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分析哲学(下)
第一节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
一、前后期两种哲学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自 1929年春春重返剑桥之后,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语言的性质和作用等都提出了与前期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思想通常被称作“后期哲学”。
其与前期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抛弃了用逻辑分析的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逻辑结构的理想,从对命题意义的静态的逻辑分析转向了对语言用法的动态分析。
他对前期思想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
指出了对象存在的相对性,用“家族相似性”概念 取代了“本质”概念。 2、放弃了对语言意义的追求,强调对语言用法的观察,否定作为语言所指对象的“意义”的存在,把意义概念本身也归结为对它的不同使用。 3、彻底抛弃 了传统哲学对哲学的认识,即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看法,提出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日常语言的用法,哲学就是对日常语言语法规则的研究。 4、哲学其实是我们错误地使用语言而产生的结果,哲学研究的任务是治疗理智上的疾病,而一旦这个疾病得到了治愈,哲学也就消失了。这些思想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前后期思想之间还是有共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者关心的主题都是对思想的语言表达,
而不是传统哲学所讨论的思想本身;;两者都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活动;;两者对哲学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相似,都把哲学问题的出现看做是思想混乱和理智疾病的产物,因而解决它们的方法不是根据问题的要求来回答问题,而是通过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最终消解它们;此外,在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可说与不可说”东西的看法上、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连贯性。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他的前后期看做一个整体。
第一节(续 1)
二、语言游戏说 它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核心内容。认为语言的语言在于它们在实际中的应用,而语言的运用应当像足球运动那样遵守规则。他批判奥古斯丁的语言图像论,后者把语言看做实在的图像,认为语言中的每个词都对应着实在中的相应实体,都是实在对象的名称,
而句子则是这些名称的组合。
他认为对语言游戏无法定义,只能描述或显示,但不能解释或说明。语言游戏具有如下明显特征,1、它具有自主性,不依赖于任何外在对象,而在于使用的对错与否; 2、它不需要用其他的目的或标准来说明,也不是推论的结果,而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无需对它加以反思; 3、
它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把它们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本质; 4、它必须遵守规则,不同的规则带来了不同的游戏,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用法。事实上,,哲学研究,就是对各种语言游戏的描述和显示的总汇,是对它们所做的“风景速写集”。
三、遵守规则的悖论 语言游戏的关键就是要遵守规则,但我们在遵守规则时往往会碰到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从事语言游戏的,而我们又只能是在遵守了规则的情况下去从事语言游戏的。维特根斯坦提出这个悖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出理论精神在实际的语言活动面前苍白无力,强调实际参与语言游戏的重要性。理论上的悖论忽略了实际活动,而要解决这个悖论,就必须放弃理论的解释和说明,直接投入到语言游戏的实践中。我们总是以遵守规则作为先决条件,但不是先学会了规则规则再开始游戏。我们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感受到规则的存在,才能谈得上遵守规则;规则也不是我们预先习得的,而是在游戏中显示出来的。
他明确地把遵守规则的过程看做是“盲目的”,无需引导,是自然而然地不断地重复相同的东西,是一种训练过程。他还强调遵守规则是一种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习惯。强调活动,
注重参与,这是贯穿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的重要特征。
第一节(续 2)
四、私人语言论证 既然游戏的规则是公共的,遵守规则就不可能是一个人私下的行为,而一定是一种能够得到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公共行为。他由此认为语言也不可能是私人的,任何语言游戏都是一种公共可理解的活动。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私人语言论证”。私人语言的“个体词指的是只有说话者知道的东西,是指他当下的私人感觉。因此别人不能理解这种语言”。他认为既然这种语言无法用于交流,就不是真正的语言,实际上可以说不是语言。首先,我们只能根据他人的外在行为判断他人的话语,而无法判断这些话语所涉及的心理内容。因此这种心理内容在通过语言的相互理解中实际上是可以作为不相干的东西而无需被考虑。其次,私人语言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误用了表达感觉的动词。例如我们把使用第一人称的句子与其他句子等量齐观,这就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导致了以为存在可以表达私人感觉的语言这种错误看法。再次,肯定私人语言存在以肯定私人对象的存在为前提,而任何人都无法知道他人的私人对象是什么。最后,作为语言的必要条件,它们不仅能够交流和理解,而且应当有概括某些情形的功能,但私人语言显然不具有这种功能。
