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讲稿 一、小康社会之目标 1、小康社会之涵义 用“小康”这个指标描述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邓小平的创造。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清醒地意识到，以前制定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在制定现代化战略目标时，它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其中：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三步走”战略构想体系中，“小康”的含义是“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它着眼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指标，主要指的是人民物质生活的水平状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新目标。那么，什么是小康社会呢？小康社会本质上是要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宽裕，精神生活与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小康水平”主要着眼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指标，“小康社会”则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意味着社会全面进步到小康状态。所以，“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提高，还包括人民的精神生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等方面的提高。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描述：“就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从“小康水平”到“小康社会”，是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提高，社会的全面进步。“小康”还是“小康”，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扩展到了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时，量变过程已经带来了质的升华。 2、小康社会之衡量标准 “小康”是衡量国民生活水平状况时使用的概念，属于经济的范畴。国民生活水平状况，一般分为贫困、温饱、小康、富裕。 对于国民生活水平状况的衡量，目前主要有两种参照标准，即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在整个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经济学称之为“恩格尔系数”；另一个是以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参照标准。 按照恩格尔系数的标准，居民的食物性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高于60%，就属于绝对贫困；在60%—50%之间属于温饱；50%—40%之间属于小康；30%—20%属于富裕，20%以下属于特别富裕。 以人均GDP为参照标准，是我们习惯采用的衡量方式。在“三步走”战略中，人均GDP达到400美元算达到温饱水平，达到800美元算进入小康水平，打道4000美元才算得上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由温饱达到小康。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的时期。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7.9%和47.7%。居民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2.5亿农村贫困人口中85%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降到2.5%。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到2000年年底，我国GDP超过了10000亿美元，即人均GDP超过了800美元。2001年底，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47.7%；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7.9%。因此，我国人民总体上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有充分根据的。 但是，我们目前的状况只是“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也就是总体上平均计算达到了。由于我国的疆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到2000年，全国初步达到小康水平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5%左右，目前尚有将近27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城镇有一批下岗人口在最底生活保障线以下，还有一部分人口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尚未达到小康。因此，总体上是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们所要实现的“小康”是全面、均衡的小康。 在以人均GDP为参照的衡量标准中，从“小康”到“富裕”的指标跨度非常大，如果把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视为富裕，那么人均GDP在800—4000美元以下都属于“小康”。这是一个很宽的数量区间。虽然2004年底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400美元，但要达到4000美元的标准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 3、小康社会之目标 “小康社会”令人向往，令人振奋。实现“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与“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小康水平”相比，其衡量指标非同一般。根据十六大报告的论述，到2020年我国GDP总额比2000年翻两番，将达到35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将进一步增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的估计，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很可能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日本；这就意味着，在这20年中，我国经济将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长，当然，不排除前10年可能略高一些，大约在7%—8%，后10年可能在6%—7%之间；这也意味着，到那时，电话普及、轿车进入更多的城镇居民家庭，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在农村普及，城乡人均住房面积进一步扩大，居住质量进一步提高；这还意味着，相关行业有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机遇。 二、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和难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是不平衡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在所达到的小康水平，发展很不平衡，未来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也将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最困难之点，不在城市，而在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不在东部，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 1、“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关键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目前在我国最为突出。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太低、农民收入相对过低以及农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等问题，严重阻碍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制约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实现。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农村能否如期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对全国来说举足轻重。在我国13亿人口中，60%在农村，占绝大多数。由于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少，无法采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实施集约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决定了我国农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能否满足人民的吃饭问题，即粮食问题。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8年的将近半个世纪中，经过艰苦努力，粮食产量从2263.6亿斤提高到10200亿斤以上，中国农民就在这仅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上，生产了占世界总量达17%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逐年递减。2004年初，党中央出台了“一号文件”等一系列扶持农业和粮 食生产的政策，农业生产出现了喜人的形势，2004年粮食总产量稳超9100亿斤，达到了年初的预期目标。由于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上，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农业生产上的推广和运用，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其次，农民收入过低，增长缓慢，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虽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最大的群体，但中国农民收入总体偏低，而且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在下降。