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近代以降，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加剧，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日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无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是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综合反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始于晚清，中经“五四”而全方位推进，至今也未最终完成。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始终是文化现代化的中心论题，也是今天重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得不深人思考的问题。 本章将在前述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各种模式与论争，以及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当代走向问题。 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 （一）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现代化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长过程。大体说来，它发源于16世纪的欧洲，中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向全世界传播，一直持续到今天也未停止。尽管现代化有种种不同的模式，比如最起码就有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但是这一历史过程又存在某些基本的共同特点：机械化、自动化、专业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使用；经济持续增长；职业分工复杂；教育的高度普及；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发展的趋势；个人自主性和理性思想的增强，等等。而对这一历史进程所作的专门性、系统性阐释和探索，形成所谓现代化理论。 （二）文化现代化的内涵 文化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同时又贯穿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各层面。作为一个自西祖东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现代化的诸特征主要是从西方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在文化意义上，现代性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价值体系的分化； 第二，伴随着这种分化的，是传统主义与文化创造的自主性的对抗，并形成传统，反传统，文化、科学自主三极文化力量。文化精英、文化组织与活动，大多围绕这三极而发展； 第三，教育的普及与世俗化、专门化，信息媒介的扩展，社会沟通与交往的扩大； 第四，在文化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于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注重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播，认为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强调发挥人的创造性；在伦理取向上，现代文化注重人的情感的自我表现，突出个性的培养与塑造，强调人的尊严和兴趣的广泛发展。 文化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文化的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而言，既是对传统的离异，又是对传统的回归；离异中间有回归，回归中间有离异。讨论文化现代化问题，必须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怀疑和否定，文化现代化问题就无从发生。观念的变革往往先于制度的变革，可以说现代化发生的最先标志是在文化领域，而最终达于完成的标志，也在文化领域，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现代化，落实到整体文化形态的脱胎换骨。 然而，强调现代文化对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否定，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化可以脱离传统而发展。不管承认与否，传统文化始终在制约、影响着现代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有时候，最现代化的观念也难免借用传统文化的某些形式，这是文化具有内在继承性的明证。因此，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转化，是传统在现代的再生。 （三）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 落实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个回避不了的主题，便是西学与中学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由于西方是现代化的起点与中心，近代中国处于现代化的边缘，于是，文化冲突中一种“西向”或“西进”的趋向是无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通常所说的“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通病，是太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忽略了二者的相互吸纳与融合。事实上，从长过程来看，中西文化双方在巨大的冲突中，也存在着各个层面上的融合，尤其是中国文化一方，更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吸取近代西方文明的长处而使自身得以更新。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民族反省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刀光剑影和血与泪的过程，不过，中华民族毕竟迈出了这一步，而且至今还在持续进行民族文化的更新。这并非一个民族软弱的标志，而恰是一个民族有自信和有希望的象征。 当然，尽管有文化的融合事实存在，中西文化在近代的冲突却仍然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的起点。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一） 西方的挑战与中国文化的危机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道家、佛家辅之的比较稳定的形态；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大陆农耕环境之中，且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和相对稳定的特征，无法从文化内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明清时期曾经由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掀起了一股具有反叛意味的启蒙思潮，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从根本上讲，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原有的基本框架仍然被维持。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开始了早期的接触，主要由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也一起传人中国。如利玛窦便同中国士人徐光启一道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等科技著作译成中文。明清之际200年间，耶稣会士在中国共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占总数的30%，总体上是以宗教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为主。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当时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逆向的“东学西渐”，耶稣会士不断地而且是带有几分惊奇地把中国古老文明介绍给欧洲大陆。并且当时的西学传播还仅限于京城及沿海几个为数有限的城市，其对象也主要是少数比较开明的士大夫。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强大挑战和冲击，主要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随之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也随之发生。 爆发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场殖民主义战争，引起的中华民族的危机极为深刻——她不仅遇到了通常意义上的“亡国”、“亡天下” 的民族危机，而且遇到了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解体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文化的全面危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危机，中西文化之间的竞争构成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是要破坏被侵略国的传统文化，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直接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因此，西方在中国更需要不仅在物质上，而且更多地是在文化上表现其霸权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其攫取经济利益铺路。这是与以往任何一次“亡国”或“亡天下”的民族危机都不同的新问题。可能正是有感于此，李鸿章才提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命题，多少察觉到了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严重性。 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崩溃。“华夷之辨”和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中心观，是儒家士大夫对世界秩序的基本看法。以这种观念来观察世界，士大夫往往认为华夏族在文化上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和世界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同时，他们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诸夷（即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的贬称）皆是中国的属臣，应定期来朝拜。