他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是对传统哲学观念的一种重要批判。后者的重要特征就是认为只有每个人自己的思维或语言才是最直接、自明和五可怀疑的。笛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就是把个人的意识状态看做是最确定无疑的存在;在康德那里,主观的知觉判断(即私人语言)如何成为客观的判断(即公共语言)是他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在现代经验论那里,物质被解释为“感觉材料的构造”,即用私人语言来建构公共语言。总之,承认私人语言的存在是近代哲学的前提之一,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攻击正是否定了近代哲学的前提,它对当代心灵哲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二节 日常语言哲学
一、日常语言哲学的形成与基本特征 日常语言哲学 20世纪 30- 40年代形成于英国。其思想来源主要受到摩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它通常分为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约翰 威斯顿,他的思想主要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后者在 40- 50年代达到鼎盛,主要代表人物是奥斯丁、赖尔、斯特劳森。
日常语言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概念混乱的根源是由于人们违背了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为了消除概念混乱,只需要恢复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没有必要另外构造一种人工语言。他们承认形而上学有其积极作用。他们对古典学和语言学有更深的造诣,侧重对语词在具体使用场合的语言分析和对语词与句子的分类研究。
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对分析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他们(特别是牛津哲学家)
十分注重对日常语言的细致分析,揭示了日常语言的丰富内容。他们认为哲学任务就是阐释语词的逻辑语法,充分地描述语言的涉及作用。其次,他们大多数承认形而上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主张通过研究形而上学命题去理解概念系统的结构。最后,
在意义和指称问题上,他们开创了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方向。强调意义与指称的区分。
第二节(续 1)
二、赖尔论心的概念 赖尔( Gilbert Ryle,1900-1976)被认为是牛津学派的创始人。他早年曾研究胡塞尔和迈农,后又接受过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从 1932年发表
,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方式,一文起转向日常语言哲学。 1945- 1968年担任牛津大学形而上学教授,1947年继摩尔任,心,杂志主编,它对日常语言哲学在英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赖尔的代表作是,心当代概念,。
赖尔的工作典型地代表了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即一个个地解决具体问题。
他首次提出,哲学的任务在于从语言形式中发现错误论题和荒谬理论的根源,排除哲学命题中的语言混乱,而哲学分析解释者我们经常能够用一些新的句法形式来陈述事实,从而表现出其他句法形式不能表现出的内容。
根据赖尔的分析,某些语词或表达形式之所以经常引起误解,是因为它们的语法形式不能表现出它们的逻辑形式。他希望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重新表述这些陈述,就可以消除传统哲学中的混乱和争执。赖尔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对传统哲学经常使用的范畴做出了区分,他利用对句型框架(或称不完全表达式)的填空来揭示范畴的类型。
他为自己定的目标是澄清传统哲学在身心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他认为笛卡儿的二元论犯了一种“范畴错误”,即把属于一种范畴的事实用适合描述属于另一种范畴的事实来表达,或者说,把概念放进本来不包括它们的逻辑类型之中。描述心灵的语词实际上只是描述一种活动、一种作用,而不是在描述实体。表面上关于心灵描述的表达式,实际上都是在描述他行为的或预测身体行为的描述,真正发生的只有物理事件或物理过程。赖尔对心灵活动的这种分析被认为是一种行为主义。他的观点对后来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他通过揭示范畴错误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为分析哲学彻底清除身心问题上的二元论提供了典范。
第二节(续 2)
三、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 John Austin,1911-1960)是著名的牛津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日常语言哲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并对当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哲学论文集,
