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其六十年的创作历程和众多优秀的作品为自己在世界文学中赢得了第一流的位置。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生于图拉省克拉皮县雅斯纳雅·波良纳一个贵族之家,但幼年不幸,两岁丧母,九岁丧父,由姑妈监护长大。幼失父母呵护使托尔斯泰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习惯。1844年,托尔斯泰入喀山大学,选读东方语文(阿拉伯、土耳其语)系,次年转入法学系,深受卢梭和伏尔泰学说的影响。1847年,因厌恶官方法律,申请退学,回到了世袭的庄园。在庄园里,他致力于农事改革,试图改善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但均遭失败。在心灰意冷的情况下,他曾混迹于莫斯科的上流社会,像觉醒前的多余人一样过了一段放荡的生活,但他不甘沉沦,向往着道德的纯洁和完善。1851年到高加索服兵役,担任下级军官,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六年之中,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其间发表了《童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
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通过对贵族尼古林卡成长过程的描写,细致了展现了主人公思想情感和心理的微妙变化,宣扬了以道德的自我修养来完善自我的思想,在艺术上表现出卓越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的才能。这引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在《〈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故事集〉》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托尔斯泰伯爵所最最注意的是一些情感和思想怎样发展成别的情感和思想;......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心灵辩证法的运用成为托尔斯泰以后作品中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是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短篇小说集,一方面在对比中揭露贵族军官的道德低下,歌颂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英勇牺牲精神;另一方面继续致力于道德完善的探索和心理内涵的挖掘;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战争生活的描写,为其日后创作《战争与和平》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856年,托尔斯泰发表了带有自传性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伤作品描写了贵族地主聂赫留道夫进行农事改革遭到失败的故事。作者站在贵族立场上,试图在不触动贵族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改革,但终难得到农民的信任,因此失败也就是必然的。这是托尔斯泰第一次在作品中反映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而在后来的作品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也是他十分重视的问题。
农事改革的失败,使托尔斯泰心情郁闷,此后,他两度出游西欧,皆为探索俄国的出路。1857年第一次出游,考察了法、德、意、瑞士等国,作为此次出国的总结,他创作了短篇小说《琉森》。琉森是瑞士的疗养地,托尔斯泰在此遇到了一件令他十分愤怒的事件,一位穷音乐家忍着饥渴为有钱人演唱,但却得不到丝毫施舍。托尔斯泰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这群道德低下的上等人,从道德的角度,他无法接受资本主义,通过这样一个短篇,托尔斯泰否定了俄国走西欧道路的可能性。
五十年代末,托尔斯泰与革命民主派在农奴制与艺术观问题上发生分歧,脱离了代表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现代人》杂志,从彼得堡回到故乡的庄园。此时,他把教育视为变革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家乡创办了学校。1860-1861年,为考察教育托尔斯泰再度访问欧洲,在途中听到农奴解放的消息。回国后他担任了调解人,由于他在调解中常常偏袒农民,而且他创办的学校招收的都是农民子弟,受到贵族和统治者的反对,导致他的庄园和学校在1862年受到宪兵的搜查。
农奴制度的迅速崩溃,迫使托尔斯泰更积极地探索贵族阶级的出路。1862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即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小说主人公奥列宁厌倦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来到高加索山区。哥萨克纯朴、自由、勤劳的性格和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与污浊的上流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他由然而向往他们的生活。在此他爱上了哥萨克姑娘玛丽安卡,并愿意放弃贵族的身份,与哥萨克在一起生活,然而贵族与山民之间的隔阂只能使奥列宁失望而归。虽然奥列宁最终又回到了上流社会,反映了作家找不到出路的精神苦闷,但其中所提出的“平民化”思想却构成了此后托尔斯泰精神探索的重要基础。
