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现代应用汉语与现代信息技术 教学重点：1、现代应用汉语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机遇和挑战 2、积极普及普通话与加快汉语、汉字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结合为用 3、提高全民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能力，开展全民读书运动 4、研究并确立汉语的国际传播战略，努力推进汉语的国际传播 5、大众传播中的语言文字应用教育思考 教学难点：1、提高全民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能力，开展全民读书运动 2、加快中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全方位建设基于网络的数据库 3、大众传播中的语言文字应用发展及其趋势 现代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成果，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促使社会向信息化大步迈进，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社会在语言文字层面，建立了全新的人机关系，人类社会文明建设在语言文字运用上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对语言文字信息进行各种处理，建立了现代化的语言信息系统，使语言文字得到最佳利用，使凝聚在语言文字中的信息得以发挥最大效能，社会组织、成员相互沟通的时间缩到最小，空间扩到最大，而且正进行着发展、创新的不懈努力。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关注和研究现代应用汉语与信息时代的诸多关系问题，成为新时期《现代应用汉语》课程不可或缺的内容。本章就有关基础理论知识、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现代应用汉语发展与传播的基本实践讲三个问题：一是信息时代中的现代应用汉语；二是信息时代的现代应用汉语对策；三是大众传媒中的汉语言文字应用。旨在帮助师范、文秘类及其他与语言文字运用相关专业的同学自觉提高运用现代技术处理汉语言文字信息的能力，即学会运用多媒体说话。 第一节 信息时代中的现代应用汉语 信息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又担负着继承、创造、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这样，现代信息技术不同于其他高新技术，而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点。世界各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行为中，莫不在发展国际化的信息技术的同时，把正确认识信息技术中的语言文化特点，放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并以其民族语言文字改革、创造、规范运用与传播为突破口。大而言之，这个“突破口”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弘扬，规定着语文现代化的走向；小而言之，也直接影响到大众传媒领域产业建设规模、产品制作的质量与传播效率。 一、现代应用汉语所处的信息时代背景 现代语言学、文化学理论告诉我们：语言和文字既是信息、知识、理性经验、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伟大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悠久、璀璨的中华文化，借助其主体语言文字——汉语、汉字得以传承下来、传播开去。尤其是中国人创造的汉字，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更具有超越方言的优点，很稳定地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传播的空间和时间，对记载、继承、传播中华文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各行各业使用的计算机都可以处理汉字，因特网也可以传输汉字，汉字信息处理已成为计算机系统的基本功能。计算机借此进入中国社会，以飞跃的速度推动着普及。据有关部门统计：1997年10月到2002年7月6年间，中国互联网在上网计算机数、上网用户数发展状况如下表所示： 项 目 年 月 A 互联网在上网 计算机（万台） B 上网用户 （万户） 较前次统计增长 %  1997年10月 29.9 62   1998年6月 54.2 117.5 A：81.23 B：89.5  1998年12月 74.7 210 A：38 B：78.7  1999年6月 146 400 A：95.4 B：90.5  1999年12月 350 890 A：139.7 B：122.5  2000年6月 650 1690 A：85.7 B：89.9  2000年12月 892 2250 A：37.2 B：33.1  2001年6月 1002 2650 A：12.3 B：18  2001年12月 1254 3370 A：25.1 B：27.2  2002年6月 1613 4580 A：28.6 B：35.9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相当迅猛，世纪之交的半年是成倍增长。2002年6月底的上网主机数、上网用户数分别是1997年10月底的54倍、72倍。从绝对数量看，正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十五”期间，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继续保持快速、稳定、持续发展势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计算机到农村、进家庭已不是什么奢望。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汉语在虚拟空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网上的汉语使用量逐年增长，中国的信息化正在大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毫无疑问，“十一五”期间乃至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将以更快的速度普及；同时，计算机设备与使用的高科技含量必呈与日俱增态势，信息技术在社会进步的作用下，对语言的诉求必然集中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以提高词汇再生力，制作与传播简洁化、高速化，语词、文字使用更加规范化为主要目标，从新的更高层次显示其民族文化本质特点；二是使用信息技术的人，必须在新的层次上重新建立语言文字素养水准、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结构。如信息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在把英语作为国语的同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开设了汉语应用水平级别考试，在国民学校教育中大面积开设汉语课。美国的这一作法具有战略性、前卫性。其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与华人来往打交道。应该说美国的战略家、国家最高决策层乃至广大公民，看到了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现代应用汉语已经显示了强劲的活力，且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专家周有光先生，在他96岁高龄时仍精辟指出：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谈，全世界的语言结构有三个层次，最高一层是国际共同语，第二个层次是国家共同语，第三个层次是民间语言，即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信息时代的每个人，不单单是一个国家公民，还应该是世界公民。在特定的国度里，每个人生下来从母亲那里学的是方言，上学则用国家共同语；在世界性的交流活动中，则须掌握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当今世界的每个人“是生活在两个‘双语言’时代”。这就为信息时代的每个中国人应有的语言文字修养提出了这样三点理性思考：一是学好英语是现代中国人应有的选择，它将极大地改善人与计算机的关系，进而增强现代中国人对信息时代的适应性；二是学好现代应用汉语是现代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由语言强国到强国语言，这是中华民族在信息时代的国家共同语的价值取向；三是不要轻易对民间语言（主要指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说“不”。如“电脑”、“手机”等来自中国民间，较英语或汉语音译词、意译词毫不逊色而别具风采，在计算机信息库中应有它们的固定位置。 综上所述，当今语言文化发展的信息时代背景的诸多特点可作这样一些概括： 其一，从某种意义说，信息时代是人类社会数字技术发明与应用的最积极反映，利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储存、交换、检索以及各种再加工，是其主要特征。 其二，信息时代，使人类大数量、快速度、高质量地处理信息的理想逐渐成为现实，信息将逐渐成为生活的凭借和生产的资本，信息处理的水平常常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的水平，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跃居国民经济中的首要地位，其中语言文化产品占重要比例。 其三，信息技术对人类语言生活、语言文化建设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影响。从语言文化生态结构上看，一是语言更为不公平，二是大量语言发生生存危机，英语是超级庞然大物。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至2001年，78%的网上语言是英语，世界其他语言只占网络语言的22%。从语言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上看，现代信息技术为语言文化建设与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广阔的空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已由现实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而虚拟空间正显得越来越重要，它置语言文化于全新的生态环境里。主动适应新的生态环境，积极探索生存、发展机制，已成为世界各大语种的语言文化从内部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加速优化的驱动力。 其四，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现代信息技术之所以以迅猛的速度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不只是得力于政治制度的优越和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更得力于汉语言文化建设中长达百多年的推广普通话、正确的语言文字改革方向、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的全民教育事业、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行不悖的价值取向、汉字记录文化与传播文化的稳定性功能及巨大潜力。但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有两大任务：一是要加强汉语、汉字改革工作，加快语言现代化进程，为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良好的语言文化环境；二是要从规模和内涵上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使其更好地适应汉语、汉字发展的态势与规律。 二、现代应用汉语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机遇与挑战 汉语是现代信息技术给以深刻影响的大语种之一。因其固有的优势及不可回避的相当大的危机，使之成为对当今世界发生影响越来越大的语言。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现代应用汉语显示出强劲的优势，拥有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与良好的改革、优化机遇；但因其相对于英语文化而存在的汉字难认、难读、难解、难写、难查、难记等“六难”问题，导致诸多不适应问题的产生，而面临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与普及的严峻挑战。对此，作为我国每个语言文字教育者、语言文字工作者，应率先持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升华各自的语言文字示范行为。 （一）现代应用汉语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劲优势 一部世界文明史表明：语言文字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所服务的民族、国家的人口，它所负载的民族文化传承繁荣活力，它所流布的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它内部具有的适需应变的机制。汉语言文字之所以能历经五千年，充满自信地跨入信息时代，仍那样“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琳漓尽致地发挥着它固有的文化能力，促使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讲汉语的疆域和华人圈内，构建了一种别具风格的人机之间、计算机内部各部件之间、形成网络的计算机之间初步和谐务实的关系，一方面得力于它原本已有强劲优势，另一方面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为它充分发挥自己的巨大潜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其一，人口优势。据有关资料统计，海内外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15亿，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以讲普通话论，中国推广普通话工作已往前迈出一大步，原来是“推广普通话”，现在是“普及普通话”，据有关专家估计，在世界范围内，能讲普通话的人有5亿多，占全部华人的三分之一，尽管比全世界能讲英语的10亿人口少许多，但其语言规范化水平已大大显示了作为大语种的人口优势。 其二，文化优势。汉语所负载的悠久中华文化，是对世界充满魅力的优秀文化。由汉字记载、传承的中华民族古代典籍瀚如烟海，博大精深；她所积淀的文明精髓、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等，举世景仰。景仰之余，人们不得不惊叹汉语、汉字的巨大功能。汉语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自己。 其三，潜在经济优势。这有两个认识层面：一是作为正在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中国正在充满信心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在“和平崛起”为经济强国。当今世界，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与她保持良好的沟通，而以语言文字信息交流为最主要的沟通形式，选择汉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事在必须。可以这样说：经济的腾飞，必然带动汉语普通话的普及。周有光先生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经济在向上发展，普通话将在全世界华人中间普及开来，迟早要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语言。”二是从现代应用汉语潜在的经济价值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不断开拓新局面，汉语言信息技术和语言产业正在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新的快速增长点。