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庆 三 峡 学 院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案
韩 红 宇
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
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概 言
（1课时）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性质、地位
1、性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是中文系的专业主干课程
2、地位：重要（课程本身、课程的教育意义）
二、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目的和意义
1、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寻找诗中的文化、文化中的诗。其实大家回想一下，文学不仅在短短的方寸之间为我们展示了过去的琼楼玉宇，逼真地复制了那在过去岁月中也许早已为人们淡忘了的生动具体的细节，而且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群，一种生活的韵味，一片奇妙的风光。读盛唐诗人杜甫的诗，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李唐王朝天宝末年，天子昏庸、奸臣挡道、武将好大喜功，屡屡对外开边拓土的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图景，读巴尔扎克的人《人间喜剧》就会想起18世纪末法国巴黎上流社会的龌龊生活图景，读80年代初走上文坛的朦胧诗派诗人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同样会想起文革岁月中长大的青年一代，对苦难的承担以及试图透过黑暗寻找光明的坚定信念。
2、文学能培养我们诗人的才情，哲人的思辩，历史学家的深沉。也许有人说，哲理太枯燥，诗情太虚浮，但是，至少可使我们“澹泊明志”，修身养性。陶渊明一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令人追慕不已。古人尚可“买田数亩，买泉一眼”以安顿自己的心灵，现代人呢？现代人最怕丢失的是财富，而最先丧失的是精神，诗可以使我们在物欲横流，灵魂放逐的年代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一切都推向市场的时候，不要拍卖自己的良知。尽管我们不可能诗意的栖居,但是，对诗意生存的追求，却是人性中永不泯灭的一面。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古的神话、西周的诗经、春秋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汉代的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志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领风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这些作品既给我们美的享受，又给我们提供了无穷的研讨之机。琼瑶的《在水一方》出自《诗经·秦风·蒹葭》；《梅花三弄》主题曲，“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出自金人元好问《摸鱼儿》；《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出自明代杨慎《临江仙》。我讲这些目的，文学是有传承的，今天的发展是在昨天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知识层次、知识结构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江郎也有才尽之时，学无止境。
3、文学其实就是是“人学”，通过它我们要学习如何做人。代表古典小说高峰的《红楼梦》便是通过一些重要人物命运暗示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无可挽救的衰败及整个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趋势，如篇首语“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好了曲》更是说尽了人生的虚无,同时将感伤主义推向极至:“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文学离不开它的主体——人，而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和我们的生活“惊人的相似”，对我们今后人生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4、为以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和其它工作打下基础。作为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它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高了学生的文化品味，更重要的是它也培养了师范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今后从事教师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学习过程中，我只起到帮助、指路的作用，不能向中学教师一样始终领着大家，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大学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场所，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殿堂，同学们尽可以凭托学校的资源，利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任意跨越历史的尘埃烟云，从高文典册、圣经贤传中寻找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三、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
1、历代作家、作品、风格、流派；
2、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前代文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传承，——形成“史”的框架。
3、文学史和作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学史离不开作品作基础，而作品要从史的角度去理解。教学中文学史和作品二者的比例：1:1
四、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学习方法
1、多读：多读课本（文学史和作品选）、马列经典著作、历史书、先哲今贤的研究成果（专著、论文等）。
2、多背：多背诵作品，很苦，但是别无捷径，须学会坐冷板凳、须耐得住寂寞，须从浮躁的心态中解脱出来。
3、多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文学史知识浩如烟海、多似繁星，不作笔记、卡片是不行的。
4、多思：学习知识需要灵性、悟性，需要多动脑子，多想办法，不要一意孤行，撞到南墙不回头。
五、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
1、《中国文学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全六册）郁贤皓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主要参考书：
1．相关古籍原文及其注疏本。
2．[1] 谢无量. 中国大文学史. 上海：中华书局，1918
[2] 胡适. 白话文学史（上卷）. 上海：新月书店，1928
[3]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北平：朴社出版社，1932
[4] 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 上海：中华书局，1941、1949
[5] 中科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 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7] 潘树广. 中国文学史料学. 安徽：黄山书社，1992
[8] 徐有富. 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9]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总 绪 论
（1课时）
第一节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
一、文学史与文学史学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应充分注意文学史的文学性。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外围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和文学传媒。文学的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
二、文学本位
文学史著作应当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总之，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与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两翼，所谓文学本位就是强调文学创作这个主体及其两翼。
三、史学思维
研究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以史的脉络，清晰描述出文学传承和流变的过程，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这既是形式的变革，也是思维的变革，它突出了学术思想的开放性，引导学生自己探索文学的真实内涵。（例：史学“五朵金花”之“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引发的思维变革问题）
四、文化学视角
因为文学不可避免地会和文化诸因素发生关系，因此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学科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成果，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所以研究文学史还要从广阔的文化学的角度去考虑。
五、文学史著作的当代性
文学史研究不可能完全恢复过去的原貌，原因一是材料从开始便有了记录者的主观色彩；二是流传过程中有佚失现象；三是后世撰写者的主观因素。但是文学史研究应当具有当代性，因为文学史最终还是为当代人所服务的，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同时文学史研究还需要世界眼光，只有高屋建瓴，从实际出发，才能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史的世界地位，使我们研究中少一些盲目性，但也要防止教条化，任意夸大外国的理论。
六、文学史史料学
掌握文学史史料是研究文学史的基础性工作。文学史史料学，包括与文学有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辨伪、史料的检索等等。文学史绝不等同于文学史史料学，但学习文学史又离不开这个基础，二者并不矛盾。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演进
一、文学演进的外部因素
文学的演进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所谓外部因素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矛盾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等。
二、文学演进的内部因素：
1、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
①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各种文体产生和成熟的时代不同，有前有后；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长短也不相同。
②朝代的不平衡：总体看，有的朝代发达些，有的则相对平庸些；不同朝代有其发达的文体，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一个朝代内前后期发展也不平衡；部分小朝廷在某种文体上的突出。
③地域的不平衡：不同朝代，各地文学发展也有盛衰的变化，如建安文学集中于邺都（河南安阳），梁陈文学集中于金陵等；不同地域有不同文体孕育生长，使文体带有地方色彩，如楚辞体。
2、俗与雅之间的相互影响、转变和推动
二者之间，主要是俗对雅的影响及推动，以及由俗到雅的转变过程，如诗经中的国风、南朝民歌等。当然由雅变俗的例子也有，如宋代部分诗人以俗为美，求得新趣。
3、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各种文体各有其不同的体制与功能，但文体之间的相互交融也值得注意，一种文体与另一种文体的渗透交融，使它们吸取了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耳获得了新变。如诗与赋的相互吸收、借鉴等等。
4、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
复古与革新的交替与碰撞，主要表现在诗文领域内。对复古不能理解为就是回到古代的那种状态，其实复古是一种创新，决不是简单的回复。
5、文与道的离合
文与道是指文学与儒家伦理道德、儒家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儒家之外，其他思想如道、佛、市民等思想也给了文学以不同方向的外力。唐代以后，文有“明道”、“贯道”、“载道”之说，而与此对立，强调独抒性灵、审美娱乐的要求也出现抬头，甚至市民兴起后，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也出现于中国历史。而二者的碰撞也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演进。
第三节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中国文学史可以分为三古、七段。具体划分如下：
一、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二、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三、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
四、文学本身发展变化的诸多层面：
1、创作主体的发展变化；
2、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
3、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
4、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
5、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
6、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
7、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
8、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
9、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
作业：
1、谈谈你对文学本位的认识。
2、试述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一编 先 秦 部 分
绪 论
（2课时）
一、学习提示：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初创的时期，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第一节：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传说时期的文学就是远古的歌谣和神话。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诗歌则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在最初阶段，它是诗乐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第二节：先秦文学的形态。先秦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一种综合的形态，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文史哲不分，并且史学和哲学具有相当强的文学性。这个时期成熟的文学作品已经出现。如《诗经》《左传》《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楚辞》等。不过除《楚辞》以外，大部分作品的作者和时代都难以确定。第三节：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学嬗变的过程，作为文化承担者的文学作者也经历了一个由巫到史的变化。西周春秋时期贵族成了文学的主要创造者。春秋战国之际，文化知识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中，士的地位的提高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第四节：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着不同的特点。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诗歌和散文出现，如《九歌》《尚书》等。从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周代的文学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春秋的史书其基本精神贯穿了儒家的伦理秩序、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说理散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论语》《墨子》《老子》。战国是中国历史上重大变革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文学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特色，庄子的奇思逸想，孟子的盛气凌人，荀子的比喻铺排，还有屈原的丰富想象，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风貌。
本章是学习先秦文学的导论，通过学习了解先秦文学的基本情况，产生对先秦文学的浓厚兴趣。
二、重点：文学的起源，先秦文学的形态；
难点：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一、传说时期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这些神话传说和歌谣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正所谓“虞夏之前，遗文未睹”（《宋书·谢灵运》），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也很难说是其原貌。
艺术起源于劳动。原始人类在简单而又繁重的集体劳动过程中，为了协调动作、减轻疲劳、提高效率而发出的一种有节奏的呼喊声，这就是劳动号子，它孕育着诗歌的胚胎，是构成原始诗歌的重要条件。
原始歌谣现在留存的主要有：据说是神农时代伊耆氏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是一篇年终为祷祝丰年而举行祭祀百神活动的祭辞，代表了原始诗歌在内容上的又一特点，即带有原始宗教意识。（伊耆氏：①远古部落名，据说就是神农氏，这是一个首先发明农业的氏族的名称。②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开始了经营农业的时代的名称。蜡：是古代一种祭礼名称。周代在十二月举行祭百神之礼，称“蜡礼”，蜡礼上所用祭祷辞，即“蜡辞。“土，返回你的原地；水，流回你那沟里；昆虫，不要兴起；草木，长到你那沼泽里去！”内容：泥土坍塌，洪水泛滥，水土流失，昆虫成灾，野草丛生，威胁着人类的生活，于是这首短歌以明显命令的口吻，责令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宿。虽以祝词的面貌出现，实则咒语的作用，希望用咒语去影响神，充分表现了原始人企图控制自然的愿望。）当时人们相信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和影响，可以用某种幻想的手段如祭祀、巫术、咒语等去驾驭自然界。这篇蜡辞显示了原始人类挥斥自然的宏大气派，表达了他们征服大自然的愿望和理想。
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歌词大意是：我们伴随着太阳起居，伴随着太阳劳作，自食其力，悠然自得。）、《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现在则被认为是后人伪托的；载于《吴越春秋》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是一首原始人类的狩猎之歌，寥寥八字，再现了伐竹、制弓、发丸、逐兽等连续的射猎活动。这说明原始诗歌在内容方面的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以劳动为主题；在艺术形式上，这两篇原始诗歌篇幅短小，语句短促，节奏鲜明，诗体为二言一拍或以二言为主。此外，《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也是较为可信的夏代遗文。（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大禹巡省南土，久不归，女乃唱了这首歌，渴望大禹归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比较稳定的夫妻关系和夫妻感情，只有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才有可能，而这时已属私有制萌芽后的氏族社会晚期。二字为句，语气词拖长尾音，取得了独特的抒情效果。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情诗，开抒情诗传统之先河。）
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
二、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逐渐脱离了传说时期。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字（甲骨文：“殷墟卜辞”、“殷墟书契”、“晚出的早期文字”等，1899年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得，积有1500片。后刘鹗（《老残游记》作者）得到，增至5000片，编成《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再后来，孙诒让据此编成《契文举例》，开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随之，“甲骨四堂”即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于省吾、胡厚宣、陈梦家、唐兰等人也对甲骨文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甲骨文残片已有15万片，单字4500多个，但可以破解的仅有1000字左右。）和青铜器铭文（今文、彝器铭文、钟鼎文，如西周的大盂鼎、大克鼎、史墙盘和毛公鼎等，后者字数多，达到497字）。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文学方面，它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也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三、诗乐舞紧密结合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昔葛天氏之乐”的记载（教材24页）；再如《尚书·益稷》篇记载帝舜时的乐曲《大韶》（教材25页）等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一、文史哲不分
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形态。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某些作品其实是史学或哲学著作，真正自觉的文学创作要到魏晋时期。当然这些史学和哲学著作同时也富有文学意味，二者是联结在一起密不可分的。
二、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上古巫史不分，他们是文化的主要承担者。至周宣王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重人事，轻鬼神”的观念逐渐取代了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等天命观念，巫史也开始分化，史官的地位日益突出。春秋战国时，中国文化学术思想进入到一个空前活跃的历史时期，就在这一时期，先秦说理散文和叙事散文逐渐成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诗歌则经历了一个由宗教颂赞祷祝诗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文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
南方楚地的独特文化背景孕育出了“楚辞”，它与《诗经》一起，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三、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指实。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由于流传中师学与后学之说的混杂、增删；由于秦火之后汉人对典籍的重新编订等等，这些都模糊了先秦文学的本来面目。先秦文学的这种特征，使之存在许多聚讼纷纭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的地方。例如《尚书》的今古文之争、真伪之辨。（见文史哲要备课笔记）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一、由巫到史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处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一般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二、贵族文学的兴起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他们掌握了知识文化，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西周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
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升。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如孔子相传在鲁国讲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再如战国时的墨家学派也盛极一时。由于士阶层地位的迅速提高，一方面在社会上形成了“礼贤下士”的风尚（战国四公子养士：赵，平原君；齐，孟尝君；楚，春申君；魏，信陵君；秦国，吕不韦等）；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化
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夏商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和夏孔甲的《破斧歌》可看出夏商时代已有完整的诗歌出现。商代诗歌《诗经·商颂》五篇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周易》中的某些卦爻辞也与巫文化有关。巫史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岛，这种地理观念夏人是不可能有的，可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亦是后人追记。
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化
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殷商时期的浓厚的巫术色彩渐减，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的肩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因此取得了长足发展。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
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化
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反映到为文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
四、楚地文化与楚辞
楚国的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
作业：
1、试述先秦文学的形态
2、简述巫史在先秦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章 上古神话
（4课时）
一、学习提示
本章分四节对上古神话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第一节：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神话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地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世界观。神话是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反映，它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精神纽带，以及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渲泄不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神话大量保存在已经出土的远古资料中和文史典籍当中，其中以《山海经》的保存为最多，价值也最高。第二节：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神话按照内容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和发明创造神话五大类，其蕴涵的民族精神主要包括深重的忧患意识，鲜明的厚生爱民意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第三节：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主要表现为解释自然现象时以己观物和以己感物，先明们抽象思维处在最初阶段的具体形象的感性认识以及伴随着对自然力的神秘感所形成的情感体验。第四节：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中国古代神话散失的重要原因是神话的历史化。神话的历史化一方面是对神话的歪曲的解释，另一方面是神话的仙话化。神话作为文学素材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
学习本章主要掌握神话的内容、神话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神话的思维特征。
二、重点和难点
1、神话的内容
2、神话蕴涵的民族精神
3、神话的思维特征
第一节 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提到神话，人们往往会因其包含某种神怪因素而认为神话和现实生活无关，是从人的头脑中空想出来的，其实，神话虽由人的幻想构成，但这种幻想的产生不是毫无根据的，多数情况下它是以现实生活作基础的。
几个误区：
1、中国人往往认为“神话是历史”，其实这是有心的儒家之流的误导，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希望写进历史的祖宗过往历史能冠冕堂皇、功德无量。而老百姓口头传说的神或英雄的事迹，难免有些不很“雅驯的东西，这时就须老夫子们加以点化、诠释”，例如：（1）传说中的黄帝本来有四张脸（黄帝四面），当子贡问孔子是否确有其事时，却被“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巧妙解释为“黄帝取合己者四人去分治四方”；（2）“夔，一足也。”“夔”，《山海经》中只是一只足的怪兽，到《尚书·尧典》时却变成了舜的乐官，当鲁哀公问孔子，“听说‘夔’一足，果真这样吗？”孔子答曰：“所谓‘夔’一足，并不是说夔只有一只脚，而是说像夔这样的音乐家，一个就足够了。一定程度上，孔子固然恰到好处，但大家都这么进行形体辩正和改造，那么神话的朴素面貌就早已面目全非了。
2、神化和传说：有联系亦有区别。一般说来，神话的产生要比传说早；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而传说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神话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神异色彩，而传说却内含人的行为准则。比如：羿的故事，最早是以弓箭射落九日的神奇英雄，这是神话。后在流传中加入了新的内容，如羿的弟子逢蒙跟他学艺，尽得其道，想天下只有羿是其对手，于是杀羿，并且批评逢蒙的卑劣行为；再如羿从西王母那儿得到不死之药，嫦娥一人却偷吃上了天，由此而讽刺嫦娥的自私自利，这样一则神话一旦加入了伦理道德的观念、评判标准，后来的故事就变成了传说而不再是神话，当然这种区分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实际上二者往往并存。
3、神话和仙话：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仙话是神话的变种，所谓仙话主要讲述的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其中有的是修炼，有的是仙人引导（指路）或服药。区分方法很简单：“仙话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的多（民族精神，审美品质），仙话的文化意蕴和神话比，大打折扣。
一、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
1、神话的概念
马克思曾给神话下过一个十分精辟的定义：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这段话有四个基本含义：a.神话是不自觉的艺术作品；b.神话是诉诸幻想的；c.神话多方面反映原始人的世界观；d.神话非历史，但是历史的折射。
2、神话的产生（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
神话起源于原始社会野蛮时期（母权制时期），那时的早期人类思维幼稚、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却是神话产生的条件。神话产生之初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随着文明程度的加深，尤其有了文字记载后神话开始走“下坡路”，随着自然力逐渐被人类认识、运用，神话也就不复存在了。