( 1961),,如何以言行事,( 1961),,感觉与可感觉,( 1962)等。
与赖尔相比,奥斯丁更强调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为哲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起点。
他坚信,传统哲学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是因为哲学家们忽略了日常语言在意义和用法上的某些细微差别,只要哲学家们专心于弄清那些与哲学有关的基本概念,
仔细地研究我们使用语言的规则,就可以澄清哲学上的混乱,并使哲学研究真正取得有益成果。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其中论述了句子通常可以完成的三种言语行为:语意行为、语旨行为和语效行为。他认为只有语效行为才真正完成了言语行为。
奥斯丁强调对句子的分类研究,目的在于表明这样一个中心思想“说话就是做事”,说话就是人们在具体场合下完成的一种类似身体活动的行为,即“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我们在从事言语行为时并没有对错或真假之分,
只有恰当或得体与否之别。
奥斯丁直接把言语行为看做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这与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看做是人类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奥斯汀更注重对语言用法更加细致的、近似语言学的分析。在 60- 70年代,奥斯丁的理论被美国分析哲学家塞尔等人继承和发展,成为目前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引起了近 20年来英美分析哲学家对语用学的研究第二节(续 3)
四,斯特劳森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斯特劳森( Peter Strawson,1919-) 是继奥斯丁之后最著名的牛津学派分析哲学家,是日常语言哲学在 50年代之后的主要代表。他与罗素在摹状词理论上的争论,被看做是日常语言哲学和理想语言哲学之间的直接交锋,而他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则被看做是分析哲学复兴形而上学的前兆。他
1968年继赖尔后担任牛津形而上学教授,直到 1979年退休。主要著作有:,论指称,( 1950),,逻辑理论导论,
( 1952),,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1959),,感觉的界限,( 1966),,自由和愤慨,( 1974),,怀疑论和自然主义,( 1985),,分析与形而上学,( 1992)等。
斯特劳森指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混淆了指称某个实体和断定某个实体的存在。他认为我们在指称某个实体时只假定了它的存在,但并没有断定它的存在,我们也不能从关于这个实体的论述中推断出它的存在。他还进一步指出,罗素的混淆产生于把句子本身与句子的使用混为一谈。为此,他要求严格区分句子本身、句子的使用以及句子的被说出。句子本身无所谓真假对错,只有当句子被使用于特定的语境时才会变成真的获假的。一个命题可能非真非假但却有意义,同样,我们不能根据命题有无意义而严格地断定它的真假。
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劳森是日常语言哲学家中惟一对数理逻辑倍加推崇并把它用于分析自然语言的牛津哲学家。
与其他日常语言哲学家的另一个重要不同,是他在分析哲学中恢复了形而上学的地位,提出了“描述的形而上学”
理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有着经久不衰的哲学价值。这表现在,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用自己的哲学术语,而这些术语中却包含着前人的思想和自己时代的思想特征。惟有形而上学用这些非永恒的术语描述出永恒的关系。只有描述的形而上学才能够为我们揭示思想结构的这种一般特征。
他希望通过对殊相的思考,展现我们概念框架的某些一般的特征。他认为物质客体和人这两类最基本的殊相是我们认识的基础,也是我们概念框架的基础。在传统哲学中,殊相只能作为主词出现在命题中,而共相在命题中既可以作主词也可以作谓词。他认为,谓词的意义是由它在命题中的逻辑关系确定的。在真正的命题主谓关系中,共相就只能作为谓词而不能作为主词出现在命题中。
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的意义在于,首先,它改变了以往分析哲学家过分注重分析语言细节的形象,
使分析哲学从狭隘的视角中解脱出来,为分析哲学开辟了系统研究的先河;其次,它重新肯定了形而上学在概念分析中的地位,明确地把哲学研究的目标确定为对概念框架和思想结构的研究。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是对本体论问题的重新肯定。他的这个理论直接导致了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态度的根本改变,并并被看做是在分析哲学中恢复本体论研究的先驱。
第三节 蒯因的逻辑实证主义
一、蒯因与逻辑实用主义的兴起 蒯因( W V Quine,1908-)是当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50- 60年代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逻辑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 早年受教于怀特海、刘易斯等名师门下,后受到罗素、卡尔纳普等哲学和逻辑思想的影响。 1948年起一直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 1979年退休。主要著作有:
,逻辑方法,( 1950),,从逻辑的观点看,( 1953),,词与对象,( 1960)、
,本体论的相对性,( 1969),,逻辑哲学,( 1970),,指称之根,( 1974)、
