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专题电子教材目录一．收入分配专题收入分配新观察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
“机会不平等”是问题关键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印度工资涨幅为亚太之冠城乡分配:农民工需要“公平起点”
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摸清财富“底数”对症下药在依旧的格局中“心态渐变”
二．文化（网络文化汉语热传统文化）专题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网络文化冲撞做好网上群众工作掀开“网络警察”的神秘面纱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国际“汉语热”观察
“汉语热”：商业潮流下的文化期待对外汉语教育之困汉语正成为“通用货币”
弘传中华节著名学者冯骥才谈过年中国人要过中国节安心踏上回乡祭祖旅程刻画自强与爱国精神的端午节象征团圆与丰收的中秋节一．收入分配专题收入分配新观察
在持续困扰我国的体制痼疾中，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位列其间。而绵延多年的高关注度，则使有关于此的“研究和分析”汗牛充栋。
这是我们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的起点，同时也成为我们企图“出新”的巨大陷阱。
事实上，就在笔者于三组《瞭望》新闻周刊专题调研中遴选当下理应关注的“收入分配”主线时，始终困扰于三点：一是这一被关注了十多年的老问题，目前到底解决了什么？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这一问题有了怎样的最新演变？三是解决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隐含在这两年密集出台的“和谐政策”中，比如城市最低工资，比如社保全覆盖，比如对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比如引发争议的《劳动合同法》颁行，乃至对垄断行业工资的“封顶”动议等。
无疑，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底层焦虑，但相对于那些暴发式的财富窜升者(比如房地产商，比如垄断企业随便一个中层干部，比如煤老板、油老板)，即便是有高等学历，在竞争性行业兢兢业业本本分分挣钱的“中产”们，也常常深感自己在“金字塔”中的不断下沉，更何况数量庞大近乎无限供给的简单劳动大军？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最新演变，仔细阅读会发现其在本组专题中若隐若现。比如“不合理分配格局渐呈固化”，比如“贫困的代际传递”，比如“企业分配向资方倾斜”，比如“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等，这些本该被系统梳理，但受限于调研条件而略显零碎的内容，实际上是改革发展到今天，诸多体制弊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渗出的“结石”。
至于第三个问题即“解决之道”的答案，则体现在有关专家对“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厘清之后，即目前引起人民不满的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机会不公”和“竞争过程中规则不公”所致，比如权钱交易，比如以属于全社会的廉价资源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垄断行业等。
机会公平，也即起点公平，当然会极大减少不合理收入差距；那些因勤奋程度和个人禀赋不同形成的适度收入差异，则有益于社会进步；而在公平起点上由先天差异造成的过大收入悬殊，则恰恰是二次分配及社会救助的工作范畴和存在理由。
这样的分析之后可知，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解决之道，即是通过深化改革，革除那些源源不断形成“机会不公”和“过程不公”的体制机制弊病，而不是“仅用民粹主义方式去炒作和应对，把问题弄得越来越乱”。
革除体制之弊，当然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潘燕）
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
“收入差距扩大，分配秩序混乱”有着转型期深层的体制机制原因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国军殷耀收入差距日渐扩大的痼疾，虽被紧锣密鼓出台的民生政策不断校正，但转型期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及尚存欠缺的调节机制，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呈“全范围、多层次”扩大之势。
《瞭望》新闻周刊年前深入田间地头、工矿企业、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调研发现，尽管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建之于绝大部分群众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但日渐扩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还是对社会和谐及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如何对无序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节，事关发展全局。
当前收入差距不合理现象有何具体表现？其背后深刻的体制机制根源是什么？解决的切入点又有哪些？就此，《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李爽等机构的相关研究者，以期获得权威的分析与判断。
分配不合理五大表现虽然各方对目前我国收入不合理程度的估测不同，但对“差距不断扩大”的共识却相当高。《瞭望》新闻周刊经过深入调研采访后，将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不合理表现主要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首先是“四过大”和“一低一慢”问题。
苏海南告诉记者“四过大”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国家发改委2007年初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对此有详细的数字分析——城乡差距：2005年我国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地区差距：2005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比上一年拉大462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拉大545元；行业差距：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不同群体收入差距：2000年到2005年的五年间，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从4.6倍上升到9.2倍，扩大了一倍。
在这“四过大”中，行业间收入差距与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情况呈加速化倾向。
“一低一慢”，是指普通职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仅过低，而且增长慢，过大的收入差距，甚至使“平均工资”指标难以反映普通职工真实的收入增长状况。
以北京为例，2006年北京市年平均工资为36097元，但有60.7%的职工达不到这个平均数；从全国来看，我国2002年至2004年的三年中，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
一些企业工人对本刊记者说：“这年头，职工收入增长在爬，社会保障在晃悠，只有物价在飞跑。”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加速，至今仍呈逐年扩大之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目前的城乡差距已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差距。
其次是资本分配太多、劳动分配太少，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偏移。李爽介绍，2003年我国劳动分配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7.6%，2005年则降为41.4%，两年之内下降16个百分点。与此对应的则是资本分配的比重提高，达到了1/3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2004～2006年的统计显示，职工工资占GDP比重分别为10.6%、10.8%和11.1%。
三是国家和企业储蓄增速明显快于城乡居民储蓄增速。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主持的课题组最近作出的中国储蓄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企业的储蓄率在稳步上升，政府的储蓄率也呈急剧上升趋势，而居民储蓄率则在下降。
四是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约为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介绍说，近年来，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尽管财产分布差距是收入差距逐年累积形成的，但目前的情况是多数人还不具备依靠财产改善收入的条件。高收入阶层在股市、房市等方面的加速扩张，将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不合理状况。
五是尽管改革使大多数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但受益最大的和受益最小的群体相对固定。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来讲，由于医疗教育改革偏差，使中低收入者医疗教育负担过重，加上住房以卖代租和房价暴涨，使他们受益较小。而极少数的部分群体受益较大。王小鲁从家用汽车拥有量、出境旅游、住宅、银行存款分布差距等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指标测算，我国高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持续增长超常，国民收入分配呈向高收入阶层倾斜态势。
分配秩序伤及公平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是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列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在当前亦表现极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由于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等各个环节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长期实行市场与计划并行的“双轨制”，同时又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从而造成制度上的诸多漏洞，成为权钱交易、损公肥私的孳生温床，一部分人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形成不公平分配。
受访的专家学者认为，分配秩序混乱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分配主体方面都有涉及。具体表现为：
政府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国有资产和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纯收入大量流向个人，形成“工资不高、收入不低”现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李爽主持的课题研究发现，政府机构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及所属行政机构和事业机构，利用制度漏洞，通过合法途径，收取名目繁多的税外费，形成大规模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的税外收费规模约为税收收入的1～1.5倍，形成“税小费大”的不合理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寻租活动又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寻租重点领域开始由项目审批转向土地开发审批，寻租方式也在由单纯收受钱物开始转向直接介入投资和经营，获取赢利收益。
部分企业以不正当行为侵蚀国家和公众收益。某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勾结不法分子，把国有企业转制当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以侵蚀品牌权和专利权、低价评估、降价转让或拍卖等形式，把国家所有的有形和无形资产转为企业或个人所有；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现象仍然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依然存在，在国企公司化改制中产权制度改革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对管理层个人的收入分配激励普遍超前；在其他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设立多本账现象较多，偷税、漏税、骗税问题严重，将巨额应纳税资金转为企业盈余。
居民个人不规范收入缺乏约束。一是国企职工享有的补贴、津贴、奖金、实物分配等制度外收入名目繁多，难以搞清真实情况，更谈不上有效约束；二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职务消费大多采取实报实销的形式，不受约束，弹性很大；三是地区间、行业间、单位间从业人员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拉大，与个人能力和质素分布不匹配；四是私营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约束。部分用人单位确定劳动者工资水平随意性较大，是分配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的表现。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到正常劳动力价值之下，并且经常被拖欠；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不仅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职务消费。
政府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乱”，名目繁多的工资表外收入接近甚至超过工资表内收入。尽管国家近年对公务员工资实行了改革，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有了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些地区奖金津贴名目繁多，如季度奖、年终奖、业绩奖以及各种过节费仍然保留，有的地区实行了车改，有的地区没有实行；有的地区以经济适用房的形式解决公务员的住房，有的地区以货币形式给予补贴，差别很大。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状况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财政全额拨款，有的是差额拨款，有的是自收自支，有的是既享受全额拨款又利用自身条件搞创收，其结果是不同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大相径庭。
非透明、非规范性收入不同程度存在。包括灰色收入或隐性收入等工资外收入的比重较大，导致实际收入差距比工资差距要大得多。王小鲁主持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2005年非透明、非规范性收入大约有4.8亿元，约占当年GDP的26%。王小鲁认为，加上大量的隐性收入，全国城乡居民最高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达到了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存在制度缺陷，一些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能按时扣缴，而对一些不靠工薪的高收入者往往存在征管漏洞。
两次分配均存制度缺陷根据李爽、苏海南、王小鲁以及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专家们的分析介绍，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缺陷表现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行政支配性、秩序混乱性及公共福利短缺性。
初次分配的缺陷主要是起点和机会不公，且缺乏制约。
专家认为，在资源占有和配置、资金分配和融通、市场准入等关乎初次分配起点和机会的基本制度方面，尚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的待遇差别；存在公共支出和土地、矿产等公共资源管理不规范问题，像政府主导的固定投资在资金管理方面有着诸多的制度漏洞，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进入市场缺乏透明，产生权钱交易和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等等。这是当前初次分配领域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在工资制度与政策方面，一些专家认为，存在着体制内按劳分配带有浓厚行政色彩和体制外分配混乱并存的缺陷，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实现形式和机制尚未破题。由于要素市场不健全，使得各种要素的贡献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场价值加以实现；由于存在着劳动者劳权保护制度缺位、社会弱势群体劳动权益的保护不足等问题，按劳分配在我国目前劳动力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成为“空中楼阁”，劳动力价值长期处于被资本严重剥夺的境地。
再分配的缺陷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税收制度与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政策等方面。
从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来看，鲜明的城乡差别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缺陷。除此之外，社保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覆盖面不足，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几乎都存在覆盖面过窄的问题，受到保障的主要是城镇正规单位职工，而非正规部门和非主流群体基本没有或只能享受部分社会保障。二是制度不统一，除城乡的制度性分割外，在城镇还存在着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制度差别，实质上是社会保障的“双轨制”。三是缺乏制度保障，社会保障执行标准的确定和执行还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目前在很多地方实际上不是生存标准，而是政府财力标准。
从税收制度与政策来看，我国目前的税收调节制度还只是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已开征的财产税还只有房产税一种，且仅就城镇房产征收，而遗产税和赠与税还尚处空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国人大对《个人所得税法》的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的内容及监管规定进行了新的修正和补充，但在现行所得税分类征收方式下，由于缺乏对多种形式的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有效的监管手段，致使出现了富人少交税、穷人和工薪阶层多交税的逆向再分配局面，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政策来看，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不明确，调节功能微弱；二是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包括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不清晰；三是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范围模糊；四是转移支付形式繁多管理分散。□
“机会不平等”是问题关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等专家认为，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
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陈国军殷耀）
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
企业收入分配日益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利润挤占工资”现象较为严重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书云王振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7年11月公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指出，中国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报告显示，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在工业领域也是如此。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是企业利润的2.4倍，到2005年降到了0.43倍。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在辽宁、陕西等地调研也证实，由于缺乏对企业收入分配有效的调控手段，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利润挤占工资”的情况，制约了职工对发展成果公平、充分地享有，也影响了社会稳定。
受访的专家建议，重新调整劳动管理关系，构建新型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只涨利润不涨工资本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效益逐步提高，职工收入逐年增长，但增长幅度与企业效益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呈现出“低、慢、大、欠、挤”五大问题。
“低”指企业在岗职工工资收入增长速度大大低于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以辽宁为例。2007年上半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1倍，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6倍，地方国企增长4.2倍。而全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均工资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5.6%，其中国有经济单位增长17.2%。这其中还包括上半年调资及补发工资后增长明显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若扣除这一因素，企业职工实际的工资增长更低。
在资源效益明显的山西，省总工会提供的数字显示，“十五”期间，山西省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平均增长达64.7%，全省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仅为17.7%，而全国2002～2004的三年统计显示，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
“慢”指部分行业和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陕西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介绍，2006年陕西省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上年仅增长6%，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增长更低，一般年增长在4%～8%不等。由于忽视了津补贴标准的修订，像夜班津贴长达十多年没有进行调整，在年前，陕西省才把前夜班津贴由0.8元提高到3～6元，将后夜班津贴由1元提高到5～8元。而辽宁等省份还没有提高。
辽宁省辽阳市总工会对90家企业调查发现，有的企业10年没涨过工资，有的企业3年才涨20元，70%的企业平均工资低于全市社会平均工资，多数民营企业的月平均工资在700元至900元，仅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稍高。
“大”指企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据陕西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不完全调查，2006年全省高收入行业与低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为3.8倍；在企业内部，效益好的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在15倍以上，即使是微利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3倍以上。
“欠”指效益不好的企业大量拖欠职工工资。2006年以前，辽阳市累计拖欠职工工资2.8亿元，最长者达38个月。辽宁省的阜新市截止到2006年末，全市累计拖欠在岗职工工资1.28亿元，涉及在岗职工4万多人。
“挤”指部分企业为了完成利润指标或增加利润，而人为地挤占人工成本。阜新矿业集团劳动工资处处长侯传军说，企业曾为了完成经济效益指标，把本已核算进工资成本的9900多万元，用于冲销亏损，结果至今的企业工资成本仍然很低，仅占到企业总成本的26%。此外，多数私营企业主都有为了追求利润，尽量压低工资，降低成本的行为。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振宇研究指出，从职工工资占GDP比重情况看，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5.8%和10.7%，而2004年至2006年最近三年则分别10.6%、10.8%和11.1%，呈现下降趋势，这在一定层面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强化”了政府一方而“弱化”了居民一方。
劳动力处于分配弱势之所以出现“只涨利润不涨工资”，一线职工工资水平不高、增长不快的现象，王振宇认为主要与剩余劳动力稀缺程度有关。和资本、土地等要素相比，劳动力稀缺程度最低，在分配中难以敌过“强势”的资本，而我国目前对企业职工工资管理缺乏刚性，没有手段调控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让劳动力在分配中始终处于最弱势地位。
“企业自主分配”成了“企业主分配”，职工既“不敢”也“不会”争取工资待遇。按我国目前工资政策，“企业自主分配”原则已经普遍落实，但“职工民主参与”并没有落实。企业职工工资多少、是否涨、涨多少由老板说了算，职工不敢参与，工会不愿参与，在收入分配上没有发言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非公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成分、企业组织形式、就业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强资本、弱劳工”状态表现突出，职工权益极易受损。企业在分配上五花八门，想方设法压低工资，有的报账面亏损，有的盈利也不调资，有的过高确定劳动定额，不给职工递增工资。工资问题成为最突出、最频发的劳动关系矛盾，青岛市总工会初步统计，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中60%涉及劳动报酬、延长工时、劳动保护等方面。
“政府指导体系”不具强制力，宏观调控流于形式。辽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工资科科长邢安吉说，目前，政府用于调控企业工资分配的方式是定期公布具有参考性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工资指导线，引导企业的分配行为，这些手段缺乏刚性，加上劳动监察力度较弱，对企业的约束力微乎其微，企业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在具体的工资管理上，政府主要采取办理工资手册核定企业工资总额和对部分企业实行工效挂钩的办法。阜新市劳动和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工资科科长全英玉说，工资总额管理只能管住国企，其他成分的企业根本不按规定使用工资手册，在金融机构的配合下就能支取工资性资金，这个办法基本失效了。而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越来越少，享受面很窄，阜新市执行工效挂钩分配的企业由原来的上百户，已经下降到仅有20多户。陕西省劳动和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副处长冉志奎说，如今劳动部门根本介入不了企业内部具体的分配，对企业不合理的分配现象无能为力。
最低工资标准在保障职工最低收入的同时，却又剥夺了部分职工本应取得更高报酬的权益。颁布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少数具有法律效力的“硬杠杠”，却有不少企业就此只给职工发最低工资，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加点工资、拖欠职工工资等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企业劳动用工自主决定后，劳动定额管理较为混乱。陕西省劳动和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楚瑞秦说，一些实行计件定额的企业，定额偏高，计件基数测算不合理，导致职工劳动强度增大，收入隐性下滑。劳动部门却没权管理，也没有了制定合理劳动定额标准的职能。
由于管理失控，使劳动力在分配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导致职工工资收入较低，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辽宁省财政厅厅长邴志刚说，工资性收入作为所有收入的基础性收入，它的增长缓慢，不但影响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很难让更多的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直接制约了我国消费能力的提高，造成经济运行的非良性发展。同时，少数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加重了分配的不公平倾向。
构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采访中，部分政府劳动管理人士、工会组织和企业人士提出，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调整劳动管理关系，建立新型的企业内部工资增长机制，使职工共享发展的成果。由此才能真正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效提振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强力推进“法律完备，政府主导”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采访中，大家认识到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当前通过签订工资协议，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但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确，在企业内部难以单方推进。因此，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形成“政府主导，工会力推，劳资互动”的协商格局，当出现“本单位利润增长、本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当地政府工资指导线提高、本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四种情况之一，就可以进行增资协商的新型工资增长机制，并以此促进非公企业和新经济组织工会组建，从根本上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是建立和完善企业人工成本监测指标体系，改善职工工资与企业利润间的分配关系。定期向社会公布主要行业人工成本水平，防止部分企业以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为由，不提供准确的数据，侵蚀职工应得的利益。将工资指导线由指导性变为依据性，并细化到行业，明确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人工成本应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企业利润与职工工资增长幅度的关系。同时，根据经济增长状况、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按照国际惯例，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为职工平均工资的40%至60%，并及时调整。
三是规范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秩序，调节行业差距，理顺分配关系。合理控制经营者的薪酬水平，明确职工工资增长与经营者收入相联系，经营者工资超过一线职工工资一定倍数的，其工资增长不得高于一线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改变由于行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带来的分配不公，合理控制收入水平，使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与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保持合适的比例，防止差距过大。
四是建立企业“工资储备金”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职工工资不因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而发生大幅波动和拖欠。□
印度工资涨幅为亚太之冠
印度去年平均工资上升了14%～15%，成为亚太地区工资增幅最大的国家，预计今年将上升17%。SVB金融集团旗下SVBGlobal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印度是去年亚太地区工资增幅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居第二，增幅是8.2%。而日本和香港排在末尾，分别是2.6%和2.9%。
报告透露，印度本国公司的工资增长幅度比外国驻印公司更高一些，达到14.9%，而外国驻印公司是14.3%。保险公司的工资增长幅度达到17.1%；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工资增长达15%。软件公司为15.6%。工资增幅最小的行业是医疗卫生业和医疗产品业，增长幅度为12%。
知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HayGroup在一份有关世界工资情况的报告中说，印度高层管理人员的年薪为9.2万～12万美元。尽管低于西方国家同行，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印度工资的增长幅度高于西方国家。
报告指出，印度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和中央银行行长等的工资，低于一些私企中层经理的工资。印度总统的工资是每个月5万卢比(1美元约合41卢比)，同私企高层负责人数十万卢比的月薪相比微不足道。□（《瞭望》新闻周刊整理）
城乡分配:农民工需要“公平起点”
在初次分配中给1.3亿农民工以国民待遇，事关公平与稳定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殷耀陈国军农民工收入之所以成为收入分配调研焦点，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作为我国产业工人阶层的一部分，我国已有的1.3亿多农民工，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利益相对受损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如何看待目前农民工利益受损问题，改变这一现状的切入点又是什么？为此，《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等专家学者。
农民工利益受损严重权威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城镇职工年均工资以年平均增长率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同期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左右，剔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增长更加缓慢，城镇职工工资的绝对水平与农民工工资绝对水平之比已由2001年的2倍扩大到目前的2.8倍左右。2006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21001元，实际增长12.7%，而全国农民工外出务工年平均收入2006年达到11352元，同比增长9.9%，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进一步扩大。
农民工的利益受损不单单表现在“低工资”上，还表现在其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当前大部分受雇农民工没有任何正式合同，即便有“合同”也被因雇方设定苛刻条件；农民大多从事苦、脏、累、险的工种，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受工伤、职业病、疾病困扰的可能性非常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权益无保障；此外，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自身就业培训被忽视，子女教育、住房等生存条件很差，生活质量普遍较低。
分析农民工利益严重受损问题，接受采访专家认为除“劳动力过剩、农民工多从事简单劳动”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起点不公平”所致，即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待遇。
上述专家指出，1.3亿农民工再加上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他们的劳动权益和生存权利长期被漠视，他们的生活水平长持维系在一个低水平的层面上，只能使这一活跃于城市和乡村的新生社会阶层增加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其他社会矛盾。
因此初次分配一定要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国民待遇，为进城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的就业和生存环境，设法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
如何变“工地”为“家园”
魏杰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一系列政策性导向和制度性安排，使得城市只给农民工提供了就业的岗位，而没有给他们提供生存的条件，农民工在收入分配前面临的是一个不公平的起点，拥有的是不均等的机会。
采访中，高尚全等专家认为首先应解决农民工机会不公平的问题，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农民工问题。
其一，应把农民工视为城市新兴产业工人，着眼于破除劳动力流动中的身份性歧视，使劳动力的竞争在起点和过程中处于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同时，适应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切实形成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和体制，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就业机会权利平等、获得劳动报酬权利平等、享受就业社区公共资源权利平等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制度，逐步给予“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等待遇。
魏杰说，农民工应被视为城市人群的一部分，农民工和城市人口构成了城市人群中收入差别极大的两个群体。在城市中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是企业，解决其生存条件的应是各级政府。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新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已不再是副业，他们最终是要融入城市生活的，城市不应只剥夺他们的青春和劳动力，而应为他们的生存重新设计制度。苏海南说，今后在制度设计上要特别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农民工的生存公平问题。
其二，改变全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受访专家谈到，除了制度性歧视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歧视外，还存在一个社会歧视的问题，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往往被忽视，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从城市管理者角度而言，城市对农民工的流入采取的是限制或歧视的政策，在就业、入学、医疗、社保等基本权利方面得不到政府的援助，农民工权益处于无保障状态。从普通市民讲，则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偏见与歧视，认为农民工素质低、愚昧无知，抢了城市人的工作，破坏了城市的秩序，等等。
专家们谈到，这种歧视和偏见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反映是农民工工资屡屡被拖欠，而农民工维权时成本非常高，一些行政执法部门接到农民工的投诉时也拖而不决；另一个突出的反映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被忽视。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意见》的措施如果真正落实必将造福农民工，但现实情况是各级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还没有从思想根源重视起来。魏杰说：“应确立解决农民工生存问题的官员考核机制，因为目前农民工生存环境再差，也不在一个城市执政者的政绩考核范围，不考核就很难使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进入城市执政者的视野。”
其三，改变低工资高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切实提高农民工工资。专家们认为，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一些地区甚至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本之一，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把劳动力成本低廉作为优势，而一些企业往往以不为农民工缴纳各种保险、延时劳动甚至拖欠工资来追求其利润最大化。今后应通过自主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调整产业结构来体现竞争力，要全面转向节约型、技术进步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上来。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政府加强劳动执法、制定动态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并严格落实之，使劳动法由“软法”变为“硬法”，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基本待遇。
搭建“公平的起点”
高尚全等专家谈到，在目前农业仅占GDP比重16%的情况下，不可能支撑70%农业人口的收入稳定增长，政府的适当转移支付、消除城乡人口的体制性歧视，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随着农业收益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随着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多，那种农民工无论工资怎样低、劳动条件怎样差都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现象正在改变。因此中央要继续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城市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鼓励中小企业创业，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同时，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执政者应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国民待遇，当前应采取以下措施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一是要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平等的教育环境。可实行义务教育全国通用的教育券制度，国家按照学校提供的教育券进行财政拨款支持。同时大力发展公办和民办教育资源，采取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供给问题。
二是要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专家们谈到，房地产市场不应完全推向市场化，政府应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可以设定一个标准，租给在城市居住若干年的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通过补贴使他们向中等收入者过渡，然后廉租房再租给其他低收入人群。魏杰说：“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和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是城市执政者应该为农民工做的最紧迫的两件事，像为农民提供廉租房，我测算过，各级政府真正能重视起来，是有能力、有资金解决的。”
三是不断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农民工的各项权益。应逐步探索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基本医疗制度衔接的有效途径，加强立法和检查，强制用工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四是继续解决好农民工劳动工资问题。各级政府应认真贯彻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督促企业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保障金等制度和农民工工资稳定增长机制，严厉惩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根据行业、部门和地区特点，成立农民工工会，通过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通过政府干预、工会维权谈判形成农民工正常的收入增长机制。□
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
职工工资占GDP比重总体下降，倾斜的国民收入比重有待纠偏文/王振宇有关中国宏观税负是高是低的争论，某种程度上是国民财富如何在政府、企业和个人间分配的问题。
2007年5月《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全球排名第三，继2006年之后再次成为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税负痛苦指数为152，比新加坡的79.5高72.5个点，比香港的43.5高108.5个点。
针对这一问题，官方和学术界分别从不同层面作出了种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适中，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水平，尚存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论证主要认为“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还有一定差异；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较重，虽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但高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近3.7万亿元，而政府性基金和收费收入为1.3万亿元、社保保费收入0.7万亿元、土地收入0.7万亿元、国有企业税后利润0.2万亿元，政府非税收入总量约为3万亿元，几近税收收入，财政集中度超过30%；浙江财经学院王美涵教授测算，2004年全国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高于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上限25%6～7个百分点。
无论持何种观点，其核心均集中在“口径”选取上，这里面有小口径(预算内收入)、中口径(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大口径(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区别。《中国统计摘要(2007)》上的“18.5%”显然是“小口径”，客观上不能真实反映纳税人“负担”全貌；周天勇、王美涵两位学者披露的信息是运用“大口径”方法计算的。
究竟当前中国宏观税负是高是低，笔者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
首先，从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数据情况看，目前我国私营企业利润的中位数为21万元，而纳税额的中位数达26万元，二者相差5万元。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改革方针，除严征管之外，其余大都落实乏力。现在，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和小商贩面临着“税费”双重负担，纳税积极性不高，有不少企业甚至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逃漏税收和躲避收费。
其次，从职工工资占GDP比重情况看，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5.8%和10.7%，2004～2006年分别10.6%、10.8%和11.1%，总体趋降的占比走势，在一定层面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强化”了政府一方而“弱化”了居民一方。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难以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重要原因在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难以形成理性的消费预期。
第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的数据显示，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2004～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6%、19.9%和22.4%，远远高于同期GDP(不变价)增速，比现价GDP增速高3.9、4.5和8.5个百分点，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均低于GDP增速。由此推断，最近三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象有所增加。
