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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委托－代理理论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委托－代理原理
激励机制
政策中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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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知识,
从社会契约理论到企业契约理论
组织或组织的协调与契约的关系
企业的主流契约理论的先河 —Coase,1937;之后有
Alchian,Demsetz,1972;Williamson,1975,19
80;Ross,1977;张五常,1983； …… ；最新的模型由杨小凯与黄有光于 1994年提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交易费用理论与代理理论，前者的重点限于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的边界是什么？为什么有企业存在？），后者则侧重于企业的内部结构与企业中的代理关系。而代理理论又可分为代理成本理论与委托 —代理理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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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本世纪 40年代，在 7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委托 —代理理论，逐渐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并不断受到经济学界和社会的重视。一般认为，
任何有组织的或需要进行组织的行动．都需要某种契约协调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当这些社会契约在经济活动中存在并发挥效用时，就成为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然而，这些社会契约如何达成，效率如何，以及市场参与者如何改进和限制这些契约的作用等，成为信息经济学委托 —代理理论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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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委托 — 代理原理
委托－代理关系 事实上就是居于信息优势与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掌握信息多 (或具有相对的信息优势 )的市场参加者称为 代理人,掌握信息少 (或处于信息劣势 )的市场参加者称为 委托人 。
经济活动中的许多经济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 —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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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建立或签定合同前后，市场参加者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经济关系都可以被认为属于委托 —
代理关系。掌握信息多 (或具有相对信息优势 )的市场参加者称为代理人，掌握信息少 (或处于信息劣势 )的市场参加者称为委托人。委托 —代理的均衡合同是居于信息优势与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之间展开对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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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 代理关系的类型委托人 代理人 代理人道德风险所在土地所有者 佃农 耕作努力股东 经理 管理决策工作努力经理 员工 工作努力债权人 债务人 项目风险房东 住户 房屋修理选民 代表或议员 代表选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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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公民 政府官员 奉公廉洁原告 /被告 代理律师 努力办案雇主 雇员 工作努力保险公司 投保人 风险防范买者 卖者 质量保证病人 医生 诊断质量与节约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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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 代理关系的基本条件
市场中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且双方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在这两个个体中，
其中之一 (代理人 )必须在许多可供选择的行为中选择一项预定的行为，该行为既影响其自身的收益，也影响另外一个个体 (委托人 )的收益；委托人具有付酬能力并拥有规定付酬方式和数量的权力，即委托人在代理人选择行为之前就能与代理人确定某种合同，该合同明确规定代理人的报酬是委托人观察代理行为结果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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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关系有五种基本模式
单个委托人与单个代理人的对策模型，如医生与病人；
单个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 (复合代理人 )的对策模型。如中央政府与若干家垄断信息厂商；
多个委托人 (复合委托人 )与单个代理人的对策模型，如数干个计算机个人用户与“国联在线” (ISP)公司；
多个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的对策模型，如保险市场上多家保险公司争夺投保人的竞争；
单个或多个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彼此均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对策模型，如瞎子背瘸子后，彼此均为委托人和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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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种委托 —代理对策模型，代理人掌握委托人不了解的市场信息或私人信息，如政府不了解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资本家不了解经理的实际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这样，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和相互退让，最后达成双方接受的合同，以及在这个合同约束下的行动，都可以看成是具有私人信息的局中人之间的对策及对策均衡的结果。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达成的合同称为 均衡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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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与委托人都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且他们二者之间所掌握的信息处于非对称状态 。也就是说，第一，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代理人的具体操作行为；第二，代理人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后的最终结果，因为代理人选择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一种随机变量，其分布状况取决于代理人的行为。由于存在该项条件，委托人不能完全根据对代理行为的观察结果来判断代理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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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达成均衡合同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代理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
即所谓刺激一致性或激励相容条件；
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代理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是为参与条件；
在代理人执行这个合同后，委托人所获收益最大化，
采用其他合同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合同所取得的效用，是为收益最大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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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委托人来说，只有使代理人行动效用最大化，才能获得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收益，然而，
要使代理人采取效用最大化行为，必须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有效的刺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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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转化为信息刺激机制的设计问题,其设计思路大体是相同的,
委托人设计一套信息刺激机制，该机制能够使代理人在决策时不仅需要参考原有的信息，而且还需要参考由信息刺激机制发出的新信息，这种新信息能够使代理人不会因为隐瞒私人信息威显示虚假 (或错误 )信息而获利，甚至有所损失，从而保证代理人无论是否隐瞒信息成是否采取“信息欺骗”行为，代理人所获的收益都是一样的，因而代理人没有必要隐瞒私人信息和采取“信息欺骗”行为，结果，最终也就保证了委托人的利益。这就是 信息刺激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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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 代理的信任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曾经报道；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普通职员中超过 60%的人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应属于受社会同情的职业。结果，有可能教师在上课时担心警察没有尽职责，没有维护好社会治安而使家里财产被盗窃，而警察在巡逻时则对妻子在医院看病放心不下，担心医院医生没有负责任认真护理妻子的病情。医生在工作时则忧心自家的该子由于学样老师上课不负责任而考不上大学。由此形成相互之司缺乏“信任的委托 —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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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构成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对委托－代理均衡合同的信任，就难以有发达的市场经济。
阿罗 (1968)曾强调，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之一，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信赖关系足以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即使进行欺骗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代理人也不会实施欺诈。许多人指出，缺乏这种信任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阿罗 (1973)又进一步指出，道德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每个合同，没有它，任何市场都不能正常地运转。在每次交易中都包含有委托－代理的信任因素。更深入地看，在任何复杂的交易中，要拟定一个包含每种可能意外事件的合同，其成本将十分高昂。某些方面必须留待需要的时候再作解释，这就隐含地表明即使缔约的一方有所损失，
也将有可能同意合同的含义。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中，
经济合同履约率一般在 80％以上。据我国工商管理部门统计,1996年全国合同履约率平均 60 %左右，某些地区甚至不到 40％。没有规范的合同秩序，就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而规范的合同秩序来源于委托 —代理制度的完善和委托 —代理信任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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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委托－代理的信任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委托－代理合同的承诺或规则的承认和自觉遵守；
二是所谓护“敬业精神”。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相当时间来逐步提高委托－代理的信任度。
有两个中国留学生 A和 B同时在美国一家餐馆刷盘干，其中 A在美国已学习 6年，而 B刚到美国留学。老板告诉他们每个盘子刷 6遍，
但从不来监督和检查。结果,B每个盘干从开始刷 6遏逐步减少到后来刷 2遍，并将这个“宝贵经验“传授给 A。结果没想到 A说：
老板叫我们刷 6遍，我们就应该刷 6遍．因为他给我们的是刷 6遍的工资。
另外一则来自笑话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有位中国留学生与热恋中的美国姑娘上街过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小伙子见左右无车就迈步过衔，但美国姑娘却等到绿灯后才过街。美国姑娘事后提出分手，
