收益有多高，拖欠贷款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银行在这几方面的信息都比厂商少，银行只能根据项目的平均收益来判断厂商的投资收益，对厂商投资的风险性知之甚少，更无法从众多申请贷款的厂商中分辨出哪些厂商有较高的还款率、哪些厂商想拖延贷款。银行只能通过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确定厂商的还款概率，推测贷款的风险性。 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是指，利率的增加能提高银行的收益，它是利率对银行的直接影响。而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是指，较高的贷款利率会使那些有良好资信的厂商不再申请贷款，而那些资信度很低、乐于从事风险投资的厂商会继续申请贷款。这些厂商还款概率低，从而导致银行收益下降。当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大于反向选择效应时，银行收益随着利率的提高而增加；当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超过正向选择效应时，银行收益会下降。　 　利率不仅有正反向选择效应，还对厂商有激励作用，能改变厂商对待风险的态度。当利率提高时，风险较大的项目对厂商有吸引力，厂商愿意在风险较大的项目上投资，以获得更多的预期收益。当然，这也增加了厂商破产的可能性，降低了还款的概率；反之则相反。 银行利用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作为检测机制，可以辨识出厂商喜好风险的程度和将款贷给不同的厂商的风险性。假定所有申请贷款的厂商被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存在着一个临界利率。当利率低于临界利率时，高风险组厂商和低风险组厂商都申请贷款。当利率提高时，低风险组中偏好安全投资的厂商逐渐退出信贷市场。当利率提高到临界利率时，低风险组厂商全部退出信贷市场，只有高风险组厂商还在申请贷款。因此，银行通过改变临界利率的值就可以推测出厂商投资的风险性。银行根据厂商投资的风险性就能获悉还款概率。厂商越偏好风险投资，投资项目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厂商还款概率就越低，银行贷款的风险就越大，银行收益也越低；反之亦然。 银行还根据利率的正、反向选择效应确定银行最优利率。当银行贷款利率很低，低到所有从事安全项目投资的厂商都愿意申请贷款时，偏好高风险厂商和偏好低风险从事安全投资项目的厂商都申请贷款。低利率鼓励厂商从事无风险项目投资，以取得可靠的收入。这时，不论是高风险厂商还是低风险厂商，都愿意从事安全项目投资。所以，各类厂商还款概率都很高。此时，只有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在起作用。当利率不断提高时，利率的激励机制诱导厂商去从事有较高风险和较高收益项目的投资，风险厌恶的厂商首先离开了信贷市场，随后是低风险厂商逐渐退出信贷市场，厂商拖欠贷款的概率增大，银行贷款风险随之增大。银行的期望收益随贷款的风险递减。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都在起作用。在利率提高的过程中，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递增而正向选择效应递减。当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大于反向选择效应时，银行贷款虽然会因还款概率的下降而受到部分损失，但银行总收益还是呈上升趋势。银行收益随利率提高而递增。在利率连续地提高时，银行总收益的上升势头会随着反向选择效应越来越大而受到阻止。当利率提高到某一水平后，利率反向选择效应超过正向选择效应，厂商拖欠贷款的概率显著地增大，银行贷款风险剧增，收益锐减。此后，银行收益随利率增加而递减。显而易见，　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相抵消时的利率是银行的最优利率，这时，银行收益达到最大化。 银行最优利率通常不等于市场出清时的利率，所以，信贷市场出现配给。当信贷市场中对资金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市场出清的利率，即均衡利率会提高，市场利率高于银行最优利率。此时，银行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会理性地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最优利率贷款，而不是按照较高的市场利率贷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市场利率贷款，银行的风险很大，会导致银行收益下降。而以最优利率贷款，虽然利率收益低一些，但是，还款概率高，贷款风险小，银行收益比较高。银行理性行事的方式是：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最优利率贷款，同时以配给方式部分满足市场对贷款的需求。实行信贷配给时，银行优先给那些资信度高的厂商贷款，鼓励从事低风险投资的厂商多贷款，限制或不给高风险厂商贷款。所以，在信贷市场上有些厂商愿意支付高于银行规定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在银行能够识别厂商投资风险时，即使所有申请贷款的厂商都愿意支付相同的利率，也会出现一部分厂商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厂商无法获得贷款的情况。因为银行知道后一部分厂商将从事高风险项目的投资，还贷率低。当信贷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银行也不一定通过降低利率来实现信贷均衡。