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 第一节　陈凯歌的《黄土地》 一、陈凯歌的生平与创作 陈凯歌， 1952年生于北京。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1984年开始执导影片。 　　成名片《黄土地》，1985年出品，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得到国内外确认的第一部作品。该片获1986年第5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第3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第5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西方文化技术交流中心电影奖、第29届伦敦国际电影节导演“萨特兰杯”奖等多项大奖。在《黄土地》的创作中，陈凯歌提出了：“要大言无声、大象无形，要扫除一切表演上一切利于外而害于内的棱角……”发起了新时期中国电影影像语言革新的创新浪潮。 　　之后，陈凯歌的重要作品有：1986年的《大阅兵》，获次年加拿大第1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意大利都灵青年国际电影节等奖项；1987年的《孩子王》，获1988年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特别奖、比利时探索影片奖等奖项。 以《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的作品系列成为“第五代”领袖的陈凯歌，1987年赴美国进修，在美国磨砺两年后于1990年回国。1991年全部借助外资拍摄了《边走边唱》，影片改编自史铁生小说《命若琴弦》，片中浩瀚壮丽的戈壁沙漠、九曲黄河的惊涛、神奇奇诡的古渡口以及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船工、火把环绕的歌者圣坛，成就了影片的史诗风格。 1993年，陈凯歌创作了著名影片《霸王别姬》，影片获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1998年陈凯歌拍摄了《荆柯刺秦王》，2002年又有著名影片《和你在一起》。 陈凯歌的电影从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对历史和文化进行反思。与张艺谋电影相比，陈凯歌的电影更具理性的智慧。张艺谋电影最具魅力的是画面、细节和色彩、音乐等视听的感性感染力，陈凯歌电影的魅力则主要体现在寓言化的电影语言和深刻的主题意蕴。陈凯歌可以视为中国的“电影哲人”，他的《霸王别姬》将结构的精巧和叙事的复杂性精密结合，无论是时间的双向交叉还是空间的套层组合都显示出一种理性的智慧和复调的美。 二、《黄土地》赏析 1984年，彩色片，中国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 导演：陈凯歌；编剧：张子良，取材于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 摄影：张艺谋； 主要演员：薛白（饰翠巧），王学圻（饰顾青）， 谭托（饰翠巧爹），刘强（饰憨憨） 《黄土地》是陈凯歌创作的“一个中国的故事”，也是“第五代”宣言式的阐述，是第五代探索电影的代表性作品。其突出特征是： （一）、影片具有深沉的文化意蕴，影片的故事和影像构成表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平瘠土地上顽强寻求生存的文化命题。片中的黄土地与黄河，既是影片中人物生存的环境、故事展开的背景，同时又是我们民族血脉与文化精神的象征性体现。如，片头广漠平瘠的黄土高原的一组长长的叠化镜头，暖而重的土黄色调，绵延升腾而又荒漠抑压的环境，不仅是黄土地上人们生活方式的写实，也是我们民族在漫长历史道路上艰难奋进的形象写意。 又如“犁地”段落，地平线置于画面的上端， 起伏的黄土几乎占满了画面，人物被挤到了画面的边缘，表现了土地的宽广博大以及人在土地面前的渺小，表现了世世代代倚靠土地生存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艰辛的生存努力以及对土地的依赖和敬畏。 片中翠巧爹的形象科研视为民族性反思主题的象征符号，在他身上既有勤劳、质朴、善良的一面，也有固执保守、麻木和愚昧的一面。 （二）、影片中影像表意大于情节表意，情节淡化了，故事被间离，而构图、光影、色彩、音响等电影元素的作用被极大地强化了，以刻意追求的具有象征意味和表现意味的影像，赋予影片超越故事本身的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在《黄土地》的影像系列中，除了4个主要人物， “黄土地”和“黄河水”也是导演手中的重要角色。 影片环境少变而单一，画面多次出现同式反复，这些都是构成影片风格化的因素。在片中，呆板构图，静止摄影和冗长镜头，已不是孤立的表现手法，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形象，深化了在这块平瘠的土地上，人们生活的贫困凝滞和精神的简单麻木。 （三）、 影片把写实与写意糅合起来。影片有故事，但又不仅仅是在讲一个连贯的故事，还有更多的信息是从故事外传达进来的。在影片故事的叙述主线中，穿插了大段的写意场面，如“迎亲”、“腰鼓”和“求雨”都是间离于故事性的象征段落，以表现创作者追溯长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观意念。影片结尾憨憨逆人群奔向顾青的镜头，是新一代农民要掌握自己命运的觉悟力量的象征，与前面“腰鼓”段落表达的情绪遥相呼应，完成了影片的意旨。 《黄土地》的主要成就在于它对我国传统电影语言体系的较大突破，影片中，电影的一切表现手段：人物、环境，包括镜头角度、运动与静止、光影与色调、音乐与音响等等，都成为导演手中的角色，传达创作者的主观意念。