小伙子不解．美国姑娘说：你连最基本的交通规则都不遵守，我能够相信休会一辈子遵守爱情规则吗?小伙子得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回国后又与一位姑娘谈恋爱，当他与姑娘结伴上街遇红灯后，吸取在美国的教训，自动自觉地等到绿灯后再过街，而姑娘见左右无车且已迈步过街。结果，姑娘以小伙子“脑袋有毛病”为由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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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似乎可以说明，市场参加者遵守各种经济规则的水平，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然而、
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不可能在其他参与者不遵守的情况下要求某些个别参与者严格遵守，即使个别参与者能够在一时严格遵守规则．但他们也没有动机长期严格遵守规则。增加委托－代理的信任要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甚至要比单纯从制度上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要复杂得多，也要漫长得多。它甚至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相互适应。因此，国民素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和必要，而且它们本身也构成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为提高委托－代理合同的信任提供不可缺少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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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激励机制
概念,所谓 激励,就是委托人拥有一个价值标准，或一项社会福利目标，这些标准或目标可以是最小个人成本或社会成本约束下的最大预期效用，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最优资源配臵，或个人的理性配臵集合。 委托人怎样使代理人在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达到委托人规定的或希望的具体分标准或社会目标。 更进一步分析，激励就是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在选择与不选择委托人标准或目标时，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
自愿地或不得不选择与委托人标准或目标相一致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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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委托人来说，只有使代理人行动效用最大化，才有可能获得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收益，然而，要使代理人采取效用最大化行为，必须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有效的刺激。这样，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转化为信息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激励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简单事例加以说明：人们为使驴“自觉地”、或“有干劲”地不停地拉磨，或者将驴的眼睛蒙起来 (信息蒙闭 )，或者在驴的头部前面用竹竿挂一个它喜欢吃的红萝卜 (信息引诱 )。一般来说．这两种方式都属于激励，但后一种激励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息经济学的激励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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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的目标
古今中外有不少“激励”的典故。古代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就曾经应用激励机制解决两个妇女争夺小孩的所属权。某日，两个妇女同时来到所罗门王面前述说一个小孩属于自己、并且都说对方的小孩死了，而将自己的小孩抱走。当她们激烈的争论时，所罗门王命令武士将剑取来，然后对两个妇女说：我要将这个小孩砍成两半，一人分一半。结果，孩子的亲生母亲说：把孩子给他吧，千万不要杀他。
另一个妇女说：这孩子不应届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把他分成两半吧。于是，所罗门王说：前一个是孩子的真正母亲。
中国宋代清官包公也曾经用类似的激励机制来解决同类案件，区别在于包公将两位妇女争夺的小孩 寿朗 放在画好的圆圈中间，令两位妇女各站一边一人抓一只手“拔河”，
声明谁将小孩拔出圈，小孩就归谁。结果可以想象，拔输的妇女才是真正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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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所罗门王，还是包公，他们设计激励机制的目标都是“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今，许多古代的激励机制思想已经被改造为多种形式的鼓励他人“说真话”
和“不偷懒”的机制。例如，由总经理给过生日的员工送上亲笔签名的生日贺卡，给老雇员更为方便的停车位，或者采取效率工资制等。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入之间信息分布的非对称，代理人可以利用两种方式获得对委托人的对策优势地位。 一是利用委托人难以观察到的私人信息 (如是否有真才实学，产品质量是否过关等 )而获得信息优势，使委托人处于不利的战略选择地位 。例如，滥竿充数典故所说的齐宣王为委托人，南郭先生为代理人，南部先生利用齐宣王观察不到的私人信息，混在乐队中充数。
但是，当齐宣王的儿子好独奏时，南郭先生就不得不
“说真话”而辞职。这说明南部先生的反应也是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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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代理人利用委托人难以观察到的私人行动
(如是否在工作上真正努力，是否改变原有的行动规则等 )而获得信息优势地位 。这种信息优势地位的获得通常是代理入在签定委托 —代理合同后采取的有利于自身收益 (但损害委托人利益 )的私人行动。例如．当一家企业 (用户 )与某跨国信息服务公司签订长期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后，后者可以利用前者不能观察到的隐蔽行动，隐蔽地提高自身效用，如适当减少信息搜集的来源，或者不再聘请高薪信息分析员为该企业从事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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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种较为特殊但普遍的委托－代理关系，局中人彼此互为委托人和代理人 。例如，在瞎子背瘸子的合作中，当瞎子与瘸子达成委托 —代理合同后，瞎子
(委托人 )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瘸子 (代理人 )选择最短的路途，避免瘸子“瞎指挥“而多走冤枉路，即让瘸子
“说真话”，因为瞎子看不到路，无法了解瘸子的私人信息。瘸子 (委托人 )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让瞎子 (代理人 )尽可能跑得快且稳，尽快到达目的地但又不要将自己摔下来，即“不偷懒”，由于瘸子不走路，难以确切了解瞎子的隐蔽行动。例如，是否是真的累了、
俄了，或是否真的尽了努力。“狼狈为奸”的合作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在这类对策中，局中人的利益往往能够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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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设计激励机制的目标 (表 2－ 2)分别是：
首先，针对代理人的隐蔽信息而面临的不利选择地位，激励的目标是如何使代理人“自觉地”显示他们的私人信息或真实偏好，即所谓的“如何让人说真话”。
其次，针对代理人的隐蔽行动而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激励的目标就是如何使代理人“自动自觉地”尽最大努力工作，
诱使代理人不采取道德风险行动，即所谓的“如何让不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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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让人说真话”和“让人不偷懒”的原理在于,
如果“说真话”与“说假话”的成本相等，多数人会选择
“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当“说假话”的成本大于“说真话”的成本时，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说真话。同样，当“偷懒”的成本大于“不偷懒”时，作为一种集体选择行动的结果都是“不偷懒”。因此，只有使随地吐痰者的机会成本高于约束自己的机会成本，才会使绝大多数人不随地吐痰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随着良好杜会文明风尚的普及，随地吐痰的机会成本将变得越来越高 (遭到舆论谴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即使没有学习或接触过任何经济学知识，机会成本的概念 (或潜意识 )在每个市场参加者的脑海中都是根深蒂固的。
这在“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中也不例外,下雨天做好事的人数一般少于晴天做好事的人数 就是一个例证。道理很简单，
因为下雨天做好事的机会成本高于晴朗天气做好事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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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的两个原则
激励参与约束
激励相容约束
通俗地讲，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我怎样使某人为我做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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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分析
假设雇主有某份工作需要雇员完成。雇主有两种付酬方式，一种方式是无论雇员劳动结果怎样，都将报酬一次性付给雇员。显然，这种付酬方式将使雇员缺乏劳动热情，另外一种方式是按雇员报酬取决于他想的劳动结果，
这种付酬方式可能对雇员的劳动热情产生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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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雇员接受这项工作的劳动量为 x，产量 y＝ f(x)；为了简单化，假设工作产品的价格为 1，这样,y就确定了产品的价值。
假定 s(y)为雇主在雇员生产价值 y美元的产品后付给雇员的报酬，并且，雇主希望选择能使 y－ s（ y） 最大化的函数 s(y)。
从雇员的角度看，劳动 x必然是有成本的，该成本记为 c(x)，且 c(x)与一般成本函数相同,总成本与边际成本都随劳动量的增加而递增。
于是，选择 x的雇员的效用等于 s(y)－ c(x)＝ s(f(x))
－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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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雇员有获得效用为 的多种选择,例如,从事别的工作,或完全不做工作等 。 这样,激励机制首先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使雇员从事这项工作获得的效用至少等于在别的可选择方案中可能获得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参与约束,’ 。 即,
u
1.4)())(( uxcx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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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参与约束下，雇主可以确定雇员将提供多少产量。
由于雇主想刺激雇员选择在既定约束下发挥最大剩余劳动 x，
))(()(m a x xfsx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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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满足式 (4-1)要求 。 在一般情况下,雇主希望雇员选择的
x恰好满足约束条件；即,
将此式代入目标函数；就出现无约束的最大化问题
求解该问题只要所选的 x*使边际产量等于边际成本，
即,Mp（ x*） =MC（ x*） ……4.2
uxcxfs )())((
uxcxf
x
)()(m a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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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能满足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相等条件的任何选择
x*，都不能使利润最大化。由此，我们获得雇主希望得到的劳动水平。但是，雇主为此需要付给雇员多少报酬才适合呢?即刺激雇员选择 x*，函数 s(y)应如何?刺激机制的常见方法是通过 s(y)使雇员在选择 x*获得的效用大于他选择其他可供选择 x获得的效用。这就是所谓的 激励相容约束,
或刺激一致性，即对于所有 x，有,
s(f(x*))一 c(x*)≥s(f(x))一 c(x).
