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风 险 利 益
洪远朋 马 艳
本文试图从利益的角度透视风险现象,将风险的本质归结为风险利益,将风险利益视为一种包涵着风险损失和风险增益双重内涵的特殊利益;将风险利益的本质抽象为追求超额利益;将风险利益的制度功能确定为不仅仅是减少和规避风险损失,更重要的是激励人们去追求风险增益;并提出知识经济是最适宜风险增益的经济。以期在理论上拓展风险理论研究的视野,在实践上为人类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 风险的本质是风险利益
风险利益是笔者从利益角度探讨风险问题而提出的经济范畴,是指在不确定的经济活动中,由于种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使利益主体可能获得的那部分期望之外的超额利益,或可能蒙受的那部分意料之外的利益损失。在量上则表现为利益主体的期望利益与实际利益相悖离的正负差额。其数理关系为:(±)RR=R — ER,其中(±)RR代表风险利益,R代表实际利益,ER代表预期利益。
风险的本质是指构成风险特征并影响风险产生、存在、发展以及结果的因素。纵观风险活动的全过程,风险利益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中。
风险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本原因在于风险利益。在经济社会里,一切风险活动都将由人来完成,人之所以不断地进行着风险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与风险利益有关。风险利益是一种十分不确定的利益,其最终的利益结果可能是风险损失,也可能是风险增益。假如一个主体期望的利益和实际的利益总相一致,这表明一切经济因素都十分确定,任何经济前景都可以准确预测,这时这一主体为自身利益进行的种种挣扎与奋斗既无法增进他们的利益,而一切消极与怠惰亦不会损失他们的利益,结果必然是这一主体追求利益的活动变得毫无生气和活力。如果主体的经济活动的利益所得是不确定的,既有获得额外利益的可能,也有利益损失的危险,主体才会迸发出进行这种经济活动的热情,才能为获得更多的增益,同时将利益损失减至到最低限度而不懈地努力着。所以真正能够诱惑主体从事风险活动的是风险利益。
风险运作的过程就是人们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发生多重偏离的过程。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在进行种种经济活动之前,都有着各自的利益目标,并给以事前的预期。但人们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一个加入了时间序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利益的不确定性因素作用,人们事先预期的利益和事后实际获得的利益具有多种悖离的可能,当人们的经济活动在某一时点上停止了,这一时点上的利益偏差就是这一时点上的利益结果,如果人们继续他们的利益活动,这种利益偏离将继续地发生,可见,风险活动的过程即是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不断变化运动的过程。
风险活动的结果是包涵着双重可能的利益结果。风险活动的利益结果在整个风险活动中是不确定的,在风险活动过程中,利益主体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利益结果是怎样的,即是风险损失,还是风险增益?他们只有在整个风险活动结束了之后才能知道获得多少风险增益或蒙受了多少风险损失。如果未来的风险利益结果在事先是确定的,那就不是风险性的活动,所获得利益或所蒙受的利益损失也不是风险利益所涵盖的。
风险概念是对风险现象的本质概括,分析时下的风险概念,我们也可以获得对风险本质的正确认识。时下理论界关于风险尚无共同认可、普遍接受的定义,经济学家、保险学家、风险管理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界定,综观可见:(1)风险是损失的不确定性。法国学者赖曼在1928年出版的《普通经营经济学》中将风险定义为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此后,麦尔、柯梅克和罗森布尔等更多的学者较明确地将其定义为损失的不确定性。(2)风险是某种行为能否产生损失的不确定。美国学者海尼尔早在1895年所著《Risk as an Economic Factor,中指出:某种行为能否产生有害的后果应以其不确定性界定,如果某种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时,其行为就反映了风险的负担。(3)风险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如美国学者佩费尔就认为风险是可测度的客观概率的大小。(4)风险是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变动的不确定性。著名经济学者威廉姆斯和海因斯提出:风险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可能产生结果的变动。如果结果只有一种可能,不存在着发生变动,风险为0;如果可能产生的结果有几种,则风险存在。可能产生的结果越多,变动越大,风险也就越大。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的变动,意味着猜测的结果和实际结果的不一致或偏离。(5)风险是不确定因素与人们的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佩费尔指出:风险是每个人和风险因素的结合体。(6)风险是利益获得和利益损失的不确定性。吴鸣在《经济风险论》将风险定义为: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由于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即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使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悖离,有蒙受经济损失或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可能。