神话产生的思想基础：一是原始人普遍信奉的“泛灵论”（所谓“泛灵论”就是认为各种自然现象的背后，都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指挥者，他们不但拥有超自然的伟力，而且还能主宰一切，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由于梦幻的作用，初民在梦中可能梦见打猎捕鱼，也可能梦见战斗嬉戏，醒来时却发现自己仍在原处未动，于是他们猜想在实在的、可看见的人的肉体之外，还有一个虚空的、看不见的精神即“灵魂”存在着，这种灵魂观念也可以扩大至其他领域和事务，以至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日月运行都带上了萌芽状态的宗教色彩，这就是“泛灵论”。
二是图腾崇拜。原始人的生活是以渔猎为主的，他们的衣食主要来源于动物。也许是出于对动物的感激，也许是出于对凶禽猛兽的畏惧，一种以动物或几种动物特征综合在一起的图腾崇拜出现了，中国上古神话中的龙、凤凰、麒麟等动物都曾作为图腾物出现。“图腾”（totem）原为北美印地安人的方言，意为“他的亲族”，即指认某一动物、植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来源。图腾的产生意味着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氏族组织的建立。图腾的意象为自然物，又表明“万物有灵”时代物我不分的交感式思维（人和物之间会产生一种心灵感应）特点。图腾也说明了人类还远不了解生育之谜。误以为女祖是感应了某种生殖之物感物而生。殷人：简狄吞燕卵→契，《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始祖神话诗《生民》：姜嫄踩到天帝的脚趾生下了后稷。很显然，图腾观念的产生是人类还未能把自己同自然分开。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图腾的不断人格化，“图腾神”出现了。神被创造出来之后，神话的产生便水到渠成。原始人在自己心目中将一切自然力量形象化、人格化，依据自己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创造出许多神的故事。或者出于对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某些自然障碍的向往，他们又想象出许多异人异物的故事。这诸多用来解释各种神的故事和异人异物的故事，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慢慢地流传下来。这样神话就产生了。
3、神话的早期功能
a、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合理性；
b、成为把个人和集体联结为一体的精神纽带；
c、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呈现出种种戏剧性的属性，让人们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宣泄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情绪。
二、有关神话的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
1、出土资料
a、神形刻绘：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女神头像；阴山岩画；连云港市将军崖岩画；随县擂鼓墩墓棺神像等等；
b、大部分动物形刻绘：如饕餮、夔（“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名曰夔，黄帝得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山海经·大荒东经》）、龙、虬、凤、肥遗（蛇名，一首两身，见其则国大旱）等等。
2、文献资料
a、文献资料匮乏的原因及现状（自然佚失、儒家排斥）
b、各类书籍对神话的记载
诗歌：《诗经》、《楚辞》；
历史散文：《左传》、《国语》、《逸周书》、《穆天子传》；
诸子散文：《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
秦汉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c、《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保存神话最多，最具神话学价值，其中又以海经和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最浓。
第二节 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
一、中国神话的分类
1、创世神话
盘古开天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这个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类用形象手法去解释天地产生的过程。（《艺文类聚》卷一《三五历纪》）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海，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这种“垂死化身”的宇宙观，暗喻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对应关系。（《绎史》卷一《开辟原始》引《五运纪年历》）
2、始祖神话
女娲补天:“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义》）这两则神话不仅反映了女娲有创世开辟之功，更反映了她是人类的创造者。
《诗经·生民》中也记载了周民族始祖后稷（弃）的神话故事
3、洪水神话
鲧禹治水：这是我国最著名、流传最广泛的神话传说之一。古籍中有关它的记载也比较丰富，内容颇为复杂。重要资料有如下几则：
“洪水滔天。鲧窍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本经训》）
鲧不待帝命表现了蔑视天帝权威的叛逆精神，鲧腹生禹进一步反映出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那种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
禹继承了鲧的遗志，开始也是采取“堙yin”（堵）的方法，但仍难以遏止汹涌的洪水，于是改用疏导的方法。并不辞辛劳到处勘查河道、地形，据《吕氏春秋》载，他向东走到海边，向南走到羽人裸民之乡，向西走到三危之国，向北走到犬戎国。在治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股无胈（bá人身上的细毛），胫无毛，手足胼胝（piandi），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史记·李斯列传》），可谓历尽千辛万苦。除此之外，他还要和诸多恶神等展开艰苦的斗争，总之，弥漫天下、祸害人间的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了，而一个不辞辛劳、为民除害而又充满智慧的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来。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4、战争神话
黄帝擒蚩尤：“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
蚩尤属于南方的苗蛮部族，他有81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
5、发明创造神话
后羿射日（弓箭的发明者）：在古代典籍里，“羿”本有两个：一个是帝尧时代以“射十日”著名的“神性的”羿，也称夷羿；另一个是夏朝太康时代的人性的羿，又叫“后羿”。两者从屈原起就已相混，但其实并非一人。神话里的羿，据说是帝俊派到大地上来帮助解除各种危难的：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山海经·海内经》) 羿为拯救下民主要做了哪些善事呢？《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据这段记载，羿奉尧的指令先后完成了诛凿齿，杀九婴、缴大风、射十日、杀猰貐、断修蛇、禽封豨等七件大事。羿射十日之举颇为后世传诵，不仅因其最有利于“万民”，而且其意境之壮大开阔，其想象之奇诡瑰丽，实为神话中罕见的佳品。羿之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拯球下民。要完成这一神圣使命，他向各种凶恶的敌人开战，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他确实是一位果敢无比、为民除害的英雄。羿之所以能建立如此伟大的功业，是由于他和别的神话英雄不同，他掌握着高明神异的射箭本领。而且，据说弓箭原本就是他发明的。墨子说：“古者羿作弓。”（《墨子·非儒》因此，这个神话不仅描写了羿的伟大业绩，是壮丽的英雄史诗，而且通过羿的形象赞扬了弓箭和射手，又是生产技术的热情颂歌。
6、其他英雄神话
夸父追日：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
夸父是一个力气极大的巨人，一天，他忽然产生了追赶太阳和太阳赛跑的想法。快要赶上时，太阳烤炙着他，加之一天的饥渴循泊，他伏下身子刹那间把黄河、渭河两条河的水都一口气喝干了，可是口渴还是止不住，他又向北方跑去，想要喝掉大泽的水，未到便渴死了。太阳给大地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其施惠于人类可谓至大，但有时也会焦灼庄稼，造成了干旱。原始人当然是很想了解和驾驭它。夸父追赶太阳，可能也是为了观察、了解并进而控制太阳。夸父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去追逐太阳，狂跑飞奔，忍受江河湖泽不足以消解的口渴，终于在一个叫“禺谷”（即虞渊，日落处）的地方赶上了太阳。尽管他后来渴死了，但他那崇高、雄伟的气魄和顽强的毅力，却一直令人神往。尤其是他那巨大的柱杖化作蓊郁茂盛的嘉树桃林，给后继者乘凉解渴之便，使其得以完成未竟的事业，则更令人振奋和鼓舞。夸父的形象体现了原始人了解太阳奥秘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他们征服自然的宏观理想，整个神话充满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
精卫填海：精卫填海的神话虽然比较简短，但它却是一个内容非常深刻的著名神话。她可能产生于沿海的部落。由于海浪袭击，生命受到威胁，于是，产生了填海的愿望：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精卫鸟长着花脑袋，白嘴壳，红脚爪，其外形十分可爱；它本是炎帝的小女儿，到东海游水，在那里淹死了，其遭遇非常不幸；它不过是一只小鸟，却要衔微木细石去填平广阔无边、渊深莫测的沧海，其志概是比沧海还要浩大的。在东海与精卫这大小强弱极端悬殊的对比中，更显出后者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悲壮感人的艺术力量也从这里产生出来。
精卫填海，并不只是为个人复仇雪恨。因为在上古时代，被无情的大海夺去生命的何止女娃一个。这个神话正反映了人们渴望填平大海、消除其威胁的普遍愿望。精卫就是这一美好愿望的体现者。反映征服水患的强烈愿望和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
二、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民族精神
1、忧患意识强调东方之神不辞劳苦的奋斗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生存苦难的深刻体验，与西方诸神的享乐精神形成鲜明对比。
2、厚生爱民意识主要表现神对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反映了东方之神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3、反抗精神具有东方之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象征意义。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一、以己观物、以己感物是先民理解神冥世界的主要方法，他们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转移到自然方面，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从自身的生命形态中感受到精灵的存在。
二、具体形象的思维一方面是指先民的思维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和具体的感性材料，如太阳、月亮、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等，另一方面是指先民对事物的总合和概括，是神话形象脱离了具体物象从而达到有限的一定程度的抽象。
三、情感体验是神话感人的魅力所在，其中包括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在先民心理上所引起的恐惧、敬畏、惊喜、神秘等等。
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历史化
这可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曲解、改造神话有关系。“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后学也多讲究经世致用之学，所以煞费苦心的改造神话，使之化为历史。例：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
子贡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见汪继培辑本《尸子》卷下）。孔子把神话中一个具有四张人面的天帝，改造成古史中善治四方的人王了。
《韩非子》中记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的问题，孔子解释为“夔非一足也，夔有一，足矣”。
二、文学化
神话流变为寓言是文学化的主要表现。神话本身含有一定的哲理，后世思想家为宣言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常将神话改造为有所寄托的寓言，神话便文学化了。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尤其是“寓言十九”的《庄子》中，寓言不胜枚举，如“鲲化为鹏”、“倏忽与混沌”、“藐姑射之仙”、“列子御风而行”、“望洋兴叹”等。
《山海经·西山经》：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混沌无面目。
《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山海经·中山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荛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丝，服之媚于人。
《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在这里，庄子把植根于原始思维的神话，加工改造为别有寄托的寓言，宣扬道家“顺物自然”、“天道无为”、“逍遥无为”的主张。
三、宗教化
神话与原始宗教有如孪生兄弟，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神话含有宗教的因素，易为宗教所利用。神话流为道教的仙话，就是神话宗教化的具体表现。西王母神话逐渐演变为仙话，就是其典型实例。
《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庄子·大宗师》：“夫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汉武帝时，献青桃，颜容若十六七女子，甚端正。”
《汉武内传》：“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
西王母最初是主管上天灾厉及五刑残杀的半人半兽神，面目狰狞恐怖，浑身上下充满着原始的野性；到了《庄子》中已经成了得道的“大宗师”；到了汉代，又演变成仙女，再到后来，她俨然成了“王母娘娘”，是玉皇大帝的夫人了。
月亮神话的演变：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
《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东汉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张衡《灵宪》：“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唐·李冗《独异志》：“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由“浴月”的常羲，变成了奔月的嫦娥，又变成了道家炼丹、仙话故事。可见神话演变的宗教化，抽去了原始神话的本质核心，也成为神话质变、趋于消亡的原因之一。这样中国原始神话系统性不强，保留下的大多是一些零碎的片段。
四、神话对文学的影响
1、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
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启发了作家想象力：如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大雅·生民》写周民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种种神异经历，母亲生他时太顺，被认为是不祥扔掉了。扔到小巷有牛羊庇护，扔到森林，恰遇伐木工人，扔到寒冰之上，大鸟羽覆盖了他，大鸟飞去，他大声啼哭，哭声响彻云霄。
屈原《楚辞》（离骚·天问·九歌）亦充满神幻色彩，上天入地、驰骋想象。
战国时的《庄子》一书中不少寓言就是根据神话改编的。如《逍遥游》中的鲲、鹏就是《山海经》中北海神兼风神禺强的化身。藐姑射也是《海内北经》中的“姑射国”。
汉代的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就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东晋诗人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之九（夸父诞宏志）、之十（精卫衔微木） 盛唐诗人李白《梦游天姥……》《蜀道难》《梁甫吟》
明代小说《西游记》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猴万千……《封建演义》 清代《聊斋志异》《红楼梦》中也有不少神话情节
现代：郭沫若《凤凰涅槃》
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当为革命牺牲的烈士的忠魂冉冉升上天空时，在天上过着寂寞生活的嫦娥也舒其广袖、翩翩起舞于万里长空以示欢迎，月中伐桂的吴刚也捧出芳香美味的桂花酒以示慰问。当听到下方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不论是仙人还是烈士忠魂，一齐欢喜激动，洒下倾盆的泪雨，这是何等丰富的想象！又是何等崇高热烈的情怀！
2、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
神话中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李白“谈笑安黎元”的抱负，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都与我们优良的民族性格一脉相通，干将、莫邪之子的头被楚王放在汤镬里煮了三天三夜还不烂，而且“踔出汤中，踬目大怒”这种复仇、反抗强暴的精神，同刑天反抗天帝的“猛志”何其相似，六朝志怪，唐人传奇以及后来小说戏剧中关于死后变厉鬼报仇的故事，也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了神话英雄死而不已，执着顽强的斗争意志。
总之，中国古代神话中所蕴含的那种百折不挠、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如刑天、精卫、大禹治水），那种厚生爱民的意识，曾经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理想而奋斗。它既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又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复习思考题:
（一）熟读《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
（二）解释：
1、神话
2、神话的历史化
（三）填空
1、我国古代保存神话最多的著作是 。
2、神话的主要内容包括 、 、 、
、 。
3、中国著名的四大神话是 、 、
和 ，它保存在 中。
（四）简答
1、神话所蕴涵的民族精神是什么？
2、神话的主要思维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五）论述
根据你所阅读的神话故事说说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要内容（不少于500字）。
第二章 《诗经》
（6课时）
一、学习提示
本章对《诗经》分4节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第一节：《诗经》的编定和体制。介绍前人关于编定《诗经》的三种说法——“献诗说”、“采诗说”和“删诗说”，《诗经》的分类——风、雅、颂，《诗经》的流传——“三家诗”和“毛诗”。第二节：《诗经》的内容。编者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为突出。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色。从写作方法、句式章法和语言风格等3个方面较为具体、详尽地作了介绍，其中特别就“国风”和“雅”、“颂”在语言风格上的不同作了说明。第四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从抒情诗的传统、风雅精神和比兴说法等3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指出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特色，历代“文学革命”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和以屈原为代表的后世许多诗人用比兴手法写出的许多富有兴寄的作品。与此同时，也指出了《诗经》四言句式的影响。
本章是“中国文学史”第一学期学习的重点。学习本章，不仅要掌握《诗经》的一些基本知识，如《诗经》的分类、年代、结集和流传情况，更要重点掌握《诗经》的内容，特别是《诗经》民歌（即“国风”部分）的主要内容和《诗经》的艺术成就，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对《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讲析篇目”要学会分析讲解并背诵，对“导读篇目”要深入领会。
讲析篇目和导读篇目（凡带*号者为讲析篇目，以下同）：*《关雎》、*《氓》、*《七月》、*《东山》、*《采薇》、《卷耳》、《芣苢》、《谷风》、《君子于役》、《蒹葭》。
二、重点和难点
1、《诗经》的内容
2、《诗经》的艺术特点
3、《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一节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诗经》是我国古代先民对自己生活的歌唱，是我国古代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诗经》中的作品，既有对当时生产、生活场景的真实记录，又蕴涵着中华民族深厚而丰富的文化积淀，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其进行学习和研究。
一、《诗经》的名称、作者和产生年代：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被认为是用笙管来吹奏伴唱的“笙诗”。《毛传》认为，“笙诗”原是有辞的，后来失传了。朱熹《诗集记》以为，“笙诗”原为乐曲名，在演唱时，以笙插入伴奏，原是有声而无辞的。这两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有目无辞，汉代儒家尊之为经典后，始称为《诗经》。（《诗经》原本只称《诗》或《诗三百》，在先秦从不称《诗经》，如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曾对他学生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又如，孔子在总结《诗经》的旨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再如他在讲学《诗》的目的时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可见，孔子言《诗》，只称《诗》或《诗三百》，不曾提到《诗经》这个名称。《诗经》在战国时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但并未视为经典，直到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崇《诗》为经之后，才称为《诗经》。）
《诗经》只有少数篇目可知作者，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墉风·载驰》据《左传·闵公二年》所记为“徐穆夫人”所赋等，大部分篇目的作者已难确考。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只能是一种臆测。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有上层的公卿大夫，也有中下层的“士”，“风”类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同时这类诗歌大多是集体创作的。
《诗经》作品的写作年代，总的说来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但具体作品难以指明写作年代。一般说，周颂当产生于西周初年，鲁颂是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商颂可能是东周宋国的作品。大雅的大部分也当产生于西周初年，小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小雅、国风的少数篇章当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部分产生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
《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周颂》出于镐京，“二雅”乃王畿之乐（西周都镐京，东周都洛邑及其周围地区），至于“十五国风”，其名称大都标明了产生的地域。总之，《诗经》产生的地域甚广，大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向北延伸到西北、华北一带，大约包含了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等中国大部分地区。
二、《诗经》的来源和编定
①“献诗说”：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和讽谏为主。认为是天子为“听政”和“考其俗尚之美恶”而命诸候百官献诗。如《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土献诗。”再如《晋语》六说：“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又如《礼记·王制》也云：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②“采诗说”：认为西周王朝依古制每年春秋两季派采诗官员到各地去采集民歌，以了解民情，“观风俗，知得失”。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又《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再如汉·何休《春秋公羊》宣十五年注：“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可见古代确有采诗一事，只是对采诗的人、时间、方式则有不同说法。当然也有持怀疑态度，认为先秦文献无采诗之说，采诗说大抵是汉以降言诗者的揣测之词（崔述）。
③“删诗说”：最早见于司马迁《孔子世家》，认为《诗经》305篇是孔子以礼义为标准，从三千多篇古诗中删定编集起来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欧阳修、郑樵也赞同此说，后人却大多认为不可信，但一般仍然承认孔子曾对诗经的音乐、文辞等有修改和整理。
结论：纵观“诗三百”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基本一致，形式上基本是整合的四音诗，而且它包括的地域又很广，以十五“国风”而言，就包括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省，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差异很大的情况之下，不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像《诗经》这样一部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的出现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诗经》这部书可能是经过各诸候国的协助进行采集的，然后命乐官整理、编纂而成的。
三、《诗经》的分类：
《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疏，对“六文”有比较具体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古今学人大都赞同此说，认为风、雅、颂为《诗经》体制分类。赋、比、兴则为《诗经》的表现手法。这里先读风、雅、颂。
①风：所谓风，指各地方的土风民乐，即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地方不同，风土民情不同，“风”自然也就不同，鲁迅说：“风者，闾巷之情辞也。”（《汉文学史纲要·书与诗》）“风”又叫“国风”，“国”犹方，地方之意。“国风”又叫“十五国风”，即从十五个地方收集起来的地方音乐，“国风”包括周南、召（shao）南、邶（bei）风、鄘(yonq)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kuai)风、曹风、豳（bin）风等15个地区的乐歌，共160篇，其作者多为劳动人民，具体作者多不可考，包括地域也非常广，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了江汉流域（周南、召南）。
②雅：所谓雅，即周王朝统治者在举行各种活动中所演唱的诗歌，“雅”即“正”，又与“夏”通，“夏”即周王畿，“雅”即为周京城一带的乐歌，它是和各地方“土乐”相对而言的“正乐”。所以，鲁迅说：“雅者，朝廷之乐歌也。”“雅”又分“大雅”与“小雅”，那是因为音乐风格，产生时间不同，大雅为西周作品，情调比较古朴，小雅则既有西周作品，也有东周时的作品，受民歌影响较多，是当时的新音乐。当然，雅之所以分大小，从来说法不一，或主政事，主声音，主道德，主辞体，主乐器，主早晚。雅诗共105篇，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其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③颂：所谓颂，即统治阶级祭祀祖宗天地的乐歌，鲁迅：“颂者，宗庙之乐歌也。”颂又分周颂（31篇，周人祭祀之歌，颂周人先祖），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鲁人祭祀之歌，颂鲁之先公），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之作，商人的祭祀乐歌）三部分，共40篇，多为歌功颂德的庙堂诗歌。
四、《诗经》的流传
1、“赋诗言志”和“群籍引诗”
诗三百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实例（举《晋公子重耳之亡》中秦穆公和重耳赋诗的例子）。在诸子百家著述中引诗也屡见不鲜（举《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中齐宣王引《诗经》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例）。孔子广招弟子传道授业，曾以“诗”教授学生，并对学“诗”的重要性和社会功用有独到的见解：
《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所谓“兴”，起也，这里指感染作用；“观”，观察、认识；“群”，聚集，犹现在所说的“团结”、凝聚；“怨”，怨刺，讽刺，讽谏。孔子还特别强调《诗》的实用价值。
到了战国时代，则实行“群籍引经”，《诗经》的影响和范围越来越广，当时诸候游说，百家争鸣，或分辩是非，或探讨古今得失，群言混乱，往往折中于《诗》，引《诗》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尤以儒家为甚。
2、四家诗
《诗》遭秦火之后，因易于记诵的特点，特赖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代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四家传授《诗经》。齐、鲁、韩“三家诗”当时并列于官学，书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诗”；《毛诗》晚出，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诗”。“三家诗”盛时，《毛诗》受压，“三家诗”东汉趋于衰微，《毛诗》代之而兴，“三家诗”后先后失传，存者唯《毛诗》，即今之《诗经》。东汉大经学家郑玄为之作《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宋朱熹作《诗集传》，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等都是《诗经》研究的权威读本。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一、《诗经》内容
《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大情、民风习俗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概括起来说，有下面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ráng）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附：所谓史诗，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史诗是指成功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起初面貌的叙事性作品，包括小说、诗歌等。狭义的史诗则指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它以传奇和英雄主义为其显著特点。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如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罗摩衍那》等。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当然，这是就汉族文学而论，中国少数民族有长篇史诗，这是无可争议的，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和蒙古族的《江格尔》等。这五篇作品是否属于史诗，学者多有争论，郑根铎、余冠英等赞其为叙事诗，而陆侃、冯沅君、高享、陈子展则主张其是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因此，它们与后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
讲解：《大雅·生民》部分内容（书P63）
①诗中运用了人神结合的夸饰手法，将后稷英雄化，神话；
②语言简练生动，丰富多变的叠词、动词、形容词及排比手法。
2、农事诗
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着农业的初步发展。周人将自己的始祖与发明农业联系在一起，可见农业在周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诗经》时代，农业生产已占有重要地位。《诗经》中的作品，不仅在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而且产生了一些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