这样，我们获得设计激励机制的两个约束条件，①是委托人必须使代理人得到总效用 ;② 是委托人必须使代理人劳动
x*的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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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企业的激励问题是更为普遍而且面广量大的问题。
企业中的激励机制可分为两个层次：①对企业职工的激励；②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激励的方式就是将代理人的报酬与那些可观察并且反映代理人工作努力情况的变量相挂钩。
例如：①计时工资制与计件工资制；②“团队精神”
与“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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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的关系讨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边际生产率决定工资；
发展经济学家：边际生产率决定 于 工资，特别是企业支付的工资高于市场保留工资。一种可能的 解释 是较高的工资是为防止工人偷懒而采取的激励办法。当企业不可能时时监督工人的行为时，只能通过解雇偷懒工人的方式来解决偷懒问题，工资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有利于减少工人的偷懒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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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努力与报酬的关系：
工人的业绩：与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企业经理：当期利润与考虑市场开拓；
教师：上好课教给学生基本知识与通过其它各种环节培养学生的领导职务创造能力和提高他们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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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剩余的所有权安排激励：
对出租车公司的激励机制的分析：司机创造利润与保养汽车
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剩余索取权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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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理论：
伦纳德（ Radner）与罗宾斯坦（ Rubbinstein）证明：如果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保持长期的关系，代理人不可能用偷懒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福利。
声誉理论认为，经理人之所以重视对自己行为的约束确实是为了提高声誉。从提高声誉的直接原因是来自经理市场的竞争压力。法玛（ Fama）认为，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经济价值即其收入取决于其过去的业绩。经理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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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息对称分布时，有许多方法能够满足这两个约束条件，如收取租金，劳动工资，目标产量承包等。
在对称信息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这些刺激机制的复杂性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同，如分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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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称信息条件下，产出量由劳动者付出的努力程度与实际能力决定，这样，委托人通过观察代理人行动的最后结果，能够判断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初实际能力，也即委托人了解代理人掌握的所有环境变量，反之亦然。可见，在对称信息环境中，设计出符合上述两个约束条件的激励机制似乎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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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对称信息约束下，即代理人的劳动量对于委托人来说是不可观察的，委托人至多只能观察到代理人劳动量的某些信号，如作为结果的产量，但是，产量不仅仅取决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与外在因素如气候；
政治风险，投入物的质量等“噪声”也密切相关，因此，委托人根据产量支付代理人的报酬往往不等价于根据劳动量支付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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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的设计出现了相当的复杂性，其中，代理人可以选择某个劳动水平，但委托人不能观察到代理人选择的这个劳动水平，而只能对此做出推测。最优激励机制应考虑委托人的这种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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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种典型激励机制的简要评述
收取租金,当信息对称时,土地所有者 (委托人 )只按一起价格 R向劳动者收取地租,而劳动者 (代理人 )得到交纳地租及后的所有产量,即,s(f（ x） )＝ f(x)一 R。 在这里,参与约束决定了地租率的大小 。 由于劳动者的总效用必须等于,故 f(x*)
一 c(x*)－ R=
因此,地租 R＝ f(x*)一 c(x*)－ 。
如果劳动者使 s(f(x))一 c(x)=f(x)一 R－ c(x)最大化,那么,
劳动者将选择式 (4-2)的劳动水平,而这恰好是土地所有者所希望的 。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劳动者来说,努力劳动优于不劳动,而不劳动又优于偷懒 。
u
u
45
当信息不对称时,如果委托人将技术租给代理人,那么,代理人能够得到支付了固定租金后剩余的全部产量 。。 如果产量存在随机分量,则意味着代理人将不得不承担随机因素引发的所有风险 。 如果代理人比委托人更希望避免风险,那么,这种激励机制只能是一种低效率的机制 。 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获得风险较小的收入,代理人往往愿意放弃一小部分剩余利润 。 或者,代理人要求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以此维持委托 —代理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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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资,当信息对称分布时,委托人 (土地所有者 )规定一个单位劳动工资率 W,代理人 (劳动者 )可获得两部分报酬,① 是一次性总付报酬或固定收入 K,② 是按不变工资对代理人的每单位劳动支付的报酬,或,按劳分配,工资,因此,该激励机制的形式为,s(x)＝ W(x)十 K
这里,工资 W等于代理人在最优选择水平 x*上的边际产品
Mp(x*)。 换句话说,W需要确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使代理人恰好愿意付出 x*水平的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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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常数 K被 W唯一确定,即满足参与约束,于是,
s(f(x))一 c(x)的最大化转化为：
这意味着代理人将选择使他的边际成本等于工资 W＝
MC(x)的 x。 由于工资是 MP(x*),故,代理人的最优选择将是
x*,且 X*使式 (4-2)满足,而这正好是委托人所希望的理想水平 。 当信息处于非对称分布时,委托人只能观察到代理人的上班时间,而不能观察到代理人投入的真正劳动量,但工资又必须依赖于劳动量 。 显然,如果委托人不能观察劳动的投入量,
那么,这种激励机制是不可行的 。
)(ma x xcKW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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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产量承包：当信息对称时，委托人给予代理人一项简单选择，如果代理人付出劳动水平 x*，就能从委托人处得到报酬
B*，否则，其报酬为零。显然，这是一种不允许讨价还价的单点报酬激励机制。其中,B*的数量由参与约束条件 B*一 c(x*)
＝ 决定，故,B*＝ 十 c(x*)。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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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代理人选择劳动水平 x，且 x≠x*，那么，代理人获得的预期效用将为 -c(x)；如果代理人选择 x*，
那么，其预期效用为 。因此，代理人的最优选择是使 x＝ x*。当信息非对称时，结果与劳动工资的情况相同。如果报酬取决于产量，该机制使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并且如果代理人稍微偏离“目标产量”，将导致报酬为零的结果。这种状况将难以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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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种激励机制表明，如果委托人拥有代理人拥有的全部信息，即信息对称，且产量由劳动的努力程度决定时，激励机制是使代理人在付出 x*水平的劳动后，恰好得到稍高于 的净收益，偷懒将使净收益低于 。
同时，代理人付出 x*努力也同时使委托人达到其所希望的理想效用水平。一般来讲，在对称信息环境中，这三种激励机制都具有同样效用，没有必要在它们之间再做选择。然而，如果信息非对称，这三种机制都同时存在着局限或者都不适用，除非进行改造。
u
51
非最优机制,如分成制 。 当信息对称时,在分成制度下,代理人与委托人双方都按一定比例从收益中获得各自的利润 。 假设代理人的份额采取 s(x)=αf（ x） +F的形式,其中,F为常数,
α＜ 1。 这样,由于代理人最大化问题是：
)()(ma x xcFx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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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代理人将选择劳动水平,在该水平上
αMP（ ） =MC（ ）
显然，该劳动水平不能满足式 (4-2)要求，因此，分成制在对称信息条件下不是一个有效刺激机制。然而，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分成制却具有其它三种机制所不具备的效率。在分成制下，
虽然代理人报酬只部分依赖于可观察的产量，但代理人与委托人却共同承担了产量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既对代理人产生激励，又使代理人不必承担所有产量波动．风险。可见，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有效的刺激机制应一方面能对代理人产生激励，另一方面又能分担代理人的风险。
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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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公司内的管理机制
一体化公司内的信息不对称与激励设计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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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公司内的信息不对称与激励设计