所以，理解这类影片，我们已不能采用传统的“故事加人物”的模式，而必须懂得创作者对镜头和造型语言的运用，否则就难于理解其中的深意。 1985年，《黄土地》即在第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引起轰动，掀起了一场“黄土地旋风”，几年来，这部影片在国际影坛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人们把它视作中国电影腾飞的标志。 第二节　　张艺谋的《红高粱》 一、张艺谋的生平与创作 张艺谋，1951年出生，陕西西安人。 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 　　1984年始拍《一个和八个》，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被列为“第五代”电影人的第一部作品。同年张艺谋独立担任影片《黄土地》的摄影，在该片中他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以独特的造型表现出黄土高原浑朴、雄伟的独特美。获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张艺谋由此开始跨入一流摄影师的行列。 　　1986年张艺谋担任影片《大阅兵》的摄影，该片的创作延续了影片《黄土地》的风格。 　　1987年张艺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出演影片《老井》，令人信服地塑造了当代农村知识青年孙旺泉的形象。获日本第2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1987年张艺谋进入了电影创作的又一个领域，他执导了影片《红高粱》。该片融叙事与抒情、写实与写意于一炉，发挥了电影语言的独特魅力。或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中国影片由此开始走向世界。 至此，张艺谋从优秀摄影师走向优秀演员再走向优秀导演，完成了他电影创作的三部曲，获得了“影坛怪才”的美誉。 　　　此后，除1989年到香港主演影片《古今大战秦俑情》外，张艺谋作为导演活跃在影坛。这之后，他执导的重要影片有： 1988年《代号“美洲豹”》； 1990年《菊豆》，获第47届威尼斯电影节 “银狮奖”和第6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获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 “银狮奖”和第64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2年《秋菊打官司》，获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 “金狮奖”；　　1994年《活着》； 1995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美国电影评论家联合会最佳外语片奖，他本人被美国某电影权威机构评为“世界十大杰出导演”之一； 1996年《有话好好说》； 1998年《一个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 2000年《幸福时光》 2002年《英雄》 2003年《十面埋伏》。 　　1997年，张艺谋还到意大利执导歌剧《图兰朵》。　　 　　张艺谋的影片在国际上屡屡获奖，使沉寂多时的中国影片开始受到世人瞩目，并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影坛独占一席之地。 二、《红高粱》赏析： 这是一部以神话般传奇故事来张扬人性、赞颂生命意识的影片 ，它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也是他一炮打响的成名片。 《红高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艺术探索的集大成者，影片充分发挥了影像艺术的造型和抒情功能，全面调动了各种视听觉要素： （一）、注重影像的符号功能，力图通过电影不同凡响的构图、运动、色彩和音乐的运用，给观众的视觉乃至心灵以冲击。在《红高粱》的创作中，张艺谋首先显示出对镜头造型独特的艺术功力，特别是具有经典意义的“颠轿”、“野合”、“打鬼子”等几个具有仪式性功能的场面，给予观众立体全面的视听感官冲击。 （二）、色调、色彩的风格化处理，叙事与情绪意念的渲染有机融合。红色是影片的主题基调：红轿子、红高粱、红酒……应合了影片对生命礼赞的主题。张艺谋在导演阐述者说道：本片的创作主旨就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影片中所有的叙事元素和视听元素都为表现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这使《红高粱》的叙事有别于传统电影的叙事语言，许多戏剧性的因素被淡化，影片的叙事始终与情绪的渲染合而为一。影片以这种写意式的色彩语言，间离了观众对单纯的戏剧情节的关注，将观众引进一种情绪化的体验之中，以实现创作的意图。 （三）、故事性、传奇性：《红高粱》是一部有意识追求观赏性的影片，它的观赏性既建立在视觉影像的审美意味上，也建立在影片的故事性上。影片追求故事完整统一的叙事性特点，将原小说时空交错的结构改为顺序结构，故事有头有尾，情节线索清晰，并通过画外音“我”的叙述清楚地交代了故事的环境、人物关系以及时空的转换等。 （四）、影片不仅在叙事上带有中国电影传统的特征，而且特别注意运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式，以重现民族风貌，如，影片中环境和人物造型的乡土化，以“言外之意”的空镜头来暗示叙事之外的情感内容，以及唢呐、大鼓和粗犷豪放的民歌俚曲，使影片具有鲜明的民族风采。 