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国家公务员考试时事申论资料：《时评集锦》2008版

《时评集锦》2008版使用说明：按CTRL+鼠标左键进入目标文章页面目录第一部分 2008年半月评论汇编
1．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2．干部换届要树正气刹歪风
3、冰雪无情人有情
4、养成和保持一种良好的执政心态
5、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放松
6、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一场革命
7、新时期领导干部要有新作风
8、现代农民该怎么种粮
9、从“圣火”传递看爱国精神新内涵
10、天灾无情人有情
11、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
12、把根基深扎于人民群众之中
13,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14.万众一心迎奥运
15,奥运见证中国
16,我们兑现了庄严的承诺
17关爱残疾人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18,要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19、中国农业迎接“资本时代”
20、三看新一轮农村改革
第二部分 国内著名媒体时评
医德医风事关社会和谐
警惕地方形成“事故瞒报机制”
“无车日”考验交通管理理念
用制度为食品安全把关
从三鹿奶粉事件谈责任的承担
谁来审计审计署
莫让“限塑”成商场生财之道
制止地方教育乱收费怎样才算釜底抽薪
“水立方”≠“水魔方”
“阳光政务”与“玻璃门”
社会监督是医治“高考移民”的良方
不容忽视的“可持续腐败能力”
期待盖茨，也期待“本土盖茨”
时评：利他性慈善与利己性慈善
取消“范跑跑”教师资格符合公理
答非所问的信息“公开”毫无意义
小小塑料袋折射公民环保意识和企业责任
时评：地震是对公仆的一场大考
让德性进驻法律模糊地带
观念障碍+制度缺失 带病的信用风险缘自征信霸道
灾难让每个人真正理解"以人为本"
大灾有大爱 国难见国魂
当“政绩工程”披上文化的华彩外衣
家乐福不是我们拒绝世界的理由
半月谈：“画饼充饥”式的民生工程当止
校级领导一走廊 高校“官满为患”出路何在？
不刮“环保风暴”要建“绿色体系”
时评：让网上文化变成“献策文化”
文汇报:提高全民的应急意识和能力
女市长撞人事件中的快与慢
破解西部开发中的人才困局
“集体离婚”只为得一分地 农村土地暴新问题
官罚官是纳税人钱财的转移游戏
时评：让我们为清明节增添绿色
时评：反腐不妨从“色”字头上下刀
又见"廉政短信",营造"廉政文化"不是作秀
《瞭望》文章：用创新推动创富时代
时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幼稚”
《瞭望》文章：“中国制造”创新突围
新华日报:农村医疗纠纷不能以“闹”收场
向“服务”转变 让人民满意
有所为有所不为 转变职能找准位
“领导说了算”与“法律说了算”的差别
从科学的春天到建设创新型国家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不等于“大项目大投资”
“打假”不能“假打” 曝光该以实名替代“某某”
“爬行”的收入还要“爬”多久？
“公家人”的个人隐私权必须牺牲一部分
《瞭望》文章：教材循环使用应从国情出发
《瞭望》文章：以硬指标确保硬约束
“感”而不“动”不是真正的感动
让更多阳光洒在残疾人身上
污染怎能梯度转移
让政府“钱包”在监督下运作
大学文凭，不是永不失效的饭票
不能让“农业地产”搅了房地产调控大局
给小商贩找一个妥当的生存出口
好一朵昂贵的“石榴花”
冰点时评：短信当“黄”遇上“红”
穷人富人和谐“同居”的关键在政府
户籍歧视已成为当前最大的教育不公
新华时评：热点问题不妨“冷处理、徐图之”
“让人讲话”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执法部门岂能让群众感觉“不讲理”
医保全覆盖 让医院救人无后顾之忧
新华时评：吵吵“拐点”不如扎实去抓“要点”
时评：劳资关系，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
正是“小人物”才最能“感动中国”
热点观察：“好字优先”说到底就是“民生优先”
光明时评：新劳资关系确立仍需实践考验
时评：如此保护“狗权”，过了
新华时评:财政投入"三个倾斜"体现"共建共享"
新华快评：小康路上不能少了“生态文明”
时评：劳动者尽享年假比获得补偿更重要
“铁言”更需“铁行”
新华时评：以新思路善待城市新公民
新华时评：着力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
新华时评：“两个防止”的重要手段
社科院专家:节能减排可做抑制经济过热的一剂良药
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地方领导付出代价
文汇报评论：稳中求进重在“两个防止”
瞭望时评：十七大之“矢”要中“的”
呼唤一个“加薪减税”时代的到来
人民时评：让“偏才”“怪才”脱颖而出
新华时评：“有腐败、无举报”值得反思
《瞭望》文章：中国环保进入“预警时代”
廉租房须一“有”二“廉”三“公”
节能减排，“包袱”怎样变财富
人民时评：如何让职工带薪年休假落到实处
人民时评：由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捐助说开去
人民时评：90多人触目惊心的环保系统腐败案
人民时评：爱情诚可贵，金钱价更高？
人民时评：官员“真的假学历”与“假的真学历”
人民时评：公务员报考“大热”的忧思
人民时评：小小村主任，引得“大款”竞折腰？
"铁打的规划流水的官" 领导一换,规划不能再重来
新华时评：“有腐败、无举报”值得反思
解析“上海道路拥挤收费”的几翻几覆
第一部分2008年半月评论汇编半月评论2008年第1期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大力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200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的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研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安排部署200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显然，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基本方向，当务之急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关键之举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根本之策是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立足当前，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是突出亮点；长远来看，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始终是“三农”工作主调。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过去几年成为农业发展最好、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实惠最多、干群心气最顺的时期之一。但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滞后，农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效益偏低，农民与市民相比收入偏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一段时期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持续出现结构性上涨。为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必须稳定农产品生产，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农产品市场，进而稳定人心、稳定社会。中央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强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充分表明中央切实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农业自身发展来看，现代农业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必须强化基础建设，发展现代化装备的生态农业；现代农业是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必须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成为高效农业；现代农业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必须保障13亿以上人口的粮食安全，并成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途径。我国农业面临资源约束越来越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越来越大、科研应用推广越来越难、基础设施任务越来越重等制约因素，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从农民增收形势看，城乡收入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3年增加的收入还没有城市居民1年增加的收入多。由于水电等资源能源价格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不断涨价，增收效果仍不十分明显。显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农业增产增收。
目前，农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隐忧，基础脆弱是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保持农业农村发展势头，促进农民增收，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弦要始终紧绷。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力促进农业生产不停滞不滑坡，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不脱销不断档，努力实现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不大涨不大落，积极争取农民增收势头不回落不放缓，务必做到新农村建设不松懈不走样。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内涵丰富，涉及面广：
———大幅度增加农业农村投入。中央决定抓住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机，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投入。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幅度”三个字，这就表明增长幅度将大大高于往年，甚至是成倍增长。此外，中央还提出“三个调整”，即调整耕地占用税使用方向，新增收入主要用于“三农”；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使用范围，确定部分资金用于乡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调整涉农项目配套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逐步减少或取消县及县以下配套。这也表明中央试图从多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不仅加大投入的范围和力度，而且改进投入的方式和途径。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突出强调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农业生产条件。其要求是“四个狠抓”，即狠抓农田水利建设，狠抓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狠抓农业机械化发展，狠抓生态保护和建设。不仅指明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抓什么，而且指出了应该怎么抓。中央强调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具体措施是“五个加大力度”，即加大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施力度，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持力度，加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力度，加大国家扶贫开发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既讲明了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方向，又讲明了投入的要求。
———完善新农村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配套政策。中央继续强调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人才支撑，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等；特别强调切实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工作安排、财力分配和干部配备等方面体现重中之重的要求。
半月谈2008年第2期半月评论：干部换届要树正气刹歪风
按照中央的部署，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副省级城市的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在今年上半年将换届完毕。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在开展市、县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为保证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新近印发《关于认真做好2008年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通知》，对换届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还联合召开严明换届纪律做好选举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了“十个严禁”的要求。包括严禁采取打电话、发短信、请客、送礼等方式拉选票；严禁托人说情、打招呼，搞串联、做工作；严禁私自散发各种宣传材料，赠送纪念品；严禁以同学、同乡、同事、战友等联谊活动的名义，搞拉帮结伙；严禁送钱、送物和各类有价证券，搞贿选活动；严禁收受他人贿赂、参加有拉票意图的吃请；严禁隐瞒、包庇、袒护换届选举中搞非组织活动的行为；严禁传播小道消息，编造谣言，或通过信件、传单、短信、网络等方式，诋毁中伤他人；严禁以威胁恐吓、弄虚作假等手段，妨碍、侵犯代表、委员的民主权利；严禁封官许愿、突击提干等等。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干部的培养选拔和选举工作，但像这次如此强调换届工作的纪律，却是历史上少有的。这是因为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会后全党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把这次换届选举工作做好，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关系领导班子在公众中的形象，关系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如果跑官卖官不禁，拉票贿选成风，将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应该认识到，中央如此强调换届纪律，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总体上看，在时下领导班子换届中，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坚持党性原则、顾全大局、遵守纪律，正确对待组织安排和个人的进退留转，正确对待换届选举结果。但是，也有少数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立场，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个人的职务升迁，请客送礼，拉帮结伙，甚至采取贿赂手段拉选票，严重干扰了推荐人、选举人意志的正常表达，损害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败坏了党风政风。
可以看出，这“十个严禁”指向非常明确，几乎囊括了历次换届中出现的各种违纪违规现象。在换届前，有针对性地发布“禁令”，把话说在前面，把规矩定在前面，可谓是未雨绸缪之举。只有这样，换届工作才能有章可循，顺利进行。
当然，要打造一个让广大干部在换届工作中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平台，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领导干部要做好表率作用，认真学习中央有关规定，真正明白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模范执行党的纪律，严格贯彻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以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各级组织也要切实负起责任来，“禁令”一旦定出来，就要坚决、严格执行，做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不能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各地在执行中央规定时，不妨再规定得更详细、具体一些，比如说，什么叫“跑官要官”、什么叫“拉票贿选”，查出来“跑官要官”、“拉票贿选”应如何处理等等，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规范。
做好这次换届工作，最为重要的是，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惨痛经验的总结。在封建社会中，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要想在用人上不腐败也是不可能的。而今，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谋幸福，用人腐败与共产党的宗旨水火不容。
从根本上说，要使这次换届真正做到树正气刹歪风，提高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满意度，提高社会对选人用人的公信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把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交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的常态化。
半月谈2008年第3期半月评论：冰雪无情人有情
郭安
暴雪、冻雨、低温……连日来，近50年最严重的雪灾席卷我国南方诸省，受灾人口数千万。持续的极端恶劣天气，给受灾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要把抗灾救灾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打好抗灾救灾这场硬仗。
灾情急，中央领导的心更急。灾害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灾区和灾区的群众。
胡锦涛总书记1月31日前往山西大同、河北秦皇岛考察煤炭生产和电煤供应情况。他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通过8公里长的巷道，下到400多米深的矿井采掘区与矿工亲切握手。“齐心协力夺取抗灾救灾斗争全面胜利！”──总书记坚定有力的话语，激励着人们众志成城，迎难而上，为战胜这场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而顽强奋斗。
1月28日至30日，温家宝总理雪夜亲赴湖南、广东考察抗灾救灾。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临时搭建的大棚下，温家宝手拿扩音器说：“我来看望大家，你们吃苦了！”在回京44小时后，温总理2月1日再次赶往湖南灾区。中央领导的身影出现在抗灾第一线，为大家带来融融暖意，极大鼓舞了灾区人民的斗志。
中央各个部门对支援灾区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共同努力，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奋起自救，展开了一幅气壮山河的抗灾图：
———面对南方历史上罕见的冰雪灾害，驻区部队已全力出动。官兵放弃休假进入战备状态；开枪射击高压线上的冰团、用装甲车辆碾压高速公路上的冰层……这些打破常规的“战法”被屡屡使用，在抗灾救灾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在灾情最严重的湖南，我们看到：省电力公司送变电建设公司工人罗海文等3人参加了抗冰保电抢险队，他们在为一条500千伏电力输送大动脉除冰时不幸以身殉职，生命的绝唱回响在超高压线上；在京珠高速路这条南北大动脉上，一场风雪中的大救援在不断上演，乘车返乡的旅客邓坚一家被冰雪封堵，这时孩子突发重症，一辆正在巡查的警车马上将孩子紧急送往湖南省儿童医院救治，在许多好心人的关照下，孩子得救了；湖南省公安厅与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协调，每天定时向全省100多万台大客车、大货车的驾驶员免费发送路况信息，省公安交警总队还紧急制作30多万份《恶劣天气安全行车手册》，发放给各个服务区、收费站、执勤岗亭，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
,爬冰卧雪，为的是万家灯火”。在千里铁道线上，在条条公路上，在崇山峻岭间高高的塔架上，在漫天风雪中，战斗在抗灾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武警、民兵预备役官兵，为了每一个旅客的安全，为了千家万户的温暖，不畏困难，不怕吃苦，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乐章。
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批批支援人员从全国各地赶赴灾区，一车车抗灾物资驰援灾区，特别是有的受灾省份和地区，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以大局为重，把电力和大批物资输送到更困难的省份和地区，书写出团结协作的动人篇章。
危难之中有真情，大灾面前见精神。当危难来临的关键时刻，我们总是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的精神；总是迸发出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种顽强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总是洋溢着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高扬起互助友爱的精神。这一切，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当前抗击冰雪灾害、夺取救灾全面胜利的信心所在。
随着灾情的发展，已经在抗灾一线奋战多日的干部群众依然需要发扬顽强拼搏、勇于奉献的精神，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打好抗灾救灾的攻坚战。
,雪凝血热”、“抗凝冻、保民生”、“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冻了我一个，温暖千万人”———这样一些豪迈口号，响彻在风雪严寒中。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多一份关爱，就多一份和谐；多一份奉献，就多一份暖意；多一份坚韧，就多一份力量。
冰雪无情，人有情。严寒挡不住真情，冰雪压不垮意志。有这样一股昂扬向上的精神，有这样一种万众一心的气概，有这样一种藐视困难的勇气，抗灾救灾这一场硬仗，我们一定能打赢！
半月评论第4期：养成和保持一种良好的执政心态辛鸣
随着省级领导班子换届结束，一大批领导干部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开始了新的执政历程。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自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选择，政治立场、政治品质乃至执政能力理当是信得过、靠得住、过得硬。但是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辜负党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还要有好的执政心态。政治路线确定以后，领导干部产生以后，领导干部的执政心态就成为重要的因素。
心态作为人内心的一种认知状态、修养状态，看似很虚，其实很关键。心态外化出来就是人的精神状态，体现在执政过程中就是政绩观。在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的心态决定领导干部的行为。
领导干部养成和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往往会使一些不良心态潜滋暗长。比如，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辛苦了多年，总算进步到了相当的位置，为了守住这个位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心态就会乘虚而入；还有的同志则认为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于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好大喜功的心态溢于言表；也有的同志认为自己在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维护稳定方面功勋卓著，惟我独尊、居功自傲的心态就会萌生。很明显这些不良的执政心态会严重影响领导干部的执政绩效，进而损害我们的事业。
那么，什么样的执政心态才是我们事业所需要的、领导干部应该去努力培养和保持的呢？
首先，良好的执政心态应该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所处的环境很复杂，担负的任务很艰巨，面临的问题也很棘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此起彼伏，要想实现改革的深化，发展的健康，事业的拓展，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像广东、山西等省的领导干部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向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越来越影响科学发展、越来越阻碍事业进步、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些观念、做法、行为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与强烈的抨击。这充分反映了积极进取的执政心态。
其次，良好的执政心态应该是一种清醒稳健的心态。中国社会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开始进入了盘点调整期。我们固然希望还能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但面对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我们必须意识到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发展最终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出现停滞乃至倒退；面对日益凸现的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没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相应跟进，经济建设不可能永远一枝独秀。对此，领导干部一定要养成并保持清醒稳健的心态，不急于求成，更不好大喜功。前一段时间，云南省省长提出，宁可牺牲一点发展速度，也要守护好云南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江西省省长强调，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否则百姓健康都不保，还谈啥为民造福？这反映的就是清醒稳健的执政心态。
再次，良好的执政心态还应该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心态。我们的事业就像一场接力赛，一任接着一任干，才能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前任好的思路做法，好的战略部署不仅不要去随意更改，还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且发扬光大。一段时间以来，有很多领导干部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提出要牢牢把握工作的连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不主张换一任领导，变一套思路，不提倡刻意去烧“三把火”，认为这是发展“大忌”。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执政心态。
如何鉴别领导干部的执政心态就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得过且过，是积极进取而不是好大喜功，是清醒稳健而不是糊里糊涂？现实中，确实有的领导干部本来是得过且过的心态，却美其名为萧规曹随；有的本来是好大喜功，却自诩是积极进取。事实上，好的执政心态与不良执政心态的分水岭、分界线很明确，这就是是否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是否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否对自身价值有清醒认知。当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时候，好的执政心态具矣。反之就需要引起警觉了。
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们的抱负体现在群众的利益充分实现，我们的成功体现为人民的安居乐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领导干部有这样认识的时候，好的执政心态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然，就现阶段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执政中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
编者按：2008年的“两会”是党的十七大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两会”，也是五年一次的换届大会。这次大会对于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会”前夕，基层群众纷纷致信《半月谈》，建言献策，希望各级政府和官员能够真正把十七大精神落到实处，真正把中央的好政策不打折扣地实现好。
半月评论第5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放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部署。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又把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落实十七大精神，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措施加以强调，可见其紧迫性和意义非同一般。
强调转变发展方式之所以如此紧迫，首先是因为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毛病”。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过去长期患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老“毛病”依然相当严重，而且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逐渐发作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和谐、不安全的新“毛病”也日益严重。其次是这种粗放而失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遭遇环境承载能力下降、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社会冲突增加等生态环境、贸易环境和社会环境恶化的阻碍。因此，经济发展方式非转不可。
客观地说，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患的这些老“毛病”，跟过去我们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技术水平低下、经济总量小、经济社会长期“紧运行”和人们对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忽视有关系。在一个温饱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的人口大国，不可能不要高速度，在技术水平不高、环境意识不强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不靠高投入、高消耗进而也难免高污染。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国家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进入了经济宽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这些老“毛病”就必须要改了。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也做过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换取高增长的发展惯性依然严重，从思想上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生态环境成本的倾向还相当严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过度依赖物质投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从投入和消耗来看，投入大、消耗多仍是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例如，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5%，而消耗的资源总量却达到了15%以上。特别是由于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名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大量低价开发自然资源甚至严重的环境污染来换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进而成为任发达国家“剥削和无理指责”的低端产品“加工厂”。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中，美国拥有50个，欧洲拥有38个，亚洲占有11个，而我国却没有一个。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等产品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但芯片大都依赖进口。我们不得不把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的专利商。这种粗放式发展必然与我国人均资源严重短缺的资源状况相冲突，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仅如此，在经济粗放、快速发展过程所产生的一、二、三产业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以及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而带来的经济不安全等新问题交织进来以后，我们就更需要马上“就医治疗”，自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方式，说到底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针对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要实现这“三个转变”，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四个关键”：一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是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个“瓶颈”，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发生根本转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努力形成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创新机制，制定各种激励政策，促进各种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
二是要重视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形成第三产业为主要发展动力的新格局。第三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只有第三产业充分发展，才能促使和支撑经济发展彻底摆脱过分依赖物质投入和牺牲环境而换取经济增长的局面。
三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四要深化干部任用体制改革，完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用充分反映资源环境代价的核算体系来衡量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只有这“四个关键”一起抓，才有利于解决部分地区发展方式转而不变的问题。
半月评论第6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一场革命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获高票通过，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越来越清楚，这就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之所以把转变政府职能提到如此的高度，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现实需要。
政府只有转变职能，才能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我们谈政府职能转变，并不是否认现有一些政府职能的历史合法性与历史必要性。只是政府职能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对应着不同的政府职能与职能的侧重点。
以经济建设为例，在全社会经济发展意识不强、发展手段不多、发展主体缺乏的情况下，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集中精力做大GDP，为之去招商引资，去争取项目，是必须做的工作。这也是对社会、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随着市场主体的发育与壮大，政府如果还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搞经济建设，直接参与微观经济运行，就会产生与民争利的现象，就会“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这时，就要求政府把主要精力用到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上去，把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尤其是重点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这并不是说政府就完全不关注经济发展，只是不要再去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更不要代替企业决策招商引资上项目，而是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
只有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才能有效化解政府自身建设的一些理论困惑与实践难点。这些年经常有人在政府自身建设的理论问题上发生争论。像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政府规模太大了，政府管得太多了。理想的政府应该是迷你型的“小政府”，无所作为的“守夜人”。言之凿凿的理论确实让人左右为难。其实，离开政府职能的转变，抽象讨论政府规模的大与小，政府能力的强与弱，政府有为还是无为等等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这次改革增设国家能源局，将环保总局提升为环境保护部的举措就表明，我们机构设置还有很多缺位，还有很多事情应该做却因为没有机构设置而被搁置。再比如，从政府能力看，好像政府越来越强势了，但通过这些年宏观调控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强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恐怕经济很难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
只有切实转变了政府职能，才能真正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提倡建设人民满意政府。但实事求是讲，建设的成效与我们的预期和目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有一定的差距。这并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不积极、不努力，而是政府职能定位的不科学所致。
当政府的绩效评估体系是以经济增长为指挥棒，不惜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乃至牺牲生命换取带血的GDP的时候，当城市政府是以地价房价不断攀升为荣，全然不顾本地居民买不起住房的时候，当群众产生了“政府管了好多不该管的事，政府又不去管政府应该管的事”的感觉的时候，怎能指望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投满意票？而转变政府职能为建设人民满意政府提供了保障。
对于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来说，就是政府该管的事情必须真正管好，不能出现“管理真空”，不能因为要求“不妄为”就情绪逆反而“不作为”；政府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去管，不能因为有利益就去与民争利。值得指出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当政府把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要求满足了，在城乡范围内、在全体群众中逐步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自然会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政府自身的一场革命，革根植于政府工作人员头脑中不合时宜的思维观念的命；革依附于政府工作人员身上多少年来习惯了的行为模式的命；革虽是不自觉形成但已经让政府工作人员不当受惠的利益格局与利益框架的命。这就势必会有阻力，有障碍乃至有交锋。要化解这些矛盾，除了靠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保障。我们要通过法律的建设，让政府不能发生“错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缺位”———有什么不想干的就不去干；更不能“越位”———为部门利益和官员利益所驱使。这就是为什么服务型政府、人民满意的政府同时也是法治政府的原因所在。
半月评论第7期：新时期领导干部要有新作风
在3月18日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坦言：“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难在哪儿？难在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增多，难在物价上涨过快、通胀压力增大，难在如何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胀之间寻找平衡点……面对经济运行中的多重困难和突出矛盾，中央近一个时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政策、措施更加灵活、有效。尤其针对南方冰冻灾害和华北、东北干旱对当前春耕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及时出台了一项项惠农政策，无疑会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业增收发挥重要作用。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中央的各项精神、任务、要求已十分明确，关键是如何将之落到实处，充分体现在老百姓身上。这就需要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转变作风、抓好落实、务求实效。
我们欣喜地看到，去年底今年初，国务院所属部门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调研，就落实科学发展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是一些新任部长，上任伊始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有的部长两个月内下基层调研考察达5次之多。领导干部走到基层，深入群众，摸实情，听意见，这是可喜的新气象、新作风。
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作风离时代要求和群众愿望还有不小差距。诸如有的对中央精神不甚了了，对基层情况懵然不知，习惯于夸夸其谈，做表面文章；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有的工作作风漂浮，不愿真抓实干，满足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贪图享乐，吃喝玩乐，骄奢淫逸；等等。这些不正之风，已经严重阻碍了党和人民事业的继续发展，必须加以除之。
根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良好的作风，开创工作新局面，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每个领导干部应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期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将中央的精神与当前当地的工作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总揽全局，统筹协调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防止乱决策、瞎指挥。
第二，树立积极进取的良好学风，并且学以致用。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新知识不断增长，领导干部如果不加强学习，固步自封，思想没有源头活水，必需的专业知识不能增长，其执政能力和水平就不能提高。发展的时代需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新理论、新经验、新知识，并转化为行动力，才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促进事业的发展。
第三，树立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的良好工作作风。领导干部不仅要当运筹帷幄的指挥者，还要当身先士卒的实干家。新时期改革发展建设任务繁重，尤其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控制物价上涨，要破解一系列民生难题，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促进社会和谐，等等。这些工作中央有明确的要求和部署，领导干部必须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不能让既定目标只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而要扎扎实实地落到实际工作中。
第四，树立民主、亲民的领导作风。领导干部是决策者，要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就必须虚心听取下属和群众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只会祸害工作。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的领导权是人民赋予的，所以必须亲民、爱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带领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第五，树立艰苦朴素、情趣健康的生活作风。一个人的生活作风是其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反映，生活作风与其他作风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已不是个人的私事。领导干部是社会的骨干力量，是现代化建设的领头人，领导干部的行为举止在社会上具有示范带头作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这16个字，应成为我们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行为准则。
总之，领导干部的作风不仅关系到干部自身的形象，还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良好的作风，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才能营造和谐的干群关系，形成共建和谐的强大力量；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各项工作，完成目标任务。
半月评论第8期：现代农民该怎么种粮
最近，美国农业部公布了美国主要农作物2008年度意向种植面积调查报告。由于玉米去年以来价格涨幅远小于大豆、小麦等，意向种植面积比去年大幅度下降了8%，相反，大豆则增长18%，小麦增长6%。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一部分农产品与国际市场关联度很大。相比而言，美国农业生产者能够敏捷地根据市场信号调整种养结构，我国农民则转身步伐较慢，不善于“见风使舵”，因此在农业竞争中往往吃亏，难以从中分享合理利润。
按照市场需求种粮，这为农民朋友提出了新的要求。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提供的信息，2007年，我国粮食主产区东北三省有15%左右的种粮农民参照大豆、玉米期货价格种地卖粮。但是这种类型的农民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农民不要说国际信息，就是本省、本县的市场信息，因物质条件与文化素质所限，也很难得到。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全球联系愈益密切的今天，作为市场的主体、作为新时代的农民，如果继续延续昔日的“只低头种地，不抬头看天”的习惯，继续奉行等、靠、要等观念，不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就会遭受更大的冲击与损失。有人会说，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普通老百姓怎能弄得懂？实际上，世上无难事，只怕肯攀登。东北一些农民能根据期货市场的变化来种地，说明我们的潜力很大，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智慧。现在，很多农村都开通了网络，经过简单培训，上网搜集一些农产品市场变化的信息已非难事。如果再加上自己的学习和政府的培训，按照市场需求这个“指南针”来调整种植结构，结果肯定要比盲目种田好得多。因此，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帮助他们按照市场导向发展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
当然，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一项承受着自然灾害与市场双重风险的弱质产业。从世界范围看，农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扶持。要提高中国农业“见风使舵”的能力，在中国的现阶段，既要靠农民自
身，靠合作社与协会，也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引导。美国农业生产者今年对种大豆、小麦“感冒”，是因为去年下半年以来，期货市场这两项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期货具有规避风险与发现价格的功能，是农产品市场变化的“风向标”，对改变中国农民“去年什么涨今年种什么”的传统习惯为“未来什么涨种什么”将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已初步形成了小麦、大豆等大宗农产品期货交易体系，让农民得了实惠，但生猪等大宗农产品的期货交易还未正式推出，不利于避免生猪市场大起大落。因此，加速健全农产品期货市场刻不容缓。
即使知道种什么、养什么赚钱，一些农民还是顾虑重重。见了“风”不敢使“舵”，是怕风险太大容易翻船。例如生猪养殖，前年价格大跌，去年大涨，但是很多农民不敢养，担心价格跌，担心猪瘟，担心饲料涨得没边，忙乎一场后大亏。我国政府从2004年开始向农民发放多种种粮补贴，今年更是大幅度提高，而且坚持出台粮食收购最低价，对化解农民的种粮风险、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功不可没。然而，这和欧美国家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强力培育发达的农业保险相对照，还有很大差距。
提高农民“见风使舵”的能力，仅仅靠他们自身是不够的。今年南方发生冰冻灾害，交通堵塞，贩运户没法进出，导致湘西农民近来调整结构、大栽特栽的椪柑大面积滞销。尽管当地政府在找市场方面想了很多办法，但相当多的椪柑无法采摘，眼看着烂在地里，农民损失惨重。湘西农民的痛楚，实际上是当地椪柑加工能力弱、产业链短酿成的苦果，也是我国农业产业化不强的一个缩影。
欧美有发达的农业产业化体系，表面上是美国农场主调整种植品种，实际上是为他们提供合作服务的产前信息搜集、产中生产服务、产后加工与销售等环节都在呼应调整，从而提供了强有力支持。近年来国内各地也组建了不少协会与合作社，还有不少龙头企业也起带动作用，但与农民利益风险结合紧密、规模很大、产业能力带动强的还不多。单个农民或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在国际化竞争中往往难堪一击。加强对各种农业合作组织的扶持，带动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是政府该做的事。
细细品味，中国农民调整种养结构的能力较差，实际上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也非一朝一夕，也不能拔苗助长，既要靠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也要各级政府多方面采取对策，一步一步化解。期待并相信终有一天，中国农民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者一样，在农业竞争的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
半月评论第9期：从“圣火”传递看爱国精神新内涵
承载着和平、友谊、进步精神的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期间，遭到少数“藏独”分子和一些反华势力的干扰。为了保护奥运火炬顺利传递，为了战胜谎言与偏见，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捍卫民族尊严，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与全体中国人民一道，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并诠释了新时期爱国精神的新内涵。
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一张张真诚激动的脸庞、一阵阵雄壮震撼的国歌声、一场场盛大的集会向全世界宣示，无论走到哪里，华夏儿女们身上永远流淌着祖国母亲的血脉。
爱国是中华儿女的神圣义务，也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最起码的品德，它表达的是对于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有如儿子对于母亲的那种发自心灵深处的热爱和依恋之情。如今，这种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并赋予了新时期爱国主义精神新的内涵，新的活力。
