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
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祖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全面认识这个与我国在历史上，思想上、情感上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兴亡，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必需。
74年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至1929年，这期间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时期，即列宁对一个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1929年至1953年，从斯大林执掌国家最高权力至其死亡，这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确立、成熟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1953年至1991年，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改革、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时期。
一、列宁东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列宁“东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即从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出发认识俄国这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并在理论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一）1917—1924年，列宁的革命活动介绍列宁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至1924年1月去世，仅活了6年零3个月，而且在1922年12月底再度中风后，就已半身瘫痪，不能写字，医生只允许他每天在很短的时间（5—10分钟）内进行口述。而在1923年3月以后，就已完全不能工作了，只能听别人读点报纸。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工作了5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在这5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东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表现为：
1、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不同的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是工人。
2、1918年初，力排众议，接受了割地的苛刻条件，单独与德国媾和，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苏维埃政权得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战争，赢得了喘息的机会，站住了脚。这一点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非常重要。
苏俄对于协约国是一个异端，对于苏俄的停战呼吁不予理睬——苏俄向德国建议停战谈判——协约国的阻挠，美国人认为：“阻止俄国退出战争的唯一希望，要视能否破坏目前苏维埃政府正在同中欧帝国举行的单独谈判。因此，我们应不惜一切力量来破坏这种谈判。”——俄德谈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苏俄：不割地不赔款是基本原则；德国：割地，整个波兰、立陶宛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也将置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布什维克党内激烈争论：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集团”——反对任何妥协，主张用革命战争来推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不战不和派”——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复员军队，但不缔结和约；列宁：接受德国的要求，签订和约。为什么？列宁指出：在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困难，前线旧军队处于瓦解状态，新军队还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完全忽略“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对比”去进行战争“将是一种冒险行动”。“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之间的敌视与战争——这种敌视与战争将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革命的妥协主义，不是退却，更不是投降，是为了积蓄力量，以便进行更加激烈、艰苦的战斗。这是我们认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第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为了“进步”的“退却”，迂回前进的思想。列宁为此写有一本专著《退一步进两步》。这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3、1918—1920年，领导红军，取得了三年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并在此期间，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实践。
4、国内战争结束后，领导苏维埃俄国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中，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实践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逐步恢复和发展了苏俄经济。
总之，在列宁的有生之年，开辟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同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对今天的我们有借鉴意义的真知灼见。
（二）“东方式”的社会主义建立道路的开辟
1、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
（1）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很重视生产力因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基础上，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2）落后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引导。马克思、恩格斯也谈及不发达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们认为，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不一定非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是，这些国家要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卡夫丁大峡谷，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带动和帮助下，才有可能。当然，这些先进国家是指“英、法、德等国家。”就俄国而言，由于俄国是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后，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处于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远未完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会首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太寄予厚望。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19世纪末，俄国国内的形势，使恩格斯在晚年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指出，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这一革命必须得到随之而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支持。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忘记恩格斯提出的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条件，对以此可引发的一场欧洲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翘首盼望，但是，盼来的不是欧洲的工人革命，而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
为什么未能唤起欧洲工人革命？这与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及运用为主要标志），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政府的改良举措。这些为革命动摇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同时也毁坏了革命者的希望。1871年后，革命的希望几乎成为光泡影，有些革命者指出：群众由于资本主义的繁荣而变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厌。其直接后果则是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2、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俄国1861年的农奴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改革非常不彻底，在政治上，俄国仍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在经济，资本主义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却将解放的农奴推入灾难的深渊，“赎买”的解放农奴的方式，为封建主榨取了大量的钱财，农民的生活更为贫困，另一方面，获得人身自由，在工厂做工的农民，遭遇更为悲惨，这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积聚了社会力量；二是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这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外在诱因；三是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总之，俄国社会矛盾激化；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大——民粹派：俄国与西方的全面对比中得出必须摧毁这个帝国的结论；布尔什维克真正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它的胜利“仅仅在于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是唯一的把这个国家最大多数民从所能够理解的、所向往的那种目标作为自己公开的纲领的政治力量——立即结束战争，土地归农民，‘夺回被夺走了的东西’，即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权利，而实现这一切的办法则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它将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无情的阶级斗争而得到体现。在这一纲领中，群众‘没有理论的潜在的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它的表现形式。”
3、列宁早期的“东方”观：（1）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列宁通过对俄国形势的分析，指出，俄国不同于“西方”。而且把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这个整体就是“东方”。
东方的共同特征：社会矛盾激化——源自于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的落后；都遇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威胁、压力、侵略与奴役，如何摆脱这一被人欺凌和任人宰割的命运。——克服这种落后状况的努力从社会表层逐步深入到社会核心，从改革深化成革命，最终变成了对传统的社会模式的一种彻底改造。改造的标准则是两方面的：一是物质层面的是西方技术；另一是精神层面的是更加先进的社会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
（2）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列宁更加坚信，落后的东方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发达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对于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为了回击“俄国十月革命是不成熟的‘早产儿’”的论断，列宁在其著名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写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气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本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权力形态，国家权力形态的反作用；列宁：运用先进的国家权力形态改造旧有的经济基础，建立先进的经济基础。一句话，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相适应。这是我们认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第二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自上而下地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最后陷入困境埋下伏笔。
（三）“东方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济文化不发达，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一个新难题。列宁为此曾说到，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难后易”相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先易后难”——为什么难？始终存在这样的矛盾——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没有充分发展的民主政治；封建的思想之间。以苏联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和宝贵经验。在这儿以经济建设道路为例谈一谈。概括起来，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分为三个时期：
1、1917年十月革命战争以后到1918年3月外国武装干涉以前，列宁“直接过渡”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建设模式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经过工业国有化、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势力，并通过签署布列斯特条约，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列宁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把工作台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管理国家的重任。怎么管理国家？列宁提出“直接过渡”的思想，“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多半都有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直接过渡”思想的实质就是不给旧经济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的准备时期”，而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这种指导思想，就是不允许多种旧经济长期存在，力图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起“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制度。
在直接过渡思想的指导下，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以下的经济体制：
（1）全国土地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并由国家在国有土地上组织国营农场、农民协作社等。
（2）大工业、大商业、大银行、铁路、对外贸易等收归国有，实行国家垄断；对一般私人企业，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商企业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对小生产者，强迫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
（3）在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代替了私营商业，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取消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为一个大的生产工厂和消费合作社等等。
（4）平均工资。
政治体制：
2、“直接过渡”的思想和战时紧急措施的结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1918年3月至1921年底，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国内一切资源以保证国防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为了应对三年的艰苦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也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指出，战时共产党政策是“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一种临时的办法。”当然，这也是与“直接过渡”与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直接过渡”思想和战时紧急措施的结合，其主要内容有：
（1）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同时，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送到收粮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实行消费品的配售制度，取消全部市场。
（2）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国家对工业生产全面控制和监督，到1921年1月，大部分重工业包括5834家工厂的生产都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3）对经济生活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实物）配给制和义务劳动制（强制劳动制）。强制劳动：十月革命以后，在工厂实行直接民主制式的工人委员会制度。由于工人委员会纷纷对资本家进行剥夺并且赶走了技术管理人员，工人之间又不能相互协调——带来了生产与经营的混乱——食品、燃料和交通的严重危机，同时，不适者生存状况出现，加上战争的需要——恢复工厂的秩序与生产迫在眉睫。1919年10月，党中央通过了劳动法令，规定：每一个劳动者都必须随身携带“劳动簿”，上面详细记载他的劳动效率、得到的工资、病假证明以及受到的罚款与其它惩罚。如果没有“劳动簿”，工人将不得迁移、就业或者领取配给的物品。1919年5月建立了劳动集中营，专门收纳那些经常违反劳动纪律和破坏生产的人。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1919年5月，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首先开创的。（2）列宁给予极高的评价：伟大的创举，这是比推翻资本主义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3）1920年，党中央规定每个党支部、每个党员都有义务参加这一活动，逃避者按党规论处。
（4）在分配中实行“阶级口粮制”，居民分为四类，分配口粮。
战时共产主义模式对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保证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但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付诸于实践，经济为此陷入困境，具体表现为：粮食极端缺乏；工厂停工；农民普遍不满，农民暴动。针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后果，列宁极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转变了“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列宁这样谈这个问题：“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因此，列宁彻底否定了在落后俄国实行“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并且明确地指出：在一个大工业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那么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新的探索，探索的结果就是新经济政策。
3、“迂回过渡”的指导思想和新经济政策
（1）在总结新经济政策的实践经验中，列宁逐渐形成了“迂回过渡”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其内容有：
第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1921年，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一篇重要讲话，题目是《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其中一个标题是“我们的错误”。他说当国内战争向我们袭来，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相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根据俄国的特点，向社会主义过渡非常艰巨，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因此，决不能过早地提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目标（在农村更是重要），在现阶段是不合适宜，提出来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第二，社会主义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机器大工业，这也是俄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基础。要发展大工业生产，要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国家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当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解决经济任务不同于政治任务、军事任务，如果还是按照老办法，靠热情、靠英勇精神来解决经济任务，必然要犯错误。
什么样的新办法？（1）关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就是用商品交易代替产品分配。在实践中，列宁一步一步地感受到商品货币交易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共产党人必然紧紧“抓住”这个环节，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至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商品经济的命运，列宁还是遵循马、恩的观点，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将取代商品经济。
（2）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权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此，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列宁还写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第三，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小生产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两重性，对农民既不能驱逐，也不能镇压，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通过长期、缓慢、谨慎的组织工作来改造和教育他们，合作制是最好的选择。列宁还规定了合作化的原则、方法和步骤。——新经济政策缓和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
第四，有步骤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第五，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
以上也是列宁在晚年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不再把农民仅仅视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其次，不再把商品经济视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第三，个人利益、市场原则是比国家强制更为有效的促进生产走向联合的力量。
（2）新经济政策的建设模式具体内容为：( 在农业上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给农业经济“松绑”，调动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解决城乡间的矛盾，巩固苏俄的工业经济基础。
