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1818-1883）
屠格涅夫是自然派的重要作家，在政治上属于西欧派，主张俄国应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走英国君主立宪的道路。他于１８１８年生于俄罗斯中部的奥略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是一名退职军官，其母瓦尔瓦拉则是一个性情残暴的农奴主。十岁之前，屠格涅夫一直住在家乡巴斯科耶－路德维诺沃庄园，母亲的专横和暴虐留给他的是阴暗的记忆，以致他在后来的小说《木木》里把他的母亲作了女农奴主的原型。
１８２７年屠格涅夫随家迁居莫斯科。１８３３年屠格涅夫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后转入彼得堡大学，１８３７年毕业于该校哲学系语言专业。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１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
在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就开始了文学创作，重要作品有诗剧《斯捷诺》。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屠格涅夫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的，在这部作品里，他塑造了浪漫主义主人公罗马时代的斯节诺，在他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拜伦笔下曼弗雷德的影子，这就是他的悲观厌世，忧郁孤独。由于其模仿成份，而招致评论家的批评。
１８４３年出版的长诗《帕拉莎》更多地受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影响，其中写到的男主人公维克托尔和女主人公帕拉莎多少具有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的特点，同时也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对维克托尔的描写，显示了这个人物比奥涅金更少进步的成份，而是走向了多余人的末路，在这方面，屠格涅夫比冈察洛夫更早看到了多余人的弱点。其中写道，他已不像从前那样机灵，爱讥讽人的才智消失了，连怀疑论也完全抛掉，从陌生国度带回来的“狡猾而懦怯的观察成果”也忘记了。后来，他娶了帕拉莎为妻，“出奇地胖了起来”，并且永久地放弃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浪漫主义幻想。这多么像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啊。
《帕拉莎》深受别林斯基的赞赏，屠格涅夫并由此而结识了别林斯基，在思想上接受了别林斯的影响，并进而导致他日后写出更为激进的作品。屠格涅夫曾说，别林斯基及其《给果戈理的一封信》是他的“全部信仰”。
这一年，他结识了法国女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他迷恋维亚尔多，追随她到了法国，并长期侨居法国，终生与她和她的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段特殊的情感使屠格涅夫有条件为俄国与法国文学之间的交流作更多的工作。他与法国作家乔治桑、福楼拜、都德、莫泊桑、左拉等过往甚密，同时把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国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到了西欧。
１８４７年，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的随笔作品《霍尔与卡里内奇》，获得巨大成功。此后又陆续写了２０余篇随笔作品，结集为《猎人笔记》出版，这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声誉和社会影响。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感情，描写了农奴制下农民的不幸，展示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塑造了各类地主形象，揭示了贵族地主的残酷和行将灭亡的必然性，有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
在屠格涅夫之前的俄国文学中，虽有一些写下层人物的作品，但塑造的多是一些痛苦和扭曲的灵魂，而屠格涅夫这位猎人，行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近距离地观察了农奴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农奴所具有的人格魅力。《猎人笔记》里的开篇之作《霍尔与卡里内奇》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霍尔与卡里内奇虽然都是农奴身份，但他们却并没有小人物们所特有的人格缺陷和精神扭曲，而是非常充实地生活于大自然之中，具有充沛的精力、旺盛的创造力和多方面的才艺。霍尔的外貌很像苏格拉底，这个秃顶的小老头，身体结实，精明能干，热爱生活，自信自尊，而且视野开阔，关心世事。卡里内奇在外貌上与霍尔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身材瘦弱，无家无业，热爱自然，内心充满诗意，会唱歌，会弹琴，会读书写字，还会许多其他生活技能。他常送鲜花给他的朋友霍尔，他的幻想丰富、浪漫随意与霍尔的精明肯干、讲究实际互为补充，同时他也和他的朋友一样拥有一颗自尊的心。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屠格涅夫向我们展示了农奴优美的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正面描写的农奴的同时，《猎人笔记》更表达了对农奴制的强烈否定。屠格涅夫在他回忆录里这样谈及他写《猎人笔记》时的思想状态：“同我所憎恨的东西并存，我简直连一口气也不能喘；为了这个看来我还缺少必要的毅力和坚强的性格。我必须远远离开我的敌人，以便在远方能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的眼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它冠用着众人皆知的名字：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在这个名字的周围，我准备和集中了一切，我决心同它斗争到底－－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和解。”（普里托沃依特《屠格涅夫评传》，第３８页）出于对农奴制度的刻骨仇恨，在《村吏》里，屠格涅夫写了一个叫宾诺奇金的地主。列宁曾经这样谈到这个地主：“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人‘为什么不把酒热一下？’仆人哑口无言，脸色铁青。”当他的厨师坐的车子翻倒了，压在厨师的肚子上，这个“风度优雅的恶棍”一点也不为这个人的生命担心，而只是派人打听厨子的双手是否健在。《小地主奥尔谢尼科夫》里这样概括农民的命运，地主“拿农民当作木偶，把他们摆弄来摆弄去，把他们弄坏，然后扔掉。而那些农奴出身的发号施令的人，还有从德国来的管理人，又把他们攥在手心里。”
