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马 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通讯地址：上海市翔殷路500弄33——802室，邮编：200433，联系电话：021——65335651，手机：13916359163。E—mail,65335651@citiz.net）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就世界经济层面来分析，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但就中国而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从较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同构成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一个多流派、多元化、多学科兼收并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经济学园地，应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营养库。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处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但是，它们也有其存在合理性，它们的科学成分也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借鉴与吸收。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创新
The mainstream status and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bstract,In the essay,the author supposes that to analyze from the aspect of World Economy,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mainstream of World Economics and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secondary,one while for china,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mainstream and Western Economics is secondary,In a broader view,Chinese Ma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combination of Official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Academic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Both distinction and relation exist in the two kinds of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ic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hould be an academic place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all schools and an unexhaustible think tank for Official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Although in China,Economics that not belong to Chinese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re the secondary ones,they have their rationality to exist,Their scientific elements are also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are referenced and absorbed by Modern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Key words,Chinese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Mainstream Economics Innovation
一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念和服务于经济政策的理论体系素有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分野。一般而言，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经济学说中，获得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说，它是一定时期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为最高决策集团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因而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非主流经济学则是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非支配地位的经济学说。
在西方社会，历来存在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西方主流经济学可以是某一个人的学说，或某一个流派或某几个学派的学说，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学说占据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如里根——布什时期的官方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克林顿时期的官方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古典主义学派。究竟是哪一个学说和流派能够成为官方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西方经济学阵营中，尽管学派林立，学说各异，错综复杂，但大体可分为两大派别即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它们作为西方经济理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分别在不同时期交替地起着主流经济学的作用。如商业垄断资本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时代，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是官方的主流经济学；在产业资本居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由亚当·斯密开其端而由马歇尔总其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则成为了主流经济学，而国家干预主义学派退居非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在垄断财团居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即凯恩斯主义学派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宝位，经济自由主义学派退居非主流经济学地位；在国际垄断资本居统治地位的国际垄断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学派（被称为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又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学派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并迅速形成为一股国际性经济思潮主导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自由主义学派再度衰落，而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又重新占居了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
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划分则比较复杂。尽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为主流经济学，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林立，学说各异的阵营，从而也就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一个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明晰的理论分野。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定时期内政府所采纳一种经济理论或政策主张往往不是一个经济学派的观点，或某一个学界经济学者的观点，而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针对某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吸收和总结学界这一时期经济学的创新性成果，经过高度提炼升华后，加入了领袖个人或集体的智慧和倾向后，通过党的会议形式加以确认后形成的。这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作家既是国际共运领袖又是经济学家的传统有关。因此，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的习惯来划分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主流经济学，中国的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非主流经济学，这是一种狭义的区分，因为这只将主流经济学限定在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形成一个多学派，不同体系的理论营地，加之，长期以来，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从广义上来看，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应是由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同构成的，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只能是非主流经济学。
如果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来区分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世界主流经济学则是西方经济学。现今全球经济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导下的多种社会经济制度共存的经济环境，即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经济活动的规则也是由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西方经济理念来制定的，因而反映这种世界经济存在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在这里，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能是非主流经济学。如果超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围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我们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只能是非主流的非主流经济学，它们要排列在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里，它们可能永远不能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就如同现代西方社会主导下的国际权威不会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个诺贝尔奖一样，这是由西方经济学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则方面表现出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倾向决定的。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都比西方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性，更适应中国国情。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主导理念，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国情。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历史的回顾可以得到证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要早，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严复、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就开始引进与传播西方经济学，就论著来看，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9年前后，出版的介绍性和翻译性的著作就有40多部。