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选辑(一) 第二章 鲁迅(一) 一、生平创作道路与思想发展 (一)寻求真理的爱国主义者(1881—1918) 1、童少年时代:(1881——1898) 家庭状况:鲁迅,原名周樟寿,小名阿樟,后改名周树人。祖父周介孚,曾经担任江西金溪县知县、翰林院内阁中书等职;父亲周伯宜,秀才。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家庭。但是,由于其祖父卷入一个科场贿赂案,被捕入狱,周伯宜的秀才被革、永久取消考试资格,这应验了鲁迅太祖母的话:“这下家要败了!”(鲁迅的太祖母戴氏反对儿子周介孚做官)鲁迅因此而家道中落。 家庭中的许多事件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如:祖父娶妾(二妻三妾),既增加了家庭矛盾,妻妾也不幸,是主奴关系。祖父下大狱后,父亲酗酒生病,脾气暴躁,鲁迅多次出入当铺和药铺。在被侮辱、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深感世态的炎凉、社会的冷酷。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更早地承受到家庭的重压。 鲁迅受母亲的影响较深。鲁迅的母亲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家庭变故:科场案的打击、丈夫的重病、亡故、儿子的夭折等,但她刚强坚毅,坚强地挺了下来,把孩子培养长大成人。鲁迅因此取母姓为笔名的姓。 鲁迅幼年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涉猎了这个的许多古籍,但他非常喜爱民间艺术,尤其对绘画有更深的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一些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的思想和爱国精神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小时常随母亲去安桥头的外祖母家,从而熟悉农村社会,和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润土、长妈妈等,鲁迅都寄以了深刻的同情。 因此,鲁迅没有走过去士大夫子弟的老路:经商或做官,他选择了到新学校去读书之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多学习科学技术,改革社会,报效祖国。1898年,18岁的他,告别了母亲,考取了免费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2、南京读书与日本留学:(1898——1909) 江南水师学堂是当时洋务派创办的。原以为该学校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却不料这学校仍然延续旧制,把过去学校的“读书——应举——做官”稍加改变,成为“读书——候补——做官”。英语等课程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这与鲁迅的理想和要求相距甚远。只读了半年,鲁迅便转学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铁路学堂。 在这里,鲁迅接触到西方的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围绕着开矿,学校开设了地学(地质)、金石(矿务)、地理、算学、历史、生理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这里读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进化论理论。该书中阐述的是“天道变化,不主故常”的唯物主义科学,它打破了“神造物论”,冲击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旧传统观念。它提出了“生存竞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鲁迅由此规律就联想起,中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只有走强国之路,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 这一年,正好发生了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鲁迅常常看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受到“维新图强”思想的影响。 读了4年,鲁迅毕业了。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到外国”的流行思想影响下,他选择了出国留学之路。1902年,他考取了官费留学,东渡到日本。先进了预备学校,他积极参与海外革命党人的反清爱国运动,第二年就剪了头上的长辫子。他摄影留念,作了《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其后,他撰写了《斯巴达之魂》、《说镭》、《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论文,还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等。他这时走的是科学救国之路。要用自己所学的“专长”,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之后,他在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原因时,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发端是“西方医学”。要发展国家、民族的经济,先要使国民有强健的身体。当时,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加之鲁迅父亲生病被庸医所误,这就促使他决心转向医学的学习。在弘文学院结业后,他进了仙台的医科专门学校。 在仙台,鲁迅得到了藤野先生的关怀。可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击碎了他的美梦。课间的一个幻灯片:日军杀中国人,周围的中国人身体虽然健壮,却在麻木地当看客。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改变他们的精神”,就是人们所说“改造国民性”,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在群众还没有觉悟时,启蒙主义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这是鲁迅先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1906年,他终止了学医。回到东京,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筹办《新生》杂志,但因经济条件而中止。他并未停止,又先后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艺论文。鲁迅 《摩罗诗力说》:浪漫主义诗人拜仑、雪莱、莱蒙托夫、密兹凯维支、裴多菲等“精神界之战士”,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为顺世和悦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文化偏至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思想,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戕害、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同时也不满习惯势力的守旧习气,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革创造。这是对封建中庸之道的否定。 1909年,他先是要办一个刊物——《新生》,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实现;他又与周作人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集,但没有销路。他的“改变他们的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再加上经济的原因,鲁迅只好提前回国。 3、回国后的第一个十年:(1909——1918) 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在这期间,鲁迅经历了著名的辛亥革命。1911年,他非常兴奋地带领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宣传演说;但是,光复后的绍兴虽然“满街是白旗子”,骨子里却依旧。地主豪绅都成了革命党,革命党头目也变成了老爷。秋谨等烈士的鲜血白流了。 1911年,他发表了自己唯一的文言创作小说《怀旧》。这篇在语言上不能算现代小说的作品,其实无论作品的内容、作者的视觉、叙述的人称等诸多方面,都已经现代化了。作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过程作了概括和总结,也对封建社会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揭露与讽刺。 鲁迅目睹社会的一切,悲愤而沉痛。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是在苦苦思索和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1912年1月,他应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职,5月迁往北京。 