深重的剥削，导致农民对地主的报复。在《食地兽》里一个地主年年夺取农民的土地，农民把他叫作食地兽，强迫他吃下了八普特肥沃的黑土。
,猎人笔记》是俄国自然派的重要收获，是对农奴制的一次有力的攻击。俄国进步作家纷纷给予屠格涅夫以极高的评价，例如赫尔岑就把《猎人笔记》称为“用诗写成的对农奴制的控诉书”。统治者则在其中发现了“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
与此同时，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系列戏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食客》、《乡村一月》等。这些被称为“抒情心理剧”的作品为当年处于萧条的俄国剧坛注入了清新的空气。
１８５２年，果戈理去逝，屠格涅夫不顾当局的禁令，发表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当局以“违反审查条例”的罪名逮捕了屠格涅夫。在彼得堡被拘留了一个月之后，他又被遣送回原籍斯巴斯科耶由当地警察机关看管，时间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屠格涅夫完成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的中篇小说《木木》。１８５３年他获准返回彼得堡，进步文学界为他重获自由举行了欢迎会。
从５０年代起，屠格涅夫的创作重心开始移向小说领域。他先在一系列中篇小说中塑造出他所熟悉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多余人日记》、《僻静的角落》、《阿霞》等。在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这一专用名词就是在《多余人日记》发表之后才广为流传的。《阿霞》更是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好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此特撰长文《幽会中的俄罗斯人》，称《阿霞》是当时文坛上“几乎唯一的优秀之作”。
此后，屠格涅夫进一步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写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几乎是用编年史的方式，写出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较早的两部作品是《罗亭》（1856）和《贵族之家》（1859）。
在罗亭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像奥涅金那样沉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经历。与那些只探到了进步思想冰山一角的多余人不一样，罗亭更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他所受的教育超出了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多余人。在学生时代他就参加过进步青年的团体，十分关心社会问题，渴望自由和正义，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对黑格尔哲学的潜心研究和留学法国期间与欧洲启蒙思想的接近，使他的思想更加敏锐，对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锻炼了他出众的辩才。这一切为他在俄国宣传启蒙主义思想作了必要的准备。屠格涅夫对罗亭形象的塑造之不同于以往的多余人，在于他不再仅“限于揭露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的弱点，而是在批评他们的言行脱节的同时，赞扬他们的活动的历史作用了。”（磊然译《罗亭》译本序）
从欧洲回来的罗亭像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把自由和正义的理想洒向俄国的大地，以期唤醒众人，激励他们投身社会改革。他再也不能忍受俄国的黑暗与落后，因此他离家出走，四处漂泊。宣传启蒙思想就是罗亭的任务，就是他最有效的行动。
罗亭以他的雄辩和热情感染着他周围的人，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其中就有贵族少女娜塔丽雅，她由衷地爱上了罗亭，罗亭也爱她。然而罗亭的软弱和缺乏实际行动的能力，使他在困难和障碍面前退却了。虽然娜塔丽雅的母亲极力反对他们相爱，加之娜塔丽雅不乏追求者，但导致他们两人爱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罗亭作为多余人所不可克服的弱点，因为他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对这样一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他的历史作用呢？高尔基的话是十分客观和中恳的：“在那个时代，理想家是需要的，而且是重要的人物”，“假如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大众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有用处的人物”。（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305页，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与过去较为强调多余人的弱点和造成多余人的社会环境不同，中国学者也更加认识到多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正面人物系列”，罗亭是这一形象系列中正面因素最多的一个。
《贵族之家》所描写的拉夫列茨基与丽莎之间的爱情悲剧，恰似一曲俄国贵族阶级的不尽的挽歌。拉夫列茨基是奥涅金们的后代，是又一个多余人，他诚实、善良，但却遇上了一个不忠的妻子华尔华拉。他们长期分居，华尔华拉在巴黎的花花世界任性胡为，拉夫列茨基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终日游荡。与贵族少女丽莎的相遇，使他的生命焕发了青春，从国外传来的华尔华拉的死讯更使他如放飞的笼中之鸟。但是，华尔华拉并没有死，她犹如横亘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一座高山，迫使丽莎远走他乡，在修道院的高墙内，只有钟声与赞美诗与她的青春相伴；拉夫列茨基则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遁入空门，却无能为力。在既成的婚姻和所爱的人之间他只能选择婚姻而无力冲破束缚追求爱情，他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这就是多余人。
