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社会规律与历史主体教 案
目的要求,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把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力看作一个系统。学习这一章，要着重掌握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要深刻理解科学技术的内涵、特征与功能；要在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和评价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主要内容,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二、革命和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三、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巨大杠杆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教学重点,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科学技术的内涵、特征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个人和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
第七章社会规律与历史主体人类社会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那么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哪里？这是本章所要揭示的内容。社会发展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自觉地投身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伟大实践活动之中。
第一节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包括多因素、具有多层次的综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最深层次的动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并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始终； 它制约着其它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及面貌，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发展变化情况也不一样，其中，直接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处在经常不断地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在生产力的系统里，通常是生产工具先发生变化，而后其他要素也跟着发生变化。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经常发生变化，但同生产力比较起来，生产关系的系统则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性质的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相对固定的形式。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1、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首先，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最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最终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区别，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决定的。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新的生产关系都难以建立。例如，石器对应的只能是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青铜器对应的是奴隶制生产关系。铁器对应的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大机器生产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内容，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应于内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常把生产力比作儿童身体，把生产关系比作衣服。当衣服大小还足以保护身体发育时，身体就可以继续发育，当衣服窄小到束缚身体、影响发育时，就得换成大号的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生产力作为主要方面，既是决定的因素，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不同生产关系的交替，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例如，在使用简陋的石器工具的情况下，个人无力单独同自然界相抗衡，只能共同劳动，产生集体的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以金属工具为主的较为进步的生产力，导致了有限的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剥削他人的劳动成为可能，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金属工具的改进，特别是冶铁技术的进步，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就为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使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农民比在棍棒监督下进行集体劳动的奴隶，能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使用手工工具逐步过渡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标志。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往往表现出某种阶段性和层次性。往往先是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如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小规模的、个别行业的手工工场、商品交换、少量雇佣劳动等，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成长，然后才是机器大生产的出现，要求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全面的根本变革，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代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确立起来。
新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生产力由于其内在动力而向前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与相对稳定的原有生产关系的矛盾就会尖锐起来，这时，生产力便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用一种适合新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新生产关系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旧生产关系的灭亡和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通过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实现的。保守的或反动的势力即使在一定时期采取各种手段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情况也只能是暂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必然的，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2、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是消极的、被动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形式，它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体表现为：
首先，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因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能提供一个使生产力诸要素较好地结合起来的社会形式，能把当时各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作用都得到较佳发挥，这无疑是对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在历史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都是在某种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之后取得的。
其次，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就会阻碍以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已不能把生产力诸要素较好地结合起来，这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得不到合理利用，由此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人们虽然可通过对生产关系某些环节和方面的调节和改良而使矛盾有所缓和，甚至在某一阶段还可以使生产力仍取得较快发展速度，但却不能消除矛盾。只有当旧生产关系获得根本变革，适合生产力状况的新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后，才能使矛盾解决。
应该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情况较为复杂。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从总体上讲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也并不排除因个别环节有缺陷而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一种旧的生产关系从总体上讲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但也并不排除由于对生产关系某些环节的调整而暂时地、局部地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某些刺激作用；同时，不但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而且当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过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也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只有生产关系不但在性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不但在总体上而且在局部环节上都适合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时，才能真正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提高实际经济效益，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而这也就是衡量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基本标志。
3、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这种反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应当保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甚至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关系由基本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适合的辩证否定运动，就是这一规律的生动表现。这一规律的内容和客观要求表明：一种生产关系该不该变革、何时变革、如何变革，以及变革的方向等，都不能由人们的主观愿望任意决定，归根结底要由生产力的状况来决定。所谓生产力的“状况”，包括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不顾生产力的实际状况，人为地去维护过时的旧的生产关系，或者企图超越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去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都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最终必然要受到这一规律的惩罚。
掌握这一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规律是人们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根源的一把钥匙；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历史时期都普遍起作用的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防“左”反右的思想武器，它对指导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无论政治的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它们都产生于或根源于经济基础。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也就是说，任何上层建筑现象最终都可以从经济基础中找到根源，得到说明。不过，上层建筑本身又有其相对独立性，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上层建筑之中的一切成份，无论是被抛弃的还是被保留的，归根到底都是曾经适应于或仍然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或迟或早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谁在生产关系领域居于统治地位，谁就必然要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形态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但直接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当然，这里的“性质”，是就根本性质而言的。具体说，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中，基本相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会有所不同，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但无论怎样，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再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它的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生改变。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当一种旧的经济基础被新的经济基础取代之后，反映并依赖旧经济基础的旧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早地要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使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当着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也会相应改变。
当然，我们说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说经济基础一旦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就会立即发生变化。事实上，由于上层建筑的每个部分都具有相对独立性，都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因而，它们的变化总是有快有慢，有早有迟。一般说来，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是以它的核心部分，即国家政权、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设施等的变革为标志的。而观念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则往往早在制度变革之前就开始变化，但其变化的完成却远远落后于制度变革，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比如，在我国，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早在封建制度被推翻以前就已经趋于破产，但直到今天，诸如封建迷信、家长作风、特权思想、个人崇拜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不管变化缓急或迟早，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最终要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改变，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2、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经济基础之所以创立自己的上层建筑，就是要它为自己服务，促进自身的巩固和发展。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通过为经济基础服务实现的。?
首先体现在服务的方向上。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方向上讲，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积极地运用政治力量、法律手段和思想影响，帮助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采取一切办法对那些有害于自己的经济基础的社会势力和思想展开斗争，扫除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改造旧的经济基础，从而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开辟道路。这两个方面是相反相成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服务，就是在“保护自己” 和“排除异己”的对立统一中实现的。
其次体现在服务的方式上。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方式来实现的。政治上层建筑力图把人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秩序之内，观念上层建筑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去支配人们的行动。没有这种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就会陷入混乱状态。上层建筑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具有多种具体形式，如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武器打击异己力量，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信息网络以至于教育、宗教等等。 通过这些具体的形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对社会各群体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监督，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能够正常有序地进行。
再次体现在服务的效果上。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效果来看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促进作用，一种是阻碍作用。当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而经济基础又是同生产力相适应并能满足其发展的要求时，就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如果上层建筑不能满足新兴经济基础的要求，或者它所维护的经济基础本身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就会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
3、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形态的矛盾运动。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在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总的说来它是基本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同自己的经济基础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适合。因为任何一种新的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都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因而不可能绝对地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而上层建筑则是相对稳定的，往往不能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必然发生不相适应的情形。因此，两者之间就必然产生矛盾。不过，在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阶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合是基本的，不适合是局部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也日益发展起来，而上层建筑却继续维护旧的经济基础。这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经济基础变革的要求,解放生产力，就必须变革旧的上层建筑。于是，社会形态的质变阶段就到来了。新的上层建筑取代旧的上层建筑之后，便会以自身的力量促进新的经济基础取代旧的经济基础，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历史唯物主义把这种必然联系表述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基础发展和变革的要求。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本身又适合生产力状况时，要保持上层建筑的相对稳定性；当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从而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要适时地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合经济基础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维护旧的上层建筑，或超越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企图“超前”变革上层建筑，同样要受到这一规律的惩罚。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关于这一规律的原理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它同样是无产阶级政党观察研究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遵循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当代中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三）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与生产力标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由于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两对基本矛盾实际上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三层结构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关系是一身二任的，它既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又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作为中介环节，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双向回环运动。这一环扣一环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两对基本矛盾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制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决定的，并受其制约，因而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最终解决，又依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因为上层建筑总是力图保护自己的经济基础，如果不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难以最终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这两对矛盾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就其一般进程而言，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人类为了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总是力图不断地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的各种基本要素中，生产力则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始终处在变动状态。当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应付引起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矛盾状态的变化，从而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引起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状态的变化，从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于是，人类社会也就进入 了高一级的形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全过程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由经济 基础的变化引起的，而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变化又是由生产力这个最活跃的因素决定和,操纵”的。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动 机”，是社会的动力之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
生产力标准革命导师的论述：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原理，决定了我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问题时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论证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思想，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基本思想。后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把这一标准加以具体化，提出评价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是否进步以及进步程度的标准，“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 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进入社会主 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强调承认不承 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之点，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衡量和评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 准，并进一步完善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是我们党和邓小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对于打破传统观念、解放思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确理解和掌握生产力标准，对于我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产力标准的基本含义：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首先，它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人类社会的进步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既有经济生活方面，又有政治、军事、科学,文化、教育、道德等方面的发展。因此，衡量社会进步也就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具体尺度 。但是，由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都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生产力必然成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其次，它是检验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的中心，这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 我们党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社会主义要求和允许的，因而都是正确的、成功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失败的。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是错 误的。
坚持生产力标准，必须防止把它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需要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对生产力标准本身要完整理解。生产力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因而生产力标准也应当具 有系统性、综合性，它包括生产力各要素功能发挥的程度，生产力的水平、速度、效益等综合指标。在实际工作中，要防止和反对片面地用生产力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项指标来代替综合性标准，决不能简单地用产量、产值、利润、速度等生产力的局部发展状况，去衡量是否 坚持了生产力标准。