到1918年5月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止,前后10个年头,鲁迅在工作之余不断抄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了《后汉书》、《嵇康集》等,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经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比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他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了对封建礼教及家族制度的尖锐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二)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918——1927) 1、战斗的呐喊(1918——1924)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让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并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1918年5月,他终于发表了具有划时代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文学的形式深刻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这篇最激烈的战斗檄文引起了社会最广泛的注意。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又继续写出了《药》、《孔已己》、《阿Q正传》等一系列著名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深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不少短小精悍的杂文,剖析社会问题,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即遵“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他在和封建守旧派的斗争中,写下了许多著名文章,例如,《随感录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估〈学衡〉》、《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 由于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当时思想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面歌颂人民革命和新世纪的曙光,一面却对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数是不幸而又不争的。在进化论的影响下,鲁迅把所有的斗争都归结为新与旧的斗争。 鲁迅在五四高潮期创作的小说,结集为《呐喊》。 2、十字路口的搏击(1924——1927) 五四运动开始走向低潮时,鲁迅看到反封建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同一战阵中的战友还会有这样的变化,他的进化论无法解释;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新文化运动发起了疯狂反扑。新的并不能完全战胜旧的。鲁迅感到非常困惑不解。他反思、探求、自我解剖,发觉进化论思想和个性主义的局限。 这期间,他苦苦探索知识分子问题,寻找正确的出路。他的《在酒楼上》、《孤独者》、《端午节》、《弟兄》、《伤逝》等,都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名篇。他的探索是十分艰苦的。他把小说结集为《彷徨》,就是明证。他的《题〈彷徨〉》就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自觉自己成了游兵散勇,但他没有气馁,仍然继续战斗。 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一直站在学生一边;他又经历了“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他写下了《无花的蔷薇》、《记念刘和珍君》、《“公理”的把戏》等著名文章。鲁迅看到,封建势力并不因为它代表“旧事物”而被代表“新生事物”的进步力量所取代、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在猖狂肆虐,屠杀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被无故罢免,还上了军阀政府的黑名单。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工作之余,鲁迅更多地在进行反思和自我解剖。他不仅完成了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的创作,而且写下了被人称为“鲁迅的哲学”的散文诗23篇,后结集为《野草》;还整理出版了自己早期的作品集《坟》。鲁迅这时对进化论思想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疑惑,他不断回顾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认真总结前阶段的经验教训。 不久,北伐战争开始,节节胜利。鲁迅受到鼓舞,当即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讲演。可是,厦门大学当局对他却是“敬鬼神而远之”,使他深感寂寞。 1927年1月,鲁迅辞去了厦门大学的职务,受中山大学的邀请,来到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科教授。 3、伟大的转折(1927前后) 在中山大学,鲁迅与中共粤区委员会负责人陈延年、中山大学支部毕磊密切接触,读了不少党团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受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影响,鲁迅的思想在酝酿着发生质的飞跃。他作了如《革命时代的文学》等讲演,尤其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发表了著名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标志着他思想的逐渐成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反动派在广州捕杀3000余人,中山大学有40多人被捕,500多人被开除,鲁迅连夜冒雨奔走营救,但最终无果。鲁迅愤然辞去一切职务,决定离开广州去上海。 鲁迅目睹了更多的血和更残酷的杀戮,也看到了更英勇的牺牲;而“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自己的进化论思路彻底轰毁,接受阶级论。他愤怒地写了《可恶罪》等抨击反动派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们,因为倡导革命文学而与鲁迅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为了论争,鲁迅先后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并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学习,也促使了鲁迅思想的飞跃。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思想实现飞跃的原因: (1)长期的战斗经验的积累、艰苦的探索总结 (2)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认真的思想改造 (3)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教育 最终,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27——1936) 1、文学活动 (1)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常委之一,在成立大会上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培养、带领广大青年作家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为他们改稿编书、写序作跋、解答疑难;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等; (2)文学创作:9本杂文集(《二心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1本小说集(《故事新编》)。为了对敌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一生共用130多个笔名,仅1933、1934年就用了60多个笔名。 2、政治活动 (1)社会组织:他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帝反战同盟”等。他多次和文艺界同仁共同发表声明、宣言,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提出强烈抗议和控诉。 (2)与共产党的关系:1932年,陈赓将军的养伤;瞿秋白被通缉的避难;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就连方志敏同志罹难前,无法与党中央联系,托人(被说服的看守)将自己的《可爱的中国》及给党中央的信交给鲁迅转交给党。 3、鞠躬尽瘁 频繁的战斗,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生活,严重地损害了鲁迅的健康。1936年3月起,鲁迅的病情就不断加重。先是气喘病,后来发展到肋膜积水,最后时体重只有74斤。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工作,直到逝世前一天还在写作。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寓所逝世,终年56岁。在葬仪上,上海民众在他灵柩上盖了一面大旗,上书三个字:“民族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