,理论和事物,( 1981)等。
蒯因的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30- 40年代主要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40年代起开始批判后者的基本观点,50年代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逻辑实用主义。
后者的主要特征是把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用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补充逻辑经验主义。具体表现在,1、在对科学客观内容的理解上,认为科学的概念体系实质上是依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 2、在对科学知识的看法上,认为人们对具有经验内容的科学命题的选择没有确定的标准,整个科学都是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和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结构;在对本体论的看法上,主张从语言角度研究本体论问题,提出“本体论承诺”的概念,认为本体论与科学体系同样以方便有用为标准,
两者都可以并存。
逻辑经验主义是 50年代分析哲学在美国发展的主要形式它是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实用主义的部分观点,从而使注重逻辑分析的逻辑经验主义得以在注重经验实践的实用主义家乡美国土地上扎根生长。蒯因对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的衰落和分析哲学在 50年代后的转向起了关键作用,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其中以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本体论的承诺以及翻译的不确定性和整体论思想最为著名。
第三节(续 1)
二、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他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逻辑实证主义等现代经验论大都受到两个教条的制约:第一是相信分析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的严格区分;第二是还原论。
他认为分析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分毫无根据。首先,作为这种区分依据的“分析”
概念就值得怀疑;其次,把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作为分析真理的特征,并不能真正解释分析真理的本质,因为中无疑是错误地把意义等同于外延,从而导致混淆意义与指称的错误;第三,通常认为的分析陈述,经过分析表明都不是分析陈述。最后,真理一般依赖于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事实。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的分界实际上划不出来。意义的证实论对一个陈述与证实或否证它的经验之间的关系的解释采用的是还原论,即认为每个有意义的陈述都可翻译为一个关于直接经验的真假陈述。这种还原论的前提是假定每个陈述都可以从与它相关的其他陈述中分离出来,独立地在经验上加以证实或否证。而这样假定的前提不仅与当代哲学对意义单位的一致认识背道而驰,而且违反了科学进步的事实。他的“整体论”观点认为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蒯因认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都建立在分离语言与事实的基础之上。
蒯因对经验论两个教条当代批判,是对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以至整个分析哲学的颠覆。具体表现在:其一,这两个教条是逻辑经验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抛弃它们就意味着抛弃了形式科学与事实科学的区分,同时也就承认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存在的合理性。其二,这是来自分析哲学内部的批判,具有旁人无法替代当代毁灭力量。其三,
这种批判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主张用实用主义弥补逻辑经验主义理论中的不足,
因而使整个分析哲学开始转向更为灵活和温和的经验论,具有更为强烈的约定论和实用主义色彩。
第三节(续 2)
三、本体论的承诺 逻辑实证主义把传统哲学研究世界和事物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归入形而上学而予以抛弃,蒯因重新提出存在问题,认为研究“何物存在”的问题应当是哲学的重要内容。
蒯因认为,传统哲学赋予不存在的事物以存在的特性,这种悖论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哲学家们误用了“存在”一词。同时哲学家们还混淆了意义与指称,以为如果一个单称名词在被使用时要有意义,就必须是某种东西的名称。但他认为,可以在句子中有意义地使用单个名词而无需预设这些名词所指称的对象,可以使用谓词而无需承认它们是抽象东西的名称,可以认为某些句子是有意义的而无需默认存在一个被称作意义的东西(反对把意义看做一种抽象实体)
一些表示不定量词的名称即逻辑上所说的“约束变项”或“量化变项”。如“有个东西”、
“无一东西”、“一切东西”,都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对本体论的承诺。就是说,只要我们使用了这样的量化变项,我们就已经做出了关于存在这种变项所指称事物的承诺。对这些存在物的承诺也就意味着一种本体论。这就是他的“本体论的承诺”观点。 在他看来,当一个理论谈论一个事物,它就是在对这个事物的存在做出本体论的承诺。而当我们接受了一种理论,我们也就有义务接受一种本体论。后者不是传统哲学中的那种对世界本原或事物本性的研究体系,而是一种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 他还认为,正如采用什么样的科学理论体系属于选择什么样的语言系统一样,采用什么样的本体论同样也是属于选择不同的语言。但物理对象的存在不是根据经验上的定义,而仅仅是作为一种不可简化的假定物、因此它们在概念上只是作为一种方便的中介物而被引入理论。蒯因就此把简单性作为选择本体论的标准。