第二，要把生产力这一根本标准同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结合起来。生产力标准是一个根本标准或最高标准，它不是唯一标准，也不是直接衡量各部门、各单位工作的具体标准。要防止和反对把生产力标准与具体工作标准混同起来的错误倾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种分工的复杂系统，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具体工作标准，如文艺领域有艺术标准，教育领域有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标准，部队中有战斗力标准等。生产力标准相对于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标准，是从“归根结底”和“最终”意义上讲的。它告诉我们，无论什么部门和单位，其有效的工作最终都应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各项具体 工作标准都必须体现和服务于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但决不能用这个根本标准去取代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因此，贯彻生产力标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根本标准”与“具体标准”之间的关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要结合“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生活水平标准,，全面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标准是核心，而综合 国力标准和人民生活水平标准不仅是生产力标准的展开和具体化，而且是对生产力标准内涵 的丰富和深化。所谓综合国力就是国家物质力量、组织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外交力等方面，它既体现生产力标准对社会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生产力标准不能完全涵盖的特殊内容。而人民生活水平标准，则是从生产力和综合 国力的客观尺度进一步上升到满足人民需要的主体价值尺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 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具有最高价值观性质的标准。因此，,三个有利于”标准具体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与综合标准、客观尺度与主体尺度的统一 。我们在理解和运用“生产力标准”过程中，要坚持彻底性和全面性的统一，切忌片面性和简单化。
第四、要从静态事实和动态发展的统一中把握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任何一个民族、社会的生产力的现实水平，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起点；不同民族、社会的生产力达到相同的水平，时间有长有短，速度有快有慢。不能仅仅以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判断社会的进步，而要从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发展速度的统一中考察社会的发展，即从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视角来判断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总之，应当从静态事实和动态发展的统一中把握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从静态上看生产力的现实水平，是一种横向比较，单从这一视角看，资本主义制度似乎优于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从动态上看生产力发展的起点、手段、效果、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就是一种动态的纵向比较。这样一比，社会主义无疑优于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这是因为：1、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大多建立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东方社会，起点较低，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却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2、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目前高于社会主义，但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生产社会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限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使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式和途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则是社会主义改革 。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基本矛盾的解决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因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的必然现象。有阶级存在，就一定会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争取和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是阶级斗争的实质内容。 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为了使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总是凭借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和掌握的国家权力，对被剥削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被剥削阶级处于贫困的境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就是对阶级剥削的深刻揭露。即使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的 两极分化、阶级差距更为扩大，雇佣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人类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既是一部生产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阶级斗争的作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它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阶级斗争推动了同一社会形态自身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量变阶段，阶级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或者直接摧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某些最腐朽的部分，或者迫使统治者采取某些社会改良措施，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作局部调整，或多或少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例如，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其间曾发生了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些斗争虽然没有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但每次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王朝，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欧美无产阶级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等等的经济斗 争，也迫使资本家的剥削方式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推动了生产力的 巨大发展；其争取民主权利等等的政治斗争，更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阶级斗争的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阶级社会中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质变过程中。虽然新的代替旧的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这种代替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生产关系就会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变革旧生产关系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要把这一要求变为现实，还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和斗争。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维护已经腐朽的生产关系，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这时，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把反动统治阶级赶下历史舞台，使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取代旧的生产关系，进而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
最后，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阶级斗争不仅推动阶级社会本身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 发展，而且最终必然造成这种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级矛盾发展到了顶点，并将通过阶级斗争最终消灭一切阶级，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 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这表明，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社会本身发展 的直接动力，而且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直接动力。
三、革命与改革在社会发展重的重要作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而社会历史的发展则是通过社会变革展现的。革命和改革就是社会变革的两种基本的形式。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社会革命则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形态的新旧更替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的。社会革命不是指社会生活个别方面的变化，而是同整个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相联系的。它是革命阶级为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社会革命的实质是进步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首要标志是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手中转到革命阶级手中社会革命的作用：社会革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阶级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环节和手段。进步的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采取社会革命的手段，才能摧毁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为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扫清道路，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也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冲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
社会革命的根源：社会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任何革命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内在的根源和深层动因。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 页。)这就是说，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活跃易变的生产力则是它的终极动因。
2、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及其根源社会革命和改革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社会革命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是社会发展中质的飞跃。社会改革是在保持社会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社会制度的实现形式或某些环节和方面进行的变革，是社会发展中的量变 或部分质变。社会改革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革命性的改革，即在坚持根本制度不变的前进下，对具体的社会体制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这是社会发展中的部分质变；另一种是改良性的改革，也称社会改良，是对社会制度或体制的某些环节、方面进行局部调整，是一种量变。
社会改革的根源：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和途径，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就是在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这两种变革形式的相互交替中发展的。同社会革命一样，社会改革就其根源来讲，它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客观要求。当社会处在量变阶段时，某些阶级或阶层为什么要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局部调整或改良?就是因为它与生产力的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或阻碍；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使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受到破坏。当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有些改革是自觉推进的，有些改革是被迫进行的。但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改革，它都不是人们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由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 因此，生产力不仅是社会革命的深层动因，而且也是社会改革的深层动因。
改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会改革，作为历史观范畴，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谓社会改革的普遍性，是指社会改革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存在于人类有史以来 的各种社会制度之中，并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战国时代秦 国的商鞅变法，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的建立；汉朝初年 的改革，带来了封建社会前期的“文景之治”和汉武帝强盛时期；唐朝前期的改革，带来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此后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元、明、清时期的各次改革，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古代的历史是如此，近现代历史也同样如此。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改革的浪 潮更是此起彼伏。资本主义在改革，社会主义也在改革；发达国家在改革，发展中国家也在改革。可以说，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猛烈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所谓社会改革的特殊性，是指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社会改革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就宏观来讲，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私有制社会条件下的改革；一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改革。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改革，无论是在改革的组织领导、改革的目的和出发点上，还是在改革内容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上、改革主体的自觉性上、群众参与程度上、改革的作用效果上，都有着不同的性质或特点。
社会主义改革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改革。社会主义改革，就其性质而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根本制度的变革，而是对具体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调整、完善或革新；它依靠的是社会制度自身的力量，自觉地去兴利除弊；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适合时代特点和国情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 体制，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坚持社会主义的“不断改革论”：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归根结底是由社会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客观现实状况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式和途径只能是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矛盾，它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但是，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其具体体制甚至可能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只有自觉地不断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才能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二,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身实践进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的彻底否定。但是，作为一种新事物它往往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它一开始不可能就十分完善，要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因而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就显得十分艰巨。第三，社会主义改革又是迎接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挑战的必然选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比优越性，比吸引力，以解决在历史的选择中谁能最后取胜的问题。可以说，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性竞争的重点，已从过去的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进行改革，使自身体制具有充分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和现代化管理方式的能力，就难以在同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取胜。所以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我们来看一段音像资料统揽国际经济、政治的基本现状，洞察全球势态走向，我们深切感受到，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第二节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活动，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的发展,而且推动社会观念形态的变革。考察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
科学技术是科学和技术的统称。要了解什么是科学技术，首先要搞清楚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
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本内涵：科学是正确反映事物本质及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系统化、理论化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 维知识的总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的本质决定着它的基本任务是，以概念、原理、定律等知识形式，正确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和过程，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以及科学实验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大，科学知识的积累不断增加，学科不断分化综合，当今学科总数已达到6000多门，这些不同的学科按照大的门类进行划分，可归结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科学”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其本义有“学问”、“知识”等意思。 19世纪，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这一表述至今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科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以及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与深化，科学也在不断的分化与综合。
技术的基本内涵：广义的技术是指人们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利用、改造世界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狭义的技术专指生产技术，表现为生产过程中活动方式的控制操作手段、程序与方法。“技术”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义是指个人的技能、技艺和技巧。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技术活动的领域大大拓宽。一方面，技术不再是单纯经验的产物，而主要是科学物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技术活动中软件的作用和效益已超过了硬件，以“柔弱胜刚强”的崭新姿态赢得了第一把交椅。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和技术彼此密切相联，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科学是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技术是科学发展的手段；科学所解决的是“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技术所解决的是“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科学提供可能，技术变可能为现实；科学活动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到理论、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技术活动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由理论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科学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知识形态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等；而技术的成果主要是物质形态的工具、机器、设备、装置等；科学的职能在于发现世界、认识世界，技术的职能则是利用世界、改造世界。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具体表现：一是科学日益技术化，例如，研究基本粒子，就离不开加速器、电子计算机和调整摄影等技术；二是技术日趋科学化，如核技术、核工程就离不开高能物理学的理论指导。一句话，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可以说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
科学技术的特征: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实践活动。作为知识性、实践性有机统一的科学技术，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是创造性。创造性是科学技术的灵魂。这种创造性表现在基础研究中，就是发现新事实，创造新概念，提出新理论，揭示新规律；在应用和开发研究中，就是创造新工艺，寻找新方法，制造新产品。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科学与技术不断开拓与创新的过程。一根木棒经过加工是一种原始的点播种子的工具。如果在木棒上加上横木，可以用脚踏就成为耒耜，是一种翻地工具。这种工具把原始农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锄也是一种翻地工具，如果将其构造和使用方法加以变更就是犁，加牲畜带动就是犁耕。犁耕标志着传统农业的诞生。再拿蒸汽机来说，原来它是煤矿上用来抽地下水的工具，瓦特对其作了重大改进，加上冷凝器，使热效率提高，又把传动部分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运动等，使之最终成为应用广泛的动力机。蒸汽机和手工纺织机结合成为机械纺织机；蒸汽机和船结合成为蒸汽船；蒸汽机与一节节车厢相结合成为蒸汽火车。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突破。到了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创造性特征更是随处可见、随时可见，不胜枚举。例如，电的发现，带来了电灯、电话、电影、电视、电子计算机、电力机车等一系列新技术。如今我们从电子时代正走向光子时代，信息传输已从电传输走向光传输，信息处理也将从电处理走向光处理。这些例子无不体现着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特征。
二是探索性。科学探索的任务就是把“未知”变为“已知”，把理想变为现实。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需要勤奋、耐心和勇气，“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以探索宇宙为例:
古代，人们用肉眼遥望夜空，在想象的世界里描绘着“嫦娥奔月”的故事，传唱着“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银钉”的童谣。
近代，当伽利略把他自己发明的望远镜首次对准天空时，人类的视野便在瞬间内扩大了，他们看到了更远的天体，数到了更多的星星。
20世纪，气球、飞机以及后来火箭的发明，使人们有可能离开地面，在空间观察星空。
1961年4月12日，苏联人尤里一加加林乘坐飞船在太空中环绕地球航行了108分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人类第一次在远离地球的上空目睹了自己家园的外貌。
1969年7月21日，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号”宇宙飞船成功地在月面上实现了软着陆，圆了人类一个久远的梦想。
当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的最后一个阶梯迈向月球表面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但是，对于人类来说，这却是跨出了一大步！”
随着空间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行星间的距离变近了，世界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了。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旧观念走向新观念，……这都是科学的探索精神所带来的奇迹。
三是连续性 。任何一项重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与同时代人协作，并且经过艰难的探索之后才获得的。牛顿有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歌德说：“在许多问题上我的说法跟别人不同，但是我的知识得归功于他们，也得归功于那些最先为这门学说开辟道路的人。” 16世纪，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把宇宙扩大到了太阳系，证明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到了17世纪，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突破“太阳中心说”和宇宙有限的观点，描绘了宇宙无限的图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宇宙无限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星云说”，剖析了太阳系演化的历史，打破了宇宙不变论，指出银河系是由许多“恒星宇宙”组成的“大宇宙” ；19世纪，科学家在康德“星云说”的基础上又指出，太阳并非宇宙的中心，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20世纪，随着射电望远镜的运用，人们的眼界越出了银河系，扩大到银河系以外的更多星系，于是“大爆炸宇宙学”发展起来了，证明银河系也不是宇宙永恒不动的中心。这是天体宇宙学的又一大发展。在这里，如果离开前人的知识和成就，后人是绝对不可能把对天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今天的水平。
科学技术的上述特征彼此不是孤立的。探索性在于发现，创造性在于突破，连续性在于继承和发展。没有探索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连续。创造性、探索性、连续性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描绘出了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
我们了解了科学技术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再来看看第二部分。
2、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科学技术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中社会需要是科技发明与创造的“实际的支点和刺激”。但科学技术一经形成，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关键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高新科技在生产和人类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表现为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含量成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随着社会生产日益向深度、广度和精度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设备应运而生。特别是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出现和电子计算机以及通信网络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诸要素的关系不再是“加法”关系，也不是“乘法”关系，而是“指数”关系。对此，我们来看一段音像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达到70%至80%，其中，美国和日本的科技进步在工业发展中的贡献率分别高达82%和97%。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第一生产力，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核心资源、战略资源。高新技术知识是一种能够产生高附加值的财富。据统计，50年代有代表性的产品是钢铁，每公斤不到一元；60年代有代表性的产品是汽车、洗衣机、电冰箱，每公斤30至100元；70年代有代表性的产品是微电脑，每公斤是1000多元；80年代有代表性的产品是电脑软件，其重量微乎其微，但知识密度、科技含量极高，每公斤产品的价值比70年代产品提高百倍、千倍、万倍。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地位与作用。
