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就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地位 文化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产生最早且唯一一脉相传的文化体系 在上古时代，人类文明是在不同的地区独立地产生出来的。这种文明，可称为最初的文明或第一代文明。在这些第一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各民族之间的继承、交流、借鉴，形成大小不同的文化困和层层迭压的“文明世代”。据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研究，属于“独立起源的文明”或第一代文明的，全世界共有九个他们分别是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印度、爱琴——米诺斯、南俄、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查文。这九个文明的历史命运是很不相同的。古埃及的文化现已后继无人，美洲的奥尔梅克、玛雅、查文没有能经受住欧洲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已经濒于灭绝。两河流域、爱琴-米诺斯、印度文明经过多次的民族入侵，深深迭压在后起文明世代的底层，基本上成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惟有中国文明得到了最为连贯的继展和发展。这方面最雄辩的证据是文字。汉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别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按一般规律，语系不同的民族继承或输入了前代文明文字系统的立接结果，即为拼音文字或准拼音文字的出现。而汉字系统却没有经历这样的变迁。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并且是其中得到最为连贯的继承和发展的文明。 （二）照顾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不限于中国本土，它还扩散到东亚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形成中国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从公元前4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中心。汉字白公元前4世纪底相继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成为通行于这些国度的唯一公用文字以及国际间交往的通用文字。尽管东亚各国在其后的发展中参照汉字创制出本国文字，汉字在东亚地区仍是具有权威性的文字。随着汉字的流体，中国的典章制度及哲学、宗教、科技、文学艺术亦传播于各国，形成又有共同文化要素的中国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与西方基督放文化圈、东方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并称世界五大文化圈。 （三）人类封建时代发展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文化系统 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文化圈的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也大小不等。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所谓“文明中心”和文明中心的转移。大体言之，在世界文化史上，文明中心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在奴隶制时代，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古希腊、古罗马。在封建制时代，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中国。在资本义时代，文明发展水平最高、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欧和英国。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文化中发展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文化基于以下的事实：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封建时代文化中宗教色彩最谈、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最浓的文化；第二，中国封建时代的科学技术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三，小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领一代风骚；第四，中国在近两千年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建设个，积累了许许多多经验教训，形成了许多至今仍可以借鉴的制度，显承出很高的政治智慧；第五，中国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人类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物质文明水平也是世界第一流的。 二、科学技术长期走在世界前列 （1）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区别于世界具他文明中心的特殊风貌、特殊结构、特殊传统，反射出中国文化的卓异光辉。 首先，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这一实用性，又主要表现为“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⑧。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相当突出，其原因在于王朝一统天下的统治以“授命于天”为根据，假如“新朝的政治能和谐而与大自然的底律吻合，则新朝即可立于巩固坚定的基础之上”，因此，“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历代王朝莫不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即使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时代，天文研究的传统亦末断绝，甚至连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如前秦、前燕、北魏等，也设天官，皆以占候著名。这种传统，构成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殊为丰富、历法也备臻精确的盛况。中国古代农学相当发达，仅农书就有三百多种，土地丈量技术与绘制地图技术也颇为出色。这与历代王朝“以农立目”的方略有密切关系。中国地域广阔，王朝的统一维系于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故不少官员，甚至身居相位如李吉甫者，亦关心政区沿革、物产民情，促成了古代地理学的长足进展。著名的。四大发明”也是国家“实用”需要的产物，纸张、指南针和印刷术作为一统社会中社会通讯工具而产生；火药的发明固然与炼丹术相久但作为一种技术应用于社会，还是出自于大一统政权军事活动的需要。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渗透于各学科，中国古代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而著称。如《九章算术》中分列了方田、粟米、哀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计有245个应用题，都与生产需要密切相关。明代曾编辑大量算学书籍，但是，“非官曹民事所必需者，虽九章古法，亦所摈弃”，表现出强烈的实用色彩。此外，如大地测量以“皇舆全览”为目的，天文学附属于历法，生物学知识几乎完全存在于农学和医学中，各学科无不以“实用”来规范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科技的实用性，是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国家的实用需要使得封建王朝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力，利用集中组织的社会力量。推动科技的发展。在希腊、中世纪的欧洲，以及重视科学的回教诸国，有时也有统治者聚集学者从事科学研究，但是，一旦当权者失势或死亡，研究机构也随之废止。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钦天监、太医院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以国家之力网罗了大量专门人才从事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工艺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例如历代史籍记载的天文资科、唐代以来公布的医书和药典；都是通过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科技人员的合作才得以完成。尽管王朝有兴替，但是，这一传统一脉相承延续不断。这种情形在近代以前的欧洲不曾出现就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而言，也是一个相特殊的历史现象。与此同时，社会和个人的实用需要也使科技发展获得广泛的关心。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揭示出，伟大科学理论的建构并非以实用为出发点，而往往基于一种超实用的好奇心。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非常痛恨实用性，据说有一个学生曾问他学几何有什么用，欧几里得立刻叫奴隶给他一个金币，然后叫他走。欧几里得毕生追求的是透过几何图形探讨世界本质，这最不实用的理论几何学在文艺复兴以后与代数结合成一崭新的数理模型，为近代以降西方科技的飞跃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国，实用的价值取向局限了人们思维的升华，注定了中国科技不可能进入更高层次，建构成独立的科学体系。 中国古代科技的另一特点是“经验”色彩浓厚。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极少进行科学理论的探讨。如小国古代对天文现象的观察极为仔细而系统，其完整程度为古代和中世纪欧洲所不可比拟，但是，我国古代科学家却没有对这些天象观察记录进行深入分析，以寻求规律。故中国史籍虽然留下了哈雷彗星出没的三十一次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明代《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医药学、农学、工艺三大领域的最高水平总结，但也只限于记录、归纳、总结生产经验，乏于理论方面的概括和升华。中国古代科学家注重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但大多从日常经验和自身感受出及这一思维方式固然“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①，但却始终停留在“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②的直观、笼统的水平上，未能建立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对科学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分折精神与实证精神，难以在中国古代科技的“经验型”土壤中寻觅到生长的条件。因而，中国的经验长梦”虽曾使中国有极辉煌的科技成就记录，但也阻碍了科学技术迈向近代化。 “实用型”和“经验型”给中国科技发展以相当的局限，但也包藏着合理的内核，正如现代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期坦所指出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十六、七世纪之交，当耶稣会士踏上中国大陆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芒使他们恍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从而由衷地发出“古代的中国人是伟大的创造者”的惊叹。而中华民族创造力的辉煌正渗透于多方面的突出成就中。 （二）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革命性作用的四大发明 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技术成泉，反映和代表了我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1.