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汉语的基本语序对其语法化的制约
( 判断词“是”产生的机制
2.1 引言
先秦汉语的判断句跟中古以后的明显不同，前者是在句末加上语气词“也”，后者则是在主语和宾语之间加上判断词“是”。例如：
（1）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孟子·滕文公上）
（2）他是一个丈夫，我也是一个丈夫。（现代汉语）
前后期的判断句所使用的语法标记是性质很不一样的。本章就是要探讨第一种形式消失和第二种形式出现的原因。
语法化理论认为（Hopper & Traugott 1993），语义相宜性和句法环境是诱发一个词汇语法化的两个必要条件。然而并不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词语都一定会语法化，即使有些词语语法化了，它们语法化的程度和方向还会有差别。这是迄今的语法化理论尚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 (Traugott, forthcoming)。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与语法结构的类推有关。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本章采用了Kiparsky对于历史语言学中“类推”机制的解释：
类推的方向、范围和具体过程受制于该语言的整体结构特性。
本章的分析表明，一个时期的语言的整体结构特性往往会通过类推诱发一些词语的语法化。Traugott (forthcoming) 指出，“对于一个语法形式产生的句法环境或者篇章组织的深入研究，将使语法化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考察的中心就是导致“是”语法化的句法环境。
判断词“是”演化的全部过程大致为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在这其间它由一个普通的指代词演化成一个判断词，而且最后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判断句式而成为唯一合法的句式。五世纪之后的汉语判断句一定要求一个判断词连接主语和宾语。“是”在成为判断词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2.2 目前关于判断词“是”的来源和产生过程的研究状况
“是”在演化成判断词之前有两个主要的用法，一个是指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或者“那”；另一个是形容词，意为“正确”。有的学者认为判断词“是”来自其原来的指代用法（王力1958；Li & Thompson 1977等），有的则认为来自其形容词的用法（冯春田1985；Yen 1986），还有的认为两种用法对其判断词的产生都有影响（郭锡良 1997）。下面分别简要介绍他们的分析，并简述我们的看法。
尽管先秦汉语也存在类似于判断词的词语，比如“为”等，但是从总体上讲，它们是缺乏一个判断词的。当时的判断句范式如例（1）所示。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判断词“是”来自于它原来的指代词用法，其语法化的具体环境为（参见王力1958；Li & Thompson 1977等）：
（3）话题 (Topic)，回指的“是” (anaphor)＋说明 (comment)
但是这种句法环境并不能直接导致判断词的产生。因为该篇章组织中的“话题”只能是独立的判断（句子）或者复杂的名词短语，然而判断句中的主语则通常为代词或者单纯名词。此外，在最早的时候，“说明”部分既可以是名词性短语，又可以是动词性短语，两者具有同样的使用频率；然而判断句中的宾语通常都是名词性的。因此我们认为，尽管上述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判断词“是”不能直接从该句法环境中发展出，更不会是一蹴而就。出现“是”用于上述句法环境的最早文献之一是《左传》，然而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是”才有判断词的用法。我们的兴趣焦点为，判断词出现之前它使用的句法环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换，促使它向判断词发展，这是我们确立它产生的动因关键所在。
从人类语言发展的共性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三个理由相信判断词“是”是来自于它原来的指代用法。第一、一个词语的语法化必须在特定的句法结构中进行，不单纯是词义引申问题（Traugott forthcoming）。后文的分析将会看到，指代词“是”用于回指的偏正结构和表达功能与后来的判断词的用法在结构和功能上相似。第二、促使一个词语语法化的用法必须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Bybee等 1994: 19-20）。第三，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很多语言的判断词都是来自指示代词，如Hebrew，Palestinian Arabic, Wappo, Swahili等语言（Li & Thompson 1977; McWhorter 1992）。总之，其它语言的类似现象，特别是人类语言的共同发展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个语法标记的来源。