管理部门如何从部门经理那里得到关于部门经营成本与生产潜力的准确信息？
管理部门应用什么样的奖励或刺激结构来鼓励部门经理尽可能地有效地生产？部门经理应当按照他们生产的多少来拿奖金？如果是，结构应当是如何的？
本例中,Qf=经理估计可行产量,B＝该年的奖金，
Q=实际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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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Q＞ Qf,B=0.3Qf＋ 0.2(Q－ Qf) IF Q≤Qf
,B=0.3Qf－ 0.5(Qf－ Q)
参数（ 0.2,0.3,0.5）是这样选择的，它们使每个部门经理具有透露真实可行生产水平的激励，并使部门的实际产 Q尽可能地大。如下图，假设实际生产极限是每年 Q*= 20000单位。如果部门经理说出的可行生产能力是实际生产极限，其奖金就由 Qf=20000
这条线给出。
该计划忽略此动态问题：经理必须在这一年好的表现得到大笔奖金与将来被分配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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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2000
0
30000 40000
产出（每年单位数）2000
3000
7000
4000
5000
6000
≈
红利
（
每年元数
）
Qf=30000
Qf=10000
Qf=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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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与激励设计应用
如何激励销售人员确定和透露实际的销售目标，然后尽可能努力地去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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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的不对称信息：
效率工资理论
当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时候，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会在工资等于其边际产出时找到工作。但是尽管许多工人都在积极地寻找工作，大多数国家仍有大量的失业
。他们可能愿意甚至以比现在就业的人得到的更低的工资率工作。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厂商削减工资，提高就业水平，从而提高其利润？我们能够应用竞争性均衡模型解释持续的失业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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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模型 （ the shirking model）,由于监督成本很高或不可能，厂商对于工人的生产率具有不完全信息，
从而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 偷懒模型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人都有同样的生产率并得到同样的工资。
一旦雇用以后，工人就可能或者有效的生产，或者偷懒。但由于关于他们表现的信息有限，他们就不可能因为偷懒而被解雇。如果向工人支付市场出清的工资
W*,他们就有偷懒的刺激。即使他们被发现而被解雇，但他们仍可能在另一厂商处以 W*找到工作，此时，
解雇的威胁并不构成工人的成本，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有效工作的刺激。
下图显示了劳动市场的偷懒。
60
对劳动的需求 S
L
DL
工资
L*Le0
We
W*
无偷懒约束
61
DL出于传统的理由是向下倾斜的。如果没有偷懒,DL
与劳动供给（ SL ）相交会使市场工资确定在 W* 上
，并导致充分就业（ L* ）。然而，有了偷懒，厂商就不愿意支付 W* 。相反，对于劳动市场上的每一种失业水平，厂商都需要支付某种大于 W* 的工资以诱使工人有效率的工作。这一工资由无偷懒约束曲线给出。
,无偷懒曲线”给出的工资必须使工人在工作中不偷懒。此时产生 Le－ L* 的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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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汽车公司的效率工资
1914年美国工业工资平均水平为 2～ 3￥ /天，福特汽车公司（ 亨利 ·福特 ）推出 5/天的工资政策，其背后是改善劳动效率，目标是吸引较好的工人稳定在工作岗位下，最终提高利润。
3000 40000
63
公司的退货政策一些公司为了在市场中树立良好形象，实行了不满意就退货的销售政策。例如在某些大型商场规定，购买后一星期内可以无条件退货（只要物品没有受损）。有些消费者利用这一退货政策，免费使用商场的商品。据报道，北京市与哈尔滨市有一些时髦女郎，经常在一些大型商场购买高级服装，在使用 2~3天后，又退回商场，令这些商场叫苦不迭。
你认为商场的这一政策应该继续实行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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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医疗的改革
公费医疗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项重要社会保障制度
（但不是一项公平的制度，因为占人口数量 3/4的农民基本没有享受到）。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对保健水平要求的提高，公费医疗制度已不堪重负。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改革的尝试，基本做法之一是个人与国家共同承担医疗费用。虽然个人承担的比例比国家承担的比例要低，但医疗费用首先有个人帐户支付，超出的部分才进入社会统筹帐户。虽然这一改革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从长期来看，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方案。但与改革前相比，人均医疗费用明显地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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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政策中的激励机制
按照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理论，构成一个激励机制框架，
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建立一系列简单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可能使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充分考虑竞争者之间的对策关系和对策结果，并对这种关系和结果加以充分利用，使市场参加者之间相互寻求最优对策，而这种对策中的最优策略又与政府希望获得的结果相互一致或基本一致，从而得到激励机制中的激励相容条件 。
66
案例 1,说真话 ！
大学公共选修课中的老师考试政策与学生的对策行动构成一局完全信息的动态对策。首先．如果老师的考试政策如传统政策那祥，只放在期末，尽管宣布点名三次，二次未到者不及格。但是，由于老师难以在
200一 300人甚至更多学生的全校公共选修课上公开点名 (机会成本高昂 )，因而部分学生将全校公选课看成是“混学分”的好机会，至少有较多的机会在期末才来上课以应付考试。但是，由于信息非对称，老师无法真正了解哪些学生是对课程真正感兴趣，哪些是企图混学分的学生。因此，要想让那些混学分的学生
“自觉告诉”老师他们想混学分，就需要像所罗门王那样设计一项激励机制，让想混学分的学生显示他们的真实需求信息。
如果你是老师，将会怎样设计这样一种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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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设计这项激励机制的原则除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外,
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这项机制对于真正希望来听课的学生几乎不构成额外成本，甚至使他们学习的机会成本有所降低。
其次,该机制还应满足学校考试制度的要求和易于操作。
当然，满足这些条件的激励机制框架可能有许多，这里只提供一种激励机制框架。
该激励机制的内容有三：
第一,在第一节课时宣布本课程的考试制度 (构成完全信息结构 )；
不安排期末考试。在上课期间随机出现 5次课堂练习。老师选择其中的一次课堂练习成绩做为期末考试成绩；
第二,老师选择哪一次课堂练习做为期末考试取决于学生人数，
老师只选学生人数最少的那一次课堂练习成绩做为期末考试成绩
(使学生面临的员优对策是最好我来上课．其他同学不来 )。同时．这样做老师的机会成本也较小 (批改的试卷最少 )；
第三,凡请假均需事前通知者师，否则，有可能没有考试成绩。
全学期请假三次以上者，每次扣总分数 20％。
结果,凡是第二次上课就取消选修课程的学生，多数属于混学分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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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大锅饭“
,各尽所能”制度的假设前提是社会成员之间为完全信息结构，即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之间，每个人是否真正努力，是否尽其所能，都是公开的信息，至少是无须付出多少成本就能观察到的信息。或者，每个劳动者都将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不是一种负效用。
,按劳分配”制度的核心也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基础之上。它将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努力程度 (隐蔽行动 )假设成可以统一衡量和可量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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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种完全信息假设前提下，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能有效地区别每个杜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直接贡献是多少，即所谓“干与不干一个祥，干多干少一个样”。于是，社会成员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努力劳动而获得比努力水平应获报酬低的收益，或者降低努力程度而获得比努力水平应获报酬高的收益。显然，作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后果。
当全社会出现上述结果时，社会生产率必然低子它可以达到经济效率水平。低效率导致短缺经济的出现。在短缺经济下，社会为维持所有人的生存，必然实行配给制。以往我国发行粮票、肉票和布票等，都是配给制运行的具体方式。
社会最扰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既“大锅饭”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在于能够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养活社会绝大多数人，
即对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俄不着，也撑不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公平与效率完美结合的社会分配制度。但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物质财富还不充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这种分配制度既缺乏激励机制所要求的参与约束条件，
更缺乏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因此，这种分配制度最终只能被理性的社会成员改造成“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 。
70