总之，流畅的剪辑、优美而富于动感的视听影像以及叙事的娴熟、稳定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些使《红高粱》获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同，并在1988年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电影赢得了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大奖，为中国新电影赢得世界性声誉作出了贡献。 王家卫与《阿飞正传》 一、王家卫的生平与创作 王家卫， 1958年出生于上海，五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1980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专业后，进入电视台从事电视制作，并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编剧。自1982年起的五年时间里，他创作了大约十部电影剧本。 1988年首次执导电影《旺角卡门》，获选1989年戛纳影展影评周参展作品系列中展出。其个人独特的风格，敏锐的触角，在当时被誉为具有非凡才华的新锐导演。 1990年执导的第二部影片《阿飞正传》，该片集合了六位香港最受欢迎的演员，公映后反响强烈，囊括了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及最佳男主角等奖项，并获第2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及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令他跻身一流导演之列。在这部影片中，王家卫惯用的画外音内心独白的手法已经出现，他通常关注的问题也被涉及：无根的命运、情感的疏离、孤独感、忘却、拒绝以及被拒绝的恐惧，在摄影上，多室内景、夜景，用冷、暗的照明等风格也初具特色。 1992年，他摄制了一部大型古装武侠片《东邪西毒》，英文题为“时间的灰烬”，说明这是一部关于时间的故事。影片名义上是东邪西毒北丐的“史前史”，但实际并非《射雕英雄传》的改编，影片实际上借金庸名著探讨当代人的情感问题。由于拍摄预算超支的经济压力，剧组在拍摄本片时同时套拍了刘镇伟执导的贺岁喜剧《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两片共收，可作为一个颇有趣的历史标本。　 同年，在《东邪西毒》后期制作期间，王家卫仅以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另一部脍炙人口的影片《重庆森林》，该片以一种嬉皮士的幽默小品面世，在各方面与繁复的悲剧剧作《东邪西毒》形成对比。 　　1995年，他完成了可视为《重庆森林》续篇的《堕落天使》，该片在多伦多国际电影展中首映，其另类的脱俗风格，成为影展时的焦点话题。　 1997年的《春光乍泄》入选戛纳国际电影展竞赛部份，并获最佳导演奖。王家卫成为了首位在该电影展中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华人导演。 2000年推出影片《花样年华》，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男演员和最佳艺术成就两项大奖。《2046》是王家卫2003年正在拍摄中的第一部科幻电影。 　　王家卫电影是世界电影版图中代表了香港的亮眼标点，他的电影代表了中国电影的另一类型的现代写意电影，以独特的王家卫的电影语言表现了现代人在大都市的追寻和迷失的心灵体验。 二、《阿飞正传》赏析： 《阿飞正传》是一部充满怀旧色彩的都市片，夜景与雨景，偏蓝的冷色调，探戈和恰恰舞曲的切分节奏和慵懒情绪……浅蓝色的梦境里。无足鸟飞越森林，因为没有脚，它必须不停地飞，一辈子只能着落一次，那就是死的时候。影片中的人物漂移失根、无归宿感，对应于香港这个独特的现代都市文化上无法定位的流离感和无根感，无足鸟的故事几乎是城市的寓言。 　　王家卫电影的主题多表现追寻与失落，表现现代都市人心灵和情感世界的追寻和迷失，带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特征和浓郁的怀旧情调。主人公旭仔对生活多年的养母的家并无归属感，执意要去寻找生母，他对遥远的母亲与故土充满了新奇的向往与莫名的怅惘；苏丽珍与咪咪极度渴望一个可以令她们不再漂泊的稳定居所，一个拥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地方。在不断偏执的追寻中，结果却是一律的失落。 人物最重要的特征是“无根性”。寻找生母是阿飞一生强烈的行为动机和精神走向。漂泊是为了寻找，当失去寻找目标后，阿飞便迷失了。“无脚鸟”的传说象征着阿飞与生俱来的无根感、疏离感、漂泊感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注定失落的命运。无根的命运、情感疏离、孤独感、拒绝以及对被拒绝的恐惧……王家卫用六十年代斑驳的镜子照出九十年代疲惫的灵魂。　　　　 　　时空的写意性是王家卫电影风格的一个突出表征。“钟”的意象时常出现，对时光流逝的无谓中，透着深深的焦虑，其电影中的人物对时间的感受异常强烈。 “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这句著名的台词，阐明了时间和记忆之间的矛盾：记忆企图挽留时间，但时间的本质是不可挽留。阿飞对时间的精确性是一种对时间的平面化，记忆的数字化和爱情的期限化，但正是这轻飘飘的一分钟却成了苏丽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其空间构图的特质是个人的、自闭的、碎片般的，摄影机在动与静之间流动，局部特写构成割裂的空间，表现主义的快速剪辑，大量使用广角镜头和运动长镜，从而以印象式画面塑造出某种氛围或传达出某种意念。 在叙事上，惯用画外音内心独白，将叙述人的全知式视角与旁白式视角相混合。