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
俄国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家，戏剧家。他在小说与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在世时，早已确立了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而成为一位大戏剧家，则是他身后的事，直到六十年代才得到广泛的认可。
契诃夫生于塔干罗格城的一个杂货商家庭，祖父是赎身农奴。为生活所迫，契诃夫不得不听从严厉的父亲的命令，站在柜台后面，为家里的生计尽一份力，但这种生活对童年的契诃夫没有一点乐趣，相反使他十分痛苦。对童年时期的生活，他的结论是：“我小时候没有童年。”
１８７６年，父亲的生意破产，只好到莫斯科去当伙计，不久家人也随之迁往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当家庭教师。１８７９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同时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１８８４年，他大学毕业后，在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了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不无益处。
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主要发表在《晴蜓》和《花絮》两本幽默刊物上。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是他的处女作，其中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这一时期契诃夫虽然也为生活所需写过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幽默作品，但他很快就使自己脱离了低级的趣味，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这样，他就写出了一批以契洪特为笔名的小说，如《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中士》、《苦恼》、《万卡》等。
在契诃夫的成长过程中，他曾经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但现实本身却使他不得不常常思考自己的政治倾向问题，他逐渐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苦恼，这种心情反映在了他的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中。小说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虽然一生献身科学事业，但在垂暮之年却无法回答养女卡嘉提出的“我该怎么办？”这一严肃的问题，他只能感叹：“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是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虽然契诃夫曾声明不要把“教授的思想”与“契诃夫的思想”相提并论，但这篇小说在本质上反映了契诃夫对“明确的世界观”的渴望。
正是在渴望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契诃夫于１８９０年４月，拖着羸弱之驱赴远东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考察。在三个月中，他访问了近万名犯人和移民，亲眼目睹了俄国政治犯的悲惨生活及发生在这里的野蛮与灾难，使他对俄国的现实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次考察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此，他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清算了托尔斯泰主义对他的影响，认识到“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而这次考察的直接成果就是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的发表。
１８９２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１８９８年起，他因病情加重，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１８９０－１９００年间，他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病、疗养和游览。１９０１年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１９世纪的最后十年，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既有反映农村愚昧、野蛮、落后的《农民》、《新别墅》、《在峡谷里》，也有以揭露资本主义为内容的《女人的王国》、《三年》、《出诊》，更有揭露庸俗和堕落生活的《醋栗》、《姚尼奇》。这一时期，戏剧也成为他的一个重要创作领域，《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相继问世。
１９０４年６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妻子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与瑞士交界的巴登维勒疗养。７月２日在该地逝世，年仅４４岁。