诸如此类的风险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致。然而,如果我们将上述关于风险的种种界定仔细推敲一番,则可以发现,尽管人们对风险定义界定的角度不同,概述的内容有差异,可从中我们却能够找出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即风险是“利益的不确定性”。只不过这里更多强调的是“利益损失的不确定性”。
二 风险利益的核心内容是追求超额利益
风险利益作为一种具有双重内涵的利益具有如下几层内容:
(1)风险利益是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和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然而,主体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由于种种主观、客观不确定因素的限制,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成为一种不确定的事情,致使人们的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发生多重的偏差。因而,风险利益与不确定性因素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其函数关系为:(±)RR=f(v),v代表主观与客观的不确定性程度。通过图形则表现为:
(+R) (+R)=f(v)
0 v
(-R) (-R)=f(v)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风险利益的绝对值与不确定性程度成同方向变动,即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风险利益的绝对值就越大;不确定性程度越低,风险利益的绝对值就越小。第二,风险增益与不确定性程度成同方向变动,即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风险增益的可能性就越大;不确定性程度越低,风险增益的可能性就越小。第三,风险损失与不确定性程度成同方向变动,即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风险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不确定性程度越低,风险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小
(2)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的这一差额是人们事先没能预期到或不能准确地预期到的那一部分利益所得或利益损失。没能预期到的利益所得和利益损失是指利益主体在事先完全不能预期的利益;没能准确预期到的利益所得或利益损失则是利益主体在事先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事物发生的概率,在一定的范围内能对将要获得的利益和将要蒙受的利益损失作出大致的预计,但是这个预期是极其不确定和不准确的,仅为实际利益确定了一个可能出现的范围,实际利益究竟是在那一个点上出现则是无法确定的。
(3)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之间的差额可能是一个正值,也可能是一个负值,如果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发生了正向运动,就是一个正值,如果发生了负向运动,就是一个负值,两者不能同时出现和存在。
(4)我们将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之间的正差额定义为风险增益(+R)。预期利益是利益主体根据对市场利益需求的预期而期望得到的一种个别利益,它包括利益主体的生产成本(C);包括利益主体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益应获得的那一部分平均利益(R1);还包括由于采用了新技术,新发明,或提高了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等使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获得那部分超额利益(R2);还包括由于垄断了有利的生产条件、市场条件或具有土地的垄断权等应获得的那一部分超额利益(R3)。用公式表示则为:预期利益=C+R1+R2+R3。而风险增益是利益主体没有预期到的那一部分超额利益。
(5)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之间的负差额就是风险利益损失,定义为风险损失,它可能是预期利益的部分或全部,其量的多与少取决于风险利益的损失程度。但它的最高上限不高于预期利益,最低下限不低于零。
虽然风险利益是一种具有双重内涵的特殊利益,但是,就其风险利益的核心内容而言,风险利益是人们对风险增益这种特殊的超额利益的追求。
首先,这是将风险的本质归结为风险利益的必然结果。
(1)当我们把风险的本质归结为利益,风险的结果就由单向变成了双向,既可能出现不利的结果,即利益损失,也可能出现有利的利益结果,即利益的增进。这样,风险不仅和风险损失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与风险增益联系在一起。
(2)当风险研究的核心是危险和损失时,风险利益的核心内容就是风险损失。然而,当风险的本质不仅包涵风险损失,而且还包涵着风险增益时,尽管风险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双向,但风险活动的目标却总是单一的,这是由于人类追求利益的天性,在风险增益与风险损失的双重结果下,利益的驱动总会使人们将风险增益作为最根本的追求目标,而风险损失的规避作为获取更大风险增益的手段则会退居次要地位,这时风险利益的核心内容也转为追求风险增益。
