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谁决定政策?如何实施政策?谁就对决定人们在社会体系里的生活环境(包括贫困状态)起重要作用”,因为“政策行为随时准备或时刻能够左右社会结构”(Alcock, 1993:13)。类似的论述也体现在文森特(Vincent) 对20世纪英国贫困史的讨论中,他说,贫困和政策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穷人是由那些反映贫困的经济政策创造和再创造的。因此,在文森特看来,治理贫穷状况的政策的历史,就是贫困本身的历史。而马克格拉杰(MacGregor)则从政策失误导向不平等,尔后产生贫困的角度去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政策是政治家决策的产物,贫困就相当一个政策概念。 群体间利益的争夺是遭遇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根源,这是冲突学派的贫困观。冲突学派认为,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每一个不同群体在任何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都倾向于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利益,但是由于各个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等,也由于能够给予争夺的资源总有短缺,利益争夺的结果必然是出现不同群体间利益的不平等分割,进而使部分群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伦斯基(Lenski,G.E.)在他的《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中说,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具体而言,穷人在经济领域里缺乏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在政治领域里他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此不可能对决策、投票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穷人无力于影响教育、传媒和社区组织,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社会部分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陷于贫困。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加剧了社会矛盾(参见,Lenski,1966)。 与冲突论的观点相比,功能学派在指认不平等现象存在的同时,并没有任何需要消除它的意愿。相反,功能论者的信念是:大凡某种社会事实屡禁不止,又不断出现,就一定有它不能不如此的社会功能。不平等或贫困现象就是如此。功能主义贫困观的基本视角是,贫困乃社会功能之需要。其中,最具代表的为美国学者甘斯(Herbert J. Gans)有关贫困的诸多论述。他主张,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这种理论首先假定社会中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中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同时假定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不同。社会为了有效地达到其主要的价值目标,就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为了吸引天赋高者去占领这些更重要的社会位置,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赋予这些位置较高的报酬。同样,那些对实现社会主导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不高的职位,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较低。甘斯还估价了贫困所具备的社会正功能,即对社会整体的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譬如,穷人可以去承担社会中较为低下、肮脏的工作;穷人为劳动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也间接促进了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穷人的消费,延长了一些商品的经济使用寿命;穷人可以成为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等(Gans,1979:275-289)。总之,不平等和贫困的存在,在甘斯等功能主义者眼中,乃情所必至,因为社会需要它们“调色”。 失业:经济力制造的贫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工作、是否能获得自己喜爱或合适的工作,以及工作报酬的高低等都经常取决于经济力──市场结构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贫困是个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就像亚当?斯密所说,贫困是由经济体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口的生育情况共同决定的。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工人,其所获工资是他劳动的基本价格,即维持工人及其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市场中,工人的实际工资为劳动的“市场价格”,它是随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的。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的市场价格会低于其基本价格。此时,劳动报酬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