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与发展：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反思问题的提出
据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 30年代的研究结果,1799年（清代中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世界 GDP 的 44％，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强大。今天中国 GDP仅占世界总量比例的 3.5％。
1915年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伯（ 1864～ 1920）在他的名著,儒家与道教,中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但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出西方式理性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像西方新教教义那样的宗教伦理作为必要的启动力量。
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教授 2000年发表专著
,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认为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大分岔,是在 1800年以后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 。
他提出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 。 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方和中国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
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迄至 14世纪，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她已达到了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当 17世纪后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加快以后，中国却开始落后了。 1839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被光荣的历史回忆和现世落后的屈辱所困扰。
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分化的深层原因何在？
中国专制政治对商业资本的压制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亚西亚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起源与治水与人工灌溉的需要和由此形成的严密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土地财产的国有制为主体，实行专制统治。
鲧、禹治水，启建立夏王朝。
,鲧障洪水”，“故有鲧城”,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治水有关。治水和灌溉的需要一个强大而专制的中央政府。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君权必然具有专制的性质。
哈耶克曾考虑过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制度的延续过程中，封建社会制度的长期停滞而不能自发地走出现代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多少演进，
而只是在同一社会制度的层面上的内卷，即不是演进式地前进，而只是在无休止地内卷、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他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强大的科层建制有效地压抑了自发社会制度的生发与扩展,
重农抑商
恩格斯认为，在封建主义的时代，商人代表着一种新的力量。在决定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导向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的力量：“商人对于以前都停滞不变，可以说是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重农抑商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 。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垄断经济命脉,钳制私营工商,聚敛社会财富为目的的一种政治手段 。
商鞅变法规定，从事商业而致贫者要收为官府奴隶。秦始皇时将贾人与逃亡者、犯罪官吏等一起发配桂林、象郡、南海等西南边地。西汉初年对商贾的社会地位进行种种限制，规定
“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 。
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国家垄断某些重要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实行禁榷制度及“均输平准”政策措施，以官商抑私商。
加重对商人盘剥，汉武帝时采用算缗、告缗等手段，剥夺商人财产，政策规定商人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被课以重税。因财产申报不实而被
“告缗”者为数众多，所受打击极为惨重，
“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唐肃宗为了筹措军费，曾对江淮蜀汉的豪商富户实行“率贷”式的掠夺 。唐德宗时亦有“借商”之举。
明清专制政府对商人的盘剥有所加剧。这些盘剥的名目繁多，主要有课税、捐输、助饷和无端勒索等。
清政府对商人的“正课”逐年增加，清初“淮纲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加以织造、铜斤等款，
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数倍于原额”，就是说百年之内课税猛增了四五倍之多。嘉庆二十年（ 1815年），
“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余万之多”,比之乾隆年间的 400余万又增加了一倍。
徽商捐输先例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歙商吴养春一次向朝廷捐银 30万两。入清后徽商捐输数目之巨，更是惊人。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
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 1670～ 1804年）的
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捐输的银两有
3930.2196万之巨，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万两。
有相当多的盐商就是在连续的大笔捐输之后因老本贴尽而濒于破产。
助饷是指商人捐款以助朝廷军费的活动，
名义上是商人自愿的捐款，实际上是政府对商人的又一种盘剥。倘若商人不能
“慷慨解囊，正常的商业活动往往会遭到种种刁难，甚至被弄地倾家荡产。商人只有咬紧牙关，忍痛割舍巨资为封建政府“分忧解难”。
乾隆三十八年（ 1733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银 4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正月因用兵台湾，
盐商又“情愿”捐银 200万两以备犒赏之需自嘉庆四年（ 1799年）三月至八年
（ 1803年）的正月不到 4年的时间里，两淮盐商连续 6此助饷，共计耗银 700万两
康熙年间的淮商就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
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御史任满时照例向商人收取“别敬”钱，
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
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都“盈千上万”
商业资本流向土地