翻开中国近代史，经济落后、国力衰微，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这使得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始终是一种以弱抗强的态势。而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空前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面对一个欣欣向荣、和平发展的祖国，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因此，当“藏独”分子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侮蔑中国时，就从根本上伤害了中华儿女的感情，进而引发了一波波强大的爱国浪潮。
正如一位在伦敦亲历圣火传递的中国留学生的表述：“我们挥舞着国旗，内心从未像今天一样骄傲；高唱着国歌，声音从未像今天一样响亮。想到这里，又想到温家宝总理讲的那句话‘你们在外面记挂着祖国，祖国也记挂着你们’，就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很值得。”
经济全球化时代，爱国热情如何表达？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爱国主义如何更有力？热情与理性怎样结合对国家更有利？我们欣喜地看到，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行动，是那么的睿智、那么的清醒、那么的理性和务实。他们的行动给人鼓舞、令人赞叹。
在护卫“圣火”、与“藏独”分子抗争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并未诉诸暴力或卷入冲突，而是通过“旗海”和辩论等和平方式表达对北京奥运的支持，对干扰破坏行径的谴责。他们挥舞着奥运五环旗、五星红旗，这些旗帜不仅起到召集的作用，更代表世界和平。当圣火在旧金山传递时，华人华侨甚至专门租飞机挂横幅在旧金山上空盘旋。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上，出生于1982年来自西安的留学生李洹以精彩演讲，回应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让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为之欢呼，让法国人听得震惊和入神。既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又有理、有力、有节地表达愤怒，他们的爱国举动理性、成熟。
奥运“圣火”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传达和平友谊的光荣使者。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时，坐在轮椅上手持“祥云”火炬的金晶遭到了“藏独”分子突如其来的袭击。孱弱的金晶不畏强暴，双手紧抱火炬，用她那瘦弱的身躯捍卫着奥运“圣火”。事实表明，如同金晶一样，全球华人捍卫“祥云”火炬的同时，也在捍卫其承载着人类和平、友谊、进步的奥运精神。
当一些情绪激动的网民呼吁抵制家乐福、抵制外国货时，越来越多的民众强烈呼吁“不游行，不集会，非暴力，不给国家添乱”，这种理性爱国的主流，显示出中国人应有的胸襟。因为我们知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一个成熟的民族更需要开放、包容与自信。
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民族尊严受到挑衅之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都要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这种精神和热情，是爱国主义最为具体的表现，而注入了新时期新内涵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加倍珍惜与呵护。（孙爱东）
半月评论第10期：天灾无情人有情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这一刻，北纬31.0度、东经103.4度，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
这一刻，以汶川为中心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栋栋房屋被夷为平地，一个个城镇村庄成为废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这次大地震灾害,其破坏之严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都是历史上罕见的。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吞没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毁坏了无数家园。但是，它摧不垮中华民族凝聚不屈的力量与勇气，摧不垮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战胜灾难的斗志与精神。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立即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国务院迅速成立了以总理温家宝为总指挥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并设立由有关部门、军队、武警部队和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救援组、预报监测组、医疗卫生组、生活安置组、基础设施组、生产恢复组、治安组、宣传组等8个抗震救灾工作组，其后又根据新情况成立了水利组。
地震发生后不到5小时，温家宝总理就抵达灾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天晚上，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国家有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抗震救灾工作迅速在灾区展开，近两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当天到达灾区开展救援，多支专业救援队和医疗队也同时赶到了灾区。
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抢险救灾的重大决策，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动全国各方的救援力量奔赴第一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展开了。这表明，我国自施行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后，快速应对突发灾难的机制和能力空前加强。
灾难始料不及，救援刻不容缓。快速反应，紧急部署，为生命大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全世界都感叹中国政府在这次地震中的应对速度。是的，坚持以人为本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与死神抗争，战胜灾难，只有争分夺秒，才能创造更多生命奇迹。
大地震发生后的40小时内，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出现在灾区群众和救援队伍之中。从5月12日至16日，温家宝总理从都江堰到绵阳、德阳，从成都到北川、汶川，他在废墟和瓦砾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察看重灾区，指挥抗震救灾。16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赶往灾区，察看灾情，看望受灾群众，慰问救灾人员。胡锦涛在抗震救灾前线发出号召：“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以更加顽强的精神、更加迅速的行动、更密切的配合，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决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身影是一种力量，它稳定了灾区群众的心，激励着救援队伍的斗志。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在抗震救灾斗争中，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付出百倍的努力，决不轻言放弃。人性之光在灾区闪耀，全世界的人们为之动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
抗震救灾是一场生死时速的较量。地震发生后，灾区道路毁坏、通信毁坏、电力毁坏……许多灾区成了“孤岛”，阻拦了大批救援人员的去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以其气壮山河、任何困难都难不倒的英雄气概，攻坚克难，空降、机降、徒步、涉水，多路突进。200多名官兵冒着余震徒步强行军，以最快速度挺进与外界隔绝33小时的地震中心汶川；15名空军官兵写下遗书，冒着生命危险在灾区近5000米的高空实行伞降。正是他们不畏艰险，顽强奋战，一条条生命通道被打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从废墟中被营救出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感天动地的举国驰援中，从爱心涌动的无私奉献中，我们看到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灾难使人悲痛，灾难也能激发民族精神，凝聚人民力量。一位网友说得好：“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全世界华人都心系灾区。大家的心在一起跳动、泪在一同流淌。来自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的捐赠款物，其数字每天都在刷新。救灾还在进行，捐赠还在继续……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坚信，有党中央沉着冷静、卓有成效的坚强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同舟共济的顽强拼搏，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夺取这场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
半月评论第11期,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
废墟中，又见炊烟袅袅升起；道路旁，晾晒着刚下场的金黄麦粒；田野中，新栽插的秧苗透出一片生命的绿意。劫难过后的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历经生离死别的父老乡亲，一双双曾经大悲大难的眼睛里透出的是坚毅，是信念：迎接新的一天，重建美好家园。
在刚刚过去的20余天里，面对一场罕见的地震灾害，中华民族进行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生命大营救。世界见证了中国党和政府以人为本、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守望相助、血浓于水的殷殷深情，见证了灾区人民面对灾难的坚忍、镇定和勇气。“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抗震救灾中迸发出的精神，已经成为全民族永恒的记忆，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是支撑我们重建家园、争取一个更好明天的信心所在。
如果说，地震灾难的生命救援是一场速决战，那么，涉及约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一千多万人受灾的灾后重建，就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数以千亿元计的资金要筹措，数以千万平方米的建筑要重建，数百万受灾人口要安置、要防疫、要就业，各行各业的生产要恢复，震后多种危及灾区人民生命的次生灾害要处置，凡此等等都说明，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要打一场极为艰难的硬仗。这场硬仗必须打赢，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
有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有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全力扶持，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灾情发生后，人们看到，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以最快速度赶到灾区，一次又一次来到灾民身边，做出一个又一个坚决有力的抗灾部署。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胡锦涛总书记在甘肃省陇南地震灾区考察时强调：“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郑重承诺，给予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有举国上下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一如既往的爱心支援，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大灾当前，患难与共，举国上下涌动规模空前的爱心援救；血脉相通、骨肉相连，海内外同胞挥泪相助。中华民族的这一份大爱感天动地，这一份深情给予了灾区人民巨大的支援和温暖。灾区的复兴，需要全国人民的继续支援，全国人民也必将进一步伸出援助之手，直至灾区人民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在今后的日子里，这份大爱既为灾区人民战胜困难增添无形的力量，也让每个中国人化作爱岗敬业的努力，化作以各种方式对灾区源源不绝的支援，与灾区人民共创美好的明天。
有灾区人民坚忍不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大灾过后，世界震惊于灾区人民的坚毅、镇定和顽强。站在汶川废墟上，联合国秘书长也禁不住感叹中国人民的“勇敢无畏、坚忍不拔”。无数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灾区人，擦干眼泪，挺起胸膛，奋起自救。重灾区北川的小麦收割了，播种下玉米，播种下新的希望。损失严重的东方汽轮机厂复产了，从废墟中站起的东汽人，新接收了100亿元的订单，向世人昭示了灾区人的责任和力量。北川县曲山镇大水村妇女吴红，这位失去了至亲的丈夫和儿子、失去了家园的坚强农妇说得好：“我现在只想多做事，咱将来的大水村，一定要建得比从前更美、更富裕。”有这样自立自强的人民，什么样的灾难不能克服呢？
有对灾区重建的科学评估、科学规划、合理运筹、精心建设，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人们相信，震后的灾区，必将如浴火凤凰，在重建中新生，人们期待一个更加安全、更有活力、更富生态文明的新汶川、新北川、新青川……而这一切，有赖于灾后重建的科学规划、合理选址、统筹安排。现在，国家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已经展开，将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灾后重建的主要任务。人们希望，这样的规划和重建，要充分汲取汶川地震的惨痛教训，要充分采纳民众的智慧和建议，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有公开透明的全程监督，阳光赈灾，阳光重建，这场硬仗一定能打赢。这场抗震救灾全程的公开和透明，尊重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稳定了人心，凝聚了力量，彰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自信和坦诚。在今后的重建中，这种公开和透明，也是救灾资金安全有效运用、保证灾后重建干净进行的最有力保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胡锦涛总书记，在灾区一所小学的小黑板上，写给孩子们的这16个字，正是灾区重建家园的要旨所在。有全国人民的爱心和支援，有灾区人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变成美好现实。
2008年半月评论第12期：把根基深扎于人民群众之中
火红的7月正迎面走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将走过87年光辉历程。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生日。一个多月前，四川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迅猛而巨大的震荡割裂着巴蜀大地，瞬间吞噬数万生灵。新年伊始，面对历史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中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当地震灾难突然降临，中国又在经受着同样严峻的考验。
灾情就是命令。在房倒屋塌的村屯里，一个个挺身而出的共产党人、一个个迎难而上的共产党人聚集起来，凝成铁拳，向抗震救灾最前线前进。
时间就是生命。在山石飞滚的山梁上，一个个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一个个百折不挠的共产党人力挽狂澜，不畏牺牲，向抗震救灾最前线奋进。
生命高于一切。在抢修毁损的公路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一个个有情有义的共产党人热血沸腾，公而忘私，向抗震救灾最前线挺进。
一块燃烧的煤可以引燃千万块煤，一颗红亮的心可以映红千万颗心。共产党人，舍小家、顾大家，始终坚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他们在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主动承担最艰苦的工作，冒雨深入村组、农户搜集灾情，抢救伤员，稳定民心，组织群众转移；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断瓦残垣中搜寻，在倾盆大雨里穿行，及时疏散并安全转移孤寡老人和行动不便人员；他们主动深入第一线抢救伤员，把灾区困难群众当成亲人和朋友，身上被伤员的血染红了，被无情的雨浇透了，全然不顾累与饿……
青川县人武部部长袁世聪在地震发生不久，就马上组织救援队开展抗震救灾，成立全城第一支救援队伍。当听见垮塌楼房中传出侄女和母亲微弱的求救声时，他又接到了实施爆破疏通河道的任务，他来不及多想毅然选择了后者，群众得救了，可他的两位亲人却永远地逝去了。
什邡市蓥华镇镇长梁忠平失去3位亲人，但面对全镇95%的居民房垮塌，近万名群众受灾的重大灾情，他心里最先想到的是群众，始终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地震发生后，正在上课的什邡龙居小学党员教师刘继军从容面对，沉着指挥，使全班80%的学生得以安全撤离，最后刘继军和几名学生被压在了废墟下，3名被刘继军以身护卫的学生得救了，可他却永远离开了……
这一组组镜头，令心灵震撼；这一幕幕场景，让泪眼模糊。地震中的每一处废墟上，鲜红的党旗为什么能够高高飘扬？共产党人的臂膀为什么能够力挽抗争？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着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坚强信念。抗震救灾战斗中，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央领导的亲临前线，体现着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深情。在抗震救灾这一特殊战场上，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他们始终站在抗震救灾的最前列，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群众，真正在抗震救灾中成为排危除险的先锋队。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四川全省各级党组织先后组建各类支援抗震救灾队2.68万个，其中受灾地区1.82万个、总人数151.9万人（党员118.3万人）；非受灾地区组织各类支援抗震救灾队0.86万个、总人数56.3万人（党员52.8万人）。在受灾地区抗震救灾一线的党员干部176.59万人，其中副县级以上干部8.29万人，普通党员干部168.3万人。
这就是我们的共产党人，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先锋，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脊梁。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最危险，他们就冲在最前面；哪里有困难，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以坚强的党性、崇高的品质，诠释着舍生忘死的共产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对党的无限忠诚，书写下无愧历史的合格答卷。
87年岁月如歌、信念如山；87载英雄辈出、风范永存。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只有五十几名党员的党发展为今天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下克敌制胜、在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奋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拓创新，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把自己的根基深扎于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看作自己的母亲，和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同呼吸。惟此，党的先进性长在，党的生命力永存。（李亚杰）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刘延东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２５日上午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并强调，科技战线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不断开创科技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刘延东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党的十七大指明了科技事业前进的方向。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把握新机遇新挑战，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担负起用科技支撑发展方式转变、用科技引领产业优化升级、用科技提升国家竞争力、用科技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光荣使命。
刘延东强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工作进展顺利、开局良好。要继续把落实纲要作为科技工作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一是加快组织实施重大专项，整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的优势资源，集中攻关，确保各重大专项高质量如期完成；二是坚持为经济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加强资源能源开发与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应对气候变化、重大装备制造、农业增产、重大疾病防治、防灾减灾等领域重点项目科研，努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三是加强重大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大幅度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四是深化改革，健全科技资源共享机制，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以建设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为重点，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五是把发现、培养、使用、凝聚优秀人才作为科技工作的突出任务，完善人才制度和政策保障，培养一批创新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六是扩大科技对外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提升我国科技的国际合作水平。
刘延东指出，到２０２０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是一项繁重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必须举全国之力，全社会共同参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要充分发挥思想库的重要作用，为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出席会议，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主持会议。
会前，刘延东、路甬祥、徐匡迪为陈嘉庚科学奖和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奖者颁奖。
2008年半月评论第14期：万众一心迎奥运
2008北京奥运会终于快来了，仅剩三天。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件空前的盛事，它将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有些目前我们或许还难以预料，但无疑这些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也是非常广泛的。正如何振梁先生所说的：“我们一直倡导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共融。奥运会更应该成为一个促进世界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推动力。这是中国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希望实现的理想”。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通过北京奥运会，我们将更好地与国际社会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并赢得世界人民更加广泛的支持。
当然，北京奥运会也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峻的考验。
首先，我们究竟将向世界展现什么样的国民素质和民族风采呢？多少年来，我们曾经津津乐道自己是一个“礼仪之邦”“文明之邦”，确实，我们的祖先不仅以自己的文明和礼仪折服过近邻，还感动过远方来客。然而，今天，当我们打开国门“请进来”、“走出去”后却发现，在追求现代文明方面，我们还存在不足之处。北京奥运将成为中华民族重建自己的文明、礼仪的一个契机。我们应当万众一心，共同洗刷那些不文明习惯和行为，以一种全新的文明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应该在文明温馨的氛围中共同享受奥运带来的快乐。
其次，我们究竟将如何向世界提供一个平安祥和的奥运呢？奥运是一个全球瞩目的大事，它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各种团体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因此，奥运安保势必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而又艰难的课题。奥运安保，不仅是安保机构的事情，更是全国人民的事情。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都有可能在民众高度警惕的目光下被及时发现并及时排除。
同时，我们究竟应当向世界提供一个怎样的优质服务呢？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在现代化设施和设备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我们也已经为奥运的到来做了精心充分的准备，但是，奥运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只要有某个环节出现了差错，就有可能影响比赛正常进行，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因此，参与奥运服务的各行各业，参与奥运服务的所有人员，都应当万众一心，全力以赴，用最佳的精神状态、最认真的工作态度，保证做到万无一失，努力向世界提供一个最优秀、高质量的服务。
更重要的是，奥运期间，我们的健儿和我们的现场观众将集中体现中国人民的文明形象。我们的运动员不仅要赛出水平，还应当赛出精神、赛出风格。我们的现场观众既应当为我国健儿的出色表现喝彩加油，也应当尊重各国运动员，向各国运动员的精彩表现送去由衷的掌声和祝福。参赛的我国选手和现场的我国观众，作为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代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希望，他们一定能够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世界各国运动员和各国人民的尊重。
奥运来了，让我们万众一心，共同为这一场精彩、文明、平安的奥运会而努力吧。
我们兑现了庄严的承诺
经过百年期待、7年艰苦筹办，8月8日～24日，第29届奥运会在中国北京和6个协办城市成功举行。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文明和奥林匹克文明令人瞩目地“握手”，北京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世人奉献了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体育盛会。正如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闭幕式上所讲，中国人民用满腔热情兑现了庄严的承诺。
北京奥运会的“有特色、高水平”被世界各国政要和媒体高度认可：高水平的场馆、体育设施；高水平、独具特色的开幕式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高水平的媒体服务；高水平的安全保卫工作；高水平的志愿者队伍和服务；高水平的交通组织和生活服务；高水平的城市文明形象；高水平的竞赛成绩……国际奥委会执行主任吉尔伯特?费利对开幕式、奥运村、场馆、交通、志愿者的表现连续用了5个“满意”予以评价。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在筹办和举办过程中，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发挥体制优势，统筹协调，充分整合各方资源做好各项工作。主办城市、协办城市、中央相关部委为了办好奥运会，相互理解，密切沟通，加强配合，形成了目标清晰、标准统一、步调一致、措施完善的协作机制。通过火炬境内传递、倒计时100天誓师大会以及“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等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热情，形成了万众一心参与奥运、奉献奥运的良好局面。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改革开放30年综合国力的充分体现。没有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中国无法以国际一流水平的“硬件”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盛会：奥运场馆建设投资约130亿元，奥运会运行资金投入20多亿美元；近7年间北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800亿元，超过197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国力的增强、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更好地举办、更多人有效地参与奥运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国人崭新思想观念的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国人从封闭、僵化的状态中走出来，逐步形成了求真务实、勇于变革、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价值观向多元多样转变，科学、民主、文明、生态、公平等新的理念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尺度；人们的文化观从泛政治化、排斥否定抵制西方及外来文化，转变为在开放包容中不断接纳西方文化的先进因子，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人在精神面貌、思想观念上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北京奥运会能够成功举办的内在动力。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还是中国文化魅力的充分体现。北京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会。经济全球化令资本和技术在全世界的空前自由流动逐渐成为现实，让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上形成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世界正在成为“地球村”。然而同经济因素相比，文化交流更会让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变得活跃、持久和有效。古老的东方文化在盛会中大步走向世界：历史悠久的都城、幽静的四合院、蜿蜒的长城，令人震撼的开幕式———四大发明、五音中国古乐甚至《论语》，中国的民族音乐、戏曲、饮食、建筑、绘画……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不仅让全世界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而且用传统文化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世界和谐的价值观，给这届奥运会打上了鲜明的“中国印”。
北京奥运会精彩落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一奥运口号已深入人心，中国通过了“世界大考”，奥林匹克精神广泛传播，东西方文化广泛交流。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的激情相拥，让世界对北京和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筹备和举办过程中，北京奥运会形成了“五种精神”：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这些精神保证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必将促进全国人民今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丰厚的“奥运遗产”，不仅造福中国，也造福世界。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奥运会在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举办，是世界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奉献。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荣誉属于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属于在比赛场上奋勇争先的运动员，属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属于以各种方式参与北京奥运会的五大洲朋友。 苏会志 李舒
《半月谈》评论：奥运见证中国
8月8日晚8时，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开幕。这是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的瞬间。新华社记者赵鹏摄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在“鸟巢”点燃。这一刻，熊熊燃烧的奥林匹克圣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这一刻，东方古都吸引了来自全世界惊叹的目光。
从刘长春孤独一人跑进奥林匹克赛场，到今天中国组成639人的庞大军团参赛；从1908年《天津青年》提出“奥运三问”，到今天中国人真正实现百年梦圆，奥运见证着中国一步步由弱变强，从闭关锁国到全面改革开放，从彷徨失措到坚定自信的整个过程。
,国运衰则体育衰，国运兴则体育兴。”虽然体育运动成绩并不能和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直接画等号，但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精神面貌。在中国百年奥运史上，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
奥运见证了中国的觉醒和崛起。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全面走向世界的起点。从那时起，几乎在所有领域，世界都能看到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东方面孔，人们惊呼“中国人来了”！
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重返奥运赛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甫一登场便显示出新兴体育强国的风采。许海峰手起枪落，获得那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一雪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
奥运见证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决心和努力。
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以来，举办奥运会,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竞赛，给各国人民提供了体育、文化、不同思想和观点、不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交流机会，给全世界搭建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努力融入世界的中国也渴望用举办奥运这样一个平台，让世界更清楚、准确地认识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开放的中国盼奥运”。1991年12月，中国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申办2000年奥运会。此时的中国，已经告别了自我封闭，向世界敞开胸怀。
虽然第一次申办以两票之差未能成功，但中国依然明确要“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2001年，中国再次为申办2008年奥运会发起冲刺，同年，中国也正全力以赴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此时的中国，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显得更加成熟老练、平和淡定。
北京时间2001年7月13日22时15分，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时，举国欢腾。中国向奥林匹克发出诚挚的邀请，奥林匹克也真诚地选择了中国。
奥运见证了中国千金一诺的信念。
当年北京的申办报告长达3卷，以18个主题，向国际奥委会全面展现了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能力和决心。兑现这些承诺是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也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所必需。
7年的付出与艰辛，中国完美实现了自己的各项承诺，37个奥运比赛场馆如期完工，“鸟巢”、“水立方”等成为奥林匹克建筑史上的经典；环境和大气质量全面达标，北京的天更蓝、水更清；新建的机场航站楼和3条轨道交通线投入使用，交通状况大为改善；奥运安保各项工作全部就绪，做好了防范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充分准备……
奥运见证了中国面对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
2008年3月31日，奥运会火炬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发。火炬传递过程中，我们也曾遭遇过不解和疑虑。面对抢夺火炬的暴力行为，美丽的中国女孩金晶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护佑圣火，表现出过人的勇气和力量，也传递出我们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
在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灾难和不幸。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8级强烈地震，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5月19日至21日，奥运火炬暂停传递，举国哀悼。3分钟的默哀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无数国旗在人们手中飞舞，汇成红色的海洋，“中国加油”的声音连绵不绝。“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迅速转化为筹办奥运的实际行动。
奥运也见证了中国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丰富与贡献。
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不仅使奥林匹克精神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得到空前普及，也为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增添了新的内涵。
从“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从奥林匹克教育“同心结”交流活动，到“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大众参与，人们都能看到奥林匹克精神闪耀光芒，深入人心。
2001年北京申奥时，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申奥报告的评语是，“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将为中国和体育运动留下一笔独特的遗产，国际奥委会也相信北京能组织一次出色的比赛”。而现在，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北京奥运会为中国留下一笔巨大遗产的同时，也为奥林匹克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孙晓胜）
半月谈第17期 关爱残疾人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北京奥运会圣火刚熄，北京残奥会大幕又启。这是历届残奥会中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体育盛会，在北京的舞台上，来自全球的残疾人运动员共同奏响挑战自我、顽强拼搏的壮歌，在天地之间彰显出一个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大写的“人”字。
现代残疾人体育运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从1960年在罗马举行第一届世界残疾人运动会，到2008年北京举办第13届残奥会，残疾人运动员用自己的不屈不挠、自立自强，演绎着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不断升华着人类的精神境界和意志品质，世界公众也在残奥会中完成了一次次弥足珍贵的人文教育。
作为东道主，中国强调“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以最大的热情、尽最大的努力，全力做好残奥会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北京残奥会热烈、精彩、成功。
筹办北京残奥会，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残疾人人权的高度尊重和充分保障，彰显了中国人权事业的特点和亮点。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共有残疾人口8296万。残疾人是一个数量众多、特性突出、特别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著名的“木桶定律”内容是，木桶由许多块木板箍成，其盛水量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由此推论，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关键还是看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生存状态。
助残扶弱，是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传统美德。《礼记?礼运篇》就提出了要“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大同”思想。这一传统美德，深深蕴藏于民族精神之中，虽历经岁月沧桑而薪火不绝。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高度重视人权保障事业，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进程中，为残疾人提供生活保障和制度安排，致力于维护残疾人的各项权益，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鼓励、帮助、组织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就是中国改善、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既能帮助他们康复，也给了他们向社会展示自身才能、促进交流与理解的机会。
残疾人体育，无疑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个“坐标”。自1984年以来，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先后举办了7届，并已正式列入国务院审批的大型运动会系列。在国际赛场上，自1982年起，我国组团参加了6届夏季残奥会、2届冬季残奥会、7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6届夏季特奥运动会、4届冬季特奥运动会、4届夏季聋奥会和多项世界锦标赛。中国残疾人运动员不畏困难、奋勇拼搏，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与此同时，作为全民健身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残疾人群众体育活动也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目前，我国残疾人业余运动员超过200万人，其中参加残奥运动的有150万人，参加特奥运动的有70万人，参加聋奥运动的有60万人。
包括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在内，国家为改善残疾人状况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通过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摸清了基本情况；颁布了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和残疾人就业条例，制定实施残疾人事业的5个五年规划和残疾人扶贫攻坚计划；设立政府残疾人工作机构；建立新型、统一的残疾人组织；进行宣传和公众教育，发展残疾人领域的国际交往。我国残疾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目前，全国为盲、聋、智障少年儿童兴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已发展到1667所，义务教育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有2803个，在校盲、聋、智障学生达到58万人。
2008年6月26日，中国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这部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国政府和中国残联参与了公约制定的全部过程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虽然中国残疾人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仍然要看到，现实生活中，我国残疾人的生存和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北京残奥会，将成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不仅将全面推进北京以及协办城市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还将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积极参与、热情关心残疾人事业的浓厚氛围，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树立理解、关心、尊重、帮助残疾人的社会风尚，对促进我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意义深远。
只要我们人人都伸出一双手、个个都献出一份爱，残疾人的生活就一定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会越来越文明与和谐。
半月谈第18期 要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面对国内外经济复杂形势，中央适时提出“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思路。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当前，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国内消费具有必要性、紧迫性。
近年来，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动起来的。在收入持续增长、家庭储蓄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预期与消费环境逐步改善的背景下，2000年以来，以住、行、通讯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新的消费热点带动了电子通讯、住房、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
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的产业影响力程度较高。一套住房所需的钢材要远远高于服装、彩电、冰箱等产品，一部汽车需要的材料和零件要远远高于自行车、手表、房间空调器等产品。房地产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重化工部门以超常的速度发展，我国工业化进程也由轻工业主导阶段转入重化工业主导阶段。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大量的投资需求，消费与投资的加快增长最终推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强劲增长。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调，消费增长潜伏着放慢的可能。受股市走弱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减缓；随着企业困难增加和劳动工资成本提高，就业增长预计将受到一定影响，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经济趋冷的苗头，可能会从多方面影响到居民的消费信心，改变居民的消费预期。考虑到目前买房需求的变化，油价提高和用车条件的变化对家庭买车需求的影响等，应该注意未来消费需求增长放缓、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放缓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发生，其影响链条很长，会从终端需求逐步向上游产业传递，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比较长时间的调整。
在重视需求总量的同时，还要重视需求的结构，这对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可以提高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冲击的能力，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当然也要看到，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是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际分工的客观表现之一。我国当前正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还要高度重视外需的作用，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要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投资形成生产能力，提供就业机会，形成收入；消费则形成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二者之间能否保持动态协调，对于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非常重要。
近年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年为61.1％，2007年降低到50％。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共同演变规律之一是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的发展阶段，投资率提高，消费率降低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要注意到，我国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中，投资增长率一直很高，2003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25.8％。
在资金流动性过剩、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热情十分高涨的情况下，投资扩张的冲动十分强烈。加之财税体制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投资反弹的压力始终很大。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投资增长高位攀升，引起总需求加速扩张、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就会出现经济过热。还要注意到，历史上多次投资扩张的结果，往往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和产业发展出现严重困难，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因此，对脱离消费支持、导致经济较大波动的投资反弹，必须始终予以高度警惕。
目前，扩大消费的重点首先是保持必要的就业和收入增长。要注意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力度，针对出口增长的回落，要注意适时调节投资增长速度，稳定总需求增长；要注意企业困难的发展，努力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以及其创新升级的政策、市场和体制条件，注意稳定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另外，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加快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各类社会公共事业，构建基本生活保障线，减少后顾之忧，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
总而言之，消费、投资和出口是社会再生产活动中互为条件、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其比例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考虑，当前的重点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进而提高我国经济抵御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进一步理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19期半月评论中国农业迎接“资本时代”