从“备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演变为“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观点，尽管社会道德因素对于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社会生产率不可能仅依靠道德水平的提高就能简单地实现的。社会生产牢的提高更重要地需要外在地以私有财产观念加上市场价格体系做为基础，内在地以社会文明道德规范作为寄托来逐步实现。从这个角度讲，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将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依赖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或依靠
“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来保障。事实上，在成本－效用关系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都不低，他们对待各种政策的反应都是相当理性的。无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广大人民群众做“思想工作”，无论多么“深入、细致”，其效果一般既不持久、
也不显著，而且社会成本高昂。那种认为唯有“思想工作”
才能挽人的灵魂的想法和做法，似乎依然是以计划经济思维做市场经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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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解决激励问题的方法
施蒂格利茨认为，激励问题是一个信息问题。如果顾客总能了解他们所购买产品的质量，那么，生产优质产品的厂商就总能索取到更高的价格，而生产劣质产品的厂商就难以“滥竿充数”。在市场经济中，有三种解决激励的常见方法，
一是将私有财产与价格体系有效结合在一起来解决激励问题，
二是通过签定某个合同的方法来解决激励问题，
三是以保持生产优质产品或服务的信誉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来维持激励。
第五章委托－代理理论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委托－代理原理
激励机制
政策中的激励机制
2
预备知识,
从社会契约理论到企业契约理论
组织或组织的协调与契约的关系
企业的主流契约理论的先河 —Coase,1937;之后有
Alchian,Demsetz,1972;Williamson,1975,19
80;Ross,1977;张五常,1983； …… ；最新的模型由杨小凯与黄有光于 1994年提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交易费用理论与代理理论，前者的重点限于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的边界是什么？为什么有企业存在？），后者则侧重于企业的内部结构与企业中的代理关系。而代理理论又可分为代理成本理论与委托 —代理理论两类。
3
源于本世纪 40年代，在 7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委托 —代理理论，逐渐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并不断受到经济学界和社会的重视。一般认为，
任何有组织的或需要进行组织的行动．都需要某种契约协调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当这些社会契约在经济活动中存在并发挥效用时，就成为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然而，这些社会契约如何达成，效率如何，以及市场参与者如何改进和限制这些契约的作用等，成为信息经济学委托 —代理理论探讨的问题。
4
5.1委托 — 代理原理
委托－代理关系 事实上就是居于信息优势与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掌握信息多 (或具有相对的信息优势 )的市场参加者称为 代理人,掌握信息少 (或处于信息劣势 )的市场参加者称为 委托人 。
经济活动中的许多经济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 —代理关系。
5
只要在建立或签定合同前后，市场参加者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经济关系都可以被认为属于委托 —
代理关系。掌握信息多 (或具有相对信息优势 )的市场参加者称为代理人，掌握信息少 (或处于信息劣势 )的市场参加者称为委托人。委托 —代理的均衡合同是居于信息优势与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加者之间展开对策的结果。
6
委托 — 代理关系的类型委托人 代理人 代理人道德风险所在土地所有者 佃农 耕作努力股东 经理 管理决策工作努力经理 员工 工作努力债权人 债务人 项目风险房东 住户 房屋修理选民 代表或议员 代表选民利益
7
接上表公民 政府官员 奉公廉洁原告 /被告 代理律师 努力办案雇主 雇员 工作努力保险公司 投保人 风险防范买者 卖者 质量保证病人 医生 诊断质量与节约治疗费
8
委托 — 代理关系的基本条件
市场中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且双方都是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在这两个个体中，
其中之一 (代理人 )必须在许多可供选择的行为中选择一项预定的行为，该行为既影响其自身的收益，也影响另外一个个体 (委托人 )的收益；委托人具有付酬能力并拥有规定付酬方式和数量的权力，即委托人在代理人选择行为之前就能与代理人确定某种合同，该合同明确规定代理人的报酬是委托人观察代理行为结果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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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关系有五种基本模式
单个委托人与单个代理人的对策模型，如医生与病人；
单个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 (复合代理人 )的对策模型。如中央政府与若干家垄断信息厂商；
多个委托人 (复合委托人 )与单个代理人的对策模型，如数干个计算机个人用户与“国联在线” (ISP)公司；
多个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的对策模型，如保险市场上多家保险公司争夺投保人的竞争；
单个或多个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彼此均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对策模型，如瞎子背瘸子后，彼此均为委托人和代理人。
10
无论是哪种委托 —代理对策模型，代理人掌握委托人不了解的市场信息或私人信息，如政府不了解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资本家不了解经理的实际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这样，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和相互退让，最后达成双方接受的合同，以及在这个合同约束下的行动，都可以看成是具有私人信息的局中人之间的对策及对策均衡的结果。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达成的合同称为 均衡合同 。
11
代理人与委托人都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且他们二者之间所掌握的信息处于非对称状态 。也就是说，第一，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代理人的具体操作行为；第二，代理人不能完全控制选择行为后的最终结果，因为代理人选择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一种随机变量，其分布状况取决于代理人的行为。由于存在该项条件，委托人不能完全根据对代理行为的观察结果来判断代理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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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达成均衡合同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代理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
即所谓刺激一致性或激励相容条件；
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代理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是为参与条件；
在代理人执行这个合同后，委托人所获收益最大化，
采用其他合同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合同所取得的效用，是为收益最大化条件。
13
对于委托人来说，只有使代理人行动效用最大化，才能获得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收益，然而，
要使代理人采取效用最大化行为，必须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有效的刺激 。
14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转化为信息刺激机制的设计问题,其设计思路大体是相同的,
委托人设计一套信息刺激机制，该机制能够使代理人在决策时不仅需要参考原有的信息，而且还需要参考由信息刺激机制发出的新信息，这种新信息能够使代理人不会因为隐瞒私人信息威显示虚假 (或错误 )信息而获利，甚至有所损失，从而保证代理人无论是否隐瞒信息成是否采取“信息欺骗”行为，代理人所获的收益都是一样的，因而代理人没有必要隐瞒私人信息和采取“信息欺骗”行为，结果，最终也就保证了委托人的利益。这就是 信息刺激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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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 — 代理的信任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曾经报道；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普通职员中超过 60%的人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认为自己从事的职业应属于受社会同情的职业。结果，有可能教师在上课时担心警察没有尽职责，没有维护好社会治安而使家里财产被盗窃，而警察在巡逻时则对妻子在医院看病放心不下，担心医院医生没有负责任认真护理妻子的病情。医生在工作时则忧心自家的该子由于学样老师上课不负责任而考不上大学。由此形成相互之司缺乏“信任的委托 —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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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构成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对委托－代理均衡合同的信任，就难以有发达的市场经济。
阿罗 (1968)曾强调，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之一，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信赖关系足以强烈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即使进行欺骗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代理人也不会实施欺诈。许多人指出，缺乏这种信任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阿罗 (1973)又进一步指出，道德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每个合同，没有它，任何市场都不能正常地运转。在每次交易中都包含有委托－代理的信任因素。更深入地看，在任何复杂的交易中，要拟定一个包含每种可能意外事件的合同，其成本将十分高昂。某些方面必须留待需要的时候再作解释，这就隐含地表明即使缔约的一方有所损失，
也将有可能同意合同的含义。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中，
经济合同履约率一般在 80％以上。据我国工商管理部门统计,1996年全国合同履约率平均 60 %左右，某些地区甚至不到 40％。没有规范的合同秩序，就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而规范的合同秩序来源于委托 —代理制度的完善和委托 —代理信任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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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委托－代理的信任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委托－代理合同的承诺或规则的承认和自觉遵守；