1862年,托尔斯泰与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亚结婚。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使他暂时忘却了精神的苦闷,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去。此时托尔斯泰创作的主题仍然是探索俄国与贵族阶级的出路。他在现实生活中无路可寻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向了俄国的历史,试图从历史中找到有益的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创作。最初,他想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然而,随着历史视野的展开,他的目光投向了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历史,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自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俄国的社会生活。他通过对四个贵族家族的描写来探索贵族阶级的出路,这四个贵族家族同时也构成了小说的四条情节线索,他们是: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库拉金。前三者作为庄园贵族,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乡间,与大自然的接近使他们保持了俄罗斯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人与人之间的宗法关系,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舍弃个人利益而投身于救国事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而库拉金家族的成员则长期居住在京城,与宫廷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个人的升迁和自己的私欲,大敌当前,竟置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是作者鞭挞的对象。
在这些爱国贵族之中,作者突出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即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彼埃·尔别祖霍夫伯爵及罗斯托夫家族中的娜达莎小姐。
安德烈:刚刚出场的安德烈处身于高等社会的沙龙里,却显得疲乏而厌倦,贵族们的谈吐引不起他的兴趣,在这一点上他与奥涅金很相似。实际上他才华出众,博学多识,善于思考。他深感上流社会生活的虚伪和无聊,向往着更高的精神境界。战争使他摆脱了精神萎靡的状态,作为贵族他渴望的是建立功勋和赢得荣誉,他渴望英武地骑在马上头也不回地冲向敌人的潇洒感觉,但战场上他所见到的却是其貌不扬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冲锋陷阵,平民英雄代替了他心目中的贵族英雄。奥斯特里齐战役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身受重伤后躺在硝烟未散的战场上,面对无尽的苍穹,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自私,认识到对荣誉的追求也不过是虚荣心的表现:“我以前怎么会没有看到这个崇高的天空?现在我终于认识了它,又是多么幸福。是啊!一切都是空虚,一切都是欺骗,只除了这个无边无际的天空。”从此他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生活。此后他虽然经历了丧妻及娜达莎与阿那托尔私奔所带来的巨大打击,但终未能动摇他对生活的信念。在后来的战争生活,他与普通的士兵更加接近,特别是在波罗金诺战役中,他感受到了士兵英勇而崇高的精神,懂得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的道理,接受了为他人、为人民而活着的信念。战斗中他再次负重任,终于不治而死,但临死前他接受了《福音书》中爱一切人的教义,显示出托尔斯泰式博爱主义的胜利。
彼埃尔是大贵族的私生子,广有财产,他与库拉金家族的爱伦结合,备受妻子不忠的折磨,他痛恨上流社会不道德的生活,但却无力自拔,混迹其间,以一系列放荡行为来发泄对上流社会的不满。他也和奥涅金们一样,进行过多种改变自己生活的尝试,办慈善事业、搞农事改革,都未能使他摆脱对生活的厌倦。战争使他的精神获得了新生,他亲临波罗金诺战场,与士兵们一起运炮弹,在与普通士兵的接触中他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以致在莫斯科的大火中,他出生入死,救出儿童,并欲行刺拿破仑,被法军俘获,经受了刑场上的考验。在他的精神探索中,他既接受了“共济会”的博爱主义,更在农民士兵普拉东·卡达耶夫那里接受了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的思想,参加十二月党人的早期组织是他精神探索的新起点。
娜达莎是理想化的俄罗斯贵族妇女的形象。她天真烂漫、充满青春活力。她的一颦一笑、舞蹈与歌唱都透露出俄罗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巨大魅力。她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在莫斯科撤退中,她把装满家财的马车让出来运送伤兵,表现出崇高的爱国品德。虽然她也曾受肉欲的诱惑,与阿那托尔私奔,但她能迷途知返,重新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上,最终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型的人。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虽然倾力刻画了探索型贵族的形象,但更在恢宏的背景下,表现了人民与战争的主题,肯定了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这里有浴血奋战在战争一线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战斗在敌人后方的农民游击队,宁可烧掉自己的商店也不把东西留给敌人的爱国商人,以及像安德烈、娜达莎这样的爱国贵族。是他们所形成的浩荡的人民力量,最终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