因此，信贷市场通常是在利率和配给的双重作用下达到均衡。 总之，在信贷市场中，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银行对于厂商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还款的可靠性也成问题。由于利率反向选择效应的存在，利率与银行收益不是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银行收益可能随利率的提高递增，也可能递减。当银行利率低于最优利率时，提高利率能够增加银行收益；当银行利率高于最优利率时，提高利率会减少银行收益。因此，银行不能仅仅依靠利率去制约厂商，在市场利率高于最优利率时，银行必须运用数量限制的办法，即信贷配给来约束厂商。当利率机制和配给机制都在信贷市场起作用时，市场会出现多重均衡，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市场出清的利率才会与银行最优利率相吻合，市场处于唯一均衡态。 信贷市场出现配给，是自由信贷市场中银行依据利率的选择效应，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理性行事的结果，不是国家干预的产物。利率的提高可能引起银行和厂商采取相反的行动；厂商愿意从事高风险的项目投资；但刺激银行对贷款的超额需求采取信贷配给，而不是轻易地提高贷款利率。银行通过信贷配给使信贷市场达到均衡，市场中实际利率已不是使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实际利率通常小于均衡利率，它不能作为反映信贷市场供求状况的指标。　　 贷款抵押的选择效应和信贷配给 　　贷款抵押品也像利率一样有选择效应。贷款抵押品的选择效应与还款的可靠性密切相关。银行一般不采取增加贷款抵押品水平的办法来满足信贷市场对贷款的超额需求，而是通过信贷配给分配贷款。 厂商以财产作为抵押品获得银行贷款时，银行与厂商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厂商拥有的信息多于银行。银行既不清楚厂商有多少财产可以用作抵押品，也不明了厂商获得贷款后会投资于哪个项目，更难以判断项目的风险性。厂商知道自己财产的数量、有多少财产会作为抵押品。厂商比银行更清楚地了解各项投资项目的风险性和期望收益。在贷款拖欠概率方面，厂商的信息比银行多得多。银行和厂商不对称是因为不完全市场中信息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只有借助于贷款抵押品的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推断贷款的风险性，测定厂商还款概率，确定期望收益。 贷款抵押品有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贷款抵押品的正向选择效应是指，当信贷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时，银行通过提高贷款抵押品水平来增加还贷款的可靠性，减少坏帐的风险，增加银行收入。同时，控制了借款者对贷款的需求。 贷款抵押品还有反向选择效应，即贷款抵押品水平的递增会增加贷款的风险，降低还款的可靠性。贷款抵押品的反向选择效应在以下两种情况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一是当所有的潜在借款者有相同数量的证券，以证券为抵押品取得贷款，并且较小的项目有较高的风险时，提高抵押品水平对银行来说不是最优的。提高贷款抵押品水平，即降低债务—证券比率，隐含着较多的借款者将对较小的项目投资。由于较小的项目失败的概率大，所以，抵押品水平的递增将导致还款的可靠性下降。二是所有潜在的借款者有不同数量的证券，而所有的项目要求同样的投资，递增的抵押也会增加贷款的风险。能提供较多抵押品的富人往往是过去冒险项目的成功者，他们比过去投资于相对安全项目的保守的个人有较少的风险厌恶。他们取得抵押贷款后会再次从事有较高风险的项目，增加还款风险。 银行可以根据贷款抵押品的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确定最低抵押品水平。如果以证券为抵押品，银行就要定出一个最佳的贷款—证券比。当贷款抵押品水平很低时，抵押品水平的增加或贷款证券比的下降对厂商来说，主要是正向选择效应。资产较少的厂商通常是风险厌恶者，财产较多的厂商虽然大多是风险中性的或偏好风险者，但在抵押品水平低时也不愿意过度冒险，所以，此时银行收益随抵押品水平的上升或贷款－证券比的下降而递增。但贷款抵押品水平的上调或贷款－证券比的下降有个限度，存在着一个临界点。当抵押品水平或贷款－证券比超过临界点以后，财产较少的厌恶风险的厂商已无法得到贷款，财产较多但风险中性的厂商也退出信贷市场。信贷市场上只留下了偏好风险的、财产较多的厂商在申请贷款。这些厂商喜好收益高风险大的项目，还款概率低，抵押品的反向选择效应起主要作用。在抵押品水平递增或贷款－证券比递减的过程中，抵押品的反向选择效应递增而正向选择效应递减，在临界点上，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相抵消，这时贷款抵押品水平或贷款－证券比达到最佳水平，银行的收益最大化。考虑到抵押品的反向选择效应，银行一般不以提高抵押品的水平或降低贷款－证券比来吸纳信贷市场的超额需求，而是以配给方式来满足部分需求。使抵押品水平过高时，财产少喜欢低风险的厂商容易得到贷款，财产多又偏好高风险的厂商得不到贷款。这时，抵押品的反向选择效应显著，且远大于正向选择效应，厂商还款概率下降，银行的收益减少。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银行通常将抵押品水平或贷款－证券比控制在最优水平上，以鼓励偏好低风险的厂商多贷款，限制高风险厂商贷款，信贷市场出现配给。　　 倡导信贷配给论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传统的信贷市场论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不能反映经济现实。