造纸术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卓越的创造发明。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代埃及取用纸草茎部的薄皮，书写于上。欧洲人则在羊皮纸上书写。我国曾以甲骨、竹木乃至丝帛作为书写材料。西汉时，人们使用丝絮制成薄片，叫做粱纸。这是造纸术的开端。由于丝絮珍贵，絮纸原料来源极窄，人们在实践中又采用了麻纤维制成的薄片，亦即植物纤维纸。到了东汉时期(公元二世纪初)，蔡伦集中了劳动人民的造纸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创造了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废物制成的植物纤维纸。这种造纸方法，使造纸原料的来源大大扩充，造纸的成本大大降低．因此很快地推广开来。蔡伦遂成为后世所传的纸的发明人。至晋朝时，纸张已为人们普遍使用，从而取代了简、帛的地位成为我国主要的书写材料。 公元六世纪开始，这种造纸术传往朝鲜、越南、日本。公元7引年传到中亚细亚的撤马尔罕，以后又传到西亚的大马士革城。阿拉伯纸大批生产后，源源不断翰往欧洲的希腊、意大利等地。一一五O年西班牙开始造纸，建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工厂，此时离蔡伦的发明已有一千多年。后来法国、意大利在十三世纪开始造纸。德国(1391年)、英国(1495或1498年)、荷兰(1586年)、美国(1696年)都先后设厂造纸，到十六世纪，纸张已流行欧洲。 “纸对后来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①。中世纪的欧洲，尚流行以羊皮作为信息的物质载体。据估计，生产一本羊皮纸的《圣经》，至少需要三百多只羊的皮，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材料的限制范围极为狭小。纸的生产，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这一意义而言，“世界受蔡侯的恩惠耍比许多更知名的人的恩惠更大”。 2.印刷术 被称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又一伟大发明。雕版印刷是在古代刻石和印章的基础上产生的。隋代初期(七世纪初)，民间已经开始用雕版印刷佛象等数量较多的宗教画。到了唐代又逐渐用雕版印刷流通较广的书籍。一九OO年，敦坦千佛洞发现了一卷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经》长约五百三十三厘米，由七个印张粘接而成。卷首是一幅释迦牟尼说法图，卷尾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介为二亲敬造善施”。此卷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印刷清晰，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物。欧洲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德国南部的《圣克利斯托菲尔》画像，日期是公元一四二三年，晚于我国约六百年。到了五代，后唐宰相冯道等奏请雕印九经，这是内国家雕版印刷儒家经典的开始。于是，雕版印刷更广泛地得到应用。 由于雕版印刷费工费料，印刷业遂产生改进技术的意向。宋仁宗庆历年间(十一世纪中期)，刻字工人毕升发明了活字印，他的方法是用胶泥刻成单字，入火烧烤，使之坚硬，作成字模，然后排列起来进行印刷。这是排版印刷的开始。以后；又有人用锡、铜等金属制成活宇。 我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在公元八世纪传到日本，十二世纪或略早，传人埃及。波斯也很早便熟悉了中国的印刷术，并曾经用来印造纸币。著名历史学家拉希德·丁在其一三一O年完成的著作《世界史》中，还专门介绍了中国雕版术。活字印刷则于十四世纪传到朝鲜。欧洲接触中国印刷术当在十三世纪(元代)，此时，中西交通活跃，不少欧洲旅行家远涉中国，亲眼看到中国人用雕版和活字印刷图书、纸币和纸牌，从中受到启发，于是，十四-十五世纪，雕版与活字印刷开始流行于欧洲。一四六六年意大利出现了印刷厂以后，欧洲各国的印刷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把学术、教育从基督教修道院中解放出来。恩格斯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从此，欧洲的学术中心由修道院转移到了各地的大学。印刷术的出现为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封建斗争提供有力的武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起了巨大作用。 3.火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现了硝石和硫磺的功能，为火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唐初(公元七世纪末)名医孙思邈在他的著作《丹经》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火药的配方，把硫磺、硝末、木炭制成一种药粉，用来发火炼丹。这说明我国最迟在唐朝已经发明了火药。以后提炼纯硝的技术不断提高，它的燃烧性、爆炸性逐渐显示出来，于是，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唐朝末年(十世纪初)，出现了“飞火”，也就是火炮、火箭。宋朝时．用火炮、火箭于战争更为普遍。到了北宋末年(十二世纪初期)，出现了“霹雷炮”，大大加强了火药的爆炸力和破坏力。南宋初年(十二世纪初)陈规发明了管形火器，近代枪炮就是从原始的管形火器发展起来的。《水浒》中的“轰天雷”凌振，便是元末明初文学作品刻画的一位宋代火炮专家。蒙古人在对宋、金作战中学到了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阿拉伯人在与蒙古人作战中也学会了制造火药的武器。欧洲人于十三世纪后期，从阿拉伯人的书籍中获得了火药的知识。到了十四世纪前期，又从对回教国家的战争中学到了制造、使用火药火器的方法，于是掌握了火药的秘密。 火药传入欧洲后发生巨大影响，思格斯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报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火药武器的使用，在城市市民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4.指南针 指南针的发明，是世界航海业中划时代的事件。早在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已经发现了天然磁石吸铁和指示南北的现象。人们利用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成了最初的指南针——司南。北宋末年（公元十二世纪初）朱彧在他的《萍州可谈》中堤到，他曾在广州看见“舟师一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以确定航向。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在宋朝，中国的商船在南洋、印度，西至波斯湾一带，极为活跃。同时波斯和阿拉伯的船只也在红海和波斯湾一带航行，他们不久就从中国人那里学会采用指南针来指导航向，以后经过他们又传播到欧洲。恩格斯指出：“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是在“一一八O年左右”①。 磁针罗盘的使用，为远洋航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五、六世纪时，葡萄牙人达.马环绕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航行，麦哲伦的环行全球，若是没有磁针罗盘，是不可想象的。新航线的开辟，殖民地的建立，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出现，刺激了欧洲的工业生产。这一切又都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 5.发明的文化价值 四大发明的文化价值为世界所公认。美国学者德克.海德说：“纸和印刷术，我们将仍然生活在中世纪。如果没有火药，世界也许会少受点痛苦，但另一方面，中世纪欧洲那些穿戴盔甲的骑士们可能仍然在他们有护城河围绕的城堡里称王称霸，不可一世，而我们的社会可能仍然处在封建制度的奴役之下。最后，如果没有指南针，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而正是这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刺激了欧洲的物质文化生活，把知识带给了当时人们还不了解的世界，包括我们美国。”马克思更精辟地论述道，“火药、罗盘、印刷木——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6.领先与落后的反思 但是，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经济发展的停滞，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未能在本土产生革命性的社会效应，而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法国作家雨果指出：“象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其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鲁迅也辛辣地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活字印刷发明于北宋，基本无人知晓，更没有得到推广，明代中叶以前普遍使用的仍是木版印刷。如果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工匠毕升的这一成就加以记载，世人根本无法得知十一世纪的中国有这样惊人的创造。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发明涅没于历史积坐中，而传到欧洲的火药和指南针“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这确实是值得深省的历史现象。 （三）数学的世界性贡献及其缺陷 数学曾被称作“科学的女王”，它对科技其他侧面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曾经产生过世界第一流的数学成果。从公元前二世纪直到十四世纪，中国的数学研究从未间断。特别是从一二四七年到一三0三年间的五十多年问，涌现出一批划时代的人物，如秦九韶、李治、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等。他们的工作使“天元术”飞速地发展，成绩之突出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数学卓有成就之时，正值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权威与教条统治全社会，障碍了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在东方(中亚细亚地区使用阿拉伯文的各民族)学术输入之前，数学水平很难说已经超过公元前六世纪的埃及，和我国相比，更是相形见绌。 1.十进位位置值制记数法 我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首推“十进位值制记数法”。 古今中外的记数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位值制，一类是非位值制。前者以现行的阿拉伯数码记数法为代表，后者以罗马记数法为代表。所谓位值制，就是一个数码表示什么数，要看它所在的位置而定。如23中的2表示20，32中的2表示2，等等。非位值制与此不同，每一个较高的单位是用特殊的符号采表示。例如3888，罗马记数法要写成MMMDCCCLXXXVlll。采用这种记数法，不利于思维过程的表达，用它作加减运算非常因难。这种笨拙的记数法在十二世纪以前盛行于欧洲，不难想象当时数学的落后情形。 我国用筹记数，早就使用十进位值制。加2656写成量“=T x T”， 3888写成““”， 和现代相比，只是符号不同罢了。中美洲的玛雅人虽然懂得位值的道理，但用的是20进位值，巴比伦人也知道位值制，但用的是60进位制。印度到六世纪末才有十进位值制记数法。使用位值制而又是十进位的，以中国人为最早。故李约瑟指出；“在西方后来所习见的印度数字’的背后，位值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两千年了”，“中国的计算人员和星官为印度人发展只需要九个符号的计算方法开辟了道路”。他高度评价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2.简捷的四则运算 有了先进的记效法，简捷的四则运算就不难得到。再加上广泛地使用了口诀，于是能够“运筹如飞”。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了开平方、开立方的法则，这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三千多年以前，埃及纸草书虽然已有分数，但所有分数都化为单分子分数，计算非常复杂。巴比他人用60进分数，运算也颇麻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经到分数，但没有提出运算方法。