（1）科学、技术与生产日趋结合、统一的历史进程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在古代和近代，由于科学领域、技术领域以及生产领域都相对狭窄，因而科学和技术、科学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常常落后于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以至在科学理论上尚未搞清楚的问题，在技术和生产上却可能首先实现它。比如蒸汽机，它在热力学理论出台以前已经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了。另一方面，科学虽然有时因其自身的矛盾运动而出现新理论，但却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例如，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创立到电力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就间隔很长的时间。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跨入一个新时代。高新技术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随着机械自动化、电脑智能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科学试验室迅速社会化、工厂化、生产化，出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与同步化趋势。
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与同步化，对生产力各要素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对劳动者本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随着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 的转化，知识与信息成为“知识资本”，简称“知本”，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成为创造财富的“知本家”。
当今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是思想、智力。人的智力和想象力可以把看来无用的东西、廉价的资源变成宝贵财富。人们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可把沙土中的沙粒变成半导体和光导纤维的重要原料，其价值高于黄金。在各国经济活动日趋国际化的今天，高新技术可使资源的地理位置在国力竞争中失去决定意义。
有人形象地说，农业经济时代人们是“先干后学”,正如一句俗话所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工业经济时代人们是“边干边学”，类似于工厂车间里师傅带徒弟的生产形式；以科技为先导的知识经济时代则要求人们“先学再干” （字幕），即只有在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具备一定科技素质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生产与管理。可以说，知识经济时代是科学、技术、生产“三位一体”的时代。
（2）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知道，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是生产力中独立的实体性要素，被称为生产力的“硬件”；科学技术则属于生产力中非实体性的渗透性要素，被称为生产力的“软件”。只有“软硬兼施”，才能促进生产力系统的良性发展。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作为劳动者，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现代社会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不再被仅仅理解为四肢健全、肌肉发达的人，而是知识化、技能化、富于创造力的人。人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几千年来，人类的体力变化不大，甚至还有所下降。变化最大的是人的智力。正是人类的智力劳动创造出惊人的生产能力。透过这些生产能力我们发现：成就的背后站着科技。
科学技术与劳动工具：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使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进而使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机器人、微电脑、激光刀、数控机床、磁悬浮列车等等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无一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物化和结晶。无一不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中坚。
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科学技术能够使人类不断开辟新的劳动对象，扩大劳动范围。自然界中的许多东西能否进入人们的实践领域而成为劳动对象，同样取决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如海洋资源、地下矿产资源、核能资源、太空资源、南极资源等等，虽然早就客观存在着，但过去人们只能是“望源”兴叹，无法开发利用，只有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些资源才逐步进入人类的劳动过程，成为劳动的对象。
可以说，在多种要素组成的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处于“灵魂”的地位。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关系及生产结构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会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是改造自然的手段，而且是改造社会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这样评价中国古代发明的意义：“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又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2页），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密切联系。 1856年，马克思在一次演说中，还高度评价了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4页）。
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直接引起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的重大变革。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电视和传真、程控电话、激光照排、办公自动化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为生产和协作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技术条件。跨国公司、跨国生产、跨国就业应运而生。例如，一架波音747飞机，零部件就有450万个，其生产与组装由6个发达国家的一万多个大、中、小企业共同分工协作完成。这种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与协作，促进了世界各地生产技术的优势组合，达到集约化生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效益。
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生产力的先导，对生产关系与生产结构影响深远；那么，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力量，对于人们观念的变革，同样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技术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首先，科学技术与宗教迷信是尖锐对立的。恩格斯说：“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更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页）。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每一新成果的出现，都直接冲击并动摇着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冲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神创论”的冲击。
科学科技还是反对伪科学的有力武器。伪科学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现代封建迷信，它们往往借用现代科技的一些名词概念，以超自然、超科学的神秘主义为手段，鼓惑人们放弃对科学、知识的信仰，放弃理性思维，放弃生活的理想与信念，最终把人变成失去判断能力的精神奴隶。法轮功所宣扬的歪理邪说，就是伪科学的集中表现。显然，科学精神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伪科学以及一切封建迷信的克星。科学思维与科学实验是揭露伪科学，打击形形色色邪教组织的有效手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善人们的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从而推动社会政治思想、法律思想、艺术思想的变革，进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消费观念以及婚丧嫁娶等观念不断更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广大劳动者从传统的单一化工作中解放出来，精神生活丰富起来了，文化品位高起来了，学习的渠道也多起来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例：“多媒体技术”引入课堂，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针对性，把教学和娱乐融为一体；“远程教育技术”突破了传统意义中的学校围墙与地理界限，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也改变着人们受教育的观念；信息网络技术则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互助意识、创新意识、民主意识。例如政府上网，就便于群众更好的监督，改善机关工作作风，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总之，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活动，不仅深刻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推动社会观念形态的变革。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页）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
二、科学技术革命及其作用
当今，新技术浪潮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席卷全球。面对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认真研究对策，调整发展战略。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都把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看作提升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契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对我国来说，任务艰巨，意义重大。这场挑战，对我国不仅是技术和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它关系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世界近代史上，许多落后国家后来居上，靠的是技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懈动力。而满足于进口替代型产品，只能受制于人。我们唯有在消化、吸收外来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才能实现跳跃式发展。国际科技与经济的竞争，关键是科技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的竞争。发达国家高技术企业中，科技人员占总员工的半数左右，甚至工人基本具备大专文化水平。为此，我们只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科教兴国，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总之，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巨大的。从经济发展上讲它是生产力；从政治上讲它是影响力；从社会发展上讲它是推动力。科学技术正以一种空前的威力，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全面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活。
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79页）。作为跨世纪的军校大学生，我们应当勇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认真落实江主席的“五句话”总要求，努力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振兴和腾飞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们还需要从总体上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功能作用，但这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的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有力的杠杆”，但不是唯一动力。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整体性的综合效应。如果撇开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撇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仅仅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就很难说明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封建制度的成熟程度也远远高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社会，但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因此首先在中国确立。相反，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经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传到西欧后成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在“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罗盘针沦为风水先生的牺牲品，火药则在爆竹、烟花迎神送鬼的“毕剥”声中了却了使命。这个反差充分说明，科技本身是不能独立形成气候的，它只能在适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环境中才会脱颖而出。显然，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市场的机制为这些技术发挥作用提供了用武之地。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巨大杠杆，而不是唯一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单是这一种力，而是一种“合力”。还是邓小平讲得好：“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66页）。
三、科技革命与“全球问题”
1、“全球问题”
人类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奋斗中，极大地发展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人对自然界的巨大干涉能力，人类对自然平衡的干预已超过了自然界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使不同水平的自然平衡都已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明显地带来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后果，从而产生了触及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全球问题。全球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问题。
环境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人和自然的矛盾，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应该有一种协调关系。全球问题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自然而又失去控制所引发的，当人类只看到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一面，而看不到自然报复人类的一面，甚至把自然视为统治、征服的对象而为所欲为时，全球问题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这就告诉了我们，科学技术的能否造福于人类，关键在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取决于人类对科学技术应用的合理控制。我们必须看到，全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社会进步乃至全人类进步的复杂问题。为此，解决全球问题应当树立统一的辩证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指导，增强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和全球意识，变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创造合理利用科学技术的社会环境，确立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自然的统一，协调发展的整体观念，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对话。
2、可持续发展伴随着全球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与环境保护。1980年，世界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应考虑后代人的需要。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00多个国家的首脑签署了著名的地球宣言，即《21世纪议程》，提出了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即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两者相辅相成。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强调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时，要保持人与自然乡和谐的关系；二是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的发展和消费时，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平等。这就需要极大地提提高人的素质，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当代人与下一代的关系。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具体地说，是要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这是获得持续发展的有利保证，是当代人权利和义务有效统一的有效体现，是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体现，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留下“环境赤字”。
第二，要处理好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当代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光靠技术办法是不行的，还要求在人类价值和社会制度方面来个根本变化，必须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及权力结构，改变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改变人类的观念和行动方式。
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和体现，否认这一点就会产生两个极端性的错误认识：一方面表现为以停止发展为代价而单纯追求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防治的“零度增长论”；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而单纯追求发展的“先污染后治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观念和发展战略，它具有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意义。第一，它表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一旦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第二，社会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类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无疑应该把人类利益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应同时尊重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而且还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应从更宽的视角和更深的层面去不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把人类的内在尺度和客观世界的外在尺度统一起来。
第三节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主体和稳定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和从事精神财富生产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在阶级社会中包括所有促进社会发展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不同的国家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构成，但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的含义是，在参与历史活动的一切人中，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一、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观民本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也有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过贵民、重民的思想。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19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也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法国革命中的力量，认为历史并非从国王开始，而是从人民开始，历史著作首要任务是描写人民的命运，而不是描写个别显要人物。这些观点相对于以往把英雄豪杰奉为历史主宰的社会历史理论而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在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这些重民的思想也不占主导地位。同时，这些思想以承认剥削阶级的统治和服从这一统治为前提，目的是维护和改善剥削阶级的统治，因此，虽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终未超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范围。所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史观一统天下。历史唯心主义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贬低或抹杀劳动群众的作用，把英雄人物或绝对理念看成是历史的创造者。
唯意志论认为，少数英雄人物的意志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而人民群众不过是一群消极被动的、无所作为的“群氓”，只能听任他们的摆布。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霍尔巴赫等人把历史归因于历史人物的自觉意图，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因某个统治者的脑子里有某个“原子”作怪，就完全变更其方向，而民众则是无知、轻信和惊慌失措。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玛斯?卡莱尔宣称：世界史“实际上是一部在地球上建立功业的伟大人物的历史”。 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把人民群众视为无数个“零”，认为只有在他们前头添上英雄人物“实数”的时候，才能变成有效的数字。德国哲学家尼采鼓吹“超人”哲学，称历史的意义就在于“超人”的诞生，“超人”具有“决定一切的力量”，“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一堆任人使用的无定形的材料，是一块需要雕刻家加工的石头”。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断言“大人物心里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提出什么“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等。
宿命论认为，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如“天意”、“上帝”、“绝对精神”等，而少数英雄人物则是这种神秘力量的代理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奴隶主贵族是“神”用“金子”做的，具有统治能力，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神”用“铜和铁”做的，只能被人统治。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宇宙精神”是历史必然性的基础，历史人物不过是“宇宙精神”的受托人。
唯心史观虽然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之分，但本质都只有一个，即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张英雄或某种神秘的力量决定历史的命运。
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人类历史上尽管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但是，它的片面性是很明显的。列宁认为，唯心史观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局限于考察人们参加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揭示这些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没有摸到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二是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相反，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不仅避免了这两个主要缺陷，摸到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而且把这两个极为重要、密切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看作是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一个关键。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 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包含着不同的内容。但是，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财富生 产的体力劳动者和从事精神财富生产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都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
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社会历史过程都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没有社会实践活动,就没有社会的一切，因而也就没有社会的历史，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对此，(人民群众的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就必然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存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从原始的石器到现代的机器，从昔日的独轮车到今天的航天飞机，无一不是出自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手。正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生产工具，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力的水平，才创造出人类的物质文明，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第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源泉。人类一切精神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都在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之所以能在精神生产领域做出自已的贡献，归根到底都是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集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为基础的。古老的天文学、数学和力学，是在古代劳动人民的农牧、建筑、航海等生产 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经典名著也大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成的。例如，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创作的。离开了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精神财富的创造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外，劳动人民还直接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从古至今，我国和世界上许多优秀的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和文学作品以及许多重大的科技发明和创造，都直接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比如我国明代著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余种，药方一万一千余个，药物形态图一千一百多幅，都是李时珍深入民间调查，向农民、樵夫、猎户、药家请教而写成的，可以说是群众医药实践的结果。
