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申论热点及优秀范文申论范文：官员究竟应当敬畏什么新闻主体：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些地方官员的迷信现象令人吃惊，部分领导干部敬畏鬼神，身后经常出现所谓“大师”的身影。他们或因官迷心窍，求“大师”指点升官捷径；或因做了亏心事，在反腐高压下，祈求菩萨保佑，逢凶化吉。
迷信是一种盲目信仰和崇拜，迷信与部分官员的“亲密接触”现象令人担忧。
官员迷信的例证在现实中可谓层出不穷。几年前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为了升官，经风水先生“点拨”在水库上修了一座桥，还绞尽脑汁地命名为“岱胡大桥”。桥建成了，官不但没有升反而因贪污受贿被判了死缓。难怪后来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逮胡大桥”。
据观察，痴迷于求神拜佛等迷信活动的官员大多有贪污、受贿、渎职等腐败之嫌，这些人将迷信作为自己的“护官符”。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阴影下形形色色的官员迷信现象基本上属于一种颇为典型的“腐败后遗症”。
官员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该对什么执着？该对什么虔诚？该对什么敬畏？人，是需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否则就可能变得浮躁、庸俗甚至为所欲为。一言以蔽之，官员应当对法律敬畏，对民意敬畏，对责任敬畏。
敬畏法律，是因为法律作为限制公权力的利器，是约束官员恣意妄为、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枷锁。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精义在于依法治“官”而不是依法治“民”。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领导应当是各级官员必须恪守的法治信条。将依法治国的第一要义理解为“依法治民”，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内涵的严重误读，也是不少官员尤其是某些基层领导干部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
敬畏民意，是因为民意是正义和公道的发源地。古语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可见民意的重要性。“执政为民”是全体领导干部必须牢记和努力实践的信条。只有对民意真正持一种敬畏之心，才可能真正体察民情，才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敬畏责任，是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是权力的“潜台词”，责任意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应当具有的基本理念。责任追究机制乃是高悬于“一切有权力的人”头上随时可能坠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官员的官德修炼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反省能力，不断清除积淀于灵魂深处的陈腐观念。这就要求官员应当“诚信”而不应“迷信”。衡量现代官员诚信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是是否敬畏法律、敬畏民意、敬畏责任，而不是敬畏什么鬼神和“风水”。
申论范文：警惕金融腐败“期权化”
在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03年审计报告中，金融领域的问题十分突出。随着金融改革力度的加大，金融领域腐败现象又有所抬头，并开始出现了“期权化”的不良倾向，值得有关部门及金融监管当局重视。
所谓金融腐败“期权化”，是指金融系统个别领导干部尤其是商业银行高管人员依规或违规为企业发放贷款、逃废债务提供方便、谋取好处，在位时并不拿企业的好处，而与企业暗订“君子协议”，期许在辞职或其他“方便的时候”，再到企业“打工”，通过拿高薪来获取企业回报，有的则更为干脆要借贷单位在其退休或辞职后按贷款的一定比例给予高额回报。这是金融系统个别领导干部尤其是商业银行高管人员权力寻租的又一新动向。
近几年来，随着金融竞争的加剧和银行打破终身制，一些金融单位高管人员产生危机感，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为自己寻找所谓的“出路”和“退路”。尽管这一现象不是十分普遍，但可以说金融腐败“期权化”是近年金融系统部分或个别腐败分子被改革和反腐败“逼”出来的新对策。它的安全性与隐蔽性，使得金融反腐更加复杂化。查存款，他没有多余来源；查受贿，当时并没有钱物往来。因为“期权化”交易，只有当事人双方心明肚知，办起事来，彼此心照不宣，就是拿到桌面上，让众人“监督”，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整个过程可能都是“照章办事”，容易欺骗大家，博得好评，使人们失去了对其背后阴谋的警惕。这也是当前各家金融机构新放贷款形成不良及不良资产前清后增、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这一新出现的腐败“期权化”现象关系到金融改革的成败与安全，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及金融监管当局的高度关注与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一是进一步完善《金融高级管理人员准入办法》、《金融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和有关廉政规定，特别是从法律制度上杜绝或减少公权私用、权力寻租的可能，不仅要规范在职的，还要严管离职的。二是削弱个人职权，增加集体把关。要让各级金融管理人员有权，只能慎用、微用，集体阻断个人专权。三是金融系统各级高管人员“跳槽”、“下海”必须严格遵守不能在信贷单位、企业的工作规定，违者从严依法查处。同时要注意把好干部聘任与人员分流关。四是强化永久责任追究制。金融领导干部、高管人员退职、离职和辞职后感到可疑的，可以随时审计、复审，查出了问题，不论其离开原岗位有多长时间，也不论其走到了多远的地方，都要追究责任。要让搞腐败的人知道，“期权化”并不是可靠安全港，同样随时会受到法律制裁。
申论范文：腐败的车轮需刹住据央视国际(焦点访谈)6月21日报道，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央对于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坐的公车早就制定了严格标准，禁止购买豪华进口车。但云南省呈贡县政府却以“工作需要”为由，一下子买了五辆丰田越野车，每辆车的花费高达68万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青年报昆明6月16日电文：云南省纪委6月16日派出4个检查组，前往16个地州市，严查在今年前5个月波及全省、势如泄洪的各级官员违规购车行为。
强烈的反差不容置疑的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严查”只是面子工程而已，而这种面子工程往往又是以非常令人“赞赏”的姿势出现，又以其必然失败而告终，值得人们深思和玩味的是一个贫困县农民年人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些钱还是来自一个重点工程项目昆洛公路。
谁给予了他们如此权利，让他们如此为所欲为，是什么导致此种结局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漠视群众的利益，个人小团体利益至上，腐化(浮华)的攀比心理作祟。车辆如此昂贵，县区又是如此贫困，政府领导不一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头等大事上来抓，却只考虑购车来满足“工作需要”，以前有领导蹬自行车去乡村考察民情的事情已经被他们忘记。如果真的是工作需要，难道说就一定要照顾到车辆的规格品牌形象吗？浩浩荡荡的豪华车队开到乡村，又有多少贫困的人们会相信他们真的是来体恤民情的，“县里五套班子买了新车，县国土局不甘落后，也买了同样的车”足以展示小团体利益至上，腐化攀比心理做鬼的丑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突击性质的监察太具有时效性的同时却缺乏了持久性，这就给予了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类似的一些政府搞“三令五申”的“文件政策”想达到法治的目的显然不够客观和实际，这正是缺乏法治的表现，欧洲国家的法律人士在中国的时候就感到十分的困惑，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老是想用“文件”来治理而不是靠长久的法律规则。
西部的发展离不开重要硬件基础工程的建设，而他们则以其非常轻松的手段就挪用了公路建设的款项，个中原因成分说明款项监督机制的脆弱以及权利制约的失衡，当地的群众已经达到了“敢怒不敢言”的程度，足以显示“位微言轻”的群众监督之力量的弱小。怎么样给予群众强有力的监督权力不仅仅是呈贡县应该思索的问题，也是云南省政府的一些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事件的发生已经不折不扣的给自己以前的举动扇了一个耳光，大张旗鼓的宣传取得“势如泄洪”的成就背后依然隐藏着不可低估的危机。
有分析人士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车轮腐败”，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中找出论腐败的具体的根本的原委，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绝对不是需要对曾经的“功绩”使劲的宣扬就可以达到对最犯法者的威慑的。腐败的车轮需刹住！(熱冰)
根治“车轮下的腐败”
有报道说，今年以来，云南省各级官员违规购车势如泄洪。截至5月底，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共购买超标公务车255辆，涉及金额1、26亿元。这些超标车中167辆是大排量豪华越野车，最贵的一辆88万元。
这一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原来，去年云南省纪委有个通知，规定当年全省各级党政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亏损企业，不准购买小汽车，历行“无车年”计划。通知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来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购车审批制度，非极其特殊的情况，车辆无法落户。这样，当时想买车的官员只好望车兴叹。进入2004年，“无车年”结束，一些官员被憋压了365天的购车欲望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无车年”后的强烈反弹，说明遏止“车轮下的腐败”，并非是发几个通知所能根本解决的。严厉的通知虽然可以把超标的公车消费暂时压抑一下，但如同将皮球硬性按下水一样，手一松，皮球又反弹上来了。要让球不反弹，得将它的气放掉。对那些热衷于以豪华公车作享受与炫耀的官员来说，就是要放掉他们心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邪气。正如云南省纪委去年通知所说，要使官员“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来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然而，现在的一些官员，如同云南省纪委副书记陈方宏所说，一面讲“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面拿着人民的钱不当回事，一个人占有三部车，城里开一辆，下乡坐一辆，晚上去玩又是一辆，“思想早就变质了”。过去有句话，叫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套用一下，现在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不把官员心中的邪气，换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正气，不把那些满身邪气而又不思悔改的官员撤下来，“车轮下的腐败”是难于有效遏止的。
当然，教育并非万能，还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云南的“严格的购车审批制度”，当然也是一种制度，在目前的体制下也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要根本解决问题，需要改变现有用车模式，彻底进行公车改革。我国现在公车消费耗费之巨，是世界各国所少有的。据资料，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350万公车，消耗3000亿人民币。它比1999年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还要多出600个亿。全国13亿人口，无论男女老少，平均每人每年为此要交纳约230元。如今几年过去了，公车不断在增加，3000亿恐怕早就不止了。公车属于职务消费，真正的职务活动，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么多公车消费的，普遍的情况是公车私用，公车不“公”，公车消费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因此，我以为，公车改革不宜在原来基础上小修小补，而要换一种思路，做大手术。能否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除少数国家高级官员外，其他干部一律不配专用小车。为保证公务用车，各地方各系统可将现有的部分公车组成公务用车出租公司，统一调配，随叫随到。谁用车记谁的账，由公家报销。人和车的专有用车权分离后，既可大大节约公车资源，又可堵塞人们侧目而视的内中“黑洞”。
由于车子是在路上跑的，“车轮下的腐败”，实际上是一种腐败的流动广告，对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是一种消解剂，影响是很不好的。想想看，目前云南省还有257万绝对贫困人口，有些特困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一些官员却坐着丰田陆地巡洋舰等豪华车在“扶贫”，这岂不是天大的讽刺？解决“车轮下的腐败”可说刻不容缓，它不仅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更富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申论范文：“招商热”还须冷思考
“招商热”还须冷思考吾真招商引资，加快发展，已成为各地政府的共识。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我们自应紧紧把握这一资本重组、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去赢得新的区域竞争。同时，在一轮接着一轮的开发区建设中，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招商引资热中，我们也当保持清醒头脑。对一些地方热衷的“全民招商”和“形象工程”要保持高度警惕。
发展是第一要务，但不能变成招商引资是惟一要务。有的地方不分轻重缓急，不问分工职责，要求所有单位、部门的领导全部出动，其结果必然是不计成本、不讲效率的一头热；有的地方将繁重的招商引资任务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层层分解下达，人人背负指标，没有完成者则面临写检查、扣工资、被免职甚至下岗之忧；有的地方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数量，为争引项目，拿国家、地方和百姓的利益做筹码，大搞优惠大战，招商门槛越降越低。
“全民招商”也好，“政府招商”也罢，“戏台”越搭越大，“曲目”越编越杂，其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政府垄断资源，市长指点项目，招商引资在不少地方成了迎合领导意图的“拍脑袋”工程。
招商引资本是一种市场经济活动，资金和项目流向何处，应由市场说了算，政府部门不该越俎代庖。实践证明，投资者看重的是综合的投资环境，关注的是企业的发展空间，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对待这样一种纯市场行为，如果强行以行政行为运作，问题杂陈便在所难免。有人会问，难道各地政府在招商工作中就无所作为了？否。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是有关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角色”，去掉急躁冒进的虚火，少些表面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多把心思放在改善基础设施、健全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上，放在营造重诚信、讲规则、有秩序的市场环境上，这方是招商引资的长久之计。
说到改善投资环境，这本是筑巢引凤的一剂“灵丹妙药”，然而在一些地方却严重走了样，导致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据了解，南方某地以扩建开发区为名广募资金：县级干部每人2万元～3万元人民币、副县级1.5万元～2万元、科级1万元～1.5万元、一般工作人员5000元～8000元不等，逾期不交者将受到纪律处分。去年该地又大肆募集招商引资开发保证金，按当地各党政部门干部当月工资的30%予以扣留。南部省份某贫困地区不顾当地实际，盲目照搬大城市的做法，热衷于搞所谓的亮化、美化工程，投资数千万元兴建行政大楼、千亩大广场，招致群众的种种非议和不满。
“高标准”建设投资环境，看似能为招商引资装点门面、吸引眼球，实际上却导致了建设成本增高、百姓负担加重、群众利益受损，不仅难以引来“金凤凰”，反而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有些人热衷于搞这些华而不实、浪费钱财的“形象工程”，不是为公，而是为私。他们美其名曰为“双赢”工程：在政治上可显示其才华、体现其价值、树立其形象，以得到提拔重用；在经济上，则能够增加“收入”，获得实惠。群众私下里斥之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机不可失，钱不再来”。
盲目兴建开发区最恶劣的后果是随意大面积侵占耕地。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搞开发区、建工业园，必须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按照有关土地法规和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科学论证、全面规划、有序进行才行。对已经征用的土地，有关部门也当进行一次全面治理，查一查土地征用是否经过了审批？有无违法违规占用的现象？被征被占土地的农民是否得到了妥善安置？那些醉心于“全民招商”、“跨越发展”的为政者也当自问，不考虑当地实际盲目兴建开发区，进行全面拆迁行不行？不经过科学论证，不审视客观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动辄就搞“拍脑袋”工程行不行？
尽管我们国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不顾国情、区情、民情，搞那些不切实际的“大工程”、“大开发”。人口多、底子薄，是我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存在的基本国情。现在全国还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还有几千万下岗失业人员和生活困难群众。我们办一切事情，都要求真务实，都要首先考虑他们的利益。想问题，办事情，谋发展，我们一定要深思熟虑，科学决策，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申论范文：雇员制有利于打造“服务型”政府深圳市正式开始实施的政府雇员制，为人们对政府有没有必要实行雇员制的争论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但不管深圳的政府雇员制会走多远，其实施过程以及实践结果都无疑会左右今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会左右以后政府内部改革的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不管深圳的实践结果是成还是败，都不足以掩盖雇员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保证等政府职能发挥中的优势，在此不做细表，而即使是失败，也不能排除是实施过程中思维观念、私人利益等非积极性因素的影响。从有利于政府实现由“行政干预型”到“管理服务型”的转变方面来说，“政府雇员制”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实际上就几乎为公务员终身制打了包票，只要你不犯大错误、只要你愿意那么你就可以毫不担心地一干到底，这恰恰也成了“论资排辈”的沃土，并且正因为这种“稳定的不变性”，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联盟”、“关系网络”，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级别的观念相当浓重并且十分清晰，普通公务员不得不用他一辈子的时间一级级的往上爬，获得更高“级别”被很多人看成是自己的价值体现和奋斗目标，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借助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发挥岗位作用的职能被大大削弱，“管理”也简单异变为“管人”。很多工作的开展，也就都脱不开“行政性干预”的痕迹，而在这种“行政管理”色彩浓重的机制下，打造完全的“服务型”政府的速度以及所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如果实行政府雇员制，首先公务系统内固有的级别观念会被削弱、关系裙带网络会被打破，结合雇员的专业优势，公务员的岗位职能作用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加强。然后是行政干预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府的服务意识增强。因为，在非终身的雇员制度下，之所以雇用你，就是因为看中了的专业优势，看中了你能为政府为国家所能提供的服务，没有服务就没有报酬，你提供了多少服务，相应的就完全反映在你的报酬上，这反过来又会激励你提供更多的服务，并借此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一个政府雇员的报酬与提供的服务挂钩而不是与行政级别挂钩，这最大程度的削弱了行政级别的影响，而最大程度的强化了“服务”、强调了“服务的内容”，这是个体，不能改变政府的总体表现，但是，如果让这种个体增多并形成规模，那么，这种个体的表现就会凝聚强大起来形成有规模的力量，而这种“服务”的规模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裂变式的连锁反应，就足以影响政府的总体表现，进而改变政府的外在表现，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当然，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一句话，政府在实施“雇员制”之前结合各个行业特征是否作了充分客观的论证，是否形成完备科学的实施细则，是保证这种制度能否遵循它固有优势顺利发展下去的关键！
申论写作：公务员诚信不仅仅是“私事”
政令不通、作风不正、工作不力、形象不佳、纪律不严等都会被记入诚信服务档案，并作永久性的记录，个别失信行为情节严重的，将给予处罚。记者了解到，上海市金山区3000名公务员在本市率先进行了诚信考核。（上海《青年报》8月12日报道）
诚如新闻所言，将诚信纳入公务员考评体系的意义非常重大，对公务员原来单纯的一年一次的述职考核也是一种突破，这种做法对于促使公务员杜绝失信行为、恪尽职守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但是如果仅仅把公务员的诚信考核仅仅与晋升、奖金等方面挂钩，在笔者看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公务员诚信的社会意义。事实上，公务员诚信不是公务员个体的私事，它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关系到诚信政府的塑造和政府的公信力。简单地说，只要一个公民成为了公务员，诚信对他来说，就不仅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公务员诚信，是公众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及其能力的信任,是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公务员的诚信道德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公务员行政道德的核心、治国安邦的根本。这是由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质和政府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
公务员是政府人员构成中的主体,他们的诚信程度如何,无可厚非地对政府信用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其言谈举止,代表政府信用的形象,更因为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对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发展至关重要。公务员的诚信行为对全社会成员起着表率作用,是最高层次的典型示范。公务员以诚信待民,就能凝聚民心,增强民众的认同感,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就能使公众从公务员真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中受到感召,并自觉效法,从而形成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否则，就能造成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
我们一直在倡导建立诚信社会，而社会诚信首先就是政府诚信,诚信政府是社会诚信的定心盘。并且政府诚信是各种社会规范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政府诚信与否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自身的经济信用和伦理信用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政治信用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形象和该国公民和企业所受到的信用评价。一个政府没有诚信的国家,人们对于其公民诚信和企业诚信也会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现实中，政府不仅是诚信的实践者,还是一个榜样者,榜样者的诚信问题也就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府自身问题,而关系到整个社会诚信风气的养成和诚信道德的路标指向问题。公务员作为政府人员构成的主体，如果没有了诚信，损害的绝不是公务员个体的利益，将是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
在现代信息社会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务员诚信问题直接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也更为公众所重视。因为公务员诚信是政府诚信的条件。但在现实中，有不少公务员诚信缺失，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不守承诺,违法行政,失信于民，急功近利,捞取“政绩”，在数字上动脑筋、做游戏,在材料上做文章,欺上瞒下,编造虚假政绩等。因此，我们在对上海公务员诚信考核喊好的同时，更要从社会诚信、政府诚信的高度来认识公务员诚信问题，不能把公务员诚信仅仅局限于公务员本身。
申论写作：刹住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歪风就业率是一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直接反映，真实性是它的生命。只有真实可靠的数据，才有利于教育主管部门宏观调控高校教育资源，并据此出台相关政策。如果用造假的方式“提高”就业率，则不仅提高不了学校声誉，而且将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据《燕赵都市报》7月7日报道，河北省内部分高校为谋求高就业率，竟然说服学生与就业单位签订假就业合同。日前，石家庄某高校两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该报披露了所在学校让毕业生签订假就业合同的内幕。据说，他们班有10多人因为没有找到工作无法签订就业合同，系里老师“积极”为他们奔走，最后都“成功”地与一些单位签订了就业合同。虽然就业合同是签了，但同学们却不能到这些单位就业，而且这些单位也不对同学们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找到工作，却签订了就业合同，这当然是假合同。而据该报记者调查，签订假就业合同的学生为数不少，普遍存在于该校的大部分院系。
尽管从报道中我们无法判断这类行为在该省的高校中占有多大比例，但可以预料，这样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老师帮助学生联系工作单位本是好事，但如果让学生签订没有任何保障的假就业合同，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因为，这不仅有违师德，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造假行为。因此，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必须想办法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就业率是一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直接反映，真实性是它的生命。只有真实可靠的数据，才有利于教育主管部门宏观调控高校教育资源，并据此出台相关政策。如果用造假的方式“提高”就业率，则不仅提高不了学校声誉，而且将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尽管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效果，但这绝不是长期吸引生源的办法。同时，不准确的就业率将可能误导学生填写报考志愿，虚假信息甚至还可能影响教育主管部门。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本来应该是一方“净土”，如此造假却是对社会诚信的“釜底抽薪”。
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些人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呢？据悉，原因就出在就业率这个指标上。报道说，今年，河北省教育部门出台了一份对高校评估的文件，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项目，与明年招生计划直接挂钩。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校方把提升就业率的意图向各院系布置，院系又通过老师向毕业生做工作。同时，假就业合同“提高”了学校的就业率，却对学生找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加上签订假就业合同可以使学生档案在学校保留半年，不被打回原籍，对于已就业和未就业的学生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缓冲，很多未就业的学生和未取得单位证明的就业学生，都在老师的帮助下违心地签订了假就业合同。
由于就业压力加大，近来各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没有到位的人数有所增加，这给学校和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应当说，这是客观事实，同时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后的必然结果。学生的就业难主要是一个市场问题，市场发生的问题就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提高学校学生的就业率，应该通过密切与人才市场的关系，提高专业的市场吸引度来逐步加以解决。只要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政府加大服务力度，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和提高教学质量，这样的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而那种“安排”学生签订假就业合同，造成学生一次就业率高假象的行为，不仅背离教育规律、违反教育法，而且严重损害社会诚信，可以说是害莫大焉！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申论写作：应正视官员的功利价值观联系到每年招考公务员时异常火爆的情形，江苏常州最近发生的公推干部职位受冷遇就显得很有些耐人寻味。据６月６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常州４月３０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４７名领导干部，然而公告发布１个月以来，到昨天为止报名者才３７人。这次公开选拔领导职位除了中院副院长和常州市外事办副主任，其余都是常州各高校的中层职位，而目前竞争相对激烈的则是前面两个岗位，无人问津的岗位多是高校的中层职位。
“公推干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许多地方都有过尝试，不少地方还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这种由“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式的过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公推干部的岗位都是经过“慎重”筛选的，一般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间或地有一些如财政局一类单位的副职，这些岗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即便如此，这类岗位的竞争也比较激烈。这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说到底还是高校的中层岗位太多的缘故。
针对这种情形，常州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职位受冷遇的情形，是因为“专业性强”，“能达到条件的人不多”。然而，４７个岗位，有４５个是高校的中层职位，此次公选的职位分布呈如此不对称局面，是导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首因。常州此次公选高校中层职位领导干部与此前江苏各地公选厅长、市长、局长的火爆场面相差甚远。有专家针对这一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中层干部不像厅长、局长那样吃香，对社会缺乏吸引力就很正常了，这从中也反映出社会对当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价值体系的。而人民网针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当官只为功利”的诘问。
官员的功利价值体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什么样的官位具有什么样的含金量，这是连不具有官场经验的老百姓也心知肚明的事情。何止官位，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也会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待遇和权力权限，正因如此，才有什么“清水衙门”、“肥缺”一类的说法。有些地方针对这种现象，曾用强制性的手段统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即使如此，人往“肥”处走的趋利冲动也不曾停歇。而不时地见诸报端的有人为平级调动至“油水”多的部门、岗位，不惜进行巨额贿赂，也可看出“肥缺”的所谓含金量。而“交通厅长落马”现象，则是这一问题的最现实、最生动的注脚。
对官位或岗位的功利考量，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个道理不差。但在制度设计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官员就一定是个心无尘埃的人民公仆。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和人一样，任何政府都是有趋利性的，必须假定其是一个“坏政府”，然后设计制度来扼制和约束它，防止政府使“坏”。对官员一样，必须用各种规范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和资源。如果官员不能随意地支配和滥用权力，那么职位的差别就不会太大，官员对职位趋利“位差”就不那么明显了。杜绝了寻租的可能，所有的同一级别的职位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正视客观上存在的不同职位的不同含金量，正视官员的正常的功利价值观，则就要求我们规范公权，堵塞漏洞，客观、理性地匡正以往的偏颇，进一步清明正风。
常州公推干部职业遇冷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拿什么样的职位来公推，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慎重考量的问题，而如果公推的都是技术性、专业性要求比较强的职位，那么公众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如下疑问：不拿来公推的职位都是什么人在把持着？如果对他们进行像对参选的公推干部一样的乎苛刻的考核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胜任呢？
申论写作：取消事业单位干部称号追求社会平等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今年，江苏省将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先根据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科学区分和界定单位性质。对不同性质的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通知要求江苏各事业单位逐步推行“职员制”，并取消国家干部称号，消除国家干部、聘用人员区别。（《新京报》7月6日）
所谓的身份，是指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身份划分标准不一样，但无论怎么划分，身份都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不平等，以及所享有的权利与履行的义务不同。虽然建国以来，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从理论上讲，工作只是劳动分工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工作实践中，每个人却又被赋予了干部、工人，正式工与临时工等不同的身份。身份的不同，使人在提干、工资发放、交纳养老统筹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比如，笔者有个朋友在某杂志社当记者、编辑，他组稿、编写能力很强，是杂志社的绝对骨干，但遗憾的是他每天累死累活地干，每个月才领取不到2000元的工资，而其他几个同事，工作能力一般，整天悠闲地喝水抽烟，无所事事，每月却能领取4000多元的工资，并且单位里还为其交纳养老保险。为什么？只因为我的朋友只是一个被聘用的编辑，而其他人是杂志社的正式工，是干部身份。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企业率先取消了行政级别，打破了国家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但是在事业单位，国家干部与聘用人员的壁垒仍然坚不可摧。今天，江苏各事业单位逐步推行“职员制”，并取消国家干部称号，消除国家干部、聘用人员区别，笔者认为是追求社会平等、体现社会进步之举。
首先，取消国家干部称号，实行“职员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同一个事业单位，应该因事择人，按照职位与所从事的工作差别，确定给人以不同的待遇与报酬。以往，干部与聘用人员的界限是无法跨越的，因人给予不同的待遇与报酬。而现在，江苏省通过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的是因事给予不同的待遇与报酬，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对人，后者对事；前者体现的是身份差别，后者则追求平等的分配原则。
其次，江苏省实行的“职员制”，打破了事业单位的身份界限。这样，原有事业单位上到局长，下到办事员，根据他们的职务和职级，都将成为职员，在身份上人人平等，不仅打破了职务级别终身制，而且建立起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平等竞争机制，从而激发事业单位的活力。
申论写作：干部考试作弊理应重罚重庆市最近对在行政许可法知识考试中舞弊的２０７名公务员作出处理，责令他们自费重新参加培训和考试，并规定这些当事人当年不能参加评优，调资晋升推迟一年。消息一出，引来许多叫好声。重庆市的做法既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也可以说在情理之中。干部考试作弊，理应施以重罚，何况是如此大面积的作弊。
说它是意料之外，是因为这样的事以前还没有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已经彻底打破了“铁饭碗”的概念，不用说企业内的劳动关系，就是政府机关内部，也在探索和推进多种形式的竞争上岗、辞退、问责制度，当了干部，成了国家公务员，也不等于就捧上了“铁饭碗”，进了保险箱。但是，官贵民轻的封建意识仍然没有完全消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身份待遇差异，使一些人总认为“吃皇粮”的干部不同于工人、农民，不仅各种待遇有保障，而且干部身份本身就是一道“护身符”，只要不出大事，有点小过失、犯点小错误没什么，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
事实上，党政机关过去对干部考试作弊这类事的处理，的确存在糊弄了事的现象，或随意减免，或走走过场，即使有人在考试中作弊，组织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得过去就算完事。对待考试的这种态度，结果看起来是皆大欢喜，实际上不仅起不到提高公务员行政水平的作用，反而会助长干部中的形式主义，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也是造成长期以来不少党政干部法治意识淡漠、依法行政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重庆市的做法在情理之中，是因为干部本来就应当做诚实守信的模范，一旦作出像考试作弊这样的失信行为，就应当“罪加一等”，施以重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具有比真金白银更可贵的价值。建设诚信社会，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首当其冲。而政府的诚信，来自于每个公务员的诚信。人民群众就是从公务员们的一言一行来看政府形象的。重庆市发生的２００多名机关干部在考试中作弊事件，损害的不仅仅是一次考试的正常秩序，更严重的是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对作弊者予以严厉惩处，不仅是保证考试工作正常进行的需要，而且是整顿机关作风、提高公务员法治意识的需要。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有了坚实的基础。要使这部法律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每个公务员都应下功夫学好行政许可法知识，全面对照法律规定，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水平。对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知识考试，只是督促和检验公务员们学习和执行行政许可法的一个手段，如果连这都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违背诚信原则，为了“过关”而作弊，依法行政就无从谈起。
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对公务员素质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以考试等方式对公务员进行考核的工作必须走向规范化，否则考核就会失去意义，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
申论范文
（一）诚信，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牵动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心。
“以诚实守信为重点”，这是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个新论断，既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认识，又是对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二）实践表明，现代社会是诚信需求日益增长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改革将更加深入，开放将更加扩大，经济将更加发展，民主将更加健全，科教将更加进步，文化将更加繁荣，社会将更加和谐，人民生活将更加殷实，这些都迫切要求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的环境，完善诚信的制度。新世纪新阶段，加强诚信建设愈益成为一项关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什么是诚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通俗地表述，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
（四）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民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极言诚信的重要。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史，广为流传。
（五）时代的进步推动着观念的更新。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生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赋予诚信这一传统美德日益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促使人们对诚信的理解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诚信是道德范畴和制度范畴的统一，讲诚信有利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加强诚信建设体现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多年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制假售假、走私盗版等专项治理，以及许多地方陆续出台的相关法规，都对诚信建设产生了良好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广大人民群众在满腔热忱、满怀信心地投身诚信建设的实践。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也从一度失信的教训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失信酿祸，守信孕福，纷纷提出“诚信立市”、“诚信立企”、“诚信立业”，努力以诚信规范自己的行为，改变信誉不佳的形象。温州、汕头等一些地方的可喜变化，就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六）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信用缺失引发的矛盾经常发生。从市场反映出的情况来看，无照经营，商标侵权，制假售假，合同欺诈，虚假招标，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变相传销……这种种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七）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诚信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诚信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助推器，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讲诚信是对生产力的破坏；诚信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不讲诚信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更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诚信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讲诚信严重损害人民利益。
加强诚信建设，正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加强诚信建设，应当成为全方位、全局性的民心工程、社会工程、国家工程。
（八）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这个变革过程，给我们带来了蓬勃生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生产力迅速发展，分配方式日益多样，人民逐步富裕，生活丰富多彩。祖国大地海阔天广，千帆竞发。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广阔舞台。另一方面，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商品交换的法则容易侵蚀到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见利忘义、道德失范。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应作出正确判断。看不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看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是不对的；看不到包括倡导诚信在内的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失信行为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也是不对的。
（九）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只讲赚钱，不问手段，“赚钱是好汉，没钱玩不转”，讲不讲诚信无关紧要。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
诚然，有市场就会发生欺诈现象，这是古今中外任何市场都无法避免的。但从本质上看，欺诈现象并不是市场本身的必然属性。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人们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也是信用的交易，信用是维系交换行为的无形纽带，失去这根纽带，交换就无法正常健康地进行。我们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里的“有序”，核心内容就是讲诚信。诚信是市场秩序的支柱，是市场繁荣的基石；失信必然损害市场，丧失市场。无论哪一种市场经济，实际上都离不开诚信，都应大力倡导诚信。市场经济当然要讲利益，但这不能成为不讲诚信的理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所讲的“道”，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诚信。
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情*的堕落，结果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也有经济学家指出，有效的基于个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秩序予以支持。从现代社会来看，市场不仅表现为实际的特定的买卖场所，更有一套法律规则和道德伦理体系，这些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现代信用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有诺必践，违约必究，经济活动才能正常运转。信用度越高，经济运行就越顺畅；信用度越低，经济运行成本就越高，诚信空气稀薄的社会环境甚至会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信为本，*守为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诚信的道德和法制的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就无从谈起。去年，我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地“走出去”，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说话算数，遵守国际规则，在世界上享有良好信誉。诚实守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诚信已成为扩大交往、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由诚信而带来的利益和由不诚信而导致的损害，将因经济全球化而成倍放大。
（十）有一种观点认为，诚信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德，现实生活中做不到，讲诚信者往往吃亏。这种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不诚信者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诚实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千百万群众扎实苦干，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奔向小康。这是基本方面，是社会主流。
“言而无信，行之不远。”大量事实证明，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可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但必以东窗事发、身败名裂而告终。假的终究是假的，谎言就是谎言，没有拆不穿的假象，没有识不破的骗局。从古至今，没有一项事业能够建立在无诚不信的沙滩之上。诚实劳动尽管艰辛，却坦坦荡荡，踏踏实实。只有诚实劳动才能最终通向成功。而“吃亏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老实人鸣不平，也是对诚信的呼唤。还有一些人，即使因诚信而一时吃了亏，仍不改初衷，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是对推进全社会诚信建设的宝贵贡献，正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赞赏和人们的尊敬。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完善，依靠诚信而获得成功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不讲诚信而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沉重，这是总的趋势，不可阻挡。
（十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是想讲诚信的，但别人不讲，我也只好不讲了。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诚信是全体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诚信可以是对社会、对他人的期望，但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诚信不能以他人的诚信为前提。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来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身体力行，影响周围，而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有一位北京市民说：“树立诚信意识要从每个人做起，只有自己做到了诚信，才能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社会由个体组成，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信社会。”这句话很朴实，但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己的诚信与赢得他人的诚信成正比，自己越诚信，就越会赢得他人的诚信回报。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无欺的环境中，诚信环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对诚信所持的态度。诚信建设是每个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这就需要大家积极参与，添砖加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人人有责，人人有利，个个出力，个个受惠。如果你骗我一下，我骗你一下，骗来骗去，只能落个“两败俱伤”。如果等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讲诚信之后自己再讲诚信，那是等不到的，那等于为自己的不讲诚信寻找借口，无异于推卸自己作为社会的主人在诚信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十二）诚信的养成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有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才能化作自觉的行动。良好的教育犹如春风化雨，一个社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高度重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
“言必信，诺必诚”，“小信诚，大信立”。诚信教育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娃娃抓起，从日常生活抓起。要在全社会树立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和强有力的舆论氛围。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诚信建设方面同样如此。实事求是、诚实守信，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息息相关，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做重*守、讲诚信的人，做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带动群众投身于诚信建设之中。
诚实守信，重在实践，贵在积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去小恶而从善，积小善成大德，这是提高公民诚信水平的必由之路。
（十三）诚信建设靠教育，更靠法制。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既与诚信教育不够有关，更与法规的滞后、政策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相联。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如果缺乏真实的交易信息、企业法人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记录和披露制度，那必将为失信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如果司法公正得不到有效保证，“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审判，审判不执行”，那就不可能为诚信提供法律保障；如果对失信、造假、欺骗等行为惩罚不力，处罚的代价远低于造假、欺骗所得的利益，那就必然导致失信行为屡禁不止；如果违法比守法能获得更大利益，贪赃枉法比严格执法能获得更多好处，就很难让广大公民信守法律。有道是，舞弊者得利，效仿者纷至；舞弊者受罚，接踵者敛迹。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利益导向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是当前解决诚信问题的治本之策。应当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一个企业依法经营，它就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如果它违法经营了，政府就无所不在。要认真纠正“打击假冒伪劣很有成绩，制假售假行为却屡禁不止”的现象，既抓惩处，又抓预防，关口前移，拒假冒伪劣于市场之外。如何建设信用体系，需要集思广益、大胆探索，创造新鲜经验。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地方已开始建立企业与个人信用制度，把企业、个人的诚信表现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诸如，记录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建立信用“户口”，开列失信者“黑名单”，将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信息公之于社会，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守信企业保持荣誉、鞭策失信企业痛改前非等等。这些都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
（十四）在诚信问题上，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教育引导，这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完善而合理的制度可以有效遏制各种无诚无信的欺诈作弊行为，有利于诚信美德的巩固和弘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又能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强有力的推动。在诚信教育倡导的“谁诚信谁光荣”的基础上，制度建设的推进将为“谁诚信谁得利”提供保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正确的教育导向、舆论导向、制度导向、利益导向的推动，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必将不断跃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取得新成效。
（十五）共铸诚信，群众需要榜样，社会需要引导。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表率作用，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在所有的社会信誉中，领导机关的信誉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一言一行与社会诚信紧密相联，一定要提高素质、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当自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讲真话，做实事，言行相符，言出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在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
（十六）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渐进的过程。一些市场经济发育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在诚信方面仍问题不少，丑闻不断。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创造出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应当孕育出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历史总是在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中向前迈进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还不长，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更快速度、更高质量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
