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方法论与理论分野
马 艳摘要：经济学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的理论体系，如果从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分为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本质经济学是对整个经济世界的本质形态或最一般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本质经济学一直是处于主体地位，而表象经济学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后，主要研究视角是表象经济学，并将表象经济学当成是本质经济学，其思维逻辑是在表象经济学上兜圈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区别的根源在于它们方法论核心层面的根本对立。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一理论也分为本质层面和表象层面，其本质层面是关于价值的源泉问题，而表象层面则是关于价格等理论系统。对于价值本质形态的不同回答则构成了经济学的两大理论分野，即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形成这两大理论分野的基础也是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层面的根本对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从创立时就具有发展和开放的理论特性,而且,应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用表象经济学代替本质经济学。就劳动价值理论而言，探讨价值决定的这一本质经济学问题不能从要素价值理论中寻求出路，确切讲不能用表象形态的价值理论来代替本质形态的价值理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价值理论 理论分野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不涉及到这一经济学的本质内容、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层面、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为此，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也显得极其重要。
一 经济学的方法论及其层面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一个包含多个层面的理论体系，如果从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分为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任何经济事物都有本质和表象两个方面，本质是经济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经济事物的内在联系，是看不见，摸不到的，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东西。表象则是经济事物的表面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外部联系，它一般是人的感官所直接感觉到，是经济事物本质在各个方面的外部表现。与此相对应，经济学作为人们对经济事物的科学研究，也应有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之分。本质经济学应是对整个经济世界的本质形态或最一般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它所要回答的是经济世界本来是什么样的问题，而表象经济学应是对经济世界的表面形态的描述，它所要描述的是经济事物的现实形态是什么样的问题。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又是相互联系，辨证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本质经济学作为对经济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行科学研究的理论系统，其任务是要透过经济现象形态来揭示经济事物的内在联系，即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形态及其规律性，而不是消极地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对表象的肤浅的解释上，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他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放弃了对经济事物表象的研究，任何经济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经济事物的表象来表现出来，没有不表现经济现象的赤裸裸的本质，又没有不表现经济事物本质的纯粹经济现象。当然，经济本质与经济现象并不是并列的关系，任何经济现象都会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经济事物的本质。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现象存在的依据，经济现象的产生和变化归根到底是依赖于经济本质的。所以，本质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处于极其主体和核心的地位。而对现实经济表面联系进行描述的表象经济学则是由本质经济学决定并表现本质经济学的子属层面的经济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缺少的层面，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终级研究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终极目标和基本的信念是要揭示经济世界内在的、本质的和最一般的经济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决定的。
从较宽泛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一个系统，它的核心层面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论，而它的子系统则由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构成。经济领域的世界观是对整个经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而经济学的方法论是用这一总的或根本的看法为指导去认识经济世界和改造经济世界，所以，经济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密不可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系统的核心层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探索经济问题的基本视角和一般性依据。恩格斯曾鲜明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经济学的方法论精髓，就是从唯物的、辨证的和历史三者相统一的视角看待经济事物，来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形态和最一般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如从唯物的角度探讨经济事物的本质，其经济事物本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从辨证的角度探讨经济事物的本质，其经济事物本质就是发展变化的、相互联系和辨证统一的；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经济事物，其任何经济事物又都不是永恒的，而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唯物的方法，辨证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都是任何经济学流派可以使用的方法，但是，将三者统一在一起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独特之处。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方法论的精髓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理论分层和核心构成的基础。列宁曾在《哲学笔记》中提到的：“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实际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毫无疑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布局也应以其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论为基础，归根到底应是以西方哲学的主旋律为其理论出发点和研究视角。但是，西方哲学和西方经济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这样的现实逻辑。