综上，仅就制度内收入(预算内＋预算外)而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分配超过20%；如果考虑制度外收入(制度外基金、制度外收费、制度外摊派、集资和制度外罚款等)因素，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接近30%也是客观现实。
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如果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继续向政府一方倾斜，必然会加重税收负担，降低市场配置“效率”，背离税收“中性”原则，产生“挤出”效应，妨碍微观经济“基础”。所以，切实抓住当前我国经济良好运行态势，通过一系列科学化、规范化的税费改革等举措，适度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作者为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摸清财富“底数”对症下药
收入分配调节不力源于财富底数不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殷耀陈国军
“个人收入统计失真，财富底数不清”，已经被视为目前我国分配调节不力，甚至出现“逆调节”问题的重要原因。如何做好相关的基础工作，受访专家认为关键是尽快摸清财富底数，建立并健全收入分配的相关支撑制度，准确把握全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和演变态势，有的放矢地出台相应调控措施，通过有效调节彰显公平，抑制因垄断和腐败而滋生的分配不公。
财富底数不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等诸多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个共识是：目前由于缺乏基础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使得个人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状况难以摸清，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专家们以“不可治理”、“模糊不清”、“杂乱无章”来形容这种状态。
王小鲁等专家认为，现有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远未反映出真实水平，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水平。
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高收入户的收入调查特别困难，拒访率高，导致样本中真正的高收入户大量遗漏，覆盖率过低；二是高收入户对其收入的记载和陈述失真程度很大，低报收入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当涉及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时，通过常规方法的收入调查几乎无法获得真实信息。
王小鲁等学者通过不同的统计、调查、问卷等形式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目前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收入处于国家可掌控范围之外。一些专家则认为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城市居民收入中除工资总额部分是处于国家监控之中外，其余约2/3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处于国家的监控之外。此外，由于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不规范，银行监管体系待健全，许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漏洞多，我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介入了分配，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每年以不规范方式分配的财富比例相当大，收入底数不清、财富流向不明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孙立平、魏杰等人说，有这么多财富说不清是如何分配的，使得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无从谈起。孙立平说：“我认为基础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非常迫切，尽快使整个财富分配规范起来，由不可治理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状态，这是最重要的。”
调节“失效”甚至“逆调节”
采访中专家们坦言，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的不规范化，及最终分配结果的底数不清，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困难，在底数不清的情况下一些措施收效甚微，甚至显出调节“失效”和“逆调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无法对扩大的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控，甚至出现“逆调节”现象。高尚全说，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是政府重要的再分配职能，但在转型期由于税制不完善，我国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还远没有充分发挥，甚至还存在逆向调节的问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征收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税占45%～47%，而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同时也意味着工薪阶层承担了过重的税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二是难以摸清个人财富，致使再分配调节措施难以落实到人头。孙立平等人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关键是摸不清两头，调节措施难以控制的也是两头。现实生活中人们反感的是富人阶层所交的税少，与其拥有的社会财富的比例极不相称，但由于对于富人“不摸底”，政府很难采取有效措施“抽肥”用于再调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帮助穷人时，又很难准确辨别穷人和富人，于是出现了经济适用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能有效针对穷人，“瞄准率”低的问题。
三是垄断和腐败屡打不绝，缺乏从制度上预防和惩治的措施。魏杰说：“老百姓不恨那些靠自己能力富起来的人，恨的是官商勾结腐败获利，恨的是垄断专营暴利圈钱。我觉得解决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首先应解决垄断和腐败问题。这些年来中央十分重视解决这些问题，但为什么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关键是源头预防和惩治的基础性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比如现金交易不杜绝，一些罪恶性消费难以禁止。”
受访的大多数专家认为，与分配制度相关有很多制度如财务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不健全，交易中现金流太多，发票市场管理混乱，不仅使收入底数不清，而且也使垄断获利和腐败贪污变得“无据可查”，造成社会的打击成本越来越高。
建立基础是关键采访中，多数被采访者认为现在收入分配领域最应解决的是基础秩序混乱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基础制度缺失或失效而致。没有一个建立在信用基础上适应信息化、网络化管理，适应人员流动性大的公民号码管理体系，任何好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社会管理政策都无法落实，因此应抓紧建立相关基础制度规范财富分配。
首先，应加快建立真实可靠的国民收入记录或统计制度，为政府从整体上调节贫富差距和收入利益关系提供基础依据。同时，建立和健全个人收入监测体系，使每个人的各种收入如不动产收益、遗产收益、银行利息等收入，都能从银行、海关、公司、企业雇主等源头汇集到税务部门，以利于在基础依据真实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调控手段。
其次，从法律层面建立并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加快家庭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在银行存款、纳税登记、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统一代码管理。完善居民家庭储蓄存款实名制，建立家庭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实名制度，逐步建立全面的家庭收入申报制度。
其三，应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引导企业和居民减少现金使用并最终杜绝现金交易，同时加强账目、票据等基础性管理。这不仅可以打击防范洗钱、逃废债、偷逃税等违法犯罪活动，杜绝奢侈性的政务消费行为，还可以使国民收入的记录更加真实可靠。
其四，继续深化税收体制改革。高尚全谈到，应将目前单一的分类所得税制，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统一基本扣除标准，逐步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从个人过渡到家庭。对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要开征特别消费税。在总体降低宏观税负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赠与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实施。多位专家谈到，资源税是最基础的税种，我国资源税征收标准奇低的现象，导致了国家资源以权钱交易形式廉价为个人所有，等于是对国家资源和全民财富的剥夺。
孙立平、魏杰等人谈到，许多基础的记录和信用制度的建立是完全具有可操作性的。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于赊销的需要，逐步建立起以个人终身惟一的社会保险号为基础的信用制度，当时完全靠手工抄卡片进行。目前已进入计算机、互联网时代，完全可以通过建立信用制度等基础制度为突破口，为解决包括收入分配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奠定基础。□
在依旧的格局中“心态渐变”
近十年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格局未变，但内部结构和百姓心态变化明显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书云王振宏鉴于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本刊记者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曾三次参与新华社收入分配专题调研。记者在深入十多个省份的调研采访中发现，近十年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基本格局未变，而内部结构及不同群体的心态变化却日益显著，值得各方认真关注。
记者在深入工矿企业、田间地头及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采访中发现，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未见大的改变：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继续呈扩大之势，并出现明显的群体性特征。
2001年本刊记者采访这一问题时，学界不同的研究人员就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否超过0.4的国际通用警戒线，尚存争论。当时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9，从趋势分析接近警戒线，有学者则认为当时我国实际基尼系数已超过0.4。
尽管如此，大家仍能共识于不能简单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贫富问题，其只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还不足以影响到社会稳定。
2007年底本刊记者就此再次采访时发现，各方对远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46的基尼系数已没有异议，且普遍认为扩大的收入差距已对社会和谐构成影响。有学者指出，如果不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各类收入差距未来仍可能继续扩大，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记者进一步观察发现，十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虽未出现大的调整，但内部的分配结构日益失衡，人们的关注焦点也在随之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末，趋冷的经济运行致使国企改革步伐加快，大量的下岗人员和日益加大的就业压力，使得当时的行业收入差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人们更愿意比较下岗职工和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差距及腐败问题，而不像现在将不满更多地指向石油、电力等行政性垄断性行业。
2004年前后，伴随着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大家的关注点开始出现动向性变化：虽然对行业收入差距大家仍然议论较大，但高低收入阶层分化问题开始出现，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在城乡、不同群体间收入分化均日益明显。城市里开始讨论富人、穷人是否分区居住问题，社会各界把焦点更多地投放在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合法”的探求中，人们从“患不均”转移到“患不公”。比如，将腐败收入痛斥为扩大贫富差距的“第三次分配”，不满于公务员工资不透明、公共财政体制不改革，以及专项转移支付过多过滥等。
与此同时，投资理财及财产性收入开始出现，并初步显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问题，困难群体更加“弱势”化，并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要求反腐败进一步深入、公务员工资透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对国企经营者薪酬、公共财政体制，及地方行政成本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2007年底记者进行第三次收入分配调研时，恰值十七大刚刚结束。在这次重要的党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明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并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一重要论述。
记者调研时发现，在这一背景下，尽管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社会各方却似乎更趋理性。仔细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和为困难群体“兜底”的惠民政策；二是日渐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部分平衡了社会各界的心理焦虑；三是日益健康丰富的投资理财渠道，也使一些普通群众通过理财合法地增加了收入。
与此同时，社会对政府调节收入的有效性日益关注。物业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以及个人收入起征点、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等，都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
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汲取能力也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职工工资占GDP比重的总体下行，使“藏富于民”还是“加大转移支付”；中国宏观税负是高是低等讨论屡见媒体报章。采访中有学者指出，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将在加重百姓税收负担的同时，降低市场配置“效率”，背离税收“中性”原则；有学者认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制约了我国消费能力的提高。由于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水平下降，公平的缺失最终损害效率。
本刊记者观察认为，当前社会各方对收入差距拉大表现出的理性，一方面与中央加大社会统筹和保障性建设投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不无无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渐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变，很可能出现格局固化的情况，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快遏制这一势头，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为中央及各级政府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二．文化（网络文化汉语热传统文化）专题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
互联网是什么？任何一个定义在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面前都会显得苍白。对互联网的认识，未知的远远大于我们的已知。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网络正在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改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截至2007年12月，中国内地网民达2.1亿，而且正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网民世界第一”几乎触手可及。
作为覆盖广泛、快捷高效、影响巨大的大众传媒，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文化创作生产平台、文化产品传播平台和文化消费平台。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互联网已被公认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以及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上有许多积极的、主流的力量。同时，也遍布着许多“很黄很暴力”的角落，遍布着有着不同传播目的的信息。我们也在不停地追问：网络是一个巨大的染缸吗？
这个时候，探讨发展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探讨营造和谐的网络价值生态，探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传播，显得如此迫切和必要。
网络文化建设直接与“四位一体”建设紧密联系，其重要性可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观察：
经济建设方面，互联网已形成巨大的产业链，网络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
政治建设方面，互联网已成为了解舆情、沟通民意、引导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
文化建设方面，互联网要建设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
社会建设方面，目前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步入网络社会，网络成为联系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的重要载体，成为党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
网络传播无国界，具有天然落地的特点，隐匿性和交互性很强。对于网络文化，忽视建设，放松管理，有可能丧失对意识形态、经济命脉和传统文化的主导权，后果不堪设想。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形成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必然要求，成为顺应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必然选择。□（吴亮）
网络文化冲撞
许多网站一味追求提高点击率，从而为不良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通道。专家呼吁，作为网络文化生产与消费大国，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起网站评价的标准体系，引导网站与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春节前后，涉及香港艺人陈冠希与多名影视名星的“艳照”在网上快速流传，成为网民关注的热点。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几乎所有活动，都立即在网络上近乎疯狂地传播。
也是在春节前夕，陕西省林业厅向社会发出“致歉信”，再次将陕西偏僻山区的农民周正龙推到了舆论前沿。周正龙俨然已成为“八卦明星”，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许多人的眼睛。
这一切，都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了网络。
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网络小胖、后舍男生……美媚自拍、聊天交友、论坛灌水……反恐游戏、网络写手、电子购物……全新的文化创作与参与主体、全新的文化内容与文化传播、全新的经济活动与生存方式让我们眼花缭乱。
仅仅在十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到今天的这种新文化形态，网络从一种技术的代名词演变到一种文化，成熟的周期显得过于短暂。
截至2007年12月，中国内地网民达2.1亿，而且正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网民世界第一”几乎触手可及。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网络文化是人类20世纪的创造物，它是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接收信息为核心，以加强沟通为直接目的，影响着人类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文化形态。
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文化创作生产平台、文化产品传播平台和文化消费平台。今天的人们，面临着网络文化的全面冲击。《瞭望》新闻周刊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思想文化的重要“集散地”
由于网络文化的出现，代表传统文明的许多传统文化内容与形式正在被颠覆，这是关注互联网人士的一致看法。
“－Ｏ－妈妈咪呀，妈妈咪……T_T……-_-^今天一天，我居然碰见这家伙三次。T_T孽缘！”
这不是古代文化遗址中的神秘“符号”，也不是电脑出错时产生的乱码，而是正规出版物中的文字，摘自韩国作者“可爱淘”的网络小说《狼的诱惑》。
在长春市同仁购书中心网络小说的销售架上随手翻看，发现内容中有符号语言的书籍非常多，有的图书还附有“网络语言小词典”。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副院长韩非认为，这些网络“符号文化”是对传统语言文学的一种挑战。
在网络文坛，亦玄亦幻的网络小说流行一时，其内容与写作方法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创作。2005年，玄幻小说《诛仙》的作者以100余万册的惊人发行量，一跃成为文坛红人。2006年世界杯期间，《和美女同事电梯被困一夜》的网络小说作者赵赶驴进入百度人物风云榜前50位，网上还传出“除了世界杯，就看赵赶驴”的说法。在许多书店推出的每月畅销书榜单中，排进前20位的总有几部网络小说。
根据网络小说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网络原创作品《武林外传》被拍成电视剧后，其中的台词“饿滴神啊”一跃登上了2006年中国社会的流行语榜首。由热门网络小说《爸爸，我怀了你的孩子》改编成的话剧《恋人》，在上海连续热演。
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徐世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由于网络文化的颠覆效应，正打造一批传统文化的“零接触群”，而这些传统文化的“隔离一代”多为年轻人。年轻一代看报纸越来越少，甚至都不能安分地守在电视机前，而是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口味在网络上寻找文化消费品。
上海市互联网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网上的思想文化之庞杂，可以用“集散地”来形容。里面有反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仇富仇官情绪，有在现实中无法表现的行侠仗义情绪，有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言论等。
有关专家认为，网络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人们对其依赖性已超过了影视、文艺、书本等任何传统文化载体。网络文化除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外，还有三大独有特征：
一、文化体系的开放性。曾专题研究过网络文化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李钢认为，网络文化融合了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特征，人类的文化交融将在网络中得以实现。同时，由于信息在网上的自由流动，也使网络文化成为“不设防”的文化形态，关注文化扩张、文化入侵、文化安全正被提上日程。
二、文化内容的动态性。由于网络信息更新与传递迅速，各种风俗时尚与社会热点不断发生变动，这使得网络文化具有极大的不可控性。据上海市互联网研究中心调查，网络文化对现实社会“动员力”的不可控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在全国每年发生的约7万起群体性事件中，有规模并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影响的几乎都同互联网有关。
三、文化主体的自由性。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良海说，网民是网络文化主体，可以在任何一台电脑上创作发布自己的文化成果，加之自己的虚拟身份，其文化活动不像在现实中那样受到过多限制和约束。
生产与消费在“剑走偏锋”
一位“网络名人”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目前在网上点击点非常高的“偷拍系列”，实际上是一帮职业网客在自导自演，找到熟悉的女孩，给其一定报酬就进行所谓的“偷拍”，然后再放到网上赚取点击量。
一些大学生说，为吸引眼球，追求点击率，似乎在很多人眼里，会写好文章的，不如会偷拍的；能说理的，不如直接骂人的；搞原创的，不如搞剽窃的。网络文化生产显得十分浮躁。
据江西省委宣传部调查，网上非学术信息中，47%与色情有关，每天约有2万张色情图片进入互联网。南昌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系学生创建的“成人帝国”网站，在网上兜售淫秽光碟1600多张，范围遍布广东、上海等21个省区市。不少伪科学文化在网上泛滥，大谈“风水科学”的中文网站有数百家。
“颠覆传统”成为网上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成了一个整天做明星梦的傻孩子，恶霸地主胡汉三成了青年歌手大赛的评委。有的网上称雷锋死于帮人太多，董存瑞、鲁迅、岳飞被剪贴组合成搞笑形象。木子美性爱日记、芙蓉姐姐现象等网络文化更在颠覆传统文化的同时，颠覆了人们的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价值观念。
互联网专家赵师谊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英雄被质疑，恶人的恶行被同情甚至有的专家为之呼吁、奔走，说明互联网的开放性穿透了传统社会固有模式和框架，使人们的价值认同更加复杂。
专家发现，绝大多数网民网络文化消费单一，互联网在他们手里成为一种接发信息、恶搞成风的娱乐工具。
从媒体报道和现实中网民的上网行为来看，我国网民在上网的层次上还处于一个较低级的水平，忽视了互联网的真正有益作用，很多人正在将互联网看作另一个替代“麻将”的娱乐消遣工具。两者的相近之处在于：同样玩物丧志，许多网民上网搜索奇闻怪事、网上闲聊、下载盗版影视作品、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同样容易激发犯罪，比如骗钱、骗色，有的网民还通过发布虚假信息骗取同情和信任，有的蛊惑民众，扰乱社会秩序，激化矛盾。
北京市从事网络经济研究的学者王旭辉说，网络沉溺是网络文化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倾向。网民一旦上网就不会主动离开，游离于正常生活工作之外，生理与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专家们说，互联网比麻将更可怕的影响还在于，它让一些年轻人变得懒散与迟钝，不需要再苦思冥想，不需要记很多知识，需要时就可以上网查找，工作总结、论文甚至情书都可以从网上下载，成为“空心人”。
据新华网调查，我国2.1亿网民已形成巨大的网络文化消费市场，可在内容上，国内网络文化制作力量薄弱，高水平原创能力不足，64%以上的用户对我国网络文化内容整体感到不满。
新华网副总裁白林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引起国际资本的高度重视，但目前我国对网站的评价还没有自己的标准，为了吸引资本注入，许多网站将提高点击率作为第一要务，从而为不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通道。
白林呼吁，作为网络文化消费大国，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起网站评价的标准体系，什么样的网络文化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什么样的网站才是最有影响力的？什么样的网站发展模式才在中国最有前景？通过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引导资本的投向，引导网站与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营造和谐的网络文化生态国务院新闻办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报送的《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战略研究》，日前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担任首席专家的国新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的网络文化市场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当前的重点，就是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培育网络文化相结合，进而营造和谐的网络文化生态。
在回答本刊记者有关“应该倡导什么样的网络道德”时，刘正荣直言：“八荣八耻应该成为网络道德与网络价值观的核心。”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如何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不少互联网研究人员建议，在内容建设上要提高网络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在文化消费上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引导，在文化安全上要多管齐下打造“网络长城”。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黄澄清说，为实现科学管理，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内容覆盖了网络文化管理的多个方面。各互联网主管部门也联合或单独制定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部门规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共出台的涉及网络文化管理的法律法规有40多部，成为互联网依法发展、依法管理的重要依据。
近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网站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努力打造绿色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不少有影响的网站自觉倡导网络文明。两年前，千龙网等北京地区的14家主要商业网站联名发布《文明办网提议书》，全国各地网站相继响应，社会各界、传统媒体和广大网民纷纷支持。大旗网联合西陆网、西祠胡同网等北京地区的商业网站论坛，向全国论坛经营者、管理者、写手和网友发出了“文明办论坛”、“文明泡论坛” 等5条倡议，其中包括自觉抵制不良和低格调的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不开设单纯以赚取流量为目的、纯粹以感觉刺激为手段的图片、电影下载类论坛；倡议广大网友不点击、不阅读、不下载、不收藏、不推荐、不复制发布不良信息的论坛和个人网站内容。
搜狐是国内著名的商业网站，步入公司网络信息监控中心大平面，可以看到十余名员工在不停地搜索网上不文明信息，24小时不间断。为鼓励文明上网，公司对优秀版主与优秀社区管理人员实行奖励。副总编辑国庆临说，公司多次派出高级管理人员，下到地方与版主、网友进行面对面交流，积极向他们宣传“文明上网”、同时设置专门投诉电话和邮箱，直接接受社会各界网民的监督。
大学生是网民的主体之一，据教育部调查，42.5%的大学生拥有了自己的博客。由教育部主办、全国110多所高校参与合作共建的“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已经形成了13个栏目板块和74个栏目频道。各地高校大力推进主旋律、服务、娱乐、交流四类网站建设，BBS、博客、手机网络等校园网络文化新产品日益丰富。
本刊记者在北京、广东等地调研发现，许多省市都十分重视网络文化建设。广东建设网络文化服务平台，全省已建立网上图书馆21个、网上博物馆25个、网上艺术馆5个、网上美术馆5个。21CN网站高级主管李昕说，广东省还建立文化信息网、数字文化网等特色网站，其中有孙中山文献、广州人物库、经济特区文献等26个特色资源库，就像大型文化超市一样，网民都可以点击并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
目前我国获准从事新闻信息服务的互联网共有166家，其中新闻网站123家，包括新华网、人民网等9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北京千龙网、上海东方网等24家省级重点新闻网站。此外，我国还有6大中央级和千龙网、东方网、南方网三家地区性外语网站，国内143个地区设有政府外文网站，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网站中，设有外文网站的共有12家。一个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龙头、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骨干、商业网站积极发挥作用的互联网文化建设体系初步形成。
新华网研究人员杨庆兵说，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逐步成为我国互联网新闻宣传、网络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新华网、人民网日均页面浏览量都从2000年初的30万增至2006年初的约3000万，日均新闻更新量从几百条分别增至5000条和3000条，在国际互联网综合排名中分别进入前50位和前100位。
拓展网络新技术和新业务，同样成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任务。新华网副总裁白林说，由于在新技术与新业务上不落伍，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力才会增强。近两年来，新华网推动手机短信等无线业务的发展，新华短信及时播发国际国内重大消息、权威报道，大力挤压目前无线传播中存在的不实、虚假和不良信息空间，起到传达中央声音、传播真相、稳定人心、控制杂音的作用。在许振超事迹宣传中，新华网首次引入手机WAP报道，使读者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浏览许振超的事迹。在去年“两会”期间，新华网推出了“掌上两会”手机频道，在国内首次实现手机“两会”直播与嘉宾访谈互动。
早在2006年，深圳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就推出网络警察公开亮相制度，解决虚拟世界管理缺位问题。到2007年10月，150个城市公安机关开展互联网依法公开管理工作，推出“虚拟警察”、“报警岗亭”。据深圳、杭州、武汉等地统计，网上有害信息下降70%，网上违法犯罪减少30%。□
（本文由《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李亚彪、钟玉明、顾立林、刘菁，实习生文娟采写）
做好网上群众工作
一些领导干部不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对如何利用网络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经验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春节前夕，广东增城市委书记朱泽君约请北京的几名专家，专门在广州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如何利用网络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朱泽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着网络的普及，地方党委和政府感受深刻的一点，就是互联网已成为掌握群众舆论动态，了解民意的主要载体。
朱泽君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法宝。在新的形势下，学会利用网络做群众工作，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一道新考题。”
现实中，社会本身的矛盾几乎都能在网上形成舆论热点，几乎所有的危机事件都会在互联网上有所反应，网上舆论开始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与一些事件的发展动向，并且影响政府的决策。
而在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利用网络征集民意，收集舆情，已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所运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一些地方调研时发现，一方面，网上群众工作正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一些干部对网络不熟悉，对网络传播规律不了解，成为制约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瓶颈。
网络热点高发区互联网上不能没有热点，也不可能没有热点。而这些热点高发区，应该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成为他们了解民情、舆情的重要参考。
有关部门对网络舆论的专题调研发现，互联网热点话题比较容易集中在八个方面爆发：
——涉“官”与涉“腐”。“逢官必炒”、“逢腐必究”，是近两年来互联网舆论炒作的重要话题之一，由于在社会转型期多种因素及人们复杂心态的作用下，一些相关情绪的言论在网上很有市场。一般的社会事件，只要涉及政府官员，往往会引起网民密切关注。
——涉“富”或贫富差距的话题。社会转型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并激化。在贫富问题上，网民对一些依靠不正当手段和渠道而暴富的群体深恶痛绝，心理极不平衡，以至于在网上只要是涉及富者的事件，网民就会提出很多质疑。
——涉及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事件。在社会矛盾复杂的今天，人们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极为强烈，一些特权现象、司法不公问题成为批判的焦点，网民对弱者遇到的不公正待遇异常敏感，借助网络的介质，不少网民以“网络大侠”、“意见领袖”的身份出现，在互联网上“维护公平与正义”。
——涉及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信仰、中外关系的话题。近两年来，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热点较多，中国地处局势较为复杂的东北亚地区，一些中日、中美关系等的话题，非常容易拨动国内网民的神经。比如中日关系，历史上的慰安妇事件、钓鱼岛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历史教科书事件都曾伤害过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任何网上出现的中日之间的风吹草动，都会产生暴风骤雨般的反应。
——涉及伦理道德的事件。当前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不少专家称社会“信仰缺失”、“伦理缺失”，网民对于社会伦理、公共道德的缺失深感痛心，网上常见“礼崩乐坏”、“物欲横流”这类字眼，一些有悖社会基本道德和伦理的事件往往在网上引起“声讨”。
——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话题。近几年，车价、房价、油价、股价等价格动态，以及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改革动态，都牵动广大网民的心。
——涉及公共安全、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事件和话题。近几年来，多起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由于事件涉及公众安全，每次发生时，除了在现实社会中引起社会各界群众关注外，在互联网上也成为网民极感兴趣的话题。比如2005年冬天的由于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带来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广东非典事件，以及矿难、地震等，都是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
——涉及明星“星闻”、“绯闻”及知名企业、敏感地域的新闻。在现实社会中的公众人物、公众企业、敏感地域，处于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一举一动，在网上也往往会成为炒作的“猛料”，如春节前后的“陈冠希艳照门”事件，成为网络街谈巷议的热点。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一个新闻事件上集中八个热点中的多个热点，则这个新闻事件极有可能会出现轰动，在网上形成极其强大的舆论态势。
不少互联网重大突发事件在发生之初，是局部现象、个别言论甚至是普通民众间的纠纷。而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无界性、互动性等特点，加之多重因素合成，直接使网络媒介形态本身成为高倍的“放大器”、快速的“传播器”。
一些领导干部还是“网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志立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允许网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网络媒体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宣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话明气散，客观上能起到疏导心理、安抚情绪、缓和矛盾的作用。
赵志立说，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领导干部不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对如何利用网络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经验。如网络出现突发性的传播事态后，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主动披露信息，而是消极对待，给谣言的传播留下了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更是缺乏经验。
2003年底，黑龙江哈尔滨发生一起宝马车撞死人事件，当地法院判决撞死人的宝马车驾驶员苏秀文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由于事件发生后，许多信息缺失，网民的一些疑问得不到合理解释：一死多伤，为何判二缓三；如此受关注的案件，为何万马齐喑？
有的网友说，如果撞人的是拖拉机，同样的法院判决结果绝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在事件中，肇事者和受害者身份反差过大，分别代表着两个社会阶层。从2004年新春伊始，“宝马撞人案”成为各大网站关注的热点。网易、新浪、搜狐、人民网、新华网等都设有“宝马案”专题。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有关部门对信息披露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更使得各类“小道消息”满天飞。
去年3月初，网上各大论坛开始流传一个帖子，题目是《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帖子的内容是一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在这一信息传播过程中，同样由于当地有关部门在事态之初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使得网络炒作越来越凶猛，各类不知真假的传闻遍布网络空间。
一些干部和研究人员认为，网络重大舆论事件正在给新时期群众工作，尤其是舆论引导带来巨大挑战。在挑战面前，一些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一是对信息披露的挑战。正规渠道信息不畅，政府“失音”，极易导致有害信息的滋生与“增值”。去年2月，某市一名城管队员与一名市民发生争执打斗，后这名市民脑干出血不治身亡，该城管队员被刑事拘留。据尸检报告显示，这名市民有高血压病史，而且大量饮酒，死因与打斗行为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但区政府在处理此事时，未能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威渠道披露有关信息，最终此事被网络媒体描述成“十几名城管围殴一位市民导致其脑死亡”的失实新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对政府反应的挑战。有时地方政府虽然主动站出来，可引导失当，也会放大事件。去年年初，网上出现的“高跟鞋虐猫事件”引起网民愤怒。本来网民就事论事，没有扩大打击面。可虐猫者所在的黑龙江某县出于“危机公关”的意识，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对当事人停职检查，召开由纪检、检察等多个部门参加的专题协调会，警方介入调查。县政府还在网上声明这一事件属个人行为，不代表全县人民的整体形象。政府的行为转移了网民的关注点，有人认为政府借机炒作是想达到别的目的，更有网民注意到当地污染问题和干群矛盾，使政府形象陷于被动。
三是对传播方式的挑战。过去宣传、传播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舆论导向的形成要经过媒体总编、责任编辑、记者层层把关。而现在在网上，尤其是个人网站、博客的出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者与发布者。
把握“网络社会”工作规律增城市委书记朱泽君的想法有两个：一是让县里的干部掌握网络传播规律，进一步宣传好增城经济和文化发展；二是建立起民意收集、舆情分析与研判机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得党委、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中国传媒大学口碑研究所副所长杨飞说，增城市领导的想法代表了一些意识比较超前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思考。我们现在已进入网络社会，政府形象的提升，群众舆论的引导，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进行。
湖南省红网开办的“百姓呼声”栏目，积极反映群众呼声、开展舆论监督、化解社会矛盾，已累计为老百姓提供各类咨询服务6万多次，协调沟通解决老百姓求助问题达2.1万多次，发布《调查函》1750多期，回复办理率达到了98%。许多老百姓遇到的难题、难点通过“百姓呼声”得到了圆满解决。该栏目既为民意的畅通表达探索出一条新路，又为网络信访工作提供了有益探索，对改进信访秩序、畅通信访渠道、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员干部还要掌握网络突发事件的引导规律。对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网络突发事件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事件发生，如何正确引导群众舆论，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应急和引导机制。
杨飞认为，网络突发事件报道往往有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处理快与慢、疏与堵、说与做的关系时，要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引导主动权。在网络突发事件报道中，强化对突发事件的权威报道和快速反应能力，努力做到先声夺人，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发挥引导网上舆论的主渠道作用。不怕网民知道，而怕网民不是通过权威媒体知道。
人民网总裁何加正告诉本刊记者，做好网上群众工作，一定要及时把正面、准确的声音放大，及时引导舆论，而不能躲躲闪闪。人民网自开设“强国论坛”以来，不断邀请各界知名人士进行访谈，并通过时评等方式解读国家政策，现在“强国论坛”和“强国社区”吸引了众多高层次网民，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要进一步健全网上舆情搜集、报送、分析研判和分级应对新机制。建立网络突发事件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确保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初步的社会舆情汇集报送工作和深度舆情汇集分析工作，为上级部门第一时间掌握民情、果断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信息。
上海市成立了由网宣办牵头，公安、信息等诸个部门组成的“办公合成”机构，建立部门联动机制、舆情通报机制。市里还初步建立了由社科院、市委政研室、资深新闻从业人员等参加的网络舆情会商平台，定期进行重大舆情的研判。上海发生的“地铁调价”、“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等多起热点事件中，就充分发挥网宣“办公合成”部门之一——上海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的作用，及时完成对相关舆情的搜集分析，对相关部门应对危机事件提供了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
基层干部建议，对待网上突发舆情，要像处置现实社会中的突发事件一样，尽快制定并完善一套应急预案，从而适应新形势需要。
在上海市网宣办，本刊记者看到了已经完成草案的《上海市互联网舆论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谢海光说，凡事预则立，在这部预案中，按照互联网舆论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互联网舆论事件分为特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其中特大舆论事件，主要指涉及全市性的，对本市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受到境内外媒体和网站关注的互联网突发负面舆情，需要统一指挥、协调全市有关部门和力量进行紧急处置的互联网舆论事件。