周初的统治者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一年的农事活动开始时，要举行隆重的祈谷、藉田典礼，祈求上帝赐予丰收，天子亲率诸侯、公卿大夫、农官到周天子的藉田中象征性犁地。秋天丰收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报祭礼，答谢神灵的恩赐。《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就是耕种藉田，春夏祈谷、秋冬报祭时的祭祀乐歌。这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与周人农业生产相关的宗教活动和风俗礼制，反映了周初的生产方式、生产规模，周初农业经济繁荣，以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讲解：《豳风·七月》（*文选P4）
这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这首诗就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
全诗共8章88句，380字，首章总写农业社会的两大主题：织与耕，即衣与食。前半写“衣之始”，后半写“食之始”（朱熹语）；2—5章承写衣，6—8章承写食，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中国古典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首创“四季歌”的形式。在叙事中写景、抒情。通过诗人的娓娓动听的叙述，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其最伟大的价值是史料价值，研究古代农业发展状况、古代气候的学者都必须参考。
其次在艺术上，这首诗受到的称誉过多，说它“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洵天下之至文”、“真是无上神品”，这些赞词，都缺少发展的眼光。清代崔述：“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评价比较中肯。的确，这首诗不着意构筑，信口而出，用赋的手法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朴实、生动地描摹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七月》的艺术特点。
3、燕飨诗
燕飨诗即君臣、亲朋欢聚宴飨颂德祝福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这类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就是一大奴隶主在取得政权之后，为巩固其政权在一次宴饮嘉宾时所吟唱的一首诗，目的是为了延揽人才，为了“使君尽心”，使“嘉宾竭力”。《诗经》中的燕飨诗，是周代农业宗法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大家知道周代是一个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候，群臣大都是同族子弟或姻亲，因此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并利用宗族关系来加强统治，所以在周代上层社会，很多场合都有宴饮，在宴饮中，又常常通过唱诗来颂德祝福，在这里，燕飨已不是单纯的音乐，而有更为深厚的政治目的。
还有，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内在的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如《小雅·宾之初筵》）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礼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
4、怨刺诗
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所谓“变风”、“变雅”：《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是后世经学家纳入伦理轨道后对《诗经》作品的主观解说，即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经》确有不少含蓄蕴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骂之作。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其特点是“多具忧世之怀”，“有忧生之意”。刘熙载《艺概》）《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也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伦理因素。
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这些诗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如小雅中的《节南山》、《雨无正》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忧生，以诗来针砭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5、战争徭役诗
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大概有30首。战争与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称为“王事”：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小雅·采薇》）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唐风·鸨羽》）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小雅·北山》）
参加战争和徭役，是周人必须履行的义务。战争徭役诗的主旋律：由于周人重农尊亲，所以从总体上看，战争和徭役诗，大多表现为对战争、徭役的厌倦，含有较为浓郁的感伤思乡恋亲的意识。从而凸现了较强的周民族农业文化的心理特点。《诗经》反映战争徭役有两种情况：
其一、对周边民族的抵御与进攻（积极防御）。自西周建国，不断受到外来侵扰，北方的玁狁（戎狄），东南的徐戎、淮夷，南方的荆楚。这些部族尚处于游牧阶段，未进入文明的门口，文化水准的差异及对子女财帛的垂涎，使他们对农业为主体的较为富庶的周民族发动进攻。于是就有了战争诗。《小雅·采薇》、《秦风·无衣》（与玁狁），《大雅·常武》、《大雅·江汉》（与荆楚），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
其二、对内镇压叛乱的。武王灭殷之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国，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督武庚。武王死后，周公当政，武庚、管叔和蔡叔及徐国、奄国相继背叛，周公率兵东征。经历了三年的激战，最后平定了叛乱。如《豳风·东山》。《豳风·东山》反映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在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诗经》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不满。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由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
讲解：《小雅·采薇》（文选P49）
这首诗描写了卫国战士紧张的战斗生活以及他们不辞艰辛、不怕牺牲的爱国激情，是中国文学爱国主义传统的先声。也抒发了连年征战战士们久戍思乡的悲苦心情。全诗六章，前三章开头都以采薇起兴，从薇菜的嫩芽初生，到枝茎坚硬，春去秋来，一年过去了，战争还未结束，战士还不得归家，盼回乡啊盼回乡，一年到头渺茫茫！我们为什么“靡室靡家”？是“獫狨之故”！为什么“载渴载饥”、“忧心烈烈”、“不遑启处”、“不遑启居”？还是“獫狨之故”！战士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激情。四、五两章是描述战场上的实况，写出了战斗的紧张，军容的强盛，以及转战奔驰的艰辛。最后一章写战争结束，战士归来的悲喜交加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战士们终于盼到归家的这一天了，他们走在回家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自己又饥又渴，心中充满悲哀。回想当初出征时正值春天，新绽开的杨柳枝随风摇曳，似乎在为他们送行，又似乎在挽留他们；而现在归家时已经是隆冬时节，飘舞的雪花似乎在欢迎他们凯旋归来，又似乎对他们表示冷漠。这两句今昔对比，杨柳与雨雪对比，把士兵久戍归来的悲欢离合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后世那些折杨柳赠别的诗篇盖源于此（如汉乐府《折杨柳歌辞》、唐王之涣《凉州词》、王维《渭城曲》等）。
讲解：《豳风·东山》（文选P47）
通过一个应征服役、役满归来的征人，在还乡途中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描绘了战争洗劫后家乡的残破景象，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映了人民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渴望。全诗四章，每章开头都以细雨濛濛中征人归来的凄楚情景起兴。第一章写征人归来悲喜交加的心情。长期服役在外，幸得役满归来，这是一喜；但是，自己在外征战的这几年，亲眼目睹了到处是荒凉破败、家破人亡的景象，自己家乡是否也这样？想到此不禁心头一凉，这又是一悲。在这一喜一悲的心情描述中，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生离死别的忧愁和恐惧。第二章写征人对家乡残破景象的想象。出征三年，家园境况如何，令诗人梦牵魂绕。瓜蒌蔓儿爬到房檐下了吧？那些小虫子爬满墙壁了吧？门窗已布满蜘蛛网了吧？房前屋后野兽游走，夜里鬼火流动吧？……多么可怕！诗人再不敢往下想了！但那是自己的家乡，还有自己亲爱的妻子和孩子，怎么能不想呢？第三章写征人想象妻子思念丈夫归来的情景。不从自己方面写，而是巧妙的设想妻子在家如何思念他，从而真挚地表达出对妻子的思念。他想象：这几年在外征战，家中的妻子肯定日夜担惊受怕，过去，她听过多少次报喜鸟的叫声，可每次都给她带来的是失望；今天鹳鸟又叫了，她恐怕又在房中长嘘短叹呢！但是她肯定又带着一线希望强打精神，洒扫庭院，等待我的到来。这一章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明写妻子对征人的思念，暗写丈夫对妻子的思念，真是“十五的月亮，照在边关照在家乡，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杜甫的《月夜》，就是借鉴了这种写法。第四章顺着思念妻子的线索，写征人回忆他们新婚燕尔的幸福情景。当年新婚时是多么快乐、幸福啊！黄莺儿闪翅飞翔，迎亲马匹红白青黄，母亲高兴地为他们系上同心结，新婚仪式那样隆重，新娘子长得美若天仙，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如今几年过去了，家中还一切照旧吧？妻子怎么样呢？她该不会人老珠黄吧？这种一波三折的心理描写，把征人在回家途中悲喜交加的心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这首诗的心理流程就像一条淙淙流动的小河，波浪起伏。诗中的征人在向家乡顺向行进，思绪却随之逆向“溯洄从之”流动，从家乡到妻子，再到他们新婚的时候。一层层的把征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剥离出来，以小见大，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反战的大主题。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千百年来无出其右。
讲解：《王风·君子于役》（文选P34）
写牛羊归圈、鸡归窝，太阳归山，就是不见丈夫归来！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就是独守空房的女人们最思念丈夫的时候。这里既是兴（烘托），又是比（反比）。全诗以景显情，情景交融；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关切之情，情感缠绵悱恻。
6、婚姻爱情诗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这类诗多以女子口吻写对男子的思恋之情。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热情奔放的情歌。此类作品或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可意情人的热切思念，或描绘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洋溢着一派欢快热烈的情调。
讲解：《周南·关雎》（文选P16）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起点，《关雎》是三百篇之首，又是“风”之始，所以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先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起兴，写“君子”相中了这位淑女，渴望与她结为伴侣；次以采摘荇菜比兴，兴起并比喻求偶之难；最后写热情欢快的婚宴场面。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很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里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地位的。以前把这首诗说成“民间情歌”恐怕不妥。大约是一首在婚礼上演唱的歌曲，具有礼仪作用。
首先是对这首诗的主题的理解。同时涉及到为什么编辑者把这首诗列为第一篇的问题。《毛诗序》说：“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道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有典型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老百姓，也适用于“邦国”——上层统治阶级。亦即后来儒家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如此说来，《关雎》之义大矣！所以把它列为三百篇之首。
其次是关于这首诗的基调。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但作出具体评价的，却只有《关雎》一篇。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的理解是：第一，《关雎》虽反映的是男女爱情的内容，但不是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相见就一见钟情而不能自拔式的爱情，不是那种“如果没有你，天地日月星辰都暗淡无光”的爱情，不是那种在教室里、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旁若无人就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而毕业时就各走各路式的爱情，而是有节制的爱情。在诗中，丝毫没有涉及到男女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就是那位采取主动的“君子”的相思，也只是在夜晚独自在家中床上“辗转反侧”。也许“君子”在“辗转反侧”时很痛苦，但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为基础，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这正符合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原则。第二，《关雎》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爱情，是一种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认同。体现了一种人类超越了原始社会的野性而进入文明社会后的进步。第三，《关雎》中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美与德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美德结合，同时又是儒家的社会理想。所以，《关雎》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的、负责任的、美德结合的爱情婚姻，所以儒家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进而“风天下”的道德教材。
讲解：《邶风·静女》（书P70，文选P21）
《静女》是一首恋歌，全诗通过对一对青年男女幽期密约全过程的描绘，表现他们真挚的爱情生活。全诗三章，第一章写男子在城角的约会处找不到女子时的焦灼情状。第二章写男子在焦灼中摸出女子的赠物以寄托情思，心里越发思念女子。第三章写男子得到女子的赠物时的幸福心情和爱屋及乌，爱人及物的感怀。整首诗情调明朗、健康，充满了幸福欢乐的激情。
《静女》虽是一首抒情诗，但人物刻画却很生动。它成功地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一系列的细节描绘，生动地再现了他们约会的全过程。诗人不但用“静”、“姝”、“变”、“美”等来直接赞美对方，集中将女子文静的神态和美丽的容颜凸现出来。而且用“爱而不视”、“贻我丹管”、“自牧归荑”等动作细节描写，将一个天真活泼、慧美深情的少女形象勾勒出来了。从男子“搔首踟蹰”和见彤管和荑草之美油然而生“悦怿女美”的描写中把他焦灼不安的痴情惟妙惟肖地刻划出来，其喜悦和炽热之情跃然纸上。
（2）深沉执着的恋歌。此类作品或歌颂对爱情的忠贞，专一，展现主人公纯洁美好的心灵；或表现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和对婚恋自由的执着追求；或抒发求偶不得的失意、惆怅。揭示了在礼法干涉下的不自由给青年男女造成的内心创伤。
讲解：《鄘风·柏舟》（书P71）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可是姑娘的母亲不同意，姑娘感到很伤心，但决心和母亲斗争到底，把自己的爱情进行到底。
这首诗反映了《诗经》时代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婚恋自由，原始婚俗仍有继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婿，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
这首诗还接触到一个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无论古今中外，在择偶的问题上，母亲和女儿的意见往往不能一致。母亲相中的，女儿不屑一顾；女儿中意的，母亲坚决不准带回家。母亲也曾经年轻过，为什么一旦当了妈妈，就不理解年轻人的心思了呢？这是因为年轻人往往是跟着感觉走，不顾及以后的就业、生活等现实问题；而母亲多了些岁数，多了些世故；多了些功利，就少了些热情；多了些理智，就少了些感觉。母亲老是看家底呀，文凭呀，楼房呀；而女儿只看小伙子帅不帅，酷不酷。这样母女两人意见不一致，爱情就发生了危机。怎么办？女儿要么妥协，要么就坚决抗争到底，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私奔，这也是有顾忌的。看来诗中的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之死矢靡它！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女之人公一面誓死要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啊！天啊！你为什么就不体谅我的心啊！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讲解：《秦风·蒹葭》（书P74，文选P38）
《蒹葭》是《诗经》中写的最美，最具文学性的一首诗。表现在：
1、意境美。茫茫的秋水，苍苍的芦花，露结的白霜，萧瑟的秋风，起伏的芦苇丛，一派凄清的景象。而这一切又与诗人大河上下，寻寻觅觅的行为以及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怅然若失的心情融为一体。读来只觉情调凄婉，境界幽邃，意蕴无穷。
2、朦胧美。景象是朦胧的，意境是朦胧的，抒情主人公和“伊人”是朦胧的，连主题也是朦胧的。
3、音调美。迭词，对偶，押韵构成音调美。
（3）和谐美好的生活。《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歌，虽然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如《周南·桃夭》（诗经直解P4）、《郑风·女曰鸡鸣》（诗经直解P52）等。
（4）痛苦哀伤的悲歌。《诗经》中的“弃妇诗”，以浓郁的哀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揭露了夫权制的不合理，揭示了妇女的悲惨命运，倾诉了他们内心的不平和痛苦。这些诗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讲解：《卫风·氓》（文选P29）
这是一首弃妇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自诉了当初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不幸遭遇。然而汉代以来，学者多以此诗为“刺淫奔”之作。朱熹甚至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此说固不可取。此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那个氓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极尽巴结之能事，骗取了姑娘的爱情，婚后则喜新厌旧，“二三其德”、“士贰其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道出了氓的丑恶嘴脸。而那个女子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一个“痴”字，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此女始终总为情误”，此说可谓切中肯綮。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通篇主要用赋，之中三处用比兴：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树起兴，联想到自己从被爱到被遗弃的经过，同时喻女子从年轻貌美到年长色衰。②“于嗟鸠兮，无食桑椹；于嗟女兮，无与士耽”。③“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联想到自己的痛苦为什么没有尽头。或说喻氓做事不讲道德，没有规矩，亦通。
3、《诗经》中较为成熟的叙事诗。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涉及到《七月》、《生民》、《采薇》、《东山》以及此后近千年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等叙事诗）。
二、《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305篇作品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上述几点，应该说，《诗经》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及其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有关其他方面的描写，也充分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它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抒发真情实感的创作态度，一方面使它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同上）
二、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赋、比、兴xìng”，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三种诗歌艺术表现方法，与“风、雅、颂”合称“六义”。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换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不用比，兴，直截了当地铺叙、抒情、描绘，把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有层次地说出来。“比”就是比喻，打比方。“兴” 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通过联想以触发起诗人思想感情勃发的表现方法。
赋是《诗经》中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它是一种铺陈直叙客观事物的方法，它不借助更多形象化的修辞手段，而是直截了当地叙述，诗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在场面描写和事实的陈述之中，给人以清晰完整的印象。这种方法多表现在一首诗的总体方面，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给人以整体感，既有深度，又有概括力。如《豳风·七月》基本上按时间先后叙事。它以年为经，以农事、杂务为纬，纵横交错，铺叙奴隶们一年四季的艰辛和痛苦，并处处同奴隶主们的享乐生活对照，在景物描写及字里行间流露出忧伤情绪，高度概括而又鲜明可感。再如《小雅·无羊》则像一幅色彩鲜明的牛羊放牧图。诗用赋的手法描绘写了牛羊的蕃盛、放牧的情景以及牧人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憧憬，穷形尽态，生动而逼真。
比、兴手法在《诗经》中运用较为普遍，也更具特色。比是用与之相类的事物来打比方，《诗经》用比，因其种类不同而作用各不相同，“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它们都增强了事物的可感性、形象性。加深了诗歌的感染力，深化了诗的主题。如《魏风·硕鼠》，把贪婪的奴隶主比喻为大田鼠：《邶风·新台》把霸占儿媳的卫宣公比作癞蛤蟆，通过比喻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的憎恨和厌恶。再如《卫风·硕人》，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描绘卫庄公夫人的容貌，刻画出一个绝世美人，千载而下，仿佛仍能亲睹其貌。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郑风·野有蔓草》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
三、《诗经》的句式和章法
1、句式
以四言为主搀以杂言。《诗经》的句型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节奏为每句二拍，带有很强的节奏性。如《周南·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种四言二拍的形式，适应当时入乐的节奏。当然，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这种句型往往有变化。《诗经》中有一言，二言直至八言的句式。
2、章法
重章叠唱的复沓形式。复沓的章法正是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的形式。一首诗分为若干章，各章字、句大体整齐划一，仅换其中少量词语。如《秦风·蒹葭》，在重复中仅换个别词语，写出了白露从凝结到融化为水而逐渐干涸的过程，表现了时间的推移。而诗人又在这时间的推移之中，上下求索，徘徊瞻望，章法的重叠也显示了情感的逐层加深。如《周南·芣苢》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苢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苢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
3、叠句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4、字法
叠字、联绵词和语气词的大量运用。叠字，就是两字重叠使用，又称“重言”。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用“夭夭”形容树枝弯曲倾斜摇曳的样子；用“灼灼”形容桃花盛开十分鲜明的样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雪霏”（《小雅·采薇》）。用“依依”形容杨柳茂盛而且随风飘拂的样子；用“霏霏”摹写霰雪纷落之状，生动而富有形象。可见，用叠字摹写状、貌、声、容，描摹事物绘声绘色绘形、自然真切，更富形象性和节奏感。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广泛使用，既穷形尽状，又朗朗可诵。如：窈窕，参参，辗转等（《关睢·周南》）。此外，语气词的运用也特别引人注目。语气词有用在句尾，有用在句中或句尾的，方式比较灵活。如兮、猗、只、且、思、之、者、乎、哉、矣、也、焉等。这些语气词不仅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而且也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语气和情态。
四、丰富、生动、形象的语言与和谐的韵律
《诗经》是诗歌语言的宝库，《诗经》语言的巨大成就首先表现在词汇丰富且大多生动、形象。据杨公骥先生统计：周诗使用了2949个单字，其中不少是一字数义，如根据字义计算，约有3900多单字。这些单字构成了众多的词汇。周诗中所使用的名词是很丰富的。仅以表示生物的词类计算，其中关于草本植物的有100种；关于木本植物的有54种；关于鸟类的有38种；关于兽类的有27种；关于昆虫和鱼类的有41种。周诗中所使用的动词也是很丰富的。仅以表示手的不同动作的动词就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拊、拾、掇、采、拔、抽、捣、搔、投、折、授、搏、招、击等50多个。（《周诗的文学成就和历史价值》）又如周南·芣苢》，写妇女的采摘车前子时就用了“采”、“有”、“辍”、“捋”、“襭”六个不同的动词，极生动细微地描写了妇女的先采后捋，直至挽起衣襟满载而归的劳动过程。
《诗经》语言的巨大成就表达现在它大量使用连绵词和叠言词，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而是通过这些词语写景、状物，拟形传声，使诗歌更富于形象性和音乐的美。《诗经》中使用连绵词有：双声：参差、踟蹰、粟烈。叠韵：缤纷、窈窕、崔嵬。双声选韵：婉转。叠字：烈烈、业业、依依、霏霏、迟迟、坎坎、采采等。
《诗经》的音韵美，还在于它讲究押韵。《诗经》除周颂、商颂的部分诗歌外，基本上都讲究押韵，其中有隔句押韵、句句押韵、句尾韵、句中韵等多种形式。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古诗用韵之法》：“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诸篇。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诗传统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意旨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有其人。
三、比兴的垂范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复习思考题
（一）背诵和默写篇目：《关雎》、《氓》、《采薇》、《蒹葭》。
（二）解释：1、风雅颂 2、赋比兴 3、四家诗
（三）填空
1、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 。它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 年间的 篇作品。
2、《诗经》本来只称 ，或连其诗篇数称 ，后世儒家尊之为《诗经》。
3、《诗经》是按 、 、 三类编排的，一般都认为它们是根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的。
4、《诗经》共有 、 、 、
、 等十五 “国风”，共 篇。
5、《诗经》中的“雅”分 和 ，前者有 篇，后者有 篇，共 篇。
6、《诗经》中的“颂”包括 颂、 颂、 颂，它们分别有 篇、 篇和 篇作品，共40篇。
7、汉代传习《诗经》的有 、 、
、 四家，它们的最早传授者分别是
和 。现在流传下来的是 ，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
8、《诗经》的旧注本，最重要的是《毛诗正义》和《诗集传》。《毛诗正义》是西汉 传，东汉 笺，唐 疏。《诗集传》是南宋 注的。
9、《诗经》的内容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它们是 、 、 、 、
和 。
10、《诗经》的艺术特色，从 、 、 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论述。
11、《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总结概括为 、 、
，它们和 、 、 合称为诗之“六义”。朱熹有三句话解释《诗经》的表现手法，其原文是“ ” ，“ ” ，“ ”。
12、《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主要保存在《大雅》里，按其所记述的事件的时间先后，依次为 、 、
、 和 5篇。
（四）简答
1、《诗经》是怎样编定成书的？《诗经》中作品的年代和作者情况如何？
2、你同意“孔子删诗”的说法吗？为什么？
3、《诗经》主要包括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是举代表作品进行说明。
4、《诗经》反映周民族发祥、发展的史诗有哪几篇作品？请简述它们的内容。
5、《七月》一是诗怎样描写奴隶的痛苦生活的？
6、分析《采薇》末章的艺术特色。
7、讲析《东山》。
（五）论述
1、《诗经》最为精华的部分是“国风”中的民歌和雅诗中的“怨刺诗”。就你所知，谈谈它们所反映的内容。
2、举例说明《诗经》作品的艺术成就。
3、论述《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4、分析《关雎》的艺术特色。
5、分析《氓》诗中女主人公的形象。
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10课时)
一、学习提示
本章分五节对先秦叙事散文做了全面详细的介绍。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甲骨卜辞是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记事比较简单，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到繁的发展。《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文字古奥典雅并且单独成篇结构完整，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经过孔子的编篡，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记事系统，以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记录历史事件，并按时间顺序编排，“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时间观念和记事意识比较明确，但是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仿佛现在的标题新闻，只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没有因果过程、行为、性格，其主要思想倾向在于维护周礼反对邪说暴行。用词严谨，以一字寓褒贬。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其笔法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和人物言行举止的形象描写体现作者的道德评价，文墨直接转为议论。第三节：《国语》的文学成就。《国语》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形象生动，逻辑缜密，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比较明显。第四节：《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一系列“士”的形象尤其显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大都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的刻画。辩丽横肆的语言收到感人的艺术效果。第五节：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它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的启发；其次在于它的崇高文学地位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而叙事艺术则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和个性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启示作用。