在粮食主产区并购粮食加工企业，与农民合股建立柑橘果园基地、兴建农场、收购养猪场……近期以来，国际资本在中国农业领域的一系列动作，引起了国内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细察之下，我们可以看出，国际资本的战略布局不可谓不精、生产品种不可谓不广。因此，尽管目前国际资本投资总额并不很大，但其长远影响不可忽视。联系国内大型工商企业大举“上山下乡”，有人惊恐——害怕资本会“蚕食”小农；有人高兴，欢迎资本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不管欢迎与否，大门已经打开——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正在到来。
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这是国内外共同的市场规律，不可阻挡。目前，我国农业已形成对外开放格局，特别是在加入WTO后，对农业开放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各项准入限制正逐步取消；同时，国内农产品市场体系已大大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各种现货市场已较为完备。这一切，为资本的进入铺平了道路。
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看，当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工商资本、金融资本的进入是大势所趋。目前，购买农田、化肥和运输工具，正成为国际投资者长期投资农业产品的一大趋势。进入投资者视野的目标已经有位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英国等地的农耕地，中国的粮库也落入了国外投资机构的视野。
人们异常关心的是，强势资本会给几亿中国农户带来什么呢？
——带来现代生产要素。中国农业正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现代农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资本农业”，以资本为纽带引入大量现代生产要素。目前，我国强农惠农政策和农业发展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但农业发展活力不足，“土地、劳动力、资金”三大要素外流问题依然突出。
资本像一个纽带，聚集着人才、管理、技术、资金，涌动着勃勃生机，带给传统农业效率更高的生产模式。与我国农村种地主要靠“386199（妇女、儿童和老人）部队”迥异的是，农业跨国公司里充斥着大批专业的硕士、博士。世界第三大果商澳门恒河果业在重庆江津区投资，与农民合作建设柑橘基地，从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带来70多个优良品种。这些品种都申请了专利保护，几乎覆盖了全球各大区域、不同时段，一下子将我国的柑橘品种水平提高了几十年。
一些跨国公司的中国项目规划书上，对中国“三农”问题进行了大致相同的分析：中国农民问题主要是低收入，农业问题主要是低生产率，农村问题主要是疲弱的基础设施。而解决思路是发展提高组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资本显然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助推器。
——带来现代组织方式。“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如何与国内外的大市场、国内外的资本相对接，一直是农业经营体制的探索方向。从“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到合作社，我们找到了一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作社”的农业发展道路，符合我国国情。同时也要看到，尽管在各类专业合作社里，小农联合起来，具有土地、劳力等方面的优势，但因为缺少强大资本、市场渠道和品牌影响，合作社的产品很难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还没有形成一家在国际市场上叫响的大型专业合作社，而以农业为主业跻身世界500强的国际企业不乏其例。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事实无比雄辩地证明，一个产业若想做大做强，必须引入资本。家电业和汽车业当年走过“以市场换技术”的路子，虽受到很多非议，但从整体上带来了产业水平的迅速提升。农业的开放也是大势所趋。
但是资本是把“双刃剑”，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资本进入中国农业，特别是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农业的副作用，及时采取措施，趋利而避害,
——防止外来资本伤农。有的地方出现以建设新农村为名，工商资本大量圈占农民土地的行为，结果是“农民被挤走，资本获暴利”，农民成为“利益的旁观者”。
——防止国际资本危害国家利益。特别是防止国际资本控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控制重要农产品定价权。近几年，跨国公司已掌握我国植物油定价权，教训深刻；下一步，在粮食流通流域也有类似风险，必须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比如规定其股份份额、进入领域等多种办法，防患于未然。
30年来，我们在土地经营制度、农业税费制度、乡镇机构制度、财政补贴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稳定的基本农村制度；今后，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研究农业如何开放，向资本开放、向人才开放、向管理开放……向一切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要素开放，则是一篇值得认真探索的大文章！（刘健　董振国）
半月评论20期：三看新一轮农村改革
段羡菊
2008年金秋10月，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嘹亮号角，随着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吹响，给广袤的田野带来希望，给亿万农民和全体国人带来憧憬。
和30年前的农村改革相同的是，这一轮改革将进一步释放农村生产力，施惠广大农民；所不同的是，改革目标已经从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上升为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民真正享受国民待遇并全面维护其各种权益。
推进这场改革，对于执政党而言，既是实践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兑现其实现全面小康，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执政诺言。尽管这场改革充满艰难险阻，但中国展现了自信姿态，因为30年农村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因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家财力来支付改革成本。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这一轮改革的目标、原则、关键所在，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部署。古人云“上下同欲者胜”。现在，国家层面的改革蓝图已定，人们非常关心、期待的是实践中各方如何参与、探索，可概括为“三看”：
——新一轮农村改革能否大力推进，要看各级地方政府如何落实中央改革要求。
农村改革初期流行一句话，“上通下通中不通，中间有个顶门杠”，意思是说在中央支持、农民拥护的情况下，“中间”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脑海里“姓社姓资”的筋没转过弯来，惧怕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成为改革的绊脚石。现在，少数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再度扮演“顶门杠”的角色呢？人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这是改革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可是有的地方政府认为粮食安全是中央的事，总是琢磨着把耕地腾出来办工厂、搞地产。据国土资源部调查，近年来非法批地案件中，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占80%。
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已是人心所向的改革共识，但是有的地方领导还只是专注于城市如何靓化，有钱往城市堆，贪大求洋。有的地方全市一年投入农村公路建设的资金还不及市区一条大马路多。
——新一轮农村改革能否大力推进，要看社会各界是否充分动员起来。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各群体利益平衡而不是巨大失衡的社会。农村改革之初，主要是农民和政府在唱戏。现在的有利条件在于，经过30年改革发展，“三农”问题的化解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和城乡各阶层的利益紧密联系，而农民之外社会各阶层的财富、智力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为社会各界参与这场需要足够资源的改革提供了机会与基础。
在这场改革面前，社会各界都可扪心一问。我们的大中小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可自问，是否为农村履行了培养合格劳动力和人才的职责？我们的媒体可自问，是否把版面、镜头、页面更多地对准了“三农”？ 我们的金融部门可自问，是否按照国家要求创新农村金融，改变过去从农村“抽血”的做法？
我们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各界能否再现四川地震救援中所展现的可贵的社会动员能力，筹集更多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民做更多的事，并从中找到自身发展的广阔舞台?
——新一轮农村改革能否大力推进，要看广大农民是否再现他们的创造力。
30年农村改革中，中国农民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创造力。以按血印签“生死合同”的小岗村农民为代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发明者正是中国农民。1980年，广西宜山县合寨村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委会。这两项创举与中国东南沿海冒出的乡镇企业一起，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2008年，农村改革进入而立之年。农村改革如何深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媒体、论坛上，侃侃而谈的多是专家、官员。除了小岗村等极少数特殊村外，很少听到农民的声音，看到农民的身影。
事实上，推动农村改革，维护农民利益最重要的主体还是农民自己。只有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才能够真心实意投入自己的劳动力、资金、热情以及其他资源，表达他们的改革诉求并且参与改革，改变现在很多地方“等靠要”的做法，新农村建设才会真正蓬勃发展。
第二部分 国内著名媒体时评荟粹
警惕地方形成“事故瞒报机制”
前天，国务院成立蔚县“7·14”矿难瞒报事故调查组。据初步调查分析，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组织生产，导致矿工中毒窒息死亡的重大事故，造成至少35人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曾将遇难矿工遗体秘密转运至外地处理，封闭井口，拆除井架，破坏现场。
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不仅矿主无视法律，恶意瞒报事故，而且地方官员策划、参与瞒报，组织所谓的调查组搞假调查，弄假材料，写假报告；在上级部门组织核查时，有关官员故意回避问题，转移视线，提供虚假材料，企图贿赂核查人员，封锁消息。目前已经进行处理的相关责任人员已达63人，其中包括原蔚县县委书记李宏兴和事故所在镇党委书记、镇长、派出所所长等人。
这些信息似乎表明，在我们用各种手段应对地方矿难的时候，在一些地方却同时形成了一种“瞒报机制”，在这种相对周密的“机制”运作之下，有关人员“各司其职”，分别“专业”地应对可能外泄的因素，一起特大矿难才被隐瞒长达两个月之久。
虽然地方官员和煤矿业主互相串通瞒报并不是新闻，从6年前的广西南丹矿难，3年前的山西宁武矿难，到两个月前的山西娄烦矿难中，都可以看到官员们忙乱的身影，但是这一次他们表现的更有组织，一些官员负责策划，矿主拿钱摆平遇难者家属和采访记者，更有专业调查组的专业“假”调查应对上级。
因此我们建议，这次针对瞒报故事成立的调查组，不仅要调查清楚“7·14”矿难真相，给予死难者家属公正的安抚和赔偿，调查清楚官商勾结的来龙去脉，揭示基层行政运作中的权力黑洞，更要分析这样的“瞒报机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执法也相应需要一个“组合拳”，打击这种瞒报的“组织化”。
接下来的执法很明显应该更加严厉，范围更广，组织的力量也要更多。首先就是要打破矿主现有的利益勾结。开矿并非是两三个人藏在家里偷偷摸摸可以完成的事情，非法矿井能够大张旗鼓地开工，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保护伞。有的官员甚至直接入股，完全和非法矿主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平时参与欺榨矿工，矿难后恐吓家属，成为他们的必然表现。
违法的地方官员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认为，而且也曾经做到过，上级官员是可以贿赂的，而且现场记者是可以收买的，新闻媒体是通过公关可以搞定的。这个教训，其实接下来也必须加以考虑，只有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使得媒体的威信更加可靠，才能让地方公关起来有所畏惧，才能让矿难“公关”成为“违法”的现行。
他们还认为，死难者是没有尊严的，遗体可以不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可以运到外地去处理掉。死难者家属是没有权利的，对他们可以威逼利诱。国家应该考虑为死难者家属专门开通一个热线和举报网络，只有保证对每一起非法矿难都做到违法必究，形成家属对政府的信任，才能调动死难者家属为他们亲属的尊严和生命斗争到底。
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矿难瞒报机制”让人痛心。好在，这样畸形的“机制”尚处于萌芽状态，如果我们有充分的应对措施，完全可以把这样的苗头打下去。期待国务院成立的“7·14”瞒报调查组能够顺藤摸瓜，正本清源，实现信息传达的畅通无碍，瓦解地方违法者的利益联盟，让法律之光保障每一个劳工。
医德医风事关社会和谐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解放军总医院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树立了良好的医德医风，构建了和谐的医患关系，其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但是，看病难、看病贵仍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群众对医德医风的满意度不高，医患之间还有很多不和谐因素。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医德医风代表了医疗卫生行业的形象，是群众衡量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标尺。当前，全国卫生系统正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广大医务工作者要着眼于卫生工作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好人民的健康。尤其是要把医德医风建设作为突破口，让群众感受到医疗卫生行业的新气象。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就是要强化“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从管理细节入手，用精湛的医术和优质的服务赢得患者的信任。解放军总医院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挂号难、检查难、费用高等问题，推出了一系列人性化的服务举措，如挂号多渠道、检查零预约、节假日门诊、检查单互认等，缓解了百姓的看病就医难题，降低了医药费用负担，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就是要创新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利益导向，奖罚并举，扬善惩恶，构建良好医德医风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遏制不良现象的发生。解放军总医院把领导的执行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约力、惩治的威慑力、环境的感染力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医德医风“一票否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患者的健康权益，提升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实现了从治标到治本的根本转变。
当前，《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社会各界给予高度关注。医德医风事关医改大局，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希望整个卫生系统都能像解放军总医院那样，自觉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用创新的理念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让改革的成果惠及人民大众。
用制度为食品安全把关
在《食品安全法》即将出台之时，我们不幸再次看到了不安全食品的重大事件。
此次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的影响显然超越先前的假酒案、苏丹红、瘦肉精，政府社会和媒体的关注也超过以往。事件爆发后，中国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预案。涉案企业被一一查处，相关责任人被层层问责，问题奶粉纷纷下架。
可以预见的是短期内社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将会持续强化，但在经历过多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人们在痛心，震惊不安之余，还是很难抱太乐观的态度。事故频发让人们担心，我们对食品的监管是否真的缺失。
近年来，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监管部门像消防队员一样四处灭火，但频频灭火却更频繁地失火。为何监管部门不能防范于未然？有人把这种监管能力的缺失，定义为一种"体制性的监管能力缺失"。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制度设置本身使然，而非个别官员或部门的执行力不足。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相关法律不够健全被解释为出现问题的主因。然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释义，法律的本质只是一种社会管理的辅助工具，社会公正首先需要的是制度的多极制约，如此，法律才能具有真正的标准意义。
从食品安全管理方式看，无论是美国式的多头监管，还是英国式的单线主导，其成功关键都在于建立了消费者对政府行为进行问责和监督的制度。
反观国内，我们只有自上而下的问责，只有行政主导的事后问责制度，而没有民众对官员的问责；没有公益诉讼制度，没有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集体诉讼、股东集体诉讼等；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的机制。我们缺失的其实是一种现代公共治理制度。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活动更多是直接发生在具体的市场情境之中和活生生的市场主体之间，这使得我们的社会日益扁平化。然而与之不匹配的是，市场和社会管理的重心依然高高在上。
监管重心太高和法治不严，自上而下的监督难以到位，各级机构不能完全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独立履行职责，反而常常受制于地方利益，加之没有严格健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安全事故最终愈发难以收拾。
在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的当下，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现有体制的潜力，但制度的健全绝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无论是市场管理体制还是社会管理体制，如果长期落后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必然会引发巨大的风暴。如果不是从体制上去解决问题，那么官员们即使再忙碌，对官员的问责再严苛，也难以阻止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认真审视三鹿事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不能找到长效机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那么民众对于改革的信念可能会产生疑虑，这将是对改革最大的伤害。
“无车日”考验交通管理理念
全国108个城市以各种活动拉开了首届中国城市公交周的帷幕。9月16日—9月22日,这些城市出台各种畅行措施,鼓励市民采用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当地官员也带头参与绿色出行。
当前我国城市交通“少米”现状堪忧。据报道，炎炎烈日，上海许多公交车辆在离站点很远处便停车上下客，为此乘客要盯着,
目标”，飞奔而去，大热天累得气喘吁吁。武汉市民也曾反映自行车道被改造掉了，或被机动车“侵入”，骑着自行车夹在汽车中间提心吊胆。这些情况，全国大中小城市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现实下，城市鼓励市民骑车、乘公交“绿色”出行何其尴尬。
究其原因，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大量的人员出行和物资交流频繁，运输压力沉重；与机动车增速相比，人均道路面积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公交车辆和线路长度增长不少，但运营速度不断下降；从运营效率到经营管理，从服务水平到经济效益，均出现了全面的萎缩。眼下，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职能部门转变管理理念，以人为本，主动承担责任，改善公共交通环境。
不妨看看国外的突围之举：为了更好开展“无车日”活动，在布鲁塞尔免费使用公交系统或租用自行车；为了鼓励市民更加频繁地使用公共交通，日本大阪推行“购物积分”得到车费抵免的优惠；为了避免公交迂回路线和候车时间长，新加坡集中规划巴士网络，“策划”出以民为本的巴士路线……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车日”固然是个好创意，但我觉得更要多从长远性和常态性的角度思考，切实从管理体制机制下功夫，从严格执法上下功夫，使“一日无车”改最大可能变成“日日畅行”。令人欣慰的是，当前一些城市在交通体系的完善方面做出实效，如上海为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推出纯电动公交路线，同时大力推进地面公交专用道和快速公交系统（BRT）建设；深圳交通部门首次向市民公布了今年启动的“快速公交-干线公交-支线公交”三层次公交网络规划，并听取市民意见。但综观这些年的“无车日”，大部分城市重宣传，少配套设施的跟进；启动活动的职能部门热情高涨，“无车日”实效难尽人意；群众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而满意指数难以上扬。
期待更多以人为本的便民交通措施的出台。（江苏杨红兵）
谁来审计审计署
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员办事处在湖南省政府宿舍楼对面修建百余套别墅，每套别墅价格仅是市场价的四分之一。据了解，职工购买的价格约为2000元／平方米，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别墅算起来才50万元左右，而市场价在200万元左右。
这一事件，无疑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谁来审计审计署？
记得审计署有关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按照法律规定，总理也不能干预审计署的案件调查过程；并说明审计署只审计国家财政拨款部门，也就是公共资金和公共资产(国有资产)部分。审计署对谁负责？从每次“审计风暴”都是向人大提交审计报告看，审计署对人大负责，当然也应该由人大审计审计署。但我们知道，在现实中，人大监督有时候会虚化，而且，全国所有事都可以纳入人大监督范围，稀释的人大监督就可能无法有效审计审计署。在没有上级直接、有效、强力的监督下，人们对“谁来审计审计署”的担心，不免变成了事实。
审计署驻长沙办事处低价拿地、建百套豪华别墅就是明证。(王攀)
从三鹿奶粉事件谈责任的承担
三鹿奶粉事件爆发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包括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Ｉ级响应，成立由卫生部牵头、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和地方参加的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石家庄市政府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人被免职。他们应该承担责任，免职是应该的。
面对重大突发事故，我们在惊叹“伤亡惨重”和“损失巨大”的同时，很自然会想到的是“追究领导责任”。既要追究企业领导和部门领导的责任，又要追究政府领导和上级领导的责任。我们应该看到，任何一起事故的酿成，几乎都是由两种责任所导致，一种是领导的责任，一种是具体人的责任。具体人的责任虽然多是具体的和局部的责任，但却往往是最初的和直接的责任。所以我们在问责领导的同时，也应该呼吁民众树立应有的责任心。
河北三鹿集团婴幼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三鹿奶粉之所以使6200多名婴幼儿患病，主要是有人往奶粉里掺加了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近日，此案取得重大进展。涉嫌犯罪的正定县耿氏兄弟，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事情似乎很简单，因屡次交奶检验不合格被拒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后得知向牛奶中掺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可增加蛋白质检测指标。于是耿氏兄弟自2007年底开始，从行唐县一化工商店购进三聚氰胺，勾兑后掺入销往三鹿集团的牛奶中。以后每天生产、销售这种掺加三聚氰胺的牛奶约3吨。耿某接受警方讯问时供认，他本人清楚“三鹿集团要的是纯的鲜牛奶，不能掺任何东西，而且这些牛奶就是要加工给人吃的，化工原料不是人吃的东西”。当被警方问及是否知道这种行为的后果时，耿某说：“没问过，也没想过，只知道对人体无益。”耿某同时承认，他本人和家人从不食用这种掺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9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事实很清楚，耿氏兄弟往鲜奶中掺加三聚氰胺，就是为了赚钱。这年头，赚钱不容易，赚大钱更不容易。据说，从2004年开始，耿氏兄弟就投资建了一个挤奶厅，并且自养了300多头奶牛，连老婆女儿都发动起来。但因为质量问题，他家的奶经常交不出去，整车整车的倒掉。于是他就想出这么一个怪招，加了三聚氰胺，所有的奶都能顺利的交出去了，钱也源源不断收到自己手中。
钱确实是个好东西。正如鲁褒的《钱神论》所言：“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所以有些人便把赚钱作为人生最大的奋斗目标。早晨想的是钱，晚上想的是钱，生产想的是钱，销售想的是钱。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敢干。
他们忘了，还有一件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责任。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对这个世界承担责任。领导有领导的责任，民众有民众的责任，富人有富人的责任，穷人有穷人的责任。作为一个生产者，不掺杂，不使假，不违章，不留隐患，就是责任。你对别人负责，别人才能对你负责；你维护别人的安全，别人才能维护你的安全。
制止地方教育乱收费怎样才算釜底抽薪
2007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一些地方挤占挪用资金、乱收费问题还比较普遍。有46个县的教育、财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共挤占挪用公用经费、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等1.15亿元，占同类专项经费总额的3.8%，主要用于教育主管机构日常经费、教职人员经费、学校基本建设等；33个县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自立项目乱收费或向学
生收取明令禁止的费用5110万元。
教育乱收费，仿佛成了不治之症。从这次审计报告可以看出，有多达33个县乱收费5110万元。其实，教育乱收费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痼疾，审计报告揭开了一部分事实。
毋庸讳言，这些年，国家对治理教育乱收费没少下工夫、花力气，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成立了多少专项小组，但为何教育乱收费年年有，以至成了祛除不了的牛皮癣？
犹记得，教育部部长周济曾痛斥，凡是乱收费的学校，校长要一律免职。举目神州，有多少学校乱收费？这些乱收费的学校，又有多少校长被免职？公众无从知道。学校乱收费，如果校长的职位依然安如磐石，无疑会刺激他们继续乱收费。如果说已经有校长被免职，相关部门能否公之于众，究竟有多少乱收费的校长被免职，又有多少校长成了漏网之鱼？
教育乱收费，当然不仅与校长有关。且看审计报告：33个县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自立项目乱收费或向学生收取明令禁止的费用5110万元。之所以把这句话抽出来，是因为这句话颇有解读的必要。一是因为33个县语焉不详，二是可以看出乱收费的不止是学校，还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乱收费，校长难辞其咎，但是需要提及的是，校长之所以敢于和中央政令叫板，与其背后有依恃有关；他们之所以乱收费而乌纱帽不被拿掉，与教育主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纵容有关。因此，治理教育乱收费不仅要摘校长的乌纱帽，还得摘主管领导的乌纱帽。
日前，某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在治理教育乱收费的会议上表示，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是政府责任，学校乱收费是校长的责任。这话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没有回避校长在学校乱收费中的责任，一是没有回避政府在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中的责任。但同时也回避了两个责任，一是回避了教育主管部门在在学校乱收费中的责任，一是回避了政府在教育投入中的责任。
教育乱收费的根源在哪里？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教育投入不足，二是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了。关于前者，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年年增长，比如2006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538.33亿元，2007年已达到1076亿元，之所以仍显投入不足，主要与地方财政没有跟进有关。按照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需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遗憾的是这一规定名存实亡，2006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显示，有多达1/3的省份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经费增长要求。
关于后者，就须追问钱都花哪里了。新华社曾报道了某地一个中学副校长的直白：“我们学校是区直学校，属于优质教育资源，政府投入情况还不错。但就是这样，我们运转经费也十分紧张。学校要达标、要创省级示范化学校、要添置和维护设备等，哪一样不需要花钱？校长已经变了味，至少要拿出一半精力抓钱。”由此可以看出，珍贵的经费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经费自然就更紧缺了。
针对上述两种情况，要对症下药，一是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不达标，须问责相关责任人。应该把教育纳入官员的考核指标之内，从制度上保障教育投入达标。二是严厉查处面子工程、乱评比等乱花钱的行为，谁策划谁评比谁出面，就查处谁。
一言以蔽之，要遏制教育乱收费，除了政府加大投入外，最关键的是需对乱收费的校长，分管领导问责。（王石川）
莫让“限塑”成商场生财之道
最大程度地保证“限塑令”的实施效果，除了收费约束，更应对人们主动减少使用塑料袋的行为进行鼓励
自今年6月1日起，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一律停止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笔者最近留意逛了住处周边的北京朝阳区万惠商场、京客隆超市，看到大约七成顾客都自备了购物袋，但是，也有不少顾客依然购买商家的塑料袋。
目前来看，这一旨在减少人们使用塑料袋频率的规定得到了大多数人理解，“价格”杠杆在此发挥了作用，塑料袋的使用已经有了明显减少。当前，应重视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使限塑令发挥更大作用。
在制度设计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实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对等”，换言之，一个主体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无论是有激励无约束，还是有约束无激励，都将使得制度低效乃至失效。
保护环境，消费者和商家都有责任。可笔者发现，实行“限塑令”之后，消费者购买塑料袋必须照单付费，商家反而能从塑料袋的销售中获利，其保护环境的举措却无迹可寻。眼下超市的塑料袋一般零售价为0.2元或0.3元，以一家中型超市每天接待1万人次、20%的人购买塑料袋计算，所增加收入就达四五百元，粗算下来，一年至少能获利十几万元。这一“有激励无约束”的机制不仅弱化了商家在保护环境上的动力，也让消费者感觉很不公平。
另一方面，“限塑令”规定消费者必须为使用塑料袋埋单，体现了其约束功能。但是，顾客不使用塑料袋却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切实好处，激励机制在此缺位。
据了解，在美国加州一些超市里，顾客每自带一个购物袋，到收款台结账时，收银员就会给顾客5美分的优惠，并明确地列在购物小票上，顾客保存好这些购物单据，把一年所捐出的钱积攒起来，等年底上税时可作为捐赠抵税。这一举措很好地激发了人们自备购物袋的积极性。
显然，只有将“经济人”的理性算计与“社会人”的道德自觉有效结合起来，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限塑令”的实施效果，增强“环保”在民间的认同度与支持度。除了收费约束，更应该对人们主动减少使用塑料袋的行为进行鼓励，比如给予价格、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促使政策推动与民意所向更好地“共振”。
针对商家的收益，政府部门应该部分征收环保税，或直接将消费者购买塑料袋的钱纳入到保护环境的专项基金，这样既合情合理，完善了法规对商家的约束作用，也能消除消费者的疑虑，更好地推动“限塑令”长效执行。
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白色污染问题，还必须完善环保链条，增强对塑料袋回收和利用的力度；同时研发塑料袋的替代品，向市场供应更环保、更廉价的购物袋，比如纸袋、布袋等，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小庄）
“阳光政务”与“玻璃门”
“权比法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思维定势是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为了打造“阳光政府”，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新闻发言人、听证会、行政服务中心、网上政府、电子政务、市长信箱、政府热线等词汇频频见诸报端。随着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然而不少地方公民去申请查询相关政府信息时，仍时有遭遇“红灯”的情况出现。譬如提交申请途径不便，咨询无人接听，甚至明确表示不接待来访，直接将申请者拒之门外。
权力透明运作，打造“阳光政府”，这些话今天尽管已挂在许多政府部门嘴上，然而一碰到实际却马上故辙重蹈，走了“无可奉告”的老路。这就像一道“玻璃门”，看似透明，实际上却进不去，严重地障碍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其一，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界定不清。在行政信息公开理论的有关论述中，大多数论者均强调应采用“排除式”来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即除了法律规定保密的之外，其他信息一律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然而此种观点仍然没有回答究竟哪些政府信息应当公开。特别是近年来社会上某些重大事件发生后公众长时间不知情，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群众均强烈要求公开信息，但由于国家和社会高度融合，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信息均由政府掌控，公共信息和政府信息融合在一起，又难以分清，导致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长时间仅仅停留于形式上。
其二，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不畅。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存在有思想障碍，导致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不畅。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形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维定势，“权比法大”成了潜意识，自然就要有意无意地排斥公开，一直没有形成“凡涉及大家的事都应让大家知道”的观念。同时，对于公开信息方面存在着顾虑，认为公开的信息不应当包括不利于政府的“负面”信息，政府信息公开会导致政府工作受到监督，会影响工作的开展，会将政府工作中的失误、不足、违法行为乃至腐败等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不利于行政机关实施有效的管理。虽然大势所趋，有些地方政府也推出了一些政务信息公开的举措，但实际上却是叶公好龙，结果就是把“铁门”换成了“玻璃门”，看似透明了却不过是虚公开。
其三，政府信息公开保证不力。政府信息公开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制度保证，某些义务主体自行以内部资料，内部信息为由拒绝公开，或者只公开那些对自身没有任何损害的信息，而有损自身利益的信息则不予公开。这样政府信息公开就完全是政府的一种单方行为了，而且没有任何法律监督和制度监督。这种行为侵害了公民的知情权。
其四，政府信息公开手段不实。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基本手段包括：“红头文件”、报刊、印发小册子、以新闻栏目为主的电视台、电台、墙报、专栏、布告、标语及其他二次传播途径。但是，这种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存在着比较多的缺点。例如“红头文件”和小册子，这种公开方式是事实上的“内部公开”，普通公民一般都无法了解到“红头文件”和小册子的具体内容。而且，几乎政府的一切活动可以拿“保密”来说事。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况下，“保密”干脆就成为一些政府领导逃避责任、逃避监督、不履行法定职责的遁词。
“信息不透明”是政府执政长期存在的一大弊端，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一些好政策不能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行为的透明不应仅是一种追求或倡导，而必须以法律法规形式予以规范，形成强制力。 （作者胡云生为中原工学院副教授）
“水立方”≠“水魔方”
8月11日，津巴布韦选手考文垂在比赛中。当日，北京奥运会游泳比赛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继续举行，津巴布韦选手考文垂在女子100米仰泳半决赛中，以58秒77的成绩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新华社记者王定昶摄
北京奥运会游泳赛程过半，１６人（队）次打破１２项世界纪录。有人惊叹——“水立方”成“水魔方”了！
有人说，水立方的水深达到３米，比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的泳池都深了至少１米。根据国际泳联对比赛泳池的规定，比赛泳池长度５０米，宽度为２１米（８条道）或２５米（１０条道），深度在２米和３米之间都为合格。２００３年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２００７年墨尔本游泳世锦赛等多项大赛的比赛池都有3米深。
其实，“水立方”本身并没有什么魔力。非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是科技的力量。
,水立方”被誉为最“酷”的奥运会比赛场馆，这座外墙呈半透明蓝色的场馆看起来像一个大水泡，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膜结构场馆。“水立方”在设计上充满了梦幻般的色彩，泳池与整个建筑契合得非常和谐。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这样的场地中比赛，的确有助于提高运动员的兴奋度。
日本“蛙王”北岛康介说：“在‘泡泡’里面游泳的感觉特别舒服，身体和水的契合感都相当到位，一完成出发动作就感觉对岸似乎已近在眼前，真正尝到了如鱼得水的滋味。”
奥地利游泳选手马库斯·罗根也认为：“‘水立方’给人梦幻的感觉，因为它的灯光组合很有意思，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醒着。”
与运动员相比，教练往往更为理性。日本游泳队主教练金子正子评价：“这个比赛场馆很大，很明亮，所以我们的队员可以更充分地表现自己。”
当然，运动员表现优异，主要原因还在于拥有过硬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的竞技状态。
不容忽视的“可持续腐败能力”
像王亚忱一样，许多高官退休后仍然权力犹在，靠的是什么？笔者认为，靠的是权力的“可持续腐败能力”。
其实，贪官往往是“明白人”，他们知道，即使是自己贵为一方父母，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于是，有些人选择了在位时大捞一把，以便日后衣食无忧；但也有些官员更“高明”，他们在位的时候，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他人牟取利益，并未直接收受他人的好处，而是等到退休后，再到帮助过的人的公司挂个名，当个股东、顾问什么的，享受着源源不断的好处，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腐败期权”。比如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在位时为简某牟取好处，退休后，简某单方面出资2000万元建“成丰大厦”，并将其儿子麦永成列为合伙人。让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在退休后也能享受到好处，这种“腐败期权”其实就是贪官们创造“可持续腐败能力”的具体体现。
还有更高明做法，在任时栽培自己的亲信，日后退休了还能假借这些亲信手中的公权力，进行腐败，这是比退休前大捞一把更有效的东西，也是比“腐败期权”更有持续动力的东西。有自己的人在，则总有法子继续捞钱，这就是贪官“可持续腐败能力”的另一种表现。
不过，“可持续腐败能力”也有持续时间长短的问题，有些亲信，“人走茶凉”，置贪官的苦心栽培于不顾，这个“可持续腐败能力”的持续性就不长。所以，王亚忱算是绝顶聪明的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王亚忱栽培别人同时，更栽培自己的女儿王晓云、儿子王晓刚。这种腐败能力真正能“可持续发展”，自己在任时腐败还不算，还可以利用子女、亲属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可持续地进行发展。所以，栽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代替自己掌握公权力，是贪官“可持续腐败能力”的高境界。
栽培亲属与子女当官，创造“可持续腐败能力”的腐败是最恶劣的。王亚忱的事例表明，如果一个贪官不仅仅自身腐败，而且还让子女也当官，具有“可持续腐败能力”，那么对于民众来说不仅仅是坏消息，简直是噩耗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刮地皮，更是掘地三尺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贪官的“可持续腐败能力”这一问题，在吏治上要下大功夫，除了在选择人才上要民主、透明、公开、公平、公正，更要实行“官员任职回避”，无论其有多大的才华，都要考虑到他是不是主要领导的亲属。(杨涛)
社会监督是医治“高考移民”的良方
今年的高考招生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部门公布：今年内蒙古共有３７００多名考生因“高考移民”或涉嫌“高考移民”被取消录取资格，这一数字相当于去年内蒙古查处高考移民人数的８倍，约占考生总人数的１．４％。这是内蒙古首次采取自查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办法治理屡禁不绝的“高考移民”问题，其结果表明，加强社会监督不失为医治这一社会痼疾的良药。
今年，内蒙古有２６万多名考生参加高考。教育招生考试部门在查处“高考移民”时，将４０００多名涉嫌“高考移民”的考生名单在其网站上公示，不但有考生的考号、姓名，还提供了所在学校、班级、是否应届生等详细信息，欢迎社会监督。同时规定，这些考生可以在公示期１１天内，向招生、公安、监察等部门提供身份证明、户籍等相关证明材料，有权利进行申诉。
,我们不认识他”“他不是我们班的”，这是许多考生举报“高考移民”的网上留言。将“高考移民”暴露在阳光下，让所有考生和群众共同监督，使之失去特权的庇护，成了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主管部门今年治理“高考移民”的新举措。
,高考移民”是多年来困扰我国教育考试招生工作的一大难点。因内蒙古等边远省份高考录取成绩相对较低，每年都有大量考生从其他省份迁移至此，令教育考试管理部门防不胜防。“高考移民”扰乱了正常的教育招生秩序，人为地抬高了迁入地省份高考的录取分数线，挤占了当地考生宝贵的入学名额，侵害了考生受高等教育的权益，破坏了社会公平原则。
,高考移民”治理之难被社会称为“割韭菜现象”。有教育界人士认为，“高度移民”外有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内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保护，靠教育考试部门自己难以治理。内蒙古教育考试部门借助社会力量治理“高考移民”，向社会开放信息，借助公众力量监督，既是尊重每个考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使管理部门的公信力提高，更让“高考移民”风险加大，是治理“高考移民”的一种良方。
时评：利他性慈善与利己性慈善
艾冰女士在《中国青年报》上题为《为什么不愿领养残疾孤儿》的文章中说:她所在单位组织员工领养灾区孤儿的活动,有2000人报名,然而再看看他们申请认养的表格,很多人都这样写:希望要小一点的,最好3岁以下的孩子,最好没有残疾的孩子——为什么没人愿意领养残疾孤儿呢?艾女士就此谈到我们的慈善还停留在
“自我需求”阶段。也就是利己性慈善,还没有发展为不计功利、不计代价、纯粹为他人的利他性慈善。
中国人在此次震灾中表现出的慈善和爱心热潮感动了世界,但不得不正视我们爱心后的自私:慈善很多时候并非纯粹为了利他,而是首要满足自己的需求:避免自己的良心不安,抚慰自己的灵魂,滋养自己的同情心,顾及身边人的评价,缓解自己的无力感和悲悯感,考虑到自己的形象,还有个人利益角度的各种风险评估、代价衡量和利益回报等等。而利他性慈善则纯粹是为了帮助别人,完全出于利他的动机,纯粹从受助者的需要角度考虑问题,不讲求个人的代价、风险和回报地去帮助别人。
但是，我并不认为一个社会的慈善能整体性地跃迁到利他性慈善阶段,慈善组织再发达、慈善理念再成熟的社会,其中大多数慈善还都属于利己慈善,大多数人行善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纯粹利他的慈善这种高尚的道德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去行善并没有多少值得道德苛责的地方,无论如何,慈善总是好的、总是值得推崇的。
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有道德勇气去领养一个残疾的孤儿吗,有担当去认养一个孤残的爹妈吗?很多人肯定做不到。为什么,这源于一种人性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自私,正像休谟在《人性论》中谈到的:人是一个本性上自私的存在物,人爱自己甚于爱他人,不论一个人可能感受到或者想像自己同情到什么感情,没有一种激情是或能够是无私的。最慷慨的友谊,不论多么真诚,都是自爱的一种变体;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当我们看来全心全意从事为人类谋划自由和幸福时,我们只是在寻求我们自己的满足。因为这种自私,所以休谟说人类的慷慨至多只能做到“有限的慷慨”:一种有限的在自己的利益得到了确认和保障的时候,在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得到维系的时候,而产生的对他人情况的一种同情的感受,一种共通的情感。这种慷慨不同于完全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博爱精神,它仍然基于私利之上。
源于人性的自私,所以社会一般道德水平永远只能停留在利己性慈善的层次,慈善的最高境界——利他性慈善只可能在少数人那里达到。其实每个社会都不缺少这样高尚的人,他们默默无闻、不事张扬地行善助人,比如此次慈善捐助中出现了许多匿名和无名捐赠者;他们从弱者的需要去考虑救助他们,默默地认养孤残的孩子和老人——但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爱心是有限度的,慈善更普遍的是诉诸于自我满足、利己的。
所以强调爱心的利己和有限,是想说,救助那些残疾的孤儿和孤残的老人,永远不能寄望于民间救助,不能寄望于人们无私、无限的慷慨,这样的问题必须诉诸于政府救助和社会保障。人性本私,慈善利己,只会有很少的人不计代价、不嫌麻烦地救助残疾的孤儿和孤老,在这个民间慈善失灵的地方,无私、公共的政府应当担当起责任,做民间慈善力所不能及的事,用公共财政为残疾孤儿和孤老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保障他们不被社会的关爱所遗弃。(作者曹林,系新锐青年评论作者,现为《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编辑、评论员)本栏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期待盖茨，也期待“本土盖茨”
　 6月27日下午起，美国软件业巨擘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从微软“一把手”执行董事长的位置退休，转任非执行董事长，自此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此前，盖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将把总市值为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悉数捐给慈善基金会，不留给子女任何财产。
比尔·盖茨在有生之年如何处置自己的财
产，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今盖茨倾其所有，专业行善，相信对那些正在为创富打拼的企业家，以及有意无意间持“仇富心理”的人来说，都有一定启迪意义。
有人或许会说，“盖茨”只是“人间奇迹”。然而，一切“人间奇迹”都会有其内在的逻辑可循。显然，盖茨财富的快速积累，受益于美国与世界对其创业与创新的认可，而盖茨倾其所有回馈社会，则是因为他和许多“慈善先行者”一样，对人间财富抱有开放的观念。
众所周知，卡耐基、洛克菲勒等美国第一代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富人，一直重视如何回馈社会。时至今日，“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等慈善观念作为精神遗产，早已深入人心。在此熏陶下，有幸成为富甲一方者，自会认为名下的巨额财富并非真正“属于自己”，而只是表明自己暂时有权力代替全社会“保管并分配这些财富”，为此，他有责任在生前处置好这些财富，使之返回社会。
多赚钱是能力，花好钱则是责任。如电影《蜘蛛侠》里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也因其宝贵的内涵，成为盖茨近年来经常扪心自问的箴言。显然，盖茨回馈给世界的，不仅是他收获的财富，更有一颗“慈善的心”。这种从物质到心灵的给予，不仅有益于填平贫富之间的沟壑，更有利于世界文明观念的促进。
慈善无国界。近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同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更显示国人的爱心无缺。然而，中国慈善事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份慈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有99%的企业从未参与捐赠。同样，中国公民只有10%捐过款物，而美国则高达85%。
究其原因，除了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上仍然落后，社会性慈善组织发育不良等制度性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而近三十年来，通过慈善事业完成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进一步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则成当务之急。
中国需要慈善家，更需要生长慈善家的制度环境与慈善文化心理的养成。伴随着中国改革的良性推动，上述不足正在发生改变。回顾改革开放的“光荣三十年”，体现在经济与社会成长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莫过于从企业到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在中国，“让慈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不可一蹴而就，却也并不遥远。
据报道，盖茨已将今年慈善活动的第一站定为中国。在欢迎盖茨到来之际，也让我们相信，伴随着中国社会与财富观念的双重开放，假以时日，中国也将会有“本土盖茨”出现。
答非所问的信息“公开”毫无意义
北大3位教授上月向政府部门追问首都机场高速15年巨额收费去向。24日，他们收到了北京市发改委和交通委的答复。但就未对教授们提出的“贷款总额和收费金额去向”这一核心问题给予直接答复。（6月25日《京华时报》）
避重就轻、答非所问，不但让追问此事的3位教授不满，相信所有关注此事的公众都会深感失望。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当初立项时定为“政府收费还贷公路”，其特征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贷款全部还清后应停止收费。但建成收费3年多后，该公路的性质变为“经营性公路”，重新核定了30年的收费权。突然改制的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故事”？是谁的利益在作怪？有关部门讳莫如深。因此，这条高速公路的贷款总额、总收入、收入支出这些项目对于公众来说就变得十分有价值，3位教授要求公开的核心问题也在于此。
但是，北京市相关部门对此避而不谈，三言两语就把皮球踢得远远的，让你不可能从中找到半点有价值的东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属于公开范畴，他们也是公开了，形式上没有违例，无懈可击，只是在内容上大打折扣。对于政府机关而言，此举既得公开之名，又行保密之实，可谓一举两得；可对于公众来说，这种避重就轻、答非所问、所谓的“公开”是另一种信息不公开，挂羊头卖狗肉甚至比过去的不公开更让人反感。（练洪洋)
取消“范跑跑”教师资格符合公理
将6月16日的两则新闻对照着看，难免让人生出感慨。
一则新闻来自《华西都市报》：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民警蒋晓娟将自己才6个月大的孩子交给父母照料，自己却忙碌在抗震救灾一线，义务为受灾婴儿喂奶，为此，她被四川省江油市破格提拔为市公安局副政委。
另一则新闻来自《新快报》：据悉，教育部在,
范跑跑”所在学校学生家长的强烈要求下，顶着“广大网民”的巨大压力，取消了“范跑跑”的教师资格，范美忠所在学校正式将其解聘。
