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中国文化的生成环境 教学目的和要求： 1.了解中国文化的生态状况，使学生知道文化的特性与种族无关，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 2.通过讲授中国文化的生成环境，使学生认识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 3.使学生认识中国文化的生成环境对中国文化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而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自然经济对中国文化影响。 2.宗法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教学内容： 早期西方文化学者在谈到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时，较多地谈到种族的差异。实际上，文化的特性与种族无关。因为不同种族之间往往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化特性，而同一种族内部，不同地区往往有着不同的文化特性。比如中国和日本，又比如中国各地，（讲1998年10月26日《羊城晚报》之《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便是明显的例证。 各种文化之所以独具特性，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影响中国文化形成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半封闭的温带大陆 （一）地理环境与民族类型 1.中国属于温带民族（与之相对应的是寒带、热带民族）。地理环境提供了“自然之富，物产之丰”， 这是中国文明得以滋生发达的先决条件。 2.中国还属于大陆民族（与之相对应的是海洋民族）。黑格尔云：“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海洋民族享海运之便，因而商业发达较早，人多地少，更促使人们向海外开拓，因而民族心理外向，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和开放的状况，文化交流也多。中国却处于东亚大陆，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造成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限制了文化交流的规模，也容易养成保守、惟我独尊的文化心理。 （二）对文化的影响 1.“隔绝机制”是中国独立古文化系统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 虽然从秦汉到隋唐，中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化 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进行过颇有声色的交流，但中国古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而没有出现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因日；日尔曼蛮族南侵而中绝那样的“断层”。其原因之一便是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所形成的“隔绝机制”。 2.形成了颇富尊严感的“自我意识”——世界中央 中国人自以为处在世界的中央，“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由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加之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知之甚略，这使得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黄河、长江流域视作真实的域内，而把其他地区看作是虚幻的“方外”、“化外”。虽然中国人的“九州观”、“天下观”在渐次扩大，但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世界的主体，这只要看一眼中国古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便一目了然。又由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较周边地区先进，中国人一向自视为“天朝上国”；加之古代华夏族、汉族多建于黄河南北，处于“四夷”之中，故自称为“中国”、“中华”。这使得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一中独特的感情，维护它，发扬它，从而流传几千年，但又容易夜郎自大。因此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观念（注重华夷之辨“），对国籍格外注重，以及眷恋国土乡邦的情怀，均是一种执著的大陆民族意识。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它确乎是支撑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发扬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 3.铸造了中国人独具风格的文化心理和观念——大陆文化观 古代中国的哲学、文艺、科技，无不受到这种世界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制约。文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曾楼。”“大谟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类诗作所展现的，正是一个大陆民族所特有的视野和壮阔的襟怀。中国古代诗文也有议及海洋的，但极少有征服海洋的内容，或者是把海洋作为逃遁的处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把尚山（大陆）的“仁”者置于尚水（海洋）的知者之上，显示了一个大陆海岸型思想家的风格，与有着丰富的航海经历和海外知识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古希腊哲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古代的建筑风格，也与大陆民族特性有关。北京故宫那种高度对称、凝重而富丽的建筑风格，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中央帝国“雄居万邦的雍容、庄严的气度。另外，中国的寺庙多在崇山峻岭（“天下名山僧多占”），其位置与建筑风格也与基督教堂、清真寺大异其趣。 4.文化多样发生，文化中心迁徙转移 由于中国领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内部回旋余地大，在不同的时代，便出现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中心，并在总体上从西到东、从被到南迁移。 二、经济土壤：农业型自然经济 （一）农业是中国经济的主体 中国文化得以滋生的地理环境是大陆型的，然而大陆型地理环境又有几种不同类型： 1.大漠大陆型：中亚一带的匈奴、突厥、蒙古人在这片干旱而开阔的荒漠、草原上发展了游牧经济，并组成英勇善战的骑兵，在十几个世纪中对东亚和欧洲文明一再带来可怕的军事威胁。 2.草原-森林大陆型：东欧的斯拉夫人在这里发展了游牧经济，成为欧亚文明的过渡形态。 3.大河大陆型：中国的主体，黄河、长江哺育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为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中国先民的主体早在大约6000年前后，就逐渐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中原地区的古代部落长能够长期统治天下，是发展农业的结果，这与游牧民族的酋长靠硬弓骏马制驭诸部大异其趣。后来，中国更素称“以农立国”，历代帝王都有耕籍田、祀社稷、祷求雨、下劝农令的仪式和措施，并且无一例外地把“重本（农）抑末（商）”作为“理国之道”。中国农具的制作、农耕的发明、农书的刊行，都著称于世。与此相关，古代中国人的主体——农民大都束缚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少有流动。他们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并成为国家赋役的基本承担者和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立足的根基，这就注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的文化。中国文化若干传统的形成，都与此相关。 （二）影响 1.民族心理：务实精神 农业生产讲求务实。