第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的，是社会自身内在规律决定的，而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实现的。人民群众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者，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身份，显然极为突出，劳动群众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形态变革的主力军。千百万人一旦开始行动起来，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腐朽的反动统治。没有平民大众参加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5页）无产阶级肩负创造新社会的历史重任、同样要联合农民群众和其它一切革命力量。展开英勇的斗争，才能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在谈到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中必然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指出：“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多，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7卷，第231页）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凭空地创造，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要在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从事创造活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总是要受到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精神文化条件的制约。
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杰出人物及其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又承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任何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和历史的参与者，都对历史的形成发生着某种影响作用。当然,有的是起促进作用，有的是起阻碍作用；有人作用大些，有人作用小些。
杰出人物,是指那些反映时代要求、推动历史进步、并在历史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知名人士”。杰出人物既包括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包括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
杰出人物作用:
杰出人物，特别是杰出的政治家，由于他们在知识、才能、品质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素质，往往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社会的发展趋势，顺应时代潮流，集中群众智慧，提出新的理论，并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为实现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斗争。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集中体现了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对推动现代世界的进步起到了其他任何英雄豪杰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巨大历史作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仅使人类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实践，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整个东方世界的觉醒。而在 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为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迈出了划时代的步伐。
时代造就英雄:历史人物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他们一旦出现于历史舞台，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影响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但又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是完全顺应着这种趋势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最终决定着个人的活动范围，这是任何个人甚至最卓越的杰出人物都无法超越的。
杰出人物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任何杰出人物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即“时势造英雄”。那么，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势，是怎样创造出英雄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时势召唤英雄。一个时代，特别是世界历史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转折时期，都会召唤自己的伟大人物出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当生产力条件或历史任务需要时，时势好象在张榜招贤，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成熟了的历史任务面前。例如，在中国历史上，适应封建社会结束长期分裂和混战的局面，实现统一的时代要求，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秦始皇。秦朝末年，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有一触即发之势，形势召唤着能够率领千百万农民投入斗争的人。当此之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而响应，使他们在这方面的才能得以发挥出来。在汉民族的历史上，每当异族统治者入侵和民众奋起抗击的形势到来时，总要出现象“精忠报国”的岳飞、“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在清朝末年，适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产生了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进入现代社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亿万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形势，唤起了无数不愿做奴隶而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抗日英雄。在世界历史上，适应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产生了著名的政治家克伦威尔；适应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产生了罗伯斯庇尔等著名的政治家；适应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产生了无产阶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每个时期的时势都发出这样的呼唤，呼唤英雄的出现。可见，任何卓越人物的产生都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中国有句古语，叫“应运而生”。抛开其神秘的色彩，给“运”以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在今日的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它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需要一批批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物为之献身。这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所造成的，正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辈出的时代。
时势锻炼英雄。时势又象是大学校或大熔炉，培养和锻炼了人们，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就是在其中造就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时势，提供了以往所没有的或罕见的机会，使在平时默默无闻的人被培养和锻炼成杰出的人物。历史人物既然是应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出现的，那么，就有便于卓越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这也是必然的。普列汉诺夫说：如果法国封建制度再延续几十年，拿破仑也许终身不过是个不大著名的波拿巴上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会使他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物。而拿破仑手下的那些元帅和将军，在1789年，弥拉特、苏尔特也还只是军曹，奥什洛是剑术教师，朗恩是个染匠，古维昂?圣西尔是个戏子，马尔蒙是个排字工人，茹诺是个法科学生。所有这些人虽然都有很大的军事才能，但是旧制度不会容许他们施展这种才能。可见，特定的历史条件提供了以往所没有的机会，把在平时默默无闻的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把他们锻炼成强有力的个人。
我国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义革命，锤炼了多少人民的英雄！昔日的放牛娃、煤黑子、陶工、店员……，在革命的斗争中成为将军和领袖，不愧为时代的精英。英雄豪杰，并非天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任何真正的英雄都要经历艰苦的锻炼，而时势则提供了这种锻炼的条件。
时势筛选英雄。古语云：“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拔群者为雄。”英雄都是在比较和竞争中确认的。但具体的历史条件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因而时势也会把平庸的人暂时推上舞台，甚至造成枭雄以至奸雄，让他扮演一下英雄的角色。不过历史的大趋势终究如大浪淘沙，它根据能否满足时代要求以及满足的程度，把真正杰出的人物筛选出来，把相形见绌的人物置于次要地位，逐步淘汰那些落伍者、投机者、变质者等等。时势的筛选作用，对于保障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物的质量以及历史任务的完成，是必不可少的。
“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规律告诉人们：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要受社会种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历史人物作为阶级的一员，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代表一定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体现本阶级的面貌和属性，其作用当然又要受阶级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首先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从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来衡量其是非功过，不能按个人的好恶和政治上的需要去论定，既要反对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也要反对把历史人物任意拔高，甚至把古人理想化、现代化。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卷，第154页）同时，要将历史人物同他所属的阶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分析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以及他在当时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科学的阶级分析必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每个历史阶段和历史事变中的主要人物，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历史剧的“剧中人”。作为“剧作者”，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从事历史活动，影响历史发展进程；而作为“剧中人”，他又只能随着历史剧情的发展和安排去扮演某种特定的角色，直到这幕历史剧的结束为止 。可以说，“剧作者”与“剧中人”的比喻是对所有历史人物和政治领袖历史地位及作用的最生动的揭示。
2、普通个人的作用对于普通人的历史作用，过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肯定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也是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原理。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书信中曾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又说“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抵697页）恩格斯的“合力论”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每一个追求自己目的的人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无数的人按不同的方向活动，这些活动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普通个人的大量的日常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构成整个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社会是一个网络，普通个体在这种网络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各自占有一个位置。
参与历史活动的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普通个人也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情来。作为人民群众一员的普通个人，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地工作，如涓涓地细流倾注进历史发展地长河。在事关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人类命运地事情上，普通个人做出的正确选择和行动都包含着伟大的性质。普列汉诺夫说过：“……不仅那些‘发起人’，不仅那些‘伟大’人物拥有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场所。凡是愿用眼睛来看，愿用耳朵来听，愿拿一颗诚挚的心来爱护亲近人的人，都拥有这种场所。‘伟大’一语是个相对的概念。在道义方面说，每一个如圣经上所说愿意‘舍己救人’的人都是伟大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5页）伟大并非高不可攀，平凡之中可以见出伟大，普通个人也可以显示出自己的伟大来。正像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有普通个人发展而来的。主要根据是：一方面，任何杰出人物首先都是作为普通个人而存在的，尔后才发展成为比普通个人更为特殊的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另一方面，普通个人的活动场所是杰出人物的诞生地。杰出人物，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升、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者法拉第等，正是在这种现实的生活环境中磨练意志、提升素质、施展才能的。
第三，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普通个人有可能对历史发展产生“超常性影响”。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来临，普通个人的作用和地位在不断提升，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可能扮演主角，人人都可以扮演主角。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引出了“网络民主”、“网络无权威”的讨论，人的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发展的社会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总之，承认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唯物史观关于历史主体作用的理解。历史的主体要通过它的个体形态得到充实和发展，不研究个体形态的性质和功能，历史主体的活动就不可能体现出多样性的统一。忽视对普通个人历史作用的考察，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解必将陷入空洞的抽象，极易在实践中被任意歪曲。其次，只有承认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才会真正在实践中尊重普通个人的价值，确认普通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进而激发出每个社会公民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主人翁感。
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作用的一致性首先，杰出人物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任何杰出人物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即“时势造英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所造成的“时势”，就象大浪淘沙一样，把那些能够代表群众利益、满足群众实践要求的杰出人物筛选出来，推到历史的前台，并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陶冶和造就他们，使之成为群众的杰出代表。
其次，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人民群众 。杰出人物只有依据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才能提出正确的理论和思想；杰出人物提出的纲领、路线和主张，只有反映广大群众的愿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并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化 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杰出人物所以能够干成一番事业，都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民心和民意，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任何个人，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一事无成，就象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脱离他的“大地母亲”一 样，招致惨痛的失败。总之，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无论如何巨大，归根结底都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发挥的，都包括和表现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总体过程中。
3、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内容群众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的根本观点，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并把历史观上的群众观点与认识论上的 实践观点统一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一条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运用于实际斗争，使之中国化、实践化，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一切为了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除了人民的利益外，这个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把“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定路线，立标准，一切都要着眼于群众的根本利益。象焦裕禄、孔繁森那样，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象邓小平那样，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 作为衡量我们的工作好坏，成效大小，以及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我们来看一段音像资料
“一切依靠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我党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和拥护。几十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党只有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在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是抵御敌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我军为什么能创造出“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军队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打的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更加艰巨的历史重任，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是，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克服不了的困难。
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保证了党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因而它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路线上，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二是在组织路线上，党的各级组织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走群众路线,要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研究问题，做出决议，选拔任用干部，领导并广泛发动群众去完成各项任务。三是在思想路线上，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群众的实践和实际利益出发，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把群众中分散的意见、建议和经验收集起来，经过分析综合，加工制作，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形成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已经形成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再拿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解释和贯彻，并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它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是完全吻合的，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 观是完全一致的。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革命战争时代，残酷的斗争环境使我们党和军队 一刻也不敢脱离群众，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我们的党组织和军队就无法生存。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直接威胁个人生命的危险解除了,在这种条件下，有些党员和干部，就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员经不起考验，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打了败仗，出现了腐败作风,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把 加强党的建设、转变党风、改善党群关系问题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党风问题的实质是党 群关系问题，党风的好坏决定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又决定党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一开始就把这一问题摆到首位，早在十三届六中全会，就专门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后来又一再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执 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冷静地思考这一问题。历史条件变了，社会地位变了，但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为人民办实事的原则不能变，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变，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的态度不能变。一句话，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首先，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观念。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其次，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和改善国家机构，防止各级干部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子。第三，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领导和群众关系上最实际、最明显、最敏感、最损害群众利益和压抑群众积极性的一种表现。因而必须加以破除。
近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乐于以“父母官”自居，乐于拿“父母官”取代“公仆”，似乎“父母官”比“公仆”更时髦、更体面。这种现象任其膨胀，势必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造成不良的影响。
首先，“父母官”是封建官吏的称谓，其核心思想是“官本位”。因此，“父母官”的心态有可能使领导干部摆出“救世主”的架势。固然，封建时代也出现过象包拯、范仲淹、林则徐一类“爱民如子”的清官，但更多的是贪官、昏官、混官。因为封建社会官与民的关系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人民群众对于自己的“官老爷”只有服从权，没有选择权。“老子”是“一家之主”,“为民做主”既是一种“特权”,又是一种“恩赐”。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的体现。
其次，“父母官”的心态不利于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父母官”往往带有“家长作风”，这就难免要冷落民主，危害党的工作作风，以权力对抗科学，以权力的价值消解科学的价值，以局部利益代替全局利益，以“土政策”代替国家的法律法规，致使“地方保护主义”呈蔓延之势。
再其次，“父母官”的心态易于使人放弃远大理想，有了一点成绩就不愿再艰苦奋斗，为群众办了些实事，就认为到了该捞一把的时候了，忘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最终会滑进腐败的深渊，堕落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贪官。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和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腐败堕落的心理路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父母官心态对人民群众也有负面影响，它奴化群众的思想意识，弱化群众的自主行为，不利于群众行使民主监督权力，不利于群众塑造开拓创新精神。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父母官”这一概念落后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甚至与资本主义制度也格格不入。早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就对封建社会的官民关系深恶痛绝，提倡“公仆”原则，反对“官僚”政治，并打比方说：“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官吏如公司之办事员，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进而喊出了“为民众服务”的声音。那么，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为什么“父母官”的意识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还“挥之不去、招之即来”呢？原因有三：一是我国曾经历过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改造思想”的教育；三是我国的民主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群众参与的渠道还有待拓宽。只有进一步落实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评议权、选举权和罢免权，“父母官”意识才能从思想上逐步根除。才能使干部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有机统一起来，统一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来。
总之，“父母官”与“公仆”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内涵：“公仆”是法治精神的体现，“领导就是服务”；而“父母官”则是封建意识的残留，“领导就是父母”。父母官为群众办好事仅仅靠道德、修养来支撑；公仆为群众办好事，主要靠民主与法制来规范。父母官与群众的关系是老子与儿子、恩泽与被恩泽的关系；公仆与群众的关系是儿子与父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而“父母官”的提法与做法恰恰有背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因此，克服“父母官”意识，树立“公仆”意识，不但是个概念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也是当前“三讲”教育中需要引起注意并加于解决的思想问题。