契诃夫既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坚定的民主战士，１８９７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震动全欧时，契诃夫正在欧洲疗养，他和左拉等欧洲进步作家一样，坚决站在受诬陷的犹太血统军官一边，给他以巨大的声援。１９０２年，他抗议科学院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起，毅然放弃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
契诃夫小说的主要内容：
1.对奴性心理的揭露和批判。
契诃夫真正有意义的作品是从写小人物开始的，在普希金所开创的写小人物的传统中，经过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展与深化，小人物形象自成一个系列，并具有了自己独有的特征。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并不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而是居于官僚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小官吏，由于长期处于等级制度的压制之下，他们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了，奴性心理成为主宰他们人格的核心。具有奴性心理的人不仅自己做奴隶，也要那些比他地位低的人做他的奴隶，因此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
契诃夫之前的小人物形象多是受害者，从维林至巴施马奇金，到杰符什金，他们的悲惨遭遇往往能唤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和哀怜。而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有《小公务员之死》里的可怜虫，《胖子和瘦子》里见到比自己官职高的同学就一副奴颜卑膝相的瘦子，更有为虎作怅的奥楚蔑洛夫和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在后一类人物身上，奴性演化为对比他们地位更低的百姓的迫害，他们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部分。契诃夫让我们看到，专制制度不仅会产生小公务员那样奴性十足的可怜虫，而且还会产生同样是奴性十足的封建专制的卫道者，他们的自觉和尽职，更让我们洞察了封建专制对人类精神的毒害，唤起读者对封建专制更深刻的仇恨。
《套中人》是契诃夫对奴性心理的更进一步揭露。在此前的小说中，契诃夫就已经揭示出，奴性心理不但害己（《小公务员之死》），而且害人（《变色龙》等），这些人不但害怕专制制度，同时也在维护专制制度，《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身上就同时具有这两类人的精神特质。他战战兢兢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时刻担心“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结果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可笑之极：“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总是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包好；连削铅笔的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他一坐上马车，就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他之所以这样，是和他的僵化思想紧密相关的，他一切都循规蹈矩，“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人，如果有哪一位大人突然把他训斥一顿，那他一定会一命呜呼的。但他连偶然冒犯大人物都不可能，因为他生活得太规矩，未必有胆量与大人物坐在一起看戏。生活如此僵化的人已经把专制社会视为天经地义，因此他又自觉地用套住他的套子去套别人，有时竟然干出盯梢、告密的勾当，搞得全城人都怕他，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赈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作者似乎有些过于夸张了，但作者不仅意在让读者充分认识别里科夫这类人，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状态，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套子里，所以，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大声疾呼：“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
别里科夫的形象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也概括了一部分因循守旧、顽固保守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既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暴虐统治，也讽刺了知识分子的软弱自私。通过别里科夫这一喜剧人物的悲剧结局，提出了要彻底消灭套中人，就必须使人们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套子里解放出来。
对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准确描摹