但鸦片战争后，部分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已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优于西方文化，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外夷”，于是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终于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从不以西方为对手，到不得不以西方为对手；从自认为优于西方，到放下架子要学西方，这显然是传统“华夷之辨”旧观念开始破灭的征兆。同时，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才逐步形成以近代地理科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念，那种茫茫宇内，中国既是大地的中心，又是“天下”之“共主”的愚昧、陈腐观念亦开始破灭。严峻的现实是：惟我独尊的华夏文化非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太多的恭维，反而摆在“落后”的位置，被“洋人”所轻视，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震动和文化危机意识的确是创深而痛剧的。 二是儒学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冲突，明显表现为中学的步步退缩，西学的步步紧逼，似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其突出表征是：儒学逐渐脱离其中心位置，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骛，顶礼之，膜拜之，与儒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没有一个不表现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和对西学如痴如醉地学习与汲取。相反，那些饱学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代的主流。 儒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又同儒学内部文化秩序的崩溃分不开。儒学的核心公式是“内圣外王”，由“仁心”的内核向外层层扩展，最后为天下王。在这种内部秩序中，格物致知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仅是修身的准备；经世致用是次要的，因为政治的基础是教化而非施政能力本身。但由魏源、龚自珍等在近代学术中首倡的“新经世致用”，重点却在“用”与“器”之上。虽然儒家“本末”、“道器”的思考程序仍然在支配着士大夫们的头脑，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越来越“本末倒置”，离传统的儒学相去甚远了。这些均是传统文化秩序逐渐崩溃的象征。 3、两次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景差异 为什么同是中西文化间的遭遇与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情势与明末清初时期竟有如此之大的不同？ 考其原委，乃是因为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过程是与“西力东渐”过程相联系的，与清朝相比，西方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所谓“西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是特指由18世纪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质言之，即西方新兴的近代大工业文明。它首先体现为以蒸汽（以后是电力）为标志的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像变魔法似地“使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瞬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隆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嚣声划破长空。人成了自然的主人……大批人走出农村，走进工厂，无数人群在飞旋的车轮旁流汗劳动，农村被遗忘了，城市成了一切”。其次，近代工业文明又体现为一种很难如同机器一般直观感受到的组织力。工厂制的出现使人类可以通过分工和劳动集体化来大幅度增加产量，提高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来，使工业化意义上的西方化是无可避免的了。从“西力与西学”的关系来看，西学是以西力为其基础和载体的，“学”往往借助于“力”而开辟其传播渠道。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实要靠西力——武力和经济实力的综合来加以证明，而后才能为中国士人所折服。单这一历史过程就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总之，正是由工业革命所激活的巨大生产力、组织力、创造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即“西学”）融汇成一股气势磅礴、无坚不摧的“西潮”，滚滚东来，对东方农业民族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框架，当然也包括其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根本由来。 （二）近代中国文化的三层次演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型相一致的，是这一大过渡过程的产物与体现。在近代变革的潮流中，中国社会和文化至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转型，存在三个层次的变革： 一是物质层面的转型。它包括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所倡导的“开铁矿、制船炮”的洋务运动，再到私人民间企业的创办，各类事业开发活动的兴起。 二是制度层面的转型。它始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实质和关键，即是将工艺-科技的物质层面改革推向改造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深层次。 三是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千年儒学文化传统的国度，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心态和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孔不入，因此，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变革极为困难。尽管“西学”传入中国后，就已经开始了冲击和改变中国人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发展又是缓慢和曲折的。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才于根本的政治革命之外，发生了较为正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从发生次序和内在逻辑关系看，上述经济-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转型和变革，系一种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过程，它与西学东渐的轨迹大致重合。但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这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往往又交错重叠，很难清楚划分开来。并不是说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而是说在某一阶段中某一层面的转型和变革居于主导地位。如果从大文化视角加以观察，三个层面的变革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整体演变历程，三方面缺一不可。近代产业发展不充分和思想启蒙的不彻底，已使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吃尽苦头，得而复失。反过来，政治革命的失败，又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障碍重重，民主启蒙更加难以进行。那种看来形似“补课”的历史回复，似乎正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映出文化转型在三层次变革的均衡、互补中螺旋式推进。 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近现代文化重建的过程。 （三）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是什么原因促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积，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经过不到100年时间，就大体上转变成为了近代型文化的呢？ 1、西方文化的冲击 “冲击——反应”论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外部动因的代表理论，它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它长期停滞不前，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反应，被迫向近代转变。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文化转型的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缓慢发展的，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从经济到政治再到观念的三层次演进，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冲击——反应”理论充分肯定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促成中国和其他落后国家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近代社会过程中的历史性作用。但是，这种理论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它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和动因。 2、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之时，一面对西方文化进行顽固的拒斥，显示出惰性；另一方面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相衔接的富有活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了积极作用，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些富有活力的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有： （1）经世思想 经世思想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时就提倡一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后世儒家继承了这种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中，经世精神也有强弱显隐的不同。