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并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思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还应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老百姓被压迫的时间之长，剥削之苦也是世界之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创立的学说，是“工人阶级的福音”，它集中体现了长期受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反抗意志，为他们的革命行为指引了一条名路，这正是中国劳苦大众多少年来苦苦寻求而没有得到的救苦救难的真理。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的这种畸形的经济状况下不可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除此，西方经济学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比拟，其服务对象更是对立的。还有就是中国有了象李大钊这样的一批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并坚定地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后来又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成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长期活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后来在中国占据主流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就外部条件而言，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示范作用也是不可低估。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面前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破产，宣告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发展经济的有效的理论指导。这时，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将视野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也屡遭失败，由此宣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也是此路不通。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在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十月革命也是发生在一个封建经济制度占统治，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中，这次革命证明了，在物质文明程度不高的不发达的国家中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确实使在不断寻求救国良策，又屡屡陷于徬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新希望。所以，毛泽东曾说过：“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可见，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某种社会思潮是否能满足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为先进生产力代表阶级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性，成为了最适应当时中国革命需要的主导理念。而西方经济学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论，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从根本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缓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出谋划策，最终达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关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本身也不讳言，因此，这个层面的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主流经济理念。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些人对西方经济学这个层面上的本质特征认识不清，忽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忽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本质，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用就灵的法宝，甚至把西方经济理论中已经过时的或者连西方学者都认为是不妥当的东西也一并引进并加以宣扬，大有将西方经济学推向主流经济学地位的趋势，这是绝对不可取的。这一点西方经济学比我们泾渭分明得多，它们绝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的实际，也证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科学性。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必然要遇到许多特殊复杂的问题，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不可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积极汲取中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等开国领导人也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力图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这一时期无论是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还是学界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如何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成为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亟需研究的理论课题和需要探索的实践问题。邓小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理论的创建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主要的贡献是确立和创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两大理论的发现和论证，可以说是近二十年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理论基础。可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也在于它适应中国国情的不断发展与不断创新。
二 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土壤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长期处于官方与学界相互混淆的状态，使得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层面，存在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地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多流派、多角度、多层面地科学性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历史阶段，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界桩明晰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发展。
从较宽泛的角度，将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区分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重建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性思维，也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较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是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就区别而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定时期我国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以及方针的理论依据，并为我国领袖集团的决策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因而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一定的宣传舆论功能。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它往往不是某一个学派或某几个学派的学说，而是经典作家或国家领导人的理论观点，如在我国，马克思的经济学、列宁斯大林的经济学说、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经济理论和思想在不同时期都是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一种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它具有相对独立地发展空间，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对稳定的对策体系，因而其意识形态色彩和宣传舆论性不像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强烈。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一个学派，一种观点，一类声音，而是多学派、多层面、多视角的理论探讨。就两者的联系来看，无论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就是一种建筑在对真理认知基础上的科学系统，因而它的前提即是一种学术，是基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上的经济科学。可见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门致用科学，它要研究现实经济活动，反映现实经济实际，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所以，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而服务的。
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分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的基本条件。中国现代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继承传统马克思经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经济学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探索，到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创立和发展，到第三代领导集体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包含着广大经济学者的心血和劳动创造。但是，这一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所以，它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这既要继续继承博大精深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思想，既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也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进行新的经济范畴、新的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肩负起上述使命的武库则是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传统儒家经济理念作为一种官方主流经济意识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是因为它根据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即不断地从中国封建思想界汲取大量的思想营养，吐故纳新而获得了不断地升华。西方学界经济学与官方经济学的关系更是如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与灭亡的必然趋势，但是，现代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还是得益于西方学界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即他们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为官方经济学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多视角、多方位、多层面的理论平台。
