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二代”之忧 难以走出的父辈阴影 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已经开始接过父辈的权杖，扮演企业财富主人的角色：李海仓之子李兆会已出任海鑫集团“掌门”；鲁冠球之子鲁伟鼎已出任万向总经理；刘永好之女刘畅已经出现在民生银行和金鹰成长基金的股东名单中；左宗申之女左颖，已居ST宗动第一大股东之位，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中国的“财富二代”已经诞生，并大量地走向了企业前台。 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都在政策的夹缝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们有着许多“非国民待遇”的生存艰辛，更有诸多暴发式的机遇。很多企业的发家不是靠核心技术，甚至也不是靠市场经济规则，而是靠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种种利益。企业家的个人名望远远要大于企业的名气，“江湖习气”掩盖了素质缺陷。不久前，全国工商联在国内21个城市进行一次抽样调查显示，有70％左右的民营企业主竟然不懂财务报表，90％以上的民营企业主不懂英语和计算机，有些企业主甚至不看书、不看报，更别提钻研管理理论进行知识更新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这种特殊气质，使“财富二代”从走向企业的第一刻起，就遭遇到一个先天障碍——父辈的阴影。 这种阴影是两个方面的： 一方面，由于“财富一代”的强人角色甚至在家庭里都说一不二的“家长作风”，以及“财富二代”的财富来得容易，使“财富二代”不自觉地陷入了对父辈的“认识误区”：父辈是最好的。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的儿子楼明接任父亲的总经理之职已有数年，在谈到父亲时，他说，有时候，商业就是一种感觉，一种天赋，他不如父亲的地方太多。 另一方面，夹缝中的成功，也造成了许多“财富一代”的盲目自大和对权威的刻意维护。美国的施瓦斯教授曾说过：“老一代创业者总以为公司的成功是自己正确领导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每经过一次权力交接就需要做一次战略上的调整，他们只想让子女照着自己的方针行事，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福建劲霸时装公司在全国有些名声的时候，父亲认为企业从手工作坊做到现在挺不容易了，不想进行新的改革。可其子洪忠信却说：“有时间，我应该带您去看看人家雅戈尔，您才会知道什么叫大的服装企业。”父子为此发生了长时间的矛盾。 这就出现了一个天然的矛盾：企业要做大，财富要薪火相传，“财富二代”必须要超越父辈，甚至“革父辈的命”，实现向现代企业的飞跃，然而由于父辈的特殊影响力，他们往往在父辈的阴影下徘徊，难以走出，更不用说超越。 1994年，上海交通大学硕士毕业的茅忠群本来想按部就班地去美国读博士，而父亲茅理翔强烈要求他回到自己创立的飞翔电子点火枪厂出任副总。茅忠群明知父亲的局限和自己的使命，明确提出三个条件：一、公司从长河乡农村迁到慈溪市开发区；二、点火枪这种玩意儿绝对不做，要开发新的上档次的产品；三、另起炉灶创办公司，家族人员一概不能进入公司。老茅经过艰难抉择，同意了。但在建新品牌时，父子发生了矛盾。茅理翔主张仍以“飞翔”为注册商标。茅忠群坚持摒弃“飞翔”塑造再建“方太”新品牌，认为吸油烟机是一种厨房家电，应有一个与生活更贴近的名字，广东许多家庭主妇都把香港亚洲电视台烹饪节目资深主持人方太作为偶像，吸油烟机如果用她来命名，会很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和联想。争执了很久，老茅才同意放手让儿子做。1996年，方太吸油烟机诞生，搭着方太的名人快车，在广东市场很快就占据首位销售量。随后，茅忠群又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尝试，邀请方太本人一起拍摄第一部吸油烟机广告，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同名名人广告，这个成功的品牌策划还被收录为商业界营销成功案例。 