以清代为例，清初学风朴实，富于经世精神；中期乾嘉时，由于统治阶级严厉钳制言论，知识分子只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故纸堆中，致使经世精神隐而不彰；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已经衰落，统治阶级对社会舆论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社会问题丛生，于是经世思想再次抬头，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著名学者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封疆大吏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都是讲究经世学问的。他们致力于研究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稍晚一些，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都讲究经世之学。在经世思想的支配下，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曾国藩提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对于魏源、曾国藩等人来说，把研究中国的实学扩及到研究西方的实学，乃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 （2）变易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的变易思想。《易经》就是一部专门讲“变易”哲学的著作，它通过八卦推演，阐明了万物都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道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中国人在鼓吹改革、变法时常常引用古代变易思想作为根据。康有为把《易经》中“穷变通久”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至，他说：“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放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维新派还把传统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康有为的“三世”说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在他那部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大同书》中，也可以看到中西变易进化思想的奇妙结合。 （3）民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一直为后世儒者所继承和发展，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使之具有了某些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改良派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的“微言大义”时说，君主不是什么“天子”，而是民众的一员；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赋予的；君主不是民众的主人，而是民众的仆人，君主是受民众的委托。受民众的聘雇而为民众服务的。康有为的解释很明显地受到了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君主产生于处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因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资产阶级还尽量利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来为排满革命服务。革命派孙中山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众所周知。国粹派也极力推崇古代那些有异端思想的“在野君子”，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刘师培在《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就曾广泛地援引这些学者的言论，阐发其中的民主因素，宣传主权在民和法治思想。经过国粹派的阐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在20世纪初年得到了发扬，它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殷周时起就是一个融会了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与欧洲中世纪文化相比更具有涵摄性和包容性。因此，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如科技思想、民主思想，以及五四以后传人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到接洽点，被吸收到不断发展更新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去，这是西方先进文化能够在中国传播、生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还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它们都在近代文化变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或有重要发展。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4）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不再是原始的萌芽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逐步发展，资产阶级随之产生并逐渐成长，它要求创造和发展为它服务的新文化，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上壤之中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使传统文化产生了危机，并不得不向近代转型。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挽救民族危机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它的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都是围绕着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倒“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的选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以输入的西学为例，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进化论（即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以生存竞争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是一种为殖民者扩张服务的反动理论），它一传入中国，就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再如自由学说，在西方是讲基于个人财产基础上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力，而在中国则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民族的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宜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相反倒要强调个人服从、个人牺牲。因此，在近代中国，个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一直很淡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意识曾流行一时，但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高潮中了。 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大约每经过20－30年时间，中国就要更迭和流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求强求富的洋务思潮-主要是要求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潮-主要是追求个性解决的思潮-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改造，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因此它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根本动力，与它相比，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还是次要原因。 （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与论争 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发生过多次文化论。近代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流行于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以之为“用”，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以之为“体”，前者为后者服务。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就说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模式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洋务派是主张变革的，站在其对立面的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顽固派根本拒绝西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只有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才有可能部分地引进西学。 “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在于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儒学的基本体系就是孔子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自我道德人格，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是“治世事”之学。在“内圣外王”的结构中，“内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只有先完成“内圣”，才能推及而实现“外王”。