欧洲直到十五世纪以后才逐渐有现代分数算法，晚于我国一千多年。 3.圆周率 有了一整套简捷的运算方法，就得以对某些问题建立优良的解法，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例如，在被称为“各个时代的数学才能的量度”的圆周率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数学家便成果斐然。 首先在圆周率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是魏晋时期的刘徽。他在为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作注时，正确指出，“周三径一”不是圆周率值，实际上是圆内接正六边形周长和直径的比值。经过深入研究，他发现圆内按正多边形边数无限增加的时候，多边形周长无限迫近圆周长，从而创立割圆术。刘徽根据割圆术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边数逐步加倍，相继算出正12边形、正24边形，……以至于正96边形每边的长。当他其到192边形的面积时，得出： S192=3.14 24/625 ∏＝3．141240 他又继续割圆，计算了固内接正3072边形面积，得出了更为精确的∏值，∏＝3．1416。这两个∏值的精度已超过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和托勒密取得的成果。其计算方法只用圆内接多边形面积而无须外切多边形面积，这比阿基米德圆内接和外切正多边形计算，在程序上要简便得多。刘徽提出的方法，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继续“割创”下去，就是在现代，仍具有实用意义。 继刘徽之后，南北朝的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密的程度。祖冲之应用割圆术，在刘徽的计算基础上继续推算，求出了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3．1415936＜∏＜3．1415927。其精确度走在世界前列。李约瑟曾将与祖冲之同时代的世界上其它学者对圆周率研究的成果加以比较：“与祖冲之和祖恒同时代的圣使满足于3．1416，一个世纪以后的梵藏则采用3．162。在欧洲，与沈括同属十一世纪的列日的弗兰科得出一个很可怜的数值3.24”，直到一千年后，十五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于公无一四二七年著《算术之钥》和十六世纪法国数学家维叶特于公元一五四O和一六O三年才求出更精确的数值。祖冲之的时代，小数点后的数一般都用分数表示。祖冲之对圆周率确定了两个值。一个是约率，∏＝22/7；另一个叫密率，∏=355/133，这一密率值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在欧洲，十六世纪的鄂图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得到这个数值。因此，有人建议，把∏=355/133称为“祖率”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数学家。这是有充足理由的。 4.多项数学成就世界领先 中国古代对一次同余式的研究也在世界数坛七一直遥遥领先，独占熬头。公元十三世纪的大数学家秦九韶提出的“大衍求一术”，便是中国古代数学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结晶。在欧洲最早接触一次同余式的，是和泰九韶同时代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但其研究水平远远低于秦九韶。直到十八、九世纪，大数学家欧拉(公元1743年)和高斯(公元职01年)对一般一次同余式进行了详细研究，才重新获得和秦九韶“大衍求一术”相同的定理。但是却晚了五百多年。因此，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传到西方后，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德国著名数学史家康托称誉秦九韶为“最幸运的天才”。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在评价秦九韶的贡献时称他为“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在世界数学界，“大衍求一术”获得“中国剩余定理”之称。 处于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数学成就还有多项。 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记载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这在世界数学史上是第一陕。同书所记载的关于联立一次方程解法，要比欧洲同类算法早出一千五百多年。 南北朝时祖冲之之子祖恒所提出的关于球体体积的“祖恒公理”，直到约一千年后的十七世纪才以卡瓦利里原理形式重现，成为微积分得以创立的关键一步。 十一世纪上半叶数学家贾宪所提出的“开方作法本源图” (“贾宪三角”)，比欧洲巴斯加(公元1654年)提出同样成果早六百多年。 由北宋贾宪首先提出，南宋秦九韶最后完成的“秦九韶程序”——增乘开元法，把我国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欧洲，直到一八一九年英国人霍纳才创造了类似的方法，比秦九韶晚五百七十二年，而比贾宪晚七百多年。 我国早在两汉时期就能解一次联立方程组。把“天元术”(即根据问题所给已知条件列写包含所设未知数的方程的普遍方法)应用于联立方程组，先后产生二元术、三元术和四元术，这是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初我国数学家的又一辉煌成就。在欧洲，解联立一次方程开始于十六世纪。 5.中国古代数学的缺陷 中国古代数学本身也存在固有缺陷。数学是思维方式的一面镜子。中国传统数学以实用、经验为基本前提，是讲究实用价值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因而重于计算，轻于逻辑。古埃及、巴比伦的几何学和古代中国的情形一样，以实用为主，但是，这些数学成就转移到希腊以后，便从实用折入演绎推理的研究轨道，古希腊的数学家泰利斯、毕达哥拉斯、拍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儿里得，无一不是哲学家或教师，他们把数学发展成纯理论性的独立科学。但中国的情形迥然相异，古代的数学家是掌天文的畴人和计吏。由于未经哲学逻辑思辩的洗礼，古代数学只是天文、农业、赋税、商业的附庸，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此外，数学进一步发展，要求以抽象的符号形式来表示数学中各种量，量的关系，量的变化以及在量之间进行推导和运算。但是，传统的筹算和珠算制度只能借助文字来叙述其各种运算，妨碍了数学语言的抽象化，四元术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方程式发展的极限，关键原因也正在于筹算法所能提供的天地过于狭小。日本学者上野清认为，“西洋算学与时俱进，中国从来不再进一步，其一原因，即在斯也”。十四世纪以后，中国数学停滞不前，除社会原因外，与中国数学自身的短缺也直接相关。 （四）天文学的成就与功能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屈原《天问》 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对日月出没、星转斗移等天文现象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正是中国古人探索宇宙之谜的积极思维的艺木表现。如同埃及人在观察天狼星和尼罗河泛滥的实践中建立起古埃及天文学体系一样，中国人观察北斗相的旋转和参商星的出没，形成了自有特色的古代天文学系统，并取得具有世界意义的丰硕成果。 1.多种天象观测世界最早 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对多种天象的最早观测记录著称于世，其连续性、完备性、淮确性亦为世上所罕见。 我国古文献中，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太阳黑子记录。《汉书·五行志》中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四月的“日黑居仄，大如弹丸”的记载与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的“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的太阳黑子记录，都要早于欧洲八百多年。欧洲最早的黑子记录是公元八O七年。一六O七年五月，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而著名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l一1630)看到太阳黑子时，还以为是水星走进了太阳的圆面。直到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察太阳，才从科学意义上宣告了黑子的发现。根据一九七五年云南天文台统计的资料，从公元前四十三年到公元一六三八年，我国共有太阳黑子记录一百零六条，据此资料推算出的太阳黑子周期是十点六加减零点四三年。我国古文献中的太阳黑子记录，对当代天文学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德国科学家弗立茨利用我国古文献的记录，探讨太阳黑子与地球地磁感应的周期性；英国科学家肖夫引证我国古文献中的资料，探索太阳黑子与极光的关系；日本科学家神田茂综合我国古文献的记载编制了太阳黑子表……李约瑟曾经评价中国的黑子观测说：“中国的黑子记录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完整的资料，记录从公元前二十八年即刘向时代开始，比西方最早的文献几乎早一千年，从那时起，至公元一六三八年止，在中国的正史中，显著的黑子记载共达112次，而地方志、笔记以及其他书籍中的大量材料，迄今尚未完全汇辑成书。”美国天文学者海尔曾经指出；“中国古人测天的精勤，十分惊人。黑子的观测，远在西人之前大约二千年。历史记载不绝，而且相传颇确实，自然是可以征信的。” 我国古代的彗星记录也是极为珍贵的。春秋时代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记录了“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行平均周期是七十六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二千多年，我们的祖先观测并记录哈雷彗星二十一次，有些记录以生动而又简洁的语言，把气势雄壮的彗星运行路线、运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在欧洲，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十一年，比我国《春秋》中的可靠记载晚了几百年。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并不限于哈雷彗星。据统计，从古代到公元一九一O年，关于彗星记录不少于五百次。早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了二十九幅彗星图；据研究，这批图可能绘于战国时期，距今已有两千三百多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彗星图都要早得多。在丰富的观测记录中，我们的祖先记录下彗星运行路径、形状和颜色，并在《晋书·天文志》中还记录下慧星的慧尾总是背向太阳的规律。而在欧洲，直到公元一五三二年，阿皮尼斯才发现这一规律。法国人巴耳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研究了记录有一千四百二十八颗彗星的《彗星轨道总表》之后断定说：“慧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例外)，当推中国的记载。”这一评语是公允的。 在“客星”的观测上，中国的记载亦雄冠全球。自殷代到公元一七OO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九十颗新星和超新星。历史上最早的一颗新星记载于公元前十四世纪殷商时代的一块甲骨上：“七日己巳夕 新大星并火”，意思是说七日黄昏有一颗很亮的新星出现在大火(即心宿二，天蝎座里著名的红巨星)附近。《汉书·天文志》关于元光元年(前I 34年)五月出现于天蝎星座头部的新星记录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但欧洲没有记载月日，也没有注明方位，远不如《汉书·天文志》的记录详细。故法国人比奥编《新星汇编》时，把《汉志》新星列为第一颗。古代中国关于新星和超新星记录的详备，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近来有些外国天文学家对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若作以及巴比伦的天文著作进行了一次检视，发现这些书里面尽管包含有大量的日月食、月掩星和彗星资料。可是都没有新星或超新星资料。即使在欧洲的中世纪编年史里关于新星与超新星的记载也颇为少见。这些乃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空是完美不变的观念在整个欧洲根深蒂固所造成的后果。