茅忠群的成功同样证明：“财富二代”只有超越父辈，才可能成功。只可惜，中国商界，像茅忠群这样的“财富二代”，屈指可数。 无法避免的接班内斗 “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曾经响誉大江南北，并受到过邓小平的关注。可由于他娶有三个老婆，生有三个儿子，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使得儿子甚至妻子们一起上阵，为“傻子品牌”和“傻子”皇位你争我夺，反目成仇，旷日持久的官司造成“傻子”元气大伤，影响力江河日下，年广久也在无奈中退出了“傻子”的经营，眼睁睁地看着“洽洽瓜子”们跑到了前面。 浙江东阳有个龙威公司，其董事长虞龙海是浙江小有名气的私营业主，但2003年2月，他竟遭到了妻儿的绑架。何也？其子为“夺位”，便联合母亲出此下策，要求父亲交出权力。而在此之前，为防“夺位”，虞龙海罢免妻儿在公司的职务。这种内斗的结果，使得公司一下子滑到了倒闭的边缘。 兄弟之斗，父子反目，夫妻纷争……这些年来，中国民企上演的接班内斗，无不触目惊心。这像极了中国古代宫廷里的储君之斗，满眼是利益，四处是杀机。而在这样的环境中，“财富二代”即使拼杀而出，接得权柄，企业和自己早已弄得满身伤痕，九死一生。更可怕的还有：要是无能无德的“二世主”博得了“皇位”怎么办？秦二代而灭的悲剧同样给无数中国“财富二代”们以警钟。 当然，也有幸运者，譬如鲁伟鼎、李兆会、梁昭德们，接过权杖似乎是风平浪静的事情，而且还有着父辈的精心安排。以鲁伟鼎来说，他高中未读完，就被父亲送往新加坡，在学习了半年企业管理之后，便回国进入万向集团，在集团的各种岗位轮转，到1992年底，担任集团副总裁，而在1994年，年仅23岁便出任集团总裁。但由于老一代尚在位，全面的交接班大多还未进行，同辈之间的竞争仍可能会搅乱精心拟定的接班方案。据报道，鲁冠球还有3个女儿。其中，小女儿的夫君倪频更是不可小觑，他目前已是集团的副总裁。倪频是真正的科班出身，1989年在浙江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分配至浙江省社科院，来万向进行基层锻炼时受到鲁冠球的赏识。1990年，倪频考上博士，要去美国读书，鲁冠球知道后就把他挖了过来，最终，倪频成了他的女婿。多年来，万向美国公司已有的20多个海外并购、参股案例，皆由倪频主持完成，其中又以较低价格收购舍勒和UAI这两家美国公司，为人们所熟识。业界揣测：能力在鲁伟鼎之上的倪频将来要是“逼宫”怎么办？或者，鲁冠球会不会为了企业的长远大计改变决定把权杖交给倪频呢？如果那样，鲁伟鼎又该何去何从？ 专家指出，欧美大型家族企业都有一套“接班人计划”和“领导力培养”计划。通过制度化的体系实现接班人的产生、选拔、培养、更替，不仅产生了领袖人物，而且产生了一个团队。产生接班人靠的是机制、制度，接班人好比种子，机制和制度是使种子发芽、成长的土壤。而中国民企，更多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给财富的传承带来了很大的变数。首先是“老子”们认为制定接班计划是逼宫的表现，其次是来自家族内部的阻力，即老人健在时，老人和子女都不希望讨论家族未来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和财务问题，这被认为是无礼、自私和缺乏相互信任。还有就是企业管理者的阻力。他们与“老子”们一起是赤手空拳“打江山”，与继任者相处会出现矛盾，创始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变化会影响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他们会认为：“一个毛孩子懂什么？”“财富二代”如果想顺利获得生存，绕过接班内斗，可能还需要展现出父辈的闯劲。 难以承受的财富压力 同样的财富，在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意义，更有着不同的压力。 山西海鑫集团李海仓意外身故后，其还在国外求学的儿子李兆会被逼弃学接班。坐在“掌门人”的宽大老板桌后面，20出头的李兆会常常叼根烟，满脸深沉。他说：“父亲的财富对于我来说，没有快乐，只有压力。”没有人知道李兆会身上的压力到底有多大，但一个几十亿资产的企业放在一个幼嫩的肩上，其感受可想而知。当然，维持公司日常运作的还有辛存海、李天虎、李天仓、李满仓、李保仓等10余“企业元勋”，很像历史上的“托孤大臣”。这应了那句老话“扶上马，送一程”！但问题是，这“送一程”要送到什么地步呢？