汉语不仅是中华民族“软国力”的核心，而且是构成“硬国力”的重要方面。汉语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意义，已引起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如美国、韩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纷纷把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其四，主动改革优势。作为汉语改革的推动者和历史见证人的语言文字学专家周有光先生说：“我们推广普通话，有人叫国语，叫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努力了一百年了。正式推广国语是民国元年开始的，特别是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规范了当时的国语，这在中国语言史上是一件大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于建国伊始即高度重视汉语言文字改革工作。经过广大语言文字教育者、语言文字工作者、语言学专家长期不懈努力，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汉字整理与标准化工作等均取得骄人成绩，为汉语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诚如周有光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对语文工具进行规范化的加工就是语文本身的现代化，应用方法的不断改革也是语文的现代化。民国初年制定国语发音标准，就是最早对汉语本身的现代化加工。文体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是书面语本身的现代化。汉字从繁体改为简体，是汉字形体本身的现代化。注音方式从反切改为字母，从汉字形式字母改为国家通用字母，是注音工具本身的现代化。语文本身在不断现代化。”这是汉语得以历久延绵、活力勃发的最重要的内在机制。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汉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发展工作被提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于21世纪之初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为现代应用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汉字运用标准化等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现代应用汉语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了更好地发展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我国于1982年成立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同时开始研制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基本规则，于1984年10月公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经过几年的实践与适当修改，1988年7月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公布实施；它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国家标准规范，也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使用的国际标准规范，其主要内容是中文书写中的“词”和“词界”的确立。又经过近五年的实践，人们清醒地看到了它的许多不足与局限。因为它只是单纯地考虑语音原则，基本上没有考虑历史原则和识别原则，致使同音词难以区分，同形词或词形易混词相当多，造成了阅读上的不便，在汉字的计算机拼音输入法中，用户对同音词的选择颇为麻烦，降低了输入效率。早在2002年10月于河南开封市召开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五次学术会议”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志伟先生就大声呼吁：要用语音、历史和识别三个正词法原则相结合的方法来实施和完善现代应用汉语拼音正词法。事实再一次说明，我国语文现代化的脚步是紧跟信息时代潮流的，这正是现代应用汉语不负信息时代的希望所在。 （二）现代信息技术对现代应用汉语的挑战 周有光先生说：“语言本身就是语文工具，语文生活就是语文应用。”现代应用汉语在信息时代主潮流中由弱势走向强势的应有目标：一是汉语规范化，二是汉字标准化，三是覆盖大众化，四是信息处理大容量。要实现这些目标，汉语尚须克服不利因素，直面现代信息技术的挑战。 其一，使用汉语的人口虽然众多，但内部一致性差。表现之一，普通话和汉字标准化的普及程度还相当不理想。导致方言分歧严重；对繁简字认同度不到位，使用混杂；在公务、教学、交际等活动中，不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情况相当严重。表现之二，语文教育教学改革滞后。影响一大批年轻人语言文字水平急剧下降；许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非处处通用。表现之三，导向目光近视。在升学、晋职晋级、就业等领域，事实上存在着轻汉语重英语的政策规定或心理倾向。表现之四，社会的语言法制规范意识薄弱。大众传媒用语用字、社区生活用语用字不讲究规范现象还屡见不鲜。表现之五，汉语教育水平不高。对外汉语教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汉语的母语教育，不仅各自的教育理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不成熟，而且在管理和研究上也没有建立有机协调的长效机制。这种一致性差的语言文字行为严重阻碍了由大国语言向语言大国迈进的后腿。 其二，对现代应用汉语、现代汉字的研究不深入，规范标准不健全。中国至今没有专门的普通话研究室、现代汉字研究室，对语言学研究的经费投入更有限。汉字标准化工作只在常用的字量范围内制定了印刷汉字的一些规范标准，既没有汉语的音节全表，也没有与汉语地位相称的语法长编，对与中文信息技术中的句子和段落处理、排序等数据结构管理、中文算法语言等息息相关的词界模糊、单个汉字连成一片问题研究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状况，必然严重制约着中文信息处理的速度、质量与效率。 其三，中文信息处理总体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在核心技术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还不多；网络对公众开放的汉语数据或包括汉语在内的多语种数据库还很少，造成网络利用率低、实用价值低。 其四，汉语在国际语言生活中不占优势。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地区或国际的重要交际领域内使用十分有限；非汉语区域内的华人后代，保持汉语很难，放弃汉语的不在少数；虽然非华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人数正在大幅度增加，但真正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汉语的人却很少，持“汉语难学”心理的外国人更是普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语言文字研究与应用实践，缺乏一贯始终的求真务实的语言战略意识。 [思考与练习]见题库七之练习一 第二节 信息时代的现代应用汉语对策 如何在信息时代优化汉语的功能、提高汉语的地位，加速汉语的国际传播、真正实现由语言大国向语言强国的飞跃；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应用汉语》课程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诚如许多贤达所言：现在是我国制定和推行全新的语言战略的时候了。语言是时代脉搏的音符，时代之变诉诸社会生活的第一变化就是语言。信息时代的现代应用汉语应对策略核心，应是完善其“与时俱进、适需应变”的内在功能机制与外在形式优化机制。 一、积极普及普通话与加快汉语、汉字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结合为用 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现代应用汉语》在《绪论》第二节里就“为什么”、“如何”推广普通话问题阐述了一些必须有的思路。这在改革者开放新时期，由“大力提倡”普通话转向“大力推广”普通话，无疑是很到位的认识和举措。推广普通话的成果也显而易见。跨入21世纪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文字应用的主客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普通话，势必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必须完成的民族义务。 中国历史上，早在清末就出现了“普通话”这个名词。1902年桐城派后期作家吴纶在日本考察教育谈话中使用了“普通话”这一词。接着，留学日本的近代女革命家秋瑾1904年组织留日学生成立“演说联系会”（一说为“演说练习会”，且创办了《白话》杂志①），在拟定的简章中也使用了“普通话”一词，距今都已过了百年。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俗语”（方言），对“普通话”下了这样的定义：“各省通行之话”。此后的学术界多运用“普通话”一词，如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对“普通话”提出了卓有见地的见解：“革命文学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②但是，在政府近半个世纪的语言政策法规中，只是用“国语”代替明清以来的“官话”。此间尽管对“普通话”的定义存在不同看法，然而在标准语音制定方面却成绩斐然，主要是确定了标准语音的制定和国音符号。[附基本历程大致如次： 1909年 （宣统元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 1909年 清政府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 1910年 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主张“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 1911年 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 1913年 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审定了“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6500多个汉字的“国音”；并通过了注音字母，即“老国音”； 1916年 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了“国语研究会”； 1919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同年9月编辑出版《国音字典》； 1920年 教育部通令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教学白话文、“国音”、“注音字母”； 1923年 “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使用标准国音中的京音声系，是为“国音京调”； 1924—1926年 “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修订“老国音”，汉字读音改为“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即“新国音”； 1928年 “国语统一筹备会”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1935年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 为新中国五十年代确立普通话的地位、现代应用汉语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百业俱兴。建国后的第10天即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5年10月相继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应用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应用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③会后经各方研究，正式确定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三项标准涵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④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三个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这个定义后来写进了我国高等学校各版本的文科教材《现代应用汉语》中。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年3月12日，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至“十一五”规划开局的2006年，恰半个世纪，普通话走过了由推广到普及的里程，尽管此间有众所周知的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干扰，阻碍了普通话推广与汉语、汉字规范化建设，但所取得的整体成绩是建国前半个多世纪无法比拟的。在世界范围内，汉语与普通话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提升，特别是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普通话已顺利走上由大国语言向语言强国转变的发展之路。[附：从四个方面来认识中国现代应用汉语五十年的风雨历程：一是为普通话确立法律地位。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19条第一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此后经过18年卓有成效的文字改革工作、在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与研究工作，于2000年10月31日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二是大力推进文字改革工作。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1963年10月出版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85年12月2日，修订稿《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公布；1984年10月发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划（试用稿）》，1988年7月1日正式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划》；以简化笔画、精简字数为主要内容的汉字整理工作成绩显著，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总结、归纳成《简化字总表》，1986年重新公布时作了个别字调整，简化字总数达到2235个，1955年12月文化部、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65年2月公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88年3月国家语委、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现代应用汉语通用字表》，后两表明确规定了每个汉字的定形标准。三是建立健全职能机构，不断强化运作机制。