在“重农抑商”经济政策下，人们传统的社会心理特征是把土地作为最主要财富。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人们对土地的追求也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了商人普遍遵循的准则。商人用利润购置土地，不仅可以长保富贵，而且还可以通过拥有大量的地产成为乡绅仕宦而取得政治特权。,重农”经济政策下明清时期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也是导致商人利润流向土地的重要原因。
西方与中国的不同
在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私人工商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封建社会晚期在政府重商政策的保护下私人工商业还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重商政策的结果是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和成长，
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产权安排与商业资本的离析
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政权管理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益为核心的。在这一“官本位”的经济政策中，封建统治者对财产的控制，有基于财产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而形成的对国有财产的直接控制，也有基于对财产私有者的政治管辖权而产生的对私有财产的间接控制。这后一种管理和控制，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私有财产只能成为一种不完全的
“私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一所有权最终所属的最好说明。
从专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私人财产也是间接的国有财产。而有关的法令条文，都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制订出的。正是在这样的产权制度下，皇帝和朝廷常常可以借助于专制集权的威力借故变相地籍没百姓私产，这种变相籍没往往不是针对个别民户，而是轻及一地，重者殃及全国。
中国古代财产继承权的安排也是产权制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一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导致了民间商业资本的离析，是明清商人资本未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平均析产的家产继承制
以诸子平均析产为主干的传统家产继承方式在我国通行了两千多年，其影响已超出了小家庭的院落，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卷式”进程。具体地说，
在诸子平均析产的制度下，个体小家庭商人的财产资本呈现着“分散 ―― 积累
―― 分散”的周期性循环过程，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很难完成资本的积累。
清初休宁商人汪正科在景德镇经商 30年，从小本起家发展到成为“中贾”。凭汪正科的经商能力和他 30年所获得的商业资本如能继续扩大商业规模，则其资本的发展前景是无量的。传统的析产制度使他通过立阉分产，将集中的财产转向分散，从而无法进一步积累资本。汪正科家产分有两个部分，一是现存的银两和借出银两，二是房产、田地、山塘。这说明汪正科的商业资本的出路先是不断地分散于“所置产业”，然后再与手中的银两一并分给儿孙，结果使自己多年经营取得的商业资本最终离析分散。
明清时期商人在经历了艰难创业积累资本后,又由多方面流向了封建化的渠道,
而传统家庭财产继承制又因诸子均分家产而离析了原有的资本,最终又回到了土地 。 这种制度安排对商业资本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阻碍 。 正是这一制度安排,使民间难以完成大规模的商业资本积累,民间流传的,富贵无三辈,之说也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 。
1937年梁漱溟先生指出：“西洋为什么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的缘故,―― 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就了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
那么，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遗产均分造成的。”
我国古代社会商业资本发展缓慢,没有能衍生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缺失和不合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
意识形态对商业资本的侵蚀
明清商人接受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贾而好儒”的儒贾观，十分强调尊祖、敬宗、睦族的宗法观念。正是这一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徽商“重宗义，讲世好”以及族人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尚中成长起来的徽商，具有一种强烈的宗族归属感，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强宗固族看成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渴望在宗族中获得地位和尊重。经商致富后，他们大都十分自觉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中。
明嘉靖年间徽商金德清经商 10年，积累万金，
一回家便捐重金建宗祠，万金的资本一时差不多耗去了十分之一 。
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的是商人的崇儒风气。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古代的宗族（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都十分重视家族子弟的培养，把设学堂、培养宗族子弟作为族规、
家训，他们在经商致富后大多热衷于建学堂、
请名师，为子弟业儒入仕创造条件。商人每年仅资助书院这一“义举”也消耗了商人大量的商业利润。
受传统如“父母在不远游”的乡土观念和富贵不忘族人的宗法观念的影响，许多商人在经商致富后都捐资购置宗族土地 ―― 族田，这也导致了商人资本的流失。
明清时期，商人经营致富后投资购置族田几十亩、乃至几百亩，十分慷慨，毫不吝惜。许多徽商，在囊橐充实之后还大多不惜钱财，建园林别墅，招徕各地文人学士，于其中结社吟诗，
俨然一派儒者之气。与这一时期社会上追求侈糜消费之风相应，商人们在园林宅第、雕梁画栋方面也追求奇巧，同时蓄婢纳妾，锦衣玉食，
极欲穷奢。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体系
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颇负盛名的李约瑟博士曾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第一，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第二，为什么中国在 17世纪以后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了，而不再领先于其它文明？
中国没有能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与中国科举制度的课程和激励结构有关。这一科举制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于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
古代中国由于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持和激励，科学家从事科学的研究得不到相应的收益和回报。
清初兼通中西天文学的一代大师王锡阐经常是在“甑釜尘生”、“寒灰不燃”的绝粮断炊的情景中度日，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他甚至还要用“整书”“假寐”来假作镇静，以哄骗“妻女不知再无计，几番涤釜望明晨” 。
王锡阐潜心科学研究的决心没有因此而动摇：
“何必形残仍苟活，但伤绝学已无传。存亡不必占天意，矢志安贫久更坚” 。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著有医学名著