其实，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一直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提供着一个理论平台，这不仅具有历史渊源，也有其现实表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确立都离不开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支撑与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广泛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综观这一时期论战，主要聚焦点在“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上。在论战中，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这些论战所提供的理论背景资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吸收了学术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分析的研究成果之后，并通过中国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实践检验后，才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通过这段论战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党内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贡献，也是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然而，也出现了种种不良的倾向，一是“仿苏”倾向，二是“极左倾向”。在学界，对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不良倾向最先提出质疑并有所创新的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孙冶方、于光远、顾准、卓炯。如孙冶方“准确和深刻地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缺陷的要害，最早倡导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于光远“提出了宽派商品生产观（即共产主义也存在商品生产），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顾准“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价格等手段来管理国民经济”；卓炯“提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说”。他们“以及未提到的其他经济学家、其他理论观点，都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是冲破了禁区，进行了不断创新，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直接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辟了道路。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理论探究和创新成果基础之上。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而且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野，在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新背景下，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了科学地分析与借鉴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官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参考和借鉴材料。
邓小平能够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情，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成果积淀达到一定程度后的一次理论飞跃。综观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脉络和逻辑立点，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根扎在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沃土之上的理论创新。
在我国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的障碍在于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没有形成多流派、多元化、多学科兼收并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经济学阵营，因此，也就无法形成一种西方经济学多流派的学界经济学与官方经济学界限分明的态势。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要提倡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多种流派的繁荣和发展。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分析角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发现，这些将是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的思想营养。这样，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可能博采各家之长，作出进一步的提炼和新的综合，形成超越众多学派门户之见的精华经济学。随着经济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崛起，经济学出现了多元化或非经济化趋势，其研究范围也已大大超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更是囊括了数学的、物理的、心理的、人类学、制度学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这与现代经济社会多元化和多角化发展的经济现状直接相关，因而解决现代经济社会的经济问题仅靠单纯的经济学也是难以奏效。这就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仅要繁荣和发展经济学本身，也要注重与政治学、数学、伦理学、心理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进行交叉性的研究，要发展制度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哲学、经济心理学、环境经济学、基因经济学等交叉性经济学。
总之，没有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这样。
三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中国经济学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还应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等非主流经济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运动规律，在中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必然共存。这一方面是由国际经济大环境所决定，即现今全球经济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西方经济学不可能不介入中国的经济理论园地。另一方面，就国内来看，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便决定着我国非主流经济学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中国经济学繁荣与发展的思想基础，它们的科学内容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所借鉴与吸收。如在关于旧中国社会性质的了论战过程中，中国学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也在非本质方面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如张问敏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认为，中国托派严灵峰和任曙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状况“的观点也有大量的论据，他们对中国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分析，并非没有任何根据，尽管有以偏概全、以现象代替本质的毛病，但我们却不能简短地把这种学术争论当作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更多是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内容，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不能为我们所用。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某些理论和观点，确实从非本质形态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些客观规律，反映了现代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具有科学的、合理的、可供我们借鉴的成分。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使得它能科学地认识西方经济学，它不会拒绝，相反会从西方经济学中吸取科学因素，经过改造消化，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丰富内容的组成部分。除此，“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然，我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借鉴，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这其中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性和借鉴性的研究。在一定层面上注意吸收当代西方经济的某些研究方法，以及它们注重联系实际，重视数量分析，加强实证研究的理论特色，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在一定层面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否定。在另一个层面上则直接进行与西方经济学的接轨性研究，在表象形态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规范进行极有价值的科学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对西方经济学的探讨，它是我国经济学繁荣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具有一般经济的共性，而且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和几十年计划经济实践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这不能不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历史性，并且，作为代表传统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经济理念，和作为思想惯性而遗留下来的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经过世代相传已经深深渗入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个组合部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这些传统要素的历史积淀愈深，它们的持久影响力也就愈大。……这些经济思想上的深刻民族烙记，不是根据此一时或彼一时的主观价值判断来任意加以选择的，而是既定的历史前提。”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背景下，对这些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分析、挖掘和探讨，吸取符合中国国别特性，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经济理念来发展丰富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张问敏：《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陈恕祥：“关于建设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思考”，《经济评论》，1997年第2期。