受访专家同时建议，要将网上舆论引导与网下解决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西方危机管理中政府对危机的处理和巧妙利用媒体的能力值得借鉴：首先，危机发生后，政府要有快速有效的协调处置能力；其次，政府要及时利用媒体化解公众的对立、恐惧心理；第三，政府要有对社会公众及时动员的能力；第四，政府要注意危机传播处理方式对公众的影响力。政府要避免只说不做。□
（本文由常东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李亚彪、刘菁，实习生文娟采写）
掀开“网络警察”的神秘面纱
不仅要懂信息技术、懂侦查，还要懂法律、懂计算机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瞭望》新闻周刊从有关部门获悉，2007年，我国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网络淫秽色情刑事案件266起，破获网络赌博、诈骗等刑事案件298起。
这一数字的背后，是网络警察在行动。
随着网络的普及，利用网络进行淫秽色情、赌博、诈骗等犯罪活动也在蔓延。当虚拟的网络社会上演着真实的无硝烟的犯罪时，守土有责的公安干警也从现实社会跨入虚拟社会，网络警察应运而生。
那么，网络警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又是如何打击网络犯罪的呢？春节前夕，《瞭望》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网络警察队伍。
一支高学历的年轻队伍
“网络警察”是人们对公安局网监处干警们的习惯性称谓。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前身是成立于2000年12月的“计算机安全监察科”，成立之初是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的一个科室。
网络的快速普及，也使得北京网络警察队伍快速壮大，但其平均年龄不足30岁。据介绍，他们的起点学历为本科，目前已拥有1名博士，近20名硕士，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平均学历最高、最年轻的队伍。
齐坤是一名网络警察，刚刚29岁，看起来像一个书生，但他已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元老”了。像齐坤这样，网络警察们大都看起来文秀内敛，并不符合人们对于警察虎虎生风的印象模式。
但可别因此小看了这些网络警察们。网络犯罪基本上都具有隐蔽性、智能性等特征，这要求网络警察们不仅要懂信息技术、懂侦查，还要懂法律、懂计算机。
网络警察的职责就是打击各种各样的网络犯罪活动，这些不法行为可能只是借助于网络作为工具，也可能就是将网络作为直接的攻击目标。侦破网络犯罪过程中，要在浩如烟海却也可能是瞬间即无的网络信息中使用域名挟持、关键词过滤、网络嗅探、网关IP封锁、电子数据取证等技术甄别和获取有关线索和情报。
取证工作是侦破网络犯罪的关键，也是打击网络犯罪的难点：一是技术攻关，二是取证需要迅捷准确，因为相关数据、信息很容易被篡改或删除。
除此之外，管理和监控公共信息传播、参与互联网有害信息专项治理、协调相关部门处理不法网站、删除不良信息、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公安系统科技建设等也是网警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
虚拟世界显神威
2007年4月，北京网络警察发现，几家公司有利用手机WAP网，向北京手机用户大量群发带有淫秽图片、性挑逗语言和其他虚假内容的信息，以此诱导、欺骗手机用户进行点击，从而获利的嫌疑。
对此，北京警方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要求，组织开展全市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经前期缜密侦查，在获取重要证据的基础上，对利用互联网进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的违法活动进行打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北京警方已连续破获此类案件7起，依法处理涉案人员35人，其中刑事拘留18人、治安拘留17人。
净化网络环境，打击网络犯罪，是网络警察的神圣职责，仅在去年，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就不仅获得全国打击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先进单位，还接连破获网络招嫖、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案件。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副处长赵宏志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他还兼任着奥组委技术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
自从1992年巴塞罗那计算机网络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奥运会网络安全受到的冲击呈不断加剧的趋势。
仅悉尼奥运会期间，官方网站就经受了113亿次攻击。2004年，雅典奥运会更是将奥运网络安全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该届奥运会整修电脑保安系统的价值就高达4亿美元。2006年2月在意大利都灵举行冬奥会的16天里，网络安全系统平均每天生成300多万件安全事件报告，并成功挫败了158起可能造成网络中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10起事件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赵宏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奥运信息网络安全是奥运会正常运行的前提，需要从物理、网络、系统、应用方面进行立体的防护，无论哪个层面的安全措施不到位，都有可能造成网络的中断。
赵宏志说：“现在我们这些网络警察的任务很重，大家都是在拼命工作。”
“虚拟警察”上岗服务
2007年9月1日，网民发现北京重点网站、论坛页面的显著位置出现了巡逻的“虚拟警察”。一个月后，“虚拟警察”的巡逻面扩大到各中小网站。
“虚拟警察”的动画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巡警巡逻形象为原型进行设计的，每间隔30～45分钟便会自动在网页下方滚动出来巡逻一次，其出现时间约持续2分钟，网民的浏览行为不会受到影响。虚拟警察在网上巡逻的形象分别是驾驶汽车、驾驶摩托车和徒步三种。
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还在全市960余万个网站页面上设有“首都网络报警服务站”图标，如果网民有针对虚拟社会上的报警求助，只须点击动画形象或者是报警图标，便会自动链接到市公安局信息网络安全报警服务网站。接警以后，对于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去处理的案件，将转交业务部门处理；对于只需短时间即可处理完毕的案件，采取当即处理的方式。
网络警察的定时巡视、报警图标的设定等作为新型的接警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网络管理过程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盲点，扩大了网络警察的监管时段和范围，更提高了网络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自律意识。
据介绍，北京“虚拟警察”上岗4个月的时间，就接网上有效报警10893件，其中网络色情类400件、网络诈骗类4647件、网络赌博类23件、有害信息类291件、病毒攻击类221件、其他违法信息类5311件。与“虚拟警察”上岗前相比，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接警率和出警率上升了4倍多，有效遏制了网上有害信息和网上违法犯罪活动。□（本文由《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实习生文娟采写）
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网络文化建设直接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位一体”建设紧密联系，要把网络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考虑文/刘正荣互联网技术与社会文化生活的结合催生出的全新文化形态——网络文化，已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交往、国家安全产生了极为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
网络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扩大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增强我国的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要把网络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考虑，我国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网络文化建设直接与“四位一体”建设紧密联系。经济建设方面，互联网已形成巨大的产业链，网络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建设方面，互联网已成为了解舆情、沟通民意、引导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文化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建设方面，目前社会越来越多的步入网络社会，网络成为联系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的重要载体，成为党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
对于网络文化，忽视建设，放松管理，有可能丧失对国家政权、经济命脉、传统文化的主导权，后果不堪设想。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形成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必然要求，成为顺应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必然选择。
我国网络文化蓬勃发展
——先进文化的网上传播日益扩展。重点新闻网站和知名商业网站充分发挥优势，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展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力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网络文化工程，推动优秀民族文化上网，提升了网络文化品位。
网络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初步形成。近几年，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影响力日益扩大，在网络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积极做大做强，成为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知名商业网站发挥优势、积极参与，为网络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目前，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主导、以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骨干、知名商业网站积极参与的网络文化阵地新格局基本形成。
——网络文化服务进一步规范。自2000年以来，全国人大、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先后颁布实施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有效地规范了网络文化信息传播秩序，促进了网络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成效明显。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制定了一批行业自律公约，加大督促力度，加强自律。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认真做好公众举报的受理通报工作。
2006年以来，互联网业界广泛开展了“大兴网络文明之风”、“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基础电信运营商和内容服务提供商积极参与，广大网民大力支持，形成了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网络文化的良好舆论氛围。
与人民群众要求还存在差距我们国家的网络文化建设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网络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阵地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网络技术，一直占据互联网传播的制高点。目前国际互联网上80%以上的网页是英文的，中文网页约为12%。西方新闻媒体已借助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抢占网络文化阵地，大力培育和传播先进文化。与此同时，有的网络服务商还没有切实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自律不严格，文明办网要求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内容建设特色不够鲜明。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网民人数为2.1亿，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文化消费市场。但是，我国在网络文化产业方面的内容制作力量十分薄弱，高水平的原创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优秀原创作品凤毛麟角,信息内容的服务性和知识性不够强。而另一方面,网上淫秽色情、欺诈、赌博等问题屡禁不止，严重腐蚀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虚假信息、违法信息在网上传播，给人们思想和社会稳定带来不良影响。
技术建设相对滞后。网络技术是创新速度最快的技术领域，能否掌握网络技术并实现持续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网络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前途。目前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尽管我国网络硬件和软件产业发展迅速,但跟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差距不小。
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网络文化队伍既包括网络文化建设人才，也包括网络文化管理人才。面对新兴的网络文化产业，人才短缺是一个严重瓶颈。网络文化队伍不仅数量上不足，而且人才构成也不平衡，高端人才稀缺。繁荣网络文化，首先要着力培育网络文化内容建设、管理、技术等专业人才，努力形成一支与网络建设相适应、与市场竞争相适应、与品牌塑造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网络文化队伍。
五个方面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化的发展重在建设。应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要把现有的优秀文化成果转化到互联网上来。同时集中资源和优势，做大做强网络文化平台，加强重点新闻网站和社会知名网站建设。
要把重点新闻网站打造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平台。推进重点新闻网站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既保证导向正确又富有发展活力的新型管理模式。大力培育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网站，积极引导各类商业网站主动参与网络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繁荣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要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化作品。加快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推进中国数字图书馆、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等网络文化工程，积极构建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网络文化创新能力，追踪网络技术发展的新动向，关注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拓展网络文化服务的新业务，不断满足广大网民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信息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二是要充分调动广大公众和网民的积极性，参与到网络文化建设当中来。如通过提高网络文化的公共服务水平，充分利用互联网快速便捷的特点，对群众关心的问题及时主动发布相关信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要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将政府信息资源充分上网，把政府网站建设成为为民、便民、利民的重要窗口，以此促进与网民的互动。
三是要大力倡导依法办网、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使之形成一种社会风尚。通过广泛的社会教育，使这种理念成为社会风尚,夯实我们网络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网络文化建设要体现先进文化的要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通过建设和谐网络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传播，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健康的价值取向、昂扬的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
四是要充分发挥舆论和公众对网络文化建设的监督作用。使网上有害信息、违法信息、不良信息没有藏身之所，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五是要把网络素养教育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总体上我们国家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高，要通过教育，让人们更科学更合理地使用互联网，同时，通过教育提高人们防范有害信息侵害和网上不法行为的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国家的网民主体是青少年，应该把网络文化教育纳入到青少年教育体系之中。□
（作者为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国际“汉语热”观察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调整之中，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综观之，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愈来愈突出。
随着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政府2004年提出“五年在国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后，不到四年，已有200多所孔子学院在数十个国家挂牌。诸多事例让人感到汉语的热度——
法国教育部设立“汉语总督学”一职，专门负责法国的汉语教育；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重要讲话及献辞等，除了英语外都要用中文演讲；
英国政府提出建议，把汉语列入中学必修外语课程；
泰国政府宣布将汉语作为第一外语，其境内所有40多所公立、私立大专院校基本上都设有中文系；
美国通过一项联邦议会法案，5年中拨出13亿美元，用于促进扩大公立学校的汉语教学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的经济崛起已使汉语在一些国家被视为“通用货币”，但欲与世界分享中华文化的中国人还须思考：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大背景下，除了“钞票符号”，汉语上面还贴着什么？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按照中央的新要求，在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我国将继续办好孔子学院，推动“汉语桥”工程，加大汉语推广工作力度，从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汉语热”：商业潮流下的文化期待
目前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欧美国家一些家长鼓励孩子“必须”学汉语，因为汉语“上面贴着钞票符号”
文/易杳不断升温的“汉语热”
虽然汉语不可能取代英语成为全球最流行的语言，但是，中国及亚洲“汉语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巨大市场及其经济发展前景，使汉语作为一种商用语言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掌握英语是20世纪领先一步的关键，掌握汉语则将在21世纪占据优势。可以看得见的现实是，许多国家学习汉语的非华人学生人数近年来在以50%以上的幅度增长。懂汉语逐渐成为一种被认可的技能和招聘人才的重要标准，由此推动了部分国家汉语人才的大量增加。
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
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官员估计，目前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希望到2010年这一数字能够达到1亿。为此，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各国汉语教育，以推动汉语文化的传播。
创办孔子学院就是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项目之一。其具体做法是，采取由中国的大学等公共机关与对方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共同创办的方式，对方国家提供土地和教学楼等物质基础，中国方面负责提供汉语教师和教材。此外，中国方面还负责培养汉语教师并举办汉语文化学术讲座等活动。
以政府文化交流机构的身份，来推广语言教育和开展文化活动在国际上并不新鲜，成功的先例就有法国的语文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文化协会，等等。这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兴起的欧洲文化机构，目前在世界各地仍保持重要的影响力。
法国语文学院始于1883年，通过推广法文、传扬法国文化来维持法国的影响力。英国文化协会1938年在埃及设立了第一个境外办事处。歌德学院是1951年承继德国学院创立，首项任务是在德国境内培养境外德语老师，对外推广德语，进而接替了德国政府在国外文化机构的使命，专门负责海外的语学教育和开展德语文化活动。
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内有14家分院，在海外7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28家分院。歌德学院每年的财政总预算大约为2.78亿欧元，大部分由德国外交部和联邦新闻局提供。
中国政府着力推广的孔子学院，被认为是中国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谋求与不同文化交流而非同化”的一项举措。把文化放到国际环境中去理解，去对话与合作，对本国文化的历史性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应该是海外汉语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意义。
“上面贴着钞票符号”
自2004年底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以来，中国已在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二百多家孔子学院，可谓“遍地开花”。
孔子学院成为各国汉语教学的中心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同时也被一部分人看作中国试图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手段。但更多的人认为，范围广泛的“汉语热”是孔子学院枝繁叶茂的重要原因，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究竟会带来何种长远影响，能否成为增强软实力的工具，仍然是个未知数。
还有少数人持怀疑态度，担心中国政府企图通过孔子学院来施加影响力，因而拒绝将孔子学院纳入当地的教育课程。
一般认为，全球3000万人学汉语，很大的诱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挂牌开张的孔子学院大多数还只是在教授最初级的汉语知识，所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十分有限。
英国汉学家杜博妮认为，汉语本来就很难学，加上西方人首先是被中国经济所吸引，很多人学汉语是为了到中国做生意。所以汉语虽然“热”，但是能达到很高造诣的西方人还是少，大多数人到底能学到什么程度，值得研究。
美国《时代》周刊更是毫不含糊地报道说，欧美一些家长鼓励孩子“必须”学汉语，是因为汉语“上面贴着钞票符号”。对非华人学生来说，为钞票而学汉语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欲与世界分享中华文化的中国人还须思考：除了“钞票符号”，汉语上面还贴着什么？
从表面上看，孔子学院与前述欧洲大国对外文化机构的宗旨、内容、形式相似，都是先以语言教学为起点，进而通过语言达到弘扬本国文化的目标。但从实际情况看，已设立的孔子学院基本上是按照国家汉办的部署，开展多媒体汉语教学、汉语教师培训和汉语水平考试等活动。除分布不均衡、内容设置不全面外，孔子学院在办学方针、教育对象、教学方法、师资力量、教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逐一浮现。
毫无疑问，汉语是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途径，但语言教育不是孔子学院的惟一目的。要摆脱目前的困境，海外孔子学院需要重新定位。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认为，语言的学习能够加强文化认同感，但是，语言永远只是文化的载体，把中华优秀文化推向世界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孔子学院不仅是一个语言教育的合作机构，更应该是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协调者。文化机构虽然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但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机构也会不断体现该国文化的演变、进步。有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欧洲学生运动，歌德学院也对其文化项目进行调整，把社会政治的课题和前卫艺术都包含在内。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担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语言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进行“文化导入”或“文化揭示”并体现文化作用，日益成为令人关注的热门话题。
资金来源也是重要问题。设立海外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增进世界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而政府对这些孔子学院的运营情况也是相当重视。虽然每所孔子学院在创立时都获得了1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但是国家汉办希望这些学院可以在5年内实现自负盈亏。已设立的孔子学院中，大部分是作为中国的教育机构、高校与国外大学或教育系统共同合作的项目，经费筹措因形式而异。大体上，在欧洲地区孔子学院的费用由双方各承担一半；而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费用则全部由中国承担。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承认：汉语国际推广不是纯教育，而是一个文化产品。必须当成产业来运作，由市场来推动“走出去”。如果不走这条路，汉语教学绝对没有出路。
她认为，全球学习汉语的“热”市场需要去开发，目前有一种涌动，而且很强烈，但是“喷涌”还没有开始。
由此看，海外汉语文化这个“软实力”确实还只是一株幼苗而已，需要中国人自己细心栽培和呵护。
“汉语教师荒”
有报道称，目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对汉语教师的需求量，分别为9万、10万人；而全美国具备教学资格的汉语教师不过800多名。
据国家汉办官员提供的数字，目前全球范围内合格的汉语教师非常紧缺，尤以东南亚国家需求最为强烈。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虽然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但复兴的步履仍显迟缓，主要是面临师资严重不足、合适教材缺乏等困难。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家也都请求中国政府提供帮助。
虽然美国大多数高中生还是选择西班牙语为第二外语，选修中文的比例非常小，但是，据美国大学理事会做的一项调查，全美有2.4万所各类学校计划开设汉语课程。另据美国亚洲协会的一项研究，到2015年有5%的美国高中生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以每100个学生拥有一名教师计算，届时将需要7500名汉语教师。
亚洲协会是由洛克菲勒家族的约翰·D.洛克菲勒于1956年创办，总部位于纽约，在香港和上海设有地区分中心，其宗旨是增进美国人对亚洲文化的了解，近年来曾多次组织美国各州的教育部长到中国参观访问，以鼓励他们在自己的州开设汉语课。据该协会负责教育项目的副总裁薇薇恩·斯图尔特介绍，美国学校培养汉语老师的力量比较薄弱。到2006年，在美国有640所大学开设有汉语课，但提供四年本科专业教育的学校要少得多，提供汉语师资培训的学校更少，只有10所左右。美国许多学校对开设汉语课有兴趣，但不知道如何做或找不到老师。
除了师资培养力量不足外，不少国家都缺少相应的汉语教师认证机构，更加剧了汉语师资匮乏的矛盾。例如在美国，被全美教师教育认证理事会(NCATE)承认的中文师资培训学校只有3所，即纽约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及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校区。
汉语师资短缺已经成了制约海外汉语教学、文化推广的主要瓶颈。由于汉语师资严重不足，许多学校在老师的挑选上一再降低标准，以致影响了教学效果。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学成后不少人进入了欧美国家教育界，为这些国家开设汉语课提供了急需的师资，成为汉语教学的骨干。一些欧洲国家的汉语教学属于义务性活动，教师不拿工资，只收象征性的一点车马费，全靠为汉语教育奉献的热情而任教。
另一方面，教师流动性大，许多人是周末兼职来上课，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由于教师不是专业出身，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培训，也不注重教学方法的研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应对全球汉语教师的紧缺状况，中国政府于2004年颁布“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从国内招募志愿者从事汉语教学。
根据这个计划，年龄最大可达65岁，至少获得过中文、中国历史或英语学士学位的志愿者将接受三个月的专门培训，然后派遣到世界各地的社区学校。
据悉，目前国内获得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的有约5000人，国内对外汉语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有近万人。迄今为止，国家汉办就向海外的孔子学院派遣了数百位全职语言教师和1000多名志愿者。一些国家还通过其他渠道直接从中国引进汉语教师，以解燃眉之急。
据国外教学机构的评价，被派遣的中国教师虽然大都是百里挑一的佼佼者，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并不完全合格。如何根据外国人学汉语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如何适应海外的教学环境和生活习惯，无疑是这些中国的教学“精英”们面对的新挑战。
据斯图尔特介绍，在美国，学生家长在中小学校起主导作用，因此老师必须能有效地与家长沟通。此外，他们对文化和政治要敏感，不能说政治错话，不能给人留下一个大中国主义的印象。
一些对外汉语教育专家认为，由于培养合格的汉语师资队伍是系统工作，周期较长，老师紧缺的问题将是个长期问题。而通过政府方面派遣汉语老师到国外学校教汉语只是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汉语师资短缺问题，必须培养本地教师，同时跟合作者明确双方的互惠互利原则。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外籍专家恩利科·西特尼（EnricoSeeteni）认为，如果仅仅是汉语语言教育，那问题就要简单得多；如果还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传播的使命，那就不一样了。通过文化传播来增进相互了解，是让公众能接受的最好方式；但首先必须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价值观，然后才能确定到底传播什么。要收到理想效果，既要有来自中国的教师，也要有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教师。
在一个汉语需求如此强劲的世界里，“汉语教师荒”格外醒目。这将是一段漫长的“艰难时日”，如何渡过这段“艰难时日”，并逐步形成汉语师资培养的长久机制，无疑对中国政府的汉语文化海外战略的成功推进，构成考验。□
对外汉语教育之困
每年都有40余万件、200吨左右的汉语教材通过邮政系统由中国发往世界各地，但与《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走遍美国》相比，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开发仍明显滞后文/易杳打破教材瓶颈
制约汉语文化海外传播的另一主要瓶颈，是缺乏适用的教材和教学法。
在欧洲，缺乏合适的汉语教材导致许多中文学校教学进度缓慢、教学质量低下。
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说，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教材在法国并不太适用，以至于他不得不向法国教育部另外申请资金用于教材开发。
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认为，汉语教学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语言教学有很大区别，没有适用的教材就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对于瑞典来说，编写出更适合瑞典具体情况的教材，这个任务相当艰难，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同样的情况在德国也普遍存在：两百多所已开设了汉语课程的中小学，几年里教材换来换去，就是找不到一套适合的汉语教材。
目前欧洲中文学校的教材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也有在当地自行编写的，可谓五花八门，极不统一。
中国内地和台湾编写的汉语教材基本上针对中文学校，香港的教材则主要依照香港小学课本，其内容及课程设置不太适合海外的中文学校应用。
少数国家由政府教育部门根据本国实际主持编写汉语教材，如荷兰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组织汉语教育工作者编写了一套从学前两年到小学六年级共8年的中文教材，其独特之处在于课文中加入了一些荷兰色彩。
在教材多元化环境下，很多学校从学前班到小学、中学，教材换用了几套，由于标准不统一，内容不连贯，且字体繁简不同，给学生造成困惑。加上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大多是“半路出家”，缺乏汉语教学方法和经验，使教师和学生双方都产生事倍功半的挫折感。
教材与教学法的问题同样困扰着美国的汉语教育。州立旧金山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克里斯蒂说，中国的教学材料解决不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问题。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教育背景都不同，而从中国引进的汉语教师基本上用的是中国国内的传统教学方法，包括上课规则、考试方法、家庭作业，以及对待学生的态度，等等，都难以被接受，甚至会遭到抵制。尤其是中国教师要求学生听、说、读、写同时达到汉语教学大纲的要求，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美国大学，如果老师不受欢迎，学生就不选课；学生不选课，老师就无法开课。
专家担心，不“适用”的教材、不“适地”的教学法，不仅使海外汉语教育不会取得好结果，而且还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造成不利影响。
有专家提出，当务之急是解决汉语教师、汉语教材供需失调问题，否则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有可能“热”得快，“冷”得也快。事实上，少数地方已逐渐失温。
如何为不同国家、不同语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适用的汉语教材，以提高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并坚持学下去？大体上，所谓“适用”汉语教材的共同标准包括：一、内容鲜活、生动有趣、简明易学、大众化的新型汉语教材；二、文化含量较高，从中可以感知汉语的优美与生动，品味中华文化的魅力；三、注重教材的信息化，以便通过MP3、网络等手段进行学习。
有专家提出，在教材使用方面，可借鉴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的经验，不对教材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统一要求，而是帮助各国开发基于本国国情的教材；推出对不同的人群有针对性的通用教学大纲，由各国自行充实内容。
对外语言教育不仅是一种文化交流，而且还可能打造成一个产业，英语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通过对外语言培训，英国每年为自己赚回了70亿英镑。
目前全国有90多家出版社出版对外汉语教材，每年都有40余万件、200吨左右的汉语教材通过邮政系统发往世界各地。但相对于《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走遍美国》等这些学习英语的经典教材，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开发明显滞后，远不能满足蓬勃兴起的汉语教学市场提出的要求。
据了解，国内已有多家出版机构提出将对外汉语教材出版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与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伙伴密切合作，以寻求全球营销渠道，尽快实现对外汉语教材的多元化和本土化。
而在一些专家看来，无论产业构想也好，文化推广目标也好，成败的关键都在于能否尽快克服以往对外汉语教育的惯性影响，按照第二语言教学规律，针对不同对象编写出不同的对外汉语教材。
走出教学误区
有专家总结以往对外汉语教育之所以成效甚微，根本原因之一是，汉语教材及其教学方法未能充分根据汉字特点进行。
作为世界上三大古老文字之一，汉字是惟一没有消亡的从象形字到形声字、会意字交融相合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文字。汉字所包含的东方思维方式——具象、隐喻（象征）和会意（指事），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脱离汉字特点的汉语教育必然存在盲目性、无序性，导致汉语越学越难。
然而，对于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人来说，汉语之难，难在汉字。“听说读写”中的“写”，最是令人发怵，甚至有初学者谈“字”色变。多数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辨认、不易记忆、不易书写。许多人因而把“听说”领先，变成“听说”即止，而将“读写”弃之不学。久而久之，汉字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最大瓶颈。
相关试验表明，书写错误或书写不准确、不熟悉，就难以做到读音正确，就难以建立文字的牢固记忆，也就很难从字意中领悟出更多的东西，最后也必然影响语言的应用。
脱离汉字特点的汉语教育导致的另一后果是，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未能有效结合。
众所周知，作为最基本、最深厚的一种文化传播载体，汉语除了其最基本的表达功用外，另一不可忽视的功用是神圣的记录工具。因而汉语实际上被分成两类：通常使用的口语或称“方言”和记录文献的“雅言”，即书面语言。“雅言”雅正平和，在正式场合使用，又是记录上古经典制度所使用的语言，因此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从汉语的记录功能看，尤其是从汉字表意的特性看，“雅言”承载着更多的跨越时空与人际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使命。
据原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分析，长期以来，对外汉语教育基本上是循着印欧系语言教学的路子。其特点是：不严格区分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按照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模式组织教学内容和进行技能训练，把汉字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追求教学方法的惟一性，或主张听说法，或主张功能法，或主张结构功能法或功能—结构法。
吕必松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由于没有向学生系统介绍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的区别，致使学生语体转换和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滞后；更由于没有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教学，没有充分利用汉字有利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致使教学事倍功半。
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与吕必松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还是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他强烈地主张汉语教学再也不能走“以词为本位”的拼音文字的老路了。
白乐桑有关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处在“危机”中的评估，并非危言耸听。
早在1998年2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汉字与汉字教学研讨会”上，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位学者，从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对汉语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了较全面、深刻的总结和研讨，有学者提出对外汉语教育应“突出汉字和汉语民族特点、摒弃印欧系语言的教学路子”。
此后，在围绕国际汉语教学问题的各种研讨会上，都有专家主张对外汉语教学不应该走拼音文字的老路，而应该“以字为本位”。
实际上，“以汉字为本位”、“先识字后读书”历来是中国传统汉语教学的基本法则。据有关专家考证，即使在书面语和口语相分离的两千年中，各朝各代也都把识字即扫盲作为一项国策，基础汉语教材就是押韵上口的常用字识字课文，如秦代的《仓颉篇》、汉代的《急救篇》、南朝的《千字文》、宋代的《三字经》和《百家姓》等。
从宋代起，《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成为互相配套的识字教材，既能从中学到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还能学到许多中华文化知识，因而被视作代代相传的语言兼文字教学的经典。
据记载，盛唐之后，来华的外国留学生日增，上述经典亦是他们必读的识字课文。这些经典最初传入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后来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华人居住区也广为流传。“三百千”的总字数为2720个，相当于现在所提倡的2500个常用字。可见，初学汉语者只要记住“三百千”中的汉字，基本上就能读懂很多初级读物。
回归汉字：寻找突破口
历史上，汉字曾经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形成“汉字文化圈”。至今，汉字依然是一些国家的官方文字之一。在韩国、日本，今天还分别存用1300多个汉字和1900多个汉字。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各国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增强，全面范围的“汉语热”首先在当年的汉字文化圈开始出现。
有关韩国人积极学习汉字的新闻俯拾即是。韩国教育部现在规定：在韩国小学，汉字课已经成为准必修科目。虽然汉字并未列入正式科目，但大部分韩国学校都通过自由授课和早晨自习教学汉字。近年来，很多大学不仅专门开设了汉字课，而且每逢寒暑假，还开设汉字特别讲座。
在韩国这新一波“汉语热”中，学前儿童学汉字的不断增加，其年龄越来越小。2004年以来，每年参加韩国语文会主办的“汉字能力考核”的学生超过百万，其中小学以下的儿童占60%以上。
日本与中国渊源深厚，汉字早已融入其文化中，并一直被视作日本民族文化资产。2000年前汉字传入日本，中日同文时间曾长达500年之久，至今日本还存用1926个汉字。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规定了“常用汉字”与“当用汉字”，要孩童从小学开始学习汉字。在日本高中的汉语教学，更是在写作、听力、会话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由政府举办的“汉字检测”，每年参加检测人数超过200万。除了实用需求，写汉字也是一种时尚。据称，日本有8000万部手机，其中2/3可传输汉字短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写短信而学习汉字。
在美国，自从2006年美国大学理事会将汉语列入美国“大学先修计划”（简称AP项目）后，汉语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AP项目是为了使优秀高中生得以选修预科课程，预科成绩不仅可作为申请大学资历的有效证明，并且可为多数美国大学认可算作大学学分。
AP汉语项目将汉语文化知识编入教材，并明确提出汉语水平测试的内容包括听、说、读、写四部分。不少美国年轻人士当初接触中文是因为那些“方块字”真有趣，虽然书写起来很是费劲，但却让人“愈学愈上瘾”。
汉语是当今世界仍在广泛应用的最古老的语言，而基于汉字书写形成的汉字书法艺术更是独一无二。在海外学汉语的热潮中，全面地领悟和介绍中国文字的字意美、音韵美和形态美，有利于中华汉字全面、丰富、完整地走向世界。
走出对外汉语教育的误区，加快汉语汉字走向世界的步伐，让全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育科研课题与实践课题，更是国家对外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
汉语正成为“通用货币”
,汉语热”首先表明汉语作为一种商业语言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长期以来，在许多国家人们之所以不愿学习汉语，除汉语实在难学外，主要原因是学汉语不能带来经济上的直接收益。中国的巨大市场和经济发展前景，使得汉语成为一门绝对实用的语言，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技能。
在亚洲国家，掌握汉语已经成为许多人推动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把他们的前途与中国的经济崛起挂钩的关键技能。
在韩国，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第二外语由法语和日语改为汉语，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英语专业和日语专业。操心就业问题的韩国学生成群结队地申请参加出国学汉语的计划。争相进入中国市场并站稳脚跟的韩国大企业，从几年前开始，招聘新人都要考汉字识别，有的还像中国企业招聘新人要考英语一样，把汉语水平作为录用标准之一。
泰国被认为是新一波“汉语热”的中心之一。泰国政府已宣布将中文作为第一外语，并计划在约2000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在泰国北部与中国接壤地区，几十年来只有一座座寂静的村庄。由于迅速繁荣的中泰边境贸易，如今这些地区更像一个欣欣向荣的大都市，成了运送中国水果、手机和其他商品的中转站。
迫切希望学习汉语的泰国商人很多，以致当地的语言学校人满为患。华文课程在泰国各大中小学校纷纷开办，连过去仅重视英文的教会学校也破例开了华文班，数以百计的华文语言中心近两年来也应运而生。泰国全境40多所公立、私立大专院校基本上都设有中文系。
在亚洲地区，汉语正日益成为“通用货币”。有预测称，汉语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取代英语成为东南亚各国通用的第一商用外语。
不仅在亚洲，在欧洲和美国，汉语也已经成为一门新的必须掌握的语言。西门子家电中国区总裁盖尔克演讲时说：“如果你还停留在‘英文走天下’的心态，那就大错特错了，要跟中国做生意，一定要聘请会中文的人才。”许多第二代华侨子弟因此受益，他们在西门子、奔驰、宝马、拜耳等在中国进行大手笔投资的集团中，很快便晋升高层。
德国的大公司里通常额外设“中文速成班”部门，从外面聘请会话老师，给即将派往中国工作的员工上课。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亲自与中国人交流。德国汉语协会主席安德烈亚斯·古德在柏林说，“德国人对汉语的兴趣大幅上升”，估计约两万名德国人目前正在学习汉语，其中半数为在校生。
美国被认为是“汉语热”最早的国家，在过去十多年中，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增加了两倍。美国的“汉语热”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美国学校准备开设汉语课。有一组重要的数字可以作为美国保持“汉语热”中心地位的基本依据：其一，美国大学理事会曾经进行的调查表明，有2400多所学校对开设中文大学预科课程及考试有兴趣。其二，美国“亚洲学会”预测，到2015年将有5%的美国高中生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学习。其三，美国联邦政府计划在全美国推广提供资助金的做法，并通过一项联邦议会法案，即5年中拨出13亿美元，用于促进扩大公立学校的汉语教学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加多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英语是全球通用的语言，所以企业和雇员无法像昔日那样借此占据优势。“如果你想领先一步，那就学习汉语吧！”□（文/易杳）
弘传中华节
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在当代人的记忆中，大概只有春节，而且除夕还不包括在内。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和“黄金周”长假制度后，社会各界对传统节日实行休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节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除夕团圆、清明扫墓、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敬老，等等，无论放不放假，大家都要过，都要挤时间过；其次是洋节对传统节日的冲击，西方的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等，对都市年轻一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致不少年轻人只过洋节，对传统节日越来越淡漠，而许多节日的丰富内涵甚至在民间也丧失殆尽，只剩下春节吃饺子、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等等。