(3)当将风险的本质归结为风险利益,风险利益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对风险增益的追求,风险就由一种被动性、消极性的活动转而为一种主动性、积极性的活动。因为,当风险与危险、损失联在一起时,人们的风险行为总是防御性的,即如何规避和防范危险、损失的发生,既使将风险与风险增益联系起来,也仅是看作为是一种投机行为,即通过冒险获暴利。当我们将风险的核心转为风险增益,风险活动就成为追逐风险增益最大化的进取性和具有创造性的行为,这时,风险活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风险利益的核心内容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其次,这也是由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
风险增益作为预期利益与实际利益正向变动的结果,其实体是人们预期之外的那部分超额利益。人们之所以积极从事风险性的经济活动就是为了获取这种一般经济活动中无法获得的超额利益。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就微观角度来看,这一超额利益的得与失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前提,甚至可能关系到这一企业的生死存亡。就宏观层面来看,也是一个国家经济飞跃发展,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就一个发展的、动态的视角来看,或作一个长期的考察,人们不断追逐风险增益的结果会使风险增益和风险损失的变动呈非均衡变动的趋势。即风险增益量呈不断增长的态势,而风险损失量呈相对递减的态势,反映在风险利益曲线上则:风险增益曲线越来越陡峭,风险损失曲线则越来越平坦,见下图,
(+R) (+R)=f(v)
0 v
(-R)=f(v)
(-R)
风险增益超越风险损失增长的这一趋势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进步的体现。
三 风险利益制度的主要功能是激励人类追求风险增益
古往今来,尽管人类已经意识到风险不仅意味着利益的损失,也存有获取利益的机会,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更多的人总是习惯将风险与危险和损失联系在一起,为此,人类风险活动的空间往往作为在对危险和损失的防范与规避上,风险理论研究也仅仅局限于这一视野之内,这在人类经济处在极不发达的时期,人们抵御和承担风险损失的能力相对绵弱的情况下是极其正常和必要的。然而,当人类的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人们抵御和承担风险损失的能力日益增强的当今经济社会里,人类对于风险认识的这一惯性思维却仍在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表现为大多数利益主体仍偏好对风险损失的回避,其主要的努力空间仍是被动地防范风险损失,厌恶和恐惧不确定性的利益活动,缺乏对风险利益的主动追逐。所以他们在进行多种利益结果集合的比较中,往往放弃了风险增益可能最大,当然风险损失可能也最大的选择,这尽管可能回避较大的风险损失,但同时也丧失了风险增益最大化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正是风险增益相对于风险损失而日趋增大,人类经济获得飞跃性发展的根据与源泉。
人类怎样才能不丧失风险增益最大化的机会,又怎样在不丧失风险增益最大化的机会前提下将风险损失减至到最小化,以此有效地改变绝大部分人厌恶和回避风险利益的偏好,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们主动追逐风险增益的热情?在现代经济社会,制度是解决这一难题的较好的途径。
制度经济学曾提出通过具体的制度和制度安排的创新来解决风险损失的问题,他们认为制度在风险方面的作用功能是减少不确定性,或通过不确定性的减少来减少人类经济发展中的风险损失。那么,风险利益制度是否只具有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当我们将不确定性与风险利益联系到一起,这时不确定性作用的结果不仅是风险损失,还有风险增益,如果风险利益制度只具有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同时不也减少了人们获取风险增益的机会吗?因此,笔者认为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损失仅仅是风险利益制度的一个方面的功能,除此它还应具有激励和交易的功能。
因为一种好的制度至少不应该让不确定性消亡,乃至风险增益减少。不确定可能带来风险利益的损失,也可能带来风险利益的增进,没有了不确定性虽然没有了风险损失的可能,但也丧失了风险增益的机会,也就没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更何况,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利益的不确定性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一方面利益客观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消除的,人们通过制度的作用仅能分散这种利益的不确定性,但没有办法消除它;另一方面利益主观的不确定性虽然通过信息的获取可以消除,但完全消除也不可能,这不仅因为信息的获取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资料费、调研费、咨询费等等),存在成本与收益的利益比较问题,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完全信息的获取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一种较优越的制度也不应让不确定性过度地泛滥和风险损失过大。尽管不确定性是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源泉,但不确定性在经济生活中绝不可过大。