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有力推动，一个具有崭新精神风貌和强大道德力量的中国，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文）
（2004年９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重视，领导全党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和改进，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按照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的要求，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执政五十五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当前，国内外形势总体上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比较有利。全党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
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弘扬中华文明和借鉴国外文明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要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这六条主要经验，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完善。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四、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是一个伟大创举，又是一个全新课题。要适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一）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科学确定到二０二０年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大战略，抓紧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时全面分析经济形势，增强预见性，准确把握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适时提出和有效贯彻应对的方针政策，防止大起大落，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在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注重加强薄弱环节，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重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重视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重视计划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推进。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和谋划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围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切实解决好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既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加强统筹协调，使各项改革互相促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意把握好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涉外经济方针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注重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既立足于国内需求又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既充分用好内资又有效利用外资，既依靠和开发国内人力资源又借助和引进国外智力。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坚持引进先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提高自主开发能力，保护知识产权，增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建立健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
（五）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地方党委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确保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的贯彻落实。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党委要支持政府依法充分履行职责，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支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健全有关重大问题决策前协商的制度，真诚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巩固同党外人士的联盟。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全面做好党的宗教工作，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好侨务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的大团结。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二）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三）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都要自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监督。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加强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支持和保证政协依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加强社会监督，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
（五）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既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及时研究并统筹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又要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各类群众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他们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充分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普及，抓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关心和爱护理论工作者，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要重视培养中青年理论人才，鼓励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发挥思想库作用。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增强微观活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依法加强管理，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抓好队伍建设，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三）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新闻媒体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改进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四）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发展健康向上、各具特色的群众文化。切实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的教育网络，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生动具体地融入青少年成长的各个环节，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
（五）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教育和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干部群众识别和抵制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服务能力。
七、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一）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既要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二）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三）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
（四）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宣传教育，改进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前进。
八、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要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一）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重视学习和掌握国际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知识，重视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增进对世界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伸张正义，支持公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恐怖主义。正确处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关系，主动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加强和改进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加强民间外交，更好地为发展国家关系服务。坚持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促进新安全观的树立，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善于扬长避短，坚持平等互利、共赢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充分反映合理主张，坚决维护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权益。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四）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确保国防安全，是党执政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加强军事法制建设，提高军队正规化水平。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创新发展。加强武装警察部队全面建设，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增强全党全民的国防意识，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党肩负的神圣使命。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提高管治水平。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广泛团结香港、澳门各界人士，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局面。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澳门事务。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切实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努力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坚决反对和阻止外国干涉势力插手两岸事务，坚决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九、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一）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不断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向深入，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的学习考核和激励机制。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贯彻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全面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继续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加大干部交流力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职务变动。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特别要培养选拔胜任重要岗位的年轻干部。注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经受锻炼和考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一起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
（三）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顾全大局，增强团结，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内部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保持协调高效运转，增强整体合力；要加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形成制度，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反对好人主义、自由主义。优化领导班子素质结构，形成合理的年龄梯次配备。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配和管理、监督。重视县（市）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优化人大、政协领导班子结构，逐步减少人大、政协领导职数。修订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制定党组工作条例。
（四）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创建“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活动为载体，建立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机制。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关党组织要严格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高校党组织要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着力做好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社区党组织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坚持标准，保证质量，重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同时做好在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探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促进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及时整顿软弱涣散、不起作用的党组织，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关心爱护党员和基层干部，特别要帮助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党员、下岗失业职工中的党员、生活困难的党员和老党员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五）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加强代表同选举单位党员的联系，听取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各级全委会召开会议时，可根据议题事先征求同级党代会代表意见或邀请部分代表列席会议。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全党全国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一致。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严肃党的纪律，保证政令畅通。
（六）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思想教育，健全相关制度，提高执政效率，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骄傲自满、铺张浪费。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严格规范和控制各种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联系群众制度。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轻车简从。
（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表彰勤政廉政典型，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全党的团结，加强党同人民的团结，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全党同志一定要自觉维护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人民日报社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人民网北京9月20日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是一次民主的会议、团结的会议、务实的会议。贯彻落实好这次全会精神，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继续推进各方面改革，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集中全党智慧而形成的，体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决定》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１３年中，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１５年来，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江泽民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必须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全会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一致认为，这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有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政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迫切要求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我们一定要从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决定》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角度，总结和阐明了党执政的主要经验。这些主要经验强调，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在推进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既要加快又要全面；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时既要为民造福又要清正廉洁；在治国理政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在党的自身建设上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全面推进。这些主要经验，突出了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是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一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体现了继承性和时代性的要求。
要建设就要有目标。《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这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一总体目标是从我们党为谁执政的角度，从我们党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的角度，从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坚定性、纯洁性的角度所作出的精辟概括，指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奋斗方向。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要明确任务，作出部署。《决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提出的要求。在实践中努力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紧紧围绕上述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一定能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搞好党的建设。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要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全党同志一定要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结合起来，同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结合起来，同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结合起来，同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结合起来，同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是一项重大紧迫的战略任务。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个代表学习资料问答集
※怎样理解“三个代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三个代表”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不断深入的探索的基础上，对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
领导革命斗争的党的建设，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的建设方面遇到的两个根本问题。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政党比较好地解决了夺取政权斗争时期的党的建设问题。
取得政权以后，党的地位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成了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了党的根本任务。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没有实现从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逐步实现了向经济建设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并阐明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带领全党把党的建设实践推向前进。党在新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党的建设的前提和条件，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思想，基本方向和内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制度建设问题，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党风问题等方面都做了重要阐述。所有这些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党的建设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地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着这项新的伟大工程。
在党的十五大总结执政和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确定党的建设总目标的基础上，江泽民总书记2000年2月在谈到党的建设问题时，作出了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这次把“三个代表”写进“七一”讲话中，体现了全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化。
※试述“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
《“七一”讲话》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这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试述“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提出来的深刻历史背景。
“七一”讲话指出：“在新的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这实际上就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的说明。
首先，是总结我们党的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1999年是建国50年，2000年是世纪百年。纪念这些重大事件的活动，使我们党一直在经常地总结历史经验，进行反思和前瞻。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指出：“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是吸取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失败的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失去政权，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去年大选中惨遭失败，台湾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选举中下台，等等。其中的根本原因都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意义很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在总结和吸取了世界上这些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体现了思考和解决执政党建设问题的一种忧患意识。
第三，是面对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的深刻思考。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大转折，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在政治上，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挑战；在经济上，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在文化上，面临着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浸透和侵蚀的挑战。从国内情况来看，从新世纪开始，我们将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我们将要在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中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要继续完成工业化，大力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这些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战胜风险，战胜困难，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思路来建设党。而“三个代表”思想，正是针对这些挑战和考验，对新世纪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作出的最集中概括的科学回答。
第四，是联系我们党的队伍的状况进行思考的。当前，我们党正进人一个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党的队伍构成等，都同过去大不一样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目前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的先进性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还相当不少。”坚持从严治党，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申论中的五种思维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各主体都会有自己的模式。但在申论考试中，解题的各个环节都要运用思维能力，只是在具体要求上有所不同而已。
一、审题的思维能力审题是指对文章题目进行周密的揣摩、审查以把握题意的活动。'
审题即对标题加以分析研究，从而正确理解标题的含义、范围、要求，确定文章的体裁、题材、中心乃至写法。审题是一个系统程序，贯穿于阅读、写作的全过程之中。
审题思维的主体过程是对题目的理解过程。这种理解，既包括抽象思维的理解，也包括形象思维的理解。
抽象思维的理解，即通过对题目的理性分析去理解题意。对供材料作文所提供的文字材料，也都需要通过分析、比较、综合、归纳等方法来理解材料的内容，把握其实质。
形象思维的理解，即通过对题目内容的联想和想像去理解题意。在供材料作文中，除了文学性的语言材料需要形象的理解外，所提供的图画材料同样需要通过联想和想像去理解画面的意义。
从近年情况来看，申论考试材料没有给出标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标题做更多介绍。但作为一般的给材料作文，了解和掌握～些基本的方法也是必要的。
申论题目，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给定"资料"，二是根据给定"资料"提出的"申论要求"。这就要求审题时对给定"资料"与"申论要求"二者兼顾。因此要仔细研读"资料"及"申论要求"。
研读材料要准确完整，不能瞎子摸象，不能割裂原材料。对较为复杂的资料，要仔细揣摩。要能抓住主旨，不能牵强附会，研读"申论要求"要全面，不能漏掉任何一条。要找准角度，即"着眼点"，就是审题的眼光集中在材料的某一点上，是审题者所注意的材料中所存在的思想。．
二、拟题的思维能力拟题．就是给文章确立标题。好的标题．使人过目不忘、甚至终身犹记。
拟定题目，可在行文之前，也可在文成之后：一般情况下是拟题在先，但也有先有材料，先有观点，连缀材料、观点而成文章。题目根据文章的具体情形再拟定，这样，题目便定在文成之后。有时会同时出现几个题目，那就要推敲斟酌，比较取舍。
在拟题过程中也存在思维能力。拟题对思维能力的要求主要是概括能力，同时要求具有思维的灵活性和发散性。在这里，我们重点谈谈慨括能力和直觉能力。
在概括能力方面，首先应该明确文章的中心思想，因为只有明确了中心思想，所拟的标题才会正确体现中心思想，或有助于表达中心思想。其次，要从中心思想出发，选择合理的和新颖的概括角度。
在直觉能力方面，重要的是注意拟题方法经验的积累．实现知识的迁移。这就需要在平时多掌握拟题方面的知识，并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三、立意的思维能力立意是文章写作的起点。这里的"意"指的是我国古代写作论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它融合着作者对写作对象的认识与情感。由于在写作时文章还未生成，所以我国传统立论称确立未来文章的主题思想为立意。
在确立中心思想时，要培养辩证思维和创造性能力。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要做到见解深刻并富有新意，在思考过程中必须注意运用辩证思维。我们所要解决的某一具体问题，或者所思考的某一具体对象，因为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或对象时也必须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在这一由思维抽象上手}到思维具体的认识过程中，辩证思维应当成为形成中心思想的主要的思维形式。
四、选材的思维能力选材，就是要对众多的原始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使那些真实而又典型的材料成为文章能够表现或说明思想的材料。根据选材的基本要求，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锻炼思维能力：
1．围绕中心思想选材主要是看材料是否符合表现中心思想的需要。在一篇文章中，材料是有其独特的功能的。因为材料与中心思想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鉴别材料的标准只能是材料和中心思想的关系。中心思想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它只能在分析、研究、消化有关材料的过程中提炼出来。所以，对于文章写作来说。材料总是第一性的，是文章的基础，而中心思想是第二性的，是在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意念或感受；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材料又是表现和深化中心思想的基础。
因此．材料的鉴别和取舍都要受中心思想的制约。中心思想未形成或正在形成时，材料对中心思想起决定作用；中心思想形成后，又反过来成为鉴别取舍材料的最主要依据。这是一种矛盾统一运动的辩证关系。
2．选取真实确凿的材料材料的真实一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生活真实"，也即指文章中的事实性材料要严格地符合客珊B事物的原貌或实际情况。二是指本质意义上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这是指文章中的事实性材料要能从本质上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允许对于作为生活素材的事件、细节、环境、人物特征进行某种组合、改造，也即艺术加工或艺术虚构：
材料的确凿一般是指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既要准确无误，经得住核实，又要用得恰当贴切。在引用别人的话时，不能有差错．要做到与原文完全一致。在用自己的话引用别人的话时，不能断章取义。在使用个别或概括性的事实材料时，应尊重其原貌，不可夸大或缩小事实，即使引用一个数字也要精确无误。
3．选取典型意义的材料所滑典型材料就是某一事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或材料。它既是具体的、个别的，又是富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同时又能体现同一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普遍意义的。它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能“以一斑窥全豹”、“以一目传精神”。典型材料不是轻易可得到的，需要在许多可用的材料中进行精选。
4．选择新颖生动的材料新颖的材料首先当然是指别人没有用过或不常用的材料，这种鲜为人知的材料自然能给人一种新鲜感。生动的材料是指材料本身以及作者对材料的表述的新鲜活泼、富有感染力，因而能增加读者阅读兴趣和作品的可读性的材料。这种材料一是指具体、具有形象性的材料。具体的材料带有感性特征，容易通过联想唤起读者沉睡的表象。由于表象是有形象性的，所以没有直接的形象的语言文字也具有了形象性；二是指带有情节和悬念的材料，这类材料不但曲折生动，而且能唤起读者期待心理，有很强的吸引力，还能给读者带来惊奇、确信、怀疑等心理反应；三是指能使读者感到亲切的材料。
五、布局的思维能力中心思想确定了．选用哪些材料也心中有数了，写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安排这些材料以表达主题。就是如何对材料进行组合和安排，这就是布局。布局反映在形式上，首先就是层次与段落的先后关系。由于文章开头、结尾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层次、段落，由于各层次、段落之间需要过渡和照应，所以布局除考虑层次、段落外，还应考虑开头和结尾，过渡和照应。
确定文章的布局，主要运用的是抽象逻辑思维。它大体要经历如下的思维过程：
1．要有完整性结构的完整性是内容的完整性的必然要求。文章有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借必需的材料来支持，因此须有完整的结构形式。
关于结构的完整，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有这样的阐释："我所谓完整是指一件事物有头，有中段．有尾。头无须有任何事物在前面覆盖着，而后面却必须有事物承接着。中段要前面既有事物笼盖着，后面又有事物承接着。尾须有事物在前面笼盖着，却不须有事物在后面承接着。"他指出了作为完整有机体的文章，必须有头有尾有中段并互相联系，每一部分各在必然的地位。
此外，文章的层次、段落也各有其相对完整性。构思与写作时务必作通盘的考虑才能真正达到结构的完整。
2．要有严密性文章结构完整而不残缺，这可以说是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求文章结构严密，即要求文章各层次、段落融为一体，相互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没有互相矛盾或互不相干的情况。
写作中，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等原则，可以对材料作这样那样的安排、调度，但结构要反映材料之间的联系。
文章各层次、段落要相互协同而不能相互矛盾，这也是结构严密性的标志。
3．要有连贯性文章结构完整、严密，可以保证内容的完整、严密，而结构连贯性的要求，则可进一步加强文章的整体性，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
连贯性同样首先是个内容问题。占人讲文章义法．有所谓"起承转台"、"起伏呼应"之说。这些说法有其合理的方面，只是后来脱离内容而蜕变为单纯结掏形式的要求，成了禁锢思想、束缚手脚的枷锁。今天应该从内容。j形式统一的角度来认识"起承转合"·说与文章连贯性的关系。其实，所谓"起"，就是启下，好的开头应能带起下文；“承”就是承上，与开头部分互相联系；“转”就是转换，接上文后转而展开．或生发、或阐述、或对比、或铺陈，等等；“合”就是收束，归结上文而使全篇首尾圆合。
以上三点就是体现在布局中的思维能力，只有布局安排合理，整个文章才能紧凑．才能无懈可击。
固定答题模式套写破解申论
“申论”一词的意思是申述、申辩、论述、论证。申论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录用考试，考试试题的政治导向明确，不容出现偏差。试题的客观性很强，不许随意发挥。文中的观点和内容都有定论，无可非议。题材的多样性和答题的规范性，使得答题必须有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法才能从容应对。下面我以某范本进行分题论述。（申论考试一般有三部分，下面分部分显示--编者）
一、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理解题意：
（一）字数限定。150字。弹性限度只能在10%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上都要扣分。
（二）表述方式：要求答案覆盖全文主要内容，但表述要求语句精炼，简明扼要，不冗长，不罗嗦。一般不直接引用具体事例或数字。
（三）范围限定：只能在给定材料中概括，不能跳出材料圈定的内容，旁征博引或随意发挥。
（四）轻重权衡：反映的主要问题，也即表述的主要事实或观念。答题时不要圃于细枝末节，要统观全局，高瞻远瞩，从宏观的范围来把握主要问题。可以认为，主要问题是在文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它在文中决定或支配着思路的走向或观念的变迁。
答题步骤：
（一）在阅读的过程中勾划出文中的主要词句。主要词句一般不包括具体事例或数字，也不包括阐述的内容。
（二）将勾划出的句子再进行分析，去除限定性的语句，只留下其主干成分。
（三）用通顺的语言把留下的语句组织起来，就是全文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答题方法：
通过对书上所有答案的分析，我认为，一个完整的答案主要应该包括三个部分：总述句+分述句+道理句。
（一）关于总括句的提炼：总括句一句话，高度概括全文主要问题。句式模型为“这是一篇关于主语+事件1+事件2+事件3的文体。”其中，主语是文章涉及的主要任务的姓名或所涉主要单位名称。文体是指所给材料的文章体裁，如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工作总结、讲话、案例等。多数时候是案例。事件1是指主语的第一个动作，也可理解为事件的第一阶段。对于个别文章只有一件核心事件，就只需要事件1就够了。如“这是一篇关于纯净水广告论战的报道”。
（二）分述句。就是要把总括句里涉及的内容，分条列项地表达出来。这时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注意：由于《申论》考试的答案一般都是客观的、有一个基本确定的答案，因而以下各种方法只是切入角度不同，但最终答案都应该是相同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考生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然，就会违背答题要求）
1、环节分析法。对于那些以纵式结构写的给定材料，也就是以时间阶段性为序或逻辑上的逐层深入为序的文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如模拟试题(一)的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反映医药行业药价虚高情况的报道。)生产厂家自己定价，中间商层层加价，医生或医院为了自身利益给病人开高价药，病人购买高价药品。”这是按医药流通的四个环节来分析的。
2、参与方分析法。一件事情可能有几方参与。在分述句里，我们可以就各方的行为进行分述答题。如模拟试题（六）的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的10家苹果汁生产企业应对美方反倾销起诉取得成功的案例。)成本低廉的中国的苹果汁进入美国市场，引起美方不满，美方提出反倾销调查起诉。中方积极应诉，充分发挥有利因素，觅得了诉讼胜利，保护了中方苹果汁生产企业的利益。”广大考生反映，这种方法最为简便易行。
3、链式分析法。有时候，一则材料中所涉及的事件是一环扣一环的，各个事件之间有明显的关系，这时就适用链式分析法。如模拟试题(七)的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关于我国9家彩电企业结盟限价销售彩电的报道。9家彩电企业深圳结盟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对此提出了质疑，专家认为价格联盟是变相垄断，消费者对此无动于衷，结盟商家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最终导致彩电限价失败。）
4、类型分析法。对于一则材料所涉及的是不同类别的人事物，则可以进行分类表述。如模拟试题(九)的分述句就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关于我国玩具市场的调查报告。)调查表明：我国的玩具消费拥有难以估量的发展潜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愿意为孩子买更多的玩具。但调查还表明，我国的成人玩具市场基本是一片空白，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专门生产成人玩具的企业，存在着巨大的商机。玩具的开发和销售面向成人，是世界玩具有新热点。”
5、关键词分析法。对于给定的材料，有时我们会感到无处下笔进行概括。这时可以将文中出现频率高的词语罗列出来，然后结合文中事实或观点把它们串联起来。这对于初学者或心理素质差者有较大帮助。
二、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理解题意:
1、字数限定：350字。弹性限度只能在10%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上都要扣分。
2、解题对象：针对给定材料，提出解决方案。问题在给定材料之内，一般是近涉关系，很少是远涉关系。
3、适用性。由于招考的公务员，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因而，所思所想，都必须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出的方案要就事论事，可以执行，不能大而空，要切实可行。
答题步骤:
1、根据前边所述的方法，勾划出文中反映的主要问题。这是保证对策是否具有针对性的重要依据。
2、寻找问题发生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保证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3、根据环境和条件，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解决方案。
答题方法:
1、分层法：有些问题，可以从观念、制度、具体行为三个层面来提出解决办法。“a、转变观念，改变现有的……观念，通过……，树立……观念。”b、“建立……制度(体制)，……”C、“加强……管理，(实际行动）”。
2、职能分类法：很多模拟试题，都与法律有关。因而答这类题时，方案可以是按“企业或单位”、“政府”、“法律”、“个人”四方来分。通常情况都是“企业应当做些什么”，“政府应当做些什么”、“法律做些什么的方式”、“个人应当做什么”。
3、核心元素分析法：抓住核心元素，提出解决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人的解决问题上，一般都需要从观念和行动两个方面来提出解决方案。如模拟试题(二)中“撞了白撞”的核心元素是“人、车、路”，那么解决方案就是：
(1)提高路人的安全意识，监督路人的行动。(要列举一些具体办法，如加强交通安全教育，设置交通路口安全监督岗等)。
(2)车主必须尊重路人生命，不能因为法律授权就任意作为，在可能避免的情况下要尽量避免撞人事件发生。
(3)路的问题主要靠政府解决，政府要多修路，修好路。(也要列举一些具体方法，如拓宽主要街道，在交通要道架设天桥，修地下通道，或封闭一些事故多发路口等)
4、参与方分析法：就是一个事件的双方或多方，各有什么问题分别解决什么问题。这种题要忌讳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要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也是考生最易接受的，考生平时可多演练此法。
5、焦点问题分析法：找出矛盾斗争的焦点，解决它，就如解开争斗的死结一样。模拟试题(十四)中就是如何很好地解决新闻曝光案件。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法律的、政府、新闻的实际出发，可以从宏观的、微观的两个方面来思考提出解决方案。
三、就给定资料的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理解题意：
1、文体：议论文。就是对事物或道理进行论述的文章。
2、论述内容：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申论》考试时都要求考生抓主要问题，因为招考的国家公务员，行使国家权力，必须要注意平衡问题。要平衡最重要的就是考虑问题时主次分明，对于轻重利弊能较好地权衡。
3、中心明确：就是观点鲜明，肯定或否定，赞扬或贬斥，清楚明了，不含糊其辞。在文中最好使用段旨句。一是方便阅卷教师迅速获知文章主要信息，二是方便考生自己写作时紧紧围绕中心来写，使文章思路清晰，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4、内容充实：就是要求论述过程中理论与事实要能很好地结合，既要讲道理，又要摆事实。事实与道理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为中心论点服务。道理上讲，《申论》考试的一般事例都主要来自于给定资料，理论可以从给定资料中来，也可从中引发。
5、论述深刻：就是要求论述时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只看到现象，不能囿于事物的表面，应深人事物的核心，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观点。对一件事，不只是看到其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体制、观念、心理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深刻性的前提是必须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前实际。
6、有说服力：这是对文章的论点、论据、论证提出的要求。论点要鲜明，论据要有力，论证要合逻辑。三者就像屋顶、墙壁、结构一样密不可分。
7、从本次考试的目的，也就是录用国家公务员来看，评卷的基本要求是客观公正，因而即使是论述题，各位考生在答题时虽然有一定的发挥余地，但总的来说规范性是很强的。因而作文必须从标题、结构、语言、文面等方面表现出规范性来，这样才有利于写作与评卷。
写作步骤：
1、通读全文，抓住主要问题。
2、思考资料提出的主要问题，提炼出中心论点。注意要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角度，为国家利益着想。
3、围绕中心论点选择能证明恰当的材料，在头脑中酝酿写作提纲，对全文进行谋篇布局。
4、将头脑中酝酿成熟的文章内容表述出来。注意不要随意修改，不写错别字，保持卷面清洁。
文章写作：
1、标题。统观书中参考答案，标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陈述式，主要包括标题揭示内容和揭示主旨两种情况。揭示内容的如“关于MBA的思考”，揭示主旨的如加快“针对医院”的改革、为了中国能有更多的海尔、要敢于和洋人打官司、三讲教育绝不允许走过场。这种标题的好处是让人一看便知论述的内容或主题。一种是设问式，如你能承受多大的噪声，这种标题的好处是能让人产生悬念，引发读者思考。我个人认为，既然是公务员考试，那标题多数时候就应当直陈其事为宜，对那些见惯不惯的事件，使用设问句能促人警醒，起到震聋发馈的作用。再有，标题中一般都有文中涉及的最常见词语。这样，考生就不该随意拔高主题，作宏篇大论。要贴近材料来。
2、正文的写作一律采用三段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一般都选用资料中提供的事实材料和理论材料来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要紧密结合材料，不能东拉西扯，海阔天空地乱谈。要集中力量论述主要问题，论述时有详有略，重点内容详写，次要内容略写，但要兼顾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既要看到正面情况，又要注意到次要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有层次，涉及到相关部门时方案要体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互相合作精神。分析问题要按照由此及彼、由表象到本质、由微观到宏观、由特殊到一般的方式进行。
解决方案要紧承分析问题的步骤。最好是前后对应，一个盖子对应一个杯子式的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既要有总体上的思路，也要列举切实可行的手段或措施。使解决方案既照顾到全局，又照顾到特殊情况，既解决主要问题，又控制次要问题，特别是杜绝新问题重新滋生。
在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建议采用分条列项的方式，使阅卷教师一目了然。或者使用段旨句。每一段的第一句话都概括表明本段的大意。总之，考生应当明白，无论从阅卷教师的具体情况还是机关工作作风采衡量，这种简洁快速的作文方式都是应当和值得提倡的。
无论如何，文章的写作语言都要求不使用华丽的词藻或复杂的修饰语言。毕竟机关工作作风要求稳重，不能表现出轻浮和幼稚来。要使用简明平实的语言，语言服从于和服务于文章体裁。《申论》要求写作的文章，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便于阅读和接受，才能切实担负起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来。
公务员应有全局观念和综合能力，具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善于把多种事物、多种因素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具有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其次，公务员应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在通过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能透过纷繁的外在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善于从微小的征兆中发现大的问题，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能作出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措施；再次，《申论》考试能测查考生掌握信息的多与少，快与慢，对与错。另外，《申论》考试形式既严格又灵活，能有效地考察考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要求考生摈弃套话、闲话，要求分析、论证和解决问题透彻、全面、清晰。
公务员考试申论的文体：议论文构思方法议论文的构思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联想法有些事物，孤立去谈，易平淡、枯燥，如果展开联想，由这个事物想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事物，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去突出事物的特征，发掘事物的本质，这样不仅可以使议论更深入，而且可以使思路变得活泼而开阔。
除了古今联想以外，还可进行类似联想(有相似的特点或本质)、对比联想(有相反的性质)、因果联想、连锁联想等等。
(二)分类法看到比较抽象的论题，笼统地谈，议论就很难展开。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将所要讨论的事物分一分类。
比如对“友谊”一词，我们并不陌生，但难以深层论述。这时，我们可将不同类型的友谊分一分类，这样就可打开思路。
友谊，按不同时代，可以分成“伯牙摔琴”、“桃园结义”式的反映封建伦理道德的友谊；“基督——博爱”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友谊；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典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
按不同的目的，可以分成为了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建立的友谊，为了阶级、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产生的友谊。
按不同的性质，可以分成在共同的奋斗中，互相深刻了解建立起来的友谊；在一起吃喝玩乐中，互相吹吹拍拍建立起来的“友谊”。
按不同的内容，又可以分成，在你工作遭受挫折时给你帮助，生活遇到烦恼时给你安抚的友谊；在你一帆风顺时给你捧场，在你自鸣得意时为你叫好的“友谊”；“患难相共、生死相托”的友谊；“利则相攘(偷窃)、患则相倾(坑害)”的“友谊”；君子之间“淡淡如水”的友谊；小人之间“甘言如饴”的“友谊”……
有了分类，可供议论的内容一下子变得丰富多了。分类，不仅打开了你的思路，而且使你看到了问题的深入。由此看出，分类法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认识事物的性质，把那些抽象的论题具体化的一种方法。
(三)层递法是一种把论题加上其他成分，进行变形思考的方法。有些概念比较抽象，如果只就这个概念来谈就很容易使议论空泛、不深入。这时候，可以考虑采用“层递”的方法，缩小议论，使文章层层深入。
层递法可分两种方式：一种是增加定语，随着论题不断增加定语，文章的思路便不断向前发展，议论的范围就不断集中到更小的范围之内。比如《谈奋斗》这样一个题目，第一层可以泛谈“奋斗”，第二层增加成分，谈“青年的奋斗”，第三层继续增加成分，谈“二十世纪中国青年的奋斗”；另外一种方式是扩展论题内容，把一个抽象的论题具体化，从而使文章思路更开阔、论述更全面。比如《论学习》这个题目，就可以先谈“学习的目的”，其次谈“学习的兴趣”；再次谈“学习的规律”；最后谈“学习的方法”等等。
注意使用层递法时，第一种情况不要出现论点转移，第二种情况增加成分以后的概念只能作为分论点，不要造成论点不集中的情况。
（四）阐述法即在论证过程中对论据进行阐明、解释，把论据中蕴涵的借以证明论点的内容揭示得更鲜明、更充分。可借助于这一方法打开思路。
例如，邓拓的《不要秘诀的秘诀》中，曾引用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的一段话来论证读书不能求助于“秘诀”，而须自己下功夫：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接着作者作了如下阐释：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人。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还是值得推荐的。
作者通过对一段文言文的阐释，借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对一些难以理解的观点进行条分缕析的阐述，以使观点鲜明、突出。
（五)反弹琵琶法对于有些似成定论的问题，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你就发现未必恰当。这就需要我们拿出破旧立新的气魄，推翻传统的看法，提出新的见解。这种逆向思维出新意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反弹琵琶法”，它可以打破陈旧观念，使新的观念出台。
比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名言，似乎是不可移易的真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意在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但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句话是不对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写出《近墨者未必黑》这样的文章，来阐明我们的观点：每个人都应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不过大家在运用反弹琵琶法时，要注意不能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没有事实根据，那样就不是思路的创新，而成为哗众取宠了。
申论考试的应试方法一、阅读材料的方法阅读材料是作答申论要求的基础环节，因此必须根据申论要求，认真地反复阅读全文，仅仅阅读一遍全文是不够的。一般地讲，阅读一篇材料往往先通读一遍全文，然后在此基础上带着问题进行细读。根据问题的难易，细读可以进行数次。
通读即快速扫阅全文，了解材料的题材、体裁、结构和逻辑关系，了解材料的主要内容、主要问题以及主要问题的类别和性质。通读时，应注意提高阅读速度，防止时断时续。阅读中注意力不应过多地用在数据、人名、地名等某些细节问题上，而应抓住关键词语和关键语句快速扫阅全文。
细读是指在通读的基础上，根据申论要求，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阅读材料，把握材料的细节，判断和推敲材料的言外之意，为作答申论要求做准备。进行细读时，就要进一步明确材料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事实，弄清材料中涉及的具体的人名、地名、数字以及事情发展的前后逻辑联系；弄清主要问题形成的特殊原因和条件，把握其主要矛盾；挖掘隐含在材料中的深刻涵义，归纳出可资论证的观点。
二、概括主题的方法概括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就是用简明的语言文字，准确地概括主要问题的内容、性质，阐明主要观点和看法。具体到写作上，则没有固定的格式，一般地说，它类似于普通文体写作中的综述，即在综合叙述事实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以评论。
概述主要问题是建立在对材料内容和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之上的。材料中所反映的内容可能是多方面的，包含的意思可能是多层次的，反映的观点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分析和归纳问题时要有所侧重，即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搞清问题的针对性，不能面面俱到。在概述主要问题阐明观点和看法时，要避免片面性和绝对性，适当把握分寸：