目的要求,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把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动力看作一个系统。学习这一章，要着重掌握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要深刻理解科学技术的内涵、特征与功能；要在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和评价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主要内容,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二、革命和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三、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巨大杠杆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教学重点,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科学技术的内涵、特征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个人和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
第七章社会规律与历史主体人类社会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那么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哪里？这是本章所要揭示的内容。社会发展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自觉地投身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伟大实践活动之中。
第一节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包括多因素、具有多层次的综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最深层次的动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并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始终； 它制约着其它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及面貌，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发展变化情况也不一样，其中，直接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处在经常不断地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在生产力的系统里，通常是生产工具先发生变化，而后其他要素也跟着发生变化。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经常发生变化，但同生产力比较起来，生产关系的系统则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性质的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相对固定的形式。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1、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首先，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最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最终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区别，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状况决定的。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任何新的生产关系都难以建立。例如，石器对应的只能是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青铜器对应的是奴隶制生产关系。铁器对应的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大机器生产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内容，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应于内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常把生产力比作儿童身体，把生产关系比作衣服。当衣服大小还足以保护身体发育时，身体就可以继续发育，当衣服窄小到束缚身体、影响发育时，就得换成大号的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生产力作为主要方面，既是决定的因素，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历史上不同生产关系的交替，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例如，在使用简陋的石器工具的情况下，个人无力单独同自然界相抗衡，只能共同劳动，产生集体的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以金属工具为主的较为进步的生产力，导致了有限的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剥削他人的劳动成为可能，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金属工具的改进，特别是冶铁技术的进步，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就为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使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农民比在棍棒监督下进行集体劳动的奴隶，能提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使用手工工具逐步过渡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标志。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往往表现出某种阶段性和层次性。往往先是部分地改变生产关系，如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了小规模的、个别行业的手工工场、商品交换、少量雇佣劳动等，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成长，然后才是机器大生产的出现，要求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全面的根本变革，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代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确立起来。
新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生产力由于其内在动力而向前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与相对稳定的原有生产关系的矛盾就会尖锐起来，这时，生产力便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用一种适合新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新生产关系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旧生产关系的灭亡和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是通过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实现的。保守的或反动的势力即使在一定时期采取各种手段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情况也只能是暂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必然的，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2、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不是消极的、被动的。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形式，它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具体表现为：
首先，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因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能提供一个使生产力诸要素较好地结合起来的社会形式，能把当时各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使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作用都得到较佳发挥，这无疑是对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在历史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都是在某种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之后取得的。
其次，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就会阻碍以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不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已不能把生产力诸要素较好地结合起来，这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得不到合理利用，由此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人们虽然可通过对生产关系某些环节和方面的调节和改良而使矛盾有所缓和，甚至在某一阶段还可以使生产力仍取得较快发展速度，但却不能消除矛盾。只有当旧生产关系获得根本变革，适合生产力状况的新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后，才能使矛盾解决。
应该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情况较为复杂。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从总体上讲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也并不排除因个别环节有缺陷而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一种旧的生产关系从总体上讲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但也并不排除由于对生产关系某些环节的调整而暂时地、局部地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某些刺激作用；同时，不但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而且当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过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也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只有生产关系不但在性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不但在总体上而且在局部环节上都适合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时，才能真正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它能提高实际经济效益，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而这也就是衡量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基本标志。
3、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这种反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应当保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甚至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关系由基本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适合的辩证否定运动，就是这一规律的生动表现。这一规律的内容和客观要求表明：一种生产关系该不该变革、何时变革、如何变革，以及变革的方向等，都不能由人们的主观愿望任意决定，归根结底要由生产力的状况来决定。所谓生产力的“状况”，包括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不顾生产力的实际状况，人为地去维护过时的旧的生产关系，或者企图超越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去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都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最终必然要受到这一规律的惩罚。
掌握这一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规律是人们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根源的一把钥匙；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历史时期都普遍起作用的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防“左”反右的思想武器，它对指导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之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无论政治的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它们都产生于或根源于经济基础。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也就是说，任何上层建筑现象最终都可以从经济基础中找到根源，得到说明。不过，上层建筑本身又有其相对独立性，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上层建筑之中的一切成份，无论是被抛弃的还是被保留的，归根到底都是曾经适应于或仍然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或迟或早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谁在生产关系领域居于统治地位，谁就必然要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居于统治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形态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但直接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当然，这里的“性质”，是就根本性质而言的。具体说，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中，基本相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会有所不同，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但无论怎样，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再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它的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生改变。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当一种旧的经济基础被新的经济基础取代之后，反映并依赖旧经济基础的旧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早地要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使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当着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也会相应改变。
当然，我们说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说经济基础一旦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就会立即发生变化。事实上，由于上层建筑的每个部分都具有相对独立性，都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因而，它们的变化总是有快有慢，有早有迟。一般说来，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是以它的核心部分，即国家政权、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设施等的变革为标志的。而观念上层建筑即社会意识形态，则往往早在制度变革之前就开始变化，但其变化的完成却远远落后于制度变革，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比如，在我国，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早在封建制度被推翻以前就已经趋于破产，但直到今天，诸如封建迷信、家长作风、特权思想、个人崇拜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不管变化缓急或迟早，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最终要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改变，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2、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经济基础之所以创立自己的上层建筑，就是要它为自己服务，促进自身的巩固和发展。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通过为经济基础服务实现的。?
首先体现在服务的方向上。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方向上讲，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积极地运用政治力量、法律手段和思想影响，帮助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它又采取一切办法对那些有害于自己的经济基础的社会势力和思想展开斗争，扫除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改造旧的经济基础，从而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开辟道路。这两个方面是相反相成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服务，就是在“保护自己” 和“排除异己”的对立统一中实现的。
其次体现在服务的方式上。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方式来实现的。政治上层建筑力图把人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秩序之内，观念上层建筑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去支配人们的行动。没有这种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控制，整个社会生活就会陷入混乱状态。上层建筑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具有多种具体形式，如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作用,运用法律武器打击异己力量，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信息网络以至于教育、宗教等等。 通过这些具体的形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对社会各群体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监督，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能够正常有序地进行。
再次体现在服务的效果上。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效果来看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促进作用，一种是阻碍作用。当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而经济基础又是同生产力相适应并能满足其发展的要求时，就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如果上层建筑不能满足新兴经济基础的要求，或者它所维护的经济基础本身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就会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
3、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形态的矛盾运动。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在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总的说来它是基本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同自己的经济基础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适合。因为任何一种新的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都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因而不可能绝对地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而上层建筑则是相对稳定的，往往不能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必然发生不相适应的情形。因此，两者之间就必然产生矛盾。不过，在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阶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合是基本的，不适合是局部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也日益发展起来，而上层建筑却继续维护旧的经济基础。这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经济基础变革的要求,解放生产力，就必须变革旧的上层建筑。于是，社会形态的质变阶段就到来了。新的上层建筑取代旧的上层建筑之后，便会以自身的力量促进新的经济基础取代旧的经济基础，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历史唯物主义把这种必然联系表述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基础发展和变革的要求。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本身又适合生产力状况时，要保持上层建筑的相对稳定性；当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从而阻碍生产力发展时，要适时地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合经济基础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维护旧的上层建筑，或超越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企图“超前”变革上层建筑，同样要受到这一规律的惩罚。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关于这一规律的原理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它同样是无产阶级政党观察研究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遵循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当代中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三）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与生产力标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由于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两对基本矛盾实际上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三层结构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关系是一身二任的，它既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又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作为中介环节，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双向回环运动。这一环扣一环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两对基本矛盾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制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决定的，并受其制约，因而后者比前者更为根本；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最终解决，又依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因为上层建筑总是力图保护自己的经济基础，如果不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难以最终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这两对矛盾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整体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就其一般进程而言，首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人类为了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总是力图不断地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的各种基本要素中，生产力则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始终处在变动状态。当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应付引起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矛盾状态的变化，从而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引起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状态的变化，从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于是，人类社会也就进入 了高一级的形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全过程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由经济 基础的变化引起的，而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变化又是由生产力这个最活跃的因素决定和,操纵”的。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动 机”，是社会的动力之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
生产力标准革命导师的论述：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原理，决定了我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问题时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论证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思想，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基本思想。后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23页。)。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把这一标准加以具体化，提出评价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是否进步以及进步程度的标准，“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 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进入社会主 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强调承认不承 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之点，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衡量和评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 准，并进一步完善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是我们党和邓小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对于打破传统观念、解放思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确理解和掌握生产力标准，对于我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产力标准的基本含义：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首先，它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人类社会的进步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既有经济生活方面，又有政治、军事、科学,文化、教育、道德等方面的发展。因此，衡量社会进步也就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具体尺度 。但是，由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都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生产力必然成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其次，它是检验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的中心，这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 我们党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社会主义要求和允许的，因而都是正确的、成功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失败的。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是错 误的。
坚持生产力标准，必须防止把它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需要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对生产力标准本身要完整理解。生产力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因而生产力标准也应当具 有系统性、综合性，它包括生产力各要素功能发挥的程度，生产力的水平、速度、效益等综合指标。在实际工作中，要防止和反对片面地用生产力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项指标来代替综合性标准，决不能简单地用产量、产值、利润、速度等生产力的局部发展状况，去衡量是否 坚持了生产力标准。