西方近代哲学（17——18世纪）反映了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上升阶段，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在一定上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求的合理性和积极性，然而，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唯物主义不彻底，基本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其辩证法往往与唯物主义相分离，对事物的认识绝对化和片面化，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主义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西方近代哲学这一特点，反映到西方经济学上来，则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也具有两重性。马克思曾分析过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与方法论的逻辑关系，认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生理学，另一方面试图部分地第一次要把这个社会外部显现的生活形式描绘出来，把它外部显现的联系叙述出来”。李嘉图比斯密迈进了一大步，与这种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及其外部现象联结起来了。马克思说道：这是“李嘉图对这种科学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件事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以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但李嘉图仍“缺乏抽象力”，表现“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这种方法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外部现象与内在联系并不是一下子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要经过许多中介环节的，而李嘉图的这种研究方法却跳过了中介环节，使论证与实际相背离。所以，在斯密那里，事物的本质规定与表面现象混杂在一起，安然共处；在李嘉图那里，以事物的本质规定为出发点和基础来分析表面现象是否或怎样影响这个出发点和基础，试图说明这两者间的联系。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不能发现经济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李嘉图力图说明这两者间的矛盾。可见，在古典经济学中，由于近代哲学这一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作用，其理论探讨包含着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两个方面，所不同的是由于近代哲学的缺陷，导致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不完善，因此，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之间内在的、辨证的联系被割断了，使得古典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缺乏科学性、彻底性。
现代西方哲学（19世纪40年代以来）是以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终结为背景，并由众多流派组成的。从思想倾向上主要分为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提出意志是万物的本原和基础，生命本身是强力意志，这种意志是非理性的、不受制约的。科学主义思潮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他们反对西方传统的思辨方式，由此而否定哲学对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究，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除此，现代西方哲学还包含着许多观点、思想各异的流派，但是，综观现代西方哲学，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它们的出发点是主观意志或主观经验，还是抽象的人，其精髓都是属于唯心主义。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质是西方哲学这一方法论层面在经济领域应用的产物。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后，主要研究视角是表象经济学，即实证经济学，并将表象经济学当成是本质经济学，其思维逻辑是在表象经济学这些“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的根源也在于此。当然，在西方经济学世界里，经济学也曾被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很相近。规范经济学被喻为是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并直接与价值判断相联。为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指出：规范科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的知识体系。
但是，西方经济学界对规范经济学一直存在着异议，其中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十分强调实证经济学的主体性和核心地位。他们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出发点，将经济学视作为是从经验事实中通过归纳方法总结出具备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者是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某些具备典型性的前提假设，然后以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再将这些结论拿到现实中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理论与事实不符，则不是理论错了，而是由于干扰因素造成的，这是19世纪证实主义经济学。进入20世纪托伦斯·哈奇森把波普尔方法论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后，经济学的实证性意义被改变了，经济理论假说(或前提)不是来源于对观察的归纳，而是来源于演绎猜测的观点，经济理论假说，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因为经济经验比自然科学经验具有更多未被说明的因素，证实比证伪要繁难的多。一旦理论假说被证伪了，就会推翻或修正理论结论，以促进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也属实证主义，所不同的是认为经济理论的证伪对象是理论假说的结论及其预测，而不是假说本身或假设条件。可见，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由于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方法论的主导，其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已经远离了对经济事物本来应该是什么的这样的本质研究，而是驻留在对经济事物具体化、表象化的实证性描述。他们所说的要探讨的经济事物的规律性和普遍的结论实质是经济事物的外部表象的联系，而不是经济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除此，由于受到西方哲学的引导，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实证的研究范式在相当大程度上开始向自然科学模仿，并试图将经济学放置到与物理、化学等经验自然科学相同的“硬科学”地位，这样，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就以保证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为由，将规范经济学排除在经济学范围之外，或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甚至归属于伦理学。如弗里德曼曾在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这里‘客观’一词的含义完全等同于任一自然科学上的定义。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表象经济学的倾向性研究，的确促使西方实证经济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可是，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价值判断相关的问题，他们一旦涉及对整个经济世界的总的观点这一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时，又会自然地回归到本质经济学这一核心层面。这正如西方经济学家索洛所承认的：“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观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体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所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区别的根源在于它们方法论核心层面的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法论精髓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终目标不是的具体的实证经济学,而是本质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的基础。而西方经济学是越来越将经济学与物理、化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等同，掩耳盗铃式地远离了经济学的本质形态和价值判断，倒置了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现实地位，这也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存有内在逻辑矛盾，以致出现范式危机的深层原因二 经济学的理论分野及其体系创新在经济学领域中，价值理论或确切地讲价值的本原和实体问题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谈到他的劳动价值论时指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进一步讲，劳动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不懂得劳动价值论，就不可能懂得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关于这一点，某些西方经济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共识。