三、提出方案的方法考生可根据给定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及其类别与自己以往收集的这一类别的社会问题进行比较和印证，认识该主要问题形成的普遍规律以及一般的解决方案，同时根据该主要问题形成的特殊原因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般性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提出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提出的方案就要针对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条件和具体环节，提出各种解决办法，消除问题在各个主要环节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提出方案不可能一步到位，方案中可能有不完善的方面，因此，要对方案反复论证评估，查找漏洞，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从而使最终方案成为可选的最佳方案。而所谓最佳方案，就是指方案首先必须合理、合法，不与国家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相抵触；其次，方案必须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方案必须以较小的成本、较小的风险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在表述解决方案时，要有一定的逻辑顺序，要层次分明，前后照应，不能杂乱无章，更不能相互抵触。
(四)论述问题的方法申论考试中的议论部分，实质上就是给材料作文，即根据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论点，并对此加以论证，写一篇1200字左右的议论文。议论部分是申论考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数基本上占申论考试总分数的一半，可以说，根据申论材料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议论文，对申论考试尤为重要。因此，考生须用大部分时间构思并写作议论文。
1．立论立论是写作议论文的关键环节，立论就是确定议论文的中心论点。由于申论考试的议论文部分是根据所给材料引申和归纳出论点，并在此基础上旁征博引，展开论证的，因此，立论就必须立足于给定材料，从中挖掘出可资议论的中心论点。这就需要抓住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表明自己对这个主要问题的立场，要么赞成，要么反对，不能模棱两可或骑墙居中。
在立论中，要注意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立论要联系社会现实，有针对性。申论考试所给材料都是反映社会某一方面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因此，考生要在立足于给定材料所反映问题的基础上，广泛联系社会现实中相同性质的问题，即联系所有这一类的问题，从中引申归纳出自己的中心观点。只有这样的论点，才能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性，才更有意义。
(2)立论要正确、鲜明、集中、深刻、新颖。立论正确是指论点必须是从给定材料中引申出来的合乎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能够揭示问题的本质，符合客观规律。如果立论脱离给定材料，则会离题万里，劳而无功。立论鲜明是指论点要是非明确，立场坚定。立论集中是指议论文中只能有一个中心论点，即论点要高度概括，能表明作者的主要看法和主要观点，决不旁逸斜出。立论深刻是指论点见解有独到之处，能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立论新颖是指论点不人云亦云，不拾人牙慧，能给人以新的启迪。
2．拟足标题标题是作者给文章所起的名字，电称文题或题目。标题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章的眼睛，跟文章的思想内容、题材、情调、色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好的标题绝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需要花一番心血才能拟好的。好的标题往往有品位，能引起读者兴趣，产生急于读下去的强烈欲望；能帮助揭示主题，有助r读者理解文意；能打动读者．会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和难忘的记忆：因此，写文章必须把标题拟好。
标题的拟定因文而定，没有固定的格式。议论文中常见的标题的拟定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标题直接点明主题c这种标题开门见山，一目了然．使读者一看就能把握文章的题旨申论考试中一般用这种方法拟定标题，即把中心论点高度凝练和概括，并使其成为文章的标题，表明自己对给定材料所反映主要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2)标题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这种标题只说明文章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并不表明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观点。申论考试中若用这种方法拟定标题，就要使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成为论题，并附表示议论文体裁的语词。
(3)标题运用设问、比喻或象征的手法。这类标题针对性强，引人注目，能启发人思考。
(4)标题引用语录或诗句，这类标题的拟定一般引用革命导师、英雄人物的话或现成的诗句当然，标题的拟定方法还有很多，但无论用什么方法拟定议论文的标题，都必须保证拟定好的标题准确、醒目、新颖、精练。
标题准确是指标题切合文意，准确反映文章的思想内容，防止过宽或过窄。如一篇只介绍学习方法的文章，却用上了《论学习》这样一个标题，显然是犯了大题小作的毛病。如果一篇泛论成功道路的文章，却拟了一个《一次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样的标题，这就犯了小题大做的毛病。
标题醒目是指标题必须鲜明地表现文章的内容，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战斗性，同时，也要有较强的视觉性，并要注意字数的安排和结构的整齐。
3．结构安排在解决了立论和标题后，就需要进行结构安排，对文章内部的观点和材料进行合理安排，也就是确定议论文的结构。结构安排得好，文章的思路就清晰，论点就突出，说理就“言之有序”。
相反，不仅思路混乱，层次不清，还会影响说服效果。一般来说，议论文都有中心论点，它贯穿全文，统帅若干论点和论据。写议论文时，要对这些有全面考虑，清楚地安排，使之有纲有目，科学化、条理化。
议论文的结构和其他文体的文章一样，是"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定体则无"，是说文章的结构没有固定的“程式”；“大体须有”，是说它有一般的规律。议论文的结构是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开展论述步骤的，表现在文章中是序论、本论和结论部分。
由于申论考试中的议论文考试实质上是给材料作文，因此，在安排议论文的这三部分时．一般采用以下结构：
(1)序论：概引材料，略做分析，提出论点；
(2)本论：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面论证或反驳；
(3)结论：联系实际，引申论点，发出号召。
序论也叫引论，主要任务是把要议论的问题和阐述的中心论点介绍给读者，使人们对文章所要阐明的事物有一概括的了解。序论写在文章之首，是文章的开头。开头写好写坏，写深写浅．直接影响到全文。
本论是文章的主体，是议论文分析问题的部分。它的任务是对文章的中心论点展开深入的分析，纽织论据来证明论点的正确或反驳谬论的错误：
本论的结构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方式：
(I)并列l式。即对所论述的中心分几个方面来论证。
(2)推进式。即对论点论述层次或反驳论点批驳层次形成一个层层深入、步步发展的"阶梯式”的论证安排方式。
(3)分总式。即文章说理层次是先逐次展开论述，之后再综合分析归纳中心论点。
(4)总分式。即首先提出中心论点，再根据中心论点，或用几个分论点，或用几个论据分别阐述这个中心论点。
(5)总分总式。即文章的说理层次是：先总提，后分述，最后总论。
结论是议论文解决问题的部分，是引论提出问题．本论分析问题后所做出的答案。结论应当使人读后若有所思，深得启迪。
结论的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1)综合全篇，"卒章显志"。
(2)展示未来，鼓舞斗志。
(3)提出问题，引起注意。
(4)对症下药，提出办法。
(5)前后照应，首尾相连。
申论范文
（一）诚信，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牵动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心。
“以诚实守信为重点”，这是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个新论断，既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认识，又是对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二）实践表明，现代社会是诚信需求日益增长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改革将更加深入，开放将更加扩大，经济将更加发展，民主将更加健全，科教将更加进步，文化将更加繁荣，社会将更加和谐，人民生活将更加殷实，这些都迫切要求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的环境，完善诚信的制度。新世纪新阶段，加强诚信建设愈益成为一项关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什么是诚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通俗地表述，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
（四）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民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极言诚信的重要。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史，广为流传。
（五）时代的进步推动着观念的更新。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生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赋予诚信这一传统美德日益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促使人们对诚信的理解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诚信是道德范畴和制度范畴的统一，讲诚信有利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加强诚信建设体现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多年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制假售假、走私盗版等专项治理，以及许多地方陆续出台的相关法规，都对诚信建设产生了良好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广大人民群众在满腔热忱、满怀信心地投身诚信建设的实践。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也从一度失信的教训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失信酿祸，守信孕福，纷纷提出“诚信立市”、“诚信立企”、“诚信立业”，努力以诚信规范自己的行为，改变信誉不佳的形象。温州、汕头等一些地方的可喜变化，就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六）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信用缺失引发的矛盾经常发生。从市场反映出的情况来看，无照经营，商标侵权，制假售假，合同欺诈，虚假招标，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变相传销……这种种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七）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诚信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诚信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助推器，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讲诚信是对生产力的破坏；诚信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不讲诚信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更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诚信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讲诚信严重损害人民利益。
加强诚信建设，正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加强诚信建设，应当成为全方位、全局性的民心工程、社会工程、国家工程。
（八）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这个变革过程，给我们带来了蓬勃生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生产力迅速发展，分配方式日益多样，人民逐步富裕，生活丰富多彩。祖国大地海阔天广，千帆竞发。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广阔舞台。另一方面，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商品交换的法则容易侵蚀到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见利忘义、道德失范。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应作出正确判断。看不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看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是不对的；看不到包括倡导诚信在内的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失信行为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也是不对的。
（九）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只讲赚钱，不问手段，“赚钱是好汉，没钱玩不转”，讲不讲诚信无关紧要。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
诚然，有市场就会发生欺诈现象，这是古今中外任何市场都无法避免的。但从本质上看，欺诈现象并不是市场本身的必然属性。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人们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也是信用的交易，信用是维系交换行为的无形纽带，失去这根纽带，交换就无法正常健康地进行。我们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里的“有序”，核心内容就是讲诚信。诚信是市场秩序的支柱，是市场繁荣的基石；失信必然损害市场，丧失市场。无论哪一种市场经济，实际上都离不开诚信，都应大力倡导诚信。市场经济当然要讲利益，但这不能成为不讲诚信的理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所讲的“道”，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诚信。
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情*的堕落，结果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也有经济学家指出，有效的基于个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秩序予以支持。从现代社会来看，市场不仅表现为实际的特定的买卖场所，更有一套法律规则和道德伦理体系，这些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现代信用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有诺必践，违约必究，经济活动才能正常运转。信用度越高，经济运行就越顺畅；信用度越低，经济运行成本就越高，诚信空气稀薄的社会环境甚至会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信为本，*守为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诚信的道德和法制的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就无从谈起。去年，我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地“走出去”，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说话算数，遵守国际规则，在世界上享有良好信誉。诚实守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诚信已成为扩大交往、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由诚信而带来的利益和由不诚信而导致的损害，将因经济全球化而成倍放大。
（十）有一种观点认为，诚信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德，现实生活中做不到，讲诚信者往往吃亏。这种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不诚信者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诚实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千百万群众扎实苦干，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奔向小康。这是基本方面，是社会主流。
“言而无信，行之不远。”大量事实证明，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可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但必以东窗事发、身败名裂而告终。假的终究是假的，谎言就是谎言，没有拆不穿的假象，没有识不破的骗局。从古至今，没有一项事业能够建立在无诚不信的沙滩之上。诚实劳动尽管艰辛，却坦坦荡荡，踏踏实实。只有诚实劳动才能最终通向成功。而“吃亏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老实人鸣不平，也是对诚信的呼唤。还有一些人，即使因诚信而一时吃了亏，仍不改初衷，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是对推进全社会诚信建设的宝贵贡献，正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赞赏和人们的尊敬。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完善，依靠诚信而获得成功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不讲诚信而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沉重，这是总的趋势，不可阻挡。
（十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是想讲诚信的，但别人不讲，我也只好不讲了。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诚信是全体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诚信可以是对社会、对他人的期望，但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诚信不能以他人的诚信为前提。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来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身体力行，影响周围，而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有一位北京市民说：“树立诚信意识要从每个人做起，只有自己做到了诚信，才能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社会由个体组成，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信社会。”这句话很朴实，但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己的诚信与赢得他人的诚信成正比，自己越诚信，就越会赢得他人的诚信回报。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无欺的环境中，诚信环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对诚信所持的态度。诚信建设是每个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这就需要大家积极参与，添砖加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人人有责，人人有利，个个出力，个个受惠。如果你骗我一下，我骗你一下，骗来骗去，只能落个“两败俱伤”。如果等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讲诚信之后自己再讲诚信，那是等不到的，那等于为自己的不讲诚信寻找借口，无异于推卸自己作为社会的主人在诚信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十二）诚信的养成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有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才能化作自觉的行动。良好的教育犹如春风化雨，一个社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高度重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
“言必信，诺必诚”，“小信诚，大信立”。诚信教育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娃娃抓起，从日常生活抓起。要在全社会树立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和强有力的舆论氛围。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诚信建设方面同样如此。实事求是、诚实守信，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息息相关，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做重*守、讲诚信的人，做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带动群众投身于诚信建设之中。
诚实守信，重在实践，贵在积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去小恶而从善，积小善成大德，这是提高公民诚信水平的必由之路。
（十三）诚信建设靠教育，更靠法制。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既与诚信教育不够有关，更与法规的滞后、政策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相联。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如果缺乏真实的交易信息、企业法人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记录和披露制度，那必将为失信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如果司法公正得不到有效保证，“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审判，审判不执行”，那就不可能为诚信提供法律保障；如果对失信、造假、欺骗等行为惩罚不力，处罚的代价远低于造假、欺骗所得的利益，那就必然导致失信行为屡禁不止；如果违法比守法能获得更大利益，贪赃枉法比严格执法能获得更多好处，就很难让广大公民信守法律。有道是，舞弊者得利，效仿者纷至；舞弊者受罚，接踵者敛迹。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利益导向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是当前解决诚信问题的治本之策。应当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一个企业依法经营，它就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如果它违法经营了，政府就无所不在。要认真纠正“打击假冒伪劣很有成绩，制假售假行为却屡禁不止”的现象，既抓惩处，又抓预防，关口前移，拒假冒伪劣于市场之外。如何建设信用体系，需要集思广益、大胆探索，创造新鲜经验。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地方已开始建立企业与个人信用制度，把企业、个人的诚信表现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诸如，记录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建立信用“户口”，开列失信者“黑名单”，将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信息公之于社会，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守信企业保持荣誉、鞭策失信企业痛改前非等等。这些都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
（十四）在诚信问题上，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教育引导，这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完善而合理的制度可以有效遏制各种无诚无信的欺诈作弊行为，有利于诚信美德的巩固和弘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又能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强有力的推动。在诚信教育倡导的“谁诚信谁光荣”的基础上，制度建设的推进将为“谁诚信谁得利”提供保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正确的教育导向、舆论导向、制度导向、利益导向的推动，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必将不断跃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取得新成效。
（十五）共铸诚信，群众需要榜样，社会需要引导。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表率作用，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在所有的社会信誉中，领导机关的信誉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一言一行与社会诚信紧密相联，一定要提高素质、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当自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讲真话，做实事，言行相符，言出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在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
（十六）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渐进的过程。一些市场经济发育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在诚信方面仍问题不少，丑闻不断。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创造出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应当孕育出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历史总是在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中向前迈进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还不长，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更快速度、更高质量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
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有力推动，一个具有崭新精神风貌和强大道德力量的中国，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东方。
应正视官员的功利价值观
联系到每年招考公务员时异常火爆的情形，江苏常州最近发生的公推干部职位受冷遇就显得很有些耐人寻味。据６月６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常州４月３０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４７名领导干部，然而公告发布１个月以来，到昨天为止报名者才３７人。这次公开选拔领导职位除了中院副院长和常州市外事办副主任，其余都是常州各高校的中层职位，而目前竞争相对激烈的则是前面两个岗位，无人问津的岗位多是高校的中层职位。
“公推干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许多地方都有过尝试，不少地方还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这种由“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式的过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公推干部的岗位都是经过“慎重”筛选的，一般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间或地有一些如财政局一类单位的副职，这些岗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即便如此，这类岗位的竞争也比较激烈。这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说到底还是高校的中层岗位太多的缘故。
针对这种情形，常州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职位受冷遇的情形，是因为“专业性强”，“能达到条件的人不多”。然而，４７个岗位，有４５个是高校的中层职位，此次公选的职位分布呈如此不对称局面，是导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首因。常州此次公选高校中层职位领导干部与此前江苏各地公选厅长、市长、局长的火爆场面相差甚远。有专家针对这一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中层干部不像厅长、局长那样吃香，对社会缺乏吸引力就很正常了，这从中也反映出社会对当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价值体系的。而人民网针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当官只为功利”的诘问。
官员的功利价值体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什么样的官位具有什么样的含金量，这是连不具有官场经验的老百姓也心知肚明的事情。何止官位，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也会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待遇和权力权限，正因如此，才有什么“清水衙门”、“肥缺”一类的说法。有些地方针对这种现象，曾用强制性的手段统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即使如此，人往“肥”处走的趋利冲动也不曾停歇。而不时地见诸报端的有人为平级调动至“油水”多的部门、岗位，不惜进行巨额贿赂，也可看出“肥缺”的所谓含金量。而“交通厅长落马”现象，则是这一问题的最现实、最生动的注脚。
对官位或岗位的功利考量，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个道理不差。但在制度设计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官员就一定是个心无尘埃的人民公仆。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和人一样，任何政府都是有趋利性的，必须假定其是一个“坏政府”，然后设计制度来扼制和约束它，防止政府使“坏”。对官员一样，必须用各种规范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和资源。如果官员不能随意地支配和滥用权力，那么职位的差别就不会太大，官员对职位趋利“位差”就不那么明显了。杜绝了寻租的可能，所有的同一级别的职位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正视客观上存在的不同职位的不同含金量，正视官员的正常的功利价值观，则就要求我们规范公权，堵塞漏洞，客观、理性地匡正以往的偏颇，进一步清明正风。
常州公推干部职业遇冷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拿什么样的职位来公推，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慎重考量的问题，而如果公推的都是技术性、专业性要求比较强的职位，那么公众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如下疑问：不拿来公推的职位都是什么人在把持着？如果对他们进行像对参选的公推干部一样的乎苛刻的考核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胜任呢？
申论考试的解题环节和方法申论考试的全部过程，可以归纳为阅读资料、概括主题、提出对策、进行论证四个主要的环节。
阅读理解给定资料是申论考试最基础的环节。这个环节虽然不能用文字直接在答卷上反映出来，却是完成其他三个环节的前提条件，而且在时序上位在首要，不容滞后。申论考试的时间是150分钟，应该说是比较充足的，考生应该也完全有必要拿出一定的时间（一般需要40分钟左右）来仔细阅读给定资料，以求真正理解和掌握资料叙述思路和内容实质。只有读懂读通全部给定资料，才能把握资料所反映的事件的性质，也才能准确地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完成第二环节的要求。切不可匆匆忙忙浏览一遍，不求甚解。
概括主题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环节，一方面它是对前面阅读资料环节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又使提出的对策或可行性方案以及论证过程更具有针对性，是其据以立论和展开的基础。若是主题概括不准确或是不够全面，下面的程序也就很难进行了。
提出对策是申论考试的关键环节，重点考查考生的思维开阔程度、探索创新意识、应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给考生提供了充分发挥的自由空间，考生可以根据各自的知识、阅历，对同一问题各抒己见，见仁见智。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环节中必须结合给定资料所涉及的范围和条件，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方案。
进行论证是申论考试最后一个环节，在一定意义上，它才算是申论的真正开始。它要求应试者充分利用给定资料，切中主要问题，全面阐明、论证自己对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前面的三个环节尽管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不能有任何懈怠，但总的来说，还都只是积极有益的铺垫，此处的论证过程则需要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地书写。这不仅因为它的字数要求多，分值高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论证才是申论考试的核心，能全面考查和衡量一个人的分析归纳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逻辑说理能力。
论证部分的写作应该在深入思考、运筹帷幄地基础上进行，最好事先列一个扼要的提纲，做到胸有成竹，行文流畅，并要注意论题鲜明、重点突出、线索清晰、详略得当这些写作的基本要求和规范。
申论复习及热点参考我已经于11月29日考试完毕，但我说过我不会忘记我们的论坛，不会忘记曾给我帮助的朋友们，我会为我们的论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申论的一些题目和基本思路写下来，虽然很浮浅，但希望能对还没考试的朋友有所帮助，不当之处，敬请原谅并指正。
1、总体要求
⑴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具有唯一性，首先应仔细阅读材料，把内容分出主次，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合并同类项”。
⑵全面、深入的分析原因后，从原因入手提出对策，要求有针对性、可行性、全面性（回答要尽量全面，但层次一定要清楚，条理一定要清晰）。
⑶论证部分要求：千万不能离开材料；观点鲜明、有论据；要集中、切忌散。对策提出来了，而且要求越全面越好，但你对哪一块儿、哪一条最熟悉，你的材料最充分，就从哪个角度做重点集中论证，一事一议。千万不要平均分配，因为只有1000多字的文章，如果平均分配连三等文的要求都达不到。
⑶一定要有题目，没有题目扣5分；想好之后再落笔，每5个错别字扣1分，每5处涂抹扣1分。
⑷申论的选材原则：白话文；都是近1年的热门话题；不牵扯任何背景；不出有争议的案例；近几年考试的材料基本都是从网上下来的。
⑸主要看看新华网、人民网等关于论坛（论谈）的部分。
2、热点问题
⑴公务员考试制度实施10周年（浙江大学周一超杀人案）
该问反映了公务员制度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公务员制度实施以来，促进了国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政体改革的突破口；按照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优化了公务员的选择；有舞弊现象，说明我们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完善；法制制度不健全。
⑵土地问题（在建设中征地、占地引起纠纷等）
主要问题：中国的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稀缺与中国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在土地开发、使用过程中与城乡居民的冲突，造成了国有土地资源的严重流失及腐败的滋生，这已经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产生原因：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对国土资源尤其是耕地的保护存在很多漏洞；城乡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无法保障农民实际工作权益；对城乡土地的开发使用不能实施严格的依法监督和管理。
解决办法：完善涉及土地问题的立法并严格执法；统筹城乡经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工作权益；依法加强对城乡土地的征用、开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防止在这个过程中由土地资源流失，防止和惩处腐败行为；以人为本，注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
⑶大学生就业问题（海归派与本土派；高级技师奇缺）
海归派——用人单位的观念；本土派——学历高低、性别差异解决办法：供需双方转变观念（用方——不拘一格降人才，供方——天生我才必有用）；教育体制有问题；培训思想有问题；梯次健身改革的需求；如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不要死读书、读死书，应多了解社会。（素材：专业设置窄、缺乏复合型人才、当初八大学院全面苏化）
⑷环保问题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入手，再联系其他信息点
⑸安全和安全生产问题加强法制建设、岗位责任制、风险意识、安全教育
⑹非典的启示如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城乡公共卫生体系；如何完善危机应急机制；如何完善公共社会道德体系；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
⑺大学生消费问题胡锦涛同志年初帅班子成员再访西柏坡，并住了一夜（原来是当天去当天返回），吃了一天的农家饭。重申了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每个同志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使每个同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⑻助学贷款；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行收容救助制度；大学生入学“绿色通道”；民工回家无工资，中央直接干预等胡锦涛提出的“亲民”政策：我们党说到底是来自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三中全会胡锦涛同志对三个代表的诠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申论热点：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人事部联合召开第六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大会。49名公务员和31个集体被分别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荣誉称号。被表彰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展现了新时期国家公务员的良好精神风貌，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人民满意”，是公务员的最高荣誉。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抓好“让人民满意”，就抓住了根本。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运用者，同时又是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组织者，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繁重任务。国家公务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坚持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满意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利益放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实施十余年来，广大公务员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队伍是一支有战斗力、得到党和人民信赖的好队伍。这次受表彰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中的多数工作在街道、乡镇等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单位，工作在公安、税务、教育等政府窗口部门。他们通过自己崇高的思想境界、过硬的工作作风、扎实的工作实绩，为全体公务员树立了榜样，为“公务员”称号增添了光彩。
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始终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学习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学习他们爱岗敬业、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无私奉献的思想境界；学习他们勇于改革、开拓创新，率先垂范，勇挑重担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政府加强行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为此，必须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健全公务员管理法规体系，抓好制度的贯彻落实，用制度和机制加强管理；必须加强公务员作风建设，大力弘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重点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创新能力。
“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人民的公务员就是要爱人民，让人民高兴。坚持一心一意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必将涌现出更多的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申论热点：浅谈农民税收负担过重问题内容提要：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很多地方没有明确合理的征收制度。即使在有些有章可循的地区，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不正当收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农村税收征收成本更是普遍偏高。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下降。本文分析当前我们农村税费的现状及诸多问题，重新认识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提出作者对减少农民税收的一些看法。现实表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到了攻坚破难的关键阶段，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多于机遇，压力将长期存在！只有“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当前我们农村税费征收的现状及诸多问题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税收征收成本高，农民负担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几年来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已经开始实行税费改革的农村，农民税收还普遍偏高。乱立名目、私自摊派，基层腐败严重。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补贴不力，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例如，目前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为了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中央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安徽许多地方的乡村干部因为上级要求试行费改税，断了以往的财路，手头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就故伎重演，擅自开征“人头税”。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强迫农民必须纳这种基层政府新发明的非法“人头税”。所以说，各地乱征乱收现象仍然普遍，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过重。
二、各地正在加紧施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2002年2月，温家宝在山西考察农村税费改革时强调，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温家宝要求，各地在制定改革方案和实施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减轻、规范、稳定”的指导思想。所谓减轻，就是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所谓规范，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这是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向农民乱收费的制度保障。所谓稳定，就是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让农民休养生息。
当前税费改革措施中有统一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的特性。统一性就是按国务院出台的改革方案规定的措施，包括在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计税常产、税率及相关配套措施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特殊性就是在遵循国务院统一规定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总体目标前提下，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重新梳理农村税费制度，不搞整齐划一。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中在涉及到一些基础数据时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规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如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确定计税面积、以1998年前5年的农作物平均产量确定计税常产等。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时都曾出现一些偏差，不该稳定的过于强调稳定，应灵活的没能合理调整。
总之，改革必然体现在“变”上。一味强调连续性与稳定性可能不适应现实变化的情况，灵活性过大又可能由于政府追求保运转的目标而致使农民利益受损。所以在处理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上，只要各有关部门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考虑问题、制定措施的出发点，把这种灵活与稳定运用在减轻民负上，就一定能让农民满意、基层满意、中央满意。
三、对如何减轻农民税负的几点看法笔者认为，当前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十分艰巨、政策性又很强的工作。既是对现行分配关系的调整，更是对当前农村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重大革命；不仅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机构撤并、人员精减；不仅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涉及人们的观念和部分政策法规的修改，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局。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乡镇财政体制、农村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必须坚持同步实施，整体推进。
首先，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职能。
其次，要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这要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要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弥补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支缺口，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另外，要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继续抓好清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农村用水用电乱收费、报刊摊派、各种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等专项治理整顿；认真规范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防止成为新的乱收费的口子；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好经营服务性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继续执行党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制度和专项治理的部门责任制度。要抓紧制定农村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为规范农业税收征管提供法制保障。
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特殊实际情况，开拓创新，设计出新思路。总结出一条既完成减轻农民负担的任务，又解决好本地区的财政困难的问题的新路子，这样是解决问题的时代要求。
现在还有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这恐怕主要不是怀疑中央的政策，而是担心基层的政策执行走样。只要基层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严格遵循“三个代表”的要求，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要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同时辅之以其它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三、结论减轻农民负担要切实见到成效。就必须充分认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各级政府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规范的农村税收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已经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除征收国家规定的税收外，要取消其他各种名目的税费。还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要严格执行国家农业税收政策，严格控制提留统筹费，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格加强对农民义务工的管理，政府机关要严格控制乡镇、村开支，严禁在粮食收购时代扣代缴各种款项，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从根本上杜绝各种形式上的达标升级活动。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这样，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的夯实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相信农民负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减轻，新阶段将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
申论热点对“三农”问题的三个忧虑
1.经济发展了，千万不要出现新一批文盲，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2.春运铁路涨价，对农民最不公平。3.农村科技推广队伍，名存实亡，甚至变味了，民需要科技，农业发展也需要科技人员，但解放后花很大力量建立起来的农技推广队伍，现在却面临很多问题，要么名存实亡，要么与原来的工作宗旨相背，变了味道。
出生性别比失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日益发达的医疗检测手段和滞后的农村保障体系是造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封建思想中的传宗接代观念也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重要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俗话说“养儿防老”，农村的现实情况决定了男性劳动力是家庭的顶梁柱。最大的担忧：“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严重失调将阻碍我国人口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并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小康也决不能是真正的全面小康。”
守法经营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企业最基本的要求、守法就是投资、诚信就是资本。
市场准入对民营企业没有太大障碍鼓励非公有经济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公路，投资港口、桥梁、公交事业，包括污水处理都是允许的，他们的说法是“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担忧“圈地热”将使江南水乡失色最严厉的办法管理土地，整顿开发区低、小、散等盲目发展问题，全省在保护好1000万亩高产标准粮田的基础上，规划在5年内，通过推进优质农产品合理布局、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再“挤”出500万亩粮田，保证粮食生产安全。与此同时，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全省从今年开始免征粮油种植农户的农业税。
将宪法第四章的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要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今年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开展巡视工作，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还要进一步健全制度，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吴官正说，要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法律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吴邦国特别强调，一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努力实现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要更好地推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要培育和发展大企业大集团，不断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二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加强环境保护，加强资源的保护、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为民之策。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切实把扩大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职工身上，满怀热情地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三农问题”探索路科技的推广也不仅仅是现成技术的推广，更应该是基本科普知识的推广，只有让广大农民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他们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解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市场意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杠杆。培养和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使他们懂得基本的市场运作和市场经营，才能使科技带来的效益变成农民实实在在的收入。视普及科技知识、重视政策、重视投入那样重视市场经济知识的普及，以便突破农业提效，农民增收的瓶颈。
提高粮食产能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各地要切实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加快充实销区地方粮食储备。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要加大工作力度，抓好各项鼓励粮食生产措施的贯彻落实，尽快把政策具体落实到粮食主产区，更直接更有力地把中央鼓励粮食生产的信号传达给农民。
要切实组织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加大粮食和化肥市场调控力度。要千方百计增加国内化肥生产。现有的化肥生产装置，要确保满负荷运转。已停产的生产装置，要尽快恢复生产。要维护粮食和化肥正常的流通秩序。加强粮食收购市场准入管理和粮食经营企业监管，打击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哄抬粮价、扰乱市场等违法行为。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化肥经营采取最高限价等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化肥的行为。
各地高考分数线要不要统一？
一是要尽快扭转教育不均衡的局面。国家和地方，对于教育落后地区，都应大力超常规归发展教育；二是教育发达地区，也应当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对经济、教育不发达的地区，采取定向培养或其他方式，以缓解不平衡状态，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发展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这一教育矛盾。
行建行改造成现代化股份制商行主要是：第一，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并且要建立一个授权经营的制度，对高级管理层设立目标和问责制；根据两行自己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目前单一的股权结构，并且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合力效应；要以市场为导向，制定一个切合他们自己银行实际情况的、清晰的、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一定要在银行中培养很好的信贷文化，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风险管理体制和内控机制；一定要争取审慎的会计原则，做好信息披露的准确度和透明度。另外，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也是比较薄弱的，所在今后的三年里要着重提升自己的信息现代化，加强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以及人才战略的贯彻和实施等等。
2003年政府的成绩在这一年里，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进一步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顺利完成人大、政府和政协的换届工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大力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开展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重大胜利；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飞天梦想；深入开展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