,我要捍卫我的权利与尊严！”据报道，当范美忠从校长那里得知这一通知后，表示会请律师提出诉讼。范美忠说，他没有违背《教师法》，“有哪一条规定说教师要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学生？”为此他质问教育部：“凭什么取消我的教师资格？”
我觉得，范美忠不妨去问一问蒋晓娟：《人民警察法》有没有规定，在紧急时刻女警察必须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边，而去喂养灾区婴儿。如果没有的话，请他再去质问江油市公安局，为什么因为蒋晓娟给灾区婴儿喂奶就破格提拔，这符合法律或组织规定吗？
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法律与公理的区别。
我们知道，法律是一种被强化了的道德；而公理则是人们在历史演变中通过认同道德，而形成的一种集体是非判断。法律是一种概括、严谨的行为规范，但不是道德的全部内涵，而公理则是法律得以制定的缘由和最初“文本”。应该说，如果遵章循规的话，蒋晓娟被破格提拔或许有些牵强，但我想没有多少人会质疑。这是因为，领导干部有在道德情操方面起表率作用的责任，蒋晓娟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足以证明她是一个有爱心和责任心的人，把这样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群众应该是乐意接受的。
相反，如果硬抠法律条款，范美忠的“本能行为”虽未违法，但他之后的言论却明显违背和冒犯了公理。通俗地说，我们可以原谅一个人的自私，但不能原谅他的无耻。而《教师法》第三条也有“人民教师要为人师表”的明确表述，虽然这只是要求而非强制规定，但范美忠的行为和言论却未免与之相差太远。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0条也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等公共场所发生突发灾难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请问范老师：在灾难发生时，你优先保护了谁呢？为此，笔者认为，范美忠被取消从教资格可谓有理有据。（高立学）
时评：地震是对公仆的一场大考
在特大地震面前，公众对政府官员有什么样的期待？
最近，中国青年报的社调中心和一家网站开展一项在线调查，在8139位参与调查的人中，有81.5%的人认为，人民公仆应该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有39%的人认为，应该“关注百姓生活，倾听民意，了解民间疾苦”。有34.8%的人认为，人民公仆应该敢于承担责任，遇到问题时“不回避、不弄虚作假”。
细看群众殷殷期盼的三条，虽是老话题，却有新涵义。
时下，最耳熟能详的成语是“多难兴邦”。多难缘何能兴邦？是因这灾难重新激励起了干部的斗志，是因这灾难让无数党员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更是因这灾难促使转变作风，促使我们更快更好地打造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唯有这样，将灾难的负影响转变成为推进工作的正动力，才能让我们的家园重新兴旺与更加兴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公众对公仆的三条期望，就有了新背景下的新意——多难兴邦与灾后重建，都需要领导干部有良好的工作作风支撑。
想起了电视台的一档节目。编导们请来了演艺界、体育界的各路明星，请来了边远地区穷苦却很努力的几个孩子，让他们与观众互动，并请观众发短信支持某位或某位，以观众发来短信中的收益去支持灾区，这用心颇可嘉，但所得却也十分有限。其实，真想省钱支援灾区，不算难事，不妨就从这三条民众的热望中发掘一二。譬如，某些机关能否“艰苦”一下，节约今年10％—20%公费请客的额度；譬如，少盖些大而无当的办公大楼，少出几趟国，少开几次车。一项小小的节约乘以N个领导干部，对灾区而言，该又是多么可观的物质支持！何况更重要的，是公仆精神的弘扬。
灾区重建是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以举国之力予以支持外，在种种的措施和保障外，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是确保重建成功极其重要的一条。改革开放30年了，大多数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拥有了比原先多得多的财富，毋庸讳言的是，大手大脚甚至奢侈浪费之风也随之而起。有人自辩说，消费多了还促进生产呢！那么，在今天，就有十足的理由对那些随意挥霍的人喝一声：请想一想灾区的父老乡亲，停止吧！
自然，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除了需要自律之外，不可偏废并必须时时坚持的，还有制度与监督。6月15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四川抗震救灾工作时就指出，要切实把监督检查工作贯穿到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的各个环节，把公开透明贯穿于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全过程，整合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
大地震也是一场大考试，是对工作的检验，也是对干部的检验。在这一场大考中，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应是人民公仆的座右铭。
小小塑料袋折射公民环保意识和企业责任
一场由“限塑令”掀起的消费革命正在全国展开。“限塑令”实施第一天，我在书城购书时听到，“请问你需要购物袋吗”，大多数人都摇头拒绝；特别是一大批志愿者的出现，更显示了公民对“限塑令”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近百名志愿者还对超市、农贸市场的“限塑令”执行情况进行调查，这种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小小塑料袋折射出的是公民环保意识和企业责任意识的升华。
从根本上说，塑料袋限制和强制收费，关注的并不是塑料袋的免费或收费，而是通过改变公众的消费习惯，进而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最终为我国的环保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试想，中国13亿人，平均每天使用的塑料袋就高达30亿个，如果摈弃每天消耗30亿个塑料袋的习惯，那么，我们就可以每年节省3700万桶原油，这些原油都是因为生产塑料袋而消耗的。改变一种习惯，或许将成为我们每个人对人类物质欲望的收敛和对人类生存的地球家园的敬畏的一个契机。
,限塑令”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同时，也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注入了更为切实的内容。“限塑令”实施之日，许多商家自觉担当起社会责任，上海莱茵医院赶制了3000个布袋，免费送给每一位来医院就诊的病人。布袋不仅做工精致，厚实耐用，还上书一行字：“把绿色带回家”；世纪联华鲁班店向顾客赠送1000只无纺布环保购物袋；长春食品商店免费提供大、中、小不同规格纸质包装袋。这样做，看上去使企业“破费”了点利益，但却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我们向不惜牺牲个体利益、践行社会责任、道德自觉、展示现代经营理念的企业致敬！
这些年，我们看到，厚度小于0.025毫米不可降解的超薄塑料袋造成的污染，已经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这种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埋在土壤中，300年也不会降解，它的大量堆积，会造成农田和河流的严重污染。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时，那么，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又何谈企业利益？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为改变滥用塑料袋习惯发挥作用，应当成为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当然，除了每个公民和企业尽自己应有的责任外，政府部门也应有更加积极而科学的作为。政府在对某些商家暗渡陈仓、阳奉阴违提供超薄塑料袋的行为作出必要的惩罚外，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制度激励，对一些“支持环保”的企业给予精神鼓励，宣传他们的事迹，表彰他们的精神，同时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使其“利益不受损”，达成政策推动与民意所向的情感共振，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自觉加入到“限塑”行列，更好地承担起为子孙后代守护净土的重任！（严宝康）
观念障碍+制度缺失 带病的信用风险缘自征信霸道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1805人参加)显示，33.1%的人表示对个人信用档案的作用不了解，69.7%的人不太清楚什么行为属于不良信用信息并会被列入个人信用档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称，我国已为1300多万户企业和近6亿自然人建立了个人信用档案。但调查显示,69.7%的人不太清楚什么行为属于不良信用信息并会被列入个人信用档案，83.9%的人表示最担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列入“黑名单”，93.4%的人认为对即将成为“黑户”的客户，银行有责任提前告知（6月9日《中国青年报》）。
由于我国征信系统中既不明确告知不良信用行为，也不与相关个人核实“不良信息”的真实性，更不通知当事人个人信用档案记载情况，而只单方面从银行、电信等部门采集资料作为信用惩罚依据，这种霸道的征信模式不只让人人自危，从根本上更不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
霸道征信既有观念上的障碍，亦有制度上的缺失。于观念上来讲，维护个人信用需要个人、银行等单位、征信中心三方处在一个平台上友善对话。
在制度层面上，除了个人信用档案登记制度之外，规范的个人信用评估机制、严密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系统、信用法律体系等等尚未萌芽。没有其他制度来制衡征信制度，就仿佛失去监督的权力一样，征信制度必然变得可怕而具有侵犯性。
享有权利就必须承担义务。调查显示，72.7%的人认为银行在建立个人征信系统时所应承担的责任不明确，63.8%的人认为与个人信用相关的立法还不完善。只享有考量消费者信用和惩罚消费者过失权利，而不必承担义务，征信以及信用体系趋于霸道不可避免，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带病的信用风险”。 （燕农）
让德性进驻法律模糊地带
法律一时没有或无法管辖的地带，就该让德性进驻。现代社会不必以“道德人”为准则，却也不能以“经济人”为榜样，而应以公民社会为追求。 ——魏英杰（时事评论员）
最近，几件事情引起了广泛讨论。一是那位地震时丢开学生先行逃生的教师范美忠；另一件事情是重庆某医院医生娄继英未获单位批准自行前往灾区服务，回来后遭医院辞退（现已撤销）。这类现象引发激烈争论是必然的,因为它涉及的是现代法律和道德的模糊地带，人们很难从单一角度作出满意的结论。
比如范美忠事件，从法规角度很难说他的行为有何不妥。相关法规并无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能自行逃生。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他进行道德审判。但是，该以何种道德标准来“量刑”，却又是一个问题。而到了娄继英这里则出现截然不同的一幕，娄医生违反了单位规定，可她的行为在道德上却又值得嘉许。所以，你不能指责医院试图辞退她不对，但一个遏制不住内心向善冲动的医生遭遇制度惩罚，恐怕任谁都会感到些许不安。
正是这种认识层面上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众人莫衷一是。争论越激烈，似乎越发体现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性。但在多元化表象下，难以掩饰的还有法制和道德的无力感。
一个没有违法却被唾骂，一个行了善却差点受制度惩罚。这说明制度并非万能，试图以制度规范所有人的一切行为，只能徒劳无功。一个转轨社会的前期，必然相应地进入立法高峰期，这当然是出于法治建设的需求，却也很容易产生“法律万能论”的错觉。而事实上，法律无法洞悉人类行为的所有可能性，在范美忠一事上，就出现了本可以避免的规范缺失。而在娄继英问题上，法律却又表现了过于刚性的面孔。这一切，无不反映了一种“制度的困惑”。
问题本来并不严重。在法律没有抵达的地带，人类未必就走向丛林成为野兽。因为规范人类行为的并非只有法律制度，还有道德约束。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道德律令的演进史可能比法律制度更为悠远。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尚未健全，现代道德却又陷入迷茫。有人认为范美忠没错，有人又认为娄医生该被辞退，种种争议所体现的，不单是法制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共识问题。
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是为了引导个体作出正确而又合宜的行为。基于历史经验或发展市场经济考量而对泛道德主义保持警惕，并非藐视德性的理由。从利己主义出发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没有将道德排除在外。事实上，道德的价值作用就在于其对维持社会的必需性。
因此，法律一时没有或无法管辖的地带，就该理直气壮地让德性进驻。现代社会不必以,道德人”为准则，却也不能以“经济人”为榜样，而应以公民社会为追求。何谓公民，简单说就是遵守法纪、具有德性的个体，换言之，无论法律是否缺席，个体都应明晰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而又合宜的。这么来看待范美忠事件，就不必纠缠于法规条文，而可以直接对他的行为说“不”。同样的，人们也就能够对娄继英的行为抱以更多的同情，而不是生硬地搬动规则加以惩戒——她并非规则的挑衅者，更不可能导致规则崩溃。 (魏英杰)
大灾有大爱 国难见国魂
骤然降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使中华民族经历了生死煎熬的考验。连日来，噩耗和哀思在华夏上空回荡，13亿同胞无不泪眼涟涟，海外侨胞伤心动容。然而，我们曾历经苦难艰辛的祖国并没有被困难摧垮，自强不息的华夏儿女面对空前惨烈的灾难，迸发出一个伟大民族蕴藏在心底的璀璨光辉，大灾激发出大爱，国难彰显着国魂。
曾有人指责商品经济在今天中国的负面影响，慨叹我们正处在一个“财富与庸俗的时代”。可灾难中的中国人用热血和生命作出印证：五千年文明赖以传承的道德情操依旧，包容天下的仁爱和良知未泯，舍生取义的勇士犹在，作为国之魂的民族精神长存。
君不见，废墟里顽强的生命在与时间赛跑，子弟兵拼着血肉之躯从废墟中挽救同胞的性命，志愿者和受灾群众汇聚成自救互救的滚滚洪流。荧屏前亿万双眼睛屏息以待，一颗颗热血激荡的心脏在胸腔里擂起战鼓，仿佛要帮助前方的战士与死神抗争！无数平民百姓为赈灾慷慨解囊，多少企业家为捐献筹措资金。海外华侨华人同样五脏鼎沸，刚放下护卫奥运火炬的旗帜，又倾注全力募捐善款。
当自古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在滑坡坍塌中化为天堑，总理用嘶哑的喉咙发出一声惊天断喝，十万将士写下悲壮的绝笔，数千米云端之上冒死一跃，军队向人民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各行各业派出大军在第一时间挺进深山，为了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万山丛中拉网搜寻，让世界理解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是空泛的口号。
历史将铭记，人民教师张开臂膀护佑学生，用生命诠释了“太阳底下最神圣职业” 的荣誉；官兵在余震中爬进废墟，从死神的魔爪下拉出伤员；美丽的女警官放下襁褓中的婴儿，把乳汁留给了灾后降临的新生命；国家主席跨上瓦砾残垣，带领民众举起拳头发出铿锵誓言：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语言学家告诉人们，国魂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特殊精神，也可以物化为巍巍泰山、滚滚黄河、苍劲青松、傲雪梅花等具体的象征。我以为，鲁迅先生称之为“民族脊梁”的群体所带有的那种精神禀赋，融会在普通百姓骨血中。“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淳朴感情，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国魂。国家有难，一位不知姓名的农民工喊出一句强音：“我没钱，我有血！”当这朴实无华的话语在网络中传递，霎时间，各大城市里排起了献血队伍的长龙，竟使得干道上交通中断。
举国哀悼的晨曦中，半垂的国旗随清风舞动，仿佛在抚慰着逝者的灵魂。《义勇军进行曲》从天安门广场传遍三山五岳，又伴着长鸣的汽笛呼唤我们不屈的国魂。你听，一支鼓舞民族雄起的壮歌正跳动着时代的音符——“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高举臂膀，撑起河山。“前进！前进！前进！”我们挺起胸膛，战胜国难。（高 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灾难让每个人真正理解"以人为本"
根据国务院决定，从5月19日至21日的三天为“全国哀悼日”，其间，全国下半旗为四川汶川地震死难者志哀。这是 1949年以来，我国首次为死难的普通公民降国旗志哀，且志哀仪式非常完备，除降旗外，还包括停止公共娱乐活动、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交通工具鸣笛并拉响防空警报等。在我看来，如此庄重、肃穆的悼念仪式，不仅是对死者的志哀，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敬重。当国家志哀和致敬行为的对象是最普通的公民时，就意味着国家对公民和人权的尊重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次“全国哀悼日”行动，是政府方面敬重国人生命的一个缩影。从过去一周来各级政府积极组织实施的抗震救灾行动来看，通过这次灾害，政府官员和民众都经历了一次人权观念的洗礼——灾害让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同时，也意识到生命的可贵，灾害也让管理者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灾害发生的当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赶到了灾区，此后近一周时间，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不仅以其坚定镇静的高效指挥救灾作风，也以其泪水、怒火、摔倒和鞠躬等细节感动着每一个生者。总理的坚定和真情，既来自中央政府和他本人对灾区群众的责任心，更来自他内心对人民的挚爱和对人权的尊重。
救灾过程中，重灾区广元市市长马华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提及遇难者情况和数字，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并称自己“惭愧”。这个镜头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马华市长的这些哭诉和泪水，绝对不是作秀，而是一种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可以想见，当自己所管辖和服务的区域内成百上千的人死于地震灾害时，马市长是多么心痛，又是多么无奈。虽然地震灾害至今仍是人类的不可抗力，但这位市长还是称自己惭愧，个中的责任感、负疚感显而易见。
灾害发生后，媒体记者纷纷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参与报道灾情和抗震救灾。一位女记者告诉笔者，虽然灾区到处有飞石，随时有次生灾害发生，但她和所有的同行，都义无反顾地奔走在灾区一线，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候“不是讲困难的时候，不是贪生怕死的时候，而是尽力报道灾情和救灾事迹，为全人类积累善的时候”。
笔者相信，这位女同行说这话的时候，并非对着镜头发誓言表态，而是真实心态的展现。一个平时很小资的女孩子，在关键时刻有这样的选择，这不仅让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她全部的力量和勇气，都来源于一种内心的善——那就是对人的尊重。
在救灾过程中，也有极个别人趁火打劫，假冒志愿者到灾区和损坏的房屋内盗窃财物。当30多名这样的盗窃者被抓的消息传到网上后，网上喊打喊杀声一片。如果这几个盗贼真的被放在众人面前，肯定难免皮肉之苦。大家的打杀声，尽管背离理性和法律，但这是人类对“恶”的共同排斥和对“善”的推崇。
感人的事例数不胜数。在这次抗震过程中，无论是肩负救灾义务的各级政府官员、军队勇士、白衣天使，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或者是处于全球不同位置但与灾区人民心相连的善良人，大家一方面被灾区的惨状所震撼，另一方面又共同感受着人类团结互助精神的宝贵。而这一切，显然都源于人类共同的“善”——以人为本。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在这场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人们不需要任何空洞的口号，就秉着共同的“善”，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因为大家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挽救生命，战胜灾害。
我想，通过这场抗灾战斗，包括各级政府官员在内，每一个人都会深深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特别是对于执政党和政府官员而言，对民众的责任，对生命的敬畏，对逝者的哀悼……都是具体化的“以人为本”。也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细节，善良的民众会被深深感动，最终达到政府与民众的良好互动。（陈杰人）
家乐福不是我们拒绝世界的理由
曾经以为，人们不再具有理想主义。
直到4月13日，看到一个叫kittyshelley，穿红衣的中国女孩，站在北京白石桥家乐福门口举牌抗议。同时，一篇号召人们5月1日不去家乐福购物的帖子在网上广泛传播，而呼吁人们17天不去该超市购物的手机短信也在快速流传，原因是路易威登·莫特轩尼诗集团涉嫌曾予“藏独”以资金支持——上个月该集团刚刚成为家乐福的最大股东。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发生了“藏独”分子冲击阻挠圣火传递的事件，电视画面中“看见满街的法国人支持‘藏独’分子”，再加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曾轻率地声言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中国青年如此反应当在意料之中。
我们是这样虔诚地盼望奥运圣火照彻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我们是这样真诚地张开双臂想拥抱整个世界，西方媒体与公众却以如此之多的曲解与误解——甚至不惜以谎言与侮辱性言论，回报一份积攒百年的13亿人口对于这世界的友好。愤怒是力量的源泉在一个被冠之以“网络民族主义”的时代，这一切并不难理解，我们依然爱这片土地爱得这样深沉，当表达都成为一个战场时，抵制实在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我们为这种理想与情感而深深震撼，当民族与主权的区隔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被逐渐庸俗化之时，新一代的华人仍能寻得这样的主体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实在是一种骄傲。
可是，愤怒并不天然地到达和解，抵制也不是实现共赢的手段，在这个时代，抵制实在不是能够随便拿起的武器。近几十年来，这个世界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各自的发展正在以交流性的、合作性的、富含情感、富有创造的劳动呈现出来。所以，当人们认真审视愤怒所释放出的力量时，有理由为此深感忧虑。在这个并不会自动变得更好的世界里，抵制会让人们彼此变得更差。姑且不论中国家乐福销售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家乐福里的职工大多是中国人，抵制家乐福最终是中国人受损这些理由，抵制也仍然是与我们的愿望及理想背道而驰的手段。
对于百年中国来说，开放与富强是最大的愿望和理想，所以我们坚定并真诚地融入这个世界，并不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举办奥运，就是这个诉求之一。当抵制成为我们的呼声之时，法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国网民号召抵制家乐福”，在法国网络论坛掀起了一场是否要抵制中国和中国货的大辩论。达赖集团千方百计阻挠奥运圣火传递所没有达到的效果，却可能经由我们的愤怒达到。也许以微笑赢得整个世界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对抗却绝对不能让我们赢得整个世界，我们愤怒，并不是自闭性地让我们自动做一个世界性的孤儿，我们也不能因为一次伤害而与整个世界为仇。
亲历了伦敦奥运圣火传递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感叹：“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像我这样身处中西方之间的人，不能不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公众之间彼此印象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下滑的趋势深感忧虑。”最后，她说：“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
一名理性的法国网民认为“抵制中国产品只是在惩罚我们自己，我不认为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人会这么做”，这一回答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抵制家乐福的借鉴——请让我们保持理想，请让我们相信未来。而一次历尽艰难却终于圆满的奥运圣火传递，又有谁能够怀疑并动摇它的意义？不怕艰难，舔平伤痕，我们仍然向这世界微笑着说：奥林匹克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晓宇）
当“政绩工程”披上文化的华彩外衣
与经济发展比起来，文化的繁荣更是润物细无声、静水流深的功夫。一味追求立竿见影、轰轰烈烈，将文化繁荣等同于大兴土木、上大项目的观念，是走入了一种误区
从某省计划投资300亿元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到某省三个县分别投资兴建黄河三峡孔子大殿、秦皇祭天广场三期工程、老子文化园，总投资1.4亿元；从西北某省黄帝陵两次整修投资2.8亿元，到中部地区两市计划投入3.5亿元，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还有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炫耀金碧辉煌，宣称堪与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相媲美……
打着“传承文明”、“发展文化”等金字招牌，一个个耗资巨大、规模宏大的文化大项目，在一些地方接连冒出，似有成风之势。对此，近日《人民日报》刊文提出，警惕文化“政绩工程”。
所谓“政绩工程”，从最初的某些城市标志性建筑、大广场等，到某些经济开发示范园区，进而演变到眼下的文化标志城、名人故里景区、祭天广场之类的项目，其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打造现代都市”，“改善投资环境”，“提升知名度”，“发展文化，传承文明”等等；都不惜重金，动辄投资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追求“全国第一、国际领先”；其决策大都由少数人拍板，即使有专家论证，也多流于形式；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不仅助长了浮华不实的作风，影响了政府形象，而且，为上大项目而集资、贷款等，往往衍生出拖欠工程款、增加百姓负担、加重地方债务负担，引发诸多非议甚至社会矛盾。
同样是几个亿的文化投资，一种选择是建文化标志性建筑或景区，“国内一流”，“国际领先”，轰动四方，一些官员脸上有光，更有炫耀的“政绩”；还有一种选择是充实基层文化站点的建设，让更多的百姓多看上几场演出和电影，免费进博物馆、文化馆参观、活动，多享受几分文化的滋养，但这可能没啥轰动效应，论起政绩来也可能显得平平淡淡———哪一种选择更受决策者青睐呢？
相关数字令人担心，相当一些地方选择了前者。《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2007）》显示，在近年来中央及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共文化投入的同时，从2001年到2006年，群众文化服务机构数量却在逐年减少。乡镇文化站由2001年的39348个，减少到2006年的34593个，减少了12％。
与经济发展比起来，文化的繁荣更是润物细无声、静水流深的功夫。一味追求立竿见影、轰轰烈烈，将文化繁荣等同于大兴土木、上大项目的观念，是走入了一种误区。那种挥金如土，追求眼前“气势磅礴”、“名扬天下”的文化大项目，是一种典型的“政绩工程”，尽管它们披着文化的华彩外衣。
拒绝文化“政绩工程”，要求各级决策者在文化建设上，踏踏实实做实事，不能总想着轰轰烈烈求虚名；要精打细算，多在功在千秋的文化基础建设性工作上下功夫，让更多百姓享受文化的滋养，而不是只求眼前“名扬天下”；要更多地从利国利民、使百姓和地方得到更多实惠的立场出发，而不是只想着给个别人脸上贴金。（刘文宁）
校级领导一走廊 高校“官满为患”出路何在？
高校存在部门林立、“官满为患”的现象早有所耳闻,不过,看了昨日（16日）《人民日报》就此开展的调查,仍使我吃惊不小。所调查的5所重点大学中,部门最少的27个,最多的40个。西北大学2300多名教职工中,专职教师仅1200多人,校级管理部门和各院系处级以上干部共有300人左右；而吉林大学校级领导共11人,另有校长助理10人,全校正处级以上干部223人,副处级以上干部538人。
据有关专家说,目前我国的重点大学,校级领导一般有10—15名,处级干部一般在300人以上。这样说来,高校“官满为患”的现象的确比较普遍,且有渐趋加重之势,人们所谓“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并非无的放矢。
讨论高校“官满为患”及其出路问题,虽然现实而迫切,但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一件十分荒唐而可笑的事。教育机构有行政级别,大约是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景观；至今人们还能不断地从媒体上见到,某某被任命为某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后面一定会带着一个同样很具“中国特色”的括号,这括号里标明的就是该人的行政级别。如此郑重其事地强调高校主要领导的行政级别,要高校领导不把自己当“官”看固然难,要高校领导不把校长书记当“官”做也难,如不改变这种体制,要解决高校“官满为患”的问题就更难。
在我看来,只有先解决“一走廊”的问题,才有可能着手解决“一礼堂”与“一操场”的问题,否则,相关改革就可能遭遇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质疑。有人从政府机构的“大部制”改革受到启发,以为高校同样需要搞“大部制”改革,才能解决高校部门林立、“官满为患”的问题。这种主张看到了行政与高校在改革对象上的共性,但所谓厘清管理职能,精简机构和冗员,提高效率,压缩成本,乃是一切科学管理的要义,不必都穿上“大部制”的时髦外衣。与此同时,以行政系统的“大部制”改革移植到高校,也可能落入难以自拔的陷阱。毕竟,政府与高校是不同性质的组织,有各自的内在规律,若以行政(改革)思维主导高校改革,首先就是对行政权力主导高校这一现实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恰恰是高校“官满为患”的观念基础和体制基础。
高校“官满为患”的出路何在?不在高校行政权力的整合或重组,而在学术权力的强化与行政权力的淡化。倘若学术权力不能主导高校及其改革,高校行政化的趋势就不可能遏制,当“官”的就一定比当教授的吃香,热衷于当“官”的人就一定比潜心向学、忠于传道授业的人多。这样下去,人们就可能会发现一个“奇迹”:高校除了有师生之谓外,与政府并没有大的不同,“学场”与“官场”于是乎“同流”。(滕朝阳)
半月谈：“画饼充饥”式的民生工程当止
据媒体披露，在内蒙古乌海市45.9万总人口中，长年蜗居在“抬头就能碰到屋顶，转个身都费劲”的棚户区里的居民有4万多户、14万余人。2006年2月，乌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棚户区搬迁改造项目。并计划2007年完成15%，2008年、2009年分别完成40%，2010年收尾。该项目在当地被称为“一号民生工程”。
安居才能乐业。无疑，这原本是一个得民心、顺民意，名副其实的民生工程。然而，对这样一个重要工程，乌海市政府却是“只打雷，不下雨”———喊了几年，不见动静。原因是“市里财政资金困难”，因而至今没给棚户区改造直接补贴过1分钱。
事实上，乌海市2007年财政总收入39.29亿元，比上年增长48.8%。在滨河新区，被称为乌海市标志性建筑的“行政中心大楼”，于2006年3月开工建设。这座总投资1.5亿元，地下1层，地上17层，配楼5层，总建筑面积61168平方米的大楼已进入装修阶段，年内可竣工投入使用。据悉，这座大楼的豪华程度将“不亚于四星级酒店”。
一方面称财政困难，没钱补贴棚户区搬迁改造，一方面却斥巨资建设豪华办公楼。政府是把人民利益还是将“楼堂馆所”摆在第一位，大家一目了然。当10多万群众住在低矮的棚户区度日如年时，不知道领导干部在豪华办公楼里如何坐得安稳？
,我和我在座的同事们都懂得一个道理：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如是说。当前，各地正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而在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积极稳妥、不遗余力地实施一些“民生工程”，既是政府履职的分内之事，更是政府作出的郑重承诺。
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民生工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严肃性，把实施民生工程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力争把计划做得更细些、工作做得更实些。一经出台，就要不折不扣地按计划实施，切忌自食其言、自掌其嘴。否则，画饼充饥的纸上功夫不仅有损于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而且会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有碍和谐社会的建设。 (张桂辉)
时评：让网上文化变成“献策文化”
随着互联网的越来越普及，许多市民学会了依靠互联网信息与政府机构进行沟通，从而使网上信访在上海逐步开展起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网上信访是一件新生事物，它的优势是方便、快捷。过去，市民对政府有意见、有建议，或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矛盾、问题、困难需要政府解决时，小事情还可以打电话，但比较大的事情、或比较麻烦的事情，就非得跑到政府机关部门去反映不可。这么做，对市民和政府双方都不方便，市民跑到政府机关去，很花时间，万一负责处理的政府工作人员不在，便空跑一趟。而就政府机关方面而言，也要专门拨出人力进行接待，再把反映的问题汇总后转给有关部门，也不方便，还影响办事效率。网上信访就不同了，市民只须要把所反映的问题写好，然后鼠标一点，发送给政府部门，在家里就把“上访”的事办成了。而有关政府领导或办事部门对市民的声音便能直接很快听到、看到。
网上信访的形式是现代社会政府与市民间沟通的最佳形式之一，这样的形式，会不会造成信息紊乱？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老百姓给政府发电子邮件反映问题，这是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网上信访是好事，我们要把正常的信访与少数人的“闹访”严格区别开来。同时，网上信访也不只局限在反映问题上，而应该提倡市民通过互联网为政府献计献策，达到汇聚民智的目的，使互联网文化成为献策文化，这也是我们从事网上民主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当然，要使网上信访工作应该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各级政府机关应起好主导作用。（陈云发）
不刮“环保风暴”要建“绿色体系”
从2005年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境影响评价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进行排查，到2007年初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太湖蓝藻暴发后的“流域限批”，“环保风暴”似乎来得一次比一次猛烈——可以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在既有法律法规范围内已经将行政手
段用到了极限。
2008年前后，细心的公众发现：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环保风暴”难以为继时，取而代之的是由一项项环境经济政策构筑的“绿色体系”。一段时间以来，从“绿色信贷”开始，“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贸易”、“绿色消费”等“绿色体系”专业名词陆续进入国家经济领域和公众社会生活。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
国家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局）副部长潘岳表示，行政手段有其自身的弱点，存在着不稳定性、阶段性，甚至还有“寻租”的可能。因此，作为行政手段的“环保风暴”已经刮到了尽头。
潘岳认为，环境经济政策是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是宏观经济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支撑。“造成当前环境形势严峻的原因，除官员环境考核问责制度尚未到位外，还因为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促进生态和谐。”
与传统的行政手段“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有关专家在将行政手段和环境经济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推行环境经济政策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具有重大意义，还可以为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亮点。
不少发达国家都有成功推行环境经济政策的经验，而我国目前的环境经济手段很少，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潘岳认为，严峻的环境形势使我们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出台环境经济政策。他呼吁：“环境恶化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的条件下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我们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
涉及多方利益，推行艰难
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频繁“出访”，与相关部门高密度地协商。除了与监察部联手对政府官员业绩进行“环保督察”外，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部门联手建设了一项引导体系。
2007年7月，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与银监会发布了“绿色信贷”政策，规定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企业将不再可能获得银行的贷款，同时明确表示绿色企业、环境表现优异的企业和环保创业将优先获得贷款。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银监会2008年2月2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共发放支持节能减排重点项目贷款1063.34亿元。
2008年2月13日，“绿色保险”政策随后出台。这项政策要求，从2008年开始，高环境风险的企业尤其是化工企业应做好到保险公司上“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准备。原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认为，虽然目前“绿色保险”不是强制性的，但如果配合相关的法规来使用，可能就是企业运营时必经的一个“关卡”。
2008年2月25日，“绿色证券”政策发布，规定上市公司要经过环保核查，要公布“与股民极度相关”的企业环境信息；同时，国家环保部门将联合证监会对企业开展“环境绩效评估”，所得结果向社会公示。
2008年2月26日，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又发布了关于“绿色贸易”的一系列政策，公布了2008年第一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共涉及6个行业141种产品。针对名录中目前仍享有出口退税的39种产品，当时的环保总局向财政部、税务总局提出取消其出口退税的建议，同时还向商务、海关等部门提出禁止其加工贸易的建议。
由于环境经济政策的探索与实践越来越涉及多方面利益，因而推行起来愈加艰难。整个体系的建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各个经济主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据潘岳介绍，接下来，国家环保部门将继续联手相关部门加紧研究绿色税收、区域流域环境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等政策，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打好坚实的制度基础。
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
环保是全社会的事——对于这句话，许多人都能理解，问题是如何付诸实施。
目前，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法律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存在不少空白，这不利于环境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比如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虽然早在1989年就开始在一些地方实施，但是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至今仍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此外，一些城市正在试行的排污权交易政策也没有相关法律的规范，存在很大随意性。潘岳指出，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是环境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基础，惟有将市场参与主体置于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则之下，非法获益者可通过司法途径受到必要追究，利益受损者能借助法律手段得到及时补偿，才能有效地通过市场配置稀缺的环境资源。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认为，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可以很好地引导、推动企业把环境成本内部化，“但前提是，如果‘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等环境经济政策仍不足以让其‘主动选择’，就需要在环境污染施害的惩罚体系上有相应进展。假设一家企业在污染环境后，不仅要向受害方提供巨额经济赔偿，主要负责人还要负刑事责任，相信不少企业会转而主动适应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诸多要求。”据王灿发介绍，今年5月1日即将试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对企业就是一种“良性强迫”，因为准确而及时的信息公开能发挥公众对企业的监督作用。
国家环保部门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鼓励股民举报不环保的上市公司，公众举报不环保的企业。“绿色证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国家环境保护部污染控制司副司长李新民介绍，由于上市公司的经济总量和环境影响越来越大，“绿色证券”能否促使社会筹集的资金投向绿色企业，广大股民“绿色选择”的经济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上市公司能否履行环保责任，都将决定能否把资本市场变成推动节能减排的经济杠杆，也将决定整个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进度。
2008年1月28日，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建设的“绿色选择”网站正式发布。这家网站收集了我国环保部门公布的近3000家污染企业的信息，鼓励消费者不购买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同时号召公众购买环境责任强的企业产品。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认为，这种源自消费者的有意识的“绿色选择”和源于公众的负责任的“绿色消费”，正在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信念和行动，这不仅因为公众对自身的健康和安全越来越关注，还因为公众对自己的消费可能对环境和其他人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责任心。
女市长撞人事件中的快与慢
湖北当阳女市长驾车撞死学童事件，有了最新进展。12日上午，湖北宜昌市纪委新闻发言人通报相关情况时指出，当阳市市长范晓岚，从4月12日起离岗接受调查。(4月13日《东方早报》)
这起交通事故在媒体报道一天后，相关部门就给予了回应，可谓“快”。更“快”的，是女市长赔偿的速度———据悉，事故当天，,
死亡男童家属就获得20万元赔偿金，2万元安抚费，共计22万元。这22万元钱是交警交给死者家属的”。与诸多交通事故肇事方态度不同的是，女市长没有回避，甚至没有等事故责任认定，就直接给予了赔偿。这种“快”，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在“快”的背后，还有一个“慢”，让人颇不是滋味。
3月17日事件发生，4月12日相关部门才给予“反应”，中间相差近一个月，可谓太“慢”！这一个月内，相关部门难道是不知情吗？从新闻中可见是知情的。然而知情后，为什么不及时处理，及时向社会公布，为什么女市长依然稳稳当着市长？难道仅仅是因为媒体报道了，就赶紧处理，就赶紧宣布离岗？由此看来，前面所说的“快”，还仅仅是媒体推动下的“快”。没有媒体推动，不仅是“慢”的问题，很可能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
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湖北省《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的意见》和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决定范晓岚从4月12日起离岗接受调查。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意见》不是今日才有，为何直至今天才依《意见》处理？管理制度为何适用得如此“灵活”，想用就用，不想用就置之不理？
,慢”不正常，“快”更不正常。感谢“好事”的网友在论坛发帖公布事实，感谢“多事”的媒体及时报道真相。如果没有网友的“好事”与媒体的“多事”，事件会发展到这一状况吗？估计此时女市长对于相关部门还是感激有加，所怨恨的只是网友和媒体，但相关部门做了“好人”，制度却严重受伤，法治建设更成了一句空话。
一起“市长撞学童”事件，深刻折射出当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人情流弊。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市长也是人情执法的牺牲品。根据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禁未经批准私自驾驶公车。铁令在前，如果严格执行，谁敢以身试法？然而，因为讲人情，女市长乃至其他领导干部视禁令如游戏，由此才出了事故。由此可见，人情执法不仅有害制度，而且有害干部。以此为教训，从此严格执法，对其他干部而言，倒是一件好事。
文汇报:提高全民的应急意识和能力
●大型活动中的应急管理不仅仅是政府和举办组织的事情，更是全民的事情，特别是活动所在城市的市民、活动期间的游客，以及活动中的观众的事情，要及早考虑，纳入议程。“突发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者可能不是警察或消防人员，或许是当事人或目击者。”
●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从提高市民、游客、观众的应急意识和能力入手，防范突发事件，是举办好盛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在充分分析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急教育和培训预案，并尽可能让市民、游客、观众都能接受相应的教育和培训
●北京奥组委已经和正在组织10万奥运志愿者、50万城市志愿者参与奥运会，这将是奥运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除了对志愿者进行必要的应急培训外，还要把对市民、游客、观众的应急教育，甚至是培训提到议程上来。上海也需要考虑对市民、游客、观众的应急教育问题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即，全球瞩目。北京奥运会之后是上海世博会。如何管理大型活动中突发性事件，是世界各国都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大型活动中的应急管理不仅仅是政府和举办组织的事情，更是全民的事情，特别是活动所在城市的市民、活动期间的游客，以及活动中的观众的事情，要及早考虑，纳入议程。
,突发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者可能不是警察或消防人员，或许是当事人或目击者。”这是美国参议员罗布特·埃克斯前几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从今年广州春运期间的应急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春节过后，我访问香港，顺道广州参加会议，并有机会与广州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就春运期间应急管理问题进行交流。今年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旅客滞留初期，广东志愿者就反应较快，主动到火车站服务，到列车上服务。当大量滞留旅客拥挤混乱时刻，志愿者进行心理疏导、沟通劝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助于防范恶性事件，而且有助于帮助政府与滞留旅客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抗击灾害影响，广东省志愿者协会组织6000多名志愿者，在广州火车站和京珠高速公路为百万滞留旅客提供的应急志愿服务，保障了必要的饮食、防寒与安全。
对于拥挤在火车站的人来说，最直接的问题是信息缺失，因为它会导致恐慌快速蔓延与巨大人流盲动，造成群死群伤。我向广州的同志介绍，国际上一般是通过志愿者来培养和提高全体公民的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来减缓或消除危机。事实上，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如果当事者不会出现惊慌，大家就会有意识面对突如其来的事件。广州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非常赞同我的观点。从广州的经验看，必须培养全体公民的应急意识。
罗布特·埃克斯之所以说“突发事件的第一个反应者可能不是警察或消防人员，或许是当事人或目击者”，我想完全是基于美国的历史和经验。美国非常重视市民的危机意识和技能的培养和提高。“9·11”事件中，从“双子座”往下撤的人群，居然还礼让女士和行动不便者；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居然有乘客主张用投票决定是否冲进驾驶舱制服恐怖分子，等等，这都是例证。现实生活中，美国也确实重视对平民的危机意识和突发事件能力的培养。美国著名的组织——市民服务队（Citizen Corps）遍布美国，涉及广大居民——它要求每个居民对于自己的家乡和所居住的城市承担应急的个人责任，参加培训，掌握应急技巧，在遇到紧急状态下迅速做出反应，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和维护社区安全。在这种组织的运作中，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下属的紧急事务管理研究所（EMI）负责开展一系列紧急救援志愿者的培训课程——独立学习课程（IS），只有修完这些课程，获得结业资格的人才能成为紧急救援志愿者数据库中的一员。与此同时，市民服务队也在社区层面上针对个人、家庭进行培训，提高每个人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处理能力。
日本在这方面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据专家介绍，日本政府在阪神地震后还加强了政府管理部门、防灾研究者和地区民众三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日本3000多个市、区、町、村资助防灾组织率约达60%，多数家庭加入其中。日本积极推动市民防灾教育和防火训练的实施，以及社区志愿防灾组织的建立，改变过去单一依靠政府进行减灾工作的传统，努力建成一个由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全社会防灾体系。
由此，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从提高市民、游客、观众的应急意识和能力入手，防范突发事件，是举办好盛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在充分分析奥运期和世博会间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急教育和培训预案，并尽可能让市民、游客、观众都能接受相应的教育和培训。
要通过广泛的社会讨论产生和形成救灾预案。所谓社会讨论，就形式来说，既不是有关政府的闭门讨论，也不是网络空间上的散漫议论，它需要吸引所有的相关者参与，如各级部门、奥组委、世博局、公安武警，参与现场服务的志愿人员代表、市民，以及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代表。就讨论内容来说，要直截了当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诸如，奥运会和世博会期间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会有哪些？怎样传达信息最有效？怎样做出最快的反应？怎样发现危机？在危机中如何保护自己和帮助别人等等。
第二，充分认识在应对突发事件上，必须发挥全体市民、游客、观众的作用。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市民、游客、观众的应急意识和能力，从而使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更加安全，更好地对恐怖分子、犯罪行为、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事件等做出反应。某些大规模的突发事件，仅仅靠政府、靠志愿者来应对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对居民应急意识的培养，提高全体居民的应急能力，使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冷静、沉着。
市民、游客、观众都可以通过下列活动帮助自己的家庭或社区更加安全，这包括：①个人责任：建立家庭应急计划，包括储备灾害应急品，开展家庭健康和安全演练，实施灾害最小化措施，参与犯罪预防和报告。②培训：举办应急准备培训项目，提高反应能力和急救能力。③志愿服务：开展以第一反应，组建灾害救济和社区安全为目的的志愿服务组织和活动。每个个人都可以支持社区的安全工作，如防火、应急医疗服务、社区公共卫生，以及参与应急管理的四个阶段：预防、缓解、反应、恢复。
第三，北京奥组委已经和正在组织10万奥运志愿者、50万城市志愿者参与奥运会，这将是奥运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除了对奥运志愿者和城市志愿者进行必要的应急培训外，还要把对市民、游客、观众的应急教育，甚至是培训提到议程上来。上海也需要考虑对市民、游客、观众的应急教育问题。
培训应当以市民、游客、观众和他们的家庭、邻里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自救为目标。由于应急人员在突发事件中不能立即救助每个人，市民、游客、观众可以通过这个培训获得如何自救和保护个人财产的办法。这个培训主要是基础技能性的，包括灾害预备，火灾应急技巧、基本医疗护理等。
要教育和训练政府官员，在紧急情况下，怎样与志愿者合作，要更有弹性并能鼓励多元化的志愿服务。有关部门应该与志愿组织共同地讨论和预想相互合作的程序，并将这些程序，纳入有关官员培训和志愿人员培训的内容。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
“集体离婚”只为得一分地 农村土地暴新问题
这年头,集体婚礼不少见,但“集体离婚”还是第一次听说。4月9日,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港口社区的34户村民却在筹划一场“集体离婚”。他们在一份发给“各位婚娶通销户口配偶居民”的集体离婚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留下了手指印。34对夫妻要集体离婚,却发生在相对传统的潮汕农村!
