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讲 寻找政治：从“政治的终结”走向“政治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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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政治》：［英］齐格蒙·鲍曼著，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政治的终结》：［美］卡尔·博格斯著，陈家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政治的回归》：［美］查特尔·墨菲著，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从博格斯“政治的终结”命题说起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博格斯教授在考察美国现实政治生活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的终结”的命题，用“危机中的危机”描绘了过去20多年间美国社会中普遍的政治冷漠、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的极度衰败以及这种衰落对民主的威胁。博格斯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人们曾以富有公开辩论、公民权、民主参与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这些美德而自豪。在以往的宪法岁月里，人们拓展了新的参与空间，公民权利的许多结构和意识形态障碍逐步消除，政治文化日益民主化。到20世纪60、70年代，政治文化不再是精英主义的和极权主义的，不再是种族主义的和父权制的，也不再拒绝来自公民社会的民主支持，民主政治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益广泛的社会问题丛生，诸如官员腐败、环境恶化、城市生活质量下降、公共服务低劣、城市暴力扩散、不断增长的对私人领域的干涉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撇开最常规的政治领域本身的健康不说，公共领域的衰落对公民授权和社会变革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并由此导致“危机中的危机”。再者，这种衰落不仅发生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而且也出现于高等教育、信息资源及交往不断发展的阶段。可悲的是，尽管人们能更方便地利用教育设施和技术手段，但大多数人们似乎对在既有公共领域内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已失去了信心。可以想象，他们的这种状况是对极端化的政治体制的反应，在这种体制里两党之间的分野比以前更小，公民权也急剧衰落——像投票率的降低、普通公民中政治效能意识的崩溃，以及对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日益漠然（或无知）所反映的那样（前言，第1～2页）。
公民缺乏参与精神和公共责任感，人民走向文化“飞地”，组织小团体，反政治情结浓厚，公共领域衰落，社会生活日益非政治化。既有的政治体制为真正的政治参与提供的渠道、资源、空间越来越少，而且也无法给人们带来希望。正如戴维·克罗托指出的那样，“在美国，政治已经变成了遭受最大毁灭和贬损、最缺乏预见和变革性特征的活动”，“占优势的政治情结是幻灭感、犬儒主义与异化的混合”（第16页）。博格斯认为，公共领域的非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五个特征：（1）明确地逃避政治领域；（2）公民权和民主参与价值的衰落；（3）公共话语的萎缩和独立思想的腐蚀；（4）通过权术或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变革能力的消弱；（5）最终缺乏对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公共领域、竞争的个人和地方性要求之间相互影响中形成的普遍利益的社会理解（第29页）。
“规避政治”的现象在美国随处可见。在1997年对美国464所大学的252082名新生的调查中，大学生关于政治的知识和对政治的兴趣急剧下降，只有26.7％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关心公共事务，这个数字远远低于1966年的57.8％。民意调查负责人阿斯廷认为，导致这种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电视和计算机，“整个都是电子元件和电线组成的社会，人们坐在荧屏前玩游戏和看电视。它使我们成为互不相干的、孤立的个体。由此自然而然地走向政治冷漠”（第17页）。然而，阿斯廷所言的信息革命及其崇拜只不过是引发公民政治冷漠症的技术元素。政治冷漠症真正的形成恐怕与公司扩张所导致公共领域的商品化、远离普通公民生活节奏的精英权力结构、民主承诺的空洞无物、意识形态霸权的渗透、传统信仰体系的解体、性丑闻和腐败现象的增多、城市暴力扩张、公共服务质量低劣、社会治理中的无政府主义、私人领域的强制性和被干涉性等等因素密切相关。博格斯认为，美国的政治领域充溢着信息与宣传垃圾，它们完全是指控与反指控、造谣与辟谣通过确定的大众传媒与文化渠道无休止地产生出来。政治成为作秀的场所，因为“如果公共话语（视野内外）沦落到个性化和琐碎的胡编乱造的地步，那么，从许多方面讲政治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表演业，这种表演是当代美国生活中商业性媒体文化的核心”（第2页）。而且，美国政治一直是精英霸权下的掠夺性政治，自由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已经渗透并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政治完全沦落为极权的、准行政的象征”（第18页）。