学习本章不仅要掌握叙事散文的基本知识，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书过程和写作体例，而且要重点领会它们的思想价值、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还要学会赏析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篇目。重点部分要达到口能成诵的程度。
二、重点和难点
1、《左传》的叙事特征
2、《国语》的文学成就
3、《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散文之源：
散文与诗歌不同，它不是口头的文学，而是一种运用文字的艺术，是随着文字体系的形成而产生的文体。因此，比之诗歌，它是姗姗来迟的“晚生儿”。
从文字到文章，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古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这自然难以凭信，但中国文字起源之早却是无可非议的。据考古学发现，中国在五、六千年以前的西安半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就已经存在了一些象形字和会意字。不过这些文字都很零散，还看不出它与语言的关系。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记录语言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这都是到商代才出现的。
甲骨文是一种带有十足的神秘性的文字。它是商代侥幸留存下来的遗物，几千年以来被埋在地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被发现于殷墟安阳。因为其内容为占卜文字，所以又叫卜辞。
与甲骨文差不多同时并存而延续时间更长的是金文，它是由于铸在青铜器之上而得名。金铭文学不象卜辞文学那样神秘，而是一种纯政治的记述。多记述天子或家族的功德，所以典雅堂皇。就西周金铭而言，从字体到文笔都带有古拙浑朴的风格。
不过卜辞，金铭的材料毕竟有限，而且不少文字很难辨认，又长期埋在地下，对后世影响不大。因此要探讨散文的源头，不可舍弃儒家的经典——“六经”。“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最古的典籍。这六部古籍忠实地记录了先民的生活，故《庄子》云：“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六经中由于《乐》经很早就佚失了，故后人又称为《五经》。
清初戴名世在《南山言素》中说：“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礼》之史详，《春秋》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其义则一”是说用不同的形态去表现同一种东西，就能造成表达形式的多样化，这样就能促成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这些经典，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在文人中有绝高的威望，文人辩客，往往引经自强，故影响深远。
陆游《六艺示子聿》：六艺江河万古流，吾徒钻仰死方休。
元好问《曲阜纪行十首》：天地有至文，六籍留圣谟。
历代象这样盛赞六经的文字很多，不一而足。总之，“六经”是我国最早的、也是最宝贵的一份文化遗产，是我国散文的渊薮。先秦散文的繁荣，便是建立在这个雄厚的基础之上的。
二、散文的勃兴
（一）哲人的涌现：
春秋晚期，文学史上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诗歌绝响，散文勃兴。虽说“六经”文化为散文黄金时代的到来积蓄了力量，但由诗歌时代向散文时代的转变，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造成这一转变的人的因素是哲人的涌现。所谓哲人，就是那些杰出的文士——“士”。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社会层次，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西周所谓的“士”多指武士，他们是贵族阶级中最下极的一个层次，在“学在官府”的西周，他们有权力接受文化教育，而他们的职业却是攻杀战守。社会的激烈动荡，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大批的贵族——特别是处于贵族下层的士相继没落，变为自由民。而这些人为了生活，于是便出现了出卖知识的现象。那些庶人中的才智之士，为了跃上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去学习文化知识。于是便出现了私人讲学之风。
私人讲学之风的兴起，文化知识在下层社会的传播，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也可称之为“士”。但它的内质已嬗变为文士，他们使原先“士”阶层的势力得到了壮大。由于“文士”是由“武士”脱化而来，因此这个阶层还保持着武士奋斗进取的精神，在当时社会上表现得异常活跃。腐朽的贵族为了维持他的统治，要这些人为他们卖命，新兴的贵族夺取政权，也需要这些才智之士为他们出力；而诸侯之间的争斗，更需要这些人为他们发挥才能，这样便给“士”发挥才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与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有着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士阶层强大的自信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主体意识。所以，孔、墨、孟、荀，无一不是以救世为己任的。他们大多数都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浩然气概，一方面在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则努力思索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归纳为三条。
1、在旧社会制度崩溃之后，怎样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体系来适应新的社会的要求。
2、怎样结束列国的纷争，谋求统一的局面。
3、怎样总结那个时代的治国理论、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并且促使它得到进一步提高。
当时的“士”阶层都是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思索，提出了许多解答的方案，设计出来一些理想社会的蓝图，涌现了许多伟大的和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史学家、军事家、科学家，等等。他们都著书立说，互相辩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百家争鸣时代。到战国时已产生的一百四十多种著作，便是百家争鸣的丰硕成果。这些成果的展示，显然用诗是不行的，只能用散文，这样就促进了散文的勃兴。
以上所言，可说是散文勃兴的主要原因。即哲人的涌现，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次要的因素需要提及。
（二）经济的发展：
1、生产力的提高：
在春秋末期，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铁器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和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开扩了耕地面积，使得不少荒芜之地也开始生产粮食。这样使得过去只能养活有限数量脱离生产的武士的社会，变成了可养活大量文士的社会，使得大批文士可以专门进行精神创作和研究。
另外，生产力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人们对人生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视野更加宽阔，追求更加崇高。
2、城市的繁荣：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繁荣。当时秦国的咸阳，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齐国的临淄，都是繁华的大都市。这些城市不仅商业繁荣，文化生活也随之提高，如齐国的临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鸣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说齐宣王之语。）这样，大批文化人士——包括上至哲人，下至卖艺的艺人，都向城市集中，使他们有了相互接触，对面论辩的机会。如齐国的稷门之下，就有一大批学者云集在一起，各自著书，言治乱之事。这无疑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市场。
3、交通的发达：
春秋之后，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交通有很大的进步。如秦国就曾修筑“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在中原地区，魏、赵、齐等国之间，也有交通大道，称作“午道”，营造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同时水上交通也很畅通，交通工具也很先进，当时在长江上就有可载五十人和足够吃三个月粮食的大船。这不仅给四方物资交流带来很大的方便，同时对于四方各种文化思想的交流，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家之间，各派之间，才有可能及时了解信息，展开争鸣。
（三）言论的自由
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的格局被打破，诸侯割据，各行其是，这为人们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语。）一般来说，凡是一统的国家，必有一统的政治，《礼记·王制》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这无疑是对人行为思想的禁锢。然而春秋王道式微，战国七国纵横，却使这一切荡然无存。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自由地哭，自由地笑，自由地议论。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大解放状态。在《左传》中还以看出人们以是否合“礼”为评价是非的标准，而在战国时，这个标准被打倒了。他们都各以已之是非为是非，相对主义盛行。正因为如此，当时兴起的百家争鸣，才会空前绝后。
由以上三点原因，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灿烂的时代，并使这个时代的文学放射出了奇异的光彩。它的伟大成就，使后人只可仰慕，叹为观止，差不多是无法企及、无法超越的顶巅。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
中国古代散文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其文体范围不仅包括记言、记事、抒情、写景、论说、杂感以及经传史书之类的散体文，而且包括赋体文和骈体文，本书即取其广义。而从狭义说来，散文即指散体文，又称“古文”。散体文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千锤百炼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体式特征。
散体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从现有材料看来，殷商时期的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即为最早的散文。自1899年起陆续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墟甲骨卜辞，证明至迟在殷商中期（约前14世纪），就有了初步定形的文字和历史文献记载。甲骨卜辞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记录，间或也有少量其他记事文字。卜辞作者即殷商时期身兼神、史之职的巫觋。殷人迷信鬼神，凡事必卜。占卜涉及狩猎、农业、祭祀和战争等。卜辞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散文。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卜辞通纂》三七五）
戊戌卜贞，今日旦，王疾目，不丧明？其丧明？
（《殷墟文字乙编》六四）
所记清楚、明确，事关雨水、农事、王目之疾，有疑问，有推测，有担忧。形式较为整齐，语句含有感情。这类作品，还有《易经》中的卦、爻辞。其共同特点是内容简单，形式朴拙，文辞省略，不成篇章。
此外，在传世的数千件商、周有铭彝器中，也可见到早期散文的萌芽。铸器勒铭原为颂扬祖先功德，昭示子孙，永保政权代代相传。“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这些铭文保留了较早的史家记事文字，可说是史家之文的源头。如《小臣邑斝》和《丁巳尊》：
癸巳，王易（赐）小臣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彡日，在三月。 （《续殷文存》下）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彝方，惟王十祀有五，彡日。 （《殷文存》上）
其文辞虽仍简略，却能紧扣制作彝器这一中心，明确记述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内容涉及赏赐、祭祀或征讨，形式也大体一律。铭文特点大多如此。
商代彝器传世者不多，今存者多周铭。西周铸器勒铭为一时风尚，彝器之丰远过于商。内容既富，文字也大增，如《毛公鼎》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余字，形式亦颇讲究。有的还杂以韵语，如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伐猃狁于洛之阳，立战功受赏于周庙，作宝盘以记之。主旨与商彝相似而叙事更详，不仅记事，而且记言，除首句外还一韵到底，体现了 初期散文韵散相杂的特点。总之，殷商甲骨卜辞，《易经》卦、爻辞和商、周彝器铭文，都是散文萌芽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述的散文集是《尚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文字古奥艰涩，佶屈聱牙，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
春秋战国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学，亦无私家著述。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王官之学散入民间。于是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亦相继出现，散文因此得到了飞跃发展。这时散文的代表著作有孔子依鲁史修订而成的《春秋》，孔门弟子所纂辑的语录《论语》，以及史家之文《国语》和《左传》。
由春秋到战国，社会发生了更大的变革，实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战国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处士横议，诸子争鸣。各家出其所学，自由论辩，于是著书立说，一时蔚为风尚。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其中以儒、墨、道、法、纵横诸家最为活跃。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放言争辩，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散文作为记事、论辩和著述的有效工具，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活动的需要，发生了质的飞跃。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指出：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
章氏之言，虽未免夸大，但从散文发展的历史来看，战国确实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不仅文章的变化空前，而且成就也远远超过前代。继《国语》、《左传》之后，出现了亦史亦文的杰作《战国策》；继《论语》之后，涌现出《墨子》、《老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一大批诸子之文，好似群星璀璨，相映生辉。其中最为杰出者，当推《战国策》和孟、庄、荀、韩之文。
总之，散体文自殷商时期产生以来，随着历史前进的足迹而发展。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散体文由片段的文辞到详赡的记事，由语录体、对话体，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到了战国，散体文由幼稚渐趋成熟，出现了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秦始皇一统天下，实行中央集权，文化专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故“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秦之文章，今存者唯诏令奏议及歌功颂德的刻石之文。集权与专制扼杀了人们的文化创造精神，也阻碍了散文的发展。
汉魏六朝时期，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汉初之文，继承先秦遗风，尚能畅论直言，无所拘忌。以贾谊、晁错为代表的“西汉鸿文”，和以枚乘、邹阳为代表的纵横之文，皆任气逞说，颇有战国文风。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章有了新的变化，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尊儒之文。
成书于武帝之世的司马迁的《史记》，代表着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无愧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以降，历代散文大家，如韩、柳、欧、苏、归、方、姚等，无不崇奉、效法《史记》；后世“古文运动”，也无不高扬《史记》之旗。其影响之深远，罕有可比。
到两汉之际，成、哀之时，以刘向、刘歆父子和扬雄为代表的作家，倡导经学复古、文章复古，所写文章不同寻常。
到了东汉，散体文之可称者主要有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散文成就也很可观。《论衡》颇有“离经叛道”的倾向。其文反迷信，反复古，反传统；针砭时弊，指斥世风，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东汉之末仲长统等人的文章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但文化思想却异常活跃，散体文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曹操开一代新风。他的文章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突破了旧的传统，因而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曹操同时的孔融，以及曹丕、曹植和其他建安诸子的文章，皆“雅好慷慨”，无不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之文，继承了汉末魏初为文“通脱”的特点，持论锋锐而论说随便。文章“师心独见，锋颖精密”，颇多愤世嫉俗之辞，体现了集权专制黑暗时代文章的特点。
西晋散文较有成就者，当数潘岳和陆机。潘岳善为哀诔之文，陆机时有“文章冠世”之誉。东晋最杰出的散文作者是王羲之和陶渊明。王文清新流畅，挥洒自如，有别于当时那些“溺于玄风”之作。陶文高标卓立，风格特异，具有自然和谐之美。
南朝时期，历经宋、齐、梁、陈几代，朝代更易频繁，士人的思想及文风变化很大。其间涌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散文作者，如鲍照、陶弘景、刘峻、吴均等，都有名篇传世。
北朝之文，可称者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章皆重气质，风格刚健清新。此外还有颜之推，是由南入北的作者。他们的文章融合了南北文化的某些传统，既有刚健之气，又有雅丽之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
魏晋六朝时期，文章趋于骈偶，骈体文蓬勃而兴。但散体文仍在变化中发展，成就可观。这一时期可说是散体文异彩纷呈的多变期。
到了隋唐五代，文章又由骈趋散。文风复古，渐成趋势。特别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日益腐败。一些有识之士，目击时艰，志在变革。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人学者，把为文与救世结合起来，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他们借助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带领了一批作者致力于古文（即散体文），文学史上称之为“古文运动”。他们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写作实绩，于是确立了散体文的基本体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写作规范，开启了散体文的新局面、新气象。
然而至晚唐五代，散体文的发展进入低潮。古文中衰，骈文继起。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继承了先秦两汉和韩、柳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创作了不少富于战斗性的小品文，闪现着光彩和锋芒。
宋初骈文盛行，文风浮华颓靡。柳开、王禹偁倡导古文，为宋初古文运动之前驱。继而真正开创宋代散文新局面的是欧阳修。他当时名冠天下，实为文坛领袖。在其门下，聚集了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著名文士，上下呼应，彼此推动，形成了一支远比中唐壮大的古文创作队伍。其影响之大，使得“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史·欧阳修传》）。北宋古文运动终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获成功，恢复了散体文的正宗地位。后世所称“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除韩、柳而外，宋代占六位（欧、曾、王、三苏）。以他们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散文作家，创作了奏议、策论、书信、序跋、笔记、随感、杂文、小品等大量传世名篇，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开拓了中国古代散体文发展的新路。
南宋理学流行，文章不免有“腐语”之弊。但国家偏安一隅，危若累卵，文人系心国事，救亡图存，亦多慷慨激昂之文。
金、元两代之文，上承唐宋文统和宋儒道统，正如元代王恽挽刘祁诗所说：“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从元好问到姚燧、虞集，大都如此。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四海鼎沸，满目疮痍。产生于元明之际的刘基的《郁离子》和宋濂的《龙门子凝道记》，多为寓言、杂说。针砭时弊，颇见锋芒，继承发扬了中唐韩、柳等的“杂说”及晚唐皮、陆、罗讽刺小品的传统。但入明以后，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为文则多润色鸿业之作，歌功颂德，雍容有度，乃明初文风之代表。他的“馆阁之文”，实开此后“台阁体”之先河。
至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之文，大兴复古之风。“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标榜“文必秦汉”；“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亦主张为文“视古修辞”，摹秦仿汉。同时又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宣扬为文宗法唐宋，世称唐宋派;其实亦主张复古，且往往以八股文的眼光看待唐宋古文。其中成就突出者是归有光，他的文章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情真意挚，委婉动人，真正发扬了唐宋古文的优良传统。
至嘉靖、万历之际，先有“异端”李贽，倡“童心”之说，反“伊洛”道统；后有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为文标举“性灵”，反对“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氏兄弟以宏道为代表，世称“公安派”。他们的文章，可谓新体小品，无论内容、形式，均新颖可观，为散体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公安派”之后，又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此派不仅反对拟古，主张为文“独抒性灵”，而且提倡幽深孤峭，偏向“单情别绪”。散体文经“公安”、“竟陵”二派的革新，加上王思任、祁彪佳、张岱等人的创作，涌现出大量内容清新、形式活泼、潇洒自适、情采俱胜的短篇佳制，后世称之为“晚明小品”。这在散体文的发展史上，可谓标新立异，别开生面。
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为文主张经世致用，且能放言无忌。但到了康、乾之世，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迭兴文字狱，以残酷镇压的手段，迫害文人，钳制思想。散体文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这时产生了以安徽桐城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他们以古文正宗自命，提倡通经明道，继承孔孟、程朱道统。方苞提出“义法”论，刘大櫆标举“神气”说，姚鼐则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文论，成为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直至晚清末世，世变促文变，梁启超创建“新文体”，才给桐城派古文以沉重打击。到“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运动”兴起，古代散体文的发展便走到了它的尽头。
二、散（体）文的体式特征
就广义而言，古代散文包括散体文、骈体文和赋体文。如果说古代散文主要是与诗歌相对而言的，那么，散体文则是与骈体文和赋体文相对而言，其体式特征可通过它们之间的比较鉴别显示出来。
与诗歌相比较，散文的主要特点是形式自由，语言不受韵律的约束；表达方式随便，或记言、叙事，或议论、抒情，或数者并用，不拘一格。散文始于文字记事，重在记言叙事和说理，而诗歌的产生与音乐、舞蹈密不可分，重在言志和抒情；前者偏于客观事物的记述，后者偏于主观情志的抒发。诗歌从它产生之时起，就要讲究音韵和节奏，以便演唱和记诵，所以要受韵律的约束。随着诗歌体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韵律的要求和限制更趋严格。散文则不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讲究句式的整齐和语言的节奏，并且早期散文还往往韵散不分，富于音乐美，但它不受韵律的约束。随着散文体式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完善，其特征更加鲜明，与诗歌判然各别。
按照传统的观点，散体文与赋体文、骈体文同属散文的范畴；但若细加分辨，它们在体式上显然各具特征，自成一格。
赋体发端于战国后期，成熟、兴盛于汉代。作为“一代之文学”，应该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但这一文体颇为特殊，它既像诗，又像文，兼有诗、文二者的特质。也许是更多地着眼于它与散文共通的特点，历来的学者和选家多将其归入“文”的范畴。赋体文最基本的特征是铺陈、铺叙，因为“赋”的本意便是铺陈直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故“义必明雅”、“词必巧丽”。所以他把“丽词雅义，符采相胜”称为“立赋之大体”。
骈体文为中国文学之特产。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其形为方块，又单音只义，故易于属对。汉字所独具的这些特征，为骈体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先秦之文，已不乏骈字骊句，但当时本无所谓骈、散之分。散文因受诗赋长期影响，日趋骈偶化。由东汉至魏晋，骈体文基本形成，魏晋之后日趋定型，至六朝而盛极一时。因其讲究对偶，又多用四、六字句，两句两句成文，好似两马并驾，故称“骈文”或“骈体文”。骈体文的主要特点有三：其一，着意对偶，辞藻华丽。即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其二，讲究平仄、声律，即所谓“善识音韵”、“皆逐宫商”（《南史·陆厥传》）。如：“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庾信《哀江南赋序》）其文四、六字句交错对偶，平仄相对，声韵铿锵，具有形式美和音乐美。其三，多用典故，引古类今。即如以上引文所见，皆一句一个典故，或正用其意，或反用其意，旨在以古例今，引古道今。
明白了赋体文和骈体文的主要特点，再以散体文与之相比较，其体式特征便显而易见了。
首先，在句式上，散体文的基本特征是散行单句，并不特意追求排偶；虽也讲究文句的整饬，或用排偶，但仅如点缀而已。从整体上看来，是以散行单句为主的。
其次，在语言上，散体文并不特别讲究平仄和声律，不受韵律的约束。在散文发展的早期阶段，如先秦散文中，虽有韵散不分的现象；但随着散体文的发展成熟，韵散不再相杂。于是散文与韵文判然划境，自成一体。就语言文采而言，散体文崇尚朴质平易，所谓“况乎文章，述志为本”（《文心雕龙·情采》），所以强调“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并不着意于铺采摛文，追求“绣虎雕龙”似的华丽辞采。
再次，在表现手法上，散体文以叙事说理为主，不以铺陈描绘为能事。虽也往往熔史入文，以古鉴今；但其“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旨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并不像饾饤似的堆砌典故。这是它区别于赋体文和骈体文的显著特点。
概而言之：以散行单句为主，不重排偶，不拘韵律，不雕章琢句、铺采摛文，不着意堆砌典故，可以说是散体文在体式上的主要特征。
（一、二点摘自熊宪光先秦散文研究观点）
三、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1、《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一部最早的历史散文集。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的选编。《尚书》原称《书》，汉代后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故又称《书经》。《尚书》的“尚”通“上”，指“上古之书”。
《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内容上一部分是商周天子对臣下的演讲、训词、命令、誓言等，一部分是大臣告上的谋议和规劝。（“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
汉代以后，《尚书》有了今文、古文之分。
今文《尚书》，是指秦焚书后，由汉初伏生所传，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写成的，共28篇。
古文《尚书》，是指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壁时发现的，用先秦时“古文”(籀文)书写的。西晋未年，该书失传，东晋时梅赜献奏《古文尚书》58篇。唐宋后，已有人怀疑其真伪，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以大量论据，证明了梅本之伪。
《尚书》的思想核心是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念。殷商时代强调“天命神授”，周代强调“敬德保民。”
《尚书》主要内容是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尚书》是记言文之祖。《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尚书》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已具备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有的篇章适当地运用了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这对先秦历史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尚书》风格直朴，所记之言，不事雕琢。但是语言“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词汇古僻、句法别拗，不用或少用关联词，造成语句拗口，意思晦涩难解。
2、《春秋》
“春秋”原为古代记事史籍的通名，《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史通·六家》说“《汲冢琐语》记大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说“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今本《墨子》书中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书名，由此可知，“春秋”一名实为列国记事史籍的通称。
本书介绍的《春秋》，特指鲁国的《春秋》。鲁国自西周初年受封，到战国初期被楚国灭亡，历时约七百余年，鲁《春秋》记事的时间断限应在这一区间，被称为《鲁春秋》，今已不存。后来孔子对它进行了修订，从中截取了一段，上自隐公元年（前722），下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计十二公242年，全书约一万七千字。（十二公名称和在位年数如下：隐公11年、桓公18年、庄公32年、闵公2年、僖公33年、文公18年、宣公18年、成公18年、襄公31年、昭公32年、定公15年、哀公14年）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大事纲要。它提纲挈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也就是以年、时、月、日为纲，年数以数序，时书春、夏、秋、冬，日书干支。