民谚：“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章太炎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中国民族性格“重实际而黜玄想”，实事求是、求实千百年来为人所推崇。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自周秦以后的两千余年间，岁有种种土生的或外来的宗教流传，但基本上没有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封建文化。当然，中国人的非宗教倾向，并不是以科学理性做基础的，而是以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经验理性为基石。 2.国民性格：中庸诚实 农业生产讲求天时地利，不能走极端，这对中国国民性格影响极大。中国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注重执两用中；推崇诚实可靠，注重自然节奏；着眼于现世的人和事，不太关心来世和人事以外的自然界；注意切实领会，鄙弃口辩，以至于把能言善辩看做“巧舌如簧”，被人是狡猾的别名，而讷讷于言、笨嘴拙舌则成为忠厚老实的同义语（“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中国人还被西方人称赞为东方民族中“最善于处理实际事物的”。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典型性格的表现。 3.政治观念：尊君爱民 一方面，由于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极圈政体和统治思想，这便是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它剥夺了人们的一切权利，将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以至皇帝个人手中。中国早在距今2000余年的秦汉时代，就确立了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而欧洲直至中世纪晚期才出现类似正体。这是东方式农业社会的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 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一旦这种格局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便有可能导致王朝的崩溃。这使得封建统治者很早便领悟到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成为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一种传统观念，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仁政”、“王道”学说即由此派生出来。“爱民”、“恤民”的思想与“残民”、“虐民”的绝对君权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中国式农业社会政治思想的主体，而 重民心、重民意的民本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系统中比较富于人民性格和朴素民主精神的部分，对中国文化理论体系的构筑和创作活动的展开，都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不跳动着民本主义的脉搏。 4.国防观念：“四夷宾服”式 的“协和万邦”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民族，采用的主要四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农民固守在土地上，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统治农民的地主阶级的需要。这样，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宁和稳定。我们民族既有抵御外地入侵的坚强决心，又不热衷于无限扩张疆域，滥杀生灵。中国古代虽然不乏卫青、霍去病这样“勤远略”的军事家，也有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之类的探险、远航壮举，但中国人历来求统一、求和平。长城这种防御性的军事建筑，便是其物质表征。杜甫诗云：“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策。”利马窦指出，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他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过要用这支军队侵略别国。 中国人以“耕读传家”自豪（“穷不离猪，富不离猪”），这与游牧民族以军事政府、战争掠夺为荣耀的心理大相径庭；也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制富手段的海洋民族对外展拓的意向判然有别。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如古代的罗马、近代的日本，多次制定过征服世界的计划，而中国却无向海外扩张、征服世界的狂想。 因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陆性农业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平安、求实。 三、社会结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 （一）宗法制的内涵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化。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组织）发生过种种变迁，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以血缘为纽带、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制度却延续达数千年之久，直到近代还保留着明显的痕迹。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是“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智力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主之位，有嫡长子继承，时代保持大宗地位。期于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则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均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1.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袭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性他族。 2.又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3.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 （二）宗法制长期存在的原因 1.中国古代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是又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奴隶主贵族，以后，又由家族奴隶制发展为宗族奴隶制，建立起“家邦”式国家，而没有象希腊、罗马那样发生奴隶主民主派推翻氏族贵族统治的革命，又家庭奴隶制转变为劳动奴隶制，随之建立起“城邦”式国家。总之，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去取代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这样，氏族社会的接替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 2.自然经济长期延续。中国人的农耕生活，主要是聚族而居。中国社会的细胞群是村社，而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环节。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成为国家的基石。这种社会结构给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迁延、流衍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三）影响 1.专制政体长期延续 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始终是父家长制政治体制，父亲在家庭“君临一切”，君主则是全国的“严父”，宗法关系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最深曾。