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选辑（一） 第二章 鲁迅（一） 一、生平创作道路与思想发展 （一）寻求真理的爱国主义者（1881—1918） 1、童少年时代：（1881——1898） 家庭状况：鲁迅，原名周樟寿，小名阿樟，后改名周树人。祖父周介孚，曾经担任江西金溪县知县、翰林院内阁中书等职；父亲周伯宜，秀才。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家庭。但是，由于其祖父卷入一个科场贿赂案，被捕入狱，周伯宜的秀才被革、永久取消考试资格，这应验了鲁迅太祖母的话：“这下家要败了！”（鲁迅的太祖母戴氏反对儿子周介孚做官）鲁迅因此而家道中落。 家庭中的许多事件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如：祖父娶妾（二妻三妾），既增加了家庭矛盾，妻妾也不幸，是主奴关系。祖父下大狱后，父亲酗酒生病，脾气暴躁，鲁迅多次出入当铺和药铺。在被侮辱、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深感世态的炎凉、社会的冷酷。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更早地承受到家庭的重压。 鲁迅受母亲的影响较深。鲁迅的母亲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家庭变故：科场案的打击、丈夫的重病、亡故、儿子的夭折等，但她刚强坚毅，坚强地挺了下来，把孩子培养长大成人。鲁迅因此取母姓为笔名的姓。 鲁迅幼年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涉猎了这个的许多古籍，但他非常喜爱民间艺术，尤其对绘画有更深的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一些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的思想和爱国精神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小时常随母亲去安桥头的外祖母家，从而熟悉农村社会，和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润土、长妈妈等，鲁迅都寄以了深刻的同情。 因此，鲁迅没有走过去士大夫子弟的老路：经商或做官，他选择了到新学校去读书之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多学习科学技术，改革社会，报效祖国。1898年，18岁的他，告别了母亲，考取了免费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2、南京读书与日本留学：（1898——1909） 江南水师学堂是当时洋务派创办的。原以为该学校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却不料这学校仍然延续旧制，把过去学校的“读书——应举——做官”稍加改变，成为“读书——候补——做官”。英语等课程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这与鲁迅的理想和要求相距甚远。只读了半年，鲁迅便转学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铁路学堂。 在这里，鲁迅接触到西方的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围绕着开矿，学校开设了地学（地质）、金石（矿务）、地理、算学、历史、生理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这里读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进化论理论。该书中阐述的是“天道变化，不主故常”的唯物主义科学，它打破了“神造物论”，冲击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旧传统观念。它提出了“生存竞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鲁迅由此规律就联想起，中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只有走强国之路，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 这一年，正好发生了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鲁迅常常看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受到“维新图强”思想的影响。 读了4年，鲁迅毕业了。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到外国”的流行思想影响下，他选择了出国留学之路。1902年，他考取了官费留学，东渡到日本。先进了预备学校，他积极参与海外革命党人的反清爱国运动，第二年就剪了头上的长辫子。他摄影留念，作了《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其后，他撰写了《斯巴达之魂》、《说镭》、《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论文，还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等。他这时走的是科学救国之路。要用自己所学的“专长”，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之后，他在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原因时，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发端是“西方医学”。要发展国家、民族的经济，先要使国民有强健的身体。当时，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加之鲁迅父亲生病被庸医所误，这就促使他决心转向医学的学习。在弘文学院结业后，他进了仙台的医科专门学校。 在仙台，鲁迅得到了藤野先生的关怀。可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击碎了他的美梦。课间的一个幻灯片：日军杀中国人，周围的中国人身体虽然健壮，却在麻木地当看客。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改变他们的精神”，就是人们所说“改造国民性”，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在群众还没有觉悟时，启蒙主义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这是鲁迅先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1906年，他终止了学医。回到东京，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筹办《新生》杂志，但因经济条件而中止。他并未停止，又先后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艺论文。鲁迅 《摩罗诗力说》：浪漫主义诗人拜仑、雪莱、莱蒙托夫、密兹凯维支、裴多菲等“精神界之战士”，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为顺世和悦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文化偏至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思想，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物质戕害、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同时也不满习惯势力的守旧习气，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革创造。这是对封建中庸之道的否定。 1909年，他先是要办一个刊物——《新生》，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实现；他又与周作人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集，但没有销路。他的“改变他们的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再加上经济的原因，鲁迅只好提前回国。 3、回国后的第一个十年：（1909——1918） 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在这期间，鲁迅经历了著名的辛亥革命。1911年，他非常兴奋地带领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宣传演说；但是，光复后的绍兴虽然“满街是白旗子”，骨子里却依旧。地主豪绅都成了革命党，革命党头目也变成了老爷。秋谨等烈士的鲜血白流了。 1911年，他发表了自己唯一的文言创作小说《怀旧》。这篇在语言上不能算现代小说的作品，其实无论作品的内容、作者的视觉、叙述的人称等诸多方面，都已经现代化了。作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过程作了概括和总结，也对封建社会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揭露与讽刺。 鲁迅目睹社会的一切，悲愤而沉痛。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是在苦苦思索和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1912年1月，他应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职，5月迁往北京。 