,战争与和平》所具有的宏大规模、作者对纷繁复杂的生活与战争场面的超凡驾驭能力,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细刻划,反映出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巨大飞跃,使他步入了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但小说中对历史、道德、哲学问题的议论,时时出现在正常的事件发展中,以致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因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不能代替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战争与和平》杀青之后,他的目光又聚焦在他正在经历的当代生活上。《安娜·卡列尼娜》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写一个背叛了家庭的坏女人的故事。但家庭内部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时代的、社会的矛盾冲突,因此,托尔斯泰虽然着眼于不同家庭的生活,但却在宽广的角度上反映了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社会的时代特点,反映了落后的社会制度与拥有先进思想的贵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悲剧。
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对改革之后俄国社会特点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他在小说中借列文之口指出:“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列宁对这句话作了精辟的注释,认为翻了一个身是农奴及其旧秩序,而刚刚开始安排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说明,小说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经济制度与思想观念上都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
,安娜·卡列尼娜》由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构成,一条以安娜为主,写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爱情,安娜与卡列宁及整个彼得堡上流社会之间的冲突;另一条以列文为主,写他与吉提的离合故事,同时展示了宗法制农村的生活,重点表现他的精神探索。在两条线索之间有一对夫妻起着联接的作用,即安娜的哥哥奥布朗斯基及其妻子杜丽(吉提的姐姐)。这就从形式上保证了两条线索虽然是平行发展的,但并不是分离的。从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性上来讲,安娜的探索主要涉及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其主要活动领域在城市,列文的探索虽然具有强烈的内省性质,但他的主要活动领域在农村,是面对旧俄国经济基础的崩溃而进行的无奈的反抗,涉及到经济基础的问题。这就保证了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诸方面的。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讲,两条线索之间构成了天然的对比关系,从情节的发展走向到人物性格的塑造,莫不遵守对比原则,从而增加了情节的张力,突出了双方的人物性格。
安娜是十九世纪俄国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形象,这类形象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中早已见识过,但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才具备了出现此类人物的土壤。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出现像安娜这样的人物,其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一方面是她所拥有的先进思想与封建专制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她本身尚无法彻底克服的旧思想、旧意识与先进思想之间的内在冲突,都构成了其命运的悲剧性。此外,作家赋予了安娜许多优美的品质(即个性),优美品质的毁灭同样增加了小说的悲剧色彩,使读者对美的毁灭者发出由衷的谴责和仇恨。