“内圣”和“外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体”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二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现的，二者即统一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通经致用”；第二，通过“修己”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换言之，“修己”可以通过“中学”——“通经”来实现，“事功”则要通过“西学”来实现，“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第二，由于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已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于是，儒家经典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但当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人第二个层面——制度层面，要求改变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时候， “中体西用”论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因为它正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其进步性是有限的。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就已不再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了，而成为一股逆流，不断遭到批判。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还不时兴起波澜，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实质上都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者。 2、“中国本位文化”论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本位文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就是建设新文化的依据，也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准则。具体说就是“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应该的，但当吸收其所当吸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如何具体判定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呢？本位文化派是这样回答的：现在西方世界有三套文化，即英美的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的共产主义，而这三者均不合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第四套文化”。什么是“第四套文化”呢？《宣言》的后台陈立夫说：“‘将我国固有之道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之物质科学迎头赶上’二语，实足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也。”这一方针原来就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在这种文化建构中，没有给民主主义留下任何地位，所谓“此题，时此地的需要”云云，说穿了，不过是适应蒋介石的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罢了。 对于“本位文化”论的实质，胡适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过是“中体西用”论“最新式的化装”，讥讽《宣言》的作者们把“中国本位”解释为“此时此地的需要”，而何健、陈济棠等军阀，一面从西方购买“最新模特儿”的飞机大炮，一面又在提倡“读经祀孔”，这也正是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而建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 3、“全盘西化”论 针对20－3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等的文化保守主义模式，胡适于1929年首次提出“全盘西化”论，后又于30年代改为“充分世界化”。这两个词在胡适和其他西化论者那里是通用的。 胡适在论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时指出：凡是一种文明必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胡适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是建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筑在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要想在物质文明方面仿效西方，就必须在精神文明方面也仿效西方，即不但在“机械”上，而且在“政治社会道德”上仿效西方。另一位“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说：“文化本身是分开不得，所以它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设使因为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何一方面，则他方面也受其影响，他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种系统，而他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这就是说，要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须全盘接受，不能有所区分和选择。由此可见，“全盘西化”论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热烈追求，具有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它在理论上的合理因素主要是分析了文化的整合性，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 然而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整合性，把它看成是机械的统一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不符合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实际。首先，在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家的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是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并没有全盘西化；其次，虽然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但它们也不是完全同步发展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文明）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转过来给予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巨大影响。因此，人类文化的发展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主要表现为物质文化的进步，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则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的进步，二者表现为辩证的、动态的统一，而不是机械的、静态的统一。在两个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时，一个民族总是根据自己物质文明发展的水平去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于是就表现出文化的选择性来。在近代，中西文化发生撞击时，中国和西方不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中国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首先认识到自己落后并需要吸收的是西方的物质文化，而当中国的近代物质文化有了一定基础时，才能进而认识和吸收西方的精神文化。这就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来，而不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排拒。 “全盘西化”论的错误在于在强调时代性时，却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在近代，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是时代文化的主潮；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尚处于“古典时代”，中国应该也必须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应该也必须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全面认同西方文化。一个独立的民族，它不仅具有人种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学上的意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民族的文化是难分轩轻的，它们均适应了各民族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民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积而形成的，它们虽然也发生缓慢的变化，但具有不可割断的历史继承性。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不是任何人、任何外来力量所能割断的。就是胡适本人，实际上也终生徜徉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并为整理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事实对于“全盘西化”论者颇有讽刺意味。 4、新民主主义论 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的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是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1936年6月，鲁迅和茅盾、冯雪峰商议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是一个发展新文学的口号，同样也具有一般的文化学意义。这里已谈到文学的民族性和大众性问题，鲁迅并且指出这个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稍后，1937年，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倡导“新启蒙运动”。他们明确主张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而这个新文化应该是以科学的方法即“唯物、客观、辩证、解析”的方法总结和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传统。