《春秋》记事文字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所以，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有的仿佛一则新闻标题。（如：鲁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再如桓公五年秋共记三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大雩（古时求雨的祭祀活动）”，“螽”）《春秋》比之《尚书》明白易晓，文字表达力有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尚书》不是一部有完整体系的著作，而《春秋》则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它所用的是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在修辞技巧上，表现出很深的功夫，一字之用竟会“寓褒贬，别善恶”，如“天子狩于河阳”，“宋人弑其君杵臼”，“莒弑其君庶其”。同样是杀人，下杀上为“弑”，上杀下为“杀”，杀有罪为“诛”，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寓有“微言大义”，谓之春秋笔法。微言：为后王之法，尊周室，亲中国，斥夷狄，宣扬大一统。大义：诛乱臣贼子，辨是非，别嫌疑，明善德，宣扬德义。孔子作《春秋》，是要借记事以明义，垂言以立教，故其侧重笔法。）这种鲜明的倾向性和笔法对后代文学家、历史家有极大影响。《春秋》之后，以散文形式写史，相继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著作，历史散文的成熟，已很成熟了。
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的散文典范。它原名《左氏春秋》，汉儒始称之为《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简称《左传》。按儒家经学传统，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为汉代官学通例。此书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传”，与西汉初年写定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五传说”另加邹氏传和夹氏传）。实际上，此书本是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体史书，并非“依经作传”；但其记事之详赡多有助于说明《春秋》，所以也不能说它与《春秋》毫无关系。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作，但历来对此多有异说。(如吴起所作，认为吴起曾在魏国叫左丘的地方所写；也有观点认为是汉代刘歆伪造的)现在看来，《左传》作者实难确指。它并非成于一人之手，但既以“左氏”为名，应与“左氏”有某种关系。说其中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传诵，大概比较可信。现代学者认为，《左传》最初出于鲁国史官之手，后由左丘明整理，但也不否认有后人编著，但肯定其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
《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7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计255年，基本上与《春秋》重合。今人一般认为它大约成书于战国之初，与《国语》成书同时或稍后。
二、《左传》的内容和体例
《左传》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的编年体史籍，全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 反映了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以及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的历史过程； 《左传》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总之，《左传》的内容及其丰富，其基本立场是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但是在宗教观和历史观上又比之以前更加成熟、更加理性化。后世的《史记》、《新序》、《说苑》等都以此书作为史料的重要依据。
《左传》的体例特征大致有如下几点：
1、与《春秋》相同，属于编年体史书；
2、用史实疏证《春秋》；
3、记事详尽，辑录了有关春秋以前的史料；
4、虽为传释春秋而作，但与春秋经文并不完全一致。
三、《左传》与《春秋》的联系和发展
班固认为《左氏春秋》同《公羊传》、《谷梁传》一样，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因而称《左氏春秋》为《左传》，即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用问答形式逐层阐释经文的“微言大义”，虽选词严密、表述洗练，但由于只重训诂释义，所以历来不为史家与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关于《左氏春秋》是否为解经之作，历来有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左氏春秋》不是解经之作，而是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其理由是：
1、若为解经，须处处合经。经所不载，传亦不能随意添加。但《左传》有无经之传，也有无传之经。如文公十八年，经文中共载九件事，其中两件“秦伯罃卒”与“季孙行父如齐”传中没有。而传中记载八件事，其中两件“齐懿公报复邴歜父子”与“宋文公攻武氏”，经文中没有。可见，《左氏春秋》有自己的编写内容。
2、《春秋》记载以鲁国为本位，而《左氏春秋》虽称鲁为“我”，但叙述最多的是晋、楚之事，其次才是鲁，其余齐、郑、宋、卫、秦各国也各有记载。可见《春秋》主要本于鲁《春秋》，而《左氏春秋》则参考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同时博采古代和当时各种史书记载及历史传说，删繁就简，编纂而成，它有自己的编写原则。
3、《春秋》不足17000字，所记只限于春秋242年史事，《左氏春秋》180273字，常通过对话，展示许多旧史遗闻，可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向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下限多出13年。有自己的编写体例。
4、《春秋》所涉及内容是政治、军事事件，《左氏春秋》扩大了记载范围，反映了社会的全貌。对春秋以来的变革，《左氏春秋》流露的思想感情与《春秋》也有区别。《春秋》维护周礼，反对“犯上作乱”；《左氏春秋》却对《春秋》谴责的人和事有时表示同情。如鲁宣公二年，《春秋》书：“赵盾弑其君”，而《左氏春秋》则大书“晋灵公不君”。《左氏春秋》有自己的思想立场。
《左氏春秋》本不是解经而作，当然说与《春秋》无关也不合适。可以说，没有《春秋》便没有《左氏春秋》。《左氏春秋》采用了《春秋》的编年体，而且大体上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以《春秋》所列鲁君的世次为序，来建构自己的框架。但《左氏春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发展和创造。例如：
1、《左传》较之《春秋》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2、《左传》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3、《左传》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价值。
4、《左传》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四、《左传》的叙事特征
1、《左传》确为先秦叙事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晋·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称：“《左传》艳而富”，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长于叙事。《左传》叙事的主要特点是简洁生动，工巧严谨。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不少出色的艺术手法，使其叙事文约事丰，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辩证统一。诸如《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晋侯梦大厉》（成公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以及僖公四、五、二十三、二十四年记晋公子重耳出亡；襄公三十、三十一年记子产治郑，叙事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郑伯克段于鄢》。
讲解：《郑伯克段于鄢》（文选P72）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哀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此文记叙了郑庄公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尔虞我诈的斗争，深刻地揭示了统治阶级自私、虚伪的本质及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无情地撕开了罩在封建伦理关系上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虚伪本质暴露无遗。作者成功地刻画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郑庄公的阴险狠毒，共叔段的愚昧张狂，姜氏的自私贪婪和颍考叔的淳厚机智，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精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文章叙事剪裁得当，烦省合度；首尾完整，结构清晰；字句精严而微婉多切，均足见作者之匠心。
2、《左传》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也充分运用了倒叙和预叙的手法，同时《左传》还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3、《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酝酿、起因，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致、笔力纵横。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通过蹇叔反对出师袭远，介绍了殽之战前秦、郑、晋各方面的形势与动态，又通过蹇叔哭师这一细节，预示了秦军必败的结局。
《左传》描写战争有几个特点：⑴详于记战前准备，略于写战斗经过；⑵善于抓住诸多头绪中的主要矛盾，以统领全局，组织篇章，安排合理的结构；⑶不仅善于讲故事，而且注重描写、刻画人物；⑷大量描写琐事细节，增加了叙事的生动性。（P94）
另外，《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带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4、《左传》叙事详密完整，具有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故事性。
5、《左传》散文艺术的另一突出成就是善于写人。《左传》虽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并非自觉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如写晋文公重耳避骊姬之乱出亡十九年，备尝艰苦磨炼，终于称霸诸侯。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胸怀大志、坚定沉着、深谋远虑的国君形象。又如写子产，将他置身于矛盾斗争之中，主要通过富于特征性的人物自身言行的描述，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一位勇于革新、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形象。此外，如老谋深算、虚伪狡诈的郑庄公，野心勃勃、强横“汰侈”的楚灵王，学识超群、稳健保守的叔向，德高望重、明达机智的晏婴，勇于进取、厉行改革的吴王阖庐，忍辱负重、志在雪耻的越王句践等等，都不愧为《左传》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形象。
《左传》描写人物的特点：⑴编年体的体例特征，使人物材料分散，只有将分散的不同时期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⑵《左传》描写的人物形象，许多个性鲜明；⑶《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
6、《左传》散文艺术的又一突出成就是工于记言。春秋时列国外交空前频繁，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刘知几说：“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史通·言语》）“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后精心提炼，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左氏春秋》的叙述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六年记载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以后楚军将士受冻，“王巡三军，抚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几句体恤的话温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贴切。
讲解：《烛之武退秦师》（文选P91）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它记载了公元前630年发生在秦、晋、郑三国之间的一段史实，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情形。当时三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秦国是西方的大国，晋国是中原的大国，郑国与晋国是邻国，郑国比较弱小；而秦、晋在晋公子重耳亡命各国时就已经建立了联姻关系，世称“秦晋之好”，当时秦伯曾给重耳“纳女五人”，“文嬴（穆公之女）与焉”；但秦、晋之间虽表面上有联盟关系，实际上在争夺中原霸权上明争暗斗。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之争。秦、晋围郑，即得利益者是晋国，这一点秦穆公应该是清楚的；但贪得无厌的秦穆公经常做出利令智昏的事来，一旦晓之以利害，秦穆公会幡然醒悟的。而老谋深算的郑国老臣烛之武正是利用了秦、晋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这也是烛之武之所以能够说服秦穆公退军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文章首先交待了秦、晋围郑的理由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这是十足的霸权逻辑，狼吃小羊总得找个理由，实质是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欲兼并郑国寻找的借口。老臣烛之武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捐释前嫌，勇敢地以弱国使者的身份担负起“退秦师”的外交使命。他“夜缒而出”见秦伯（秦穆公），要劝说秦国退军。怎样开口呢？从哪个角度进入说辞呢？——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个开头太费斟酌了，如果一开口就低三下四地乞求秦国退军，太有失于国家的尊严，秦穆公也不会轻易答应；如果一开口就数说秦、晋围郑的“不义”，反而会激怒秦穆公，——因为春秋时期的那些战争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如果一开口就说晋国的坏话，离间秦、晋联盟，这样太直露了，可能让秦穆公一开始就觉得烛之武是“说客”而拒之于门外。烛之武不愧是外交经验丰富的老臣，他深知此行干系甚大，于是一开始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说：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先用肯定语气承认郑国“既知亡矣”，也就肯定了秦国必定胜利，以顺应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而“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一句，表面上似乎肯定了“亡郑而有益于君”，但谦卑中已经露出了锋芒，已经触及到了秦国的利益问题。但此时还不能挑明，因为正处在利令智昏状态下的秦穆公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所以烛之武恰当而适时地用一个“若”字由肯定语气换成了假设语气，先旁敲侧击一下，让秦穆公想想帮晋国攻打郑国是否对秦国有益。然后才挑明其利害关系：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烛之武指出：灭郑，对晋有利，而对秦不利；相反，不灭郑，从长远利益看，对秦只能有利。烛之武从正反两方面把这个利害得失说穿了，说透了。可以想象，此时秦穆公肯定已有了松动。烛之武此番来的目的，一是要说服秦穆公退军，二是要瓦解秦晋联盟。第一个目的已基本达到，所以烛之武乘势进逼，要达到第二个目的。要瓦解秦晋联盟，也就是要挑拨离间秦晋友好关系，于是接下来烛之武说了一些晋国的“是非”：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既说晋国的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秦、晋间难以共事；又揭露晋国的贪得无厌，并且指出晋国有“肆其西封”“阙秦”的野心。句句说到了秦穆公的痛处，处处为秦国考虑打算。终于说服了穆公退军，又瓦解了秦晋联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使命，而且又有意外的收获——秦国反过来与郑国建立了联盟关系（这又成了之后秦晋崤之战的前奏），不但是一箭双雕，而且成了“一箭三雕”，真可谓“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烛之武退秦师的这段说辞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外交辞令。其绝妙之处在于：首先，烛之武是郑国的使臣，代表的是郑国的利益，他的目的是要挽救郑国，但整个说辞没有一句是站在郑国的利益上替郑国着想，而是处处站在秦国的利益上替秦国着想，所以能打动并说服秦穆公退军；实际上处处为郑国利益着想，这种迂回策略太高明了。其次，说辞的三层意思前后关联，层层深入，步步逼近。第一层先作谦卑态，以获得秦穆公的好感，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站稳脚跟后接着摆出灭晋使“邻之厚，君之薄”的利害得失，使秦穆公不得不警惕；最后揭露晋国的贪得无厌和野心，这样就彻底瓦解了秦晋联盟，达到了退秦军的目的。第三，整个说辞棉里藏针，柔中有刚，平和谦卑中露锋芒，曲折委婉中显气骨。而且每一层说辞都先用肯定语气再用一“若”字引起的假设语气，从正反两方面去陈说利害得失，所以说理极为透彻。烛之武不愧是春秋时代杰出的外交家。他的这段外交辞令，在当时曾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无疑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绝妙言辞，经过《左传》作者的润色、加工、锤炼，于是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跟《左传》中其它精彩的外交辞令一样，代表了《左传》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讲解：《秦晋崤之战》（文选P93）
1、围绕中心选材，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秦晋崤之战》紧紧围绕秦穆公“劳师以袭远”的战略错误导致战争失败这个中心，把众多的人物、纷杂的事件组织起来，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穿插描写，以蹇叔论战为纲，通过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先轸论战等情节，来一一印证蹇叔的预言。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则不是叙述的重点，所以一笔带过。这种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手法对后世的历史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如《资治通鉴·赤壁之战》的写法。
2、善于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来突出人物个性，刻画人物形象。如蹇叔的忠直耿介、老谋深算，秦穆公的刚愎自用、最后能自我反省，王孙满和弦高的机智聪明，先轸的忠直急躁，文嬴的花言巧语等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3、含蓄委婉、巧妙得体的外交辞令。主要有三段外交辞令：弦高犒师的一段话语意双关，外表彬彬有礼，骨子里却虚实相间，软中带硬，句句是弦外之音。皇武子辞客一段话，旁敲侧击，在表示抱歉的客气话中婉转而又严厉的揭露了秦国的阴谋，下达了逐客令，使秣马厉兵的秦军狼狈逃窜。孟明谢辞一段话绵里藏针，话中带刺，所谓“三年将拜君赐”，表面上感恩戴德，骨子里却含有报仇雪恨的誓言，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理。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成书、体制及思想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据司马迁、班固、韦昭说，《国语》是左丘明在失明以后将其编著《左传》剩余的资料略加整理、汇编而成。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除了《周语》3篇、《郑语》1篇涉及西周事以外，其余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等重要史实。《鲁语》2篇主要记载臧文仲、里革、公父文伯故事，《齐语》一篇主要记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事，《晋语》9篇重点记载灵公、昭王事，《吴语》一篇、《越语》2篇着重记载吴越争霸。这些显然采自春秋时期各国史籍“百国春秋”中的资料，它上起西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规谏讨伐犬戎，下至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500年的历史。
《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左传》多叙列国之事，《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其目的虽都在善善恶恶，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选择。其所记者，大都是能够从中引出某种教训的言谈和事件。其思想内容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民”、“尚礼”、“崇德”，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倾向。
二、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其记言水平参差不齐，风格也有差异。
《国语》记言多于记事，但也有些篇章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描写相当出色，但文学成就总体上不及《左传》。
《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物的言行，这种方式已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向。
讲解：《邵公谏厉王弭谤》（文选P104）
1、记言与记事相结合而以记言为主的写作手法。先简要叙述形势的严峻和厉王的自鸣得意，再详记召公的谏辞，最后以冷峻的几笔写出厉王一意孤行，终于垮台的下场。
2、作为文章主体部分的召公的谏辞颇有特色。其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贴切的比喻，也有引用历史的论证，继而再谈民言不克壅的道理，既打比方，又引证，摆事实，讲道理。逻辑性强，论证有力。
3、文章漫画式的勾画了厉王这个暴君的形象。着笔虽不多，但“王怒”、“王喜”、“王弗听”，一个残暴专断、轻浮浅薄、顽固昏聩的暴君形象跃然纸上。
第四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战国策》的成书
《战国策》同《国语》一样，也是一部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诸侯时陈谋献策或互相辩论的言辞，所载上继《国语》下限，下至秦并六国之后，即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开始，迄秦二世即位为止，245年间各国诸侯政治、军事、外交等重要史实。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所记，来源不一，零散错乱，名称各异，有所谓《国策》、《国事》、《短长》、《长书》》、《事语》、《修书》等称呼。到西汉，刘向第一次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修订成书，共33篇。因其主要记载“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所以定名为《战国策》。到北宋，旧本《战国策》散佚甚多，文学家曾巩遍访藏本进行校补重编，才成今本规模。东、西周各1篇，秦5，齐6，楚、赵、魏各4，韩、燕各3，宋、卫合为1篇，中山1篇。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著述27章，11000字，无书名、篇名，整理这些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或帛书《战国策》，其中11章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史记》相同，16章属于佚作。这说明战国时史官及策士记载所谓“纵横家”论辩言辞的资料是很多的，传到汉时仍为数不少，刘向编订《战国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战国策》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史书，凡三十三卷，杂记了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之事，包括了自春秋以后至秦统一天下约二百四十年的部分历史。
二、《战国策》及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较为驳杂，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所反映，但其主要思想倾向却很鲜明。此书所记主要人物大多为战国时代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之上的谋臣策士、说客游士。作者对他们的言行、计谋大肆渲染，对他们的政治作用尽情鼓吹。纵横之势，长短之术，诡谲之计，诈伪之谋充溢全书。即便是儒、墨、法、兵各家代表人物，如孟轲、荀卿、墨翟、韩非、吴起之流，一入其书，也无不带有纵横色彩。这正表明，就总体而言，此书主要体现了纵横家思想倾向。
春秋战国时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要想争霸天下，国势、军力固然重要，但政治攻势和外交斗争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在这种形势下，士阶层中分化出了一批又一批游说策士。他们继承了春秋时期行人相聘于诸侯的传统，熟悉纵横捭阖之术，凭借自己的口才，鼓吹“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为了自己功名利禄，朝秦暮楚，见风使舵，明辨利害得失，能为诸侯争城、掠地、杀人、灭国，出奇谋、划妙策。他们或游说君王，或互相辩难，无不变本加奇，铺张扬厉，形成文字，令人拍案叫绝。章学诚称为“行人辞令之极。”纵横家思想反映在政治观上，主要为崇尚计谋策略，尊奉机巧权变。表现在人生观上，则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逐利。这样的思想在《左传》、《国语》诸书中都不曾有过，在当时无疑是观念的重大转变，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三、《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1、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
《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2、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如颜斶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3、《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尽管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4、充分肯定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5、从思想上看，《战国策》历来贬大于褒。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其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在今天看来都是糟粕，但是在有序的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之下，《战国策》中的某些思想确实又具有一定的意义。
四、《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生动地反映了战国时期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同属史家之文的《左传》、《国语》相较，《战国策》在人物描写、语言艺术等方面，显示出不少新的特点，取得了新的成就。
1、《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1）作者对其心仪已久、倾羡不已的人物不惜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
（2）《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
（3）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
2、《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文章艺术风格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1）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
（2）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
（3）《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
（4）《战国策》的叙述语言，长于铺张渲染，同时有些时候叙述语言描写又相当精细。
讲解：《苏秦以连横说秦王》（文选P113）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此章描叙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以游说而致富贵的事迹。苏秦始以连横游说秦惠王，遭到失败。于是发愤自励，刻苦攻读。转而鼓吹合纵，游说赵王，大获成功。作者以赞赏和歆羡的情调，渲染苏秦的贵极富溢；通过言语和行动的描写，展现了苏秦自信、刻苦、坚韧、执着的性格特点和他刻意谋求“势位富贵”的内心世界。作者还出色地运用了对比和细节描写的手法，对苏秦发迹前后其父、母、妻、嫂待他“前倨而后卑”的情状作了生动描绘，不但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且形象地暴露了当时的炎凉世态。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曾指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此章所记苏秦事迹，即主要出于传说和虚构，并非史实，不可尽信。但作为人物描写，则是相当出色的。其文可说已是一篇有声有色的人物传记。这对于此后司马迁创为纪传体的《史记》，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写法上：
1、文章极力夸饰、渲染苏秦的说辞最典型的体现了《战国策》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的风格特点。
2、对比手法：苏秦前后形象的对比，嫂“前倨而后恭”的态度对比，揭示当时的世态炎凉。
讲解：《冯谖客孟尝君》（文选P128）
本文通过冯谖给孟尝君作士过程的叙写，反映了战国时期权贵善养士以及士为知己者用的社会风气。
写法上：
1、故事情节曲折：冯谖作客、收债于薛、经营三窟。
2、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作者很懂得用文学手段来刻画人物，例如用先抑后扬、对比映衬（冯谖与孟尝君、冯谖与众人）等手段刻画了冯谖藏而不露、装愚守拙、巧于试探的行为，表现知恩图报、远见卓识、果断善谋的性格。同时也刻画了孟尝君宽容大度、善于养士、知错就改的长者君子风度。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一、奠定了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
1、对史传文学不同体式的开创。《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2、在记事中表达见解，寄寓爱憎褒贬的感情。
3、秉笔直书的精神。
4、真实性与形象性的统一。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形象生动的写实传统，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
5、语言上，《左传》的简练蕴藉，《战国策》的辩丽横肆，对后世文学均有影响。
二、先秦叙事散文的风格、语言和写作技巧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的典范。
《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一直受到唐宋以来古文家的推崇、学习。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也历来甚多。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如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的散文家的作品，有明显《战国策》纵横家之文风，宋代的苏洵、苏轼的散文，还有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另外，《战国策》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