他们辛辣地指出：“供求定律实际上不是一个定律，不应视为分析经济的必要假设。”利率能使信贷市场出清，仅是经济学家们的理想。使市场出清的利率既没有辩识效应，也没有激励效应，既不能作为检测机制，也不能对厂商产生激励作用。而存在信贷配给的利率既有辩识效应又有激励作用。利率和配给方式相结合，银行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而非幻象。 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配给论指出，由于信贷市场中利率机制和配给机制同时起作用，信贷市场会出现多重均衡态，市场机制失灵，通过政府干预才能纠正市场失灵。政府推行信贷补贴政策或提供贷款担保，可以降低市场利率，提高借款者的还款利率，改善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在自由信贷最没有效率时，政府干预最能增进效率。以还款概率来表示借款者差异时，借款者差别越大，市场失灵越严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有效。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 新凯恩斯主义和原凯恩斯主义在政策主张大致是一样的，都认为市场是失灵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对经济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并不强调对经济的“微调”。他们认为，“微调”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和医治失业和通货膨胀。他们倾向于一种更为温和的说法，即，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加严重。这种方法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新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多少具体的新见解，只是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许多公式化的经济对策，但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化、可操作的政策主张。　　　　　　　　（一）价格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者在论述价格粘性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价格政策建议。其主旨是抑制价格粘性，使价格具有弹性，以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稳定总产量。新凯恩斯主义者在交错调整价格论和菜单成本论中提出了大体相似的政策建议。　　　　　　　　　　　　　　　　　　　　　　　　 他们根据交错调整价格论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制定能诱导厂商实行同步调整价格的政策，减少经济中的交错调整价格，以克服物价总水平的惯性。新凯恩斯主义者还根据菜单成本论提出：为了稳定经济、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应该推行抑制价格粘性，使价格较有弹性的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稳定总产量。这两个政策建议都主张通过政策干预去协调经济人的行为，纠正市场失灵，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缺乏可操作性。价格有弹性，市场能出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的。当价格有弹性时，价格会随需求的减少而下降，价格下降刺激了需求的增加，在价格下降到一定水平时，市场上供求相等，市场出清。价格弹性吸纳了需求的冲击，导致总产量比较稳定。这时市场需求能调节供求，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价格有粘性，市场不能出清，市场机制失灵。当价格有粘性时，价格不会随着需求的减少而迅速地下降，这样价格变动调节需求的作用无从发挥，市场上出现过剩的产品，市场不能出清。市场不能出清时，产品大量积压，最终迫使厂商削减产量，以适应需求的变动。厂商不改变价格而变动产量，导致总产量出现大幅度的波动，社会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社会生产处于无效率状态。因此，交错调整价格论和菜单成本论提出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来恢复价格弹性、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的建议，的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些政策建议时比较合理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者的建议都过于原则化，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这些原则性的建议给凯恩斯主义者留下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却不便于政策执行者实际运作。 