常设置回旋往复的结构形态，不采用单一轴心叙事，看似断裂却暗合机缘的多个故事并存，许多情节元素和抒情性镜头常重复、反复地出现。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梁朝伟以另一个阿飞的形象现身以结束全片，寓味无穷。 第四节　候孝贤与《悲情城市》 一、候孝贤的生平与创作 　　　侯孝贤，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1947年出生于广东梅州，1948年随家人迁居台湾花莲。1972年毕业于台湾国立艺专电影科。1973年担任李行导演的《心有千千结》的场记，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接触电影的制作。1975年后编写了电影剧本《桃花女斗周公》、《早安台北》、《我踏浪而来》等，并担任助理导演。 1981年侯孝贤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影片独树一帜，大胆运用长镜头而造就出的独特视觉风格，后来成了侯孝贤电影的标记。1982年创作《在那河畔青草青》，开始引起影坛的重视。 候孝贤早期的电影作品多以乡土化的少年记忆为主，在《悲情城市》之前，侯孝贤主要的六部电影作品《风柜来的人》（1983）、《儿子的大玩偶》（1983）、《冬冬的假期》（1984）、 《童年往事》（1985）、《恋恋风尘》（1986）、《尼罗河女儿》（1987），都是关于成长体验、关于青春的题材，勾画主人公的一段经历及心路历程。另外这五部影片均带有浓厚的编导的自传色彩。如《童年往事》是侯孝贤本人在台湾南部成长经历的真实写照，影片笼罩着淡淡的却挥之不去的乡愁。《恋恋风尘》是以编剧吴念真的一段经历为蓝图；《冬冬的假期》则是编剧朱天文童年在乡间的生活。 从《悲情城市》（1989）开始，历史记忆成为侯孝贤电影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入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历史变迁的人文思考。《悲情城市》讲述的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逃台之前，一系列政治历史事件中，林氏家族所遭遇的风风雨雨；《戏梦人生》（1993）纪录了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布袋戏艺术大师李天禄坎坷的一生；《海上花》（1998）则以十九世纪末的旧上海为题材。 侯孝贤影片题材最重要的一致性在于都是以“台湾”为题材，“为台湾人的生活、历史及心境塑像。”（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语） 侯孝贤电影总是洋溢着人文关怀的温情，成为他的影片的最根本的东西。导演始终以温厚、包容的态度关注普通个体在社会历史政治变迁中的命运，用艺术家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看待历史政治，他的电影中随处可见对平凡人生存处境的人文关怀和深刻洞察。 　二、《悲情城市》赏析： 《悲情城市》是候孝贤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台湾史诗”，获1989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道精神奖，以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影片涉及了1945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台湾历史变动所发生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侨遣返、国民党接收、“二·二八”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基隆林氏家族兄弟各人的命运为叙事焦点，流贯着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影片透过林阿禄这个家庭的灾变，其叙事内涵以及艺术形象的历史指涉“直追台湾40年来政治神话之症结”，亦悲亦壮地抒写了台湾人40年来被压抑的历史悲情。 候孝贤的电影素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诗意内敛的写实风格、淡雅深远的意境和独具一格的长镜头美学著称。《悲情城市》叙事的总体格局采用了一种诗化的陈述方式： （一）、影片避开政治角度的正面切入，聚集于家庭、个体的人文关怀，从历史的大处着眼，从人生的细部落笔，在故事的缓慢讲述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自然生活的质感或一种真切的体验。与中国早期电影人费穆相似，候孝贤电影从不着力于铺排一般的戏剧冲突、或情节偶合、或是紧张刺激的画面效果；而是致力于一种淡雅悠远的诗境。朱天文是侯孝贤电影创作的长期合作者，她说：“侯孝贤基本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于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的”。 （二）、创造性地使用了“气韵剪辑法”，单场进行相当慢，而转场连接则相当快，造成省略与跳跃式的自由体叙事，并在叙事的空间纬度上留出许多“空白”，完成虚实相间的抒情化效果。 （三）、画外音的使用和别具匠心的景物空镜头的设计。片中宽美日记的画外音，阿雪的书信画外音，以女性特有的触及生命本质的细致和诗一样的语言，与画面形成声画对位或声画错位，构成耐人寻味的“诗画交融”的韵味。影片的景物空镜头拍得极为精致，以景寄情。 （四）、镜语自成系列，多用中、远景长镜头，以固定机位突现画面纵深运动，构图似中国古典泼墨山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