那么判断词“是”最早见于什么时代呢？王力（1937， 1990）概括“是”的发展小史为：它始见于公元一世纪，两汉时期稳步发展，五世纪左右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判断句形式。唐钰明（1992）的进一步考察又把判断词“是”的发展往前推了一些，认为东汉时期判断词“是”已经广泛使用，它产生的时间应该是战国末年或者是西汉初年。Peyraube & Wiebusch (1994) 报告，在公元前100年的文献中已经见到判断词“是”的用法。理论上讲，对一个语法标记产生时间的确定是无法绝对准确的。同时一个语法标记从一个词汇向一个语法标记的演化也是渐变过程，不同学者对判断词的语法性质的认识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对它产生时间的探讨。总而言之，判断词“是”出现于秦汉之交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冯春田（1985）和Yen（1986）则认为，判断词“是”源自它原来表示“正确”的形容词用法。理由为，判断词“是”与其原来的形容词用法的语法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动词性的，且可以受副词修饰。形容词“是”向判断词的演变只是词义引申现象。可是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这种解释的问题。形容词“是”和后来的判断词在句法功能上具有明显的对立：形容词后不能有名词宾语，然而判断词一般要求一个名词宾语。这种说法无法解释这种句法差异。
Yen （1986）提出了另外一个假设：判断词“是”来自于原来形容词的用法，这是受其反义词“非”的类推而来的。“非”经常位于一个名词性谓语之前来表示否定，它通过类推使得相对的“是”也具有同样的功能。这一假设也遇到了几个问题。首先，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形容词的“是”用于名词短语之前表示肯定。其次，从标记理论的角度来看，虽然“是”和“非”形成一对具有反义关系的形容词，但是语言中的肯定和否定的表达是不对称的，通常只有否定的一方才会被标记，肯定的一方通常是无标记的。比如，现代汉语的“不”并没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肯定标记。因此，Yen的说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语法化理论认为，高使用频率是诱发一个词语语法化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对于一个多义词来说，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个义项最有可能是它语法化的来源。“是”在语法化之前主要是作指示代词用的，而它的形容词用法只占10％左右（敖镜豪1982；杨伯峻1980，1981；Peyraube & Wiebusch 1994）。从这一方面来看，判断词“是”也是最有可能来自其指代词的用法。
Feng (1993) 从形式语言学的角度对判断词“是”的出现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他的观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古汉语里，回指“是”和其后的说明部分之间有一个语音停顿 (pause) 。在公元一世纪之前，副词只能出现在回指“是”和说明部分之间，但是后来副词前移到“是”之前，把回指的“是”由原来的话题位置推到的这个语音停顿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是”被语法化为一个判断词。其过程可以用下列形式表示。
1. Adv. _____ 是 [ ]pause + Comment
2. Adv. _____ [是] ＋Comment
上式中的方括号代表的就是所谓的“语音停顿”，后来为判断词“是”占据。这种论断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首先，为什么副词会从回指“是”后向前移，作者没有解释。我们后文的分析将说明，副词的前移只是“是”词性改变的一个征兆，显示它由名词性变成动词性的，并不是它语法化的动因。其次，如果Feng的假设是对的话，那么历史上应该发生这样两件事：副词前移发生在前，判断词用法出现在后。但是历史事实恰好相反：“是”的判断词用法在公元前200年的文献已经出现，真正的副词前移公元100年以后才慢慢出现。最后，认为回指“是”和说明部分之间有一个语音停顿也是不可靠的。冯这样认为的根据是，那时的话题和说明部分常常有一个语气词“者”。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的话，恰好得出相反的结论：回指“是”和说明部分是没有停顿的，因为那时的语法不允许在它们之间插入任何语气词。