货币稳定和金融改革去年的宏观调控中所做的工作和体会，有两点：第一，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持货币稳定，货币稳定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第二，中国经济处于改革转轨阶段，因此，只有通过加大改革力度，使金融市场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使金融机构通过改革使得财务状况变得更加稳健，同时具有国际竞争力。从今年来讲，我们将继续密切观察经济的运行、物价的走势，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并适时适度地进行货币政策方面的调控。
申论热点：“招生传销”贻害无穷陕西省铜川市同官中学４１名考生今年的高考志愿卡被人涂改，险些成为“招生传销”的受害者。近年来一些民办院校非法招生行为屡禁不止，“招生传销”愈演愈烈，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
据参与涂改同官中学考生志愿卡的西安科技商贸学院一名招生人员说，由于生源紧张，民办院校都给老师下达招生硬指标，完不成任务就扣奖金，招来学生则给提成奖励，学校名气越小，招生提成越高。类似现象在广东、安徽、江西等地同样存在。
“招生传销”与商品传销如出一辙。每年高招期间，一些民办院校都会根据往年业绩网罗招生代理人员，并发给代理人工作证和委托代理书。这些代理人作为“上线”，一般将中学校长、教务人员、高三班主任作为“下线”专攻对象。老师发展学生，学生发展同学，家长发展亲友，招生代理人彼此戏称“人贩子”。如果招生手段有“突破”，一个地区就能招到数百人，提成高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同官中学４１名考生志愿卡被涂改，正是这种“突破”的结果。
“招生传销”扰乱了招生秩序，坑害学生和家长，严重危害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招收学生和其他受教育者，只能在教育部门指定的地点或者是招生的学校里进行，在招生过程中不得收受回扣和中介费。因此，仅从依法治国角度而言，对“招生传销”行为也应当坚决打击。
“招生传销”实际是“教育产业化”的又一大后遗症。由于办学准入门槛过低，投资者大量涌入，导致民办院校呈泛滥之势。有的民办学校就是租用一栋楼房、聘几个管理人员、再找一些兼职教师的“冷拼盘”。因此，要禁止“招生传销”行为，必须彻底清理整顿现有民办院校，提高民办院校的准入门槛，加强对民办院校的监督管理。
申论热点：农民税收负担过重问题解答内容提要：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很多地方没有明确合理的征收制度。即使在有些有章可循的地区，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不正当收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农村税收征收成本更是普遍偏高。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下降。本文分析当前我们农村税费的现状及诸多问题，重新认识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提出作者对减少农民税收的一些看法。现实表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到了攻坚破难的关键阶段，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多于机遇，压力将长期存在！只有“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当前我们农村税费征收的现状及诸多问题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税收征收成本高，农民负担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几年来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已经开始实行税费改革的农村，农民税收还普遍偏高。乱立名目、私自摊派，基层腐败严重。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补贴不力，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例如，目前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为了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中央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安徽许多地方的乡村干部因为上级要求试行费改税，断了以往的财路，手头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就故伎重演，擅自开征“人头税”。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强迫农民必须纳这种基层政府新发明的非法“人头税”。所以说，各地乱征乱收现象仍然普遍，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过重。
二、各地正在加紧施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2002年2月，温家宝在山西考察农村税费改革时强调，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温家宝要求，各地在制定改革方案和实施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减轻、规范、稳定”的指导思想。所谓减轻，就是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所谓规范，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这是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向农民乱收费的制度保障。所谓稳定，就是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让农民休养生息。
当前税费改革措施中有统一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的特性。统一性就是按国务院出台的改革方案规定的措施，包括在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计税常产、税率及相关配套措施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特殊性就是在遵循国务院统一规定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总体目标前提下，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重新梳理农村税费制度，不搞整齐划一。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中在涉及到一些基础数据时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规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如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确定计税面积、以1998年前5年的农作物平均产量确定计税常产等。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时都曾出现一些偏差，不该稳定的过于强调稳定，应灵活的没能合理调整。
总之，改革必然体现在“变”上。一味强调连续性与稳定性可能不适应现实变化的情况，灵活性过大又可能由于政府追求保运转的目标而致使农民利益受损。所以在处理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上，只要各有关部门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考虑问题、制定措施的出发点，把这种灵活与稳定运用在减轻民负上，就一定能让农民满意、基层满意、中央满意。
三、对如何减轻农民税负的几点看法笔者认为，当前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十分艰巨、政策性又很强的工作。既是对现行分配关系的调整，更是对当前农村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重大革命；不仅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机构撤并、人员精减；不仅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涉及人们的观念和部分政策法规的修改，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局。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乡镇财政体制、农村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必须坚持同步实施，整体推进。
首先，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职能。
其次，要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这要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要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弥补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支缺口，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另外，要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继续抓好清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农村用水用电乱收费、报刊摊派、各种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等专项治理整顿；认真规范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防止成为新的乱收费的口子；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好经营服务性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继续执行党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制度和专项治理的部门责任制度。要抓紧制定农村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为规范农业税收征管提供法制保障。
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特殊实际情况，开拓创新，设计出新思路。总结出一条既完成减轻农民负担的任务，又解决好本地区的财政困难的问题的新路子，这样是解决问题的时代要求。
现在还有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这恐怕主要不是怀疑中央的政策，而是担心基层的政策执行走样。只要基层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严格遵循“三个代表”的要求，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要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同时辅之以其它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三、结论减轻农民负担要切实见到成效。就必须充分认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各级政府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规范的农村税收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已经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除征收国家规定的税收外，要取消其他各种名目的税费。还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要严格执行国家农业税收政策，严格控制提留统筹费，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格加强对农民义务工的管理，政府机关要严格控制乡镇、村开支，严禁在粮食收购时代扣代缴各种款项，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从根本上杜绝各种形式上的达标升级活动。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这样，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的夯实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相信农民负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减轻，新阶段将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
申论热点：冠成集团从事“三农实践”的报告
（许冠成，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总裁）
【内容提要】冠成集团从企业文化建设入手，将“产业报国，献爱于民”确定为集团的经营理念和宗旨，本着扶助弱势，关爱“三农”的精神，将眼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以“公司+基地+农户+政府”模式运作的“星炬计划”和“爱心连锁店”、“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是集团“爱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团实践“三农”的思想结晶，它代表了当前企业参与“三农”建设的一种模式的尝试，我们期待它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帮助，并能在全国得到推广和借鉴。
尊敬的布赫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现在，我代表冠成集团全体员工向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几年来在探索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方面的一些理论思考和具体实践，请审议和指正。
“三农”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古代民以食为天，重农抑商，农民和土地是社稷江山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三农”问题依旧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还多，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在农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三农”。今年一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也是中央第六次以一号文件的方式关注“三农”问题。其实，中央一直在支持、在千方百计地发展“三农”事业，从包干到户到后来的承包经营；从征收农业税到免征农业税；从限制农民进城打工到鼓励农村劳务输出。这些变化使农村经济日益灵活，使农民致富的空间越来越开阔。但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牵涉面极广和我国农民小农作坊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普遍低下，扶贫成果不断回落。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今天的“三农”问题的困境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一、教育问题。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农民缺乏基本的发展技能，这就使农民难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造成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疏散。二、产业结构问题。目前农业存在同质化生产竞争，大范围生产同样的农作物，而且以普通的粮食作物为主，这样就形成了粮食市场长期价格低迷的困境。三、资金风险问题。改变生产结构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还要有市场风险的考虑，这样就使许多农户害怕、畏惧、裹足不前，坐失了许多致富良机。我们集团就从这三方面入手，在过去的几年里开展了系统的、有声有色的奉献“三农”活动。
星炬计划起初，集团从企业文化建设入手，将“产业报国，献爱于民”确定为集团的经营理念和宗旨，本着扶助弱势，关爱“三农”的精神，将眼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老区扶贫委的关怀支持下，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全面开展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全国贫困地区建立了很多基地，发展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短短几年里，这种模式使得近万户农民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得到了健康，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是，特种养殖领域鱼龙混杂，有许多不法分子坑农害农，他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产业，只是坑蒙拐骗，集资融资，使许多农户上当受骗。为了和这些不法分子区别开来，也为了保证集团的爱心事业能够健康长久地发展，通过总结，我集团公司决定与政府合作，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政府的模式运作，并创造性地推出了以“一献三送两创”为主要内容的“星炬计划”。
2002年3月21日，集团首先在四川开始实施“星炬计划”。其意义就在于为解决“三农”问题作铺垫，找到一个使农民脱贫致富的发展模式。2003年11月28日，我们南京公司把“星炬计划”模式成功地带到了江苏，与淮安市车桥镇人民政府签订联合实施“星炬计划”的协议。同时，在全国各基地设立了专供农民朋友学习科技、文化、卫生知识的“冠成学校”。今年上半年，集团教育部在全国各基地周围举办了“冠成学校”的流动课堂，对农民进行了系统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教育。半年内对基地周围行政村轮回授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通过组织讲师、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爱心的人士深入到基层进行“三下乡”推广，强化日常种植、养殖、科技、文化、健康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信息，增加了农民致富的本领和技能，真正变输血为造血，带动了当地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可以说，“星炬计划”是我集团推出的面向“三农”，旨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加农民收入的综合性工程。
“星炬计划”实施两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我们的精心组织和认真落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除了对一些失业人群，五保户，贫困学生进行捐助外，还有针对性的选择城市弱势群体和社会公益团体进行帮助与扶持。例如：在南京地区举行的“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使农民朋友在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又学到了文化，得到了健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让近千人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数千人掌握了一门以上的科学养殖技术，近万户低收入家庭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我们通过实施以“一献三送两创”为主要内容的“星炬计划”，让农户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利益，通过“冠成学校”的建立，让农民的综合素质得到了真正的提高。
在集团的各个种植、养殖基地，通过输入管理、技术、资金和文化理念，挖掘、整合了当地特色资源，改变了当地农民种植、养殖结构，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传统的简单种植养殖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给予当地农村经济充分的发展动力。集团推广具有较高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黑色珍稀粮果种植和药蚁养殖，然后让这些产品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心店，再经过正确的引导教育和宣传营销，相应的产品畅销效益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村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如此良性循环更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农民就业，也为“三农”经济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爱心连锁店从农村到城市，整个社会实际上是一条完整的生产、加工、经营、消费作用链，只不过这条链条太长、太宽，许多环节都衔接得不好，甚至脱节，相互扯皮。那么，能不能建立一条城乡绿色通道，使生产、加工、经营、消费真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呢？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成为下岗工人，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没有社会保障，无业可就，负担沉重的城市边缘人口。随着城市弱势群体的不断增长，建立一个有特色的、区别于农村的城市爱心平台也就变得十分迫切。于是我们在城市建立了爱心店。
在“三农”方面，我们的“爱心工程”将传统的种什么卖什么变为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而且这种工序调节是在系统内完成的，不是靠社会功能来完成。例如，我们集团下属企业开发的竹编艺术、民族的系列工艺、日用产品等，在国内市场上一直热销，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于是，我们就与有竹林资源的地方政府合作，组织农民学习竹编技术，加工生产竹编艺术产品。另外，在城乡差异方面，我们变原来的城乡分割、各自为政为城乡互动、工农商一体。爱心店把农村的种植、养殖业、加工业和城市的研发生产、市场经营、以及广大消费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管理体系，信息互通，产需呼应，利益共享，在爱心下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创举。
另外，我们集团的“百家企业”战略是通过对100家农村地区企业的兼并和合作等多种方式，以资金、设备、管理支持，增强它们的竞争力，进而有效带动地方经济腾飞，促进贫困农民就业。合作开发的产品将在国内、国外的连锁店里销售，城市爱心店里的员工全为下岗职工。这样，集团在发展中起到了龙头作用，同时又解决了城乡两地的就业问题。目前，集团已和四川恒力银杏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省黄梅县黄梅挑花工艺有限公司，湖北省恩施宏业魔芋开发有限公司等厂家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通过与这些企业的经营运作，共同开发的产品会身价百倍，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源泉。
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其实，在开发研究药蚁和其他特色农产品的同时，集团也紧接着部署“爱心连锁店”计划，这一计划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产品的市场问题。“三农”产品凭借这一平台可以找到良好的、畅通的销售渠道，形成城乡互动、产销一体的发展模式。但市场总有风险，况且，我们在城市开展的爱心店不是我们的主要利润来源，我们的一些高、精、尖产品只有在海外才能实现高利益回报，并以此来反哺三农和城市弱势人群。所以我们又周详地制定了“海外爱心连锁店”计划，为“三农”产品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铺路。
自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以来，我国的各个产业面临着许多机遇，但更多的却是“狼来了”的挑战。中国农业褪瞧渲兄?弧Ｖ泄?淙灰耘┮荡蠊疲?欢?蘼凼桥┮等丝诘谋戎亍⑴┮挡?档谋戎亍⒒故桥┮涤纯龆嘉薹ê团访老啾取Ｔ诿拦0%的农民不但养活了2亿多的国民，而且还漂洋过海冲击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市场。从美国起运的小麦抵达中国的价格仅为人民币0.4元/公斤。温家宝总理在访美期间说过经典的一句话：“美国不能总让中国人民坐着波音吃大豆”，字里行间表达的就是渴望进口更高层次产品的愿望和对农业的深深忧虑。让中国农业成为强项是全国上下一致的理想。中国政府一次次的召开中央会议解决农业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在千方百计地改善农民生活，坚决支持能带领农业发展的企业，积极努力开拓中国农业的海外市场。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发展的“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就是这样如此密切地与中国的大时代丝丝相扣，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的定位是：以销售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产品为载体，为广大中国农民寻找国际市场，使那些长期抱守着宝物却仍然饿着肚子的农民迅速致富。这样，不仅能够改变我国农业的错位经营，而且能够改变我国农民的致富思维。当然，这也是中国农业以另一种方式冲击世界市场。它改变的不仅是中国农业的命运，还有非常强烈的示范效应，那么，“蝴蝶效应”现象就难以低估了。
政府希望中国农业站起来，希望中国农民富起来，希望中国农村稳定。这些恰恰就是“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发展所能带来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利益点上，政府与民间力量找到了共同的话语。政府以公共权利支持民间力量发展，民间力量以春风吹冻土的气势给政府以绿意昂然的兴旺。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在于牵涉的农民量多面广，利益要求多元化，以及经济形态方式差异较大。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始终围绕着“输血”在转，结果是“输血”后脸红扑扑，一停止又变得苍白无血。如果“三农”的机体没有形成自己的造血功能，光靠输血是解决不了“缺血”问题的。因此，变“输血”为“造血”就变得十分迫切。但“造血”并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难度百倍。且不谈农民致富的基础，农民的素质，仅寻找致富的模式之路就千丝万缕无从着手。过去的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有援助的农资被变卖的事件，有资助的生产工具被瓜分的事情，其实这不全是农民的素质问题，重要的是模式问题。没有利益格局制肘的模式是难以制胜的。上文阐释的“星炬计划”、“爱心连锁店”和“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是我们集团“爱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集团实践“三农”的思想结晶，它代表了当前企业参与“三农”建设的一种模式的尝试，我们期待它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帮助，并能在全国得到推广和借鉴。
农民素质得到了提高，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在生产和收益的问题上就容易得到平衡。实践表明，农民参与“星炬计划”和“爱心工程”的热情是高涨的。但我们认为它还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不断地修正，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目前，该模式的最大困难在于推广的速度，即便我们集团全力以赴，对于整个“三农”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如果能以有效的途径推广，它所带来的价值则将难以估量。现在毕竟是一个需要创新，更需要转化创新成果的年代，价值的最大化在于普及。人是万物之灵，努力一定可以实现。我们愿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到自己的社会义务，我们也期望更多的企业能和我们一起投身祖国的“三农”事业。同时，我们更希望政府与企业联手，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三农”事业的全面建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相信，“冠成模式”一定会在我们的不断摸索与实践中得到完善，我们也坚信，以爱心打造出来的“冠成模式”一定能够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做出贡献。
申论热点：求解“三农”：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
■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近日就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采访，综合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看法，提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求解对策。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对这一问题发表高见。
上篇：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许多专家评价，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鼓励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必须让农民能够通过种粮增收，关键则在于提高种粮效益。但怎样才能使种粮效益提高呢？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一升一降，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实现这一升一降并非易事。比如，提升生产效率要求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转。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肇始于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实现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转，才能保证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土地的征用和流转问题，广东省海丰县梅星村村委会主任徐生辉向记者介绍说，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一些基层地区实际上基本没有区分。这样一来，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得到的补偿也很少，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２月９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征地的规模。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个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并且在征地时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生计问题，包括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五权”落实到位。他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要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协议，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
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伴随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提出，我国农村现有３．３亿农业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约占１／２，大约１．６到１．７亿人。
其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１９９７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０９０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１６０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３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２６２２元，城镇居民为８５００元，差距已扩大为１∶３．２４。
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组数据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城镇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而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运营，使农村的产业链从种植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以农业生产企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促进广大农村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在苏州、无锡等地农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大量投入农业企业。台湾永丰余纸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建起了永丰余高科农场。江阴兴澄钢铁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的荷斯坦奶业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了３万亩青玉米和牧草，农户每亩可有１６００元的收益，效益远高于传统种植业。据统计，江苏这样的农业企业目前已有１．８万家，投资总额累计达１８６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６７％，工商资本占２０％，外商资本占１３％。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苏南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
随着土地的可自由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将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进入农产品加工、深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性企业，有利于形成“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性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而农村城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山东济南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认为，为适应农业规模生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大集团作为农业企业自己办农场，雇佣农民做工，相对于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则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据了解，龙大集团旗下２４家子公司形成的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０多亩，周围的４个村庄，都包容在工业园内。因此，龙大工业园也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新型城镇。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为主的龙大职工和家属，达１．６万人之多。而依托龙大集团的农业企业，许多村民从事餐饮、商业、运输等第三产业。城镇的南北主道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商业街，供排水系统、马路、公共设施、娱乐场所等都一应俱全。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广宁表示，近年来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成立了农机专业化服务企业。这些企业的农民经过职业培训后，集中使用农机为农户服务并收取费用。这些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特点的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结构的城镇。
山东省长岛县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山东省长岛县原来的海产捕捞业和养殖业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长岛县出现了大量专业化、规模化的企业。一些企业专门投资从事近海养殖；一些企业专门出租出海渔船和捕捞设备；还有企业有意投资兴建风力发电站。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使长岛县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龙头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并通过企业优势互补聚合形成了一些集海产品养殖、捕捞、机械、旅游等多种产业为一体的新兴城镇。
美国得克萨斯州地区性农业企业发展中心主任洛克向记者介绍说，得克萨斯州作为美国的主要产粮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就是按照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方式发展的。其间主要有两项政策，一个是种植鼓励计划。农户耕种的土地越多，享受的各项补贴额度就越大，相应的资金、保险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另一个是农业企业促进计划。政府同时鼓励建设专业性强的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在得州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同样可以在销售环节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在这两项政策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农户都将土地卖出，用获得的钱投资兴办农业加工企业。而购买了别人土地的农户则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降低了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最终，随着农业企业种类和层次的增多，形成了一个个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城镇，并逐步融汇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城市群。
专家指出，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将改变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与“产业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
下篇：农民市民化生存方式的提升缩小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民将通过两条途径成为市民。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在城市安家落户；更大量的农民则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以农村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认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城镇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保障了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城镇工作，集中在商业、建筑、餐饮等行业。通过在非农产业劳动换取报酬，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
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农民是在干城镇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没有“家”，是城市里的“农民”。他说，从身份上说，不该有农村人和城镇人之分，而应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看成产业工人，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另外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劳动者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思斌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要加快解决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还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主，农民较少受惠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近些年来，农村不仅未能像城市一样确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已基本解体。如果不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企业的大量出现就不可能，农民更不愿意离开赖以为生并有“最后保险”意义的土地。
有关研究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农村人口中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１７．３９％，而城镇的同一指标为１３．１％。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农村的家庭保障功能也因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子女外出务工而持续削弱。有关专家建议，要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消除济贫政策中的身份歧视；完善乡村救灾制度；分类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险、合作医疗，以及必要的乡村医疗救助；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济困活动，将乡村慈善公益事业作为重要的补充保障机制，并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和保险市场的竞争发展，推动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在离开土地的同时就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四川成都农村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大量失地农民参加社保、医保。根据规定，成都农村进入企业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将参照城市养老保险办法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还预计，到２００７年，成都城市化率将达到４２％，大量农民将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市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宋泓博士提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将改变农民的收入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城市产业工人，还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业产业工人，都将通过工资的形式领取劳动报酬，通过商业环节采购生活资料，通过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市民生活的权利。比如，农民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获取相应的择业资本，农业工人不必一家一户卖粮卖菜承担市场风险，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换来消费水平的提高，粮、肉、菜等生活必需品实现商品化，子女入托入学、有病就医以及养老方面，依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一句话，要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以浙江省平湖市为例。这里近年先后吸引外资、民资和各类工商资本近３亿元，创办了许多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诸环节的农业企业。大量农业企业促使农村聚合发展成为城镇，平湖２８６个行政村撤并到了１３８个，城镇化水平提高到４３％。同时，在这些新兴城镇还建立了劳务市场体系，农民通过劳务市场得到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服务进入农业企业，领取工资并进行各种生活消费。此外，平湖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个体农民工商户统一纳入养老保险范畴，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民进入养老保险。
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伴随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艰巨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业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将日益趋于优化。而２０多年前曾经创造奇迹的中国农民，将全面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并将再次创造从生产到生活的飞跃，书写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作者：王海征张心松申论热点：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初探摘要：城市农民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却一直无人问津。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不利有“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从建立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制度的设计方面，对城市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探讨是必要的。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城市化初探一、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城市农民工（以下简称“农民工”）是指在城镇中务工的具有农村户口身份的劳动者。他们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长期以来被无情地拒之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从失业保障方面看，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而农民工却没有，他们在失业期间多是*积蓄，或向他人借钱维持生计，也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重回农村老家。从医疗方面看，很多农民工生病以后仗着年轻、身体好、硬挺着而不去医院看病；遇到不得不看的病，绝大部分也只能是自费，用工单位通常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垫付很小一部分费用。从住房方面看，农民工是无法享受福利分房或在政府提供补贴的情形下购买商品房的。他们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建筑工人往往住在工地附近的工棚里。农民工居住点大都拥挤不堪，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通常是城市的卫生死角。另外，像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就更不必提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近乎缺失的。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1）农民工在城镇的边缘性社会地位是其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正处在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仍带有明显的二元特征，附着了太多利益的户口仍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城镇户口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是城镇职工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尽管这种体制具有过渡性），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而成为边缘群体，也正是这种边缘性的社会地位使其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2）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政府及社会重视程度不够。我国尽管在1998年以来就建立了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的相关法律，但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相应的立法。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使他们的社会保障工作难以实现强制性原则。同时很多城市把眼光着眼于地区利益，为解决城市居民就业问题，对农民工频频设卡，不重视、不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更不用说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了。部分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业主对社会保险缺乏正确认识，错误地认为参保是加重企业负担，瞒报应参保人数。（3）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意识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问题的紧迫性。农民工对于用人单位和自身参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其理由主要有：缴纳保险费减少了现金收入；担心将来社会保障没有“保障”；怕失去工作机会而不敢向用人单位争取社会保障权利等。（4）一些思想观念客观上阻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解决。这些观点认为目前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时机不成熟；农民工仍与土地保持着一定的权属关系，土地可以做其生存保障的兜底性载体；农民工流动性强，农民工在跨省、跨县市流动就业时，也因为各地标准不统一而使社会保障转移的实践可操作性很差等等。（5）资金问题也是农民工社会保障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的客观原因之一。近几年，国家和政府集中精力与财力加强城镇社会保障改革与建设，以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但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仍旧陷入资金困境。随着越来越多的下岗人员走出再就业中心以及企业的继续裁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支出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当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受到资金限制时，若再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考虑在制度范围内，必然要面临更为严重的资金困难。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由于当前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工希望在城市中通过非农产业劳动增加收入，正如此他们与城镇居民一样也面临失业、工伤、职业病等相同的风险。如果我们没有建立与其风险相适应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迫于生计，进城农民就无法摆脱对土地的天然眷恋，那么在每人都拥有一份土地的情形下，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将遥遥无期。从长远角度看，这不利于“三农问题”的尽快解决。
（二）实现社会公平、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的需要市场根据经济效率向生产要素供给者提供报酬，要促使经济效率增长，就必须使报酬有差别，这种差别不仅是客观的，并且差别本身是经济运行的动力。但这种差别必须有一个度，就是不能危害社会公平，即经济效率得兼顾公平。农民工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拉动内需，做出很大的贡献，同时又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缩小了城乡差距。可以说，农民工已深化成一种强大的改革力量，推动了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提高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总效率。但我们也要看到，大多的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另外，农民工容易在遇到生活风险时铤而走险，成为城市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城市遭受到“非国民待遇”，特别是社会保障的严重滞后乃至缺失是诱发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失范的根源。农民工从事着苦、累、脏、险职业或工种，但他们却处于都市的“边缘化”生存状态，这往往容易使农民工萌生对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反感情绪，这种情绪从积累到宣泄，则构成了城市不稳定的诱因。因此，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农民工正当的社会认可和人文关怀，不仅有利于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动荡的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
（三）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需要城市化是指一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产业（或资本）不断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过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停滞不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呈现出“工业国家，农村社会”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1%，但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仍相差甚远。城市化滞后引起或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民收入过低和增长乏力、就业压力大等，在很大程度上均与城市化滞后有关。而提高城市化水平最重要的实际措施之一就是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他们至今尚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加上其他因素，致使农民工仍然处于流动状态，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根据有关专家预计到2010年及21世纪中叶我国城市化水平将分别达到45%和65%。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目标是很难顺利实现的。
（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的需要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相当狭窄，这很难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要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就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期的发展目标。此目标虽然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但近期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可作为一种过渡。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农民工这一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考虑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必要的。从长远来看，既能减少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城乡一元化社会保障目标的路径。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建构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设计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加之所从事职业也各具特色，因此在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应该采取分类分层的保障办法。根据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及流动程度不同，可将农民工大致分为两类：1有雇主且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绝大部分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市民化程度较高；2有雇主但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或者无雇主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一般流动性较强，市民化程度较低。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其社会保障项目的设置，及经费筹集方式均可与城镇居民相同。对于后一类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较强，因此，对他们应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
1.工伤保障制度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数不清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障制度应当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尽快得到确立，这也是几乎所有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普遍优先考虑的保障项目。根据我国1996年10月1日开始实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及其职工必须遵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笔者认为这里的“职工”也应当包括企业中非固定工和合同工的农民工。因为其一，我国当前的工伤保险制度实行用人单位单方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用人单位无论对工伤是否有过错，都应当全部负责受伤害职工的经济损失，这既不能在合同中约定减免，也不能以受伤害职工有过失而推却。这种建立在劳动法上的工伤赔偿机制，应当对所有劳动者都发生作用，而不能仅保障城市职工而排除农民工。其二，在工伤发生的高频率下，受支付能力限制，国家在立法上提出了强制保险要求，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以投办保险方式或兼用投办保险和直接支付的方式承担对工伤职工的全部赔偿责任，并且承担全部保险费的缴纳义务。而且工伤保险项目不存在诸如养老保险之类的个人帐户积累与接转问题，成本也不高，在实践中亦于操作。因此考究立法原意，农民工是应当在工伤保险之列的，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却往往发生偏差，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作为一种职业风险的分散机制，笔者认为这里农民工无需按本文上面所述的分类，而应当由用人单位按照普遍性的原则全部参加工伤保险。
2.医疗保障制度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首先应按本文前述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对于第一类农民工，由于他们市民化程度高，可以参加当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对第二类农民工，可让其参加专为农民工设立的医疗保险基金。具体而言，首先该医疗基金有个缴费的底线，所有农民工都要按此标准缴纳，按此层次享受的待遇为基本医疗待遇。如果该农民工有特殊的要求，需要更高的保障，可以多缴费参加大病统筹，这部分多缴的费用纳入民工的个人帐户。到发生医疗支出的时候，缴费多的农民工享受的待遇要比仅缴纳最低缴费额的民工要高。而具体高多少需要由当地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办法。其次，农民工也可根据在当地的服务年限享受有差别的医疗保障待遇。例如农民工在某地劳动时间越长，其享受的保障待遇越高，反之相反。