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实质上是一种约定论“科学理论以约定为基础,而选用约定的标准是根据它们的实用性。任何理论都是虚构的产物,我们在构造理论时也就约定了这个理论所指事物的存在。蒯因的这种思想对 50年代后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分析哲学家们不再拒斥本体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反而把对存在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思考的重要内容。同时,对存在谓词的讨论也重新成为当代数理逻辑的焦点之一。
第三节(续 3)
四、翻译的不确定性与科学的整体论 蒯因对意义概念作了实用主义的解释,并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的整体论思想。
蒯因坚决反对把意义看做一种实体。他认为必须把意义理论与指称理论严格区分开来。意义理论的首要任务只是研究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和命题的分析性,而意义概念本身是模糊不清的中介物,必须抛弃。一旦抛弃了意义概念,语言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或形式上总是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或“相对性”,即“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彻底翻译”是指在没有翻译手册的帮助下把某种从未听说过的语言翻译为已知的语言。他认为,
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其实并不是确定的,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就是说,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这就是“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
它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翻译手册只是记录了已知的语言,无法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我们未知的语言;第二,
对任何一个词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可以找到一种经验材料与之对应,因而无法确定哪种解释是惟一正确的。因此,
我们必须而且实际上也是把某种特定语言作为参照系,由此来规定我们正在使用的语言的意义的指称。这样,
我们的概念就具有相对性,我们的本体论也就具有了相对性。这就是蒯因对意义和指称概念给出的实用主义从解释。
从这种解释出发,蒯因提出了他的整体论思想。既然我们的概念总是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因而我们对概念的确定和使用总是在不同的整体之中,就是说,概念出现的整体决定了概念的意义和指称。蒯因把整个科学看做一种整体,如同物理学上的“力场”,它的边界是具有,离经验最近的是关于感觉经验的命题和物理命题,
其次是普遍的和关于自然规律的命题,最远的是逻辑命题和本体论问题。最后这种命题构成了科学整体的核心,
最具普遍性和抽象性。这些命题之间具有不同的逻辑关系,其中的某些命题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引起相关命题的变化。但由于逻辑命题和本体论问题离经验边界最远,经验上的变化通常不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命题的变化,
人们在选择这些命题时就具有了很大的自由余地,而不必考虑它们与经验的关系。这就是他所谓的“本体论的相对性。”蒯因提出整体论思想的动机是为了克服逻辑经验主义意义证实原则的困难。根据证实原则,作为意义单位的是命题或陈述,后者只有在经验上得到证实时才是有意义的。蒯因指出,由于对每个命题的确定总是相对于与它相关的命题,因而单个命题或陈述无法作为有意义的单位,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只能是整个科学;
由于整个科学体系中不同的命题与经验有着不同的联系,因而经验证实并不能完全决定所有命题的意义。
蒯因的整体论对当代分析哲学在 50年代之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打破了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的陈述式分析方法,用对知识的整体的考察取代了对知识的零打碎敲的分析,重新确立了知识整体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直接导致了当代科学哲学和历史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其次,它强调了知识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对逻辑命题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对称的解释,从而为后来的分析哲学家进一步理解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思路;最后,它对知识整体的分析为本体论命题的存在提供了某种理解的合理性,
由此陈述的“本体论的相对性”和“本体论的承诺”概念对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本体论问题以及形而上学问题重新回到分析哲学。
第四节 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