就业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根据局外人在劳动市场上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一情况，提出政策建议：政府的就业政策应该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为他们多提供就业机会。 交错合同理论则认为，国家应该干预劳动工资合同，货币政策应该使工资较有弹性，以提高就业率。不过，总的说来，上述政策尽管比较合理，但是仍然带有较强的理想色彩，具体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能稳定总产出和就业率，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在市场机制失灵时，价格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过于迟钝，仅凭市场机制不能逆转总需求的冲击，经济处于无效率状态。这时只有政府干预，推行与需求变动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工资政策和价格政策，才能改变经济中的无效状态，推动经济向产出的均衡状态运动。即使厂商对价格和工资变动的信息作出了反应，只要有关总需求外生性的信息对货币当局仍然有效，那么政府推行有对称性的货币政策就能稳定产出和就业。在政府的货币政策已为公众所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虽然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大大减弱，但仍然能在稳定物价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了实现稳定产出的目标，政府最优的货币政策是，货币量的调整与影响价格的实际扰动相适应，与引起价格变动的名义扰动反向行事。然而，这两种政策对雇员的影响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产出稳定时，雇员工资不太稳定，而后者意味着产出稳定时雇员工资比较稳定。 信贷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配给论认为，在信贷市场中，利率机制和配给机制都再起作用。银行通常不是采取提高利率的办法，而是运用配给的方式使信贷市场达到均衡。银行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意将款贷给那些愿意以高利率借款并将贷款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的厂商。因为这些厂商的投资风险大，还款概率低。但是，从社会角度看，这些项目是有效的。当市场利率比较高时，风险厌恶的厂商不愿意借款，他们退出信贷市场；而愿意冒风险的厂商又得不到贷款。这就使那些社会效益高、风险大的项目因得不到贷款而无法投产，社会福利受损失。所以，信贷配给论的政策建议是；政府从社会福利最大化出发，应该干预信贷市场，利用贷款补贴或提供贷款担保等手段去降低市场利率，是那些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能够得到贷款。 这种政策建议既简明又具体，还有一定的可行性。照此政策建议行事，资金流向会趋于合理化。这是个既考虑银行利益又兼顾厂商利益的经济政策。它比较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甚至值得我们国家学习。 简评 （一）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理论简评：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对工资粘性和失业的原因作了探索性的研究，提出了有微观基础的劳动市场理论。这比起原凯恩斯主义武断认定工资刚性的理论要好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新凯恩斯主义较好地解释了西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给宏观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为，该理论不仅对宏观经济学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微观经济学的劳动市场理论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对名义工资粘性理论的评价：新凯恩斯主义在名义工资粘性理论中引入了理性预期的概念。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但是，也引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 在交错调整工资理论方面：泰勒提出交错工资调整理论模型，说明合同机制和预期机制的存在使工资有粘性，稳定工资的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西方经济学界对此的批评意见是：第一，交错调整工资和固定合同期的假设带有很大的任意性，与现实不符。因为各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第二，泰勒模型中代表期望效应的参数难以确定。这个参数对未来的实际需求起作用，确定它不仅需要过去和现在的信息，而且要求名义需求、通货膨胀维持在公众心理预期的轨道上。这就需要对未来的变化有完全的信息。但是，经济学家们往往作不到这点。如果将泰勒的模型应用于实际，就需要“这个调整参数相对地小”，而这样一来，根据泰勒模型所确定的“工资调整可能太慢”，慢到与工资调整的实际周期相脱离，使模型不能反映出现实工资运动的过程，从而失去实际意义。第三是泰勒模型中预期机制的作用。这种作用实际上是跨时替代效应，会引起劳动供给线的移动。但是，经验分析表明：这些跨时替代作用太小，以至不能产生所需要的影响力。