不确定性过大预期利益和实际利益的离差就会过大,反映到人们的利益活动中,行为主体就会感到利益前景过于渺茫,并且一旦出现不利的利益前景,就要承担较大的风险损失,因此在不确定性过大的情况下,绝大多数行为主体获取利益的努力就会减弱或减退,风险利益的动力功能效应也将失效。就整个社会来看,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愈多,预期利益和实际利益相悖离的程度愈大,这一方面可能在不确定性越大风险增益越高的风险利益正效应的作用下,使主体的风险增益畸高,造成利益资源的逆向流动。另一方面可能在不确定性越大,风险损失越大的风险利益负效应的作用下,使主体时有蒙受极大的利益损失的可能,以致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所以,一种有效的制度应将不确定性和由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利益控制在一个合适的限度内,在这一限度内不仅保证不确定性和由此带来的风险利益存在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和人们努力的压力,而且又不会使不确定性和风险损失泛滥,成为妨碍经济活动的不利因素。或者讲,一个好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效地利用不确定性对风险利益的作用既能让风险利益生成一种自我发展、自我激励的功能,使风险增益呈现出一种持续地递增的趋势;又能保证风险损失逐步地减少、降低,趋向于逐渐的递减趋势,达到风险增益最大化,风险损失最小化的目标。
为此,风险利益的制度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构建:
(1)应创建风险利益制度的激励功能,以此保证不确定性的存在和不消亡,保证人们对风险利益主动追逐的激情和热情。风险利益激励功能是风险利益制度的起始和基础,是保证风险利益存在的条件,缺少激励功能的风险利益制度创新就不会有实际的风险利益活动的发生,而激励功能较弱的风险利益制度不仅不会产生较高的制度创新效率,还会连锁地削弱风险利益制度其它功能。风险利益激励功能的主要作为空间是风险增益区域,通过提供正向和反向的刺激,改变人们厌恶风险利益的偏好,激发人们主动追逐风险利益的激情,增加人们不确定性活动的利益投向,不断开辟不确定性活动的新领地,从而为风险利益提供活动的空间,以保持风险利益对经济发展的合理张力。
(2)应保持风险利益的规避和防范制度,来减少某些领域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风险损失;或在整个社会风险利益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将风险损失社会化,以减轻风险利益者个体的风险损失;并限制某些风险利益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以保障风险利益的顺利实现。风险利益规避和防范功能主要作为在规避和防范风险损失方面,在减少和分散风险损失的同时相对地保证风险增益。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风险利益制度激励功能的延伸和补充,是将风险利益限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的必要的制度条件。
(3)应完善风险利益的交易制度,为不确定性和风险利益在不同的风险利益偏好者之间的转移提供制度的空间和制度的规范,以通过风险利益的转移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重新配置风险利益,达到风险增益最大化,风险损失最小化的目的。风险利益交易制度主要是在风险利益制度的激励和规避功能已开辟和限定好的合理区域里有效地配置风险利益,增进整体的风险增益,减少整体的风险损失。
总之,风险利益制度的激励功能将诱使主体进行风险利益活动,风险利益制度的规避功能又将主体的风险损失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风险利益制度的这把双刃剑在一定的程度上自然地把风险利益锁定在一定的限度内,使风险利益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活动和交易,最终趋向于风险增益不断扩张,风险损失不断缩小的趋势。
四 知识经济是最适宜风险利益增进的经济
人们普遍认为全球经济正处在由传统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根本性变革时代的早期阶段,以知识和信息为其核心内容的经济方式已经开始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此,人们先后提出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来描述这一新型经济,并将知识和信息作为了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和基本要素。毫无疑问,知识是知识经济的基础要素,而信息则应是知识经济的关键要素,信息与知识可以相提并论,甚至同日而语的,信息升华而成为知识,知识激活而成为智力。然而,仅此并不能概括出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就知识经济的核心内容而言,风险或风险利益也是知识经济的显著特征和重要要素,它同知识和信息一样对知识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和作用力。
(一)知识经济之所以能引起经济社会的极大关注并为之努力的发展是因为知识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利益最不确定的经济。