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程恩富教授在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和横滨国立大学的讲演（节选），”《文汇报》，2004年4月11日。
唐任伍：“‘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通讯地址：上海市翔殷路500弄33——802室，邮编：200433，联系电话：021——65335651，手机：13916359163。E—mail,65335651@citiz.net）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就世界经济层面来分析，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但就中国而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从较宽泛的角度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同构成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一个多流派、多元化、多学科兼收并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经济学园地，应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营养库。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处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但是，它们也有其存在合理性，它们的科学成分也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借鉴与吸收。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创新
The mainstream status and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bstract,In the essay,the author supposes that to analyze from the aspect of World Economy,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mainstream of World Economics and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secondary,one while for china,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mainstream and Western Economics is secondary,In a broader view,Chinese Ma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combination of Official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Academic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Both distinction and relation exist in the two kinds of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ic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hould be an academic place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all schools and an unexhaustible think tank for Official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Although in China,Economics that not belong to Chinese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re the secondary ones,they have their rationality to exist,Their scientific elements are also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are referenced and absorbed by Modern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Key words,Chinese Marxrist Political Economics Mainstream Economics Innovation
一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念和服务于经济政策的理论体系素有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分野。一般而言，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经济学说中，获得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说，它是一定时期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并为最高决策集团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因而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非主流经济学则是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非支配地位的经济学说。
在西方社会，历来存在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西方主流经济学可以是某一个人的学说，或某一个流派或某几个学派的学说，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学说占据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如里根——布什时期的官方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克林顿时期的官方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古典主义学派。究竟是哪一个学说和流派能够成为官方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西方经济学阵营中，尽管学派林立，学说各异，错综复杂，但大体可分为两大派别即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它们作为西方经济理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分别在不同时期交替地起着主流经济学的作用。如商业垄断资本与封建王权相结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时代，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是官方的主流经济学；在产业资本居统治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由亚当·斯密开其端而由马歇尔总其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则成为了主流经济学，而国家干预主义学派退居非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在垄断财团居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即凯恩斯主义学派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宝位，经济自由主义学派退居非主流经济学地位；在国际垄断资本居统治地位的国际垄断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学派（被称为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又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学派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并迅速形成为一股国际性经济思潮主导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自由主义学派再度衰落，而国家干预主义学派又重新占居了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
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划分则比较复杂。尽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为主流经济学，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林立，学说各异的阵营，从而也就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一个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明晰的理论分野。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定时期内政府所采纳一种经济理论或政策主张往往不是一个经济学派的观点，或某一个学界经济学者的观点，而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针对某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吸收和总结学界这一时期经济学的创新性成果，经过高度提炼升华后，加入了领袖个人或集体的智慧和倾向后，通过党的会议形式加以确认后形成的。这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作家既是国际共运领袖又是经济学家的传统有关。因此，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主流与非主流的习惯来划分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主流经济学，中国的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非主流经济学，这是一种狭义的区分，因为这只将主流经济学限定在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形成一个多学派，不同体系的理论营地，加之，长期以来，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从广义上来看，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应是由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同构成的，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只能是非主流经济学。
如果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来区分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世界主流经济学则是西方经济学。现今全球经济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导下的多种社会经济制度共存的经济环境，即世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经济活动的规则也是由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西方经济理念来制定的，因而反映这种世界经济存在的意识形态也必然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在这里，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能是非主流经济学。如果超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围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我们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只能是非主流的非主流经济学，它们要排列在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里，它们可能永远不能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就如同现代西方社会主导下的国际权威不会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个诺贝尔奖一样，这是由西方经济学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则方面表现出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倾向决定的。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都比西方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性，更适应中国国情。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主导理念，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国情。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历史的回顾可以得到证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要早，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严复、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就开始引进与传播西方经济学，就论著来看，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9年前后，出版的介绍性和翻译性的著作就有40多部。