( 在流通中允许贸易自由——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
( 在工业方面，由全部国有化到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私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 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上，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计划委员会，开始运用价值规律、货币、信贷、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 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3）新经济政策的成就：生产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社会主义政权稳固。
( 新经济政策引起的争论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动派：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列宁对此进行反驳——迂回的主动退却。
国内外反动派：蜕化，变质人民内部的争论：普遍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放弃了革命原则，搞资本主义。尤其是对实行“租让制”想不通。列宁说，“如果我们不把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就表明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抱幻想而正视现实，他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必须下决心同旧的习惯决裂，甚至要根除顽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
对于有人认为，搞“租让制”吃亏的思想，列宁指出，“((在考虑租让政策时相在合同中体现出共产主义原则，这种人也快要进疯人院了。”只要有党的领导和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能捍卫，不必为资格所赚取的利润而惊惶失措。等等，列宁都对这些思想逐个进行反驳。
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一直施行到1929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是单个政策的相加，是以土地—农民政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它涉及到国家与农民的土地关系、城乡关系、工商业关系、金融——财政体制、劳动——报酬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等等一系列根本大政方针的改造。其解决的是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创建了光辉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高放：从新经济政策可以认识到，列宁初步认识到像俄国这样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这个特殊规律（经济建设理论系统化），列宁就去世了。后来的苏共领导人没有对此继续探索，而且越来越背离这一特殊规律，深陷于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最后，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列宁去世的太早，要不，社会主义会是另一番天地。）
二、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一）斯大林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在列宁去世前后，联共（布）党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两个问题极需解决，一是列宁的接班人；二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路线并未完全成型，党内的反对压力依旧强大——普遍的反对力量：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搞资本主义。）。
1924—1929年，准确地说从1923年3月，列宁不能完全工作开始到1929年，斯大林把布哈林完全打倒为止，这段时间是斯大林在党内确立自己最高领袖地位的时期。
斯大林15岁参加革命，中学文化程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工作能力强，肯吃苦。联共（布）党内的机构设置：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下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它们是并列的负责处理党中央工作的机构，并非党的权力中心。还有一个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会直接选举产生，与中央委员会是平行机构。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举行，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在会上，斯大林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这样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内唯一身兼三职的领导人（组织局委员、政治局委员）。为什么选斯大林作总书记？总书记的工作性质（非常琐碎，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斯基这些偏重理论的大人物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斯大林身兼三职之后，开始扩大书记处的权力（人事权、中央与地方的中枢）、削减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监委的决议需经党委同意方可发生效力）。这样，斯大林就逐渐从列宁的助手、党的秘书，发展成为党的二把手。
对此，列宁在病中提出削减斯大林的权力。1923年初，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的遗嘱），在其中谈到斯大林的问题。（1）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2）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人。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列宁接班人之争主要在斯大林，托洛斯基、季洛维也夫三者之间进行。俄共（布）党内秘密反对斯大林的行动被斯大林挫败，从1923年10月至1929年11月，党内发生四次党内斗争，1924年1月，开始反对托洛斯基的斗争，形成了季、加、斯三驾马车式的领导核心；1925年开始反对季、加，斯大林与布哈林团结起来；1926年开始反对托—季联盟；1929年初开始反对布哈林集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斗争十分残酷，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列宁去世后，十三大选举的7名政治局委员，托（1940年）、季、加（1936年）、布、李可夫、托姆斯基（1938年）、斯大林，到1929年11月，只剩下斯大林一人，而正是这个斯大林，列宁在遗嘱中强调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至此，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
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不应该质疑，但是一个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为：（1）对马克思阐述的共产主义理想深信不疑，并为此而终生奋斗。（2）俄国沙皇传统的专制禀性在他身上暴露无遗。（3）是一位高效率的、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有西方学者评价道：正因为斯是从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中站起来，而且遇到太多阴险狡诈和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和残酷无情的人，以及由于他的精神、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孤独，斯大林为了共同的事业，从不怜惜自己，也不许自己怜惜别人。
（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模式，也被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密不可分。30年代以前，斯大林在党内绝对不以理论家自居，1929年，苏联科学院选举正式院士，斯大林因缺乏有分量的著作布落选，但当选的则有在党内政治斗争中面临败局的布哈林。但斯大林的理论著作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其中既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也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又有教条主义式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甚至有扭曲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正因为是在具有这四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指导下，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其是非功过，利弊得失，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形成演变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早期（列宁逝世以前），完全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预测。中期，在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既有进步，也有局限性。
下面主要介绍三个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认识：
1、“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即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斯大林的独创。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取得胜利，但取得彻底的胜利，则需要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寄望于西方转向寄望于东方）。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以前一直持这个观点。但在这以后，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依靠自力更生，从内部积累资金，同时努力争取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在一国内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这从坚持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方向来说是正确的。但在一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采取了一些过急的措施，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如，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下个阶段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急于不断提高集体所有制的水平，消灭商品货币关系。
2、“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该理论处于特殊的重要的地位。1936年以后，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他说：在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国内所有的剥削阶级消灭了，只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分析是正确的。可是在1937年以后，斯大林的阶级理论则发生变化，他认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这个观点后被概括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国家机器，才能达到消灭阶级、使国家消亡的目的。在找不出国内阶级斗争动因的情况下，用“外国派遣特务”来解释，他认为，“剥削阶级的残余”是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支持和派遣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他们都是“外国的代理人”。“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有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不仅打入我们的基础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在“外国间谍”的罪名下，无数的无辜公民被镇压。“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的“肃反运动。”
3、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经济思想：
（1）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付诸了实践，基本上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在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概念（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的一个贡献。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教条化，如，过早地消灭了私人经济，连个体经济都所剩无几，这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对发展生产力是不利的。
（2）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理论——“我们的计划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不同，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这里有两个不切实际的看法：一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的作用估计不足；二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硬性规定为单一的指令性计划，这种过分集中的、强制性的计划制度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3）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
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造成的经济后果：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现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什么？世界市场瓦解造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
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充满信心：“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下，很快就会使这些国家不仅需要从资本主义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4）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思想。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
整个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用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其思路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重工业，消灭商品生产，代之以产品交换，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断然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它视为权宜之计，迂回的退却，积聚进攻的力量。1929年12月，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三）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经济建设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1）表现形式第一，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经济特征。苏联在30年代形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前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后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
苏联的国家所有制是在十月革命初期对大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无偿剥夺资本家企业的办法，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1920年，工业国有化已经完成，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两个问题：（1）曾设想通过对资本家企业实行“工人监督”的办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得采取强制措施，对大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政策；（2）国有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机构来执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功能，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所有制实质上就是全民所有制。
苏联的集体所有制是在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列宁主张发展农业合作社，不主张急于实行农业生产集体化。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胜利，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联共（布）中央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剥夺富农”。到1934年底，已经有71.4%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87.4%，这标志着农业集体化已经完成。这样，苏联通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也存在过急、过快、求纯脱离实际的严重倾向，如：其它非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混合型所有制在法律上没有地位的；不允许个体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形式存在，仅允许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以上是不符合苏维埃小农经济的国情的，因而也不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发展战略？除了斯大林的思想认识以外，还有客观条件——当时俄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一是俄国的工业生产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是战争使苏联的工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三是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之中。因此，发展重工业，尽快地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是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的重要条件。
为此，从1926年开始，苏联采取了重点发展重工业，力求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发展战略。在一、二、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重工业投资平均占国民经济投资的30%以上。到1936年，苏联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到1938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英、德、法等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仅用十多年就进入工业最发达国家之列。
问题：但是，这种道路是用忽视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办法进行的——通过榨取农民，积累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将农民的一半收入交给国家，而且将粮食的定价低于成本，对完不成国家规定任务的地区，轻的是停止供应商品，重的是把地方干部送上法庭，或是整个村庄的人口迁移到边远地区。1932——1933年度，乌克兰地区粮食歉收，斯大林动用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强行收粮食，致使当年400多万人饿死。导致的是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剥夺农民，农业上不去，影响轻工业的发展，消费品严重不足，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损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第三，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国家渗透和垄断了除个人消费之外的一切领域，这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直接超越商品经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其特点是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国家控制经济的主要方式是层层下达的行政计划，计划分为三种形式：五年以上的长期“综合”计划、以五年为期的中期“展望”计划、年度“实施”计划。计划的内容包括产量的年增长率、产品种类和产品在各个需求者之间的分配方式等等。国民经计划则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苏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制定，然后垂直下达，企业的任务主要只限于使国家计划具体化和寻找完成计划的方法，没有别的权力（模式如图）。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企业实际上成了国家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企业领导人有行政级别。
评价：这种靠各种行政指令和指示，不重视经济方法的经济的运行体制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但是在国家的计划体系之外，企业没有权力自行决定生产的质量、品种和数量，非常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这种计划的实施必须辅助于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的保证。
（2）评价：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评价——国情和世情；三个有利于。
第一，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的功绩不可抹杀。
( 符合当时的国情和世情，“灭亡”的危险，推动苏联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而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
( 推动了当时苏联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1929——1937年，苏联工业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向前发展，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
( 迅速增强了苏联的综合国力。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 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消灭了失业，摆脱了贫困，实际收入增长。
( 战后经济的恢复中，也显示其优势。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强大的国力。
第二，暴露的弊端。50年代初期，斯大林经济模式因其历史功绩，达到了鼎盛时期，不仅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而且有些内容也为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所吸收。但其隐藏的弊端，随着国情、世情的变化，日益显露。
(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忽视农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个半五年计划的结果：重工业增长9倍，轻工业增长3.2倍，农业增长0.3倍，几乎是原地踏步。
( 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单一的分配模式，不符合苏联生产力水平和层次，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高度计划化的经济运行模式，愈来愈显示其弊端。计划是主观根据客观信息而制定的，存在两种影响因素——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一是制定者的主观主义，二是所传递的信息受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带有片面性，不全面和精确。尤其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分工越来越细，高度集中的计划化经济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的暴露。苏联的解体就在于这一计划化的信息流通渠道的不畅、堵塞及爆炸。