正如萨顿指出的：“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未能认识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它们难于观测，而是他们盲目相信天体是完美元缺的成见和思想上的惰性所造成的。在这方面，中国人没有受到束缚。” 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中，日月食、流星雨的记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观察记录。它们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观测唯勤，探微唯精的严谨态度。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曾赞扬中国人道“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录下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在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 2.历法世界一流 我国不仅有详备的天文记录，而且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历法。春秋末年，我国开始使用四分历；它的岁实是三六五．二五日，这是当时世界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数值。希腊的伽利泼斯历和我国的四分历相当，但要比我国晚一百六十多年。四分历规定十九年中置七个闰月，以调整明阳历．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集历法之大成，创制颁布《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最长的一部历法，也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它以三六五．二四二五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经过三干三百二十年后才相差一日。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格里哥利历)完全相同。但是格里哥利历直到公元一五儿二年才开始使用，比《授时历》要晚三百年。《按时历》还应用数学上的招差法推算太阳、月亮以及五星逐日的情况，比欧洲早了将近四百年。 3.有世界领先的天文仪器 历法的改革和完善，主要求天文观测逐步精确为根据。正如郭守敬所说：“历之本在于测验(观测)，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 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我们的祖先为了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制定季节，就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天仪器——浑仪。我国原始的浑仪结构简单，可能仅有赤道环和四游环的两个圆环和观测用的窥管。后来，随着人们的天文知识的丰富和发展，浑仪也不断得到改进。至元代，郭守敬在浑仪的基础上进行了彻底改革，制造了简化的浑仪——简仪。其设计和制造水平，在世界上遥迢领先三百多年，直到公元一五九八年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发明的仪器才能和它相比。著名的《新总星表》(N．G．星表)的作者德雷耶尔在评价简仪的历史重要性时指出：“不少伟大的发明，常常在西方国家享有它们以前的许多世纪，中国人民就已经作出了。”另一天文学家约翰逊也对简仪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元代仪器所表现的简单性，并不是出于原始组糙，而是由于他们已达到省事省力的熟练技巧。这比希腊和伊斯兰地区的每一种座标靠一种仪器测量的做法优越得多——无论是亚历山大里亚城或马拉加天文台，都没有一种仪器能亲郭守敬的简仪那样完善、有效而又简单。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赤道装置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进。”李约瑟也径直指出：“赤道浑仪曾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进步之一，而中国人却早巳使用”。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还有一项重大创造发明——水运仪象台，国际上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这座水运仪象台是北宋天文学家苏颂组织韩公廉等人，于公元一O八八年到一O九O年在开封建造的。它高约十二米，宽七米，分做三层。上层放浑仪，用来观测日月星辰的；中层放浑象，它是一个球体，在球面布列天体的星宿位置。有机械能使浑象由东向西转动，和天体运动一致，使得球面星座位置和天象相合；下层设木阁，又分五层。每层有门，到一定时刻，门中有木人出来报时，木阁后面装置漏壶和机械系统，漏壶引水升降，转动机轮，整个仪器便按部就班地动作起来。水运仅象台的贡献是杰出的。首先，为了观测上的方便，仪象台的屋顶做成活动的，这是今天天文台圆顶的祖先；其次，恽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不仅形象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也是现代天文台的跟踪机械——转仪钟的祖先；再次，苏颂和韩公廉创造的擒纵器，是后世钟表的关键部件，因此，它又是钟表的祖先。 4.天体测量方面也有着辉煌成就。 战国时的石申曾将测量出的若干恒星的坐标汇编成星表，古希腊最早的星表是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在公元前二世纪测编的，而石申的活动年代则在公元前四世纪，石氏星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唐代初年，为了制定历法，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发起实子午线长度的天体测量活动。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 元代郭守敬为改进历法，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六个观测点，进行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其中对黄赤交角和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所获得的成就最为重要，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水平。 5.天文学的缺陷 中国古代天文学尽管取得大量世界第一流的成果，却从整体上只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畸形发展。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观象授时”的天文观测及历法，其精确程度只要满足农业社会的需要，统治阶级就不会再去推动它的发展。因此，从客观上天文学家缺少动力和条件去进行新的探索和提高。此外，将自然现象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天人感应”理论，把天文学纳入“应用的政治学”的轨道。君主通过改正朔，颁定历法，宣示政权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儒生官僚则利用特殊的天文现象，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以嘉兆、样瑞来歌功颂德、献媚取宠，或以种种灾异来排斥异己、规劝君主进而批评朝廷政治。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必然阻碍天文学进入哲理推理与科学抽象的殿堂。由于天文学与政治密切关联，历代王朝严加控制历算研究，禁止人民私习天文，造成保守而封闭的学术环境，严重制约了天文学的进步。 （五）物理学的盛衰 西方科学史家一般对中国古代物理学的成就评价不高，认为中国古人乏于物理理论探讨和实验精神。这种评论固然包含部分道理，却也有其片面性。其实，中国古人在物理理论方面，一度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只不过到了中古和近古，这种探讨受到抑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园时期，时称“显学”的墨家便总结了光学、力学、声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理论“足可相同时期的古希腊科学相媲美。 《墨经》对于力学的论述比较集中。它明确提出了力重相当的概念，认为用多大力就举起多大物，并指出力是人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墨经》在讨论衡器一类的杠杆平衡的各种情形时，用墨家的术语表达了力矩的概念，提出了“杠杆原理”。《墨经》写道：如果加重量在衡器的一边，重物端必定下垂，因为衡器原来两瑞的权和重是相当的。如果它们互相平衡，那是因为“本”(力臂)短”标”（重臂）长的缘故，如果再在衡器两端加上重量相等的东西，那么标端必下垂。总之，在衡器中，长和重的一端要往下垂，短和轻的一端要往上翘。《墨经》在讨论杠杆平衡方面的重要见解是，它不仅考虑到力的大小或重量的多少，而且考虑到距离，就是通常所说的力臂和重臂。《墨经》作者虽然对杠杆平衡问题没有明确的定量关系的总结，但是从他们的分析讨论中可以看出，墨家比阿基米德(公元前三世纪)更早知道距离和平衡的关系。 《墨经》对于浮力原理也有相当精彩的论述。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浮力原理为阿基米德所提出，故称“浮力定律”为“阿基米德定律”。实际上，《墨经》对于浮力原理早就有独到见解。《墨经》说，形体大的物体，在水中沉下的部分很浅，这是平衡的道理。浮体沉浸水中的部分能和浮体平衡，即使浮体沉得很浅，并不是浮体本身短浅，而是象市上商品交易，一件商品可以换取五件别样商品一样。“荆(形)之大 其沈（沉）浅也，说在具(衡)”，“沈(沉)、荆(形)之具（衡）也，则沈(沉)浅，非荆(形)浅也。若易五之一”。这段文字中，有一个缺点是，没有看到浮体沉浸在水中的部分正是这个物体所排开的液体，所排开的液体重量恰好等于浮力，是浮力和浮体平衡，而不是沉浸在水中的部分浮体和整个浮体平衡。但是，纵观整段文字，表明它已经懂得浮体沉浸在水中的部分（就是它所排开的液体）和浮体的关系，这与后来希腊阿基米德建立的浮力原理是相符的。 《墨经》中的几何光学最为精辟，受到世人的推崇。墨家是一批实践家，在探索光沿直线传播的性质时，墨翟和他的门徒作了世界上策一个小孔成倒像的实验。他们在一间黑暗的小屋朝阳的堵上开—个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屋里相对的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倒立的入影。对于这奇异的现象，墨家解释说，人的头部遮住了上面的光，成影在下边，人的足部遮住了下面的光，成影在上边，就形成了倒立的影。这是对光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墨家实验证明的是成影，成影和成像的原理相同。和墨翟差不多同时代的希腊柏拉图学派，虽然也认识了光的直线传播和反射，但是，他们提出光学理论要比《墨经》晚，水平也没官超过《墨经》。 《墨经》中提出的杠杆原理、浮力原理以及墨家的光学研究，虽然没有发展到托勒密和阿基米德原理那样完善的地步，但是其所蕴含的丰富的科学思想，对于弥补中国科学校术的短缺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墨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不一致，在儒、道两家的强力排挤下，墨家连同其杰出的科学思想一起受到抑制，最后消亡，以至中国的“声、光、化、电之学”的发展大大迟缓下来。当然，在物理的某些具体分支上，墨学中绝以后的中国古代仍然取得了一些突出成就。 在声学方面，我国很早就注意到共振、共鸣等现象。公元前三-四世纪，《庄子·杂篇》就讲到调瑟时发生共振的规象，其中对基音和泛音共振现象的描述，在声学史上比西方早得多。 宋代（十一世纪）的沈括曾经做过纸人测定共振的实验；剪一个小纸入放在弦线上，弹动发生共振的弦，纸人就跳跃颤动，弹东别的弦，纸人就不动。这个试验比欧洲人所做的同样试验要早好几个世纪。十五世纪，意大利的达.芬奇才开始作共振试验。直到十七世纪，英国午津的诺布耳和皮戈特才以所谓的“纸游码”(相当于沈括的纸人一类的东西)实验来证明弦线的基音和泛音的共振关系。 中国古代还常常应用声音的反射、共振等现象来建造一些持殊需要的建筑，如庙宇、宫殿。建于十五世纪初年的北京天坛，是驰名中外的建筑物，其中具有良好声学特性的建筑物有三个：回音壁、三音石和寰宇。回音壁是一个优良的声音反射体，在暗壁上相距比较远的两个人可以小声对话，而在三音石上拍一掌声则可听到三响。寰丘是一由青石砌成的圆形平台，当人站在台中心叫一声，他自己所到的声音比平常听到的声音响。这些奇特的现象都是对声学效应的利用，而这种具有良好声学效果的建筑物是世界上罕见的。 我国古代还对乐器上的乐音进行数学研究。十二平均律就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律，就是音阶中每个音的音高规律。十二平均律，就是十二个律中相邻两律间的频率差都是相等的。现代的钢琴、手风琴等键盘乐器普遍采用的就是十二平均律。