总之，目前的研究已经明确“是”的来源和最早出现的时间。本章则集中讨论“是”语法化的动因和具体发展步骤。
2.3 古今汉语判断句式的特点
判断句是最常见的句式之一，主语和宾语之间具有等同、类属等语义联系，或者宾语是描写主语的性质、价值等方面的属性。现代汉语和英语的判断句都是用一个判断词来连接主语和宾语。正如文章开头所指出的，两汉之前的汉语的判断句则是运用句末语气词的手段。明白前后句式上的差别有助于历史的考察。
两汉之前的汉语缺乏一个连接主语和宾语的判断词，那时的主宾语之间没有任何语法标记。有时紧随主语之后出现语气词“者”或者“也”，指示一个较长的停顿，但它不是必须的。然而句末语气词“也”则是先秦判断句的必须语法标记。先秦汉语的判断句的格式可以用下式表示：
（3）NP（者/也），NP ＋ 也。
例如：
（4）弓矢者，器也。（易经·系词下）
（5）麟者，仁兽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可是到了现代汉语判断词“是”则成了判断句的必不可少的语法标记，句末语气词消失了。其格式为：
（6）NP1 ＋是＋NP2
这种局面大致在五世纪以后就形成了。古今汉语用了两种性质很不相同的语法手段来标志判断句：前期是用句末语气词，后期则是用句中连接动词。
有一种现象需要说明一下。现代汉语允许有限的名词短语直接作谓语，而不一定要求判断词，常见的有时间词短语和个别的表属性的名词短语（偏正短语）（朱德熙1982；Li & Thompson 1977）。例如：
（7）今天星期天。
（8）她黄头发。
表示时间运动周期某一位置的词语，隐含了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所以具有谓词的特征，比如可以受副词修饰或者加体标记“了”：“今天已经星期天了”。一些偏正短语跟形容词象似，描写主语的属性，所以可以直接作谓语。汉语和英语语法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汉语形容词作谓语不加判断词，英语则必须加。
2.4 “是”从指代词向判断词的语法化过程
“是”的整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1000余年的时间。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左传》中，指代词“是”就开始用于回指其前话题的情况，即出现了它语法化的句法环境。但是直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文献里，它才开始有了判断词的用法。整个语法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步骤：一、回指用法的出现；二、诱发语法化的具体格式的建立；三、新旧判断句式之间的竞争；四、“是”判断式的最后建立。
§2.4.1 指示代词“是”的篇章功能(回指 (anaphor) 的出现
在《左传》里，一个复杂的话题（通常由一个或者几个判断构成）和说明部分之间常常不加任何标记，如例（9）、（10）所示，然而这种篇章组织已开始用指代词“是”回指其前的话题，同时“是”与其后的部分形成一个“话题＋说明”结构的句子，如例（11）所示。
（9）都墙过百秩，国之害也。（左传·隐公四年）
（10）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
（11）如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左传·隐公二年）
但是稍后的《论语》中，这种篇章组织用“是”回指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出现了下列常见的篇章组织格式：
（12）T判断，是＋Comment。
例如：
（13）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14）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
例（13）的话题是一个判断，例（14）的则是两个判断，它们分别被指代词“是”回指，“是”又与其后的部分构成“话题＋说明”的判断句：“是吾忧也”和“是惑也”。
初期，说明部分既可以是名词短语，又可以是动词短语，两者出现的频率一样。下面是我们对《论语》的统计结果。
表2.1 《论语》里VP和NP说明部分的频率
类型
百分比
T，是＋VP。
52％
T，是＋NP。
48％
在第一个时期，说明部分的有一个显著的语法特点：如果是VP的话，可以单纯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如例（14）的“惑”是单独一个形容词；但是，如果是NP的话，不能是一个光杆名词，必须是一个复杂的偏正结构的名词短语。
在第一阶段，被“是”回指的话题部分也必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通常为由一个或者多个句子组成的判断，单纯的名词或者代词作话题时，都不能被指代词“是”回指。比如在下列的句子中就不能出现回指的“是”。