西方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认为：“价值问题是根本问题。差不多每一个关系到如此组成的社会的经济利害关系的投机买卖都含有某种价值理论；价值理论的极小谬误都会以相应的谬误传染给所有其他的结论，在概念中任何模糊的或朦胧的事物，都会在一切其他的概念上引起混乱与暧昧。”熊彼特也指出：“在任何一种具有理性图式的纯理论中，价值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必定总是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或多或少地，这是这个时期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萨伊都同样承认这一点，尽管在价值问题上仍然笼罩着迷雾”。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则认为,“价值理论和价值概念是整个经济学的最终基础，是经济学原理中的原理，是最抽象的理论。”
对于价值问题的不同回答则构成了经济学的两大理论分野，即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的要素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劳动价值理论分为本质形态和表象形态，而西方的要素价值理论则是价值理论的表象形态。形成这两大理论分野的基础则是经济学方法论精髓内容的根本对立，即对经济世界根本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判断。马克思曾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还说：“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的方法论来探讨价值源泉，只能产生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最早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代表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进一步发展。提出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做出的主要贡献。但是他们对劳动价值论做出的开创性研究很不彻底，其最大的局限性是他们不能揭示出价值的本质，不懂得劳动二重性，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原有价值的转移是如何同时进行的。对此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一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性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以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即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层面的缺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某些科学之处就在于他们“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但他们不能始终一致地坚持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其本质的方法论，而驻留在事物表象时，就“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特殊性。”其结果使他们遇到了一系列理论矛盾，这些矛盾使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和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陷入绝境。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大量的乍看起来是浑浑炖炖的具体的经济表象中抽象出商品这个最一般最普遍的经济细胞来，然后深入分析了包含在其中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进而发现决定这对矛盾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最后发现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基本矛盾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个最深层次的矛盾。然后转过头来，依据逻辑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大体相一致的原则，分析上述这些具有本质性的矛盾，怎样随着价值形式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发展起来，并集中地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正是商品的价值形式及其内在的一系列矛盾的发展全过程充分证明：价值的实体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而价值的量则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是内容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的本质——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却为价值的现象——物与物的社会关系——一方面以不断深化的形式掩盖起来，另一方面以日益丰富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形式，因而劳动价值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见，依照辩证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马克思全面地论证了劳动与商品价值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及其现象。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难以解决的难题和矛盾，创立了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
沿着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判断路径和方法论来探索价值源泉只能获得表象形态的价值理论。当斯密按照人们所感知的事物外部表现来分析价值源泉时，就得出了商品价值取决于商品的生产费用，而生产费用则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的自然率相加之和所构成，这是对价值本质的颠倒的表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萨伊利用“斯密教条”这一方法论缺陷的错误，进一步提出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要素价值论。在萨伊之后，直至现在，近200年时间里，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重复着这种观点，原因也是在于他们都共守一个相同的价值判断和方法论，即“只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
纵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马克思以来获得了多少的创新，无论西方经济学自萨伊之后走了多远，在涉及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价值问题时，也只有两大类观点，或（活）劳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而没有第三种，这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也是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之一。
迄今为止，理论界被喻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所有理论创新和观点也都只能归为两类，或劳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前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背景下，以价值理论本质形态为基点，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创新；后者则是用要素价值论这一价值理论的表象形态来代替或修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形态。关于后者的观点也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试图用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西方表象形态的价值理论替代马克思的本质形态的价值理论。显然，这种观点不可能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一种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进行重新解释或发展，他们或者是在马克思的价值论中引入物化劳动因素，扩大了劳动的范畴，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劳动价值论”,“广义劳动价值论”或者是引入新的价值决定因素，提出了“多生产力要素说”、“知识独立创造价值说”、“知识资本价值说”等。很明显，这种思路是也难以摆脱将价值的表象形态引入本质形态，混淆两者的界限的嫌疑。一种则是试图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现有的种种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以便做到两全齐美：既不损害前者，又能利用后者说明许多新出现的问题。这种综合往往选择使用价值及其度量作为切入点引入西方理论，但这种思路也不过是上述两种观点变种。