明代的朱载堉(公元十六世纪)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十二平均律的。他在一五八四年以公比12√2的等比级数的方式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计算，为今天的键盘乐器的制造打下了理论基础。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曾对朱载堉的发明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中国古代物理学发展的道路是坎坷的。由于传统观念对纯理论探讨的蔑视与排斥，墨学被涅没达两千年之久，记载了大量物理学知识的《论衡》也因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加上“秘玩以为玩助“的罪名遭到相同的命运长达一千多年。物理学知识的传递和演进，主要寄托在工艺技术的发展之中，未能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此外，在传统自然观的规范下，古代科学家将自然现象视为一个和谐、关联的整体，缺乏将力学、光学等物理现象单独抽离研究，建立—个独立学术系统的自觉意识，因此，中国古代物理学的研讨多为片断性记录，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六）发达的冶金术 中国古代冶金历史也十分悠久，虽然我国并不是最早发明炼钢和炼铁的国家，但我国冶炼技术后来居上，在人类冶金技术的六千年历史中，相当长时期内由中国人领先。 人类冶铜术最早在西亚地区出现(公元前四千年初)，而青铜的使用在西亚地区却和中国几乎同时(公元前三千年初)。早在公元a前十四世纪的殷商时代，中国青铜冶铸技术便高度发达，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古代铸造技术，工艺有范铸法、分铸法、镶铸法、失蜡法，制范材料有石范、泥范、陶范、铁范、铜范，型范的结构有单面范、双面范、复合范、叠铸范，而且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青铜配比和性能、用途关系的规律——“六齐”法则。世界罕见的青铜文物如重875公斤的司母戊青铜大方鼎和精美的四羊尊便产生在这一时期。 古代治铁术最早发明于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上游地区，但长时期停留在原始的块炼技术而得不到发展。中国在公元前七世纪的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中期以后达到世界冶铁技术的先进水久其中比块炼铁质量先进的铣铁冶炼技术领先于西方约二千年。为了改进生铁性能，我国人民早在东周时代就掌握了可锻铸铁的生产技术。所谓可锻铸铁，即将白口生铁经高温退火后得到的一种高强度展性铸铁，而西方发明这种铸铁是在两千多年后的公元一七二二年。在可锻铸铁中右一种性能优良甚至可以代替铸钢的球墨铸铁，这种铸铁所含的石墨呈分散的小球状。现代冶炼球墨铸铁技术是在一九四八年左右发明的，而在河南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出土的铁錿以及以及河南蝇池出土的汉魏铁斧，竟然是具有球状石墨组织的退火铸铁件，这在世界冶金史上是罕见的事件。从战国晚期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创造了一整套炼钢技术，包括渗碳钢、铸铁脱碳钢、炒钢、百炼钢和灌钢等。英国在十八世纪中叶发明了以生铁为原料的炒钢技术，在产业革命中起了巨大作用，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而这项革新在我国一、二世纪就已经实现。其他几种炼钢技术在当时也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其中灌钢技术早于欧洲一千多年。 我国还是世界最早冶炼金属锌，制出黄铜(铜锌合金)、白铜(铜镍合金)和铁合金的国家。农合金冶炼方面，中国古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兴盛，使中国的金属产量达到年产成万吨的水平，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抛在后面，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我国古代冶炼技术之所以长时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国在世界上最早采用高炉冶铁。如河南郑州古蒙镇的一座汉代冶铁高炉，复原后炉高四点五米，容积约四十四立方米，日产量约零点五到一吨，在二千年前，这一成就相当杰出。其次，我国很早就有了比较强的鼓风系统，以加强护温。战国时，已开始采用人力压动的皮风囊鼓风，汉代出现了马排、牛排(即用马、牛带动的皮风囊)，特别是东汉初年，发明了水力鼓风囊——水排，先于欧洲一千二、三百年。在明代出现了活塞式木风箱。活塞式木风箱能产生较连续的压缩空气，从而扩展风区，增大风量，强化了冶炼。欧洲至十八世纪后期才发明活塞式鼓风箱，比我国晚了一个多世纪。再次，我国冶金燃料发展得较快。汉代治铁遗址中已发现煤饼；晋代时，用煤冶铁已有明确记载。南宋末年，我国已开始使用焦炭。广东新会一处十三世纪后期的冶快遗址中出土的角战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焦炭，在欧洲，英国至公元一七八八年才开始用焦炭炼铁．比我国晚了五百多年。 我国古代冶炼技术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遥遥领先地位。汉通西域后，中国钢铁曾通过“丝路”运往西方。印度梵文中的钢，有一词作“Cinaja”(秦地生，”秦地”指中国)显示了中国钢铁对印度的影响。公元一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其名著《自然史》中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中国来的钢相比美”。此说确非虚誉。 （七）与炼丹术同步发展的古代化学 同中国古代科技的其他部类一体中国古代化学有欠于系统的理论探讨和总结，而侧重于发展实用技术，但这种实用趋势亦推动化学在不少项目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四大发明中就有两项——造纸术和火药——居于化学范畴。 思格斯称之为化学的原始形式的炼丹术在我国起源也很早，它跟后来出现的本草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化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在我国的炼丹术和本草学中，含有关于无机强酸、有机酸、植物硷、无机盐、铅、汞、硫及其化合物等方面的丰富的化学知识。炼丹术的目的虽然是反科学的，但炼丹者用铅、汞、硫等及其化合物与其他物质一起烧炼，利用各种试验手段实现了许多化学转变和无机合成，却为化学的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科学资料。化学史上最早的人工合成物的记载，便见于中国古籍。公元二世纪，《周易参同契》记载了炼丹家们把红色硫化汞加热分解成水银，将水银和硫硫磺加热，升华成红色硫化汞，这是化学史上最早的人工合成化合物的方法。 现代化学是在欧洲中世纪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欧洲练丹术导源于阿拉伯炼丹术，阿拉伯炼丹术又是从中国传去的。这一点已在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中得到确证。如中国炼丹术很早就使用的硝石，在阿拉伯和埃及都叫“中国雪”，在波斯叫“中国盐”。此外，阿拉伯和波斯炼丹家都在七种金属中列入“中国金属”或“中国铜”。故李约瑟认为，“整个化学员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 由于化学知识的积累和不断丰富，中国古代在瓷器、漆器、酿造、染色、兵刃、农具、货币等方面的制造技术上也相应取得突出成就。其中瓷器制造尤为出色，为中国文明增添了灿烂光华。 早在新石器晚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利用瓷土做原料，经高温烧制成精美的硬陶，到了商代，又发明了玻璃质釉（青釉）。资土的采用，釉的发明，烧造温度的提高，开辟了我国瓷器的新纪元。此后，随着原料和烧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原始瓷器”成熟发展经历了从青瓷一白瓷一彩瓷这样几个阶段，益臻精美，成为具有极大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如唐代的白瓷类雪似银。杜甫曾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破》一诗中赞美道：“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这种质“轻且坚”、扣声“如哀玉”、色“胜霜雪”白瓷确是弥足珍贵的精美艺术品。再如宋代制瓷，各大名窑的瓷器在胎质、釉色、花纹等方面各具特色，河北定窑白瓷，胎薄质细，独色洁白，造型优美，以刻花、划花、印花等加以装饰，艺术水平很高。河南钧窑，异军突起，烧成蓝中带红或带紫的色釉，色泽如玫瑰、海棠、晚霞，极为艳丽，光彩照人；江西景德镇窑，别开生面，烧出了釉色明澈温润、白中泛青的影青瓷，誉满全球。浙江龙泉窑向有哥窑、弟窑之称。哥窑，利用胎和釉在烧制时收缩率有差别，烧成釉面有疏密不同裂纹的“百圾碎”。第窑，釉青莹无纹片。南宋官窑的青瓷，器口及底部露胎处呈灰或铁色，被称为“紫口铁足”；江西吉州窑，运用剔花、洒釉、印花、贴花等多种手法装饰瓷器，具有民间艺术风格，而剪纸贴印则是它的独创；河北磁州窑烧出了白地黑花瓷，以人们喜闻乐见的人物、山水、花鸟等作装饰内容，别具一格，生动活泼。清代的粉彩瓷与珐琅彩瓷也极为可爱。粉彩是在烧成后的素釉瓷上用掺有铅粉的色料绘画，经烘烧后，颜色深浅不同，浓谈协调，绚丽可爱。珐琅彩是用油画的技法，用化学方法精炼配制的珐琅彩料在瓷器上作画。烧造后的画面瑰丽精美，富有立体感。 精美的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声誉，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诚然，“自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人类都会用粘土烧制陶器碗、盆、瓮等物品，但是瓷器却被公正地作为中国人独具的智慧的产品而受到赞誉”。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l 54年）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垂西著书说：“中国面积很大，人口极多。……艺术作品中以绘画和瓷器为最精美。”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埃及王萨拉丁用四十件中国瓷器赔给大马色国王努尔埃丁，表明中国瓷器是极为外人珍视的物品。宋以后，中园瓷器已大量远销国外，甚至间接传播到遥远的非洲。西方人看到中国瓷器精巧的制作，美丽的图案和丰富的色彩，赞叹羡慕备至。不少外商来到中国，大量购买瓷器，贩到西方各国，追逐利润。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葡萄牙船加塞里那号载去了各种各样的瓷器。万历四十三年(1614年)，东印度公司的克德兰德号载去碗、碟、盘等69，057件，值荷币11，545．11弗拉仑。欧洲统治阶级还向中国订造大批瓷器。法王路易十四命宰相马札兰创立“中国公司”，派人到广东订做带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俄国彼得大帝也在中国订做瓷器，故宫博物院有康熙年间景德镇制造的五彩茶罐，上有俄国双鹰国徽，便是这时制造的。英国瓷器发展得最晚，所以更大量吸收中国瓷器。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英人维代尔)在广州收买中国特产，其中瓷器就有五十三箱，比他所收买的绸缎，几乎多过两倍。美洲、非洲、澳洲也都有入直接来中国购买瓷器，中国文化艺术遂伴随着瓷器输出而传到世界各个角落。 中国瓷器运销国外，其制作方法也传往世界各地。朝鲜、日本、阿拉伯等国相继学习、掌握制瓷技术，烧造瓷器。十五世纪后半期，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意大利威尼斯，为欧洲造瓷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其影响播及至今。欧洲学者乔治·萨维奇在一九七七年版《英国大百科全书》中特意指出：“陶瓷在全世界，再没有象在中国那样，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而中国瓷器对于欧洲后期的陶瓷的影响至今还是很深的。”美国学者德克·海德也说：“虽然从此以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生产了大量的瓷器，但是，在瓷器之乡以外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过什么工艺品可以跟中国陶瓷工最出色的制品相媲美。”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英语中称为“China”。China的双重意义鲜明地标示了中国作为“世界瓷国”的独特地位。 （八）传统农学的多方面成就 中国农业科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秦汉时期，中国的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创进、完善。中国古代的三百多种农书就是其真实记录。