安娜是在传统的宗教和贵族教育下长大的,尚为少女就由姑妈作主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封建的包办婚姻就已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与卡列宁婚后八年的生活是压抑的,令人窒息的,她曾努力去爱卡列宁,但面对这样一个官僚机器,爱的激情根本无从唤起,无奈她只好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寄托在儿子阿辽沙的身上。而与渥伦斯基的相遇,却激发起她内心早就存在的爱的激情,虽然最初她并不敢正视它,但是“......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的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这段描写,准确地传达了安娜在爱心初动时的精神状态。此后,安娜与渥伦斯基经常在社交场合见面,上流社会的人们都含着会心的笑意预期着一段新的风流韵事的上演。如果情节这样发展下去,那就不过是风流韵事而已,但是,安娜却是一位有坦荡胸怀和磊落性格的妇女,她绝不愿意像社交场中那些贵族那样以偷情为乐,在淫乐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对整个上流社会来说,安娜唯一的错误就在于她不愿意过偷情生活,她要公开自己的爱情,堂堂正正地与渥伦斯基生活在一起,要与卡列宁离婚。她既有公开自己思想的魄力,也有把它付诸实施的勇气,因此他不顾包括他的丈夫在内的上流社会的重重阻挠,顶着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毅然与渥伦斯基生活在了一起,并双双出国,去享受爱情生活的甜蜜。
安娜对爱情的追求,严重破坏了贵族上流社会的道德秩序,他们的所谓道德就是维持家庭表面上的和谐,至于暗地里做些什么,却并不为过。但安娜却不顾丈夫的“宽容”和劝阻,抛弃了丈夫和儿子,拆散了家庭,践踏了卡列宁的体面,因而就不为上流社会所容。社交生活是贵族妇女维持其社会角色的必要生活内容,而安娜却从此失去了进入社交界的权利,这无疑是把她打入了冷宫,而且把她打入冷宫是一些无权在道德上指责她的人。儿子是她除爱情之外另一个精神支柱,在儿子与情人之间她无法割舍,社会舆论在为她抛弃儿子而发出声声谴责,而她则在忍受不能与儿子想见的思念之苦,爱情与亲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深深地折磨着她,以致她内心的负罪感越来越重。当她意识到自己只有爱情这一棵救命的稻草时,她对渥伦斯基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她企图唤回他最初的激情和爱,但得到的只是渥伦斯奇的冷淡和反感。对安娜来说,爱已不在,她活在世上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她只能以死来对这个冷酷的社会发出她无声的抗议。
安娜的悲剧来自封建的包办婚姻,上流社会的迫害,新旧思想在安娜头脑中的交战,以及渥伦斯基对安娜的冷淡,但最根本的是专制、冷酷的社会对她的迫害。
从最初想写一个堕落的女人的故事,到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的有光彩的形象,托尔斯泰的转变不可谓不小,但他在肯定安娜追求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对安娜不无谴责。因为从宗教道德观念来看,安娜对爱情的追求又包含了放纵情欲的成份。安娜并不完全是被专制社会逼上绝路的,同时也是带着犯罪的恐惧与痛苦走向死亡的,这正合作者在小说题词中所表达的题中之意:“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腐朽的上流社会当然没有资格审判安娜,但安娜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符合托尔斯泰的宗教人生观和道德观,她并不是为了宗教之爱、为了他人而活着,因此她所要受的是宗教意义上的审判。
列文是继《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彼埃尔之后的又一个精神探索者的形象,他是在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力图保持宗法制关系的开明地主。在城市贵族的眼里,他是一个乡巴佬,但他并不以此为耻,而是坚持按照自己的道德理想去生活,追求内心的和谐与宁静。但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冲击,列文已无宁静可言,他不愿看到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于是怀着对资本主义的恐惧,艰难地寻求一条改革之路,但他只是在不推倒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来调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对立关系,幻想以此达到农民生活的富裕和对立关系的改善,然而,其改革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他也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精神危机之中,他对自己生存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以致萌生出自杀的念头。使他走出精神危机的是宗法农民弗克,从这个普通农民的身上,列文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这与彼埃尔受普拉东的启发而猛醒如出一辙,实际上是“托尔斯泰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安娜·卡列尼娜》在艺术上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出色的心理描写。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把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手法称为“心灵的辩证法”,在这部小说中,这种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为:一,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并把这种矛盾发展、变化的过程充分展示出来。安娜就是一个充满内心矛盾的人物,她既有追求爱情自由的勇气,又有不堪社会舆论压力所造成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既鄙视道德堕落的上流社会,又无法脱离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爱情与亲情、个性解放与虚伪道德时时在她的内心交战,而作者正是运用全面展示的心理描写手法,对安娜的内心矛盾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充分的描写。二,对人物深层心理的合理揭示。人物的某些情感深藏心底,是人物极力逃避和压抑的,但却在人物的理智松懈之时表现出来。比如安娜出场时对她的“被压抑的生气”的描写;她在莫斯科与渥伦斯基相遇,此后勿勿赶回彼得堡,在车站对前来接站的丈夫所生的厌恶之感,都极巧妙地透露出她内心世界隐秘的一角。特别是安娜自杀之前坐在马车上赶往火车站的途中,作者运用意识流描写的手法,表现其思绪的飘忽不定,闪烁跳跃,极好地展现了她内心的烦躁不安和对不幸结局的预感。
