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讲 政治样式的谱系 阅读书目 ［美］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美］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美］奥洛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独裁政治、权威政治与民主政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所作出的政府分类体系是最早和最著名的分类方法。他根据“谁统治”和“谁从统治中获益”两个问题进行分类。他认为，政府可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或多数人掌握。而在每一种情况下，政府又可根据统治者个人私利或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行事。于是，政治有了仁慈的和腐化的，政体有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以及暴君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的类型（见表3－1）。 表3－1 亚里士多德的政府分类体系 谁统治 合法形式 为所有人的利益 腐化形式 为少数人的利益  一个人  君主制 暴君制  少数人  贵族制 寡头制  多数人  共和制 民主制  （资料来源：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亚氏认为，君主制是一个人统治并为多数人利益服务的政体，政府权力永远属于具有杰出美德和智慧的人。理想的君主制是为所有人的利益而统治的，它不会为了任何个人和团体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但君主制很可能退化成暴君制，独裁者为了自己及其同盟者行使权力而不顾人民的幸福。贵族制是由这个国家中最有品德、最有才智和最为开明的人来统治的。但这种精英阶级的仁慈统治可以蜕变为寡头制。寡头统治者们不是为社会的最佳利益而治理，只是希望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亚里士多德把共和制（或宪政民主政体）看作是最为可行的政府形式。所有公民在选举领导和设计法律时都有发言权，但同时，正式的制度程序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在亚氏那里，他把民主制看成是共和制的腐化形式。他认为，受人人平等的思想迷惑，民主制下的群众盲目追随腐败和自私的鼓动家并掠夺那些依靠苦力和能力致富的人的财产（罗斯金等，第43页）。亚里士多德主张一种结合平民和贵族政体要素的“混合”政体，政府掌握在既不富足又不贫困的“中产阶级”手里（海伍德，第33页）。 独裁政治是暴君制政体或专制政治。封建政体基本上是独裁政治的政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裁政治表现为极权统治，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权。极权主义政治在本质上是这样一个政府体制，在其中一个政党掌握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司法的权力。这个政党试图重新组织社会、决定社会的价值观；它还通过控制公民的偏好、监视他们的行动和限制他们的自由等方式来干预公民个人的生活。专制政治者对他们臣民的意愿漠不关心，极权政治却强调大众的积极参与，而且还特地为该体制的成功激发热情。 权威政治是一种少团体行使权力的政治，很少有大众输入的政治形态。这个团体可能是一个家庭，权威政权是一个专断的君主政体；可能是一个阶层，就像在君主制里由国王或女王在贵族的帮助下进行统治，或者技术专家治国体制里权力掌握在高级官僚手里；也可能是个强大的政党，它主要关心在国家需要的某个时刻铸造国内团结，这种单一政党制是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政体。然而，它一般是指军队在军事政变后所带来的权威统治。权威政府一般并不试图控制人类活动的每个方面，许多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文化的和家族的事务取决于个人。权威主义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等级组织，一个单一统治者或者单一统治集团领导下的特殊的支配链。支配、服从和秩序高于自由、同意和参与的价值。因此，公民毫无异议地遵守法律和缴纳税收。 民主政治是一种被推崇的政治形式，是一种宪政意义上的政治形态。但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受到这般吹捧，而且还带有不好的意思，因为雅典的直接民主曾长期被解释为不受限制的暴民政治。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谈的现代民主制是一种代议制民主。今日的民主制是“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中作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罗斯金等，第68页）今日的代议制民主具有如下一些基本要素：（1）人民对政府的支持；（2）政治竞争；（3）权力交替；（4）民众的代表；（5）多数原则；（6）持异议和不服从的传统；（7）政治平等；（8）征求人民的意见；（9）新闻自由（罗斯金等，第69～74页）。 精英政治、团体政治与多头政治 在民主制国家中，人民对于政治的参与状况到底如何？是少数人作出决定还是多数人作出决定？于是便有了精英主义多元主义的对立观点。 