国外学者评价道：中国“早在公元六世纪就形成了即使从全世界范围内看也是卓越的、杰出的、系统完整的耕作理论”。 对比欧洲中世纪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确乎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我国已经推广了铁犁。欧洲人在十八世纪才发明了条播机，我国却早在汉代便有了这种农具。当欧洲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国己进入轮作复种阶段。欧洲人长期实行放牧，我国早就家畜舍饲。已故的古农学家石声汉说：“在有历史记载的近几千年中，我国的农业，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科学知识这一优良传统，是我国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 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技术的特点是循环利用，低能消耗；多种经营，综合发展；以种植业为主，重视植物蛋白的利用；用养结合，使地力常新；集约耕作，提高土地利用率。在培育作物、家畜良种以及制作精巧农具，利用自然力，特别是水利工程方面，中国传统科学更有不少举世瞩目的创造。 我国古代的农田水利建设，其规模之大、建设之早和收益之宏，在世界上实属罕见。早在公元前二五一年，战国时代的李冰就主持修筑了驰誉世界的都江堰。著名的郑国渠和灵渠也是在两千多年前建成的大型水利工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生产国。相传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水稻开始从我国传到国外。一九七三年，考古学家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炭化稻谷，经专家测定，距今已有六千七百多年。 我国是世界上首先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早在四、五千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河北、河南一带养蚕剿丝。春秋至秦汉，丝绸生产已通及全国。远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期，质地精美的中国丝绸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输往西亚和欧洲各国。古希腊、罗马称中国为Seres，意为丝绸，Seres这个词显然是从中国的“丝”音转化过去的。当时的欧洲，经济生活较为落后，即或是贵族，也不过是打着火把，穿着亚麻衣裳。吃着烤肉。因此，轻柔华美的丝绸传入欧洲，立即引起整个社会的狂喜，不论贵族还是民众都以能穿上丝绸衣服为荣。据说，公元前一世纪时，古罗马皇帝凯撒有一次穿着中国丝绸袍去看戏，顿时轰动整个剧场，在场大臣个个翅首观望，欣羡不己，以至无心观戏。由于古罗马输入过多的丝绸和亚洲的其他奢侈品，公元一-二世纪时，罗马在对亚洲国家的贸易中产生了逆差。 同丝绸相辉映，我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和饮茶最早的国家，相传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就用茶叶来治病，间有啖之者。秦汉以后饮茶之风逐渐传开。唐朝时，陆羽系统地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内有茶的历史、种植、加工、生产工具和饮茶风俗等内容，陆羽因而被后人尊为“茶神”。公元五世纪时，我国茶叶输出到亚洲一些国家，十六、七世纪时输往欧洲各国。茶叶—经出口，立即受到输入国人民的珍视，以致有的人为了买到茶叶，“其价几何，在所不惜”。茶叶成为与咖啡、可可并称的世界三大饮料。十九世纪末叶以前，我国茶叶在市场上还是独一无二的。一八八六年创最高额出量记录，达十三万四千吨，值银五千二百二十万两，占出口总值半数以上，居我国出口商品的第一位。我国不仅输出茶叶，而且向很多国家提供茶树或茶籽。公元九世纪初茶树传入日本，十七世纪茶籽传入爪哇，十八世纪茶籽传入印度，十九世纪茶树先后传入俄国和斯里兰卡等国。爪哇和印度还分别在一八八三年和一八三四年从中国运走茶工和制茶工具，在国内试种茶树和制茶，印度后来超过中国，成为第一产茶园。 茶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影响极为深远，英语单词tea和法语的th6都来自汉语的te，这是中国福建省方言中对茶的称呼。俄语单词chaZNlJ来自ch6，这是中国北方“茶”的发音，蒙古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和现代希腊人所使用的相似的单词，也都来源于cha字。 我国蔬菜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总数大约一百六十种，其中一半是我国原有品种。其中有不少流传海外，深受各国人民欢迎，如营养丰富、利用价值高的大豆，约在一七九0年传入欧洲。四时供应的大白菜和小白菜，因原产地是我国，所以它们的学名分别叫Brassica Chinensis和Brassica Pekinensis，即在芸薹属后边加上了中国和北京的字样。日本从一八七五年开始由我国引种白菜，现在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占蔬菜的第二位。我国很早就不断引进外国蔬菜，经过精心培育，逐渐改变它们的习性，创造出许多新的、优良的类型和品种。如辣椒原产美洲，后来经由欧洲传入我国，不过三四百年。但经过培养、创造，我们已有了世界上最丰富的辣椒品种，其中北京的柿子椒已引种到美国，命名为“中国巨人“。 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最早的果树原产地。如桃是我国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早在《诗经》中便有“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诗句。大约在公元前一到二世纪，桃由我国西北经由中亚传入伊朗，再由伊朗传到希腊以后再传到欧洲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美国等又从我国引种水蜜桃和蟠桃，在此基础上培育了许多新品种。原产于中国的甜橙也是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由葡萄牙人引种到里斯本，在这以后西方各国才开始大量栽培，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古老的畜牧业也有着重要成就。中国猪种向以早熟、易肥、耐粗饲和肉质好、繁殖力强著称于世，汉、唐以来，广为欧亚人民所称赞。当时大秦(罗马帝国)的本地猪种生长慢、晚熟、肉质差，遂千方百计引入中国华南猪以改良本地猪种，育成了罗马猪。英国在十八世纪初，引入中国的广东猪种，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本地土种猪已渐趋绝迹，代之以中国猪血统的猪种了。如大约克夏猪是英国最著名的腌肉猪，这种猪是用中国华南猪和美国约克夏地方的本地猪杂交改良而成。一八一八年这种猪曾被称为“大中国种猪”，以示不忘根本。现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猪种，几乎都含有中国猪的血统，故达尔文指出：“中国猪在改进欧洲品种中，具有高度的价值。”中国古代还很早就发明了阉割术，受到国外畜牧兽医界的高度重视。在丹麦哥本哈根农牧学院所筹建的一所兽医博物馆里陈列了很多兽医器械，其中有一件是用于给三周龄小猪阉割的工具，它是十八世纪末由一位瑞士商人从中国带到欧洲去的。日本人川田熊清曾专门研究了我国古代马的阉割木，认为世界上马的阉割，以中国为最早。因此，丹麦哥本哈根农牧学院兽医系主任佛里德瑞克.埃尔文斯教授评价道：“中国人民高度发展的文明，在很多方面走在欧洲文化的前头。” 但是，中国的传统农学局限于经验，农业基础理论科学始终未得到发展，因此无法完成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加之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妨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而人口的激增既加大了农业的压力，也成了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的限制因素，这些都导致中国农学在近代落后于西方。 （九）独树一帜的中医中药学 人是自然与社会的中介，因此，医学对人的生理与病理的认识，就不仅仅是医疗技木，而且包含了人对自然与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与认识方式，因而特别鲜明地反映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科技史上，中医学的地位和情况是颇为独特的。即使在中国古代科技超出同时代西方的一般背景上，中医学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成熟。 1.成熟而系统的理论构造 这种成熟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体系构造。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朗，中医学就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基本上构造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整体现和综合观。其基本理论集中体现在下列四万面： (1)人体生理功能与自然环境的高度统一。中国传统医学用构成万物的“气”，把生命活动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认为“百病生于气”，“气治则安，气乱则病”。当人体生理活动与自然环境不协调时，疾病就产生了。因此有所猖“六淫”的病因——风、寒、署、湿、燥、火。所以，同一疾病，随不同季节时辰，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以及个体的差异给予不同的治疗。 (2)人体生理机能的整体性。中国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各部器官功能是休戚相关的，局部疾病可以影响到全身，全身病变可以显现于某个局部。人体每一病症的发生，无不体现出整体的失调。肾与耳在解剖学上至今未发现有什么直接联系，但中医认为“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临床明，肾功能减退和异常，确实会引起耳功能的变化。反之亦然。其次，人体内部功能与外部表象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内部病变可以牵连及外，外部病变也能传变入里。因此，中医诊断必须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来“审察内外”。 (3)疾病过程的统一性。中医认为疾病是人体内正气与邪气的搏斗。邪气由外入，故每种疾病都由一个从外入里的传变过程。邪盛气夺，所以每种疾病又都有一个由实到虚的发展过程。据此，中医以扶正祛邪为治疗原则，只要达到某个阶段的虚实程度，许多疾病均可用同样方法治疗，这就是所谓“异病同治”。 (4)精神活动与物质功能的统一。中医认为，人的精神刺激可以导致脏腑功能的变化，诸如喜(惊)伤心、怒伤肝、忧(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等，反之，脏腑病变也会引起人的精神活动异化因此中医十分重视心理治疗，所谓“治病须治人”。 总之，中医理论是从人体整体以及与环境的高度统一出发，通过“四诊”合参的系统观察，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所谓“八纲”的综合、辩证施治。中医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的有机的思维观念的产物，在医疗实践中显示了有效性。古代中医学“医经”留传后世的代表作《黄帝内经》至今仍是从事中医工作的人所必读的指导性著作，表明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是相当罕见的事例。 2.丰富而发达的本草学 除了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丰富而发达的中药学(本草学)也是中国医学成熟的重要表现。 我国本草学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用药经验逐渐丰富。春秋战国时期，文书上记载的药物已有一百多种。大约到了汉朝，出现了一部记载药物的专书叫《神农本草经》，收集药物三百六十五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书。在唐朝，高宗命苏敬等人编修了一部图文并茂的药物学专著，取名《新修本草》，此书中总结了一千多年的药物学知识，共载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分为九类。这种由国家颁定的药物学专著，现在称为“药典。世界各国政府都有自己的药典，《新修本草》就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药典。据记载，欧洲最早的药典是公元一四九四年意大利佛罗伦斯药典和公元一五四二年纽伦堡政府的药典，它们都比《新修本草》晚得多。 古代中药学的发展，到明代达到高峰，其标志便是李时珍的不朽巨著《本草纲》。