与此同时，某些公众在作出沉溺于毒品、酒精、游戏、色情等私人化选择时，反政治形式也具体体现在民众运动或利益集团之中，主要包括：（1）与治疗性文化特征相一致的对自我实现的内在关切；（2）很大程度上用超验术语界定的对个人或精神价值的形而上学的追求；（3）孤立的、地方化的为社会而斗争；（4）可能不引人注目的、短命的自发的集体行动；（5）孤立的恐怖主义行为和随意的暴力；（6）相信技术理性能够解决社会问题；（7）关注虚无主义、逃避社会和悲观主义的知识系统（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例）（第30页）。
走向政治复兴：政治真的终结了吗？
自古希腊以来，政治的内涵就集中于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公民参与、社会责任以及公民权利。博格斯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但是对自由民主的未来和对政治的复兴忧心忡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替代性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也失去了其曾有的社会生活指导作用。因此，“非政治化过程是否最终被逆转，即我们是否能期望走向政治复兴目前还无法完全描述出来”。实际上，博格斯“政治的终结”命题是基于美国公共领域的反政治化、非政治化而提出的。
博格斯所谓的“政治的终结”并非“政治消失”。由于工具性和规范性两方面的理由，政治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人类经验的核心。他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选举活动，立法活动，公共政策，游说，总统命令等等——并没有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也没有失去其吸引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能力。另外，各式各样的公民权和参与文化——政治活动的标志——可以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群众斗争和社会运动中观察到，尽管它们是分散和孤立的，但仍然是美国政治和知识生活的重要部分。虽然政治并未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但曾经将我们关注点集中于诸如公民参与、公共利益、政治责任、社会治理和社区的充满活力的话语——自古希腊延续至今的传统的一部分——衰退已经超越了我们认知能力。只不过，这种传统上对公民事务的关心已被一系列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首要的是公司权力以及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影响所颠覆（前言，第3页）。而且，“美国经济模式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巨大成功掩盖了这一现实，并且经常遮蔽了因启蒙理性和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而产生的普遍伦理和政治真空；尽管它们可能失去了吸引力，但它们仍然能够使全球资本主义合法化”（第352页）。
虽然博格斯对于未来政治的复兴不是很乐观，但他仍然为政治的复兴准备了实现的条件。首先，政治的复兴或重新政治化必将在整个政治活动领域完全改观的背景中实现，变革取向的团体和运动必须与社会的、更大程度上是政治斗争统一起来。其次，在后福特主义状况下，政治复兴需要重新思考社会与政治、运动与政党、社区与治理、地方与全球之间的二元关系。“政治复兴有赖于彻底恢复在非政治化社会中完全受贬损的相关问题，即集体消费、社会计划、公民参与，以及公众控制资本。逆转非政治化所需的‘普遍的公民权’必将是包容性的、普遍的、公共的，与社会平等需要相协调的――而且对公共利益的多元界定更为敏感”（第355页）
博格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同公共利益、公共领域、社会责任以及公民权利相冲突，但它也包含着与反政治影响相对立的政治复兴的成分，即参与民主、公开反对专制统治、人与政治的联系、社会消费形式等等。政治的复兴必然包含对无节制工业增长的生态主义批评，争取性别和社会平等的女权主义斗争，满足扩大的（和民主化的）基于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以及对监狱和军事部门消费更严格限制（第326页）。政治的复兴拒绝工具理性模式，必须将技术力量非神秘化，它才能被当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因而，政治的复兴必然需要某种朝向“生态政治”范式的转换，必须需要建立在超越现存国家制度的基础之上，即争取一个更民主的治理体制必须与更平等的经济社会结构相一致。
作为政治生活和公共领域的行为主体，公民也是政治复兴的条件。真正的公民需要信息、技能和态度，没有它们，“意识变革”将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在政治上是无意义的。政治的复兴需要复兴的公民。此外，“公共领域的复兴还必须将建立在开放的、批判性的、有吸引力的话语基础之上”（第326页）。只有通过公共领域内普遍的民众参与，市民社会和国家内的民主变革，我们才能够想象那种需要维持“普遍公民权”和面对主要社会问题的政治复兴。
政治的回归：一种竞争性的多元主义