广义上讲，精英是指这样一个小的群体，他们在决定或反对“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个意义上进行直接统治。罗伯特·达尔认为，“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决定……都是由极少数人作出的……在大型政治系统中要想以其他方式来取代它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转引自罗斯金，第83页）。德国精英理论家米歇尔斯认为，不论开始如何民主，人类组织都将向寡头制转变，这就是米歇尔斯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米歇尔斯对民主制感到十分的绝望，因而投入到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怀抱。后来的研究者认为他的“寡头统治铁律”过于夸张，政党结构中的政治过程的特征更像橡皮而不是钢铁，用“寡头统治橡皮律”可能更为确切。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认为，美国是由“政治权势人物”、“公司总裁”和“职业军阀”等关系紧密的上流社会统治的，他们只在其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才对大众压力作出反应。统治精英的资格依赖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选举或专长，他们控制着包括财富、教育、行政的和立法的经验，以及与政界、军界、商界和学界的人事关系等资源。精英主义者认为那些“高层人物”对政治实行操纵，而选举和利益集团多半只是象征性的。精英主义者指出，浏览一下美国的名人录就会发现一个相当小的集团掌管着政府、金融、工业和教育的行政职位。这些人来回变动，一会儿在政府里，一会儿在生意场上，从而经常发生人事交叉和人事重叠。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是以影响政府政策或行动为目标的组织化社团，是现代社会中政府与被统治者间的主要联系渠道之一。在政治场景中，利益集团往往采取更为鲜明的立场，以符合所代表的人们的期望或价值。1839年为向政府施压而成立的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被认为是后来英国利益集团的雏形。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后曾指出，社团已成为“强大的行动工具”（海伍德，第319页）。现代意义上出现的利益团体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压力政治和抗议政治爆发的结果。团体的角色反映了特定的政治文化、政党制度以及制度安排组合等因素。一般情况下，团体被分为阶层性团体和公益性团体两种类型。阶层性团体是为了增进或保护成员利益（通常是物质方面）而存在的团体，包括工会、企业社团、商会和专业团体等；公益性团体是为促进共同价值、理想或原则而成立的团体，比如绿色组织、和平协会等。公共议题、团体的性质与可利用资源是决定团体政治策略的主要因素，其中可利用资源主要包括：（1）公众对团体及其目标的支持；（2）团体成员数量或积极分子基础；（3）团体的财务实力和组织能力；（4）团体以某种方式干扰或扰乱政府实施制裁的能力；（5）团体与政党或政府机构的个人或制度性联系（海伍德，第331页）。多元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认定政治权力是碎片化且广泛分布的，在他们看来，团体或利益集团是美国民主制的关键。政治学者本特利强调组织化团体是政治过程的基石，其名言“充分叙述了团体，也就叙述了一切”及其著作《政府过程》成为了多元主义“团体理论”的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表述。人们普遍地接受了利益团体的活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说法，利益团体在国家和碎片化的社会之间具有核心的调停功能，特别是在教育普及促进政治觉醒和组织技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利益团体通过游说、游行、抗议等方式借助官僚机构、议会、法院、政党、大众传媒、超国家机构等影响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从而形成“团体政治”。 ( ● ● ((( ● ● ● (((( 图3－1 精英、多元和多头模型 （ 参考来源：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纯粹的精英主义者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单一的金字塔，其顶部是一小撮精英。纯粹的多元主义者把社会看作是互相碰撞的台球的集合，它们与政府的撞击产生政策。其实，这两种观点都过于夸张、失之偏颇，因为精英也是多元的、团体也是由精英构成的。一个更准确地反映现实的综合也许是一系列的金字塔，每个塔的顶部都是一个精英集团；或者是一个小行星的集合，每个行星的北极都有一个巨大的山峰，其顶端是一个精英集团。罗伯特·达尔把他叫做“多头政治”（polyarchy），即相互之间达成稳定理解的几个集团的领导者的统治。阿伦德·利普哈特称之为“组合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并认为一个分立的社会通过它可以防止集团之间的暴力行为，因为这些团体的精英们相互之间达成一个“精英协调”或平衡（罗斯金等，第96页）。当然，我们今天看来，完全达成精英的平衡和协调是不可能的，如果精英之间的默契破裂了，同样会陷入冲突、内战和崩溃之中。 族群政治、社群政治与阶级政治 族群是指常被认为源于共同的祖先，因而被想象为一个由血缘联系起来的亲族群体。族群性指对特别人群、文化或地域的忠诚情感，常被赋予共同的价值、传统和实践。族群政治（ethnic politics）表现为族群忠诚和地区认同的政治样式。