一种节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认同。除夕团圆，是对家庭、亲人的责任与关爱；清明扫墓，慎终追远，表达对祖先与逝去亲人的感恩与怀念；端午激励人们坚守节操，不为名利、势力所动摇；中秋赏月，在庆祝丰收时安慰离情；重阳敬老，以赏菊为自清，以祝寿求惜福……
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节日而日常。在漫长的岁月里，节日承载了无数个人与民族的共同记忆，熏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认同。它融十方上下风俗于一体，令人于休息之中梳理生命，养志怡情。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者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民风民俗、国民素质等价值认同、文化精神在国际上释放和渗透的巨大能量与影响力。应该说，传统节日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民风民俗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当然方面。除夕等列入法定假日，表明国家已从制度上开始重视民族的传统节日，但更重要的还要恢复和扶持传统节日中文明的民风民俗，为节日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这既是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更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李永增）
著名学者冯骥才谈过年
分享传统节日的精神内核
让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建新 赵建玲
距离除夕越来越近了。商家早已用属于“年”的大红颜色把橱窗店面妆扮起来，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准备年货的人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欣欣然涌动着对“年”的期盼。
今年春节除夕将是国务院调整法定假日后的第一次放假。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说，除夕、清明、端午和中秋成为法定放假日，重新还给我们的传统一个载体，这反映出我国政府的文化眼光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政府部门还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来弘扬这些传统节日，帮助大家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年”文化的博大深厚
我国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六个传统节日已被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其中的清明、端午和中秋新近被国务院宣布为法定节假日，除夕也被调整为法定放假日。冯骥才说，让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如果不给传统节日一个表现、表述的时间和空间，人们不能充分享受到这些节日所蕴涵的特有的精神内核，遗产慢慢也就不存在了。
冯骥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喜爱过节的民族，节日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国的节日都是非常人本化的，比如清明节表达的是对先人的怀念，七夕节蕴涵的是对妇女的尊重，中秋节寄托的是对家庭团聚的希望，重阳节则体现了对长者的敬爱。
在中国民间，最重要的节日，莫过于“年”，最深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
中国人过年，与农耕生活有直接关系。从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灌溉，到秋天的收割冬天的贮藏，“年”预示着旧的一轮生产生活的结束，新的一轮生产生活的开始。过年最重要的生活与生命意义就是“辞旧迎新”。人们对未来的企盼和热望，都在这个时刻熊熊燃起。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年的意味便在这生活与理想的混合中升腾起来。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一代代的中国人创造出无数方式，营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使年充满喜庆、情趣与魅力，构成了庞大、深厚的年文化。
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发财、兴隆、加官、进禄、有余、长寿等年时吉语，在年节里全都进入生活。无处没有这些语言，无处不见这些吉祥图案。苹果代表平安，自然就成为年节走红的礼品；梨子有离别意味，过年时便被冷落一旁；年糕可以用来表示高高兴兴，它几乎成了年的专利品；而鞋子与“邪”字谐音，便在人们口中尽量避免提及。
年前一切筹备的目标都是家庭，人也往家里奔，年夜大团圆的合家饭是年的最高潮。过了年，拜年从家庭内部开始，到亲戚、再到朋友，逐步走向社会。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就纯属社会活动了。这“年”的行为趋势，则是以家庭为核心，反映了对家庭幸福的企望与尊崇。
冯骥才说，中国的年是最有人情味儿的节日。每逢过节，我们都能重温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体味他们对生活独有而诚挚的情感，感受深藏在中华大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朗朗精神。一代代中国人就这样，对年文化，不断加强，共同认同，终于成为中国人一股巨大亲和力和凝聚力之所在。每一次过年，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发扬，一次民族情结的加深，也是民族亲和力的自我加强。于此，再没有别的任何一种文化能与年文化相比。
不能让传统彻底商业化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寄托着中国人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然而当我们重新盘点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时，却发现传统节日“味道”变淡了。
冯骥才说，以过年为例，曾有一段时间，年画、鞭炮、祭祖等方式，一样样从年的活动中撤出。有人说，如今过年只剩下吃年夜饭、看春晚和拜年，而且拜年还变成了“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如果春晚没意思，年真就变成了“大周末”。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文化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现在中国家庭中年轻一代成为一家之主，他们对闯入生活的外来文化更有兴趣。另外，现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比以前增多了，节日偏爱简便、舒适与休闲的生活，不愿遵循传统的繁缛习俗，比如有人会选择在春节期间到体育馆打球、健身。当现代生活方式与工具渗透到年俗中时，移风易俗自然悄悄发生。
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将一些传统节日推向市场，民俗变成了卖点。冯骥才说，在商品经济时代，商业是主动的、强势的、霸权的，商业的最大特点就是要把一切能够成为卖点的全变成卖点。把利益的关系、把营利的目的放在传统文化方式里，容易让人感觉不舒服。比如清明节商家会借机出售很多商品，这样会使大家对先人缅怀的情感受到影响。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节日不被商业化也是不可能的，商业的介入对传统节日也有好处，商家对节日气氛的营造有很大帮助。但商家应该遵循商业文明，用一个文明的方式来参与节日。
现代生活方式的确会对传统节日文化产生影响，比如中秋节，城市里满街的霓虹灯，使赏月都受到影响。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忘却抛弃了，把很多民俗伤害了、抛弃了，把很多仪式也都抛弃了。这是无知的抛弃。冯骥才曾经写过很多文章主张坚持过年放鞭炮。他的名言是：“一个静悄悄的春节和普通假日有什么区别？”
冯骥才说，由于忽视了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节日被人为地淡化。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失落，一种文化的失落。
从文化的角度享受传统
中国人真的远离“年”了吗？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时，或者在年根底下，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黑压压的人潮，嘴里叼着火车票，肩上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带给父母妻儿的土特产，拥挤着要抢在大年三十前回到家中——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于是我们明白，真正缺少的是“年”的新的方式与新的载体。
,想过年的人有的是方式，是我们自己把年淡化了。”
冯骥才介绍了他是如何过年的。他说，“每年从腊月二十三到过年，我都会做这么几件事情，年前到娘娘庙，到郊区的静海、独流、杨柳青年集上选购年货，买吊钱、买剪纸，还要给我母亲买头上戴的红绒花、红纸的石榴花，还有香烛。在那些兴致勃勃准备过年的老乡中间挤一挤，年意就来了。年意在哪儿？一是在自己心里，一是在相互之间感染。
,在家里，我要把屋里西洋风格的陈设收一收，摆上供桌、香烛和祖宗像，还有天地亲师的牌位。天地是必须要拜的，因为天地是大自然，她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必须要感恩。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叫《灵感忽至》，新的一年特别感动的是，上天又给了我一大把的时光，当我把上年的时光用尽的时候，所以对天地应该感恩。君是不应该拜了，亲和师是要拜的。亲是亲人，师是老师，是教给我们知识的那些人，在精神思想上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
,三十晚上我一定要陪母亲过年，然后回到自己家里，和孩子一起看电视、放鞭炮、烧香拜祖祭天。我不叩头，但是要带着小孙女一起作揖祭拜。大年初一一早还要到母亲那里拜年。以前初二我要给老丈人拜年，现在老丈人故去了，就是亲戚朋友相互拜年。初五我把热爱天津文化的学者和搞艺术的聚集到南开区，因为那里是天津的老城，天津的根，大伙聚餐，聊聊天。初六给读者签一次名，我把这个活动叫‘接地气’，跟老百姓见面。因为生我的是父母，养我的是老百姓，是我的读者。那天队伍排如长龙，很多读者会把一年来有关我的消息都粘在本子上送给我。每年那天我都过得热血沸腾。”
节日总要按照传统的格式和民俗来进行，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但因为长久不放假，我们把很多内涵忘却了，要重新衔接起来是有困难的，需要慢慢恢复。比如端午节我们不仅可以卖粽子，还可以卖萱草啦、艾普啦、老虎搭拉呀这样的风俗小品，可以提高人们的节日情怀，唤起一种遥远的但是已经稀薄了的记忆。比如清明可以给先烈、历史名人扫墓，社区单位也可以组织很多活动。
冯骥才表示，节日遗产不同于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传承者是艺术传人，节日遗产的传承者是全民。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过好节日，从精神到心里都能得到充分满足，节日遗产才能传承下去。这也是最好的文化保护。
冯骥才说，以春节为例，如今春节已经是一半过年，一半文化。远离农耕生活的我们还能够一年一度重温自己的历史，重温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符合人的精神需要。但长久以来，很多人一直把年文化当作旧俗，如今依旧不能从文化上认识年的精神价值。待社会的文明与文化达到相当高度，会出现年的复兴。复兴不是复旧，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当“年”及其风俗渐渐质变成为一种文化时，创造出一种被大众普遍认可的有魄力的新习俗来取代旧习俗，从文化的高度去享受传统，享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精神财富，把过年从生活上的必不可少，变为文化上的必不可少，是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中国人要过中国节
中国的传统节日体系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和谐、整个道德教育都在这个节日体系里得到了体现文/《瞭望》新闻周刊实习记者陈卓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能在除夕举家吃团圆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一天按规定仍然要去上班。但这种情况在2008年春节发生了改变，随着国务院颁布了修改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包括除夕、清明、端午和中秋在内的传统节日成为了国家法定假日。
除夕举家团圆、贴春联、挂红灯笼、吃年夜饭的风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国家决定除夕放假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故事最早发生在2004年，主人公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从2004年的全国“两会”开始，纪宝成连续四年就调整和完善国家法定节假日问题提交议案和建议，并最终在2007年12月1日被国务院正式采纳实施。
2008年春节前夕，在人民大学明德楼的办公室里，纪宝成校长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纪宝成的观点开门见山：“现在有些人只重视GDP，连环保都不顾了，更别提重视传统文化建设了，我提议传统节日放假就是要推动传统文化的重建。今年是改革开放的30周年，我们现在太需要重建传统文化了。”
晚清以来的传统流散
中华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价值和影响的，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一直被国人引以为荣。但是19世纪以后，中国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略等一连串的挫败，不仅使得国人颜面扫地，也使得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这一变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晚清以来，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就一直做得很不好”，刘梦溪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清末民国初年，中国遭遇从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的主体开始动摇，传统文化出现了衰落。当时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观点,即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开始呈现出崩塌耗散之势。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文化传统的流失极为严重”。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当时的民族精英，如陈独秀、鲁迅等从救国图存的目的出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积弊进行了较为猛烈的批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检讨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但“五四”时期，中国民族精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极大地影响着普通民众对传统的拥护和传承，使得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出现了“迷茫和动摇的态度”。而普通民众如果不拥护自己的传统，势必会使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生困难。
“文革”对小传统的恶劣破坏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时期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比如春节等传统节日的风俗礼仪。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组织，民间风俗丰富多彩，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
如果说“五四”运动以来，民族精英的“反传统”潮流，使得传统文化的“大传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那么，十年“文革”对“小传统”的破坏就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刘梦溪教授指出，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摧毁传统的非理性运动，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名义大肆摧残传统文化，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人为的损毁，甚至连每个普通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也大都付之一炬，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遭到了严重的毁弃。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后果就是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礼仪的了解越来越少，以至于在一次网上调查中，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的来历。
套用香港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世纪20年代我们不想看，80年代我们又看不见。”
今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小
刘梦溪教授认为，目前存在着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即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惟一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但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却是非常小的，很多人对于很多传统的东西知之甚少。更有学者指出，目前不仅孩子们已经不了解传统风俗礼仪，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已经对此没有什么印象了，现在不少人只过“情人节”和“圣诞节”，而不过“元宵节”和“中秋节”。同时，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对传统知识了解甚少，也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美德的继承出现“断层”现象。在有着“礼仪之邦”美誉的华夏大地，却出现“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观念日益淡薄，而“坑蒙拐骗”、“诚信缺失”、“腐败堕落”等行为层出不穷的现象，道德水准日渐下滑，社会风气问题更是连续多年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
纪宝成校长在采访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物质文明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的精神文明发展却明显滞后，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这里的原因很多，但主观层面上的普遍不重视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们长期以来强调“两手抓，两个文明都要硬”，但实际上，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长期以来，这一现象一直都未得到根本的扭转。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前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仓廪实而不知礼节”的现象。
对于当前市场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经济学家出身的纪宝成校长更是深有感触：“在西方，人们通过普遍的宗教文化信仰来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提供精神支持，而在当代中国，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文化，又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势必会使得人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迷失自己，为所欲为，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大力加强传统文化的重建工作，这对于构建净化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也是我建议将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节假日体系的文化魅力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指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本身有很多内涵在里头，中国的传统节日体系实际上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和谐，整个道德教育都在这个节日体系里得到了体现。这个体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系，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传统节假日的最重要意义还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西方的传统节日不少是跟神联系的，跟宗教联系的，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更多的是跟人联系的，是贵人文、重亲情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对于共同营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大量普适意义的精神传统，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
纪宝成认为，传统节日的作用是其他载体难以替代的。首先，节日是全民参与的，不论老少、贫富，也不论地域和文化程度，全民都过节，是全民族普及和宣传传统文化的良机；其次，节日是以年度为时间单位，循环往复的，今年过完了明年还要过，让人们反复地体味我们的民族传统，反复地享受我们的民族文化，显然，传统节日对于弘扬民族精神，保持民族特色，增强文化自觉性和民族凝聚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几千年，成为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必定有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完全可以被赋予一种新的时代内涵传承下去，而且还将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体系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将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不仅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和谐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以“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的完整统一，也有着重要意义。在港澳台地区，像清明节这些传统节日几乎都是法定假日，大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怎么过这些节日，都不将这些节日纳入法定假日，又如何强调中华文化的魅力、文化的凝聚力，又如何真正从现实层面上推进“一国两制”？
重建新时代的文化礼仪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现在过春节更多的活动就是吃饭和逛街，传统的节日风俗似乎都已忘记，“年味”淡了很多。
针对这一现象，刘梦溪教授认为，“由于近百年传统文化的流失，很多传统礼仪几乎绝迹，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传统节日内在的各种礼仪和风俗了，这使得很多人认为过节就是吃吃饭、逛逛街。”因此，我们在重建自己文化传统的时候，有一项颇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重建。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怎么称谓得体”等，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的状态。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恢复传统节日的契机，大力构建符合新时代特点的文化礼仪。
刘梦溪表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新王朝的开始都要‘制礼作乐’。我们过去忽视了这个问题，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因为礼仪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人伦的庄严，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正在更紧密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并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和经验。在这股“西学”的浪潮中，我们今天的生活时尚，在很多层面都追求和国际接轨，从服饰到饮食，从电影到建筑，我们正在越来越“洋化”，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内克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传统脱离？”
令人欣喜的是，以传统节日的文化回归为契机，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已经在华夏大地悄然开始。□
安心踏上回乡祭祖旅程
至少在广东、港澳以及沿海地区，近些年，清明习俗呈现出越来越兴盛的趋势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赖少芬
春节过后，被增设为法定节假日的清明节也将随之到来。在我国不少地方，清明节被视为与春节同样重要的一个节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不少人表示，清明节成为法定节日后，期盼回乡祭祖的人们将可以放心踏上回家的旅程，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将这个重要的节日过得匆匆忙忙。一些专家也表示，清明节放假一天，人们可以通过扫墓、祭祀、植树、踏青等多种多样的传统活动来抒发情感，交流情感，这将增强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也将增强人们对这个传统节日的认同。
堪与过年媲美的“双节日”
中山大学教授、民俗专家叶春生说，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俗活动。其中清明是中国惟一一个“双节合一”的日子，在二十四节气中，清明是个节气，在传统节日中，清明又是个节庆，所以既是节庆又是时序，是谓“双节日”。
,清明节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时家家折柳插门，并从清明节前一日开始三天不生火煮食，称为寒食节。”叶春生说，清明节各地扫墓的风俗有所不同，比如烤乳猪是多年来广东人祭祖的重头戏，几乎是家家都少不了的应节之物。由于民间有“猪肥屋润”的说法，清明时每个家族都要为先人奉上一只金红油亮的烧猪，以示对祖先的尊敬。
在我国部分地区，清明节是一个堪与过年相提并论的重要节日，有些地方还有“清明大于年”的习俗，将清明节过得比春节还隆重。
对于广东人来说，清明节的重要性也堪与过年媲美。广东人重传统风俗，每逢清明节，不管是在海外的，还是离家乡不远的，都要赶回老家，与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去祭拜先人，这个时候，清明节也成了合家团圆的聚会。
,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平时很少有时间见面，但清明节大家都要回乡扫墓，在缅怀先人的时候也联络感情。”在深圳工作的朱名是梅州客家人，朱名说，“血缘亲情是最宝贵的，以后清明节放假一天，我们可以安心和许久不见的兄弟姐妹一起拜祭先人，尽一份孝心，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
虽然在清明节缅怀先人是很多人心中的一大期盼，但由于以往清明节大多是工作日，打算这天去扫墓的人都有着“如何请假”的压力。很多人都想请假回乡，但能够获准放行的名额非常有限，工作与亲情，让不少人左右为难。
广州某外企人力资源部经理孙赫告诉本刊记者，每年清明节都是他最头疼的时候，请假的人一拨接一拨。“广东人重视清明节，不准假实在说不过去，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准假，准了这个人的假、不准那个人的假容易引起矛盾。另一方面，缺勤的人太多，部门的工作也很容易出乱子或出错。”孙赫说，今后清明节成为法定节假日，人事部门可以不用再为请假的事头疼了。
追思先祖的情感需求
至少在广东、港澳以及沿海地区，近些年，清明习俗没有像其他一些传统节日那样，面临没落的危机，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兴盛的趋势。每年清明节，各地都出现了庞大的祭扫大军。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人们对清明节这个传统节日有着浓浓的情愫，清明节缅怀先人、寄托哀思，是很多人的情感需求。
在重视传统的粤东潮汕地区，祭祖寻根历来是一大传统习俗。不管身在何处，潮汕人清明节纷纷回乡扫墓，以示不忘先人，不忘故土。人们到祖坟祭拜，丹书碑文，修整墓地，剪除杂草，为先人送上心中的思念。
,一到清明节，我们在海外的亲戚都会赶回家祭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团圆的日子。”祖籍广东潮汕的张宁浩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维系他们亲情的，正是清明节的祭祀活动。张宁浩说，“清明节那天，整个家族的人都要聚到一起，按长幼次序祭祀先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而重要的日子，即使工作再忙也要争取请假回家。”
家在潮州的余洁告诉记者，按老家的风俗，给逝去的老人上坟必须在清明节这一天。而每年的这个时节，她的心里总会特别难受，“单位工作忙不好请假，但不请假，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又无法排解，不能在清明节这天尽一下孝道，心里实在有愧……”余洁说，今后清明节成为法定假日，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和去世的亲人说说话，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把清明节过得那么匆忙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清明节时，不少海外华人都心系故土，千里迢迢赶回家乡给先祖上坟。清明节成为法定假日后，海外华人纷纷拍手叫好。
马来西亚华人陈明健离开家乡汕头已经几十年，但他对祖国的传统节日仍然非常执著。陈明健说，以往清明节他也经常回老家扫墓，但由于一些亲人无法请假，难得回乡一次也无法与他们团圆，感觉很遗憾。如今祖国把清明节定为法定节假日，以后海外华人回乡扫墓时可以见到更多的亲人了。
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陈中秋说，中华民族的祭祀活动有着悠久的传统，更有情感的需要。人们在清明节这一天祭拜先人，这跟中国传统观念中不忘祖先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清明节俗的兴盛，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伦理，人们在一种仪式化的追思中，寄托对前人的怀念，通过清明节的习俗活动，人们对前人思念的情感也有了适当的表达方式。
远足踏青的好时节
清明节既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宗亲节日，又是一个远足踏青、亲近自然的好时机。对不少人来说，在清明节举家出游，也是这个传统节日的另一种期盼。
已经结婚生子的黄雷至今还很怀念小时候的清明节。“小时候我们最喜欢清明节，每年都盼着这个日子可以跟父母上山祭祖，一路游玩嬉戏，那时同族的人都要到齐，非常热闹，清明节也是一个团聚的日子，因此在心里印象很深，也很神圣。”
,清明前后，是阳春季节，山花烂漫，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在广州某高校读书的林菲每年清明节都会请假回乡祭祖，“上山扫墓的过程，也是一个亲近自然的过程，在城市里呆久了，很渴望闻一闻野花野草的味道，带着泥土香味的山风迎面吹来，真是让人心旷神怡。”
陈中秋说，清明时节，人们合家团聚，祭祖扫墓，这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和孝文化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清明前后春暖花开，气候宜人，扫墓之际，举家扶老携幼到户外踏青，享受自然春光，也是人们过清明节的重要内容之一。
,每年清明节我们一家人回乡扫墓，都会顺便郊游踏青，在游玩中增进感情。”祖籍广东英德的冯尚英告诉本刊记者，清明节增设为法定节假日后，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开心，早早就制定好了今年清明节的出游计划：上午回乡扫墓，中午在郊外野餐，下午到山上踏青，陪孩子插柳、放风筝。“有了假期，今后的清明节都可以过得更加丰富了。”
,清明节的庆祝活动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祭祀祖先，还包括踏青、荡秋千、插柳等多种活动。”陈中秋说，这个节日除了有着慎终追远的感伤，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是一个极富特色的节日。清明节设立为法定假日后，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人们通过扫墓、祭祀、植树、踏青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抒发情感、交流情感，将增强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人们对这个传统节日的认同。□
刻画自强与爱国精神的端午节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有着巨大的文化凝聚力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明星
端午，是一个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龙舟竞渡、粽子飘香是它与生俱来的文化标志。曾几何时，端午一度被商家裹上“粽子节”伪劣包装，节日气氛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被逐渐淡化。
然而，中华民族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危机，从来不曾失去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在“奥运”成为中国关键词的2008年，端午节也将首次披上法定假日的盛装。颇具意味的是，中华文化中的端午节，同样蕴涵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刻画着一个民族自强与爱国的理想。
飘香海内外的端午节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前往湖南汨罗市屈子祠凭吊、缅怀的人们排成了长龙，络绎不绝。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的屈子祠，沐浴着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依偎在滔滔不息的汨罗江上，闪耀着一个爱国诗人的伟大灵魂。
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楚国大夫、爱国诗人屈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心如刀割，毅然写下绝笔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沿江百姓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沿水招魂，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鱼虾吃他的身体。这一习俗绵延至今。
屈原纪念馆馆长李利权介绍说，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深入人心。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在民俗文化里，民众从此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与纪念屈原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屈原影响的不断扩大，始于春秋战国的端午节也逐步传播开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端阳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过节的习俗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逐渐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东亚诸国。
汨罗市楚塘乡屈子祠村村民雷泪司的家就在汨罗江边，这位花甲老人对奔流的汨罗江水充满了感情。他介绍端午风俗时说，“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每年的端午节，当地的村民就像过年一样，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艾叶。而每次赛龙舟之前，年轻小伙们抬着精雕细刻的‘龙头’，虔诚地到屈子祠中祭拜，祖祖辈辈的传统就这样传了下来”。
除祖国大陆在端午节有赛龙舟的风俗外，清朝乾隆年间，宝岛台湾开始举行龙舟竞渡。当时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台湾省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举行龙舟竞赛。而在香港、澳门等地，端午节龙舟竞渡的风俗也十分盛行。
受中华文化影响，亚洲地区的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端午活动。而且，随着中华文化的魅力日益渗透到全世界，古老的端午节也一步步走入世界各国人民的视野。在美国、俄罗斯、新加坡，赛龙舟也正逐渐成为一项传统运动，广受欢迎，还有一些国家尽管不过端午节，但也都对吃粽子情有独钟。
岳阳屈原研究所研究员张中一说，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但赛龙舟这一端午民俗在现代社会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限，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拒绝被遗忘的端午文化
令人担忧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剧烈的社会转型，让传统文化陷入了逐渐失落和呼唤回归的双重齿轮中。端午节等全国性民俗节日文化遗产在大都市已经遭到了较大的损害，有的被人为淡化，有的被扭曲变形。年轻一代对传统节日失去了应有的热情。
四年前，韩国要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通过互联网飞速传播，引发了中国人对如何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过端午节的热情。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民众广泛参与端午节的踊跃和热情，原因在于“申遗风波”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端午节的人文内涵，认识到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种警醒和反思不应仅限于一时，高度重视和爱护民族传统节日必须长期保持”，民俗学家吴祖德说。
近几十年来，传统节日在中国内地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而港澳台却仍保留过传统节日的风气。岳阳屈原研究所研究员张中一认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每过一次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加强。他说，“其实，两千多年来，端午节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全民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节日。我们应该继承端午节积极健康的民俗文化传统，尽快抢救和保护其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使这一古老的全民打扫卫生、健身的节日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进入现代生活。”
绵延两千多年的端午节不仅是联系海内外华人亲缘、血缘的文化纽带，而且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一级作家、岳阳职业学院书记段华说，从古代起，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就是我们祖先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也赋予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内涵。从那时起，这些节日就不是一般的民俗，而是炎黄子孙民族团结、民族凝聚力的磁场。
本刊记者在屈子祠采访时，恰巧遇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覃百荣，她对研究屈原十分着迷。从南海之滨的香港到汨罗江畔的屈子祠镇，覃百荣一路奔波，克服重重困难，经过10次转车，才得以到达。
剪着一头短发的她对记者说：“来到端午节的‘故乡’凭吊屈原，感到特别亲切和兴奋。端午节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有着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在香港这座中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传统节日正在逐渐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人们很看重过端午节，也包粽子、赛龙舟，保留着与内地一样的各种风俗。”
致力于民俗学研究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乌丙安教授指出，保护端午节应注重保护其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
记者了解到，由湖南汨罗、江苏苏州、湖北秭归三地共同申报的端午节习俗已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午文化再度复兴的契机
传统习俗与节日，虽然千百年来传递着人们世代共通的民族情感与记忆，但经过一代接一代传承和多种因素，其中许多文化传统和信息正逐渐流失。只有为传统文化注入活力，使其能够在新的土壤里生存，继续生成我们文化生活的筋骨，才能让传统文化拥有不息的生命。
将端午节纳入国家法定假日，正是顺应民心之举。节日和假日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节日可能有很多个，但不是所有的节日都能够成为假日。当一个节日对国家或民族具有重大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政府和民间安排有重要庆典活动时，才有可能成为国家法定假日。
端午文化的守望和传承，仍然是一部由百姓来演奏的恢弘乐章。采访中，本刊记者最难忘的是汨罗市屈子祠镇的端午遗风。这个安谧的小镇和繁华的都市距离不过百里，但是端午文化的印记烙在了屈子祠镇的每个角落。每年端午节，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插着菖蒲，挂满艾叶，散发出浓浓的幽香；镇子的街上，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孩子穿着过节的新衣，嬉闹玩耍。
屈子祠镇年逾花甲的周世元老人和她的邻居何七喜，每年端午都要包成百上千个粽子，她们俩的手十分灵巧，像变魔术一样，一串串碧绿的粽子立刻就包好了，用水一煮，整个房间都是粽子飘出的清香。
周世元坐在木椅上回忆说：“小时候，端午是孩子们最盼望的节日。每到这一天，妈妈都要带着我到外婆家过节，看热闹的龙舟赛、陪外婆包粽子、穿妈妈缝制的新衣服。尽管家里很贫穷，但粽子煮熟后，外婆总是会拿一些，撒到汨罗江中。外婆说，这是给鱼虾吃的，它们吃饱了，就不会吃投江的屈大夫了。”
老人的回忆充满诗意，她的两个孙子在一旁听得入了迷。光阴荏苒，民风依旧。古老的传统，就这样传了一代又一代，成为一种无法磨灭的文化记忆。□
象征团圆与丰收的中秋节
中秋节文化应以“圆”的理念为灵魂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余靖静
农历八月十五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唐朝初年，中秋赏月之俗始盛行，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
似乎没有一个节日能像中秋节这样，牵动着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对团圆与丰收的企盼以及那满怀的诗意。那高挂天空的一轮圆月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记忆的是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唤起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中秋是丰收的节日
中秋节晚上舞草龙，是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镇各村村民的一件“要紧事”。
白天，全村老小抱来刚从田里收割的新鲜稻草，扎成一条长达80多米的草龙摆放在祠堂里，并在草龙身上插满纹香。当夜色降临时，村民聚集在祠堂里，拿着火把，当族长一声令下，全村人一拥而上，去点燃草龙身上的香火，据说谁点燃的香火越多，他家来年就会获得更好的收成。然后，村里青年男女高举香火草龙，狂奔飞舞，穿梭在村庄小道上，起舞于稻田旷野中，皓月当空，火龙腾云驾雾，其景十分壮观。
开化县文化局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中秋是丰收的季节，在这天舞草龙是为了庆祝用汗水换来一年的好收成，表达大家的喜悦心情，同时祝愿来年获得更大的丰收。相传在唐宋时，苏庄村民就有以舞草龙庆丰收、迎龙神的民间习俗，元末明初达到鼎盛。
关于中秋节的传说很多，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而月饼上贴纸的来源则与朱元璋有关——据说当时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恐朝廷官兵搜查，为传递消息，军师刘伯温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给各地义军，通知于中秋晚上起义响应。
苏庄镇现在有20个行政村，每年中秋节，各村都会由村里的一位长者或者村干部发起组织，村民自筹资金、购置香火舞草龙。由于大家都想通过舞草龙图个吉利，以望来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所以每户都有人参加，人人都来观看。现在一些村还成立了民间草龙保护协会，负责草龙的保护、开发、研究及财务收支情况。据了解，中秋舞草龙曾多次参加县、市、省民间艺术展演，先后荣获衢州市金秋艺术节演出金奖、浙江省广场文化艺术节优秀表演奖。
在浙江省日前首次确立的14个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地中，开化县便以苏庄舞草龙这个特色节目摘得了中秋节文化标志地的头衔。一些旅行社也闻风而动，打起了“民俗牌”，把目光瞄向了针对这些标志地的特色民俗短线游。“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地的确定，肯定能吸引不少喜欢民俗文化的游客。我们正考虑在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期间，推出针对14个保护示范地的旅游路线，吸引客源。”衢州市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
中秋是最诗意的节日
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了赏月外，观潮是中秋又一盛事。位于钱塘江畔、拥有历史上多个和月色相关美景的杭州，与中秋自然有着不解之缘。
白居易与苏轼是杭州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任“父母官”。前者有词曰：“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月初山中寻桂子，郡亭枕上听潮头，何日更重游？”后者不仅写下了一曲家喻户晓关于中秋节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在《八月十五日观潮》一诗中，记录了宋代在中秋到来的时候，杭州人携家带口前往钱塘江口观潮的风俗和盛况：“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
杭州人中秋赏月有三个好去处：一是湖中三岛之一的三潭印月，湖中赏月；二是凤凰山坡上赏月；至于岸边赏月，当推平湖秋月。现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中国戏剧史专业博士学位的杭州人张一帆最向往的是第二处。“凤凰山上有一处盛景名曰‘月岩’，其实是山崖上有一个天然的石孔，据说月到中秋，月光会直射此孔。我只在白天见过，那时就在想，何时可以中秋在此赏月。”他清楚地记得孩时看过的一部动画片《崂山道士》，“那个赏月的夜晚曾经很令我神往，仙人月下对饮，真人变化嫦娥下界斟酒并起舞助兴……”
而令25岁的北京姑娘康逸印象最深刻的中秋节，则在杭州“西湖十景”之首的“平湖秋月”度过。“我曾经不明白，要说赏月，西湖岸边任何地方都能看，为什么非说‘平湖秋月’最美？”但当站在这片伸出水面的平台上，三面临湖，皎月当空，湖水拍击，更兼金风送爽，“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确实是平湖秋月的真实写照。如此水月云天，令康逸当下不仅给家人打电话分享，更为远在异国的好友送去了故乡的祝福。
年轻人如何看待传统节日入选法定假日？张一帆认为，意义并不在于可以多放一天假，而是可以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有机会感受传统节日的存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存在，并尽可能地去感受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氛围，“月到中秋人团圆，团圆是中秋节的主题，直观地说，有了假期的保证，中秋团圆的气氛也就更容易营造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更多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团圆、和谐等氛围能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其积极影响可想而知。”
康逸则说，近些年来，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在中国的火热离不开商家的推动，商家营造的气氛客观上达到了营造集体记忆的效果，值得中国传统节日借鉴。中国传统节日的生命力来自我们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基因，而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可以考虑更活泼、更丰富的参与方式，让这些传统节日焕发青春。
“圆”是中秋的灵魂
中秋节究竟有多少种过法？回看古今中外，民俗专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吴露生如数家珍：
中秋要吃月饼。因为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兆人之常生，祈盼丰收幸福。