契诃夫本人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也落在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劳动者身上，他写的《苦恼》、《哀伤》、《万卡》虽然与屠格涅夫的《木木》一脉相承，但契诃夫的这类小说是深入到劳动者心灵深处的，他把他们深藏的苦痛和哀伤用看似不经意的笔触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在表面上平静的描写中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撼，让读者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生活，问一问自己的生活。《哀伤》里那个从来没有那样哀伤的铁匠，和自己的老婆希里糊涂过了一辈子，直到老婆要死了，才意识到“他还没有来得及跟他的老太婆生活，也没有来得及向她表明心迹，怜惜她，她就死了。”这是多么深切的悲哀啊，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来过，很快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苦恼”是人人都会有的，但马车夫姚纳的苦恼却是特别的，因为他的苦恼是经历了丧子之痛却找不到诉说苦恼的对象，最后只好把一腔苦恼讲给自己的小马听。姚纳的孤独和无助，反映出了那个社会的冷漠，人们精神的麻木。作品带给读者的思考是深刻的，怎样才能消除姚纳的苦恼，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万卡》虽然写了鞋店徒工万卡的痛苦遭遇，让读者对可恶的鞋店老板生出无限的愤恨，并对可怜的万卡无法改变的命运发出由衷的悲叹，但作者着墨更多的是万卡眼中的祖父的生活，快乐的乡村生活，祖父与其他仆人之间的嬉闹，尤其是圣诞节时的忙碌，都成为万卡心中美好的记忆。在描写痛苦生活的同时又散发出浓郁的抒情意味，这是契诃夫的小说独有的，因此，有人将契诃夫的这类小说称为“抒情心理短篇小说”。
对托尔斯泰主义的批判
《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是一所医院里的精神病人病室。病室里住着五个病人，其中格罗莫夫虽被诊断为疯子，但他不俗的谈吐和深刻的见解却深深地吸引了拉京医生，引得拉京常来病室与格罗莫夫交谈、辩论，人们因此断定拉京的精神也出了毛病，竟把他也当作疯子关进了第六病室，拉京不甘心受如此处置，反而遭到看门人尼基塔的一顿拳打脚踢之后，中风而死。
第六病室是十九世纪末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专制社会的缩影。从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来看，这是一个偏僻、落后、毫无生气的小城，交通极为不便，需坐好几天马车才能到铁路线；城里的人们生活无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更感到压抑和苦闷；第六病室与监狱为邻，病室四周杂草丛生，台阶破损；室内则恶臭难闻，光线阴暗；铁窗寒月，门口蜷缩着凶恶的看门人。
第六病室的前堂里堆着各种破烂，如褥垫，破旧的长袍，裤子，衬衫，破鞋等，而看门人尼基塔就躺在这堆破烂上面。尼基塔是专制势力的象征，而这堆破烂就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
医院里到处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全院只有两把手术刀，没有温度计；医生职工和家属与病人一起住在病房里，而病房里充满了蟑螂、臭虫和耗子。有点权力的人都一齐向病人勒索。拉京的前任医师不但倒卖医院里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了一个后宫，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
在专制统治下，人民不但没有行动的自由，而且没有思想的自由。先后被关进第六病室的格罗莫夫和拉京医生，都是精神正常的人。格罗莫夫的经历坎坷，思想正直，和城里人不甚相合，讨厌城里人动物性的恶劣生活，“他永远是真诚的”。这样的人却时常提心吊胆地生活，疑心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在忧虑和恐惧中他神经衰弱了，得了被虐狂。他的反映看似病态，但这是专制统治造成的，是他对社会现实有清醒认识的结果。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对支配他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一次总清算。这集中反映在对拉京医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
拉京医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奉者，对社会虽多有不满，但能容忍，他的处世之道是：“痛苦是一种生动的观念，运用意志力量改变这个观念，丢开它，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他的这种态度遭到了格罗莫夫的责斥。他逐渐被格罗莫夫的思想所吸引，越来越频繁地来看望格罗莫夫。城里人都认为他疯了，胁迫他辞职，外出旅行。外出回来时，工作和住房都没了，生活失去了保障，整日精神抑郁。最后被那个抢了他职位的霍包托夫骗进了第六病室。他向看门人尼基塔请求出去散散步，却遭到暴打，直到临死他才明白托尔斯泰主义是于事无补的。
对庸俗生活的尖锐讽刺契诃夫认识到，专制社会中最可怕的不是愚昧无知者的麻木不仁，可怕的是知识分子的灵魂也被庸俗不堪的社会空气所毒化。因此他写某些人陷于庸俗丑恶的生活而不可自拔，由人变成了庸人，也有的人深感庸俗生活的可怕而千方百计想逃出去。典型的作品有《姚尼奇》、《醋栗》、《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等。