1956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联合创办，负责全国普通话培训测试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普通话语言研究班”，原教育部副部长、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任第一任班主任，后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2001年4月并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4年10月30日，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并配套颁布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办法》（试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同年12月举办第一期国家及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培训班，后每年续办，各省培训省级测评员工作相继展开，逐步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普通话测试队伍。四是加强管理与宣传，扩大对外业务合作。1997年6月26日，国家语委颁布了《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加快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工作步入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进程；1998年国务院决定把每年的9月份第三周作为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请讲普通话”已从校园生活的基本要求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1996年以来，国家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先后与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树仁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大学、加拿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马来西亚华语正音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就普通话培训和测试进行业务合作；进入新世纪以后，建立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实用汉语成为讲授的主要课程之一。]在2005年度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在讲话中对新世纪新时期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作了准确的概括与科学的分析。大量事实说明：新世纪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已建树起良好的态势，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语言文字工作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宣传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工作进一步深化；夯实基础，长效机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规范标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研究成效显著。⑤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积极普及普通话与加快汉语、汉字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结合为用。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现实语文生活提出的更高要求，这是一条必须坚持下去的原则。在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必须形成这样的基本认识： 其一，普及普通话任重道远，培训测试工作务必继续抓紧。 “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统计数据看，我国有86%的人能够说方言，只有53%的人能够用普通话进行交际。两组数据的对比说明，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语文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滞后于经济文化发展要求，政府的主要职责和政策导向应当致力于解决这一矛盾。”⑥从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向日渐增强的情况来看，这“53%”的数据中，老年人占相当大的比例，在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第一线交际活动中能够运用普通话的群体，实际并不大。由此可见，普及普通话的任务尚相当艰巨。 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应是普及普通话的示范单位，而教师则是示范中的示范。早在1987年国家语委、教育部即着手部署在师范类院校普及普通话工作，1991年6月即开始对中等师范学校普及普通话工作进行检查验收；2000年2月29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通知》。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极好的措施在许多学校并没有得到落实，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提高不快。在湖北省中部的一个中等城市，有中小学教师（含幼儿园教师）41400多名，至2005年，经过培训测试达标的教师只有21800人，占53%。教师的情况尚且如此，学校语文生活的整体水平可想而知了。 至2004年，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已有10年了，全国培养普通话水平测试员3.5万人，建立各级测试机构828个，培训国家级测试员256名，有1200万人次接受测试，测试领域逐步拓展。但是，已开展或基本完成公务员测试的省（区、市）接近半数。对窗口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普通话培训和测试工作才刚刚开始；对高中生、中职生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尚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到201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亦即在今后五年内，我国高中学段每年招生将保持在1600万人左右，他们是普及普通话的主要对象，也是推动普及普通话的生力军；按照语言培养规律，高中学段是提高普通话水平的黄金期；对这一群体进行普通话培训与水平测试，不仅应该抓紧，而且必须抓紧。 其二，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方言问题，引导方言合理生存、健康为用。 在语言学的范畴里，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在语言、词汇、语法上各有其特点，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方言在部落语和部族语里不断产生和发展，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语言里，方言的作用逐渐缩小，随着共同语的扩大而趋向消失。一般说来，历史长、使用人口多、通行范围广的语言，往往会出现较多的方言，汉语方言即是这样。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它不是独立于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是为局部地区使用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汉语。我国政府所制定的语言法规与政策，决定了我国语文生活中的普及普通话，其目的是克服交际障碍，方便沟通与交流，而非歧视、禁止方言。汉语方言是中华民族多元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和内涵丰富的乡情，它既具有日常生活使用价值，也为普通话的丰富和发展不断提供有益成分。因此学界一般认为：普通话与各汉语方言的关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汉语方言之间则是同源异流。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推广普通话过程中，普通话的许多基本成分，均不同程度地渗进到了各汉语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结构体系中，促使各汉语方言在日益向普通话靠拢的同时，发展着自己的特色。因此，方言仍然会长期存在，作为一个地区的交际工具而发挥作用。我国七大方言区的吴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正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特别开发区”，既与海外华人华侨建立起广泛的往来联系，又是港、澳、台地区与祖国大陆血缘关系的纽带，方言正在催动“天下归心”中发挥着特殊作用。 中华民族经过现代近百年的奋斗，终于赢来了令世人羡慕的升平环境：每一个炎黄子孙既以会讲普通话为骄傲，又以“乡音不改”而自豪。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一生下地就在学习着本民族的方言和共同语。因此，普及普通话的根本任务是让每个会说方言的中国公民，既能自然地运用普通话，又能自觉地在社会公共的交际中使用普通话。在当前，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言使用领域为基本依据，准确把握法律、政策尺度和方言使用限度，坚持两条行为原则：一是确实需要，以避免过多使用方言；二是履行报批手续，以避免过滥使用方言。语言教学、科研部门应加大对方言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力度，运用科学发展观，对方言、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体系作微观比较分析与宏观科学归纳，既为二者有益成分的科学合理的汲纳、渗进提供依据，又为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中的口语训练、方言辨析提供丰富的内容和有效的方法。 其三，切实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建设，促进全社会语文环境净化。 信息社会对每种成熟的优秀语言都提出了挑战，这就是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数字化传递技术被引入社会语文生活之后，必须重新认识语言结构、文字系统和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新特点、新规律，改革、创新一系列科学、实用的规范和标准，以便相对统一大众的语言文字学习目标和应用行为，通过促进全社会语文环境的净化，提高语言在网络世界的声望。当代中国，正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在于最可能地克服交际障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和传播先进文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生活和发展提供便利，为增强民族凝聚力营造良好的语文环境。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语言文字本身是复杂多样的，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正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面对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体制转型，实行“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人们的物质精神及文化需求多元化，要妥善处理好语言文字主体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充分理解社会对语文生活多样化需求的同时，高度重视语言文字标准规范建设，依法妥善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的关系，依法纠正语言文字应用失范现象，深刻认识维护和营造语言文字和谐发展环境的深远历史意义和巨大现实作用。主要工作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要强化语言文字基本规范的权威性。 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应尽快完善《规范汉字表》，并以法规形式增强其权威性，既藉以巩固原有语言文字改革成果，又促进规范标准建设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推动汉字形体结构沿着简化的方向进一步健康完善。近些年来，社会语文生活中复现大量的繁体字和异体字，造成大量的中青年读者识字、写字障碍，严重地动摇了推行规范简化汉字的权威性，甚至出现一些学者主张在中小学教繁体字的“开倒车”之议。这一汉字应用失范现象的出现，背景十分复杂，应冷静分析，清醒认识，明晰应对思路。究其原因，大凡有四：其一，随着香港、澳门回归，海峡两岸“三通”，经济、文化交流的逐步活跃，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尚待整合统一。港、澳、台地区语文生活习惯与公民认知应用语言文字行为应受到尊重与保护。但是其传播空间应暂定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我们对此应该理解。问题是社会语文生活中的盲目模仿、原样照搬现象，甚为不该。其二，老年作者用语用字习惯使然。在我国现有13亿人口中，至少有2亿多公民出生于、成长于新中国建国初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基础教育未来得及接受汉语言文字改革的成果，除少数有志于语言文字教育、科研工作，经过我国历次语言文字改革运动锻炼、培养，而成为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推行者以外，作为群体的语言文字素养，于用语用字层面，则更多地保留着从旧文化培养出来的“老先生”那里接受的语言文字知识，繁体字、异体字既有认识定势，又有特殊情结，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有意无意地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往往处于不自觉状态，可谅不可取。这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仍活跃于社会语文生活中，他们用语用字的不合范，因其阅历、地位、身份、职务所致，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强制对他们“补课”、“充电”不现实，但是他们自觉进行自学、自修、自我约束，尽可能地保持用语用字的与时俱进状态，还是做得到的。其三，故弄古雅，有意失范。这主要是指一些商家或商业广告在利益驱动下，有意在用语用字中造成繁体字、异体字失误，企图收到包装“古雅”而引起消费者关注的效果。如“宾客”、“迎宾”之“宾”写作“賓”，“产地”写作“產地”,“汇丰楼”写作“滙豐楼”，“珠宝店”写作“珠寶店”，“财运”写作“財運”，“达三江”写作“達三江”，“标价”写作“標價”，“和气生财”写作“和氣生財”，“关爱”写作“關愛”，“气象万千”写作“氣象萬千”，“购物”写作“購物”，“家具”写作“家俱”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广大有语言文字修养的消费者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古雅”，而是被污染的语文环境，大倒其消费兴趣。其四，学校语文教学严重失误，造成教学效率不高，受教育者语言文字素质低下，影响到新闻、传播、出版、印刷等文化产品生产与流通行业部门编辑校对等高级专门把关人才奇缺。