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并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思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还应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老百姓被压迫的时间之长，剥削之苦也是世界之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创立的学说，是“工人阶级的福音”，它集中体现了长期受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反抗意志，为他们的革命行为指引了一条名路，这正是中国劳苦大众多少年来苦苦寻求而没有得到的救苦救难的真理。而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的这种畸形的经济状况下不可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除此，西方经济学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比拟，其服务对象更是对立的。还有就是中国有了象李大钊这样的一批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并坚定地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后来又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成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长期活动，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后来在中国占据主流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就外部条件而言，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示范作用也是不可低估。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面前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破产，宣告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发展经济的有效的理论指导。这时，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将视野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也屡遭失败，由此宣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也是此路不通。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在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十月革命也是发生在一个封建经济制度占统治，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中，这次革命证明了，在物质文明程度不高的不发达的国家中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确实使在不断寻求救国良策，又屡屡陷于徬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新希望。所以，毛泽东曾说过：“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可见，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某种社会思潮是否能满足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为先进生产力代表阶级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性，成为了最适应当时中国革命需要的主导理念。而西方经济学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论，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从根本上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缓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矛盾出谋划策，最终达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关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本身也不讳言，因此，这个层面的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主流经济理念。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些人对西方经济学这个层面上的本质特征认识不清，忽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忽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本质，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用就灵的法宝，甚至把西方经济理论中已经过时的或者连西方学者都认为是不妥当的东西也一并引进并加以宣扬，大有将西方经济学推向主流经济学地位的趋势，这是绝对不可取的。这一点西方经济学比我们泾渭分明得多，它们绝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的实际，也证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科学性。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取得革命的胜利，必然要遇到许多特殊复杂的问题，仅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是不可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积极汲取中国理论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等开国领导人也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力图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这一时期无论是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还是学界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如何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成为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亟需研究的理论课题和需要探索的实践问题。邓小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理论的创建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主要的贡献是确立和创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两大理论的发现和论证，可以说是近二十年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理论基础。可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也在于它适应中国国情的不断发展与不断创新。
二 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土壤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长期处于官方与学界相互混淆的状态，使得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层面，存在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地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多流派、多角度、多层面地科学性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历史阶段，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界桩明晰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发展。
从较宽泛的角度，将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区分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重建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性思维，也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较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是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就区别而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定时期我国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以及方针的理论依据，并为我国领袖集团的决策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因而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一定的宣传舆论功能。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同，它往往不是某一个学派或某几个学派的学说，而是经典作家或国家领导人的理论观点，如在我国，马克思的经济学、列宁斯大林的经济学说、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经济理论和思想在不同时期都是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一种学术研究与理论探讨，它具有相对独立地发展空间，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对稳定的对策体系，因而其意识形态色彩和宣传舆论性不像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强烈。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一个学派，一种观点，一类声音，而是多学派、多层面、多视角的理论探讨。就两者的联系来看，无论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就是一种建筑在对真理认知基础上的科学系统，因而它的前提即是一种学术，是基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上的经济科学。可见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门致用科学，它要研究现实经济活动，反映现实经济实际，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所以，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而服务的。
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分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的基本条件。中国现代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继承传统马克思经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经济学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探索，到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创立和发展，到第三代领导集体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包含着广大经济学者的心血和劳动创造。但是，这一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应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所以，它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这既要继续继承博大精深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思想，既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也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进行新的经济范畴、新的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肩负起上述使命的武库则是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传统儒家经济理念作为一种官方主流经济意识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是因为它根据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即不断地从中国封建思想界汲取大量的思想营养，吐故纳新而获得了不断地升华。西方学界经济学与官方经济学的关系更是如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与灭亡的必然趋势，但是，现代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还是得益于西方学界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即他们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为官方经济学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多视角、多方位、多层面的理论平台。