其次,托尔斯泰很好地利用了平行主线结构,形成了总体对照的格局,使所表现的生活互为补充,所塑造的人物互为对比,人物的命运截然有别。就人物的命运而言,安娜获得渥伦斯基的爱情之时,恰是吉提最为痛苦的时候;吉提步入婚姻圣殿之时,正是安娜因难产而生命危急之时;安娜因爱情的绝望而熄灭自己生命的蜡烛时,正是吉提的孩子呱呱坠地之时。两条主线之间的对比,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托尔斯泰精神探索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他的主要精力已不在文学创作上,而是大量地阅读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书籍,试图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一,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二,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原因是什么?三,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四,我感到自己身上善与恶各占一半,这意味着什么?为了什么?五,我应当怎样生活?六,何谓死?……——我怎样拯救自己呢?”他陷于其中而不可自拔,以致屠格涅夫前来邀请他参加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他都轻易拒绝了。托尔斯泰夫人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他尽快结束这种状态,希望这种状态像疾病一样尽快过去”。而他的朋友则说他“几乎疯了,也许完全疯了”。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在逝世时,托尔斯泰感到非常悲痛,就他当时的思想状态而言,他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最亲近、最珍贵、最需要的人”,因为两位文学巨人在宗教思想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逐步有了结果,这从他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托尔斯泰给亚历山大三世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宽恕刺客。信中写道:“只有一个理想可以与他们相抗衡。这就是博爱,宽恕和以德报怨。他们抛弃这个理想,不理解它,亵渎它。陛下应诏示全国以耶稣基督宽恕博爱之精神,并且躬体力行以基督教博爱之精神治国,方能消灭削弱俄国的罪恶。”事实上新沙皇并没有按照托尔斯泰的劝言行事,而是立即把涉案的凶手处死了,这对托尔斯泰所倡导的宽恕博爱精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如果说托尔斯泰艰苦的精神探索仅仅是炮制出了一个以宽恕博爱、勿以暴力抗恶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那他的精神探索就毫无积极意义可言。事实上,在他倡导真正的基督精神的同时,否定了俄国官方的东正教,因此而招致官方教会的激烈攻击,并于1900年被革除教籍。由宗教而波及世俗生活,他对所过的日常生活,对贵族阶级也无法忍受了。因此,“他与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的观点决裂了”。这是世界观的深刻变化,他完全站到了俄国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从此成了宗法制农民的代言人。那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是他的宗教良心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急剧发展对他所热爱的庄园地主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他一生热爱庄园生活,即使短期身居莫斯科闹市他都无法忍受,尽量要在城市院落里营造出乡村氛围。后来他和妻子常分居于城市和庄园之间,他觉得只有在庄园里他才能安静地思考与写作。但是,随着他的精神探索的进展,他已不能无视他周围农民的生活状况,他看到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灾荒之年更是难保活命,托尔斯泰不得不亲自参加赈灾行动,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的良心使他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安逸地生活了,他要把他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要把他的著作版权无偿出让,而这马上就遭到了他妻子的强烈反对,从此,他与妻子的关系日益紧张,以致无法忍受而两度出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日益威胁着庄园地主的生活方式,而如何对付资本主义这个怪物,也是托尔斯泰长期探索的一个方面。托尔斯泰意识到坚守着地主庄园这块领地,既无法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也无力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袭,这最终导致他放弃庄园地主的生活,与农民站到了一起。