当博格斯基于美国国内的反政治化和非政治化趋势提出“政治的终结”时，美国政治学家墨菲在考察全球政治现象和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要求实现“政治的回归”的命题。在他看来，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远没有产生向多元民主的平稳转变，在许多地方似乎还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新的对抗的出现。西方民主主义者惊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和国家冲突的爆发。“世界新秩序”预言、普遍价值的胜利、“后传统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诸多派他主义的爆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滞后效应和“落伍者”的沉渣泛起，或者只是政治在其注定要被法律和普遍理性的力量击溃前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哭喊。墨菲认为，这是因为政治确实正危若累卵，也确实有消亡的可能性。而且，自由思想在把握政治的本质上的无能，加上对抗的不可化约的特征，这一切正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大多数政治理论家是软弱无能的——在一个发生着深刻的政治变迁的时代，这种无能将可能对民主政治学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墨菲，第2页）。
当今民主思考中的政治学观念被刻画成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墨菲认为，它的主要缺陷，一是它必然看不到政治在其冲突／决定理论维度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二是它不能看出对抗在社会生活中的建构作用。任何一种我们／他们关系类型，无论是宗教的、种族的、民族国家的、经济的或是其他的，都成了政治对抗的场所。其实，“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美］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自由主义理解政治的无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是必要的，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第4页）。在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中，它要求不能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其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
自由民主要求在游戏规则上具有一致性，但它也提倡围绕清晰的社会分层设立群体身份，也需要有在现实的可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的可能。这种“竞争性的多元主义”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第4页）。在对抗的背后，最好是在一个多元民主体系内部给它们一个政治的宣泄口。自由民主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提供了制度和惯例，可以将敌对因素的潜在破坏消解于无形。“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一旦缺少这些，它就会轻易地被不可谈判的道德价值与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之间的敌对状况所取代”（第7页）。实际上，“民主远非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它还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难以达成的东西，决不能想当然。它总是一种脆弱的征服，不仅要深化而且需要保护”（第7页）。社会关系存在多种形式的依附，异质的民主斗争包括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都是存在的。政治总是以复杂的形式存在着，必须是多元的、没有固定的结构，不仅有“他们”建构对抗的维度，也有我们化解对抗的维度。一种遵从霍布斯或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观念无视和平和协商的存在，同时，像罗尔斯那样“以道德语言的方式思考政治学必然导致对冲突、权力和利益的忽视”（第56页），由革命政治学走向民主政治学是必然的选择。
政治生活是复杂的，诚如皮特金所言：“精确地说来，政治生命的特征就是一个在歧见纷呈、主张抗衡和利益冲突的语境中不断地创造统一体——一种公共性——的问题。离开了相互抗衡的主张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领域就没有了主题；就无需去做什么政治决策。”（第56页）。因此，一种“竞争性的多元主义”存在表明“政治的终结”是绝对不可能的。相对于博格斯的批判主义立场，墨菲的建构主义理论更为实在，“政治的回归”的平实比“政治的终结”更具有现实理性，用“政治的回归”替代“政治的复兴”更为确切和符合去主观化的意愿。
寻找政治：祛除身边的政治缺席
如上所述，博格斯和鲍曼的理论构建和学术宣言都是建立在“既定政治”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既定的政治或者已有的政治我们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实在、那样精准，政治有时更多是缺席的、残缺的。为此，英国著名学者鲍曼在《寻找政治》中提出了“寻找政治”的三种议程，即寻找公共空间、寻找机制和寻找视野。