（14）我，周之卜政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15）驾，良邑也。（左传·襄公三年）
§2.4.2 直接诱发“是”语法化句法格式的建立
在历史上，一些松散的篇章组织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可以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句法格式，新格式的出现又会转而诱发其中的词语演化成一种语法标记。Hopper & Traugott (1993: 45)认为，一个语言形式在某种环境下出现的频率越大，那么它语法化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使用频率的提高往往表明一个句法格式的形成。在第二阶段，回指的“是”所出现的句法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而直接导致它向判断词的转变。
回指代词“是”在第二个时期的重要发展之一为，说明部分由前一时期的VP和NP并重向以NP为主转变。这一点可以从第一、二时期文献中“是”所出现的格式的变化看出来。
表2.2 回指“是”后VP和NP说明部分的比例变化
文献
字数
指代词
回指用法
NP 说明
VP 说明
《左传》
246075
838
100
22％
78％
《论语》
21569
60
23
48％
52％
《荀子》
91377
923
347
78％
22％
上表清楚地显示，《荀子》大约比《左传》晚了300年左右的时间，这其间说明部分的NP比例在逐渐上升，到了《荀子》时期NP与VP说明部分的比例为4:1。NP说明部分频率的增加，表明一个语言应用格式形成。可用下式表示。
（16）T, 是 ＋ NP Comment
第二阶段的另外一个重要发展是，如果说明部分是一个光杆名词（最常见的为专有名词）时，回指“是”和说明部分通常发生语序倒装。例如：
（17）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滕文公）
（18）臣闻七十里而为政天下者，汤是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19）功参天地，泽披生民，汤、武是也。（荀子·臣道）
（20）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仲尼、子贡是也。（荀子·荣辱）
上述用例中的“是”仍然是个指代词，可以理解为“这样”，并不能诠释为其形容词用法“正确”。
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献的考察结果显示，当说明部分是一个光杆名词（用N表示），80％左右的用例都采用倒转语序。如下表所示。
表2.3 《墨子》和《荀子》中说明部分为N的倒装用例
文献
总用例
T, 是＋N＋也
T，N ＋ 是＋也
《墨子》
13
23％
77％
《荀子》
27
5％
22％
所以，在第二时期，指代词“是”又形成了另外一种回指应用格式，可表示如下：
（21）T, N ＋是＋也。
这个时期的第三个重要发展为，“是”回指的话题部分可以是一个名词短语。例如：
（22）天下之道，管是也。（荀子·儒效）
（23）百王之道，一是也。（荀子·儒效）
如果把上述用法的话题部分放到“是”之后的话，就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判断句，比如“管是天下之道”。
第二时期的三个变化是促使指代词“是”向判断词语法化的关键。有一点应该明确，“是”的语法化涉及到词类的转变，即由名词性的指代词变成动词性的判断词。这个时期回指“是”所形成的几个应用格式，使得它与普通动词占据同样的抽象结构，因此在动词的类推作用下，“是”演化成一个动词性成分。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讨论判断词“是”产生的机制。
一、汉语的SVO语序对判断词“是”产生的类推作用
综上所述，第二阶段的发展使得用于回指的指代词“是”具有下述三种使用格式：
（24）a. T, 是 ＋ NP。
T, N ＋ 是。
NP，是＋Comment。
格式中的“是”所占据的抽象格式与普通动词一致。汉语自古至今都是SVO语言，动词居于主宾语之间，而且担任主宾语最常见的词类是名词。因为主宾语经常可以省略，动词常出现的句法格式为以下三种：
（25） a. NP ＋V＋NP。 主宾俱全
b. V ＋NP。 主语省略
c. NP＋V。 宾语省略
比照格式（24）和（25）可以发现下列对应关系：
I. （24）a (（25）b
II. （24）b (（25）c
III. （24）a＋c (（25）a
回指“是”与普通动词占据同样的抽象格式，这样就有可能受到普通动词的类推而演化成一个动词性的判断词。这一假设可以从历史上类似发展中得到佐证。比如“姓”原来只是个名词，常用于格式“姓＋NP”中，它与动词的抽象格式也相同，后来就发展成了动词。例如：
（26）析寿者，名焉，姓公孙氏。（史记·张仪苏秦列传）
（27）唯有临海一客姓任。（世说新语·政事）
例（26）的“姓”是一个名词，例（27）的则是一个动词。这种同一个概念的词类转变，在历史不难见到。我们认为，转变并不是单纯的词义引申，它离不开具体的句法结构。