然而，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悲剧绝不仅是个人性的，它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屠格涅夫认为，《贵族之家》的“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合”。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优秀善良的人理应得到幸福，但在专制社会中，他们却无法得到幸福。这也许可以归结为多余人的软弱和无能，但他们的弱点又是谁造成的呢？因而，更深刻的问题就提出来了。皮沙烈夫曾经指出，屠格涅夫“在丽莎这一人物性格中揭示了当代妇女教育的缺点”，即笃信宗教、忍让、顺从。岂止丽莎，拉夫列茨基的软弱无为不也是贵族教育的结果吗？在这样的追问中，《贵族之家》获得了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
,贵族之家》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刻，同时也归功于屠格涅夫独特的艺术技巧。屠格涅夫自认为这部小说是他“曾经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而皮沙烈夫也认为，这是屠格涅夫“结构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之一”。
６０年代初期，屠格涅夫的创作达到高峰，创作出了《前夜》（1860）、《父与子》（1862），其笔触也从贵族知识分子而转向平民知识分子，反映出屠格涅夫对俄国社会发展趋势的超前把握和艺术敏感。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在俄国文坛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激烈程度为俄国文学史上所仅有。同时，他还创作了中篇小说《初恋》。
长篇小说《前夜》标志着屠格涅夫创作的转变，作品的中心人物已经不是出身于贵族的多余人，而是具有“新人”特征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沙罗夫。作品描写了俄国贵族姑娘叶琳娜与英沙罗夫之间的爱情故事。叶琳娜正直、善良、热情，富于牺牲精神，她追随英沙罗夫奔赴保加利亚民族解放的战场，当英沙罗夫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而献身之后，她义无反顾地继承了丈夫未竟的事业。
在英沙罗夫身上，我们看到，他既有巨大的热情和高尚的理想，又不乏从事实际斗争的能力，他的理想与行动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而不再是多余人那样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不仅是思想着人，同时也是行动着的人。
英沙罗夫确实可以作为新人的先驱，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人”，因为他是保加利亚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反抗异族压迫，而当时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国内的阶级压迫，因此杜勃罗留波夫写了《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既对《前夜》中英沙罗夫身上的新人特征予以肯定，又呼唤俄国的英沙罗夫的出现。屠格涅夫无法接受杜勃罗留波夫对他作品的评价，从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屠格涅夫与革命民主派的决裂。
《父与子》所表现的是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所谓父辈是以巴威尔为代表的贵族自由主义者，而子辈是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新人的形象，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新人的一些典型特征：出身于平民，热爱科学，脚踏实地，崇尚实干，富于否定精神，反对夸夸其谈，主张“先把地面打扫干净”。他随同学阿尔卡狄到贵族庄园小住，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常发生争论，然而巴扎罗夫以其激进的观点和有力的论辩，常使巴威尔无还手之力，甚至在一次因偶然因素引发的决斗中，巴威尔也没占到便宜，而是被巴扎罗夫打伤。屠格涅夫通过以上情节，有力地表现了新生的社会力量的咄咄逼人，和他们在与旧势力对磊时的强大优势。然而，由于屠格涅夫本人的自由主义立场，导致他不能完全理解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因此在描写了新生力量的节节胜利之时，又给巴扎罗夫安排了一个英年早逝的结局。巴扎罗夫击伤巴威尔后，离开阿尔卡狄的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在给一位死于伤寒病的死者做尸体解剖时，不慎割破手指，感染而死。
批评家皮萨烈夫认为，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这个典型作过深入的思考，他对它的理解之正确，是我国任何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及的”。这一方面是指屠格涅夫克服了自己的政治偏见，表现了以巴威尔为代表的贵族是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一辈，而未来是属于新人的。另一方面是指屠格涅夫“虚无主义”的客观态度。作者并没有完全站在贵族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对自称为虚无主义者的巴扎罗夫百般指责，而是从相对客观的角度对“父”与“子”之间的对立作了艺术的表现。他赞赏子辈的刚强与锐气，但不赞成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他看到了父辈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肯定他们对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的珍爱。屠格涅夫似乎想在父与子之间作出调和，把两者之间的优点集中在一起不是一件理想的事情吗？