他们要离婚,并非不恩爱,而是因为要分到那一分多田地(大约80平方米的土地),如果在偏远山区、人少田多的地方,绝对没有人这样干,那是件“很傻很傻”的事,因为这一分田就去离婚多不值!村里用地补上个一二百元钱,村民大多也没意见。原因是凤翔街道港口社区的土地太值钱了,一亩田120万元,80平方米的土地至少也值10万元。从价格就知道这土地并不在真正的乡村,而是在城区内,就是我们常说的“城乡结合部”。一旦城市建设征地,村民就可以分得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这34户男户主都是农村户口,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却都是城市户口,当初他们结婚时为何不迁入村里?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子女到城市上学方便,不用交昂贵的借读费。再说那时土地也不过几万元一亩,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价值会飙升。如果这次他们能把妻子和孩子的户口迁移到村里,土地得到分配,至少能获得20万元的收益。所以说,离婚不是目的,分到田地才是真正的目的。集体离婚只是为了造势,引起上级和媒体的关注,给村委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以便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这种造势并非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从政策上、法律上寻找到分田的依据,按照当前农村分配土地的惯例,由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或交全体村民表决通过),要分配到土地就难。村民代表大会体现的是全体村民集体成员意志,但不可能体现每一位村民的意志。“集体成员意志”,显然就是占绝大多数村民的意志。“集体离婚”的34户人家中,农村人口本来就少,选出的村民代表也就少,而相对于另一个利益大群体(千人以上的群体),村民代表显然就多,在这样的格局下,一般是很难通过的。这就好比一个蛋糕,你们分了,他们就少了。说到底还是利益之争。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土地被征用呈逐年上升趋势,农村土地征地款分配纠纷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款是对全体村民集体成员的补偿,土地共有人应共同享有,土地征地款的分配,就应由享有村民待遇的村民共同参与分配。问题是这些城市户籍的人有没有权享受村民待遇?即使户口迁移到村里,也仍然需要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当然,他们也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在实体上应尊重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但自治权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与法律法规及国家的政策相抵触,可以上诉到法院。
为分配土地,34户村民“集体离婚”,是农村土地问题中出现的又一个新问题。如何解决,同样也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洪巧俊）
破解西部开发中的人才困局
4月9日，有媒体报道，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日前一次座谈会上指出：“兰州大学的专职教师少于50%，这在我们直属院校里面是唯一的，少有的。”作为中国知名的高等学府，兰大尚且如此短缺人才，西部其他普通高校情况可想而知。
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8年来，西部的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并连续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大开发中人才紧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为什么西北今日有高楼，孔雀依旧东南飞？
,留住一个高水平人才真是太难了！”
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地跨陕甘宁青新等12个省、市、自治区，它拥有全国70%的土地和30%的人口，它的水、电、气、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它历史的悠久、风光的壮美，令无数人魂牵梦萦……它,就是我国的西部地区。
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在2006年6月到西部上任之前，曾先后在湖南大学和长安大学工作20多年。一路西行赴任，除了感叹生态环境的巨变之外，他也强烈感受到了西部与东部之间的人才落差，“留住一个高水平人才真是太难了！”
2006年之前，一个广为兰州人接受的说法是：近10年来，先后离开兰大的高水平人才加在一起，可以再办一所规模相当的兰大。
经过百般努力，2007年，兰州大学的人才引进工作首次出现了“拐点”：补充147人，减少101人，兰大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总计达到了8名。“然而，西部高层次人才流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周绪红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据他介绍，目前，西部高等学校生均教学辅助用房、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宿舍面积等与国家要求有差距。基础设施滞后的状况，制约了西部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供给。
周绪红说，仅甘肃省地方高校，教学仪器缺额即达4.4亿元，图书缺额达98万册，教学实验用房缺额达175万平方米。同时，高校布局和资源配置不够科学合理，呈现出重点高校少、部属高校少、重点学科少、重点实验室少、研究生学位授权点少、学科门类少的局面。由于西部自然环境的影响和西部地区财政能力薄弱，导致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和人力资源开发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持住高层次人才队伍。周绪红说，这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制约因素。
破解西部高层次人才困局需要真金白银，更要创新制度
周绪红认为，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应该要像当年的沿海地区那样去吸引人才。要拿出真金白银，更要创新制度和机制，让高层次人才在西部的广阔天地里，待遇有保障，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社会有地位，只有如此，西部大开发才会真正有起色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以兰州大学为例，如果按照教育部核定的编制和岗位设置方案，兰州大学师资缺额900多人。但是，由于我们通过实施校内津贴制度、加大对科研人员的奖励力度、千方百计解决教职员工的民生问题等措施，目前表示愿意到兰州大学工作的高层次人才数量，是在逐步提高的。”周绪红说。
有专家认为，针对目前西部大开发中的人才“瓶颈”，国家可以考虑实行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特殊津贴制度，加大对西部地区工资政策的倾斜力度，逐步提高西部地区各类人才的工资水平。除此之外，也应考虑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如设立“国家西部杰出人才奖”，奖励在西部大开发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从而更好地激励西部各类人才为西部发展发挥聪明才智。
西部人才结构失调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除西部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之外，掣肘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的，是西部人才的结构失调和分布单一的现状。2005年甘肃省对全省人才队伍建设情况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肃省的人才分布高度集中,人才资源利用率较低。中科院、国家部委属科研机构几乎100%,省属科研机构的80%、大中型工业企业的42%、高校的75%都在兰州。这样的格局，一方面造成某些专业人才相对过剩,另一方面造成其他地区科技力量相对薄弱。如何处理好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环环相扣的人力资源开发链？
周绪红认为，西部地区应该遵循“稳定现有人才，培养急需人才，开发民族人才，引进优秀人才”的基本方略。特别是要针对西部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现实，把民族人才队伍建设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坚持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民族人才队伍建设并举。
曾有专家指出，应坚持“为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的出发点，适应西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人才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协调的动态机制。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周绪红的认同。他说，在具体方式上，可考虑由国家定期公布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紧缺指数，公布高层次人才引进目录，协调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使人才队伍结构在产业地区布局、学科专业分布和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比例三个方面更趋于合理，提高人才结构与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符合度，逐步向西部地区人才总量满足需要、结构符合需要的方向迈进。
,西部确有其劣势，但西部也有独特的优势。”周绪红说，可以在西部高校设立西部特殊问题的研究机构，一方面发挥校内外人才优势，有效整合国内外的专家资源，对中央部委和西部各级政府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面临的诸多课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并提出对策；另一方面使之成为凝聚西部特殊人才的基地。如支持建立西部资源环境问题、大气科学问题、西部防沙治沙问题、冰川冻土问题、高寒干旱生态、道地药材、干旱农业、草业科技、敦煌学、西北民族学等各类西北地区具有优势的研究机构。
采访结束时，周绪红告诉记者，他已经把妻子接到兰州来工作。他特别希望能有更多具有西部情怀的高层次人才，扎根西部，奉献西部，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大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记者陈宗立 通讯员王兴东)
时评：让我们为清明节增添绿色
清明节临近之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开展以“文明祭扫、平安清明”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弘扬清明节“传递亲情、传承文化”的丰富内涵。
国家今年首次将清明节列为法定假日。清明首先是祭祀祖先，其次是踏青出游。每当清明时节，人们总要焚香祭祖，扫墓踏青以及进行植树、放风筝、荡秋千等多种活动。这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植树。
清明期间，春意盎然，正是植树造林的大好季节。适龄公民每人每年植3—5棵树是一项法定义务。在墓地祭祖的时候，种上几棵“思念树”，既祭奠了祖先又履行了义务。在墓地旁栽种一些树苗、播撒一些草籽，通过种树、种草，让追思化作绿色。
路途远的又该怎么办呢？那就在郊外寻一处合适的地方，和家人多种上些树，还可以顺便踏青、吃农家饭、赏原野春景，感受春意盈盈的大自然。
清明即至，有关墓地的新闻多了起来。一些墓地价格已近天价。笔者建议人们不要给那些墓地炒家送钱，相反应该去认养绿地，采取树葬、草坪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认可和选择绿色殡葬、环保殡葬。随着这些文明做法的推广，人们将再也看不到传统的墓碑，取而代之的是鲜花绿草，人们祭奠死者的心情不再沉重，而更多的是温馨、肃穆和悠远。（记者 郑北鹰）
官罚官是纳税人钱财的转移游戏
罚款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常常被社会诟病为“懒政”。但尽管是偷懒的管理方式，可因为有效还在很多地方大行其道。但这种“懒政”，只有官罚民奏效，若是官罚官，只能是一种游戏。
官罚民，且不说这种罚是否合理，但至少能起威慑作用，为什么呢？因为罚款的钱由民支付，哪个人掏自己的腰包不心疼？可如果官罚官，如南京市政府那样，为了市容整洁，让各区政府掏104万元，区长和主管副区长各掏一万元做保证金，全市每月评比，不达标者扣钱(据《新京报》报道)。在我看来，这只是场纳税人钱财在不同账户间转移的游戏而已。
罚款是公权力对一个自然人或法人财产权的处置，其前提是处罚的人对被罚没的款项有真实的占有权。而区、市政府尽管对财政账户里的钱可以支配，但这些钱并不是政府自己的，而是纳税人的，区财政的来源和市财政的来源，相当一部分是重叠的。区财政向市财政交保证金，评比后再被罚款，就相当于纳税人的钱从左口袋转移到右口袋，有什么意义？纳税人的钱，除了一部分用作公务员的工作和办公支出外，其他部分主要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事业，一个区因为市容不好如果被上级政府罚款了，就意味着这个区的公民不但在享受城市整洁度上受到了损失，同时在享受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还可能受到损失，岂非雪上加霜？
当然，让区长自己掏腰包似乎算是真正的罚款，这一万元钱，不少也不多。所谓不少，按照目前我国公务员账面上的工资，基本上是一个区长两月的薪水，如果某个区长仅仅靠薪水生活，那么这人在官员中恐怕比熊猫还珍贵，这样清白的官员罚掉他两个月工资实在太不近人情。而且很难保证是区长真正自己掏钱，万一这个区长利用手中权力，随便找个名目从公共财政中转移一下，再以自己的名义交纳罚款，结果还是拿纳税人的钱做游戏。
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及官员罚款，看上去像是一种问责方式。可问责制必须包含民向官问责，才能切实起作用，如果只是上下级政府之间，不同级别官员之间的问责，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而且可能会流于形式。(李勇)
又见"廉政短信",营造"廉政文化"不是作秀
从今年春节开始，山西吕梁市纪委和监察局通过移动通信平台，每天向全市1113名处级以上干部发送一条廉政教育短信，据称目的是“以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3月18日新华网)
类似的营造“廉政文化”，我们已不陌生。发廉政短信、万人高唱廉政歌、廉政格言
征集、编辑出版《廉政镜鉴丛书》……一时间都是轰轰烈烈。结果不知究竟如何，但几乎无一不因其难脱作秀之嫌而受到广泛诟病。
用多种形式宣传廉政文化是件好事。但寄于过高期望，声称要以此战胜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显然有点幼稚。“买官卖官”岂是发发廉政短信就能消灭得了的？唱唱廉政歌能抑制“权钱交易”的冲动吗？一本“廉政台历”谁能保证不会被贪官用来记录“官商勾结”的秘密？收到“廉政贺卡”时，贪官们也许心中会打个激灵，但看过之后就从此能拒绝送上门的钱财吗？君不见，满口豪言壮语，满口廉政语录的贪官们，不是一个个前“腐”后继？
我们往往注重正面宣传，弘扬人性中“善”的一面，而忽视抑制或者惩罚人性中“恶”的一面；只注重树立正面“典型”的文化和宣传机制，而忽视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惩防“丑恶”的机制。其实对反腐败来说，注重正面教育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在教育官员人等“不想”腐败的同时，一方面，完善现有的民主监督机制，使有权者“不能”腐败；另一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惩防腐败体系，使心有贪念者“不敢”腐败。这样的“制度反腐”，才是反腐败的正宗利器！（寸草心）
时评：反腐不妨从“色”字头上下刀
新一期《人民论坛》杂志“党政领导干部应谨防哪些诱惑”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调查者认为，党政官员应当谨防的诱惑和陷阱排在
前四位的分别为：美色诱惑和性贿赂、年节送礼送红包、吃喝玩乐拉拢感情、不法利益共享被拉拢腐蚀 。(3月18日中新网)
几乎是每一个落马贪官，都能与女色挂上钩。栽在色字头上那把刀下的官员数不胜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都是包养情妇为情妇谋利或与之共同牟利的典型。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近来社会新闻中频繁出现虚构情色“经历”，对一些屁股上不那么干净的领导干部进行敲诈的案例。比如吉林桦甸男子张某冒充小姐给一些局领导写信要钱，轻松敲得6000元钱；福建一农民冒充三陪女投书给一些官员，共有148个官员上钩，陆续汇来的钞票达37万元之多；更有山东一男子不但虚构被敲诈者的情色故事，还合成淫照敲诈官员，得手3万元……这些黑色幽默更是对美色诱惑和性贿赂常常狼狈为奸的有力佐证。
,法制日报》曾报道说，时下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行为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的人包二奶。被查出来的就有这么多，那么没查出来的，乃至“一夜情”、嫖完就散的“秘密情”有多少？
权色财气，任一都能使官员腐败，但我们往往是先查到官员贪钱了受贿了弄权了将之法办后，才查出其生活作风上的诸多问题，才会曝光其包二奶养情妇嫖娼妓的事实。而追溯某些官员腐败源头发现，有些正是因情妇、二奶胃口太大，才“不得已”伸出贪婪之手，更进一步弄权敛财斗气，或许这也印证了古语“万恶淫为首”之意。
个人生活中道德水准的高下，在不少人的眼中似乎只是“小节”。能不能为招商引资、推动经济发展等等做出成绩，就成了可以遮住百丑的“一白”。其实此标准大谬！慢说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是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缺一不可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西方国家，官员个人品质的糜烂，一样是为人所不齿的！一个人在生活上腐化堕落，断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可能！
今天乃至今后我们反腐查腐，不妨从一个“色”字下刀，对官员进行思想和素质的监查、剖析，色狼官员必定是蛀虫。当然，查案追赃，也不要放过贪官们那些在经济上与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红颜知己”。唯此，我们的社会财富才不会在那些貌似华美实则肮脏的“石榴裙”下流失！
时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幼稚”
英国阿克顿勋爵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早已成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然而，在读了近日《南风窗》对“海南第一贪”——原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的“事迹”报道后，笔者不由生出另一种感触，这就是：绝对的权力也会导致“绝对的幼稚”。
不妨来看一看谢“大人”都做过哪些幼稚的事。报道
中说，他在文昌市任职期间，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为自己歌功颂德。电视、报纸、广播上称他为“百年一遇好县官”，一位局长甚至在当地出版的一本杂志上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文昌来了个谢明中”。他自己印了一本书，取名《我当市委书记这三年》，逢人便签名送书。他还把许多小学女教师、女服务员等陆续提拔为公务员或进机关“吃财政饭”。
毫无疑问，谢明中的上述行为都很幼稚。事实上，觉得谢明中幼稚的不只是笔者，当地很多官员也有这样的看法。一名曾在市委工作的知情人就说：“谢明中太不成熟了，干吗要把那些女人安排进政府，多显眼啊。”也正由于他公开地上演“权色交易”，老干部们开始陆续向上级纪委和有关领导举报，最终导致了他的“落马”。
身为一名正厅级干部，谢明中屡屡做出幼稚之事，是因为文化低、阅历浅吗？不是。事实上，他上学时一直是优秀生，学校毕业后到地质部门工作，因为能写会道及组织能力强，很快得到领导的赏识获得提拔。他先后在地矿局、团省委等多个单位，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位，还参加过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班学习。在笔者看来，他当市委书记后变得幼稚，主要原因是个人权力变大了。
众所周知，县（市）委书记的权力一直很集中，且缺乏有效地监督和制约。皖北曾有１７位县委书记倒下，海南近年来有５位县（市）委书记落马，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因造成。谢明中在团省委时，单位是“清水衙门”，权力的“绝对”并未体现。但他当上文昌市“一把手”后，既掌握了人事权，又控制了财权、行政权，甚至对县委常委都敢说，“你不完成我就枪毙了你”。如此专权时间长了，怎能不沉浸在膨胀的权力幻觉当中，做出幼稚、愚蠢的事？
谢明中初任市委书记时，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变得越来越幼稚的过程，就是权力越来越集中的过程。因为他的权力越来越“绝对”，不但决策时很难听到不同意见，同事们明知他腐败和专横，也不敢怒更不敢言。在２００３年市委换届选举中，他留下一句广为传播的经典话语，“文昌人民选我当书记是文昌人民的福气”，正是权力膨胀到极点的生动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官员幼稚比腐败更可怕。因为低估他人的智慧，不把任何人放在眼中，很容易在唯我独尊意识支配下，做出很多大胆然而很蠢的事，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李 清）
《瞭望》文章：用创新推动创富时代
推动以科学发展为主旋律的创富时代，就要激发全体国人的创造精神，在各方面都交出既不同于前人、也无愧于后代的答卷
全国两会之所以引人注目，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这是中共十七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两会。她把执政党十七大明确回答
的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细化、落实到政府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让十七大确立的主题和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更加深入人心，凝聚成一心落实十七大精神、一意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时代新动力。这是两会鲜明的主调。
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十三亿中国人对实现这一希望的信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坚定；十三亿中国人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烈。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点燃了人们的希望，极大地解放出“生产力最活跃因素”的能量。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已经预示着中国人开启了一个新的创富时代。这是人民的殷切期盼。
保障和改善民生，无疑是搞改革、促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创造财富、谋幸福的壮丽史诗。中国人在创通解决十三亿人温饱之路后，昂首踏上了打通实现富裕新路的征程。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明了科学发展的路标。这是一条能够又好又快推动发展、达到小康、实现富裕的新路。屈指数来，距离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有不长的12年。世情、国情都决定了这一时期建设发展的重要和紧迫。
我们怎样走好这12年，让这12年为未来中国的整个创富时代打下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已告诉我们，应当这样回答问题：惟有创新，才能创富。要推动以科学发展为主旋律的创富时代，就要激发、引导、保护全体国人的创造精神，在各方面都交出既不同于前人、也无愧于后代的答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样一份答卷。在这份答卷上，写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集体解答，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富裕、人民幸福不懈求索的实践结晶。用这一理论锐器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能够活力迸发、生机无限，能够创造人类史上的发展奇迹。
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份答卷。正如邓小平所言，在中国，不搞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正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中国人民突破了教条、僵化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创了特区开放、沿海开放、沿江沿边开放、全面开放和各项改革的新模式。这些模式之总和，便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中国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这样一份答卷。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被世界评价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这一创造，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发挥出来。在这一创造中，中国在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大胆释放和激发多种所有制的活力，相互依存、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全新的实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造之路，也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创新之路。惟有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有持续的动力与活力，中国人民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富裕。而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日益深入的时代，创新对于中国来说，更加迫在眉睫。
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需要创新。人口、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使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再走发达国家已走过的老路，必须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潮流的新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是这条新路的总体要求。适应这一要求，落实这一要求，需要更大的创新勇气和聪明智慧。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创新。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基础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如何与传统文化相承接，与现代文化相生发，与世界文化相融合，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政府服务需要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方向。其重点，是提高效能，保障和改善民生。围绕机构改革的目标，服务型政府的模式需要创新。
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时下，逐步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既是共识，也是目标。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提升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都要求中国在产业发展上实现创新升级。只有激发各类产业的创新力，中国经济才能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
外交理念同样要创新。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的大国兴起，都会伴随世界格局的变动。和平共处，永不称霸，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新创造，和平发展、交流沟通、互利共赢、合作和谐，我们要行动，使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更富有亲和力、感召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
总之，用创造和创新的成果为创富时代添柴，中华民族才能冲破一切阻碍，达到伟大复兴的彼岸。
新华日报:农村医疗纠纷不能以“闹”收场
3月18日，经高邮三垛、甘垛两镇司法所和公安部门40多小时的联合干预，一起因医疗纠纷引发的百人停尸闹事事件终于平息。
8天前，高邮甘垛镇一村民遭遇车祸，被送至三垛镇中心卫生院急救，但因伤势严重，入院3日后死亡。死者家属坚持认为卫生院抢救不力，遂提出巨额赔偿要求，并在卫生院聚集近百人停尸闹事
。后经各方鉴定，卫生院没有责任，但最终迫于对方闹事的压力，院方不得已给付5万元作为人道主义补偿。
,一些农民把‘闹’当成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而且闹起来不顾一切，常常引发群体性的过激事件。”扬州司法局同志介绍，2005年以来，他们调解的各类纠纷中，农村医疗纠纷平均每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此类纠纷索赔额大、责任难认定、矛盾易激化。
,农民思想还很朴素，他们认为生了病到了医院就行；可医院不是万能的，一旦病没治好，病人就认为医院在‘骗钱’，产生强烈的反感；再加上农村医疗环境特殊，医患缺少沟通，影响治疗的意外情况比较多，一旦发生意外，责任难以认定，从而引发纠纷。”
记者了解到，一些农村医院由于人才、技术和资金实力还不强，碰到医疗纠纷，自己首先信心不足，多数喜欢采用“私了”的方式息事宁人。这在客观上也助推了少数农民“小闹小赔、大闹大赔、不闹不赔”的心理。
有关人士建议，针对农村特殊的民情，除应继续通过各种途径教育引导农民依法维权外，更应在处理纠纷的流程中引入权威的第三方机构，走法制化调解之路。在未认定责任前，避免医患双方直接接触；在调解后，严格按照调解协议执行。仪征市去年12月起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建立专业性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下设医患纠纷调解中心。发生医患纠纷后，由调解中心负责全程协调。实施这一办法以来，仪征市的农村医疗纠纷激化事件已明显减少。(通讯员 扬司 记者 张晨)
《瞭望》文章：“中国制造”创新突围
种种现象表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已高度关系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它是必须突破的“瓶颈”。
各种各样的“中国制造”，几乎遍布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北京大学2月27日公布的“中国制造蓝皮书”称，过去一年，“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影响力与份额依然在稳步扩大，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稳健成长的重要推动力。李宁服装、汇源果汁、徐工机械、奇瑞汽车等一系列中国的知名品牌，以物美价廉的方式给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者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与舒适。
可在谈及真正能够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品牌时，“中国制造蓝皮书”的研究主持人、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雎国余向本刊记者表示，这样的品牌“当然也有，某些纺织品，某些食品，某些饮料，但是我想是有限的”。
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中国制造业也面临整体利润下降、品牌的知名度不高等问题。它们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烦恼，但中国的政界和商界已不再等闲视之，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来改变这样的状况，日渐成为上下一致的呼声。
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主创新”一词出现了7次。
温家宝指出，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包括“更加重视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并具体要求：加大对自主创新的贷款支持，坚持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完善和落实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鼓励、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也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更多的人在关注，“中国制造”能不能在新起点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应对高低两端的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对自主研发资金投入不够以及产学研没能有效结合是造成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的重要因素。”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小组讨论中，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元庆委员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面临着两大瓶颈：一是品牌推广；一是研发实力。这些都需要政府从政策和资金层面给予支持。
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冯军委员说，国家应扶持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企业“孵化器”。“孵化器”机构可以让走出国门的企业集中办公，并在税收上享受相应的海外优惠政策。
河北工业大学微电子技术与材料研究所所长刘玉岭委员认为，现在影响创新型社会建设的因素很多。在高校中，教师本身的创新能力不足，这成为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原因，按照美国的一个标准衡量，现在教师中创新能力能达到30分的不足60%，10分以下的占18%，有的教师甚至得负分。另外，政府管理者的创新意识不强，技术人员革新、创新的意识差，对于创新不利的局面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也是阻碍创新的重要原因。
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委员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条件落后，引进是一条捷径，但多年来我们引进的技术大多是资源、能源消耗型，并没有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要想具备竞争力，现在靠引进是不行了，惟一的途径就是自主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副董事长董明珠，3月6日正式向大会提交了2个建议案，呼吁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鼓励自主创新产品政策、加强科技专项资金拨付管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济生委员说，目前我国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电子元器件和先进材料过度依赖进口，不仅使我国装备研制成本大幅提高，而且也使我国装备研制受到国外制约，严重影响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中国制造蓝皮书”披露，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GDP增加值达到13000亿美元，在能源、化工、建材、纺织、家电、电子和食品饮料等十多个行业的百余种产品的产量都居于世界第一位。在中国家电行业，彩电、空调、压缩机、微波炉四个产品占全球产量的70%左右。廉价的、无所不包的“中国制造”方便和丰富了世界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增加了世界的福利。
雎国余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评论道，“中国制造”虽然出现在全球各个市场，却大而不强。中国缺乏大规模的制造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制造企业只有3家；中国制造业总体的品牌竞争力不强。往往贴牌生产，闻名世界的品牌少；中国制造业高附加值产品少，劳动生产率低；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
芭比娃娃在中国苏州贴牌生产，一个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10美元，但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只有2美元，这2美元还不是最终利润，其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剩下的1美元中，0.65美元用于支付来料费用，最后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国企业的毛利。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企业进口昂贵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支付高昂的专利费，依靠劳力、土地等资源的成本优势，最终让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销往全球。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门槛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日渐被其他发展中国家侵蚀。
,中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国际竞争，”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彦云说，“一个是以成本为中心的竞争，一个是以创新为中心的竞争，这是高、低两端的同时竞争。”
创新能力的弱项
全国两会召开之前，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2007年中国创新指数报告”（下称创新指数报告）。
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国际创新指数的综合指数比较中，中国列第26位，创新能力在世界各国中属中上游水准，在包括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在内的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即被国际社会誉为的“金砖国家”）当中，中国的创新指数位居第一。
中国优势在于创新资源能力、创新攻关能力、创新技术实现能力以及创新价值实现能力，加大创新投入和激发攻关能力推动了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
虽然中国拥有“金砖国家”中最高的综合创新指数，但在各方面并不是很突出。在创新人才实现方面与创新网络方面，中国不如印度。
,创新人才实现”是指一国国内市场上工程师供给能否满足需求，义务教育中科技教育、科学技术对激发青年人的兴趣等方面的状况。创新网络能力，是指产学研一体化的程度。
印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创新人才实现能力，以及创新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网络能力。
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模式是一种顺从发达国家的创新模式，即从创新环境和持续能力着手推动创新，人才培养为创新服务，国家和企业给予多方支持，使创新活动得以持续。
创新指数报告认为，印度的模式是一种相对高级的创新模式，这是中国目前相对不足的方面。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张平认为，中国在创新网络方面欠缺，是因为中国存在远离市场的创新现象——产学研在体系上相互分离，研究机构远离市场，这必然造成其创新成果的远离市场，造成专利的市场应用性低。
,很多科技创新停留在论文上、实验室里，没有转化成实际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雎国余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科研机构与生产企业是两张皮，相互脱节。我们企业的研发机构与部门规模有限，投入的经费也有限。科研院所科研能力很强，但又与生产相脱节。”
谈及中国在创新人才实现方面的欠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元认为，中国高级蓝领人才短缺，在于不仅国家忽视了这一点，也和企业的研发活动不活跃有关，问题是，“等到再需要时，这些人又不会自然产生出来。”
雎国余认为教育投入不足对此负有责任，“现在教育投入只占GDP的2%3%，而原来政府定的目标是4%，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就增幅来讲，还在下降。高级蓝领供给短缺，这是和人的受教育程度有关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 转变职能找准位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４日电（记者伍皓、关桂峰）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也是两会召开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重要话题。一些代表委员指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转变职能找准位，纠正越位、错位、缺位。
多年来，我们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的就是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转变，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直到现在，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一些本应该由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好。换言之，就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损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在该管的事情上缺位，不该管的事情上越位和错位。
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更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要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政府只有把不该管的事情下决心交给市场、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把应该管的事下决心管起来并且管好，才能真正找准自己的位置，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切实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和谐。
向“服务”转变 让人民满意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是铿锵誓言，更是向社会作出的承诺。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建设人民满意政府”。这是表达决心，更是向各级政府发出的动员令。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高票获得通过，令人振奋。透过该方案关于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改革不难看出，以“大部制”为突破口、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成为新一届政府，乃至更长时间我国政府的努力方向。
抓住职能转变的核心　
,设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强化政府在住房管理上的公共服务功能，而不像以前单纯的建设职能。这样的改革就意味着新组建部门从原来的建设型政府切实转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从原来的行政管理型政府切实转到服务型政府上来。”李敏代表说。建设服务型政府，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机构改革方案中，代表们深切感受到政府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型的步伐正在稳步前进。
,无论是解决住房问题，还是城乡建设问题，仅靠政府加大投入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设置上真正向公共服务转变，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次机构设置，体现了政府职能和政府工作的科学定位，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为解决住房和城乡建设脱节等问题提供了体制基础和组织保障。”汤世保代表说。他认为，这进一步说明了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不是单纯的“精兵简政”,不是把机构数量的多少作为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而是着眼于行政组织结构的合理优化，着眼于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
政府的服务质量、态度好不好，最终还得由人民“说了算”。代表们认为，要适应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就必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大部门体制”为突破口，是朝这个目标迈出的一大步。蒙铁英代表说，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生活垃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都亟待加强。以前，我们搞建设，存在城乡割裂的现象，这不符合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农村群众是有意见的。相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成立，能够逐步改变城乡割裂的现象，农村群众会从中得到真正的实惠。
突出保障民生的重点
科学发展的另一个紧迫问题，就是改善民生，加强公共服务。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调，最让代表们关注。
金湘军代表说，检验机构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否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否真正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老百姓是否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标准。纵观改革方案，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为重点。特别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设立，将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职能放在城乡建设中加以统筹考虑。
有人说，住房是最大的民生。许多代表对此表示认同，不能“安居”，又谈何“乐业”？
谈到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黄秋娣代表说，住房问题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改革方案的说明中，我们看到这次新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是为了深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完善廉租住房制度，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这体现出中央政府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加强了工作力量，强化了政府对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责任，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努力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具体体现。
其实，仅从字面上的变化看，人们就可以感知政府加强住房保障的决心。这次机构改革方案中，建设部的名称变长了，突出了两个词“住房”和“城乡”。名称的变化蕴涵着深刻的含义。
对于新增加了“城乡”二字，许多来自基层的代表倍感欢欣鼓舞。我国是人口大国，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面临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赵贵坤代表说，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曾因忽视农业而造成农村落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牢固树立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记者 廖庆凌 陈仕平)
从科学的春天到建设创新型国家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不仅是对科技界的拨乱反正,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声。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86岁高龄的郭老在大会闭幕式上,满怀激情地说:“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历了30个春秋,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从创新意识至关重要,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从科学技术是引领经济社会未来发展主导力量,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中国科技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不断与时俱进,体现了时代要求,确立了历史使命,肩负着人民的期望,也面对着未来挑战,在实践中探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科学发展的道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走在前面
,十年动乱”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新中国经过艰苦努力初步建立起来的科研体系和工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科技队伍受到严重摧残,我国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差距再次拉大。“文革”结束时,我国科技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如何应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态势,特别是六七十年代蓬勃兴起的高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制定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奋起直追,支撑和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
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全面阐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发展趋势、战略重点以及科技人员的政治地位、人才培养、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等重大主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等著名论断。在“文革”阴霾尚未消尽的历史环境中,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勇气和高瞻远瞩，从战略高度确立了我国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科技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科研秩序、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激发了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献身科技创新和现代化建设的热情,迎来了我国科学技术改革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大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88年9月5日,邓小平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本质属性,确立了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核心地位的理论基础。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为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1985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迅速商品化等方针,动员科技界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此后,国家采取了科技拨款制度改革、开放技术市场等一系列改革举措。199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我国科技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大批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学习与研究,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近20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外延式发展、依赖廉价劳动力粗放式发展和依赖国外资金与技术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同时,全球范围内知识经济已初显端倪,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现。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创新是科学技术的本质,科技创新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创新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1995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1998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创新成为江泽民科技思想的核心内涵。
1998年1月,中国科学院系统研究了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态势,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战略研究报告。中央采纳了报告提出的建议,作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决策。1998年6月9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将“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确立为中国科技跨世纪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我国科技发展和体制改革进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主线的新阶段。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创新活动日趋全球化,正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
2004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资源,是引领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2006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时代的要求,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领我国科技工作全局。
必须努力实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越。切实抓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落实并继续前瞻。建立有效机制,要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强组织领导,民主科学决策,引入公平、公正、公开、开放的竞争合作机制,促进产学研结合,发挥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主体作用,选择协调我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团队组合承担相关科技任务,确保国家目标的高质量实现。充分发挥专家和专家组织的作用,不断吸纳重要科技团体和科技专家的咨询建议,适时调整和优化规划布局与重点任务。切实加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整体态势和重大机遇,抓住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起关键与先导作用的重要科技领域,不断明晰发展的路线图和着力点,切实加强基础前沿的前瞻部署。应对全球化科技竞争合作的新挑战新态势,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自主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我国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有效吸纳、共创、分享全球创新成就的能力。
必须大力凝聚和培养创新人才。坚持科技创新以人为本,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立足科技创新实践培养和凝聚人才。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机制,重视加强企业创新人才培养。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结合科技创新实践,培养造就科技领军人才和尖子人才,加大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和国外智力的力度。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培养,调整完善国家各类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加大已有计划中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构建人才公平竞争、专注创新、协力创新的发展环境,形成人才有序流转机制,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发展空间。建立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改革应试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优化教育结构,革新教育观念,更新教育内容,改革教育方法、手段和模式,加强对未来人才创新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必须构建创新友好型市场环境与社会氛围。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激励创新的市场机制和社会环境。完善鼓励保障创新创业的法律法规、金融服务与采购政策、投融资环境和中介服务体系,切实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以适应社会需求、提高职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教育为导向的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体制。公共财政要加强对基础、公益和前沿技术支持的力度,鼓励形成全社会协同投入、产学研结合、创新要素向企业有效积聚,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体制与机制。改革完善科学合理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和评价奖励制度,形成创新、创造得到充分、公平价值回报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改革建设各创新单元定位准确、分工明晰、竞争合作、运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提升我国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
必须营造诚信合作、和谐奋进的创新文化氛围。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端正科学理念,倡导科学方法,大力提倡敢于创新、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引导广大科技人员牢固树立献身科学、求索真理、爱国奉献、创新为民的价值理念,树立在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贡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高尚人生观,增强追求卓越、自主创新的自信心和勇气,创新开拓、求真务实、诚信协作。努力营造和谐奋进的创新氛围,倡导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鼓励协力创新的团队精神,树立竞争向上的发展理念。加强科学传播工作,提升全社会对科技的理解、参与、支持和应用水平,提高全民科学素养。(路甬祥）
“领导说了算”与“法律说了算”的差别
从法治文化是对人治文化的扬弃这个角度来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向人大作工作报告时提出，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法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在完善法律制度和法律调整机制的同时，必须重视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法治文化的培育。这个问题十分迫切。