类推是语法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但是类推是有方向性的，通常是语言中已经稳固建立的最常见最基本的结构类化新出现的格式，而不会是相反的情况。动词的格式是汉语最核心的、统贯全局的语法结构，一旦回指的“是”与其发生结构上的联系时，动词就很自然地把“是”类化成一个动词性的成分。下文将会看到，真正的判断词“是”就是在它与动词类似格式形成不久就出现了。
二、回指“是”的格式与判断句式之间的语义联系
判断句式中的两个名词性成分（主宾语）通常具有等同、一致、类属等关系。在“是”用作回指代词的篇章组织中，被回指的话题和说明部分之间也具有判断句的两个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比如下例的则是一致关系。
（28）故善抚民者，是乃善用兵者。（荀子·议兵）
从理论上讲，新的语法标记应与它产生的句法环境在表达功能上具有内在的联系。
三、最早的“是”字判断句的前后成分的特点
新语法形式刚出现时的一些使用特点最能揭示它的来源。我们认为第二阶段形成的回指代词“是”的几个使用格式是促使它语法化的关键，理由之一是（23）中的格式a和格式b拼合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判断句结构，即：
（29）N＋是＋NP。
式中，回指代词“是”之前通常是一个简单名词，之后则只能是一个复杂的名词短语。这正与判断词“是”产生初期前后成分相一致，如下表所示。
表2.4 《世说新语》里判断词“是”的主语和宾语的词语类型
人名
代词
光杆名词
复杂名词
动词短语
主语
34（33％）
35（33％）
10（10％）
23（21％）
3 （2％）
宾语
0（0％）
2（1％）
16（9％）
130
（76％）
24（14％）
人名、代词和光杆名词都属于简单名词。初期的“是”字判断句主宾语上的词语形成鲜明的对立，76％主语左右的为简单名词，相反，76％的宾语则为复杂名词。这正与第二时期回指代词“是”前后的词语特点相同。引起回指“是”与说明部分倒装的一般为简单名词，同时，“是”之后的说明部分只能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复杂名词短语。下面是《世说新语》中“是”的一些用例。
（30）我是李府君亲。（世说新语·言语）
（31）此是君家果。（世说新语·言语）
（32）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世说新语·言语）
（33）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世说新语·言语）
四、NP话题的出现和语调的归并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左传》和《论语》时代，“是”回指的成分通常只能是判断，每一判断都是一个独立的句子，而每一个句子都应有自己独立的语调。这种篇章组织很难产生一个只有单一语调的判断句，即“是”很难在下例的句法环境下产生：
（34）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述而）
然而到了《荀子》时代，话题可以是名词短语，因为名词短语一般不单独成句，它们应没有独立的语调。这样，名词短语构成的话题就倾向于与后边的“是＋Comment”部分形成一个句子的语调，从韵律特征方面促使判断句式的形成。
§2.4.3 判断词“是”的诞生
上述分析显示，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之间，促使“是”语法化为判断词的条件已经成熟。也正是在此后不久（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真正的判断词“是”的用法开始出现。本节将讨论判断词产生初期的重要特征和一些相关的变化。
一、判断式的句末语气词“也”的失落
前文谈到，先秦汉语判断句的必要语法标记是句末语气词“也”。实际上，回指代词“是”和其后的说明部分所构成的就是那时的判断句式，因此必须要有一个语气词“也”。现代汉语的相应的语法标记是判断词“是”，无需任何句末语气词。也就是说，“也”和“是”为表达同一语法功能的两个不同性质的语法手段，它们之间具有不相容性。那么在历史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随着“是”在有关的句法格式中逐渐变成一个判断词，格式中的“也”就不再必须而逐渐失落。下表是我们对《荀子》和《史记》两种文献中“T，是＋Comment + 也”格式的“也”失落情况的一个统计。
表2.5 《荀子》和《史记》中判断式的语气词“也”的失落情况
文献
T，是＋C＋也
T，是＋C
比例
《荀子》
343（98％）
4（2％）
49:1
《史记》
367（85％）
64（15％）
6:1
表五显示，前后期两种文献中“也”的失落相当明显，由原来的49:1变成6:1。下例是《史记》中不加“也”的有关判断格式，而这种现象在早期的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35）夫子既已感悟而赎我，是知己。（史记·管宴列传）