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高中（含中职）教育、高等教育（含高职）中的语文教学从外在结构形式上看各成板块，各自为阵，缺乏以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为指导的自然链接；从内在教学思想上看，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采取了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走了一条完全否定传统语文教学经验，照抄某些西方语言理论，照搬某些西方语言教育模式的道路，虽经多次改革，也只是在范文的选择、以思想性与艺术性为重点的“讲课”上下功夫，忽视了读、认、写、用、思等基本功训练，违背了汉语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导致语文教学认知过程的提升性、习得性、整体性、渐进性、稳义性等特点失落，使受教育者既失去了对精美“语料”进行记忆、理解的最佳期，也失去了培养创新思维的极好机会。一个民族的语文教学劳而无功，一个民族的儿童对语文教育索然无味，这是很危险的事。 二是完善语言文字应用性规范标准。 信息时代的人类社会，语文生活领域已由现实空间进入虚拟空间，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相对滞后是正常的，最可怕的是迟迟不觉悟不作为。目前，我国社会语文生活中的种种失范现象，尤其是网络传播中的粗制滥造之作、中英“杂文”及连篇的错别字令人耳鸣眼花，许多仁人志士深以为忧，期盼加快完善汉语言文字应用性规范标准。令人欣慰的是：在2005年度，《规范汉字表》（初稿）已进入完善阶段；中国文字国际标准化方面的重点项目组织研制工作已经启动；《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大纲》等专项标准即将审定发布；“中文能力测评”等“十五”规范标准项目研究已开始结项和成果验收工作；服务于中文规范标准建设和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应用与发展的“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由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育教材、海外华社区4个中心构成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组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继2004年印发《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创建活动的意见》之后，“中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考查标准”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汉字书写能力评价标准及实施办法”组织研制工作得以启动；将以出版《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软性”规范标准和中国语言生活状况与分析；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于2004年完成组建工作，下设的语音、语汇、语法、汉字、民族语言文字、外语应用六个分会相继成立并开展工作，这就为各项语言文字应用性规范标准的组织研制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健全的运行机制。两岸四地中文数字化合作论坛已举办了两届，作为例会将继续下去，其意义不只是加强沟通协调，更重要的是众多已达成的合作意向将陆续付诸实施，收到成效。多年来，我国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尤其是众多资深专家、学者曾恳切建言加快制定“不同教育类型（扫盲教育、学校母语教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和不同教育层次（幼儿园、小学、初中等）用字用词规范，人名地名和翻译转写规范，低点阵汉字屏幕显示的省略规范，计算机字库、词库的建设规范，网络出版的语言文字规范，面向网络的专有名词的缩略规范，等等，”⑦经过2004、2005两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国现代应用汉语标准化、汉字应用规范化工作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建设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美好愿望大多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二、提高全民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能力，开展全民读书运动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认为汉字难认难写，是普及大众教育，创造大众文的障碍。他指出：“帮助大众认识汉字的一个方法便是注音字母。有了注音字母，大众可以自动用字典，认生字，追求新知识。但我们不能停顿在这里，我们必须立刻教导大众运用注音字母记录自己的思想感情、行动。我们必须立刻教育大众运用字母写大众文。我们教汉字的目的在使大众认识那被汉字包围的中国。我们教字母的目的，小而言之在帮助多识汉字，大而言之在用秋蝉脱壳的方法创造拼音字来代替汉字，以产生拼音的大众文”。[8] 陶先生的这个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在普遍征求和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拼音方案的意见，并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经过全国政协和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及汉语拼音审订委员会反复审议和多次修订，报请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最后于1958年2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作为正式方案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与推行，是新中国百业复兴的大事之一，是中华民族语文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事，是汉语言文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利在当代，泽被后世。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回首观照《汉语拼音方案》的巨大作用，它已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识。当今世界上的每个炎黄子孙，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掌握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本能力，应是必修课；从汉语言文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来看，充分发挥《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是重要对策之一。 （一）《汉语拼音方案》是现代语言理论与技术对汉语言文字音韵美、形式美的科学提炼与概括 汉语诉诸物质形态，一是话——口头语言；二是由文字构成的各类文章语言（习惯上所称的书面语言，已包涵不下信息时代屏幕语言。故在此不袭旧说——作者按）。在我们的语文生活中，常有这样一些赞美某人语言的话：“他真会说话，好听，句句悦耳”；“他的文章好读，琅琅上口”。这里往往不是指语意、文意的清晰明白、优美深邃，而是指说话人的口头语言，作文人的文字语言讲究了声调的铿然动听、节奏的舒缓有致，听起来清越响亮，读起来抑扬顿挫，给人以舒适回味的美感。这是我国讲话追求“娴于辞令”、文章讲究“声情并茂”的优良传统，它鲜明地体现了汉语言的特点。 记录汉语的汉字、音、形、义不统一，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它不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语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了语素的声音。这样，汉语所用的表意符号（汉字），有几万个形体，1994年冷玉龙等编著的《中华字海》，收录汉字85568个，常用的也有几万个。又由于现行汉字一般是记录汉语的单音节语素的，所以汉字又称为语素文字。汉语一个音节一般用许多汉字来记录，而同一个汉字有的可以表示几个不同的音节。在现行汉字中，形声字占多数，形旁表示意类，声旁表示读音，故按其构成部件的作用来划分，汉字又称为意音文字。汉字表音、表意、形体构成上的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汉字基本数量多、同音字多、多义字多（一字多义）、多音字多（一字多音，亦称异读词）、超时空性强、稳定性强的特点。这些特征虽然构成了它难写、难认、难学的毛病，但却较好地服务了汉语音韵美、形式美的需要。特别是汉字的每个音节都有几种声调，这一特点的发现总结与运用，极大地提高了汉语言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人们说话、写文章均自觉与不自觉地讲求各种声调的恰当配合、节奏和韵脚的和谐处理，以构成美的声音。另外，汉语音乐性强，还与元音多、发声响亮、古汉语单音词多有关，这是其他多辅音、多音节语种所不具备的特异优势，所以汉语里的韵语多且源远流长。王力先生同意在中国不只有诗歌、曲艺、唱词才能押韵，散文也用韵语的观点。他说：“《易经》和《老子》大部分是韵语，《庄子》一书，也有一些韵语。古医书《黄帝内经·素向·灵枢》中充满了韵语。在先秦时代大约是为了记忆，而不是为了艺术的目的，到了汉代以后，那就显然是为了艺术的目的了。”[9] 老百姓的口头语中，也流响着丰富的韵语，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等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今古贤文》等，也是用韵文的形式组成文章，从而达到好读好记的目的。 基于对汉语语音特点的充分利用和解决认字难的需要，为汉字注音成了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为之倾注毕生心血的重要课题[附：在明朝末年开始的中国文字的拼音化运动。大致可以分出这样四个阶段：明末至清末，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字读音的最早尝试。始于欧洲一些国家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为了学习汉语的汉字，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并出版一些汉语译音读物，供欧洲传教士之用。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605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迹》，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鸦片战争之后，各国传教士蜂涌来华，他们用拉丁字母给圣经注音，拼写中国方言。英国威妥玛1867年出版《语言自迩集》]，用26个拉丁字母来拼写北京官话，形成了有名的威妥玛方案。清末至民国初年，是切音字运动（分别提出了用汉字部首、速记符号、拉丁字母等作拼音符号）、注音字母运动（在古汉字里选取注音字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兴起国语罗马字运动。30年代初兴起至1941年吴玉章发表《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写法规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些拼音化运动，围绕标记汉字读音，实际可归纳为直音法、反切法、注音字母（注音符号）三种，都有明显的缺陷。前两种要以认识大量汉字为基础，如果没有音同或音近的字就难以注音。注音符号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它不完全是音素字母，注音不够准确，书写也不够方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诞生了采用国际上流行的拉丁字母，既容易为广大群众掌握，又便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五大构成部分中的声母表、韵母表、声调符号，科学地提炼了前人对汉语言文字音韵美、形式美及语音构成的研究成果。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诚如李宇明先生所指出的：“是经过百余年的社会实践，在上千种方案中优选出来的国家法定方案，其作用是拼写汉语和为汉字注音，并在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场合发挥作用。汉语拼音是汉字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中外交流和人与机器的交流中，其作用非常重要、不可缺少”。[10] （二）汉语拼音为公民语言学习架起了方便之桥 在我国现有人口中，有两个不识字、亟待进行强制性语言学习的群体，一个是正在进入小学门的适龄儿童群，一个是成人汉语文盲群（这里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不能用汉语交际的农牧民）。认字是他们进行语文学习的入门功夫。如果他们不能掌握汉语拼音，识字只能由老师教一个会一个，不教就不会，不仅显得少、慢、差、费，而且将极大地压抑其自学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空间。小学生和扫盲对象——入学就集中一段时间学习汉语拼音知识，掌握运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本能力，就等于为他们过河搭起了方便之桥。因为用汉语拼音作注音的工具，既可以帮助他们识字和阅读，把原有的口头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又可以作为代用汉字的书写工具，帮助他们在进行写话和作文训练时克服因识字不足而遇到的暂时困难，进而带着问题，自觉地去向字书如《新华字典》、《现代应用汉语词典》请教。其学习兴趣与热情也将因成就感的增强而不断激发。受教育者掌握了汉语拼音知识，就解决了看见字就怎么念的问题，也能够去找字念，等于手握着打开字库的金钥匙，因为这是“学会学习”的基本能力——自学能力。有了这种能力，老师教可以学，不教也可以学；课堂上可以学，课外的各种场所也可以学，只要是有拼音的文字资料，都可以认，都可以学。最近几年，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出现了淡化汉语拼音教学、拼音能力训练的倾向；我国的扫盲教育也没有把汉语拼音教学作为突破口，授之以鱼，而不授之以渔；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成人不仅拼音能力低下，基本没有拼音的意识，在语文生活中啃老本，日渐显出语言文字素养的苍白。曾几何时，我们为各类人才的文化素质不足、国民的整体语文水平下滑而大为震惊。现在冷静想来，《汉语拼音方案》被冷落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汉语拼音为深化语文教育改革，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提供了有效途径 针对汉字难认、难学的弊端，许多有远见的教育家和广大语文教师为此曾付出了大量的劳动。陶行知先生为解决这个难题，曾尝试在教材改革上下功夫，通过编写注音《千字文课本》、《老少通千字课》，借以普及文化教育和扫盲教育。张志公先生主张把小学语文课分成利用拼音阅读、识字、写字三条线分别进行。1982年黑龙江省在佳木斯、讷河、拜泉三个市县的实验班进行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试验，两年后即收到明显效果。1984年8月1日，在佳木斯市举行了黑龙江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汇报会；至1992年这项实验扩展到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验班级达2万多个，分布在几千所学校，参与实验的师生100多万成人。这项实验的内容与过程主要是先集中一段时间让学生学好汉语拼音，续而以汉语拼音为工具大量阅读语言资料，接着进行写话与作文训练，促使学生在拼音、阅读、写话与写作、听话与说话的全过程中实现知音、知义、知形、知用兼而有之的认字。这项实验既发挥了汉语拼音多功能的作用，在读写中识字，又通过识字巩固和促进了说话、作文训练，进而实现读写提前，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潜能得到先期开发。