(1)在知识经济中可能获得极大的风险增益。知识经济具有溢散效应,它可以在几乎不用额外投资的情况下重复使用,并可以从投资的报酬中得到一个正反馈效应,J·M·克拉克说:知识是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工具。知识经济的产品成本与传统经济相比较低,知识经济的赢利水平和递增的速度则比传统的经济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而且,知识不同于以探索系统科学的传统知识为目标的“科学”,也不同于向自然掠夺“利益”需要大量物质投入的传统“技术”,而是一种科学与技术相融合,并依托高科技风险产业,又以知识的共享效应和极强的渗透力,带动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此推动整个知识经济规模的迅猛扩张,最终使整个社会总体利益获得持续的增长和发展的因素。所以知识的溢散性和知识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带给经济主体的利益效应是任何经济要素不可比拟的,拥有更多知识的人就可能在不确定的利益活动中获得更高的个人风险增益,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就可能在不确定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取的更大的企业风险增益,拥有更多知识和信息的国家就可能在不确定的国际经济活动里获取高于其他国家的国家风险增益。
(2)在知识经济中也可能蒙受极大的风险损失。知识经济不仅能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因误投某种新产品而破产倒闭、因路径依赖产生锁入效应而付出惨痛代价的例子比比皆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上产生增益的技术创新比例不到10%,1997年美国每1000个寻求风险资本贷款的项目只有一个得到贷款,而在每一万个得到风险贷款的项目中,只有一个可以成功地占有10%的市场,这就是知识经济的最大风险损失和巨大沉入成本,只有接受了风险考验的知识要素投入才有可能符合收益递增规律,才可能形成真实的风险增益,否则,所蒙受的风险损失也是传统经济无法想象的。
(3)风险利益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知识经济中可能获取的巨大风险增益不仅能萌发人们从事不确定经济活动的冲动,而且能将人们最大的潜能都激发出来,促使人们不遗余力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同时,在知识经济中使人们蒙受极大的风险损失的可能也有效地约束着人们的风险性行为,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与疏忽,否则,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风险利益的双重内涵,就是从内在的动力和外在的压力的两个方面极大地推动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二)知识经济虽然是具有风险增益和风险损失双重可能的经济,但是,它却是迄今为止最适宜风险增益发展的经济。
毋庸置疑,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具有不确定性,都具有增进风险利益的功能和机制,但是与知识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则是最能增进风险利益的经济。
(1)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源泉,也是风险利益极大增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经济与以往经济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不直接取决于物质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的不断创新及其利用,为此,知识创新在知识经济中比在任何经济中作用都重要和必要,是知识经济得以发展的源泉。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创新的结果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增益,当然,也存有蒙受极大风险损失的可能,但是,一旦知识创新的科技产品为市场所接受,其风险增益的空间将是无限大的。诸如,一个十倍的利益回报率对于一般产业是难以想象的,但对于为市场接受的风险创新则是正常的。更何况知识创新的回报率有时不仅是十倍,可能是几十倍,并且可足以补偿以往的风险损失。所以,没有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就不会有风险利益较大的增进。并且,知识创新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知识经济兴起和发展的步伐就越快,风险利益获得极大地增进的可能也就越大。
(2)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主导载体,也是知识创新得以实施,风险利益得以增进的物质承担者。现代风险产业主要是以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风险创新的目的是要促进风险利益的更大地增进,但风险创新成果必须产业化,即形成风险产业,并以此为载体,才可能产生较高的风险增益,这是一种质的飞跃,没有这种飞跃,既使有了风险创新成果也只能束之高阁,知识创新就毫无意义,知识经济发展就没有载体。利用知识创新开发和开创的科技知识产业才能带来快速超空间的风险利益增殖,其风险增益水平和风险增益速度是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无法比拟的,是它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3)风险资本和风险人才是知识经济发展的资源依托,也是风险利益极大增进的重要条件。知识经济是否能发展起来,风险利益是否能获得极大的增益关键取决于风险资本是否雄厚。风险资本与一般的资本不同,它是在利用高科技知识改造传统的资本性质,将投资行为与科技知识产业化行为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特殊资本,是将投资行为与高风险增益与高风险损失密切联系在一起,并通过风险资本市场,使具有高超的知识和高科技技能的创业者获得必需的风险资本,投资者获得风险增益的特殊资本。风险基金是风险资本的基本入口,也风险增益获得的前提条件,二版市场是风险资本流动的出口,也是风险增益兑现之处。风险人才与风险资本一样是知识经济发展和风险利益增进的重要因素。人才是知识的载体,没有人才,就没有知识,未来的知识经济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而风险利益的获取更是靠风险性人才来获取的。知识经济中的人才首先是拥有综合知识和专业化知识的人力资本。同时,知识经济作为风险性最强的经济,其人才又必须是风险性人才,他们需要具备较强的风险意识和获取风险增益的能力。