人们一直普遍认为，自由民主价值的传播意味着摒弃过时的对立行为与群落聚拥，现代性将会冲淡族群的独特性。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分离主义团体和族群民族主义在欧洲许多地区和北美迅速壮大。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和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以及比利时的弗兰德等地的情况最为突出。这造成了政治分权的压力，有时还会引发重大的体制变动，族群政治促使人们重新评价民族认同。实际上，由族群独特性的强烈意识及保存这种独特性的期望所激发的族群民族主义的先驱或者说原型可从新兴的黑人民族主义中发现。黑人民族主义鲜明地突出了族群政治的一个根源：人们渴望挑战经济和社会的边缘化和有时存在的种族压迫。从这个意义上讲，族群政治一直是政治自由化的工具，它的敌人是结构性的不利处境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地区认同的复兴常常源自“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制度——“边缘”地区受到“中心”或“核心”地区的剥削（海伍德，第210页）。另一方面，当“核心”区的地区认同高涨，而面对它的“边缘”区的影响不断增大时，族群政治常常带有右翼的色彩。比如，比利时弗兰德地区占压倒多数的法语瓦龙人区的经济发展为新法西斯运动提供愈来愈大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公然主张种族主义要求大规模驱逐外来移民的弗莱芒集团，在工业区特别是安特卫普的选举中取得进展。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有助于提高族群意识，这种族群意识往往被当作反殖民主义的武器；但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政策将痛苦和怨恨的遗产留给了许多新独立的“民族”。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的最严重族群屠杀，在一场激进派胡图人的暴动中约有100万图西人和温和派胡图人被杀。此外，苏东剧变也使族群对立和地区冲突的幽灵浮现，比如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俄罗斯的车臣、中东问题等。 族群政治是作为民粹主义（民众主义）运动自下而上形成的，而社群政治则通常是政治精英十分关切的问题。学院派人士经常将社会瓦解和碎片化解释为更广泛的“社群衰落”的一部分。社群主题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政治中越来越引人关注，到90年代其影响达到顶峰，所谓“社群主义”似乎成为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政治哲学。社群主义的核心信念是：（1）社群感对于健全社会至关重要；（2）现代社会中社群纽带已逐渐被削弱（海伍德，第211页）。社群的目标具有一种意识形态遗绪，这种遗绪来自传统无政府主义所强调的自我管理与合作。蒲鲁东、克鲁泡特金以及兰道尔等古典无政府主义者极力赞扬小型、分权的社群或者说公社，认为人类可在其中自然地组织自己的生活和通过面对面接触来解决分歧。以色列的基布兹体制也是在类似目标下推动下建立的。社群主义认为，个人主义设想个人在逻辑上优先和“外在于”社群，这纯粹是将自私自利行为正当化而贬低公共良善观念的重要性。社会的碎片化和崩溃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执迷于权利并拒绝承认互惠的义务与道德责任。在批评者看来，社群主义吹捧义务而贬斥权利，可能代表了一种朝向权威而背离个人自由的取向（海伍德，第213页）。但是，西方NGO／NPO的发展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似乎看到了社群主义张扬的背影。 上层建筑：政治与国家机器、宗教、哲学   经济基础 ：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图3－2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参考来源：奥洛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6页） 自现代工业社会形成以来，阶级就普遍被视为最深层和最有政治意义的社会分工。固定的社会等级和前工业分层体系只是在较为传统的社会中才有影响。阶级分工反映了社会中的经济和社会差异性，分工的基础因而是财富、收入和／或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分配。因此，社会阶级就是拥有类似经济和社会地位并由共同经济利益联合起来的人群。阶级政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是最根本和最有政治意义的社会分工。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篇首所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表明马克思相信，政治以及法、文化、艺术和宗教等生活方面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或影响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见图3－2）。这意味着政治过程只是阶级矛盾或冲突的结果，这些矛盾或冲突又根源于生产方式，归根结底源自私有制。