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是”的语法性质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获取了判断词的功能。《史记》是公元前一世纪的文献，比《荀子》晚了两百来年的时间，也是最早见到“是”判断词用法的文献之一。例如：
（36）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史记·商君列传）
整部《史记》中可以断定为判断词“是”的用例不到10个，这是新语法标记产生初期的常见现象。王力（1958：345）认为，这些少数的用例可能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不小心加上去的。然而根据唐钰明（1992）年的考察，“是”在公元0－200年之间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判断词，那么在此之前不久的《史记》中见到它的判断词用法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从汉代初年开始，随着“是”逐渐由指代词演变成判断词，直到成为判断句的唯一语法标记，它所在的回指格式中的“也”的用法也随之衰落，最后完全被淘汰。唐钰明（1992）所做的统计很能说明两者之间的消长关系：
表2.6 回指格式中“是”和“也”的共现频率变化
西汉（前206－25）
80％
东汉（25－220年）
28.8%
魏晋（220－420年）
19%
南北朝（420－589年）
4%
二、副词的前移
“是”语法化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副词的前移。汉语自古至今都是，只有动词性的词语才能受副词的修饰，而且语序始终是副词位于动词之前。“是”的语法化涉及到词性的变化：由名词性的指代词变成动词性的判断词。那么一个相关的语法变化是副词位置的移动。当“是”还是一个指示代词的时候，句中如有副词(Adv)，只能出现在回指“是”和说明部分之间，如下式所刻划的。
（37）T，是＋Adv ＋C＋也。
例如：
（38）目辨黑白美恶，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荀子·荣辱）
例（38）中的副词“又”是位于回指“是”和说明部分之间。但是从汉初开始“是”已经发展出判断词的用法，相应的也就有了副词出现“是”前的用法。例如：
（39）或时是凤凰。（论衡·讲瑞）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否定副词“非”的句法位置的变化：当“是”还是一个指代词的时候，“非”只能出现在它的后面；然而“是”成为判断词之后，“非”则移到“是”的前面。例如：
（40）君子爱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荀子·荣辱）
（41）及见他鬼非是所素知者。（论衡·订鬼）
副词前移和“也”失落，都是“是”语法化的重要伴随特征特征。例（41）中的“是”只能理解为判断词，它不仅涉及到副词“非”的前移，而且不需要“也”。汉代“是”的判断词用法逐渐普遍，副词前移也大量出现。下表是我们对《论衡》的统计结果。
表2.7 《论衡》中“是”字格式的副词前移统计
T，是＋Adv. ＋C
45％
T，Adv. + 是＋C
55％
三、“是”最早语法化的句法环境
我们在前文指出，促使“是”语法化的关键因素是它用于回指的两个使用格式的出现：(a) 是＋NP；(b) N＋是。回指代词“是”后的说明部分也可以是VP，虽然后来的使用比例相对降低了。如果我们的假设是对的话，那么一个逻辑的结论是，“是”首先在上述两个格式中变成判断词的。上文确定“是”变成判断词的两个重要伴随特征为副词前移和语气词“也”的失落。我们预测这两个特征首先发生在上述两个格式之中。
我们以副词前置在不同句法环境中的速度差异来验证上述假设。只考虑说明部分的词性。《孟子》时代“是”还完全是一个指代词，副词前移尚没有发生；但是到了《抱朴子》时代，“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判断词，副词前移大规模发生，但是首先发生在说明部分为NP的句法格式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说明部分为VP的格式中不见一例副词前移发生。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是”语法化的最早句法环境是什么。
表2.8 《孟子》和《抱朴子》里“是”字格式中副词的分布
《孟子》
《抱朴子》
T，是＋Adv.＋NP＋也
100％
20％
T，Adv.＋是＋NP＋也
0％
80％
T，是＋Adv.＋VP＋(也)
100％
100％
T，Adv.＋是＋VP＋(也)
0％
0％
我们在《抱朴子》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皆＋是”出现在NP说明部分之前，然而VP说明部分之前仍然是“是＋皆”：
（42）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抱朴子·酒诫）
（43）无以近人信其喽喽管见荧烛之明，而轻评人物，是皆卖彼上圣大贤乎？（抱朴子·知止）