一、克里普克和本质主义 克里普克( Saul Kripke,1941-)是当今美国较年轻的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70年代后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蒯因等人门下,毕业后先后在普林斯顿等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同一性和必然性,( 1971),,命名和必然性,( 1972),,真理论概要,( 1975),,说话者的指称和语义学的指称,( 1977)、
,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 1982)等。他在逻辑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可能世界的模态逻辑语义学,并以此反对弗雷格、罗素等人的摹状词理论,提出了“历史-因果的命名论”;他还反对康德以来对先天判断和必然判断不加区别的观点,认为存在先天的偶然判断和后验的必然判断。他的这种观点被称作“本质主义”。
二、关于命名的因果理论 克里普克关于命名的因果理论直接针对弗雷格、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他指出,弗雷格和罗素在反对穆勒的名称理论时却错误地把名称的含义与限定摹状词混为一谈。他认为,一个名称指称某个对象,并不取决于这个对象具有某种特殊的识别标记,也不取决于这个对象符合某些特性和这个名称的使用者知道和相信这个对象具有这些特性。相反,这取决于这个对象的本身存在,取决于人们用这个名称对这个对象的命名活动。即使用于描述这个对象的摹状词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个名称去指称这个对象。在此,弗雷格和罗素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专名是一种“固定记号”,它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克里普克由此提出了他的“命名的因果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专名是借助于某些与这个名字有关的历史事实而去指称某个对象。不仅专名而且通名也是固定记号,因为它们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指称相同的对象。克里普克由此把专名和通名都看做具有某种“本质属性”的事物或对象的固定记号。
这里所谓的本质属性,是指事物或对象不依赖于人们对它们的属性描述的必然存在。一个的命名理论使人们有了更为坚实的实在感。
第四节(续 1)
三、先天性与必然性 对通名的命名活动是一种后天的行为,那通名的含义如何成为一种“必然属性”呢?克里普克提出。后天行为同样可以是必然的。这是对康德以来的传统观点的严重挑战。他认为,不仅存在先天的必然命题,也存在后天的必然命题;不仅存在后天的偶然命题,也存在先天的偶然命题。
克里普克认为,先天性和后天性属于认识概念,而必然性和偶然性则属于形而上学概念,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先天性是关于知识的获得方式问题,指不可能按照经验的方式方式得到知识,因而先天命题就是指不依赖于经验材料而得到的命题,这与必然或偶然无关。必然性问题要回答的是,世界或对象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世界或对象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反之则是偶然的。可见,必然性和偶然性概念解决的是存在问题,即形而上学的问题。先天的必然命题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命题,后天的偶然命题则是纯粹的经验命题;先天的偶然命题是不依赖于经验而得知的关于可能世界的存在的命题(如一切科学上的假设),后天的必然命题是通过经验的验证而得知的关于世界存在的命题(如用于命名专名以及通名的命题)。
克里普克对这四中命题的区分,首先解决了有关通名的含义和命名问题。所谓通名就是指普通名词,如人、牛、黄金等,通常也理解为“类名,。通名的命名是偶然的先天属性,而通名的含义则是后天的必然属性,因为人们会随着对通名(如黄金)的认识的深入,而赋予它不同的属性。然而无论这些属性是什么,它们都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对黄金这个对象的本质属性的规定。克里普克的这种区分还直接推翻了蒯因对分析性概念的否定。由于先天与必然属于不同的概念体系,因而就可以存在先天必然的命题,即存在不依赖于经验而得知的关于对象本质和世界存在的命题。克里普克的这种观点在当代分析哲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对科学真理后天性和必然性的论证,既反对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又反对经验主义关于科学没有必然真理的主张,这是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因而自然会成为西方哲学家关注的焦点。
第五节 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
戴维森与达米特
一、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 蒯因和克里普克的哲学思想导致了当代分析哲学与传统分析哲学的关键性决裂。这种决裂的明显特征在于:当代哲学不再把哲学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不同于科学的批判学科,看做是一种先天的研究和对意义与自然本性之间的裁决。而这样一种哲学观正是自,逻辑哲学论,以来的整个分析哲学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 蒯因以后的分析哲学基本上沿着科学主义的思路向前推进。其信念是:这些是科学的继续,它不关心理论的建构,而是为了增加人类关于实在的知识。
从逻辑上看,当分析哲学最初为自己规定了以逻辑分析为主要任务的目标之时,也就预示着它不可避免的消亡结局。因为逻辑分析的任务是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