马克思认为，阶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它们有能力创造历史，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注定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将会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和工人阶级物质条件的恶化或贫困化将会造成这一结果。韦伯所提出的职业分层理论不仅承认经济或阶级的差异，而且考虑到了政党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地位——团体生活方式中体现出的“社会荣誉评价”（财富、权力、声望），从而为现代社会和政治科学家广泛使用的职业阶级概念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曾为城市无产阶级放弃其激进立场而悲叹，转而寄希望于具有革命潜力的学生、妇女、少数族群和第三世界，20世纪晚期的阶级政治慢慢消退成为了如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预言的“遗产”中的一部分。西方大多数学者同意，阶级的政治意义减弱的背后是去工业化现象。去工业化是指采煤、钢铁和造船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落。这些产业往往具有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tic）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根植于明确的政治忠诚和通常较强大的工会组织。相较之下，扩张中的服务性经济部门更有助于培养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海伍德，第234页）。虽然阶级的政治意义在减弱，但阶级已经消亡的说法仍然有些夸大其词。 性别政治、生态政治与教义政治 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传统上不似社会阶级那么引人注意。通常男人和女人是被迫进入一种与生物意义上的区分没有关联的“性别角色”。男孩子们被教导要坚强、主动、竞争、强壮；而女孩子们则被教导要温顺、从属、依附、有“女人味”。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做了很多矫正人们观念偏颇的工作，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了性别的政治意义。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采取行动降低性别不平等，但据联合国估计，全世界女性承担了66％的家务，却仅挣取10％的收入，拥有世界1％的财产。在英国，大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女性不到4％。虽然女性早在1918年就获得选举权，但到1996年女性议员只占9％（约60人）。在更传统的社会，如日本，依然强大的非正式规则意味着女性一结婚、怀孕或年满30岁就得离开工作返回家庭。伊斯兰国家的女性则被要求戴面纱，并遵守其他一些衣着礼数，她们有时被强制关在家中，可能还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海伍德，第237页）。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眼中，性别分工是所有政治分群中最深层次和最有政治意义的一个。所有当代和历史上的社会都被认为是以男性统治为特征的，即男性的支配和女性的服从通常根源于家庭当中丈夫—父亲的统治。只有根本改变文化和个人关系以及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性的革命”（sexual revolution）方能终结性别不平等。但是，大多数女性政治组织采取了自由主义或改良主义的立场。它们已着手处理那些公共生活中可消除的不平等，如女性在高级政治、管理和专业职位的低度代表，反堕胎立法、在儿童照顾和福利方面造成的不公平。在1980年大选中，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男性和女性选民之间的“性别鸿沟”：妇女选民主党的数量比男性要高出几个百分点。当共和党用强硬的声调高喊单调的个人主义、增加防卫开支时，民主党却强调社会福利手段，帮助孩子和有工作的母亲。许多妇女被和平运动、反核运动所吸引，使共和党实力大损。1992年克林顿总统的胜利也有一部分是妇女选民的功劳（罗斯金等，第123页）。在有些国家，如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冰岛、挪威等国家曾经或正在处于公共领域的“她时代”。 在女权主义者被唤醒的同时，另一运动也开始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广为流行：生态学或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常被看成一种与20世纪晚期出现的生态运动或绿色运动有关的新意识形态。环保主义反映出人们关注经济发展步伐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并对人类生活质量下降以及最终人类能否延续感到忧虑。三哩岛、切尔诺贝利事件、“温室效应”等不断地带来环境的威胁和灾难。生态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求解释环境的破坏；生态保守主义将环境保护与保存传统价值和既有制度的期望联系起来；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维护男性权力的制度，反映了男性不如女性对自然过程和自然界敏感的事实。不过，赋予环保主义色彩的，是它在所有其他意识形态都采取的人类中心论或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之外，给人们提供了选择；它不再将自然界简单地视为可满足人类需要信手可得的资源；他们提出了生态中心论的世界观。