君主专制二千年间虽有欺负跌宕，但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个层面的严密控制。 2.宗法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和文化 （1）注重血缘。中国人亲属间称谓的区分之细，举世罕见。如俄、英语中叔、伯、舅是同一词汇，而中国却有严格区别。历代皇朝都依照“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继位，便是从宗法制度派生出来的血缘至上的继统法，减少了皇位争夺的纷扰，同时又繁衍出许多昏君。中国皇宫长期存在畸形的“特产”——宦官，由“中性人”服侍后妃，也是确保皇统的血缘纯洁性所做的努力，其实质是一个宗族不允许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向本宗族以外旁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为宗法制度下中国人的普遍信念。 （2）崇拜祖先。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的祖先崇拜，意在气球祖宗保佑后代繁荣昌盛，这一社会心理在中国长期延续。直到近代，中国的乡镇仍然普遍建有祠堂宗庙，祭祀祖先牌位。中国人虽然也崇拜天神，但往往对天神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并却把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是中国人普遍敬奉的牌位，但“天地”是虚设的，“国”与“家”彼此沟通，君权与父权也就互为表里，君与民之间是“君父”与“子民”的关系；至于“师”，也享有类似父亲的尊严（“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并且师还是“孝亲”观念的灌输者。因此，“天地君亲师”的核心和枢纽在于“亲”（即祖先），“孝亲”成为中国道德的本位，“慎终追远”成为中国式宗法社会的传统社会心理。民谣：“清明不祭祖，不如猪和狗。”因此，黑格尔把中国文化的主旨概括为“家庭精神”。 由于“孝亲”这一宗法意识笼罩全社会，使多数中国人不至于成为“六亲不认”、“无父无子”的宗教狂徒，文化非宗教化，无宗教战争。但宗法意识又束缚着中国人，使其在“忠君敬长”的规范内谨小慎微，不得约雷池一步。直到近代，中国人仍深受其苦。宗法观念在封建时代演化成“三纲五常”等一套伦常体系，构成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准绳。《祝福》、《家》、《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作品，便描绘了宗法社会的生活场景，表现出中华儿女在其间所遭受的精神虐杀。 （3）尊重传统 这也是氏族社会的遗风。氏族制度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而封建时代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制度使这种“遗风”得以保留，并且在较高的层次上得以展现：政治上，迷信“正统”，“汉贼不两立”成为人们的信条；思想学术上，追求“道统”、“心传”。从韩愈到宋明理学家，无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系统的继承者字句，而人们也确乎把他们视作孔孟衣钵的“真传”加以崇奉；文学上，推尊“文统”，“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骚人墨客的宗旨；艺术流派和手工业行帮更讲究“家法”、“师法”，把“无一字无出处”、“无一笔无来路”视作艺术和技能的极致。 总之，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以宗法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尧舜为圣人，以宗法氏族社会实行的“井田制”为土地制度的最高标准，以宗法氏族社会的“大同世界”为社会关系的理想境界，“言必称三代”更成为中国人立论的习惯，“法古”是政治家的口头禅。即使是那些改革志士，也不得不在“复兴古代之制”、“承袭道统”的旗号下，去革除当代弊端，否则他们的主张难以在国民中得到拥护的。 尊重传统的做法大大强化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力，但也造成中国人向后看的积习和守成的倾向。中国人保守知足，重古轻今，把“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视作至理，从而消磨了进取和创新的精神。巴尔扎克：“中国人在他们的发明是静止的，对五千年以来获得的东西是保守的。” 四、国际条件：曾长期领先于周边“四夷”，近代挨打受辱 （一）中国文化的先盛后衰 跨如文明门槛后，截止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入侵以前，建都中原农耕区的王朝，其文明水平一般都高于周边四夷，因而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称四夷为‘陋’。处于文化“高势位”的中原人长期认为，只有华夏文化施影响于夷狄，而少有逆向影响，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中国历史上，虽然少数民族曾入主中原，但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并未出现危机，文化发达的中原人一再使征服者被征服——凡是进入农耕文化圈的游牧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过一代或数代，无不汉化，便是雄辩的例证。 由于中国文化在古代明显领先于周边地区，中国虽然广为吸收周边文化成果，但主要是中国文化施影响于周边。汉字、儒学、礼法、农业及手工业技艺，都是中国输往周边的文化品种，以至日本、朝鲜、越南等都被纳入“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 邻邦中文明水平较高者印度。佛教文化对两汉以降的中国文化发生深刻影响。中国化的佛教与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构成中国中古及近古文化的两大精神支柱。 古代中国，中国文化的主题地位并未发生过动摇。然而，时至近代，中国遭遇“数前年未有之变局”，面临“数前年未有之强敌”，与中国打交道的列强挟工业文明威势，从器用、制度、观念诸层面使东方农业文明相形见绌。一向以“礼仪之邦”、“天朝上国”自诩的中国人大为惊讶，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一线单传的天之娇子，中国文化也并非最为优胜。 （二）影响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自视为“天朝上国”，这一方面有利于文化延续。诸王朝与外国交往都有一种“天朝上国”俯视夷狄的意味，如张骞、班超、郑和无不胸藏“宣威异域”的恢弘气魄，究其原因，在其国力强劲，文化昌盛。但是，这也养成了中国人保守和夜郎自大，不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弊端。这在宋明以后尤为明显。而且，国门被打开后，面对一全新的国际环境，面对一个截然不同于古代的文化参照系，一部分人产生了民族虚无心理，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国粹”，而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西文化的差异何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何在？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文化焕发活力迎头赶上？中国文化以此为契机，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小结： 总之，在一个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上繁衍起来，以农业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便是中国古代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正是这些社会存在的综合作用，养育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如勤谨质朴、热爱和平、自足自得、崇尚中庸、习惯稳定、尊重传统等等，而以这种社会心理为中介，铸成了富于中国风格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天人相与、王民相维、上下相依的世界观、政治观、伦理观三者合一的思想体系，中国的政治学、文学、艺术、史学、哲学等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体系的影响。 这些也决定了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是大陆连绵型文化、农业文化、中国封建型文化。这些特性将在以后讲到。 作业：（小论文） 1.论武汉的地理环境对武汉文化的影响。 2.论武汉的历史与地理环境对武汉人性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