3.失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的失业保障，笔者首先认为也应按本文前述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农民工从进人城市开始就要登记，缴纳较低的保险费。在确定工作之后，用人单位向专为农民工设立的失业保险基金缴费，同时农民工转而缴纳相对较高的失业保险费。如果农民工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达到一定年限，即成为第一类农民工，则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同时将已在农民工专门的失业保险基金中享有的份额转人城镇失业保险基金中。农民工失业以后，如果在失业保险年限内可以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按月或按季度统一发放失业保险金；如果民工选择回农村，可以一次性返还基金中可返还的数额。其次，有学者建议由有关部门实施“公共劳动”形式的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给他们提供公共劳动机会，同时也将比较散乱的农民工纳入一定管理体系。笔者认为这种失业保障机制对农民工而言是个很有益的设想，可行性颇高。我国目前公共服务很不健全，从市政景观来看，街道上尘土飞扬、垃圾堆积、铺面不洁，城市环卫劳力十分有限；然而同时大量年轻力壮的失业农民工四处游荡、无所适从。如果由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参加公共服务型的劳动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还能发挥“社会安全阀”的特殊保障功能。
4.养老保障制度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应该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其养老保险的缴纳办法可以视同于城镇职工，即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部分一般不低于本人工资的7－8％。对于第二类农民工，则可以设计一种过渡性的方案，比如制定一定范围内不同档次的缴费率供农民工自愿选择，同时规定凡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必须根据农民工自愿选择的缴费率而缴纳相应档次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对于进入城市从事经营性的自雇性农民则可以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的保障制度安排。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机制建设
1.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基金筹集机制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同城镇劳动者社会保障一样，都面临着基金短缺的难题。特别是农民工社会保障起步晚，其基金缺口会更大。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该开辟新思路。首先，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和支持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例如，规定企事业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可在税前列支，还可按其缴费额度确定减免税的年限和比例。其次，对完全市民化的农民工，实行承包土地转让制度，将其转让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并折算成本人一定年限的个人帐户积累额。这既可以农民工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的积累，又可以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于其他农民工，我们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角度来看，把农业税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并将其收入转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最后，在农民工输入城市与农民工输出地区建立一种横向的财政支付制度。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他们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份额缺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为此，建立这种财政支付制度可以看作是城市对农民工的补偿。此种财政转移支付占该市财政收入的比例应当依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接受地的农民工总数占该市总劳动力的比例来确定，对于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应当全部进入财政支付接受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
2.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在现今的中国，同样是劳工阶层，城市居民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组织——工会，来保障和维护其合法权益，但身份尴尬的城市农民工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组织，他们依法结社的宪法权利被无情的剥夺了。因此，为了让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合法的、制度性的管道加以聚合和表达，充分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利益和其他合法利益，笔者建议在城市中按照街道设立农民工工会，该工会主要负责本街道辖区内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工作：首先，对本辖区的农民工实行登记，按照前文的标准进行分类，并对这些登记数据实行网络化管理，这是确保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前提。其次，在农民工工会中配备农民工社会保障巡视员，负责处理农民工社会保障事宜，充分发挥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监督作用；敦促用工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为陷入劳务纠纷的农民工联系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其社会保障利益。最后，农民工工会应当是失业农民工从事社会“公共劳动”的管理机构，当农民工失业时，工会组织应该根据该农民工自身条件为其提供或介绍从事城市社会公共劳动的机会。
3.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农民工流动性大，特别是有回乡务农的可能性，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成为一大操作难题。在如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形下，农民工的保险无法向农村转移。如果不转移，农民工社会保障就无法连续，农民工只能在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离开原就业地时，用一次性领取的方式来享受其社会保障待遇。这实际上根本起不到社会保障作用，所以现阶段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欲使异地转移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充分发挥农民工工会组织的作用。初步设想城乡间的转移有农民工工会组织与农民工原农村住所地的县级或乡镇级社会保障机构共同操作，城城间的转移机制有两城市间农民工工会组织共同操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必将遇到很多现实困难，不可一蹴而就，应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循序渐进。但是笔者最后强调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只是暂时、过渡性的，其必将被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
申论热点：大学生网络色情犯罪问题！
中国的黄色网络有着令人尴尬的“中国特色”，欧美网络色情犯罪主要是为数不少的娈童癖将其当成交易场所，群体直指道德缺陷的人群。而中国的网络黄色的犯案群体集中于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中，他们这样做的动因似乎很难简单地用道德缺失来解释。
网上扫黄”不是一个什么新词，但从这个炎热的夏天开始这个词又开始热了起来。这至少与两件事情有关，今年6月，针对互联网上日渐泛滥的暴力、色情信息，公安部、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在各种相关法规并不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联合采取了一场大规模的行业整肃——很多人因此联想到了21年前的那场意义深远的“严打”。但由于这次整肃是在一个特殊环境里进行的，因此，网络这一行业的内部环境治理问题也相应提到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日程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消息是，9月，一个由具有浓郁电信背景的宽带娱乐网站21CN率先发起的，旨在净化“网络小环境”的清洁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令人头疼的一些包括色情信息在内的难以界定性质的不良信息、给正常浏览网站带来极大干扰的大量网络广告等，均被列入围剿和扫荡的黑名单。
这看来都是些不错的好消息。但随着“网上扫黄”的深入，人们注意到了一个很难让人感到振奋的现象，那就是，在目前所破获的数十起重大的网络涉黄案中，涉案犯罪的大多是高校在读或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据悉，自该项行动开展以来，浙江各级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及法院审理的案件已有21起，其中80%以上的嫌犯均系大学毕业生或高校在读生。中国网络扫黄的这一初期结果，的确出乎所有人意料，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中国网络色情的驱动力？
大学生制造中国网络色情？
8名被告刚被带进法庭，旁听席上便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怎么都是些孩子啊？”
10月3日，武汉最大的色情网站“武汉交友俱乐部”网络涉黄案，在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案犯除了3名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外，其余5名均为80年代出生的孩子，据法庭后来公布的消息，涉案犯罪嫌疑人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32岁，最小的是一位18岁的在校大学生。令人诧异的是，案犯们平时都是通过网上QQ交流，彼此姓名都不清楚，对于其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次庭审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当地媒体报道称，许多案犯曾是大学的高材生，案犯之一黄啸宇，案发前还曾是南京某著名高校计算机协会主席。这是一个看上去很阳光的男孩，眉宇间还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庭上辩论时，常常滔滔不绝地给法官们解释专业问题。现在他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他即将到来的21岁生日。这起全国首例利用境外服务器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案的8名成员，分别被判处拘役4个月和1年零8个月等刑期。
在此之前，9月29日，厦门宣判了全国开展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以来破获的第一起“黄网”案，这是厦门市第一起追究刑事责任的网上传播淫秽信息案，案犯是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邓一尘。而9月28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宣判了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正在高校就读的大三学生谢某成为浙江自开展专项行动以来被判刑的第一人。
牛仔裤、条纹衬衣外加羊毛背心、板寸头，站在法庭上的黄啸宇依旧一副典型的校园时尚小男生打扮。案发前，黄曾用“虎精呵呵”的网名张贴大量含色情内容的帖子，其中包括图片196幅，视频链接32个，文章27篇，查看人数共计4700人次。而这一切，只因为“好玩”，因为“想拥有更高的级别，浏览更多的内容”，并且又可以挣到一点钱。办案检察官是个中年人，他不无惋惜地告诉记者，黄啸宇对自己非法链接淫秽色情网站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是，他从没有想到违法，甚至庭审中，他还请求法官给予机会，以为审完了就可以回家。
由于精通计算机网络知识，两年前，黄啸宇通过网络结识了一名加拿大人，从此做起了中介，帮助其出卖网络虚拟空间。黄啸宇通过QQ与网友徐飞全结识后，将加拿大人手里的虚拟空间以每月50元的价格转手卖给徐100兆空间，并帮助其进行网络维护。今年4月，徐飞全的网站重建时，黄啸宇发现上面有淫秽信息，当时“愣了一下”，但没有太在意。不久发现实际上这个网站就是色情网站，这才开始着急了，立即与加拿大人联系，得到答复“在美国这是合法的”，考虑到国内不少网站为提高访问量都有类似行为，自己就没有坚持要求将这一网站关闭。8月16日，黄在招商银行取出了最后50元的“中介费”，至此，他一共从中获得200元人民币。为此，他付出的是4个月拘役的代价。
刚被厦门法院判刑的邓一尘，今年7月初刚刚毕业于某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5月，他从学校回家复习公务员考试期间，以每年1500元的价格向某空间商租用了1.5G虚拟空间，并以140元购买www.girlfriend.com.cn的域名。为了“学到更多制作网站的方法”，6月28日，邓一尘从该虚拟空间分离出100M，制作了“女朋友娱乐城”网站；此后，为了吸引网民访问他的网站，他分别以“admin”、“boy”的名字在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图片、小说、电影。这个网站“经营”不到15天便“寿终正寝”。2004年7月13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在漳州平和将邓一尘抓获归案。经鉴定，“女朋友娱乐城”网站共提供了淫秽图片38张、小说51篇、视频文件66个；截至7月13日，这些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25180人次，注册会员则达731个。
和黄啸宇单纯地觉得“发布黄色信息只是网络为提高访问量所采用的常规手段，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一幼稚想法一样，邓一尘的想法也“很简单”：“我的网站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是觉得好玩，寻求刺激，网站人气高有一种成就感。我想全世界网络爱好者建网站都是这么想的。”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网站的建立使他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而这对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无疑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在邓一尘这个案子破获不久，厦门一名19岁女大学生洪某自刻“黄碟”网上叫卖也被抓获。洪某是某大学外语系02级学生，因家中贫困，从去年起她就“很争气”地没有再向家里伸手要钱，她要“自己想办法谋生”。为此她经常旷课。起初，她刻录一些卡通光盘出售，后来很多人提议她卖一些“刺激点的”，于是，她开始刻录黄色光盘。2003年1月，当她还是大一学生的时候，就在杭州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办的“QQ驿站”上注册了一个网上商店，专门销售淫秽光碟、发布销售信息；同时，她还在网上征集“会员”，以“会员制”招徕“顾客”，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市公安局网安处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掌握了洪某的犯罪证据，在马巷派出所配合下突袭了她的住处，查获已刻好的淫秽光碟2470张、空白光碟270张及大量作案工具。案发后，洪某被学校勒令退学。
在中国拥有相关技术又热切需要钱花的是大学生，而缺乏责任意识和法律观念的也是大学生，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他们拥有犯罪的能力，而中国大学的学费和国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成比例往往很容易使得大学生手头拮据、负担沉重，特别是贫困生和刚走出校园的学生，这就让他们有了利用自己所学专业技术犯罪的动机。
虚拟世界的突然获罪
“性总是最好的卖点。”美国在争论是否要禁止网络色情时，拉里?佛林特的哈斯特勒公司的公关部主管这样说。
还原到中国来看，全国网络色情的犯罪者大部分都是追求关注点，不同的是，有的把他换成钱，而黄啸宇、邓一尘们虽然不是直奔金钱而来，但在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的同时，获得额外收入无疑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黄是在毫无防备意识的情况下被背后那个来自加拿大的色情经济链推着走，而邓在面对网络时也根本没有“底线”概念，“我以为只是好玩而已”，好玩又可以顺带挣点钱，突破他的心理底线看似非常简单——很多其他网站都做了，而且网络是虚拟的，虚拟的网络需要负责任这是他所预想不到的。
专家指出，人最重要的活动平台是社会，社会是由一系列的责任构成严密的结构，而网络的出现使得人能够以另一个虚拟的身份活动，“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恐怕就是网络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网络心理学认为，网络上的人际沟通与现实的人际沟通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在网上，人们往往忽视地位、性别、外表、国籍、口音等所谓社会线索。由于社会线索的缺失，网络人际交往被称为“只爱陌生人”的交往，网络社会也成了陌生人社会，从心理学角度说，陌生社会往往使人容易放纵，而网络的速效便利，使得一些欲望原本只在想的范畴却轻而易举地冲动到网上，就像许多人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而在网络中随便“我亲了你一下”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香港大学一项调查发现，在169名使用ICQ的青少年受访者中，80%的人表示曾与ICQ异性朋友约会，当中10.8%的人曾与对方发生性行为。不能不说是个佐证。
正是因为网络所具有的高度虚拟化、模糊化特征对人的道德要求的弱化，也正因为网络自由容易引诱人的欲求，使不谙世事的黄啸宇们太过容易突破道德底线，这可能是网络最危险的地方了。不过，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网络的发展在初期过于强调的是其技术价值，而其道德及法律考究来得“太过突然”。事实上，扫黄以来媒体报道出来的大学生色情网络获罪案例中，许多大学生表示对整顿的严厉性并不知情。
“这次有点突然，或许先该教育，普及信息再动手抓人。”某位检查官解释了他觉得惋惜的原因。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一种解释：大学生们是被推着走的，他们背后的推手就是一条无形的网络经济链条。的确，对于刚刚兴起的网络而言，色情无疑是其最大的卖点，而这一卖点背后就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几乎所有黄色网站都是收费的，无论是交友俱乐部、观赏色情电影，还是在线“性交流”，都通过手机或特制的收费卡买“点”结算。各网站“点”的金额各有不同，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据业内人士推算，一个同时在线人数5000人的色情网站，每月收入至少有数十万元。
这些没有合法注册登记的色情网站，多数只申请一个域名，然后把网站或网页挂在别人的服务器上，有的隐身链接在门户网站上，通过贩卖广告和从事相关商业活动，这些个人网站高的月收入可达几十万元。而另一面，为了延伸产业链，相当一部分门户网站纷纷发展自己的网络或短信联盟，依靠这些中小网站，最大范围地推广自己的信息服务。这些门户网站按月与个人网站分成收益，比例从20%到60%不等。门户网站这样的行为必然助长色情网站的气焰，也难怪有人愤怒地说“中国几大门户网站，就是几大黄窝！”显然偏激的言辞，也从某个方面道出了一些无奈的事实。
据公安部最近公布的几个案例来看，中国的色情网络的参与者大都为利益所驱动，说到底，网络只是平台，动因却是利益——商业利益，大学生则充当了利益或者间接的受害者，尤其令人心寒的是，个别电信运营机构和金融单位为了自己发展业务，不仅对淫秽色情内容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有的反而为其提供结算上的方便，客观上充当了色情网站的帮凶与靠山，俨然是色情网站的“技术支持”。
不过，罪魁或许不仅仅是商业利益，有怎么样的卖点，就有怎么样的制造者和经营者，博客中国在打起反黄第一面旗时候出现的一名攻击者的留言耐人寻味：别以为你们能同全社会的黑社会作对。而相比之下，21CN则在其发动的网络速清运动中，强调了网站自身的“自律”与“规范”，尽管有人怀疑这种做法的有效性，但作为网络行业积极姿态的体现，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身为总裁，张颖对21CN作为一个宽带娱乐媒体和网络广告经营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对记者说：“做娱乐网站并非一定要走色情线路，恰恰相反，清新健康的宽带娱乐给网民们带来的是更纯粹的快感，也使网络媒体更具有长久生命力。”网站内容进行“视界净化”的同时，也对业务经营方面进行了“自清运动”，如重新审核了其宽带影视的内容、规范了业务项目、进一步杜绝外界通过其邮箱进行色情信息的传播以及利用垃圾邮件网络营销等。
危险的是色情，是网络，还是其他？
中国的网络扫黄运动序曲开始于2003年12月8日，那一天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了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展开在2004年6月10日，该委员会正式建立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该委员会成立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举报中心仅开通3天，访问量就达到400万次／天。通过举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即，有14个部门参与的全国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迅速展开。经核查，共整理出色情网站线索4031条，“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线索49000多条。北京、河北、广东、四川等18个省市共破获淫秽色情网站刑事案件188起，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329名，关闭淫秽色情网站近700个。
这场被相关媒体称之为“人民战争式的阶段性围剿”还在火速升级。先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手机、IVR语音信息平台进行制黄、贩黄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司法定义和相关处罚规定。该司法解释甚至直接规定，转发200条带有色情内容的信息最高可判3年刑期。
接下来的一些具体执行操作手法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步。9月初，在火车站入站口的行李安全检查旁，吉林通化警方增加了搜查个人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这一项，凡是发现硬盘内有所谓色情图片的至少罚款2000元人民币。
这项被一些网民称之为“入门搜包查电脑”之举措，其法理依据据说来自中国公安部1997年12月30日颁布的“33号令”，即“计算机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管理保护办法”的第5条第6款。按照中国公安部制定的这一行政法规，查阅与制作、传播、复制色情网页是违法行为。
从目前制定的相关网络政策措施上看，我国把网络色情的目标定准黄色，并且着意强化了其道德属性。而正是这种“道德定位”指向，引起了不少民众甚至法律人士的质疑，有专家指出，我国现有的针对网络色情的相关管制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打着的是道德旗帜进行清扫，立法在道德上，立案也在道德上。而事实却是，当法律试图去规范道德，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美国，人们常说的“你不能为道德立法”，恰恰是那些色情业经营者一个口头上的护身符。与中国的情况没什么不同的是，对美国政府而言，网络色情泛滥最大的受害者是青少年，所以必须加以管制。但是又不得因为保护青少年免于接触色情，而限制了成年人的言论和阅读自由，这才是让美国高等法院头疼的一件事情。因此才会有国会几次限制网络色情法案被否决的情况发生。此外，色情在美国法律中的定义至今也是暧昧不清。可能只有前高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的名言“吾见之吾知之”(IknowitwhenIseeit)最传神。关于色情对成年人和社会到底造成多少危害，也是未可知的事情——至少在取证上有很大的技术难度。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副所长何兵博士对记者表示，警方不应干预网民在家浏览黄色网站这一没有公共危害的行为。但对此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士则认为，即使这一行为没有直接产生公共危害，但其所造成的不良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
中国网络色情问题，色情仅仅是个卖点，是个噱头，而网络也只是个平台，如果找不准真正问题的核心，眼下这场声势浩大的网上扫黄运动，总不免让人担心会不会像夜市看到的情景：城管车队浩浩荡荡而来，街头商贩仓皇逃窜，于是夜市冷冷清清；城管车队呼啸而去，街头商贩各回其位，于是夜市恢复热闹，生意依然红火。
申论热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教育改革？
据11月4日《新京报》报道，上海市所有小学将在全国率先取消期中考试。根据上海市教委二期课改的统一要求，小学一、二年级的各学科都将全部取消期中考试，而三到五年级则在取消期中考试的同时引入考查方式去评价学生。
笔者认为，尽管取消期中考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学生负担，但是，作为教学反馈的重要手段，期中考试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积极功能是不容轻易抹杀的，比如它可以集中检测半个学期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了解自身学习情况，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学的情况和自己教的问题。而如果取消期中考试，不仅抹杀了上述功能，而且实际上也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期末，因此并不能真正减轻学生负担。
说实话，这种所谓的教育改革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一种为了改革创新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抛出去的感觉。对此，似乎不值得一说。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近来一些地方颇为欣赏和热中于搞这种所谓人性和创新的行为。就在不久前，还是上海市，竟然专门立法规定“教师不得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对于这种立法，社会很多人都明确认为不妥，认为这是对挫折教育的抛弃，认为这是对现代学生的刻意纵容和虚假的人性化关怀。而笔者不仅非常认同这种说法，更是倾向于认为，上述两则事情看起来分散，但实际上却已经充分说明我们的某些基层教育改革已经和正在走入种种误区。
近年来，一些学校为了自己的继续和扩大发展，为了争夺社会、家长以及学生本身的好评，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和手段，对以前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弊病进行了积极地改革。应该承认，这种对存在问题的教学机制进行人性化改革是必要的，对中小学学生进行减负也是必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改革都必须坚持一些最为基本的底线，不能为了创新而把原来合理的基本框架都抛弃了。如果在所谓的人性化和锐意创新的旗帜下，放弃一些必要的教育程序和内容，放弃必要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只能培养出一些存在各种人格缺陷的现代怪物。
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家庭和学校，正是由于相对缺乏必要的挫折教育和正常的人格教育，正是由于各方面日益纷纷降低甚至没有要求，如今不少的中小学生正在日益变得娇贵，正在日益变得骄横跋扈，正在日益变得自私、自利；我们已经看到，媒体不断披露的那些“小皇帝”干出的一些事情，确实让人心寒和失望。
对于这种已经出现的教育改革误区，我们显然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需要有关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纠正。所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北京市以及其他地方城市也在搞上海市这样的伪人性化教育改革；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培养人格和心理正常、合格的学生和子女，不仅是地方、学校和家庭、个人的事情，也是社会和国家乃至世界的事情。因为社会、国家和世界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人格、心理正常、健康的人，而不是在温室里精心呵护出来的不能经风雨的纸花。
申论热点：拆违章建筑应拆出什么精神？
最近，南京正在打拆违战。违章建筑受到空前“重视”，大到政府建筑，小到百姓门面，拆字当头，也拆出几分精神，这几分精神往具体里说叫“顾全大局”，往抽象里说是热爱城市、热爱规划，如果再加以一番渲染，与爱国精神倒也差不离了。
手头一篇报道，用“爱国精神”来套其主人公，大约也不过分：一个身患绝症，靠出租门面房来维系全家生活的患者杨立金，在南京市建邺区茶南３号路大拆违活动中，率先在拆违通知单上签了名。当地“违建居民”受到触动，纷纷效仿，自动拆除违建。这是昨日记者在建邺区茶南３号路拆违现场目睹的感人一幕。(据８月２３日《江南时报》报道)
记者觉得此事感人，建邺区滨湖街道周副主任更是含着泪水向记者讲述了杨立金“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
一个被贫穷、病痛折磨得“气喘吁吁”的家庭，违建所带来的租赁收入成为其“活命”的关键，连这个依靠都舍弃了，杨立金的确可敬可佩，从连日来扑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来看，此事说明，政府的宣传鼓动工作做的好，也说明，百姓是多么善良、淳朴。而从眼前这则报道，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和百姓交心，百姓不仅会掏出心来，甚至连命……
不忍联想下去，是因为，百姓疾苦是政府在百姓做出巨大牺牲之后首应关切的焦点——以后，他们的生存怎么办？我不以为，拆出爱国家、爱城市的“精神平台”就值得欢呼雀跃，就值得志得意满，就值得构思一个领导感到满意的总结报告……总之，感动匆匆，画句号也匆匆（这是有过先例的），这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我们“安排”了杨立金的生存现状，结局却是一句从生存成本上看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感喟。
违建由来已久。反思违建的“发展史”，当然必不可少。在我看来，一味责怪杨立金们私搭违建不妥，但一味拔高他们的精神境界，或许也不是很科学。我们最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杨立金要靠搭违建租门面活着，而这往往是一种现象。
从最浅薄的层次来加以分析，我觉得杨立金们是受到了一种社会现象的暗示：搭违建马上可以改变经济状况——我们假设这种改变甚至超过了低保和一般工作所带来的收入，在南京，低保每月２００多元，一般协警每月也是数百元，这和南京高得让人咋舌的生活成本特别是租房成本相比显得很“单薄”，于是违建一夜之间成了致富法宝，在一些政府部门也带头的情况下，违建更成为一座城市灰色的风景线。
那么，政府打拆违战的艰巨性不仅在于违建之广、之密、之城市化，还在于违建暗寓着一座城市的民情趋向。
杨立金在风口浪尖上的一次“利益让渡”，立即缓和了政府部门的紧张心理，因而其精神受到推崇很好理解。但我以为，爱国、爱城精神的荣誉光环并不能自然掩盖杨立金们的彷徨心理，我们急需建立一种保护和关爱的机制来应对杨立金们的观望心理。
《江南时报》这篇报道的下面是另一则报道“秦淮区三项举措保拆违户有房可住”。我觉得这是好事，但还不够。如何保证“拆违户”有更多的希望，有更宽泛的活路，我们必须尽快给出答案。
和爱国主义相比，拆违，更该拆出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和被这一精神关照的救助保障机制。
申论写作：高校教师应重修德前不久，个别高校教师在招生中搞权钱、人情交易的“黑幕”被披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人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师德不佳的问题非止一端。语虽偏激，但发人深思。
应当肯定，高校教师师德状况总体是良好的，是与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但也不必否认，在一些高校出现了不少不讲师德的现象，而且有发展趋势：有的教师不精心备课，用陈旧过时的讲义对付学生。有的教师无心授课，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办公司、“走穴”。有的教师不讲专业知识，而热衷于“传授”赚钱的“秘诀”。有的教师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或把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等等。这些现象虽不很普遍，但危害性较大，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目前，少数大学生存在理想信念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一些高校师德缺失分不开的。
有的高校教师认为，大学生不是中小学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师德未必会对大学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而不注重修德。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大学生正处于“精神成人”的重要关口，品德、人格、志趣等正在定型之际。有人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作为大学生的重要接触对象，高校教师是大学生为人处世的直接参照系，他们的德与行是大学生走向“成人”和“定型”的直观范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大学生们不仅在意教师怎么说，更在意教师怎么做；不仅看重教师的才，更看重教师的德。这些都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们能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否培育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高校教师的师德对大学生的影响绝非微不足道，而是重大深远。
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人格来培育人格，以灵魂来塑造灵魂。徐特立有句名言：“做教育工作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分子。”师德，作为教师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社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教师所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要想育人，必先正己，古今亦然。有的教师坐不了“冷板凳”，耐不住寂寞，抵制不住种种名与利的诱惑，以致思想道德出现滑坡，也就谈不上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有的高校对大学生重智育、轻德育，只教书、不育人，也就谈不上重视师德的铸造与培养。古人云，“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成德，既要成学生之德，也要成教师之德。只有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先锻造好，才能在高水平和高层次上育好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先生高尚的师德操守令人钦佩，也广为流传。今天，高校教师要养成良好的师德，不仅在于要继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师德优良传统，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着眼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这样，我们才能把大学生这一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发掘好、锻造好，使他们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有用之才。
申论热点：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李泓冰
●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让我们呼吁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最近，一部叫可可西里的影片震撼了刚刚在影院里对老谋子冷嘲热讽的观众，并且把荒凉的可可西里以及悲惨的藏羚羊，再一次强有力地推向城里的风花雪月，让人们在巨大的反差中目瞪口呆，一掬同情之泪。
导演倒是很冷静，“我不想煽情，观众最容易抹干了眼泪，把什么都忘了”。真是一语中的。但是，关于可可西里的“煽情”，这些年其实累次出现。可可西里冷峻的美丽，藏羚羊凄绝的美丽———他们在媒体和艺术作品中不断闪回，让创作者和观众都不约而同地震撼了：这份距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美丽，正在消失之中。而美的毁灭，是悲剧永恒的题材。
换一个角度，如果并不美丽的生命消亡了，还能赚来那么多眼泪吗？也许，这些穿着薄羊绒背心、在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观众，出了门儿就奔涮羊肉馆子，一边吃一边对影片中的生命绝唱大加感慨，浑没有想到，他们正在“毁灭”藏羚羊的“亲戚”。当然，一只草原上或羊圈里普通的小羊，绝对是不值得煽情的。它们太多了，太司空见惯，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近了。
如果我们对生命同情之区别，仅止于对珍贵的藏羚羊或是并不珍贵的小绵羊，那也就罢了。怕的就是，我们已经对身边的悲剧习以为常，而对遥远的美丽万分揪心，仿佛我们对生命的同情程度，是取决于这生命距离之远近、是因为这生命美丽还是平凡……
比如说，就在《可可西里》上映的这几天里，还有一些平凡的、不那么美丽的生命，就在我们身边飘逝了：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瓦斯事故，56人遇难、92人失踪，生死不明。这些矿工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等省份的33个县……他们不遥远，他们的兄弟和乡亲几乎每天都在各个城市与我们擦肩而过；他们也不美丽，脸上蹭满了煤污，满身都是臭汗味儿，说话土得掉渣儿；他们也不珍稀，他们在中国的兄弟姐妹数以亿计。在他们的悲剧面前，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感叹一声，关注一下有关新闻，但是，过不几天，就把他们遗忘了。这些生命飘逝所引来的关注，怕是还没有对藏羚羊来得持久一些———因为，这些不美、不遥远、不珍稀的生命，没有艺术家为之“煽情”，为之树碑立传。虽说拍摄民工从距离上来说，要比拍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来得容易，但是，民工潮出现十余年了，其间悲剧无数，但反映民工命运的，我印象中只有一部陈小艺主演的轻飘飘的《打工妹》。
这些采煤工的飘逝，因为人数过于庞大，一时间还比较醒目。而更多不美也不珍稀的生命的消失，却更不醒目，比如那个因吸毒的母亲被拘、警察竟不通报家长而致活活被饿死或是吓死的三岁小女孩李思怡……
新疆曾有过一幕悲剧：一家影剧院大火，参加会议的官员悉数出逃，而数百个孩子却活活被大火烧死。当年就曾有人提议，能否举国为这群无辜的孩子下半旗？此议未能实行。后来，还发生过数不胜数的群体性生命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为平民死亡举国致哀的习惯。现在，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笔者愿意再度呼吁：让我们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在我们关注遥远的可可西里、为不幸的藏羚羊慷慨解囊的时候，请让我们也为身边的死亡默哀，为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尽各自的努力，也请悲剧背后的渎职者付出他们该付的代价……
申论热点：招商为何招来“百姓怨”
前不久，本刊收到读者来信，反映江苏省金湖县的工业园区存在“空壳化”、“垃圾化”的现象。金湖，地处欠发达的江苏北部地区，在落后的经济和严峻的现实面前，金湖县政府走了一条被群众称之为“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招商引资之路。政府没有料到的是，这条招商之路招来的竟是民怨沸腾！
招商为何招来“百姓怨”
本刊记者孙彬姜涛百姓疑：招来的是“宝贝”还是“垃圾”
据了解招商引资内情的金湖居民介绍，在金湖工业园内，不少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五小”项目和污染项目，如“理士（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印染针织厂”、“栋删涂料厂”等，造成当地地下水严重污染。在采访中，不少群众向记者表达他们的疑惑：招商招来的到底是“宝贝”还是“垃圾”？
据金湖县招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罗建华介绍，“理士科技有限公司”是美商独资企业，是一家专业生产铅酸蓄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塑胶等产品的大型企业，是金湖县开发区内最大、上马后效益最好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
但是，当地很多群众对此说法并不认同。他们说，“理士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污染在工业园区内最为严重，其主要生产原料为盐酸、硫酸和铅等，污染物注入地下后将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为防止污染消息外露，该企业很少使用本地人，生产工人大多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民。
另据知情人士反映，这个污染项目是国外淘汰的污染项目，投资商先去东南亚投资被拒绝，后想在广东、上海或苏州建厂又都被拒绝。2002年，金湖县领导闻讯后，把这一项目当成“宝贝”抢了回来，引资人受重奖，县粮食局局长张某享受副处级待遇，获奖金15万元，家属被安排到事业单位上班。“理士”公司也得到特别优惠：每亩地价只缴1.8万元，而且享受税收“五免五减半”待遇。由于该公司的产品号称是出口产品，每年县财政还要返还退税款近300万元。如今，“理士”公司的污染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日益严重。
记者随机采访到的工人来自山东、安徽、湖北等地。一个来自山东的工人说，他们来之前就有人走了，说是生病了、中毒，“还死了一个呢”。几个正在吃饭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是山东、河南的，上班戴着防毒面罩，这个工作不能干时间长，干两年工厂就把你赶走了。
金湖县环保局环境管理科陈继红科长说，这家工厂有淮安市环保局的评估报告。但金湖环保局环境检测站站长殷大举却有他的难言之隐：“现在企业有‘绿卡’，没有软环境建设办公室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工业园区随便检查。”他跟记者讲，他儿子告诉他，老师讲过，一节电池扔到水里就能污染一条河，金湖建了个电池厂，能没污染吗？
另外，在县城东部的华鼎化工有限公司，是从福建厦门招来的合资企业。今年4月份发生事故，中毒的45人，较重的7人。周边居民对记者说，1994年以来，就有11人得癌症，死掉8人，有没有毒我们不知道，但最明显的是水浇到地里，地里的菜就死了。
在采访中，一些群众表示，过不了几年，号称“鱼米之乡”的金湖县就是“污染之乡”了。
百姓问：是发展经济还是弄虚作假记者在金湖工业园区内看到除几个工厂开工外，大部分是正在施工建设的企业。不少企业是盖好了厂房，圈上了围墙却没有生产，大片空地上是疯长的杂草。对此，当地群众在问，如此招商是发展经济还是弄虚作假？
一些群众说，为招商引资，金湖县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对外商有许多优惠，主要是优价土地，每亩1.8万元，还帮助搞银行贷款，享受税收优惠。完成招商任务的单位和个人，提拔重用、重奖现金、安排家属子女就业，可谓“三喜临门”。完不成任务的停职检查，待岗或就地免职，工资发一半或停发，直到完成任务为止，重罚之下“逼良为娼”的现象屡屡发生，最常见的手法和技巧就是“嫁接包装”和“组合拼装”。
“嫁接包装”是招商者和投资商合作的产物，一般是和本地小企业进行“嫁接”，100万元的投资“嫁接”成1000万元的大项目，以骗取优价土地和优惠政策。由于大多数项目是如此运作出来的，因而本地工业园区项目十有九空，许多项目纯属炒地皮，是典型的“圈地运动”。
“组合拼装”是为了骗取重奖和重用，一些人把招商实绩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形成“聚合效应”，让一个典型人物因功受奖，奖金到手大家分。此举导致许多人不计后果地弄虚作假，骗荣誉、骗地位、骗奖金。当地群众认为应该立即纠正这一做法，严惩造假者，追回他们不应得的奖励。
罗建华说，为了发展经济，以前，在招商引资方面实行“一逼三创新”。即领导带头逼招商，要求各乡镇70%的干部参与招商，党政主要领导70%的精力用于招商，70%的经费用于招商，对招商引资半年一考核，对完不成任务的，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就地免职，事业单位人员不予聘任，凡完不成任务的部门扣发工资。全县还确立“招商若是零、一切等于零，项目若是零、一切等于零”的政绩观，凡完不成任务的乡镇、部门推行“集体起立、抽掉板凳、重新组合、竞争上岗”。
百姓盼：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招商引资，金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曾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县财政赤字将近上亿元，招商引资变成了财政的负担。反正领导干部有了招商政绩，就可以提拔重用，立功受奖，调任新职务。而他们给乡镇财政留下的一个个难以填平的“黑洞”，不知其继任者将如何向全县人民交代？
盲目招商，赌博式的引资，最终得利的是投机者，它给地方带来的是巨大的负担和不可预测的风险，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政绩工程不仅没有给群众带来多少实惠，反而使农民失去了上万亩赖以生存的土地。群众呼吁：希望政府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积极调整招商思路，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不要“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造福于民。
申论热点：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可学？
读罢莫教先生的大作《别学韩国人的民族精神》（载于《读者》 2004―14），让我思考很多。
莫教先生说，"殖民地国家总难避免受宗祖国的影响"；"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在我看，是日本留给它最恶劣的-种影响"；"韩国人的民族精神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几乎是红着眼睛要与日本一较高下的那种"；"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这是很多中国人高度赞扬的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精神，实际上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民族精神发展到极致的愚昧，莫过于此。"他因此而得出结论："韩国人身上可学的地方很多，但这种民族精神恰恰是最不能学的。"莫教先生讲的这些话，我越读越觉得难以消化，有时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当然不能说他讲的完全没有道理，但起码可以说是不全面。
韩国原来就是一个有着高尚民族精神的优秀民族。在上个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和残酷镇压，并没有屈服，更没有丢弃自己的民族精神。由于有这么-段受日本帝国奴役的历史，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变得"极度自尊敏感"，"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在这种自尊、自重、自强的民族精神支配下，他们"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此令全世界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有三："第一，即使在今天，韩国的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外国车，你买了进口车，第二天就可能被愤怒的爱国者刮掉油漆；第二，政府指导型的经济模式，让银行牺牲掉资本收益率更高的给中小企业的信贷机会，把资金投放到能为民族争得荣誉的行业上。另据反映，为了挤占日本市场，他们甚至赔本把汽车卖到美国去"。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袭来时，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成千上万的韩国老百姓，自发地从家中拿出珍藏的金银珠宝，排着长长的队伍，把它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这里面，有的是几代人珍藏的"传家宝"，有的可能是这家人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他们-个个都像为解国难而慷慨赴死的义士，表情庄重严肃，没有一丝悔恋之情。在这样的历史镜头面前，不用说与韩国有一衣带水之情的中国人，就是远在其它几大洲的有识之士，谁不为之感动呢？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有着无限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民族。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又"创造出惊人的奇迹。"比如，它的汽车工业开始发展还没几年，就在北美抢滩登陆，1988年时，在加拿大市场就超过日本汽车的份额，成为高丽民族的骄傲之花。
从市场规则和资本意志来看，这样做不能算是十分明智的，也可能给本国的经济带来风险。但他们在面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的生死关头，在和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日本人的竞争中，不依*全民族背后的支持是不可能占上风的。这种精神，这样的业绩，难道不值得韩国人骄傲吗？不值得"很多中国人高度赞赏"吗？
因此，在我看来，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仅可学，而且还应该是首先要认真学习的。
申论热点：加大惩罚力度势在必行——由河南重大矿难引起的思考又一起矿难发生了，又不知有多少人将伴随这样的亲离之痛苦苦挣扎。痛定思痛，责任追究肯定要马上进行，事故原因最终也会彻底查清，难到只能做到这些？
当然，会有人站出来说，一直在采取预防措施，安全管理制度也井然有序的在执行，职责也分工明确等等。但是，这样就说明相关部门没责任了？本人认为，预防措施未建全，责任追究惩罚力度不够，是使安全问题发生几率高的一大因素。
首先，措施不建全。有的部门为了应付国家安全检查，东拼西凑，借用其他部门的举措，并未完全从本部门实际出发，制定针对性强的措施。这又使生产一线的劳动人员放松了警惕，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如果，对技术人员严格要求，怎么能会使他们犯技术性错误？那么如果一直注意瓦斯的浓度，及时处理的话，怎么会让这些无辜的生命消失呢？
其次，责任追究惩罚力度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俗话说“杀机骇猴”，要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就应该加大惩罚力度，使想只贪图利益的有关责任人把“侥幸”过关的心理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经常在报纸、杂志或电视等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某某贪官，因贪污受贿罪、挪用公款罪、XX罪被判XX年徒刑或无期徒刑。如果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是无期徒刑，贪污10000元以上是死刑，还会有贪官？这点钱还不如他们的工资高呢，他们还图什么利益啊？所以说，就是因为在惩罚力度方面太松了，给这些人开了个后门，才纵使他们明知故犯。
为了给国家减少损失，给人民更加安定的生活环境，就应该重手出击，加大打击犯罪力度，杜绝隐患。这方面新加坡的法律制度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即使再微小的比如不孝敬老人的事情总会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
申论热点：讨要工钱何时才能走出“以死抗争”的困境七名山东到沈阳打工的民工，在要不到工钱，没有路费，买来的粮食又被强行没收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服毒自尽，以死讨要自己的血汗钱！七名民工痛下决心：“不给工钱就吞药。”10月25日一大早，一位王姓女工友打开男民工房门时，看见房间里昏迷着七位民工和床上撒落的药片后，迅速拨打了120，急救车火速赶到工地。据悉，该工地20多名民工，干了一年，工地老板欠他们十七八万块钱，一分未给，老板当初答应一月一付，可现在他们讨要工资却被赶出来，万念俱灰的民工只好选择轻生。（见《齐鲁晚报》10月27报道）
又是一起民工“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悲剧，看到这“辛酸一幕”后，让人心生怜悯的同时，更对那些不仁不义的工头们感到无比的愤慨！黑心工头的这一做法缺失了基本的人文善意不说，更是对我国《劳动法》的严重践踏！有关部门必须及时进行干预，坚决制止这种不法侵害行为。我国《劳动法》曾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报酬。劳动法是这样规定的，可黑心工头们就是拿着法律当儿戏，对这样的“法盲“就必须用法律之棒当头来它个棒喝，否则民工“以死抗争”要工钱的悲剧还会重演，这一点不容置疑。
最近几年，民工“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有的爬上吊塔，有的则要自焚，上演了一幕幕轻生的悲剧。尽管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可现实中这样的悲剧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社会的悲哀。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社会困象，造成民工屡屡“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尴尬局面，首先反映了劳动监察部门责任的缺失和不到位。这些年劳动监察部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违反劳动法的不法工头进行查处，但清理拖欠工资的境况仍不尽如人意，仍留有不少的“死角”，尤其那些流动性大的工地，更是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在这些地方，不法老板滥施淫威，根本不拿着民工的合法权益当回事，致使侵害行为一再发生。
其次，黑心老板缺失基本的法律意识和人文善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住店付店钱，干活拿工钱一说，可这几年黑心老板就是不拿民工的合法权益当回事，欠工钱似乎“天经地义”，而讨要工资则成了“逆举”。民工们要得紧时，工头们就像“挤牙膏”一样，给点零用钱打发人，要得不紧时，长年累月都拿不到一分钱，受劳动法保护的“月薪制”竟成了“年薪制”，更有甚者，三年五年的要不到自己的血汗钱。黑心老板只顾自己赚钱，全然不将民工的合法权益放在心上，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困象。
再次反映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到位，民工维权难难于上青天。或许有人会说，民工维权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干嘛非要“以死抗争”？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试想，民工连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他们哪里还有闲钱打官司？打官司耗时费力不说，还要支付诉讼费，万般无奈之下，民工们只好选择“以死抗争”的手段，这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我们的社会要切实对弱势群体予以足够的关注，不能再让民工自杀讨工钱的悲剧重演。
眼下离元旦春节虽说还有些时日，但民工讨要工钱的问题应该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劳动监察部门不妨来一个拉网式检查，看看是哪些人在拖欠民工的工钱，不要等恶性事件发生后才引起警觉，那样为时已晚。尊重民工生命应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不要拿着民工的生命当儿戏，这也是“情为民所系”的具体体现。
人活一世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势下，谁愿意选择轻生的道路？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清理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及时把拖欠的工资发放到民工手中，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民工及早走出“以死抗争”的现实困境。民工讨工资“以死抗争”乃文明社会之痛！
申论热点：由温总理讲话风格谈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失落
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引述宋代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表达中国的文明姿态。
还是在３月１８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的首次中外记者会上。在回答关于“工作风格”的问题时，温总理说：“在我当选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在谈到农业问题，温总理引用《大学》中的一句话说：“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也是在同一场合，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时，温家宝又徐徐道出辛亥革命元老于佑任的《望大陆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６月底，出任总理满１００天的温家宝来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六周年庆祝活动。在出席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ＣＥＰＡ）协议的签字仪式后，他发表演讲，又以晚清著名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七言诗《赠梁任父同年》为开场白：“寸寸河山寸寸金，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次日，在与香港医护及各界人员抗击非典的聚会上，温总理又引用《礼记》中的一句话来勉励大家。这句话是《礼记》中的“上不忧天，下不忧人”。温总理说，这是指要直面，要面对。“我们这个民族现实是越挫越奋、越挫越勇”。
９月１０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和馆员。在谈话中，他指出，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然后，他又动情地引了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的两句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可以这样说，温总理的每一次援引传统经典，言简意赅，爱之深沉，都在老百姓心中掀起一阵温情的波澜和久远的感动。温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他的脑子像computer，这是他在公开场合说的唯一一个外文单词。此后，即便是在外事场合中，温总理也没有说过一句外语。而不说英文的他却喜爱引用古代诗文。唐时当政者对诗文的重视从而培育了民间诗歌的兴盛，在我们的传统经典受到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今天，温总理无疑给了我们维护传统文明的另一种强大的支持。
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一直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而在当今社会，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病态。西方人给了我们民主，尊重，平等观念的启蒙，但是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和真正平等。我们可以全盘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却不可以全盘吸收国外的文化。有人说中国人缺少一种信仰，而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吸取了西方传统的古代经典哲学，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也大量吸取了我们传统的经典哲学。
一个没有传统文明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而有了传统文明却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可悲的民族。
国之坤衰，关乎教育。综观我们的教育，宁可从小学就开始进行英语教育，却很少对我们的未来进行古典文化的启蒙。我们在感叹汉字的博大精深时常常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事实：用联合国的几种官方文字翻译的文件资料，汉文版是最薄的译本。而我们忘了千古绝唱的史书《史记》，只有那么一本，却记载了三皇五帝到汉朝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经典读本中的精华，是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断代和失传只能让我们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的教科书常常拿历代的英雄人物教育我们的孩子，却从不问英雄当年读了什么样的书。“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而源头水之清甚于渠水，更甚于自来水。
