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与前景 （聂国卿、李志青） 第一节 环境经济学的诞生 2 一、早期的环境经济思想 2 二、环境经济学的产生 5 第二节 环境经济学的发展 8 一、微观环境经济学分析 8 二、宏观环境经济分析 11 第三节 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前景 13 第一章 环境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与前景 环境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广泛吸收了环境科学、物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营养，是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特别是环境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的综合性边缘学科。环境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拓展了环境科学的内容，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增添了经济学分析视角；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学在更为现实和客观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增强了其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解释力。这对于人类摆脱环境危机、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章将对环境经济学的源流及发展进行概要分析。 第一节 环境经济学的诞生 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历史虽然很短，但是环境问题被纳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却可一直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时期。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方面，围绕着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产出率进行研究。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奠基者威廉－配第(W.Petty)就已认识到自然条件对财富的制约，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论断。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是最早对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学思考的先驱者。 一、早期的环境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社会发展仍以农业为主，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刚刚开始，经济发展对环境破坏的影响尚不明显，因此环境问题并未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自然也并不是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亚当·斯密（Smith）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古典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而这位古典经济学的鼻祖却忽视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斯密认为分工和资本积累足以克服土地稀缺程度提高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为资本积累的增加可以增加被雇佣的劳动者人数而避免人口过剩。而分工的发展则可以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从而引起报酬递增，这就能抵消由于土地稀缺产生的报酬递减。按照斯密的说法，“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术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988）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当然不可能对环境问题进行严格的经济学分析，也不可能产生环境经济学这一门学科。 尽管如此，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仍然足以奠定现代经济学，包括环境经济学的基础，这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将得到详细说明。 也正因为如此，古典经济学家的先驱者们对环境问题的思考也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虽然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关于环境问题的思想还显得有点简单与朴素，既没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根源，也没有提出解决环境与增长冲突的经济途径，但是他们的思想对现代环境经济学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的争论就有着上述古典先驱者思想的影子。因此，了解这些早期环境经济思想的萌芽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环境经济学科的形成发展历程也是大有裨益的。 马尔萨斯（Malthus）的观点在其撰写的《人口原理》(1798)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人口增长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却以算术级数增加的假说。他认为，由于人口增长率与土地生产力的不平衡，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如果人类不能主动节制生育的话，那么抑制人口增长的途径就只有通过贫困、饥饿、瘟疫、战争等手段来解决。马尔萨斯的核心思想是，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以人口和收入的指数增长为基础的，而资源的供给却只能以线性形式增长，甚至零增长。无论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率有多低，任何以指数形式增长的需求都会超过任何以固定的或线性增长的供给。因此，资源的稀缺是绝对的，它不会因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改变。马尔萨斯的这一思想也被称为“绝对稀缺论”。其理论虽然忽略了技术进步在提高资源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低估了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能力，但是，它表明如果不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那么，人类将面临灾难性后果，这一思想给后人敲响了保护环境资源的警钟。不管其理论观点有多么偏激，它留给后人在环境思考方面的启迪却是十分深刻的。 李嘉图（Ricardo）也认识到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指出，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在土地数量固定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人们将不得不耕种肥力和位置愈来愈差的土地；二是在原有土地上不断追加投资，并会因此而产生土地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李嘉图的思想建立在萨伊定律、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的基础之上，但对其又有所发展。他认为，资本积累遵循萨伊定律向从事生产的工业投资，投资增加了，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人口也会增加，这会导致对食物需求的增加，这样，相对肥沃的优等地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因而不得不耕作相对劣等的贫瘠土地。随着土地稀缺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会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逐渐放慢，直至进入人口与经济增长都处于停滞的社会静止状态。 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一样，对人类社会在自然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前景持悲观态度。但与马氏不同的是，李嘉图认为并不存在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而只存在生产率较高的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并且他也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在促进生产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实际上承认了技术与稀缺土地资源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可替代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嘉图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比马尔萨斯进了一步，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冲突之间的作用。相对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李嘉图的思想被称为“资源相对稀缺论”。 穆勒（Mill）继承并拓展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关于资源稀缺的观点，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是任何社会生产都必不可少的三要素。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人口增长率几乎是无限的，因此人口并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但资本和土地的稀缺却构成了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双重约束。而且穆勒将稀缺的概念延伸到更为广义的环境，第一次探讨了关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承受界限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建立“静态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都应该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并且这一水平要远离自然资源的极限水平，以防止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美的大量消失。