中秋要燃灯。湖广一带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江南则有制灯船的节俗。近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往往各家于节前十几天就用竹条扎灯笼，做果品、鸟兽、鱼虫形及“庆贺中秋”等字样，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中秋夜灯内燃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竖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或其他种种形状，挂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秋”或“竖中秋”。有的灯高数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为乐，有的则竖一旗杆，灯笼两颗，自取其乐。
除了赏月、祭月、吃月饼、燃灯外，许多地方还有着特殊的中秋习俗。如香港的舞火龙、浙江开化一带的舞草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的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
据吴露生介绍，由于中华族人的迁徙及其后代的繁衍，中秋节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依我之见，中秋节文化应以‘圆’的理念为灵魂。”吴露生说。中秋佳节又称“团圆节”，中秋之夜月球距地球最近，月亮最大最亮，所以从古至今都有饮宴赏月的习俗。当人们仰望天空中如玉如盘的圆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
吴露生表示，“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地球村几乎所有住民都有他们不可忘却的民族传统节日。”吴露生说，“虽然在国家大法里，把传统节日列为法定节假日可能算不上什么重大之法，但其后续效应将逐渐显现。”□
“机会不平等”是问题关键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印度工资涨幅为亚太之冠城乡分配:农民工需要“公平起点”
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摸清财富“底数”对症下药在依旧的格局中“心态渐变”
二．文化（网络文化汉语热传统文化）专题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网络文化冲撞做好网上群众工作掀开“网络警察”的神秘面纱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国际“汉语热”观察
“汉语热”：商业潮流下的文化期待对外汉语教育之困汉语正成为“通用货币”
弘传中华节著名学者冯骥才谈过年中国人要过中国节安心踏上回乡祭祖旅程刻画自强与爱国精神的端午节象征团圆与丰收的中秋节一．收入分配专题收入分配新观察
在持续困扰我国的体制痼疾中，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位列其间。而绵延多年的高关注度，则使有关于此的“研究和分析”汗牛充栋。
这是我们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的起点，同时也成为我们企图“出新”的巨大陷阱。
事实上，就在笔者于三组《瞭望》新闻周刊专题调研中遴选当下理应关注的“收入分配”主线时，始终困扰于三点：一是这一被关注了十多年的老问题，目前到底解决了什么？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这一问题有了怎样的最新演变？三是解决问题的“关节点”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隐含在这两年密集出台的“和谐政策”中，比如城市最低工资，比如社保全覆盖，比如对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比如引发争议的《劳动合同法》颁行，乃至对垄断行业工资的“封顶”动议等。
无疑，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底层焦虑，但相对于那些暴发式的财富窜升者(比如房地产商，比如垄断企业随便一个中层干部，比如煤老板、油老板)，即便是有高等学历，在竞争性行业兢兢业业本本分分挣钱的“中产”们，也常常深感自己在“金字塔”中的不断下沉，更何况数量庞大近乎无限供给的简单劳动大军？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最新演变，仔细阅读会发现其在本组专题中若隐若现。比如“不合理分配格局渐呈固化”，比如“贫困的代际传递”，比如“企业分配向资方倾斜”，比如“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等，这些本该被系统梳理，但受限于调研条件而略显零碎的内容，实际上是改革发展到今天，诸多体制弊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渗出的“结石”。
至于第三个问题即“解决之道”的答案，则体现在有关专家对“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厘清之后，即目前引起人民不满的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机会不公”和“竞争过程中规则不公”所致，比如权钱交易，比如以属于全社会的廉价资源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垄断行业等。
机会公平，也即起点公平，当然会极大减少不合理收入差距；那些因勤奋程度和个人禀赋不同形成的适度收入差异，则有益于社会进步；而在公平起点上由先天差异造成的过大收入悬殊，则恰恰是二次分配及社会救助的工作范畴和存在理由。
这样的分析之后可知，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解决之道，即是通过深化改革，革除那些源源不断形成“机会不公”和“过程不公”的体制机制弊病，而不是“仅用民粹主义方式去炒作和应对，把问题弄得越来越乱”。
革除体制之弊，当然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潘燕）
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
“收入差距扩大，分配秩序混乱”有着转型期深层的体制机制原因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国军殷耀收入差距日渐扩大的痼疾，虽被紧锣密鼓出台的民生政策不断校正，但转型期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及尚存欠缺的调节机制，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呈“全范围、多层次”扩大之势。
《瞭望》新闻周刊年前深入田间地头、工矿企业、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调研发现，尽管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建之于绝大部分群众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但日渐扩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还是对社会和谐及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如何对无序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节，事关发展全局。
当前收入差距不合理现象有何具体表现？其背后深刻的体制机制根源是什么？解决的切入点又有哪些？就此，《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李爽等机构的相关研究者，以期获得权威的分析与判断。
分配不合理五大表现虽然各方对目前我国收入不合理程度的估测不同，但对“差距不断扩大”的共识却相当高。《瞭望》新闻周刊经过深入调研采访后，将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不合理表现主要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首先是“四过大”和“一低一慢”问题。
苏海南告诉记者“四过大”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国家发改委2007年初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对此有详细的数字分析——城乡差距：2005年我国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地区差距：2005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比上一年拉大462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拉大545元；行业差距：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不同群体收入差距：2000年到2005年的五年间，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从4.6倍上升到9.2倍，扩大了一倍。
在这“四过大”中，行业间收入差距与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情况呈加速化倾向。
“一低一慢”，是指普通职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不仅过低，而且增长慢，过大的收入差距，甚至使“平均工资”指标难以反映普通职工真实的收入增长状况。
以北京为例，2006年北京市年平均工资为36097元，但有60.7%的职工达不到这个平均数；从全国来看，我国2002年至2004年的三年中，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
一些企业工人对本刊记者说：“这年头，职工收入增长在爬，社会保障在晃悠，只有物价在飞跑。”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加速，至今仍呈逐年扩大之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目前的城乡差距已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差距。
其次是资本分配太多、劳动分配太少，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偏移。李爽介绍，2003年我国劳动分配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57.6%，2005年则降为41.4%，两年之内下降16个百分点。与此对应的则是资本分配的比重提高，达到了1/3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2004～2006年的统计显示，职工工资占GDP比重分别为10.6%、10.8%和11.1%。
三是国家和企业储蓄增速明显快于城乡居民储蓄增速。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主持的课题组最近作出的中国储蓄结构的研究报告指出，近年来企业的储蓄率在稳步上升，政府的储蓄率也呈急剧上升趋势，而居民储蓄率则在下降。
四是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约为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介绍说，近年来，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尽管财产分布差距是收入差距逐年累积形成的，但目前的情况是多数人还不具备依靠财产改善收入的条件。高收入阶层在股市、房市等方面的加速扩张，将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不合理状况。
五是尽管改革使大多数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但受益最大的和受益最小的群体相对固定。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来讲，由于医疗教育改革偏差，使中低收入者医疗教育负担过重，加上住房以卖代租和房价暴涨，使他们受益较小。而极少数的部分群体受益较大。王小鲁从家用汽车拥有量、出境旅游、住宅、银行存款分布差距等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等指标测算，我国高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持续增长超常，国民收入分配呈向高收入阶层倾斜态势。
分配秩序伤及公平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是与收入差距扩大并列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在当前亦表现极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由于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等各个环节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上长期实行市场与计划并行的“双轨制”，同时又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从而造成制度上的诸多漏洞，成为权钱交易、损公肥私的孳生温床，一部分人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形成不公平分配。
受访的专家学者认为，分配秩序混乱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分配主体方面都有涉及。具体表现为：
政府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国有资产和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纯收入大量流向个人，形成“工资不高、收入不低”现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李爽主持的课题研究发现，政府机构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及所属行政机构和事业机构，利用制度漏洞，通过合法途径，收取名目繁多的税外费，形成大规模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的税外收费规模约为税收收入的1～1.5倍，形成“税小费大”的不合理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寻租活动又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寻租重点领域开始由项目审批转向土地开发审批，寻租方式也在由单纯收受钱物开始转向直接介入投资和经营，获取赢利收益。
部分企业以不正当行为侵蚀国家和公众收益。某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勾结不法分子，把国有企业转制当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以侵蚀品牌权和专利权、低价评估、降价转让或拍卖等形式，把国家所有的有形和无形资产转为企业或个人所有；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现象仍然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依然存在，在国企公司化改制中产权制度改革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对管理层个人的收入分配激励普遍超前；在其他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设立多本账现象较多，偷税、漏税、骗税问题严重，将巨额应纳税资金转为企业盈余。
居民个人不规范收入缺乏约束。一是国企职工享有的补贴、津贴、奖金、实物分配等制度外收入名目繁多，难以搞清真实情况，更谈不上有效约束；二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职务消费大多采取实报实销的形式，不受约束，弹性很大；三是地区间、行业间、单位间从业人员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拉大，与个人能力和质素分布不匹配；四是私营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约束。部分用人单位确定劳动者工资水平随意性较大，是分配起点不公平、过程不公平的表现。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到正常劳动力价值之下，并且经常被拖欠；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不仅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职务消费。
政府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乱”，名目繁多的工资表外收入接近甚至超过工资表内收入。尽管国家近年对公务员工资实行了改革，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有了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些地区奖金津贴名目繁多，如季度奖、年终奖、业绩奖以及各种过节费仍然保留，有的地区实行了车改，有的地区没有实行；有的地区以经济适用房的形式解决公务员的住房，有的地区以货币形式给予补贴，差别很大。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状况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财政全额拨款，有的是差额拨款，有的是自收自支，有的是既享受全额拨款又利用自身条件搞创收，其结果是不同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大相径庭。
非透明、非规范性收入不同程度存在。包括灰色收入或隐性收入等工资外收入的比重较大，导致实际收入差距比工资差距要大得多。王小鲁主持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2005年非透明、非规范性收入大约有4.8亿元，约占当年GDP的26%。王小鲁认为，加上大量的隐性收入，全国城乡居民最高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达到了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存在制度缺陷，一些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能按时扣缴，而对一些不靠工薪的高收入者往往存在征管漏洞。
两次分配均存制度缺陷根据李爽、苏海南、王小鲁以及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专家们的分析介绍，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缺陷表现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行政支配性、秩序混乱性及公共福利短缺性。
初次分配的缺陷主要是起点和机会不公，且缺乏制约。
专家认为，在资源占有和配置、资金分配和融通、市场准入等关乎初次分配起点和机会的基本制度方面，尚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的待遇差别；存在公共支出和土地、矿产等公共资源管理不规范问题，像政府主导的固定投资在资金管理方面有着诸多的制度漏洞，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进入市场缺乏透明，产生权钱交易和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等等。这是当前初次分配领域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在工资制度与政策方面，一些专家认为，存在着体制内按劳分配带有浓厚行政色彩和体制外分配混乱并存的缺陷，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实现形式和机制尚未破题。由于要素市场不健全，使得各种要素的贡献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场价值加以实现；由于存在着劳动者劳权保护制度缺位、社会弱势群体劳动权益的保护不足等问题，按劳分配在我国目前劳动力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成为“空中楼阁”，劳动力价值长期处于被资本严重剥夺的境地。
再分配的缺陷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税收制度与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政策等方面。
从社会保障制度与政策来看，鲜明的城乡差别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大缺陷。除此之外，社保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覆盖面不足，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几乎都存在覆盖面过窄的问题，受到保障的主要是城镇正规单位职工，而非正规部门和非主流群体基本没有或只能享受部分社会保障。二是制度不统一，除城乡的制度性分割外，在城镇还存在着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制度差别，实质上是社会保障的“双轨制”。三是缺乏制度保障，社会保障执行标准的确定和执行还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目前在很多地方实际上不是生存标准，而是政府财力标准。
从税收制度与政策来看，我国目前的税收调节制度还只是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已开征的财产税还只有房产税一种，且仅就城镇房产征收，而遗产税和赠与税还尚处空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全国人大对《个人所得税法》的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的内容及监管规定进行了新的修正和补充，但在现行所得税分类征收方式下，由于缺乏对多种形式的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有效的监管手段，致使出现了富人少交税、穷人和工薪阶层多交税的逆向再分配局面，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政策来看，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不明确，调节功能微弱；二是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包括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不清晰；三是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范围模糊；四是转移支付形式繁多管理分散。□
“机会不平等”是问题关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等专家认为，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
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陈国军殷耀）
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
企业收入分配日益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利润挤占工资”现象较为严重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书云王振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7年11月公布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指出，中国企业利润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的。
报告显示，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在工业领域也是如此。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是企业利润的2.4倍，到2005年降到了0.43倍。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在辽宁、陕西等地调研也证实，由于缺乏对企业收入分配有效的调控手段，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利润挤占工资”的情况，制约了职工对发展成果公平、充分地享有，也影响了社会稳定。
受访的专家建议，重新调整劳动管理关系，构建新型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只涨利润不涨工资本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效益逐步提高，职工收入逐年增长，但增长幅度与企业效益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呈现出“低、慢、大、欠、挤”五大问题。
“低”指企业在岗职工工资收入增长速度大大低于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以辽宁为例。2007年上半年，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1倍，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6倍，地方国企增长4.2倍。而全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均工资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5.6%，其中国有经济单位增长17.2%。这其中还包括上半年调资及补发工资后增长明显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若扣除这一因素，企业职工实际的工资增长更低。
在资源效益明显的山西，省总工会提供的数字显示，“十五”期间，山西省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平均增长达64.7%，全省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仅为17.7%，而全国2002～2004的三年统计显示，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
“慢”指部分行业和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增长缓慢。据陕西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介绍，2006年陕西省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上年仅增长6%，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增长更低，一般年增长在4%～8%不等。由于忽视了津补贴标准的修订，像夜班津贴长达十多年没有进行调整，在年前，陕西省才把前夜班津贴由0.8元提高到3～6元，将后夜班津贴由1元提高到5～8元。而辽宁等省份还没有提高。
辽宁省辽阳市总工会对90家企业调查发现，有的企业10年没涨过工资，有的企业3年才涨20元，70%的企业平均工资低于全市社会平均工资，多数民营企业的月平均工资在700元至900元，仅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稍高。
“大”指企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据陕西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不完全调查，2006年全省高收入行业与低收入行业之间的差距为3.8倍；在企业内部，效益好的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在15倍以上，即使是微利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3倍以上。
“欠”指效益不好的企业大量拖欠职工工资。2006年以前，辽阳市累计拖欠职工工资2.8亿元，最长者达38个月。辽宁省的阜新市截止到2006年末，全市累计拖欠在岗职工工资1.28亿元，涉及在岗职工4万多人。
“挤”指部分企业为了完成利润指标或增加利润，而人为地挤占人工成本。阜新矿业集团劳动工资处处长侯传军说，企业曾为了完成经济效益指标，把本已核算进工资成本的9900多万元，用于冲销亏损，结果至今的企业工资成本仍然很低，仅占到企业总成本的26%。此外，多数私营企业主都有为了追求利润，尽量压低工资，降低成本的行为。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振宇研究指出，从职工工资占GDP比重情况看，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5.8%和10.7%，而2004年至2006年最近三年则分别10.6%、10.8%和11.1%，呈现下降趋势，这在一定层面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强化”了政府一方而“弱化”了居民一方。
劳动力处于分配弱势之所以出现“只涨利润不涨工资”，一线职工工资水平不高、增长不快的现象，王振宇认为主要与剩余劳动力稀缺程度有关。和资本、土地等要素相比，劳动力稀缺程度最低，在分配中难以敌过“强势”的资本，而我国目前对企业职工工资管理缺乏刚性，没有手段调控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让劳动力在分配中始终处于最弱势地位。
“企业自主分配”成了“企业主分配”，职工既“不敢”也“不会”争取工资待遇。按我国目前工资政策，“企业自主分配”原则已经普遍落实，但“职工民主参与”并没有落实。企业职工工资多少、是否涨、涨多少由老板说了算，职工不敢参与，工会不愿参与，在收入分配上没有发言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组改制，非公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成分、企业组织形式、就业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强资本、弱劳工”状态表现突出，职工权益极易受损。企业在分配上五花八门，想方设法压低工资，有的报账面亏损，有的盈利也不调资，有的过高确定劳动定额，不给职工递增工资。工资问题成为最突出、最频发的劳动关系矛盾，青岛市总工会初步统计，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中60%涉及劳动报酬、延长工时、劳动保护等方面。
“政府指导体系”不具强制力，宏观调控流于形式。辽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工资科科长邢安吉说，目前，政府用于调控企业工资分配的方式是定期公布具有参考性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工资指导线，引导企业的分配行为，这些手段缺乏刚性，加上劳动监察力度较弱，对企业的约束力微乎其微，企业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
在具体的工资管理上，政府主要采取办理工资手册核定企业工资总额和对部分企业实行工效挂钩的办法。阜新市劳动和和社会保障局规划工资科科长全英玉说，工资总额管理只能管住国企，其他成分的企业根本不按规定使用工资手册，在金融机构的配合下就能支取工资性资金，这个办法基本失效了。而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越来越少，享受面很窄，阜新市执行工效挂钩分配的企业由原来的上百户，已经下降到仅有20多户。陕西省劳动和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副处长冉志奎说，如今劳动部门根本介入不了企业内部具体的分配，对企业不合理的分配现象无能为力。
最低工资标准在保障职工最低收入的同时，却又剥夺了部分职工本应取得更高报酬的权益。颁布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少数具有法律效力的“硬杠杠”，却有不少企业就此只给职工发最低工资，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加点工资、拖欠职工工资等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企业劳动用工自主决定后，劳动定额管理较为混乱。陕西省劳动和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楚瑞秦说，一些实行计件定额的企业，定额偏高，计件基数测算不合理，导致职工劳动强度增大，收入隐性下滑。劳动部门却没权管理，也没有了制定合理劳动定额标准的职能。
由于管理失控，使劳动力在分配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导致职工工资收入较低，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辽宁省财政厅厅长邴志刚说，工资性收入作为所有收入的基础性收入，它的增长缓慢，不但影响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很难让更多的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直接制约了我国消费能力的提高，造成经济运行的非良性发展。同时，少数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加重了分配的不公平倾向。
构建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采访中，部分政府劳动管理人士、工会组织和企业人士提出，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调整劳动管理关系，建立新型的企业内部工资增长机制，使职工共享发展的成果。由此才能真正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效提振国内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强力推进“法律完备，政府主导”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采访中，大家认识到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当前通过签订工资协议，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但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确，在企业内部难以单方推进。因此，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形成“政府主导，工会力推，劳资互动”的协商格局，当出现“本单位利润增长、本单位劳动生产率提高、当地政府工资指导线提高、本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四种情况之一，就可以进行增资协商的新型工资增长机制，并以此促进非公企业和新经济组织工会组建，从根本上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是建立和完善企业人工成本监测指标体系，改善职工工资与企业利润间的分配关系。定期向社会公布主要行业人工成本水平，防止部分企业以涉及企业商业秘密为由，不提供准确的数据，侵蚀职工应得的利益。将工资指导线由指导性变为依据性，并细化到行业，明确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人工成本应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企业利润与职工工资增长幅度的关系。同时，根据经济增长状况、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按照国际惯例，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为职工平均工资的40%至60%，并及时调整。
三是规范国有企业内部分配秩序，调节行业差距，理顺分配关系。合理控制经营者的薪酬水平，明确职工工资增长与经营者收入相联系，经营者工资超过一线职工工资一定倍数的，其工资增长不得高于一线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改变由于行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带来的分配不公，合理控制收入水平，使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与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保持合适的比例，防止差距过大。
四是建立企业“工资储备金”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职工工资不因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而发生大幅波动和拖欠。□
印度工资涨幅为亚太之冠
印度去年平均工资上升了14%～15%，成为亚太地区工资增幅最大的国家，预计今年将上升17%。SVB金融集团旗下SVBGlobal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印度是去年亚太地区工资增幅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居第二，增幅是8.2%。而日本和香港排在末尾，分别是2.6%和2.9%。
报告透露，印度本国公司的工资增长幅度比外国驻印公司更高一些，达到14.9%，而外国驻印公司是14.3%。保险公司的工资增长幅度达到17.1%；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工资增长达15%。软件公司为15.6%。工资增幅最小的行业是医疗卫生业和医疗产品业，增长幅度为12%。
知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HayGroup在一份有关世界工资情况的报告中说，印度高层管理人员的年薪为9.2万～12万美元。尽管低于西方国家同行，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印度工资的增长幅度高于西方国家。
报告指出，印度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和中央银行行长等的工资，低于一些私企中层经理的工资。印度总统的工资是每个月5万卢比(1美元约合41卢比)，同私企高层负责人数十万卢比的月薪相比微不足道。□（《瞭望》新闻周刊整理）
城乡分配:农民工需要“公平起点”
在初次分配中给1.3亿农民工以国民待遇，事关公平与稳定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殷耀陈国军农民工收入之所以成为收入分配调研焦点，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作为我国产业工人阶层的一部分，我国已有的1.3亿多农民工，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利益相对受损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如何看待目前农民工利益受损问题，改变这一现状的切入点又是什么？为此，《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等专家学者。
农民工利益受损严重权威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城镇职工年均工资以年平均增长率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同期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左右，剔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增长更加缓慢，城镇职工工资的绝对水平与农民工工资绝对水平之比已由2001年的2倍扩大到目前的2.8倍左右。2006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21001元，实际增长12.7%，而全国农民工外出务工年平均收入2006年达到11352元，同比增长9.9%，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进一步扩大。
农民工的利益受损不单单表现在“低工资”上，还表现在其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当前大部分受雇农民工没有任何正式合同，即便有“合同”也被因雇方设定苛刻条件；农民大多从事苦、脏、累、险的工种，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受工伤、职业病、疾病困扰的可能性非常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权益无保障；此外，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自身就业培训被忽视，子女教育、住房等生存条件很差，生活质量普遍较低。
分析农民工利益严重受损问题，接受采访专家认为除“劳动力过剩、农民工多从事简单劳动”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起点不公平”所致，即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待遇。
上述专家指出，1.3亿农民工再加上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他们的劳动权益和生存权利长期被漠视，他们的生活水平长持维系在一个低水平的层面上，只能使这一活跃于城市和乡村的新生社会阶层增加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发其他社会矛盾。
因此初次分配一定要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国民待遇，为进城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的就业和生存环境，设法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
如何变“工地”为“家园”
魏杰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一系列政策性导向和制度性安排，使得城市只给农民工提供了就业的岗位，而没有给他们提供生存的条件，农民工在收入分配前面临的是一个不公平的起点，拥有的是不均等的机会。
采访中，高尚全等专家认为首先应解决农民工机会不公平的问题，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农民工问题。
其一，应把农民工视为城市新兴产业工人，着眼于破除劳动力流动中的身份性歧视，使劳动力的竞争在起点和过程中处于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同时，适应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切实形成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和体制，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就业机会权利平等、获得劳动报酬权利平等、享受就业社区公共资源权利平等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制度，逐步给予“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等待遇。
魏杰说，农民工应被视为城市人群的一部分，农民工和城市人口构成了城市人群中收入差别极大的两个群体。在城市中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是企业，解决其生存条件的应是各级政府。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新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已不再是副业，他们最终是要融入城市生活的，城市不应只剥夺他们的青春和劳动力，而应为他们的生存重新设计制度。苏海南说，今后在制度设计上要特别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农民工的生存公平问题。
其二，改变全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受访专家谈到，除了制度性歧视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歧视外，还存在一个社会歧视的问题，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往往被忽视，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从城市管理者角度而言，城市对农民工的流入采取的是限制或歧视的政策，在就业、入学、医疗、社保等基本权利方面得不到政府的援助，农民工权益处于无保障状态。从普通市民讲，则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偏见与歧视，认为农民工素质低、愚昧无知，抢了城市人的工作，破坏了城市的秩序，等等。
专家们谈到，这种歧视和偏见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反映是农民工工资屡屡被拖欠，而农民工维权时成本非常高，一些行政执法部门接到农民工的投诉时也拖而不决；另一个突出的反映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被忽视。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意见》的措施如果真正落实必将造福农民工，但现实情况是各级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还没有从思想根源重视起来。魏杰说：“应确立解决农民工生存问题的官员考核机制，因为目前农民工生存环境再差，也不在一个城市执政者的政绩考核范围，不考核就很难使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进入城市执政者的视野。”
其三，改变低工资高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切实提高农民工工资。专家们认为，劳动力成本低是我国一些地区甚至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本之一，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把劳动力成本低廉作为优势，而一些企业往往以不为农民工缴纳各种保险、延时劳动甚至拖欠工资来追求其利润最大化。今后应通过自主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调整产业结构来体现竞争力，要全面转向节约型、技术进步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增长方式上来。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政府加强劳动执法、制定动态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并严格落实之，使劳动法由“软法”变为“硬法”，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的基本待遇。
搭建“公平的起点”
高尚全等专家谈到，在目前农业仅占GDP比重16%的情况下，不可能支撑70%农业人口的收入稳定增长，政府的适当转移支付、消除城乡人口的体制性歧视，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随着农业收益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随着城市就业岗位的增多，那种农民工无论工资怎样低、劳动条件怎样差都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现象正在改变。因此中央要继续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城市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鼓励中小企业创业，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同时，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执政者应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国民待遇，当前应采取以下措施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一是要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平等的教育环境。可实行义务教育全国通用的教育券制度，国家按照学校提供的教育券进行财政拨款支持。同时大力发展公办和民办教育资源，采取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供给问题。
二是要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专家们谈到，房地产市场不应完全推向市场化，政府应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作为公共服务产品，可以设定一个标准，租给在城市居住若干年的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通过补贴使他们向中等收入者过渡，然后廉租房再租给其他低收入人群。魏杰说：“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和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是城市执政者应该为农民工做的最紧迫的两件事，像为农民提供廉租房，我测算过，各级政府真正能重视起来，是有能力、有资金解决的。”
三是不断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农民工的各项权益。应逐步探索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基本医疗制度衔接的有效途径，加强立法和检查，强制用工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四是继续解决好农民工劳动工资问题。各级政府应认真贯彻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督促企业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保障金等制度和农民工工资稳定增长机制，严厉惩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根据行业、部门和地区特点，成立农民工工会，通过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通过政府干预、工会维权谈判形成农民工正常的收入增长机制。□
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
职工工资占GDP比重总体下降，倾斜的国民收入比重有待纠偏文/王振宇有关中国宏观税负是高是低的争论，某种程度上是国民财富如何在政府、企业和个人间分配的问题。
2007年5月《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全球排名第三，继2006年之后再次成为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税负痛苦指数为152，比新加坡的79.5高72.5个点，比香港的43.5高108.5个点。
针对这一问题，官方和学术界分别从不同层面作出了种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适中，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水平，尚存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论证主要认为“名义税负”与“实际税负”还有一定差异；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较重，虽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但高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近3.7万亿元，而政府性基金和收费收入为1.3万亿元、社保保费收入0.7万亿元、土地收入0.7万亿元、国有企业税后利润0.2万亿元，政府非税收入总量约为3万亿元，几近税收收入，财政集中度超过30%；浙江财经学院王美涵教授测算，2004年全国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30%，高于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上限25%6～7个百分点。
无论持何种观点，其核心均集中在“口径”选取上，这里面有小口径(预算内收入)、中口径(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大口径(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区别。《中国统计摘要(2007)》上的“18.5%”显然是“小口径”，客观上不能真实反映纳税人“负担”全貌；周天勇、王美涵两位学者披露的信息是运用“大口径”方法计算的。
究竟当前中国宏观税负是高是低，笔者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
首先，从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数据情况看，目前我国私营企业利润的中位数为21万元，而纳税额的中位数达26万元，二者相差5万元。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改革方针，除严征管之外，其余大都落实乏力。现在，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和小商贩面临着“税费”双重负担，纳税积极性不高，有不少企业甚至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逃漏税收和躲避收费。
其次，从职工工资占GDP比重情况看，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5.8%和10.7%，2004～2006年分别10.6%、10.8%和11.1%，总体趋降的占比走势，在一定层面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强化”了政府一方而“弱化”了居民一方。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难以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重要原因在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难以形成理性的消费预期。