第二，要把生产力这一根本标准同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结合起来。生产力标准是一个根本标准或最高标准，它不是唯一标准，也不是直接衡量各部门、各单位工作的具体标准。要防止和反对把生产力标准与具体工作标准混同起来的错误倾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种分工的复杂系统，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具体工作标准，如文艺领域有艺术标准，教育领域有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标准，部队中有战斗力标准等。生产力标准相对于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标准，是从“归根结底”和“最终”意义上讲的。它告诉我们，无论什么部门和单位，其有效的工作最终都应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各项具体 工作标准都必须体现和服务于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但决不能用这个根本标准去取代各项工作的具体标准。因此，贯彻生产力标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根本标准”与“具体标准”之间的关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要结合“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生活水平标准,，全面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标准是核心，而综合 国力标准和人民生活水平标准不仅是生产力标准的展开和具体化，而且是对生产力标准内涵 的丰富和深化。所谓综合国力就是国家物质力量、组织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外交力等方面，它既体现生产力标准对社会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又具有生产力标准不能完全涵盖的特殊内容。而人民生活水平标准，则是从生产力和综合 国力的客观尺度进一步上升到满足人民需要的主体价值尺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 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具有最高价值观性质的标准。因此，,三个有利于”标准具体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与综合标准、客观尺度与主体尺度的统一 。我们在理解和运用“生产力标准”过程中，要坚持彻底性和全面性的统一，切忌片面性和简单化。
第四、要从静态事实和动态发展的统一中把握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任何一个民族、社会的生产力的现实水平，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起点；不同民族、社会的生产力达到相同的水平，时间有长有短，速度有快有慢。不能仅仅以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判断社会的进步，而要从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发展速度的统一中考察社会的发展，即从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视角来判断社会形态的进步与否。总之，应当从静态事实和动态发展的统一中把握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从静态上看生产力的现实水平，是一种横向比较，单从这一视角看，资本主义制度似乎优于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从动态上看生产力发展的起点、手段、效果、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就是一种动态的纵向比较。这样一比，社会主义无疑优于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这是因为：1、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大多建立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东方社会，起点较低，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却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2、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目前高于社会主义，但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生产社会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限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使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方式和途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则是社会主义改革 。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基本矛盾的解决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因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的必然现象。有阶级存在，就一定会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争取和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是阶级斗争的实质内容。 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为了使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总是凭借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和掌握的国家权力，对被剥削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被剥削阶级处于贫困的境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就是对阶级剥削的深刻揭露。即使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的 两极分化、阶级差距更为扩大，雇佣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人类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既是一部生产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阶级斗争的作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它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阶级斗争推动了同一社会形态自身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量变阶段，阶级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当时的统治阶级，或者直接摧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某些最腐朽的部分，或者迫使统治者采取某些社会改良措施，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作局部调整，或多或少的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例如，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其间曾发生了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些斗争虽然没有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但每次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王朝，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欧美无产阶级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等等的经济斗 争，也迫使资本家的剥削方式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推动了生产力的 巨大发展；其争取民主权利等等的政治斗争，更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阶级斗争的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阶级社会中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质变过程中。虽然新的代替旧的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这种代替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生产关系就会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变革旧生产关系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要把这一要求变为现实，还必须通过人的努力和斗争。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维护已经腐朽的生产关系，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这时，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把反动统治阶级赶下历史舞台，使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取代旧的生产关系，进而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
最后，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集中地表现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阶级斗争不仅推动阶级社会本身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 发展，而且最终必然造成这种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级矛盾发展到了顶点，并将通过阶级斗争最终消灭一切阶级，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 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这表明，阶级斗争不仅是阶级社会本身发展 的直接动力，而且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直接动力。
三、革命与改革在社会发展重的重要作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而社会历史的发展则是通过社会变革展现的。革命和改革就是社会变革的两种基本的形式。
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社会革命则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形态的新旧更替是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的。社会革命不是指社会生活个别方面的变化，而是同整个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相联系的。它是革命阶级为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社会革命的实质是进步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首要标志是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手中转到革命阶级手中社会革命的作用：社会革命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阶级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环节和手段。进步的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采取社会革命的手段，才能摧毁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为消灭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扫清道路，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也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冲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
社会革命的根源：社会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任何革命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它内在的根源和深层动因。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 页。)这就是说，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活跃易变的生产力则是它的终极动因。
2、社会改革社会改革及其根源社会革命和改革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社会革命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是社会发展中质的飞跃。社会改革是在保持社会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社会制度的实现形式或某些环节和方面进行的变革，是社会发展中的量变 或部分质变。社会改革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革命性的改革，即在坚持根本制度不变的前进下，对具体的社会体制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这是社会发展中的部分质变；另一种是改良性的改革，也称社会改良，是对社会制度或体制的某些环节、方面进行局部调整，是一种量变。
社会改革的根源：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和途径，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历史事实表明，人类社会就是在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这两种变革形式的相互交替中发展的。同社会革命一样，社会改革就其根源来讲，它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客观要求。当社会处在量变阶段时，某些阶级或阶层为什么要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局部调整或改良?就是因为它与生产力的发展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如果不进行必要的改革，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或阻碍；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使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受到破坏。当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有些改革是自觉推进的，有些改革是被迫进行的。但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改革，它都不是人们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由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 因此，生产力不仅是社会革命的深层动因，而且也是社会改革的深层动因。
改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社会改革，作为历史观范畴，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谓社会改革的普遍性，是指社会改革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存在于人类有史以来 的各种社会制度之中，并对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战国时代秦 国的商鞅变法，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的建立；汉朝初年 的改革，带来了封建社会前期的“文景之治”和汉武帝强盛时期；唐朝前期的改革，带来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此后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元、明、清时期的各次改革，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 动作用。古代的历史是如此，近现代历史也同样如此。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改革的浪 潮更是此起彼伏。资本主义在改革，社会主义也在改革；发达国家在改革，发展中国家也在改革。可以说，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猛烈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所谓社会改革的特殊性，是指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社会改革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就宏观来讲，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私有制社会条件下的改革；一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改革。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改革，无论是在改革的组织领导、改革的目的和出发点上，还是在改革内容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上、改革主体的自觉性上、群众参与程度上、改革的作用效果上，都有着不同的性质或特点。
社会主义改革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改革。社会主义改革，就其性质而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根本制度的变革，而是对具体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调整、完善或革新；它依靠的是社会制度自身的力量，自觉地去兴利除弊；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适合时代特点和国情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 体制，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坚持社会主义的“不断改革论”：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归根结底是由社会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和客观现实状况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第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式和途径只能是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矛盾，它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但是，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其具体体制甚至可能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只有自觉地不断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才能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二,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身实践进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的彻底否定。但是，作为一种新事物它往往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它一开始不可能就十分完善，要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起步的，因而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就显得十分艰巨。第三，社会主义改革又是迎接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挑战的必然选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比优越性，比吸引力，以解决在历史的选择中谁能最后取胜的问题。可以说，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历史性竞争的重点，已从过去的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进行改革，使自身体制具有充分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和现代化管理方式的能力，就难以在同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取胜。所以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我们来看一段音像资料统揽国际经济、政治的基本现状，洞察全球势态走向，我们深切感受到，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第二节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活动，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的发展,而且推动社会观念形态的变革。考察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功能
科学技术是科学和技术的统称。要了解什么是科学技术，首先要搞清楚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
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本内涵：科学是正确反映事物本质及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系统化、理论化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 维知识的总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的本质决定着它的基本任务是，以概念、原理、定律等知识形式，正确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和过程，揭示其本质和规律。 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以及科学实验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大，科学知识的积累不断增加，学科不断分化综合，当今学科总数已达到6000多门，这些不同的学科按照大的门类进行划分，可归结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科学”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其本义有“学问”、“知识”等意思。 19世纪，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这一表述至今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科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以及科学实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与深化，科学也在不断的分化与综合。
技术的基本内涵：广义的技术是指人们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利用、改造世界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狭义的技术专指生产技术，表现为生产过程中活动方式的控制操作手段、程序与方法。“技术”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义是指个人的技能、技艺和技巧。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技术活动的领域大大拓宽。一方面，技术不再是单纯经验的产物，而主要是科学物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技术活动中软件的作用和效益已超过了硬件，以“柔弱胜刚强”的崭新姿态赢得了第一把交椅。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和技术彼此密切相联，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科学是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技术是科学发展的手段；科学所解决的是“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技术所解决的是“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科学提供可能，技术变可能为现实；科学活动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到理论、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技术活动则是从一般到个别、由理论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科学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知识形态的概念、原理、定律、公式等；而技术的成果主要是物质形态的工具、机器、设备、装置等；科学的职能在于发现世界、认识世界，技术的职能则是利用世界、改造世界。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具体表现：一是科学日益技术化，例如，研究基本粒子，就离不开加速器、电子计算机和调整摄影等技术；二是技术日趋科学化，如核技术、核工程就离不开高能物理学的理论指导。一句话，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可以说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
科学技术的特征: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实践活动。作为知识性、实践性有机统一的科学技术，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是创造性。创造性是科学技术的灵魂。这种创造性表现在基础研究中，就是发现新事实，创造新概念，提出新理论，揭示新规律；在应用和开发研究中，就是创造新工艺，寻找新方法，制造新产品。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科学与技术不断开拓与创新的过程。一根木棒经过加工是一种原始的点播种子的工具。如果在木棒上加上横木，可以用脚踏就成为耒耜，是一种翻地工具。这种工具把原始农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锄也是一种翻地工具，如果将其构造和使用方法加以变更就是犁，加牲畜带动就是犁耕。犁耕标志着传统农业的诞生。再拿蒸汽机来说，原来它是煤矿上用来抽地下水的工具，瓦特对其作了重大改进，加上冷凝器，使热效率提高，又把传动部分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运动等，使之最终成为应用广泛的动力机。蒸汽机和手工纺织机结合成为机械纺织机；蒸汽机和船结合成为蒸汽船；蒸汽机与一节节车厢相结合成为蒸汽火车。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突破。到了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创造性特征更是随处可见、随时可见，不胜枚举。例如，电的发现，带来了电灯、电话、电影、电视、电子计算机、电力机车等一系列新技术。如今我们从电子时代正走向光子时代，信息传输已从电传输走向光传输，信息处理也将从电处理走向光处理。这些例子无不体现着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特征。
二是探索性。科学探索的任务就是把“未知”变为“已知”，把理想变为现实。探索客观世界的奥秘，需要勤奋、耐心和勇气，“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以探索宇宙为例:
古代，人们用肉眼遥望夜空，在想象的世界里描绘着“嫦娥奔月”的故事，传唱着“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银钉”的童谣。
近代，当伽利略把他自己发明的望远镜首次对准天空时，人类的视野便在瞬间内扩大了，他们看到了更远的天体，数到了更多的星星。
20世纪，气球、飞机以及后来火箭的发明，使人们有可能离开地面，在空间观察星空。
1961年4月12日，苏联人尤里一加加林乘坐飞船在太空中环绕地球航行了108分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人类第一次在远离地球的上空目睹了自己家园的外貌。
1969年7月21日，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号”宇宙飞船成功地在月面上实现了软着陆，圆了人类一个久远的梦想。
当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的最后一个阶梯迈向月球表面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但是，对于人类来说，这却是跨出了一大步！”
随着空间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行星间的距离变近了，世界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了。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旧观念走向新观念，……这都是科学的探索精神所带来的奇迹。
三是连续性 。任何一项重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与同时代人协作，并且经过艰难的探索之后才获得的。牛顿有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歌德说：“在许多问题上我的说法跟别人不同，但是我的知识得归功于他们，也得归功于那些最先为这门学说开辟道路的人。” 16世纪，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把宇宙扩大到了太阳系，证明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到了17世纪，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突破“太阳中心说”和宇宙有限的观点，描绘了宇宙无限的图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宇宙无限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星云说”，剖析了太阳系演化的历史，打破了宇宙不变论，指出银河系是由许多“恒星宇宙”组成的“大宇宙” ；19世纪，科学家在康德“星云说”的基础上又指出，太阳并非宇宙的中心，银河系就是整个宇宙；20世纪，随着射电望远镜的运用，人们的眼界越出了银河系，扩大到银河系以外的更多星系，于是“大爆炸宇宙学”发展起来了，证明银河系也不是宇宙永恒不动的中心。这是天体宇宙学的又一大发展。在这里，如果离开前人的知识和成就，后人是绝对不可能把对天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今天的水平。
科学技术的上述特征彼此不是孤立的。探索性在于发现，创造性在于突破，连续性在于继承和发展。没有探索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连续。创造性、探索性、连续性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描绘出了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
我们了解了科学技术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再来看看第二部分。
2、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科学技术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中社会需要是科技发明与创造的“实际的支点和刺激”。但科学技术一经形成，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关键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高新科技在生产和人类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表现为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含量成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随着社会生产日益向深度、广度和精度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设备应运而生。特别是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出现和电子计算机以及通信网络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诸要素的关系不再是“加法”关系，也不是“乘法”关系，而是“指数”关系。对此，我们来看一段音像资料。现在，发达国家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达到70%至80%，其中，美国和日本的科技进步在工业发展中的贡献率分别高达82%和97%。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第一生产力，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核心资源、战略资源。高新技术知识是一种能够产生高附加值的财富。据统计，50年代有代表性的产品是钢铁，每公斤不到一元；60年代有代表性的产品是汽车、洗衣机、电冰箱，每公斤30至100元；70年代有代表性的产品是微电脑，每公斤是1000多元；80年代有代表性的产品是电脑软件，其重量微乎其微，但知识密度、科技含量极高，每公斤产品的价值比70年代产品提高百倍、千倍、万倍。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地位与作用。