正如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位领导概括的那样：这项实验“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有利于从小学起就实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普通话推广，并存在着将来与汉字输入计算机的推广相衔接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个“可能性”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基础教育语文教学新课程标准的研制与颁行，以深圳南山实验学校为代表的一批学校开展了新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深圳南山实验学校自2000年起，启动了基于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小学语文“八岁能读会写”实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汉语拼音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全面提高学生汉语拼音应用能力，不但找到了汉字难教、难学的解决办法，也在提前、同步发展儿童读与写能力方面取得了突破。《中国教育报》2006年1月16日以《儿童能读会写不是梦》为题作了专题报道。这个实验项目的成果，不仅引起新闻传媒机构的高度关注，更在教育内部产生强烈反响。从中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汉语拼音的多种功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将发挥得更加琳璃尽致。 然而，在小学生是先学拼音后识字，还是先识字后学拼音的问题上仍有歧见。2005年12月3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语文教学：先认汉字还是先学拼音》的文章。文章以访谈的形式介绍了知名人士邵宗杰、游铭钧的观点：“先学拼音再识字，我们反对”、“先学拼音再识字，是个错误”，因而他们主张语文教学应从认识汉字开始。《中国教育报》“教育科学”专程编辑希望就此问题展开讨论。2006年2月18日该专栏刊出了一组讨论文章，针对上述批评进行反批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普通话推广处处长袁钟瑞在《拼音是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为题的文章中说：“任何有声语言都有语音，有语音自然就有拼音，汉语的拼音自古就有……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表示汉语拼音，是现代化的必然，是我们前辈意识超前、决策英明的体现。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拼写中文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的国际标准，其贡献为全世界公认。……在当今信息化的市场经济社会，口语交际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小学语文课应该把普通话口语教学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那种‘重文轻语’的错误倾向一定要扭转过来”。应该说这些见解，是我国当前语文生活应坚持的主流意志。 （四）在全民读书活动中提高汉语拼音的应用能力 无论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角度看，汉语拼音与人的阅读之间，有着一种互为因果、互相依存的关系。作为汉字注音、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汉语拼音是人们实施识字、说话、阅读行为进而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进行高质量交际的“拐棍”；同时，人们的阅读过程又是进一步发现生字、运用汉语拼音认识生字、增加识字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读书活动是人们提高汉语拼音能力、提高普通话水平的重要途径。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的主张。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于2005年年底开始组织进行第4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06年4月21日正式公布了调查初步结果。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1999年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2005年为48.7%）；有四分之一的读书人的读书时间在减；调查虽识字，但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的或基本不读书者在回答其原因时，选择“没时间”读书的占43.7%，选择“不习惯”读书的占29.1%。与图书阅读率相反，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上网阅读率1999年为3.7%，2003年为18.3%，2005年为27.8%，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事实上网络阅读不能替代图书阅读。因此，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部门联合倡议开展全国阅读活动，使2006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对13亿中国人有了特殊意义。我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应用汉语》课程教学，强调用普通话诵读文章，不只是使之成为全民阅读的示范，更重要的是遵循语言文字学习的规律。汉语拼音应用能力的不断增强，普通话水平的不断提高是需要付诸读书行为的，而读书则是需要付诸实施的行为。现代应用汉语的音韵美靠诵读去体味，也靠诵读去表现。诵读既是口耳间的事，也是思维的活动和训练。思维是内部语言，写文章是一种“编码”，听文章则是通过听音来辨义，也就以语音为手段来进行“解码”。由此可见，全民阅读活动的语言学意义是深远的。 三、加快中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全方位建设基于网络的数据库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先生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理论上语言是一律平等的，现实中语言是有强有弱的。语言的强弱与语言所属社团的强弱盛衰呈正相关。古罗马帝国的强盛，造就了拉丁语在欧洲古代的‘超级语言’地位；法兰西的崛起，使法语在17世纪成为欧洲外交语；现今不可一世的英语，1600年前后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语种，是老牌的大英帝国和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给了英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同法语一决雌雄的资格。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军事强国和技术盟主，英语超越法语成为世界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的第一大语言，时至今日，几乎成为‘世界通语’。”[11]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后，语言不仅是国家强弱盛衰的象征，而且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强大。语言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是“软国力”的核心。信息社会内80%的信息由语言文字来负载传递的，语言信息技术和语言产业必然成为当今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宠”，语言成了构成一个国家“硬国力”的重要方面。许多大国都在重新制定与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以期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如美英等国以贸易、媒体、教育、文化等为途径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也在努力协调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通过建立基金会的形式全力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最富有挑战意义的事实是：世界上许多信息技术的巨头公司，如微软、因特尔、IBM、富士通、摩托罗拉等，都争相把中文信息处理技术作为重要的研发任务，而我国在核心技术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还不多。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是信息化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尽快突破的“瓶颈”。李宇明先生曾两次称之为“必决之役，必胜之战”。而对这一不争的事实，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导致许多不应有的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 一是轻汉语重外语的考试政策规定，在升学、晋职、晋级、就业等领域的过大操作权重，不只是损伤了汉语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内伤了公众的民族自信心理。许多人认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研发不如引进，引进不如租赁。 二是“汉字优越”论和“汉字文化”论的盲目宣传，干扰了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关键课题研究。1988年7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布了《现代应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这是我国语文生活中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国家标准规范，也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使用的国际标准规范，其主要内容是中文书写中的“词”和“词界”的确立，为许多中文文献工作、中文数据管理自动化和翻译自动化等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是中文数据管理和自动翻译等基本的文字方法依据。应该说这个事物的出现，是我国语文生活的进步。但是，在报刊媒体的盲目鼓动宣传和某些部门人士的支持下，1989年开始泛滥“汉字优越”论和“汉字文化”论，否定“词”和“词界”，否定现代应用汉语拼音正词法，试图恢复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汉字注音”法。吕叔湘、王均、周有光等老前辈语言科学家曾尖锐地指出“汉字优越”论是开文化倒车，而主张继续执行和完善现代应用汉语拼音正词法，一步步搞好汉语言文字现代化建设。可是，科学真理的声音一时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致使本在顺利进行中的现代应用汉语拼音正词法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三是基本投入严重不足，基础研究工作滞后。 长期以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存在着轻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倾向，在国家基本建设经费投入上严重失衡。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跨越式进步，而社会公益事业投入仍严重不足，偌大一个中国的普通话研究室、现代汉字研究室这类专门机构迟迟建不起来，全国用于语言学研究的经费更是十分有限，导致现代应用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一直在原有基础上打转转，有限的人才队伍因工作条件艰苦、职业环境清寒，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于量得不到及时充实，于质得不到及时提高，许多与现代信息处理密切相关的重大基础性、实用性课题研究不能得以顺利深入，迟迟不能见诸成果，如汉语音节全表、与汉语地位相称的语法长编、全面反映海内外华人词语的词典及各种信息词典与知识词典类、具有语法和语义标准的书面语语料库和口语语料库等。如果这些问题上的“少慢差费”状况能尽快得以改变，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与网络数据库建设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总体来看，中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正在由字词处理向语言处理发展，由文字处理向语音处理的方向攻坚，语言文字网络建设正在从“重建设”向“重应用”转变。当前，我们应有的战略思路集中在这样几方面： 首先，切实实施人才战略。通过优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科研环境集结语言和信息技术等多学科人才联合攻关，并合力培养综合性的语言信息处理人才，特别是要加大培养学科领军人物的力度，形成一支新的汉语言文字大师队伍。 其次，实施资源战略。集中建设各种具有知识产权的语言资源和软件资源。这些资源建设必须要贯彻以人为本、“两个服务”思想：即为全球文化多样化、海内外华人规范标准化运用汉语言文字服务，为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汉语的母语教育、对外汉语教育确立正确的教育思想与建设成熟的教学方法服务。通过明晰知识产权和统一规范标准，增加资源的共享与互补。 其三，实施开发战略。建立各类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研发中心，健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里的研发机制，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占领市场，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通过产品效益、精品效应支撑科学研究。 其四，实施数据库战略。数据库建设滞后，是我国网络效益低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任务的全面展开，社会公众物质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亟待建设足够的面向公众的数据库，以保证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教育和电子娱乐的顺利进行。既要注意建设以汉语为中心的多语种数据库，方便外国人访问我国网站，抓住网络世界分割刚刚开始的机遇，建设领先的功能强大的数据库，以占领更多的网络世界领地；更要立足国人需求，充分应用汉语建设数据库，满足国人使用需要，增加更多网民，以迅速增加虚拟空间的汉语比重，提高汉语在虚拟空间的声望。要尽快实施中国文化的数据库建设。中国文化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建立以数字化图书馆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数据库，使中国文化以数字化的新的媒体方式与世长存。为中外研究者运用数据库开掘中国文化的宝藏，是我们现代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文化的数据库建设，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将负载中国文化的古今汉字、古今民族文字和各种有用的符号输入ISO空间，以保存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保证中国文化在国际互联网上交流畅通。 