在工资合同中，跨时替代效应太小，预期机制实际上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此外，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和实证分析来看，泰勒模型的微观基础比较薄弱，参数估计困难。交错合同形式的经济行为不能明确地从经济人行为最大化基础上推导出来。特别是在市场失灵、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交错合同模型虽然能给出工资结构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是不完全的、不明确的。签约双方，特别是工人，无法从这些信息中辩识出有价值的信息去确定工资。所以，表现总工资的模型中，参数估计有困难，特别是与预期机制相关的参数。参数估计困难，说明这个模型难以应用于实际分析。 在长期劳动合同模型方面。费希尔在《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一文中，提出一个长期劳动合同模型。长期交错的劳动合同导致工资有粘性；即使存在理性预期，积极的货币政策仍能影响实际产量，从而维护了原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有效的信条。费希尔认为，当经济中存在理性预期时，对货币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因为这时合同结构会变化，货币政策是在现在合同结构不变的范围内起作用。若货币政策起作用时间很长，以至公众都认识到政策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那么，在合同期满后，劳资双方会签定新的与货币政策相适应的合同，这样，合同结构改变了，货币政策也随之失效。费希尔还深入地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上产生分歧的理论原因，从经济方法论角度论证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有效性观点。费希尔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上产生分歧的理论原因，是由于两者的总供给函数有些微妙的差别。卢卡斯提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函数中，产量与前一时期的经济预期误差有关。费希尔认为，产量与多期价格误差有关，就隐含了货币政策有潜在效应的含义。但是，以上两者的差别难以通过经验作出区分。所以，理性预期学派没有认识到两者的差别，忽略了货币政策潜在的效应，得出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无效的结论。如果考虑到两者的差别，详细地考察费希尔提出的供给函数，那么，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效应就显现出来了。不过，费希尔的理论在逻辑方面不如新凯恩斯主义的滞后失业论严谨。滞后失业论说明失业均衡在短期中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后，失效的市场机制不能保证短期均衡回到长期均衡状态。费希尔则认为，货币对经济的扰动只在短期内存在，就业经过一段时期后还能回到长期均衡状态。这就难以坚持劳动市场经常失灵的观点，不能说明经济中为什么经常存在失业现象。 名义工资粘性理论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原凯恩斯主义的名义工资刚性理论。该理论在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降低工人实际生活水平来扩大就业的办法。 对实际工资粘性理论的评论。美国经济学家比尔斯在实证分析中发现：工资周期和价格周期相反。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结果。根据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工资的变动应该是逆周期的，而价格是顺周期的。然而，比尔斯证明，像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工资是顺周期的，而价格是逆周期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者将注意力从名义工资粘性理论转向实际工资粘性理论，通过实际工资粘性理论来说明劳动市场失灵。 隐含合同理论简评。该理论给失业和高工资并存提供了一种解释。西方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隐含合同理论提供了工资粘性的微观基础，推进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但也有人认为，隐含合同理论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具有凯恩斯特征的失业理论。戈登认为，隐含合同论暗含着工人无论处在就业还是失业状态，都同样快乐，这就使该理论“具有了非凯恩斯主义的含义”。该理论也没有说明关心实际收入稳定性而不是名义收入稳定性的工人，为什么不坚持工资合同指数化。如果工资对应着需求的改变而实行指数化，失业就不会减少，而会稳定在某一水平上，那么，工资粘性就不能解释失业和产量的波动。 隐含合同论用政府的失业救济来解释工人实际收入的稳定性，但是，政府失业救济金在1938年才引进美国，无法解释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及以前的经济波动．此外，隐含合同模型没有与宏观经济模型很好地结合，模型中没有考虑货币市场与劳动市场的结合；没有说明作为一种观念上的证券的隐含合同，如何与公众信息联系起来以分散市场风险；也未能就现实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也未考虑经济政策对隐含合同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对失业滞后论的简评。