如果这些元老觉得接班人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把他给废了怎么办？接班人如何处理好自己与他们的关系？ 以20多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身价被高挂在各类中国富豪榜前100名行业的吴良定，今年58岁，两次婚姻给他带来了4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为确保权力顺利交接，他通过处心积虑的股权安排，把大儿子、37岁的吴捷推上了中宝实业和日发控股集团的董事长、总裁的位置上。吴捷198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家乡做过两年律师，后来又去深圳呆过一段时间。吴捷说，他并不特别想回家经营家族企业，但按照中国的传统，晚辈不敢违抗父辈的意愿。“将来，等公司做得更稳定了，我准备请个职业经理人打理，自己还是做律师去。”他还表示，金钱有巨大的坏处，正是因为家里有钱，自己的妹妹33岁才找到意中人。 李兆会、吴捷是许多已走到企业前台的“财富二代”的代表——当财富和兴趣、追求和能力产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迫于父辈的压力，赤膊上阵，牺牲着自己真正的快乐。不仅如此，对于许多尚未真正走到前台的“财富二代”，这种压力也依然存在。 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今年66岁，其子尹喜地虽出任力帆俱乐部董事长，但似乎并不管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尹明善笑称，“我有一儿一女，女儿还小，正在念书，儿子已经在企业里给我帮忙，但是他对经营企业的兴趣并不那么浓厚，不像我是个工作狂，他显然并不想当这个什么董事长，那也只好由他了。”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王林祥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24岁的女儿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光电子方面的硕士，对企业经营也不太感兴趣。但是作为一位50多岁的父亲，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对我来说，将来孩子能够回到我身边会更好一些。” 其实，“财富二代”出于对人生的不同认识，看淡财富本是一件好事。我们看到不少国外企业都有基金会，以家族的名义进行经营，但基金的继承者本人不可以随意操纵这些私有财产，需要有职业经理人和监督机构进行经营，这样，决策者和公司的经营者都有明确的目的，例如，福特基金就非常有名。但由于中国特殊的企业环境，民企往往不敢把财富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而父辈又终将退出江湖，他们只得赶鸭上架，把“二代”逼上财富舞台。这样的结果，使得财富如一块沉重的石磨，“二代”驮着难受，父亲扶着当心，企业运行也变得蹒跚艰难。 这样那样的自身缺陷 2004年3月6日，以出手阔绰闻名世界的最后一名花花公子若热·贵诺在巴西热内卢去世。享年88岁的贵诺天生的使命就是尽最大的可能花钱，最终把父亲从法国移民巴西白手起家赚来的20亿美元家产花得精光。他2002年时说：“幸福生活的秘诀是在死的时候身上不留一分钱，但我计算错误，过早地把钱花光了。” 像贵诺这样的“二世祖”，真是全世界家族企业的噩梦。在中国，大手笔的贵诺似乎还没出现，但因为这样那样的自身缺陷，使企业无法永续的“危险因子”则开始大量呈现。 南存辉之所以要设“败家子基金”，就是因为正泰集团高管子女们一个按照父母在公司股份多少排座位的游戏触动了他：如果这些孩子将来接替父辈来经营正泰，会不会也按股份多少而不是按能力高低来排职务？他担心因为家族式管理而使正泰在儿孙手中败落。 北京大学一位专家指出，中国的“财富二代”大多生长在1970年代前后，还有一批则生长在1980年代。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缺陷不是知识不足，就是知识“太足”。 知识不足者如吴志阳三兄弟，在父辈们打拼天下的时候，多多少少错失了良好的教育机会。1986年的除夕前一夜，背负巨债，吴瑞林带着三个妻儿出走家乡晋江，为还债，为再创家业艰难奋斗。