,本草纲目,而垂名青史，流誉五洲。
但,本草纲目,出版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后来借助于当时的文坛宿将、大官僚王世贞的名望与帮助才得以刊行。
1642英国颁布了,垄断法,就是第一部知识产权的专利法，是“一个鼓励任何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 。
中国古代因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古代工匠们在知识技术的传承上便不得不采用一种内部保密式的传承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极不利于古代科技的发展，也是导致中国没有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原因。
这种防范式传授容易失传,我国历史上许多精湛的工艺品,现在我们只能知其名或见其物,
而不懂其制作技法,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
现代启示
启示一，制度创新，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
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忽视制度和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作出满意的解释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制度的创新显得更加重要。今后中国能有多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速度，都取决于制度的创新与改革的力度。
启示二：国家理性的重建。 。从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中可知，中国商业资本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未能走向理性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治体制产生有十分消极作用。
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换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的改革是从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入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培植资源的经济，所以造成了政府的集权。而市场经济则相反，它是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在相互交易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市场经济行为里面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资源配置的经济，它需要的是一个大社会、小政府，这就需要从新界定政府的职能，进行政治体制的立宪改革。集权体制下市场经济，若没有适当的立宪限制，就很容易导致官员们的“寻租”腐败行为。
启示三，完善产权体系，发展民营经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未能走向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在于产权的缺位与不完善。因此，它提供给的结论就是要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体系。民营经济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它产权清晰，
经营灵活，决策迅速，面向市场，动力机制较强，有硬性约束，没有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弊端，总得说来效率高、
效益好。
启示四，与时俱进，调整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与发展。
在意识形态的调整与发展中，还应重视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去发掘一些有生命力的理论资源，如儒家的诚信观。
据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 30年代的研究结果,1799年（清代中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世界 GDP 的 44％，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强大。今天中国 GDP仅占世界总量比例的 3.5％。
1915年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伯（ 1864～ 1920）在他的名著,儒家与道教,中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但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出西方式理性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像西方新教教义那样的宗教伦理作为必要的启动力量。
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教授 2000年发表专著
,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认为中国和西欧之间的,大分岔,是在 1800年以后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 。
他提出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 。 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方和中国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
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迄至 14世纪，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她已达到了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当 17世纪后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加快以后，中国却开始落后了。 1839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被光荣的历史回忆和现世落后的屈辱所困扰。
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分化的深层原因何在？
中国专制政治对商业资本的压制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亚西亚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起源与治水与人工灌溉的需要和由此形成的严密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土地财产的国有制为主体，实行专制统治。
鲧、禹治水，启建立夏王朝。
,鲧障洪水”，“故有鲧城”,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治水有关。治水和灌溉的需要一个强大而专制的中央政府。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君权必然具有专制的性质。
哈耶克曾考虑过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制度的延续过程中，封建社会制度的长期停滞而不能自发地走出现代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多少演进，
而只是在同一社会制度的层面上的内卷，即不是演进式地前进，而只是在无休止地内卷、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他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强大的科层建制有效地压抑了自发社会制度的生发与扩展,
重农抑商