并且提出：“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有些民族性。”这样，新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就更明确了。1940年1月，张闻天（洛甫）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并且说这四项是有机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也是在1940年的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说它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比较一下，毛泽东的提法比张闻天的少了一个“民主的”，不过毛泽东在解释“大众的”含义时，说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因此两人的提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具体指出：所谓民族的，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首要任务——挽救民族危机、维护民族独立而服务。其实，这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根本任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就是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另一层含义是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是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具有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又包括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交流中的民族主体意识。毛泽东对于后者特别作了详细论述。他写道：“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人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文化民族性的深刻内涵：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该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性上，而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选择性上，而且表现在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上。也就是说，即使是外国的优秀文化，也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中国人自己的“消化”，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化，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采取这种态度。 所谓科学的，一是说内容是科学的，一是说方法是科学的。内容是科学的，是说“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方法是科学的，主要是讲辩证的方法。为了具体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的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毛泽东特别讲了应该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地继承。前者和民族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后者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 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具有民主精神，而这种民主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使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权。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就将民主意识和群众观点统一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大体就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在很长时期中是不自觉的，在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正确的方针以后，才指导新文化运动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三、中国文化的现代展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因残酷的战争环境而受到严重影响，胡适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文化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从而给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留下了一个严重课题。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文化建设也随之进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一）文化改造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文化建设上，批判与重建并举，建设具有高度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新型文化，使新中国文化事业呈现繁荣景象。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旨在繁荣学术文化的“双百”方针。尽管这一方针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受到“左”的路线的干扰，但由于这一方针正确反映了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还是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复兴的时代。 首先，文化事业从由少数人掌握、为少数人服务转变为由多数人掌握、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因而极大地解放了文化所蕴含的精神生产力。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由于贫穷和落后，80％的人是文盲和半文盲，尤其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通过大力普及教育，推广文化事业，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1990年的统计，全国在校学生为 19 675．58万人，其中大学生为 206．47万人（949年为11．7万人）。学龄儿童的人学率从1949年的25％增长到1990年的97．8％，文盲人数占全国人口比率从1949年的80％降低到 20 ％左右。40年培养的各类高等学校毕业生，相当于解放前36年（19121949）毕业生总数的49．二倍。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目标，新中国的群众性文化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图书报刊发行量增加了数十倍，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艺术表演团体、电影放映场所等群众性文化事业单位均成倍地增加。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古籍整理和文献出版工作的成绩也十分突出。 其次，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因此必然要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文化，同时又要善于从人类过去创造的文化成果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养料。在这方面，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失误的教训。 从1957年起，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出现了一系列天灾人祸，加之指导思想的失误，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也遇到了挫折。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衔接上，出现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破”字当头，以批判的思路来对待文化问题，搞唯政治化，特别是总体上对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错误判断，导致了文化上严重的失误。以政治代替学术，用政治斗争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的错误思路，50年代中期，集中表现在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本来是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却采取运动和批判的方式，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打击了一批不该打击的知识分子。违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规律，在这些领域中搞“大跃进”，搞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造成浮夸和虚假的繁荣，实际上却降低了科学、文化、教育的质量。更为严重的是，“左”的思想路线成为一种积患，在“文革”前一直未能真正从思想路线上根绝，以致为后来更大的失误埋下了祸根。 （二）“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场以“左”的思潮达于登峰造极为标志的所谓“革命”，并不是真正文化意义上的革命，相反，它是要革“文化”的命。 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摧残、毁灭文化的非理性运动。矛头所向，所有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都是封建主义的，都是反动的，都是所谓“革命”的对象。同样，西方文化是资产阶级文化，也是反动的，也要彻底消灭。这种极“左”的做法造成了严重后果，既导致了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也造成了批判吸收西方文化传统的断层，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和创伤，不仅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而且使人民正当的民主权利丧失殆尽。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下，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和文化的浩劫，给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以致命的打击。