二、先秦史传散文是古代小说的源头之一。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表现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中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按时间安排情节，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等，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写人重人物言行、细节的刻画，而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这正是先秦叙事散文写人的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剧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
复习思考题
（一）熟读《郑伯克段于鄢》、《邵公谏厉王弭谤》、《苏秦始将连横》，并分析其结构和艺术特色。
（二）解释：1、叙事散文 2、《左传》 3、《国语》 4、《战国策》
（三）填空
1、我国散文最早的源头是 。
2、反映我国早期记事记言的文字由简到繁的发展标志是 。
3、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的是 。
4、被司马迁称为“礼义之大宗”的是 。
5、《左传》记事起于 年，止于 年。
６、《左传》描写的重大战争有 、 、
、 、 。
７、叙事散文中以记言为主的著作是 。
８、突出表现纵横家思想和纵横家人生观的史书是 。
（四）简答
1、怎样理解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叙事散文的萌生与成熟？
2、《左传》的叙事特征有哪些？
3、《国语》的文学成就应当从哪几个方面去认识？
（五）论述
1、简述《战国策》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学性。
2、试论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8课时)
一、学习提示
本章对先秦说理散文分五节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第一节：先秦说理散文体制的逐步成熟。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儒家和道家的代表著作《论语》《老子》，以其博大宏深的思想，词约义丰的特点，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走向成熟，对后世说理散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节：《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主要特征，而巧妙灵活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在孟子那里更显得得心应手，至于生动的比喻、连贯的排比则把抽象的道理能够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并使文章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这对气势浩然的孟子文风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第三节：《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先秦说理散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体道的人生就是一种艺术的人生，它的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庄子》内篇是哲理性的抒情散文，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构思、新颖的语言都使他的哲学思想达到了诗意的境地。第四节：《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荀子》说理清晰、论辩透辟、逻辑周密、思想深遂、理论严整，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韩文长篇大论、博论辩难、冷峻爽利、颇有智慧，是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第五节：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先秦说理散文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说理散文确立的说理文的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别具特色的创作风格，高度成功的语言艺术，都使它成为中国文学殿堂中的瑰宝。
学习本章主要掌握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成熟的过程及其时代特征，尤其对《论语》《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的编辑成书的概况和它们的理论特色、艺术特色必须重点理解和把握
二、重点和难点
1、《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2、《庄子》的文学价值及《逍遥游》
3、《荀子》的议论文
4、《韩非子》的说理文特点
5、先秦说理散文的特点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师，亦无私家著述。春秋之末，王道既微，官学散入民间，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也相继出现。战国之时，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一时蔚为风尚。各家各派，均以散文著述，但特色各异，风格不一。以文章体制而言，先秦诸子之文大体上是从语录体、对话体到语录与对话的连缀成篇，再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其发展进程历历可见。
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
主要著作先有《论语》，后有《老子》。《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它以简洁的笔触描述人们的一言一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言论警辟精炼，大多富于哲理。
第二期：战国中期
语录体仍旧通行，但它们已不像《论语》那样只是后学的追录，而是一个学派师徒们的集体著作；所记也不限于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对话形式。主要著作有《墨子》（质朴严谨）、《孟子》（雄辩犀利）、《庄子》（恣肆激诡）等。主要特点是词藻丰富，说理畅达，行文多有寓言和比喻。
第三期：战国后期
在这一时期，诸子散文完全摆脱了语录体，成为专题论文。它们已经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述，而是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不是以驳论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说为主。这是百家争鸣不断深入的结果。主要著作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主要特点是论证严密、鞭辟入理。
先秦说理散文的总体特征是：
一、在思想内容上，密切关注现实与人生，对现实的认识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出强烈的理性精神。
二、在文风上，勇于言辩，放言不惮、个性鲜明、气势充沛，表现了“士”的独立人格。
三、在语言上，浅显生动，善于取譬设喻，大多数富于形象性和感染力。
第一节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一、语录体和韵散结合体
（一）语录体——《论语》
1、孔子其人：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字仲尼，名丘。远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大夫，在内乱中被杀。孔父嘉的儿子避难到鲁国，居于陬邑。至孔子父亲叔梁纥时，家境已经衰落。孔子年少时身处贫贱，20岁左右时曾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和畜牧的小吏，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鲁国在春秋时期仍保留了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养了孔子对周文化的浓厚兴趣，15岁便立志学习周文化。约30岁左右，学成，收徒讲学，从事教育。其间一度离开鲁国到齐游览，受到齐景公的礼遇。回到鲁国之后，继续从事教育活动，51岁时，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中都宰，从此进入政坛，后来位居司寇，掌管司法，诛少正卯，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孔子的思想比较保守，他主张尊王忠君，强化朝廷力量而抑制私门，因此与鲁国政权的实际掌管者“三家”孟孙、叔孙、季孙发生冲突，被迫于55岁时辞官。他离开鲁国，先后到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宣传自己的德政教化思想。这种思想在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斗争尖锐的春秋末年，不切事宜，因而未被各国君主采纳。孔子经过14年的奔走游说，68岁时再度回到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的工作。
孔子晚年遭遇不幸，儿子孔鲤、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子路相继去世，鲁国的动荡局势又加速了他政治主张的破灭。鲁哀公16年，孔子去世，终年73岁。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仁和礼）继承周文化的传统，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很有影响。被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遵奉为统治思想，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复杂的深远的影响。
孔子整理文化典籍，司马迁说孔子“序《诗》、传《易》、正《礼》、《乐》、作《春秋》，未必完全可信，但六家典籍都经过孔子整理和编订是可以肯定的。在文化典籍整理方面，孔子有过重大的贡献。
孔子首创私学，打破的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为文化教育的普及开创了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感人之处在于他“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态度。孔子招收弟子，不分等级，不分贫富。孔门弟子中的优秀人才多是家境贫寒者，颜回身居陋巷，子路原是乡野之人，曾参缺衣少食，仲弓家无立锥之地。《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对他们的亲切教诲，尤其是对仲弓的自强好学，孔子用“山川其舍诸！”的形象比喻，给欲特殊的关怀和鼓励。
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訒”。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2、《论语》的编定、体例、篇数及流传情况
《论语》之名，乃编纂者所定。一般认为，“论”即论次编纂，“语”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语经论纂，故称《论语》。《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其记述非一人，论纂亦非一次。大约在战国初年，由孔子的弟子后学编纂成书。
注：在汉代，《论语》有三种本子：《齐论语》22篇，《鲁论语》20篇，《古论语》21篇。汉末，张禹以《鲁论语》为主，把《论语》三种本子加以编辑，称为《张侯论》。后来，《齐论语》和《古论语》皆失传。完整地流传到现在的只有《鲁论语》。东汉时，《论语》被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时，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
3、《论语》的艺术特点
（1）《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
（2）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3）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富有启发性、哲理性，流传于后世，许多成为格言、成语；
（4）语言精炼平实，含蓄隽永，概括力强，且长于用各种语气词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
讲解：《侍坐章》（文选P158）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谨；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论语·先进》
本篇中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有动作，首尾圆合，基本上具备了篇章的规模。孔子及其几个弟子的形象、性格也比较鲜明。孔子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率直，冉有的谦虚，公西华的小心谨慎，曾皙的从容不迫，高雅清华，深不可测，都各具特色。
难点：为什么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一“哂”，而对曾皙的回答“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写曾皙回答一段，绘影绘形，绘声绘色，很有文学色彩。南怀瑾先生说：“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论语别裁》）打个比方，子路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莽张飞，曾皙就像庞统。能在处世之间，最忙乱当中，同时应付几件事情，这就要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最高的宁静功夫。庞统屈才当了县长，整天喝酒，不理政事。张飞去视察，见状指责他。他要张飞坐在一旁等着，一会就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案件处理完了。之后庞统就升任副军师。你看，孔子和其它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皙在旁边悠闲的鼓瑟。当孔子点到他时，他从容不迫的弹完这支曲子，站起来回答。从这一段描写看出，别人讨论时，表面上曾皙在搞他的音乐，实际上大家谈的内容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曾皙回答的一番话描绘了一幅“春暖图”，这跟“志”有什么关系呢？孔子为什么赞成曾皙的话？南怀瑾先生说：“曾皙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孔子与曾皙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子路等人的政治抱负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所以孔子感叹：‘吾与点也。’”（南怀瑾《论语别裁》）
讲解：《楚狂接舆章》（文选P163）
本章写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去楚国途中与楚国隐士接舆的一次遭遇。隐士与儒者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消极因世，后者积极入世。但本章只是表达了隐者的态度。双方没有展开思想上的交锋。
文中着重刻画了接舆的“狂”：他敢于“歌而过孔子”，很快又“趋而辟（避）之”，行为大胆，是为一狂；他敢于指责孔子，并劝孔子改弦易辙，是为二狂；他认为“今之从政者殆而”，对现实政治有清醒的认识，隐居避世必有不得已的苦衷，故采取不合作不调和的态度，是为三狂。
讲解：《长沮、桀溺耦而耕章》
本章写孔子弟子子路路遇长沮、桀溺两位隐者，并向其阐明避世思想，孔子则在言谈中表达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
讲解：《子路从而后章》
本章仍然写了隐者和儒者两种人的形象及其政治态度。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篇章的深层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人在斗智，而隐者略胜一筹，有“含不尽之意在言外”之特点。
（二）韵散结合体——《老子》
1、老子其人
老子，楚国人，姓李，名耳，字聃，曾任周守藏史。据载，孔子曾与老子相会，并向老子问礼，由此推断老子应与孔子同时，而年岁又稍长于孔子。后见周衰，遂去周而行，过函谷关，应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五千言，莫知所终。
2、《老子》的成书、体例及思想
《老子》一书主要由老子自撰，只有少数语句出于后学增补，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主要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其中也包含了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分上下卷，上卷以讲“道”开始，下卷以讲“德”开始，故又称为《道德经》。《老子》的注本以王弼的《老子注》流传较广。
3、《老子》的文学性
《老子》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表现在：
（1）《老子》一书包含有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
（2）全书常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玄妙的哲理。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如哲理诗一般。
引述《老子》中的一些韵散结合体语录，加以体会其特点：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章1）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章9）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章18）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章30）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章36）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章58）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章64）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章81）
二、对话体和寓言体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是语录体，但《孟子》中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都有一个标题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的连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已形成。《庄子》的许多篇章多以数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而成。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辨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
墨子名翟，鲁国（一说宋国）人。生平事迹不详，大约生于孔子之后，活动于战国初期。墨子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大概出身于手工业者。他擅长机械，通晓军事，曾亲率门下弟子助宋御楚。先始学儒，后自创墨家学派。这一学派有严密的组织，领袖号称“钜子”。其信徒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尚空谈，积极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宗教色彩颇浓。战国时期，墨家影响甚大。墨子死后，“墨离为三”，三派各立门户，代代相传。但秦汉以后，墨学终为统治者所不容，日渐衰微，竟至后继无人。
《墨子》一书，非墨子自撰，亦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一部包括墨子及墨家各派学说的著作，由墨子弟子及其后学记录、整理、汇编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其内容较为驳杂，体例也不尽一致。书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十篇，各分上、中、下篇，内容大同小异，应是墨家三派各记所闻的底本汇辑。它们是墨子的“十诫”，即十种主张，比较集中完整地保存了墨子思想的真相，既是全书核心，也是墨学纲要。
墨子的思想特征非常鲜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堪与儒学抗衡，基本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既有进步性，也有保守性。总的看来，其社会政治思想较为进步，而有神论的世界观则有保守落后的倾向。
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墨子》的影响不及《论语》，也不如其他诸子。但《墨子》文章独具一格，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墨子》文章的一大特点是尚实尚质讲究实用，不重文采。这是与墨家思想崇尚质实，富于现实性、针对性和功利性相适应的。墨家惟恐“以文害用”，故其文反复申说，喋喋不休；意显而语质，言多而不辩。虽然质朴而充实，但“言之无文”，也就“行而不远”。《墨子》对后代散文影响不大，这应是原因之一。
《墨子》文章的另一大特点是讲究逻辑，明辨是非。其文极善辩驳，《非命上》篇提出了著名的“三表”（《非命》中、下篇称“三法”）说：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通“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三表”说主张论证问题应有三方面依据：一是本之于历史事实，二是原察百姓见闻，三是观察政治实践的效验。这显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它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发展。虽然《墨子》文章引述史实多取自古书，或借诸传闻，不尽可靠。但其文逻辑严密，再分析、论证、驳论等方面，对后来的《荀子》、《韩非子》之文有所影响。
墨家讲究论辩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墨子·小取》指出：“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故《墨子》之文大都有所为而发，针对性极强，主旨突出，观点鲜明。如其名篇《非攻上》以“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以至于“杀不辜人”等不义之事为例，层层深入地论证“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道理，进而论断：“今至大为不义攻国”。有力地批驳了对此“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的谬误乃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从而突出了“非攻”这一主旨。其是非极为分明，且富于逻辑力量。
《墨子》还在文体因革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的文体已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在《尚贤》、《兼爱》、《非攻》、《明鬼》、《非乐》等篇中，表现尤为突出。其特点是：首先，各篇出现了简明扼要的标题。此标题并非可有可无，也不像《论语》那样任取文章首句以为篇名，而是如一根红线，贯串全篇，确实有概括全篇中心思想的作用。其次，《墨子》中虽也有墨子语录，但不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围绕中心论题连缀而成一个整体。就每段语录而言，都是该篇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再次，《墨子》文章谋篇布局已初具章法，颇有自觉为文的倾向。其文纲目昭然，层次分明，已构成颇具规模的完整篇章。不过《墨子》各篇中仍见“子墨子曰”、“夫子曰”或“子墨子言”，说明它在形式上仍未完全跳出“语录体”、“对话体”的模式，显示出《墨子》文体有因有革。它的出现，无疑是散文文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讲解：《非攻上》（文选P167）
《非攻》原有上、中、下三篇，观点相似而所用材料及详略又有所不同，本文为上篇。非攻，即反对侵略性战争，是墨家主要观点之一，反映了民众对诸侯国之间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连年战争的不满。但是作者并未真正认识到导致战乱的主要原因，提出的观点当然亦不现实，但是《墨子》一文对先秦说理散文的发展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文章开篇就提出圣人治天下当知“乱之所自起”，在此基础上提出论点：乱起于不相爱。接着又假设，若使天下兼爱，则天下治。最后得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结论。文章论题简单明确，论证时主要用了类推的方法和正反对照的方法，由浅入深，由小到大，层层推论，逐层深入，最后推出结论，使人信服。
三、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他们的文章往往是长篇大论，有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严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从此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第二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孟子其人及其思想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得孔学嫡传。
孟子继承儒家德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用事的精神，主张以仁义治国、以王道统一天下。他50岁以后曾率领弟子先后游说齐、梁（魏）、鲁、邹、滕、薛、宋等国君主，宣传他的仁政理论，在齐一度为客卿，在其他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礼遇。但是他的仁政理论在急剧变革的战国时代，不切实际，无人采纳。于是孟子约在65岁时回到邹国，专心从事教学和著述（“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终年84岁。
孟子对于孔子的学说，有了明显的发展。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第一个贡献，所谓性善论即人皆有天赋的善性，而善性就是仁、义、礼、智四端。孟子的性善论是抽象的人性论，是唯心而先验的。但他却成为孟子进步学说的理论基础。由此而生发，产生了他进步的圣人观、进步的仁政主张。孟子把人心（四端）视为人所以为人的根本，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离娄》），“存心”就是保持固有的“四端”，仅有四端还不能成为完善的人，还要扩充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父母。”（《公孙丑》）扩充四端，作为道德准则，是人提高道德修养，认识宇宙人生，达到圣人境界的途径，这就是“内圣”。
扩充四端作为“仁政”的理论基础，就是推行王道，仁政爱民，从而成为统一天下的明君，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外王”都缘于扩充四端。可见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基于性善论，才产生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圣人观和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
重民思想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第二个贡献，儒家有重民的传统，孔子讲“使民以时”，要求统治者不侵夺农时，关心百姓。孟子则强调百姓在封建政治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他说：“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并指斥桀、纣之流“残贼”的君主为“一夫”（《梁惠王下》）。尽管他的“民”、“君”概念与后世有所不同，但毕竟是战国巨变时期的新观念，不仅堪称惊世之论，而且对后代反封建专制的思想家产生过积极影响。
二、《孟子》的艺术特征：
1、缜密纯熟的辩论技巧。孟子的文章长于论辩。孟子善于掌握对方心理，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因势利导地进行论辩。孟子之文还多用比喻和寓言，使其论辩有很大的形象性。
2、气势浩然的文风。孟子曾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指人的正气，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和气质。故其发而为文，气势充沛，词锋逼人，极富阳刚之美。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文章气势浩然，感情强烈，辞锋犀利，富于战斗性、鼓动性。多用排偶句、迭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
3、《孟子》语言明白晓畅，不事雕琢，很少有生僻的词汇和别扭的句法，可谓明朗而爽快。表现出精炼简约的语言风格，是成熟的标准书面语。《孟子》散文气盛而词壮的语言风格，历来倍受称道。它在后事散文家的心目中被尊崇为典范之作。“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师韩愈的散文深受《孟子》散文的影响。
讲解：《齐桓晋文之事章》（文选P172）
本文集中体现了孟文善辩的特点。孟子在当时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游说各国，滔滔雄辩。客观形势如此，逼使他不得不这样。而就主观方面看来，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频繁辩论的实践的锻炼，成就了他的辩才。
他的论辩技巧很高，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和论辩的主动权，总是居于有利的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图，层层进逼，步步深入，将对方引入自己设置好的“口袋”和“埋伏圈”，最后只好就范。为此，他在论辩中，往往采取迂回包抄引人入谷的策略，欲擒故纵，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具体说，本文的论辩思路是：
齐宣王的兴趣在“霸道”，而孟子要向他宣讲“王道”—→孟子巧妙的岔开，顺便提出“王道”的话题—→齐王愿听—→孟子举以羊易牛的例子，肯定齐王有行王道之心，以满足齐王的虚荣心—→小大之辨，又否认了齐王能行王道，牵着齐王的鼻子走—→当齐王难堪时，又肯定他有仁爱之心，又满足了齐王的虚荣心，使他继续对王道感兴趣—→孟子岔开话题，采用迂回包抄的策略，引导齐王上钩—→打比方以提出“不为与不能”的话题，引导齐王发问—→打比方说明什么是“不为”与“不能”，顺势指出齐王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从正面说明行王道的基础是要有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之心——→乘势逼问齐王的大欲—→齐王不好说，孟子替他说出来，实际上是树立批驳的靶子—→指出其“大欲”是“缘木求鱼”—→进一步指出行霸道“后必有灾”—→引起齐王的警觉，愿听—→不从正面说危害，再设置陷阱，以邹人和楚人战的比喻，引齐王肯定楚人胜—→迫使齐王接受“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道理—→终于说服了齐王—→最后才从正面向齐王宣讲了他的王道的政治主张和具体做法以及要达到的效果。
文章虽然是对话体，但论点（行王道）鲜明，论据（大量的例子、比喻）充分，论证过程完整。有时从正面立论，有时从反面反驳。全文基本上是先提出论题，经过层层论证后，最后解决问题。符合政论文的一般思路和形式。
第三节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一、庄子其人及其思想
《庄子》和《老子》同是先秦道家一派的代表著作，作者传为庄子。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据《史记》本传所记，庄子曾为蒙漆园吏，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但其生平事迹不详。从《庄子》书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中，可略知其一生贫困，穷居陋巷，织屦为生；衣食粗劣，面黄肌瘦。但他鄙薄富贵，拒入仕途，安于贫困而不显于世。楚威王曾派两位大夫请为相国，但婉拒，不肯出仕：“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著，外、杂篇则为其门人后学所著。其实，《庄子》一书并非出于一人、成于一时，究竟何篇为庄子自著，难以确指。但可以肯定它是庄子一派文章的纂辑，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思想。
就学术渊源而论，庄子的道家学说与老子一脉相承，但又有较大的发展变化。无论在哲学观、政治观、人生观方面，庄子思想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庄子继承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而对其消极面作了更大的发挥。庄子也讲“道”，认为“道”“先天地生”（《大宗师》），无始无终，实有而无形，自然而永恒，是神秘莫测、不可知的。在他看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世界只不过是人的主体观念的产物。他主张从事物的不同角度认识事物，但又主观地否认事物差别，否认是非标准和客观真理，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万物皆一”（《德充符》）；“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论》）；宣称“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同上》）庄子的认识论从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论。