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2%，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从1997年开始，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知道2001年才出现反弹，增长4.2%。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比上年增长4.4%。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575元，比上年增长4%。近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徘徊在4%左右，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这与“十五”计划年均增长5%的目标相距较大。同时，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也在持续减少。1998年减少了30元人民币，1999年减少了57元人民币，2000年减少了54元人民币。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制定了16项发展指标，实现了13项，而农民人均收入、全国居民每天蛋白质摄入量、初级卫生保健体系3个指标没有实现，这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 2004年初中央在宏观调控中加强了农业基础，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农村发展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好形势。一是粮食产量稳定增长。2004年粮食总产量稳超9100亿斤的预期目标，200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9680亿斤。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和粮食价格的回升，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出现28.4%的较大增幅，据统计，2004年农民的售粮收入增加了600多亿元；二是农民外出流动性就业稳定增加，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截止2004年底，农民外出就业突破1亿人，外出劳务收入增长18.8%。最新统计显示，2003年以前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已偿付87%；三是减免农业税，实行直接补贴等政策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由此全国农民普遍“减负”达33%，农民减负增收达302亿元。2004年农民收入总体增幅超过6%，是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然而，农民收入总体偏低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收入上不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村人均二亩耕地，户均七八亩耕地，即使土地回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难以有较大增长。缩小城乡差距，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大幅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农村全面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再次，我国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在拉大，表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现代文明远远落后于城市。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1和1985年的1.86：1扩大到2001年的2.90：1，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由1978年的2.93：1和1985年的2.31：1扩大到1999年的3.52：1。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了9.1%，但农业产出却仅增加2.5%，远远落在了其它行业后面。事实上，在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8亿农民居住的中国农村也被城市远远地甩在了后面。2003年农村人均收入接近2622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却接近8000元。这种城乡之间总体上发展的极不平衡必然造成二元经济结构下一系列独特的农村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总体上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后，就需要比任时候都更为关注农村的社会全面进步问题，否则，就有可能延缓我国现代化进程。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为了较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建设步伐，2004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农村地区投入增加25%，达到1500亿元，用于改善农村的教育、公共卫生设施、道路建设和其他服务，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状况有了明显变化。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明确今后五年，国家财政新增义务教育经费累计将达2182亿元；五年内，国家财政将投入200多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和部分县医院设施进行改造；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增加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这些必将加快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2、加快城镇化发展是途径 城镇化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镇化最初是由工业化引起和推动的，是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和工业化的全面推进中，受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递增规律影响产生的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运动过程，表现为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达60%—70%，而我国到2003年这一比重才达到40.53%。 目前，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工业增加值已占GDP的50%）。城市化滞后会阻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化过程不仅是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转移过程，而且是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引发劳动生产率突变和提升的过程。因为在二元经济格局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所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劳动生产率可比其先前提高4—5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很大程度得益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包括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和90年代以后的民工潮。虽然因户籍制度障碍，城镇化未完全到位，但是2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是我国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践证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不仅是劳动者自身技能的提高过程，而且是劳动者在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过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恰恰在这方面起着相反的作用。 城镇化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2001年，我国农业在GDP中比重只占15.2%，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却占到全国劳动力总量的50%，农村人口更是占到全国人口的62%。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农民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据《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测算，通过城市化，当我国农村人口数量降到全国人口的25%以下时，我国农村的土地才有可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农民才能从传统的农民变为现代农业工人，人均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能达到与城镇人口相等或接近的水平，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为了彻底解决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将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逐步解放出来，最终达到减少农民、致富农民的目标。 十六大报告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明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思路跳出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局限。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城乡统筹实质上是统筹城乡生产要素，首先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宏观总体形势由过去长期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但是这一过剩是相对于有购买力需求的过剩，而不是对于人民实际需求的过剩，即因为现实购买力不够，不是老百姓不需要产品。2003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399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8265元，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是农村居民的3.5倍。