（1）科学、技术与生产日趋结合、统一的历史进程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在古代和近代，由于科学领域、技术领域以及生产领域都相对狭窄，因而科学和技术、科学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常常落后于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以至在科学理论上尚未搞清楚的问题，在技术和生产上却可能首先实现它。比如蒸汽机，它在热力学理论出台以前已经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了。另一方面，科学虽然有时因其自身的矛盾运动而出现新理论，但却迟迟不能转化为生产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例如，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创立到电力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就间隔很长的时间。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与生产跨入一个新时代。高新技术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随着机械自动化、电脑智能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科学试验室迅速社会化、工厂化、生产化，出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与同步化趋势。
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与同步化，对生产力各要素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对劳动者本身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随着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 的转化，知识与信息成为“知识资本”，简称“知本”，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成为创造财富的“知本家”。
当今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是思想、智力。人的智力和想象力可以把看来无用的东西、廉价的资源变成宝贵财富。人们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可把沙土中的沙粒变成半导体和光导纤维的重要原料，其价值高于黄金。在各国经济活动日趋国际化的今天，高新技术可使资源的地理位置在国力竞争中失去决定意义。
有人形象地说，农业经济时代人们是“先干后学”,正如一句俗话所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工业经济时代人们是“边干边学”，类似于工厂车间里师傅带徒弟的生产形式；以科技为先导的知识经济时代则要求人们“先学再干” （字幕），即只有在掌握相关知识技能、具备一定科技素质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生产与管理。可以说，知识经济时代是科学、技术、生产“三位一体”的时代。
（2）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知道，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是生产力中独立的实体性要素，被称为生产力的“硬件”；科学技术则属于生产力中非实体性的渗透性要素，被称为生产力的“软件”。只有“软硬兼施”，才能促进生产力系统的良性发展。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作为劳动者，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现代社会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不再被仅仅理解为四肢健全、肌肉发达的人，而是知识化、技能化、富于创造力的人。人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几千年来，人类的体力变化不大，甚至还有所下降。变化最大的是人的智力。正是人类的智力劳动创造出惊人的生产能力。透过这些生产能力我们发现：成就的背后站着科技。
科学技术与劳动工具：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使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进而使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机器人、微电脑、激光刀、数控机床、磁悬浮列车等等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无一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物化和结晶。无一不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中坚。
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科学技术能够使人类不断开辟新的劳动对象，扩大劳动范围。自然界中的许多东西能否进入人们的实践领域而成为劳动对象，同样取决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如海洋资源、地下矿产资源、核能资源、太空资源、南极资源等等，虽然早就客观存在着，但过去人们只能是“望源”兴叹，无法开发利用，只有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些资源才逐步进入人类的劳动过程，成为劳动的对象。
可以说，在多种要素组成的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处于“灵魂”的地位。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关系及生产结构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提高的结果，会促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所以，科学技术不仅是改造自然的手段，而且是改造社会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这样评价中国古代发明的意义：“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又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2页），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密切联系。 1856年，马克思在一次演说中，还高度评价了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机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4页）。
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直接引起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的重大变革。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电视和传真、程控电话、激光照排、办公自动化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为生产和协作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技术条件。跨国公司、跨国生产、跨国就业应运而生。例如，一架波音747飞机，零部件就有450万个，其生产与组装由6个发达国家的一万多个大、中、小企业共同分工协作完成。这种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与协作，促进了世界各地生产技术的优势组合，达到集约化生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效益。
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生产力的先导，对生产关系与生产结构影响深远；那么，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力量，对于人们观念的变革，同样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科学技术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首先，科学技术与宗教迷信是尖锐对立的。恩格斯说：“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更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页）。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每一新成果的出现，都直接冲击并动摇着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冲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对“神创论”的冲击。
科学科技还是反对伪科学的有力武器。伪科学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现代封建迷信，它们往往借用现代科技的一些名词概念，以超自然、超科学的神秘主义为手段，鼓惑人们放弃对科学、知识的信仰，放弃理性思维，放弃生活的理想与信念，最终把人变成失去判断能力的精神奴隶。法轮功所宣扬的歪理邪说，就是伪科学的集中表现。显然，科学精神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伪科学以及一切封建迷信的克星。科学思维与科学实验是揭露伪科学，打击形形色色邪教组织的有效手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善人们的生产条件与生活条件，从而推动社会政治思想、法律思想、艺术思想的变革，进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消费观念以及婚丧嫁娶等观念不断更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广大劳动者从传统的单一化工作中解放出来，精神生活丰富起来了，文化品位高起来了，学习的渠道也多起来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例：“多媒体技术”引入课堂，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针对性，把教学和娱乐融为一体；“远程教育技术”突破了传统意义中的学校围墙与地理界限，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也改变着人们受教育的观念；信息网络技术则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参与意识、互助意识、创新意识、民主意识。例如政府上网，就便于群众更好的监督，改善机关工作作风，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总之，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活动，不仅深刻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推动社会观念形态的变革。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页）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
二、科学技术革命及其作用
当今，新技术浪潮正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席卷全球。面对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认真研究对策，调整发展战略。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都把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看作提升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契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对我国来说，任务艰巨，意义重大。这场挑战，对我国不仅是技术和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它关系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世界近代史上，许多落后国家后来居上，靠的是技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懈动力。而满足于进口替代型产品，只能受制于人。我们唯有在消化、吸收外来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才能实现跳跃式发展。国际科技与经济的竞争，关键是科技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的竞争。发达国家高技术企业中，科技人员占总员工的半数左右，甚至工人基本具备大专文化水平。为此，我们只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科教兴国，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总之，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巨大的。从经济发展上讲它是生产力；从政治上讲它是影响力；从社会发展上讲它是推动力。科学技术正以一种空前的威力，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全面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活。
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79页）。作为跨世纪的军校大学生，我们应当勇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认真落实江主席的“五句话”总要求，努力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振兴和腾飞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们还需要从总体上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功能作用，但这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的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有力的杠杆”，但不是唯一动力。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整体性的综合效应。如果撇开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撇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仅仅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就很难说明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封建制度的成熟程度也远远高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社会，但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因此首先在中国确立。相反，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经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传到西欧后成为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在“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罗盘针沦为风水先生的牺牲品，火药则在爆竹、烟花迎神送鬼的“毕剥”声中了却了使命。这个反差充分说明，科技本身是不能独立形成气候的，它只能在适宜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环境中才会脱颖而出。显然，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市场的机制为这些技术发挥作用提供了用武之地。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加速发展的巨大杠杆，而不是唯一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单是这一种力，而是一种“合力”。还是邓小平讲得好：“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66页）。
三、科技革命与“全球问题”
1、“全球问题”
人类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奋斗中，极大地发展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人对自然界的巨大干涉能力，人类对自然平衡的干预已超过了自然界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使不同水平的自然平衡都已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明显地带来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严重后果，从而产生了触及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全球问题。全球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问题。
环境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人和自然的矛盾，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应该有一种协调关系。全球问题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自然而又失去控制所引发的，当人类只看到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一面，而看不到自然报复人类的一面，甚至把自然视为统治、征服的对象而为所欲为时，全球问题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这就告诉了我们，科学技术的能否造福于人类，关键在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取决于人类对科学技术应用的合理控制。我们必须看到，全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社会进步乃至全人类进步的复杂问题。为此，解决全球问题应当树立统一的辩证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指导，增强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和全球意识，变革和完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创造合理利用科学技术的社会环境，确立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自然的统一，协调发展的整体观念，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对话。
2、可持续发展伴随着全球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与环境保护。1980年，世界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应考虑后代人的需要。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00多个国家的首脑签署了著名的地球宣言，即《21世纪议程》，提出了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即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两者相辅相成。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强调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时，要保持人与自然乡和谐的关系；二是强调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的发展和消费时，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的机会平等。这就需要极大地提提高人的素质，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当代人与下一代的关系。当代人的发展不应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具体地说，是要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这是获得持续发展的有利保证，是当代人权利和义务有效统一的有效体现，是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体现，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留下“环境赤字”。
第二，要处理好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当代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光靠技术办法是不行的，还要求在人类价值和社会制度方面来个根本变化，必须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及权力结构，改变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改变人类的观念和行动方式。
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和体现，否认这一点就会产生两个极端性的错误认识：一方面表现为以停止发展为代价而单纯追求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防治的“零度增长论”；另一方面表现为，以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而单纯追求发展的“先污染后治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观念和发展战略，它具有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意义。第一，它表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一旦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第二，社会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类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无疑应该把人类利益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应同时尊重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而且还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之中。这就要求人们应从更宽的视角和更深的层面去不断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把人类的内在尺度和客观世界的外在尺度统一起来。
第三节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主体和稳定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和从事精神财富生产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在阶级社会中包括所有促进社会发展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不同的国家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构成，但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的含义是，在参与历史活动的一切人中，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一、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观民本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也有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过贵民、重民的思想。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19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也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法国革命中的力量，认为历史并非从国王开始，而是从人民开始，历史著作首要任务是描写人民的命运，而不是描写个别显要人物。这些观点相对于以往把英雄豪杰奉为历史主宰的社会历史理论而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在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这些重民的思想也不占主导地位。同时，这些思想以承认剥削阶级的统治和服从这一统治为前提，目的是维护和改善剥削阶级的统治，因此，虽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终未超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范围。所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史观一统天下。历史唯心主义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贬低或抹杀劳动群众的作用，把英雄人物或绝对理念看成是历史的创造者。
唯意志论认为，少数英雄人物的意志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而人民群众不过是一群消极被动的、无所作为的“群氓”，只能听任他们的摆布。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霍尔巴赫等人把历史归因于历史人物的自觉意图，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因某个统治者的脑子里有某个“原子”作怪，就完全变更其方向，而民众则是无知、轻信和惊慌失措。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玛斯?卡莱尔宣称：世界史“实际上是一部在地球上建立功业的伟大人物的历史”。 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把人民群众视为无数个“零”，认为只有在他们前头添上英雄人物“实数”的时候，才能变成有效的数字。德国哲学家尼采鼓吹“超人”哲学，称历史的意义就在于“超人”的诞生，“超人”具有“决定一切的力量”，“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一堆任人使用的无定形的材料，是一块需要雕刻家加工的石头”。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断言“大人物心里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提出什么“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等。
宿命论认为，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如“天意”、“上帝”、“绝对精神”等，而少数英雄人物则是这种神秘力量的代理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奴隶主贵族是“神”用“金子”做的，具有统治能力，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神”用“铜和铁”做的，只能被人统治。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宇宙精神”是历史必然性的基础，历史人物不过是“宇宙精神”的受托人。
唯心史观虽然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之分，但本质都只有一个，即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张英雄或某种神秘的力量决定历史的命运。
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人类历史上尽管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但是，它的片面性是很明显的。列宁认为，唯心史观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局限于考察人们参加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揭示这些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没有摸到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二是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相反，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不仅避免了这两个主要缺陷，摸到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而且把这两个极为重要、密切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把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看作是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一个关键。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理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 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包含着不同的内容。但是，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财富生 产的体力劳动者和从事精神财富生产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都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
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社会历史过程都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没有社会实践活动,就没有社会的一切，因而也就没有社会的历史，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对此，(人民群众的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就必然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存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从原始的石器到现代的机器，从昔日的独轮车到今天的航天飞机，无一不是出自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手。正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生产工具，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力的水平，才创造出人类的物质文明，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第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源泉。人类一切精神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都在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在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之所以能在精神生产领域做出自已的贡献，归根到底都是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集中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为基础的。古老的天文学、数学和力学，是在古代劳动人民的农牧、建筑、航海等生产 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经典名著也大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成的。例如，我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创作的。离开了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精神财富的创造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外，劳动人民还直接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从古至今，我国和世界上许多优秀的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和文学作品以及许多重大的科技发明和创造，都直接凝结着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比如我国明代著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余种，药方一万一千余个，药物形态图一千一百多幅，都是李时珍深入民间调查，向农民、樵夫、猎户、药家请教而写成的，可以说是群众医药实践的结果。
