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 对中国文化特征进行探讨的学者，较早者当属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1918年，年仅25岁的梁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讲师，后升为教授。28岁，梁发表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此后，梁毕生都坚持儒学复兴救中国、救世界的主张，被称为“当代的大儒”、“最后的儒者”。在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著作中，梁提出中国文化有14个特征：（1）广土众民；（2）诺大民族之同化融合；（3）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4）有伟大的力量，但无法指明；（5）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6）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7）家族制度重要且根深蒂固；（8）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9）缺乏民主、自由、平等及法制精神；（10）道德统括文化，道德气氛特重；（11）不属普通国家类型；（12）无兵的文化；（13）孝的文化；（14）隐士与文化有相当的关系。这是对中国文化特征一次比较全面的审视。此后，不断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中国文化的特征，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像我们的教材把中国文化的 特征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本人综合各方观点，认为中国文化有6大特征：伦理中心、人文传统、多元一统、延绵韧性、重政轻艺、整体直觉。下面我将一一讲述。 一、伦理中心 （一）内涵：道德学说成为维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各类观念的出发点、归结点 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国家和民族以宗教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中国文化系统却避免了全社会的宗教化。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尚不可能产生科学体系以取代宗教。在中国，曾经长期充当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是伦理道德学说。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是神学世界观，近代是法学世界观，现代是唯物史观。这是就欧洲而言，中国的中世纪居主导地位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学世界观，而是伦理世界观，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相类似的作用，成为一种“准宗教”。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重视伦常规范和 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探索各自的发展系统，因而本题论和认识论都得到充分发展，没有与道德论混为一谈，而且，科学型文化探求到的问题也是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服务的，然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本体论和认识论都不很发达，有关宇宙和智力问题的探讨，往往从属于或者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 （二）表现 1.以道德修养水准作为评价人物事件的标准。中国人作为一个富于义务感的民族，其社会意识既不是靠宗教，也不是靠法治支撑，而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上伦理观念加以维系。中国人首先考虑的也不是遵从国家的法律，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臣对君尽忠，子对父尽孝，妇对夫尽顺，弟对兄尽悌；与此同时，君、父、夫、兄等尊者、长者，对臣、子、妇、弟等卑者、幼者也有特定的义务。这两者的配合，便构成宗法社会的“和谐”。历史上、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如果有利于这种和谐，便能获得很高的评价的。历史上，司马迁云：“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唐太宗品评大臣，五条标准：“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月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现实中，师德的强调，师德一票否决制在教师评价中的作用，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2.“治道”特别注重道德感化。在宗法社会的中国，道德的威力始终看得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尊者、长者尤其讲究“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帝王在发生灾荒或社会动乱时，便要下“罪己诏”。这类行径不能以“虚伪”一言以蔽之，它实际上是氏族社会宗法观念的遗存。中国封建统治者主要是以伦理的训条，而不是以法律的精神治理国事。这个传统到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从提倡“以德治国”，到“三讲”，到“保先”，到“八荣八耻”，都可以看做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所以中国民众在评价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时，也特别注重其人格操守，有时甚至把其德行看得比政治作为还重要。 3.文学：强调“教化”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一直非常发达，从诗经、楚辞、汉赋、魏晋骈体文，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奇峰叠现，代有高峰。中国文学之所以一直非常发达，与统治者、知识分子对它的高度重视直接相关。统治者、知识分子都认为文学是“千秋之盛事，不朽之伟业”，所以“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今古。古代文学评论家刘勰认为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三条：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他在《诗大序》中指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教化，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实际上，强调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这一传统也是至今保持。