恩格斯认为，在封建主义的时代，商人代表着一种新的力量。在决定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导向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的力量：“商人对于以前都停滞不变，可以说是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重农抑商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 。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垄断经济命脉,钳制私营工商,聚敛社会财富为目的的一种政治手段 。
商鞅变法规定，从事商业而致贫者要收为官府奴隶。秦始皇时将贾人与逃亡者、犯罪官吏等一起发配桂林、象郡、南海等西南边地。西汉初年对商贾的社会地位进行种种限制，规定
“不得衣丝乘车”，“不得仕宦为吏” 。
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国家垄断某些重要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实行禁榷制度及“均输平准”政策措施，以官商抑私商。
加重对商人盘剥，汉武帝时采用算缗、告缗等手段，剥夺商人财产，政策规定商人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被课以重税。因财产申报不实而被
“告缗”者为数众多，所受打击极为惨重，
“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唐肃宗为了筹措军费，曾对江淮蜀汉的豪商富户实行“率贷”式的掠夺 。唐德宗时亦有“借商”之举。
明清专制政府对商人的盘剥有所加剧。这些盘剥的名目繁多，主要有课税、捐输、助饷和无端勒索等。
清政府对商人的“正课”逐年增加，清初“淮纲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加以织造、铜斤等款，
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数倍于原额”，就是说百年之内课税猛增了四五倍之多。嘉庆二十年（ 1815年），
“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余万之多”,比之乾隆年间的 400余万又增加了一倍。
徽商捐输先例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歙商吴养春一次向朝廷捐银 30万两。入清后徽商捐输数目之巨，更是惊人。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
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 1670～ 1804年）的
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捐输的银两有
3930.2196万之巨，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万两。
有相当多的盐商就是在连续的大笔捐输之后因老本贴尽而濒于破产。
助饷是指商人捐款以助朝廷军费的活动，
名义上是商人自愿的捐款，实际上是政府对商人的又一种盘剥。倘若商人不能
“慷慨解囊，正常的商业活动往往会遭到种种刁难，甚至被弄地倾家荡产。商人只有咬紧牙关，忍痛割舍巨资为封建政府“分忧解难”。
乾隆三十八年（ 1733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银 4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正月因用兵台湾，
盐商又“情愿”捐银 200万两以备犒赏之需自嘉庆四年（ 1799年）三月至八年
（ 1803年）的正月不到 4年的时间里，两淮盐商连续 6此助饷，共计耗银 700万两
康熙年间的淮商就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
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御史任满时照例向商人收取“别敬”钱，
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
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都“盈千上万”
商业资本流向土地
在“重农抑商”经济政策下，人们传统的社会心理特征是把土地作为最主要财富。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人们对土地的追求也就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成了商人普遍遵循的准则。商人用利润购置土地，不仅可以长保富贵，而且还可以通过拥有大量的地产成为乡绅仕宦而取得政治特权。,重农”经济政策下明清时期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也是导致商人利润流向土地的重要原因。
西方与中国的不同
在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私人工商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贸易中都占有重要的主导地位。封建社会晚期在政府重商政策的保护下私人工商业还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重商政策的结果是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和成长，
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产权安排与商业资本的离析
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家政权管理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以国家经济和财政收益为核心的。在这一“官本位”的经济政策中，封建统治者对财产的控制，有基于财产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而形成的对国有财产的直接控制，也有基于对财产私有者的政治管辖权而产生的对私有财产的间接控制。这后一种管理和控制，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私有财产只能成为一种不完全的
“私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这一所有权最终所属的最好说明。
从专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私人财产也是间接的国有财产。而有关的法令条文，都是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制订出的。正是在这样的产权制度下，皇帝和朝廷常常可以借助于专制集权的威力借故变相地籍没百姓私产，这种变相籍没往往不是针对个别民户，而是轻及一地，重者殃及全国。
中国古代财产继承权的安排也是产权制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一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导致了民间商业资本的离析，是明清商人资本未能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平均析产的家产继承制
以诸子平均析产为主干的传统家产继承方式在我国通行了两千多年，其影响已超出了小家庭的院落，影响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卷式”进程。具体地说，
在诸子平均析产的制度下，个体小家庭商人的财产资本呈现着“分散 ―― 积累
―― 分散”的周期性循环过程，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很难完成资本的积累。
清初休宁商人汪正科在景德镇经商 30年，从小本起家发展到成为“中贾”。凭汪正科的经商能力和他 30年所获得的商业资本如能继续扩大商业规模，则其资本的发展前景是无量的。传统的析产制度使他通过立阉分产，将集中的财产转向分散，从而无法进一步积累资本。汪正科家产分有两个部分，一是现存的银两和借出银两，二是房产、田地、山塘。这说明汪正科的商业资本的出路先是不断地分散于“所置产业”，然后再与手中的银两一并分给儿孙，结果使自己多年经营取得的商业资本最终离析分散。
明清时期商人在经历了艰难创业积累资本后,又由多方面流向了封建化的渠道,
而传统家庭财产继承制又因诸子均分家产而离析了原有的资本,最终又回到了土地 。 这种制度安排对商业资本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阻碍 。 正是这一制度安排,使民间难以完成大规模的商业资本积累,民间流传的,富贵无三辈,之说也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 。
1937年梁漱溟先生指出：“西洋为什么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的缘故,―― 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就了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