在政治上，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是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庄子则是“不为”。老子虽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所谓“无为而治”，实为“入世”之说。庄子则从“无为”而入于虚无，其所谓“无所用天下为”（《逍遥游》）之论，显然是“出世”之说。但与老子一样，庄子并未真正忘怀政治，而是心系天下。《庄子》书中，仍多愤激之言。所谓“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山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之类的愤慨和议论，对于黑暗现实的揭露与批判，较之《老子》，犹有过之。正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比厌恨，庄子选择了消极逃避的道路。他把老子所谓“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思想推向极端，鼓吹弃绝一切文明的蒙昧主义，并且着意勾画出一幅所谓“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的社会蓝图。这样的“至德之世”，无异于回到洪荒时代。其说虽有对抗现实的意味，但毕竟是与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
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生死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借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现实社会苦难的“逍遥”之乐。然而现实毕竟不能超脱，精神更无绝对自由，因而他同时也主张“安时而处顺”（《大宗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反映出庄子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刻的批判，又有保全性命颐养心性的圆滑顺世的另一面。不过，庄子超尘入圣的人生理想只是表层，其内里却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二、《庄子》的艺术特征：
《庄子》散文“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艺概·文概》），极富浪漫色彩。
1、在题材的选择上和创作方法上，着意拉大与现实的距离，注目于寓言和神话。
《庄子》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全书“寓言十九”，寓言是其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的语言（一说是矛盾之言），这种言语层出不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名人之言以自重（一说是增益之言）；寓言就是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三言”之中，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所谓“寓言十九（十分之九）”（《庄子集释》卷九上成玄英疏）,据统计，《庄子》一书中，含有寓言故事200多则,同时还涉及神话故事、历史传说，自然界的草木鸟兽等，这些内容多属虚构。三言中寓言注重对细节的刻划和夸张渲染，想象虚构，恢奇诡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具有“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的特点。如南海之帝儵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象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其它如“庖丁解牛”、“望洋兴叹”、“东施效颦”、“井底之蛙”、“罔两问影”、“庄周梦蝶”等，至今仍为人广泛传诵，足见其影响力。
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寓言》）。
重言；一种认为是重（chong）言,即重复、增益之言；一种认为是重（zhong）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被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以被相信。
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的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来。］
2、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这些恢诡谲怪的艺术形象，富于浪漫色彩，是《庄子》艺术魅力之所在。《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莫测，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庄子》与其他诸子散文的区别是，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进的论述，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全书的形象出于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区别，异彩纷呈，怪诞而不可思议。如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钓铒，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天震荡，千里震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其它诸如其大无比的鲲鹏，吸风饮露的藐姑山上的神人（《逍遥游》），七窍皆无的浑沌（《应帝王》）等等，形象怪异，匪夷所思。
3、在体物入微的描写中，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达到了哲理和诗意的交融。
庄子并没有完全逃离现实，尽管他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他的许多作品仍然对现实社会充满着批判精神，渗透着强烈的个性和情感。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百万，旬有五日而后反（《则阳》），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东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在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的悲哀（《人间世》）。《逍遥游》的最后一段，作者情感浓郁地描述他所追求的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充满了诗情画意。
4、文章汪洋恣肆，行文跌宕开阖，变化多端，语言奇峭富丽，生动泼辣，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若断若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鲲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这些并非作品的主旨，只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个主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线索上的模糊隐秘，并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系，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融入行文之中，把每一个故事环环相套，连缀成一个整体，形成独具特色的连环式结构。另外，《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新奇，如《齐物论》中写大风的声响，描写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体物入微，形神毕肖。
三、《庄子》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P123）
本章开篇即讲了《庄子》是先秦说理文中最具文学价值的，可见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就其影响来说，《庄子》对后世文人及其文风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的思想及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另外后世著名文人曹植、阮籍、李白、苏轼等以及著名作品如《牡丹亭》、《红楼梦》等等都深受《庄子》一文的影响。
补：
柳宗元：“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苏轼：“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鲁迅：“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写在〈坟〉后面》）
郭沫若：“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讲解：《逍遥游》（文选P184）
1、《逍遥游》的题意：“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毫无牵挂、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精神遨游。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死生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藉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世界的“逍遥”之乐，即所谓“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当然，庄子的这种“逍遥游”，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想追求，又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2、《逍遥游》的结构和艺术性：全篇可分为四部分。
①（开头—圣人无名）以大鹏图南，列子御风为比喻，揭示“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主旨。而“无所待”又归结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②（至“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许由故事申明“圣人无名”；
③（至“窅然丧其天下焉”）以神人故事申明“神人无功”；
④以无用为大用，申明“至人无己”。
本文集中体现了庄子散文的艺术特征（见上3点）。
第四节 《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一、荀子其人及其思想
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人，时人尊称荀卿，也称孙卿。其生卒之年，无从考定，大约活动于前298至前238年间。生于赵，游于齐、秦，仕于楚，为兰陵令。前238年，楚李园杀春申君，荀卿亦被罢免，于是终老兰陵。其一生行事类乎孔、孟，始则治学，继而周游、出仕，终则讲学著书。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学术上成就卓越的大师。
《荀子》一书，今传三十二篇。其中虽不免有“弟子杂录”，但大部分为荀子自著，基本上保存了荀子的思想和风格。
荀子是继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所谓“孙氏（荀子）之儒”是《韩非子·显学》中所列孔子之后的儒家八派之一。他是先秦时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天论》反映了他对于天人关系的新见解。他认为“天行有常”，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新观点。在《性恶》篇中，他明确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与《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他还在《非相》篇中表达了“法后王”的政治观，与孟子“言必称尧舜”的“尊先王”的思想相对立。这些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在诸子之文中显得异彩焕发。
诸子之文发展到《荀子》，已更趋成熟完善，不再是如《论》、《孟》的语录或对话的连缀，而是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特点。
荀子是站在时代前列的通才大儒。通才之文，博大精深。对于众多学术领域，如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人才学以及音乐艺术等等，《荀子》中都有专论。引人注目的是，《荀子》中还出现了较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成相》和《赋》篇。其书出入古今，广涉众学，弘博而深邃，“理懿而辞雅”（《文心雕龙·诸子》），充分显示了通才之文的特点。《赋》篇之作，意义重大。在中国文学史上，荀子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历来被视为赋体的始祖之一。
同时，荀子又是渊博的学者。学者之文，严谨周详。其文往往有总论，有分论，层层深入，节节变化，中心突出，条达细密，并且独立成篇，结构严整。荀文多系专题式学术论文，立意统一，体式宏伟，纲目昭然，条理明晰，标志着我国议论散文的成熟和完善，为后世论说文体的典范。
荀子还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长者之文，老练淳厚。荀子其人，年寿颇高，在当时天下闻名的稷下学宫，“荀卿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弟子甚众，著名者有韩非、李斯、浮丘伯等。荀文虽有辩论，但不像《孟子》似的高谈阔论、滔滔雄辩，也不像《国策》似的纵横捭阖、辩丽夸饰，确乎不失儒者之风、长者之度。荀文的独特风格，是与其为人的特点分不开的。例如著名的《劝学》篇，紧扣“劝学”的中心论题，反复论述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理正辞雅，最能体现荀文老练淳厚、明晰条畅的艺术风格。与此相适应，荀文多用比喻而少用寓言，文中比喻常连串而用，层见叠出。即以《劝学》篇为例：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后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讲解：《劝学》（节选，文选P201）
本篇选自《荀子》第一卷，是《荀子》的代表作。
作为一篇讲学习问题的专论，文章依次论述了以下问题：
1、学习的重要性（“知明而行无过”）；
2、学习的态度（“用心专一”，“锲而不舍”）；
3、学习的内容；（“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4、学习的途径（“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
5、学习的最终目的（“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本文以标题概括论旨，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学不可以已”），以下各段就用大量自然界和日常生活的事例作为论据，从各个角度层层推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加以论证，把学习的重要性等问题论述得十分透辟。是先秦立论文的典范之作。
文章大半篇幅是用新巧的比喻连缀而成。全篇比喻引类连翩，层出不穷，且用法灵活而富于变化。或正面设喻（如“蚓无爪牙之利……”），或反面设喻（如“蟹六跪而二螯……”）；或先说比喻，然后再说所比道理，（如“故木受绳则直……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或单说比喻，而把道理隐含其中，发人深思（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连用数个比喻，如连珠炮似的，更显得根据充足，理直气壮。这种寓理于喻、喻理结合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在句法上，这些重迭排列的比喻构成了不少对偶和排比的句式，文句整齐而流畅，显得词采缤纷，气势充沛，音韵和谐，已具有明显的赋化倾向。
二、《荀子》的写作特点及其贡献
（1）文章独立成篇，结构严谨，说理清晰，论辩透辟，逻辑周密，系统严整。
荀子的文章不再是语录体或对话体，而是自成体系的长篇专题学说论文，涉及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伦理学、学术史、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其文往往有总论、分论，层层深入，结构严整，立意统一，论证严谨周密。如《性恶》篇，反驳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如果人性是善的，则无需用礼义来进行教化。正因为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社会现象，这就证明了人的先天自然本性是恶的。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性恶论的主张贯穿于《礼论》、《劝学》、《修身》等篇中，各篇之间相互照应，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
（2）比喻层出不穷，辞藻繁富，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句式，韵散间出。
荀子散文多用比喻而少用寓言，这与其他诸子散文广用寓言不同。荀子散文的比喻常常是连串的。如《劝学》篇，引类譬喻重叠构成，并且譬喻的运用变化多端，或正反为喻，或并列为喻，辞采缤纷。并且喜欢用大量排比对偶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3）荀子《赋》篇与《成相》篇在文学史上影响。
荀子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今存《礼》、《知》、《云》、《蚕》、《箴》五篇。对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
《成相》篇用的是当时通俗的说唱文学形式，如后世大鼓、弹词之类的曲艺作品，开说唱文学之先河。
三、韩非子其人及其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是韩之诸公子。曾师事儒学大师荀况，与李斯是同学。战国末年，韩国屡遭强秦侵凌，丧师失地，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之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这些阐释法治理论的文章传至秦国，深受秦王政的赞赏。韩非至秦，上书秦王，主张率韩伐赵。李斯、姚贾出于嫉妒，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因将韩非下吏治罪，后被李斯害死在监狱中。（“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本传）
《韩非子》集中汇编了韩非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今传《韩非子》也是五十五篇，基本上是韩非所著，但也杂有后学者之作。
韩非的思想渊源不一而自成体系，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继承了前期法家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主张，并吸取了荀子和道家的某些思想，形成了以“法”（法令）为中心，结合“术”（国君据“法”驾驭群众的手段）和“势”（权势）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主张国君以法术威势制人，以严刑峻法治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同时，韩非子还有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社会历史观。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观点，体现其因时而变的进步思想。与此相适应，韩非在文学观上则是重质轻文，崇实反虚，因而非常强调内容和功用，排斥形式和丽辞。
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韩非思想中的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循名责实的思想，成为秦王统一天下以及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从消极方面看，他的理论崇尚暴力，不讲怀柔，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则是反动的，容易激化矛盾，引起下层百姓的反抗，秦王朝的灭亡就是明证。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确立封建伦理纲常和儒学为统治思想以后，韩非学说失去其显赫地位。有些统治者只能引用其术，韩非的学说被视为异端。
四、《韩非子》的写作特点
（1）其文多对现实问题而发，峻峭犀利，锋芒毕露，揭露实情，无所掩饰。如《说难》论述对人君谏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稍不留神便命丧身亡，列举谏说的种种困难，提出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种种不同的进言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体现其冷峻的文风。在《备内》篇中，剖析了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将丑恶、肮脏的实质暴露无遗。
（2）论证严密，尤以驳论见长。如《难一》篇中，抓住对方自相矛盾的要害，驳论辩难，批驳对方，让其不能自圆其说，然后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文章有破有立，有论有据，犀利明快，极富说服力。
（3）大量收集、运用寓言故事，《韩非子》中有300多则寓言故事，居先秦各家著作之首。寓言在其他先秦著作中只是议论说理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至韩非时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和《庄子》中奇幻玄虚、怪诞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其寓言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许多寓言广为流传，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如“自相矛盾”（《难一》）、“滥竽充数”（《内储说上》）、“守株待兔”（《五蠹》）、“郑人买履”、“画鬼最易”、“买椟还珠”（《外储说上》）等等广为流传。行文多用寓言故事，形成了“韩非著博喻之富”（《文心雕龙?诸子》）的艺术特点。
讲解：《五蠹》（节选，文选P213）
《五蠹》是《韩非子》中的第一篇，是韩非的代表作。“五蠹”是指学者（儒生）、带剑者（侠客）、言谈者（纵横之士）、患御者（权臣）、工商之民（工商业者）五种不能生产只知消费的社会的蠹虫。当时建立封建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已势在必行，而五蠹却“以文乱法”“以武犯禁”，危及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统一。为适应当时执政的需要，韩非写了《五蠹》，阐述他的政治主张和进步的历史观，极力主张铲除五蠹。
《五蠹》全文很长，这里讲读前一部分，主要是论述法制理论的。文章首先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时代是向前推进的，一代比一代进步。因此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韩非从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比中，推论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并举出“守株待兔”的寓言为例，生动而幽默的嘲讽了鼓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墨守成规，死守教条，就象“守株待兔”者一样愚蠢可笑。接着又通过古今社会经济的生活条件的对比分析，阐述“是固于世而备适于事”，强调要因时制宜来实施政令。最后用国家兴盛衰亡的实际事例说明“世异则事异”、“世异则备变”的道理。指出仁义辩智不合今之事宜，“当今争于气力”，应该富国强兵。
本文虽是节选，却有完整的结构和严密的逻辑性。开首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下文就用大量的事例围绕论点加以论证。每论述完一个问题后，又用一两句话进行概括总结，就事论事，推论严密，论证很充分，体现出韩非散文严峻峭拔的风格。大量运用对比手法，从古今正反等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论证同一个论点，说理显得尖锐而深刻有力。句式上排偶句的运用，音调铿锵，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表现力。
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一、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尤其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在说理文的模式上、体制上、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他们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在文中贯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是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二、先秦说理散文大多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如韩愈、苏轼的散文受孟子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与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李白、苏轼、曹雪芹都受庄子影响；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子文章的风格；《韩非子》的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
三、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散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些还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三、复习思考题
（一）解释：1、说理散文 2、百家争鸣 3、《论语》 4、《孟子》 5、《庄子》 6、《荀子》 7、《韩非子》
（二）填空
1、《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是 。
2、《老子》的文学性主要表现于哲学表述中的 。
3、表明我国说理散文已经成熟的是 、 。
4、《孟子》散文的特点是 。
5、“养气说”的本质意义是 。
6、“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体现了庄子 。
7、“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意思是 。
8、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是 。
9、先秦作家中大量引用寓言故事说明事理的是 。
10、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是成熟于战国后期的 。
（三）简答
1、《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体现于哪几个方面？
2、怎样理解《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3、《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各有什么特色？
（四）论述
试论先秦说理散文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8课时)
一、学习提示
本章对屈原与《楚辞》分五节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第一节：《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和楚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这是《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政治思想方面，楚与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原文化很大程度影响了楚国贵族的政治理想、历史观念、价值取向。第二节：屈原的生平和作品。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14日，曾任楚怀王左徒，深得信任。但是，由于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之。楚顷襄王即位再次被当朝小人谗害，遂被放逐，终投汨罗而死。屈原一生有两次飘游在外的经历，一次是遭到楚怀王疏远，漫游汉北；另一次是遭楚顷襄王放逐，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他的大部分作品与漂泊的生活有关，《九歌》《离骚》《天问》《招魂》《九章》等都印记着他一生的心迹。第三节：《离骚》。《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长的带有自传性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全诗378句，2477字。“离骚”二字按照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意思是遭受忧愁或遭遇忧患。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屈原离开郢都前往汉北之时。在《离骚》中屈原通过诉说自己在政治斗争中遭受迫害的愤慨和对现实黑暗的批判，以及追求美政理想的渴望与企盼，充分展示了他热爱祖国的情怀和上下求索的精神。《离骚》的主题是爱国和忠君，反复呼唤明君贤臣共兴楚国，从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第四节：屈原的其它作品。《九歌》：共11篇，从内容上看，以描写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颂赞和祭祀者的虔敬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九章》：是屈原一组抒情组歌的总称，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天问》：就是对天发问，屈原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通过提出的172个问题来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道理，他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招魂》：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哀悼惋惜之情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第五节：《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屈原之后，出现了一些深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以宋玉的传世作品最有影响。《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品，其内容主要是抒发因不同流俗而被馋见疏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对国家兴亡的忧虑。《高唐赋》《神女赋》分别写楚怀王和楚襄王梦遇巫山高唐神女的故事，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特别是《神女赋》，文笔委婉曲折，状貌传神，肆意铺陈，曲终奏雅，略陈讽谏，开汉大赋之先河。《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都是历代传颂的名作，无不体悟细致，构思巧妙，极尽铺陈之能事。它们代表着楚辞向汉大赋的过渡。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所表现的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的精神，高洁自守、卓越不凡的人格，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襟怀。屈赋所创造的新的诗歌样式，屈赋所表现的浪漫气质，屈赋所应用的象征手法，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学习本章，既要了解《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又要理清屈原的生平和他的代表作品，特别是《离骚》更应重点阅读、分析和欣赏。宋玉是继屈原之后很有影响的楚辞作家，对他的作品也必须予以注意。
二、重点和难点
1、《离骚》的艺术特色：①强烈的抒情，独特的个性，内心世界的展示，充分表现了抒情诗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②飞腾的想象，奇妙的神话，大胆的夸张，巧妙的虚构，充分扩大了抒情诗的张力。③比兴象征的手法，充分体现了抒情诗的感人力量。④大开大合和起伏呼应的结构，充分发挥了抒情诗的章法魅力。⑤吸取民间语言，应用长短不齐的句子，充分发掘了抒情诗人的创造性。
2、《离骚》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①殉身无悔，用情坚贞；②上下求索，不断进取；③比兴寄托，承上启下；④悲秋伤逝，影响深远。
3、屈原精神：①爱国精神；②追求精神；③创造精神；④批判精神；⑤殉道精神。
4、屈赋的美学特征：①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②人格美和自然美的和谐统一；③情感美和理性美的和谐统一；④优美和壮美的和谐统一。
第一节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一、楚辞的概念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的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
二、“楚辞”的产生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成野蛮的异族。楚地被称之为“蛮荆”，楚人被称之为“蛮夷”。跟“猃狁”、“戎狄”并列。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正确的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体说，楚辞的产生，有如下背景和因素。