（江泽民：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五个一工程”） 4.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中国古代的史学也一直很发达，二十四史绵延不绝，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各具特色，这在世界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也是高度重视史学的，而史学也是因为其特色的宗旨而受人重视。孔子在作《春秋》时指出其目的：“善善恶恶，使乱臣贼子惧。”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使用曲笔和直笔。曲笔：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直笔：隐恶扬善、长幼有序、适可而止。两者结合，形成春秋笔法：文笔曲折、微言大义，并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文字。刘知几提出“史有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是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是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能力；史学，是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辩，择善而从；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历史观点），后来，章学诚肯定了“三长”理论，又补充了“史德”，即高尚的道德，“著书者之心术”。总之、德、才、学、识是对史家素质的全面要求，因而也成为史家的奋斗目标和评论史家的标准，而其衡量标准无一不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中国重伦理道德的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史家向来以修身立德为己任，史书以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人伦正是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支柱。 5.教育：德育统驭智育。孔子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思想指引了中国教育以后的发展路向。此后，中国的各级教育，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始终把德育放在第一位。（三好学生德为先；“思想政治素质似乎素质教育的核心”；“两课”） 6.价值观：贵义贱利。在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中，义是第一位的。儒家往往将义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履行道德规范本身当做行为的目的。“君子喻义，小人喻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然，也不绝对否认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当义与利、生发生冲突时，义是第一位的。 （三）影响 1.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具有积极意义：（1）等级社会中对下层民众的心理调适作用。中国人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西方……），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满街都是圣人。都认为每个人都有道德高尚的可能，都有成圣成贤的可能。这一方面可以激励下层民众追求道德自律，也可以缓解、调适其心理。（2）绝对君权下对君王的政治调节作用。伦理型文化对包括君王在内的统治者可以形成道德制约和严格要求。自周朝开始，帝王死后有谥号，群臣根据其德行政绩加以概括，褒者如成、康，贬者如幽、厉。这种人格评判式的道德制约，在缺乏分权制的古代中国，所发挥的社会调节作用功能是不可低估的。（刘罗锅）。（3）精神激励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鼓舞人民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所谓“杀生成仁”、“舍生取义”，这种文化气质曾造就了历史上许多悲壮高洁的民族英雄，浇灌了美丽的精神之花。“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饮血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都从传统伦理思想中吸取了积极的思想营养，立功、立德，彪炳千秋。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精神虐杀的一面。它将封建等级关系伦理化、凝固化，成为封建压迫的一种形式。在伦理义务的绝对拘束之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完全被抹杀、漠视”，整个社会呈现僵化而有秩序的状态。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伦常愈益成为束缚卑贱者的枷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礼教训条，不知戕害了多少弱者。 2.中国文化德力分离 将动机与效果截然两分，只强调动机，不注重效果，引导人们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和道义上的胜利，漠视功利，认为“德之所在”，“义之所在”，生死赴之，因此，物质欲望和力的夸耀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低贱的，这养成了士大夫脱离实际、空论仁义的陋习。 二、人文传统 （一）内涵：以人为中心，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较单薄 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所概括的主要是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并没有与宗教意识相混淆。这使中国文化与欧洲、印度、中东等地区的文化风格迥异。以欧洲为例，宗教一直在这个大陆的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古希腊人确信：现世之上，有一个以奥林匹斯山为中心的神的世界。神间冲突、神人冲突构成希腊神话传说和悲剧的基本风格。后来，当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走向衰落之际，来自中东的基督教风靡欧洲，成为欧洲文化的主干。