《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将近二百万字，分十七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麟、介、畜、禽、人)十类。在安排分类次序时，先是非生物，后为生物，先植物，后动物；先低级生物，后高级生物。这种分类法，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在植物分类上，李时珍力求按照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环境和性能等自然属性来加以分类，相当系统、明确。《本草纲目》在西方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瑞典博物学家林耐(1707—1778年)《自然系统》一书出版(1753年)前一个半世纪，就提出了相当先进的植物分类法，是很了不起的。 《本草纲目》收录诸家《本草》所载药物共一千五百十八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共一千八百九十二种。书中对每种药物的名称都加以确定，对药物的产地、形态、栽培和采集方法、炮制法、药物的性味和功用等，都有详尽的叙述，还搜集古代医学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一万一千余首和药物形态图一千一百余幅。它系统地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丰富的药物经验，涉及古代自然科学许多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草纲目》于一六四七年第一次译成拉丁文，以后又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全世久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达尔文曾赞誉这部巨著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鲁迅也高度评价这部巨著“含有丰富的宝藏”，“实在是极可贵的”。 3.独特的针灸疗法 独特的针灸疗法也是祖国医学中引人注目的内容。这一卓有成效的疗法不仅对国内医疗事业影响巨大，而且播扬到国外。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医药学包括针灸疗法便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和中亚各国。例如公元五一三年，中国医生吴尔去日本讲授医学；公元五五O年吴人知聪携带大批中国医书和针灸图去日本；公元五五二年，梁文帝还赠送日本政府《针经》一书 ；公元七O一年，日本法令《大宝律令》明确规定以《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等作为学习医学和针灸学的必修课目，并定出相应措施，使针灸疗法在日本得到很大发展。朝鲜半岛古代的高丽国，也在一一三六年正式规定以中国古医书《针经》、《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答作为学习医学针灸的必修课程。宋、元以后，随着海路航运事业的发展，针灸疗法逐渐被介绍到欧洲，当时英、法、德、荷、奥等国家的一些医学家，都开始把针灸应用于临床和研究，同时也翻译了一些中医针灸著作。至今，针灸治疗术仍为欧、亚许多国家所采用，一九七九年在巴黎召开了第六届世界针灸大会，有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生和学者作了一百一十三篇报告，其中以法国最多，苏联次之。据报道，苏联在一九七八年作出计划，到一九八O年要使受针灸疗法训练的医生增加两倍，门诊部和医院的针刺疗法专业科室增加五-六倍。 4.传统中医的缺陷 传统中医学也有着自身的缺陷。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阴阳五行说缺乏实证因素，其含糊性与神秘性往往将医者引入玄想的死胡同。如有的医者过分重视字宙的大循环，而忽视疾病的成因为外在病原体的侵入与内在体质的衰变，竟主张以得病日的干支为主，施以治疗。 传统中医学在伦理观念的制约下，漠视解剖学，以致对某些生理的了解几付阙如。清代王清任突破旧医学的桎梏，致力研究解剖学，著成《医林改错》二卷。然而，王清任的学说不但不能流行，且被责为诋毁经文、标新立异，他本人被目之为医界之杨墨，甚至有人讥消他是“骸骨中学医”。王清任改革传统医学的勇气及理想被传统观念所涅没，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医界的悲剧。因为，没有解剖学作基础，传统医学无法解决认识人体和治疗人体的若干问题。 中医理论强调人体复杂性，却没有诊断指标的标准化和观察的客观化，其运用于施治相传授便必然带有较为浓厚的主观色彩。这必然影响中医学的发展甚至造成某些技艺的失传。 传统中医学虽有停滞落后的一面，但其自身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仍能维系旺盛的生命力。 近代以来西方先进助科学技术大规模传入中国，从总体而言，传统形式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基本上告一段落：“现代数学”取代了“中算”，现代冶金工业取代了传统的冶金技术。如此等等。然而，西方近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后，虽然造成了对中医学的强烈冲击，但是中医始终末被“挤垮”，而是在近现代的条件下继续有所前进和发民，形成了和西医并峙的局面。当前，更出现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并存的局面，中医学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发展也出现了新的势头，即某些学者所称的中医“国际化’趋势。中医学的生命活力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努力揭开中医学奥秘的科学研究正在深入进行。 三、独树一帜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一）人文主义的内涵 一谈到入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人们就很自然地把它们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联系起来。有的人甚至认为，只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只有欧洲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才是真正的理性主义。它们都是近代的、资产阶级的思潮，在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不可能有的。其实，这是对学术思潮本身的性质及其在一定时代所具有的阶级属性、时代特征的混淆。二者虽有联系，亦有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来历有二：其一是因为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是人文科；其二是因为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提倡属于人的东西和以人为中心。人文主义的内容包括肯定现世人生的意意，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提出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从人文主义的得名和内容可以看出，类似的思潮并不一定非要到近代才能产生，在宗教的权威动摇和败落的时代和地方，都有可能产生。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如此。至于欧洲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思潮，起决定作用的主要不是人文主义内容本身，而是这些内容与西方以教会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相冲突这一事实。 （二）中国人文主义的缘起 在人类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处于宗教的全面统治之下，唯独中国是一个例外。当然，这不是说在中国封建时代宗教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佛教、道教、各种封建迷信也曾广泛传播，并多次试图登上封建意识形态的王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宗教的具有浓厚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儒家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远远高出于其他国家封建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源远流长。 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源头，可以追索到西周。殷商时期的奴隶主阶级是笃信宗教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求神问卜，巫师集团在政治生活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殷人的决策程序中，龟筮的结果，即神的意志(亦即巫师集团的意志)具有不容违抗的最高权威。这种情况，至西周为之一变。西周统治者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殷商的宗教并以此愚弄、恐吓治下的人民，但他们骨子里并不真正相信。西周统治者的信条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宗教的外壳里明显地孕育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札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道出了殷周在宗教方面的差异。 西周末年，随着宗法奴隶制的危机日益加深，“天”的权威也维持不下去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在士文化中的统治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式上颇为相似。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一样，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如孔子讲“务民之义，歌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后来的许多思想家，进而采取了无神论的立场。它也和西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一样，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思想家看来，人类在宇宙中有卓越的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域中“四大”之一，是“三才”之一。人有道德，是“天地之德”，人有知觉，是“天地之心”；人能凭借道德和智慧“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能够“参天地、赞化育”。一些哲学家如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 “地道”、 “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抬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他们所谓的道，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最高原理。一些哲学家如荀子主张以“道”为“衡”。道在荀子那里有总的原则、规律等意思。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一些思想家如韩非讲“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即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循客观规律。凡此种种，都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 （三）中国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之后，在两汉时期、南北朝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两汉时期，具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的春秋公羊说和宗教迷信色彩极浓的谶讳之学盛行一时，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泛滥不止。但这两次挑战，都受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坚决而有效的回击。