这些现象都证实“是”最早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是前面或者后面为名词性成分的格式。
四、“是”语法化的完成
“是”从可以用于回指的篇章组织到发展成为汉语判断句的范式，经历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判断词“是”完全发展成熟大约在五世纪。根据我们对这时期的《世说新语》的调查，此时的判断句有以下几个特征。
每一个判断句必须有判断词“是”，完全取代先秦的“也”字判断句式。
是字判断式不再需要语气词“也”，副词只能出现在“是”前。
“是”演化成了判断词，与此同时退化掉了原来的指代词用法。
原来回指代词“是”出现的篇章组织的使用频率也大大降低。
2.5 判断词“是”的语法化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语法是一个系统，其中的各个语法手段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那么局部变化，就会引起相关部分的变动，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判断词“是”的出现是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转变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汉语语法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点。
一、进一步加强了动词居中 (verb middle) 的格式
汉语从古到今都是属于SVO语言，换句话说就是“动词居中”语言。但是这是就汉语的总体语法特征而言的，不同历史时期SVO句子所占的比例并不完全一样。在上古汉语里，判断句这一大块主宾语之间都没有动词，而是用句末语气词“也”来标识。是字判断式也是一种SVO句子，它对先秦汉语判断句式的替代，进一步加强了汉语的SVO语序，成为了几乎所有汉语的句类所遵循的结构。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语法规律，名词短语不再能够直接作谓语。
二、消除了后来回指代词再向判断词语法化的可能性
指示代词回指其前的复杂话题，始终是一种较常见的篇章组织，当然不同时期这种用法的频率可能很不一样。但是并不是所有这种用法的指示代词都有可能语法化成判断词。判断词“是”的出现取消了后来的回指代词向相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指示代词“是”语法化的抽象格式为：T，是＋NP＋也。不考虑T，剩下的部分是先秦汉语判断句的范式，指代词“是”作主语（话题），NP是名词谓语，“也”是判断式标记。我们认为，格式中的“是”与普通动词所占据的句法格式是一样的，在普通动词的类推之下，逐渐变成一个动词性的判断词。那么判断词“是”出现以后，判断式则变成了“NP＋是＋NP”。指示代词（D-pro）用于回指时则必须出现于下列格式：
（44）T，D-pro＋是＋NP。
例如：
（45）陛下龙飞，此是瘐冰之功。（世说新语·方正）
格式中的动词位置一定被判断词“是”占据，回指代词“此”所在的就是普通名词的位置（主语），所以它不再可能在动词的类推下向判断词演化。后来出现的指示代词“这”或者“那”用于回指时，与“此”的句法位置相同。所以，尽管它们同为指示代词，但是没有与“是”相同的发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是”语法化的机制来自普通动词的类推。
三、“是”向焦点标记的发展与疑问、否定式中代词语序的转变
两汉魏晋时期，与“是”的发展相平行的是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即疑问代词和否定、强调句中的代词的语序变化，先秦汉语中它们作宾语时必须出现于谓语动词之前，这种语序两汉时期开始松动，南北朝以后就完全变成现代汉语这个样子。这些句式中的代词与普通名词一样，作宾语时也是出现在谓语动词之后。这里简述一下我们的基本思想。先秦汉语代词的语序变换实质上是一种表示焦点的语法手段。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判断词会自然地向焦点标记演化。汉语的判断词“是”也不例外，它在演变成判断词的同时，很快也发展出了焦点标记的用法。疑问代词固有一个“焦点”的语义特征，因此在中古时期曾一度出现焦点标记“是”与疑问代词高频率共现的现象。那时出现的新疑问代词“什么”就是“何（物）”通过融合了一个焦点标记“是”的语素而来的。现在闽南话中“谁”前必须加上一个焦点标记“是”才能使用。加上焦点标记“是”的疑问代词不再需要变换语序，通过类推使得否定、强调句式中的代词的语序变换也随之消失。总之，代词语序的变换是新焦点标记手段对旧手段替代的结果。下一章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2.6 先秦其它指示代词的不同发展方向
我们认为，指示代词“是”所出现的句法环境把它放在与普通动词一样的抽象结构中，在普通动词的类推下变成一个判断词。这一思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时期的其它指示代词没有语法化成判断词。先秦汉语起码还有3个可用于回指的指示代词，即“之”、“斯”和“此”，它们都没有类似于“是”的发展。下面简述其理由。