基督教通过天堂与地狱、原罪与赎罪、末日审判等故事，将人世的苦难、短暂，与天堂的幸福、永恒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从而引导人们超脱现世的苦难，去求得天堂的解脱。 中国在殷商时期宗教意识也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但当时尚未出现统一的、有系统教义的宗教。从周代开始，“重民轻神”的民本思潮抬头，宗教意识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周礼这种传统在春秋得到发展，“子不语怪、力、乱、神”，便是这种非宗教倾向的表现。而“天道远，人道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类明智的誓言在中国家喻户晓，传诵千古。“四书”经朱熹的阐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圣经”，却没有创世纪的传说，没有对彼岸世界（天堂、地狱）的描述，这正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非宗教特质。 （二）表现 1.普遍信奉的“天”介于自然神和人格神之间。无庸讳言，中国人的迷信思想也是浓厚的。但是，中国人普遍信奉的“天”介乎自然神和人格神之间，较之“上帝”、“佛”等，宗教意义要淡薄得多。盛行于中国的“天命”观念，既包含着某些宗教神秘主义，同时又与社会伦理观念紧密相连的。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可见，中国流行的“天命”论，最后归结于人伦学说，归结于道德论。所谓“天理难容”、“天道酬勤”、“苍天在上”等，其“天”决不四自然界的天。 2.中国人对宗教似信非信，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虽然世界几大宗教在中国都有相当的影响，中国也有自己的宗教，但是，中国人恩不象欧洲、印度、伊斯兰世界那样对宗教信从无疑，往往是“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封建统治者对宗教也不专一，他们对各种宗教及其流派往往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如唐朝先崇尚道教，后崇尚佛教，后又灭佛；宋朝的皇帝既相信道教又信佛教；元世祖更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兼而采之。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最大，但也经历过“三武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的“法难”，最后中国化了。 3.政教分离，教权从属于政权。中国的帝王们总是高居于宗教界之上，多次向宗教首领“册封”，而不像欧洲帝王那样，往往需要教皇的加冕以博取统治的正统地位。在中国，僧侣阶层极少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成为“第一等级”。各个朝代基本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王权与教权浑然一体的局面。 4.文化人较少成为纯粹的宗教徒，无神论发达。中国有不少人从宗教文化里吸取了许多营养，但较少有人成为纯粹的宗教徒。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都对佛学发生兴趣，但他们都只是做做“居士”而已，并没有出家做和尚。唐、宋以后，士人们鉴于儒学哲理思辩的粗疏，广泛开展“援佛入儒”工作，将传统儒学与佛教哲学相结合，形成了“新儒学”——理学。但是，理学家在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时，虽然大量吸取了佛教哲学，但他们思想的主流是“入世”而非“出世”的，仍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引导人们在现世“做圣贤”，而不是引导人们寻求宗教式的解脱，这使得理学与宗教最后划清了界限。 至于王充、范缜、张载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更以破斥鬼神为职任，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无神论、神灭论产生早、发展充分，是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优点。 （三）影响 1.入世思想构成社会的主导心理，避免了全社会的宗教迷狂。有别于其他重自然（如希腊）或轻自然（如印度、希伯莱）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尊到很高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因此，有的学者将欧洲中世纪神本主义的基督教文化称为“天学”，将宣传“轮回”、“因果报应”的印度佛教文化称为“鬼学”，将重视人伦道德的中国儒学称为“人学”，这种概括不无道理。 当然，中国文化系统的“重人”意识，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人对宗教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欧洲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2.古代科技文化发达。 3.民间宗教、邪教此起彼伏。 三、多元一统 （一）内涵中国文化由多重因素、多种成分所构成，均以“尊君重民，中庸协和”为宗旨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融合，使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色彩斑斓。而中国文化虽然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但始终以农业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尊君重民，中庸协和”为宗旨。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风。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的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二）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相反相成 1.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 2.雅文化和俗文化 3.隐文化和显文化 4.庙堂文化和山林文化 （三）影响 1.中国文化极富凝聚力、包容力，常在常新，代有高峰 2.中国文化精华和糟粕并存。 四、延绵韧性 （一）内涵 中国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的，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更在于它的顽强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在于它历尽沧桑、饱受磨难，却始终传承不绝。虽然中国文化也有高潮、低潮的起伏，并且屡次面临挑战，经历过许多充满危机的关头，但是，它却一次又一次表现出巨大的再生能力，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绝的古老文化。 （二）表现 1.唯一发展未曾中断的文化体系。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都出现过大幅度的“断层”，甚至盛极而亡，颇能引起后来者产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概。惟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息。 2.一再征服、融合异质文化。中国文化也曾面临危机和挑战 ，中国文化曾经经历多次文化冲突，最后，中国文化都成了文化融合的核心，中国文化一再使征服者被征服既保持自己的传统，又吸纳异域英华。 3.高峰迭起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各代均有杰出成就。以文学论，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奇峰叠现；以学术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此起彼伏，蔚为大观。这种在一国范围内，文化诸门类的发展序列保有如此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特例。 （三）影响 1.中国文化的认同里和适应力都很强大。“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吸纳异域英华。中华文化系统洋溢着生生不已的活力，充满着自强不息的精神。 2.留下了或引以为自豪或引以为可耻的遗产。 五、重政轻技 （一）内涵 如果说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同宗教比较疏远，那么，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同政治的关系则极端密切。可以这样说：与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文化直接相联系，中国文化又属于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文化。在中国文化大系统中，政治原则往往是从道德原则推导出来的；反过来，伦理学说又为政治作论证，以致伦理学说与政治学说融为一体。如三纲五常，本来是讲伦理关系，后来便演变成一种政治规范，道德变成法律的强制。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文化可以称作“伦理——政治型”文化。 原因：形成于先秦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统治者通过政权的力量使学术文化为封建政治服务。 （二）表现 1.文化依附于政治、效力于政治 教育：“为学”不离“从政”，“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为官办和多数民办教育的宗旨所在。国家通过各种考选办法从士人中选拔官员，士人则把“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奉为信条；学术：“道”、“学”、“治”合一；文学：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古今，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史学：强调镜鉴功能，“以史为鉴，资政育人”。 2.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国家学说发达具体 中国是世界上文官制度发展最早、最完整的国家，从考选制度、职官制度到监察制度，都十分完备和严密，并使参与政治的那一部份人——士大夫形成一种生动的、富于社会责任感的“经世致用”的传统。中国古代许多文化人都全力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与民生的疾苦，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中华民族成千上万优秀人物正孕育于这种文化传统之间。 3.忽视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 由于历朝统治者总是力图把我文化变成现实政治的附庸，文化人也以此为当然，认为凡与军国要务无直接关系的学问，都是“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爱、夫妇之别，则日夜切磋不舍也。”这种政治实用倾向妨碍了各个文化分支自由、独立的发展。战国时期曾达到相当水平的墨家“声、光、化、电”之学、名家的逻辑学，都被视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而被封建文化所摈弃或冷落。墨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从科学家、贤者退化到游侠以致鬼怪妖仙。科学家及科学著作被忽视，无人问津。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一千多种植物、数百种动物和矿物进行了分类和性状描述，比西方“分类学之父”林奈的《自然系统》早二百年，内容也更翔实。然而，这部科学巨著献给朝廷却遭到了冷落，明神宗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便束之高阁。这类可悲的现象在中国文化史屡见不鲜。除与国家功利直接相关的科技门类如天文历算、工程技术外，其他科技学科只能在草野民间自生自灭，这些实际上已潜伏着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命运。 六、整体直觉 （一）内涵：素朴的整体观念，注重直觉体悟的所谓方式 中国文化强调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整体性、统一性的认识，却缺乏对这一个整体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因而对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是含糊的、不完备的，长于综合短于分析。如传统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是各部分器官有机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并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五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从整体出发看待人体内脏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一种系统观点。中医学的天人相应理论、脏腑学说、经络学说、五行学说、阴阳学说都是从系统观点来研究人体和疾病，充满了辩证法。 （二）表现 1.思维方式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由于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差异，作为“科学型”的希腊文化，其思维方式较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和斗争，“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肉体与灵魂、本质和现象、内容与形式，都是彼此对立、不相融合的。