他或许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会为耽搁孩子学业而追悔莫及。当年，他的三个儿子分别才12岁、11岁、8岁，正是读书启蒙的时候。这样的隐痛对那个时代的创业家而言，是普遍的。这决定了他们的“财富二代”虽有继承财富的先天之利，但在知识结构与人性建设方面，会有比较大的生长压力。 知识“太足”者是许多被父亲用金钱送进大学又送进西方高等学府的“财富二代”，如尹明善、刘永行、南存辉的子女们。由于父辈的溺爱，许多在校园里顺利长大的“二世”一出校门就走上了企业的领导位置，严重的实践不足往往使他们“学富五车”却“手无缚鸡之力”。与此同时，由于隔代创业激情的递减和与第一代创业者个人生活环境背景相差太大，使两代人从身到心差别甚大（爸爸的爸爸是穷爸爸；自己的爸爸是富爸爸）。此外，由于中外企业文化的差异，许多“海归经理”都常常遭遇“水土不服”，何况那些因父母的原因而喝了几滴“洋墨水”的“二世主”？ 李泽钜、李泽楷兄弟幼年时，就坐汽车、坐巴士，听李嘉诚的唠叨，到路边报摊看卖报的小女孩边卖报边做功课的苦学情景，同时，还要“旁听”公司董事会。学成之后还得“自己去打江山”，一个搞地产开发，一个去了投资银行，才有今天成功的“财富二代”香港版。可在国内，像李嘉诚这样苦心历练子女素质的似乎不多。 慧聪集团CEO郭凡生总结说，中国的“财富一代”多数是靠改革开放致富的，不是靠管理和知识，所以很多“财富一代”本身的素质并不高，他们不知道如何教育子女，只知道自己吃了很多苦，结果对孩子娇生惯养。另外，中国缺少严格、成熟的教育体系，对第二代的教育完全是有钱人根据自己的感觉琢磨出来的，所以有钱人的第二代总体上是失败的一代。 与狼共舞的时局之危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少帅”周少雄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将面临更大挑战，除了经营品牌外，还要加强资本运作，把品牌打入国际市场。现代企业的竞争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再是你死我活的独赢格局，而是更高层次的与狼共舞。” 周少雄几乎一语中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市场竞争的规范化程度提高，民企成长的基本矛盾，已经不再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而是全球化市场中本土化力量与国际化力量的较量。尽管我们很不情愿地把“全球化”和“美国化”等同，但不能不承认：跨国公司以雄厚的资本实力和现代的管理制度，所向披靡，掠去了中国市场的大片河山。专家预警：“中国制造”极有可能滑入拉美化困境。 这种严峻的时局，决定了中国民企在“财富二代”手中不再是不进则退，而是不进则死。相比鲁冠球、楼忠福、刘永好们等踩过重重荆棘而成长壮大起来的“财富一代”，这样的时局不轻松。 而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根据美国布鲁克林的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结果也差不多：所有家族企业中只有15％的企业能延续三代以上。专家还指出，具体到中国，情况更糟，这里的“第三代”可能要改为“第二代”。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之危，像一个魔咒，萦绕在无数“财富二代”的头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指出，没有家族管理，就没有中国民企的今天，但同样可以说，没有职业化管理，大部分民企没有明天。家族企业要从古代船舫转变到现代舰艇，必须从家族企业的躯壳脱胎换骨成现代化的公众型公司，走向现代企业的彼岸。所以，摒弃家族制企业的僵化，引进先进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运用行之有效的现代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以“法治”的精神对抗“人治”的色彩，勇敢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是“财富二代”在新的时代大潮中永保基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