“浅度”环保主义者（或说“浅绿团体”）主张通过环境保护的压力集团诉诸自身利益或人所共知的常识说服人们采取生态的政策和生活方式。“深度”环保主义者（或称“墨绿团体”）则坚持认为，唯有根本重组政治议题的优先次序，将生态系统的利益置于任何个体种群之上，方能最终保障地球和人类的生存。“反政党”（antiparty）的绿党即拥有这两类团体的成员，这类政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德国、奥地利及其他欧洲国家大量涌现（海伍德，第77页）。许多年轻的欧洲人发现，相对于老的和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政党而言，绿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 宗教与政治在许多方面互有重叠，如伦理社会主义（ethical socialism）曾以若干不同的宗教信条为基础，产生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形态。新教教义促成了自我奋斗和个人责任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获得了政治表达。不过，宗教原教旨主义则有所不同，因为它认为政治（甚至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居于宗教教义的“天启真理”（revealed truth）之下。政治和社会生活应根据那些被视为根本或原初的宗教原则进行组织，这些原则通常从人们对宗教圣典字面真理的信仰中获得支持。由于宗教原教旨主义将这些原则发展成为普遍的世界观，所以从其自身来讲即可看成意识形态。宗教原教旨主义来自何方？一种解释认为原教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畸变现象，是社会在适应现代和世俗文化过程中进行调整的症状。第二种解释则指出原教旨主义有着持久的意义，并且相信它是世俗主义无法满足人类对“更高”真理或精神真理的恒久渴望所造成的后果。最具政治意义的现代宗教原教旨主义当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政党政治、联邦政治与全球政治 政党是为赢得执政权力的人们组织起来的团体，通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凝聚力（见图3－3、3－4）。政党是现代政治的组织原则，因而现代政治大都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是大众政治的一部分，是应代议制政府和19世纪选举权逐步普及而产生的。不论政党是民主的重要工具还是独裁和压迫的根源，它们都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和利益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政党在政治体系内具有若干功能，包括代表机制，政治精英的培养和录用，社会目标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利益表达和聚合，选民的动员和社会化，以及政府过程和制度关系的组织。政党和政党制度实际上已成为社会及其他分群的政治表现形 左 右 自由 权威 平等 等级 博爱 秩序 权利 义务 进步 传统 改革 反动 国际主义 民族主义 ｜————————————————————————｜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法西斯主义 图3－3 直线型政治光谱 （资料来源：海伍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权威 斯大林主义 新右派 左 右 社会民主主义 无政府－资本主义 自由 图3－4 二维政治光谱 （资料来源：海伍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式，从而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政党有不同的类型，如代表型政党和整合型政党、宪政型政党和革命型政党、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等，其中最常见的分类是干部型政党和群众型政党。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政党制度包括一党制（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两党制（英、美、加、澳等）、一党独大制（印、日等）、多党制（德、意等）等。政党的组织与结构对整个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党民主的实现有两个途径：广泛分散党内权力，或权力集中在少数经选举产生并公开负责的党员之手。寡头倾向可能是政党组织的必然结果，也可能是因为政党团结和选举公信力的需要。根据奥洛姆在《政治社会学导论》中的研究，政党党派意识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1）社会阶层。在美国，上层阶级的投票者倾向于支持共和党，而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投票者则倾向于支持民主党。（2）社会网络。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表明，初级群体——家庭和朋友们——成员在看法上同一性越大，个人对某一特定的政治候选人的信赖程度也就越大；人们所构建的社会网络在选举活动期间往往会强化他们的政治倾向。（3）党派意识和选举程序的合理性。（参见奥洛姆，第210～216页）。党员的减少和政党忠诚度的降低，以及“反政党”团体和运动的兴起显示了政党政治的危机。