四、研究并确立汉语的国际传播战略，努力推进汉语的国际传播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语言是文化和社会的内在部分，它反映了人们看待周围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式……每种语言都反映一个言语社区在世界上解决问题，形成自己思维和哲学体系以及理解周围世界的方式。一旦这种语言死亡……我们就永远失去了某种不可替代的关于人类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知识。”[12] 国际社会对信息时代“单一市场、单一语言、单一文化”的发展趋势，表示出极大的普遍忧虑。许多国家在制定应对信息化的战略时，无不对本国语言的发展进行战略性思考，以与时俱进地确立本国语言传播战略。出于对世界范围里社会语文生活的这一新变化、新特点的全面审视，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同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国际教育会议也呼吁：“世界文化是一个建设与更新的进程，不能由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文化所主宰。各地区和各民族的文化应通过融入世界文化而获得生命力。”在世界发展多极化格局中，中国是第一发展中大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保持和发展着文化往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增强，汉语在国际语文生活中的声望也日益提高。它已不只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非汉语区域民众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热门语言之一。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把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我们应该从战略上主动应对这种机遇和变化。 首先，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在调查世界上使用汉语的现状的基础上，配合和平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汉语国际传播思路。一是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传播方略。从人群和地区上可以划分为这样三个区域：海外华人社区圈、传统的汉字文化圈（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和辐射圈（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首先要加强海内外华人的语言协调，加大普及普通话、规范使用汉字的力度，促使每个会说普通话的华人成为合格的汉语传播者；继而与汉字文化圈以文化为基底结成语言同盟；再尽力向辐射圈辐射。二是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步骤与措施：先争取国际会议的汉语地位，尤其要关注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和以华人为主体的国际会的会议语言的地位，继之逐步争取各种国际组织以汉语作为工作语言，以争取汉语在汉字文化圈和辐射圈的主要外语地位。 其次，科学选择汉语传播主要手段。就目前来看，可以定位于文化、贸易、教育以及在中国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如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世博会等，既是汉语传播的极好机遇，又是汉语传播的最佳平台，全国上下要尽力支援北京、上海，丰富传播内容，活跃传播形式，以收到最佳传播效果。已经圆满举办的中法文化年和2006年开始正在举办的中俄文化年，也是汉语传播的极好手段。 其三，组织形式上，可以以民间的国际汉语传播组织为主，政府成立有权威的高效率的协调机构。2006年4月中国教育部和汇丰银行等5家英国企业在伦敦达成谅解备忘录，将在伦敦联合设立全球首家“商务孔子学院”。它由汇丰集团、英国石油公司、太古集团、德勤会计事务所、英国渣打银行发起，中国教育部、国家汉办、中国驻英大使馆支持、清华大学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合作承办的，以讲授汉语、中国当代文化、经济、法律为办学宗旨的新型学校。此前，中国已在28个国家建立了54所孔子学院。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创新，也是汉语传播创新。 注释： [1] 吕慧鹃等编著《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1987年2月 [2] 《瞿秋白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3] 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载《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9页 [4]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应用汉语》（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9次印刷 [5] 中国语言文字网，2005-3-4，9：38：00，袁贵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6] 同注[5] [7] 李宇明《第一届学生计算语言学研讨会上的演讲——<信息时代的语言问题>代序》中国语言文字网，2002年8月23日 [8] 《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9] 《略论语言形式美》、《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 [10] 同注[7] [11] 李宇明《强国的语言和语言强国》，《光明日报》，2004年7月28日B1版（文化周刊） [12] 同注[7] [13] 《中国教育报》：《全球首家商务孔子学院落户伦敦》，2006年4月8日第1版 [思考与练习]见题库七之练习二 第三节 大众传播中的汉语言文字应用 纵观一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有两项信息技术以空前的伟力和速度，推动了科学文化的迅速传播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一是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出现；二是计算机领域里以多媒体和互联网（Internet）为标志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兴起。尤其是后者促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等发生巨变。随着面向公众的数据库的建立和发展，传统的政务、商务、教育、通讯、新闻、娱乐等部门行业的服务功能与服务方式，逐渐为全新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教育、电子通讯、电子新闻、电子娱乐等或充实或替代。因我国具体国情所致，现代信息技术对我国社会语文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则是最广泛、最深远的；它带来人们语言文字运用中的信息文化产品生产传播方式、人际交流方式、语文教育方式、阅读鉴赏方式、文章写作方式、资料采集查询方式、文秘办公方式、文化娱乐方式等都发生深刻变革，而尤以对大众传播的影响最直接、最经常、最生动。所以，信息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大众传播中的语言文字应用问题，应是我们生活中要时时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大众传播中的语言文字应用发展及其趋势 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工具的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到20世纪初期，媒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年代有了广播，30年代有了电视，这两种电子媒介与报纸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传媒多元结构与格局，再加上通讯社、新闻杂志、新闻记录电影等新闻传播形式，新闻事业进入了多种媒体共存的大众传播阶段。在多种媒体并存的半个世纪中，媒体间的融合已经显示为一种必须趋势。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领域里网络技术成熟用于新闻传播后，多种媒体综合一体的历史新阶段就到来了。多种媒介综合一体简称多媒体。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多媒体传播”即指此。多媒体传播集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功能于一身，并加以优化，使得传播速度、信息传量、覆盖面积等方面，大大超过传统媒体的功效，互联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既给世界新闻事业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又给世界社会语文生活中的语言文字处理应用以空前的巨大影响，我国汉语言文字应用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 就其总体发展来看，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大众传播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要求越来越高。 首先，大众传播的受众覆盖面空前扩大，受众的信息接受能力因语文修养不同而参差不齐，极大地限制了大众传播功能和效应的最充分发挥。在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方言复杂、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不发达、国民语文素质尚待提高的国度里，大众传播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超前到来，如何增强受众对大众传播的适应性，如何增强大众传播对受众的针对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点是要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上下功夫，以构建起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之间和谐的语言文字关系。对大众传播主体来说，你传播的声音，要让受众听得懂，你传播的文字，要读得懂，你传播的内容，要有用；所以，大众传播主体不可回避要对自身语言文字应用的准确性、生动性、通俗性及表现力给以足够的关注与研究。对受众主体而言，必须具备对大众传播最基本的接受能力，亦即最基本的语言文字处理运用能力。这个最基本的能力从哪里来？当然是教育。每个受众必须依法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得到最起码的普通话、规范汉字训练；政府应组织教育部门依法保证每个国民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中受到最基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知识的培养和训练。在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建设、发展大众传播事业应从传播主体和受众主体两方面同时用力，并落脚到语言文字应用这个基础中的基础上来，适时将工作重点转到受众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上，不仅是构建我国和谐语文生活环境的需要，更是大众传播事业贯彻以人为本思想、落实科学发展现的必然。 其次，大众传播讲求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传播信息的高速性、传播功能的综合性，而语言文字应用的示范性是其第一形象，加强其自身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是第一要务。作为纸质传播媒介的中国报纸，素称质地稳、传量大、易保存、可反复阅读，有善做深度报道的优势，在多媒体技术和网格技术的作用下，它以全新的面貌和功能，仍保持着不可替代的权威地位。它采用现代通讯技术，通过缩短编排印刷时间和增设分印点等措施，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报纸送到用户；有的还出早午晚三刊，尽量缩小在时效上与广播电视新闻的差距；它为了增强感染力，大力提倡现场短新闻，并大力改革版面，增强头版封面和导读功效，强化视觉冲击力和整体吸引力；为了扩大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它力求类型多样化，有综合报、行业报、企业报、全球性报纸、全国性报纸、地方性报纸，可谓琳琅满目。经过互联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改造和完善以后，报纸首先在互联网上设立自己网站，创办网络报刊即电子报纸。《人民日报》网络版于1997年1月1日创刊，到21世纪初，它囊括了人民日报系统11家报刊的全部信息，存有约900万汉字的数据量，每天最高流量曾达到200亿个汉字的信息量，在全世界中文报刊电子版中首屈一指。经过“十五”期间的努力发展，在网上创办电子版，已成为我国各家报刊的常规建设。利用网络技术从互联网上获取大量新闻资料，已成为报纸、广播电台以此为依据改写成新闻、文章的重要途径。自从1998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率先利用互联网播出节目以后，众多地方电视台也纷纷建起自己的网站。伴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剧，教育的普及，国民对普及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重要性、必要性的认同，大众传播的语言文字影响力空前扩大，广大受众对大众传播的语言文字示范性要求较以往任何时间都高。如众多的中小学生在课余时间希望从电视节目及节目主持人那里学到标准而动听的普通话，希望从报刊上读到用语用字规范、文情并茂的美文，以加强自己的说话、写作训练，又如广大进城农民工出于提升自己就业竞争力的需要，利用旅途、工余时间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中学说普通话，练习交际中的用语用字能力；广大网民尤其是高知网民迫切希望从网络新闻、学术资料库、科技动态网页中获取准确无误、简明实用的信息。所有这些莫不集中于大众传播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性上，即使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方言节目，也应表现出用语用字的示范性。因此，大众传播主体应站在对国家、民族、社会、事业极端负责的高度，切实加强自身语言文字建设，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净化语言生活环境的示范，为我国尽快实现“语言的平等化，用语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易化，注音的字母化，以及语言的规范化，术语的标准化等”①发挥大众传播的独特作用。 二是大众传播推动下的语言文字活力进一步增强。 随着大众传播事业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其视觉冲击力、听觉感化力、整体吸引力的有效发挥，影响我国社会语文生活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语言文字活力进一步增强，主要有这样几种表现： 其一，国家关于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政策等，通过大众传播的广泛宣传和良好的示范作用，已逐渐成为广大民众自觉的语言文字行为，有效地扩大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社会语文生活中的影响。据国家语委2004年公布的我国社会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15岁至69岁的人群中，已有53%的人会用普通话进行交际，95%以上的人平时书写使用规范文字。2005年春节期间，山东省许多地方为外出归来的及准备外出谋业的农民工办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班，以让农民工在人才市场持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上岗，广大农民工踊跃参加，普遍叫好。