在中国重新自我封闭，沉醉于“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反修防修”，“白卷英雄”耀武扬威，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之时，世界却在飞速地发展，曾几何时，在战败的废墟上重建的日本，已赫然跃居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号称“东亚四小龙”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抓紧时间，在60——70年代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整整贻误了20年的宝贵时间。等到结束“十年动乱”，粉碎“***”，对外开放政策重新打开中国人的眼界，中国人才惊愕地发现，当我们的工业化还尚未最终完成时，世界已经开始进人信息时代，中国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三）80年代的“文化热” 1、80年代的“文化热”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纠正“文革”的失误，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的文化建设又开始复苏，人们的文化视野不断拓展。伴随改革开放由经济到政治层面的不断深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持续十余年的文化研讨热潮。从时间上看，这一热潮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以人们一般称之为80年代的“文化热”。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无不有其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往往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讨论之深人和热烈，均属以往所少见。其出现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对造成民族巨大灾难的十年“文革”浩劫的反思，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反映着中国人民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渴求。总之，“文化热”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应运而生的，是改革开放的巨大社会变革在人们思想深处引起共鸣的必然反映。改革本身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新旧两种经济体制以及新旧观念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我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观念，并不是与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观念，而是农业社会的观念、封建宗法观念和小生产的观念。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我国近代发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没有能彻底完成破除旧观念的消极影响的任务。我们历史上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误，使潜藏在我们民族心灵深处的一些落后观念得以表现出来并泛滥成灾。时至今日，反映这些观念的平均主义、重农轻商等僵化保守的传统习惯和社会心理，还在妨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影响改革开放深人发展的阻力。在政治生活中，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的屡禁不绝，以及社会上的“官本位”思想、等级观念等等，民众中封建迷信活动的回潮，无一不与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方面相联系。改革就是要打破人们的思想禁锢，消除人们的落后观念，必然要涉及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要引起人们思想深层的震动。因而，这场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人们对文化的反思、关注和讨论。各种思想观点的碰撞、交锋以至形成“文化热”，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2、80年代的“文化热”的表现与特点 80年代的“文化热”，主要表现在当时全国各地先后围绕文化问题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研讨会，对文化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探讨；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陆续建立起一批研究文化的机构和团体，并由这些机构创办了若干文化研究刊物。在众多报刊和出版机构的推动下，有关文化研究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仅1985年至1986年公开发表的研究文化的论著，即达200多种。估计整个80年代出版的文化研究著作可数以千计。而从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化学著作只有《中国文化史要论》一种。因此，总的来说，80年代的文化研究与讨论，表现出以往几次文化讨论所不曾有过的新内容和新特点，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对中国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80年代的“文化热”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广泛性。80年代的“文化热”，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史、哲研究的学科范围和领域，成为全民族关注、参与的一种热潮。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人们对文化研究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伦理道德、审美情趣、文化比较等都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文化已不再是学者的专利，而和大众生活结合起来，开辟出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等新的文化学研究分支。 特点之二是其现实性。“文化热”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兴起的，在对“左”的思潮进行反思，对改革开放问题进行文化视角的研究中，人们的思想再次获得了大解放。可以说，“文化热” 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直接为改革开放服务，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特点之三是深刻性。与“五四”时期文化论战相比，80年代的“文化热”已不再是绝对地、片面地进行诸如中酉文化孰优熟劣的论战，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传播和实践之后，以开放的心态，对思想文化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视野比“五四”时期广阔得多，文化的内涵也深刻得多，对文化问题的反思也要成熟得多。简言之，80年代的“文化热”已不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简单重复，而意味着历史已进人了一个更高的循环层次。 特点之四是其世界性。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当代的文化思考已把自己置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中，把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带有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它以多维视野反省中国文化，审视世界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和互补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空前加剧的今天，再也不可能在封闭的情况下孤立地进行文化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必然要受到世界文化思潮的影响。事实上，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除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导力量而外，还有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汉学家”以及港台学者的参与，具有广泛的对话渠道和世界性的关注意识。 80年代的“文化热”中的不和谐音 “文化热”从主流上来看，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一致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但在这场大讨论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不甚和谐的音调，有某些比较偏激的主张，这些观点大致有： 全盘西化论。这种论调比“五四”时期的西化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宣称要“全方位开放”，不加选择地引进西方文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有人鼓吹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进程。可见， 80年代的新的“全盘西化”论已毫无积极的文化意义可言，只是一种毫无掩饰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意识，在政治上也是毫不可取的，实际上是要想效法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彻底重建论。此论认为，立足当前来审视过去，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总体上已一无是处，必须以不调和的态度，“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以反传统的态度来继承传统”，通过“全力动摇、瓦解、震荡和清除旧传统”，使中国文化得到彻底的置换。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做具体分析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观，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偏激化、情绪化的产物，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文化传统可以创新、转换，但是不能随便割断、抛弃，也不能随意把今天所犯的错误，统统挂在传统的账上。 儒学复兴论。这是“文化热”中相对趋于保守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社会的出路在于文化出路的解决，而文化出路的根本解决又在于儒学的复兴。