《姚尼奇》和《醋栗》形象地展示了“人变成庸人”的过程。在《姚尼奇》里，作者首先给我们介绍了城里顶有才气、顶有修养的屠尔金一家。屠尔金爱说俏皮话；基妻总对客人朗诵自己写的小说，写的是生活里决不会有的事，人们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听。其女儿叶卡捷琳娜弹钢琴，使轻地按琴键，仿佛非要把那几个琴键按进琴里面决不罢休似的。她在弹一段很难的曲子，那曲子所以有趣味，就因为它难。客人走时，听差巴瓦听从主人的命令，拉开架式，扬起胳膊，用悲惨的声调说：“苦命的女人，死吧！”
这种生活周而复始。人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种所谓“高雅”的生活，处身于庸俗之中而不知。契诃夫用他锐利的解剖刀，解剖着小城里人们的灵魂，发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散发出庸俗的气息。既然是这样一个环境，那么姚尼奇的蜕变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位学医的年轻人，初到小城是那样精神焕发，他渴望过高雅的生活，因此被介绍到屠尔金先生家。他佩服屠尔金一家高雅的修养，并由衷地爱上了他们的女儿，但叶卡捷琳娜却以只爱艺术为由对年轻医生百般捉弄，并最终拒绝了他的追求。等到这位小姐学音乐不成返回故乡企图重叙前情时，却再也激不起姚尼奇的一点爱意。因为姚尼奇已经完全融进了庸俗的生活里，他的兴趣只在点他赚来的钱。再以后，姚尼奇长得越来越胖，满身脂肪，呼吸发喘，声调变得又细又尖，性情变得又凶又暴。他单身一个人，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读完这篇小说，读者无不为姚尼奇的蜕变惋惜，但更会对造成他蜕变的丑恶环境发出深深的谴责，这也正是契诃夫想让我们看到和想到的东西。
《醋栗》讲的也是人变成庸人的故事，与《姚尼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篇小说中，促成人蜕变的环境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更少，主人公蜕变的过程也就描绘得更细致、生动。“我”的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从十九岁在税务署当差起，就有一个心愿，在乡下给自己买一个小小的庄园，为此，他常常画他未来产业的草图，其中总离不了这几样东西，主人的正房，仆人的下房，菜园，醋栗树。他使劲地攒钱，娶了又老又丑的寡妇，为了钱，老是弄得她吃不饱，不出三年，她就把灵魂交给了上帝。作者感叹：“钱跟伏特卡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
弟弟终于买了庄园。多年后，“我”去看他，先遇见条红毛肥狗，活象一头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懒得叫。厨娘是光脚的胖女人，看样子也像一条猪。我弟弟饭后正在休息，“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脸颊、鼻子、嘴唇全都突出来，看样子好象他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似的。”弟弟爱吃醋栗，吃的时候“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时候那种得意的神情。”半夜睡不着老是爬下床，拿一颗吃一吃。
作者所以给这篇小说取名《醋栗》，其中的象征意味是浓厚的。因为它微不足道，不会成为常人追求的目标，但主人公却对它念念不忘，孜孜以求。它就好象是一个标志，标示出主人公庸俗、蜕变的轨迹，也让我们感叹其灵魂的可怜。他们过的无非是一种动物性的生活，把人写得像猪一样，可见作者对这种生活的痛恨。
如果生活中都是甘于庸俗生活的人，那实在是太让人绝望了。幸好有不甘于庸俗生活的人，这就是《文学教师》里的尼基丁。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人往往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庸俗，而是不知不觉中陷入庸俗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尼基丁与玛霞由恋爱而结婚，新婚生活中充满了恋爱时的甜蜜，尼基丁以谈玄和把妻子的辫子拆开再编上来打发时光。渐渐地，婚姻生活被庸俗给毒化了，因为玛霞整天围着奶牛、牛奶、酸奶酪和腊肠打转转，作为她的陪嫁的猫和狗也把家里弄得充满了动物园的味道。尼基丁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天啊，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给庸俗，庸俗团团围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酪，一坛坛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屈辱、更使人愁闷的东西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啦。”
对新生活的向往怎样才能彻底摆脱庸俗的生活，怎样生活才真正有意义，在以上作品中作者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观念，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有意义生活的追求。后期的小说就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这其中有《主教》和《新娘》。