而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其思维方式则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长于综合而短于分析。这与“大一统”的格局有关，也与中国政治系统和思想系统的高度统一有关。所谓“内圣外王”，政权、文权、神权的一体化，促成人们形成一体化观念。在天与地、理与气、心与物、体与用、文与质诸范畴的两两 关系上，中国哲人虽然也讲对立面的斗争，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强为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二这为一体）、“知行合一”（将思想认识与生活行动打成一片，“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情景合一”（将创作者的主观情绪与描写客体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都带有笼统、直观把握事物的无限涵容性色彩，均属素朴的整体观念。 2.以伦理学的“所当然”取代哲学的“所以然”，忽视理论体系的建立。中国人的思维传统，或诉诸经验理性，满足于从生活事实中寻求证据，习惯于“设象喻理”，而忽视深刻的理论探讨；或者追求内心的冥证以“自省”、“自讼”式的内求功夫作为判断手段，思孟学派将此发展到极致。这种认识路径后来被宋代理学家引入顿悟的门栏。古希腊哲人那种力图建造严密公理化系统的努力，在中国各学派里很少得见。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多以“语录体”出现。《论语》、《孟子》等先秦子书，二程的《遗书》、《粹言》，朱熹的《语类》等，多是片金断玉的辍合。这类著作构成中国文化典籍的主体，表明中国学者大都不以构筑论理性的体系为职志，而专事记载偶感所得和片段考查的结论。 3.重顿悟，轻实证，重质轻量。中国人轻视严密的逻辑推导和实证，满足于对善恶奸的顿悟式裁决。中国人的思维比较注重质的判断，而忽视量的精密考查。中国古代数学虽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中国人极少把数学转化成为思维手段。而古希腊哲人很注重数学，柏拉图便是从几何学得到启示，提出理念论的；亚里斯多德更广泛采纳了同时代的数学成就。这种注重数学的传统无疑成为近代思维方式的先导。近代科学方法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实证道路，二是数学语言。伽利略指出，没有数学语言和数学符号的帮助，人们无法了解宇宙的只言片语，没有它们，人们就会在黑暗的迷宫中徒劳地徘徊。欧洲人在突破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阶段走向近代文化大门时，便充分继承并大大发扬了古希腊的数学传统，而且将其武装自己的思维。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叶门户开启前，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实证科学繁荣和重视数学语言的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宗法社会，尚未替实证科学和数学语言的生长发育提供必要的土壤。同时，还由于中国文化一般是在师友相传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讲究的是“道统”的相继和“师法”的承传，异说新识则不为身居政学两界要津的味道者所容。 4.对事物的联系采取直链式类推的解释方式、循环论的思维方式。《大学》里勾划了一个以“修身”为根本和核心的、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直观类推式的链状系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千余年间，这个公式被广大士大夫所信奉不疑。此外，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又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状况以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示，使之在直链式推导法之外，还产生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易经》云：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而政治生活各朝代的周期性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人世间白云苍狗式的变幻离奇，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公式，便是循环论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哲学表征。这就由直链式推导法演变为封闭式的、统一有序、环环相扣的循环系统。这种循环模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维方法，直到近代工业文明大规模进入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式思维型制，揭示出事物发展是螺旋状上升这一客观规律，才突破平面循环的思维模式。 （三）影响 1.实证科学和数学语言没有得到发展。中国的思维发展史，始终缺乏一个机械唯物论阶段。朴素辨证法的充分运用妨碍了思维与数学语言的结合；依赖顿悟的格物致知之学，堵塞了实验科学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古代思维虽然较少片面性，但它的不片面是建立在模糊直观的基础之上。这种思维方式使人们容忍思维的朦胧性，满足于用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念去谈论宇宙的一般法则，既毋庸担心客观实践的检验，也不受逻辑规则的制约。 2.学科分类长期粗疏。所谓“文史哲不分家”，以及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全部混淆于“经学”之中，而“经、史、子、集”这种相当混沌的四部分类法，直至十九世纪末叶以前，一直是中国浩如烟海的图书分类标尺，这都是素朴的整体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 3.中国古文化系统中，概念往往是多义的、非确定的。“天”、“道”、“理”、“气”等范畴，都有着极端歧异的解说，而没有确切的定义（“道可道，非常道”的解释就是如此）。这种概念的多义性、不确定性，与汉字单字活力发达到极点的情形互为因果。汉语不同于结构语的印欧语系，而是一种单音节语，某一汉字在不同的方位，与不同的字、词搭配，可以表达全然不同的意思。汉语的这一特征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反映，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并强化了中国人无限涵永性的思维方式。 思考题： 1.中西文化特征有何差异？ 2.从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特征批驳“法轮功”的歪理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