在我国，由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多年的武装斗争、长期战争环境，又形成了重视首长命令的传统，尽管我们党一贯十分重视民主建设，一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治文化的因素往往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领导一个批示就能很快解决，这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什么是“人治文化”呢？人治文化是与人治的治理模式相适应的一种文化类型，其特征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重视人、特别是领导人及其人格的作用超过重视法律和制度的作用，对领导者的指示的重视高于对法律的重视，“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二是一切权力集中于领导者，领导者的权力大于法律的效力。三是一切事务的处理，最终皆以领导者的指示为依据，领导者“言出法随”。
这是一种过分重视集中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提倡“为政以德”、忠于职守，坚决贯彻上级指示。这种管理模式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都十分重要，但它却不完全适合现代的社会生活。现代社会要求现代民主政治，要求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应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因此，在现代社会，法律就应是一切公民、政党和社会组织行动的“最高指示”。在现代社会，不是“领导说了算”，而是“法律说了算”。
如果上级和领导人的指示是合法的，那当然必须坚决贯彻，如果上级或领导者的指示是不合法的、违背法律甚至构成犯罪的，要不要给上级或领导人提出意见和建议、甚或有必要的抵制？对上级或领导者的不合法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指示，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必要的抵制，执行了上级不合法的、违法甚至犯罪的指示，是不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是负责任地依法处理呢，还是一切推给领导，说:“找我们领导去！”？这恐怕就是人治文化没能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法治文化”比“人治文化”优越在哪里呢？法治文化是与法治的治理模式相适应的一种文化类型，其特征也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重视法律和制度的作用超过重视人和人格的作用，任何人都没有违法的特权，“法律说了算”；“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页)第二，上下级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上级不能随意干预下级法定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第三，一切事务的处理，最终均以是否符合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系统为依据，任何领导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上级或领导者的指示不合法、违法，下级有抵制的权利和义务。
这显然是一种重视民主、既重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重视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吸收人治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如重视人、特别是领导人的道德修养、提倡忠于职守等，同时可以弥补人治文化的不足，抵制其消极因素。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上级和领导人的合法指示坚决贯彻执行；对上级和领导人的违法指示，下级有权利也有义务提出不同的意见或建议，甚至进行必要的抵制；执行了上级的违法、犯罪的指示，要视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承担一定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我们学习十七大的精神，就应深刻领会报告提到的“弘扬法治精神”的号召，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中，尤其是在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中，对中国传统的人治文化要有正确的分析，抵制其中不适合现代生活的消极因素，提倡和培植依法办事、各司其职、认真负责的法治文化。（孙国华）
“打假”不能“假打” 曝光该以实名替代“某某”
每年“3·15”前后，四川省、市消保部门都会公布一份消费维权的典型案例报告。按照惯例，案例中所涉及的企业名称总会被隐去，换之以“某”代替。然而今年，该省消委11日公布的十件案例中有五家企业被点名。今年成都市消协在公布十大典型案例时，也尽量不用“某”代替。（见3月12日《成都商报》）
我们被假冒伪劣产品坑害的太多太苦啦，无论进商场还是去菜场，陷阱无处不在，稍不留意，即钻进了商家设计的圈套，老百姓左盼右盼，巴不得“3·15”早日到来，恨不能天天都是“3·15”，因为只有这一天，消费者才真正扬眉吐气，可见，老百姓渴望有主管部门为自己撑腰与维权。
可我们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有关部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时，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要么象征性地走走过场，要么心慈手软，半途而废，使得打假演变成了假打。今天假冒伪劣商品销声匿迹了，明天又卷土重来，抑或改头换面，鱼目混珠，老百姓防不胜防，苦不堪言。
令人欣慰的是，四川省消协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在今年曝光企业时将不再以“某某”代替，这是一件很爽的事情，是啊，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习惯了被忽悠，由于曝光不彻底，一些不良商家蠢蠢欲动，胆大包天，见利忘义，致使市场秩序被打乱了。更可怕的是，老百姓信心指数的迅速下降，使得众多诚信企业、商家深受其害，无辜受到连累。
以实名替代“某某”，是鞭挞丑恶现象的正义之举，只有触及到了造假者的痛处，消费者才能买上满意的商品，吃上放心的食品。据悉，在四川省消委公布的十件案例中已有五家企业被点名，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愿各地都能以此为榜样，打假不留情，给消费者一个公平与公道。（李忠卿）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不等于“大项目大投资”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表示，她与百余位政协委员将向大会提交提案：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发改委应慎重论证，否则不仅是对“国库”的浪费，还会引起各地争相效仿。此前，3月9日，政协委员孙淑义在政协大会发言中提到，山东省正在济宁新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因工程庞大，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3月11日《新京报》）。
,中华文化标志城”成为政协会议上的争论焦点之一，说明在何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如何才能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上，仍需要认真检讨、充分论证，以免使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良好初衷，迷失在大工程大项目大投资大花钱之中。
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后，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使我们可以拿出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日趋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全社会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和重视，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种背景下，要警惕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被理解为大场面、大工程、大投资、大花钱。
文化的繁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思想层面的提升绝不是用金钱垒起来的，需要在解决当前现实问题中潜移默化完成。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就很容易将一道文化命题搞成财政问题、民生问题、政治难题。
众多的政协委员对中华文化标志城概念的质疑，也提醒我们要警惕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名义，热衷于搞假古董，扰乱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认同感的行为。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的是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因此就必须尊重民意，让百姓参与到项目的论证决策中。政协委员们的质疑声代表了群众的声音，对于这样一个“巨无霸”工程，理应在充分论证反复权衡中决策，不能任其自娱自乐。（高永峰）
“公家人”的个人隐私权必须牺牲一部分
完整的个人隐私权只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对于该国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即“公家人”而言，他们的个人隐私权必须牺牲一部分；担任的公职越高，牺牲的部分越多；担任很高公职的人，几乎没有个人的隐私权。
媒体报道，2008年3月初的“两会”期间，有多名人大代表提出，我国要立法规定政府官员定期公布家庭财产。
马上就有官员反弹，说要求他们这样做，违反了现代社会的一条基本准则，即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
这种评论如果是真诚而发的，实在暴露出评论者自己缺乏时代感，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之一便是：完整的个人隐私权只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对于该国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即“公家人”而言，他们的个人隐私权必须牺牲一部分；担任的公职越高，牺牲的部分越多；担任很高公职的人，几乎没有个人的隐私权。他们的个人隐私权之牺牲的幅度，与他们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的“量”和“质”恰成正比———对于那些掌握军警权的人而言，即便他们的级别低于那些掌握民政权力的人，前者的个人隐私权受到的保护更少。越是法治严明的国家，这种“公共权力”与“个人隐私权”不可兼得的状况越是普遍，因为以“私权”损害“公权”，乃是人的本性。
比如在美国这样很讲究隐私权的社会，你要是申请联邦政府里跟外交和国防相关的职务，即便不是高级职称，你也得经过个人背景的严格“安全审查”，申报你的婚姻、家庭和财务等方面的状况。对于在美国政府里担任那些与外交和国防不相关的中低级职务的人，他们虽然不必经过个人背景的严格“安全审查”，但却时时处于新闻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日子更不好过。所以在美国政界有一句俗语，叫做：“你要是受不了蒸汽熏，就别进厨房。”诚哉斯言！
其实记忆力好的人们都记得，新华社2006年8月29日就发表过一条相关的消息，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发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文件———《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向组织部门汇报重要的个人生活情况，诸如家庭婚姻关系的变化、子女是否与外国人结婚、家庭的各类投资及所得。
中共中央发的这个措辞严厉的文件，并不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招，至少在1997年就发过类似的文件。时隔多年又重发重申，说明了什么呢？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说明中国国内的各种物质条件、生活方式更诱惑人了，令人更加难以抵挡了。一不小心，就能让手中有权的人“黄了，黑了，跑了”。
第二，说明过去仅仅靠组织部门的监控越来越不够，他（或她）有了重要的个人新情况都不向领导汇报，你又怎么去监控？这恰恰就是“自上而下”的监控体制的盲点之一。
笔者多年前就呼吁，要把反贪污的廉政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稳步、持续不断地进行。要把“官员自我申报”、“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有机串联起来，力求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建立起宪法保障之下的、常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防范公职人士滥用职权的制度。这对政府好，对社会好，对他们的家庭好，对他们自己也好。（丁学良）
“爬行”的收入还要“爬”多久？
“尽管这5年来职工工资有所增长，但总体看，职工工资增长远逊于企业利润的增长，国企如此，非国企更甚。”
,有些民营企业把最低工资标准当做‘最高工资’，甚至还拖欠员工工资。”
,企业退休人员工资水平较低，尽管也在涨，但涨幅不大。”
,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的收入悬殊过大，‘只涨利润不涨工资’，‘只涨老板不涨员工’。”
……
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职工收入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关心的话题。对物价上涨敏感的人群
在小组讨论会上，谈到职工收入问题时，有的代表联想到去年重庆家乐福超市抢购特价商品而出现的踩踏事故———为了能买到比平时便宜11元的菜籽油，超市一开门，人群“汹涌而入”，造成3人死亡、7人重伤。
据悉，超市位于一家老国企的职工住宅社区，这个住宅区有100户人家靠低保过日子。
这一事件，折射出目前我国一部分职工的低收入现状。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扣除居民生活价格指数上涨的因素，实际工资仍保持较大幅度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物价涨幅远低于工资涨幅。
但是，这样的增速是不是足够了呢？
近5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1/3，农民的收入增长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约1/5。且随着2007年初以来CPI的快速上涨，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正在贬值。部分企业高额利润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
不少代表委员对一些“血汗工厂”任意盘剥、压低工人工资的状况表示愤怒。
,‘只涨利润不涨工资’的企业虽然是少数，但影响恶劣。”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艾尼瓦尔·伊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提醒人们：近几年企业利润大幅增长除了由于企业竞争力提升之外，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在发生作用，特别是“企业成本的超常压缩”。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年所做的第6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内从未增加过工资。而这5年间，不少企业的发展可谓欣欣向荣。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志敏担心：“如果企业快速发展而职工分享不到好处，这样的企业能有发展后劲吗？职工能认同企业吗？”工资平均线以下的人群
,看职工工资不能只看平均数，还要关注那些平均线以下的人群。”李志敏代表说。
根据2007年北京市政协的一项调查，目前有七成以上国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于全市平均线，其中三成以上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市平均线50％以下。
普通职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仅过低，而且增长慢。过大的收入差距，使平均工资指标难以反映普通职工真实的收入增长状况。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
全国人大代表、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中告诉记者，“在同一地区的不同行业中比，开滦煤矿工人的收入偏低。同一行业中比，我们工人的收入是中等的。这与国家产业政策有关。这是老问题了。”
有专家分析，在职工工资总体增长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企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一部分高收入人群的工资快速增长会直接拉高对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增长的统计数字，从而有可能掩盖低收入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有的职工工资水平相对下降的实际情况。
令人欣喜的是，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代表委员们认为，这为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方向和希望。（记者郭强 刘文宁 贺少成）
马凯表示“有决心、有条件、有措施”实现价格预期调控目标
不让低收入群体降低生活水平
,要抓对低收入群体的适当补贴，使低收入群体不因价格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平。”这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今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的。
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及时完善和落实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办法，特别要增加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确保他们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6日，马凯在回答记者“今年4.8%左右的价格调控预期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时表示，政府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一系列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措施，概括起来为“一个根本途径、三个关键环节”。
一个根本途径就是要一手抓增加有效供给，采取综合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农产品、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给；一手抓抑制不合理的需求，主要是投资过快增长、货币投放过多，继续实行从紧货币政策以及抑制一些不合理的“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促进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这是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根本途径。
三个关键环节，首先，一头要抓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另一头要抓对低收入群体的适当补贴，使低收入群体不因价格上涨而降低生活水平。第三，中间这一环节，就是抓市场监管。
马凯表示，“有决心、有条件、有措施”实现国务院制定的价格预期调控目标。（记者郭强 刘津农）
《瞭望》文章：以硬指标确保硬约束
针对“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8日表决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大了水污染违法成本，增强了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
水污染防治法综合运用各种行政处罚手段，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罚款、责令停产整顿、责令停业、关闭等措施。
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完善了环境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制度，对污染者对所造成的污染损害承担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了具体规定。对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认为这是政府承担民生责任、确保国民喝上干净水的立法行动。而期待本法能不走样地得到执行，五年、十年之后，水污染问题能有大的改观，则是国民对政府效能的更深切的企盼。
应该看到，政府对保护和改善我国水环境的力度是不断加大的。就在前不久，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还宣布将实行“绿色上市”，环境治理包括污水治理不达标的企业，不能上市融资。
同时，也应该看到，国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破坏环境的违规违法行为的容忍度则越来越低。近年来的几起水污染重大事件变成社会突发性危机事故一再表明，在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的改善上只能进步，不能原地踏步，更不能退步。这也是国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生活质量的正当要求。
这种正当要求已经成为政府“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硬约束。硬约束已经分解为各级政府的硬指标。兑现这些硬指标，是政府的责任。而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则使这一硬约束再上了一道更新的法律约束之锁。可以说，对水污染的防治，水环境的改善，该硬的都硬了，能硬的也都硬起来了。
但是，不管如何硬，最终还得落实到执行层面上。执行的关键，一是算旧账，以往未达标的单位如何达标？何时达标？届时达不了标能否依法论处？再就是算新账，新项目能否严格按照此法依法立项上马？对违法上马者能否依法究责？
不走样地执行此法，既可以在水污染防治上还旧账，也可以使新的发展不再欠新账。现在每年的投入都是数以万亿元的巨量规模，如果所有的投资都符合新的环境要求，用不了十年，包括水环境在内的整体环境质量就肯定大不一样了。(文/阿源)
《瞭望》文章：教材循环使用应从国情出发
近日，全国中小学都已陆续开学。与往年不同，今年春季开学后不少学校的校长们又多了一件工作，这就是落实不久前教育部推出的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
笔者非教育界人士，不敢妄断这件事对校长们来说究竟是简单还是复杂，是轻而易举还是有相当困难。仅仅站在一个学生家长的立场上看，觉得这事有难度。
笔者深知课本循环使用对于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了解不仅欧美许多发达国家早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种“绿色”做法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尚。
笔者有所疑虑的是，以中国教育之“国情”，我们要追赶这潮流和时尚，目前至少要排除三个障碍,
其一，虽然循环使用的课本一般是上课发下课收，可有什么办法能保证孩子上课时不在书上写、画？教育和纪律约束都是解决之道，可中小学生毕竟正处于自控力较差的年龄；
其二，按教育部的安排，今年春季先在农村中小学推行这个举措，可现阶段农村学校条件人所共知，在发达国家洁净的学校环境里，课本能保持清洁地重复使用，换到中国农村学校，恐怕就再难清洁，而消毒只能杀灭细菌却无法去除污垢；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实行课本循环使用的发达国家，奉行素质教育，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轻。而我们的孩子升学竞争压力巨大，在恨不得连寒暑假都补课的情况下，哪个学校敢于不用作业占领学生的课外时间？又有哪个家长愿意学校放学就收走孩子的课本？有网民就明确表示对这个做法很有意见，声称自己将花钱上书店给孩子买课本，拒用学校“循环”的。
目前教育部推行这个举措也留了相当的余地，只要求“部分科目”，即美术、音乐等“副科”的课本进入“循环”。若今后“主科”的课本也被纳入循环使用之列，有意见的家长可能会更多。
当然，任何一个新的尝试，总会有不同声音，也总会有人一时难以接受和适应，我们肯定不能因为有不同声音就放弃。但是，我们也应认真倾听不同的声音，切实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一味强推，将不仅难达初衷，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意见和矛盾。
因此，笔者以为，推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应结合国情，最好先从倡导开始，在尚未找到针对“循环”中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前，应以自愿参与为主，不宜“一刀切”。这样，不仅有利于一项新制度的平顺建立，而且也有助于促使有关部门及时制定配套措施，使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真正办实。(文/林蔚)
让更多阳光洒在残疾人身上
新华网济南３月１日电（记者王海鹰）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审议了残疾人保障法修订草案，草案突出了特殊保护和特别扶持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残疾人享有康复、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权利。
山东省政府近日也原则通过了《山东省残疾人优惠扶持规定（草案）》，这一草案规定，残疾人可免费进公园，免费使用公共厕所，盲人读物邮件免费寄送，聋人的手机短信费用减半缴纳，残疾学生上学免除杂费、借读费等等。草案还规定，二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就医的残疾人实行费用减免优惠，减收的比例不得低于２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确定一定比例的公益性岗位，用于残疾人就业。
毫无疑问，这些有关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和出台，将让残疾人群体得到更多切实有效的帮助，促进其全面融入社会，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根据２００６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调查数据，目前，我国约有残疾人８２９６万人，涉及的家庭人口达２．６亿。他们是一个庞大的有特殊困难的群体。残疾人问题解决不好，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小康社会；残疾人群体不稳定，整个社会就难以和谐发展。理解、关心、帮助和扶持残疾人，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感”而不“动”不是真正的感动
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日前揭晓。获得2007年《感动中国》荣誉的人物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国家科学技术大奖获得者闵恩泽；党的理论传播者方永刚；细心侍奉亡妻家人33年的河南工人谢延信；香港教育界的传奇夫妻钟期荣、胡鸿烈；用爱心唤醒英雄的妻子罗映珍；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牺牲的空军飞行员李剑英；被称为湖南张海迪的残疾人李丽；坚守医德的医生陈晓兰；为救落水者牺牲的年轻军人孟祥斌（2月18日《扬子晚报》）。
细细回味，“感动中国人物”中虽不乏钱学森、闵恩泽这样的社会精英，但也有像谢延信、罗映珍、孟祥斌这样的草根英雄，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伟业，他们所做的事情换了其他人也可能做到，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声不响地做了，而且那样地执着。我们不能不被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深深感动。但是如果要问，感动之后我们究竟为感动做了些什么，我们有“感”而后“动”的意识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坦然、直面地回答这个有些尖锐的问题。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感而不动的人和事发生。比如：见到刚会走路的孩子在父母的引导下将果皮放进垃圾桶时，我们为孩子的懂事感动，而感动过后自己依然随处乱扔垃圾；看到他人在某项工作上有了建树时，我们为别人对事业的执著追求感动，而感动过后自己在工作中仍然心浮气躁；看到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落水者，我们为英雄的见义勇为感动，而感动过后自己遇到类似情况时，仍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矿井下、走进困难家庭问寒问暖，我们为领导人的平易近人和体恤民情感动，而感动过后自己在工作中仍旧作风轻浮。诸如此类感而不动的现象，实际是把自己当成了社会的局外人，生活的旁观者。如果一个人对他人的感动不过是瞬间的内心激动而不是长久的工作激情，仅仅是口头的赞扬而不是付诸实践，那么这样的感动，充其量不过是漂亮的空话、美丽的废话。这样的感动，没有也罢。
洪战辉在接受2005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领奖时说过一句话：“感动不能泛滥，行动才能改善！”通过《感动中国》，国人如果有了更多的思考乃至更积极的实践，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才更有希望。反之，《感动中国》就只会变成一场“感动秀”。没有“行动”，“感动”只是空“感动”；没有“行动”，“感动”只是白“感动”。愿我们在多一些“感动”的同时更多一些“行动”。愿“感动中国”成为“行动中国”！ （湖北 张嵩）
污染怎能梯度转移
那些正在积极“招商引资”的地方，一定要在引资的同时坚决拒绝“引污”，及时掐断污染的梯度转移
过完年，表哥就要举家外迁了。去年浙江老家决定限期关停化工污染企业，表哥开的小化纤厂也在关停之列。那阵子，可愁坏了表哥。幸好，年前，中部邻省一地级市来老家招商，表哥就决定今年前往那里投资设厂干老本行，而且人家给出的政策还挺优惠。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边为表哥感到高兴，他们一家总算能过个踏踏实实的好年了，一边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表哥的化纤厂从东部老家搬到中部地区，拿经济学术语讲，叫做产业的梯度转移，但他的小化纤厂是环保不达标的高污染企业，这样，污染不也同时梯度转移了吗？
不解之余，倒让我想起了到过的西部一个贫困县。
那地方叫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比较穷，贫困人口一多半。但那儿很美，特别是县里的小相岭风景区，高山湖泊成群，千年杜鹃成林。那年我去时，为了看日出，起了个大早。早饭是自带鸡蛋、包子就着矿泉水，在山上就地解决。尽管我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同行的彝族同胞还是及时地直接告诉我们，要把鸡蛋壳和矿泉水瓶装到塑料袋里，随身带下山。
他们的环保意识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喜德85%以上人口是彝族，新中国成立后，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年，喜德采取发展教育、劳动力输出、旅游开发等措施，加速脱贫致富的进程，但从总体上讲，经济发展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生活并不富裕，喜德为何没有急着引进那些有可能带来污染的项目，而是保持着这么高的环保意识？“我们喜德还比较落后，但生态环境很美，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而且良好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彝族县长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他还告诉我们，这些年为了保护好这片好山好水，尽管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两千多万元，他们还是主动放弃了不少外地来的高污染工业项目。
两相比较，令人深思。喜德的经济远不如表哥要去的那个中部地级市，但喜德人却更知道不能为了GDP而放弃青山绿水，即使经济欠发达，也不能不计成本地引进高污染项目。
的确，现行的环保准入标准、行业环保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致富的愿望也很迫切。但是，那些正在积极“招商引资”的地方，能否在引资的同时坚决拒绝“引污”，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及时掐断污染的梯度转移。请相信，先污染再治理的代价是巨大的，污染梯度转移的后果是可怕的。不少地方已经付出了惨痛的“学费”，咱们可不能重蹈覆辙啊！
让政府“钱包”在监督下运作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正在上海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变革，举其要者有二：一是实行零基预算。沿袭几十年的政府部门自报年度支出预算、由国库拨资金让部门支出使用或再由部门下拨使用的方法废止了。改为预算方案审查通过后，政府部门的支出都由国库直接拨付到最终用款单位。二是全面实行公务卡制度。凡财政预算拨付单位的公务消费，一律使用公务卡，公务账户使用的全过程公开透明。
这是克服财政使用弊端，提高财政效益的改革之举。
政府财政取之于民，使用得当与否，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必须捂得紧用得省。但是，财政预算通常是无偿取得，大家都想从中多分一杯羹。年末岁初，常见两大景象。一是“跑步（部）前（钱）进”，争先恐后地运用各种方式，调动各种关系去跑，以争取部门掌握政府资金和项目。二是高级酒楼的豪华酒宴多了，借年节之际，用公款请上级，可以争项目、争补助，亦可以拉近距离；用公款请同级，可以增进“友情”、互相提携；用公款请关系单位，也算投桃报李，互利互惠。于是，不仅不应用的公款花掉了，往往不应批的项目也上马了。
现在，将政府部门的支出，由国库直接拨到使用单位，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资金使用的效率与透明，想在中途截留或在“跑冒滴漏”中捞点好处，就失去了机会。制度上的制约，远比口头或纸面上的廉政承诺管用。有的责任部门年初说了，将有多少资金投到哪儿，将多少款项用在何处，时过境迁，这些承诺不知“忘”到哪儿去了，谁也没法管。有时只靠审计部门的火眼金睛与铁面无私，公众才知道哪些部门在随意挪用来之不易又十分宝贵的预算资金。
公务消费使用公务卡，是对付用公款大吃大喝的一招。只要公务账户使用过程公开透明，谁请谁吃就一清二楚，防止公款私用和餐饮发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如此看来，偷吃与白吃公款恐怕难度增加了，甚至卖假发票的人也有不少会“失业”。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和指向。改革不但向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自身利益开刀，更着力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公务招待,四菜一汤”，提倡和号召多少年了，鲜有成效。可见，对有空子就钻的人，只能立制度以明规矩。
制度，是社会的“基础设施”，这个基础不扎实，建不起和谐社会的万丈高楼；制度，又是社会的行事准则。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不严密、不规范的制度，说得严重一点，就会诱使人去钻空子、犯错误。让政府部门的“钱包”在制度监督下运作，对社会是进步，对发展是保障，对官员是保护，对百姓是福音。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制度的建设与创新，应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范伟国）
大学文凭，不是永不失效的饭票
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一些人已经习惯于把问题归罪于高校扩招，好像国家既然连年扩招，却不预先设计好大学生毕业出路，就是极大的不负责任。
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在抱怨工作难找的同时，想过自己的大学生活是怎样度过的，是否过得充实。可能每个人身边都不乏这样的同学，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玩电脑游戏或谈恋爱上，考试临近时抱佛脚。这能叫接受了货真价实的大学教育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关于文科生就业是不是越来越困难的采访时说：“现在的文科生，一门课一个学期下来，交一份作业就可以了。这份作业还不知道是不是抄来的。这么多年书读下来，简历上一点光鲜的东西都没有，人家凭什么要你？”（《中国青年报》1月14日）
其实，不管大学有没有扩招，参与竞争的同龄人的总数都不会减少。不同的是，大学扩招了，更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站在同一条比较高的起跑线上参与竞争的人多了。但是待遇丰厚、条件优渥的工作岗位，却没有同比率增加，竞争越来越残酷。这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大学扩招前，高考是最后一场淘汰赛。挤过高考独木桥的人就算成功了。不管你在大学里怎样混日子，总能有份工作。如今不同了，除了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没有人可以为你提供一张永不失效的饭票。这就迫使大学生不能再混日子，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高。那些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松一口气的执迷不悟者，虽然可以拿到一纸大学文凭，可在残酷的竞争面前，它也许就是废纸一张。
试想，如果没有高考扩招，如今在大学里的许多同学，现在恐怕还在为自己无法胜任高要求的工作而苦恼，许多农家孩子恐怕早已踏上了打工之路。
毋庸讳言，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会遇到就业不公平的事，如有的同学能力平平，却靠家庭关系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如一些单位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但是，面对这些，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先向社会交一份合格的大学答卷。在充满荆棘的成功路上，我们或许要遭遇很多挫折，吃很多苦头，但是只要不放弃，总会有收获。(李志题)
不能让“农业地产”搅了房地产调控大局
“农业地产”是房地产商规避国家土地管理的违规行为，直接挑战房地产调控新政，是以个别人的利益绑架公众利益，从中获利的是一部分开发商和个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损的是农民和国家的利益
近来不少地方出现了以“农业地产”为名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严重冲击着国家土地管理制度和房地产新政。央视《焦点访谈》1月14日报道了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樱桃庄园以修建大棚管护房为名，开发别墅对外出售。《新京报》1月15日报道了北京怀柔、顺义、房山等郊区县出现一些奇异、时髦的农业项目，多是些蔬菜大棚，并配备别墅，别墅向城市市民租售，并附送大棚，价格低廉。别墅楼盘的名称一律冠以“农业园”、“种植园”或“农业科技开发园”等。
这种名为“农业地产”的开发项目，即开发商在农村违规租地，建房售楼，以农业项目向政府申报，掩饰违规行为。这一做法正在一些地方蔓延。
农业大棚变成了别墅，“农业开发”变成了房地产开发，这种以“农业开发”为幌子，搞房地产开发的现象，实质是打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擦边球，是在制造新的违规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动摇房地产调控新政。
在“农业地产”的幌子下，农村土地俨然成了土地供应的主渠道；在“农业地产”的掩护下，大棚的管护用房成了别墅；在“农业地产”的喙头下，城市市民变成农业大棚的“看护人”———在一些人眼里，也许觉得这很有创意，但放在公众利益下考虑，“农业地产”大行其道，国家粮食安全怎么保障？小产权房的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农业地产”又出现，国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如何落地？
,农业地产”之所以出现，有多种原因。城市房地产开发土地受到严格监管，开发商难以获得便宜土地，于是将目标转向了廉价的城郊农村土地；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为了眼前的利益，违规以租代批，以“农业开发”为名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开发用地；一些地方违规开发的小产权房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措施，在法不责众心理支配下，有些人想来个“既成事实”；一些地方的土地管理部门和房地产管理部门没有严格执法，甚至出于种种目的，默许甚至纵容违规开发。
,农业地产”是房地产商规避国家土地管理的违规行为，直接挑战房地产调控新政，是以个别人的利益绑架公众利益，从中获利的是一部分开发商和个别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受损的是农民和国家的利益。如果现在不采取断然措施，今天是“农业地产”，明天可能就是“林业地产”，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出笼一个又一个类似小产权房的怪胎。即使以后采取严厉的治理措施，社会成本和损失都是巨大的。
,农业地产”考验着政府的调控能力。对一些房地产商的违规做法，应及时叫停，不能让其搅了房地产调控新政的大局。（评论员郭振纲）
给小商贩找一个妥当的生存出口
西安市城管执法局近日明确提出，将协调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和家属区开辟经营场地，就近引导零散、无序的流动摊点进入社区或家属区，既满足市民生活需要，又解决部分摊贩的谋生问题。
无疑，这是一条显现曙光的消息，这条消息让无数小商小贩看到了“合法”生存的希望。之所以有此一说，皆因以往在城市管理
部门的眼里，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贩夫走卒”已然成了城市“鲜亮”目标的最大敌人，于是，城管一次次“痛下杀手”，如猫捉老鼠一般在城市之中驱逐着众多小贩；而诸多商贩在城管的铁拳管理面前，为了生存，只能游走在城市与城管这只城市之手的缝隙间。一旦遭遇，鸡飞狗跳，拳脚相加，早已司空见惯，而且，矛盾在铁拳之下，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开始慢慢升级，于是，城管打死摊贩，摊贩刺死城管的恶性事件一再发生。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城管工作陷入空前的艰难境地已是不争的事实。
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套用这句古语，西安市城管执法局此举就是思变之举。在小商小贩与城管关系极度恶劣，矛盾积累到亟须解决的困顿情况下，作为政府部门的城管执法局能有此等想法无疑是值得欣喜的，因为这一信号充分说明城管部门已开始反思“铁腕”管理城市的弊端。
以往的思维里，城管部门认为利用“铁腕”重拳出击是整治市容市貌的不二法宝，认为通过重拳打击就可以给民众营造一个整洁、干净的生活环境，但是相关部门在坚决打击小商小贩之时忘记了一点：是集市造就了城市，而非城市造就了集市。而集市正是由一个个小商小贩组合而来，无商自然无市，无市就更不用说有城了。简单一句话就是，小商小贩不能没有，老百姓生活离不开。
对于城市“鲜亮”的“最大威胁者”小商小贩，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曾这样说：“小商小贩都是宝，是宝必须要管好。只有这样，才能让消费者放心，让小商小贩安心。”这番表述真切地点出了小商小贩对于民众的生活有着重要作用，也说明对于小商小贩要管好，管好了才能让民众放心，小商小贩安心。
对游走于城市的小商小贩进行管理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怎么样管理却是一个大问题。事实证明，以前城管部门秉承的“铁腕”管理方式在现今情况下已严重不适应现实情况。如治水一般，“堵”不适合，只有用“疏”的办法了，这才是治本之策。正如有关人士所说的那样：此举是西安城管再次用行动诠释管理与疏堵并重，寓服务于执法之中的执法理念。
我们也期待着西安市城管执法局能够将这样的执法理念坚持下去，彻底抛弃将“小商小贩”从城市驱逐的思维，通盘、科学地考虑城市管理问题，在既能保障城市“鲜亮”、为民众创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基础上，也给小商小贩这些弱势群体一条生存之路。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商贩安心与城市有序的双赢局面。(华商报 曹旭刚）
好一朵昂贵的“石榴花”
2007年12月28日，一份由新乡市人民政府提请的议案被新乡市人大通过。这份《关于新乡市市徽、市歌的决定》规定：由石榴花造型和拼音“XINXIANGCHINA”组成的图案定为新乡市市徽；《新乡明天更辉煌》定为新乡市市歌。（据1月16日《河南商报》）
好一朵昂贵的石榴花，加上一首歌曲，一个还不算富裕的新乡市就掏出来整整一百万。按照新乡市的官员说，这点钱用于新乡市城市品牌的塑造是完全值得的。一百万在人家的口中也就是“这点钱”，但一个城市的品牌是不是靠投入一百万“造出”一朵花一首歌就能够打造的？现在经济发达城市多得是，国内许多发达城市甚至“富可敌省”，一个城市名字就是一个光辉的品牌，还没听说过哪一个城市是靠市徽市歌发达起来的，不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实际需求上，就靠花朵和歌曲“强市”，这不是笑话吗？
说白了，这个市徽市歌的评选也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象工程，说是“众望所归”，其实是“官望所归”罢了。由此可见，现在大搞“形象工程”，甚至打肿脸充胖子的，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官员心中还大有市场，观念还“根深蒂固”，为什么？还是那句话，有形象就好看，有“第一”就光彩，有门面就成了资本。哪怕家中没有隔夜粮，也要娶两个老婆嘴上抹点油；发展经济没有能耐，就在搞花架子上找“突破口”。尽管石榴花很迷人，歌曲很动听，可这样明天就能辉煌吗？最可能的，还是老百姓的脸明天“更灰黄”吧。（安徽 邵华）
冰点时评：短信当“黄”遇上“红”
最近，河南省南阳市纪委、市监察局联合在《南阳日报》向市民发布了一则《倡议书》：“行动起来，编发健康、积极、向上的‘红色短信’，让‘红段子’占领短信文化阵地！”
据说其理由是，短信能“改变一种思路，影响一种心情”，“言语中带‘色’带‘荤’的‘黄段子’、情调低下的‘灰段子’的不断传播，则容易让人思想颓废、消极厌世”，这类“低俗不良”短信的广泛存在，“不仅是对优秀主流文化的冲击，也影响了良好社会风气和文化风尚的形成，更使社会难以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故此，“广大市民应该行动起来，以有趣对抗无聊，以健康对抗庸俗”，让手机世界从此与“黄段子”、“灰段子”告别，让短信世界“飘红”。
有媒体引用一位社会学专家的话说，这种倡导“红段子”的做法显示了党政机关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类似的做法在前些日子也出现过，重庆在搞，广东也在搞。据悉，这两地均是企业行为，而以官方身份大张旗鼓倡导“红段子”的，南阳市当属首家。
在手机用户已超过5亿，一年内短信总量已超过4000亿条的中国，短信的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官方抓住这一平台，倡议纯化短信内容，进而净化人的心灵，听起来非常符合逻辑。
但这一官方倡议、专家叫好、“听起来很美”的精神大餐，在网络世界中却立刻成为戏谑的对象。新浪网转载此新闻，其后160余条留言中，“太好笑了，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让你们过得高尚吧，让我们过得低俗吧”等充满了调侃意味的评论比比皆是，有网友甚至直言南阳市纪委在“作秀”。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政府咋就不能做点实事，净搞些靠不住的？”家住南阳市宛城区的一位65岁的医生在电话中嚷嚷道。
,为什么会产生‘黄段子’和‘灰段子’呢？必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些提倡议的人大概都背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话，可这个时候怎么就忘了？是不是避重就轻？”医生提了一连串问题。他表示，抓精神文明建设固然没错，但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不解决，再怎么抓也没用。“政府可谓用心良苦，可用错了地方。”他说。
医生的儿子是南阳市的一名普通公务员。他表示，自己在看到这条消息时哑然失笑，“这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他解释说，地方上有“上行下效”的行为习惯：村看乡，乡看县；下级看上级，群众看干部。“可是看看我们地方的那些干部都干了些什么？”
即使不用他详细描述，各路新闻报道也提供了一个透析当今官场的窗口：灯红酒绿、温玉软香、贪污腐化等等香艳和灰色的词语都可送给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
,你们花天酒地，要我们清心寡欲。这有点过分。”这名公务员说，“先管好自己再说吧。”
一位网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发帖称：“领导干部如果都能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就能带好百姓。古人云，‘官德毁，民风降’。”
有人质疑南阳市纪委的做法，低估了今人的思维能力，认为靠“说教”或“空头口号”的做法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还有评论曰，南阳市纪委的做法，“可悲就可悲在啥都想管”。
经历过整齐划一的穿着、整齐划一的思维方式，那毕竟不是令人愉快的记忆。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学者所指出：“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政府一定要学会宽容。不宽容的政府将扼杀这个社会的创造力。”
有趣的是，与戏谑和质疑的声浪相比较，支持该倡议的声音大都被挤在网络上的边角旮旯。用搜索引擎搜索“红色短信”，倒能见到数十万条结果，但点开一些挂在门户网站上的“正面”新闻，几乎没有网友的关注和呼应。
,短信本来是好玩才转发的。一个很红很革命很励志的短信，发给谁呀？我的上级，我敢吗？发给你，你不说我有病吗？”北京市政府一名公务员说。
短信本透着民间的一种娱乐态度，还是别与政治拉扯那么近。(郭建光）
穷人富人和谐“同居”的关键在政府
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近日在参加广东省两会分组讨论时说，现在广州的住房出现一个问题，一个地方集中高收入层群体，另一个地方又是低收入群体，这样下去，将来肯定要出问题，“开发商建房，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一个项目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否则将来整个社会资源的分布就不均匀了。”(见1月19日《信息时报》)从长远来看，富人穷人“分居”确实蕴含了不少风险：优势资源的不公，阶层意识的对立等，随便哪一条都不是小事。
很多人认为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就是消除贫富差距。但笔者以为：适当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的，非但不会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处理好了还会成为推动力。但让公众接受这一点得有两个前提：富起来的人不存在原罪、腐败之类的行径；贫穷者具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两个前提之上便是一个自然顺生的逻辑：在公共利益方面，富人不至于对穷人形成利益侵害。如果具备了这样的前提，富人穷人是“混居”还是“分居”，并不重要———没有观念、利益上的“仇富”、“笑穷”之说，自然就没有了“分居”带来的那些矛盾。而要做到这些，很重要的力量就是穷人、富人之外的“第三者”———政府，是否能摆正位置。
就拿“分居”来说，政府要做两件事：开发商不是爱给富人建房吗？不要紧，重要的是限定好游戏规则，有透明、规范的操作监督；穷人不是买不起商品房吗？很要紧，政府出资建经适房、廉租房，并以公平的方式售租给急需者———这叫两手抓，两手硬。
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恰恰相反，两手不抓，两手不硬，该干的不干，不该干的拼命干。商品房市场充满了桌子底下的交易，诸多审批乱作一团；经适房、廉租房建设则是每年“千呼万唤少见房子来”，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每年拿出十套八套应付差事。
,第三者”这么站位，实际上就造成了“开发商在规划城市”的局面。开发商明白，富人的钱更好赚，所以，人为地制造出“富人区”，把房价炒上去———以趋利为本能的开发商才不管你富人穷人“分不分居”呢。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贫富分区会有很多麻烦，无形中会造成城市里学校、医院、超市等资源倾斜与失衡的状态。因此，应对这个局面，不能把希望寄托于道德呼吁，政府更需要及时修正站位，明确自己的职责，努力消除形成“分居”局面的不利因素。如果矛盾不排除，强行期待像积木一样把穷人区富人区拆散重组，恐怕即使实现了“同居”，更多的摩擦却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同居”恐怕比“分居”好不到哪儿去。(毕诗成）
户籍歧视已成为当前最大的教育不公
已占到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1／3的在京借读生，中考时应该报北京高中还是回原籍？北京市教委官员日前做客北京城市管理广播时，建议“这类孩子回户籍所在地读高中，这样对将来高考比较有利”。而此前，疑因无户口不能报名参加高考，父亲为北京市集体户口的高三学生小美（化名）服下了一粒自制的亚硝酸钠胶囊，随后被同学发现送往医院。
小美是个个案，但她并不孤单。她的身后，有数以千万计的孩子和她一样迷惘、彷徨，感到前途渺茫。不是他们不努力不优秀，而是户籍制度，在他们头上，挡着一块个人永远无法突破的天花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现阶段，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的总人数，可能高达全部儿童人数的一半。
移民二代的户籍壁垒，已经成为当前教育不公和未来城市社会不公的渊薮。每年，内地都有大量因在学籍所在地没有户籍、在户籍所在地没有学籍而无缘内地高考，其中少部分家境较好的被迫出国，大部分家境和学习一般的孩子，就将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出现，更多的家庭被迫选择孩子高中后回原籍上学。但这类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不在父母身边，很多人接受的是隔代家庭教育，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学习上，也都可以被视为“被抛弃的一代”，成长中的问题比正常孩子多得多。
其实，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义务教育阶段，而在于义务教育之后的阶段。更直接地说就是，移民二代有没有权利在哪里读书就在哪里高考。这是他们未来所有公平竞争的起点。在现行的“学籍＋户籍”的高考管理体制下，移民二代正在成为没有未来、也没有归宿感的“无根的一代”。正如《观察与思考》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他们在城市中无根漂荡，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正日益加剧他们的“底层化意识”。
既不能融入当地城市主流参与公平竞争，又难以回归原籍，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就会趋向游民化、边缘化和被排斥感。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互相纠缠，他们不是倾向于扼杀自己，就是倾向于报复社会。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即10个少年犯中有3个上海籍、7个外省籍的。北京的情况大同小异。
现行户籍制度正在制造整整两代人的不公：第一代新移民中的农民工因户籍问题，成为与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的“二等公民”，但因为他们往往只把自己当成城市的过客，所以除了用脚投票外不会采取任何反抗。但它造成的后一代教育不公等发展困境，却会从小在孩子们心里埋下仇恨的阴影，在其发展过程中时时种下逆反的炸药。在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口大流动背景下，彻底改革现行不合理、不公正的户籍和学籍制度，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童大焕)
新华时评：热点问题不妨“冷处理、徐图之”
新华网上海１月１７日电 （记者 慎海雄）最近，一位领导同志谈到热点问题时提出要“冷处理、徐图之”。这位领导同志指出，要耐心地做群众工作，群众意见中合理成分要重视，“在一些具体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相当多群众思想没通时，不要匆忙行事”。这一观点，对正确处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理顺群众情绪、把好事办好，具有重要意义。
近来到一些地方走访，时常会听到“好事不讨好”的议论，一些县市干部发牢骚：本来一看就知是造福一方的好工程、好项目，偏偏因为有些老百姓“无理取闹”而搁浅，甚至告吹；也有干部抱怨现在群众觉悟太低，奉献精神太少。
其实，在利益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一项决策的推出，但凡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必然会引起大家高度关注，这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老百姓对某些决策还知之甚少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将决策的来龙去脉公诸于众，让大家共同参与，征求群众意见建议，赢得最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即便有部分群众一时理解不了，也允许他们有个逐渐理解和支持的过程。在群众工作做通之前，在群众关心的问题解决之前，领导干部不要匆忙做结论、发狠话。
在事关公共利益的项目建设上，提倡老百姓讲奉献是需要的，但提倡也要讲究艺术性。对老百姓各种要求，决策者应当静心倾听，不能一听到不同意见就火冒三丈，甚至认为冒犯尊严，统统斥之为“刁民”。决策者要关心和研究的是：在老百姓的诉求中，哪些是可以马上吸收和改进的？哪些是合情合理合法，但暂时难以操作和兑现的？哪些是属于无理取闹、不足为取的？只有在冷静分析，科学评价，并开诚布公地和群众说清楚之后，决策才可能更符合民心、顺应民意。
同时要强调的是，人民群众有表达意见建议的权利，但任何权利和义务都是对等的，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表达自己的诉求。如果将合法的诉求渠道弃之不用，信奉什么“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往往于事无补，甚至造成社会的祸害。
毕竟，许多公共事业的建设可能对某些“小家”带来损失，但更多的百姓受益了，一方经济社会发展了，最终“小家”也得益。“小家”的损失政府和社会不能忽视，但“小家”也要多为“大家”着想。只有这样，好事才能办得更好，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让人讲话”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持进一步开放的心态，为公民表达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相信大多数国民的判断能力和行为选择，是一个政府体现其自信的方式之一
这里说的“让人讲话”，是指让人把话讲出去，使世人知道——当然，也包括使地位较高的官员知道，使决策者知道。
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公民的权利包括这一项；中共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中提出需要(有待)形成的四个机制中“诉求表达”机制，讲的也是这一点。
完全不让人讲话，以言治罪的现象早已远去了——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公民表达自己的思想、信仰、情怀、感受、见解、主张、批评、建议的权利仍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和细致的规制。而要使社会和谐，使民主政制完善，让人讲话，让人的表达能通过媒介而使世人知晓，是关键的一步。
表达自由，应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艺术表现自由等。表达自由中第一是要让人讲话。宪法中“言论自由”的设立，并不因真理有时只在少数人手中，恰恰是允许某种程度上的“胡说八道”。法律基本上是允许什么都是可以说的(限制只在严格意义上的几种特定情况：宣扬战争、暴力、教唆犯罪，侵犯他人隐私和尊严、会对公共安全造成“明显而即刻”的危害，且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但却不是什么都能做——法律对行动的限制远比对言论的限制要多。
因为法治的理念认为获取信息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且相信对有一般智力的成年人而言，什么都听到远比只听一种或有限几种声音，利大于弊。
让人把话讲出来，使世人知晓，在今天，就不只是直接的口对他人耳和传统意义上的借助纸笔，还有更多的媒介可被利用——印刷品、出版物、广播、电视，以及网络和手机短信——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的普及，已使得个人行为与在过去需要专门设备、专门技术、专门机构的印刷、出版之间的界线渐渐模糊；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正使人人都可能成为“公民报道者”，动摇了过去由新闻单位独揽新闻采访和发布的特有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持进一步开放的心态，为公民表达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相信大多数国民的判断能力，是一个政府体现其自信的方式之一。
表达自由中的言论自由，核心在于议论国是，监督权力、揭露腐败、建言献策，都是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法治社会中公民的座右铭正是对现行法律“严格地遵守，积极地批评”——唯有遵守，社会才有秩序，唯有批评，制度才能改新。
我们目前的决策、立法和规制设立，如有问题，要么是部分处弱势的人群的声音不能通达决策层；要么是仓促决策、立法，不能充分辩驳争论，发现和展现问题，以致在后来执行中出现始料不及的后果，有些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
与表达自由相关的诉求表达机制的建立，在今天尤为重要。社会转型中，人们正分化为利益、主张、偏好各不相同的人群，社会存在着诸多的矛盾，甚至是严重的利益冲突。要协调利益，调处矛盾，化解冲突，首先要使人的诉求表达有制度化的保障能使公众、官员和决策层知晓。
居上位者忧心得不到真实信息，而居下位者利益诉求的郁积又酝酿着群体性的不满和社会不安定。良好的诉求表达机制，正具有疏导情绪，呈现问题，为利益、主张不同的各方提供全面了解，甚至是理解对方的机会，进而可能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解决问题，最终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很多时候，政府实际上并非是利益和意见争执的一方，这时，政府应抛弃旧有的“凡有诉求即不安定”的成见，居中调停，兼顾各方利益，化解社会冲突。