《主教》中的主教快死了，但“他不想死；他仍旧觉得他没有得到一种顶重要的东西，一种他过去朦朦胧胧向往过的东西”。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契诃夫在健康恶化的情况下对生活的留恋与追求。小说里的主教虽然死了，但他却把春天和阳光留给了人们。在他去逝后的“第二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城里的４３座教堂和两个寺院的清脆而欢畅的钟声从早到晚不停地在城市上空飘荡，使得春天的空气颤抖；鸟儿在歌唱，阳光普照大地。”
《新娘》中同样有死神的幽灵在徘徊。一个叫沙夏的莫斯科人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最终被死神夺去了生命。而女主人公娜嘉一直受到沙夏的鼓励，要她去过一种新生活。当沙夏死后，他对新生活的向往在娜嘉的身上复活了，娜嘉勇敢地奔向新生活，虽然那种生活“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读着这样的篇章，仿佛在读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嘱。他虽然恋恋不舍地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希望后来者活得更有活力，更有意义。
对“小事”论的批判
《带阁楼的房子――艺术家的故事》涉及到八九十年代风行俄国的一种社会思潮。一些人热衷于“小事”上的小改小革，诸如搞募捐、兴教育、办诊所、建图书馆等，而对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却不闻不问。契诃夫意识到“小事”论无助于社会的真正变革，而是在为现行制度帮忙。小说里的地主小姐莉达就是一个热衷于小事的知识分子，她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各种小事上，并以此为满足。但一位敏锐的画家却对她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依我看来，什么医疗所啦，学校啦，图书馆啦，药房啦，在现有条件下，是仅仅为奴役服务的。人民给一条大链子缚住；您呢，不砍掉那条链子，反倒替它添上新的环节。”虽然作者并不能给小事论者指出更正确的道路，但他对小事论的看法却是当时的艺术家所难以达到的。
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八十年代写过一些独幕剧，其中较著名的有：《蠢货》、《求婚》。具有闹剧的特点，反映的生活面不广。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喜剧性的情节嘲笑小市民的庸俗和地主的卑劣。
后期开始写多幕剧，计有五部：《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
《海鸥》反映的是一对青年艺术家的生活。青年作家特里勃列夫与女演员宁娜都有自己的艺术追求。特里勃列夫认为“现代戏剧全是俗套和偏见”，并创作了一个形式新颖的剧本，由宁娜来演剧中的女主角。但此举却遭到了特里勃列夫的母亲（名演员）及其情人特利哥林（名作家）的反对。此后，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爱情发生了危机。宁娜随持利哥林到了莫斯科，但不幸的命运却接踵而至，先是宁娜被特利哥林抛弃，接着是孩子夭折。宁娜饱受了生活的磨难，但她没有退缩，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最终成了一名出色的演员。而特里勃列夫则不然，他意志消沉，虚度岁月，最终一事无成。当宁娜回到故乡，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请求宁娜留在他的身边，遭到了宁娜的拒绝。特里勃列夫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开枪自杀了。
《海鸥》的初演曾惨遭失败，连托尔斯泰都认为契诃夫的才能不在戏剧方面。而高尔基却独具慧眼，给予《海鸥》很高的评价：“《海鸥》是新型的戏剧艺术，现实主义在这儿上升到了鼓舞力量的，含意深刻的象征的境界。……别人的戏不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您的戏却做到了这一点”。高尔基的话是我们理解这部戏的关键。作为现实主义戏剧家，契诃夫的戏剧既是反映当时的俄国现实的，又是富于深刻的生活哲理的。初看，它没有以往戏剧曲折的情节和慷慨的激情，就如生活本身一样质朴无华，这也许就是它一度不被观众接受的原因之一。然而，当你透过戏剧的表面情节，细细地咀嚼其中醇厚的韵味时，却会被它深含的生活哲理所折服。乍看剧名，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在剧中寻找海鸥，然而海鸥却只是对不同人物命运、生活道路的象征，它既可象征宁娜的不屈不挠、振翅高飞，也可象征特里勃列夫的蜷缩羽翼、无力搏击风浪。观众自可在现实性的情节与象征性的形象中找到如何对待生活的答案。
宁娜“像海鸥一样神往着舞台”；
特里勃列夫用猎枪打死了一只海鸥；
特利哥林借海鸥之死诱惑宁娜；
被特利哥林抛弃的宁娜与特里勃列夫常有书信往来，宁娜总以“海鸥”属名；
宁娜是在恶风浊浪上飞翔的海鸥；
特里勃列夫是蜷缩羽翼、无力搏击风浪、中途夭折的海鸥戏剧中象征性因素的增长，是契诃夫对现实主义戏剧的重要发展，自《海鸥》之后，他对这种手法的运用更加成熟，到了后期剧作《樱桃园》，象征意味就更加浓厚了，且表现在多个方面。《樱桃园》反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庄园彻底崩溃的情景。朗涅夫斯卡娅和加耶夫是旧式贵族的代表，他们尚空谈不务实，好幻想而不实干，在悠闲的生活中消磨时光，终难逃灭亡的命运。家产将尽时，只有卖掉樱桃园。此一举表明贵族之家经济的破产。陆伯兴是商人和企业主，他精明强干，头脑清醒，拥有资本。他不尚美感，专为营利，主人未走，即已开始砍伐樱桃树。他是“一个看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肉猛兽”。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的胜利。