“静态经济”的思想将环境保护及其影响的时间维度拓展到了更为长远的未来，暗示了如果人类社会的产出超过了自然所允许的限度，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失衡。这一思想表明穆勒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比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又要深入了一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对于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所持的悲观态度不同，穆勒对人类未来的前景是充满乐观的。他所倡导的静态经济实际上是资本、人口、和物质资料生产都处于零增长的一种平衡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进步趋于停滞，因为在这种状态下，精神文明以及道德水平的进步会和以往任何时候有着同样的机会，并且会比以往有更大可能地提高“生活”的质量。 二、环境经济学的产生 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卡逊（R.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副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 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存在两大失误。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作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沿着两个方向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第二节 环境经济学的发展 一、微观环境经济学分析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环境负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图1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 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理是来源于庇古(Pigou)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性行为)。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源于科斯(Coase)1960年《社会成本》一文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 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 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 与此同时，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代理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宏观环境经济分析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对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 197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都斯（Meadows）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米都斯，1997） 《增长的极限》一书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你的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上，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尽管有时容易使决策者混淆，但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第三节 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前景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环境经济分析已经呈现出了各种令人鼓舞的前景，这可以从最近出版的大量教科书、专论、期刊、各种学术讨论会以及相关国际项目中得到证实。这意味着环境经济研究正逐步走向成熟，其加速增长的势头也反映了环境经济分析的丰硕成果。而且，一方面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环境经济学能不断从中吸取营养，借鉴其新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促进自身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如最近十年来，应用新增长理论分析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新贸易理论解释环境对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博弈论分析全球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以及应用产业组织理论对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环境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另一方面，正如Deacon.T.R等（1998）9位美国环境经济学界的著名专家在总结过去几十年来环境经济学的演变与发展趋势时所强调的，随着环境管理和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现实需求中的政策问题将为环境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提供持久的推动力，使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随着现实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Sterner和Bergh（1998）受《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期刊编委会的邀请，对环境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作了总结，他们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以下内容将是环境经济学重点： 1、环境价值评估。环境价值评估理论近年来在环境经济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的方法包括意愿调查法、享乐价格法、旅行成本法、生产函数法等尽管在理论与实践上还有不少争议，但其在环境决策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另外，将环境评估纳入国民核算体系的绿色帐户研究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 2、全球背景下的环境经济分析。与封闭经济模型不同，环境问题的国际维度分析主要涉及跨境与全球环境问题治理以及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全球环境问题开始备受关注，一些经济模型如博弈论模型已用来解释合作与非合作情况下的全球环境决策行为，费用效益分析也被应用与 全球环境政策。在全球化进程中，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并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将逐步增加。目前人们的兴趣主要在于构建能解释专业化模式、生产与市场关系、政策反馈效应等方面的模型，包括把环境因素引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分析中。另外，人们普遍认为在研究环境－贸易相互影响时也应考虑地区差异、技术创新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性等因素。 3、空间维度的环境经济分析。环境问题的空间维度常常被环境经济学家所忽略，但现在人们逐渐发现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大量工作可做，特别是跨学科背景下的研究。如结合自然科学、地理学、生态学的研究，在这些学科里，空间模型是普遍的。与空间有关的环境问题如非点源污染、土地使用、城市环境、交通运输与地理位置选择等领域将会成为研究重点。 4、生态税改革。征税是环境管理中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目前，在欧洲国家开始普遍推行所谓“生态税”改革的政策，就是将征税的基础逐步从劳动力转向能源利用和环境污染治理，这一转换过程被认为能产生环境改善与减少税收对经济扭曲的“双赢”的结果。因此，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正在并将继续成为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 5、一般均衡分析的应用。很明显，环境经济学使用很多的分析方法来描述、预测、分析某一问题的经济－环境特性。这些模型通常具有不同的技术结构（线性与非线性、静态或动态），模型的普遍性、精确性、现实性也各有侧重。由于环境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譬如，在道路交通环境问题中，交通阻塞、事故、废气排放与噪声等就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对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综合考虑、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达到最优环境效果等方面，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将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思考题 简述早期的环境经济思想； 假设一个造纸厂生产每吨纸张的私人边际成本（MPC）满足：MPC=10+0.5 Q 其中Q为生产的纸张吨数，除了上述私人边际成本外，还发生外部成本，为10元人民币，由社会承担。而生产每吨纸张的边际收益（MR）满足：MR=30-0.5 Q，利润最大化要求产出水平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试用图表示出边际私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收益曲线，并计算使社会利润最大化的产出水平； 3、结合近期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环境恶化事件，谈一谈它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Cliveel.Spash,1999,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Thinking in Economics ,The White Ilorse p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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