同时，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也已过时。管得太宽，一方面是上面的瞎指挥、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大锅饭”，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政治建设模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1）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一，从政治体制层面上讲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权力集中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苏联国家政权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苏维埃形式，“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理论前提——国家权力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是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人民委员会，1946年以后改名为部长会议，由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
“党领导苏维埃（党管政府）”。苏联共产党独掌政权，是唯一的政党。在斯大林时期被认为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正常原则。斯大林说：“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这样，就把党指挥一切、包办一切，从理论原则上肯定下来了。
国家权力集中于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受党的领导，党的权力集中于俄共布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集中于政治局，政治局集中于书记处，书记处的权力由党的总书记掌握。在1941年以后，斯大林集党的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于一身，独掌党政军大权。“个人集权制”是这种政治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从政治体制之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讲是国家极权——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国家产生于社会，社会的利益对立导致国家的产生；国家的职能是双重的，镇压职能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社会是决定作用者。
（2）国家与社会有着明确的职能化分，国家——强制性的，运用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是国家权力机构来完成；社会——自治性的，人与物质关系的解决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由社团、民间性的组织来完成。
（3）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形态：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时期——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国家保证一个稳定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干预经济生活；社会是一个以自由竞争的经济运行模式为主的市民社会，是受“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后来，国家开始运用强制力干预经济生活（以罗斯福“新政”为开端），但仅处于宏观领域完成以下五方面的任务：经济总量的平衡；经济结构的调整；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反垄断；社会公正与效率相称；可持续发展。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将国家与社会的界线突显出来，而且由于社会是物质生产领域，社会与国家相比，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必将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在社会中解决“不平等的物质生产关系”，国家则是这种“不平等物质关系”的保证者，一旦这种“不平等的物质关系”消除，国家就无存在的必要而融入社会之中。但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社会”充分发达的基础之上，即使不是建立在“社会”的充分发达的基础之上，运用各种手段推动“社会”的充分发展应是中心任务，但不幸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以“国家”为中心，而是迈向“国家主义”的泥潭。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什么国家强制权力无处不在，国家不仅进行经济上的宏观调控，而且对微观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集中管理，从而侵蚀于社会，出现社会的自治权力不断萎缩，乃至全民国家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因，也有落后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迫切需求的原因，还有历史原因，更有个人因素。
就社会主义的原因而言：
(1)国家政权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理论上，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先进社会，在无产阶级建立的先进社会制度作用下，生产力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生产力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是因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生产力为此得到解放，那么，在生产力的解放过程中，国家强制力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过渡时期，运用国家强制力剥夺剥夺者——为国家权力及职能的扩大奠定基础。列宁：运用社会主义先进的制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运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将“卡夫丁峡谷”所拥有的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弥补。
实践上，在苏俄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内，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可为社会主义的稳固创造物质基础；短期内要使生产力获得大发展，除了运用国家强制力以外，别无选择。
（2）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是相对的，个人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得到社会主义者的亲睐。
（3）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同质的，除少数敌对分子以外，社会成员都是国家主人，即无利益差别的（利益差别的存在是社会的本质特征，正因为有利益差别，才有反映利益差别的民主），既然是一个无利益差别的社会，国家的声音及行动代表的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人民，国家的管理就是人民的管理，人民的管理——自治是社会的内容，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就与社会同一而语了。
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而言，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必然的选择。政治体系（国家）在一国的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除英美这两个国家，国家的作用是推动作用以外，从法国开始，以后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国家的作用往往占主导作用。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先河；拿破仑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功能发展到极端，并在整个欧洲大陆掀起了一场对国家的崇拜。这种对国家的崇拜在德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国家统一和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作用实现德意志民族在经济上的发展——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是解开近代德国经济奇迹之迹的钥匙——为后进的国家的现代化树立了榜样。苏俄作为一个后进的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采取这一方式。列宁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效仿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效仿。”——这种观点影响了整个党，“民主”成了消极词。卢森堡曾对布尔什维克党不重视民主的现象提出这样的批评：“尽管民主制有其缺陷与短处，但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即取消民主，却比它想救治的疾病更糟。”
俄国的权权主义传统。沙俄的封建专制统治——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与英国、美国不同，英国——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国王的征税、征军都必须征得庄园主的同意——代表制——不出代议士，不交税。和中国封建政府一样，沙皇政府对经济、文化、教育等进行着严格的控制。当西欧人已经对国家与社会、政治事务与私人事务划出明确的不能轻易逾越的界线时，俄国民众依然不过是沙皇陛下忠顺的臣民。到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对于普通的俄国人而言，集权、专制是比民主更为熟悉得多的东西。
斯大林个人因素。斯大林的理论水平不高，他是一个杰出的行政首脑，他所擅长的不是听取不同的意见并择其善者而从之，而是如何迅速有效的把一种意志付诸于实践，而在这么做时，他可以不考虑任何原则。在党内斗争中，到1938年布哈林被判处死刑，直到斯大林去世，在苏联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他的声音。布尔什给克党最终变成了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巨大的行政组织——斯大林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2）个人高度集权和国家极权及其严重后果：
当对个人的权力无法制约时，践踏法制漠视民主制度的滥用职权的现象必然发生。
第一，国家极权的后果：在斯大林时期，国家和社会同一而语，国家不再视为一种特殊社会分工的产物，一种社会的统治与管理机构，一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不能立即消除的“祸害”，而是被视为人民总体利益的代表，一种正确意志的反映，一种忠实服务于社会的公仆。——国家至高无上：全民国家。后果：（1）不受限制与监督的国家权力的膨胀。对此，布哈林写道：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办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炮制有组织的谎言，他们这些行动非常果断及自信；它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名赏研成粉末，变成叛徒、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间谍。（2）国家机构的膨胀与官僚主义。到1953年，苏联政府部级单位已经从原先的13个增加68个，机关干部则从23万增长到200多万。
第二，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被极度破坏。在列宁时期，严格按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斯大林当权的前期基本上还是按规定，于1924年和1925年分别召开了十三大和十四大，但十四大到十五大就间隔了两年，十五大到十六大，相隔三年；十六大到十七大，相隔四年；十七大到十八大，相隔五年；1939年召开十八大后，相隔十三年，才于1952年召开十九大。同时，中央全会开得也越来越少，其中，1941——1952年，11年间中只开了3次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后期，被称为“拥有全权的机关”政治局也很少正式开会。党的十七大文件中写着党“遵循”斯大林的“指示”一类的话；召开党的十八大的通知，是以斯大林个人的名义发出的。
第三，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大肆恐怖活动。农业集体化中的“消灭富农”的政策，是由斯大林个人提出，并在全国推行的；1935年开始的全国大肃反运动，是由斯不经政治局集体讨论，擅自发出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案件，在审判前就编好名单、判好刑，送交斯大林审批。同时，强化国家安全机关。内务部是直接由斯大林掌握的独立机构，并凌驾于党之上，可逮捕包括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在内的任何党政领导干部，是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的最重要的机器。“根据最谨慎的估计，1936——1939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四五百万，其中至少50万人被很快处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捕、处决；几乎所有的州委书记都被消灭。这可以说是最终置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于死地的硬伤——有谁欢迎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日子。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民主派中，不少人就是大清洗受害者的后代。叶利钦在选举中，利用掌握的媒体反复再现大清洗的恐怖情景，而使俄共处于被动的地位。叶——35.28%，久——32.03%。
第四，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委任制盛行。权力是上面给的，不是人民给的，谁会对人民负责。既然权力是上面给的，讨好上级，是保住自己权力的最好途径，这种一旦制度化，能培养出真正有能力的领导？斯大林自己也说：挑选工作人员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的熟人、朋友、同乡、对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尤其严重，培植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基础，和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中得益的一大批党政干部构成的社会基础，这为苏联以后的改革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干部终身职。
总之，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问题更多，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给苏联留下的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受到巨大创伤的、病态的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三、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改革与困境斯大林的去世标志着苏联长达30年的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苏联开始了后斯大林时期。这个时期从1953年3月算起，到1991年12月，共有38年。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来讲，后斯大林时期的根本任务在于，“治愈斯大林主义在苏联造成的病态社会，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化和正常发展”（俄罗斯学者语）——改革，但怎么改革？改革什么？则是首要问题。
首先了解斯大林留给苏联的是什么？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正反结合的、相互矛盾的统一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执政年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一方面，斯大林和苏共当时在苏联人民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威望（国力的大增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他们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鼓舞下，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战后恢复时期表现出巨大劳动热情和英雄气慨，这加上苏联当时粗放式地发展经济，苏联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增强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苏联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使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成就和胜利是在被斯大林教条化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方针下，也就是在他建立的变形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苏联人民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斯大林留给继任者的沉重遗产：一方面是病态的、受过巨大创伤的、问题成堆的社会；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因斯大林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变得强大，并基本实行全民福利和全民社会保障。借用一个苏联式的比喻，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是一座双峰并峙紧密相联的大山，既有国家成就的高峰，也有血腥罪恶的高峰。对任何一个继任者来讲，改革并非易事——大清洗—斯大林—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去（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是不得不改；另一方面需要改革者具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驾驭局势能力。苏共领导人在复杂的国内环境下，没能完成这一重任，而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反复折腾，以致延误时机，使苏联病入膏肓。
（一）赫鲁晓夫的改革：1953——1964
1、赫鲁晓夫的成长背景：
赫鲁晓夫是一个“根子红，苗子正”的工农班干部。学历是在农村上过小学，在顿巴斯上过工人技术学校。30年代开始快速升迁（大清洗的受益者），曾在莫斯科任区委第一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和州委第一书记。1936年在十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37年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与此同时在党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自此，44岁的赫鲁晓夫成为党和国家十名主要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战绩。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斯大林让赫鲁晓夫做了修改党章报告，会上被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是九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五名核心常委之一。这五名核心人物，除斯大林外，就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斯大林在晚年经常召见的就是这四个人。
赫鲁晓夫属于苏联党的高级领导人中的第二代人物，与第一代领导人有较大的差异。第一代领导人都有属于知识型革命家，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功底和理论素养，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想观点。而赫鲁晓夫及其同辈人在这一方面则要差得多，他们成长于斯大林时代，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他们的信条就是按党的领导和按上级指示办事，但由于长期从事实际工作，工作能力较强。赫鲁晓夫是第二代领导人中的一个典型。他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经常下基层，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干部中，可能是下地方跑得最多的一个，所以实际经验和现实感较多。他天生比较聪明机智，容易爆发思想火花，善于即兴而发，而且还富有俄罗斯农民的幽默。在20年代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中，他是斯大林总路线的支持者。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他是受益者，他没有积极、直接参与和下令进行镇压，同时也没有反对过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清洗和镇压。总体来讲，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确信无疑的，但长期的实际工作，使他也认识到苏联必需改革。
如同斯大林一样，在幕后通过权力斗争、阴谋策划或权力交易的手段上台（先后在权力斗争搞掉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朱可夫，于1958年3月登权力的顶峰，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最后也是在幕后的阴谋斗争中失败下台的（1964年10月，在苏斯洛夫、谢列平等人策划的“宫廷政变”中成为孤家寡人，被迫下台）。这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大弊端之一，即苏联社会主义的70年内，未能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民主平稳的权力交接制度。
2、赫鲁晓夫执政十年干了些什么？做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工作。
（1）平反斯大林时期造就的堆积如山的冤案。平反工作从斯大林一去世就开始，到1953年底共释放了1000余人（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赫鲁晓夫已死的儿子的妻子）。从1954年至1955年两年间，有1万多名党的干部被释放回家，另有数千人死后恢复了名誉，这些主要是30年代受迫害和镇压的干部。此后，苏共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平反工作。在赫鲁晓夫时期，总共有数百万被无辜关押和劳改的人被释放回家，数百万人死后恢复了名誉。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对苏联国内生活来讲，数百万获平反的重要意义不亚于苏共二十大之下。但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如布哈林，他的妻子在二十大后为他奔走了25年，才获得平反。
（2）改变了斯大林时期建立的一些不正常的工作制度，废除了中央机关干部的某些特权，对干部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斯大林的工作时间是清晨5时至中午12时，苏共中央党政机关的作息时间是上午10-11时上班，午夜后下班，晚上有事没事都得呆在办公室。赫鲁晓夫上台后，恢复了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的正常作息制度。斯大林在世时为中央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包括给负责干部发放相当于工资一二倍的“钱袋”；克里姆林宫的“医疗餐厅”，中央干部可在此购买价廉物美的特供食品，一人购买的份额可够一家食用；还有特殊的医疗条件，免费疗养等等。赫鲁晓夫多次讲到要改变这些制度，实际做的只是于1957年废除了“钱袋”制度，但也还是比较了不起。同时，在苏共二十大上，他提出要实行干部的任期制度和轮换制度，二十二大党章具体规定了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换党的领导干部。
（3）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严重破坏法制的罪行。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意见分歧，看法不一，反对和拥护斯大林两派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特别在苏共中央领导层中。每逢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日），民众总会发生一定的冲突，不少人举杯是为了悼念“使祖国强盛的我们的伟大领袖”，但也有不少人举杯是为了庆祝“我们有史以来的最大罪人之死”。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纪念反映了那段既激动人心难以忘怀、又满腔愤恨无法平息的史实（整个社会的历史生活）。这两种对立实质上是“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个人利益）。在上层就出现了保守派和改革派，改革派是反斯大林主义者，保守派是为斯大林辩护的人（权力斗争）。