理论界关于价值问题争论的两类观点如此根本地不相容，其原因是在于劳动价值理论与要素价值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截然不同，其根源在于方法论的核心内容的根本不同。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这两大类观点是永远无法达成共识的。
就经济学的核心层面而言，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从要素价值理论中寻求出路，确切讲不能用表象形态的价值理论替代本质形态的价值理论。我们讲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要借鉴它们的世界观意义上方法论。经济学的世界观意义上方法论和价值判断，只能选择或放弃，不可借鉴或融和。因此，我国关于劳动价值论本质层面的创新与发展的理论探讨必须是在同一的价值判断和背景下和理论视角下进行，这是一道选择题，或者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和方法论背景，或选择西方经济学视角和方法论背景，否则，站在不同的价值判断的立场上的理论探讨是无法达成共识的。这就是说，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问题的拓展与创新，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核心经济学基础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论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和可能。
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经济学这并不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借鉴，就方法论系统的具体方法这一子系统层面，就经济学的表象形态层面，两者完全可以达成共识或相互借鉴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对立，并不表明它们对经济事物的具体研究方法的截然不同，对经济事物的主观的或客观的研究方法，对经济事物的辨证或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事物的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对经济事物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经济事物的历史的和永恒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成为两种经济学共同使用的具体方法。并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经济方法方面的相互借鉴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西方实证经济学作为表象形态的经济学，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以某个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出发来分析社会经济生活是如何运行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运行的问题，并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且相互之间的借鉴与融合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西方实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表象经济学的相互融和并不等于它们世界观和方法论就统一了，并不等于表象经济学可以取代本质经济学。我们必须严格区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层面与具体研究方法，本质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技术层面，前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而后者是可借鉴的，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当然，涉及到对表象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的技术方面的选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又会起作用了。正如琼·罗宾逊夫人曾经指出的：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提出的问题甚至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
马 艳摘要：经济学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的理论体系，如果从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分为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本质经济学是对整个经济世界的本质形态或最一般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本质经济学一直是处于主体地位，而表象经济学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后，主要研究视角是表象经济学，并将表象经济学当成是本质经济学，其思维逻辑是在表象经济学上兜圈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区别的根源在于它们方法论核心层面的根本对立。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一理论也分为本质层面和表象层面，其本质层面是关于价值的源泉问题，而表象层面则是关于价格等理论系统。对于价值本质形态的不同回答则构成了经济学的两大理论分野，即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形成这两大理论分野的基础也是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层面的根本对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从创立时就具有发展和开放的理论特性,而且,应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用表象经济学代替本质经济学。就劳动价值理论而言，探讨价值决定的这一本质经济学问题不能从要素价值理论中寻求出路，确切讲不能用表象形态的价值理论来代替本质形态的价值理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价值理论 理论分野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不涉及到这一经济学的本质内容、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层面、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为此，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也显得极其重要。
一 经济学的方法论及其层面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一个包含多个层面的理论体系，如果从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分为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任何经济事物都有本质和表象两个方面，本质是经济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经济事物的内在联系，是看不见，摸不到的，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东西。表象则是经济事物的表面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外部联系，它一般是人的感官所直接感觉到，是经济事物本质在各个方面的外部表现。与此相对应，经济学作为人们对经济事物的科学研究，也应有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之分。本质经济学应是对整个经济世界的本质形态或最一般规律的概括与总结，它所要回答的是经济世界本来是什么样的问题，而表象经济学应是对经济世界的表面形态的描述，它所要描述的是经济事物的现实形态是什么样的问题。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又是相互联系，辨证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本质经济学作为对经济事物的内在联系进行科学研究的理论系统，其任务是要透过经济现象形态来揭示经济事物的内在联系，即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形态及其规律性，而不是消极地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对表象的肤浅的解释上，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他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放弃了对经济事物表象的研究，任何经济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经济事物的表象来表现出来，没有不表现经济现象的赤裸裸的本质，又没有不表现经济事物本质的纯粹经济现象。当然，经济本质与经济现象并不是并列的关系，任何经济现象都会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经济事物的本质。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现象存在的依据，经济现象的产生和变化归根到底是依赖于经济本质的。所以，本质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处于极其主体和核心的地位。而对现实经济表面联系进行描述的表象经济学则是由本质经济学决定并表现本质经济学的子属层面的经济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缺少的层面，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终级研究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终极目标和基本的信念是要揭示经济世界内在的、本质的和最一般的经济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决定的。