经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后，中部、西部许多省份仿效山东省的做法，受到广大中青年农民的热烈响应。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受基础教育的水平普遍偏低，是国家推广、普及普通话的重点群体。他们自觉地顺应时代潮流，对普遍话建树起正确的价值取向，这是我国语言活力增强的关键所在。 其二，因社会受众在现代大众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传播过程中接受、监督、反馈机制的健全，推动社会的双语生活越来越普遍，有些强势少数民族语言，如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朝鲜语、壮语、彝语、傣语等活力有所增强，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使用范围有所扩大；有些强势汉语方言，如北方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语言成分更加活跃，词语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影响有所扩大。在我国的现有总人口中，既会讲少数民族母语又会说普通话，既会说汉语方言又会说普通话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及其他汉语方言的“双语人”越来越多。目前在我国有1万多所民族中小学校使用21种民族语言进行双语教学；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我国大学生中会讲普通话、方言（含少数民族语）、外语（以英语为主）的“三语”人才将成批增加。我国这种双语生活越来越活跃，社会语言生活越来越丰富的现象，势必推动社会语文生活朝着主体性和多样性发展；而与语言文字息息相关的大众传播必将走多元发展之路，如坚持用方言的地域文化、地方曲艺将在大众传播中有一定的空间，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在坚持用普通话播音的同时，也在地方新闻、某些生活节目、天气预报等中适当使用方言播音。 三是大众传播输入大量外来语词，是我国通用语言文字创新发展可资研究、借鉴的语言资源。 大众传播通过对域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文化、成功经验、科技成果、人文事迹、风物风情、名城胜地、重大事件等图文声像俱全的网络传输，带进了大量的富有生命力的新语词，既丰富了公众的语言生活，又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资比较研究、借鉴吸纳的语言资源。我们经常看到或听到外来词语有这样几种： 其一，字母词 如医疗信息中的如CT、X光、B超等。 日常生活信息中经常出现的如MPA、GPS、VCD、DVD、CD、IC卡、IT市场、IP电话、T恤衫、卡拉OK等等。这些用英语所表达的事物，是我们过去生活中从来没有的，汉语暂时没有合适的词来表达它，媒体暂时搬运到我们的语言生活中来，虽有待进一步规范它们，但毕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语言资料。 政务信息中文里类杂的英文缩写词，如WTO、MTV、MRT、WAP、GDP、DNA、CEPA、GNP等。 这类字母词有的已有了约定俗成的习惯，大多数人懂得，有的则许多人不懂，也不符合汉语组词的规律。但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为汉语言文字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 其二，音译词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借助媒体传播，出现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大众传播在率先接受这些新科技、新文化、新思想时，经过一个消化吸收过程，在没有适当词语表达时，先提供一个音译词，再经过语言文字工作者研究和受众的接受检验，有的音译词被固定下来，有的则进入意译，由新的更准确的意译词所替代。如下列表中所示几例说明，外语词汇经大众传播，以不太规范的形式引入，再经由音译到意译的发展过程，以较为符合汉语组词规律的外来词融入汉语词汇中，成为汉语言里颇有生命力的新词。 英语（词） 音译 意译  CLONG 克隆 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繁殖方式  PENICILLIN 盘尼西林 青霉素  MICPHONE 麦克风 扩音器  VITAMIN 维他命 维生素  COCA-COLA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TOFEL 托福 托福  SOFA 沙发   COFFEE 咖啡   BENZ 奔弛 奔驰  Hacker 黑客 黑客  JEEP 吉普   TANK 坦克   Mcdonna 麦当劳   四是大众传播为汉字改革不断提供动力。 大众传播最关键的环节是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以文字符号为工具，高速度、高质量地进行人与机器的交流，亦即以文字符号为工具建立起人与机器的和谐关系。在大众传播真实性、时效性要求的作用下，人与机器进行的文字交流的准确性、规范性、快传输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汉字在语音、表意上具有独特个性，使人们在进行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增加了许多困难，一是语言文字运用失范多，二是传输速度慢。这固然与传播者的语言文字素养、技术操作熟练程度有直接关系，但是汉字本身固有的毛病也是主要的客观原因。所以进一步加大汉字改革力度，是我国大众传播事业建设发展的客观需要。综观大众传播中语言文字应用状态，今后汉字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进一步研究、完善汉语拼音音标符号、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体系，二是汉字规范化建设要继续抓紧进行。 在我国大众传播中，普通工作者大量使用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集中在这样两种：一是拼音输入法（以智能ABC输入法为主）。因为重码（同音字）多，不但输入速度较慢，而且容易出现同音错别字。二是用户最多的五笔字型输入法。此法虽有输入速度快、重码少、使用简单的特点，但是由于汉字近体字多，容易出现近体错别字。如果校对把关不严，计算机汉字输入最容易出现错别字，以影响文字交流质量。即使健全了严格的校对把关制度，然而反复地寻找、判断、改正错别字，必定最终影响文字交流速度。汉字中的同音字多、近体字多、异体字多、多义字多现象，对大众传播中的计算机文字输入来说，确实不是好事。如果不尽快进行认真研究，实行切实必要的改革，提高其规范化水平，大众传播的质量就很难提高，更不要说在网络空间同英文抢地盘了。 众所周知，在我国语言调查与研究、语言教学，尤其是新闻出版和信息处理等领域，经常需要使用国际音标，并根据中国语言的实际情况，增加或改造某些音标符号（包括附加符号）。过去由于长期没有统一标准，不同的作者和杂志所使用的音标符号常有不同，造成了印刷出版、网络传输及阅读上不少麻烦。为了解决音标符号不统一，不能很好记录中国语言状况的问题，教育部、国家语委2004年组织研制《中国通用音标符号集》，并于2006年2月27日发布，2006年8月1日开始实施。从此，我国有了音标符号的国家标准，它在我国信息符号标准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丰富了国际音标符号的种类，扩大了国际音标符号的数量，还提供了一套字形精美、形制规范的音标字符；它不仅可用于纸质载体的印刷出版，也可用于多媒体出版、网络传播、语音库建设等领域，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语言学界、印刷出版业界、网络传播业界多年的音标符号不统一、不规范、无标准的大难题。同时，这一套符号及其编码对内可以直接用于新的国家编码字符集，对外则可以逐步向国际标准化组织、Unicode等国际机构申请中国需要的新编码。事实上，它是我国在信息编码和与音标符号相关的技术领域的一个突破，也是汉字改革的一大进步。 二、大众传播中的汉语言文字应用非规范化问题 大众传播凭借其风格纷呈的信息文化产品（纸质的、声像的、网络的），对受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生活承担着指导者责任，又履行着受众语文老师的责任。随着教育的普及、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受众往往以十分挑剔的眼光审视着媒体的每一个页面、版面或屏面。如果在上面没有“找”到错别字或病句，那脸上露出来的欣慰之情，颇令人遐思凝想。因为曾几何时，他们读到太多的、太频繁出现的错别字或语意不明的句子。他们曾惊诧过，失望过，叹息过，而今欣慰之中的深长意味是不难理解的。因为2005年4月22日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咬文嚼字》杂志社在创刊十周年庆祝会上公布的《当代汉语出版物中最常见的100个别字》，经多种媒体报道后，对大家的震动太大，印象太深刻了。现在从《现代应用汉语》课程教学角度，回头反思我国社会语文生活中所发生的大事小事，那么，以《咬文嚼字》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严于自剖的行为究竟体现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一）纸质出版物是大众传播易出用字差错的“主病区” 《咬文嚼字》杂志所公布的《当代汉语出版物中最常见的100个别字》，来自于对约3000本图书、1000种期刊、100种报纸、100家新闻出版单位用字情况的调查，花了10年的时间，根据出现频率经由专家评议拟定出来的。表中所列别字在当代出版物中长期出现，广泛出现、反复出现，其差错率甚至占到某些出版物别字量的50%以上，具有极大的易混性和顽固性。这些错别字的大量的、重复地出现，不只是影响了出版物的质量，更重要的是误导了众多的低文化层次的受众，而在广大中上层受众心目中，则降低了对大众传播的信任度。有些出版部门出版的中小学校教辅书，“铁”写成“铝”、“二氧化碳”写成“二氧化硫”等，影响到语文生活最敏感地带，危害就更大了。如果不是校方和老师压着学生用，学生和家长一定会把这些“教腐书”扔进垃圾箱。 据有关专家分析，当代汉语出版物中最常见的错别字，大致可分为五种情况：一是读音相同或相近，如“食不果腹”误为“食不裹腹”；二是字形相似，如“辐射”误为“幅射”；三是意义混淆，如“凑合”误为“凑和”；四是不明典故，如“墨守成规”误为“默守成规”；五是忽视语文法规，如“重叠”误为“重迭”、“天翻地覆”误为“天翻地复”，因为早在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中，已恢复使用“叠”、“覆”二字。 （二）英文字母词、缩写语的乱用滥用，是大众传播的“时尚病” 据《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15日的一篇访谈介绍，我国语言学专家大都不反对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大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二十年前甚至主张中文里的外国人名、地名不必音译，“不如干脆照抄原文”。但是，如果对大量英文字母词、缩写词以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信手拈到我们的汉语媒体上，就有“乱用滥用”之嫌了。例如，我们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这样一些标题。 2003年10月14日《北京晚报》31版：“NEC在京设立全球‘脑库’” 2000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11版：“MPA怎样招生怎样学” 2000年11月13日《北京青年报》38版：“GPS为有车族当管家” 2000年11月6日《人民日报》11版：“走出WAP淘金误区” 2006年4月7日《中国教育报》6版：“迎接3G需突破人才瓶颈” 这些报纸标题所反映的内容，许多内行人和专业人士都会知道。但是，报纸面对的是广大的普通读者，而上述那些报纸也不是行业报，广大的非行业内受众需要的是汉语汉字，不能让英文成为他们阅读的障碍。 又如2000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14版有这样一段文字：“昂达机构最新的GEFORCE2 NX-32PRO显卡具有双头显示功能，在卡上板载有一个CONEXANT视频芯片，可使用显示器加电视的搭配方式，并增加了对输入视频制式的选项，与普通的GEFORCE2 MX显卡相比，ON-DATA NX-32PRO显卡在视频输出……” 短短的70多个汉字里夹杂了40个英文字母，内行人一看便知是在说计算机领域内的事，然而不懂专业的人则不知所云了。 前面标题中的英文缩写语，完全可以用汉语的意思表达： WAP，是英语“WIRELESS APPCICATION PROTOCOL”的缩写，汉语的意思是“无线应用协议”。 MPA，汉语的意思是“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GPS，汉语的意思是“卫星定位服务系统”。 3G，汉语的意思是“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 还有经常被直接搬进中文文稿中的： WTO，汉语的意思是“世贸组织”。 VCD，汉语的意思是“影碟机”。 DVD，汉语的意思是“高清晰度影碟机”。 OPEC，音译为“欧佩克”，汉语意思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E-MAIL，音译为“伊妹儿”，汉语意思是“电子邮件”。 MTV，汉语的意思是“音乐电视”。 SARS，汉语的意思是“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这里的汉语意译名词，数字并不多，书写也较方便，有的也为受众习惯了，何苦硬要搬进中文里呢？ 至于“卡拉OK”、“T恤衫”等用汉字和英语字母“嫁接”成词，既生硬，又不伦不类，破坏了汉语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何不借鉴一下“卡车”、“芭蕾舞”（音译加汉语语素）、“浪漫”、“幽默”（音译兼意译）等词的成功作法呢？有的专家建议：“卡拉OK”可用“歌乐”来代替，“T恤衫”可写作“体恤衫”。这是完全可以尝试的。 我们之所以称这种“乱用滥用”现象是大众传播的“时尚病”，意在说它是现实生活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播输入了大量的外国信息，许多新事物、新概念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表达，权宜之计，姑且为之，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正在不断升温的英语热，促使人们用英文字母速记一些新事物，渐成习惯，而忽视了这种“时尚”背后的负面效应。 （三）荧屏上同音别字与符号语言是大众传播中的“流行病” 这里主要指电视、网络传播荧屏显示上的同音错别字、信息交流时的语言有意失范现象。我们称之为“流行病”，是因为这种现象出现快、消除也快，如电视荧屏字幕中的同音错别字随着节目的播送一晃而过，其后重复并不多，但是在短时间里它覆盖很广；网络中的个体人际传播的所谓“垃圾语言”，虽然在电子邮件（E-mail）、聊天室或即时传呼（ICQ）等形式的传播中，传播对象是个体，也很少有储存，但是在网民中模仿者多，近乎过去行帮中的隐语（或谓“暗语”、“黑话”），凡网民都必须会几招“隐语”。我们称之为“有意失范”，是因为这些“隐语”或亚文字（有特定含意的符号），是网民在形态上有意识地不合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却赋予它们特定的意义，不能轻率地一概视之为“语言垃圾”。这种运用高科技成果进行传播中的语言文字“流行病”，本质上属于语言变化、变异现象，是一种社会特殊群体语言，有其自身特点，如形象性、调侃性、隐蔽性、虚拟性等。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经过认真观察、监测、调查、研究之后，才可作出切合实行的指令性或指导性处理。 其一，要严格校对、监控电视荧屏字幕，最大限度地减少用语用字失范现象。如口中说“归来”，字幕显示“规来”、口中说“造诣”，字幕为“造旨”、口中说“度过难关”，字幕显“渡过难关”等等，作为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电视台，出现这些用字差错，是很不应该的。 其二，要严格校对、监控网站网页信息语言文字应用状况，尤其是那些对内对外有影响的网站，发布的语言文字粗糙的信息，要尽快清除。语言文字网站曾发布了一篇关于介绍胡明扬在《北京话初探》中论述“北京话与普通话”主要观点的文章，从行文格式到用语用字，屡屡失范，令人不忍卒读。