官方的非斯大林运动是从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就开始。1953年6月，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捕。平反工作大批进行。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大批斯大林。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进一步大批斯大林并把斯大林尸体搬出列宁墓。斯大林的名字从马列主义导师名单中被排除。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新浪潮，成千上万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乡镇、街道、农庄重新命名。反对批判斯大林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先后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开除了党籍。通过批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较为民主安定的政治环境。重新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在政治生活中和地位，“党就是党，党不是斯大林个人。”改变了党内斗争的方式，赫鲁晓夫对此也作了自我肯定，在倒赫斗争中，赫鲁晓夫给唯一支持他的米高扬说：“既然他们不想要我，就这样算了。我不会反抗的。”
“我已经老了，疲惫了。现在一切都听从自然吧。主要的事情我已经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领导作风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难道有谁能设想，我们能向斯大林说，我们不想要他，并建议他辞职吗？那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现在一切都有不同了。恐惧消逝了，谈话可以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这是我的功绩。”
（4）超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把全面展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党的当前任务，宣布苏联将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苏联超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的思想来自于斯大林。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下个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根据这一思想逻辑，从1936年到1956年，经过20年的发展，苏联应该把建设共产主义作为直接任务提上日程。为此，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这一代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豪言壮语，制定了“到1980年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目标。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既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怎么办？全民国家；党怎么办？全民党，1962年改组党组织，按生产原则建立了工业党和农业党。西方人称这是赫鲁晓夫无数改革中最大胆的一个。
（5）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首先，在农业上花了极大的精力。他执政十年中，苏共中央开过多次会议讨论农业问题，他搞掉贝利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就讨论农业问题，他下台前开的最后一次全会也是讨论农业问题。赫鲁晓夫认识到农业是苏联经济问题的结症，实施了诸如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和自留畜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刺激庄员和生产积极性。又提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地，增产粮食。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1956—1958年，粮食产量取得了创纪录的增长，但缺乏后劲，而且为保持增产，在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变作物品种、耕作方法上下功夫等方面反复无常。其次，在工业上，坚持斯大林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把投资的大部分用于发展重工业，造成了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比例持续失调。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肯定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路线以及反对布哈林的政治路线，他说：“试设想一下，倘若1928—1929年指望依靠‘印花布的工业化’、依靠富农的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不会有强大的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就会手无寸铁、束手无策。”再次，在经济体制上，赫鲁晓夫坚持了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条块分权和增加企业有限的自主权两个问题上作了一些改革，如把部门的条条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区管理，减少下过企业的计划指标数，1962年还支持发表利伯尔曼的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和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工人的积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工业品和生产速度也相应地提高。
此外，在国防工业和科技发展、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和对外政策方面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3、评价：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批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在经济上作了一定的改革，松动了僵化的苏联社会，为此，可以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改革者，但他又是一个具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的、不成功的改革者。为什么？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如，在揭露和反对斯大林的问题上，有大功劳，但他只反了斯大林，而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就是说他没有反对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对斯大林错误，他在秘密报告中认为是斯大林个人品质上的好功厌恶，刚愎自用和多疑造成的，没有认识到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正如一位前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指出：“他谴责了斯大林，但是没有触及专横的政权机构；他批驳个人迷信，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生育它的体制。至于抱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残暴性格，这是小孩子的政治思考水平。”以上这些再加上他大权在握后作风上鲁莽粗暴，爱灵机一动搞折腾，不爱听不同意见，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内政外交上又有很多失误，终于在1964年被迫下台。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我们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破了旧，但远没有达到立新的地步。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
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14日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1982年11月10日病逝，在苏联执政达18年之久，仅次于执政30年的斯大林。这18年，对苏联的未来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最佳时期，勃列日涅夫应该抓住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的“松动”，积极地推进新的改革，但他却采取了“收回战略”，重新回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如斯大林一般地保持苏联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勃列日涅夫年代，我们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两霸之一，加上我们自己正经历着“文革”，对苏联国内情况和社会的变化不如对赫鲁晓夫时期那么熟悉。但在他执政时期，苏联在稳定和强盛的外表下积聚了大量的问题，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缺乏活力和政治体制的腐朽性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暴露，导致经济处于危机的边缘，政治上进一步腐化，思想上更加僵化，他把苏联带进了全面停滞不前的境地。
勃列日涅夫搞过工业、农业，打过仗，抓过开荒和国防工业，工作接触面广，但才能平庸。1964年在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他是参与者。其它参与者之所以推他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不是因为他的领导才能，而是因为他较为平庸且易为各方所接受，这是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中各种力量为求得暂时的平衡而取得的结果。所以“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
勃列日涅夫执政情况介绍：
1、在思想理论方面重返斯大林主义——新斯大林主义（西方称）。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安排了一批思想保守、教条主义严重的亲信掌握了苏共中央科学、文化和宣传部门的领导权，这批人虽不能公开反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但极力悄悄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开始变本加厉地批判和讨伐改革思想和“市场社会主义”。
2、经济状况：上台后，推行谨慎的经济改革，苏联经济状况为此有所改善，但成效不大。首先，改革的保守性，即改革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修补。这在改革的依据—1965年通过的改革决议可窥见一斑，1965年通过的改革决议有：《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和《国营生产企业条例》。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不改变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原则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逐步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加强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以不影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完善指令性计划体制。这样的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原有模式的前提条件下，改进管理方法，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企业的经营活动仍受制于国家集中下过的指令性计划，不可能成为商品生产者、独立自主地经营。其次，改革缺乏坚决性，遇到阻力和困难就动摇、退缩，通过的改革决议不能执行，导致改革的原地踏步。如，1965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时经常使用的“改革”一词，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了，改用“完善”一词。最后，改革缺乏综合性。微观和宏观之间——引起许多经济矛盾；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关系与社会政策调整、改变人们传统的思想等同时进行。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人们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淡漠。时间一长，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将使改革窒息。最后，经济停滞不前，苏联逐渐成为一个依靠大量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和进口大量粮食和制成品维持的超级大国，除了国防工业和军事技术外，其它方面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3、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在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取得同美国的战略平衡，勃列日涅夫大力投资于国防工业。在取得与美国的战略平衡后，苏共领导人基于对自己力量的盲目乐观和对国际形势的教条主义认识，开始对外采取“进攻性战略”，搞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
4、政治问题：干部的终身制导致了干部队伍的严重老龄化，70年代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以上。决策不民主不科学，办了许多蠢事，像出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根本未经认真讨论，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四人在小范围内决定的，其它的政治局委员事先都不知道。同时，形成了一个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或官僚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与中央各部门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形成了某种庇护关系，勃列日涅夫为换取他们的支持，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同时，这些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他们逐渐成了各部门和各地的“领主”，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地位、特殊生活方式和同群众越来越疏远的社会集团。他们是既有体制的得益者，是现有体制的拼死维护者反对改革；他们之间的贪污腐化之风盛行；同时，他们豢养一批理论秀才，打着马克思、列宁的旗号，棒杀、教化民众。民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小所受的教育是抑制个人眼前的物质利益欲望而讲共产主义理想，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但官僚特权阶层的恶劣表现，人民对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和对比，改革中对“物质刺激”手段的运用，再加上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益要求摆脱旧的体制——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苏联失败的三大矛盾：“左”的路线和过于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一部分人逐渐产生了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其中，一些人变得消极悲观或玩世不恭，另一些人则成为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反对者（一个政权所面临的最危险之处）。苏联已经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而处于危机四伏之中。
（三）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1982—1985
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斯大林当总书记时是42岁，赫是59岁，勃是57岁，安是68岁，契是73岁。病夫治国，老人治国，空有满腔热情和雄心，但不可能有所作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10月上台，1984年2月去世，有一年的时间是靠血液透析在专设的病房里进行工作的。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后，由于病体不支，基本上没有主持过政治局会议。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3—1991.12
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剧变时期。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内接连为三位年老病逝的最高领导人举办国丧的难堪局面下，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圈子中，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充当接班人的最佳选择。葛罗米柯概括了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候选人是绝对正确的选择的三大特点：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人们盼望着年富力强的领导人出现，期待着改革。戈尔巴乔夫受命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上台后就宣称要改革。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改革者，有其积极的一面：一是年富力强和有较高的文化；二是从地方到中央的工作经历中，他对旧体制的弊端和官僚主义的恶习等有较深的认识，深切感受到苏联需要改变现状，“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但他也有其消极面：一是对苏联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和严重的性质认识不深，对如何改革和改革的方向等心中无数，因此，许多重大政策不经慎重讨论即轻率决定；二是不能摆脱旧体制在他身上培育出来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搞运动式和行政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三是不能摆脱苏联历史上形成的总书记的权力意识的影响，他当上总书记后就开始过高估计自己，逐渐听不进不同意见，政治局会议常常成为他的一个独白。结果他在执政时非但不能领导苏联克服困难，逐步开拓前进，反而激发了早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发生了苏联的剧变，出现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和苏联74年历史的终结。对于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他的错误主要有：
1、在经济改革方面，继续停留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旧经济思维中，一上台就推行工业“加速战略”，继续忽视农业改革。——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几年中，除1988年经济呈上升趋势以外，经济总的呈恶化态势，1999年开始出现经济的负增长；消费品供应市场恶化，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短缺；财政赤字，1990年通货膨胀达到20%；外贸逆差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90年，若没有德国5亿马克的食品运到莫斯科，莫斯科就无法过冬。
2、思想危机：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搞运动式地提倡“公开性”、“民主化”和“恢复历史真实”、“不留历史空白”，并企图以此来推动改革，结果引发了社会上各种争论和对立情绪，助长了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转移了人们对当前改革中关键问题的注意力。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第19次党代表会上，公开承认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条约》中有秘密协定，事关波罗的海三国，导致三国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新上台的政党则率先宣布脱离苏维埃。（邓小平：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样不至于引导人们去算旧帐，而集中力量解决现实问题。）
3,在经济改革没有成效的情况下，不经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就把政治改革提到首位，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绕开或撇开党去推行改革，结果使党在国家生活中越来越失去作用，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失控和国家管理和大混乱。在短短的几年内，退党的人达500多万。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由反对转而同意多党制，7月，叶利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同时，在面临动荡混乱和全面失控的局面下，采取机会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办法，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由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多党制，总统制，三权分离。以图挽救危局，结果是苏共在政治、理论上和组织上完全放弃了领导地位，导致更大的思想政治上的混乱。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但不能仅仅归结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错误，苏联的剧变是20世纪末，在苏联特殊条件下，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客观因素来讲，一方面是苏联非改革不可，另一方面则是斯大林模式长期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1）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左”的教条主义对改革构成了很大的思想阻力。（2）与旧体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党内外保守势力（主要是官僚特权集团）对改革的抵制。（3）人民中长期积累的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也使苏联的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因素，广大群众欢迎改革，但一旦改革不能给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实际效果，人们很容易对苏共更加失去信心。（4）作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对立面，苏联也存在着一股否定现制度、要求迅速改变现状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在群众的中的影响也相当大，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期。（5）改革需要苏联充当改革的核心力量，但苏共由于多年的官僚主义、腐化和内部的意见分歧又难以起到这种作用。还有其它一些客观因素，如民族问题、国际问题等等。
从主观因素来讲，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的评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五、苏联失败的历史教训内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内，对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课题，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解决好，——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战争与革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在和平与发展年代，这个模式的高度集中（经济上）和高度集权（政治上）不能解决“人为本”的问题，人的一切由国家保障但也由国家决定，最终人们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失去对国家政权的心理认同，从而使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外，西方世界的压力，这个压力不是以武力侵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其优势，经济优势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制度优势带来的民众的“利益”（生存、安全、自由）得到有效的保障，给予苏东国家以压力。对于这一点，前东德国家领导人克伦茨在回忆录中写到，80年代后期，正当民主德国经济困难重重的时期，“西方的希望却每天在伴随着我们，它们来自电视广告、包裹、带来的小礼品和外汇商店的供货。连孩子们也问他们的父母：‘为什么我们没有联邦德国那么有钱？’”。当人们这样羡慕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时，在这些国家发生政治、经济变革，即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作业题目：结合所学的内容，谈谈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求：（1）内容上：可从宏观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可就现实的或你感悟最深的一个社会主义问题进行分析。论点突出，论据充分，言之成理。
（2）字数不少于3000字。