以局内人－局外人模型为基础的失业滞后论比隐含合同论简明，也可发展为进一步的理论来解释复杂问题。该理论主要是总量的研究，其进一步拓展将可以有更大的解释力。该理论没有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但是提出了明确的就业政策原则：政策应该重视失业者的权利，特别是长期失业者的权利。失业滞后论认为，实际失业不可能自动地趋于长期均衡失业，而是随机地形成就业均衡，所以，经济中的随机冲击会引起失业，如果听任劳动市场自行其是，失业会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因此，就业政策应该通过增加名义货币或其它增加需求的办法刺激就业，使失业率下降。就业政策要奏效，必须注重失业者的权利，特别是长期失业者的权利，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设法增强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力量，帮助长期失业者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对效率工资论的简评。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西方国家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利用其模型还能进行实证分析，比如，利用模型的方差解释厂商为什么有时会解雇工人，而不是削减工资去适应需求的变化，因而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好评。效率工资论与失业滞后论之间的区别是，失业滞后论强调在职工人的市场力，效率工资论则强调厂商在对其雇员的生产率信息不完全时的选择问题。 实际工资粘性论的本质：该理论实际上是说，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人要保持较高的工资。当然也提到了厂商方面的原因。 （二）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市场理论简评 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市场理论主要是信贷配给论。该理论拓展了西方经济学中信贷市场理论的研究领域。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的均衡利率是唯一的。凯恩斯指出，由储蓄和投资的均等所决定的均衡利率并不是唯一的均衡利率。但是，凯恩斯的这种利率观点是不彻底的。希克斯说凯恩斯在承认货币需求是收入和利率的函数的同时，还认为货币供求的均等也会形成一个确定的均衡利率。新凯恩斯主义者从理论上论证了信贷市场均衡的非唯一性，从而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从银行利润最大化假定出发，研究了利率的激励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在信贷市场中，利率机制和配给机制都起作用。当信贷市场中需求大于供给时，银行并不通过调整利率来满足贷款需求，而是以配给方法满足市场的部分需求：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投资者们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所以，市场上有些借款者愿意支付比银行利率高得多的利率也得不到借款。信贷配给论还证明，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借款者对经济环境变动的反应的多样性，信贷市场会出现多重均衡利率。 信贷配给论还说明，政府干预能提高信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风险，稳定金融。它还指出了政府干预信贷的必要条件是：借款者还款概率不可观察，且借款人之间还款概率极不相同。还款概率差异越大，政府干预市场的效果就越明显。 信贷配给论的提出为西方信贷理论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将信贷配给论与产品供给论相结合，被认为可能是新凯恩斯主义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领域，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两大支柱。信贷配给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中的现实情况。 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理论简评 简评名义价格粘性论。 菜单成本论简评。菜单成本论比较新颖独特，但是却显得有些幼稚。小的菜单成本引起大的经济周期的说法一提出，就受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嘲笑，因为菜单成本实在太小，无法解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的情况。西方经济学家对菜单成本论的批评主要表现在：第一，菜单成本只考虑调整价格的成本，忽视了产量调整的成本。这未免有些片面。第二，菜单成本考虑对称性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有问题。由于菜单成本不能证明衰退时社会成本必然被繁荣时期的社会所得平衡，所以，菜单成本论提出的不调整价格的损失对厂商来说是二价的、对社会来说是一价的观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第三，菜单成本论不能解释在经济周期中，为什么有些产品的价格弹性大于其它产品。