从较宽泛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一个系统，它的核心层面是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论，而它的子系统则由各种各样的具体研究方法构成。经济领域的世界观是对整个经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而经济学的方法论是用这一总的或根本的看法为指导去认识经济世界和改造经济世界，所以，经济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密不可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系统的核心层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探索经济问题的基本视角和一般性依据。恩格斯曾鲜明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经济学的方法论精髓，就是从唯物的、辨证的和历史三者相统一的视角看待经济事物，来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形态和最一般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如从唯物的角度探讨经济事物的本质，其经济事物本质就是客观存在的；从辨证的角度探讨经济事物的本质，其经济事物本质就是发展变化的、相互联系和辨证统一的；从历史的角度探讨经济事物，其任何经济事物又都不是永恒的，而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唯物的方法，辨证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都是任何经济学流派可以使用的方法，但是，将三者统一在一起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独特之处。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方法论的精髓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理论分层和核心构成的基础。列宁曾在《哲学笔记》中提到的：“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实际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毫无疑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布局也应以其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论为基础，归根到底应是以西方哲学的主旋律为其理论出发点和研究视角。但是，西方哲学和西方经济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这样的现实逻辑。
西方近代哲学（17——18世纪）反映了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上升阶段，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在一定上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要求的合理性和积极性，然而，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唯物主义不彻底，基本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其辩证法往往与唯物主义相分离，对事物的认识绝对化和片面化，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主义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西方近代哲学这一特点，反映到西方经济学上来，则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也具有两重性。马克思曾分析过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与方法论的逻辑关系，认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生理学，另一方面试图部分地第一次要把这个社会外部显现的生活形式描绘出来，把它外部显现的联系叙述出来”。李嘉图比斯密迈进了一大步，与这种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及其外部现象联结起来了。马克思说道：这是“李嘉图对这种科学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件事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以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但李嘉图仍“缺乏抽象力”，表现“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这种方法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外部现象与内在联系并不是一下子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要经过许多中介环节的，而李嘉图的这种研究方法却跳过了中介环节，使论证与实际相背离。所以，在斯密那里，事物的本质规定与表面现象混杂在一起，安然共处；在李嘉图那里，以事物的本质规定为出发点和基础来分析表面现象是否或怎样影响这个出发点和基础，试图说明这两者间的联系。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不能发现经济事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李嘉图力图说明这两者间的矛盾。可见，在古典经济学中，由于近代哲学这一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作用，其理论探讨包含着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两个方面，所不同的是由于近代哲学的缺陷，导致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不完善，因此，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之间内在的、辨证的联系被割断了，使得古典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缺乏科学性、彻底性。
现代西方哲学（19世纪40年代以来）是以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终结为背景，并由众多流派组成的。从思想倾向上主要分为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提出意志是万物的本原和基础，生命本身是强力意志，这种意志是非理性的、不受制约的。科学主义思潮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应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他们反对西方传统的思辨方式，由此而否定哲学对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探究，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哲学应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除此，现代西方哲学还包含着许多观点、思想各异的流派，但是，综观现代西方哲学，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它们的出发点是主观意志或主观经验，还是抽象的人，其精髓都是属于唯心主义。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实质是西方哲学这一方法论层面在经济领域应用的产物。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后，主要研究视角是表象经济学，即实证经济学，并将表象经济学当成是本质经济学，其思维逻辑是在表象经济学这些“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的根源也在于此。当然，在西方经济学世界里，经济学也曾被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经济学和表象经济学很相近。规范经济学被喻为是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并直接与价值判断相联。为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指出：规范科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的知识体系。