那么，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遗产均分造成的。”
我国古代社会商业资本发展缓慢,没有能衍生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缺失和不合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
意识形态对商业资本的侵蚀
明清商人接受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贾而好儒”的儒贾观，十分强调尊祖、敬宗、睦族的宗法观念。正是这一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徽商“重宗义，讲世好”以及族人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尚中成长起来的徽商，具有一种强烈的宗族归属感，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强宗固族看成是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渴望在宗族中获得地位和尊重。经商致富后，他们大都十分自觉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中。
明嘉靖年间徽商金德清经商 10年，积累万金，
一回家便捐重金建宗祠，万金的资本一时差不多耗去了十分之一 。
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的是商人的崇儒风气。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古代的宗族（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都十分重视家族子弟的培养，把设学堂、培养宗族子弟作为族规、
家训，他们在经商致富后大多热衷于建学堂、
请名师，为子弟业儒入仕创造条件。商人每年仅资助书院这一“义举”也消耗了商人大量的商业利润。
受传统如“父母在不远游”的乡土观念和富贵不忘族人的宗法观念的影响，许多商人在经商致富后都捐资购置宗族土地 ―― 族田，这也导致了商人资本的流失。
明清时期，商人经营致富后投资购置族田几十亩、乃至几百亩，十分慷慨，毫不吝惜。许多徽商，在囊橐充实之后还大多不惜钱财，建园林别墅，招徕各地文人学士，于其中结社吟诗，
俨然一派儒者之气。与这一时期社会上追求侈糜消费之风相应，商人们在园林宅第、雕梁画栋方面也追求奇巧，同时蓄婢纳妾，锦衣玉食，
极欲穷奢。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体系
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颇负盛名的李约瑟博士曾提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第一，为什么历史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第二，为什么中国在 17世纪以后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了，而不再领先于其它文明？
中国没有能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与中国科举制度的课程和激励结构有关。这一科举制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于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
古代中国由于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持和激励，科学家从事科学的研究得不到相应的收益和回报。
清初兼通中西天文学的一代大师王锡阐经常是在“甑釜尘生”、“寒灰不燃”的绝粮断炊的情景中度日，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他甚至还要用“整书”“假寐”来假作镇静，以哄骗“妻女不知再无计，几番涤釜望明晨” 。
王锡阐潜心科学研究的决心没有因此而动摇：
“何必形残仍苟活，但伤绝学已无传。存亡不必占天意，矢志安贫久更坚” 。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著有医学名著
,本草纲目,而垂名青史，流誉五洲。
但,本草纲目,出版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后来借助于当时的文坛宿将、大官僚王世贞的名望与帮助才得以刊行。
1642英国颁布了,垄断法,就是第一部知识产权的专利法，是“一个鼓励任何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 。
中国古代因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古代工匠们在知识技术的传承上便不得不采用一种内部保密式的传承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极不利于古代科技的发展，也是导致中国没有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原因。
这种防范式传授容易失传,我国历史上许多精湛的工艺品,现在我们只能知其名或见其物,
而不懂其制作技法,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
现代启示
启示一，制度创新，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制度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
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忽视制度和制度变迁是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作出满意的解释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制度的创新显得更加重要。今后中国能有多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速度，都取决于制度的创新与改革的力度。
启示二：国家理性的重建。 。从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中可知，中国商业资本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未能走向理性市场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治体制产生有十分消极作用。
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换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的改革是从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入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用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培植资源的经济，所以造成了政府的集权。而市场经济则相反，它是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在相互交易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市场经济行为里面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资源配置的经济，它需要的是一个大社会、小政府，这就需要从新界定政府的职能，进行政治体制的立宪改革。集权体制下市场经济，若没有适当的立宪限制，就很容易导致官员们的“寻租”腐败行为。
启示三，完善产权体系，发展民营经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未能走向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在于产权的缺位与不完善。因此，它提供给的结论就是要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体系。民营经济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它产权清晰，
经营灵活，决策迅速，面向市场，动力机制较强，有硬性约束，没有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弊端，总得说来效率高、
效益好。
启示四，与时俱进，调整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与发展。
在意识形态的调整与发展中，还应重视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去发掘一些有生命力的理论资源，如儒家的诚信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