（3）交作业的时间：第15周最后一次上课时间；或在15周之后放于我的信箱——东七楼二楼政治教育系办公室 刘传春
（4）交作业的方式：以班、系或院为单位集体交作业。
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祖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全面认识这个与我国在历史上，思想上、情感上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兴亡，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必需。
74年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至1929年，这期间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时期，即列宁对一个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1929年至1953年，从斯大林执掌国家最高权力至其死亡，这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确立、成熟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1953年至1991年，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改革、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时期。
一、列宁东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列宁“东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即从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出发认识俄国这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并在理论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一）1917—1924年，列宁的革命活动介绍列宁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至1924年1月去世，仅活了6年零3个月，而且在1922年12月底再度中风后，就已半身瘫痪，不能写字，医生只允许他每天在很短的时间（5—10分钟）内进行口述。而在1923年3月以后，就已完全不能工作了，只能听别人读点报纸。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只工作了5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在这5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东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表现为：
1、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不同的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的是工人。
2、1918年初，力排众议，接受了割地的苛刻条件，单独与德国媾和，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苏维埃政权得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战争，赢得了喘息的机会，站住了脚。这一点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非常重要。
苏俄对于协约国是一个异端，对于苏俄的停战呼吁不予理睬——苏俄向德国建议停战谈判——协约国的阻挠，美国人认为：“阻止俄国退出战争的唯一希望，要视能否破坏目前苏维埃政府正在同中欧帝国举行的单独谈判。因此，我们应不惜一切力量来破坏这种谈判。”——俄德谈判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苏俄：不割地不赔款是基本原则；德国：割地，整个波兰、立陶宛以及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部分地区；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也将置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布什维克党内激烈争论：布哈林“左派共产主义集团”——反对任何妥协，主张用革命战争来推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不战不和派”——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复员军队，但不缔结和约；列宁：接受德国的要求，签订和约。为什么？列宁指出：在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困难，前线旧军队处于瓦解状态，新军队还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完全忽略“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对比”去进行战争“将是一种冒险行动”。“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之间的敌视与战争——这种敌视与战争将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革命的妥协主义，不是退却，更不是投降，是为了积蓄力量，以便进行更加激烈、艰苦的战斗。这是我们认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第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为了“进步”的“退却”，迂回前进的思想。列宁为此写有一本专著《退一步进两步》。这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3、1918—1920年，领导红军，取得了三年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并在此期间，进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实践。
4、国内战争结束后，领导苏维埃俄国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中，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实践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逐步恢复和发展了苏俄经济。
总之，在列宁的有生之年，开辟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同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对今天的我们有借鉴意义的真知灼见。
（二）“东方式”的社会主义建立道路的开辟
1、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
（1）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时，很重视生产力因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基础上，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2）落后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引导。马克思、恩格斯也谈及不发达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们认为，不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不一定非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是，这些国家要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卡夫丁大峡谷，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带动和帮助下，才有可能。当然，这些先进国家是指“英、法、德等国家。”就俄国而言，由于俄国是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后，才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处于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远未完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会首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太寄予厚望。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19世纪末，俄国国内的形势，使恩格斯在晚年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指出，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这一革命必须得到随之而来的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支持。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忘记恩格斯提出的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条件，对以此可引发的一场欧洲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翘首盼望，但是，盼来的不是欧洲的工人革命，而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
为什么未能唤起欧洲工人革命？这与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内燃机”和“电力”的发明及运用为主要标志），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政府的改良举措。这些为革命动摇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同时也毁坏了革命者的希望。1871年后，革命的希望几乎成为光泡影，有些革命者指出：群众由于资本主义的繁荣而变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厌。其直接后果则是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2、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俄国1861年的农奴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改革非常不彻底，在政治上，俄国仍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在经济，资本主义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却将解放的农奴推入灾难的深渊，“赎买”的解放农奴的方式，为封建主榨取了大量的钱财，农民的生活更为贫困，另一方面，获得人身自由，在工厂做工的农民，遭遇更为悲惨，这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积聚了社会力量；二是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这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外在诱因；三是苏维埃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总之，俄国社会矛盾激化；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大——民粹派：俄国与西方的全面对比中得出必须摧毁这个帝国的结论；布尔什维克真正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它的胜利“仅仅在于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是唯一的把这个国家最大多数民从所能够理解的、所向往的那种目标作为自己公开的纲领的政治力量——立即结束战争，土地归农民，‘夺回被夺走了的东西’，即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权利，而实现这一切的办法则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它将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无情的阶级斗争而得到体现。在这一纲领中，群众‘没有理论的潜在的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它的表现形式。”
3、列宁早期的“东方”观：（1）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列宁通过对俄国形势的分析，指出，俄国不同于“西方”。而且把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这个整体就是“东方”。
东方的共同特征：社会矛盾激化——源自于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的落后；都遇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威胁、压力、侵略与奴役，如何摆脱这一被人欺凌和任人宰割的命运。——克服这种落后状况的努力从社会表层逐步深入到社会核心，从改革深化成革命，最终变成了对传统的社会模式的一种彻底改造。改造的标准则是两方面的：一是物质层面的是西方技术；另一是精神层面的是更加先进的社会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
（2）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列宁更加坚信，落后的东方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发达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对于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为了回击“俄国十月革命是不成熟的‘早产儿’”的论断，列宁在其著名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写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气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本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权力形态，国家权力形态的反作用；列宁：运用先进的国家权力形态改造旧有的经济基础，建立先进的经济基础。一句话，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相适应。这是我们认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第二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自上而下地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最后陷入困境埋下伏笔。
（三）“东方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济文化不发达，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一个新难题。列宁为此曾说到，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难后易”相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先易后难”——为什么难？始终存在这样的矛盾——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没有充分发展的民主政治；封建的思想之间。以苏联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和宝贵经验。在这儿以经济建设道路为例谈一谈。概括起来，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分为三个时期：
1、1917年十月革命战争以后到1918年3月外国武装干涉以前，列宁“直接过渡”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建设模式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经过工业国有化、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势力，并通过签署布列斯特条约，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列宁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把工作台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管理国家的重任。怎么管理国家？列宁提出“直接过渡”的思想，“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所作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声明((多半都有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直接过渡”思想的实质就是不给旧经济一个“适应社会主义的准备时期”，而直接“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这种指导思想，就是不允许多种旧经济长期存在，力图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起“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制度。
在直接过渡思想的指导下，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以下的经济体制：
（1）全国土地收归国有，使用权归农民，并由国家在国有土地上组织国营农场、农民协作社等。
（2）大工业、大商业、大银行、铁路、对外贸易等收归国有，实行国家垄断；对一般私人企业，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商企业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对小生产者，强迫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
（3）在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代替了私营商业，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取消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为一个大的生产工厂和消费合作社等等。
（4）平均工资。
政治体制：
2、“直接过渡”的思想和战时紧急措施的结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1918年3月至1921年底，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国内一切资源以保证国防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为了应对三年的艰苦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也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指出，战时共产党政策是“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一种临时的办法。”当然，这也是与“直接过渡”与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直接过渡”思想和战时紧急措施的结合，其主要内容有：
（1）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同时，实行粮食贸易垄断，“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送到收粮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实行消费品的配售制度，取消全部市场。
（2）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国家对工业生产全面控制和监督，到1921年1月，大部分重工业包括5834家工厂的生产都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3）对经济生活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实物）配给制和义务劳动制（强制劳动制）。强制劳动：十月革命以后，在工厂实行直接民主制式的工人委员会制度。由于工人委员会纷纷对资本家进行剥夺并且赶走了技术管理人员，工人之间又不能相互协调——带来了生产与经营的混乱——食品、燃料和交通的严重危机，同时，不适者生存状况出现，加上战争的需要——恢复工厂的秩序与生产迫在眉睫。1919年10月，党中央通过了劳动法令，规定：每一个劳动者都必须随身携带“劳动簿”，上面详细记载他的劳动效率、得到的工资、病假证明以及受到的罚款与其它惩罚。如果没有“劳动簿”，工人将不得迁移、就业或者领取配给的物品。1919年5月建立了劳动集中营，专门收纳那些经常违反劳动纪律和破坏生产的人。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1919年5月，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首先开创的。（2）列宁给予极高的评价：伟大的创举，这是比推翻资本主义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3）1920年，党中央规定每个党支部、每个党员都有义务参加这一活动，逃避者按党规论处。
（4）在分配中实行“阶级口粮制”，居民分为四类，分配口粮。
战时共产主义模式对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保证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但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付诸于实践，经济为此陷入困境，具体表现为：粮食极端缺乏；工厂停工；农民普遍不满，农民暴动。针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后果，列宁极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转变了“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列宁这样谈这个问题：“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因此，列宁彻底否定了在落后俄国实行“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并且明确地指出：在一个大工业不发达，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那么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新的探索，探索的结果就是新经济政策。
3、“迂回过渡”的指导思想和新经济政策
（1）在总结新经济政策的实践经验中，列宁逐渐形成了“迂回过渡”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其内容有：
第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1921年，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一篇重要讲话，题目是《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其中一个标题是“我们的错误”。他说当国内战争向我们袭来，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相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根据俄国的特点，向社会主义过渡非常艰巨，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因此，决不能过早地提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目标（在农村更是重要），在现阶段是不合适宜，提出来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第二，社会主义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机器大工业，这也是俄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基础。要发展大工业生产，要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国家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当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解决经济任务不同于政治任务、军事任务，如果还是按照老办法，靠热情、靠英勇精神来解决经济任务，必然要犯错误。
什么样的新办法？（1）关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新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就是用商品交易代替产品分配。在实践中，列宁一步一步地感受到商品货币交易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共产党人必然紧紧“抓住”这个环节，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至于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商品经济的命运，列宁还是遵循马、恩的观点，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将取代商品经济。
（2）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权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此，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列宁还写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第三，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小生产具有劳动者和私有者的两重性，对农民既不能驱逐，也不能镇压，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通过长期、缓慢、谨慎的组织工作来改造和教育他们，合作制是最好的选择。列宁还规定了合作化的原则、方法和步骤。——新经济政策缓和了与农民的紧张关系。
第四，有步骤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第五，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
以上也是列宁在晚年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不再把农民仅仅视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其次，不再把商品经济视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第三，个人利益、市场原则是比国家强制更为有效的促进生产走向联合的力量。
（2）新经济政策的建设模式具体内容为：( 在农业上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给农业经济“松绑”，调动农村劳动者的积极性，解决城乡间的矛盾，巩固苏俄的工业经济基础。