但是，西方经济学界对规范经济学一直存在着异议，其中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十分强调实证经济学的主体性和核心地位。他们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为出发点，将经济学视作为是从经验事实中通过归纳方法总结出具备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者是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某些具备典型性的前提假设，然后以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再将这些结论拿到现实中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理论与事实不符，则不是理论错了，而是由于干扰因素造成的，这是19世纪证实主义经济学。进入20世纪托伦斯·哈奇森把波普尔方法论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后，经济学的实证性意义被改变了，经济理论假说(或前提)不是来源于对观察的归纳，而是来源于演绎猜测的观点，经济理论假说，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因为经济经验比自然科学经验具有更多未被说明的因素，证实比证伪要繁难的多。一旦理论假说被证伪了，就会推翻或修正理论结论，以促进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也属实证主义，所不同的是认为经济理论的证伪对象是理论假说的结论及其预测，而不是假说本身或假设条件。可见，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由于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方法论的主导，其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已经远离了对经济事物本来应该是什么的这样的本质研究，而是驻留在对经济事物具体化、表象化的实证性描述。他们所说的要探讨的经济事物的规律性和普遍的结论实质是经济事物的外部表象的联系，而不是经济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除此，由于受到西方哲学的引导，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实证的研究范式在相当大程度上开始向自然科学模仿，并试图将经济学放置到与物理、化学等经验自然科学相同的“硬科学”地位，这样，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就以保证经济学研究的“客观性”为由，将规范经济学排除在经济学范围之外，或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里，甚至归属于伦理学。如弗里德曼曾在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这里‘客观’一词的含义完全等同于任一自然科学上的定义。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表象经济学的倾向性研究，的确促使西方实证经济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可是，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价值判断相关的问题，他们一旦涉及对整个经济世界的总的观点这一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时，又会自然地回归到本质经济学这一核心层面。这正如西方经济学家索洛所承认的：“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观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体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所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区别的根源在于它们方法论核心层面的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法论精髓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终目标不是的具体的实证经济学,而是本质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的基础。而西方经济学是越来越将经济学与物理、化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等同，掩耳盗铃式地远离了经济学的本质形态和价值判断，倒置了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现实地位，这也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存有内在逻辑矛盾，以致出现范式危机的深层原因二 经济学的理论分野及其体系创新在经济学领域中，价值理论或确切地讲价值的本原和实体问题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谈到他的劳动价值论时指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进一步讲，劳动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不懂得劳动价值论，就不可能懂得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关于这一点，某些西方经济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共识。西方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就认为：“价值问题是根本问题。差不多每一个关系到如此组成的社会的经济利害关系的投机买卖都含有某种价值理论；价值理论的极小谬误都会以相应的谬误传染给所有其他的结论，在概念中任何模糊的或朦胧的事物，都会在一切其他的概念上引起混乱与暧昧。”熊彼特也指出：“在任何一种具有理性图式的纯理论中，价值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必定总是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或多或少地，这是这个时期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萨伊都同样承认这一点，尽管在价值问题上仍然笼罩着迷雾”。日本的一位经济学家则认为,“价值理论和价值概念是整个经济学的最终基础，是经济学原理中的原理，是最抽象的理论。”
对于价值问题的不同回答则构成了经济学的两大理论分野，即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的要素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劳动价值理论分为本质形态和表象形态，而西方的要素价值理论则是价值理论的表象形态。形成这两大理论分野的基础则是经济学方法论精髓内容的根本对立，即对经济世界根本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判断。马克思曾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还说：“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的方法论来探讨价值源泉，只能产生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最早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代表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进一步发展。提出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做出的主要贡献。但是他们对劳动价值论做出的开创性研究很不彻底，其最大的局限性是他们不能揭示出价值的本质，不懂得劳动二重性，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原有价值的转移是如何同时进行的。对此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一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性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以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即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层面的缺陷，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某些科学之处就在于他们“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但他们不能始终一致地坚持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其本质的方法论，而驻留在事物表象时，就“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特殊性。”其结果使他们遇到了一系列理论矛盾，这些矛盾使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和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陷入绝境。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大量的乍看起来是浑浑炖炖的具体的经济表象中抽象出商品这个最一般最普遍的经济细胞来，然后深入分析了包含在其中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进而发现决定这对矛盾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最后发现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基本矛盾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个最深层次的矛盾。