二是所谓护“敬业精神”。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相当时间来逐步提高委托－代理的信任度。
有两个中国留学生 A和 B同时在美国一家餐馆刷盘干，其中 A在美国已学习 6年，而 B刚到美国留学。老板告诉他们每个盘子刷 6遍，
但从不来监督和检查。结果,B每个盘干从开始刷 6遏逐步减少到后来刷 2遍，并将这个“宝贵经验“传授给 A。结果没想到 A说：
老板叫我们刷 6遍，我们就应该刷 6遍．因为他给我们的是刷 6遍的工资。
另外一则来自笑话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有位中国留学生与热恋中的美国姑娘上街过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小伙子见左右无车就迈步过衔，但美国姑娘却等到绿灯后才过街。美国姑娘事后提出分手，
小伙子不解．美国姑娘说：你连最基本的交通规则都不遵守，我能够相信休会一辈子遵守爱情规则吗?小伙子得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回国后又与一位姑娘谈恋爱，当他与姑娘结伴上街遇红灯后，吸取在美国的教训，自动自觉地等到绿灯后再过街，而姑娘见左右无车且已迈步过街。结果，姑娘以小伙子“脑袋有毛病”为由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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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似乎可以说明，市场参加者遵守各种经济规则的水平，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然而、
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不可能在其他参与者不遵守的情况下要求某些个别参与者严格遵守，即使个别参与者能够在一时严格遵守规则．但他们也没有动机长期严格遵守规则。增加委托－代理的信任要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甚至要比单纯从制度上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要复杂得多，也要漫长得多。它甚至与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相互适应。因此，国民素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和必要，而且它们本身也构成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为提高委托－代理合同的信任提供不可缺少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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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激励机制
概念,所谓 激励,就是委托人拥有一个价值标准，或一项社会福利目标，这些标准或目标可以是最小个人成本或社会成本约束下的最大预期效用，也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最优资源配臵，或个人的理性配臵集合。 委托人怎样使代理人在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达到委托人规定的或希望的具体分标准或社会目标。 更进一步分析，激励就是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在选择与不选择委托人标准或目标时，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
自愿地或不得不选择与委托人标准或目标相一致的行动。
20
对于委托人来说，只有使代理人行动效用最大化，才有可能获得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收益，然而，要使代理人采取效用最大化行为，必须对代理人的工作进行有效的刺激。这样，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转化为信息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激励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简单事例加以说明：人们为使驴“自觉地”、或“有干劲”地不停地拉磨，或者将驴的眼睛蒙起来 (信息蒙闭 )，或者在驴的头部前面用竹竿挂一个它喜欢吃的红萝卜 (信息引诱 )。一般来说．这两种方式都属于激励，但后一种激励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信息经济学的激励范畴。
21
22
激励机制的目标
古今中外有不少“激励”的典故。古代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就曾经应用激励机制解决两个妇女争夺小孩的所属权。某日，两个妇女同时来到所罗门王面前述说一个小孩属于自己、并且都说对方的小孩死了，而将自己的小孩抱走。当她们激烈的争论时，所罗门王命令武士将剑取来，然后对两个妇女说：我要将这个小孩砍成两半，一人分一半。结果，孩子的亲生母亲说：把孩子给他吧，千万不要杀他。
另一个妇女说：这孩子不应届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把他分成两半吧。于是，所罗门王说：前一个是孩子的真正母亲。
中国宋代清官包公也曾经用类似的激励机制来解决同类案件，区别在于包公将两位妇女争夺的小孩 寿朗 放在画好的圆圈中间，令两位妇女各站一边一人抓一只手“拔河”，
声明谁将小孩拔出圈，小孩就归谁。结果可以想象，拔输的妇女才是真正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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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所罗门王，还是包公，他们设计激励机制的目标都是“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今，许多古代的激励机制思想已经被改造为多种形式的鼓励他人“说真话”
和“不偷懒”的机制。例如，由总经理给过生日的员工送上亲笔签名的生日贺卡，给老雇员更为方便的停车位，或者采取效率工资制等。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入之间信息分布的非对称，代理人可以利用两种方式获得对委托人的对策优势地位。 一是利用委托人难以观察到的私人信息 (如是否有真才实学，产品质量是否过关等 )而获得信息优势，使委托人处于不利的战略选择地位 。例如，滥竿充数典故所说的齐宣王为委托人，南郭先生为代理人，南部先生利用齐宣王观察不到的私人信息，混在乐队中充数。
但是，当齐宣王的儿子好独奏时，南郭先生就不得不
“说真话”而辞职。这说明南部先生的反应也是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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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代理人利用委托人难以观察到的私人行动
(如是否在工作上真正努力，是否改变原有的行动规则等 )而获得信息优势地位 。这种信息优势地位的获得通常是代理入在签定委托 —代理合同后采取的有利于自身收益 (但损害委托人利益 )的私人行动。例如．当一家企业 (用户 )与某跨国信息服务公司签订长期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后，后者可以利用前者不能观察到的隐蔽行动，隐蔽地提高自身效用，如适当减少信息搜集的来源，或者不再聘请高薪信息分析员为该企业从事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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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种较为特殊但普遍的委托－代理关系，局中人彼此互为委托人和代理人 。例如，在瞎子背瘸子的合作中，当瞎子与瘸子达成委托 —代理合同后，瞎子
(委托人 )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瘸子 (代理人 )选择最短的路途，避免瘸子“瞎指挥“而多走冤枉路，即让瘸子
“说真话”，因为瞎子看不到路，无法了解瘸子的私人信息。瘸子 (委托人 )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让瞎子 (代理人 )尽可能跑得快且稳，尽快到达目的地但又不要将自己摔下来，即“不偷懒”，由于瘸子不走路，难以确切了解瞎子的隐蔽行动。例如，是否是真的累了、
俄了，或是否真的尽了努力。“狼狈为奸”的合作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在这类对策中，局中人的利益往往能够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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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设计激励机制的目标 (表 2－ 2)分别是：
首先，针对代理人的隐蔽信息而面临的不利选择地位，激励的目标是如何使代理人“自觉地”显示他们的私人信息或真实偏好，即所谓的“如何让人说真话”。
其次，针对代理人的隐蔽行动而可能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激励的目标就是如何使代理人“自动自觉地”尽最大努力工作，
诱使代理人不采取道德风险行动，即所谓的“如何让不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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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让人说真话”和“让人不偷懒”的原理在于,
如果“说真话”与“说假话”的成本相等，多数人会选择
“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当“说假话”的成本大于“说真话”的成本时，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说真话。同样，当“偷懒”的成本大于“不偷懒”时，作为一种集体选择行动的结果都是“不偷懒”。因此，只有使随地吐痰者的机会成本高于约束自己的机会成本，才会使绝大多数人不随地吐痰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随着良好杜会文明风尚的普及，随地吐痰的机会成本将变得越来越高 (遭到舆论谴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即使没有学习或接触过任何经济学知识，机会成本的概念 (或潜意识 )在每个市场参加者的脑海中都是根深蒂固的。
这在“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中也不例外,下雨天做好事的人数一般少于晴天做好事的人数 就是一个例证。道理很简单，
因为下雨天做好事的机会成本高于晴朗天气做好事的机会成本。
28
激励机制的两个原则
激励参与约束
激励相容约束
通俗地讲，激励机制的核心就是,我怎样使某人为我做某事,。
29
模型分析
假设雇主有某份工作需要雇员完成。雇主有两种付酬方式，一种方式是无论雇员劳动结果怎样，都将报酬一次性付给雇员。显然，这种付酬方式将使雇员缺乏劳动热情，另外一种方式是按雇员报酬取决于他想的劳动结果，
这种付酬方式可能对雇员的劳动热情产生热情 。
30
令雇员接受这项工作的劳动量为 x，产量 y＝ f(x)；为了简单化，假设工作产品的价格为 1，这样,y就确定了产品的价值。
假定 s(y)为雇主在雇员生产价值 y美元的产品后付给雇员的报酬，并且，雇主希望选择能使 y－ s（ y） 最大化的函数 s(y)。
从雇员的角度看，劳动 x必然是有成本的，该成本记为 c(x)，且 c(x)与一般成本函数相同,总成本与边际成本都随劳动量的增加而递增。
于是，选择 x的雇员的效用等于 s(y)－ c(x)＝ s(f(x))
－ c(x)。
31
假如雇员有获得效用为 的多种选择,例如,从事别的工作,或完全不做工作等 。 这样,激励机制首先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使雇员从事这项工作获得的效用至少等于在别的可选择方案中可能获得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参与约束,’ 。 即,
u
1.4)())(( uxcxfs
32
在 参与约束下，雇主可以确定雇员将提供多少产量。
由于雇主想刺激雇员选择在既定约束下发挥最大剩余劳动 x，
))(()(m a x xfsxf
x
33
使满足式 (4-1)要求 。 在一般情况下,雇主希望雇员选择的
x恰好满足约束条件；即,
将此式代入目标函数；就出现无约束的最大化问题
求解该问题只要所选的 x*使边际产量等于边际成本，
即,Mp（ x*） =MC（ x*） ……4.2
uxcxfs )())((
uxcxf
x
)()(m a x
34
显然，不能满足边际效用与边际成本相等条件的任何选择
x*，都不能使利润最大化。由此，我们获得雇主希望得到的劳动水平。但是，雇主为此需要付给雇员多少报酬才适合呢?即刺激雇员选择 x*，函数 s(y)应如何?刺激机制的常见方法是通过 s(y)使雇员在选择 x*获得的效用大于他选择其他可供选择 x获得的效用。这就是所谓的 激励相容约束,
或刺激一致性，即对于所有 x，有,
s(f(x*))一 c(x*)≥s(f(x))一 c(x).