寻找政治就有必要探寻政治的基本问题，也就是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原则、用什么架构开始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寻找政治命题既是一个规范命题也是一个实然命题。所谓规范命题是指应该以什么原则从何处开始以何架构运行我们的政治生活，系从应然的角度进行推演、追问和思索。所谓实然的命题便是特定时间空间的人群面对一个先前给定的既定政治生活秩序和架构，那么人们应该从哪里思考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政治问题？是从给定的条件出发来营建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还是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如果从给定的条件出发就要求尊重既定的秩序和架构，以免对现行秩序造成大的混乱和失序，更不主张以动乱或流血冲突的暴力方式去谋求一个善政或善治。如果仅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思考公共政治问题势必会得出相互冲突的价值判断：要么使用暴力要么摒弃暴力。主张摒弃暴力的思想家们从未阻止住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暴力冲动，可见暴力冲动乃是人的兽性所在，其力量十分顽固强大。但是，暴力冲动虽然来自人的内心，依然可以用人的理智、心智、道德甚或宗教等来压制它。法律也是压制暴力的有效工具。但以暴制暴从来没有什么好结果。
在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的（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策进行排比评价，做出好、坏、对、错的分辨。即使最功利现实、最讲求机巧策略的政治人物，只要他还需要为自己的作为找理由（所谓找理由，当然就是认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对∕好」的），就不得不介入这种涉及比较与评价的思考。评价当然需要标准，标准就是各种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可是这些原则与价值为甚么是对的？是大家应该接受的？是政治制度与政策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好理由？这些考量，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如果政治理性的要求，即是用说理去探讨政治原则、政治价值，用说理的方式对政治体制与政策进行对错好坏的评价，那么落实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让政治本身产生一个说理的动力，让权力承认说理的必要性。制度上，这要依赖公共领域。观念上，这需要将政治带向公共化的方向。
对行为的正当性追问乃是人的本质特征，人自喜欢追问正当性开始便有了价值自觉和价值判断。正当性追问是一个标尺，用以测度和评价人的行为、政治生活甚至精神生活。康德曾说最令人震撼的是灿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其实，从灿烂的星星当中康德看到的是无尽的宇宙和无尽的未知世界，道德法则便是人的正当性考问，它一样令思想家康德震撼。正当性追问是现世生活的价值标尺，而现世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则受正当性标尺的考察和衡量。道德准则潜藏于人心是人之为人的秉赋。但是西方的正当性追问用以审视外在世界、国家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关系，但东方的正当性追问和个体道德情操修炼主要针对个人价值自觉和个人道德生活体验。
几千年中国政治除春秋战国产生过理性化的竞争政治以外，其他便是韦伯（Webber）所谓“大一统帝国”，昏睡千年。单从实然的角度出发思考政治的起点，则可能误认为“只能如此而已”面对现实困境徒然嗟叹，政治生活失去价值评判，制度创新丧失精神动力。韦伯认为，现世秩序包括政治秩序应该持续不断地受到超越秩序的正当性审查和追问，这样，现世秩序便有了持续不断地制度创新和变革的精神动力。韦伯关于精神动力的论断洞烛先机。大一统中华帝国和平秩序之下只有无所不能的皇权和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等反复复制的伦常秩序，却从未架构起真正稳定的政治秩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仅仅是推己及人的道德哲学，它离关注公共生活和追问公共生活的正当性的政治哲学相去甚远。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隐士情怀意境美则美也（历代文人传诵）但实则体现了败退官场的文人放弃对公共生活的合法性追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道德情怀固然宏阔，但政治哲学的阙如和个体价值的迷失却显而易见。因此，数千年家产官僚制下，既无现世秩序的正当性追问，也无政治（公共生活）起点的考量，只有英雄和强人之间的角斗和较量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情呐喊，普天之下，血雨腥风。千年一梦，斗转星移，历史在儒家知识分子黄卷青灯中募然翻过，儒家的“天道”哪里对“皇权”形成超越价值对尘世秩序的正当性追问？及至清末民初，废帝制，兴共和，先议会制后总统制，孙袁角力，二次革命揭竿再起，国共虽短暂握手，但继而兵戎相见，及至人民共和国成立，乾坤乃归于一统。
现代政治是以公民个体为出发点来运作的，保护苦弱个体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乃是政治生活的当务之急和出发点。由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走向一个政治心理成熟、有政治自觉和政治常识、寻找到政治起点的民族。所谓寻找到政治起点的民族，即由一个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成王败寇”津津乐道的民族走向一个涵养政治德行、消解“成王败寇”的心理毒素、化解郁结在民族心灵深处的怨恨、用妥协宽容和解协商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争议的民族，成为既尊重现行政治秩序又保持对现世秩序正当性追问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