其实，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一直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提供着一个理论平台，这不仅具有历史渊源，也有其现实表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确立都离不开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支撑与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广泛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综观这一时期论战，主要聚焦点在“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上。在论战中，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科学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这些论战所提供的理论背景资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吸收了学术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分析的研究成果之后，并通过中国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实践检验后，才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通过这段论战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党内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贡献，也是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然而，也出现了种种不良的倾向，一是“仿苏”倾向，二是“极左倾向”。在学界，对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不良倾向最先提出质疑并有所创新的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孙冶方、于光远、顾准、卓炯。如孙冶方“准确和深刻地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缺陷的要害，最早倡导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于光远“提出了宽派商品生产观（即共产主义也存在商品生产），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顾准“主张利用价值规律、价格等手段来管理国民经济”；卓炯“提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说”。他们“以及未提到的其他经济学家、其他理论观点，都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适应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是冲破了禁区，进行了不断创新，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直接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辟了道路。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理论探究和创新成果基础之上。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而且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野，在世界经济不断发展变化的新背景下，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了科学地分析与借鉴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官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参考和借鉴材料。
邓小平能够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情，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理论研究成果积淀达到一定程度后的一次理论飞跃。综观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脉络和逻辑立点，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根扎在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沃土之上的理论创新。
在我国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繁荣与发展的障碍在于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没有形成多流派、多元化、多学科兼收并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经济学阵营，因此，也就无法形成一种西方经济学多流派的学界经济学与官方经济学界限分明的态势。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要提倡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多种流派的繁荣和发展。不同的学派会有不同的分析角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发现，这些将是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丰富的思想营养。这样，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可能博采各家之长，作出进一步的提炼和新的综合，形成超越众多学派门户之见的精华经济学。随着经济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崛起，经济学出现了多元化或非经济化趋势，其研究范围也已大大超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更是囊括了数学的、物理的、心理的、人类学、制度学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这与现代经济社会多元化和多角化发展的经济现状直接相关，因而解决现代经济社会的经济问题仅靠单纯的经济学也是难以奏效。这就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仅要繁荣和发展经济学本身，也要注重与政治学、数学、伦理学、心理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进行交叉性的研究，要发展制度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哲学、经济心理学、环境经济学、基因经济学等交叉性经济学。
总之，没有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这样。
三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中国经济学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还应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等非主流经济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运动规律，在中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必然共存。这一方面是由国际经济大环境所决定，即现今全球经济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西方经济学不可能不介入中国的经济理论园地。另一方面，就国内来看，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便决定着我国非主流经济学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中国经济学繁荣与发展的思想基础，它们的科学内容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所借鉴与吸收。如在关于旧中国社会性质的了论战过程中，中国学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点也在非本质方面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如张问敏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认为，中国托派严灵峰和任曙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状况“的观点也有大量的论据，他们对中国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分析，并非没有任何根据，尽管有以偏概全、以现象代替本质的毛病，但我们却不能简短地把这种学术争论当作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更多是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内容，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是因为，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不能为我们所用。一方面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某些理论和观点，确实从非本质形态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些客观规律，反映了现代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具有科学的、合理的、可供我们借鉴的成分。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使得它能科学地认识西方经济学，它不会拒绝，相反会从西方经济学中吸取科学因素，经过改造消化，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丰富内容的组成部分。除此，“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然，我国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借鉴，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这其中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性和借鉴性的研究。在一定层面上注意吸收当代西方经济的某些研究方法，以及它们注重联系实际，重视数量分析，加强实证研究的理论特色，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在一定层面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否定。在另一个层面上则直接进行与西方经济学的接轨性研究，在表象形态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规范进行极有价值的科学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对西方经济学的探讨，它是我国经济学繁荣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具有一般经济的共性，而且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和几十年计划经济实践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这不能不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历史性，并且，作为代表传统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经济理念，和作为思想惯性而遗留下来的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通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经过世代相传已经深深渗入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一个组合部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这些传统要素的历史积淀愈深，它们的持久影响力也就愈大。……这些经济思想上的深刻民族烙记，不是根据此一时或彼一时的主观价值判断来任意加以选择的，而是既定的历史前提。”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背景下，对这些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分析、挖掘和探讨，吸取符合中国国别特性，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经济理念来发展丰富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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