第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的数据显示，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2004～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6%、19.9%和22.4%，远远高于同期GDP(不变价)增速，比现价GDP增速高3.9、4.5和8.5个百分点，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均低于GDP增速。由此推断，最近三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象有所增加。
综上，仅就制度内收入(预算内＋预算外)而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分配超过20%；如果考虑制度外收入(制度外基金、制度外收费、制度外摊派、集资和制度外罚款等)因素，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接近30%也是客观现实。
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如果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继续向政府一方倾斜，必然会加重税收负担，降低市场配置“效率”，背离税收“中性”原则，产生“挤出”效应，妨碍微观经济“基础”。所以，切实抓住当前我国经济良好运行态势，通过一系列科学化、规范化的税费改革等举措，适度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作者为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摸清财富“底数”对症下药
收入分配调节不力源于财富底数不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殷耀陈国军
“个人收入统计失真，财富底数不清”，已经被视为目前我国分配调节不力，甚至出现“逆调节”问题的重要原因。如何做好相关的基础工作，受访专家认为关键是尽快摸清财富底数，建立并健全收入分配的相关支撑制度，准确把握全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和演变态势，有的放矢地出台相应调控措施，通过有效调节彰显公平，抑制因垄断和腐败而滋生的分配不公。
财富底数不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等诸多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一个共识是：目前由于缺乏基础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使得个人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状况难以摸清，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专家们以“不可治理”、“模糊不清”、“杂乱无章”来形容这种状态。
王小鲁等专家认为，现有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远未反映出真实水平，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水平。
分析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高收入户的收入调查特别困难，拒访率高，导致样本中真正的高收入户大量遗漏，覆盖率过低；二是高收入户对其收入的记载和陈述失真程度很大，低报收入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当涉及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时，通过常规方法的收入调查几乎无法获得真实信息。
王小鲁等学者通过不同的统计、调查、问卷等形式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目前每年至少有4万亿元以上的不规范收入处于国家可掌控范围之外。一些专家则认为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城市居民收入中除工资总额部分是处于国家监控之中外，其余约2/3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处于国家的监控之外。此外，由于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不规范，银行监管体系待健全，许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漏洞多，我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介入了分配，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每年以不规范方式分配的财富比例相当大，收入底数不清、财富流向不明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孙立平、魏杰等人说，有这么多财富说不清是如何分配的，使得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无从谈起。孙立平说：“我认为基础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非常迫切，尽快使整个财富分配规范起来，由不可治理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状态，这是最重要的。”
调节“失效”甚至“逆调节”
采访中专家们坦言，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的不规范化，及最终分配结果的底数不清，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困难，在底数不清的情况下一些措施收效甚微，甚至显出调节“失效”和“逆调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税收无法对扩大的收入差距进行有效调控，甚至出现“逆调节”现象。高尚全说，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是政府重要的再分配职能，但在转型期由于税制不完善，我国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还远没有充分发挥，甚至还存在逆向调节的问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征收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税占45%～47%，而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同时也意味着工薪阶层承担了过重的税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二是难以摸清个人财富，致使再分配调节措施难以落实到人头。孙立平等人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关键是摸不清两头，调节措施难以控制的也是两头。现实生活中人们反感的是富人阶层所交的税少，与其拥有的社会财富的比例极不相称，但由于对于富人“不摸底”，政府很难采取有效措施“抽肥”用于再调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帮助穷人时，又很难准确辨别穷人和富人，于是出现了经济适用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能有效针对穷人，“瞄准率”低的问题。
三是垄断和腐败屡打不绝，缺乏从制度上预防和惩治的措施。魏杰说：“老百姓不恨那些靠自己能力富起来的人，恨的是官商勾结腐败获利，恨的是垄断专营暴利圈钱。我觉得解决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首先应解决垄断和腐败问题。这些年来中央十分重视解决这些问题，但为什么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关键是源头预防和惩治的基础性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比如现金交易不杜绝，一些罪恶性消费难以禁止。”
受访的大多数专家认为，与分配制度相关有很多制度如财务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不健全，交易中现金流太多，发票市场管理混乱，不仅使收入底数不清，而且也使垄断获利和腐败贪污变得“无据可查”，造成社会的打击成本越来越高。
建立基础是关键采访中，多数被采访者认为现在收入分配领域最应解决的是基础秩序混乱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基础制度缺失或失效而致。没有一个建立在信用基础上适应信息化、网络化管理，适应人员流动性大的公民号码管理体系，任何好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社会管理政策都无法落实，因此应抓紧建立相关基础制度规范财富分配。
首先，应加快建立真实可靠的国民收入记录或统计制度，为政府从整体上调节贫富差距和收入利益关系提供基础依据。同时，建立和健全个人收入监测体系，使每个人的各种收入如不动产收益、遗产收益、银行利息等收入，都能从银行、海关、公司、企业雇主等源头汇集到税务部门，以利于在基础依据真实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调控手段。
其次，从法律层面建立并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加快家庭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在银行存款、纳税登记、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统一代码管理。完善居民家庭储蓄存款实名制，建立家庭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实名制度，逐步建立全面的家庭收入申报制度。
其三，应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引导企业和居民减少现金使用并最终杜绝现金交易，同时加强账目、票据等基础性管理。这不仅可以打击防范洗钱、逃废债、偷逃税等违法犯罪活动，杜绝奢侈性的政务消费行为，还可以使国民收入的记录更加真实可靠。
其四，继续深化税收体制改革。高尚全谈到，应将目前单一的分类所得税制，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统一基本扣除标准，逐步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从个人过渡到家庭。对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要开征特别消费税。在总体降低宏观税负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赠与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实施。多位专家谈到，资源税是最基础的税种，我国资源税征收标准奇低的现象，导致了国家资源以权钱交易形式廉价为个人所有，等于是对国家资源和全民财富的剥夺。
孙立平、魏杰等人谈到，许多基础的记录和信用制度的建立是完全具有可操作性的。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出于赊销的需要，逐步建立起以个人终身惟一的社会保险号为基础的信用制度，当时完全靠手工抄卡片进行。目前已进入计算机、互联网时代，完全可以通过建立信用制度等基础制度为突破口，为解决包括收入分配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奠定基础。□
在依旧的格局中“心态渐变”
近十年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格局未变，但内部结构和百姓心态变化明显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书云王振宏鉴于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本刊记者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曾三次参与新华社收入分配专题调研。记者在深入十多个省份的调研采访中发现，近十年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基本格局未变，而内部结构及不同群体的心态变化却日益显著，值得各方认真关注。
记者在深入工矿企业、田间地头及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采访中发现，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未见大的改变：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继续呈扩大之势，并出现明显的群体性特征。
2001年本刊记者采访这一问题时，学界不同的研究人员就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否超过0.4的国际通用警戒线，尚存争论。当时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9，从趋势分析接近警戒线，有学者则认为当时我国实际基尼系数已超过0.4。
尽管如此，大家仍能共识于不能简单地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贫富问题，其只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还不足以影响到社会稳定。
2007年底本刊记者就此再次采访时发现，各方对远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46的基尼系数已没有异议，且普遍认为扩大的收入差距已对社会和谐构成影响。有学者指出，如果不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各类收入差距未来仍可能继续扩大，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发展。
记者进一步观察发现，十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虽未出现大的调整，但内部的分配结构日益失衡，人们的关注焦点也在随之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末，趋冷的经济运行致使国企改革步伐加快，大量的下岗人员和日益加大的就业压力，使得当时的行业收入差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人们更愿意比较下岗职工和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差距及腐败问题，而不像现在将不满更多地指向石油、电力等行政性垄断性行业。
2004年前后，伴随着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大家的关注点开始出现动向性变化：虽然对行业收入差距大家仍然议论较大，但高低收入阶层分化问题开始出现，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在城乡、不同群体间收入分化均日益明显。城市里开始讨论富人、穷人是否分区居住问题，社会各界把焦点更多地投放在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合法”的探求中，人们从“患不均”转移到“患不公”。比如，将腐败收入痛斥为扩大贫富差距的“第三次分配”，不满于公务员工资不透明、公共财政体制不改革，以及专项转移支付过多过滥等。
与此同时，投资理财及财产性收入开始出现，并初步显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问题，困难群体更加“弱势”化，并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要求反腐败进一步深入、公务员工资透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并对国企经营者薪酬、公共财政体制，及地方行政成本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
2007年底记者进行第三次收入分配调研时，恰值十七大刚刚结束。在这次重要的党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精辟论述，明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并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一重要论述。
记者调研时发现，在这一背景下，尽管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社会各方却似乎更趋理性。仔细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和为困难群体“兜底”的惠民政策；二是日渐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部分平衡了社会各界的心理焦虑；三是日益健康丰富的投资理财渠道，也使一些普通群众通过理财合法地增加了收入。
与此同时，社会对政府调节收入的有效性日益关注。物业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以及个人收入起征点、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等，都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
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汲取能力也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职工工资占GDP比重的总体下行，使“藏富于民”还是“加大转移支付”；中国宏观税负是高是低等讨论屡见媒体报章。采访中有学者指出，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将在加重百姓税收负担的同时，降低市场配置“效率”，背离税收“中性”原则；有学者认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制约了我国消费能力的提高。由于高收入者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使总消费水平下降，公平的缺失最终损害效率。
本刊记者观察认为，当前社会各方对收入差距拉大表现出的理性，一方面与中央加大社会统筹和保障性建设投入有关，另一方面也不无无奈，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渐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变，很可能出现格局固化的情况，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快遏制这一势头，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为中央及各级政府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二．文化（网络文化汉语热传统文化）专题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
互联网是什么？任何一个定义在日新月异的网络世界面前都会显得苍白。对互联网的认识，未知的远远大于我们的已知。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网络正在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改变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截至2007年12月，中国内地网民达2.1亿，而且正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网民世界第一”几乎触手可及。
作为覆盖广泛、快捷高效、影响巨大的大众传媒，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文化创作生产平台、文化产品传播平台和文化消费平台。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互联网已被公认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以及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上有许多积极的、主流的力量。同时，也遍布着许多“很黄很暴力”的角落，遍布着有着不同传播目的的信息。我们也在不停地追问：网络是一个巨大的染缸吗？
这个时候，探讨发展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探讨营造和谐的网络价值生态，探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传播，显得如此迫切和必要。
网络文化建设直接与“四位一体”建设紧密联系，其重要性可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观察：
经济建设方面，互联网已形成巨大的产业链，网络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
政治建设方面，互联网已成为了解舆情、沟通民意、引导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
文化建设方面，互联网要建设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
社会建设方面，目前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步入网络社会，网络成为联系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的重要载体，成为党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
网络传播无国界，具有天然落地的特点，隐匿性和交互性很强。对于网络文化，忽视建设，放松管理，有可能丧失对意识形态、经济命脉和传统文化的主导权，后果不堪设想。
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形成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必然要求，成为顺应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必然选择。□（吴亮）
网络文化冲撞
许多网站一味追求提高点击率，从而为不良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通道。专家呼吁，作为网络文化生产与消费大国，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起网站评价的标准体系，引导网站与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春节前后，涉及香港艺人陈冠希与多名影视名星的“艳照”在网上快速流传，成为网民关注的热点。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几乎所有活动，都立即在网络上近乎疯狂地传播。
也是在春节前夕，陕西省林业厅向社会发出“致歉信”，再次将陕西偏僻山区的农民周正龙推到了舆论前沿。周正龙俨然已成为“八卦明星”，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许多人的眼睛。
这一切，都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了网络。
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网络小胖、后舍男生……美媚自拍、聊天交友、论坛灌水……反恐游戏、网络写手、电子购物……全新的文化创作与参与主体、全新的文化内容与文化传播、全新的经济活动与生存方式让我们眼花缭乱。
仅仅在十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到今天的这种新文化形态，网络从一种技术的代名词演变到一种文化，成熟的周期显得过于短暂。
截至2007年12月，中国内地网民达2.1亿，而且正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网民世界第一”几乎触手可及。
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网络文化是人类20世纪的创造物，它是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接收信息为核心，以加强沟通为直接目的，影响着人类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文化形态。
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文化创作生产平台、文化产品传播平台和文化消费平台。今天的人们，面临着网络文化的全面冲击。《瞭望》新闻周刊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思想文化的重要“集散地”
由于网络文化的出现，代表传统文明的许多传统文化内容与形式正在被颠覆，这是关注互联网人士的一致看法。
“－Ｏ－妈妈咪呀，妈妈咪……T_T……-_-^今天一天，我居然碰见这家伙三次。T_T孽缘！”
这不是古代文化遗址中的神秘“符号”，也不是电脑出错时产生的乱码，而是正规出版物中的文字，摘自韩国作者“可爱淘”的网络小说《狼的诱惑》。
在长春市同仁购书中心网络小说的销售架上随手翻看，发现内容中有符号语言的书籍非常多，有的图书还附有“网络语言小词典”。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副院长韩非认为，这些网络“符号文化”是对传统语言文学的一种挑战。
在网络文坛，亦玄亦幻的网络小说流行一时，其内容与写作方法都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创作。2005年，玄幻小说《诛仙》的作者以100余万册的惊人发行量，一跃成为文坛红人。2006年世界杯期间，《和美女同事电梯被困一夜》的网络小说作者赵赶驴进入百度人物风云榜前50位，网上还传出“除了世界杯，就看赵赶驴”的说法。在许多书店推出的每月畅销书榜单中，排进前20位的总有几部网络小说。
根据网络小说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网络原创作品《武林外传》被拍成电视剧后，其中的台词“饿滴神啊”一跃登上了2006年中国社会的流行语榜首。由热门网络小说《爸爸，我怀了你的孩子》改编成的话剧《恋人》，在上海连续热演。
上海市新闻办副主任徐世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由于网络文化的颠覆效应，正打造一批传统文化的“零接触群”，而这些传统文化的“隔离一代”多为年轻人。年轻一代看报纸越来越少，甚至都不能安分地守在电视机前，而是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口味在网络上寻找文化消费品。
上海市互联网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网上的思想文化之庞杂，可以用“集散地”来形容。里面有反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仇富仇官情绪，有在现实中无法表现的行侠仗义情绪，有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言论等。
有关专家认为，网络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人们对其依赖性已超过了影视、文艺、书本等任何传统文化载体。网络文化除具有文化的一般特征外，还有三大独有特征：
一、文化体系的开放性。曾专题研究过网络文化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李钢认为，网络文化融合了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特征，人类的文化交融将在网络中得以实现。同时，由于信息在网上的自由流动，也使网络文化成为“不设防”的文化形态，关注文化扩张、文化入侵、文化安全正被提上日程。
二、文化内容的动态性。由于网络信息更新与传递迅速，各种风俗时尚与社会热点不断发生变动，这使得网络文化具有极大的不可控性。据上海市互联网研究中心调查，网络文化对现实社会“动员力”的不可控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在全国每年发生的约7万起群体性事件中，有规模并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影响的几乎都同互联网有关。
三、文化主体的自由性。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良海说，网民是网络文化主体，可以在任何一台电脑上创作发布自己的文化成果，加之自己的虚拟身份，其文化活动不像在现实中那样受到过多限制和约束。
生产与消费在“剑走偏锋”
一位“网络名人”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目前在网上点击点非常高的“偷拍系列”，实际上是一帮职业网客在自导自演，找到熟悉的女孩，给其一定报酬就进行所谓的“偷拍”，然后再放到网上赚取点击量。
一些大学生说，为吸引眼球，追求点击率，似乎在很多人眼里，会写好文章的，不如会偷拍的；能说理的，不如直接骂人的；搞原创的，不如搞剽窃的。网络文化生产显得十分浮躁。
据江西省委宣传部调查，网上非学术信息中，47%与色情有关，每天约有2万张色情图片进入互联网。南昌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系学生创建的“成人帝国”网站，在网上兜售淫秽光碟1600多张，范围遍布广东、上海等21个省区市。不少伪科学文化在网上泛滥，大谈“风水科学”的中文网站有数百家。
“颠覆传统”成为网上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成了一个整天做明星梦的傻孩子，恶霸地主胡汉三成了青年歌手大赛的评委。有的网上称雷锋死于帮人太多，董存瑞、鲁迅、岳飞被剪贴组合成搞笑形象。木子美性爱日记、芙蓉姐姐现象等网络文化更在颠覆传统文化的同时，颠覆了人们的道德标准，混淆了是非价值观念。
互联网专家赵师谊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英雄被质疑，恶人的恶行被同情甚至有的专家为之呼吁、奔走，说明互联网的开放性穿透了传统社会固有模式和框架，使人们的价值认同更加复杂。
专家发现，绝大多数网民网络文化消费单一，互联网在他们手里成为一种接发信息、恶搞成风的娱乐工具。
从媒体报道和现实中网民的上网行为来看，我国网民在上网的层次上还处于一个较低级的水平，忽视了互联网的真正有益作用，很多人正在将互联网看作另一个替代“麻将”的娱乐消遣工具。两者的相近之处在于：同样玩物丧志，许多网民上网搜索奇闻怪事、网上闲聊、下载盗版影视作品、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同样容易激发犯罪，比如骗钱、骗色，有的网民还通过发布虚假信息骗取同情和信任，有的蛊惑民众，扰乱社会秩序，激化矛盾。
北京市从事网络经济研究的学者王旭辉说，网络沉溺是网络文化中不能忽视的一个倾向。网民一旦上网就不会主动离开，游离于正常生活工作之外，生理与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专家们说，互联网比麻将更可怕的影响还在于，它让一些年轻人变得懒散与迟钝，不需要再苦思冥想，不需要记很多知识，需要时就可以上网查找，工作总结、论文甚至情书都可以从网上下载，成为“空心人”。
据新华网调查，我国2.1亿网民已形成巨大的网络文化消费市场，可在内容上，国内网络文化制作力量薄弱，高水平原创能力不足，64%以上的用户对我国网络文化内容整体感到不满。
新华网副总裁白林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引起国际资本的高度重视，但目前我国对网站的评价还没有自己的标准，为了吸引资本注入，许多网站将提高点击率作为第一要务，从而为不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通道。
白林呼吁，作为网络文化消费大国，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起网站评价的标准体系，什么样的网络文化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什么样的网站才是最有影响力的？什么样的网站发展模式才在中国最有前景？通过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引导资本的投向，引导网站与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营造和谐的网络文化生态国务院新闻办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报送的《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战略研究》，日前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担任首席专家的国新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国的网络文化市场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当前的重点，就是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培育网络文化相结合，进而营造和谐的网络文化生态。
在回答本刊记者有关“应该倡导什么样的网络道德”时，刘正荣直言：“八荣八耻应该成为网络道德与网络价值观的核心。”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如何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不少互联网研究人员建议，在内容建设上要提高网络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在文化消费上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引导，在文化安全上要多管齐下打造“网络长城”。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黄澄清说，为实现科学管理，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内容覆盖了网络文化管理的多个方面。各互联网主管部门也联合或单独制定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部门规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共出台的涉及网络文化管理的法律法规有40多部，成为互联网依法发展、依法管理的重要依据。
近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网站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开展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努力打造绿色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不少有影响的网站自觉倡导网络文明。两年前，千龙网等北京地区的14家主要商业网站联名发布《文明办网提议书》，全国各地网站相继响应，社会各界、传统媒体和广大网民纷纷支持。大旗网联合西陆网、西祠胡同网等北京地区的商业网站论坛，向全国论坛经营者、管理者、写手和网友发出了“文明办论坛”、“文明泡论坛” 等5条倡议，其中包括自觉抵制不良和低格调的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不开设单纯以赚取流量为目的、纯粹以感觉刺激为手段的图片、电影下载类论坛；倡议广大网友不点击、不阅读、不下载、不收藏、不推荐、不复制发布不良信息的论坛和个人网站内容。
搜狐是国内著名的商业网站，步入公司网络信息监控中心大平面，可以看到十余名员工在不停地搜索网上不文明信息，24小时不间断。为鼓励文明上网，公司对优秀版主与优秀社区管理人员实行奖励。副总编辑国庆临说，公司多次派出高级管理人员，下到地方与版主、网友进行面对面交流，积极向他们宣传“文明上网”、同时设置专门投诉电话和邮箱，直接接受社会各界网民的监督。
大学生是网民的主体之一，据教育部调查，42.5%的大学生拥有了自己的博客。由教育部主办、全国110多所高校参与合作共建的“中国大学生在线”网站，已经形成了13个栏目板块和74个栏目频道。各地高校大力推进主旋律、服务、娱乐、交流四类网站建设，BBS、博客、手机网络等校园网络文化新产品日益丰富。
本刊记者在北京、广东等地调研发现，许多省市都十分重视网络文化建设。广东建设网络文化服务平台，全省已建立网上图书馆21个、网上博物馆25个、网上艺术馆5个、网上美术馆5个。21CN网站高级主管李昕说，广东省还建立文化信息网、数字文化网等特色网站，其中有孙中山文献、广州人物库、经济特区文献等26个特色资源库，就像大型文化超市一样，网民都可以点击并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
目前我国获准从事新闻信息服务的互联网共有166家，其中新闻网站123家，包括新华网、人民网等9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北京千龙网、上海东方网等24家省级重点新闻网站。此外，我国还有6大中央级和千龙网、东方网、南方网三家地区性外语网站，国内143个地区设有政府外文网站，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网站中，设有外文网站的共有12家。一个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龙头、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骨干、商业网站积极发挥作用的互联网文化建设体系初步形成。
新华网研究人员杨庆兵说，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逐步成为我国互联网新闻宣传、网络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新华网、人民网日均页面浏览量都从2000年初的30万增至2006年初的约3000万，日均新闻更新量从几百条分别增至5000条和3000条，在国际互联网综合排名中分别进入前50位和前100位。
拓展网络新技术和新业务，同样成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任务。新华网副总裁白林说，由于在新技术与新业务上不落伍，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力才会增强。近两年来，新华网推动手机短信等无线业务的发展，新华短信及时播发国际国内重大消息、权威报道，大力挤压目前无线传播中存在的不实、虚假和不良信息空间，起到传达中央声音、传播真相、稳定人心、控制杂音的作用。在许振超事迹宣传中，新华网首次引入手机WAP报道，使读者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浏览许振超的事迹。在去年“两会”期间，新华网推出了“掌上两会”手机频道，在国内首次实现手机“两会”直播与嘉宾访谈互动。
早在2006年，深圳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就推出网络警察公开亮相制度，解决虚拟世界管理缺位问题。到2007年10月，150个城市公安机关开展互联网依法公开管理工作，推出“虚拟警察”、“报警岗亭”。据深圳、杭州、武汉等地统计，网上有害信息下降70%，网上违法犯罪减少30%。□
（本文由《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李亚彪、钟玉明、顾立林、刘菁，实习生文娟采写）
做好网上群众工作
一些领导干部不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对如何利用网络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经验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春节前夕，广东增城市委书记朱泽君约请北京的几名专家，专门在广州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如何利用网络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朱泽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着网络的普及，地方党委和政府感受深刻的一点，就是互联网已成为掌握群众舆论动态，了解民意的主要载体。
朱泽君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法宝。在新的形势下，学会利用网络做群众工作，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一道新考题。”
现实中，社会本身的矛盾几乎都能在网上形成舆论热点，几乎所有的危机事件都会在互联网上有所反应，网上舆论开始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与一些事件的发展动向，并且影响政府的决策。
而在党委、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利用网络征集民意，收集舆情，已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所运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一些地方调研时发现，一方面，网上群众工作正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一些干部对网络不熟悉，对网络传播规律不了解，成为制约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瓶颈。
网络热点高发区互联网上不能没有热点，也不可能没有热点。而这些热点高发区，应该引起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成为他们了解民情、舆情的重要参考。
有关部门对网络舆论的专题调研发现，互联网热点话题比较容易集中在八个方面爆发：
——涉“官”与涉“腐”。“逢官必炒”、“逢腐必究”，是近两年来互联网舆论炒作的重要话题之一，由于在社会转型期多种因素及人们复杂心态的作用下，一些相关情绪的言论在网上很有市场。一般的社会事件，只要涉及政府官员，往往会引起网民密切关注。
——涉“富”或贫富差距的话题。社会转型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并激化。在贫富问题上，网民对一些依靠不正当手段和渠道而暴富的群体深恶痛绝，心理极不平衡，以至于在网上只要是涉及富者的事件，网民就会提出很多质疑。
——涉及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事件。在社会矛盾复杂的今天，人们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极为强烈，一些特权现象、司法不公问题成为批判的焦点，网民对弱者遇到的不公正待遇异常敏感，借助网络的介质，不少网民以“网络大侠”、“意见领袖”的身份出现，在互联网上“维护公平与正义”。
——涉及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信仰、中外关系的话题。近两年来，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热点较多，中国地处局势较为复杂的东北亚地区，一些中日、中美关系等的话题，非常容易拨动国内网民的神经。比如中日关系，历史上的慰安妇事件、钓鱼岛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历史教科书事件都曾伤害过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任何网上出现的中日之间的风吹草动，都会产生暴风骤雨般的反应。
——涉及伦理道德的事件。当前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不少专家称社会“信仰缺失”、“伦理缺失”，网民对于社会伦理、公共道德的缺失深感痛心，网上常见“礼崩乐坏”、“物欲横流”这类字眼，一些有悖社会基本道德和伦理的事件往往在网上引起“声讨”。
——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话题。近几年，车价、房价、油价、股价等价格动态，以及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改革动态，都牵动广大网民的心。
——涉及公共安全、重大事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事件和话题。近几年来，多起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由于事件涉及公众安全，每次发生时，除了在现实社会中引起社会各界群众关注外，在互联网上也成为网民极感兴趣的话题。比如2005年冬天的由于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带来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广东非典事件，以及矿难、地震等，都是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
——涉及明星“星闻”、“绯闻”及知名企业、敏感地域的新闻。在现实社会中的公众人物、公众企业、敏感地域，处于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一举一动，在网上也往往会成为炒作的“猛料”，如春节前后的“陈冠希艳照门”事件，成为网络街谈巷议的热点。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一个新闻事件上集中八个热点中的多个热点，则这个新闻事件极有可能会出现轰动，在网上形成极其强大的舆论态势。
不少互联网重大突发事件在发生之初，是局部现象、个别言论甚至是普通民众间的纠纷。而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无界性、互动性等特点，加之多重因素合成，直接使网络媒介形态本身成为高倍的“放大器”、快速的“传播器”。
一些领导干部还是“网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志立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允许网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网络媒体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宣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话明气散，客观上能起到疏导心理、安抚情绪、缓和矛盾的作用。
赵志立说，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领导干部不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对如何利用网络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经验。如网络出现突发性的传播事态后，一些领导干部不是主动披露信息，而是消极对待，给谣言的传播留下了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对网络舆情的引导更是缺乏经验。
2003年底，黑龙江哈尔滨发生一起宝马车撞死人事件，当地法院判决撞死人的宝马车驾驶员苏秀文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由于事件发生后，许多信息缺失，网民的一些疑问得不到合理解释：一死多伤，为何判二缓三；如此受关注的案件，为何万马齐喑？
有的网友说，如果撞人的是拖拉机，同样的法院判决结果绝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在事件中，肇事者和受害者身份反差过大，分别代表着两个社会阶层。从2004年新春伊始，“宝马撞人案”成为各大网站关注的热点。网易、新浪、搜狐、人民网、新华网等都设有“宝马案”专题。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有关部门对信息披露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更使得各类“小道消息”满天飞。
去年3月初，网上各大论坛开始流传一个帖子，题目是《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帖子的内容是一张图片：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在这一信息传播过程中，同样由于当地有关部门在事态之初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使得网络炒作越来越凶猛，各类不知真假的传闻遍布网络空间。
一些干部和研究人员认为，网络重大舆论事件正在给新时期群众工作，尤其是舆论引导带来巨大挑战。在挑战面前，一些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一是对信息披露的挑战。正规渠道信息不畅，政府“失音”，极易导致有害信息的滋生与“增值”。去年2月，某市一名城管队员与一名市民发生争执打斗，后这名市民脑干出血不治身亡，该城管队员被刑事拘留。据尸检报告显示，这名市民有高血压病史，而且大量饮酒，死因与打斗行为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但区政府在处理此事时，未能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威渠道披露有关信息，最终此事被网络媒体描述成“十几名城管围殴一位市民导致其脑死亡”的失实新闻，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对政府反应的挑战。有时地方政府虽然主动站出来，可引导失当，也会放大事件。去年年初，网上出现的“高跟鞋虐猫事件”引起网民愤怒。本来网民就事论事，没有扩大打击面。可虐猫者所在的黑龙江某县出于“危机公关”的意识，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对当事人停职检查，召开由纪检、检察等多个部门参加的专题协调会，警方介入调查。县政府还在网上声明这一事件属个人行为，不代表全县人民的整体形象。政府的行为转移了网民的关注点，有人认为政府借机炒作是想达到别的目的，更有网民注意到当地污染问题和干群矛盾，使政府形象陷于被动。
三是对传播方式的挑战。过去宣传、传播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舆论导向的形成要经过媒体总编、责任编辑、记者层层把关。而现在在网上，尤其是个人网站、博客的出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者与发布者。
把握“网络社会”工作规律增城市委书记朱泽君的想法有两个：一是让县里的干部掌握网络传播规律，进一步宣传好增城经济和文化发展；二是建立起民意收集、舆情分析与研判机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得党委、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中国传媒大学口碑研究所副所长杨飞说，增城市领导的想法代表了一些意识比较超前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思考。我们现在已进入网络社会，政府形象的提升，群众舆论的引导，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进行。
湖南省红网开办的“百姓呼声”栏目，积极反映群众呼声、开展舆论监督、化解社会矛盾，已累计为老百姓提供各类咨询服务6万多次，协调沟通解决老百姓求助问题达2.1万多次，发布《调查函》1750多期，回复办理率达到了98%。许多老百姓遇到的难题、难点通过“百姓呼声”得到了圆满解决。该栏目既为民意的畅通表达探索出一条新路，又为网络信访工作提供了有益探索，对改进信访秩序、畅通信访渠道、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员干部还要掌握网络突发事件的引导规律。对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网络突发事件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事件发生，如何正确引导群众舆论，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应急和引导机制。
杨飞认为，网络突发事件报道往往有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处理快与慢、疏与堵、说与做的关系时，要牢牢把握网络舆论引导主动权。在网络突发事件报道中，强化对突发事件的权威报道和快速反应能力，努力做到先声夺人，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发挥引导网上舆论的主渠道作用。不怕网民知道，而怕网民不是通过权威媒体知道。
人民网总裁何加正告诉本刊记者，做好网上群众工作，一定要及时把正面、准确的声音放大，及时引导舆论，而不能躲躲闪闪。人民网自开设“强国论坛”以来，不断邀请各界知名人士进行访谈，并通过时评等方式解读国家政策，现在“强国论坛”和“强国社区”吸引了众多高层次网民，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要进一步健全网上舆情搜集、报送、分析研判和分级应对新机制。建立网络突发事件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确保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初步的社会舆情汇集报送工作和深度舆情汇集分析工作，为上级部门第一时间掌握民情、果断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信息。
上海市成立了由网宣办牵头，公安、信息等诸个部门组成的“办公合成”机构，建立部门联动机制、舆情通报机制。市里还初步建立了由社科院、市委政研室、资深新闻从业人员等参加的网络舆情会商平台，定期进行重大舆情的研判。上海发生的“地铁调价”、“首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等多起热点事件中，就充分发挥网宣“办公合成”部门之一——上海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的作用，及时完成对相关舆情的搜集分析，对相关部门应对危机事件提供了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
基层干部建议，对待网上突发舆情，要像处置现实社会中的突发事件一样，尽快制定并完善一套应急预案，从而适应新形势需要。
在上海市网宣办，本刊记者看到了已经完成草案的《上海市互联网舆论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谢海光说，凡事预则立，在这部预案中，按照互联网舆论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互联网舆论事件分为特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其中特大舆论事件，主要指涉及全市性的，对本市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受到境内外媒体和网站关注的互联网突发负面舆情，需要统一指挥、协调全市有关部门和力量进行紧急处置的互联网舆论事件。