在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他写了一系列著作与论文来阐述他的思想,诸如《忏悔录》(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6)。
他世界观转变之后的文学作品主要有: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活尸》(1911),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教育的果实》(1890)、《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哈吉穆拉特》(1896-1904)、《舞会之后》(1903)、《谢尔盖神父》(1912),长篇小说《复活》(1895-1899)
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由于与妻子之间的严重分歧,在小女儿的陪伴之下,他再度出走,但终因年事已高,旅途劳累而病倒在阿斯塔波沃车站,11月20日死于肺炎,终年82岁。死后葬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其墓地没有墓碑和十字架,与普通农民的墓地一样。
托尔斯泰后期的代表作《复活》,是一部对专制俄国社会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判的作品,同时也是最充分地体现托尔斯泰主义的作品。在艺术上具有返朴归真的特点。其题材来自检察官柯尼所讲的故事。一个年轻的陪审员,在出庭时认出了被控谋财害命的妓女是他亲戚家的养女,而他当年曾经诱骗过她,并使她怀了孕。姑娘的养母因此而把她赶出了家门。在这之后,姑娘生了孩子,把孩子送到了育婴堂,她自己则最终沦落风尘。这个年轻人被良心所驱使,对检察官柯尼说出了真相,并打算跟这个妓女结婚。检察官虽劝他不必如此,但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婚礼前那个妓女却患斑疹伤寒死了。这故事看来很平常,但托尔斯泰却把它发展成了一部具有深刻批判意义的作品。
在《复活》中,托尔斯泰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尖锐无情的批判,表达了他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
首先,小说通过玛丝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反人民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作者用辛辣的手法描写了法庭审判,撕下了统治阶级的“一切假面具”。参加审判的人员是一些淫棍、酒鬼、骗子手,由他们草草把无辜的玛丝洛娃判处四年苦役也就不足不奇了。进一步,小说通过与玛丝洛娃同狱“罪犯”的遭遇表明,受迫害的决不只是玛丝洛娃一人,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上诉,冤案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情节,说明残忍冷酷、昏愦腐败决不是个别官吏,而是从地方到中央,从外省到首都整个官僚集团所共有的反动本质。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仅在于执法者,而且在于法律的反人民本质,“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维持那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社会制度罢了。”
其次,《复活》对官方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发出愤怒的谴责。在对宗教仪式的细致描写中,揭示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的工具。小说写道:“关于正义、法律、宗教、上帝等等一切话都是空话,用来掩盖最粗暴的贪欲和残忍!”。
第三,《复活》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占有制。他不仅看到了农民的贫困,而且还指出了农民赤贫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给地主从他们的手里夺去了。”他认为,应该把土地交给农民,“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
第四、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小说真实地写出了大批农民的破产,被迫流浪到城市里,充当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正印证了列宁所说的一段话:“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死于饥饿和城市的‘希特罗夫人’流离失所的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
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忏悔贵族的形象。托尔斯泰把他对人性的认识加进了这一形象之中。在托尔斯泰看来,人由两种因素所控制,即人性与兽性。当一个人充满人性时,他的灵魂是向着天堂的,而当一个人的身上充满兽性时,他则是一副地狱相。通过聂赫留道夫的形象,作者向我们形象地说明了这两种因素在人身上的此消彼长及其原因。
刚刚步入青年的聂赫留道夫与卡秋莎相处时,觉得一切都仿佛被太阳照亮,一切都变得更有意义,生活也更加充满欢乐。那时他们之间是一种“年轻纯洁的男子和同样纯洁的少女由于互相爱慕而往往发生的那种特殊的关系”。但是,三年之后,聂赫留道夫就从一个人性的人变成了兽性的人,诱奸了玛丝洛娃,并随意地抛弃了她。“原先他认为他的精神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我,如今他却认为他那健康而活跃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了”。