( 在流通中允许贸易自由——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
( 在工业方面，由全部国有化到实行部分工业企业私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
( 在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上，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计划委员会，开始运用价值规律、货币、信贷、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 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3）新经济政策的成就：生产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社会主义政权稳固。
( 新经济政策引起的争论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动派：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列宁对此进行反驳——迂回的主动退却。
国内外反动派：蜕化，变质人民内部的争论：普遍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放弃了革命原则，搞资本主义。尤其是对实行“租让制”想不通。列宁说，“如果我们不把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就表明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抱幻想而正视现实，他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必须下决心同旧的习惯决裂，甚至要根除顽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
对于有人认为，搞“租让制”吃亏的思想，列宁指出，“((在考虑租让政策时相在合同中体现出共产主义原则，这种人也快要进疯人院了。”只要有党的领导和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能捍卫，不必为资格所赚取的利润而惊惶失措。等等，列宁都对这些思想逐个进行反驳。
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一直施行到1929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是单个政策的相加，是以土地—农民政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它涉及到国家与农民的土地关系、城乡关系、工商业关系、金融——财政体制、劳动——报酬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等等一系列根本大政方针的改造。其解决的是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创建了光辉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高放：从新经济政策可以认识到，列宁初步认识到像俄国这样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这个特殊规律（经济建设理论系统化），列宁就去世了。后来的苏共领导人没有对此继续探索，而且越来越背离这一特殊规律，深陷于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最后，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列宁去世的太早，要不，社会主义会是另一番天地。）
二、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一）斯大林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在列宁去世前后，联共（布）党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两个问题极需解决，一是列宁的接班人；二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路线并未完全成型，党内的反对压力依旧强大——普遍的反对力量：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搞资本主义。）。
1924—1929年，准确地说从1923年3月，列宁不能完全工作开始到1929年，斯大林把布哈林完全打倒为止，这段时间是斯大林在党内确立自己最高领袖地位的时期。
斯大林15岁参加革命，中学文化程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工作能力强，肯吃苦。联共（布）党内的机构设置：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下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它们是并列的负责处理党中央工作的机构，并非党的权力中心。还有一个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会直接选举产生，与中央委员会是平行机构。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举行，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在会上，斯大林被选为书记处总书记，这样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内唯一身兼三职的领导人（组织局委员、政治局委员）。为什么选斯大林作总书记？总书记的工作性质（非常琐碎，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斯基这些偏重理论的大人物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斯大林身兼三职之后，开始扩大书记处的权力（人事权、中央与地方的中枢）、削减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监委的决议需经党委同意方可发生效力）。这样，斯大林就逐渐从列宁的助手、党的秘书，发展成为党的二把手。
对此，列宁在病中提出削减斯大林的权力。1923年初，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的遗嘱），在其中谈到斯大林的问题。（1）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2）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人。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列宁接班人之争主要在斯大林，托洛斯基、季洛维也夫三者之间进行。俄共（布）党内秘密反对斯大林的行动被斯大林挫败，从1923年10月至1929年11月，党内发生四次党内斗争，1924年1月，开始反对托洛斯基的斗争，形成了季、加、斯三驾马车式的领导核心；1925年开始反对季、加，斯大林与布哈林团结起来；1926年开始反对托—季联盟；1929年初开始反对布哈林集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斗争十分残酷，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列宁去世后，十三大选举的7名政治局委员，托（1940年）、季、加（1936年）、布、李可夫、托姆斯基（1938年）、斯大林，到1929年11月，只剩下斯大林一人，而正是这个斯大林，列宁在遗嘱中强调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至此，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
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不应该质疑，但是一个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为：（1）对马克思阐述的共产主义理想深信不疑，并为此而终生奋斗。（2）俄国沙皇传统的专制禀性在他身上暴露无遗。（3）是一位高效率的、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有西方学者评价道：正因为斯是从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中站起来，而且遇到太多阴险狡诈和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和残酷无情的人，以及由于他的精神、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孤独，斯大林为了共同的事业，从不怜惜自己，也不许自己怜惜别人。
（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模式，也被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密不可分。30年代以前，斯大林在党内绝对不以理论家自居，1929年，苏联科学院选举正式院士，斯大林因缺乏有分量的著作布落选，但当选的则有在党内政治斗争中面临败局的布哈林。但斯大林的理论著作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其中既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也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又有教条主义式地照搬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甚至有扭曲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正因为是在具有这四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指导下，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其是非功过，利弊得失，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形成演变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早期（列宁逝世以前），完全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预测。中期，在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既有进步，也有局限性。
下面主要介绍三个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认识：
1、“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即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斯大林的独创。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取得胜利，但取得彻底的胜利，则需要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寄望于西方转向寄望于东方）。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以前一直持这个观点。但在这以后，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依靠自力更生，从内部积累资金，同时努力争取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在一国内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坚持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这从坚持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方向来说是正确的。但在一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采取了一些过急的措施，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如，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下个阶段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急于不断提高集体所有制的水平，消灭商品货币关系。
2、“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该理论处于特殊的重要的地位。1936年以后，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他说：在苏联由于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国内所有的剥削阶级消灭了，只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这分析是正确的。可是在1937年以后，斯大林的阶级理论则发生变化，他认为：“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这个观点后被概括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国家机器，才能达到消灭阶级、使国家消亡的目的。在找不出国内阶级斗争动因的情况下，用“外国派遣特务”来解释，他认为，“剥削阶级的残余”是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支持和派遣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他们都是“外国的代理人”。“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有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不仅打入我们的基础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在“外国间谍”的罪名下，无数的无辜公民被镇压。“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的“肃反运动。”
3、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经济思想：
（1）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付诸了实践，基本上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在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概念（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的一个贡献。但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教条化，如，过早地消灭了私人经济，连个体经济都所剩无几，这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对发展生产力是不利的。
（2）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理论——“我们的计划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不同，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这里有两个不切实际的看法：一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的作用估计不足；二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硬性规定为单一的指令性计划，这种过分集中的、强制性的计划制度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3）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
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造成的经济后果：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现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什么？世界市场瓦解造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
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充满信心：“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下，很快就会使这些国家不仅需要从资本主义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
（4）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思想。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
整个社会生产不断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用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其思路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发展重工业，消灭商品生产，代之以产品交换，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断然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它视为权宜之计，迂回的退却，积聚进攻的力量。1929年12月，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三）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经济建设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1）表现形式第一，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经济特征。苏联在30年代形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前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后者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
苏联的国家所有制是在十月革命初期对大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无偿剥夺资本家企业的办法，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1920年，工业国有化已经完成，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两个问题：（1）曾设想通过对资本家企业实行“工人监督”的办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得采取强制措施，对大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政策；（2）国有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机构来执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功能，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所有制实质上就是全民所有制。
苏联的集体所有制是在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列宁主张发展农业合作社，不主张急于实行农业生产集体化。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胜利，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联共（布）中央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剥夺富农”。到1934年底，已经有71.4%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87.4%，这标志着农业集体化已经完成。这样，苏联通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也存在过急、过快、求纯脱离实际的严重倾向，如：其它非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混合型所有制在法律上没有地位的；不允许个体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形式存在，仅允许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以上是不符合苏维埃小农经济的国情的，因而也不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发展战略？除了斯大林的思想认识以外，还有客观条件——当时俄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一是俄国的工业生产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是战争使苏联的工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残；三是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之中。因此，发展重工业，尽快地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是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的重要条件。
为此，从1926年开始，苏联采取了重点发展重工业，力求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的发展战略。在一、二、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重工业投资平均占国民经济投资的30%以上。到1936年，苏联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到1938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英、德、法等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仅用十多年就进入工业最发达国家之列。
问题：但是，这种道路是用忽视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办法进行的——通过榨取农民，积累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将农民的一半收入交给国家，而且将粮食的定价低于成本，对完不成国家规定任务的地区，轻的是停止供应商品，重的是把地方干部送上法庭，或是整个村庄的人口迁移到边远地区。1932——1933年度，乌克兰地区粮食歉收，斯大林动用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强行收粮食，致使当年400多万人饿死。导致的是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剥夺农民，农业上不去，影响轻工业的发展，消费品严重不足，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损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第三，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国家渗透和垄断了除个人消费之外的一切领域，这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直接超越商品经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其特点是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国家控制经济的主要方式是层层下达的行政计划，计划分为三种形式：五年以上的长期“综合”计划、以五年为期的中期“展望”计划、年度“实施”计划。计划的内容包括产量的年增长率、产品种类和产品在各个需求者之间的分配方式等等。国民经计划则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苏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制定，然后垂直下达，企业的任务主要只限于使国家计划具体化和寻找完成计划的方法，没有别的权力（模式如图）。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企业实际上成了国家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企业领导人有行政级别。
评价：这种靠各种行政指令和指示，不重视经济方法的经济的运行体制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但是在国家的计划体系之外，企业没有权力自行决定生产的质量、品种和数量，非常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这种计划的实施必须辅助于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的保证。
（2）评价：什么样的标准进行评价——国情和世情；三个有利于。
第一，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的功绩不可抹杀。
( 符合当时的国情和世情，“灭亡”的危险，推动苏联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而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
( 推动了当时苏联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1929——1937年，苏联工业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向前发展，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
( 迅速增强了苏联的综合国力。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 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消灭了失业，摆脱了贫困，实际收入增长。
( 战后经济的恢复中，也显示其优势。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强大的国力。
第二，暴露的弊端。50年代初期，斯大林经济模式因其历史功绩，达到了鼎盛时期，不仅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而且有些内容也为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所吸收。但其隐藏的弊端，随着国情、世情的变化，日益显露。
(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忽视农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个半五年计划的结果：重工业增长9倍，轻工业增长3.2倍，农业增长0.3倍，几乎是原地踏步。
( 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单一的分配模式，不符合苏联生产力水平和层次，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高度计划化的经济运行模式，愈来愈显示其弊端。计划是主观根据客观信息而制定的，存在两种影响因素——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一是制定者的主观主义，二是所传递的信息受到各种利益关系的制约，带有片面性，不全面和精确。尤其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分工越来越细，高度集中的计划化经济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的暴露。苏联的解体就在于这一计划化的信息流通渠道的不畅、堵塞及爆炸。