受访专家同时建议，要将网上舆论引导与网下解决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西方危机管理中政府对危机的处理和巧妙利用媒体的能力值得借鉴：首先，危机发生后，政府要有快速有效的协调处置能力；其次，政府要及时利用媒体化解公众的对立、恐惧心理；第三，政府要有对社会公众及时动员的能力；第四，政府要注意危机传播处理方式对公众的影响力。政府要避免只说不做。□
（本文由常东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李亚彪、刘菁，实习生文娟采写）
掀开“网络警察”的神秘面纱
不仅要懂信息技术、懂侦查，还要懂法律、懂计算机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瞭望》新闻周刊从有关部门获悉，2007年，我国各地公安机关破获网络淫秽色情刑事案件266起，破获网络赌博、诈骗等刑事案件298起。
这一数字的背后，是网络警察在行动。
随着网络的普及，利用网络进行淫秽色情、赌博、诈骗等犯罪活动也在蔓延。当虚拟的网络社会上演着真实的无硝烟的犯罪时，守土有责的公安干警也从现实社会跨入虚拟社会，网络警察应运而生。
那么，网络警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又是如何打击网络犯罪的呢？春节前夕，《瞭望》新闻周刊独家专访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网络警察队伍。
一支高学历的年轻队伍
“网络警察”是人们对公安局网监处干警们的习惯性称谓。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前身是成立于2000年12月的“计算机安全监察科”，成立之初是北京市公安局信通处的一个科室。
网络的快速普及，也使得北京网络警察队伍快速壮大，但其平均年龄不足30岁。据介绍，他们的起点学历为本科，目前已拥有1名博士，近20名硕士，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平均学历最高、最年轻的队伍。
齐坤是一名网络警察，刚刚29岁，看起来像一个书生，但他已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元老”了。像齐坤这样，网络警察们大都看起来文秀内敛，并不符合人们对于警察虎虎生风的印象模式。
但可别因此小看了这些网络警察们。网络犯罪基本上都具有隐蔽性、智能性等特征，这要求网络警察们不仅要懂信息技术、懂侦查，还要懂法律、懂计算机。
网络警察的职责就是打击各种各样的网络犯罪活动，这些不法行为可能只是借助于网络作为工具，也可能就是将网络作为直接的攻击目标。侦破网络犯罪过程中，要在浩如烟海却也可能是瞬间即无的网络信息中使用域名挟持、关键词过滤、网络嗅探、网关IP封锁、电子数据取证等技术甄别和获取有关线索和情报。
取证工作是侦破网络犯罪的关键，也是打击网络犯罪的难点：一是技术攻关，二是取证需要迅捷准确，因为相关数据、信息很容易被篡改或删除。
除此之外，管理和监控公共信息传播、参与互联网有害信息专项治理、协调相关部门处理不法网站、删除不良信息、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公安系统科技建设等也是网警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
虚拟世界显神威
2007年4月，北京网络警察发现，几家公司有利用手机WAP网，向北京手机用户大量群发带有淫秽图片、性挑逗语言和其他虚假内容的信息，以此诱导、欺骗手机用户进行点击，从而获利的嫌疑。
对此，北京警方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要求，组织开展全市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专项行动，经前期缜密侦查，在获取重要证据的基础上，对利用互联网进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的违法活动进行打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北京警方已连续破获此类案件7起，依法处理涉案人员35人，其中刑事拘留18人、治安拘留17人。
净化网络环境，打击网络犯罪，是网络警察的神圣职责，仅在去年，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就不仅获得全国打击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先进单位，还接连破获网络招嫖、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案件。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副处长赵宏志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他还兼任着奥组委技术部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
自从1992年巴塞罗那计算机网络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奥运会网络安全受到的冲击呈不断加剧的趋势。
仅悉尼奥运会期间，官方网站就经受了113亿次攻击。2004年，雅典奥运会更是将奥运网络安全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该届奥运会整修电脑保安系统的价值就高达4亿美元。2006年2月在意大利都灵举行冬奥会的16天里，网络安全系统平均每天生成300多万件安全事件报告，并成功挫败了158起可能造成网络中断的重大事件，其中有10起事件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
赵宏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奥运信息网络安全是奥运会正常运行的前提，需要从物理、网络、系统、应用方面进行立体的防护，无论哪个层面的安全措施不到位，都有可能造成网络的中断。
赵宏志说：“现在我们这些网络警察的任务很重，大家都是在拼命工作。”
“虚拟警察”上岗服务
2007年9月1日，网民发现北京重点网站、论坛页面的显著位置出现了巡逻的“虚拟警察”。一个月后，“虚拟警察”的巡逻面扩大到各中小网站。
“虚拟警察”的动画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巡警巡逻形象为原型进行设计的，每间隔30～45分钟便会自动在网页下方滚动出来巡逻一次，其出现时间约持续2分钟，网民的浏览行为不会受到影响。虚拟警察在网上巡逻的形象分别是驾驶汽车、驾驶摩托车和徒步三种。
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还在全市960余万个网站页面上设有“首都网络报警服务站”图标，如果网民有针对虚拟社会上的报警求助，只须点击动画形象或者是报警图标，便会自动链接到市公安局信息网络安全报警服务网站。接警以后，对于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去处理的案件，将转交业务部门处理；对于只需短时间即可处理完毕的案件，采取当即处理的方式。
网络警察的定时巡视、报警图标的设定等作为新型的接警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网络管理过程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盲点，扩大了网络警察的监管时段和范围，更提高了网络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自律意识。
据介绍，北京“虚拟警察”上岗4个月的时间，就接网上有效报警10893件，其中网络色情类400件、网络诈骗类4647件、网络赌博类23件、有害信息类291件、病毒攻击类221件、其他违法信息类5311件。与“虚拟警察”上岗前相比，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接警率和出警率上升了4倍多，有效遏制了网上有害信息和网上违法犯罪活动。□（本文由《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亮，实习生文娟采写）
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网络文化建设直接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位一体”建设紧密联系，要把网络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考虑文/刘正荣互联网技术与社会文化生活的结合催生出的全新文化形态——网络文化，已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交往、国家安全产生了极为深刻而重要的影响。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
网络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扩大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增强我国的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要把网络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考虑，我国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网络文化建设直接与“四位一体”建设紧密联系。经济建设方面，互联网已形成巨大的产业链，网络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建设方面，互联网已成为了解舆情、沟通民意、引导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文化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建设方面，目前社会越来越多的步入网络社会，网络成为联系社会成员、社会组织的重要载体，成为党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
对于网络文化，忽视建设，放松管理，有可能丧失对国家政权、经济命脉、传统文化的主导权，后果不堪设想。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形成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必然要求，成为顺应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必然选择。
我国网络文化蓬勃发展
——先进文化的网上传播日益扩展。重点新闻网站和知名商业网站充分发挥优势，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展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力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网络文化工程，推动优秀民族文化上网，提升了网络文化品位。
网络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初步形成。近几年，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影响力日益扩大，在网络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积极做大做强，成为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知名商业网站发挥优势、积极参与，为网络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目前，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为主导、以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为骨干、知名商业网站积极参与的网络文化阵地新格局基本形成。
——网络文化服务进一步规范。自2000年以来，全国人大、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先后颁布实施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有效地规范了网络文化信息传播秩序，促进了网络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成效明显。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制定了一批行业自律公约，加大督促力度，加强自律。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认真做好公众举报的受理通报工作。
2006年以来，互联网业界广泛开展了“大兴网络文明之风”、“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活动，基础电信运营商和内容服务提供商积极参与，广大网民大力支持，形成了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网络文化的良好舆论氛围。
与人民群众要求还存在差距我们国家的网络文化建设已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网络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阵地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网络技术，一直占据互联网传播的制高点。目前国际互联网上80%以上的网页是英文的，中文网页约为12%。西方新闻媒体已借助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抢占网络文化阵地，大力培育和传播先进文化。与此同时，有的网络服务商还没有切实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自律不严格，文明办网要求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内容建设特色不够鲜明。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网民人数为2.1亿，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文化消费市场。但是，我国在网络文化产业方面的内容制作力量十分薄弱，高水平的原创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优秀原创作品凤毛麟角,信息内容的服务性和知识性不够强。而另一方面,网上淫秽色情、欺诈、赌博等问题屡禁不止，严重腐蚀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虚假信息、违法信息在网上传播，给人们思想和社会稳定带来不良影响。
技术建设相对滞后。网络技术是创新速度最快的技术领域，能否掌握网络技术并实现持续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网络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前途。目前互联网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尽管我国网络硬件和软件产业发展迅速,但跟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差距不小。
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网络文化队伍既包括网络文化建设人才，也包括网络文化管理人才。面对新兴的网络文化产业，人才短缺是一个严重瓶颈。网络文化队伍不仅数量上不足，而且人才构成也不平衡，高端人才稀缺。繁荣网络文化，首先要着力培育网络文化内容建设、管理、技术等专业人才，努力形成一支与网络建设相适应、与市场竞争相适应、与品牌塑造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网络文化队伍。
五个方面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化的发展重在建设。应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一是要把现有的优秀文化成果转化到互联网上来。同时集中资源和优势，做大做强网络文化平台，加强重点新闻网站和社会知名网站建设。
要把重点新闻网站打造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平台。推进重点新闻网站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既保证导向正确又富有发展活力的新型管理模式。大力培育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网站，积极引导各类商业网站主动参与网络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繁荣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要创作生产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化作品。加快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快推进中国数字图书馆、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等网络文化工程，积极构建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网络文化创新能力，追踪网络技术发展的新动向，关注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拓展网络文化服务的新业务，不断满足广大网民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信息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二是要充分调动广大公众和网民的积极性，参与到网络文化建设当中来。如通过提高网络文化的公共服务水平，充分利用互联网快速便捷的特点，对群众关心的问题及时主动发布相关信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要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将政府信息资源充分上网，把政府网站建设成为为民、便民、利民的重要窗口，以此促进与网民的互动。
三是要大力倡导依法办网、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使之形成一种社会风尚。通过广泛的社会教育，使这种理念成为社会风尚,夯实我们网络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网络文化建设要体现先进文化的要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通过建设和谐网络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传播，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健康的价值取向、昂扬的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
四是要充分发挥舆论和公众对网络文化建设的监督作用。使网上有害信息、违法信息、不良信息没有藏身之所，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五是要把网络素养教育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总体上我们国家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高，要通过教育，让人们更科学更合理地使用互联网，同时，通过教育提高人们防范有害信息侵害和网上不法行为的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国家的网民主体是青少年，应该把网络文化教育纳入到青少年教育体系之中。□
（作者为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国际“汉语热”观察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调整之中，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综观之，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经济较量中的文化因素愈来愈突出。
随着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政府2004年提出“五年在国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后，不到四年，已有200多所孔子学院在数十个国家挂牌。诸多事例让人感到汉语的热度——
法国教育部设立“汉语总督学”一职，专门负责法国的汉语教育；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重要讲话及献辞等，除了英语外都要用中文演讲；
英国政府提出建议，把汉语列入中学必修外语课程；
泰国政府宣布将汉语作为第一外语，其境内所有40多所公立、私立大专院校基本上都设有中文系；
美国通过一项联邦议会法案，5年中拨出13亿美元，用于促进扩大公立学校的汉语教学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的经济崛起已使汉语在一些国家被视为“通用货币”，但欲与世界分享中华文化的中国人还须思考：在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大背景下，除了“钞票符号”，汉语上面还贴着什么？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按照中央的新要求，在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我国将继续办好孔子学院，推动“汉语桥”工程，加大汉语推广工作力度，从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汉语热”：商业潮流下的文化期待
目前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欧美国家一些家长鼓励孩子“必须”学汉语，因为汉语“上面贴着钞票符号”
文/易杳不断升温的“汉语热”
虽然汉语不可能取代英语成为全球最流行的语言，但是，中国及亚洲“汉语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巨大市场及其经济发展前景，使汉语作为一种商用语言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掌握英语是20世纪领先一步的关键，掌握汉语则将在21世纪占据优势。可以看得见的现实是，许多国家学习汉语的非华人学生人数近年来在以50%以上的幅度增长。懂汉语逐渐成为一种被认可的技能和招聘人才的重要标准，由此推动了部分国家汉语人才的大量增加。
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
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官员估计，目前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希望到2010年这一数字能够达到1亿。为此，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各国汉语教育，以推动汉语文化的传播。
创办孔子学院就是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项目之一。其具体做法是，采取由中国的大学等公共机关与对方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共同创办的方式，对方国家提供土地和教学楼等物质基础，中国方面负责提供汉语教师和教材。此外，中国方面还负责培养汉语教师并举办汉语文化学术讲座等活动。
以政府文化交流机构的身份，来推广语言教育和开展文化活动在国际上并不新鲜，成功的先例就有法国的语文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文化协会，等等。这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兴起的欧洲文化机构，目前在世界各地仍保持重要的影响力。
法国语文学院始于1883年，通过推广法文、传扬法国文化来维持法国的影响力。英国文化协会1938年在埃及设立了第一个境外办事处。歌德学院是1951年承继德国学院创立，首项任务是在德国境内培养境外德语老师，对外推广德语，进而接替了德国政府在国外文化机构的使命，专门负责海外的语学教育和开展德语文化活动。
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内有14家分院，在海外7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28家分院。歌德学院每年的财政总预算大约为2.78亿欧元，大部分由德国外交部和联邦新闻局提供。
中国政府着力推广的孔子学院，被认为是中国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谋求与不同文化交流而非同化”的一项举措。把文化放到国际环境中去理解，去对话与合作，对本国文化的历史性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应该是海外汉语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意义。
“上面贴着钞票符号”
自2004年底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以来，中国已在五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二百多家孔子学院，可谓“遍地开花”。
孔子学院成为各国汉语教学的中心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同时也被一部分人看作中国试图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手段。但更多的人认为，范围广泛的“汉语热”是孔子学院枝繁叶茂的重要原因，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究竟会带来何种长远影响，能否成为增强软实力的工具，仍然是个未知数。
还有少数人持怀疑态度，担心中国政府企图通过孔子学院来施加影响力，因而拒绝将孔子学院纳入当地的教育课程。
一般认为，全球3000万人学汉语，很大的诱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挂牌开张的孔子学院大多数还只是在教授最初级的汉语知识，所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十分有限。
英国汉学家杜博妮认为，汉语本来就很难学，加上西方人首先是被中国经济所吸引，很多人学汉语是为了到中国做生意。所以汉语虽然“热”，但是能达到很高造诣的西方人还是少，大多数人到底能学到什么程度，值得研究。
美国《时代》周刊更是毫不含糊地报道说，欧美一些家长鼓励孩子“必须”学汉语，是因为汉语“上面贴着钞票符号”。对非华人学生来说，为钞票而学汉语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欲与世界分享中华文化的中国人还须思考：除了“钞票符号”，汉语上面还贴着什么？
从表面上看，孔子学院与前述欧洲大国对外文化机构的宗旨、内容、形式相似，都是先以语言教学为起点，进而通过语言达到弘扬本国文化的目标。但从实际情况看，已设立的孔子学院基本上是按照国家汉办的部署，开展多媒体汉语教学、汉语教师培训和汉语水平考试等活动。除分布不均衡、内容设置不全面外，孔子学院在办学方针、教育对象、教学方法、师资力量、教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逐一浮现。
毫无疑问，汉语是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途径，但语言教育不是孔子学院的惟一目的。要摆脱目前的困境，海外孔子学院需要重新定位。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认为，语言的学习能够加强文化认同感，但是，语言永远只是文化的载体，把中华优秀文化推向世界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孔子学院不仅是一个语言教育的合作机构，更应该是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协调者。文化机构虽然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但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机构也会不断体现该国文化的演变、进步。有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欧洲学生运动，歌德学院也对其文化项目进行调整，把社会政治的课题和前卫艺术都包含在内。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担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语言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进行“文化导入”或“文化揭示”并体现文化作用，日益成为令人关注的热门话题。
资金来源也是重要问题。设立海外孔子学院的宗旨是“增进世界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而政府对这些孔子学院的运营情况也是相当重视。虽然每所孔子学院在创立时都获得了1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但是国家汉办希望这些学院可以在5年内实现自负盈亏。已设立的孔子学院中，大部分是作为中国的教育机构、高校与国外大学或教育系统共同合作的项目，经费筹措因形式而异。大体上，在欧洲地区孔子学院的费用由双方各承担一半；而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费用则全部由中国承担。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承认：汉语国际推广不是纯教育，而是一个文化产品。必须当成产业来运作，由市场来推动“走出去”。如果不走这条路，汉语教学绝对没有出路。
她认为，全球学习汉语的“热”市场需要去开发，目前有一种涌动，而且很强烈，但是“喷涌”还没有开始。
由此看，海外汉语文化这个“软实力”确实还只是一株幼苗而已，需要中国人自己细心栽培和呵护。
“汉语教师荒”
有报道称，目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对汉语教师的需求量，分别为9万、10万人；而全美国具备教学资格的汉语教师不过800多名。
据国家汉办官员提供的数字，目前全球范围内合格的汉语教师非常紧缺，尤以东南亚国家需求最为强烈。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虽然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但复兴的步履仍显迟缓，主要是面临师资严重不足、合适教材缺乏等困难。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家也都请求中国政府提供帮助。
虽然美国大多数高中生还是选择西班牙语为第二外语，选修中文的比例非常小，但是，据美国大学理事会做的一项调查，全美有2.4万所各类学校计划开设汉语课程。另据美国亚洲协会的一项研究，到2015年有5%的美国高中生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以每100个学生拥有一名教师计算，届时将需要7500名汉语教师。
亚洲协会是由洛克菲勒家族的约翰·D.洛克菲勒于1956年创办，总部位于纽约，在香港和上海设有地区分中心，其宗旨是增进美国人对亚洲文化的了解，近年来曾多次组织美国各州的教育部长到中国参观访问，以鼓励他们在自己的州开设汉语课。据该协会负责教育项目的副总裁薇薇恩·斯图尔特介绍，美国学校培养汉语老师的力量比较薄弱。到2006年，在美国有640所大学开设有汉语课，但提供四年本科专业教育的学校要少得多，提供汉语师资培训的学校更少，只有10所左右。美国许多学校对开设汉语课有兴趣，但不知道如何做或找不到老师。
除了师资培养力量不足外，不少国家都缺少相应的汉语教师认证机构，更加剧了汉语师资匮乏的矛盾。例如在美国，被全美教师教育认证理事会(NCATE)承认的中文师资培训学校只有3所，即纽约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及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校区。
汉语师资短缺已经成了制约海外汉语教学、文化推广的主要瓶颈。由于汉语师资严重不足，许多学校在老师的挑选上一再降低标准，以致影响了教学效果。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学成后不少人进入了欧美国家教育界，为这些国家开设汉语课提供了急需的师资，成为汉语教学的骨干。一些欧洲国家的汉语教学属于义务性活动，教师不拿工资，只收象征性的一点车马费，全靠为汉语教育奉献的热情而任教。
另一方面，教师流动性大，许多人是周末兼职来上课，不能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由于教师不是专业出身，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培训，也不注重教学方法的研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为了应对全球汉语教师的紧缺状况，中国政府于2004年颁布“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从国内招募志愿者从事汉语教学。
根据这个计划，年龄最大可达65岁，至少获得过中文、中国历史或英语学士学位的志愿者将接受三个月的专门培训，然后派遣到世界各地的社区学校。
据悉，目前国内获得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的有约5000人，国内对外汉语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有近万人。迄今为止，国家汉办就向海外的孔子学院派遣了数百位全职语言教师和1000多名志愿者。一些国家还通过其他渠道直接从中国引进汉语教师，以解燃眉之急。
据国外教学机构的评价，被派遣的中国教师虽然大都是百里挑一的佼佼者，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并不完全合格。如何根据外国人学汉语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如何适应海外的教学环境和生活习惯，无疑是这些中国的教学“精英”们面对的新挑战。
据斯图尔特介绍，在美国，学生家长在中小学校起主导作用，因此老师必须能有效地与家长沟通。此外，他们对文化和政治要敏感，不能说政治错话，不能给人留下一个大中国主义的印象。
一些对外汉语教育专家认为，由于培养合格的汉语师资队伍是系统工作，周期较长，老师紧缺的问题将是个长期问题。而通过政府方面派遣汉语老师到国外学校教汉语只是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汉语师资短缺问题，必须培养本地教师，同时跟合作者明确双方的互惠互利原则。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外籍专家恩利科·西特尼（EnricoSeeteni）认为，如果仅仅是汉语语言教育，那问题就要简单得多；如果还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传播的使命，那就不一样了。通过文化传播来增进相互了解，是让公众能接受的最好方式；但首先必须了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价值观，然后才能确定到底传播什么。要收到理想效果，既要有来自中国的教师，也要有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教师。
在一个汉语需求如此强劲的世界里，“汉语教师荒”格外醒目。这将是一段漫长的“艰难时日”，如何渡过这段“艰难时日”，并逐步形成汉语师资培养的长久机制，无疑对中国政府的汉语文化海外战略的成功推进，构成考验。□
对外汉语教育之困
每年都有40余万件、200吨左右的汉语教材通过邮政系统由中国发往世界各地，但与《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走遍美国》相比，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开发仍明显滞后文/易杳打破教材瓶颈
制约汉语文化海外传播的另一主要瓶颈，是缺乏适用的教材和教学法。
在欧洲，缺乏合适的汉语教材导致许多中文学校教学进度缓慢、教学质量低下。
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说，中国的汉语国际推广教材在法国并不太适用，以至于他不得不向法国教育部另外申请资金用于教材开发。
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认为，汉语教学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语言教学有很大区别，没有适用的教材就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对于瑞典来说，编写出更适合瑞典具体情况的教材，这个任务相当艰难，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同样的情况在德国也普遍存在：两百多所已开设了汉语课程的中小学，几年里教材换来换去，就是找不到一套适合的汉语教材。
目前欧洲中文学校的教材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也有在当地自行编写的，可谓五花八门，极不统一。
中国内地和台湾编写的汉语教材基本上针对中文学校，香港的教材则主要依照香港小学课本，其内容及课程设置不太适合海外的中文学校应用。
少数国家由政府教育部门根据本国实际主持编写汉语教材，如荷兰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组织汉语教育工作者编写了一套从学前两年到小学六年级共8年的中文教材，其独特之处在于课文中加入了一些荷兰色彩。
在教材多元化环境下，很多学校从学前班到小学、中学，教材换用了几套，由于标准不统一，内容不连贯，且字体繁简不同，给学生造成困惑。加上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大多是“半路出家”，缺乏汉语教学方法和经验，使教师和学生双方都产生事倍功半的挫折感。
教材与教学法的问题同样困扰着美国的汉语教育。州立旧金山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克里斯蒂说，中国的教学材料解决不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问题。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教育背景都不同，而从中国引进的汉语教师基本上用的是中国国内的传统教学方法，包括上课规则、考试方法、家庭作业，以及对待学生的态度，等等，都难以被接受，甚至会遭到抵制。尤其是中国教师要求学生听、说、读、写同时达到汉语教学大纲的要求，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美国大学，如果老师不受欢迎，学生就不选课；学生不选课，老师就无法开课。
专家担心，不“适用”的教材、不“适地”的教学法，不仅使海外汉语教育不会取得好结果，而且还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造成不利影响。
有专家提出，当务之急是解决汉语教师、汉语教材供需失调问题，否则世界范围的汉语热有可能“热”得快，“冷”得也快。事实上，少数地方已逐渐失温。
如何为不同国家、不同语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适用的汉语教材，以提高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并坚持学下去？大体上，所谓“适用”汉语教材的共同标准包括：一、内容鲜活、生动有趣、简明易学、大众化的新型汉语教材；二、文化含量较高，从中可以感知汉语的优美与生动，品味中华文化的魅力；三、注重教材的信息化，以便通过MP3、网络等手段进行学习。
有专家提出，在教材使用方面，可借鉴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的经验，不对教材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统一要求，而是帮助各国开发基于本国国情的教材；推出对不同的人群有针对性的通用教学大纲，由各国自行充实内容。
对外语言教育不仅是一种文化交流，而且还可能打造成一个产业，英语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通过对外语言培训，英国每年为自己赚回了70亿英镑。
目前全国有90多家出版社出版对外汉语教材，每年都有40余万件、200吨左右的汉语教材通过邮政系统发往世界各地。但相对于《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走遍美国》等这些学习英语的经典教材，中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开发明显滞后，远不能满足蓬勃兴起的汉语教学市场提出的要求。
据了解，国内已有多家出版机构提出将对外汉语教材出版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与国际知名出版集团伙伴密切合作，以寻求全球营销渠道，尽快实现对外汉语教材的多元化和本土化。
而在一些专家看来，无论产业构想也好，文化推广目标也好，成败的关键都在于能否尽快克服以往对外汉语教育的惯性影响，按照第二语言教学规律，针对不同对象编写出不同的对外汉语教材。
走出教学误区
有专家总结以往对外汉语教育之所以成效甚微，根本原因之一是，汉语教材及其教学方法未能充分根据汉字特点进行。
作为世界上三大古老文字之一，汉字是惟一没有消亡的从象形字到形声字、会意字交融相合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文字。汉字所包含的东方思维方式——具象、隐喻（象征）和会意（指事），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脱离汉字特点的汉语教育必然存在盲目性、无序性，导致汉语越学越难。
然而，对于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人来说，汉语之难，难在汉字。“听说读写”中的“写”，最是令人发怵，甚至有初学者谈“字”色变。多数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辨认、不易记忆、不易书写。许多人因而把“听说”领先，变成“听说”即止，而将“读写”弃之不学。久而久之，汉字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最大瓶颈。
相关试验表明，书写错误或书写不准确、不熟悉，就难以做到读音正确，就难以建立文字的牢固记忆，也就很难从字意中领悟出更多的东西，最后也必然影响语言的应用。
脱离汉字特点的汉语教育导致的另一后果是，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未能有效结合。
众所周知，作为最基本、最深厚的一种文化传播载体，汉语除了其最基本的表达功用外，另一不可忽视的功用是神圣的记录工具。因而汉语实际上被分成两类：通常使用的口语或称“方言”和记录文献的“雅言”，即书面语言。“雅言”雅正平和，在正式场合使用，又是记录上古经典制度所使用的语言，因此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从汉语的记录功能看，尤其是从汉字表意的特性看，“雅言”承载着更多的跨越时空与人际的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使命。
据原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分析，长期以来，对外汉语教育基本上是循着印欧系语言教学的路子。其特点是：不严格区分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按照语文一体、语文同步的模式组织教学内容和进行技能训练，把汉字排除在语言要素之外；追求教学方法的惟一性，或主张听说法，或主张功能法，或主张结构功能法或功能—结构法。
吕必松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由于没有向学生系统介绍口语体语言和书面语体语言的区别，致使学生语体转换和书面表达能力普遍滞后；更由于没有按照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教学，没有充分利用汉字有利于理解和记忆的特点，致使教学事倍功半。
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与吕必松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还是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他强烈地主张汉语教学再也不能走“以词为本位”的拼音文字的老路了。
白乐桑有关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处在“危机”中的评估，并非危言耸听。
早在1998年2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汉字与汉字教学研讨会”上，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位学者，从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对汉语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了较全面、深刻的总结和研讨，有学者提出对外汉语教育应“突出汉字和汉语民族特点、摒弃印欧系语言的教学路子”。
此后，在围绕国际汉语教学问题的各种研讨会上，都有专家主张对外汉语教学不应该走拼音文字的老路，而应该“以字为本位”。
实际上，“以汉字为本位”、“先识字后读书”历来是中国传统汉语教学的基本法则。据有关专家考证，即使在书面语和口语相分离的两千年中，各朝各代也都把识字即扫盲作为一项国策，基础汉语教材就是押韵上口的常用字识字课文，如秦代的《仓颉篇》、汉代的《急救篇》、南朝的《千字文》、宋代的《三字经》和《百家姓》等。
从宋代起，《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成为互相配套的识字教材，既能从中学到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还能学到许多中华文化知识，因而被视作代代相传的语言兼文字教学的经典。
据记载，盛唐之后，来华的外国留学生日增，上述经典亦是他们必读的识字课文。这些经典最初传入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后来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华人居住区也广为流传。“三百千”的总字数为2720个，相当于现在所提倡的2500个常用字。可见，初学汉语者只要记住“三百千”中的汉字，基本上就能读懂很多初级读物。
回归汉字：寻找突破口
历史上，汉字曾经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形成“汉字文化圈”。至今，汉字依然是一些国家的官方文字之一。在韩国、日本，今天还分别存用1300多个汉字和1900多个汉字。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各国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的增强，全面范围的“汉语热”首先在当年的汉字文化圈开始出现。
有关韩国人积极学习汉字的新闻俯拾即是。韩国教育部现在规定：在韩国小学，汉字课已经成为准必修科目。虽然汉字并未列入正式科目，但大部分韩国学校都通过自由授课和早晨自习教学汉字。近年来，很多大学不仅专门开设了汉字课，而且每逢寒暑假，还开设汉字特别讲座。
在韩国这新一波“汉语热”中，学前儿童学汉字的不断增加，其年龄越来越小。2004年以来，每年参加韩国语文会主办的“汉字能力考核”的学生超过百万，其中小学以下的儿童占60%以上。
日本与中国渊源深厚，汉字早已融入其文化中，并一直被视作日本民族文化资产。2000年前汉字传入日本，中日同文时间曾长达500年之久，至今日本还存用1926个汉字。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规定了“常用汉字”与“当用汉字”，要孩童从小学开始学习汉字。在日本高中的汉语教学，更是在写作、听力、会话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由政府举办的“汉字检测”，每年参加检测人数超过200万。除了实用需求，写汉字也是一种时尚。据称，日本有8000万部手机，其中2/3可传输汉字短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为了写短信而学习汉字。
在美国，自从2006年美国大学理事会将汉语列入美国“大学先修计划”（简称AP项目）后，汉语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AP项目是为了使优秀高中生得以选修预科课程，预科成绩不仅可作为申请大学资历的有效证明，并且可为多数美国大学认可算作大学学分。
AP汉语项目将汉语文化知识编入教材，并明确提出汉语水平测试的内容包括听、说、读、写四部分。不少美国年轻人士当初接触中文是因为那些“方块字”真有趣，虽然书写起来很是费劲，但却让人“愈学愈上瘾”。
汉语是当今世界仍在广泛应用的最古老的语言，而基于汉字书写形成的汉字书法艺术更是独一无二。在海外学汉语的热潮中，全面地领悟和介绍中国文字的字意美、音韵美和形态美，有利于中华汉字全面、丰富、完整地走向世界。
走出对外汉语教育的误区，加快汉语汉字走向世界的步伐，让全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育科研课题与实践课题，更是国家对外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
汉语正成为“通用货币”
,汉语热”首先表明汉语作为一种商业语言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长期以来，在许多国家人们之所以不愿学习汉语，除汉语实在难学外，主要原因是学汉语不能带来经济上的直接收益。中国的巨大市场和经济发展前景，使得汉语成为一门绝对实用的语言，一种被社会认可的技能。
在亚洲国家，掌握汉语已经成为许多人推动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把他们的前途与中国的经济崛起挂钩的关键技能。
在韩国，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第二外语由法语和日语改为汉语，汉语和中国文化专业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英语专业和日语专业。操心就业问题的韩国学生成群结队地申请参加出国学汉语的计划。争相进入中国市场并站稳脚跟的韩国大企业，从几年前开始，招聘新人都要考汉字识别，有的还像中国企业招聘新人要考英语一样，把汉语水平作为录用标准之一。
泰国被认为是新一波“汉语热”的中心之一。泰国政府已宣布将中文作为第一外语，并计划在约2000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在泰国北部与中国接壤地区，几十年来只有一座座寂静的村庄。由于迅速繁荣的中泰边境贸易，如今这些地区更像一个欣欣向荣的大都市，成了运送中国水果、手机和其他商品的中转站。
迫切希望学习汉语的泰国商人很多，以致当地的语言学校人满为患。华文课程在泰国各大中小学校纷纷开办，连过去仅重视英文的教会学校也破例开了华文班，数以百计的华文语言中心近两年来也应运而生。泰国全境40多所公立、私立大专院校基本上都设有中文系。
在亚洲地区，汉语正日益成为“通用货币”。有预测称，汉语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取代英语成为东南亚各国通用的第一商用外语。
不仅在亚洲，在欧洲和美国，汉语也已经成为一门新的必须掌握的语言。西门子家电中国区总裁盖尔克演讲时说：“如果你还停留在‘英文走天下’的心态，那就大错特错了，要跟中国做生意，一定要聘请会中文的人才。”许多第二代华侨子弟因此受益，他们在西门子、奔驰、宝马、拜耳等在中国进行大手笔投资的集团中，很快便晋升高层。
德国的大公司里通常额外设“中文速成班”部门，从外面聘请会话老师，给即将派往中国工作的员工上课。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亲自与中国人交流。德国汉语协会主席安德烈亚斯·古德在柏林说，“德国人对汉语的兴趣大幅上升”，估计约两万名德国人目前正在学习汉语，其中半数为在校生。
美国被认为是“汉语热”最早的国家，在过去十多年中，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增加了两倍。美国的“汉语热”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美国学校准备开设汉语课。有一组重要的数字可以作为美国保持“汉语热”中心地位的基本依据：其一，美国大学理事会曾经进行的调查表明，有2400多所学校对开设中文大学预科课程及考试有兴趣。其二，美国“亚洲学会”预测，到2015年将有5%的美国高中生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学习。其三，美国联邦政府计划在全美国推广提供资助金的做法，并通过一项联邦议会法案，即5年中拨出13亿美元，用于促进扩大公立学校的汉语教学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加多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英语是全球通用的语言，所以企业和雇员无法像昔日那样借此占据优势。“如果你想领先一步，那就学习汉语吧！”□（文/易杳）
弘传中华节
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在当代人的记忆中，大概只有春节，而且除夕还不包括在内。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和“黄金周”长假制度后，社会各界对传统节日实行休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节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除夕团圆、清明扫墓、端午赛龙舟、中秋赏月、重阳敬老，等等，无论放不放假，大家都要过，都要挤时间过；其次是洋节对传统节日的冲击，西方的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等，对都市年轻一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致不少年轻人只过洋节，对传统节日越来越淡漠，而许多节日的丰富内涵甚至在民间也丧失殆尽，只剩下春节吃饺子、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等等。
一种节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认同。除夕团圆，是对家庭、亲人的责任与关爱；清明扫墓，慎终追远，表达对祖先与逝去亲人的感恩与怀念；端午激励人们坚守节操，不为名利、势力所动摇；中秋赏月，在庆祝丰收时安慰离情；重阳敬老，以赏菊为自清，以祝寿求惜福……