一、之
“之”是先秦汉语非常常见的一个指代词，跟“是”一样，它也可以回指一个复杂的话题。但是回指的“之”只能用于谓语动词之后，其抽象格式为：T，NP＋V＋之。例如：
（46）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例（46）的宾语代词“之”回指其前的话题“巧言、令色、足恭”。回指代词“之”所占据的句法位置与普通名词的一样，所以不可能受动词类推的影响，因此也就没有变成判断词的可能性。
二、斯
先秦汉语还有一个指示代词“斯”也可以回指前边的话题。但是它只出现在有限的文献中，而且使用频率远远低于“是”和其它指示代词。它用于回指时的句法环境也与“是”的明显不同，根据我们对《论语》的考察，“斯”后的说明部分只限于动词或者形容词短语，其抽象式为：T，斯＋VP/AP＋也。例如：
（47）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八侑）
回指的“斯”所出现的抽象格式与普通动词的不一样，而且它的使用频率极低，因此没有那时指代词“是”的发展动因，也就不可能语法化为一个判断词。
三、此
“此”与“是”的用法最接近，也经常用于跟“是”相同的回指格式中。例如：
（48）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马蹄）
然而“此”自始自终都是一个指代词，并没有向判断词发展。仔细观察“此”的用法之后，我们推测有两个理由使得“此”与“是”的命运不同。第一，“此”与“彼”构成一对指示代词，“此”表近指，“彼”表远指，如例（49）和（50）所示。然而“彼”不具备语法化成判断词的句法环境，同时“此”的任何变化都涉及到与“彼”的对应关系，所以“此”向判断词的发展具有较大的限制。第二，同是用作回指代词，“此”跟“是”有一个不同之处，它可以作所在句子的主语，形成一个SVO句式。也就是说，这种用法的“此”是占据格式“NP1＋V＋NP2”中的NP1的位置，如例（51）、（52）所示。所以，回指代词“此”与普通动词的句法位置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就很难在普通动词的类推之下转变成一个判断词。
（49）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
（50）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
（51）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庄子·齐物论）
（52）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庄子·德允符）
2.7 结语
本章系统地分析了“是”语法化的动因和具体过程。我们认为，“是”用于回指的句法环境在公元前300－200年之间形成了两种使用格式，使得它与普通动词占据同样的抽象格式，因此在普通动词的类推之下，它逐渐变成一个动词性的成分(判断词。这一假设得到多方面证据的支持。“是”语法化的两个重要伴随特征是，先秦判断式标记“也”的丢失和副词前移，这些变化都是首先发生在这两种格式中。早期的“是”字判断句的主宾语特点也揭示它们来自于所确立的两种格式。用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此”、“斯”和“之”虽然也具有回指的篇章功能，但是没有向判断词发展的原因。因为这三个指代词都不具备“是”语法化的句法环境，所以不可能在动词的类推之下向一个动词性成分转变。
“是”的发展进一步说明语法是一个系统，其中的各个标记和形式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一个地方的变动就会引起相关部分的调整，从而会从整体上改变该语言的语法面貌。判断词“是”的出现不仅为汉语增添了一种新的表达工具，而且对汉语语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
一、先秦判断句式“NP（者），NP也”消失。
二、“是”退化掉了原来指代词用法，引起汉语指代词系统的调整。
三、“是”又进一步虚化为焦点标记，引起先秦汉语代词倒装语序的消失。
四、因为疑问代词固有一个“焦点”特征，用“是”标识又引起汉语疑问代词系统的巨大变动。
五、进一步强化了汉语的SVO语序，限制了名词直接作谓语的用法。
“是”变化的首要机制是语法结构之间的类推。本章的分析使我们明白类推机制作用的特点。首先，类推是有方向性的，最常见、最稳固的语法格式会类化较不常见的、新的格式，而不会是相反。其次，类推常常和重新分析相辅相成的。比如，类推引起“是”的语法化，语法化又引起“是”与前后成分的边界改变（重新分析），原来回指代词“是”与说明部分之间有一个句法位置，可以有副词出现，随着“是”变成一个判断词，它与后边的成分边界削弱而结合成一个句法单位。“是”的发展也说明使用频率对新语法形式产生的影响。一些松散的篇章组织，由于使用频率的提高，可能稳固下来成为一种新语法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