申论热点：严防“占地风”卷土重来
１０月２８日召开的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电视电话会议，对下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管理作出了部署。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针对性强，符合实际，关键是落到实处。
从去年开始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目前已取得了成效，但这些初步的、阶段性成效，并不能掩盖一个严峻的现实：在一些地方，违反土地管理政策法规、顶风作案的行为还屡屡发生，在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等“三个暂停”于１０月底结束之后，“占地风”存在很大的反弹可能，应该引起各地的高度警惕。
据报道，今年４月，浙江省政府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将龙游县７个开发区撤销了５个，可是一阵风过后，龙游县那些被撤销的开发区如今又开始大兴土木。如城北经济开发区与附近的开发区合并，照常运转，名亡实存；沙田湖开发区在停工一段时间后，改名叫“康庄大道”，现在又是彩旗飘飘、机声隆隆，一派繁忙景象；被撤销的紧固件工业园区，有几百亩耕地占了未用，又去圈占新的土地……
龙游县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有人把一些地方变换花样圈占土地的招数总结了几条，其中有“借尸还魂”“化整为零”“丢卒保车”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发展方式还未根本转变，大量圈占土地搞建设的冲动依然十分强烈；一些地方则在等待观望、蓄势待发，想在整顿结束继续扩张用地。
“占地风”之所以存在反弹可能，原因还有三：一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依法行政的观念，对中央政策、国家法令，对自己有利的去落实执行，不利的则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二是利益诱惑。低价格征地，高价出让，使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和“第二财政”。一些干部还利用职权，搞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以地谋利。三是惩处不力。由于违法占地往往被认为是“从地方经济发展出发”，有关部门对违法案件往往是批评罚款、补办手续了事，难以使违法者受到教育和警醒。
信贷和土地是宏观调控的两道“闸门”。当前，宏观调控正处于关键阶段，如果我们放松土地管理，不仅会引起土地征占更大的反弹，而且乱上项目、盲目投资现象也会死灰复燃，前段时间宏观调控和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成果，也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防止“占地风”卷土重来，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强化历史责任感，切实担负起保护耕地的职责。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不可改正的错误，贻误子孙后代。严格土地管理是一项长期工作。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把清理开发区和纠正违法违纪占地的工作一抓到底。严禁违规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格建设用地审批关。
防止“占地风”卷土重来，需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实践证明，对非法批地占地、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只有严肃法纪、毫不手软地查处，并深挖土地违法案件背后的腐败行为，依法严惩，才能起到震慑作用，违法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申论热点：赵本山以人大代表身份打官司行吗据《华商晨报》9月6日报道，著名笑星赵本山因欠住宅物业费用累计11万余元而被催交，赵本山则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提出质疑。赵本山说：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我不但要以个人的名义去打，还要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打，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打赢！
物业纠纷官司，在法律上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民事诉讼法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就是说，在民事官司审理中，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只能以自然人或法人代表的身份出庭“打官司”，而不附带任何其他身份，而且双方身份平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是不存在人大代表身份的。
如果诉讼当事人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与诉讼，会令法官感到尴尬甚至为难。因为这时的诉讼当事人有着双重身份：诉讼人身份和人大代表身份。而身为诉讼人，一旦败诉或认为判决结果没有达到自己所认可的状态，就有可能认为是法院裁决不公，这时当事人如果身兼诉讼人和人大代表双重身份，就可能要行使人大代表身份赋予其的监督职能，对庭审法官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无疑就会带有一定的私利和偏见，难以保证公正。
尽管人大代表是受人民委托来行使权力，但人大代表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人大代表的职权范围是由宪法和法律设定的，因此行使相关职权只能在法律范围内依法进行。所以，当人大代表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做某件事情时，就应该先想一想，他所做的事，是否适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
其实，以往我们的一些人大代表经常参与一些诸如质检部门的打假行动，有时还代替政府承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尽管这些做法深受欢迎与支持，但这是一种人大代表角色的错位。因为人大只有立法权、任免权、罢免权、监督权及建议权，即使是上述权力，除了建议权外，也必须是一种集体使用的权力，必须通过所属的人大会议或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以人大的名义来行使权力，人大代表个人无权行使这种权力。虽然人大代表出于善意为居民排忧解难值得称道，但这不属于人大代表固有的法定职责。
申论热点：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近日就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采访，综合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看法，提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求解对策。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对这一问题发表高见。
上篇：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许多专家评价，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鼓励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必须让农民能够通过种粮增收，关键则在于提高种粮效益。但怎样才能使种粮效益提高呢？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一升一降，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实现这一升一降并非易事。比如，提升生产效率要求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转。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肇始于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实现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转，才能保证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土地的征用和流转问题，广东省海丰县梅星村村委会主任徐生辉向记者介绍说，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一些基层地区实际上基本没有区分。这样一来，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得到的补偿也很少，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２月９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征地的规模。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个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并且在征地时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生计问题，包括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五权”落实到位。他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要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协议，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
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伴随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提出，我国农村现有３．３亿农业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约占１／２，大约１．６到１．７亿人。
其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１９９７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０９０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１６０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３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２６２２元，城镇居民为８５００元，差距已扩大为１∶３．２４。
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组数据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城镇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而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运营，使农村的产业链从种植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以农业生产企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促进广大农村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在苏州、无锡等地农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大量投入农业企业。台湾永丰余纸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建起了永丰余高科农场。江阴兴澄钢铁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的荷斯坦奶业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了３万亩青玉米和牧草，农户每亩可有１６００元的收益，效益远高于传统种植业。据统计，江苏这样的农业企业目前已有１．８万家，投资总额累计达１８６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６７％，工商资本占２０％，外商资本占１３％。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苏南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
随着土地的可自由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将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进入农产品加工、深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性企业，有利于形成“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性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而农村城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山东济南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认为，为适应农业规模生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大集团作为农业企业自己办农场，雇佣农民做工，相对于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则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据了解，龙大集团旗下２４家子公司形成的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０多亩，周围的４个村庄，都包容在工业园内。因此，龙大工业园也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新型城镇。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为主的龙大职工和家属，达１．６万人之多。而依托龙大集团的农业企业，许多村民从事餐饮、商业、运输等第三产业。城镇的南北主道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商业街，供排水系统、马路、公共设施、娱乐场所等都一应俱全。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广宁表示，近年来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成立了农机专业化服务企业。这些企业的农民经过职业培训后，集中使用农机为农户服务并收取费用。这些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特点的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结构的城镇。
山东省长岛县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山东省长岛县原来的海产捕捞业和养殖业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长岛县出现了大量专业化、规模化的企业。一些企业专门投资从事近海养殖；一些企业专门出租出海渔船和捕捞设备；还有企业有意投资兴建风力发电站。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使长岛县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龙头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并通过企业优势互补聚合形成了一些集海产品养殖、捕捞、机械、旅游等多种产业为一体的新兴城镇。
美国得克萨斯州地区性农业企业发展中心主任洛克向记者介绍说，得克萨斯州作为美国的主要产粮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就是按照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方式发展的。其间主要有两项政策，一个是种植鼓励计划。农户耕种的土地越多，享受的各项补贴额度就越大，相应的资金、保险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另一个是农业企业促进计划。政府同时鼓励建设专业性强的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在得州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同样可以在销售环节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在这两项政策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农户都将土地卖出，用获得的钱投资兴办农业加工企业。而购买了别人土地的农户则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降低了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最终，随着农业企业种类和层次的增多，形成了一个个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城镇，并逐步融汇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城市群。
专家指出，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将改变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与“产业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
下篇：农民市民化生存方式的提升缩小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民将通过两条途径成为市民。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在城市安家落户；更大量的农民则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以农村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认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城镇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保障了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城镇工作，集中在商业、建筑、餐饮等行业。通过在非农产业劳动换取报酬，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
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农民是在干城镇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没有“家”，是城市里的“农民”。他说，从身份上说，不该有农村人和城镇人之分，而应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看成产业工人，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另外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劳动者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思斌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要加快解决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还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主，农民较少受惠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近些年来，农村不仅未能像城市一样确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已基本解体。如果不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企业的大量出现就不可能，农民更不愿意离开赖以为生并有“最后保险”意义的土地。
有关研究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农村人口中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１７．３９％，而城镇的同一指标为１３．１％。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农村的家庭保障功能也因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子女外出务工而持续削弱。有关专家建议，要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消除济贫政策中的身份歧视；完善乡村救灾制度；分类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险、合作医疗，以及必要的乡村医疗救助；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济困活动，将乡村慈善公益事业作为重要的补充保障机制，并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和保险市场的竞争发展，推动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在离开土地的同时就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四川成都农村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大量失地农民参加社保、医保。根据规定，成都农村进入企业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将参照城市养老保险办法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还预计，到２００７年，成都城市化率将达到４２％，大量农民将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市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宋泓博士提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将改变农民的收入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城市产业工人，还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业产业工人，都将通过工资的形式领取劳动报酬，通过商业环节采购生活资料，通过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市民生活的权利。比如，农民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获取相应的择业资本，农业工人不必一家一户卖粮卖菜承担市场风险，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换来消费水平的提高，粮、肉、菜等生活必需品实现商品化，子女入托入学、有病就医以及养老方面，依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一句话，要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以浙江省平湖市为例。这里近年先后吸引外资、民资和各类工商资本近３亿元，创办了许多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诸环节的农业企业。大量农业企业促使农村聚合发展成为城镇，平湖２８６个行政村撤并到了１３８个，城镇化水平提高到４３％。同时，在这些新兴城镇还建立了劳务市场体系，农民通过劳务市场得到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服务进入农业企业，领取工资并进行各种生活消费。此外，平湖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个体农民工商户统一纳入养老保险范畴，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民进入养老保险。
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伴随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艰巨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业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将日益趋于优化。而２０多年前曾经创造奇迹的中国农民，将全面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并将再次创造从生产到生活的飞跃，书写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王海征张心松)
申论热点：落实惠农政策不能打折扣今年以来，中央为促进粮食生产，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然而记者在河北农村采访时发现，中央的好政策在落实中往往被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引起群众不满，亟需制止和纠正。
河北省政府规定，５月底前要把粮食直补款全部发放到农民手中，但记者近日在平泉县采访时发现，一些村民至今未拿到粮食直补款。有的农民虽然拿到了粮食直补款，但当地干部在发放时，随意削减应给予补贴的耕地亩数，不按农民实际种粮亩数直补到位；还有一些干部作风简单粗暴，阻挠群众了解自己到底应得到多少补贴款。一位农民说，他们并不特别在乎粮食直补款这几十元钱，在乎的是中央的好政策为什么不能完完全全地落实，中央给农民的实惠为什么被截留？！
之所以发生这些问题，首先是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问题。少数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干部要做的重要工作很多，上级领导督办的工作马虎不得；而老百姓的事就可以推一推、放一放，工作起来也不必认真，差不多就行。一些干部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基础工作，在落实中央政策时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有些干部则心术不正，千方百计从农民群众身上捞取好处，不惜以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损害群众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党的惠农政策不能很好地兑现，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今年夏粮丰收在望，粮食增产几成定局。这是各地落实中央扶持粮食生产的一系列政策，保护和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结果。要实现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各地应继续认真落实中央政策，深入细致地做好亲农、爱农、帮农、护农工作，特别要加强各项支农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户拨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防止有人随意截留挪用，把中央的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好，让农民群众满意。
申论热点：短视的“家庭养老”法规据《齐鲁晚报》报道，山东省委、省政府近日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制定相关法规，明确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推进家庭养老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山东省人大目前已将制定《山东省家庭赡养与扶养条例》列入了立法计划。
中华民族有“孝”字为先的文化传统，“家庭养老”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综观未来走势，局限在家庭内部的养老方式将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同时出生率在下降，这种“少子化”的发展趋势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十几年前的“青年型”中国，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老年型”中国。“少子化”使社会扶养比发生了变化：目前中国是六个半劳动年龄人口养一个老人；而到2020年，会变成四五个人养一个老人。
其二，目前中国的家庭规模已由1971年的4.84人减少到2000年的3.44人，四人以下的小家庭已占76％以上。除了生育率下降，“小家庭化”的原因还与两代人愿意分开居住相关，在京、津、沪等大城市中，与老人同住的家庭只占30％左右。
其三，人口流动的加速，现在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已达1.2亿，这导致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水平超过了城镇。可以预计，这种发展趋势还将加速，大批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老人则滞留农村。
以上所述的三大发展趋势，势必使局限在家庭内部考虑老人的赡养问题很不现实，以往子女孝顺父母的前提条件都已被社会变迁的车轮无情地碾碎。《齐鲁晚报》的报道说：拟议中的《条例》规定，在目前社会养老产业尚未得到良性发展的情况下，家庭应当成为赡养老人的主角，家庭解决不了的才可以交给社会和政府。这样的政策设计从目前看，可能很现实，但却短视。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尽快地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来解决老年人的经济、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需要。（）
申论热点：“献礼工程”当休矣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进度服从质量”、“×××示范工程”……每当走过建筑工地，看到高悬在工地上的这些巨幅标语，心中总要生出几分感慨：多好的理念、多高的要求啊！
可是，一份报道却很耐人寻味。某地一重点公路工程将于年内竣工，比原计划提前将近一年。而提前竣工的原因是：本届市政府任期将满，希望能在任期内完成这一造福于民的“献礼工程”。
本是“百年大计”，本是“进度服从质量”，可为了在领导任期内将工程完成，竟大幅度地加快工程进度，缩短工期！这“礼”到底是献给谁的呢？
地基的夯实需要时间保证，浇注的混凝土需要时间凝固，抢了工期，就违反了科学规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是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即使有时进度与质量发生了矛盾，也应是进度服从质量。那么为什么偏偏有人总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人为地加快工程进度呢？究其原因，大部分是为了某些领导的“政绩”，却美其名曰为某节日“献礼”。它的直接后果是投资加大、质量堪忧，浪费钱财、埋下隐患，同时也给经济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此仓促建成的“重点工程”、“献礼工程”，不仅不能造福于民，反而会大大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被新闻媒体屡屡提及的那些被炸被拆被弃的建筑中，有的恰恰就是“示范工程”、“样板工程”、“献礼工程”！
“抢了进度，毁了建筑”的例子很多。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达一千个亿，这中间到底有多少是抢工期的“献礼工程”呢？而我们的决策者又在扮演怎样的角色呢？一些所谓“献礼工程”上马时，由于决策者的全力支持，所有的审批程序都一路绿灯，相关的法律法规被搁置一旁，成了一纸空文。在看似宽松的环境中，隐藏着的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是对法治政府形象的损毁，折射出的是一些地方领导不正确的政绩观。
违背客观规律办事，势必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领导干部要学会科学执政，就必须放弃片面的政绩观，一丝不苟地按客观规律办事。唯有如此，方能让“政绩”长存，真正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
申论热点：权利缺乏保障是社会贫困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新近出炉的《2005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指出，贫困国家设置的行政程序造成企业家在开办和经营企业方面的难度两倍于发达国家，而贫困国家企业得到的产权保护还不到富裕国家的一半；在富裕国家开办新企业平均用6道手续，支付相当于人均年收入8%的费用，外加27天时间；而在贫困或中低收入国家，上述指标分别要11道手续、122%的费用和59天时间。
贫国与富国，除了投资创业的门槛如此悬殊，市场的透明程度也不一样。在富裕国家，潜在的投资者可以获取所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财务状况的全部信息，而贫困国家的投资者却几乎得不到任何信息，即便幸运地得到了某些信息，其可信程度也要大打折扣。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很难分清，到底是制度贫困导致国家和社会贫困，还是国家和社会贫困加剧了制度贫困。但有一点很清楚：消除国家、地区的社会贫困，必须从消除制度贫困开始。在这里，“制度贫困”并不是指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缺少制度，而是说不合理的制度容易导致贫困，而合理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世行的研究报告和人们日常见到的普遍现象是，越是贫困的地方，发展经济的制度空间越是狭隘，经济活动也越不自由。《新京报》前不久报道说，哈尔滨集中管制“破烂王”、银川市要求擦鞋业者穿统一制服。这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不可想像的。
而“制度贫困”说到底是公民的权利贫困。一方面是有关法律对公民个人的权利保障，不如对权力“管理方便”的保障有力；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受到权力侵害时，缺乏公正调解。因此，解决“制度贫困”的关键，一是放松管制，严格限制权力；二是建立法治国家。最近，全国300多名诉讼法学界人士就三大诉讼法修改中的有关热点问题提出意见：证人无故不出庭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抽象行政行为（各级“红头文件”）和教育权、劳动权列入行政受案范围等。其中“保障人权”成为一个重要原则，可视为解决当前我国“制度贫困”的一个努力。
必须指出，解决制度贫困也就是公民权利贫困的问题，必须从保障最弱者的权利开始。如果一个社会因为对最弱者的权利保护不力，最弱者就不会倾向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即使中产者通过制定法律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这些的法律也可能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制度贫困即权利贫困的问题，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业环境的宽松和自由，管制尽可能越少越好；二是对私有财产特别是“无产者”、“微产者”私有财产的界定和保护（如农民的土地、房屋、城市居民的房产等）越有力越好。
《新京报》（2004年10月14日）
申论热点：探讨中国制造业“走出去”之路
——“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综述中国生产力学会、山东省生产力学会前不久在山东省青岛市联合举办了“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与会者结合海尔集团的实践，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认为，管理是人类组织经济社会活动的最基本手段，只有通过管理，生产诸要素才能结合起来，形成生产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探索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管理创新的探索中，海尔集团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管理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新模式。具体地讲，这种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知识管理；三是兼顾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与会者认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基础。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呈现出新特点，应对的根本之策在于要拥有自己的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开拓海外市场的正确策略。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当前，要警惕和防止粗放生产方式回潮。这对于企业来说，就要坚定地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提升素质和效益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对于如何成功地“走出去”，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企业必须回答好以下三个问题：（1）目标是什么？海尔的目标就是创造世界名牌。其中应注意两点：其一，目标必须分解。把大目标分解为每一天的具体目标。其二，关键在人。创世界名牌最根本的要靠提高人的素质。（2）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就是自己。如果不能战胜自己、挑战自我，就永远不可能超越别人。（3）经营的对象是什么？是企业和产品。员工只有对企业、对产品忠诚，才能去争取用户对其企业和产品的忠诚。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非常重要。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形的东西是由无形的东西演变而来的，这个无形的东西就是文化。
第二，企业必须具备三种能力：（1）成长能力。如果规模上不去，很难生存下去。（2）赢利能力。企业的赢利能力，就好比一个人的造血能力。赢利能力是与用户双赢的能力。（3）资金运营能力。一些企业账面有利润，但其流动资金主要表现为应收账款，而应收账款又收不回来，导致破产。
第三，企业领导者必须化解三道难题：（1）最难做的决策是正确决策后的再决策。很多企业有辉煌的发展期，这是正确决策的结果。但为什么后来发展不景气呢？就是因为正确决策后没有跟进正确的再决策。（2）最难做的工作是把复杂问题简化。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速度，这需要看清复杂问题的本质，从而一步到位、一次做对，直达核心去解决问题。（3）最难战胜的人是自己。管理者的决策要随着企业发展和市场变化而打破和改变自己创造的模式与流程，坚持创新不停步。
来源：《人民日报》
申论热点：查出了问题就不要放过
２００３年度审计“清单”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方议论集中为一点，就是对审计出来的每一个问题都要一查到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对审计工作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检验，也是对我们是否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依法治国的检验。在行政许可法即将于７月１日实施之际，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审计“清单”披露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像５.７８亿元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报套取甚至挪用私分救灾资金、非法买卖土地及乱占耕地、挪用挥霍基础教育经费等问题，都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违法乱纪行为，其腐败的性质绝不亚于贪污受贿等犯罪。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近１０年来审计工作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审计部门在维护国家财政运行秩序和反腐败中的尖刀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不仅反映在审计部门审计面的扩张上，而且反映在审计工作的透明度上。早期审计署审计长所做的工作报告常见的“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执行财政法规不够严格”、“部分财政资金投向不够合理”等等模糊用语，现在已经变成了指名道姓地披露存在问题的具体部门和地方、公布违法乱纪行为涉及的具体金额等。审计工作的这些变化，无疑会令那些拿国家财政拨款当私房钱、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当作谋私工具的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但是，对于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光让他们胆战心惊是不够的。要真正发挥审计工作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在公布审计结果之后，一一兑现查处结果，不让一个责任人漏网。我们相信，审计署审计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列举的违法乱纪问题，都是十分典型的严重问题。我们也相信，审计部门为了查清这些问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既然如此，如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不能紧紧抓住这些问题一追到底，严格依据党纪国法进行责任追究，不仅会令审计工作的巨大成果化为乌有，反而会助长那些滥用、侵占国家财政资金责任人的气焰，还会使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丧失信心，损害党和政府的信誉。
舆论对审计“清单”的强烈反响，反映了公众对“查”与“处”两张皮、责任追究制度不能严格落实的普遍担心。应当承认，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近１０年来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有些问题一度引起了公众长时间的关注。但在近年来全党全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与依法严惩贪污受贿犯罪的状况相比，对财政资金使用中违法乱纪问题的处理尚未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不让一个违法乱纪者逃脱党纪国法的追究，审计工作才能画上比较圆满的句号。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吴基传、黄康生等委员所希望的，司法、行政监察机关应该跟上来，更有力、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申论热点：政府办好事莫忘依法行政近日，记者列席重庆市万州区一个会议，区政府将一个准备下发的红头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内容是要求全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必须捐资帮助贫困学生，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质疑。
这项拟定好的政府通知说，万州区为了帮助城乡贫困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准备在全区开展捐出一天的工资资助贫困生的活动，要求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部门的干部职工参加，“除极个别生活特别困难的”外，都应参与捐助。“区委、政府督察室要对‘一日捐’活动作为部门支持教育办实事进行督察和通报。”
一些与会者说，搞‘一日捐’活动的确是好事，但既然是捐款，就不应该采取政府强制的方式，违反依法行政的原则，很可能导致群众不满。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决定把政府通知改为区教委发出的“倡议书”，号召全社会自愿捐资助学。
捐资助学本来就是一种自愿的个人行为，是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不属于政府行政事务。万州区在这个事情上的做法，避免了一次险些发生的错误行政行为。这表明，依法行政的观念在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心中扎下根了，而另一些党政干部还有不少糊涂认识，非得别人提醒才能明白。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擅长推行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搞一竿子插到底，常常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违法行政行为时有发生，有的是不该管的管得宽，该管的事又管不好。这不仅很难达到决策者的预期效果，有时适得其反，引发群众的抵触情绪，“好心”办成了坏事。《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已确立了法律没有规定不得行政的原则，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政府工作人员转变过去旧的工作方式，加强依法行政的意识。
能否做到依法行政，是考察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领导干部能否有效地管理地方事务，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把群众的意愿与国家法律相结合，能否正确运用各种符合国家法规的方法、手段，协调、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申论热点：莫把办实事变成官员表演秀日前，记者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举办的一次农业科技大集上，目睹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农田里１０多个大型彩气球迎风飘扬，各级干部纷纷登场讲话，大夸特夸举办科技大集的重要性和意义，耗时１个多小时，而留给专家解答农民问题的时间却仅１０多分钟。看似为农民办实事的科技普及活动，实际上演变成官员的表演秀。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听农民反映，他们最反感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的“办实事”活动。虽然这些活动的名字起得看起来跟农民关系很大，但到了现场才发现，实际上就是给一些官员的表演秀捧场。虽然农民有时不想来，可是在乡镇和村领导的积极“组织”下，又不得不放下地里的农活赶来应景。
这种上下级官员联合导演的表演秀，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一方面，下级官员挖空心思讨好上级，无论大小活动，都要搬出领导，惟恐漏掉了哪位领导而影响自己的前途，所以通常连讲话稿都是事先准备好，讲话的顺序也是精心设计；另一方面，一些上级领导也愿意接受下级推给自己的政绩，以表明领导有方，如果下级不提供这样的机会，还会觉得下级不懂事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下级领导搞活动必须得让管得着自己的上级领导讲话，否则担心得罪领导；上级领导则想不讲话也不行，担心下级有想法。
这种形式主义工作作风不仅伤了农民的心，也失去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落实。一位农民评价说，国家提倡的科技兴农政策是好，但到了下边就把“好经”念歪了，我们很难相信这些忙着“整景”的领导干部会带领我们全心全意奔小康。
不可否认，各级干部在落实国家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摒弃害人的“官本位”思想，才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老百姓办实事，而不是靠嘴去说，甚至把农民扯进来充当陪衬，干扰他们正常的生产、生活。
申论热点：“让人民满意”最体现执政能力今年年初，合肥市决定缓建、停建几个大项目，腾出资金改造百条小街巷。随着坑坑洼洼、黑灯瞎火的路况逐步消失，市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节节升高。这件事说明，人民满意不满意，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好考验。
去年下半年，合肥市在一大批扩路建楼、拓展城市外延、塑造城市形象的项目完工后，搞过一次“万人评城建”问卷调查，指望市民对此好评如潮。结果下来，不少群众提出意见：“大马路修了不少，可那是给坐小车的人舒服的；而我们百姓呆的小街巷，路不平灯黑暗，出行真的很难。”
这次评议活动大大触动了合肥市领导的思想：老百姓欢迎的城市发展，是科学、协调的发展。如果办不好群众身边的事，不解决好老百姓的困难，高楼大厦建得再多，政府在群众心中也不会有分量。
过去我们常说，以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标准。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执政方式高明与否、执政能力高低强弱、执政效果是非好坏，评判标准也只有一个——人民是否满意。湖南嘉禾拆迁事件等充分证明，任何事情，无论初衷如何良好，如果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检讨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存在的缺陷。
要让人民满意，就必须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合肥市决定几个大项目让位于百条小街巷改造，是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基础之上的，体现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精神，考证了政府执政能力的大功夫，也见证了政府把群众意愿作为决策根本取向的真功夫。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让人民满意是检验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前者解决的是态度问题，后者考验的是能力问题，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我们反对口头上为人民服务，干的却是人民不满意的事情；也不能空怀一颗为人民服务之热心，却无让人民满意的工作本领。端正态度十分必要，提高执政能力同样重要。两方面都做好了，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申论热点：教育乱收费也伤害了孩子在哈尔滨市风华中学布置的一次讲述个人成长经历的主题作文中，一位同学的《金钱伴随我成长》语惊四座。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最令我难忘的是，上初中时父亲为我去交学费。烈日下，父亲带着２万元钱从银行走出，又来到学校排队交钱。当我看到父亲把钱交出的一刹那，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甚至想当场把钱夺回，大声说：‘我不上学了！'”
指导老师给了这篇作文一个高分。这位老师是值得敬佩的，他没有因为如此“没出息”的回答而指责孩子，他懂得需要保护孩子的率真。
应当感谢这位同学，他的作文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孩子也是教育乱收费的受伤害者。眼下，在我们开始质疑和声讨“教育产业化”思潮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如何违反了教育的客观规律、如何背离了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乱收费给受教育者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等问题，往往忽略了那些作为受教育者的孩子们自身的感受。往往以为，这些对他们无所谓，他们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其实不然。从这位孩子的一篇作文，不难看出被具体到“学费”的教育负担给孩子们造成的心理压力，不难看出金钱堆积起来的教育大厦在他年幼的心灵投下的阴影。因此，我们成人还应当向他道歉：一些地方在“改革”旗号下的教育乱收费，剥夺了很多本属于他们的宝贵的东西，比如公平的理念、轻松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当然应该表扬这位同学，因为他懂事。他体谅父母的辛苦，懂得那一沓沓学费来之不易。与那些满不在乎地挥霍父母血汗的孩子相比，他的成熟让人怜惜之中不无欣慰。
同所有的改革一样，教育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颇，调整方向，使之驶上正途。应当告诉那个写作文的同学和像他一样心灵受到伤害的孩子们，让他们尽可以安心地读书。我们的政府有信心有能力打好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攻坚战”，坚决制止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急功近利、违法违规的行为，让教育回归到它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本来面目。
申论热点：网上扫黄要建立长效机制当前，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打击淫秽色情网站的专项行动已初战告捷：７００多个色情网站被依法取缔，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纷纷落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这场行动以极大的法律震撼力警告那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违法犯罪一样会受到依法严惩。这场行动也提醒我们，加强对互联网的运营监管，是政府职能部门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互联网像大海，无边无际，如何科学管理这样一个虚拟社会，是依法行政的一个新课题。
记者不久前在温州看守所采访了开办色情网站“温州电影网”的犯罪嫌疑人邓某，这位刚刚从学校毕业的２１岁的中专生竟然说：“我真的不知道网上传播淫秽色情电影是犯罪。我看到网上那么多的黄色网站泛滥，并能获取暴利，政府也没有人来管，于是我就干起来了。”许多像他这样的人，正是看到政府部门不管或是管理不力，而不惜以身试法，使网上黄毒呈愈演愈烈之势。
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这次网上扫黄斗争，充分暴露出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滞后。互联网是一日三变的产业，而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又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意义重大，因此，加强网络管理方面的立法、加快建章立制刻不容缓。
在现有法制条件下，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加强对互联网的日常监管。互联网上的淫秽色情内容是公开的，比淫秽色情光盘还要容易发现得多。它之所以泛滥成灾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与有关职能部门的放任不无关系。对当前的集中打击行动，既要看到工作成绩，也要从中总结管理疏漏的教训，做到“吃一堑长一智”，避免过两年来一次集中打击的循环往复。
据了解，我国涉及互联网的管理职能部门有十几个之多，但在实践中却是谁都管又谁都不管，主要原因是职责交叉重叠，责任不清，内耗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互联网的运营监管就无法到位。
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基本上是与国外同步的，而我国的性科学教育却相当滞后。我国８７００万网民中，３５岁以下青少年占７０％强，１８岁以下未成年人占将近４０％，而许多未成年人没有受过科学的性教育，很少受到正确的性知识引导，因而，当无国界的、开放的互联网兴起的时候，他们便被各种黄毒所吸引，乃至沉湎进去不能自拔，有的甚至违法犯罪。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互动、隐身、多样性、多媒体性的特点，请权威部门和专家举办各类专门的性知识教育栏目，包括成人专栏或网站，用科学、健康的内容填补捣毁黄色网站后留下的网络空间，让青少年有一个科学健康的成长环境。
申论热点：制止向农民隐蔽性“乱收费”
刚刚结束的河北省涉农收费专项检查工作中，物价部门共查出涉农乱收费金额１８７９万元。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查处的乱收费金额是近年来最少的，但是收费手段也最具隐蔽性。
如果不是有关部门查处，很难想象有那么多乱收费项目仍在堂而皇之地向农民收取。例如早已取消的复垦押金、测量费、南水北调费、农村部分土地登记费等，仍被一些基层土管所继续收取着。早已被取消的育龄妇女检查费、不再生育押金、照顾二胎生育费、一胎保证金、独生子女光荣证费等，仍被基层一些计生部门收取着。教育部门则自立项目，收取中小学上机费、多媒体电教费。基层民政部门收取拥军优属保障金、楼院门牌号费、婚姻状况证明手续费、婚姻登记打印费。动物检疫站收取培训费、咨询费，对饭店、小吃部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时，一次性收取全年消毒费等等。
近几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都很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部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变着法子向农民伸手要钱。一些乡镇，为了使乱收费更隐蔽，采取不开票、不入账等形式收费，以逃避检查。有的以村委会的名义，向建房户每户收取２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不等的费用。一些部门，以各种协会的名义强行向农民收取会费，殡葬管理所在火化尸体时强行推销纸棺材等等。这些行为，大大抵消了国家惠农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一些乱收费行为载体被消除。如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费”的概念，使农民交税交得明白。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使搭车收费现象得到遏制。同时，农民依法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该缴什么，不该缴什么，心里大致有数。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乱收费行为，但是，乱收费问题并没有根除，仍很顽固，极易反弹，绝不能放松警惕。
今年，国家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政策，这无疑是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到农民身上的同时，必须斩断伸向农民的“乱收费”之手。
申论热点：治理网吧既要治“吧”也要治“网”
西安红树林网吧三府湾连锁店全体员工集体辞职，理由是他们因劝阻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多次遭到殴打；只因虚拟世界的一声承诺，湖南岳阳４名初中女生前往上海闯荡，结果被网友强迫坐台卖淫。这两则报道是网吧之祸最新的例证。
网吧，尤其是黑网吧的危害好像怎么都难以禁绝。广东省２００３年对网吧营业场所调查发现，网吧违规经营、非法经营、传播淫秽暴力、硬件设施不达标等现象相当普遍。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坦陈黑网吧数量多、非法接纳未成年人、传播有害信息严重等突出问题。
对此，多个部门联合执法，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一个又一个的网吧被关闭，每次治理看来都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后各种黑网吧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家长、老师、相关部门以至整个社会都在探讨：这网吧到底该怎么治？那么多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为何鲜有网络制作和管理者受到严惩？怎样才能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
其实，网吧之害关键不在“吧”而在“网”。“网吧”这个概念，是由“网”与“吧”两部分构成的，“吧”只是个载体，“网”才是核心。人们之所以去网吧，是因为那里有网络，有丰富的信息，有未知的世界，当然也有不堪入目的黄赌毒等。但不去网吧，就没有这些了吗？显然不是。由于一些门户网站也同样存在大量不良信息，所以即使在家里或其他场所上网，也同样可能使未成年人受到误导。由此看来，网吧只是一个上网的场所，关键问题在于网络上的不良信息。
不久前，江苏省金坛市作的一次网络调查表明，网络有助于培育青少年的现代意识、扩大青少年的求知范围、培养青少年的创造能力。但是，它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也相当严重。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中有３４．２％的人在网上接触过有政治问题的信息，１７．３％的人浏览过色情网站（实际可能更多），４２．５％的人认为在网上聊天时撒谎与道德无关，４１．４％的人认为在网上说粗话无所谓，１９．９％的人认为在网上可以无所顾忌。大量的不良信息使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污染，虚拟世界里的无所顾忌容易导致青少年脱离现实，造成青少年道德和法律意识弱化，甚至走向犯罪。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治理网吧也应抓住“七寸”。要消除网吧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只是一策，而管住网络信息发布这个出口，不让不良信息通过网络流入社会才是关键。
申论热点：关注社会保障四大问题东北试点经验要推广近年来，为了切实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28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800多万失业人员得到了失业救济。确保了360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基本养老金，2200多万城市贫闲人口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辽宁省、古林省和黑龙江省还进行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积累经验。
所谓东北试点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逐步完成社会保障体制的并轨，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转为失业保险制度；二是做实个人账户资金。