聂赫留道夫的灵魂既已堕入地狱,那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堕落,而努力自救,从地狱走向天堂。就如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写的但丁入地狱、经炼狱、进天堂一样,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复活同样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即地狱中的觉醒,炼狱中的修行和彻底献身于上帝。当他在法庭上认出了玛丝洛娃时,从最初怕出丑到意识到玛丝洛娃的堕落实际上是源于他的堕落,这即是他“复活”的第一个阶段。在炼狱的修行中,聂赫留道夫一方面为玛丝洛娃的减刑而上下奔走,并一再请求玛丝洛娃的宽恕,即使屡遭嘲弄也决不退缩;另一方面展示了专制社会的多方面生活,对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把土地还给农民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自我救赎。此时,他离天堂已经不远了。当他随意翻开别人留给他的一本《福音书》时,顿时就找到了百般寻求的答案:以宽恕和仁爱之心待人,戒除世俗欲望。他重新体验到了青年时期沐浴在上帝阳光之下的快乐,这是“很久没有经历过的快乐”。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复活了。
聂赫留道夫作为忏悔贵族的个例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即如马克思所说,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激烈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从自己所属的阶级中脱离出来。然而,作为托尔斯泰灵魂救赎思想的体现者,聂赫留道夫又是缺乏真实性的。
卡秋莎·玛丝洛娃是被侮辱被压迫妇女的典型。她的身份特殊,经历曲折,然而最后却同聂赫留道夫殊途同归,实现了精神的复活。
卡秋莎是茨冈人和农奴的私生女,三岁丧母,被聂赫留道夫的姑母收养,名为养女,实为婢女。她虽然生活在特殊的环境里,但青春的一切美好都在她身上焕发出了光彩。天真、纯洁,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她对聂赫留道夫的爱情是纯真的,然而聂赫留道夫却用无耻的占有和无情的抛弃摧残了她。热情和憧憬没有了,当她在凄风苦雨的黑夜,看到聂赫留道夫在温暖舒适的车厢里谈笑风生的时候,她慕然看到了横在他们之间的巨大的鸿沟--阶级差别。这使她清醒了,思想深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认识到“人人都只为自己活着,为自己享乐活着,所有关于上帝和关于善的那些话,全是欺人之谈。”她不再相信善。她要忘掉令人痛心的过去,以吸烟、酗酒来麻醉自己,在和男人的谈情弄爱中堕落下去。在法律的保护下,过了七年公开的通奸生活。妓院生活埋葬了她的天真纯洁,使她变得轻佻和孱弱。虽然她被诬成了犯人,但从她的举止能一眼就看出她所从事的职业。在监狱里,她一度仍按堕落生活的惯性,在烟酒中度日。后来,她接触到了同情她的平民妇女,结识了为理想而献身的政治犯。沉睡在她心底的善复苏了,她同情无辜的妇女,厌恶男人的纠缠,戒了烟酒,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和政治犯结成了伴侣。这时,她对聂赫留道夫的恨消除了,甚至爱上了他,她重又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在她身上,卖弄风情的痕迹一点也没有了,她的精神也复活了。
《复活》的艺术成就:
1.单纯的结构。
世界观转变之后的托尔斯泰,文风也大有转变。他觉得文章的修饰和风格是多余的奢侈,他认为主要的任务在于及时地说出能够于人有所教益的自己的思想。在《复活》中,他已不求结构的繁复出新,而是回归古代的戏剧三部曲形式,以单线索来演绎人物的精神发展历程。同时把但丁在《神曲》中所表现的宗教原型嵌入到他的作品中,创造了一部现代的“神圣的喜剧”。
2.辛辣的讽刺
法庭一节对执法者的描写,于不动声色的描写中见出深刻的讽刺。庭长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但为了在下午三点到六点之间和他的情妇幽会,希望早点开庭,早点审完;副检察长杜列威头天晚上刚在玛丝洛娃呆过的那家妓院鬼混了一夜,根本就没有看这个案子的卷宗,只想在开庭前草草地看一遍;迟到的法官玛特维·尼基契奇走向椅子时数着步子来占卜自己的胃病是否能治好(步数要能被三除尽)。
3.强烈的对比。
通过对比表现作者的宗教哲学思想。地狱与天堂的观念本身就充满了对比,有讽刺意味的是,有罪者是审判者,而无辜者却被判有罪。有罪者生活在世俗的天堂,但却身处精神的地狱而不自知;无辜者身陷人间的牢狱,但他的精神却从此走向了天堂。
通过对比更加突出了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一方面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苦难与血泪,另一方面是当权者、贵族的骄奢淫逸。犯人们在烈日下走过街头,贵族们坐在漂亮的马车里悠然驶过;沦落风尘的妓女在街头拉客,饱食终日的贵妇在剧院包厢里勾引情夫。
4.细微的心理刻划。
玛丝洛娃被判刑后,聂赫留道夫到监狱去看她。此时的玛丝洛娃已经是个堕落的妓女,她不愿回想痛苦的过去,而不过把聂赫留道夫当成一个普通的嫖客。当聂赫留道夫和她谈到往事时,她说“那件事早就了结了。”而且对聂赫留道夫微微一笑,“那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可怜样的媚笑。”在监狱里没有了烟酒,她竟伸手向聂赫留道夫要钱;而且接钱时又那样巧地躲过了副狱长;当聂赫留道夫临走时说他还要来时,玛丝洛娃说:“好,您说来吧,”她微笑着,“那是她希望博得男人欢心而做出来的笑容。
玛丝洛娃是个妓女,而如何表现堕落生活对她的毒害,可以有多种方法。有人可能直接写妓院生活,但往往流于自然主义。托尔斯泰对自然主义是不屑一顾的。他避开直接的描写,通过探监这一章节,真实而典型地表现了玛丝洛娃令人痛心的堕落,通过她的一颦一笑,表现其内在特质,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