公民直接或者是通过媒介的表达自由，是民主政治本质的要求。它有助于公众参与决策，监督权力。我们应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以逐步落实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的充分的、自由的发表意见，不但是国家政治文明程度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多元、包容、大度的标志。(李楯)
执法部门岂能让群众感觉“不讲理”
在100个执法者当中，如果99个依法执法、奉公执法，而只有1个执法犯法、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用百姓的话说即“不讲理”，那么，这1%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当可怕，甚至会影响到百姓对执法队伍的整体评价，所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就是这个道理
据1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了与公路“三乱”抗争，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的王金伍，给了自己一个“货车司机代言人”的定位。仅2006年一年，他就向全国10多个交警、交通部门提起行政复议、投诉或起诉，小到交警中队、运管所，大到交通部。尽管80％的维权案例获得成功，但王金伍依然“心在滴血，眼在流泪”。因为在他看来，某些地方的交管部门“不讲理”，即便是打赢官司，也没办法执行，甚至还给司机带来更多“报复性”罚款。
这的确是一则令交通执法部门尴尬的报道，特别是当事人对于某些地方交管部门“不讲理”的切身感受，更值得有关方面深刻反思。
一些执法部门之所以让群众感觉“不讲理”，首要的问题是执法不规范，以至于违法执法、执法犯法、以权谋私等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本来，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是对执法部门最基本的要求，对相关法律的尊重、遵守和执行应该成为行政执法人员的从业底线。然而，在各种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驱动下，某些地方的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公然“赤膊上阵”进行乱罚款、乱收费，执法甚至沦为个别人搞“创收”、捞取部门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幌子。上述报道中所说的公路“三乱”就属于这种典型情况。多年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国务院各相关部委也多次组织统一协调行动，但带给一些群众的感觉仍然是治理成效有限。“货车司机代言人”的出现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一些执法人员有错不纠、知错不改，甚至目无法纪、顶风而上，致使错误的执法行为难以得到纠正，群众被损害的权益难以获得救济。像上述报道中，尽管王金伍在相关案件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获得胜利，但要真正执行起来却总是落实不了———那些败诉的行政执法部门不但不主动纠正其违法行为，竟然千方百计阻挠执行，公然对抗上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裁决。还有一些地方的交通部门对行政复议申请置之不理，或违反法定复议程序，枉法裁定，袒护下级，推诿扯皮———在王金伍看来，这是“行政假作为”和“行政不作为”，也可归到“不讲理”之列。
而“不讲理”的深层原因是特权思想在作怪。在某些执法人员看来，自己手中的执法权力连同自己本人的“威严”都是“不可侵犯的”，不允许普通群众提出质疑和挑战，而原本严肃的、代表社会公益的国家法律也只不过是用以“管理、制裁、惩罚”百姓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已。于是，在执法过程中，想作为就作为，想不作为就不作为，或逃避法定职责，或不按程序办事，动辄对办事群众摆出一副“我不纠正，你能奈我何”的傲慢姿态，甚至为达到压制、报复当事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
在100个执法者当中，如果99个依法执法、奉公执法，而只有1个执法犯法、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用百姓的话说即“不讲理”，那么，这1%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当可怕，甚至会影响到百姓对执法队伍的整体评价，所谓“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就是这个道理。
在法治社会的正常秩序中，“货车司机代言人”应该是依法执法、公平执法的执法者，而不应该是其他什么人，否则，执法部门存在的意义何在？
那么，我们离这一目标还有多远？ （评论员 郭振清）
医保全覆盖 让医院救人无后顾之忧
去年11月，深圳一名云南籍打工仔因与老板发生工资纠纷，造成全身烧伤。而“先救人后交钱”的深圳民营山厦医院因为在伤者身上花费73万元巨资，导致400余员工发不出工资，无奈之下，院方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判令曾承诺“全力抢救，钱不是问题”的云南省政府和深圳平湖街道办“兑现承诺”，解决医疗费。日前，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据报道，有人对此颇感惊讶，认为“一家民营医院状告省政府，并获得受理，这在中国审判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无疑，这样的惊讶今后会越来越少。随着中国法治的推进，在法律地位上，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和公民个人以及法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利益纠纷，不管谁将谁告上法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其实，此案中，真正值得惊讶的，不是一家民营医院将异地省政府告上了法庭，也不是法院依法受理了案件，而是为何一个省级政府机构，面对一个特殊病人的救治费用问题，竟也无法及时兑现公开的口头承诺。
省政府不会拿不出73万元医疗费，原因或许在于，在现有的体制下，这部分费用可能“师出无门”、“名不正言不顺”。其实，本案绝非个案性的诚信问题，在它的背后，是一个普遍性的医疗救助保障机制缺失的问题。
在本案中，医疗费用首先应该由其雇主负担，因为按照法律，其雇主有责任为其购买医疗保险等。但长期以来，流动人员尤其是农民工普遍存在着医疗和社会保障缺失的状况。这样，发生意外伤亡事件，人们自然会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首先是其务工所在地政府的责任，在哪里纳税，就应该在哪里享受社会保障；而其原籍所在地政府，法律上却未必应该承担责任（当然，对本案而言，其当初对医院的承诺另当别论）。
更普遍的问题还在于，对于很多流动人口而言，极可能成为“三无病人”。所谓三无病人，就是那些或无身份、或无亲属朋友、或无交纳医疗费用能力，只能让医院垫付治疗费用的病人。据了解，针对类似本案这样没有支付能力的重症病人和“三无（无姓名无职业无住址）”的紧急病人，如果在公立医院治疗，所拖欠的医疗费用将可能有财政专门的项目支付，而一旦是在民营医院治疗，将很难获得财政拨款。
但即使在公立医院，由于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大部分对三无病人的治疗费用还是要医院承担，导致一些医院对他们的救治一切删繁就简，用药能省则省，很难尽到足够的努力。
而在一些医疗保障体制健全的国家，虽然存在百分之十几的国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但一旦他们有急病重病的时候，任何医院都必须全力救治，绝不允许敷衍了事。救治不及时出了问题，还可能要吃官司。当然，这种制度不可能让医院无偿奉献，而是其背后有完善的医疗救助体系做支撑。首先是由企业提供雇员的医疗保险，这部分占绝对主流；其次是公共医疗计划：一是医疗保健，给老人提供医疗服务；二是医疗补助，给穷人提供医疗服务。这里所谓穷人的定义，是生活水平刚刚超出贫困线以上。另外，许多地方政府给孩子提供了免费的医疗保险。
无疑，只有建立健全的医疗全覆盖体系，医院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治病救人；同样，有了类似的制度保障，各级政府才不致为一个病人束手无策，甚至被诉还钱。
正是“小人物”才最能“感动中国”
在网络上，民间自发的“感动中国”集体投票正在从单纯的“恶搞”成长为基于独特视角的主流阐释。眼下的“2007感动中国年度十大小人物”无疑就具有独特的阐释魅力和潜在的品牌价值。
在今年央视《感动中国》的候选人名单中，刘德华、李连杰、崔永元等文艺界名人的入选，曾经引发舆论质疑。这当然不是说名人就不能感动中国，而是“小人物”的善举往往最能“感动中国”，而这在国家电视台讲究均衡原则的宏大叙事里无疑很难得到充分表现——感动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感动中国小人物”于是由公众自发推出。
这些“感动中国小人物”，他们要么在危难时刻彰显了见义勇为的精神，要么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保持了可贵的诚信品德，要么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践行着责任和良知——“小人物”在生活的重负下依然能用微小的力量坚守着道德的高标准，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为我们提供感动的源泉和学习的榜样。某种意义上，“小人物”堪称整个社会善举的“催化剂”，在道德上留给社会最大的“催化”效应。
当然，在“小人物感动中国”的背后，其实还凸显着很多公共职责的缺位和救济制度的空白。这些“小人物”的“感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对公共职责缺位的一种追问，理当对有关政府部门形成警醒。这既是“感动中国小人物”的一个阐释优势，也是对“感动中国小人物”不可或缺的一层解读。
,小人物，大感动，比某些媒体搞得强多了，这样的小人物才最能打动我的心！”近日，记者在红网论坛发现，网友“感动你我”发了篇《2007感动中国年度十大小人物》的帖子，列举了在过去的一年里10位感动中国的小人物，并分别说明了入围理由，诸如三次割头皮给烫伤父亲植皮的殷武勇、寒风中卖报的80岁赵老太、代买彩票中500万奖义还彩民的张建顺等榜上有名。帖子发表后，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热捧，纷纷称“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热点观察：“好字优先”说到底就是“民生优先”
,要坚持好字优先，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
从以往的“又快又好”，到年初的“又好又快”，再到岁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好字优先”，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强调渐次“升级”，反映出决策者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热切期望。
回望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热点、焦点和难点，无不显示“快而不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超过11%，却在继续付出湖泊蓝藻、矿难频出的代价；投资膨胀出口旺盛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物价上涨却创出了历史新高；财政收入一年增收万亿元，国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却难以企及……“我的脑子里是充满了忧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温家宝总理语）
这种结构失衡，使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理所当然，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比如，对外贸出口依存度过高，如果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触发经济衰退，或国际石油、贵金属等商品持续攀升大幅增加生产成本，那么中国的出口、就业等将面临极大压力，通货膨胀的预期随时都会转为通货紧缩的风险。从短期来看，去年的物价上涨还未形成全面通货膨胀，不过是结构失衡已反映到宏观经济；收紧信贷、货币等政策，物价回稳并非难事。可是，从长期来看，如果失衡的结构未有改变，外部因素的波动就足以引发宏观经济在大起之后大落。
结构的失衡，增长的风险，缘于为谁发展、为何发展的目标错位。比如，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出口创汇、财政收入，将本应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视为包袱，欲弃之而后快。结果造成居民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有投资、出口在跑，消费却在拖后腿。百姓对住房、医疗、教育的种种抱怨，也证明了“以GDP为本”的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
在过去一年，“好字优先”的调整转变持续不断。在法律层面，有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在政策层面，全国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大幅扩大农村低保覆盖面；在改革层面，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等正进行改革试点或方案设计；在政治层面，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为什么股市楼市会成为宏观经济的热点？为什么物价上涨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了民生的难点。由于以往的收入分配制度重效率轻公平，尤其是旧的福利制度已经“解构”，新的福利制度又未及时“重构”，普通百姓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下，对市场运行的风吹草动（如物价、就业）极为敏感。低收入者被动储蓄以抵御不确定的风险，中高收入者寻找投资机会保值增值，不断推高储蓄率与资产价格，不断拉大收入的差距。最终导致宏观调控也左右为难：既怕通胀威胁民生吹起资产泡沫；又怕通缩降低就业滑入经济衰退———政策操作的空间越来越狭窄。
由此可见，无法突破民生的难点，就不可能有“又快又好”的协调发展；“好字优先”其实说到底也就是“民生优先”。《三国志·骆统传》有言：“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将“本固邦宁”的传统政治智慧阐释得淋漓尽致。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说得通俗点就是：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 (伊歌)
光明时评：新劳资关系确立仍需实践考验
规范劳资关系的《劳动合同法》在新年的第一天正式施行。自数月前这部法律出台以来，欢呼者有之，担忧者亦有之，就在该法颁布不久，便有企业开始突击辞退员工或要求员工辞职，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其对新法的“新理解”。
新法中更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条款确实会给一些企业带来挑战，在《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之前，一些企业以裁员来规避新法的“钻空子”行为，理应受到谴责，但这也表明了，《劳动合同法》实际上是对原来不顾劳动者合法权益、片面追求企业或资方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纠偏。
,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有人便据此预测，新法实施后将对我国的劳动成本优势造成不利影响。其实则不然。当有人为成本优势的丧失而惋惜的时候，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关系：如果企业纷纷效法以牺牲劳动者权益为代价，以扭曲公平、公正的劳资关系为成本来获取暂时的高效，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伤及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因为通过牺牲劳动者利益而实现的高速和高效，不可能维持国家经济的持续繁荣，毕竟这种繁荣是建立在财富共同增长的基础之上，这早已经被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实。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行为规范与利益平衡是实现劳动关系和谐的基石。”但是仅仅通过一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无法立即实现公平、规范的劳动关系的。法律只是提供一个公平博弈和平等协商的平台，并通过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以促进双方在权利均等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毕竟再完美的法律也不可能预计到实施之后可能出现的所有新情况、新问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应理性面对围绕这部法律而可能产生的更多实际案例，以争取在追求公平、规范劳动关系的立法进程中，获得更大的进步。
时评：如此保护“狗权”，过了
善待猫狗，这是孩子都知道的事情，但由此而推导出应该拒吃狗肉，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宠物狗和食用狗之间的区别，笔者是不反对吃食用狗（俗称肉狗）的，毕竟我们的饮食文化就是如此，而并不像美国一样，吃狗肉既与文化不合，又伤风败俗。
孔子曾经说：“君子远庖厨”，但他本人却是非常热爱吃肉的。这么说，孔子是伪君子了？显然不是啊。我们反对当街虐杀动物，我们反对“虐食”，但如果硬要把“吃狗肉”和“没有爱心”等同起来，不仅迂腐，恐怕也有打棍子之嫌。
重庆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拒吃猫狗肉，我很感动，但他们自己遵循就够了，又何必把自己的信念强加到别人头上？40名志愿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劝说，真的能做到循循善诱、公平对话吗？如果我是餐馆老板，我会担心触犯“众怒”，我会担心影响生意，我会担心被人看成“恶棍”，在这种几乎没有话语权的场景中，在这种“多数人的冷暴力”的形式下,在志愿者们又是哭泣，又是举宣传牌的煽情下，经营者们的接受建议，恐怕不能排除“审时度势”乃至“被迫”的嫌疑。
12月10日，同样还是重庆市小动物保护协会30多名成员突袭烤狗摊，解救小狗，在围观群众强烈要求下，烤狗人被迫向被杀的小狗磕头认错（本报有报道）。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协会怎么把动物保护异化成对人权的侵害？其结果是对狗的善心变成对人的暴力，狗权大过人权，这样的结果让人心情沉重。
重庆市小动物协会“权力”如此之大，真让人不得不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他们是不是还要禁止人们吃街头的烤肠，因为那玩意叫“热狗”。
有意思的是，志愿者们还给经营者支招“让餐馆经营牛羊肉”。这我就不懂了，在志愿者心中，吃狗肉不人道没爱心，吃牛羊肉为何又可以呢？难道牛和羊都不是人类的朋友？如果你的价值标准一致的话，你应该直接上肉联厂禁止人家杀猪。
,禁吃狗肉”不应该成为普遍真理，强加于每个人头上，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特点，你可以信仰“禁食狗肉”，你甚至也可以宣传，但你的宣传不能有损他人的权利和权益，吃狗肉者不是恶棍，道德上并不低你们一等。爱心之上，还有尊重，狗权之外，还有人的尊严。（湖北 欧木华）
新华时评:财政投入"三个倾斜"体现"共建共享"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１日电(记者韩洁、王娅妮)在日前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负责人表示，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投入将优先向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基层和群众倾斜。这“三个倾斜”，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体现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得益于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等因素，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５年间，我国财政收支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财政收入累计约１７万亿元，比上一个５年增加１０万亿元，年均增长２２％，今年将超过５．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３１％左右。财政收入持续大幅度增加，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创造了良好条件。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财政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条件下，我国财政部门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公共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薄弱地区和薄弱领域倾斜。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财政支出结构仍不尽合理等因素，公共财政用于农村建设和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的投入仍然不足，“共建共享”在这些领域体现得不够充分。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财政投入的“三个倾斜”，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是统筹城乡之间、经济社会之间发展的需要。
财政投入的“三个倾斜”，显示了国家集中力量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支持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决心。明年，我国城乡居民将切身感受到财政投入“三个倾斜”的诸多实惠：农民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将较大幅度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将继续提高；城镇非从业居民将被逐步纳入“医保”覆盖范围，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将全面实施……
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在努力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协调发展，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科学轨道转变的重要任务之时，财政投入“三个倾斜”是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财政改革的方向。
新华快评：小康路上不能少了“生态文明”
新华网南京１２月１８日电 （记者 孙彬）“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新要求。没有生态文明、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小康就不是真正的小康。
江苏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全省群众环保优先认知度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九成的群众认为，一个地区是否达到小康，环保必须先达标。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
然而，江苏省环委会日前对苏南建设小康社会“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检查结果表明，虽然当地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社会发展等指标都已达标，但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中的部分指标还没有真正达标，尤其是一些市县交界处水质超标和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过低，导致小康社会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不达标。
苏南作为经济较发达地区率先迈向了小康，但也受到了环境污染困扰，太湖蓝藻事件就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有关报道指出，经济快速发展的长三角，同时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污染“大户”。多年来，不少地方在污染治理上常常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怪圈，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但污染物不降反升已是严峻现实。
事实上，生态环境比ＧＤＰ更显著地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质量。过去说“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实际上“有了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
目前，苏南各地以环保“补课”为契机，打响了节能减排和污染专项整治攻坚战。通过关闭９００多家化工企业，封堵７２０多个排污口，全面加大了重点水污染源的治理和监管。加快了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扩大了污水收集范围，促进交界处水质断面和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改善，着力提升“环保小康”达标率。
同时，政府应从培育生态文化、弘扬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环境保护，倡导适度、公平和绿色的消费方式，引导公众形成“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时评：劳动者尽享年假比获得补偿更重要
引起无数舆论纷争口水的“黄金周存废”问题终于一锤定音，据《上海青年报》昨日（17日）报道，国务院近日全文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取消五一黄金周，假日分散到几个传统节日，推进带薪年休假制度。对经职工同意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按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倍进行补偿。推进带薪休假是取消五一长假的合法性基础，显然，“3倍工资补偿”是想以相对较高的工资成本促使老板给员工放年假，不放年假就付高工资吧。
3倍工资补偿算高吗，相比日常加班150％的工资补偿，休息日加班2倍的补偿，确实算高——然而3倍的补偿能不能有效地推进带薪休假的落实和提高企业不休年假的成本，能不能得到落实，关键并不在补偿数额本身，而在于它与其他成本的比较。年假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器，在影响员工和企业老板对待带薪休薪的态度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定在多少倍上考验着政府的决策智慧。
首先，不休假的补偿并非越高越好，因为如果补偿充分地高，就可能诱使许多人放弃享受带薪休假而选择高额的不休假补偿费，误导劳动者当“过劳模”，这就与带薪休假制度“鼓励更多人带薪休假”的制度初衷背道而驰了。我国当下许多劳动者的收入普遍偏低，对利益调节非常敏感，如果不休假可以拿更多的补偿，许多低收入的一线劳动者很可能会选择放弃休年假而挣那数倍的工资。在一个过劳现象严重、劳动者工作压力很大的语境中，带薪休假应有“强制休假”的善意取向，尽可能地驱动劳动者享受年假。
不休年假的补偿更不能偏低。因为如果补偿过低，企业对不休年假的补偿成本就会很低，这就会诱使企业尽可能地补偿员工的不休假工资，而拒绝安排员工休年假——虽说“休假条例”规定休假决定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但在资强劳弱的中国语境中，决定权实际掌握在老板手上，老板不点头工人是不敢休年假的。而如果法律规定的补偿较高，超过了让员工加班可能带来的利润，不用政府强制执行，巨额的补偿压力会驱使着老板赶着员工出去休年假。
当然了，比“补偿多少”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实补偿”，不能让年假补偿又陷入昔日的加班费困境。其实政府在许多假日上都规定了加班补偿费用，比如在黄金周加班上就同样规定了“补偿3倍工资”。然而现实是，由于资方对劳方处于强势地位，企业不支付加班费的违法成本非常低，许多加班的人根本拿不到补偿费用。比如今年五一长假后的一项职场调查就显示，三成员工参加了节日加班，其中按国家规定拿到相应加班费的人只有26.6％；虽然有补偿，但补偿标准和平时一样的有19.5％；还有53.9％的人根本拿不到加班费。更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节日加班却无法领到加班工资的现实，高达71.3％的人选择了默默忍受。这个现实要求政府规定补偿费时，必须考虑企业的违法成本和员工的维权成本问题。如果企业不补偿的违法成本很低，而员工争取补偿的维权成本又非常高，“3倍补偿”很容易成为一种花瓶规定。
总之，年假补偿应坚持这样的原则：首先要尽可能地让劳动者享受到年假福利。退而求其次的是，即使因种种原因不能休年假，也要尽可能地让他们享受到公正的补偿费用。（曹林）
“铁言”更需“铁行”
12月5日，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左木乡瑞之源煤业公司新窑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05名矿工遇难。这是2006年以来全国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痛定思痛之后，地方主官发誓：以“五铁”、“五严”机制落实安全生产监管——用铁的意志“严查”；用铁的手腕“严治”；用铁的决心“严管”；用铁的纪律“严管”；用铁的措施“严关”。
寒风凛凛，“铁言”铮铮。这“五铁”铮言，是对105个冤魂的告慰？是对哀者的承诺？是说给自己还是说给国人听的誓言？
逝者长已矣，生者惟叹息。每一次重大事故发生之后，相关官员大都有一席铮言、一套措施及时“跟进”。这几乎已经演绎成一种“事故套路”。2006年大同左云新井煤矿“518”特大透水事故死亡56人，2007年临汾蒲县蒲邓煤矿“55”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8人，大同左云胡泉沟煤矿“919”重大火灾事故死亡21人，等等。哪一次事故之后没有类似铁的铮言、铁的整改措施？但是，这些“铁骨铮言”与“整改措施”兑现几许？
,为政不在多言”，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训诫。在我们这个高度呼唤诚信的年代，尤其需要官员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就要做到，做不到的，就不要说。这既是做人的诚信，更是一种政治诚信。
因此，“铁言”之后，更需“铁行”。评价一个干部，不要看他说什么，最重要的是看他做什么；不要听他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措施制定得多么细致，要看他具体是如何践行的；不要看他人前的一面，要看他人后的一面。我们当然不否定其“言”，但更看重其“行”。检验这些“铁言”是否兑现，惟有少让、不让劳动者的鲜血浸染煤炭，浸染GDP，这是各级官员的基本职责。
众所周知，当今小煤矿盗采十分疯狂，手段愈加隐蔽化。这就更加需要负有安全职责的公职人员，在治理中扎实地查，秘密地访，把辖区内的每一处矿井都看作自己的庭院。让任何“老鼠”都逃脱不过机灵的“黑猫”，矿山之秋毫，都在猎人的“鹰眼”之下。在此基础上抽丝剥茧，破解“魔”与“道”之间的“游戏规则”，使消除安全生产“魔咒”的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据悉，国家及山西有关部门最近已经在临汾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的时代需要“铁行”之人。“铁行”决定于细行，决定于行动的细节之中。（文/帅政）
新华时评：以新思路善待城市新公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４日电 （记者 鹿永建、张旭）新华社１３日播发《希望工作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温家宝总理与〈农民工之歌〉》，报道了温家宝总理关心广厦重庆一建公司农民工的故事，这些农民工唱响的《农民工之歌》，已确定进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这篇报道的启迪意义良多，值得各地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深思。
进城的农民工，也有权在城里享受物质文化生活，这往往是为人们所忽略的。在温总理考察过后，广厦重庆一建公司进一步转变思路，组织农民工学电脑，帮他们建立“农民工之家”网站，成立了农民工合唱团，可谓雪中送炭。此举，值得各地企业效仿，更值得各地政府深思：我们不能只把农民工当作建设者，而忘记把他们作为身边的邻居、居民来接纳，与之分享城市生活。
,昨天我是农民，今天当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农民工之歌》里这几句唱词道出了这些“城市的新主人”的内心梦想：他们不愿一直被作为农民工对待，而是想作为城市的新公民被接纳。他们的梦想是合情合理的，在城市化过程中，相当多的农民工要成为城市的新公民。但是，他们可能成为颇有幸福感的新公民，也可能成为对新家园心怀抱怨的二等公民。
最近，在央视《春暖爱心总动员－－关爱城市新公民》主题晚会上，“小香玉打工子弟艺术团”正式更名为“小香玉新公民艺术团”。把农民工子女改称城市新公民，意味深长。说实话，进城打工的父辈对于“农民工”的称谓还觉得正常，对于不公平待遇还有一定的耐受力。但是，他们的孩子很多在城里出生、长大，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生活；这些地道的城市新公民，对于得到与城里孩子相同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教育公平的机会，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
新思路正在各地成为新行动。占上海就业人口近４０％的“新上海人”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正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机会实现梦想。苏州市政府也提出苏州的发展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的辛勤奉献，要加大力度让“新苏州人”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公平。今年５月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计划五到十年拿出两亿元捐建一百所非营利的公益性新公民学校。学校以“新公民学校”命名，意寓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励志，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这样的举措，还需要更多、更持久、更广泛。
愿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帮助进城打工的城市新公民和他们的下一代公平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新华时评：着力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３日电 （记者 车玉明）岁末年尾，不少地方的蔬菜、猪肉、食用油等商品价格持续上升，给
一些低收入群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压力，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物价这样涉及千家万户民生问题的浓浓关切，渗透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字里行间。
群众普遍关注的物价问题，也是党中央的重点关切。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八项主要任务时，中央开宗明义，在第一项就强调，要把防止经济过热、防止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根据中央确立的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明年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将较大幅度增加，同时将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防止投资反弹。一增一控之间，重民生、稳物价的意图呼之欲出。
明年经济工作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中央再次强调，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加大对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这次会议上，中央具体就扩大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提出要着力解决农村民生问题。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之后，中央提出明年要进一步普及这项制度，并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农村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２００８年“两节”即将来临，很多地方都在准备向困难群体“送温暖”，这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党委政府在总结今年、谋划明年工作时，要合理统筹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抓住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民生工作。　
新华时评：“两个防止”的重要手段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９日电（记者车玉明）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
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手段，实施已经１０年的稳健货币政策，明年将调整为“从紧”。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的“调节器”。回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适当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健康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１９９３年起我国用金融“适度紧缩”的政策，成功降低了通货膨胀率，经济实现“软着陆”；１９９７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通货紧缩，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推动了经济稳健增长。
今年年中，为应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流动性过剩不断发展的局面，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中适度从紧”。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掉货币政策中的“稳中适度”４个字，直接“从紧”，这是中央总揽国家经济发展全局、深刻分析未来经济走势后作出的重大决策。
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和贸易顺差过大等“三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出现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以及价格上涨的压力加大等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运用货币政策加大调控力度，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十分迫切和必要。
货币政策从紧，意味着国家将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防止投资反弹。这不但有利于“三过”问题的缓解，为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提供较为宽松的宏观环境，而且通过优化信贷结构，还可以抑制那些对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支持对“三农”、节能环保和自主创新等国家鼓励和扶持行业、企业的投资，从而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新契机。
货币政策从紧，要求金融系统严格执行政策，严把信贷“闸门”，为实现“两个防止”目标发挥好职能作用。各地区、各行业则应积极转变观念，调整发展思路，努力促进经济增长主要由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地方领导付出代价
日前，安徽省长王金山在一次环保监管会议上强调指出：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企业或地方领导付出代价，切实解决一个“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王省长的这句“硬话”，既揭示了一些地方环境保持工作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也指明了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
对节能环保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不要浪费资源的增长，不要牺牲环境的发展，不要未经环评的建设。虽然环保工作一直在抓，但污染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确实值得反思。怎么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关键要健全管理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对各级政府来讲，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牵头抓总的责任，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当好第一责任人。今后，省政府对各市目标责任落实情况要加强监督和考核，在环境整治上下狠劲，对非法排污者和监管渎职者，都要设置“雷区”和“高压区”，谁敢碰，谁敢撞，谁就要付出代价，切实解决一个“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过去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在环境问题上搞“低门槛”、“土政策”，总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引来国外的资本，实际上国际上的企业是看不上这个的。最近出访接触到一些知名企业和政府官员，无不提到节能、减排、环保问题，明确表示，自己的企业都重视环保问题，出了问题就要严厉整治。所以，我们再把牺牲环境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那真是犯了再低级不过的错误。
一些企业和单位之所以屡屡违法排污，主要还是利益驱动，靠企业自觉、行政指令都难以奏效，必须强化法制约束力。现在的问题，往往不是缺少法规和制度，而是在执行上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环境执法机构和人员要严肃执法纪律，规范执法行为，敢于动真碰硬，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让那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企业或地方领导为此付出代价。
科学发展观，呼唤正确的政绩观。“硬约束”指标为节能减排“保驾护航”，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节能减排行动正在向纵深推进。（作者:江中叶舟）
社科院专家:节能减排可做抑制经济过热的一剂良药
在目前形势下，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对投资过热引发的经济增长偏快发挥效应：一方面能够有效地压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能够扭转投资方向由高污染高消耗行业向低污染低消耗行业转移。
近段时间以来，管理层对节能减排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决策和部署，而且正式将节能减排列入对地方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实际上，大力推动节能减排工作，不仅是落实“十一五”规划规定的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双降”目标的需要，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也是抑制当前国民经济可能由偏快转向过热的一剂良药。
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正沿着新一轮景气循环当中的上轨高速运行，随时面临着过热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判断，今年全年的CPI增幅预计在4.5%～4.6%，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在11.5%左右，均大大超出了中央去年年底定下的CPI增幅控制在3%左右、经济增长目标8%的目标。这也是不久前中央决定当前和明年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主要背景。
造成这次经济过快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依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高不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据统计，今年1～10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比1～9月上涨0.5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将近30%。这就表明，在这波固定资产投资热潮中，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投资热情丝毫不减，继续高歌猛进。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投资冲动，在预算软约束以及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不少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开工建设依然我行我素。统计显示，今年1～10月，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8830亿元，同比增长13.8%；而地方项目投资80123亿元,增长28.6%。地方项目投资增长比中央项目投资增长要快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反映未来投资增长势头的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持续反弹。其结果，一批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尚未清理整顿，新一批项目却又在紧锣密鼓地大干快上。这无疑是当前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的重要根源。因此，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投资继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如果不加以控制,不仅会加大今后节能减排工作的阻力,而且将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打折扣。
在这种形势下，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对投资过热引发的经济增长偏快发挥效应：一方面能够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另一方面能够扭转投资方向由高污染高消耗行业向低污染低消耗行业转移。
具体来说，首先是实行节能减排责任制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规范其投资行为。传统政绩观最大的特点就是“唯GDP论”。在不少地方政府看来，迅速上马高污染高消耗项目是短期内增加GDP最有效的“捷径”。这种政绩观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科学地认识到GDP作为衡量政绩的一个指标，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由此也导致对环境污染和破坏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把我国每年因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去年则已经到了10%。另据环境专家估算，国内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其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如果扣除治污成本，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次中央把节能减排任务作为政府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无疑是对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发展观念和投资观念上的一次“头脑风暴”。
其次是推行节能减排能够有效地改善投资结构，减轻资源的消耗和需求压力。我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型”经济的过快增长，而以绿色环保产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轻型”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近几年，我国的重化工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取得了超常规的大发展，但在现有技术条件约束下，这些产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大。因此，此次节能减排工作重点放在了加快推进结构调整，遏制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过快增长。比如今年电力行业通过“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钢铁行业上半年关停落后的炼铁产能1140万吨，炼钢产能870万吨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快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以形成节能减排工作的良性循环。
最后，通过节能减排的财政金融措施，能够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投资扩张。比如从今年7月开始，国内的金融系统开始实行“绿色信贷”政策，而12家重污染企业因为上了国家环保总局递交给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黑名单，已经被各家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
由此可见，推行节能减排工作确实对抑制当前的经济过热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当然，要真正实现节能减排工作在保护环境和抑制经济过热方面“一箭双雕”的功效，尚需在落实责任制和完善配套措施上多下功夫，这样才能使节能减排工作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李长安）
文汇报评论：稳中求进重在“两个防止”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某些经济结构问题趋于恶化，特别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愈趋严重。在这样的状态下，过高的经济增长和过快的投资增长会成为出现通货膨胀的动因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问题。CPI直接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CPI上涨幅度过大会直接影响大多数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的日常生活。当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差距较大的时候，人们对价格变动的感觉和接受程度就会有较大差异
●在价格上升阶段的初期，价格上涨往往是从一些特殊或薄弱环节开始的，而不是普遍的上涨。因此今后即使猪肉的价格平稳了，通货膨胀也可能找到其他的表现途径。对于2008年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强有力的必要措施，防止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最近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中，首先提到的就是，“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尚未缓解，价格上涨压力加大”。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处于高位水平，明显高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2季度以来，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明显升高，最近三四个月月度上涨幅度均超过6%，而且这种上涨水平可能还要延续几个月。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造成目前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复杂。既存在需求拉动的因素，主要表现为货币流动性过剩；又存在成本推动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前几年上游产品价格上涨较快，以及国际市场上石油等重要物资价格的明显上涨趋势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现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连续多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过高所形成的价格上涨压力。2003年以来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及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趋势。这种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工业的高速增长、通过投资的高速增长实现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某些经济结构问题趋于恶化，特别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愈趋严重。在这样的状态下，过高的经济增长和过快的投资增长会成为出现通货膨胀的动因。我国在1988年-1989年、1993年-1994年曾经出现的经济过热，就是由于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了高通货膨胀的出现。
多种通货膨胀压力因素已经存在，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积累起来，它们的影响必然会以某种方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消费价格，乃至总体价格水平都可能比本世纪初的前几年高。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水平波动的经验来看，CPI维持在3%左右的变动属于正常的波动，4%以上至5%左右为温和的上涨，6%-10%为较严重的上涨，而10%以上则为恶性通货膨胀了。当然，粮食价格适度上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轻度通货膨胀有利于减弱流动性过剩的影响，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问题。CPI直接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CPI上涨幅度过大会直接影响大多数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的日常生活。当社会上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处于比较公平的状态时，大多数人对价格变动的感觉和接受程度比较类似，居民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差别不大。但是当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差距较大的时候，人们对价格变动的感觉和接受程度就会有较大差异。由于不同收入阶层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差别大，因而价格上涨的总体影响相对更大，民众反应相对更强烈，更容易引起社会问题。目前虽然年度CPI上涨尚属温和，但是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4这一分界线，因此CPI过大幅度的变动更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重要的是要密切关注2008年的价格变动趋势，做好2008年的物价工作。可以说，目前在CPI的较高上涨中，猪肉价格的上涨只是导火索。由于上述通货膨胀因素的存在，应该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价格上升阶段。在价格上升阶段的初期，价格上涨往往是从一些特殊或薄弱环节开始的，而不是普遍的上涨。因此今后即使猪肉的价格平稳了，通货膨胀也可能找到其他的表现途径。总的来看，2007年CPI上涨幅度可以控制在温和水平。对于2008年可能出现的价格上涨，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强有力的必要措施，防止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项主要任务就是，“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并指出，“实现明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2008年宏观经济工作中，我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实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各地区、各部门2008年都应该把保持物价的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之一，以实现宏观经济总体的稳定增长。只要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及时落实到位，CPI上涨幅度是可以控制在温和上升的范围之内的。稳中求进，好字优先，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汪同三）
瞭望时评：十七大之“矢”要中“的”
文/阿源当前，各地都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有关宣讲团也分赴各地，向当地地干部解读十七大。一些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和教授，也应一些地方的邀请，利用大礼拜天“赶场”，一市接一市，一场接一场地宣讲，几乎成了“空中飞人”。
一个用正确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是不可战胜的党。十七大理论作为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行动指南。将之学深学透，用以指导实践，其意义之大，自不待言。因此，全党掀起学习十七大的高潮，实属要务。
但是，陆续有宣讲主讲人介绍，所到之地，地方政府热情接待后，即设场开讲。讲后就赶下一场，没有安排与当地干部互动的时间。这种与当地实际联系不大的宣讲能有多大效果，宣讲人心存疑虑。
这一现象需要引起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既是我们党的作风要求，也是学风要求。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上，尤其要真正做到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理论的实现度，在于理论对现实的满足度。十七大理论成果之所以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是由于这是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探索的科学总结与理论升华。对这一理论成果的学习，是要用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更好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对十七大的宣讲，不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高头讲章，从会议到会议的清谈泛议，而是要有的放矢，就是要用十七大之“矢”，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的”。
有的放矢，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强调的学习理论的准则。对十七大的宣讲与学习尤其要紧紧抓住这一点。因为，十七大报告，是从总体回答了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而各地如何按照十七大的要求，把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落到实处，则是一个如何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过程。如今，各地的情况差别较大，发展的水平不尽相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肩负的新任务各有所别。这就要求各地在认真学习，深刻把握十七大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真正用十七大精神统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用十七大精神破解当地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创造性地把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向新的境界。□
人民时评：让“偏才”“怪才”脱颖而出
不把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也不侧重高中阶段学业成绩排名，中山大学自主招生改革的新举措，引起社会的关注。
近日发布的《中山大学2008年自主招生实施办法》，对学科特长生的高考分数要求进一步放宽，经过学校综合测试确定的少数特别优秀的“偏才”、“怪才”学生，即便高考成绩未达到重点线,
也有可能被录取。“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数学、物理、计算机、文学、语言等学科方面和领域具有明显特长及培养潜质，可不侧重高中阶段学业成绩排名。”
这些规定对学科特长生无疑是一种“福音”。其意义不仅在于让学有所长的“偏才”、“怪才”脱颖而出，更在于打破了“一考定终身”的规则，为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另辟蹊径。
用传统的教育评价标准衡量，那些“偏才”、“怪才”难以中规中矩；在“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环境里，他们常常被淘汰、被埋没。如果给他们一片沃土，创新的种子也许会开奇花结异果。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在高考“独木桥”之外，高校能给那些“偏才”、“怪才”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受益的也许不只是这些莘莘学子。