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节日而日常。在漫长的岁月里，节日承载了无数个人与民族的共同记忆，熏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认同。它融十方上下风俗于一体，令人于休息之中梳理生命，养志怡情。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者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民风民俗、国民素质等价值认同、文化精神在国际上释放和渗透的巨大能量与影响力。应该说，传统节日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民风民俗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当然方面。除夕等列入法定假日，表明国家已从制度上开始重视民族的传统节日，但更重要的还要恢复和扶持传统节日中文明的民风民俗，为节日注入更多的时代内容。这既是全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更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李永增）
著名学者冯骥才谈过年
分享传统节日的精神内核
让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建新 赵建玲
距离除夕越来越近了。商家早已用属于“年”的大红颜色把橱窗店面妆扮起来，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准备年货的人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欣欣然涌动着对“年”的期盼。
今年春节除夕将是国务院调整法定假日后的第一次放假。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说，除夕、清明、端午和中秋成为法定放假日，重新还给我们的传统一个载体，这反映出我国政府的文化眼光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政府部门还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来弘扬这些传统节日，帮助大家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年”文化的博大深厚
我国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六个传统节日已被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其中的清明、端午和中秋新近被国务院宣布为法定节假日，除夕也被调整为法定放假日。冯骥才说，让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如果不给传统节日一个表现、表述的时间和空间，人们不能充分享受到这些节日所蕴涵的特有的精神内核，遗产慢慢也就不存在了。
冯骥才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喜爱过节的民族，节日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国的节日都是非常人本化的，比如清明节表达的是对先人的怀念，七夕节蕴涵的是对妇女的尊重，中秋节寄托的是对家庭团聚的希望，重阳节则体现了对长者的敬爱。
在中国民间，最重要的节日，莫过于“年”，最深广的文化，莫过于“年文化”。
中国人过年，与农耕生活有直接关系。从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灌溉，到秋天的收割冬天的贮藏，“年”预示着旧的一轮生产生活的结束，新的一轮生产生活的开始。过年最重要的生活与生命意义就是“辞旧迎新”。人们对未来的企盼和热望，都在这个时刻熊熊燃起。
在过年的日子里，生活被理想化了，理想也被生活化了。年的意味便在这生活与理想的混合中升腾起来。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一代代的中国人创造出无数方式，营造出浓浓的年的环境与氛围，使年充满喜庆、情趣与魅力，构成了庞大、深厚的年文化。
喜庆、吉祥、平安、团圆、发财、兴隆、加官、进禄、有余、长寿等年时吉语，在年节里全都进入生活。无处没有这些语言，无处不见这些吉祥图案。苹果代表平安，自然就成为年节走红的礼品；梨子有离别意味，过年时便被冷落一旁；年糕可以用来表示高高兴兴，它几乎成了年的专利品；而鞋子与“邪”字谐音，便在人们口中尽量避免提及。
年前一切筹备的目标都是家庭，人也往家里奔，年夜大团圆的合家饭是年的最高潮。过了年，拜年从家庭内部开始，到亲戚、再到朋友，逐步走向社会。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就纯属社会活动了。这“年”的行为趋势，则是以家庭为核心，反映了对家庭幸福的企望与尊崇。
冯骥才说，中国的年是最有人情味儿的节日。每逢过节，我们都能重温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体味他们对生活独有而诚挚的情感，感受深藏在中华大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朗朗精神。一代代中国人就这样，对年文化，不断加强，共同认同，终于成为中国人一股巨大亲和力和凝聚力之所在。每一次过年，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发扬，一次民族情结的加深，也是民族亲和力的自我加强。于此，再没有别的任何一种文化能与年文化相比。
不能让传统彻底商业化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寄托着中国人对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然而当我们重新盘点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时，却发现传统节日“味道”变淡了。
冯骥才说，以过年为例，曾有一段时间，年画、鞭炮、祭祖等方式，一样样从年的活动中撤出。有人说，如今过年只剩下吃年夜饭、看春晚和拜年，而且拜年还变成了“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如果春晚没意思，年真就变成了“大周末”。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文化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现在中国家庭中年轻一代成为一家之主，他们对闯入生活的外来文化更有兴趣。另外，现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经济行为比以前增多了，节日偏爱简便、舒适与休闲的生活，不愿遵循传统的繁缛习俗，比如有人会选择在春节期间到体育馆打球、健身。当现代生活方式与工具渗透到年俗中时，移风易俗自然悄悄发生。
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将一些传统节日推向市场，民俗变成了卖点。冯骥才说，在商品经济时代，商业是主动的、强势的、霸权的，商业的最大特点就是要把一切能够成为卖点的全变成卖点。把利益的关系、把营利的目的放在传统文化方式里，容易让人感觉不舒服。比如清明节商家会借机出售很多商品，这样会使大家对先人缅怀的情感受到影响。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节日不被商业化也是不可能的，商业的介入对传统节日也有好处，商家对节日气氛的营造有很大帮助。但商家应该遵循商业文明，用一个文明的方式来参与节日。
现代生活方式的确会对传统节日文化产生影响，比如中秋节，城市里满街的霓虹灯，使赏月都受到影响。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忘却抛弃了，把很多民俗伤害了、抛弃了，把很多仪式也都抛弃了。这是无知的抛弃。冯骥才曾经写过很多文章主张坚持过年放鞭炮。他的名言是：“一个静悄悄的春节和普通假日有什么区别？”
冯骥才说，由于忽视了传统节日中的文化和精神价值，节日被人为地淡化。没有年意了!没有年味了!恐怕这是当代中国人一种很深的失落，一种文化的失落。
从文化的角度享受传统
中国人真的远离“年”了吗？当我们在年前忙着置办年货时，或者在年根底下，在各地大小车站，看着黑压压的人潮，嘴里叼着火车票，肩上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带给父母妻儿的土特产，拥挤着要抢在大年三十前回到家中——我们会感到年的情结依然如故，于是我们明白，真正缺少的是“年”的新的方式与新的载体。
,想过年的人有的是方式，是我们自己把年淡化了。”
冯骥才介绍了他是如何过年的。他说，“每年从腊月二十三到过年，我都会做这么几件事情，年前到娘娘庙，到郊区的静海、独流、杨柳青年集上选购年货，买吊钱、买剪纸，还要给我母亲买头上戴的红绒花、红纸的石榴花，还有香烛。在那些兴致勃勃准备过年的老乡中间挤一挤，年意就来了。年意在哪儿？一是在自己心里，一是在相互之间感染。
,在家里，我要把屋里西洋风格的陈设收一收，摆上供桌、香烛和祖宗像，还有天地亲师的牌位。天地是必须要拜的，因为天地是大自然，她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必须要感恩。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叫《灵感忽至》，新的一年特别感动的是，上天又给了我一大把的时光，当我把上年的时光用尽的时候，所以对天地应该感恩。君是不应该拜了，亲和师是要拜的。亲是亲人，师是老师，是教给我们知识的那些人，在精神思想上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
,三十晚上我一定要陪母亲过年，然后回到自己家里，和孩子一起看电视、放鞭炮、烧香拜祖祭天。我不叩头，但是要带着小孙女一起作揖祭拜。大年初一一早还要到母亲那里拜年。以前初二我要给老丈人拜年，现在老丈人故去了，就是亲戚朋友相互拜年。初五我把热爱天津文化的学者和搞艺术的聚集到南开区，因为那里是天津的老城，天津的根，大伙聚餐，聊聊天。初六给读者签一次名，我把这个活动叫‘接地气’，跟老百姓见面。因为生我的是父母，养我的是老百姓，是我的读者。那天队伍排如长龙，很多读者会把一年来有关我的消息都粘在本子上送给我。每年那天我都过得热血沸腾。”
节日总要按照传统的格式和民俗来进行，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但因为长久不放假，我们把很多内涵忘却了，要重新衔接起来是有困难的，需要慢慢恢复。比如端午节我们不仅可以卖粽子，还可以卖萱草啦、艾普啦、老虎搭拉呀这样的风俗小品，可以提高人们的节日情怀，唤起一种遥远的但是已经稀薄了的记忆。比如清明可以给先烈、历史名人扫墓，社区单位也可以组织很多活动。
冯骥才表示，节日遗产不同于艺术遗产，艺术遗产的传承者是艺术传人，节日遗产的传承者是全民。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过好节日，从精神到心里都能得到充分满足，节日遗产才能传承下去。这也是最好的文化保护。
冯骥才说，以春节为例，如今春节已经是一半过年，一半文化。远离农耕生活的我们还能够一年一度重温自己的历史，重温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符合人的精神需要。但长久以来，很多人一直把年文化当作旧俗，如今依旧不能从文化上认识年的精神价值。待社会的文明与文化达到相当高度，会出现年的复兴。复兴不是复旧，而是从文化上进行选择与弘扬。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当“年”及其风俗渐渐质变成为一种文化时，创造出一种被大众普遍认可的有魄力的新习俗来取代旧习俗，从文化的高度去享受传统，享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精神财富，把过年从生活上的必不可少，变为文化上的必不可少，是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中国人要过中国节
中国的传统节日体系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和谐、整个道德教育都在这个节日体系里得到了体现文/《瞭望》新闻周刊实习记者陈卓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能在除夕举家吃团圆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一天按规定仍然要去上班。但这种情况在2008年春节发生了改变，随着国务院颁布了修改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包括除夕、清明、端午和中秋在内的传统节日成为了国家法定假日。
除夕举家团圆、贴春联、挂红灯笼、吃年夜饭的风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国家决定除夕放假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故事最早发生在2004年，主人公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从2004年的全国“两会”开始，纪宝成连续四年就调整和完善国家法定节假日问题提交议案和建议，并最终在2007年12月1日被国务院正式采纳实施。
2008年春节前夕，在人民大学明德楼的办公室里，纪宝成校长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纪宝成的观点开门见山：“现在有些人只重视GDP，连环保都不顾了，更别提重视传统文化建设了，我提议传统节日放假就是要推动传统文化的重建。今年是改革开放的30周年，我们现在太需要重建传统文化了。”
晚清以来的传统流散
中华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价值和影响的，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一直被国人引以为荣。但是19世纪以后，中国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略等一连串的挫败，不仅使得国人颜面扫地，也使得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这一变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教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晚清以来，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就一直做得很不好”，刘梦溪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清末民国初年，中国遭遇从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的主体开始动摇，传统文化出现了衰落。当时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表达过‘大变局’的观点,即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开始呈现出崩塌耗散之势。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实际上文化传统的流失极为严重”。
回顾近代中国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当时的民族精英，如陈独秀、鲁迅等从救国图存的目的出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积弊进行了较为猛烈的批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检讨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但“五四”时期，中国民族精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极大地影响着普通民众对传统的拥护和传承，使得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出现了“迷茫和动摇的态度”。而普通民众如果不拥护自己的传统，势必会使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生困难。
“文革”对小传统的恶劣破坏
民族的文化传统，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比如传统社会时期的儒家思想；小传统则是指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比如春节等传统节日的风俗礼仪。中国社会的显著特点，是有长期的完善的民间社会组织，民间风俗丰富多彩，因此文化的小传统格外发达。
如果说“五四”运动以来，民族精英的“反传统”潮流，使得传统文化的“大传统”遭受了严重的冲击，那么，十年“文革”对“小传统”的破坏就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刘梦溪教授指出，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摧毁传统的非理性运动，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名义大肆摧残传统文化，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人为的损毁，甚至连每个普通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也大都付之一炬，社会公德、社会良知和社会伦理遭到了严重的毁弃。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后果就是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礼仪的了解越来越少，以至于在一次网上调查中，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的来历。
套用香港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的话来说，“当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20世纪20年代我们不想看，80年代我们又看不见。”
今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小
刘梦溪教授认为，目前存在着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即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惟一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但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传统承载的量却是非常小的，很多人对于很多传统的东西知之甚少。更有学者指出，目前不仅孩子们已经不了解传统风俗礼仪，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已经对此没有什么印象了，现在不少人只过“情人节”和“圣诞节”，而不过“元宵节”和“中秋节”。同时，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对传统知识了解甚少，也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美德的继承出现“断层”现象。在有着“礼仪之邦”美誉的华夏大地，却出现“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观念日益淡薄，而“坑蒙拐骗”、“诚信缺失”、“腐败堕落”等行为层出不穷的现象，道德水准日渐下滑，社会风气问题更是连续多年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
纪宝成校长在采访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物质文明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的精神文明发展却明显滞后，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这里的原因很多，但主观层面上的普遍不重视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们长期以来强调“两手抓，两个文明都要硬”，但实际上，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长期以来，这一现象一直都未得到根本的扭转。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前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仓廪实而不知礼节”的现象。
对于当前市场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经济学家出身的纪宝成校长更是深有感触：“在西方，人们通过普遍的宗教文化信仰来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提供精神支持，而在当代中国，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文化，又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势必会使得人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迷失自己，为所欲为，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大力加强传统文化的重建工作，这对于构建净化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也是我建议将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节假日体系的文化魅力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指出，中国的传统节日本身有很多内涵在里头，中国的传统节日体系实际上是在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和谐，整个道德教育都在这个节日体系里得到了体现。这个体系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系，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
传统节假日的最重要意义还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西方的传统节日不少是跟神联系的，跟宗教联系的，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更多的是跟人联系的，是贵人文、重亲情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对于共同营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大量普适意义的精神传统，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
纪宝成认为，传统节日的作用是其他载体难以替代的。首先，节日是全民参与的，不论老少、贫富，也不论地域和文化程度，全民都过节，是全民族普及和宣传传统文化的良机；其次，节日是以年度为时间单位，循环往复的，今年过完了明年还要过，让人们反复地体味我们的民族传统，反复地享受我们的民族文化，显然，传统节日对于弘扬民族精神，保持民族特色，增强文化自觉性和民族凝聚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明能够绵延几千年，成为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必定有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完全可以被赋予一种新的时代内涵传承下去，而且还将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诚信体系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将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不仅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和谐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以“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的完整统一，也有着重要意义。在港澳台地区，像清明节这些传统节日几乎都是法定假日，大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怎么过这些节日，都不将这些节日纳入法定假日，又如何强调中华文化的魅力、文化的凝聚力，又如何真正从现实层面上推进“一国两制”？
重建新时代的文化礼仪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现在过春节更多的活动就是吃饭和逛街，传统的节日风俗似乎都已忘记，“年味”淡了很多。
针对这一现象，刘梦溪教授认为，“由于近百年传统文化的流失，很多传统礼仪几乎绝迹，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传统节日内在的各种礼仪和风俗了，这使得很多人认为过节就是吃吃饭、逛逛街。”因此，我们在重建自己文化传统的时候，有一项颇为重要的内容，就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重建。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怎么称谓得体”等，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的状态。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恢复传统节日的契机，大力构建符合新时代特点的文化礼仪。
刘梦溪表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新王朝的开始都要‘制礼作乐’。我们过去忽视了这个问题，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因为礼仪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人伦的庄严，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正在更紧密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并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和经验。在这股“西学”的浪潮中，我们今天的生活时尚，在很多层面都追求和国际接轨，从服饰到饮食，从电影到建筑，我们正在越来越“洋化”，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内克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传统脱离？”
令人欣喜的是，以传统节日的文化回归为契机，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已经在华夏大地悄然开始。□
安心踏上回乡祭祖旅程
至少在广东、港澳以及沿海地区，近些年，清明习俗呈现出越来越兴盛的趋势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赖少芬
春节过后，被增设为法定节假日的清明节也将随之到来。在我国不少地方，清明节被视为与春节同样重要的一个节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不少人表示，清明节成为法定节日后，期盼回乡祭祖的人们将可以放心踏上回家的旅程，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将这个重要的节日过得匆匆忙忙。一些专家也表示，清明节放假一天，人们可以通过扫墓、祭祀、植树、踏青等多种多样的传统活动来抒发情感，交流情感，这将增强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也将增强人们对这个传统节日的认同。
堪与过年媲美的“双节日”
中山大学教授、民俗专家叶春生说，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俗活动。其中清明是中国惟一一个“双节合一”的日子，在二十四节气中，清明是个节气，在传统节日中，清明又是个节庆，所以既是节庆又是时序，是谓“双节日”。
,清明节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时家家折柳插门，并从清明节前一日开始三天不生火煮食，称为寒食节。”叶春生说，清明节各地扫墓的风俗有所不同，比如烤乳猪是多年来广东人祭祖的重头戏，几乎是家家都少不了的应节之物。由于民间有“猪肥屋润”的说法，清明时每个家族都要为先人奉上一只金红油亮的烧猪，以示对祖先的尊敬。
在我国部分地区，清明节是一个堪与过年相提并论的重要节日，有些地方还有“清明大于年”的习俗，将清明节过得比春节还隆重。
对于广东人来说，清明节的重要性也堪与过年媲美。广东人重传统风俗，每逢清明节，不管是在海外的，还是离家乡不远的，都要赶回老家，与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去祭拜先人，这个时候，清明节也成了合家团圆的聚会。
,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平时很少有时间见面，但清明节大家都要回乡扫墓，在缅怀先人的时候也联络感情。”在深圳工作的朱名是梅州客家人，朱名说，“血缘亲情是最宝贵的，以后清明节放假一天，我们可以安心和许久不见的兄弟姐妹一起拜祭先人，尽一份孝心，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
虽然在清明节缅怀先人是很多人心中的一大期盼，但由于以往清明节大多是工作日，打算这天去扫墓的人都有着“如何请假”的压力。很多人都想请假回乡，但能够获准放行的名额非常有限，工作与亲情，让不少人左右为难。
广州某外企人力资源部经理孙赫告诉本刊记者，每年清明节都是他最头疼的时候，请假的人一拨接一拨。“广东人重视清明节，不准假实在说不过去，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准假，准了这个人的假、不准那个人的假容易引起矛盾。另一方面，缺勤的人太多，部门的工作也很容易出乱子或出错。”孙赫说，今后清明节成为法定节假日，人事部门可以不用再为请假的事头疼了。
追思先祖的情感需求
至少在广东、港澳以及沿海地区，近些年，清明习俗没有像其他一些传统节日那样，面临没落的危机，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兴盛的趋势。每年清明节，各地都出现了庞大的祭扫大军。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人们对清明节这个传统节日有着浓浓的情愫，清明节缅怀先人、寄托哀思，是很多人的情感需求。
在重视传统的粤东潮汕地区，祭祖寻根历来是一大传统习俗。不管身在何处，潮汕人清明节纷纷回乡扫墓，以示不忘先人，不忘故土。人们到祖坟祭拜，丹书碑文，修整墓地，剪除杂草，为先人送上心中的思念。
,一到清明节，我们在海外的亲戚都会赶回家祭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大团圆的日子。”祖籍广东潮汕的张宁浩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维系他们亲情的，正是清明节的祭祀活动。张宁浩说，“清明节那天，整个家族的人都要聚到一起，按长幼次序祭祀先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而重要的日子，即使工作再忙也要争取请假回家。”
家在潮州的余洁告诉记者，按老家的风俗，给逝去的老人上坟必须在清明节这一天。而每年的这个时节，她的心里总会特别难受，“单位工作忙不好请假，但不请假，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又无法排解，不能在清明节这天尽一下孝道，心里实在有愧……”余洁说，今后清明节成为法定假日，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和去世的亲人说说话，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把清明节过得那么匆忙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清明节时，不少海外华人都心系故土，千里迢迢赶回家乡给先祖上坟。清明节成为法定假日后，海外华人纷纷拍手叫好。
马来西亚华人陈明健离开家乡汕头已经几十年，但他对祖国的传统节日仍然非常执著。陈明健说，以往清明节他也经常回老家扫墓，但由于一些亲人无法请假，难得回乡一次也无法与他们团圆，感觉很遗憾。如今祖国把清明节定为法定节假日，以后海外华人回乡扫墓时可以见到更多的亲人了。
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陈中秋说，中华民族的祭祀活动有着悠久的传统，更有情感的需要。人们在清明节这一天祭拜先人，这跟中国传统观念中不忘祖先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清明节俗的兴盛，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伦理，人们在一种仪式化的追思中，寄托对前人的怀念，通过清明节的习俗活动，人们对前人思念的情感也有了适当的表达方式。
远足踏青的好时节
清明节既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宗亲节日，又是一个远足踏青、亲近自然的好时机。对不少人来说，在清明节举家出游，也是这个传统节日的另一种期盼。
已经结婚生子的黄雷至今还很怀念小时候的清明节。“小时候我们最喜欢清明节，每年都盼着这个日子可以跟父母上山祭祖，一路游玩嬉戏，那时同族的人都要到齐，非常热闹，清明节也是一个团聚的日子，因此在心里印象很深，也很神圣。”
,清明前后，是阳春季节，山花烂漫，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在广州某高校读书的林菲每年清明节都会请假回乡祭祖，“上山扫墓的过程，也是一个亲近自然的过程，在城市里呆久了，很渴望闻一闻野花野草的味道，带着泥土香味的山风迎面吹来，真是让人心旷神怡。”
陈中秋说，清明时节，人们合家团聚，祭祖扫墓，这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和孝文化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清明前后春暖花开，气候宜人，扫墓之际，举家扶老携幼到户外踏青，享受自然春光，也是人们过清明节的重要内容之一。
,每年清明节我们一家人回乡扫墓，都会顺便郊游踏青，在游玩中增进感情。”祖籍广东英德的冯尚英告诉本刊记者，清明节增设为法定节假日后，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开心，早早就制定好了今年清明节的出游计划：上午回乡扫墓，中午在郊外野餐，下午到山上踏青，陪孩子插柳、放风筝。“有了假期，今后的清明节都可以过得更加丰富了。”
,清明节的庆祝活动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祭祀祖先，还包括踏青、荡秋千、插柳等多种活动。”陈中秋说，这个节日除了有着慎终追远的感伤，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是一个极富特色的节日。清明节设立为法定假日后，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人们通过扫墓、祭祀、植树、踏青等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抒发情感、交流情感，将增强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人们对这个传统节日的认同。□
刻画自强与爱国精神的端午节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有着巨大的文化凝聚力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明星
端午，是一个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龙舟竞渡、粽子飘香是它与生俱来的文化标志。曾几何时，端午一度被商家裹上“粽子节”伪劣包装，节日气氛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被逐渐淡化。
然而，中华民族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危机，从来不曾失去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在“奥运”成为中国关键词的2008年，端午节也将首次披上法定假日的盛装。颇具意味的是，中华文化中的端午节，同样蕴涵着“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刻画着一个民族自强与爱国的理想。
飘香海内外的端午节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前往湖南汨罗市屈子祠凭吊、缅怀的人们排成了长龙，络绎不绝。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的屈子祠，沐浴着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依偎在滔滔不息的汨罗江上，闪耀着一个爱国诗人的伟大灵魂。
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楚国大夫、爱国诗人屈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心如刀割，毅然写下绝笔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沿江百姓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沿水招魂，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鱼虾吃他的身体。这一习俗绵延至今。
屈原纪念馆馆长李利权介绍说，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深入人心。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在民俗文化里，民众从此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与纪念屈原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屈原影响的不断扩大，始于春秋战国的端午节也逐步传播开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端阳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过节的习俗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逐渐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东亚诸国。
汨罗市楚塘乡屈子祠村村民雷泪司的家就在汨罗江边，这位花甲老人对奔流的汨罗江水充满了感情。他介绍端午风俗时说，“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每年的端午节，当地的村民就像过年一样，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艾叶。而每次赛龙舟之前，年轻小伙们抬着精雕细刻的‘龙头’，虔诚地到屈子祠中祭拜，祖祖辈辈的传统就这样传了下来”。
除祖国大陆在端午节有赛龙舟的风俗外，清朝乾隆年间，宝岛台湾开始举行龙舟竞渡。当时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台湾省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举行龙舟竞赛。而在香港、澳门等地，端午节龙舟竞渡的风俗也十分盛行。
受中华文化影响，亚洲地区的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端午活动。而且，随着中华文化的魅力日益渗透到全世界，古老的端午节也一步步走入世界各国人民的视野。在美国、俄罗斯、新加坡，赛龙舟也正逐渐成为一项传统运动，广受欢迎，还有一些国家尽管不过端午节，但也都对吃粽子情有独钟。
岳阳屈原研究所研究员张中一说，尽管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但赛龙舟这一端午民俗在现代社会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限，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拒绝被遗忘的端午文化
令人担忧的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剧烈的社会转型，让传统文化陷入了逐渐失落和呼唤回归的双重齿轮中。端午节等全国性民俗节日文化遗产在大都市已经遭到了较大的损害，有的被人为淡化，有的被扭曲变形。年轻一代对传统节日失去了应有的热情。
四年前，韩国要将“江陵端午祭”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通过互联网飞速传播，引发了中国人对如何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人过端午节的热情。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民众广泛参与端午节的踊跃和热情，原因在于“申遗风波”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端午节的人文内涵，认识到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种警醒和反思不应仅限于一时，高度重视和爱护民族传统节日必须长期保持”，民俗学家吴祖德说。
近几十年来，传统节日在中国内地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而港澳台却仍保留过传统节日的风气。岳阳屈原研究所研究员张中一认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每过一次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加强。他说，“其实，两千多年来，端午节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全民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节日。我们应该继承端午节积极健康的民俗文化传统，尽快抢救和保护其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使这一古老的全民打扫卫生、健身的节日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进入现代生活。”
绵延两千多年的端午节不仅是联系海内外华人亲缘、血缘的文化纽带，而且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一级作家、岳阳职业学院书记段华说，从古代起，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就是我们祖先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也赋予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内涵。从那时起，这些节日就不是一般的民俗，而是炎黄子孙民族团结、民族凝聚力的磁场。
本刊记者在屈子祠采访时，恰巧遇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覃百荣，她对研究屈原十分着迷。从南海之滨的香港到汨罗江畔的屈子祠镇，覃百荣一路奔波，克服重重困难，经过10次转车，才得以到达。
剪着一头短发的她对记者说：“来到端午节的‘故乡’凭吊屈原，感到特别亲切和兴奋。端午节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有着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在香港这座中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传统节日正在逐渐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人们很看重过端午节，也包粽子、赛龙舟，保留着与内地一样的各种风俗。”
致力于民俗学研究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乌丙安教授指出，保护端午节应注重保护其原汁原味的文化形态。
记者了解到，由湖南汨罗、江苏苏州、湖北秭归三地共同申报的端午节习俗已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午文化再度复兴的契机
传统习俗与节日，虽然千百年来传递着人们世代共通的民族情感与记忆，但经过一代接一代传承和多种因素，其中许多文化传统和信息正逐渐流失。只有为传统文化注入活力，使其能够在新的土壤里生存，继续生成我们文化生活的筋骨，才能让传统文化拥有不息的生命。
将端午节纳入国家法定假日，正是顺应民心之举。节日和假日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节日可能有很多个，但不是所有的节日都能够成为假日。当一个节日对国家或民族具有重大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政府和民间安排有重要庆典活动时，才有可能成为国家法定假日。
端午文化的守望和传承，仍然是一部由百姓来演奏的恢弘乐章。采访中，本刊记者最难忘的是汨罗市屈子祠镇的端午遗风。这个安谧的小镇和繁华的都市距离不过百里，但是端午文化的印记烙在了屈子祠镇的每个角落。每年端午节，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插着菖蒲，挂满艾叶，散发出浓浓的幽香；镇子的街上，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孩子穿着过节的新衣，嬉闹玩耍。
屈子祠镇年逾花甲的周世元老人和她的邻居何七喜，每年端午都要包成百上千个粽子，她们俩的手十分灵巧，像变魔术一样，一串串碧绿的粽子立刻就包好了，用水一煮，整个房间都是粽子飘出的清香。
周世元坐在木椅上回忆说：“小时候，端午是孩子们最盼望的节日。每到这一天，妈妈都要带着我到外婆家过节，看热闹的龙舟赛、陪外婆包粽子、穿妈妈缝制的新衣服。尽管家里很贫穷，但粽子煮熟后，外婆总是会拿一些，撒到汨罗江中。外婆说，这是给鱼虾吃的，它们吃饱了，就不会吃投江的屈大夫了。”
老人的回忆充满诗意，她的两个孙子在一旁听得入了迷。光阴荏苒，民风依旧。古老的传统，就这样传了一代又一代，成为一种无法磨灭的文化记忆。□
象征团圆与丰收的中秋节
中秋节文化应以“圆”的理念为灵魂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余靖静
农历八月十五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唐朝初年，中秋赏月之俗始盛行，中秋节成为固定的节日。
似乎没有一个节日能像中秋节这样，牵动着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对团圆与丰收的企盼以及那满怀的诗意。那高挂天空的一轮圆月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记忆的是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唤起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中秋是丰收的节日
中秋节晚上舞草龙，是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镇各村村民的一件“要紧事”。
白天，全村老小抱来刚从田里收割的新鲜稻草，扎成一条长达80多米的草龙摆放在祠堂里，并在草龙身上插满纹香。当夜色降临时，村民聚集在祠堂里，拿着火把，当族长一声令下，全村人一拥而上，去点燃草龙身上的香火，据说谁点燃的香火越多，他家来年就会获得更好的收成。然后，村里青年男女高举香火草龙，狂奔飞舞，穿梭在村庄小道上，起舞于稻田旷野中，皓月当空，火龙腾云驾雾，其景十分壮观。
开化县文化局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中秋是丰收的季节，在这天舞草龙是为了庆祝用汗水换来一年的好收成，表达大家的喜悦心情，同时祝愿来年获得更大的丰收。相传在唐宋时，苏庄村民就有以舞草龙庆丰收、迎龙神的民间习俗，元末明初达到鼎盛。
关于中秋节的传说很多，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而月饼上贴纸的来源则与朱元璋有关——据说当时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恐朝廷官兵搜查，为传递消息，军师刘伯温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给各地义军，通知于中秋晚上起义响应。
苏庄镇现在有20个行政村，每年中秋节，各村都会由村里的一位长者或者村干部发起组织，村民自筹资金、购置香火舞草龙。由于大家都想通过舞草龙图个吉利，以望来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所以每户都有人参加，人人都来观看。现在一些村还成立了民间草龙保护协会，负责草龙的保护、开发、研究及财务收支情况。据了解，中秋舞草龙曾多次参加县、市、省民间艺术展演，先后荣获衢州市金秋艺术节演出金奖、浙江省广场文化艺术节优秀表演奖。
在浙江省日前首次确立的14个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地中，开化县便以苏庄舞草龙这个特色节目摘得了中秋节文化标志地的头衔。一些旅行社也闻风而动，打起了“民俗牌”，把目光瞄向了针对这些标志地的特色民俗短线游。“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地的确定，肯定能吸引不少喜欢民俗文化的游客。我们正考虑在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期间，推出针对14个保护示范地的旅游路线，吸引客源。”衢州市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
中秋是最诗意的节日
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了赏月外，观潮是中秋又一盛事。位于钱塘江畔、拥有历史上多个和月色相关美景的杭州，与中秋自然有着不解之缘。
白居易与苏轼是杭州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任“父母官”。前者有词曰：“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月初山中寻桂子，郡亭枕上听潮头，何日更重游？”后者不仅写下了一曲家喻户晓关于中秋节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在《八月十五日观潮》一诗中，记录了宋代在中秋到来的时候，杭州人携家带口前往钱塘江口观潮的风俗和盛况：“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
杭州人中秋赏月有三个好去处：一是湖中三岛之一的三潭印月，湖中赏月；二是凤凰山坡上赏月；至于岸边赏月，当推平湖秋月。现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中国戏剧史专业博士学位的杭州人张一帆最向往的是第二处。“凤凰山上有一处盛景名曰‘月岩’，其实是山崖上有一个天然的石孔，据说月到中秋，月光会直射此孔。我只在白天见过，那时就在想，何时可以中秋在此赏月。”他清楚地记得孩时看过的一部动画片《崂山道士》，“那个赏月的夜晚曾经很令我神往，仙人月下对饮，真人变化嫦娥下界斟酒并起舞助兴……”
而令25岁的北京姑娘康逸印象最深刻的中秋节，则在杭州“西湖十景”之首的“平湖秋月”度过。“我曾经不明白，要说赏月，西湖岸边任何地方都能看，为什么非说‘平湖秋月’最美？”但当站在这片伸出水面的平台上，三面临湖，皎月当空，湖水拍击，更兼金风送爽，“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确实是平湖秋月的真实写照。如此水月云天，令康逸当下不仅给家人打电话分享，更为远在异国的好友送去了故乡的祝福。
年轻人如何看待传统节日入选法定假日？张一帆认为，意义并不在于可以多放一天假，而是可以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有机会感受传统节日的存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存在，并尽可能地去感受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氛围，“月到中秋人团圆，团圆是中秋节的主题，直观地说，有了假期的保证，中秋团圆的气氛也就更容易营造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更多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团圆、和谐等氛围能够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其积极影响可想而知。”
康逸则说，近些年来，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在中国的火热离不开商家的推动，商家营造的气氛客观上达到了营造集体记忆的效果，值得中国传统节日借鉴。中国传统节日的生命力来自我们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基因，而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可以考虑更活泼、更丰富的参与方式，让这些传统节日焕发青春。
“圆”是中秋的灵魂
中秋节究竟有多少种过法？回看古今中外，民俗专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吴露生如数家珍：
中秋要吃月饼。因为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兆人之常生，祈盼丰收幸福。
中秋要燃灯。湖广一带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江南则有制灯船的节俗。近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往往各家于节前十几天就用竹条扎灯笼，做果品、鸟兽、鱼虫形及“庆贺中秋”等字样，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中秋夜灯内燃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竖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或其他种种形状，挂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秋”或“竖中秋”。有的灯高数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为乐，有的则竖一旗杆，灯笼两颗，自取其乐。
除了赏月、祭月、吃月饼、燃灯外，许多地方还有着特殊的中秋习俗。如香港的舞火龙、浙江开化一带的舞草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的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跳月、侗族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
据吴露生介绍，由于中华族人的迁徙及其后代的繁衍，中秋节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依我之见，中秋节文化应以‘圆’的理念为灵魂。”吴露生说。中秋佳节又称“团圆节”，中秋之夜月球距地球最近，月亮最大最亮，所以从古至今都有饮宴赏月的习俗。当人们仰望天空中如玉如盘的圆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
吴露生表示，“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地球村几乎所有住民都有他们不可忘却的民族传统节日。”吴露生说，“虽然在国家大法里，把传统节日列为法定节假日可能算不上什么重大之法，但其后续效应将逐渐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