但是，陆伯兴之流并不能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他特意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特罗菲莫夫和安尼雅的形象，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使剧本充满乐观向上的情调。在这个剧本中，樱桃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它的繁花似锦，象征了俄国贵族阶级生活方式的最后存在，而它的消失，代表了旧时代的逝去的和新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有力谴责。即使脱离了契诃夫生活的那个时代，樱桃园仍然能够勾起现代人的无尽暇想。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也暗含着象征的意味。管家叶比莫霍夫和家庭教师夏洛蒂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人物，但当把他们置于与其主人的关系中时，则突出了对朗涅夫斯卡娅孤独无着和加耶夫飘忽浪漫性格的强调。
契诃夫小说的艺术成就：
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正如普希金一样，发展了艺术形式。这是了不起的功劳。”,契诃夫——这是散文中的普希金。在普希金的诗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他自己所亲身体验过的某种东西，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情况也一样，甚至在他的某些篇小说里读者一定会看到自己和自己的思想。”
一、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契诃夫之前的短篇小说多满足于讲故事，因为它篇幅有限，难以对人物进行精细的刻划，塑造出长篇小说中才能够有的典型的人物形象。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尽管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已颇有造诣，但他的多数作品还停留在如何讲故事的层次上，更多情况下，他的目光是盯在“物”上的，这从他的小说题目上可见一斑，如项链、珠宝、伞、勋章、遗产等。而契诃夫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人物的描写上，因此他的作品更多是以人来命名的，如公务员、万卡、变色龙、套中人、姚尼奇、文学教师、脖子上的安娜、跳来跳去的女人等，即使不以人名来命名，其名称亦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如苦恼、哀伤等，这就决定了契诃夫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人物性格的刻划上，从而能够实现对短篇小说篇幅限制的超越，塑造出过去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够胜任的世界级的人物形象。就像我们现在常常可以用世界著名的文学人物（如堂吉诃德、答丢夫、葛朗台）来称呼生活中的某类人一样，我们同样可以用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别里科夫和奥楚蔑洛夫来概括生活中某一类人的性格行为特征，而在其他短篇小说家的笔下却难以找出达到这一层次的人物形象，这是契诃夫能够居于世界短篇小说最高峰的主要原因。
二、简炼的表现手法。
这一特点与契诃夫初入文坛所受到的训练是有密切关系的。当初，他向《花絮》杂志投稿时，该刊主编列依金要求契诃夫要写得简短、幽默，每篇不超过１００句。
契诃夫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份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正是从这样一种艺术认识出发，契诃夫的小说“内容远比文字多”。
现实主义小说总要写环境的，但契诃夫的小说，没有巴尔扎克式的烦琐的环境描写，所写之物皆有其特殊的功能，从不无端地浪费笔墨。
三、浓郁的抒情意味。
契诃夫是一位深沉含蓄的作家，因此他的抒情也不是年轻人幼稚的向往，而是包含着爱恨悲欢，深沉厚重的抒情。他对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情，对奴性、庸俗的切齿之恨，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对俄罗斯大地美景的由衷赞美，构成了他小说的一处处亮点。他既是在向人们讲述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同时也把他的情感倾注进了这些故事之中。俄罗斯作家所特有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成为契诃夫小说的一个情感基础。契诃夫的小说难得有大段的抒情文字，《草原》中的抒情性描写是一个特例。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段落里，同样可以听到契诃夫对俄国命运的深深的叹息：
,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可爱而庄严的故土的呼唤，一心想随着夜鸟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滚滚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为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契诃夫小说选》第１９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