然后转过头来，依据逻辑的进程与历史的进程大体相一致的原则，分析上述这些具有本质性的矛盾，怎样随着价值形式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按照辩证法的规律发展起来，并集中地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正是商品的价值形式及其内在的一系列矛盾的发展全过程充分证明：价值的实体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而价值的量则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是内容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的本质——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却为价值的现象——物与物的社会关系——一方面以不断深化的形式掩盖起来，另一方面以日益丰富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形式，因而劳动价值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见，依照辩证唯物主义这一世界观意义上的方法论，马克思全面地论证了劳动与商品价值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及其现象。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难以解决的难题和矛盾，创立了完整、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
沿着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判断路径和方法论来探索价值源泉只能获得表象形态的价值理论。当斯密按照人们所感知的事物外部表现来分析价值源泉时，就得出了商品价值取决于商品的生产费用，而生产费用则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的自然率相加之和所构成，这是对价值本质的颠倒的表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萨伊利用“斯密教条”这一方法论缺陷的错误，进一步提出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要素价值论。在萨伊之后，直至现在，近200年时间里，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重复着这种观点，原因也是在于他们都共守一个相同的价值判断和方法论，即“只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
纵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马克思以来获得了多少的创新，无论西方经济学自萨伊之后走了多远，在涉及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价值问题时，也只有两大类观点，或（活）劳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而没有第三种，这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也是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之一。
迄今为止，理论界被喻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所有理论创新和观点也都只能归为两类，或劳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前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背景下，以价值理论本质形态为基点，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创新；后者则是用要素价值论这一价值理论的表象形态来代替或修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形态。关于后者的观点也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试图用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西方表象形态的价值理论替代马克思的本质形态的价值理论。显然，这种观点不可能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一种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进行重新解释或发展，他们或者是在马克思的价值论中引入物化劳动因素，扩大了劳动的范畴，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劳动价值论”,“广义劳动价值论”或者是引入新的价值决定因素，提出了“多生产力要素说”、“知识独立创造价值说”、“知识资本价值说”等。很明显，这种思路是也难以摆脱将价值的表象形态引入本质形态，混淆两者的界限的嫌疑。一种则是试图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现有的种种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以便做到两全齐美：既不损害前者，又能利用后者说明许多新出现的问题。这种综合往往选择使用价值及其度量作为切入点引入西方理论，但这种思路也不过是上述两种观点变种。
理论界关于价值问题争论的两类观点如此根本地不相容，其原因是在于劳动价值理论与要素价值理论的方法论背景截然不同，其根源在于方法论的核心内容的根本不同。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这两大类观点是永远无法达成共识的。
就经济学的核心层面而言，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从要素价值理论中寻求出路，确切讲不能用表象形态的价值理论替代本质形态的价值理论。我们讲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要借鉴它们的世界观意义上方法论。经济学的世界观意义上方法论和价值判断，只能选择或放弃，不可借鉴或融和。因此，我国关于劳动价值论本质层面的创新与发展的理论探讨必须是在同一的价值判断和背景下和理论视角下进行，这是一道选择题，或者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和方法论背景，或选择西方经济学视角和方法论背景，否则，站在不同的价值判断的立场上的理论探讨是无法达成共识的。这就是说，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问题的拓展与创新，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核心经济学基础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观意义的方法论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和可能。
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质经济学这并不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借鉴，就方法论系统的具体方法这一子系统层面，就经济学的表象形态层面，两者完全可以达成共识或相互借鉴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对立，并不表明它们对经济事物的具体研究方法的截然不同，对经济事物的主观的或客观的研究方法，对经济事物的辨证或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事物的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对经济事物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经济事物的历史的和永恒的研究方法都可以成为两种经济学共同使用的具体方法。并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经济方法方面的相互借鉴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西方实证经济学作为表象形态的经济学，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以某个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出发来分析社会经济生活是如何运行的，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运行的问题，并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且相互之间的借鉴与融合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西方实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表象经济学的相互融和并不等于它们世界观和方法论就统一了，并不等于表象经济学可以取代本质经济学。我们必须严格区分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层面与具体研究方法，本质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技术层面，前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而后者是可借鉴的，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当然，涉及到对表象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的技术方面的选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判断又会起作用了。正如琼·罗宾逊夫人曾经指出的：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提出的问题甚至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那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