同时，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也已过时。管得太宽，一方面是上面的瞎指挥、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大锅饭”，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政治建设模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1）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一，从政治体制层面上讲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权力集中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苏联国家政权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苏维埃形式，“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理论前提——国家权力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是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人民委员会，1946年以后改名为部长会议，由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
“党领导苏维埃（党管政府）”。苏联共产党独掌政权，是唯一的政党。在斯大林时期被认为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正常原则。斯大林说：“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这样，就把党指挥一切、包办一切，从理论原则上肯定下来了。
国家权力集中于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受党的领导，党的权力集中于俄共布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集中于政治局，政治局集中于书记处，书记处的权力由党的总书记掌握。在1941年以后，斯大林集党的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于一身，独掌党政军大权。“个人集权制”是这种政治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从政治体制之外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讲是国家极权——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1）国家产生于社会，社会的利益对立导致国家的产生；国家的职能是双重的，镇压职能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社会是决定作用者。
（2）国家与社会有着明确的职能化分，国家——强制性的，运用强制性的国家权力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是国家权力机构来完成；社会——自治性的，人与物质关系的解决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由社团、民间性的组织来完成。
（3）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形态：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时期——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国家保证一个稳定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干预经济生活；社会是一个以自由竞争的经济运行模式为主的市民社会，是受“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后来，国家开始运用强制力干预经济生活（以罗斯福“新政”为开端），但仅处于宏观领域完成以下五方面的任务：经济总量的平衡；经济结构的调整；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反垄断；社会公正与效率相称；可持续发展。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将国家与社会的界线突显出来，而且由于社会是物质生产领域，社会与国家相比，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必将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在社会中解决“不平等的物质生产关系”，国家则是这种“不平等物质关系”的保证者，一旦这种“不平等的物质关系”消除，国家就无存在的必要而融入社会之中。但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社会”充分发达的基础之上，即使不是建立在“社会”的充分发达的基础之上，运用各种手段推动“社会”的充分发展应是中心任务，但不幸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以“国家”为中心，而是迈向“国家主义”的泥潭。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什么国家强制权力无处不在，国家不仅进行经济上的宏观调控，而且对微观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集中管理，从而侵蚀于社会，出现社会的自治权力不断萎缩，乃至全民国家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因，也有落后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迫切需求的原因，还有历史原因，更有个人因素。
就社会主义的原因而言：
(1)国家政权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理论上，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先进社会，在无产阶级建立的先进社会制度作用下，生产力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生产力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是因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生产力为此得到解放，那么，在生产力的解放过程中，国家强制力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过渡时期，运用国家强制力剥夺剥夺者——为国家权力及职能的扩大奠定基础。列宁：运用社会主义先进的制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运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将“卡夫丁峡谷”所拥有的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弥补。
实践上，在苏俄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内，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可为社会主义的稳固创造物质基础；短期内要使生产力获得大发展，除了运用国家强制力以外，别无选择。
（2）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是相对的，个人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得到社会主义者的亲睐。
（3）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同质的，除少数敌对分子以外，社会成员都是国家主人，即无利益差别的（利益差别的存在是社会的本质特征，正因为有利益差别，才有反映利益差别的民主），既然是一个无利益差别的社会，国家的声音及行动代表的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人民，国家的管理就是人民的管理，人民的管理——自治是社会的内容，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就与社会同一而语了。
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而言，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必然的选择。政治体系（国家）在一国的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除英美这两个国家，国家的作用是推动作用以外，从法国开始，以后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国家的作用往往占主导作用。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先河；拿破仑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功能发展到极端，并在整个欧洲大陆掀起了一场对国家的崇拜。这种对国家的崇拜在德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国家统一和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作用实现德意志民族在经济上的发展——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是解开近代德国经济奇迹之迹的钥匙——为后进的国家的现代化树立了榜样。苏俄作为一个后进的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采取这一方式。列宁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效仿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效仿。”——这种观点影响了整个党，“民主”成了消极词。卢森堡曾对布尔什维克党不重视民主的现象提出这样的批评：“尽管民主制有其缺陷与短处，但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即取消民主，却比它想救治的疾病更糟。”
俄国的权权主义传统。沙俄的封建专制统治——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与英国、美国不同，英国——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国王的征税、征军都必须征得庄园主的同意——代表制——不出代议士，不交税。和中国封建政府一样，沙皇政府对经济、文化、教育等进行着严格的控制。当西欧人已经对国家与社会、政治事务与私人事务划出明确的不能轻易逾越的界线时，俄国民众依然不过是沙皇陛下忠顺的臣民。到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对于普通的俄国人而言，集权、专制是比民主更为熟悉得多的东西。
斯大林个人因素。斯大林的理论水平不高，他是一个杰出的行政首脑，他所擅长的不是听取不同的意见并择其善者而从之，而是如何迅速有效的把一种意志付诸于实践，而在这么做时，他可以不考虑任何原则。在党内斗争中，到1938年布哈林被判处死刑，直到斯大林去世，在苏联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他的声音。布尔什给克党最终变成了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巨大的行政组织——斯大林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2）个人高度集权和国家极权及其严重后果：
当对个人的权力无法制约时，践踏法制漠视民主制度的滥用职权的现象必然发生。
第一，国家极权的后果：在斯大林时期，国家和社会同一而语，国家不再视为一种特殊社会分工的产物，一种社会的统治与管理机构，一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不能立即消除的“祸害”，而是被视为人民总体利益的代表，一种正确意志的反映，一种忠实服务于社会的公仆。——国家至高无上：全民国家。后果：（1）不受限制与监督的国家权力的膨胀。对此，布哈林写道：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办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炮制有组织的谎言，他们这些行动非常果断及自信；它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名赏研成粉末，变成叛徒、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间谍。（2）国家机构的膨胀与官僚主义。到1953年，苏联政府部级单位已经从原先的13个增加68个，机关干部则从23万增长到200多万。
第二，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被极度破坏。在列宁时期，严格按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斯大林当权的前期基本上还是按规定，于1924年和1925年分别召开了十三大和十四大，但十四大到十五大就间隔了两年，十五大到十六大，相隔三年；十六大到十七大，相隔四年；十七大到十八大，相隔五年；1939年召开十八大后，相隔十三年，才于1952年召开十九大。同时，中央全会开得也越来越少，其中，1941——1952年，11年间中只开了3次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后期，被称为“拥有全权的机关”政治局也很少正式开会。党的十七大文件中写着党“遵循”斯大林的“指示”一类的话；召开党的十八大的通知，是以斯大林个人的名义发出的。
第三，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大肆恐怖活动。农业集体化中的“消灭富农”的政策，是由斯大林个人提出，并在全国推行的；1935年开始的全国大肃反运动，是由斯不经政治局集体讨论，擅自发出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案件，在审判前就编好名单、判好刑，送交斯大林审批。同时，强化国家安全机关。内务部是直接由斯大林掌握的独立机构，并凌驾于党之上，可逮捕包括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在内的任何党政领导干部，是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的最重要的机器。“根据最谨慎的估计，1936——1939年受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四五百万，其中至少50万人被很快处决”，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捕、处决；几乎所有的州委书记都被消灭。这可以说是最终置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于死地的硬伤——有谁欢迎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日子。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民主派中，不少人就是大清洗受害者的后代。叶利钦在选举中，利用掌握的媒体反复再现大清洗的恐怖情景，而使俄共处于被动的地位。叶——35.28%，久——32.03%。
第四，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委任制盛行。权力是上面给的，不是人民给的，谁会对人民负责。既然权力是上面给的，讨好上级，是保住自己权力的最好途径，这种一旦制度化，能培养出真正有能力的领导？斯大林自己也说：挑选工作人员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的熟人、朋友、同乡、对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尤其严重，培植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基础，和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中得益的一大批党政干部构成的社会基础，这为苏联以后的改革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干部终身职。
总之，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问题更多，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给苏联留下的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受到巨大创伤的、病态的社会。改革迫在眉睫。
三、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改革与困境斯大林的去世标志着苏联长达30年的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苏联开始了后斯大林时期。这个时期从1953年3月算起，到1991年12月，共有38年。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来讲，后斯大林时期的根本任务在于，“治愈斯大林主义在苏联造成的病态社会，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化和正常发展”（俄罗斯学者语）——改革，但怎么改革？改革什么？则是首要问题。
首先了解斯大林留给苏联的是什么？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正反结合的、相互矛盾的统一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执政年代是胜利和悲剧、苏联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蒙受的巨大苦难交织在一起的时期，一方面，斯大林和苏共当时在苏联人民中享有十分崇高的威望（国力的大增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他们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鼓舞下，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战后恢复时期表现出巨大劳动热情和英雄气慨，这加上苏联当时粗放式地发展经济，苏联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增强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苏联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使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成就和胜利是在被斯大林教条化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方针下，也就是在他建立的变形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苏联人民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斯大林留给继任者的沉重遗产：一方面是病态的、受过巨大创伤的、问题成堆的社会；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因斯大林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变得强大，并基本实行全民福利和全民社会保障。借用一个苏联式的比喻，历史上的斯大林主义是一座双峰并峙紧密相联的大山，既有国家成就的高峰，也有血腥罪恶的高峰。对任何一个继任者来讲，改革并非易事——大清洗—斯大林—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去（我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是不得不改；另一方面需要改革者具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驾驭局势能力。苏共领导人在复杂的国内环境下，没能完成这一重任，而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反复折腾，以致延误时机，使苏联病入膏肓。
（一）赫鲁晓夫的改革：1953——1964
1、赫鲁晓夫的成长背景：
赫鲁晓夫是一个“根子红，苗子正”的工农班干部。学历是在农村上过小学，在顿巴斯上过工人技术学校。30年代开始快速升迁（大清洗的受益者），曾在莫斯科任区委第一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和州委第一书记。1936年在十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37年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与此同时在党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自此，44岁的赫鲁晓夫成为党和国家十名主要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战绩。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斯大林让赫鲁晓夫做了修改党章报告，会上被选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是九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五名核心常委之一。这五名核心人物，除斯大林外，就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斯大林在晚年经常召见的就是这四个人。
赫鲁晓夫属于苏联党的高级领导人中的第二代人物，与第一代领导人有较大的差异。第一代领导人都有属于知识型革命家，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功底和理论素养，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想观点。而赫鲁晓夫及其同辈人在这一方面则要差得多，他们成长于斯大林时代，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他们的信条就是按党的领导和按上级指示办事，但由于长期从事实际工作，工作能力较强。赫鲁晓夫是第二代领导人中的一个典型。他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经常下基层，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干部中，可能是下地方跑得最多的一个，所以实际经验和现实感较多。他天生比较聪明机智，容易爆发思想火花，善于即兴而发，而且还富有俄罗斯农民的幽默。在20年代斯大林同反对派的斗争中，他是斯大林总路线的支持者。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他是受益者，他没有积极、直接参与和下令进行镇压，同时也没有反对过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清洗和镇压。总体来讲，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确信无疑的，但长期的实际工作，使他也认识到苏联必需改革。
如同斯大林一样，在幕后通过权力斗争、阴谋策划或权力交易的手段上台（先后在权力斗争搞掉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朱可夫，于1958年3月登权力的顶峰，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最后也是在幕后的阴谋斗争中失败下台的（1964年10月，在苏斯洛夫、谢列平等人策划的“宫廷政变”中成为孤家寡人，被迫下台）。这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大弊端之一，即苏联社会主义的70年内，未能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民主平稳的权力交接制度。
2、赫鲁晓夫执政十年干了些什么？做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工作。
（1）平反斯大林时期造就的堆积如山的冤案。平反工作从斯大林一去世就开始，到1953年底共释放了1000余人（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赫鲁晓夫已死的儿子的妻子）。从1954年至1955年两年间，有1万多名党的干部被释放回家，另有数千人死后恢复了名誉，这些主要是30年代受迫害和镇压的干部。此后，苏共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平反工作。在赫鲁晓夫时期，总共有数百万被无辜关押和劳改的人被释放回家，数百万人死后恢复了名誉。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对苏联国内生活来讲，数百万获平反的重要意义不亚于苏共二十大之下。但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如布哈林，他的妻子在二十大后为他奔走了25年，才获得平反。
（2）改变了斯大林时期建立的一些不正常的工作制度，废除了中央机关干部的某些特权，对干部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斯大林的工作时间是清晨5时至中午12时，苏共中央党政机关的作息时间是上午10-11时上班，午夜后下班，晚上有事没事都得呆在办公室。赫鲁晓夫上台后，恢复了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的正常作息制度。斯大林在世时为中央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包括给负责干部发放相当于工资一二倍的“钱袋”；克里姆林宫的“医疗餐厅”，中央干部可在此购买价廉物美的特供食品，一人购买的份额可够一家食用；还有特殊的医疗条件，免费疗养等等。赫鲁晓夫多次讲到要改变这些制度，实际做的只是于1957年废除了“钱袋”制度，但也还是比较了不起。同时，在苏共二十大上，他提出要实行干部的任期制度和轮换制度，二十二大党章具体规定了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换党的领导干部。
（3）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严重破坏法制的罪行。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意见分歧，看法不一，反对和拥护斯大林两派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特别在苏共中央领导层中。每逢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日），民众总会发生一定的冲突，不少人举杯是为了悼念“使祖国强盛的我们的伟大领袖”，但也有不少人举杯是为了庆祝“我们有史以来的最大罪人之死”。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纪念反映了那段既激动人心难以忘怀、又满腔愤恨无法平息的史实（整个社会的历史生活）。这两种对立实质上是“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一种是坐过牢房的人，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个人利益）。在上层就出现了保守派和改革派，改革派是反斯大林主义者，保守派是为斯大林辩护的人（权力斗争）。