这可以从人们的如下感觉中得到解释：政党受到权力、野心和腐败的沾染，执政党越来越没有能力兑现其承诺而导致普遍的希望幻灭，政党政治难堪其重。政党也被认为无法表达某些与后物质主义有关的或由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期望和感受（海伍德，第316页）。 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以地域为基础，划分为中央和地方机构。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宪政框架，各级政府功能与责任的分配，人事任命和录用的方法，中央能用来控制地方的政治、经济、行政等权力，以及地方机构享有的独立性等都非常不同，但中央和地方机构缺一不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和处理国际事务，同时有些中央政府还要负责协调地方机构间的关系，保证它们为彼此的共同利益而合作。在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整体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监督内部贸易、运输和通讯等事务。一个国家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平衡受到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宪政结构。宪政结构为处理中央－地方关系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架构。现代国家中两种最常见的领土组织形式是联邦制和单一制。世界人口的1／3处于某种形式的联邦制结构国家管理之下，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巴西、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墨西哥、瑞士、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其主要特点便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分享主权（单一制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联邦制建立在统一与区域多样性、有效中央权力的需要与对该权力制衡的折中基础之上。联邦政治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两级相对自主的政府；（2）成文宪法；（3）宪法仲裁；（4）连接的机构。与单一制不同，联邦政治的优点主要表现在：（1）能为区域或地方政府提供获得宪法保障的政治发言权；（2）分散了政府权力，形成了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的制衡网络，用麦迪逊的话来说就是“野心须以野心来抵消”；（3）为断裂社会提供了维持社会团结和一致的制度性机制（参见海伍德，第201～202页）。 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空间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交流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和趋势。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社会变迁过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并且进一步指出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状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起基础性作用的驱动力是：市场化、信息化和非均衡化。全球化是一个彼此联系的复杂网络，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愈来愈受到与我们相距遥远之地采取的决定和行动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反映了资本和商品跨国流动的增长，打破了经济主权的观念。文化全球化则是一种同质化的力量，尽管全球化决非一个纯粹的“自上而下”进程。全球化是一组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进程，人们对它是否发生以及其驱动力为何均存在争议。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它推动力民主，促进了繁荣与发展，拓展了选择与机会的范围。反对者则声称，它须对日益不平等、公司逃避民主控制的能力增强以及环境破坏负责。区域一体化趋势可能对全球化具有平衡作用，有人认为区域主义有能力取代民族主义。欧洲联盟是区域一体化中最具进展的实验，是政治和经济联盟的范例。但是，尽管朝向“汇集”主权发展，但欧盟仍然远未形成欧洲的“超国家”。主张世界政府的观点基本上认为，如果没有全球国家，则国际体系将会像“自然状态”那样运转。但联合国发挥世界政府作用的能力却受到制约，因为国家不愿意将其资源贡献于集体安全，新的国际体系中责任分配不平等，一个不再受到东西对抗决定的世界中也很难为联合国找到新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政治就是实现全球治理。我们从联合国的作用以及各种合作组织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全球的经济治理等。另一方面，全球性的政策与法律，比如国际法，充当了国际治理的主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