到1918年5月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止，前后10个年头，鲁迅在工作之余不断抄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了《后汉书》、《嵇康集》等，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曾经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比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他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了对封建礼教及家族制度的尖锐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二）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918——1927） 1、战斗的呐喊（1918——1924）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让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并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1918年5月，他终于发表了具有划时代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文学的形式深刻地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这篇最激烈的战斗檄文引起了社会最广泛的注意。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又继续写出了《药》、《孔已己》、《阿Q正传》等一系列著名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深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不少短小精悍的杂文，剖析社会问题，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创作称为“遵命文学”，即遵“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他在和封建守旧派的斗争中，写下了许多著名文章，例如，《随感录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估〈学衡〉》、《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 由于进化论的偏颇，鲁迅当时思想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一面歌颂人民革命和新世纪的曙光，一面却对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数是不幸而又不争的。在进化论的影响下，鲁迅把所有的斗争都归结为新与旧的斗争。 鲁迅在五四高潮期创作的小说，结集为《呐喊》。 2、十字路口的搏击（1924——1927） 五四运动开始走向低潮时，鲁迅看到反封建的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同一战阵中的战友还会有这样的变化，他的进化论无法解释；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新文化运动发起了疯狂反扑。新的并不能完全战胜旧的。鲁迅感到非常困惑不解。他反思、探求、自我解剖，发觉进化论思想和个性主义的局限。 这期间，他苦苦探索知识分子问题，寻找正确的出路。他的《在酒楼上》、《孤独者》、《端午节》、《弟兄》、《伤逝》等，都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名篇。他的探索是十分艰苦的。他把小说结集为《彷徨》，就是明证。他的《题〈彷徨〉》就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自觉自己成了游兵散勇，但他没有气馁，仍然继续战斗。 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一直站在学生一边；他又经历了“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他写下了《无花的蔷薇》、《记念刘和珍君》、《“公理”的把戏》等著名文章。鲁迅看到，封建势力并不因为它代表“旧事物”而被代表“新生事物”的进步力量所取代、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在猖狂肆虐，屠杀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被无故罢免，还上了军阀政府的黑名单。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工作之余，鲁迅更多地在进行反思和自我解剖。他不仅完成了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的创作，而且写下了被人称为“鲁迅的哲学”的散文诗23篇，后结集为《野草》；还整理出版了自己早期的作品集《坟》。鲁迅这时对进化论思想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疑惑，他不断回顾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认真总结前阶段的经验教训。 不久，北伐战争开始，节节胜利。鲁迅受到鼓舞，当即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讲演。可是，厦门大学当局对他却是“敬鬼神而远之”，使他深感寂寞。 1927年1月，鲁迅辞去了厦门大学的职务，受中山大学的邀请，来到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科教授。 3、伟大的转折（1927前后） 在中山大学，鲁迅与中共粤区委员会负责人陈延年、中山大学支部毕磊密切接触，读了不少党团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受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影响，鲁迅的思想在酝酿着发生质的飞跃。他作了如《革命时代的文学》等讲演，尤其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发表了著名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标志着他思想的逐渐成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反动派在广州捕杀3000余人，中山大学有40多人被捕，500多人被开除，鲁迅连夜冒雨奔走营救，但最终无果。鲁迅愤然辞去一切职务，决定离开广州去上海。 鲁迅目睹了更多的血和更残酷的杀戮，也看到了更英勇的牺牲；而“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自己的进化论思路彻底轰毁，接受阶级论。他愤怒地写了《可恶罪》等抨击反动派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们，因为倡导革命文学而与鲁迅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为了论争，鲁迅先后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并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学习，也促使了鲁迅思想的飞跃。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思想实现飞跃的原因： （1）长期的战斗经验的积累、艰苦的探索总结 （2）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认真的思想改造 （3）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教育 最终，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27——1936） 1、文学活动 （1）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常委之一，在成立大会上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培养、带领广大青年作家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为他们改稿编书、写序作跋、解答疑难；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等； （2）文学创作：9本杂文集（《二心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1本小说集（《故事新编》）。为了对敌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他一生共用130多个笔名，仅1933、1934年就用了60多个笔名。 2、政治活动 （1）社会组织：他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帝反战同盟”等。他多次和文艺界同仁共同发表声明、宣言，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提出强烈抗议和控诉。 （2）与共产党的关系：1932年，陈赓将军的养伤；瞿秋白被通缉的避难；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就连方志敏同志罹难前，无法与党中央联系，托人（被说服的看守）将自己的《可爱的中国》及给党中央的信交给鲁迅转交给党。 3、鞠躬尽瘁 频繁的战斗，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生活，严重地损害了鲁迅的健康。1936年3月起，鲁迅的病情就不断加重。先是气喘病，后来发展到肋膜积水，最后时体重只有74斤。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工作，直到逝世前一天还在写作。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寓所逝世，终年56岁。在葬仪上，上海民众在他灵柩上盖了一面大旗，上书三个字：“民族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