这样，我们获得设计激励机制的两个约束条件，①是委托人必须使代理人得到总效用 ;② 是委托人必须使代理人劳动
x*的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
35
案例分析：
企业的激励问题是更为普遍而且面广量大的问题。
企业中的激励机制可分为两个层次：①对企业职工的激励；②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激励的方式就是将代理人的报酬与那些可观察并且反映代理人工作努力情况的变量相挂钩。
例如：①计时工资制与计件工资制；②“团队精神”
与“搭便车”。
36
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的关系讨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边际生产率决定工资；
发展经济学家：边际生产率决定 于 工资，特别是企业支付的工资高于市场保留工资。一种可能的 解释 是较高的工资是为防止工人偷懒而采取的激励办法。当企业不可能时时监督工人的行为时，只能通过解雇偷懒工人的方式来解决偷懒问题，工资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增加，从而有利于减少工人的偷懒倾向。
37
工作的努力与报酬的关系：
工人的业绩：与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企业经理：当期利润与考虑市场开拓；
教师：上好课教给学生基本知识与通过其它各种环节培养学生的领导职务创造能力和提高他们的素质。
38
占有剩余的所有权安排激励：
对出租车公司的激励机制的分析：司机创造利润与保养汽车
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剩余索取权的安排。
39
声誉理论：
伦纳德（ Radner）与罗宾斯坦（ Rubbinstein）证明：如果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保持长期的关系，代理人不可能用偷懒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福利。
声誉理论认为，经理人之所以重视对自己行为的约束确实是为了提高声誉。从提高声誉的直接原因是来自经理市场的竞争压力。法玛（ Fama）认为，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经济价值即其收入取决于其过去的业绩。经理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40
当信息对称分布时，有许多方法能够满足这两个约束条件，如收取租金，劳动工资，目标产量承包等。
在对称信息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这些刺激机制的复杂性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同，如分成制等。
41
在对称信息条件下，产出量由劳动者付出的努力程度与实际能力决定，这样，委托人通过观察代理人行动的最后结果，能够判断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初实际能力，也即委托人了解代理人掌握的所有环境变量，反之亦然。可见，在对称信息环境中，设计出符合上述两个约束条件的激励机制似乎并不复杂。
42
在非对称信息约束下，即代理人的劳动量对于委托人来说是不可观察的，委托人至多只能观察到代理人劳动量的某些信号，如作为结果的产量，但是，产量不仅仅取决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与外在因素如气候；
政治风险，投入物的质量等“噪声”也密切相关，因此，委托人根据产量支付代理人的报酬往往不等价于根据劳动量支付的报酬。
43
激励机制的设计出现了相当的复杂性，其中，代理人可以选择某个劳动水平，但委托人不能观察到代理人选择的这个劳动水平，而只能对此做出推测。最优激励机制应考虑委托人的这种推测。
44
对几种典型激励机制的简要评述
收取租金,当信息对称时,土地所有者 (委托人 )只按一起价格 R向劳动者收取地租,而劳动者 (代理人 )得到交纳地租及后的所有产量,即,s(f（ x） )＝ f(x)一 R。 在这里,参与约束决定了地租率的大小 。 由于劳动者的总效用必须等于,故 f(x*)
一 c(x*)－ R=
因此,地租 R＝ f(x*)一 c(x*)－ 。
如果劳动者使 s(f(x))一 c(x)=f(x)一 R－ c(x)最大化,那么,
劳动者将选择式 (4-2)的劳动水平,而这恰好是土地所有者所希望的 。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劳动者来说,努力劳动优于不劳动,而不劳动又优于偷懒 。
u
u
45
当信息不对称时,如果委托人将技术租给代理人,那么,代理人能够得到支付了固定租金后剩余的全部产量 。。 如果产量存在随机分量,则意味着代理人将不得不承担随机因素引发的所有风险 。 如果代理人比委托人更希望避免风险,那么,这种激励机制只能是一种低效率的机制 。 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获得风险较小的收入,代理人往往愿意放弃一小部分剩余利润 。 或者,代理人要求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以此维持委托 —代理关系 。
46
劳动工资,当信息对称分布时,委托人 (土地所有者 )规定一个单位劳动工资率 W,代理人 (劳动者 )可获得两部分报酬,① 是一次性总付报酬或固定收入 K,② 是按不变工资对代理人的每单位劳动支付的报酬,或,按劳分配,工资,因此,该激励机制的形式为,s(x)＝ W(x)十 K
这里,工资 W等于代理人在最优选择水平 x*上的边际产品
Mp(x*)。 换句话说,W需要确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使代理人恰好愿意付出 x*水平的劳动 。
47
此时,常数 K被 W唯一确定,即满足参与约束,于是,
s(f(x))一 c(x)的最大化转化为：
这意味着代理人将选择使他的边际成本等于工资 W＝
MC(x)的 x。 由于工资是 MP(x*),故,代理人的最优选择将是
x*,且 X*使式 (4-2)满足,而这正好是委托人所希望的理想水平 。 当信息处于非对称分布时,委托人只能观察到代理人的上班时间,而不能观察到代理人投入的真正劳动量,但工资又必须依赖于劳动量 。 显然,如果委托人不能观察劳动的投入量,
那么,这种激励机制是不可行的 。
)(ma x xcKWx
x
48
目标产量承包：当信息对称时，委托人给予代理人一项简单选择，如果代理人付出劳动水平 x*，就能从委托人处得到报酬
B*，否则，其报酬为零。显然，这是一种不允许讨价还价的单点报酬激励机制。其中,B*的数量由参与约束条件 B*一 c(x*)
＝ 决定，故,B*＝ 十 c(x*)。 u
u
49
如果代理人选择劳动水平 x，且 x≠x*，那么，代理人获得的预期效用将为 -c(x)；如果代理人选择 x*，
那么，其预期效用为 。因此，代理人的最优选择是使 x＝ x*。当信息非对称时，结果与劳动工资的情况相同。如果报酬取决于产量，该机制使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并且如果代理人稍微偏离“目标产量”，将导致报酬为零的结果。这种状况将难以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u
50
上述三种激励机制表明，如果委托人拥有代理人拥有的全部信息，即信息对称，且产量由劳动的努力程度决定时，激励机制是使代理人在付出 x*水平的劳动后，恰好得到稍高于 的净收益，偷懒将使净收益低于 。
同时，代理人付出 x*努力也同时使委托人达到其所希望的理想效用水平。一般来讲，在对称信息环境中，这三种激励机制都具有同样效用，没有必要在它们之间再做选择。然而，如果信息非对称，这三种机制都同时存在着局限或者都不适用，除非进行改造。
u
51
非最优机制,如分成制 。 当信息对称时,在分成制度下,代理人与委托人双方都按一定比例从收益中获得各自的利润 。 假设代理人的份额采取 s(x)=αf（ x） +F的形式,其中,F为常数,
α＜ 1。 这样,由于代理人最大化问题是：
)()(ma x xcFxf
x
52
即代理人将选择劳动水平,在该水平上
αMP（ ） =MC（ ）
显然，该劳动水平不能满足式 (4-2)要求，因此，分成制在对称信息条件下不是一个有效刺激机制。然而，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分成制却具有其它三种机制所不具备的效率。在分成制下，
虽然代理人报酬只部分依赖于可观察的产量，但代理人与委托人却共同承担了产量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既对代理人产生激励，又使代理人不必承担所有产量波动．风险。可见，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有效的刺激机制应一方面能对代理人产生激励，另一方面又能分担代理人的风险。
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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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公司内的管理机制
一体化公司内的信息不对称与激励设计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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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公司内的信息不对称与激励设计
管理部门如何从部门经理那里得到关于部门经营成本与生产潜力的准确信息？
管理部门应用什么样的奖励或刺激结构来鼓励部门经理尽可能地有效地生产？部门经理应当按照他们生产的多少来拿奖金？如果是，结构应当是如何的？
本例中,Qf=经理估计可行产量,B＝该年的奖金，
Q=实际产出
55
IF Q＞ Qf,B=0.3Qf＋ 0.2(Q－ Qf) IF Q≤Qf
,B=0.3Qf－ 0.5(Qf－ Q)
参数（ 0.2,0.3,0.5）是这样选择的，它们使每个部门经理具有透露真实可行生产水平的激励，并使部门的实际产 Q尽可能地大。如下图，假设实际生产极限是每年 Q*= 20000单位。如果部门经理说出的可行生产能力是实际生产极限，其奖金就由 Qf=20000
这条线给出。
该计划忽略此动态问题：经理必须在这一年好的表现得到大笔奖金与将来被分配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56
10000 2000
0
30000 40000
产出（每年单位数）2000
3000
7000
4000
5000
6000
≈
红利
（
每年元数
）
Qf=30000
Qf=10000
Qf=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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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与激励设计应用
如何激励销售人员确定和透露实际的销售目标，然后尽可能努力地去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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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的不对称信息：
效率工资理论
当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时候，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会在工资等于其边际产出时找到工作。但是尽管许多工人都在积极地寻找工作，大多数国家仍有大量的失业
。他们可能愿意甚至以比现在就业的人得到的更低的工资率工作。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厂商削减工资，提高就业水平，从而提高其利润？我们能够应用竞争性均衡模型解释持续的失业现象吗？
59
偷懒模型 （ the shirking model）,由于监督成本很高或不可能，厂商对于工人的生产率具有不完全信息，
从而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 偷懒模型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人都有同样的生产率并得到同样的工资。
一旦雇用以后，工人就可能或者有效的生产，或者偷懒。但由于关于他们表现的信息有限，他们就不可能因为偷懒而被解雇。如果向工人支付市场出清的工资
W*,他们就有偷懒的刺激。即使他们被发现而被解雇，但他们仍可能在另一厂商处以 W*找到工作，此时，
解雇的威胁并不构成工人的成本，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有效工作的刺激。