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建立逻辑基础,而这正是后来的科学哲学努力的方向。然而,随着蒯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成功否定,这样的逻辑分析任务最终也就被合并到纯粹科学理论的研究这种。分析哲学的消亡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结果。
但分析哲学留给未来哲学的启示却是重大的和深远的。首先,它为解决哲学以及人类思想领域中的观念难题和概念混淆提出了批判的基本要求。这种批判不是对真理的质疑,而是对人们用于表达思想的语言的质疑,是对哲学家们构造的各种语言理论的质疑。因此,它不是科学的某种延伸,而是一种对意义的裁决。当科学不知不觉地陷入构造神话和堕入概念混淆时,分析哲学就承担了这样的裁决。其次,分析哲学可以在给定的语境中展现我们语词的用法或语言的语法,描述我们概念图式的结构,划分和调整我们已有知识的逻辑分布。
第五节(续 1)
一、戴维森纲领 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1917-)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分析哲学在 60年代以后的主要代表。他对分析哲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戴维森纲领”的意义理论;
他还作为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与达米特的反实在论处于对立地位。他的思想主要受到蒯因整体论和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行动和事件,( 1980),,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究,
( 1984)。
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出发点是区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前者是用来谈论外部世界和客观对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它是第一层次的语言。后者是用来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它是比对象语言高一个层次的语言。他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给真理下了一个定义,即“约定 T”:x是真的,当且仅当 p。
在这里,p可以替换为对象语言中的句子,x则可以替换为 Pd 名称。例如,“‘雪是白的’是真的,
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根据塔尔斯基,一个内容适当而且形式正确的真理定义,都应当具有“约定 T”的形式。这种真理论的特征,是把“真的”当做形式语言中句子的主语,这样似乎就可以避免使用类似“指称”这种语义学概念。
戴维森接受了这种真理论,并把它与关于语言的意义理论联系起来。他认为,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语言中各个句子之间的不同联系,以及组成句子的各部分如何决定句子的意义。因而,
一旦得到了关于这种语言的知识,我们也就有能力说明句子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意义理论就此与真理论联系起来。只要把“‘ x’是真的,当且仅当 p”这个公式改成“‘ x’的意思是 p”,真理论就成为意义理论。可见,戴维森是把塔尔斯基的真理论颠倒过来:他不是用意义概念解释真理概念,
用对象语言解释元语言,而是用真理概念解释意义概念,用元语言解释对象语言。
第五节(续 2)
三、达米特的理解理论 达米特( Micheal Dummett,1925-)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国际著名的弗雷格专家,当代分析哲学中反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真理与其他的谜,( 1978),,弗雷格的语言哲学,( 1981),,弗雷格哲学解释,( 1981),,分析哲学的起源,( 1987),,语言之海,( 1993)等。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其核心是把意义理论当做理解理论。
语言理论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达米特更是把它看做一切哲学的基础。他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解释分析意义。以往的哲学家把意义理论与真理理论联系起来,
认为有意义就意味着具有某种真值。尽管大多数哲学家承认意义在逻辑上先于真值,但在具体构造自己的意义理论时,却往往先在地把真理作为意义的前提。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对此,达米特首先提出了挑战。他指出,我们通常对语言的说明,并不是为了了解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真值,而只是为了对这种语言给出一种描述,说明它在具体场合下的具体用法。同样,我们对这种语言意义的描述,首先就包含了对这种语言的理解,而不是对它可能产生的真值的要求。这样,如何用一种理论来描述使用这种语言的实践,就成为说明这种语言的首要内容。
达米特提出,理解先于意义,并能对意义作出说明。在直觉上,“理解 A”与“知道 A”基本上是等值的。他在这里把意义看做是理解的对象或内容。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某人理解该表达式时所知道的东西。
短短的语言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被看做是传统本体论中的唯名论与维实论之争的继续。实在论认为,陈述具有为真或为假的性质,与我们对它的认识能力无关;而反实在论则主张,一个陈述只有当人们可能认识到它为真时,它才是真的,因而它的真假和意义与我们对它们的证据密不可分。实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古典理解中的二阶性原理,即认为一个句子要么为真,要么对它的否定为真,因而排中律适用于一切句子。但现代的数理逻辑和量子力学都证明了排中律和二阶性原理的无效,这就为反实在论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