此外，菜单成本论从效用论出发来确定价格模型也是错误的。 交错调整价格论简评。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引入信息论的价格调整模型是交错调整价格论的中心。该模型较好地解释了价格粘性的成因，而且这种说法颇具新意。但是，他们认为该模型也有不足之处：第一，模型的假设过于简单。模型中关于厂商在两个时期内价格不变和每个厂商改变价格的时间都相同的假定偏离现实。第二，模型没有说明名义价格对应着总需求的变动不能实行价格指数化的原因。因为如果价格对应着总需求的变动能够实现指数化，那么，名义价格将会有弹性而不是粘性。第三，仅用信息不完全性来解释厂商要采取交错的方式而不是同步的方式调整价格，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如果总需求的冲击在很短的时间内旧被各厂商所熟悉，人们就会采取同步调整的方式而不是交错调整的方式去调整价格。那样的话，加工总水平就会有弹性，而不具有粘性。此外，交错调整价格论的理论基础也是效用论，因而也是缺乏科学性的。交错调整价格论把价格粘性归因于小杂货店的结论也是荒唐的。 　　总的说来，菜单成本论和交错调整价格论能够正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价格不断上涨的问题，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粘性是常态，失灵的市场机制无力控制价格上涨的趋势，市场是非出清的，是无效率的等等问题。这部分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简评实际价格粘性论。原凯恩斯主义的价格刚性假定是指名义价格刚性。而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理论既有名义价格粘性论，也有实际价格粘性论。鲍尔和罗默认为，“实际刚性在解释名义刚性和名义冲击的非中性中有重要的作用”。实证分析也证明，没有实际刚性，曼丘、阿克洛夫和耶伦在１９８５年提出的名义价格粘性模型就是不完善的，就只能在非常不合理的参数下成立。 实际价格粘性论简评。在该理论中，典型的有：价格刚性和市场结构论、市场结构和宏观经济波动论中的不变边际成本论。 价格刚性和市场结构论从不完全信息和寡头市场论来说明价格粘性的原因。该理论认为，消费者信奉优质高价的信条和市场搜寻成本的存在，造成了实际价格粘性。市场结构和宏观经济波动论认为，企业中的不变边际成本导致了实际价格粘性。 西方学者认为，实际刚性理论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价格粘性。在实际价格粘性理论中，隐含了各产业的价格的需求弹性都比较小，而且大体近似，这样才可能出现相对价格为常数的情况。事实上，各产业之间的需求价格弹性有很大的区别，当需求改变时，各产业的价格变动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相对价格也会有所改变，实际价格粘性论在解释经济现实时显得比较脆弱。 实际价格粘性论在解释价格粘性时，是倒果为因的。它认为是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因素推动了价格上涨。“优质高价论”和“搜索成本论”都把价格上升归因于消费者。当然，实际价格粘性论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感的。它承认微观层次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会造成宏观层次上的严重后果，承认失灵的市场机制只能提供扭曲的价格信号，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会产生各种产品价格全面上涨的“非理性后果”。 对“协调失灵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简单评论。这两种理论对实际价格粘性的成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协调失灵论认为，市场交易协调的困难使得市场中不存在一个保证所有商品都能成交的机制，从而市场中厂商的理性行为有非理性的后果。在协调失灵的市场中，价格有粘性，商品供给过剩，产量处于无效率的水平上，失业是经常现象。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通过有微观基础的数学模型对现实进行抽象分析，说明了市场的无效性。分析中引入了总需求外生性的概念，说明产量不足会通过经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放大，所以不完全市场中产量比较低，价格比较高，失业率也比较高。 西方学者认为，协调失灵论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波动的有说服力的说明，模型对名义变量没有作用，在缺少调整名义变量障碍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认为名义扰动会影响实际配置。在协调失灵论中，名义变量的冲击不影响均衡状态，所以，这种理论的模型不能说明名义变量如何影响实际变量，只说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 协调失灵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以歪曲的形式接触到了市场失灵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难题。尽管它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但是其分析是较为形式化和表面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