官方的非斯大林运动是从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就开始。1953年6月，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捕。平反工作大批进行。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大批斯大林。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进一步大批斯大林并把斯大林尸体搬出列宁墓。斯大林的名字从马列主义导师名单中被排除。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新浪潮，成千上万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乡镇、街道、农庄重新命名。反对批判斯大林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先后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开除了党籍。通过批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较为民主安定的政治环境。重新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在政治生活中和地位，“党就是党，党不是斯大林个人。”改变了党内斗争的方式，赫鲁晓夫对此也作了自我肯定，在倒赫斗争中，赫鲁晓夫给唯一支持他的米高扬说：“既然他们不想要我，就这样算了。我不会反抗的。”
“我已经老了，疲惫了。现在一切都听从自然吧。主要的事情我已经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领导作风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难道有谁能设想，我们能向斯大林说，我们不想要他，并建议他辞职吗？那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现在一切都有不同了。恐惧消逝了，谈话可以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这是我的功绩。”
（4）超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把全面展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党的当前任务，宣布苏联将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苏联超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的思想来自于斯大林。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下个阶段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根据这一思想逻辑，从1936年到1956年，经过20年的发展，苏联应该把建设共产主义作为直接任务提上日程。为此，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这一代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豪言壮语，制定了“到1980年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目标。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既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怎么办？全民国家；党怎么办？全民党，1962年改组党组织，按生产原则建立了工业党和农业党。西方人称这是赫鲁晓夫无数改革中最大胆的一个。
（5）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首先，在农业上花了极大的精力。他执政十年中，苏共中央开过多次会议讨论农业问题，他搞掉贝利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就讨论农业问题，他下台前开的最后一次全会也是讨论农业问题。赫鲁晓夫认识到农业是苏联经济问题的结症，实施了诸如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和自留畜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刺激庄员和生产积极性。又提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地，增产粮食。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1956—1958年，粮食产量取得了创纪录的增长，但缺乏后劲，而且为保持增产，在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变作物品种、耕作方法上下功夫等方面反复无常。其次，在工业上，坚持斯大林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把投资的大部分用于发展重工业，造成了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比例持续失调。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肯定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路线以及反对布哈林的政治路线，他说：“试设想一下，倘若1928—1929年指望依靠‘印花布的工业化’、依靠富农的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不会有强大的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就会手无寸铁、束手无策。”再次，在经济体制上，赫鲁晓夫坚持了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条块分权和增加企业有限的自主权两个问题上作了一些改革，如把部门的条条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区管理，减少下过企业的计划指标数，1962年还支持发表利伯尔曼的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和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工人的积极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工业品和生产速度也相应地提高。
此外，在国防工业和科技发展、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和对外政策方面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3、评价：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批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在经济上作了一定的改革，松动了僵化的苏联社会，为此，可以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改革者，但他又是一个具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的、不成功的改革者。为什么？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如，在揭露和反对斯大林的问题上，有大功劳，但他只反了斯大林，而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就是说他没有反对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对斯大林错误，他在秘密报告中认为是斯大林个人品质上的好功厌恶，刚愎自用和多疑造成的，没有认识到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正如一位前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指出：“他谴责了斯大林，但是没有触及专横的政权机构；他批驳个人迷信，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生育它的体制。至于抱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残暴性格，这是小孩子的政治思考水平。”以上这些再加上他大权在握后作风上鲁莽粗暴，爱灵机一动搞折腾，不爱听不同意见，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内政外交上又有很多失误，终于在1964年被迫下台。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我们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破了旧，但远没有达到立新的地步。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
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14日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1982年11月10日病逝，在苏联执政达18年之久，仅次于执政30年的斯大林。这18年，对苏联的未来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最佳时期，勃列日涅夫应该抓住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的“松动”，积极地推进新的改革，但他却采取了“收回战略”，重新回到斯大林的道路上去，如斯大林一般地保持苏联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勃列日涅夫年代，我们称之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两霸之一，加上我们自己正经历着“文革”，对苏联国内情况和社会的变化不如对赫鲁晓夫时期那么熟悉。但在他执政时期，苏联在稳定和强盛的外表下积聚了大量的问题，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缺乏活力和政治体制的腐朽性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暴露，导致经济处于危机的边缘，政治上进一步腐化，思想上更加僵化，他把苏联带进了全面停滞不前的境地。
勃列日涅夫搞过工业、农业，打过仗，抓过开荒和国防工业，工作接触面广，但才能平庸。1964年在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他是参与者。其它参与者之所以推他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不是因为他的领导才能，而是因为他较为平庸且易为各方所接受，这是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中各种力量为求得暂时的平衡而取得的结果。所以“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
勃列日涅夫执政情况介绍：
1、在思想理论方面重返斯大林主义——新斯大林主义（西方称）。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安排了一批思想保守、教条主义严重的亲信掌握了苏共中央科学、文化和宣传部门的领导权，这批人虽不能公开反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但极力悄悄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开始变本加厉地批判和讨伐改革思想和“市场社会主义”。
2、经济状况：上台后，推行谨慎的经济改革，苏联经济状况为此有所改善，但成效不大。首先，改革的保守性，即改革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修补。这在改革的依据—1965年通过的改革决议可窥见一斑，1965年通过的改革决议有：《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和《国营生产企业条例》。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不改变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原则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逐步采取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加强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以不影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完善指令性计划体制。这样的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原有模式的前提条件下，改进管理方法，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革，企业的经营活动仍受制于国家集中下过的指令性计划，不可能成为商品生产者、独立自主地经营。其次，改革缺乏坚决性，遇到阻力和困难就动摇、退缩，通过的改革决议不能执行，导致改革的原地踏步。如，1965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时经常使用的“改革”一词，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了，改用“完善”一词。最后，改革缺乏综合性。微观和宏观之间——引起许多经济矛盾；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关系与社会政策调整、改变人们传统的思想等同时进行。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人们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淡漠。时间一长，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将使改革窒息。最后，经济停滞不前，苏联逐渐成为一个依靠大量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和进口大量粮食和制成品维持的超级大国，除了国防工业和军事技术外，其它方面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3、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在同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取得同美国的战略平衡，勃列日涅夫大力投资于国防工业。在取得与美国的战略平衡后，苏共领导人基于对自己力量的盲目乐观和对国际形势的教条主义认识，开始对外采取“进攻性战略”，搞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
4、政治问题：干部的终身制导致了干部队伍的严重老龄化，70年代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以上。决策不民主不科学，办了许多蠢事，像出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根本未经认真讨论，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四人在小范围内决定的，其它的政治局委员事先都不知道。同时，形成了一个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或官僚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与中央各部门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形成了某种庇护关系，勃列日涅夫为换取他们的支持，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同时，这些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他们逐渐成了各部门和各地的“领主”，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地位、特殊生活方式和同群众越来越疏远的社会集团。他们是既有体制的得益者，是现有体制的拼死维护者反对改革；他们之间的贪污腐化之风盛行；同时，他们豢养一批理论秀才，打着马克思、列宁的旗号，棒杀、教化民众。民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小所受的教育是抑制个人眼前的物质利益欲望而讲共产主义理想，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但官僚特权阶层的恶劣表现，人民对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了解和对比，改革中对“物质刺激”手段的运用，再加上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益要求摆脱旧的体制——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苏联失败的三大矛盾：“左”的路线和过于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一部分人逐渐产生了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其中，一些人变得消极悲观或玩世不恭，另一些人则成为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反对者（一个政权所面临的最危险之处）。苏联已经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而处于危机四伏之中。
（三）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1982—1985
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斯大林当总书记时是42岁，赫是59岁，勃是57岁，安是68岁，契是73岁。病夫治国，老人治国，空有满腔热情和雄心，但不可能有所作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10月上台，1984年2月去世，有一年的时间是靠血液透析在专设的病房里进行工作的。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后，由于病体不支，基本上没有主持过政治局会议。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3—1991.12
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剧变时期。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内接连为三位年老病逝的最高领导人举办国丧的难堪局面下，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圈子中，54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充当接班人的最佳选择。葛罗米柯概括了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候选人是绝对正确的选择的三大特点：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人们盼望着年富力强的领导人出现，期待着改革。戈尔巴乔夫受命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上台后就宣称要改革。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改革者，有其积极的一面：一是年富力强和有较高的文化；二是从地方到中央的工作经历中，他对旧体制的弊端和官僚主义的恶习等有较深的认识，深切感受到苏联需要改变现状，“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但他也有其消极面：一是对苏联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和严重的性质认识不深，对如何改革和改革的方向等心中无数，因此，许多重大政策不经慎重讨论即轻率决定；二是不能摆脱旧体制在他身上培育出来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搞运动式和行政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三是不能摆脱苏联历史上形成的总书记的权力意识的影响，他当上总书记后就开始过高估计自己，逐渐听不进不同意见，政治局会议常常成为他的一个独白。结果他在执政时非但不能领导苏联克服困难，逐步开拓前进，反而激发了早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发生了苏联的剧变，出现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和苏联74年历史的终结。对于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他的错误主要有：
1、在经济改革方面，继续停留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旧经济思维中，一上台就推行工业“加速战略”，继续忽视农业改革。——经济危机。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几年中，除1988年经济呈上升趋势以外，经济总的呈恶化态势，1999年开始出现经济的负增长；消费品供应市场恶化，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短缺；财政赤字，1990年通货膨胀达到20%；外贸逆差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90年，若没有德国5亿马克的食品运到莫斯科，莫斯科就无法过冬。
2、思想危机：如何对待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搞运动式地提倡“公开性”、“民主化”和“恢复历史真实”、“不留历史空白”，并企图以此来推动改革，结果引发了社会上各种争论和对立情绪，助长了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转移了人们对当前改革中关键问题的注意力。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第19次党代表会上，公开承认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条约》中有秘密协定，事关波罗的海三国，导致三国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新上台的政党则率先宣布脱离苏维埃。（邓小平：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样不至于引导人们去算旧帐，而集中力量解决现实问题。）
3,在经济改革没有成效的情况下，不经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就把政治改革提到首位，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绕开或撇开党去推行改革，结果使党在国家生活中越来越失去作用，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失控和国家管理和大混乱。在短短的几年内，退党的人达500多万。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由反对转而同意多党制，7月，叶利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第一书记，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同时，在面临动荡混乱和全面失控的局面下，采取机会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办法，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由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多党制，总统制，三权分离。以图挽救危局，结果是苏共在政治、理论上和组织上完全放弃了领导地位，导致更大的思想政治上的混乱。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但不能仅仅归结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错误，苏联的剧变是20世纪末，在苏联特殊条件下，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客观因素来讲，一方面是苏联非改革不可，另一方面则是斯大林模式长期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1）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左”的教条主义对改革构成了很大的思想阻力。（2）与旧体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党内外保守势力（主要是官僚特权集团）对改革的抵制。（3）人民中长期积累的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也使苏联的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因素，广大群众欢迎改革，但一旦改革不能给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实际效果，人们很容易对苏共更加失去信心。（4）作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对立面，苏联也存在着一股否定现制度、要求迅速改变现状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在群众的中的影响也相当大，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时期。（5）改革需要苏联充当改革的核心力量，但苏共由于多年的官僚主义、腐化和内部的意见分歧又难以起到这种作用。还有其它一些客观因素，如民族问题、国际问题等等。
从主观因素来讲，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的评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五、苏联失败的历史教训内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内，对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课题，74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解决好，——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战争与革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在和平与发展年代，这个模式的高度集中（经济上）和高度集权（政治上）不能解决“人为本”的问题，人的一切由国家保障但也由国家决定，最终人们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失去对国家政权的心理认同，从而使这个社会主义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外，西方世界的压力，这个压力不是以武力侵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其优势，经济优势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制度优势带来的民众的“利益”（生存、安全、自由）得到有效的保障，给予苏东国家以压力。对于这一点，前东德国家领导人克伦茨在回忆录中写到，80年代后期，正当民主德国经济困难重重的时期，“西方的希望却每天在伴随着我们，它们来自电视广告、包裹、带来的小礼品和外汇商店的供货。连孩子们也问他们的父母：‘为什么我们没有联邦德国那么有钱？’”。当人们这样羡慕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时，在这些国家发生政治、经济变革，即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作业题目：结合所学的内容，谈谈你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求：（1）内容上：可从宏观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可就现实的或你感悟最深的一个社会主义问题进行分析。论点突出，论据充分，言之成理。
（2）字数不少于3000字。
（3）交作业的时间：第15周最后一次上课时间；或在15周之后放于我的信箱——东七楼二楼政治教育系办公室 刘传春
（4）交作业的方式：以班、系或院为单位集体交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