高考势在必改，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近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坦陈，目前高考制度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高考给考生和家长带来很大精神压力。调查显示，58.6％的考生在高考之前曾经紧张、焦虑或失眠，70.8%的考生家长在孩子高考时感到焦虑。二是由于高考与大学录取相联系，成为评价教育结果的唯一尺度，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实施，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三是一张高考试卷使层次、类型各异的高校无法根据自己的定位和需要选拔人才；录取标准单一则忽视了学生平时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品行修养及综合素质评价。
高考改革是一根极其敏感的社会神经。每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都会引来褒贬不一的反应。在毁誉声中，高考改革虽然一直没有停滞，但与人们的期待相比，步履仍显得缓慢和沉重。就拿中山大学的自主招生改革来说，不把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有利于探索和完善新的“人才”评价体系和标准。可是，对这样的改革，也有人担心，在诚信制度尚有漏洞、招生录取不够透明的“高校生态环境”中，对“偏才”、“怪才”的选拔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对“特殊人才”的选拔和录取能否做到公平公正？
高考改革需要宽容和理解的环境，但宽容和理解的前提是，必须确保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把招生自主权“下放”给部分高校，是全社会对这些高校的充分信任和高度尊重；拥有招生自主权的高校也应该更加积极地完善招生制度，让招生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向全社会交上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让“偏才”、“怪才”脱颖而出，不仅需要慧眼、勇气和魄力，更需要科学的评价制度和公开、透明的操作。尽管可能有争议、有阻力，但打破人才选拔“格式化”的改革不能徘徊，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刻不容缓。（袁新文）
呼唤一个“加薪减税”时代的到来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或将迎来一个“加薪减税”的时代。
11月28日，上海市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配合劳动合同法实施，上海将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议网上审查和企业工资收入分配情况行政函告制度。今后，如果上海
职工出现收入偏低等情况，政府部门将直接出面干预（《东方早报》11月29日）。此前，广东省也明确表示，从明年起，政府将通过工资立法强制企业涨工资。
广东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重镇，其做法具有示范意义。构建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应作为有效启动内需、矫正经济内外失衡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项关键性改革。
在过去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增幅都高于GDP增幅，而职工工资增幅低于GDP增幅。中国社科院《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指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降低了12%；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可以说，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
无疑，中国经济不可能在这种跛脚状态下持续发展，职工工资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要求，迫切呼唤一个“加薪减税”时代的到来。广东、上海首先揭开此序幕，这也是对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直接呼应。
就减税而言，若实施必将起到“放水养鱼”、富企、富民以强国的作用。这方面，全国性的行动已经开始。《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将于2008年1月1日施行。据国家税务总局官员介绍，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3%降到25%，而且规定小型微利企业的税率为20%，对高新技术企业设定了15%的优惠税率等，这些变化将带来减税的效果。据测算，2008年新税法实施当年我国财政减收大约为930亿左右。此外，人们还期待，目前的个人收入调节税(起征点偏低)的修改，也能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就加薪而言，目前还有人担心，政府直接出面干预职工工资会影响企业自主权。其实，在法律范围内，政府干预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除了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政府调控工资的手段还有很多。
比如，严格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从严格控制企业劳动定额和员工加班等入手，增加就业机会，间接提高劳动者工资。上海有资料表明，职工的劳动定额过高已成普遍现象，两成人8小时完不成定量工作。通过提高定额的“计件工资”或者加班变相压低工资，已成一些企业的通病，而对此没有统一规范。提高员工工资，政府不妨从这方面找到突破口。
还有，创造法制环境，保障工会履行职权，通过工会组织提高职工的集体议价能力。这一条是根本。为了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和经济发展同步，特别强化劳工组织的作用，《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明确规定了劳工组织拥有的与雇主在诸多方面的“交涉权”。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此外，政府通过有效承担自身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也能有效地促进职工工资增长。当务之急，是加快编织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网。公民在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方面的保障能够“一网打尽”，将大大增强全社会防止通货膨胀的能力。这张网既是垫高全社会工资底线的“薪酬保底网”，也是“社会稳定网”。
解析“上海道路拥挤收费”的几翻几覆
11月26日傍晚，徐家汇商业区道路车辆拥堵情况严重。日前，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上海将根据市场需求和道路容量，研究更加完善的调控措施和合理的机动车总量规模，在适当的时候推行“道路拥挤收费”。 新华社记者 裴鑫摄
11月28日，在上海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道路拥挤收费再次成为记者提问的焦点，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对此表示，上海市有关部门目前还没有推出这项政策的计划，他强调，涉及广大市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在推出之前，政府都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会通过政府的新闻发布渠道进行告知。（《中国青年报》11月29日）
新华社25日播发的《上海将实行“道路拥挤收费”》一稿，引起上海市民的广泛关注。随后个别网站称，上海交通主管部门“否认”了这一计划。26日，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没有予以否认”“这一政策正在研究制定之中”。但到了28日，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对此又予以否认……如此几翻几覆，让人看得有点糊涂了。
其实只要我们较较真，仔细研究一下新闻当事人比较微妙的说法，就不难发现真相。这一新闻其实有两个事实：一是道路拥挤收费政策正在研究中；二是还没有推出这项政策的计划。这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新闻事实，不应该混为一谈。
事实上，一项名为“中心区交通拥挤收费综合技术研究”的课题由上海市建交委牵头，该市发改委、交警总队、同济大学等单位共同参与，早在2004年就已启动，但至今尚无实施收费的时间表（《中国青年报》11月28日）。另据来自上海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的消息，该校多位教授参与了课题研究，几年下来产生了阶段性成果，但没有成为最终定论，一些参与者已离开课题组（人民网11月28日）。这就说明，道路拥挤收费政策早已经在研究中，只是尚无结果和定论而已。
这项尚在研究中的政策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事关众多市民的切身利益，而政策的制定者，对此也持审慎态度。对此，媒体评论员鲁宁11月29日在《广州日报》撰文指出：“通过‘放风’试探社会反应，是眼下一些地方在拟出台某些敏感政策前经常采用的做法……早年出台政策多半不顾及社会情绪，甚至常常独断专行。现今拟出台政策先得顾忌民意反响——照理说这是一种可喜进步。但具体到上海交管部门，试探民意手法之运用，还不够老到。”
这种试探性地公布政策动议以试探民意的手法，新闻传播学者孙旭培教授称之为施放“决策气球”：“它是在某个公共问题已经形成并有一定的政策诉求后，有关部门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与否、该如何制定时，尽可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方法，具体做法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关信息，以激发利益取向不同的公众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建言献策。”（见孙旭培吴麟《新闻媒体与决策“气球”》）
政府部门施放“决策气球”的行为，正由以前的不自觉走向自觉，的确可以称之为一种可喜的进步。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的利益分化倾向日益明显，公民的利益表达愿望日益增强，利益表达的渠道更加畅通，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变得主动积极起来。这就要求，在处理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政策问题时，有关部门要认真听取公众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一改过去“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说：“政策出台跟酿酒一样，民意表达不充分、讨论不充分、辩论不充分都不行。”事实上，近年来从“是否延迟退休年龄”、“是否该实行网络实名制”、“调整黄金周”等公共政策的出台过程中，公众已经越来越能感受到这种可喜的进步，也以自己的力量影响了政策。这有利于我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
因此，“道路拥挤费”该不该收，还是请媒体和公众继续充分、深入地展开讨论吧。
新华时评：“有腐败、无举报”值得反思
众多中高级干部，犯罪情节相当严重，不少涉案人员的贪污腐败行径长达数年，还有一些涉案人员存在生活腐化堕落问题。但检察机关对近年来收到的举报材料进行认真的查询，却没有发现对相关涉案人的举报，这一结果令人大感意外。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上海此案持续时间之长，违法乱纪之烈，破坏性之严重，照理说很难做到密不透风，很难想像没有知情者。而且，通常情况下，一些地方出现了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等行为，必然会引发人民群众的愤然举报。而这起系列案中竟然“有腐败、无举报”，其反常情状值得深刻反思。
,有腐败、无举报”现象，折射出“举报困境”。不容否认，目前司法机关查处的贪污腐败案，很多都源自群众举报。像郑筱萸这样的大贪，就是群众举报揭露的。但在一些地方，也确实存在举报人反复举报却无人理睬，举报人身份被暴露后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形。
在反腐败斗争呈现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情况下，如今尤其要鼓励、引导、保护群众的举报热情。事实证明，司法机关查案办案，最大依靠是人民群众，最主要的突破点是包括群众举报在内的各类信息。
,有腐败、无举报”现象提醒我们，要解决人民群众不敢举报、不想举报、不能举报的问题，就是要加强信访举报工作，拓宽案件线索渠道，创新举报方式，对实名举报实行反馈和回复制度，健全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既要保护举报人，严禁把控告、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泄露给被控告人、被举报人，又要防止举报线索积压，强化法律监督。
同时，司法机关对群众举报的案件，必须认真对待，一经查实就要严肃惩处，把贪污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把违法犯罪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新华时评：“有腐败、无举报”值得反思
众多中高级干部，犯罪情节相当严重，不少涉案人员的贪污腐败行径长达数年，还有一些涉案人员存在生活腐化堕落问题。但检察机关对近年来收到的举报材料进行认真的查询，却没有发现对相关涉案人的举报，这一结果令人大感意外。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上海此案持续时间之长，违法乱纪之烈，破坏性之严重，照理说很难做到密不透风，很难想像没有知情者。而且，通常情况下，一些地方出现了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等行为，必然会引发人民群众的愤然举报。而这起系列案中竟然“有腐败、无举报”，其反常情状值得深刻反思。
,有腐败、无举报”现象，折射出“举报困境”。不容否认，目前司法机关查处的贪污腐败案，很多都源自群众举报。像郑筱萸这样的大贪，就是群众举报揭露的。但在一些地方，也确实存在举报人反复举报却无人理睬，举报人身份被暴露后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形。
在反腐败斗争呈现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情况下，如今尤其要鼓励、引导、保护群众的举报热情。事实证明，司法机关查案办案，最大依靠是人民群众，最主要的突破点是包括群众举报在内的各类信息。
,有腐败、无举报”现象提醒我们，要解决人民群众不敢举报、不想举报、不能举报的问题，就是要加强信访举报工作，拓宽案件线索渠道，创新举报方式，对实名举报实行反馈和回复制度，健全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既要保护举报人，严禁把控告、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泄露给被控告人、被举报人，又要防止举报线索积压，强化法律监督。
同时，司法机关对群众举报的案件，必须认真对待，一经查实就要严肃惩处，把贪污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把违法犯罪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瞭望》文章：中国环保进入“预警时代”
2006年6月15日，江苏省无锡市鼋头渚风景区太湖边部分水域积聚了大量的蓝藻。近日，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蓝藻的生长进入高峰期，太湖部分水域漂满厚厚的蓝藻，发出一股腥臭味。据介绍，蓝藻的出现主要是有机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所致。 新华社发(张立伟 摄)
9月2日，合肥市南淝河入巢湖口段水草丛生。 近期，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发布8月份安徽省重点流域水质月报，报告显示巢湖湖区水质由上月中度污染降为重度污染，水体呈中度富营养状态。 新华社发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中国水资源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呈频发与并发趋势。按目前的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正常年份中国缺水近400亿立方米。
土壤、大气环境亦不容乐观。由于担心北京空气质量影响健康，一些国家甚至建议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不要提前到京，而有的国家和组织要求部分奥运项目异地举行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还多；我国的沙化及强沙化趋势土地面积达45.3亿亩，占国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上世纪末的三大环境突变灾难（1996年黄河断流266天、1998年全国洪水泛滥、2000年全国沙尘暴频发）、2005年末的松花江污染和今年江苏无锡的太湖蓝藻暴发导致的水荒事件，不仅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产生一波又一波恐慌，也使国际社会针对我国的环境责难加剧。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环境保护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刻，已经临界进入预警时代。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2800多亿元，占GDP的10%左右；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世界银行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
这些数据和征兆说明，中国将迎来环境灾难高发期。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非常的、坚决的措施，若干年内我国将面临环境灾难，其规模、频度、严重性将史无前例，将非常严重地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一些国际观察家也警告说，环保问题将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进入预警时代的中国环保需要上、中、下完全贯通的大动作，不可懈怠。可以说，预警对象选择、全新的预警方法研究和创新的预警模型建立，需要上至中央决策，中至环境管理、行政保障、财政支持，下至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具体实施。在不远的将来，如果我们能够对确定的中国环保高危城市、河流等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采取得当措施，确保其不出大的环境污染事故，将是中国的大幸。
然而，最近《瞭望》新闻周刊的环保专题调研小分队赴多个省市采访时看到，一些地方的污染问题仍然严重，环保举措仍是说得多，做得少。记者所见所闻，更多的感触是痛心和忧心，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的环境问题将带来难以逆转的灾难。
当今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式工业化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刘书云）
廉租房须一“有”二“廉”三“公”
自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廉租住房制度”以来，中央和各地关于“廉租房”的政策不断出炉。11月26日，建设部等9部委联合发布《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办法对廉租住房申请程序、申请条件、房屋租金标准及如何确定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日前，《广州市城市廉租房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获原则通过，进一步确定了广州廉租房
套型面积标准等指标。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变革的历程，毋庸讳言，从最初的福利分房到住房分配货币化，这是一个市场逐渐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最终形成土地所有者与开发商以及信贷部门三位一体的房地产利益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广泛流传的所谓“经营城市”（即卖土地）的观念至今还在一些地方颇为盛行。政府“卸下”的包袱，老百姓不得不自己扛起来。经济条件好的，勉强扛得动；经济条件差的，买栋房就压垮了身家，甚至还负债累累。而今，廉租房的新定位，是政府把原先卸掉的包袱又主动担了起来，只是，这个“担”，是有条件的“担”，不是担全部，而是担“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
前不久，温家宝在新加坡演讲时再度强调，政府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不同的是，廉租房不是保障“有房产”而是保障“有房住”，更为务实、更便于操作。然而，好的政策要真正贯彻落实，如春风化雨般让广大低收入百姓享受到实惠，还要做到三个“确保”：一是确保供应量；二是确保租金“廉”；三是确保分配公正。
廉租房，首先要有房可租。这就需要有一定量的住房为保障。新建也好，旧屋翻新也好，都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土地供应问题，显然，廉租房用地供应不可能像商品房开发那样获得巨大的土地收益，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舍得放弃诱人的土地收益。这是应该从官员考核、财税制度等方面予以明确的。同时，在每年新增住房中规定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也十分必要。
确保“廉”，简单说，就是租金标准的确定问题。建设部的新办法明确，我国的廉租房将实行政府定价，这个固然是应该的。但“不幸的家庭家家不同”，按当地标准统一租金，对这家是廉，对另一家可能就不是廉。所以，廉始终是个相对概念。如果坚持统一标准，必然导致一部分人还是租不起房子。在这方面，香港的做法是与租房者的收入挂钩，实行个性化的租金，这样似乎更为合理。当然，做到这个的前提是对租户的收入有精确的掌握。
确保公正，这是有了房子，能否保证租给真正需要的人的关键。虽然没有产权，廉租房不会像经适房那样被人炒卖牟利，但依然存在转租获利的可能，严格审查准租十分必要。对此，建设部的新办法规定了“公示”等制约方法，而广州则对同等条件的申请户采取“摇珠”等做法，这两种做法，都着意在“公开”。有了公开，公正才有保障。然而，公正还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作为支撑，否则，无法惩罚吓阻违法之举。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规定就成了实现“住有所居”梦想的一个长期任务。
总之，廉租房建设包含庞杂的制度设计与实际操作，只有抱着公正、谨慎和对百姓认真负责的态度，虚心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经验，才能确保廉租房政策真正惠及民生。
节能减排，“包袱”怎样变财富
相关资料,
,单位GDP能耗统计指标体系实施方案》
,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
,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
近日，节能减排相关政策出台可谓紧锣密鼓：国务院批准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节能不达标，将对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减排不过关，将暂停该地区所有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接着财政部表示，今年中央财政投入235亿元支持节能减排，同时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正在抓紧制定中。
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用，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并重，政策“组合拳”的力度前所未有。有人将之形象地称之为“胡萝卜加大棒”：节能减排搞不好后果很严重，领导干部没退路，经济发展没出路；节能减排搞好了“甜头”一大堆：财政奖励，贷款优先，税收优惠，经济发展的后劲会更足。
平心而论，一些地方对节能减排并非不重视，各种措施、规定也出台了不少，但效果却不明显。究其原因，一位主抓工业的市级领导倒出了苦衷：节能减排不是喊口号，得真金白银地投入。节能，要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减排，要对污染进行综合治理，哪一样缺了钱都不行。而淘汰落后产能，地方还会减少税收。这种只有投入、没有收入的事情，无论是对地方政府还是企业来说，都是个沉重的“包袱”。
的确，节能减排如果只是一个被动的治理过程，那肯定会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负担。但如果换一种角度和思路，节能减排就不但不是“包袱”，还可能成为财富。在内蒙古亿利能源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基地，几大生产项目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体化循环产业链：发电厂“吃掉”了煤矿的副产品煤矸石，水泥厂“吃掉”了发电厂的粉煤灰和PVC生产的工业废渣，水经过处理可以重复使用。循环一圈下来，“废”都变成宝，减排减到“零”。企业不但没有增加负担，还节省了项目投资，降低了生产成本，享受了税收优惠……一位老化工专家说得好：资源和污染是相对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排放出去就是污染；如果加以巧妙利用，常人眼中的废弃污染物也能变成宝贵资源。
看来，节能减排不能光停留在治理的层面，还需要改变思路，千方百计提高资源利用率，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比如，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尽可能地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垃圾；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等。这样，节能减排就不再是“包袱”，而是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财富。只有“包袱”变为财富，地方政府和企业才能将节能减排的压力化为动力，由“要我减排”变成“我要减排”。(百 合)
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分别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的《单位GDP能耗统计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以下称“三个方案”）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以下称“三个办法”），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建立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 强化政府和企业责任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这是强化政府责任的指标，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政府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提出以来，全国上下积极行动，特别是今年推动力度进一步加大，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节能减排效果进一步显现。但是节能减排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各方面工作仍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不明确、措施不配套、政策不完善、投入不落实、协调不得力等问题，特别是由于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许多地方对干部的考核仍主要侧重于经济增长、招商引资等内容，把GDP增长作为硬任务，把节能减排作为软指标。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难以实现。
人民时评：如何让职工带薪年休假落到实处
王石川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将《职工带薪年休假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授权新华社全文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消息传出，有人欢呼雀跃，有人无动于衷，但更多的人表示悲观，也有人对职工带薪年休假能否落到实处，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带薪休假是一种社会福利的体现，大处看，职工带薪休假权体现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小处看，带薪休假对于职工的身心健康都大有裨益。但是，公众为何不看好职工带薪年休假？原因很简单，权利要从纸上走到现实，中间隔着迢迢路途。从历史经验看，职工带薪年休假并非新生事物。早在1991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安排职工休假。此后，1994年颁行的《劳动法》也规定：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规定虽好，实施却难。打量现实，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享受职工带薪年休假的大都是公务员这一群体，绝大多数职工只能望而生叹，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带薪年休假为何成了少数人的盛筵？数以亿计的职工为何无缘享受？其背后隐匿着鲜活的时代命题——资强劳弱。不妨以日前华为补偿10亿元鼓励7000名员工辞职为例，在强悍的资本面前，许多员工徒唤奈何。尽管明眼人都能看出华为此举是为了规避将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但往往有心无力。其实，揆诸现实，劳动者权益受到伤害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比如重庆某机电厂工人，因私下议论工资低，被叫到厂长办公室谈话。厂长称其私下议论工资低影响不好，在未结算工资的情况下竟然直接将其被解雇。员工的权利贫困已是如此，令人叹息。
当员工加班已成家常便饭的现实语境下，连加班费都索取无果，遑论休息权，强硬的企业又怎能心甘情愿地让员工带薪年休假？然而，休息权是每个劳动者不可或缺的权利，带薪年休假的权利自然不容侵犯。该如何让职工带薪年休假落到实处？笔者认为须有三点努力方向：
其一，劳动监察部门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众所周知，一些企业之所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员工权利，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违法成本太低——即便侵犯了也大都不了了之，罕有监察部门找上门来“算账”。显然，带薪年休假无论多么美妙，如果没有硬性的约束机制，没有监察部门的动态跟踪和严阵以待，违法企业就会安之若素，甚至继续伤害员工利益。
其二，工会要硬起来、强起来。捍卫工人权利，工会责无旁贷。遗憾的是，许多时候，工会成了沉默的组织，更令人悲哀的是，有些企业的工会完全听命于企业领导，与企业领导一唱一和，不是捍卫工人权益，而是充当了企业损害工人权益的帮凶。工会不强不硬，工人就缺少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让工会强起来硬起来，前提是先赋予工会维权的能力和实力，根本是工会站稳正确的立场。
其三，根本上是淡化目前资强劳弱的局面。劳动者为何不能争取到合法的权益？宏大的历史背景是，当前我国的劳动力严重富余，而就业岗位又过于缺乏，僧多粥少，一些企业自然挑肥拣瘦、作威作福。关键还在于，一些地方出于政绩崇拜，对企业尤其是外企格外“关照”，甚至谄媚有加，往往不惜牺牲劳动者的权益。由此可见，要让劳动者腰板挺起来，就需要让企业回归本质，地方政府就不应赋予其特权。
一言以蔽之，要让职工带薪年休假落到实处，仅靠法律法规还不够，在制度性建构之外，更需要政府部门的重拳出击，需要有强大的工会为工人撑腰。
人民时评：由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捐助说开去
建 达
近日，中央机关拉开了今年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干部群众捐款捐物，为灾区和困难群体排忧解难。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捐助，表达对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的真情关怀。这应该是临近年关中国最感动人的情景之一。
尽管这几年每年都有送温暖、献爱心，已形成常例、制度，有人觉得习以为常，不必张扬，但是我们仍然感到，这样的爱心依然值得珍惜、值得赞扬。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需要用大量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去弥补人文精神的缺失，需要用无处不在的爱心去替代时时讲“斗争”的偏颇，需要把“人”字大写在我们头上灿烂的天空，需要把帮助、尊重、体恤、同情和“为了你也为了我”这样的博爱精神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血液中，借以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提高公民的文明程度，让我们的社会真正高尚起来、文明起来、和谐起来。
有道是：栽什么苗结什么果。教育什么、提倡什么，就会有什么结果。错误的思想，就可能会产生道德堕落、仇恨滋生、损人利己、草菅人命。高尚、美好、守法的理念，能让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尊重身边的公民，遵守国家的法律，爱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社会有爱心、讲文明、重法纪，自然不会出现诸如欺压百姓、漠视人命、见死不救、毫无同情心、暴力倾向、破坏环境、糟蹋民脂民膏等等让人反感的现象。
爱心，需要持续不断的传播。中央机关的一片爱心，中央领导的带头作用会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不管是一件棉衣、一床被子，还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捐款，都是爱心的凝聚，都比它本身的价值更高。过去，国人中随地吐痰、不讲卫生的情况比较多见。后来国家持续开展“五讲四美”活动，这类粗俗的现象大大减少。过去，有的执法人员对公民动粗，对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许多人麻木不仁，有的还去看热闹。通过长期的法制教育，人们知道了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人权，什么是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什么叫“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这类事情一出现，就会引起公众舆论的批评和抗议。过去，一些地方认为建工厂、搞建设，砍伐树木、堵塞河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经过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呼吁，现在谁还敢公然去污染河流、破坏环境？这就是正确理念、普世价值传播和影响的结果。由此及彼，各级官员是否想到，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有没有爱心传递给老百姓，有没有尽心尽力替老百姓办事，有没有侵犯过群众的权益，有没有踏到过群众的尊严？
爱无止境。共产党员的爱，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是要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是一个大目标。各级官员应该做的，是在大目标指导下，一件件去落实，一件件去执行。一个行动抵得住一打口号，千万个行动就能把爱撒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人道、博爱渗透到我们祖国广袤的土地。
人民时评：90多人，触目惊心的环保系统腐败案
王石川
一年来，查办杭州环保系统腐败案，占据了杭州纪检系统大部分的时间。从杭州市环保局到以下区县分局，从机关单位到带营利性质的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从2006年6月至今，杭州所辖属13个区县市中，除萧山区、淳安县外，几乎各地环保官员均遭纪委谈话。材料显示：窝案涉案90余人，目前追究法律责任者23人，其中杭州市环保局系统处级党员干部5人、区县环保局领导9人。
,90多人，触目惊心!”这是一名网民的感慨。诚然，这又是一例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拎贪官就是一串。在涉案人数令人震惊之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起腐败案件发生在环保系统。这不禁令人寻问：一向以清水衙门示人的环保部门何以产生如此严重的群蛀现象？
当前时代，环保是一个沉重的时代命题，环保部门肩负着我国的环保大业赋予了环保部门必须有所作为的巨大使命，但许多基层环保部门有心无力，诚如业内人士所称，“基层环保局这个猫呢是地方政府养的猫，它这个猫能不能捉耗子，捉几只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不是环保部门说了算。”此言非虚。在当前的体制架构下，基层环保部门由于人财物的掣肘，“仰人鼻息”似乎难免，关键时刻往往很难有所作为。在这一情境下，有论者纷纷呼吁，目前急需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运作，环保部门应垂直管理，应赋予环保部门强有力的执法权。
其实，权力的品质关键不在权大权小，不在权轻权重，而在于手握权柄者是否干净，有无贪腐，是否善待、善用权力。杭州环保系统腐败案，就为我们呈现了这一鲜活的负面标本。
环保部门即便不是炙手可热，不是权势煊赫，也拥有“制胜法宝”——“环评协作费”。按环保法规定，建设污染环境的项目，涉及污染的企业开办、合并、扩建、转让等，均需经环保部门的审批。而审批前，则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此即众所周知的“环评”。通过“环评”大发不义之财，这也成为杭州环保系统贪腐者屡试不爽的牟利路径。
此外，在“生态补偿专项资金”上，这些蠹虫们更加肆无忌惮、恣意染指。杭州市财政划拨2亿元，补偿重点排污单位治理污染源及环境污染。如报道所称，高达2亿元的专项资金，设立伊始，审批权就一直缺乏有效监督。这笔钱安排给谁、安排多少，全由环保部门自己掌握——在七八年内被环保系统官员频频以虚报项目手段，任意支取。
值得追问的是，杭州环保系统腐败案为何涉案人数如此众多？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形成了息息相关的利益联盟，一是贪腐官员们在利益面前，“相互介绍、彼此感染、又彼此熟悉”。二是一些环保部门负责人，把非法牟取的钱财纳入小金库，用于职工福利。
由此可见，权力再小，在弱势的企业面前，也具有合法伤害的天然优势，只要握有权柄者心术不正，就必然导致权力滥用。权力如果失去监督，就会持续走向恶性膨胀。而且，当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就会滋生为“圈内人”所共同遵循的潜规则，在潜规则的支配下，群蛀现象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产生负面影响。
该如何避免权力的变质和腐化？只有在阳光下，权力操作才没有阴影。,在阳光下运行”是指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权力的设置、权力的操作、权力的制约监督，以及权力机关及其人员权力行为的施发，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不为人知或失去制约的暗角或死角。对待权轻的部门如此，对待权重的部门亦是如此。惟有运用监督手段降伏权力这头猛兽，握有权柄者才不敢胡作非为。
人民时评：爱情诚可贵，金钱价更高？
李德民
古今中外，爱情都是个永恒的主题，是个令人心醉的主题，但今天谁要谈爱情，似乎让人感到有点“酸”，有点“肉麻”。但笔者看到一份《广州人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变迁分析(1999-2007年)》的调查报告，从中又引出关于爱情的话题，因为，从这份报告中看到爱情已经被金钱远远地甩在后头。
这份调查报告，是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研究人员11月12日在广州开幕的首届全国和谐家庭高层论坛上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的数据表明，如果把金钱、事业发展(个人事业)作为参照物，2000年之前，人们对爱情的重要性比例高于金钱和事业发展，比如1999年爱情还排在第5位，金钱排在第6位、事业排在第7位。可是到了2000年，爱情就落后到第6位，而金钱已经上升到第4位，在接下来的2002年到2007年，爱情的排位都在金钱和事业之后，到2006年，爱情就被甩到了第11位，从趋势看，今年还将被往后头甩。
调查报告中还显示，在男性受访者中，认为婚姻与事业重要性的比例基本相同，但在爱情与事业中，更多的男性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要，而女性把金钱看得更重要。2007年以前，女性对爱情的重要性比例一直高于事业，今年出现了细微变化，事业的重要性比例在受访女性中开始略高于爱情。有专家指出，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反映了现代女性越来越独立，事业心随之加重。
很显然，近几年来的调查数据和发展趋势都表明，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把金钱看得比爱情重要，金钱把爱情远远地甩到了后头，在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中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爱情，尴尬地落到今天的第11位。何况，除了金钱和事业，排在爱情之前的还有七八个因素，神圣的、纯洁的、可贵的爱情，真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此，这也就值得议论几句了。
笔者很不愿意正视爱情被金钱远远甩到后头这一令人难堪的现实，不愿意让金钱亵渎爱情，但愿这份调查报告仅仅是一份未必全面反映全国情况的一个特例，广州毕竟是经济发达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笔者还希望他们的调查有“水分”，现实也许并非如此。很可惜，现实尴尬地摆在我们面前，虽尴尬却也是现实，而现实必须正视。看看京、津、沪等大城市，看看其他相当多地方，金钱确实如日中天越来越“牛”，而爱情却低声下气越来越“熊”，不敢说金钱把所有人的爱情都远远甩在后头，所有人都把爱情排在第11位，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爱情以及婚姻、家庭，金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垄断性的。
今天，面对这个现实，我们议论爱情与金钱的关系，姑且不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爱情是婚姻、家庭基础的高论，也不附庸风雅去讲英国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感人故事，只想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金钱真的比爱情更重要吗？
广州的调查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笔者不得不承认这个很不情愿承认的结论，但认为这也是个必须改变的结论。道理很简单，爱情是甜蜜的，金钱并不全是蜜；婚姻是幸福的，金钱并不全是福；家庭是和美的，金钱并不全是美。这个简单的道理还有必要往深处讲吗？我们耳闻目睹的喜剧、悲剧还少吗？难道非要到多少年后再去总结深刻的教训吗？
人民时评：官员“真的假学历”与“假的真学历”
蒋萌
平时不学习，学历年年涨，千方百计利用手中权力与公款，与某些高等教育机构“合谋”，短期内实现“学历大跃进”——近年来，某些官员的学历造假似成“气候”。面对变了味的“仕而优则学”，质疑批驳不断，可一些官员依旧“我行我素”。
一些官员学历造假“动力”十足，根源在于“学而优则仕”。在一些单位，年轻是宝、学历是金，成了提拔升迁的“硬杠杠”。知识化、年轻化固然是推陈出新，引领改革的积极因素。但僵化理解，偏颇执行，也令某些“不达标者”动起歪脑筋。胆子大的，打着“他山之石”旗号，飞赴国外高校“公款镀金”；“团结进步”的，领导班子集体脱产“充电补脑”；图省事、懒得亲自出马的，派秘书“亲信”上课、替考；“位低权轻”的，也得办个假证“看齐充数”。正如政绩工程徒有其表，无论是“真的假学历”，还是“假的真学历”，皆是“驴粪表面光”。一些“升迁标准”，让某些人钻了空子，令正直者难抑不满，甚至“近墨者黑”。
对于学历造假，某些干部“有恃无恐”，则是出于查处力度有限，惩罚诫勉不力，难以以儆效尤。公款“镀金”与培养干部，被一些人故意混淆；某些领导自身就有“小辫子”，调查追究也无法“独善其身”。迁就纵容，上行下效，既然公款吃喝玩乐“不算腐败”，边界模糊的“公款上学”，更让某些人产生“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当然，没有某些高校的“积极配合”，官员混文凭恐怕也难得逞。一些高校硬件建设大干快上，负债规模惊人，教师薪酬向“发达国家”看齐，逐利冲动愈发明显。各类“总裁培训、精英讲座”如雨后春笋，“MBA、哈佛教案”遍地开花。如果这仅仅是“市场化”培训，倒也无关痛痒。但一些高校对商业讲座授予“专业文凭”，对高价买文凭一路绿灯，不仅令知识与学历大量注水，也严重扰乱了公正公平。亦真亦假的学历，轻则导致“滥竽充数”，重则更可能阻碍改革创新，掣肘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文凭与学历，只能证明学业与应试水平，不一定等同于实际能力。鉴于高分低能、注水文凭等现象，政府部门在选择、提拔公职人员时，更当以实干能力、民生口碑为依据，“不拘一格降人才”。至于某些官员的“问题学历”，首先是诚信缺失、价值观偏离的体现。倘若此种人仕途升迁越高，掌握权力越大，侥幸心理就越强，“衍生”危害也可能越大。所以，必须给予高度警惕，严格界定公费读研标准，审慎筛选海外进修资格，严防个别领导“一言堂”，同时严查学历腐败，严惩公款“镀金”。
十七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任何教育都不是做买卖，公立高校、民营办学，都必须恪守基本底线——不能赤裸逐利、陷入“钱眼儿”！
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社会各界都必须坚决对“问题学历”说不！
人民时评：公务员报考“大热”的忧思
公务员报考大热，热气炙人，有关消息不断见诸媒体。大家都想考公务员，背后定有“玄机”。玄机是什么？
笔者认为，有些道理闭上眼睛都想得出。一是市场决定论。即。现在学生求职太难了，因而，“有枣没枣打三竿再说”，有报考机会就报上呗，这就容易造成“塞车”现象，容易导致人满为患。二是人性决定论。即，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有好的职业，肯定要去闯一闯的，想，那些在职白领去“考公”，便属此类。这后一点，正是我们要多说几句的。
改革开放以来，就业渠道大开，就业的“出口”大大增加，国家也采用各种政策加以引导，比如鼓励大学生到偏远地区工作，到农村等艰苦地方工作，鼓励他们自创公司自谋职业，去民企外企工作等。但尽管如此，就业趋向仍是一个社会风向标。
若干年前，人们想参军，就是因为这是又有“名”又稳定的职业。改革开放后，有一阵子“下海”成风，连端“铁饭碗”的公务员也一试身手，那是因为改革初期，人们看到了市场的力量，也就是金钱的力量，物质的杠杆使然。如此等等。而今天，公务员职业大热，这里头的原因何在？不消说，肯定目前公务员职业好。好在哪？起码是稳定，有发展空间，有“权”，另外，也与这几年有关政策向他们倾斜有关，比如涨工资，有些企业没钱，就涨不了，而公务员是旱涝保收的，有国家“力挺”着，铁得很。再如住房，社会上早就住房商品化了，但现在有些公务员还是能住上单位“分”的房。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现在不叫分，而叫这名目那名目，比如也要花钱。但花的却是小钱，与商品房比，便宜多了。所有这些，都是原因吧。
,考公”大热，应该说是好现象。但是，隐忧明摆着。最重要的，是要防止公务员再成“铁饭碗”，这会影响社会其他行业劳动者的改革发展热情，一定好处理好。如果别的行业都有危机感，而公务员只有优越感，这种“热”就是危险的。前些年对国家机关的那种低效率、铁饭碗的诟病，人们可是记忆犹新啊！
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发出议论，要求将热得发烫的“考公”降降温。这是忧国忧民之论。有关决策部门真的应当重视了。
人民时评：小小村主任，引得“大款”竞折腰？
李德民
,先不说别人，我本人就贿选。连买选票带吃喝，砸进去150多万元。”北京市通州永乐店镇熬硝营村村民白金福当着另外几名村民的面向媒体反映：在今年夏天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作为候选人的他曾花费150余万元贿选村主任，但最终落败。
今年42岁的白金福，在这个只有1000多名选民的村庄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个人资产上千万。他之所以巨资贿选，据说是为了当选后能监督村里的财务，达到权力平衡。
据白金福反映，他的竞选对手即新当选的村主任也花费巨资购买选票，花的比他多。6月29日候选人提名选举，白金福与杜友俊并列出线，两人共同争夺村委会主任一职。在村里，杜家也是个大家族，杜友俊是这个家族里的精英人物。他经营一个占地上百亩的管道制造厂，平时经常包揽当地的工程。据反映，杜友俊也是村里的“实力派”，社会活动能力很强，跟当地很多权力人物都有来往。
白金福还谈到他们二人竞相贿选的许多详细情况，包括贿选的“选情分析”、“战略战术”，比如怎样争取“中间选民”、怎样“现场应变”、怎样“善后”，等等，花样繁多，手段巧妙，千方百计要当那个村主任。一定程度上，得感谢白金福的坦率，披露了这么多丑事。不知道白金福所说的是否真实，更不知他的竞选对手是否认可这些。如果两人都承认这些事实，或者调查证明这是事实，那就是一起不折不扣的贿选事件，而贿选的这两个“主角”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腰缠万贯的“大款”，还都是村里人多势众的大家族。若是小康水平的村民，即便想去贿选村主任，也掏不出那一大把钱；若是小家小户，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投票。
如果白金福所说都属实，这个村的选举就同金钱挂上了钩，这就不是民主选举、公正选举，更不是合法选举，相信有关领导机关是会严肃查处这一事件的。按说，村主任是最基层的一个干部，一个芝麻、绿豆般的小“官”，可是，它竟然如此诱人，引无数“大款”竞折腰，成百万地“砸”钱。那么，白金福、杜友俊这些“大款”为什么非要争当这个村主任呢？真是要当公仆，要执政为民吗？真的如白金福所说，他虽是商人，但参选不是为了捞好处，考虑的是如何平衡村委会中的家族势力，以“造福村民” 吗？如果真是如此，那是学习榜样、先进典型了。很可惜，从笔者看到的报道中，还没有明确的、足够的事实证明他们有那么纯洁的动机和高尚的目的，很难说没有私心。
有一点事实是明摆着的，当地已正式划为开发区，熬硝营村有很多工程建设，村里现有的2700多万元征地款也会派上用场。退一步说，即使没划为开发区，即使没有那一大笔征地款，村主任这个职务在有些心术不正的人眼里也是一块“大肥肉”，大有好处可捞。要看到，违法贿选村干部、家族成员世袭村干部、黑恶势力控制村干部的现象并非绝无仅有，有的地方贿选更严重，甚至不惜杀人夺命。有些人没有白金福的勇气，敢于在媒体曝光。在贿选中，赢了，弹冠相庆，准备大捞特捞；输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并非危言耸听，媒体曾屡有报道。
先富裕起来的村民，是有一定本事、有一定财力和威信的能人，如果遵纪守法走正路，经过民主选举当上村主任，对于全村的工作，对于带领村民致富，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法律绝不容许贿选，绝不容许权利和金钱挂钩。凡通过贿选上去的干部往往是贪官，他们上台后肯定要加倍把贿选的花费再捞回来的，自然是从群众身上捞、从国家利益上捞。贿选之风不可长，此风祸国殃民，此风遗害无穷。
"铁打的规划流水的官" 领导一换,规划不能再重来?
日前，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规划院院长会议上，针对城市规划发展中存在的“领导一换，规划重来”的问题，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强调，“城乡规划一经批准，不得随意修改，特别是不能因为地方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更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的意见擅自修改。”（11月28日《信息时报》）
规划一旦制定下来，就应该花力气将规划中的内容，一件件、一桩桩地分解开来，落实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规划的指挥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在规划界内部流传着“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的一句话”、“规划没有变化快，变化没有电话快”之类的自嘲。
“领导一换，规划重来”，透露出时下规划的尴尬困境。这些不按法定程序，随意变更和干预规划的做法，严重破坏了规划的严肃性，导致规划在实施中扭曲变形。这种“规划”折腾得越多，吃苦头的是老百姓，丢分的是政府。
政府规划一经人大通过，就成了一个地区带有法律效力的发展蓝本。是否遵守并执行规划，是衡量政府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建设部的此番表态固然值得赞赏，但从根本上讲，只有经过公众广泛讨论的规划才更有权威性，实施起来也更容易得到支持。反过来讲，如果公众参与规划作为必经程序建立起来，领导要随意改变就比较难了。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领导一换，规划重来”问题，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
时评：劳资关系，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
尽管劳动者普遍对新法努力矫正劳动力市场试用期滥用、短期合同盛行的做法表示欢迎，但是另外一种担心也挥之不去：资方用工成本如果增加了，会不会反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为了保护劳方利益而加大资方压力，用人单位没有贯彻落实的积极性或者干脆找法律的空子进行规避，做出一些“合法不合理”的事情，会不会反而导致劳资双输的局面？
从2008年1月1日起，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作为一部涉及劳动者基本就业权益的保障法律，新《劳动合同法》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理所当然。但是，从华为的7000人“辞职门”事件开始，去年年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突击裁员风波，而有关用人单位花钱买断老员工工龄避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或纷纷改用劳务派遣形式导致劳资纠纷的新闻亦不绝于耳——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竟引发资方如此强烈反应，让人始料未及；旨在加强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却让不少人丢掉了饭碗，更是令人错愕不已。
用人单位究竟担心什么？作为资方，中国首位女首富张茵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面对媒体，她毫不讳言，新法实施为之过早，而且法规过于保护劳工，这对企业的发展是种障碍。而来自外商的反应也颇为激烈，甚至发出了“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的威胁。因此，尽管劳动者普遍对新法努力矫正劳动力市场试用期滥用、短期合同盛行的做法表示欢迎，但是另外一种担心也挥之不去：资方用工成本如果增加了，会不会反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为了保护劳方利益而加大资方压力，用人单位没有贯彻落实的积极性或者干脆找法律的空子进行规避，做出一些“合法不合理”的事情，会不会反而导致劳资双输的局面？
以当前争议最多的“无固定期限合同”为例。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除了法定事由，就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条款被调侃为：原本想用“包办婚姻”的形式稳定劳资关系，却导致了“离婚潮”的更快出现———因为在企业理解看来，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部“就算性格不合也不许离婚的《婚姻法》”，企业害怕自主用工权丧失是毋庸讳言的。尽管连日来法律专家、主管部门纷纷出来解释说，“无固定期限合同”不是要重新回到铁饭碗的时代，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固定工”形式的再生。但是，就算按照“法定事由”，比如，怎样才算是“不能胜任工作”呢？站在企业的立场和员工的角度，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企业可以说认为你“不能胜任工作”，但员工会说，这不过是裁员的借口。在认定标准模糊、相关细则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难免认知不一致，导致劳资纠纷的发生。而在整个社会向劳工、弱势群体倾斜的思潮下，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企业的败诉率也是相当高，以上海为例，去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87%。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免麻烦上身，尽量减少长期固定劳资关系的产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企业的误读，也完全是来自现实的忧虑。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定法律本来的好意。中国的劳资关系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劳方弱势明显，理应作出调整；短期用工现象普遍、正常工资增长机制尚未形成，理应进行规范；劳动力市场用工黑幕广泛存在，企业违法用工成本低下，理应扭转矫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劳动用工法》意在稳定用工关系、加强劳工权益保护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在或多或少将增加其用工成本的情况下，出于劳资关系和谐均衡的考虑，我们也要考虑，企业是否也能从中受益呢？一部好的法律能够得以贯彻推行，绝不是简单的跷跷板式的“零和博弈”调整，也不是仅仅靠劳工保护倾向表达就可以达成的。对于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来说，“双赢”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当然，也只有和谐，才能创造出双赢。
不难看出，新《劳动合同法》是想要以法律的强制手段，扭转目前的劳资关系失衡状态的良苦用心。虽然有关人士出面表示，只要企业不违法，就不会增加用工成本。但是，靠增加资方违约成本，是否就能改变劳资力量对比呢？一年前本人写过的一篇楼市宏观调控文章已经道出了这个道理：寄希望于增加交易成本以抑制投机是多么的不现实；同理，寄希望于增加违约成本以牵制企业，同样可能过于理想化。增加交易成本的结果，是上家不断将成本转移给下家，因为楼市需求旺盛的格局没有改变；那么，增加违约成本的结果，会不会导致同样的成本转嫁呢？毕竟，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市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同样，以法律强制稳定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就一定和谐健康呢？这里面恐怕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在美国，尽管劳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fire and hire（解雇和雇佣）在人们看来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劳动力的正常流动不仅促进了劳动者技能的周期更替，也有效地抵御了经济的周期波动，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也会理解，Fire for Hire（解雇是为了再雇佣）。但是，人家这一切，是建立在健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基础上的。所以，假如一味强调劳资关系长期稳定，而政府却不在社会保障、福利方面能够切实有所作为，也难免会招来“政府是把社会稳定和职业保障的责任转嫁给企业”的质疑。更重要的是，一旦全社会的职业培训制度不能跟上，形成“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用工氛围，那么真的很有可能出现张五常先生说的“懒人经济”情形。
重视劳工权益保护，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无疑是一种进步；而企业在新法实施前，纷纷裁人或者想办法回避，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是对法律的敬畏。比起12年前旧法在实践层面的寂静无波，我们实在是应该感到欣慰。但是，在整个劳动力市场用工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以前，所有的欢呼可能都还为时过早。19世纪末期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先生提出两个概念“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前者是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而后者则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的情况下，又能同时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对于中国的劳工权益保护，我们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难题：如何从“帕累托最优”向“帕累托改进”过渡。这也是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际，有关方面在准确解释法律之余也必须思考的问题。（支玲琳）
新华时评：吵吵“拐点”不如扎实去抓“要点”
先热后冷的市场行情，使得2007年的楼市仿佛坐上了“过山车”，而目前的“车向”已从前三季度的迅速爬升变为掉头往下，各一线城市房价降温或交易惨淡之相给这个冬天平添了几分“寒意”。 (资料图片)
新华网杭州１月３日电 （记者 黄国文）近来有些地方楼市趋冷、房价趋降，房价“拐点”一时成为一个热议话题。房价“拐点”是否到来？各方吵来吵去，莫衷一是。这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群众缓解住房困难的翘首期盼，值得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百姓急盼房价“拐点”，其实是急盼赶快摆脱眼下的高房价煎熬，真正租得上房，买得起房。这正好提醒有关部门怎样才能尽快为老百姓解住房之困，切实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住有所居”的目标，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尽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大力度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这才是民本政府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工作“要点”。
抓好加快发展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个“要点”，头一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各级政府部门要舍得地方财政“出血”，下决心把更多更好的土地资源抽出来，以充分保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需要。
同时，还应解决保障性住房因地段偏远、生活配套不足、“经济”但不“适用”等矛盾问题。杭州市最近的一些做法颇具新意：他们一改过去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用地“见缝插针”、零散安排的做法，选择几处和城区靠近的地段，建造几个超大型保障性居住区。这样一可以集约使用投资搞配套建设，节省成本，争取少花钱多办事；二是方便居住区和地铁、公交线路等衔接；三是集聚“人气”，有利于商业企业在此经营，形成服务—盈利—更好服务的良性循环。
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一“要点”还有非常要紧的一条，就是要确保这类住房能真正送到广大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众手中，为他们“雪中送炭”。杭州市新近也采取了新措施：在严格设定保障性住房申购资格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抬高“门槛”，并增加出台新的具体政策严控此类住房的交易转让，防止有人钻空子从中侵占好处。
总之，只要政府部门忧百姓所忧，在“民生”问题上真正有心、用心，确实做到以人为本，在抓保障性住房建设中碰到的矛盾和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