我国政府自1993年就提出要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以前没有资金积累，大量已退休或将要退休的职工，实际其账户上是空账。从2001年开始，辽宁省首先进行了做实养老账户的试点，截至目前，辽宁省已积累个人账户资金110多亿元。从辽宁省的实践来看．这笔资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去年不仅用于银行储蓄，而且还购买了一部分国债，其中还有部分资金与银行达成协议存款。通过各种方式．去年下半年的运营收益接近3％，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由于试点初见成效．2004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介绍说，选择东北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我们国家的老工业基地，长期实行汁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很复杂、也很多。所以，东北的问题对全国来讲带有典型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认为，东北三省的社保试点是一个突破口，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透露，我国将在总结东北三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东北三省经验。
农民的社会保障要循序渐进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全国有l87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28万人参保，积累基金259亿元，l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到2004年底，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夫妇，每人将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王东进介绍说，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现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已经来到城镇居住或者打工的，可以参加城镇的各项保险；留在农村的，其养老保险主要是以个人缴费、集体资助、政府引导为主体，另外还可以参加新型合作医疗。
对农村社会保障颇有研究的何平认为，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最缺少制度上的设计。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一下子把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大可能。目前，政府的资金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里占大头。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有一个设计和蓝图。他指出，农民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不能完全依赖土地，“我的看法是对农村的最低生活救济应有一个整体考虑。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大．可以先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进行试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孟昭喜认为，为了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做实做好，我国应制定相应政策，使灵活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目前一些农民进城务工之后随着单位职工一起参加了社会保险，以后当他不再在这个城市工作，要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或者返回农村生活的时候，出现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问题。孟昭喜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正在着手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_让资会能够流动起来，使灵活从业人员无论是在哪里参保，流动之后社会保险关系都可以随之转移。
私企不能简单套用国企保险模式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私企的雇员现在都有社会保障的意识，政府决策层对此也非常重视，但我们在制度没计上，不能把对国有企业的保险简单地套用到以农民工为主的私企身上。何平认为，国企职工的保险交费相对较高，放到私企和个人身上，他们就难以承受，这就可能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对农民工来说，就业是最重要的。在此前提下，要加强雇主和企业的法律意识。各级劳动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的监察力度，以保证农民工和私企雇员的基本劳动权益。
何平说，表现在私企身上，社会保险的接续问题也比较突出。以广东为例．参加保险的企业和个人都交费了，但职工干了两年，就想把钱拿走，他们不想在外地养老，但企业为他交的社会统筹那一块不能拿走。因此在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上，国得有一些硬性的规定。
据了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就此问题做调查研究，将在适当的时机推出配套措施。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近11％，标志着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各级政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拨出474亿元补助中西部25个地区养老金的发放，各级财政补助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44亿元。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一些闲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一定缺口。
胡晓义介绍，从城镇的养老保险计划来看，现在已经达到了3个在职人养1个退休人的比例。这个老龄化的过程还在持续，预计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国老龄化将进入高峰。如果现行政策不调整的话，那时候将出现10个在职人养活4个或者更多的退休人的情况。
那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银色浪潮呢?王东进披露，1997年，我国政府统一了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在实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同时，政府还进一步扩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今后，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把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的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列为重点。在保持相关政策稳定的条件下，国家将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金筹集模式：推动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倡导有条件的企业在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管理和运营；推进在各地开展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推广“东北三省的经验，鼓励沿海发达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各种尝试。
申论热点：对“感情投资”，应适时说不常亮/文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中说，身为领导干部，要警惕个别人的所谓“感情投资”和形形色色的“公关”。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朋友”不能“心太软”，应该当断则断，更不能把那些歃盟结义、哥们义气、愚昧迷信等社会陋习带到党内生活中来，带到实际工作中来。要切记不分良莠，不讲原则，失控失度。
领导干部要警惕感情投资，这个提醒很、很及时，切中了当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其实，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提醒和警告全党干部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话，在当前仍然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些干部，工作上很优秀、能力很强、知识水平很高，确实为人民、为党做出了一些贡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是抵挡不住形形色色的糖弹诱惑和名目繁多的感情投资，最终被俘虏，被拉下了水。他们逐渐丧失原则，不顾法律法规、乱用手中权力，与一些所谓的“哥们”大搞权钱交易，拜倒在金钱面前，拜倒在石榴裙下，最终走向了腐败的泥坑，走向了犯罪的深渊，甚至祸及亲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谓害己害家害党害国家啊！
我国社会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这就使一些投机分子有空子可钻。在这期间，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是一些人瞄准的目标，而对领导干部进行感情投资和腐蚀拉拢是手段之一。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感情投资的手段多种多样，有些还十分高明，使你在不自觉中就陷入了感情投资的圈套，欲罢不能，慢慢越走越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头脑，慎交友，自觉约束自己的交际圈。特别是对自己当权后所交的朋友，必须格外小心，要时刻问问自己，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要牢记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再者，就是要像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所说的要讲官德，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领导干部要按照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用好手中的权力。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而言，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法制。健全的法律、严厉的执法，是防止官员被糖弹击倒的根本措施。
领导干部与普通人一样，也有人情交往；领导干部不是苦行僧，也有血有肉有感情。因此，强化官德，使其只要产生乱用权力的欲望，就会感到良心不安，受到良心谴责。同时，必须依靠法制，用法规法纪来约束官员的行为，使官员的所作所为完全置于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
申论热点：1400万就业缺口的国家大事
9月初的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引起广泛关注:1994年至今的10年间，我国创造就业岗位超过8000万个;1998年至2003年，189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今后两到三年内，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000万左右，而城镇年度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这意味着在政府强力调控下，每年将仍有1400万就业缺口。
尽管如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仍然认为“中国就业状况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比如‘上山下乡’时期，还有1998年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的时候。当前的失业状况，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转轨将从前被计划经济时代掩盖的隐性失业释放出来了，体现为失业率数字的攀升而已。而另一面，是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张车伟长期从事就业问题研究，参与了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许多就业工作的调研和报告。他认为，我国面临的就业问题是个长期性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像中国这样提供7.3亿个工作岗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才提供4.3亿个工作岗位。重要的是，政府的发展战略从“GDP优先”转变为“就业优先”已经相当明确，“就业问题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的不等式在“左岸公社”里一家公司谋职的庄先生上班都会路过中关村人才交流市场，他每天看到的场景几乎一成不变，“求职的队伍从里排到外，天天都是”。庄先生说，那些年轻人脸上千篇一律的焦虑神情让他庆幸自己是80年代的大学生。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注意到，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另一面，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但对许多求职者来说，今年的就业压力确实是空前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是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但长期以GDP增长作为其首要目标的中国却越来越感受到让人难以喘息的就业压力。”张车伟指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被认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好的一年，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似乎没有带来与这种增长速度相匹配的就业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主要是产业在用人指标上越来越追求人力资本的效率，用人指标也就越来越低。“就业问题远比宏观经济的调控要复杂得多，它不是用一些财政、货币手段就能立竿见影解决的，政府调控的难度非常大。”张车伟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不久前曾在中南海讲解就业问题的蔡一直在收集相关数据。他说，我国GDP对就业的拉动关系，也就是就业弹性，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下降了2/3。现在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1，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在0.3到0.4之间。蔡的结论是，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在GDP指挥棒下过早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向，“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
经济学家赵晓不久前完成一项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课题研究。赵晓说，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方历史上，如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认为，中国的失业，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3000万至5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问题中非需求因素占了主导。”“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看来，经济全球化也限制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岗位的释放。他说，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陈淮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
鼓励就业还是救济失业政治学者毛寿龙说，为了解决失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各个国家一般采取两类办法:一是给失业者以一定的救济，二是给其提供支持性的帮助，使失业者尽快摆脱失业状态。“我们以前的工作重点是在创造就业岗位上，比如企业吸纳失业职工，政府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政府从每年财政预算中拨出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经费等。”但毛寿龙观察到，这些方法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作用，到近年效果明显放缓。据统计，1998年到2002年6月底，全国2661万国有企业登记的下岗职工中，先后有1726万多人实现了再就业，而再就业率实际上呈大幅下降之势:1998年为50%，其后几年分别降到42%、36%、30%和18%。
毛寿龙分析，以政府提供岗位为主的办法虽然见效快，但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和运作机制，这些干扰有可能制约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运作空间，实际上可能起到了减少就业机会的作用。“比如，小额贷款，按照市场方式运作，给有创业愿望、精神和能力的下岗职工提供培训，并给其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如果享受这类优惠的人数很少，对下岗职工再就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人数较多，很可能使非下岗职工的创业者和非下岗职工的失业者要就业面临不公平的投资机会和劳动力市场。这些人很可能带着资金和一技之长转向其他投资和就业机会比较公平的地方。外地很多愿意投资和有一技之长的寻职者也会对此望而生畏。就业机会的数量随着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扩大而扩大，市场空间缩小，就业机会就减少。这反而减少了一些失业者的机会。”
“在主动创造岗位的同时，失业应对要立足制度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指出，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失业保险制度。截止2003年底，中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达到10182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为440万人，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明显增大，在部分地区已出现年底收不抵支的局面。郑认为，政府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来度过失业保险基金支付高峰。在将以往补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转化为失业保险基金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动用原有的事业保险基金结余，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以扩大调剂范围、分散风险，并进一步严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
劳动保障部的官员王英才在日前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上强调，“要把就业和解决好失业当成全社会的责任，成为政府的第一目标”。■
失业定义的标准化多数被采访专家把去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失业”的再定义看作政府发展战略转变的标志之一。失业人员新的定义是: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而在此前，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标准是: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一定劳动能力、并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登记的人员。
“失业”新定义不再强调“非农业户口”和“在当地就业机构登记”，这意味着在中国流行多年的“下岗”一词将退出历史舞台，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将享受到政府的失业保障福利。蔡说，在“失业”定义标准化后，政府将会全面推进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中国的‘失业’概念清晰了。”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宣布修订其备受关注的失业定义后，曾经对中国传统失业指标多次提出批评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
按照新标准，“就业人员”指男16～60岁、女16～55岁的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其中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为“充分就业”。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人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为“不充分就业”。
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新标准实际上就是根据实际经济活动人口，来统一确定失业人口。也就是说，将来人们获得失业救济的条件是一致的，这将为消除国有与非国有差别和城乡差别，最终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迈出首要的一步。“政府的下一步，将是确定什么人能领失业保险金。”胡鞍钢认为，新定义规定的条件是:要交过一定时期的失业保险金，要有工作能力并愿意寻找工作。因此，并非农民工一进城就可以得到保障，有了这一政策门槛，农民工短时间内大规模涌进城市的现象将不会发生。■
失业者主要集中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
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说，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种种原因，失业者的结构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一段时间，印度的失业者就主要是由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构成的。道理很简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工作的期望值比较高，而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得他们大体可以找到所期望的工作。没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没有什么技能，但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值也比较低，因而失业的人并不多。最惨的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他们在接受中等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高的工作期望，但由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技之长，他们找到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又很小，这就造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失业率是最高的这种现象。分析一下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失业人员构成，可以发现，他们也主要是由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构成的。但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与印度又不相同。因为在二三十年前，我国城市中中等教育已经普及，那时候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是很个别的。而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很不发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为有限。因而，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失业率很低，而失业者主要集中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按照传统的失业理论，将失业者看作是就业的蓄水池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可以对社会中新的劳动力需求提供合格的劳动者，而如果失业者主要是由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构成的，则将与社会需求形成更大的脱节。”孙立平说，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失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良性的。■
西方国家面对失业问题的对策法国
20世纪50至60年代，法国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失业问题并不明显，一般季节性失业维持在20万人左右。1962年，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大量北非移民涌入法国。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法国经济，法国失业率当年突破5%。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法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从此，失业率不断攀升。进入90年代以来，法国左右翼政府均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
例如，右翼认为，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02年10月，法国右翼政府出台了鼓励创办企业的新措施，将企业的注册资金从7000多欧元减为象征性的1欧元;简化成立公司的申请手续，创业者可使用家庭住址作为公司地址;在创业初期还可缓缴社会分摊金。政府计划通过上述措施，在未来5年里，每年创办20万个企业，从而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是欧洲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法国也一直在努力改善这一状况，90年代以来，各种部分工时就业人数增加较多，到2000年部分工时制、临时工、季节工就业人数已占到总就业人数的1/3。但一些左翼人士对上述措施持不同意见，认为它们并未解决一部分低层次群体的就业不稳定和生活困难问题;左翼政党主张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增加就业机会，1999年，若斯潘政府将原法定每周39小时工作制改为35小时。企业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必须雇佣更多的工人。此外，左翼政府还制定了“青年就业合同”，对雇佣青年就业的企业提供财政优惠。左翼称，这些措施创造了30万个就业机会。但右翼政党和雇主协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一做法加重了企业和国家的负担。另外，法国政府还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增加就业岗位，消化过剩劳动力。
美国美国主管就业、劳工等项事务权力最大的是劳工部，内阁部长华裔女士赵小兰曾经说过:“让失业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就是劳工部的职责，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就是我们的工作。”美国缓解失业通常有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向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这一项目是劳工部在20世纪30年代为应付大萧条后的严重失业就创立了起来的，如今已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机制。第二，帮助失业人员解决退休金优惠及医疗保险等事项，政府预算中每年都有一定拨款留给这两方面的用度。失业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如果符合条件，一般都能得到救济，以使自己继续享受正常的退休和医疗保险计划。第三，劳工部下属有一个很大的就业与培训局，主要任务是通过与各州和地方的劳工开发部门合作，向失业者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就业、劳工市场以及收入保证等多方面的服务，2002年财政年度，就业与培训局得到政府预算拨款107亿美元。
保加利亚保政局剧变后，由于私有化和国营企业破产倒闭等原因，失业人口迅速增加，由1991年的25.5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9.5万人，失业率由6.7%上升到18.4%。保政府为失业者广开就业门路。如政府专门制定了“森林恢复和保护计划”，向参加植树造林的失业人员提供不低于全国最低工资的报酬。对承包荒山野岭植树造林的失业者，国家免费提供树种和苗木，并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另外，针对土地私有化后大量农民失业的情况，保政府还决定将国家所有的山区和丘陵坡地等以低价或免费的方式提供给失业者，鼓励其自谋生路，在海滨或高山滑雪旅游区，保政府则允许失业者开办家庭旅店和提供餐饮服务，国家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方便。这一措施对解决黑海沿岸地区和高山旅游区的失业问题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保政府还采取了“出口”失业者的办法。迄今为止，保加利亚已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签订了向这些国家输出劳动力的协定。到上述国家工作的保加利亚失业者多数从事旅店、餐馆等服务性工作。
瑞典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就业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职业咨询和安置指导。瑞典把GDP的0.9%用于消极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上。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间，所见到的最高失业率只有3.5%，其中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1.5%～2.7%间，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5%。同时通过建立就业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来保护雇员。■
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
“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这是青年经济学者薛兆丰的观点，他认为，人人都计较报酬，失业都是个人“计较”的结果，都是主观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大学生失业人数近年内的激增似乎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记者从教育部获得的数据是，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只有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大约37万人待业。截至今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只有50%左右，大学生的待业率已经达到69万人。
“大学生失业率上升，只是改变了失业者的结构，并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失业人数。”张车伟说，大学生就业完全是个结构问题，我国大学生的总量其实远远不足。“不应该将大学生失业归咎于几年前的扩招”，他认为，在目前还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失业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会更少一点，应该是评价一种政策优劣的重要标准。
申论热点：依法执政需要新的“稳定观”
几天前有媒体报道，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其所管辖的各律师事务所发出“禁接令”，要求他们“不应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方的委托代理；推辞不了的委托代理，只能代理其非诉讼活动”。该消息一经披露，迅即引起四川省人大代表的质疑，并受到各方舆论的猛烈批评。昨天则有消息称，当地司法局已经以新的“红头文件”，撤销了前一个红头文件，并承认那份文件“内容确实有不妥的地方，与依法行政精神不符”。
虽然如此，但参照以往的经验，雁江区律师为沱江污染事故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度”，依然令人怀疑。红头文件不难撤销，但行政机关“管辖”司法的冲动，却是强烈而持久的。而这种视法律为行政权力之工具的观念一日不变，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和控制就一日难以杜绝，是不是借助“红头文件”，则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而改变甚至根除司法工具化的观念，显然是一个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不但是经济领域的规划者和掌控者，更是一切社会活动与社会秩序的掌控者和责任人。于是利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一切工具，协调乃至“摆平”包括各种民事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以维护社会稳定，就是政府责任的分内之事。在雁江区司法局的红头文件中，也有要求律师们“积极做好宣传、劝解和疏导工作；涉及该污染赔偿的代理不准收取代理费；各所受理此类案件后须立即向主管局汇报”的内容。其借助“管辖”律师以控制事态、维护“稳定”的思路，显然正是以往传统执政理念的自然延续。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但各种经济关系日益多元复杂，而至无法一手操控，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也正在呈现同样的发展态势。各种利益群体和社会力量，在法律的统一约束下平等主张各自的权力，以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动态平衡，是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行政权力逐步弱化直至最终放弃对司法过程的干涉和控制，也是必然的趋势。雁江区司法局的红头文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普遍批评，在于它死守传统的“稳定观”，因而漠视法律的尊严，无视公民的权利，对司法过程的干涉和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都显得格外直接和粗暴。
虽然这一次的具体事件发生在雁江区，但各级行政权力机关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准确判断、正确对待新的社会现实，建立新的“稳定观”，逐步改变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认识并驾驭新型的社会动态稳定，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之意。
申论热点：大学生写下万言遗书:是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
【新闻视角】8日是第二个国际预防自杀日，主题是“拯救生命，重建希望”。自杀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公共精神卫生和社会问题。
一个人自杀身亡，常常会给家人、朋友带来巨大的内心冲击和生活巨变，内疚、自责和羞耻感成为他们漫长人生路途的心理包袱。家庭之外，自杀造成的这么多人提前死亡或伤害，还意味着更多劳动力的丧失，大量的医疗资源的耗费。而自杀者留下的遗孤的生活、就学业已成为社会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人类的自杀行为，但自杀是可以预防的，对于意欲自杀和正在实施自杀的人，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将是最有效的手段。
今年5月25日，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这是全国惟一一家由政府主办的干预中心，短短3个月，该中心已经对450余人进行了心理干预，得到干预的人群中，尚无一例选择自杀。
在我国，自杀是第五大死因，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我国每年有25万-28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天约有750人。此外，每年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这意味着每天至少有5000人想以自杀结束生命。据统计，在杭州每天至少有30人想自杀。
但是，在这些可怕的数据面前，很多人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杀”这一话题，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赵国秋说，东方文化中对“自杀”这个词十分忌讳，多数人认为是思想问题，其实自杀是一种行为障碍的心理疾病。
“罪魁祸首”是抑郁症自杀人群中，有精神障碍的人占很大比例。调查表明，所有自杀者中，63%的人患有精神障碍，约93%的自杀者从没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心理咨询或治疗。
抑郁症是导致自杀行为的“罪魁祸首”，据统计，我国有2000多万抑郁症患者，其中有15%的人有自杀的危险，但目前只有5%得到治疗。
除了精神疾病，自杀者往往与家庭矛盾、婚姻危机、失恋、人际关系问题、失业、经济损失、学业或事业受挫等有关；一些难治的疾病往往对患者构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如癌症、艾滋病等，患者为摆脱痛苦选择自杀。
【案例分析】一个大学生的“求死”心理今年1月，我省一所高校的一名大四学生在寒假期间卧轨自杀。事后，学校发现他留在电脑键盘上的一张字条，根据字条指示的路径，发现了他存放在电脑中的题为“养蜂人”的遗书。作为一个警示以及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杭州市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保留了这份遗书。
同时还有学校的调查报告，他们对此事总结了经验教训和引发的思考。
其中写道：这位学生学习成绩较差，喜欢玩电脑游戏，平时为人比较内向。学校多次找他谈话，但只是督促他抓紧学习，远离游戏，在交流沟通中，对该同学的人生观和心理状况了解不深；放假后，应掌握学生购票返家的情况，对无故滞留学校的学生要多加关心和爱护。
沉重的遗书记者仔细阅读了这名大学生的遗书复印件。手捧这份长达1万多字的遗书，心情十分沉重：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
死者一直在为自杀做准备，他在2003年夏季就以侦破小说的形式写了一篇名为《养蜂人》的遗书，通过调查者的调查，以及逻辑推理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剖析了死者追求自杀的原因。
他在自我点评这篇侦破小说时写道：物质世界的东西全是物质，到头来，再伟大的感情和爱情都只不过是人体身体内部这个激素、那个激素的结果，物质的世界太虚假了，思想承担不起这重。
他说，自己为此选择了放弃生命，放弃一切，在生前的半年时间里，他依然活着的意义是为了玩游戏，他是为了玩游戏而活着，每天的生活只是玩游戏、睡觉和吃饭，他感谢游戏让他延长生命。
虽然来自同学和老师的关心很多，但大家只是劝他不要玩物丧志，没有人发现他是因为放弃了生命而放弃学业、放弃一切；也没有人知道他寒假不回家过年的原因；甚至没有人发现他曾有过一次自杀未遂。就在出事的前一天，他独自在宿舍里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并在电脑中记录了自己濒死的痛苦。
遗书片断
2004年1月16日。我想，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不明白上次我是如何走下来的，我是怎样改变主意多活几天了，总之，到今天为止，虽然世上让我留恋的东西很多，但是，我已经决定了。眼前有药、有酒……可是我为什么在发抖，这个时间家人已经担心起来了吧？担心没有用了……电话也打不过来了……同学们都走了……
妈妈，爸爸，对不起了……你们还有我姐姐，我姐姐哪方面都比我强，你们就当从来没有过我。
好想吐……为什么死这么难受呀……妈妈，对不起。我很聪明，我小学五年级参加市里数学比赛得奖，初中也参加过，得奖，高中也是。我考大学，我是学校的最强者……坐都坐不稳了……
零点40分醒过来，我吐了一地，凌晨4：46，酒完了，药完了，我却还活着……多么讽刺呀……
原来切脉也这么难，唉，究竟如何才能死得掉……
【专家解读】
自杀是有先兆的，可提前干预这份遗书复印件一直锁在心理专家赵国秋的档案柜里，在之前的几次关于心理话题的采访中，他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位自杀的大学生。每次他都会长叹一声说：“可惜呀！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大学生！如果有人能关心一下他的心理变化，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我认为他是不会选择这条不归路的。”
“自杀是一种病，自杀人群中有精神障碍的占有很大比例，预防自杀的有效手段是对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赵国秋一再强调，“自杀的人是有先兆的，很多人误认为想自杀的人不会向别人暴露自己的自杀企图，这是个误区，因为大部分自杀的人都会有线索。”
比如，自杀者在自杀前，都对他的亲人或者朋友可能讲过“活着没有意思”，对一些后事作一些安排。而且以某种方式请求帮助，如可能直接说“现在我想自杀”或“我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了”；还有的则尝试割腕，以此作为一种自杀“实践”。
再者，自杀者在自杀行动前一般有紧张、焦虑、抑郁、悲伤和恐惧等情绪方面的障碍，在工作方面有工作能力下降、兴趣减退和社交技能丧失，脾气暴怒或易冲动等表现，在躯体症状方面可能有失眠、多梦、早醒、食欲下降、心悸、头痛、全身不适等多种躯体不适表现。
【专家呼吁】
心理干预急需立法
“忽略人的精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赵国秋举例说，在今年8月中旬，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派出11名专家赶赴温州乐清台风(专题，图库)受灾区，对灾后群众进行了为期10天的心理干预。但当地一位领导却担心心理专家询问灾民心理反应，反而会破坏灾民心情，他认为大家都在积极生产自救，物资上也有了充分的支援，大家看上去情绪很稳定。
事实上，遭遇泥石流的村庄里，村民中10个有6个出现恐惧、失眠、抑郁等表现，急性心理应激障碍(ASD)高达60%，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很多人可能会患上抑郁症，病情严重者很有可能选择自杀。
赵国秋认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难点，一是我国缺乏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和运作机制，缺乏心理援助的内容，同时，心理干预方面的人员十分紧缺，仅靠几个或十几个专家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从法规上确定心理干预的必要性。
二是，老百姓心理干预知识缺乏，包括各级政府的领导，每次灾后指挥工作中，往往忽视灾难群众的心理安慰和疏导。
另外，目前国内所有的干预方式只能先引用国外城市的做法，这在中国农村很不适用，因此急需编写中国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版本的“心理干预程式”。
【尾声】
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生命只有一次，自杀者为什么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答案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爱，是让自杀者悬崖勒马的一剂良方。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发现周围有自杀先兆或迹象的人，那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或者关心一下他(她)，还可以找跟他(她)关系比较好的人与之沟通。
如果认为他精神上或心理上有什么其他问题，可求助心理干预机构。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热线电话是0571-8502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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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不要把低工资作为“巨大诱惑”
作为人口大国，我们总是把价格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标榜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一项“比较优势”，是吸引国外投资的“巨大诱惑”。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标榜”和乐观的“巨大诱惑”，从心底涌出的却是悲哀、忧虑，是呐喊：“我们不需要低工资这种巨大诱惑！”
有一点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国人总是把低廉的劳力作为“优势”，作为引进外资的“巨大诱惑”，为什么不想想这种“优势”、“巨大诱惑”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官员们只是看到引进外资的数字增加多少多少，而根本没有看到这些低廉劳动力挣来的钱低到什么程度。不知他们想过没有，GDP逐年增长、外资引进逐年增长，返贫的人口为何还在增多？
西方工人和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是20∶1。据报道，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实际工资的差距在绝对数上还会扩大。
这种差距的扩大早已显现，这几年工厂大多没有提升工人的工资，相当一部分工厂却在降低工人的工资。每小时1美元那是众多工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工资，而事实上不少企业的工资每月都在1000元以下，有的甚至低于500元，每天工作在13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现在由过去的“民工潮”变为“民工荒”，并非是经济发展过快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也不是农村的生活变好了、就业的机会更多了，而是工资低得农民工无法生存下去。“民工荒”并不等于没有剩余的农民工，农民还是渴望进城打工的，可一旦进城打工不能养家糊口，谁还愿意进城打工？
印度也是人口大国，印度并不会比中国富强，但印度工人的工资每小时要比中国工人的工资高出几倍。有专家预言，印度未来的发展将比中国加快。这种预言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家在引进外资时，并没有把低廉劳动力作为“巨大诱惑”。
外资投资大量增长，贫困人口却也在增加，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强调“国富民强”，但也不可忽视“小河水满大河涨”的道理。外资大量增加，国家税收在增长，但却没有遏制住人口继续返贫，去年反而增加了80万贫困人口。这说明“国富”了些，民仍然没有“强”到哪里去。去年全国税收收入共完成2045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加3446亿元。全国有农民工1．2亿，如果按每小时1美元计算，每天工作10小时（事实上大多工厂工人工作的时间超过10小时），一天也有80元人民币，一个月就有工资2000多元，一年一个农民工至少可增加收入1万多元，全国1．2亿农民工就增加1．2万亿，远远高于国家的税收增长。确保农民工的权利，增加工人的工资，显然会削减企业利润，多少也会影响国家税收的增长。但是这种影响与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养家糊口、造成贫困人口增多，不利于社会稳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说，只有让绝大部分老百姓钱袋子鼓了，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
申论热点：低工资成本的背后据报道，正当“一部分观察人士”对“中国会不会丧失在全球竞争中的成本优势”“表现出担心”时，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把握全球优势》中明确提出，中国等低成本国家的成本优势将继续保持，甚至扩展。而这之中最主要的优势来自于人力成本的差距。据介绍，一个美国或欧洲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成本在15至30美元之间或更多，而一个中国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低于1美元———成本的差距有几十倍。
中国工人工资低，劳动力便宜，这似乎是我们可以吸引外资的一大“优势”。但这种“优势”背后隐藏的另一种“成本”流失不应不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是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一直被控制在非常低下的水准上。工资低，便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需要，而难以满足除生存需要之外的较高层次需求，比如没钱提高自我、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不能购买相对适宜居住的住房等。也包括没有享受业余文化消遣的机会、只能乘坐条件恶劣的交通工具等等。而尤令人感到失望的是，由于失业人数及提出工作需求者越来越多，这种低工资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保持，甚至扩展”。也就是说，我国工人普遍提升生活质量的愿望短期内将难以实现。
另外，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使企业主等其他部分人群的财富增长保持较大幅度，从而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愈发明显。而过于看重“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可能使外资仅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于我国，以至于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难以升级换代。
工资再低而只要没有超过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就没有违法，但这并不就能得出它是道德的结论。企业的赢利如果越来越大，而付给支撑企业利润的工人的工资却不见增长，是违背社会对一个人的良心与道德的定义的。而一个愈来愈重视道德建设，愈来愈推崇人性化的社会。不应当对道德领域内的一切置之不理，否则，社会也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鲁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只有民工工资合理的GDP才是道德的”，因而一个追求道德、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不应当仅仅视“低工资成本”为一种“优势”。
低工资“成本优势”其实也是权利缺失的产物。一个人所得到的与其所付出的远不相符，就表明该人的劳动与价值没有得到全然显现，这就是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的结果与反映。过低工资得以长期维持，也表明企业工会没有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工人权利难以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低工资成本优势”能得以“继续保持，甚至扩展”，且为部分国人所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自豪，这背后其实也隐藏着社会中权利观念普遍淡薄的事实。当然，也不是没有工人对明显不公的工资提出过异议，但结果肯定是要面临被解雇或受到其他报复的命运，这就使得绝大多数人在过低工资面前只能选择无声无息。也就是说，权利意识的淡薄、权利观念的缺失，以及追求权利的成本过高是导致低工资成本优势在我国得以“继续保持，甚至扩展”的重要非经济背景。
申论热点：向网上“红灯区”亮红灯淫秽色情网站因其视觉形象的特殊性，其杀伤力要比一本黄色书刊的危害大千万倍。这一精神上的“海洛因”，正在吞噬着青少年的心灵，正冲击着数以百万计成年人的道德底线。
目前全世界互联网色情网站至少有70万个，而且仍以每天200至300个的速度增加。中国互联网协会今年6月10日开通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迄今收到2万件投诉，举报揭发国内色情淫秽网站达300余家。
有报道说，目前中国建立的网站多达60多万个，网民8000多万，学生约占70％，其中未成年人约占20％。据北京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的随机调查显示，100名在押少年犯中，61％的人经常浏览色情网站。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青少年的犯罪数量占总犯罪量的70％，其中有30％是性犯罪，而青少年的性知识近70％来自色情网站、影片。
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指出，当前网上淫秽色情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出４大突出特点：
一是形式多样，触目惊心。淫秽色情网站提供大量的淫秽色情图片、录像、电影、文字。有的还开办论坛，进行网上“性交流”“性交易”；有的利用视频聊天室，组织赤裸裸的色情表演、“声音性交”、“视频性交”等等。
二是教唆引诱，气焰嚣张。一些淫秽色情网站不仅给网民以感官刺激，而且教唆、引诱网民进行淫秽色情活动。
三是非法经营，牟取暴利。一些不法分子伤天害理、赚黑钱，靠制贩、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大发不义之财。
四是危害严重，反映强烈。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网上淫秽色情活动泛滥，败坏社会风气，污染社会环境，毒害人们思想，涣散民族精神。
当下，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剿网络色情的专项行动。7月16日，北京召开了“全国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周永康在会上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打击淫秽色情网站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网上淫秽色情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充分认识开展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决打好这一仗。
淫秽色情网站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打击淫秽色情网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申论热点：论女公务员“性感有罪”
浙江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规定女公务员“办公服装应合乎身份，庄重得体、朴素大方，忌过于前卫招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身修养与素质。”同时规定，在工作中及正式场合，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见９月１日《东方早报》）。
浙江省档案局对于该系统女公务员“时尚可以，性感不得”的解释当然是“形象论”，旧调不弹也罢。笔者想从其他方面来歪论女公务员“性感有罪”。
引诱男上司犯罪。面对穿着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薄衣衫这类若隐若现的性感衣服的妙龄女下属，多少领导能做成见色是空，心如止水的柳下惠？多少东窗事发的官员没有婚外情？孔夫子云：食色性也。坊间俗话说：领导也是人。万一男领导在性感佳人面前人性战胜党性、纪律性，连“兔子不吃笼边草”的古训也抛诸脑后，来个权色交易，怎么办？所以，有些地方干脆规定：男领导不得配备女秘书，以免红颜祸水，祸害了我们本来意志就不太坚定的男领导们。
催高男同事荷尔蒙，降低工作效率。有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此话欠周详，干活累不累，要看搭配的是什么人，如果是千年老妖，是恐龙，想不累都难。当然，物极必反，给男同胞搭配惹火的性感小妖，也未必不累——心旌摇荡，血压飚升，口水横流，甚至鼻血喷溅，男同事自救无暇，还要怎么干活？万一同事之间争风吃醋，甚至有人把持不住干出性骚扰之事，情况更糟。
触发女同事的妒忌心。少女情怀总是诗，二八芳龄穿什么都不怕，着什么都好看，露有露的本钱，透有透的资本，性感有性感的条件。凡此种种，男人乐见，殊不知却伤了女同胞——尤其是那些韶华已近、青春不再的女上司的心——自尊心、妒忌心。面对水灵灵的性感娇娃，她们不但自己自愧不如，自惭形秽，还担心自己丈夫老树开新花，因此见不得后辈性感。
因此，“女公务员不得性感”禁得好。
不过，不怕你见笑，作为男性公民，如果我上政府机关办事，我还是不希望见到千人一面，全是黑套装，像是刚刚参加完追悼会回来。甚至，如果能见到性感的女公务员，让我的血压也升一回，说不定我会对政府机关更有好感。
女公务员着装不是小问题之所以要谈谈女公务员着装规范这个小问题，是因为浙江省一些部门开始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
据《东方早报》9月1日报道，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浙江档案系统的女公务员在上班时不允许再穿了——近日，该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在着装、语言、交往、行为4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了要求。据悉，制订专门针对女公务员的礼仪规范，在全国还是首次。
规范把“服饰美”摆在第一条，要求女公务员的“办公服装应合乎身份，庄重得体、朴素大方，忌过于前卫招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身修养与素质”。同时规定，在工作中及正式场合，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
这次浙江又开了全国先河，而且是关于女公务员着装规范问题，这个头开得好！因为在办公室工作里的着装，虽然是个小问题！却确实有必要重视并规范一下了。曾几何时，办公室里的着装问题，主要是针对男性的。一些男同志穿着过于随意，对机关部门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于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定诸如不能穿拖鞋、背心、西装短裤进办公室等等便提了出来。几年下来，这些现象便渐渐在机关中消失了。但随之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让人们感觉到这个社会变化之快，那便是女公务员的着装问题。现在到机关大院里看看，一些女性的时髦前卫，绝对不亚于大街上的流行色，着实让人大跌眼镜：衣裳是越来越短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裤子或裙子也长不到哪儿去，还有踢踏踢踏响彻走廊的拖鞋声。呵呵！以往男性有过的缺点，现在又以另一种类似的形式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来了！
办公场所不是随便逛逛的超市，也不是休闲的娱乐场所，女性公务员的着装不能过于随意化、个性化。虽然这仅仅是解决外表方面的小问题，但必须从解决这些小问题着手。“小处不可随便”，女公务员的整齐、稳重、大方，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女公务员的第一印象，大多是从服饰开始的。从解决着装问题着手，进而解决在女性公务员中存在的其他各方面问题，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另据报道，浙江省档案局的《规范》还在语言、交往、行为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要求，如“工作或日常交谈中应自觉使用文雅词，回避不雅之词，更不能讲黑话、黄话、怪话”；接待来宾、听电话、要求他人帮助时应使用“请”、“谢谢”等专用语；与外界人士交往时不忘维护政府形象与个人形象，注意举止等。
办公室的女性，跟上时代的步伐是应该的，但不能过于时髦。对女性公务员的着装进行规范，确实有必要。
为何只要求女公务员着装不得性感？
浙江省档案局女性公务员占到了70％，当看到其他系统一些女公务员上班时穿吊带衫或奇装异服，为维护政府形象与个人形象，档案局于日前颁布了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在着装、语言、交往、行为4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了要求。其中规定，女公务员上班时不得穿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据悉，制订专门针对女公务员的礼仪规范，在全国还是首次（见9月1日《东方早报》）。
规范公务员礼仪，打造健康、大方、庄重、严谨的政府公务员形象，不但必要，而且应该在全国推广。但只规范女公务员礼仪，我觉得还不够。尽管浙江档案局女公务员比重大，但也有30％的男公务员。作为男公务员，同样有礼仪形象问题。如果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中午喝酒喝得面红耳赤，上班时剔着牙签、叼着香烟；满嘴黄段子、粗话，一样会影响职业形象。效能政府的形象是大家共同打造的，有时候，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如果只规范女公务员的礼仪，而对男公务员不作要求，这效能政府形象的树立恐怕也要打些折扣。
同时，在并非纯女性公务员的部门，专门针对女性出台礼仪规范，给人的感觉是，这个部门的女同志以前在礼仪方面是不太注意的，问题很多。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难堪吗？而实际情况是，这个礼仪规范是在“看到其他系统一些公务员上班时穿吊带衫或奇装异服”而制定的，有未雨绸缪的意思。既然是防患于未然的规定，就要充分考虑到以后男公务员可能会多起来的情况，考虑到少数男公务员衣着不整、言行不端也会损害政府形象的情况。这时候需要的是全体公务员的《办公礼仪规范》，而不仅仅是针对女公务员的。
其实，作为行为规范，从减少制度浪费的角度看，所调整的对象应该尽可能广一点，所调整的时效应该尽可能久一些。若是出现什么问题，就立刻出台禁令来打一个补丁，那么就可能出现规章林立、朝令夕改的情况。这时候，制度、规章的约束力就有限，多半会成为装点门面东西了。
如何界定女公务员着装“时尚而不性感”?