即以错别字论，多得异乎寻常：“含糊不清”写成“不请”、“白话文”写成“白活文”、“载”写成“裁”、“张奚若”写成“张希若”、“标准”写成“标征”、“的”写成“伪”与“位”、“传”写成“化”、“根据”写成“根创”、“新中国”写成“新文华”、“酝酿”写成“酝酸”、“同志”写成“同态”、“纯粹”写成“纯碎”等等。想必文稿发布者绝不是一个小学生，最有可能的是计算机汉字传输水平低下所致；但是，网络编辑与校对工作人员，严重失职应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 其三，不要轻易说网络语言是“垃圾语言”，需要高度关注。 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网络语言中出现了一些看似反常却又不失兴味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把妹妹叫“美眉”的说法等等，一时间招来许多非议，“使人眼花缭乱，社会反响较大，有的拍手叫好，有的摇头疑惑，有的大叫失范，有的冷静观察。到底怎样看待这些现象，需要很好研究。”② 众多语言学家语重心长地指出：“这是随着因特网的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是语言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我们也应该冷静对待，客观分析，切忌一棍子打死。有不少网络上常用的词语，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词新语，这是汉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体现，语言规范工作就应该时刻跟进，及时肯定，以显示语言规范动态发展的精神。”③作为《现代应用汉语》教学，应该以宽容、研究、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些语言文字现象。我们认为： 第一，友好的调侃与善意的绰号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如在“聊天室”里经常出现的把妹妹叫“美眉”，把男孩叫“青蛙”，把初上网者叫“菜鸟”，把水平较高的网民叫“大虾”等等，无论从字面来看还是从其释放的主客观含义来看，与传统文化中善意的绰号、诨名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如“美眉”，美好的妩眉也，分明是说女方的美丽动人，这与生活中常称某女性为“林妹妹”又有什么差异呢？既然我们认可“青面兽杨志”、“豹子头林冲”、“及时雨宋江”等等，那么又何必责罚“青蛙”之谓呢？ 第二，称弟弟为“DD”，哥哥为“GG”，不可以字母词视之。 称弟弟为“DD”，表音表意兼而有之，在拉丁字母中，“D”序为四，在汉语拼音中“D”是声母，在字母表中序四，在英语字母中，“D”兼音序，均含“小”的意思，显然不是只有符号意义的字母词。至于哥哥用“GG”表示，也有别具情趣的释义。这一类词语在“聊天室”里运用自如，传情达意，即使在现实空间里，也并非全无流通机率。 第三，游戏终归游戏，过份即为荒谬。 在网络个体传播中，有以“7456”表示“气死我了”、TMD表示骂人脏话“他妈的”的作法，二者均为游戏。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用文字游戏表情达意，古已有之；但是这里未免离谱太远了。二者均为相近语音的利用而已，没有意蕴，也没有美感。至于后者，在一次“超级女声”歌手大赛中，有个歌手用TMD表示“甜蜜的”意思。同样的字母，在不同的环境里，传达出了绝然不同的信息。显然，这是在利用汉语中同音字，多义字的特点作戏。这种过份的游戏，不要说现实空间的公众接受不了，即使在网络虚拟空间里，也未必能久呆，对它们亮红牌，那是迟早的事。 三、大众传播中的语言文字应用教育思考 综合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众传播事业，无论运用多么先进的传播技术，语言文字传播是其核心构成；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状况，集中体现了社会语文生活中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加强和改进传播主体和受众主体的语言文字教育，尤其是加强和改进语言文字应用教育（亦可称为实用语文教育），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促进大众传播事业科学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大众传播对其人才队伍的培养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应摆在首位。 大众传播的高科技设备及其操作技术，是靠人去创造、建设、掌握和使用的；从实质上讲，这些高科技设备及其操作技术靠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去发挥作用。我国大众传播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为其专业人才队伍培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摸索、探讨了许多专业理论、综合理论课题，既丰富发展了新闻学、舆论学，又创立了多学科研究成果——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有自我特色的理论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大量的事实说明，我国大众传播人才培养应尽快实现由理论培养、技术培养为主向以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的转移。我国大众传播暴露出来的许多语言文字应用问题，均集向人才的职业能力，而影响职业能力低下的核心问题是语言文字基本素养不到位而导致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薄弱，尤其是具有深厚语言文字功底的编辑、校对人才素缺，致使信息产品输出把关失检。同时，要根据国家关于通用语言文字的各类规范标准，定期对全体从业人员进行语言文字应用培训。在提高他们语言文字知识、政策、法规、规范标准认知程度的基础上，强化语言文字应用技术技能训练，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校自正能力。人们都佩服鲁迅、巴金等大作家笔下很少出错别字，其实他们的好文章都是自己认真修改出来的。现在的新闻文稿一般都是在电脑上写作、文字的输入输出难免不出错。如果定稿前缺乏修改，定稿后缺少必要的自我校正，就很写出用语用字无差错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众传播的从业人员是很职业化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工作，价值的第一层面意义就是在为净化、美化公众的语文生活环境作贡献。《咬文嚼字》创刊十周年时，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在贺信中说：“贵刊是小刊物大眼光，你们以语文规范化为己任，自觉宣传国家语文政策，模范执行语文法规，勇敢纠正语文差错，成了语文文字工作的得力助手和重要阵地。”这也应该是社会受众对大众传播所寄予的厚望。 （二）大众传播对国民的语文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应围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战略，全面改革语文教育体系。 当代大众传播已由传统的媒体对受众的单向传播变为经过反馈环节的双向循环，受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经由网络技术的融合，受众已成为大众传播的参与者，大众传播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与质量，同受众的语言文字修养息息相关。受众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意识不强、修养不高，就形成不了有力的新闻监督与评价，传播中的反馈环节就会因疲软而间阻。从世界范围内看，成功的大众传播，都是以国民较高的语言文字素养为基础的；随着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大众传播对国民的语言文字教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有一段时间，大众传播中的错别字现象，只是少数语言学家在关注、在呐喊、在忧虑，而众多的受众，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沉默不语。据语言文字网站一篇新闻报道：北京海淀图书城一位书店老板曾满不在乎地说：“现在哪本书不出错啊，别说是辅导书，就是字典也有出错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了，一般很少有人因为错别字来退换书的。”④正是这种带普遍性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化意识薄弱的社会心态，纵容了“出错”。 那么，怎样围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战略，全面改革语文教育体系呢？ 一是在构建学习型社会整体框架里，坚持科学的语言规范观，明确公民终身学习中各阶段接受语文教育应达到的标准，尤其是成人继续教育应安排一定的语言文字应用课程，以彻底改变过去一出学校门“语文教育就结束”的现象。 二是在九年义务教育中，要坚持推行语文教育新课程体系，积极举办实验班语文教学，既要追求语文教育的“多快好省”效果，更要讲求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规律。汉字音、形、义结合为一体，使用中讲究音韵美、形式美、蕴含美自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在小学阶段，拼音识字、读写训练应是语文教育的重点。前一阶段的先学拼音后学识字或先学识字后学拼音之争，没有必要论是非。自古以来的汉语认字是读音、知形、识义同步进行，亦即读、写、用（写话）三位一体，既不能搞“重文轻语”，也不能搞“重语轻文”。现今，小学中有许多这样的学生：或会认不会写字，或会认会写不会用字。这个现象应是语文教学中读、写、用分割进行的结果。再从《咬文嚼字》杂志公布的常见别字100例的“犯错”类型分析看，相当部分是因对字义、词义缺乏准确把握所致。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编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对拼音和识字的关系作了适当调整，学生入学先学一百多个简单汉字，再学拼音，并根据课程标准对小学拼音教学的要求，分散拼音教学难点，打好基础，逐层推进，这是小学语文教育很切实的改革，值得关注。 三是科学地建设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育衔接链。 建立健全我国小学、初中、高中学段语文教学标准及其测试评价体系固然重要，但是，从教育教学的内在机制上，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要求的衔接链，构成我国青少年学生语文教育的自然整体推进，则是更为重要的事。以前那种单一地随着学段的提高而在教学内容上作静止的加深、加宽、加难的作法，现在需要重新审视。事实上，我国少年儿童的基础教育，早在入学前就已由幼儿园教育、家庭教育提前开始了，而以语言文字教育为先导，因此，我国少儿的语言文字应用培养提前了2至3年。客观环境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颇具创意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更是加快了这种“提前”，并提高了这种“提前”的质量。传统的分学段的语文教学内容与要求应适当下移，与这种“提前”相适应，且精心设计出学段边缘茬口，为两两衔接创造条件。 长达20多年的高中教育分文、理科编班的做法，是单纯追求升学率驱动下的教育扭曲，客观上造成大部分高中学生的语文教育空档而缺位，极大地干扰破坏了我国语文教育本已有的整体性。现在应该采取坚决的指令性措施予以整治，以恢复高中学段语文教育的本来面目。 四是大力度改革高等教育不同类型人才培养方案，强化语文教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地位和基础作用，至少应摆在与英语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现在的许多应用技术性专业，理、工、医类专业，基本上不开设语文教育课程；有些勉强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的学校和专业，多以文学欣赏为目的，淡化乃至取消了语言文字应用训练。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中屡改无效的死角。病根究竟在哪里？应该认真调查研究。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应是人才出口标准中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标准要不要及如何定位。如果我国各类大学生的合格标准中，有了与英语教育相同或相近的等级测评体系，那景况将是如何呢？可想而知了。 （三）加大高等教育中《现代应用汉语》课程建设、改革的力度，推动大学语言文字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整合。 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应用汉语言学科之间业已建立密切关系，汉字信息已变成了计算机能识别传输并处理的数据信息；计算机处理汉字的方式、方法，使社会人际交流和大众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汉语言学科建设与汉语教学。传统的汉语教学的基础训练内容，主要是阅读写作、分析综合、书写朗读、检索文献、文章句法等。在信息社会，这些内容都参与了现代信息技术，有了高科技含量。二者的整合已形成了这样的态势。 写作——电脑录入、修改、保存、发表，文字变成了数据流的方式； 阅读——电子读物、专题网站，多媒体效果，阅读器的安装下载，不同扩展名文件之间转换，阅读有了技术可言； 分析综合——是计算机处理数据的特长，自动编写摘要，关键字检索、文件查询、智能生成等等，简化了繁琐的人力； 书写朗读——电子笔、键盘代替了钢笔，书法、艺术字成了轻而易举的事； 检索文献——这正是网络传递方兴未艾的重要原因之一，短时间内可在世界范围内查询到所需要的资料； 文章句法——国内已开发出计算机辅助写作系统，自动生成应用文件、纠正语法单词、汉字简繁转换、中英文词语翻译等。 甚至还有教人写诗填词的古诗音韵一点通软件。总之，汉语言学科的基础训练内容在信息社会里几乎面目全非，我们还固守在传统的读、写、讲、练的空间内，显然是不行的。当前，我国《现代应用汉语》课程改革，首先要做好这样两件事： 一是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组织上实现由理论语言学教学为主向应用语言学教学为主的转变。我们现行的高校文科专业基础课程《现代应用汉语》，理论内容过重，实用内容过轻；传统内容过多，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新成果、新内容太少，造成教学计划完成之后，学生能派上用场的内容不多；同时，在高职高专这类以高级实用型技术性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院校，尚没有成熟的实用汉语教材，客观上增加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语文教学的困难。这是亟待解决的基本建设问题，也是亟待创新的教育理念问题。 二是语文教学中要配合现代信息技术教育，充分利用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成果。《现代应用汉语》及与之相联系的《古代汉语》、《修辞学》、《方言研究》等课程的教学，要形成与《现代信息技术》课程相呼应、相配合的机制，亦即语言文字教育不能不过问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学习不能不运用语言文字基础知识。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用语用字讲技术，高端科技要语文，计算机的发明及其变化正是从语言信息领域开始的，这个领域里的科技成果也最多，是《现代应用汉语》课程建设与改革最具有前沿价值的资源。如正在市场上流通的电子词典、语料库、语言数据资源、语音录入软件、中英翻译软件等，尽管其中尚有一些还不成熟，但仍不失其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①陈章太，《我国当今语言生活的变化与问题》，《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30日，第4版。 ②同①。 ③詹伯慧，《谈当前汉语中存在的三大问题》。2004年3月13日《羊城晚报》)? ④《维权出击3·15错字篇：教辅书多少差错误人子弟》。2005年3月《 北京娱乐信报》。 [思考与练习]见题库七之练习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