６０年代后期，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烟》（1867）。其中塑造了贵族自由主义者，青年地主李特维诺夫的形象。他在政治上主张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因此被作者视为理想人物。然而，李特维诺夫性格软弱，优柔寡断，不仅改良社会一事无成，即使个人的情感生活也是一团糟。他陷入三角恋爱不可自拔，置出国学习的理想于不顾，周旋于泰雅娜和放荡的贵族小姐伊丽娜之间，但在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结果。他陷入了十分颓唐的情绪之中，感觉“好象一切都是烟，他自己的生活，俄罗斯人的生活，人类的一切……都是烟”。这也正是作品取名“烟”的题中之意，同时也反映出作者这一时期的思想上的消极、悲观。
相对于《父与子》，《烟》是屠格涅夫思想上的倒退，因而导致了俄国进步文艺界对他的批评。俄国著名评论家皮沙烈夫在致屠格涅夫的信中说：“我对《烟》并不满意。我觉得它是对《父与子》的奇怪而不祥的注释。我产生了一个和著名的问题：‘该隐，你的弟弟亚伯在哪里？’相似的问题。我想问您：伊凡·谢尔盖耶维奇，您把巴扎洛夫弄到哪里去了？”“您用李特维诺夫的眼光看待俄国生活的各种事物。您根据他的观点作结论。您使他成为长篇小说的中心和主人公。可是，须知李特维诺夫就是巴扎洛夫曾徒劳无益地请求他不要说漂亮话的那个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鲍戈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传》第398页）皮沙烈夫痛心质问屠格涅夫：“难道您以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巴扎洛夫真的于一八五九年因手指割破死去了吗？” （出处同上）
诗人丘特切夫曾把屠格涅夫在此之前所写的作品称为“神奇的森林”，但当他看到《烟》之后，他写道：
我们怀着昔日的深情，
又走近这神秘的森林。
但它在哪里？是谁降下帷幕，
使天上和人间都失去光明？
这是什么？是魔力还是幻影？
我们在哪里？怎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里只有烟雾，好似第五原素，
茫茫的烟雾无边无际，多么清冷！
７０年代，屠格涅夫定居法国，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所谓“回忆的中篇”，如《草原上的李尔王》、《普宁与巴布宁》、《春潮》等。１８７７年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
《处女地》反映的是七十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男主人公涅日达诺夫是激进的民粹派青年，他在自由主义贵族西比雅京家当家庭教师，同时多次不顾阻挠到民间去宣传革命，并与西比雅京的外甥女玛利安娜相爱。他们双双逃出贵族之家，寄居在沙罗明的工厂里。涅日达诺夫虽然思想激进，但意志脆弱。当他的革命事业遇到挫折时，尤其是不为农民所理解而遭到嘲弄时，即产生了动摇和绝望情绪，以自杀了却自己的一生。他的恋人玛利安娜最终与政治上的温和派沙罗明结为夫妻。小说题名《处女地》意在寻找开垦处女地的方法和途径。作者认为，要开垦这样的处女地，“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在屠格涅夫的心目中，所谓能开垦这块处女地的“铁犁”绝对不是涅日达诺夫这样的激进派，而是以沙罗明为代表的渐进派。通过这部小说，屠格涅夫再一次表达了他的政治改良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晚年的主要作品是《散文诗》，包括８３篇散文诗。它被认为是屠格涅夫生命与艺术的总结。既有前途渺茫、人生如梦消极思想的流露，也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慷慨之作，充分表达了他的暮年情怀。
屠格涅夫于１８８３年8月22日（公历９月３日）病逝于巴黎。根据作家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安葬在彼得堡的沃尔科夫墓地的别林斯基墓旁。
屠格涅夫对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首先，他的长篇小说“属于俄罗斯文学中最浓缩、最紧凑的长篇小说之列”。从篇幅上看，他的长篇小说都难以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相比，只不过比一般的“中篇”长一些而已。但他的小说同样具有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同样塑造了可在俄国文学中占一流位置的人物形象。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情节结构的单纯性。他的多数小说都遵循单线索发展的规则，没有交叉错落的情节，没有枝蔓旁生的铺写；二是人物数量少。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往往写到上百个人物，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从来不追求人物众多，而是集中写几个人物，且人物关系简单明了。三是心理描写的独特技巧。屠格涅夫从不作大段的心理分析，而是注重表现人物心理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屠格涅夫认为人物的内心活动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他常常通过人物的表情与动作等细枝末节来暗示人物心理的变化，让读者去猜测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例如，《贵族之家》的结尾写拉夫列茨基到修道院去看望丽莎，两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极不平静的，但作者并不直接写他们的所思所想，而是通过外化的描写来表现他们的心理，即通过丽莎的手、眼、面部的细微动作来表现她表面平静其实激动不已的内心世界。为了强调人的心理的不可言表，作者最后写道：“人生里面有些情感，有些瞬间，那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
屠格涅夫是抒情大师，他眼中的大自然在他的生花妙笔的点染下，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别林斯基认为，“屠格涅夫不单单在大自然的诗意外貌上描写它，而是按照他所理解的那样描写它”。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的情调是随着人物的情绪而变化的。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有力地衬托了人物的心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
屠格涅夫的语言是朴素的、优美的，他的作品被视为的俄罗斯语言的典范之一。高尔基说：“未来的文学史专家谈到俄罗斯语言的发展时，一定会说：这种语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