第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的，是社会自身内在规律决定的，而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实现的。人民群众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者，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身份，显然极为突出，劳动群众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形态变革的主力军。千百万人一旦开始行动起来，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腐朽的反动统治。没有平民大众参加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5页）无产阶级肩负创造新社会的历史重任、同样要联合农民群众和其它一切革命力量。展开英勇的斗争，才能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在谈到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中必然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指出：“谁的后备多，谁的兵源多，谁的群众基础厚，谁更能持久，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7卷，第231页）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凭空地创造，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要在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从事创造活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总是要受到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精神文化条件的制约。
三、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杰出人物及其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又承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任何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和历史的参与者，都对历史的形成发生着某种影响作用。当然,有的是起促进作用，有的是起阻碍作用；有人作用大些，有人作用小些。
杰出人物,是指那些反映时代要求、推动历史进步、并在历史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知名人士”。杰出人物既包括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包括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
杰出人物作用:
杰出人物，特别是杰出的政治家，由于他们在知识、才能、品质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素质，往往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社会的发展趋势，顺应时代潮流，集中群众智慧，提出新的理论，并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为实现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斗争。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集中体现了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对推动现代世界的进步起到了其他任何英雄豪杰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巨大历史作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仅使人类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实践，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整个东方世界的觉醒。而在 解决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为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迈出了划时代的步伐。
时代造就英雄:历史人物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他们一旦出现于历史舞台，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影响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但又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是完全顺应着这种趋势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最终决定着个人的活动范围，这是任何个人甚至最卓越的杰出人物都无法超越的。
杰出人物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任何杰出人物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即“时势造英雄”。那么，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势，是怎样创造出英雄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时势召唤英雄。一个时代，特别是世界历史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转折时期，都会召唤自己的伟大人物出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当生产力条件或历史任务需要时，时势好象在张榜招贤，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成熟了的历史任务面前。例如，在中国历史上，适应封建社会结束长期分裂和混战的局面，实现统一的时代要求，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秦始皇。秦朝末年，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有一触即发之势，形势召唤着能够率领千百万农民投入斗争的人。当此之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云集而响应，使他们在这方面的才能得以发挥出来。在汉民族的历史上，每当异族统治者入侵和民众奋起抗击的形势到来时，总要出现象“精忠报国”的岳飞、“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在清朝末年，适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产生了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进入现代社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亿万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形势，唤起了无数不愿做奴隶而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抗日英雄。在世界历史上，适应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产生了著名的政治家克伦威尔；适应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产生了罗伯斯庇尔等著名的政治家；适应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产生了无产阶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每个时期的时势都发出这样的呼唤，呼唤英雄的出现。可见，任何卓越人物的产生都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中国有句古语，叫“应运而生”。抛开其神秘的色彩，给“运”以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在今日的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它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需要一批批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物为之献身。这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所造成的，正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辈出的时代。
时势锻炼英雄。时势又象是大学校或大熔炉，培养和锻炼了人们，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就是在其中造就出来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时势，提供了以往所没有的或罕见的机会，使在平时默默无闻的人被培养和锻炼成杰出的人物。历史人物既然是应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出现的，那么，就有便于卓越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这也是必然的。普列汉诺夫说：如果法国封建制度再延续几十年，拿破仑也许终身不过是个不大著名的波拿巴上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绝不会使他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物。而拿破仑手下的那些元帅和将军，在1789年，弥拉特、苏尔特也还只是军曹，奥什洛是剑术教师，朗恩是个染匠，古维昂?圣西尔是个戏子，马尔蒙是个排字工人，茹诺是个法科学生。所有这些人虽然都有很大的军事才能，但是旧制度不会容许他们施展这种才能。可见，特定的历史条件提供了以往所没有的机会，把在平时默默无闻的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把他们锻炼成强有力的个人。
我国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义革命，锤炼了多少人民的英雄！昔日的放牛娃、煤黑子、陶工、店员……，在革命的斗争中成为将军和领袖，不愧为时代的精英。英雄豪杰，并非天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任何真正的英雄都要经历艰苦的锻炼，而时势则提供了这种锻炼的条件。
时势筛选英雄。古语云：“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拔群者为雄。”英雄都是在比较和竞争中确认的。但具体的历史条件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因而时势也会把平庸的人暂时推上舞台，甚至造成枭雄以至奸雄，让他扮演一下英雄的角色。不过历史的大趋势终究如大浪淘沙，它根据能否满足时代要求以及满足的程度，把真正杰出的人物筛选出来，把相形见绌的人物置于次要地位，逐步淘汰那些落伍者、投机者、变质者等等。时势的筛选作用，对于保障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人物的质量以及历史任务的完成，是必不可少的。
“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规律告诉人们：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要受社会种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历史人物作为阶级的一员，隶属于一定的阶级，代表一定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体现本阶级的面貌和属性，其作用当然又要受阶级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首先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从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来衡量其是非功过，不能按个人的好恶和政治上的需要去论定，既要反对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于苛刻的要求，也要反对把历史人物任意拔高，甚至把古人理想化、现代化。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卷，第154页）同时，要将历史人物同他所属的阶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分析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以及他在当时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科学的阶级分析必须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每个历史阶段和历史事变中的主要人物，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历史剧的“剧中人”。作为“剧作者”，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从事历史活动，影响历史发展进程；而作为“剧中人”，他又只能随着历史剧情的发展和安排去扮演某种特定的角色，直到这幕历史剧的结束为止 。可以说，“剧作者”与“剧中人”的比喻是对所有历史人物和政治领袖历史地位及作用的最生动的揭示。
2、普通个人的作用对于普通人的历史作用，过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肯定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也是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原理。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书信中曾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又说“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抵697页）恩格斯的“合力论”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每一个追求自己目的的人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无数的人按不同的方向活动，这些活动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普通个人的大量的日常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构成整个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社会是一个网络，普通个体在这种网络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各自占有一个位置。
参与历史活动的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普通个人也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情来。作为人民群众一员的普通个人，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地工作，如涓涓地细流倾注进历史发展地长河。在事关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人类命运地事情上，普通个人做出的正确选择和行动都包含着伟大的性质。普列汉诺夫说过：“……不仅那些‘发起人’，不仅那些‘伟大’人物拥有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场所。凡是愿用眼睛来看，愿用耳朵来听，愿拿一颗诚挚的心来爱护亲近人的人，都拥有这种场所。‘伟大’一语是个相对的概念。在道义方面说，每一个如圣经上所说愿意‘舍己救人’的人都是伟大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5页）伟大并非高不可攀，平凡之中可以见出伟大，普通个人也可以显示出自己的伟大来。正像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有普通个人发展而来的。主要根据是：一方面，任何杰出人物首先都是作为普通个人而存在的，尔后才发展成为比普通个人更为特殊的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另一方面，普通个人的活动场所是杰出人物的诞生地。杰出人物，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升、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者法拉第等，正是在这种现实的生活环境中磨练意志、提升素质、施展才能的。
第三，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普通个人有可能对历史发展产生“超常性影响”。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来临，普通个人的作用和地位在不断提升，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系统化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可能扮演主角，人人都可以扮演主角。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引出了“网络民主”、“网络无权威”的讨论，人的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发展的社会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总之，承认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唯物史观关于历史主体作用的理解。历史的主体要通过它的个体形态得到充实和发展，不研究个体形态的性质和功能，历史主体的活动就不可能体现出多样性的统一。忽视对普通个人历史作用的考察，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解必将陷入空洞的抽象，极易在实践中被任意歪曲。其次，只有承认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才会真正在实践中尊重普通个人的价值，确认普通个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进而激发出每个社会公民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主人翁感。
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作用的一致性首先，杰出人物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任何杰出人物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即“时势造英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所造成的“时势”，就象大浪淘沙一样，把那些能够代表群众利益、满足群众实践要求的杰出人物筛选出来，推到历史的前台，并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陶冶和造就他们，使之成为群众的杰出代表。
其次，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人民群众 。杰出人物只有依据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才能提出正确的理论和思想；杰出人物提出的纲领、路线和主张，只有反映广大群众的愿望、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并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化 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杰出人物所以能够干成一番事业，都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民心和民意，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任何个人，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一事无成，就象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脱离他的“大地母亲”一 样，招致惨痛的失败。总之，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无论如何巨大，归根结底都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发挥的，都包括和表现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总体过程中。
3、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内容群众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的根本观点，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并把历史观上的群众观点与认识论上的 实践观点统一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一条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运用于实际斗争，使之中国化、实践化，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一切为了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除了人民的利益外，这个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把“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定路线，立标准，一切都要着眼于群众的根本利益。象焦裕禄、孔繁森那样，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象邓小平那样，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赞成不赞成” 作为衡量我们的工作好坏，成效大小，以及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我们来看一段音像资料
“一切依靠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 我党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和拥护。几十年的实践反复证明，党只有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在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是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是抵御敌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我军为什么能创造出“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军队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打的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更加艰巨的历史重任，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是，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克服不了的困难。
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保证了党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因而它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政治路线上，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二是在组织路线上，党的各级组织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走群众路线,要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研究问题，做出决议，选拔任用干部，领导并广泛发动群众去完成各项任务。三是在思想路线上，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群众的实践和实际利益出发，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把群众中分散的意见、建议和经验收集起来，经过分析综合，加工制作，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形成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已经形成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再拿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解释和贯彻，并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它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是完全吻合的，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 观是完全一致的。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革命战争时代，残酷的斗争环境使我们党和军队 一刻也不敢脱离群众，因为在那种条件下，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我们的党组织和军队就无法生存。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直接威胁个人生命的危险解除了,在这种条件下，有些党员和干部，就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党员经不起考验，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打了败仗，出现了腐败作风,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把 加强党的建设、转变党风、改善党群关系问题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党风问题的实质是党 群关系问题，党风的好坏决定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又决定党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一开始就把这一问题摆到首位，早在十三届六中全会，就专门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后来又一再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执 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冷静地思考这一问题。历史条件变了，社会地位变了，但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为人民办实事的原则不能变，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变，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的态度不能变。一句话，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能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首先，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观念。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干部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其次，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和改善国家机构，防止各级干部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的主子。第三，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领导和群众关系上最实际、最明显、最敏感、最损害群众利益和压抑群众积极性的一种表现。因而必须加以破除。
近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乐于以“父母官”自居，乐于拿“父母官”取代“公仆”，似乎“父母官”比“公仆”更时髦、更体面。这种现象任其膨胀，势必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造成不良的影响。
首先，“父母官”是封建官吏的称谓，其核心思想是“官本位”。因此，“父母官”的心态有可能使领导干部摆出“救世主”的架势。固然，封建时代也出现过象包拯、范仲淹、林则徐一类“爱民如子”的清官，但更多的是贪官、昏官、混官。因为封建社会官与民的关系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人民群众对于自己的“官老爷”只有服从权，没有选择权。“老子”是“一家之主”,“为民做主”既是一种“特权”,又是一种“恩赐”。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的体现。
其次，“父母官”的心态不利于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父母官”往往带有“家长作风”，这就难免要冷落民主，危害党的工作作风，以权力对抗科学，以权力的价值消解科学的价值，以局部利益代替全局利益，以“土政策”代替国家的法律法规，致使“地方保护主义”呈蔓延之势。
再其次，“父母官”的心态易于使人放弃远大理想，有了一点成绩就不愿再艰苦奋斗，为群众办了些实事，就认为到了该捞一把的时候了，忘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最终会滑进腐败的深渊，堕落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贪官。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和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腐败堕落的心理路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父母官心态对人民群众也有负面影响，它奴化群众的思想意识，弱化群众的自主行为，不利于群众行使民主监督权力，不利于群众塑造开拓创新精神。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父母官”这一概念落后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甚至与资本主义制度也格格不入。早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就对封建社会的官民关系深恶痛绝，提倡“公仆”原则，反对“官僚”政治，并打比方说：“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官吏如公司之办事员，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进而喊出了“为民众服务”的声音。那么，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为什么“父母官”的意识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还“挥之不去、招之即来”呢？原因有三：一是我国曾经历过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改造思想”的教育；三是我国的民主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群众参与的渠道还有待拓宽。只有进一步落实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评议权、选举权和罢免权，“父母官”意识才能从思想上逐步根除。才能使干部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有机统一起来，统一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上来。
总之，“父母官”与“公仆”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内涵：“公仆”是法治精神的体现，“领导就是服务”；而“父母官”则是封建意识的残留，“领导就是父母”。父母官为群众办好事仅仅靠道德、修养来支撑；公仆为群众办好事，主要靠民主与法制来规范。父母官与群众的关系是老子与儿子、恩泽与被恩泽的关系；公仆与群众的关系是儿子与父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而“父母官”的提法与做法恰恰有背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因此，克服“父母官”意识，树立“公仆”意识，不但是个概念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也是当前“三讲”教育中需要引起注意并加于解决的思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