总之,知识经济的源泉、主导产业,资金依托和人才依托都是风险利益获得极大增进的所需要的条件,所以只有知识经济才是最适宜风险利益极大增进的经济。
五 研究风险利益理论的意义
(一) 我们将风险的本质归结为风险利益,将风险利益的核心内容归结为追求超额利益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为人类经济增长寻求一种新的增长逻辑。
现代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主要靠经济的飞跃增长,而经济飞跃增长的源泉则是经济增长的诸要素。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挖掘,在不同的时期都作了各自的贡献。威廉·配弟强调了土地,大卫·李嘉图强调了劳动,亚当·斯密强调了资本,熊彼特强调了技术,弗雷德里克·泰罗强调了管理,托夫勒强调了信息,罗马俱乐部强调了环境,舒尔茨强调了人力资本,马克斯·韦伯强调了文化,新制度学派强调了制度等。尽管如此,人类并没有穷尽对这一方面的认识,至少存在两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把这些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的因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把应该计算的因素都计算之后,经济增长中仍有一个“余值”或“剩余”存在,那么,还有那些增长因素在这里有所贡献呢?
当我们将风险的本质归结为风险利益,风险利益的核心归结为追求超额利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探到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增长因素——风险利益。
首先,风险利益是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纵观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上述诸因素,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对于经济增长都有着各自的贡献。但它们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人。人之所以不断地进行着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讲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人们进行某种经济活动时,所期望的是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如果人们在进行了某种经济活动之后,获得的经济利益较大,那么,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就大,如果人们在进行了某种经济活动以后得不到相应的利益,或得到的利益太少,他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就受到严重的压抑。而风险利益的最大诱惑力不进在于其最终结果是预料之外的事情,即他们可能获得较大的利益,也可能有较大的利益损失,还在于他们一旦获取到的那一部分风险增益在量上是一般经济活动无法比拟的,由此才唤发出了他们进行风险性经济活动的极大热情,这在风险性活动日益普遍化的今天也将极大地激活了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如此说,风险利益应该是经济增长无可替代的重要因素。
其次,风险利益自身作为一种较高的超额利益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之中。一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是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下,经济主体获得平均利益的状态下进行运转,而一个社会经济的飞跃增长,靠的是人们为获取超额利益而进行的努力,风险增益就是人类获得的超额利益,它是经济飞跃发展的基本源泉。因为人们在“不确定性越大,风险利益越大”的驱动下进行的风险活动,是一种可能获得较高超额利益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超额利益是在一般经济活动中不可能获得的,并且每个经济主体在追逐各自风险增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利益提高,使整个社会经济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如果我们把风险活动作为消极的、被动的经济活动,就抑制了风险利益对经济增长的这一巨大的驱动力和贡献。
(二)当我们将风险利益的制度功能确定为具有规避、交易和激励的三重功能,并且激励功能是最重要的功能,是要解决现代社会中人们过度偏好风险损失的规避和乏于风险增益追求的难题。
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在更多人的观念中总是将风险与利益损失相并提,因而普遍厌恶风险或惧怕风险,体现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则总是力图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并竭尽全力地去回避和防范风险损失。与此同时,却疏于对风险利益的追逐。其结果:
(1)人们竭力防守和回避风险损失,并没有减少风险损失,反而可能增加了风险损失。由于人们厌恶和惧怕风险损失,它们往往非常偏好风险损失较低的的经济活动。然而,这类经济活动的领域不可能太宽,尤其在现代经济社会里,这样的领域更为狭小。当人们纷纷涌人这些领域之后,必将使这些领域的风险损失的可能加大。这不仅悖离了人们回避风险损失的本意,而且从整个社会利益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来看也极不经济,其结果可能造成整个宏观利益的损失。
(2)人们一味地防范和回避风险损失,最终只能获得极低的风险增益,甚至可能是风险损失。因为人类的经济增长必将与人们的主动积极追逐利益的行为相伴随,没有整个人类的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尽管风险损失的规避也是为了获取风险增益,但是没有主动追逐风险增益的前提,其风险损失的规避只能是一种防御性的行为。如果每一个利益主体的行为目标都是只求不损失,而无意主动追逐具有风险性的超额利益,那么人类社会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倒退。
(3)人们更注重风险损失的防范和回避只会瓦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类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永远不会穷尽,但人类经济发展靠的是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如果人们仅注重风险损失的回避,过多地考虑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势必使人们在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面前望而止步,最终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也会随之逐步减少。
因此,将风险利益制度功能确定为包括激励、规避与交易的三重功能的目的就是通过激励人们去追求风险增益,来改变人们的传统的风险利益偏好,以快速推动经济的飞跃发展。
(三)提出知识经济是最适宜风险增益发展的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自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规避政治风险上,其中尤为注重防范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新生无产阶级政权的覆颠,而忽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更缺乏对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的积极追逐和主动获取。其后果是使我国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九七八年以后,在邓小平等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经历了短短二十年的改革与开放,在承受了巨大的风险损失可能的同时,却获取了巨大的风险增益,这是令世人瞩目的。当今中国,就国内的经济发展而言,整个社会中知识经济的要素日益增多,诸如科技创新活动的日新月异,科技风险产业的不断崛起,风险资金的迅速发展,二版市场的初露端倪,这既是中国风险增益最大化增进的最好机缘,也是获取最大化风险增益的必要条件。而着眼于整个世界,中国加入WTO也近在咫尺,入世虽然会使我国有蒙受风险损失的可能,但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现在在发展知识经济和加入WTO问题上仍面临着大多数利益主体过度偏好风险损失的回避,缺乏对风险增益追逐的难题。这一方面是知识经济所隐含的极大风险损失很让人们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人们在经历了东南亚经济危机使全球都不同程度地蒙受了风险损失之后,对入世后的国际范围内的不确定性经济活动存有余悸,这些将是中国通过知识经济和加入WTO来获取更大的风险增益的障碍,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乏力的原因之一。因此,从风险利益理论视角探讨我国经济,探索通过知识经济和加入WTO来获取更大风险增益的途径,不仅可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探求到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且也会从另一层面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中国上海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洪远朋:《新编〈资本论〉教程》第1—4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恽希良:《经济利益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薛永应:《社会主义经济利益概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林义:《风险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吴 鸣:《经济风险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魏埙、洪远朋:《现代经济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落肇鸿:《高科技与产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通讯地址:200433,上海市国定路777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