宋明以降，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力量大大加强，宗教势力日益衰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简而言之，人文主义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和以人为中心的思潮，理性主义是一种“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的倾向。”这种思潮和倾向，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持，才能在与宗教迷信、非理性主义乃至反理性主义的抗衡中站稳脚跟． 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在当时的理论思维水平，在与神道主义、蒙昧主义的理论基础相比较的意义上是相当坚实牢靠的。 第一，中国从古以来就有一个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 《管子》的“天不变其常”、荀子的“天行有常”、王充的 “天道自然”、裴的“崇有”、张载的“几有皆象，凡象皆气”、 “理皆在物”、王廷相的“理载于气”、王夫之“天下惟器”、李恭的“理在事中”，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传统；而王充《论死》之篇，范续《神灭》之论，更是无神论的光辉篇章。这个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统，对各个时期唯心主义和有神论据以立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给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有力的支持。例如，先秦“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对摧陷廓清殷周主宰天的宗教观念起了巨大作用，王充的“天道自然”论对清算两汉儒学中的有神论起关键作用，范统的“神灭论”把依靠皇帝支持的一大批有神论者打得丢盔卸甲。另外在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唯心义者都把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当作哲学的重要课题。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为宗教服务的。但在中国哲学中，尤其在宋明时代的哲学中，唯心主义却与无神论在一日限度内结合起来。孔子、老子、庄子、扬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无神论，排斥宗教。这表明了中国哲学思想中唯物主义的巨大成就与无神论的深刻影响。例如，“天道自然”的观念对宋明时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就很大。朱熹肯定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这样的唯心主义，属于观念论，与将精神视为宇宙本原的西方唯心主义有显著的不同。宋明时代唯心主义能在一定限度内与无神论相结合，与其接受了“天道自然”观的深刻影响分不开。 第二，中国传统哲学中又有辩证思维的传统。 《周易大传》、《老子》、扬雄、张载、朱熹、王夫之抓提出了精湛而丰富的辩证思维的命题，而孔、孟、荀、庄诸家的思想中也包含辩证方法的因素。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思维的主要内容，是整体、过程的观点和对立统一观点。中国传统的辩证法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在批判宗教方面却是相当雄辩的。中国古代哲学将事物内部的阴阳对峙视为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第一推动”之类的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宇宙是一个整体和过程，因而很难产生和接受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和与此岸世界迥然不同的彼岸世界之类的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坚持“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亦即本质均现象的统一，因而象佛教那样以世界虚幻不实的观念受到最坚决的排斥，如此等等。 第三，中国传统哲学相当成功地把伦理道德学说和政治思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本体沦、认识沦、道德论的统一，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以为宇宙最高本体即是道德的最高淮则或基本根源，二，强调求知方法与修养方法的一致。从先秦到宋、明，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道德原则与实际生活的统一，以为道德原则不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之中必须体现道德原则。这两个特点并不都是正确的。宋明理学把宇宙的普遍规律与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出现的道德准则统一起来，宣扬永恒的道德，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它们对把伦理道德学说和政治思想置于哲学的控制之下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又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的力量来推行道德。在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封建时代，推行道德是宗教的重要社会功能，这无疑加强了宗教的地位。而在中国，宗教只有在缺乏文化教养的大众中推行道德的意义上才得到容忍和一定程度上的扶植，而在受儒学熏陶的士大夫中，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另一个是不必依赖宗教去论证政治。如宋明理学把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看作永恒的真理，把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视为天秩、天序。这就避免了政教合一，或政权依赖于教权的格局出现。而儒家所坚持的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统一的观点，本身就是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中国传统哲学中还有一种试图将唯物沦贯彻列历史观中来的努力，尽管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但也留下了一些可称为唯物史观荫芽或个别论断的思想。如由《管子》提出并经韩非、王充论述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孔子富先于教的观点，孟子以“制民之产”为道德教育先决条件的观点，柳宗元关于国家起源的具有理性情神的假说等等。这些观点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也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4.中国人文主义对西方的影响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因而不能将它近代化。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与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是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和文化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受到了启蒙思想家的大力推崇，在启蒙运动中推波助澜，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性主义倾向的思想先驱和他们“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中国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在法国可能要追溯到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儿。美国传教士丁违良曾指出笛卡儿的以太旋涡学说与宋明关于气的学说惊人地相似，他把气论称为前笛卡儿的笛卡儿哲学，并推测笛卡儿曾受到宋明哲学的影响。在德国，这种影响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莱布尼茨高度评价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他的单子论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思想。莱布尼茨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中国人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从而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答旧欧洲传统的先河。 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哲学和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本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种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尔泰心目中，中国儒学乃是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推崇孔子，称赞他“卓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他的书房挂着孔子画象，下面题着四句颂诗： “子所言者唯理性，实乃贤者非先知， 天下不惑心则明，国人世人皆笃信。” 伏尔泰还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了诗剧《中国孤儿》(副题《孔子学说五幕剧》)，剧中祟尚武功、企图以暴力取胜的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伏尔泰在这个诗剧的前言中写路道： “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 伏尔泰对中国理性主义的赞扬，得到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共鸣。孟德斯鸦在《法的精神》中指出“孔教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在共《百科全书》中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别称赞懦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国平天下”，黑格尔也认为“中国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 莱布尼茨说从东方的中国给他们以一大“觉醒”，伏尔泰说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法国学者戴密微认为发现中国这件事大大推动了欧洲从16世纪已经开始的文艺批评运动。这些评论都说明，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对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发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同一种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可以获得不同的社会政治意义。 中国古代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不仅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近现代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宗教负担最小的民族，这就是古代现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硕果。在西方和其他许多地方，“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而在中国，情况则大大不同。中国反对封建制度斗争的矛头，首先不是指向教会，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且除了农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外，这种斗争都采取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形式。中华民族宗教负担很轻，这对于她今后的振兴和腾飞将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