下图显示了劳动市场的偷懒。
60
对劳动的需求 S
L
DL
工资
L*Le0
We
W*
无偷懒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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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出于传统的理由是向下倾斜的。如果没有偷懒,DL
与劳动供给（ SL ）相交会使市场工资确定在 W* 上
，并导致充分就业（ L* ）。然而，有了偷懒，厂商就不愿意支付 W* 。相反，对于劳动市场上的每一种失业水平，厂商都需要支付某种大于 W* 的工资以诱使工人有效率的工作。这一工资由无偷懒约束曲线给出。
,无偷懒曲线”给出的工资必须使工人在工作中不偷懒。此时产生 Le－ L* 的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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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汽车公司的效率工资
1914年美国工业工资平均水平为 2～ 3￥ /天，福特汽车公司（ 亨利 ·福特 ）推出 5/天的工资政策，其背后是改善劳动效率，目标是吸引较好的工人稳定在工作岗位下，最终提高利润。
3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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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退货政策一些公司为了在市场中树立良好形象，实行了不满意就退货的销售政策。例如在某些大型商场规定，购买后一星期内可以无条件退货（只要物品没有受损）。有些消费者利用这一退货政策，免费使用商场的商品。据报道，北京市与哈尔滨市有一些时髦女郎，经常在一些大型商场购买高级服装，在使用 2~3天后，又退回商场，令这些商场叫苦不迭。
你认为商场的这一政策应该继续实行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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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医疗的改革
公费医疗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项重要社会保障制度
（但不是一项公平的制度，因为占人口数量 3/4的农民基本没有享受到）。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对保健水平要求的提高，公费医疗制度已不堪重负。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改革的尝试，基本做法之一是个人与国家共同承担医疗费用。虽然个人承担的比例比国家承担的比例要低，但医疗费用首先有个人帐户支付，超出的部分才进入社会统筹帐户。虽然这一改革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从长期来看，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方案。但与改革前相比，人均医疗费用明显地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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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政策中的激励机制
按照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理论，构成一个激励机制框架，
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建立一系列简单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可能使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充分考虑竞争者之间的对策关系和对策结果，并对这种关系和结果加以充分利用，使市场参加者之间相互寻求最优对策，而这种对策中的最优策略又与政府希望获得的结果相互一致或基本一致，从而得到激励机制中的激励相容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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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说真话 ！
大学公共选修课中的老师考试政策与学生的对策行动构成一局完全信息的动态对策。首先．如果老师的考试政策如传统政策那祥，只放在期末，尽管宣布点名三次，二次未到者不及格。但是，由于老师难以在
200一 300人甚至更多学生的全校公共选修课上公开点名 (机会成本高昂 )，因而部分学生将全校公选课看成是“混学分”的好机会，至少有较多的机会在期末才来上课以应付考试。但是，由于信息非对称，老师无法真正了解哪些学生是对课程真正感兴趣，哪些是企图混学分的学生。因此，要想让那些混学分的学生
“自觉告诉”老师他们想混学分，就需要像所罗门王那样设计一项激励机制，让想混学分的学生显示他们的真实需求信息。
如果你是老师，将会怎样设计这样一种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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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设计这项激励机制的原则除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外,
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这项机制对于真正希望来听课的学生几乎不构成额外成本，甚至使他们学习的机会成本有所降低。
其次,该机制还应满足学校考试制度的要求和易于操作。
当然，满足这些条件的激励机制框架可能有许多，这里只提供一种激励机制框架。
该激励机制的内容有三：
第一,在第一节课时宣布本课程的考试制度 (构成完全信息结构 )；
不安排期末考试。在上课期间随机出现 5次课堂练习。老师选择其中的一次课堂练习成绩做为期末考试成绩；
第二,老师选择哪一次课堂练习做为期末考试取决于学生人数，
老师只选学生人数最少的那一次课堂练习成绩做为期末考试成绩
(使学生面临的员优对策是最好我来上课．其他同学不来 )。同时．这样做老师的机会成本也较小 (批改的试卷最少 )；
第三,凡请假均需事前通知者师，否则，有可能没有考试成绩。
全学期请假三次以上者，每次扣总分数 20％。
结果,凡是第二次上课就取消选修课程的学生，多数属于混学分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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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大锅饭“
,各尽所能”制度的假设前提是社会成员之间为完全信息结构，即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之间，每个人是否真正努力，是否尽其所能，都是公开的信息，至少是无须付出多少成本就能观察到的信息。或者，每个劳动者都将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不是一种负效用。
,按劳分配”制度的核心也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基础之上。它将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努力程度 (隐蔽行动 )假设成可以统一衡量和可量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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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种完全信息假设前提下，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能有效地区别每个杜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直接贡献是多少，即所谓“干与不干一个祥，干多干少一个样”。于是，社会成员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努力劳动而获得比努力水平应获报酬低的收益，或者降低努力程度而获得比努力水平应获报酬高的收益。显然，作为集体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后果。
当全社会出现上述结果时，社会生产率必然低子它可以达到经济效率水平。低效率导致短缺经济的出现。在短缺经济下，社会为维持所有人的生存，必然实行配给制。以往我国发行粮票、肉票和布票等，都是配给制运行的具体方式。
社会最扰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既“大锅饭”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在于能够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养活社会绝大多数人，
即对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俄不着，也撑不死”。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公平与效率完美结合的社会分配制度。但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物质财富还不充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这种分配制度既缺乏激励机制所要求的参与约束条件，
更缺乏激励相容的约束条件。因此，这种分配制度最终只能被理性的社会成员改造成“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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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演变为“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观点，尽管社会道德因素对于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社会生产率不可能仅依靠道德水平的提高就能简单地实现的。社会生产牢的提高更重要地需要外在地以私有财产观念加上市场价格体系做为基础，内在地以社会文明道德规范作为寄托来逐步实现。从这个角度讲，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能将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依赖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或依靠
“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来保障。事实上，在成本－效用关系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都不低，他们对待各种政策的反应都是相当理性的。无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广大人民群众做“思想工作”，无论多么“深入、细致”，其效果一般既不持久、
也不显著，而且社会成本高昂。那种认为唯有“思想工作”
才能挽人的灵魂的想法和做法，似乎依然是以计划经济思维做市场经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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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解决激励问题的方法
施蒂格利茨认为，激励问题是一个信息问题。如果顾客总能了解他们所购买产品的质量，那么，生产优质产品的厂商就总能索取到更高的价格，而生产劣质产品的厂商就难以“滥竿充数”。在市场经济中，有三种解决激励的常见方法，
一是将私有财产与价格体系有效结合在一起来解决激励问题，
二是通过签定某个合同的方法来解决激励问题，
三是以保持生产优质产品或服务的信誉而获得利润的方式来维持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