在他们看来，东亚的经济振兴，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儒家思想的帮助，因此，只要抓住“儒学复兴”这个根本，当代中国包括道德建设、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等在内的一切问题，尤其是令人头痛的信仰危机便可迎刃而解。持此论者多为海外华裔学者，但在中国大陆也不乏共鸣者。无可非议，他们大多对传统儒学有较深的了解，并有相当深厚的民族感情，但是，儒学本身并非尽善尽美，更不是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再者，儒学复兴更多地只是一种文化的理想，很难成为社会的现实，未来社会应是多元文化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的时代。因此，主张批判地汲取传统儒学中的有价值的思想来进行文化建设，是积极的和可取的，但要一厢情愿地恢复儒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使儒学重新成为一种官方哲学，则又是不可取的，只能是历史的倒退。 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还涉及到“西体中用”论、“新启蒙”论等种种不同的思想主张，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出发，给予具体的分析和评价，不宜简单赞成或反对。总之，在新时期文化建设问题上，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科学和理性作为新文化重建工作的指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盲从、不偏激，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从事文化重建工作。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成果的总和，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与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思想主潮。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起，就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先进文化的结晶，一经传入中国，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起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中，顺应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注重文化建设。毛泽东在40年代就提出了“古今中外法”以及著名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50年代又提出了“古为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重要思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了，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0年代，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又全面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世纪之交的2000年，江泽民发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理论之源”。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作了这样的表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文化主张与纲领，明确指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基本目标和基本特征，是中国人民在新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要求。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是坚持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一项根本原则。 第二，培育“四有”公民是文化建设的目标。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人是要有精神的，只有造就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三个面向”表明文化的价值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表明文化的民族特性、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民主精神，“社会主义”表明文化的性质和方向。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文化形态的全新的文化。 首先，它有鲜明的时代性。文化虽然有其超越时代的共同性，但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性质的文化。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它有浓郁的民族性。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自有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人们如何认识和把握它，它都要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流，渗人社会心理的深层，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处世态度以及风俗习惯融为一体，成为人们生下来就儒染其间的一个精神家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不断吸收世界文化成果，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全新的文化。 第三，它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正确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坚持了同自然观、社会观中一切非科学的文化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它有吸纳百川的开放性。我们的文化强调重在建设，贯彻‘三不主义’，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由讨论、自由创作和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合理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好的东西，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为形式开放、不断发展的博大体系。 第五，它有深广的群众性。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最深厚的源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化。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中汲取营养，又用健康的文化成果教育人民、服务人民，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四有”公民。 第六，它有勇于改革的创造性。文化本来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开拓、不断创造的丰硕成果，任何优秀的文化产品，必定是超越前人的精彩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更自觉地把改革和创造作为自己成长发展的方式。一方面，它要求外部环境的改革和优化；另一方面，它要求深化文化体制内部的改革，这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所面对的形势、任务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个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已经来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不断深化，特别是互联网络迅速发展，为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虽然国际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同时也有所谓“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特别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企图对中国文化施加咄咄逼人的干预与影响。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观念的许多积极的变化，但也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钱眼开、贪污腐败等消极的东西，以及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之机沉渣泛起。 值此千年更替、世纪交会之际，如何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解决许多新课题，但同时也将激发出许多新创造。张岱年在论述新世纪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时，提出了中国文化必将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大创新”的观点：一是创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二是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三是开创一体两翼式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体制，即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四是开创“体制改革-经济起飞-国家统—-文化复兴”四大潮流有机统一的跨世纪中国主潮；五是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模式六是创造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七是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观体系；八是努力创造富有时代精神与东方神韵的“大成智慧学”这一新型方法论体系；九是创造大器晚成、现代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动态；什是创造现代新型主体性，以熔铸21世纪新型世界文明。 遥望21世纪，在未来世界格局、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固然少不了风云激荡的冲突和竞争，但世界新型文明的主要潮流，却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这样深厚的历史渊源，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它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夺目光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