既然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不及城市居民的1/3，怎么会不需要产品呢？ 现在，我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到倍多，13亿人口中有6亿多在农村，农民购买力低下，就把全国的购买力拉下来了。假如农村人口购买力达到城市人口的水平，全国就要增加至少3万多亿元的购买力，如果这样的购买力投入市场，目前我国的工业消费品总体上恐怕不是过剩，而是不足了。那么，制约农民购买力的因素有哪些呢？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农民的生活方式。而这两个方面都同农村城镇化密切相关。农村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城镇化。只有农村人口城镇化，农业才能企业化，农业生产方式才能变革，人口规律才能改变，居民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才能变革，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才能逐步解决，有购买力的需求才能增加。其中关键问题是农民角色的转变，即大部分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从事农业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中国以值得注意的规模进行城市化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比发达国家迟了一个世纪，比其它发展中国家也迟了大约30年。在195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1.2%，到1078年也才有17.92%，1995年达到30%，2000年达到36%，2002年达到38%，2003年达到40.53%。 从世界经验来看，城市或者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列低于30%时，城市化一般表现为一个缓慢的推进期，当城市化率提高到30%时，以上到60%之间时，城市化进程呈加速趋势。达到60%以后，又会进入一个新的缓慢推进的阶段。从1995年城镇化率接近30%开始，我国就进入城镇化高速推进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到1995年的17年间，城镇化率年均仅提高0.6个百分点，而1995年到2003年的8年间，这一数字年均提高达1.44个百分点。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依然会保持较高的速度。而这一高速发展，要求从根本上打破体制方面的束缚，主要是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限制，才能真正有效推进城镇化进程，并以城市带动农村，使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3、推进“西部大开发”是条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非平衡协调发展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自然、人文等各方面条件千差万别，各地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差距客观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农村和城市调查资料显示，按照《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来看，全国31个省市区，有15个省市区小康实现程度在90%以上，9个省市区在80%—90%之间，7个省市区小康实现程度不到80%。东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为97.86%，中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为93.18%，西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为84.18%。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及沿海地区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已经提出迈向更加富裕的小康社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中部和东部地区，由于条件差，困难多，现有小康社会的水准客观上要低一些，还加快发展迎头赶上。 中国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由来已久，在改革过程中，这个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如经济基础较好，交通和地理环境较优越），尤其是利用国家投资倾斜、政策倾斜的优势，不失时机地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而大多数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畅，信息闭塞，远离经济中心，人力资源匮乏，生产技术落后，其经济基础最薄弱，发展任务最艰巨。1980年—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东部比西部搞出4.1个百分点。“八五”期间，全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11.7%。其中东部在16%以上，中西部仅为9%。1994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55.4%，而占国土面积85%的中西部地区仅占44.6%，其中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占国土面积的71.3%，人口的1/4，GDP仅占约18%。固定资产投资东部地区占全国的67.41%，中部43%，西部仅占12.16%。目前2900万贫困人口，80%左右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可见，中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明显落后于东部。据国家统计局对小康水平的测算来看，东部小康实现程度为97.86%，中部实现程度为93.18%，西部更低仅为84.18%。因此，中国的小康水平从地区分布上看，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上述这些问题，不仅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在2020年使全国人民生活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地区发展状况。 应正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非平衡发展的过程，并采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党和政府从“九五”开始，就提出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别的方向努力。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十五大提出要促进地区经济里布局和健康协调发展。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累计投入约4600亿元，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累计安排5000多亿元，长期建设国债有1/3以上用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左右。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成效，2003年，东西部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差已由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5个百分点缩小到0.88个百分点，西部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各项事业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有扩大的趋势，除了历史欠帐太多、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外，还有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尽管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已下降到24%，但是仍然有2/3的人口滞留在贫瘠的土地上；尽管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6%，但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占其中的近40%，表现为明显的资源型倾向，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则普遍较弱。二是投资环境改善问题。有研究报告显示，比较近几年东西部地区的发展，以交通、通信和城市基础设施为标志的硬环境建设相对接近，而经济发展质量、开放度和技术水平为标志的软环境建设则差距更大。因而与1999年相比，2003年西部地区在全国进出口和实际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0.5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 需要看到的是，西部地区在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推动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很多。西部能源资源富集，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低且供给充足，市场潜力很大。况且，经过6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今后，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同时，要正确处理“两个加快发展”的关系，加强东西部的区域合作与交流，形成东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东部地区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已形成强大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扩张的能力，同时又面临新一轮国际资本和高科技产业向中国东部转移的机遇，这是东部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实力，也有利于更好地支持西部地区发展。但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处在依靠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阶段，制造业、服务业远没有发展起来，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能力很弱。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就要求国家从宏观政策上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加快小康建设步伐，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