1、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周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西周时，封楚王熊绎于江汉地区，表明周王朝对南方的控制。春秋时，楚国迅速强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国，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楚国并吞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最后楚为秦所灭。但秦时的楚地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成为他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歌》中的《桔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成是《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于南北，其华美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华美铺张的文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楚辞的产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2、楚国的地理因素。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3、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4、楚地歌谣的影响。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中的“吟唱” 形式。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5、屈原的贡献。“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思想、作品：
1、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名平，字原，出身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因遭贵族子兰(怀王幼弟)谗害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后因楚国政治腐败，国家败亡，遂投汨罗江而死。
2、屈原具有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浓烈的忠君倾向，他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上，主张联合抗秦，但遭到不公正待遇。屈原洁身自爱，决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献身。
屈原一生的活动，主要在楚宣王、楚威王，楚怀王和顷襄王这四代。这个时代正是楚国国势衰落、楚贵族急遽腐败的时代。战国初期，各国掀起了变法的高潮。秦孝公下令求贤，得卫鞅变法图强，大得成功，秦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如魏国用李悝，赵国用公仲连，韩国用申不害，齐国用邹忌，变法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而楚国用吴起变法，却以悲剧告终了。吴起是位法家思想家，楚悼王（前401-前380在位）任用他为令尹，他果断地采取了变革措施。吴起变法，遭到楚贵族们的激烈反对，经过八、九年的努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楚悼王一死，旧贵族马上联合起来向他进攻，将他杀死在悼王的尸体前面。变法彻底失败了，军政大权依旧掌握在旧贵族的手里，政治也日益腐败，所以韩非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尽管七雄之中，楚国最大，但因其日益腐败，越来越无法与秦国抗衡了。
到了楚怀王时（前328年登基），情况就更不妙了，因为作为一国之主的楚怀王，本身人品就不优秀，是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人，并且惨忍而没有头脑，《诅楚文》说他：“暴虐无辜，刑戮孕妇，幽囚亲戚，拘圉其叔父，置诸冥室椟棺之中。”不但如此惨忍，而且又没有头脑，听了上官大夫的谗言，就把屈原赶到一边。听了张仪的调拨，就匆匆派人去骂齐，被张仪捉弄了还有服气，偏想逞强，结果丹阳一战，丢师八万，大将军屈匄也被活捉了。一气之下，又悉发国中兵与秦战于蓝田，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后不得不与齐国言归于好，再次结成齐楚联盟，可不久却又背齐而投到了秦国的怀抱，并与秦国通婚。最后还是上了秦国的当，在其三十年的时候（前299年），被骗入武关最终成了秦国的俘虏；过三年，客死在异国的土地上。而可怜的屈原，就跟在这样一个一生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的昏君的后面，请想象一下，他能不倒霉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屈原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
屈原一生的命运，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任、疏、放、迁”。
（1）任：
因为屈原出生于贵族家庭，故有很好的文化修养，而且聪明绝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而做了仅次国相的左徒之职，于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因为他太能干了，便遭到了同僚的嫉妒，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谗言，加上张仪从中间离，故怀王“怒而疏屈原”。
（2）疏：
屈原被疏之后，曾于怀王十九年奉命出使过齐国，为搞反秦统一战线而奔波。然而怀王出尔反尔，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贿赂楚国；楚纳秦妇，质太子，背齐而联秦。二十五年怀王又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屈原为建立反秦联盟而付出的心血，付之东流。怀王二十七年，楚太子在秦和秦一大夫斗殴，杀之而逃归，秦楚关系急转恶化。二十八年，秦联合其他国家攻楚，杀楚将唐昧，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杀楚将景缺。三十年，秦又复攻楚，取八城。在这严重的军事威胁下，秦昭王致书怀王，约会武关。针对怀王是否赴会，楚国朝中意见分歧，两派对峙。亲秦派如子兰之流，早被秦之淫威吓破了胆，惟恐绝了“秦欢”，力主怀王赴会，而屈原以为“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地争辩，结果屈原遭到了失败，并引发怀王在赴会前下达了“放流”屈原的命令。
（3）放：
那么屈原此时“放流”何处呢？我以为是《哀郢》和《涉江》所提到的夏浦、鄂诸一带，即现在的武汉市周围的地方，也大概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首长篇抒情诗《离骚》。
昏庸的怀王被骗入武关，软楚到咸阳，楚国人的奇耻大辱终于发生了！怀王曾任用过屈原，曾有过对屈原的知遇之恩，也只有怀王才是屈原的一线希望，可现在完了。楚国还有谁了解他呢？而对怂恿怀王入武关而构此国耻的子兰，他怎么不痛恨呢？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上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这“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一篇”就是《离骚》这首诗。
（4）迁：
前298年，顷襄王立，以子兰为令尹。此时《离骚》已写成，子兰闻之大怒，使上官大夫到顷襄王那里说屈原的坏说。于是顷襄王“怒而迁之”，把屈原赶到了更远的陵阳，后来又远迁到沅湘一带。
顷襄王六年（前293年），秦破韩伊关，斩首二十四万后向楚挑战，顷襄王七年（前292），楚慑于秦的淫威，只好媾和，并迎秦妇，秦楚关系得以恢复平静。顷襄王十四年至十六年，其置国仇家恨于不顾，与秦密会，故蒋骥认为在顷襄王十七年（前282年）前后，屈原于绝望中怀石自沉。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破郢，顷襄王东迁于陈，故王夫之认为在这一年，屈原于绝望中怀石自沉。
3、主要作品
（1）《离骚》
a、创作时间，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作《离骚》。大约作于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至少是在丹、淅之战之前。
b、《离骚》的主旨：爱国和忠君。司马迁说：“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c、《离骚》的艺术特点：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开拓了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传统；诗体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创造了一种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的新诗体；结构形式上，抒情和叙事结合，幻想和现实交织，气势磅礴，浑然一体；语言运用上，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和楚物名称，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2）《九歌》
《九歌》是屈原根据江南民间祭祀的乐歌，经过加工创作而成的。标题是袭用古题，据《离骚》：“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辨》《九歌》”，都说在夏代就有《九歌》。
《九歌》是组诗，共有11篇：
《东皇太一》：天神
《云中君》：云神
《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
《大司命》：主管寿夭之神
《少司命》：主管子嗣之神
《东君》：太阳神
《河伯》：黄河之神
《山鬼》：山神
《国殇》：祭祀为国捐躯的将士
《礼魂》是送神曲
创作时间：从《国殇》的情调看，应该是悼念在丹淅之战中阵亡的将士的歌辞，具体时间是在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丹淅之战之后，蓝田之战之前。
《九歌》与屈原其它作品的幽愤风格不同，而写得清新凄艳，幽渺情深。显然是因为利用了民间的素材，融入了民歌的情调，这样比起他其它的作品，风格有些独特。
《山鬼》讲析：
《山鬼》描写山中女神赴约不遇到，失恋悲哀的情景，创造了美丽、忠贞、痴情的女神形象。
全诗分三个部分，非常细致地刻画了女神赴约过程中细腻的心态。先写女神收拾打扮准备与心爱的人约会。接着写女神等待心爱的人来约会的过程，着重表现其焦虑、希望和矛盾。最后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女神失恋后烦乱痛苦、怨愤交织的复杂心情。女神继续采摘灵芝以“遗所思”，不肯轻易地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在久久地等待中怅然若失，在怅然若失中仍为对方寻找失约的理由，最后终于明白对方失约了，女神陷入怨愤和失望之中。全篇展示了女神喜悦——惆怅——怨愤的心灵波动，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女神的美丽、痴情和忠贞。《山鬼》在刻画女神形象时采用人神杂糅的艺术手法，诗中的女神既有神的身份和生活习惯，又有人的容貌体态和七情六欲，人神融为一体。既真实生动，又浪漫可喜。诗人还善于借景抒情，把人物的刻画和环境气氛描写完满和谐地统一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将描写与女神感情变化的心理历程紧密融合。
（3）《九章》
《九章》包括九篇作品，有《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不是一时一地所作，据西汉刘向《九叹》：“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说明至少在刘向时九篇作品已经编在一起。
这九篇作品，大都是屈原被疏远或流放在外时创作的，在思想内容上与《离骚》相近，反复抒写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懑。但在表现手法上与《离骚》有所不同：多直抒胸臆，文笔比较朴素，想象夸饰成分极少。
（4）《天问》
《天问》是一首很奇特的诗。其奇特表现在：
它基本由四字句构成，与屈原的大部分作品不同。
它基本用问句构成，与《诗经》的四字句相区别。
它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提出疑问，与当时的普遍思想观念不同。
鲁迅《摩罗诗力说》：“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译文：关于远古的情况，是谁把它传说下来的？当时天地还没有形成，是根据什么来考察它的？白天黑夜还未区分，一片朦胧晦暗，谁能把它弄清楚？日出则明，日入则暗，明明暗暗，循环不已，是什么原因？阴阳参合，化育万物，可是阴阳的本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变化？
（5）《招魂》
《招魂》据东汉的王逸说是宋玉作招屈原之魂，“《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司马迁说是屈原作，《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我们同意司马迁的说法，认为是屈原所作。
《招魂》招的是谁的魂？林云铭《楚辞灯》说是屈原自招，近人大都认为是招楚怀王之魂，郭沫若《屈原研究》：“所叙的宫廷居树之美，饭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够相称的。”楚怀王到秦国被扣留，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客死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史记·楚世家》）屈原写下了这篇作品。从乱辞中“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来看，当是放逐初期所作。
这篇招魂辞，是对楚怀王客死于秦的悼念，它是根据流行于楚地的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写成的。他对楚怀王的追悼实际上是他关心楚国命运的表现。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序言、正文、乱辞。
序言：怀王之魂自述愁苦，天帝命令巫阳还其魂魄，巫阳乃为之招魂，
正文：前半叙述故居之外的各个地方的可怕，东南西北，上天下地都写到了。由此来说明：外边不可留。后半叙说故居的美好，对饮食歌舞、宫室侍女均极意铺陈，以此来招引魂魄返归。
乱辞：以作者的身份，结合自己的处境，再次呼唤“魂兮归来”。
正文招魂词句尾语气助词全部用“些”字，沈括《梦溪笔谈》说：“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
二、楚辞的编纂和屈原作品的真伪
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为二十四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至于《渔父》、《大招》，王逸“疑不能明”，持两可的态度。把《招魂》则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大招》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第三节 《离骚》
一、解题
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按，史迁之说，本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另，《离骚》中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九歌·山鬼》中有“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尤”之句）
班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
王逸：“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
另外，还有释为“牢骚”（扬雄）、“老商”（楚曲名，游国恩说）等。但以班、马二人之说最为合乎诗人命题之旨。
二、创作时间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9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司马迁之说）；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遭放逐以后。从诗的最后屈原打算以死殉国来看，作于第二次遭放逐以后的可能性大。
三、《离骚》的思想内容和结构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的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全诗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形式来表现。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楚王）、“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开篇叙述自己有高贵的出身，崇高而美好的人格修养，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而正义的一方，诗人自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美好的境地。
但是当时楚国有一批“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代表邪恶的一方，处处同诗人作对，他们只顾苟且偷生，使得楚国的前景“路幽昧以险隘”。而且他们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诗人处在被围攻的困难境地。
那么，掌握楚国最高权力、因而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怀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胡涂。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楚王也曾经一度信任和重用过诗人，但他最终却受了“党人”的欺骗蒙蔽：“荃不察余只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危机。
这就是诗人在诗中描绘的楚国政治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够把君王的过失与党人的邪恶区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诗人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甚至连他亲手培养的人才也纷纷转向“党人”，它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在诗中他反复的使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落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香草。同时，诗人坚定的、再三的表示：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于神话，以幻想形式展开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媭”对他劝诫，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实际上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表明诗人对自己的操持也曾经有过怀疑，于是诗人去向他所崇拜的大舜（重华）“陈词”，表述治国之道和自己的操持，实际上这是借“陈词”否定了先前的迷惘即“女媭”的批评。这是诗中展现的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即不能随俗从流，又遭到“党人”的围攻，还得不到楚王的信任，出路到底在哪里？于是诗人升天入地，上下求索，探求出路——
他先来到天界，想接近天帝，向天帝陈词。但“帝阍”（守门者）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而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或说“求女”是为了再一次寻求君臣遇合）。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升天入地找不到出路，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临指点，灵氛认为留在楚国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翔在一片广大而明朗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而婾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从未有过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路。这在当时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选择。春秋以来，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在内的众多贤才从事政治活动的范围都不限于本国。但这对于屈原，最终仍无法接受。因为他太爱他的国家了。在幻想中，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于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巨大的感情波折。
即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热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四、《离骚》反映的思想（讲读作品后再总结）：
1、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的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2、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3、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4、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以作品中大量对自己服饰、追求等的描写为例分析。）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1、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2、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
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3、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4、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第四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一、《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再创作而成的抒情诗，依旧保留了歌、舞、乐三者结合的特点。共11篇，其中《东皇太一》祭至尊之天神，《东君》祭日神，《云中君》祭云神，《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属于人鬼，《礼魂》为祭祀结束后的送神曲。
1．内容
从内容上看，《九歌》以描写恋情为主，只有《东皇太一》、《国殇》和《礼魂》例外。《东皇太一》是一首颂赞神灵之辞，《国殇》以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过程，描述了将士们奋勇杀敌，以及面对死亡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气慨。歌颂了为国捐躯的将士的献身精神；抒发了执着的爱国感情。《九歌》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对人神情感摹写的的篇章。如《湘君》、《湘夫人》、《山鬼》等。
2．艺术特色：
第一，诗人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和人神杂糅的写法，创造了一系列鲜活的神灵形象。这些形象来自神话世界，兼有人和神的双重特性。如《山鬼》，美丽的山鬼居住幽篁，饮食山泉，披荔带萝，乘赤豹，骑文狸，或出没于空灵飘渺的山林云海，或跋涉于乱石崎岖的山道。其衣食居住、服饰车舆，习性行踪，都与山鬼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带有强烈的神异和野性色彩。但她又有人的容貌体态，人的七情六欲。在爱情生活中，她完全变成一个世间美丽、纯情、忠贞的少女，她含睇宜笑的羞涩情态，喜气洋洋采摘香花的动作，伫立山巅久候爱人的焦灼、迷惘，对逝去青春年华的喟叹，以及失恋的哀痛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在爱情追求中所体验到的共通的感情。这是已人格化了的女神，其纯洁美丽的心灵，忠贞不渝的品格，缠绵悱恻的情思以及对理想百折不挠的追求，无一不是人格特征的表现。《九歌》所塑造的神奇而亲切的众神灵的艺术形象，寄托着诗人对真、善、美的热烈憧憬。
第二，《九歌》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善于把人物的心理刻画和景物、环境气氛的描写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山鬼》中众多的景物描写：林深杳冥，白日昏暗、淫雨连绵，猿啾狖鸣，风木悲号，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真切地表现了山鬼孤独和绝望之情。《湘夫人》开篇：“帝子降兮北诸，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
第三，语言清丽华美，简练传神，音调铿锵，韵味悠长。
二、《九章》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
1．内容
《九章》的思想内容与《离骚》大体相似，区别在于《离骚》是综合性的自叙和抒情，而《九章》则是某一时期片断的生活记录和心情的反映。其中《橘颂》内容和情调颇为独特，它是屈原早期作品，借咏物以述志，以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激励自己。
2．艺术特色：
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较之《离骚》有更多的纪实性，它不以大胆的想象和奇幻的意境取胜，而是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寓情于景的手法，来抒情表志。《哀郢》中记述了他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既有忧国忧民的悲愤，又有委屈沉沦的凄怆。言辞质直激切，于叙实中发其内心之至情，情感沉郁愤慨。《涉江》则突出抒写自己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理解的悲哀，并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心。
三、《天问》
《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篇奇文。说它奇，是因为全诗纯以问句组成，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篇幅巨大，内容广博，思想奇特，涉及日月星辰、山川地理、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天命人事、现实生活等各方面。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全诗发问的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线索基本清楚。提问涉及到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烛龙照阴，義和御日，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为研究神话在当时的流传情况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天命人事的问难，他对天命提出质疑，认为天命反覆无常，朝代的兴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
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激情。全诗基本上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四、《招魂》
《招魂》是在楚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序言、招魂辞、乱辞三部分组成，这种结构形式和“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的正反对照写法，以及句尾通用极其特殊的“些”字，都显示了民间巫觋招魂辞的形式特征。
全诗内容主要是以天上地下，东南西北方，怪兽恐怖不可居，和楚国宫室华美、服饰奢华、饮食精致、姬妾艳丽以及舞乐欢快等描写，招徕楚怀王的亡魂。
艺术特色：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丰富的想象，根据其地域方位的特点，采用铺陈夸张的手法，描写穷形尽相，新奇怪异，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场景。语言上辞藻瑰丽，文采华富，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
第五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一、宋玉《九辩》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可见，在屈原之后，还有一批受屈原影响的楚辞作家。但由于时代久远，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仅有宋玉的作品传世。附在宋玉名下的作品甚多，但真正可信的，只有《九辩》一篇。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哀怨，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动人的是对秋景的描绘。诗中刻画了秋景的种种凄怆寂寞，并将其与自身的惆怅失意、悲凉凄怆的感情融为一体，主客和谐、情与景交织，感人至深，常引起后人共鸣。中国文学史上“悲秋”的主题，实由此发端。
二、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屈原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和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批判精神，影响了后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的。他们在逆境中常引屈原为知己，保持特立独行的节操，坚持为真理“上下求索”、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为中国传统精神增添了一股深沉刚烈之气。汉初的贾谊谪迁长沙，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吊屈原赋》；司马迁发愤著书，写下了不朽巨著《史记》，杜甫、柳宗元、陆游等也都受到屈原精神的鼓舞。
2．屈原诗歌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幻想、神话等表现手法的运用等。《离骚》、《九歌》、《招魂》、《天问》中有不少神话或神话现象描写，使得诗歌具有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产生巨大影响。再次，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创造性地将香草美人与自身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结合起来，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文学传统。如张衡《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洛神赋》，陈子昴、李贺等的咏物诗，显然都受到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
讲解：《山鬼》（文选P249）
按郭沫若说，《山鬼》可视为一首巫山女神之歌。屈原以楚国民间有关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作为题材来源，从中汲取营养，创造了美丽痴情的山鬼形象。诗歌非常细致的刻画和抒发了女神赴约过程中复杂曲折的心态，表现了人类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
第一段，写女神以欢快喜悦的心情收拾打扮准备与所爱之人约会。她服饰不凡，外貌仪态美丽动人。她采摘香花作为礼物准备赠给所爱之人。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山鬼对纯真爱情的痴心与渴求。
第二段、第三段，写女神等候所爱之人到来及失恋的烦乱痛苦心情。她登高远望，伫立山巅，焦急热切的盼望中，痴待着她的爱人。她坚守誓约，忘却风雨的吹袭，一再等待，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但所爱之人始终未来，不由得使她疑心交加，陷入到“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失恋悲哀之中。总之，女神的内心经历了喜悦——失望——忧伤——怀疑——思恋——自我宽解的历程。情感曲折起伏，缠绵婉转。
《山鬼》以人神杂糅的手法塑造了巫山女神的形象。她的衣食居处、服饰车与、习性行踪，都与山鬼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带有神异和野性色彩。但她又有人的容貌体态，人的七情六欲。在爱情生活中，她是人世间美丽、纯情、忠贞少女的化身。她在爱情中所体验到的喜悦和悲哀，人情味很浓，给人以亲切、美好的感受。诗人在塑造女神形象时，成功的刻画了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又与凄风苦雨的环境气氛交融相衬，创造出一种凄迷幽深的意境，更真切的表现出女神对爱情的缠绵悱恻。
复习思考题
（一）熟读并讲析《离骚》（力争背诵）；默写并赏析《国殇》。
（二）解释：1、《楚辞》 2、《离骚》
（三）填空
1、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源头的是 。
2、屈赋的代表作品是 、 、 、 、
。
3、从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中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屈原的作品共 篇。
4、屈原在《离骚》中所创造的象征手法是 。
5、被称为骚体的屈原作品在形式上的特点是 、
、 、 。
6、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是 。
7、“天问”意思是 。
8、宋玉的代表作品有 、 、 、
、 。
（四）简答
1、你怎样理解《离骚》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
2、《楚辞》在艺术上的新境界表现在那几个方面？
3、如何看待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五）论述
1、屈原《离骚》中的爱国精神。
2、屈原《九歌》和《九章》的主要内容。
| 课件名称： | 重庆三峡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史 |
| 课件分类： | 艺术 |
| 课件类型： | 教学课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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