9月1日《东方早报》消息，近日，浙江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要求女公务员上班时不允许再穿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该局妇委主任吴玲称，“穿着要体现文化素养的庄重、严谨，要时尚而不性感。”
公务员、教师中的女性如何着装，称得上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各地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在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试图对她们的着装予以规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规范措施都那么得体。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女性？然而，职业有别，决定了从事某些职业的女性在穿衣打扮上要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所以，有些地方对女公务员的着装作出规定，自有其道理。浙江档案系统的这个《规范》也是如此。
不过，对于吴主任“要时尚而不性感”的一番解释，笔者却不以为然。依我之见，时尚者，时下所盛行的某种社会风尚之谓也；性感者，能够体现人类性别特点的装束打扮之称也。假设我是浙江档案系统的一名女性公务员的话，基于对“时尚”和“性感”的这一理解，反倒让我每天出门不会穿衣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着装方面，达到吴主任所谓的“要时尚而不性感”，委实太难了。讲究时尚，就需要跟潮流。什么是时下的女性着装潮流，无非是《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中明令禁止的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之类的衣服。这样麻烦随之而来：假如浙江档案系统只是像其他地方禁止女性公务员上班期间穿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之类的服装还好办，不许穿就别穿呗，这样的爱美之心留在8小时以外或者节假日去弥补，机会总还是有的。难题在于，主管负责人的补充解释，反而将简单的规定给复杂化了。你想，一方面要求女性公务员追求时尚，另一方面又不许其性感，只能使她们陷入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时尚则难免要突出一些性感，而性感又为有悖于《规范》要求。界定着装的“要时尚而不性感”，谈何容易？
女公务员着装不性感那叫什么时尚啊？
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一拍脑门子，就能吓人一大跳！浙江省档案局领导不知道怎么滴，看上了女公务员的着装问题，按照咱们官场的一贯做派，自然得下发红头文件规范强调，不过其用词之拙劣，用意之卑鄙。实在不敢让人恭维！
先看该条新闻的标题——上班穿着可时尚不得性感，咱老百姓跟领导想得不一样，什么叫性感呀？女人穿得像个女人样，根据女性特点合适剪裁或购买成衣，突出女性美女人味道不就叫性感吗？穿得男女一个模样的，把女人穿得像男人的大约肯定不性感吧？女人着装不性感那叫什么时尚啊？哦，文革时的一片绿，一片蓝，那也是当时的时尚吧？领导们是否从自身做起，回家让老婆闺女蓝一片绿一片再来要求老百姓如何呀？
其次，该文件规定——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领导啊，浙江这几年热，夏天女人穿不得几件套的，你领导办公室有空调，自然可以穿三件套西服还嚷关节疼，老百姓薄杉遮体不至于是罪过吧？再说了，这年头时装发展趋势又不是上面的文件所能规范的，文革时期的“奇装异服”现在已经老土得掉了牙，去年的“奇装异服”说不定今年就是大众时尚，问中的“奇装异服”如何定义，看来就是领导的一句话了，老百姓穿时装，前摆开点后摆高点裙子短点料子透明点只要不有伤风化，政府领导还是以不管为好吧？
这些个领导侮辱了自己的手下老百姓还不够，竟然还——已向全省女公务员发出工作时间礼仪着装的倡议书，说这些领导用意卑鄙应该不过分，原来发这个文件搞这个规范目的就是让更上面的领导看到嘛！是不是把全省老百姓再搞成蓝一片绿一片，浙江的精神就文明了呀？
公务员着装事虽不大，可以看出咱们的一些领导上班时间眼睛在往哪里看，心思在往哪里想！
其实，透过吴主任的解释，反映出某些机关在女性公务员着装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既不想看到自己的女职员穿衣方面落后于时尚，又不愿冒着“前卫”的危险，受到上级领导和公众的指点。也就是说，既想装点单位的门面，使自己的女职员上得了厅堂，又担心把门面“装点”得过头，所以，在禁止的同时，还念念不忘“鼓励”：别因为咱的这个《规范》落伍呀。如此自相矛盾的心理，怎能不让女性公务员感到迷茫？
公务员的着装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出格当然不行。但是，限制得过于拘谨，比如，连紧身裤也不得穿，我觉得就有点过于苛刻了。什么样的裤子算紧身，紧到哪个程度算不合规范，没个具体的标准，自然不好限制。不好限制的规范，作用何在？
要求公务员着装朴素、庄重、大方、得体即可，何必非要详细禁止这不许那的。倘若以后有更时尚、性感的服装，是不是这个《规范》也得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推出新版本？
申论热点：各地干部制度改革的八大亮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人。只有选好人，用好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与中央保持一致、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党员干部队伍，我们才可能从容应对考验，完成人民所赋予的历史重任。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地按照中央精神的要求，坚定扩大民主的基本方向，不断加快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为党的执政能力的增强奠定了人才基础。
亮点一：“公推公选”、民推竞选”等选人模式在实践中不断突破公推公选是公开推荐、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它采取个人自荐、群众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考核、考试、面试、演讲、答辩等程序，公开选拔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候选人预备人选，再依法举行选举或任命。公推公选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体现群众公认原则结合起来，变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为“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操作”，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实践证明，这种选人模式对于杜绝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激励优秀人才迅速脱颖而出，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记者注意到，公推公选模式在基层的推进正呈现出四个明显趋势：
一是从乡镇级向县处级乃至厅局级推进。2003年，江苏迈开了公推公选的强劲步伐：宿豫县的“公推公选”乡镇长人选试点，得到了中组部和江苏省委的肯定；徐州市沛县实行公推公选县长，首次将公推公选扩大到县处级领导层面；南京市通过公推公选产生了白下和雨花台两区区长，首次把公推公选上升到副厅级。
二是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推进。当年首创于四川农村的公推公选已经不局限于乡镇，而开始应用于一些大城市重要领导干部的选拔。2004年6月，江苏省常州市首次对钟鼓区西新桥街道办事处主任人选采用了公推公选的方式。南京、襄樊等大中城市，也对部分市辖县区或市直部门的主要领导职位实行了公推公选。
三是从个别职位向整个班子所有职位推进。2004年3月，常州市武进区寨桥镇在全国率先拓展公推公选范围，把公推公选范围由个别职位拓展到整个党委领导班子所有职位。
四是出现由零星试点向大面积推广的趋势。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有86%的市、70%的县（市、区)、45%的乡镇开展了公选乡镇领导干部工作，公选产生的乡镇领导干部占全省乡镇领导干部总数的约18%。2003年下半年以来，江苏共有7名县（市、区）长及近百名部门和乡镇行政一把手通过公推公选走上领导岗位。
亮点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不断扩大，选拔中的竞争得到加强差额选举是广泛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著名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认为：“不搞差额的选举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地方在考察和选拔领导干部时，依然沿用的是等额选举模式，这使得一些党政一把手的选举实际成了变相的任命制。
2002年以来，黑龙江省绥化市探索实施了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的“四差”选任制度，有效地制约了领导干部的封官许愿权，堵住了个别干部跑官要官路，形成了以德才取人、靠公论选人、凭实绩用人的用人导向。该市的基本做法是，对空缺干部人选按1∶3比例推荐、考察、酝酿，最后由常委们进行差额票决，当场公布结果。
亮点三：强化集体决策，全面推行票决制今年4月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全面实行全委会票决制。实行票决制，把重要干部任用的决策权收归常委会和全委会，充分发挥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有利于克服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说了算的现象。专家指出，将干部决定的主体由党的常委会扩大到全委会，是中央科学分解与制衡一把手权力的重要步骤，将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自2001年中组部在海南等省市开展试点以来，票决制在不少地方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广东、海南、福建、北京、浙江、四川等地都实行了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广东省已在该省全面推行票决制。该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已有19个市实行了全委会票决制，12个地级市实行了常委会票决制，此外，县（市、区）也普遍实行了常委会票决制，通过票决共任命了３万多名干部。2004年4月，四川省决定，今后对厅级党政一把手一律由省委全委会通过票决方式产生。
亮点四：改进政绩考核，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长期以来，“考核难”一直影响着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成为制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改进政绩考核体制，不仅要使考核本身更加科学、准确、合理，更重要的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规范干部的施政行为。当前，各地改进政绩考核体制的探索主要有：
一是增加有关人文、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指标。2004年，国家相继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完成情况列入干部考核。2004年3月，无锡市调整政绩考核体系，将城乡统筹、农村人均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等纳入考核体系。
二是探索实行“绿色GDP”。目前已在海南和重庆展开了“绿色GDP”部分指标的试点核算。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福建、江苏等多个省市也已明确要求，将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2004年8月山西省宣布，将选定试点实施“绿色GDP”核算。
三是建立全新的评估体系。2004年开始，浙江省湖州市取消GDP考核，代之以四项新指标：地方经济的综合实力、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改善情况和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的进步状况。
亮点五：“民评官”成为官员评价活动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人民群众满意与否，是检验一个地方施政水平的重要标准。“民评官”打破了“官评官”的传统干部政绩考核方式，代表了今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万人评议”政府也是群众反响比较大的一个创举。近年来，先后有辽宁沈阳、江苏南京、湖南益阳、四川内江等地开展了全市性评价政府部门作风的活动，不少部门负责人因此被免职或受到警告，民意的作用日益凸显。
借助民意压力，改进政府施政效能，在不少地方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已经通过问卷等较为科学的手段把民意纳入干部考核。四川省宜宾市在对领导干部量化考核评价中，民主测评分和工作实绩分各占一半。民主测评采取“下评上，民评官，企业评机关”的办法进行打分，进一步落实了群众对干部的评价权力。成都市新都区在区委、区政府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工作中，不仅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和群众代表参加投票，还通过当地报纸和电视台向社会公开民主测评结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亮点六：不断探索监督一把手的有效办法，并初见成效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对于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地在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加强对一把手生活圈、社交圈这“两圈”的监督已经引起了不少地方的高度重视。2004年2月，广东省明确提出，要把一把手生活圈、社交圈列入监督范围。7月底，浙江省永康市聘请了15个党政一把手的妻子担任“两圈”监督信息员，以掌握这些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活动情况，强化来自家庭的辅助性约束。
苏州“廉政期权”的探索，虽然还未进入具体操作阶段，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苏州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旨在源头防腐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行“廉政公积金”。与传统的“号召式”廉政建设不同，“廉政公积金”更注重从利益机制出发倡廉、助廉，帮助干部远离腐败陷阱。
经济审计被称为是“一把手的审计”，随着中央“审计风暴”的掀起，一直默默无闻的经济审计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2004年7月，江西省宣布，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制，审计结果将进入干部档案，作为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四川省则首次向社会公布审计报告，15个违规违纪的省直部门纷纷表示要尽快整改，反响良好。
亮点七：“问责风暴”推动引咎辞职，为“下”找到新思路
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去职；进入2004年，对失职官员的追究力度不断加大。今年4月以来，又有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中“负有责任”受到追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两大果断动作，在政坛引起极大震动！
同时，责任追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责任追究从生产事故多发部门向其他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党政机关、公检法司、企事业单位等皆可“问责”。另外，一些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也会被罢官去职。据报道，从5月11日起截至6月初，成都市先后共有16名干部因“不在状态”被免职。
亮点八：学习国内外最新优秀成果，建设“学习型政党”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日益重视，学习和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关键是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首先，中央政治局把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通过学习寻求治国之道。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把学习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在21个月的时间内就进行了十五次集体学习，平均不到一个半月就一次。每次学习，中央政治局都从实际出发，结合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热点与难点，请专家讲解分析，紧跟形势发展。学习的内容，都经过缜密安排，有的放矢。
其次，继续加强干部培训。近年来，中央一直注意干部的培训教育问题。根据目前计划，五年内中央将通过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以及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对全国所有县处级干部轮训一遍。县处级干部5年内必须参加累计3个月以上的脱产学习。正在筹建中的浦东、延安、井冈山三所干部学院将于明年正式招生。
另外，领导干部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走出国门，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做法。据悉，北京、甘肃、福建、山东、湖北、新疆等地都已选派领导干部出国（境）参加学习培训。学员分别被派往美、英、德等国，学习内容包括工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金融、公共卫生及其他专门知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评价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掌握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艺术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申论热点：劣质奶粉清剿风暴编者按：
4月19日上午，本刊独家报道《劣质奶粉吞噬生命之花》在新华网头条转载后，即被国务院有关互联网舆情的材料摘登。当天，温家宝总理对此做出批示。4月22日国务院召开有关会议之前，温总理又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做出3点重要指示。在此之前，安徽省省长王金山看到这篇报道后，也做出了长篇批示。于是有了国务院两度派调查组赶赴阜阳清查，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劣质奶粉清剿风暴。
5月中旬，国务院调查组负责人宣布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基本查清，这个结果使很多关心此事的人稍稍松了口气。但就在各地大规模清剿劣质奶粉之时，广州又上演了毒酒致多人死亡的人间悲剧，正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此，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关于食品安全的反思却并不就此停止，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风暴前夜第一声
——劣质奶粉清剿风暴之一
■本刊记者许小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3月中下旬，本刊正在组织“消费维权热点·难点·亮点”专题报道时，从阜阳基层得知，当地发生了“奶粉杀人”事件：自2003年5月以来，百余名阜阳农村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患上重度营养不良综合征，已经有十名左右婴儿因并发症死亡。劣质奶粉泛滥广大农村，残害着留守家庭中婴儿嫩芽般的生命，而且由于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弱，受害者维权之路十分漫长。
一条条可爱幼小的生命消失了，一个个悲痛欲绝的家庭哭泣着。昨天，李昌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言犹在耳；今天，劣质奶粉危害留守婴儿致死的悲剧又在农村上演。在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出外打工而变得寂静的村庄里，那一声声婴儿的啼哭声竟冲不出制劣者们用罪恶投下的阴影。
意外！痛心！愤慨！得知这悲惨事件，我们仿佛看到了在受害婴儿家庭里，年轻父母们欲哭无泪的双眼。
是啊，谁能想到这些花朵嫩芽般的可爱小生命，刚来到世间几个月，还没学会叫爸爸妈妈，就已经被营养比米汤还不如的劣质奶粉夺去了生命！谁能体会本来就穷苦的农村打工家庭，在小宝宝莫名其妙地出现头大、嘴小、浮肿、低烧等症状后将孩子送进医院，而最终看到没法治或没钱治，不得不放弃治疗把孩子抱回家的痛苦心情！谁能想到这些无良商人制造的让孩子喝了等于慢性自杀的劣质奶粉，虽然今年春节前当地工商部门已进行专项整治，却还“执著”地在阜阳、亳州周边一带农村集镇里甚至一些城市的批发市场里大行其道！
生命之花正日渐枯萎，又消亡得如此轻易。不能容忍劣质奶粉继续兴风作浪！不能容忍劣质奶粉继续谋财害命！必须尽快让这一令人心痛的事实通过报道大白于天下！
一石激起千层浪劣质奶粉报道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很快，我们掌握的线索得到了证实，我们满腔的义愤化成了文字。
4月5日出版的《半月谈内部版》第4期，刊发了由本刊独家策划组织、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周立民采写的《劣质奶粉吞噬生命之花──阜阳婴儿“大头怪病”追踪》一文。这篇报道如同引爆了一颗深深隐藏着的地雷，成为四五月份的舆论热点。
这篇报道打响了揭开劣质奶粉为害之烈真相、清剿劣质奶粉的第一枪。报道发表后，在舆论界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在本刊付梓印刷前，新华社内服务专线看到本刊签发的这篇稿件后，于3月29日抢先编发，当时《新华每日电讯》进行摘编刊发，一批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新闻。到4月中旬，本刊报道在新华网重头栏目——“新华头条”中转发，《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人民网、新浪网等近百家网络媒体全文转载，并纷纷开辟专栏，动态跟踪报道劣质奶粉事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给本刊编辑记者打电话，请记者在劣质奶粉专题广播节目中做电话连线或咨询赴阜阳采访事宜；《东方早报》、《新民周刊》等多家媒体派出记者前往阜阳采访。包括美联社、法新社在内的许多外国新闻机构，也对劣质奶粉事件进行了关注和报道。
申论热点：三农问题观点集锦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业是农民从事的劳动职业，但从事农业的并不都是农民，如原国营农场的职工不叫农民却称为“农业工人”。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产品短缺，计划经济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低价格问题，农业劳动低生产率、低收入问题，农民劳动低积极性问题，其根本原因是计划控制过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抗灾能力低，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的问题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反而出现了农产品剩余、卖难；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了，但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劳动资源严重浪费，归根到底导致农民低收入问题不得解决。农村是农民居住、劳动、生活的场所，农村的卫生环境脏、社会治安乱、文化教育条件差，无非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境脏、乱、差，农村的贫困、落后无非是农民的贫困、落后。所以说，农村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表面看来是“农”的问题，而其实质是“民”的问题，是“三民”问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新的就业门路少，收入少；卖难、买难，消费水平低；缴税重、缴费多，负担沉；出入行路难，就医看病难，子女上学难，文化素质低，是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民生”问题。城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户口”条件，农民就业备受歧视，因为身份的限制缺乏劳动就业选择权；居住受户籍制度的制约，长期以来动辄被收容遣送，没有迁徙权；农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没有“避风港”，甚至失去“生存权”；计划经济下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讨价还价权即自由处置权；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即使经营权也常受侵犯；对本应是自己的土地没有自由处置权，只有辛勤种植或被动接受“国家”低价征用的义务；农民还没有组织自己协会的权利。这是农民的“民权”问题。农民虽然从法律上可以自己选举村民委员会、但这种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常常受到乡镇政府的有力和有效的干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要从乡镇政府那里领取“补助”、接受“指示”，还时刻接受同村的党支部的领导；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真正是农民的代表极少，而且越到高层越是稀少，说话的份量也越轻；在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级政府中，干部是专职的，是“国家财政供养”的、“吃皇粮”、“吃财政饭”的，他们根本不是农民；他们也不是农民选的，而是上级指派、上级任命的，因此也不可能代表农民。农民不能直接、也不能有效地间接选举各级政府甚至最基层的乡镇政府的领导；政府决策圈里是清一色的官员，农民不能参与决策、只有被动接受既定政策，这是农民的“民主”问题。
然而，“民主”问题也是“民权”问题，也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现在选人大代表，哪怕是基层选举，往往是上级指定候选人。选民们对这些候选人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认识，所以选举时无所谓参加不参加；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参加也是只能选举已经指定的候选人；不是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而被选上的机会即使不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至于政府领导成员和主要领导者，当然更是上级委派或任命，选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很难说有哪一位主要领导是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开点名批评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维高，曾经在河北省由省长、书记一直任到人大主任总共长达十来年，河北群众对他早就议论纷纷，但别说农民，就是全体河北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奈何不了他；直到“给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之后，才由中央给以“开除党籍，撤消正省级待遇”的纪律处分。现在的选举机制和程序不能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也就是架空了农民的这种“民主”权利。
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那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说的。现在这里所说的“三民”问题，显然不能与那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提并论。但是，“三民”问题与“三民主义”也不是毫无相通之处。要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三民”问题，就是要把“农民”首先认定是国家的“公民”，是社会的“人”、社会的“民”，而不单纯是农业、农村的“农”。
“民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口流动规律的浅显认识；“人挪活，树挪死”，则是普通百姓对人口流动意义的朴素说法。然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户籍的管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提出了对人口流动的要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劳动力流动问题。他猛烈抨击当时欧洲残留的封建制度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让劳动者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他严厉批评当时英格兰的法令“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他特别指出“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斯密的立场是革命的，观点是鲜明的。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解决，除了在具体的就业政策方面放弃只对城里人优惠、而对农民歧视的倾向外，更根本的是改变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国民待遇”。我国的所谓“农民”正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来称呼的，它早已不再单纯是一种职业者的名字，而是一种身份的称谓。长期以来，农民难以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产品，例如城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承担经费，而农村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承担经费，不公平的政策直接导致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使得农民就业更加困难。再比如，近年来发达地区盲目“造城”、“造镇”，大中城市随意地扩大面积，征用农村土地，农民无法抵挡，很多被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他们中一部分不能进行正常劳作，沦为公开失业。据专家估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逾2000万。又据统计，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群体中，约有20%是失地农民。在无任何保障情况下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变成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他们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生活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债资金使用方面对比城市与农村：近5年里国家在6600亿元的国债中仅为农林水等安排建设资金2800亿元，而其中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不多，效果不大。这几年，国债资金带动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充足，而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宋斌文：《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失业成因分析》，2003年9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再对比干部与农民：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连续几次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幅度增加工资，使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比前几年涨了近一倍，并拉动其他行业也调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广大农民不仅一点也不沾光，相反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还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如此等等。这样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政策不改变，农民的“民生”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者，政府首先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要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网”。比如，在城乡普遍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穷人就医和子女就学提供保障性补贴。目前我国小城镇和农村这两部分人口中恰恰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最多。要改革农村税制政策，有步骤地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税制结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近期应先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各税免掉，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政府应该制订针对低收入者的培训计划，免费或减费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帮助低收入者提高就业和自我创收的能力。（马晓河：《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分析》，《红旗》杂志2003年第16期）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问题，保证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社会稳定，除了诸如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外，主要应是启动和利用财政税收这个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杠杆，调整财政税收政策，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来帮助低收入者，保护弱势群体，帮助和保护农民。例如，实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调整财政的收入结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主要是调整教育资金的投向和结构，解决农村建设问题可以主要是调整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改善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主要是调整社会事业费的投向与结构，等等。任何改革政策与措施的实行都关系到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财政政策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变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直接、最有效；而其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也都绕不过财政税收政策，且必定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先维护农民的“民权”；欲要维护农民的权利，必先争取农民的“民主”。“求民生”、“维民权”、“争民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农民以上的改革政策的制定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那么对原来的特别偏重城市的政策一定会强烈抵制，使之获得通过和实施推进更加困难，而对改革政策一定会大力支持，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快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封建社会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制度的设置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对公民来讲履行义务就是一切。而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强权的侵犯，彻底解决“民权”问题。他还认为，近代文明社会追求的三大目标，第一是在政治上要有发言权，完善选举法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就是多数人说了算，这才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经济上财产有保障，每增加公民的一分钱税收，政府花任何一分钱都必须经过议会讨论；第三就是追求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随意的监禁。（徐显明：《保障人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2003年6月24日《学习时报》）这也就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而自由和秩序，正是解决“民生”、“民权”“民主”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正常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
以上所说的解决“三民”问题的办法，其实，也不止限于农民。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弱势的群体，“三民”问题也同样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九十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凸现和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全面铺开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然而，这两个范畴所涉及问题的相关性却较少有深入的讨论。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则重与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从政治学和政策学的角度来看，乡村自治与“三农”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从农村治理模式和农村政策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三农”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当前乡村治理模式对村民自治的结构性限制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乡村民主自治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一种制度变革，其目的是在农村的最基层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通过村民选举为这种自治赋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内涵，以保障乡村的政治稳定。农村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以来，国家行政权威似乎是从乡村基层向上收缩到乡镇一级，村一级权威的来源也似乎是从国家行政权威转向了全体村民的认可程度。权威授予来源的改变无疑会使村一级决策向地方利益共同体的要求方面发展。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
然而，在乡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的限制。如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行政主导性，自治权威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官僚化特性，表现为村一级权威来源的转移并不彻底，村党支部仍然是村级权力组织的核心；而村委会的权威仍然依赖于上级党政机关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县乡级党政机关对村级选举拥有具体的指导权，对引起争议的决定拥有实际的裁决权。另外，这种村民自治是一种乡村社会中最原始（基本上以自然村落为主的）也是最小单位中的自治，民主自治的功能只限于自治组织内部的利益调整。
总之，由于权威的依附性和自治规模的限制，这一改革更多是表象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由于相互隔离的、分散的单个行政村落的自治和民主选举自组织不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难以约束基层政府的行为，故而无法改变农民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区别对待”政策没有因为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而得到改变，国家通过政府基层行政机构对农村社会的强控制治理模式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所以在目前的情势下，中国乡村治理从人民公社体制向村民自治和村民民主选举体制的转型不能够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发展困境。
政策结构和管理体制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主要依*的要素仍然是土地和劳动力，地少人多的现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农用耕地总面积的递减在不断加快。此外，农村中的技术市场、人才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以及产品的加工流通市场普遍发育不足，不能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也制约了农业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
其次，从国家政策结构的层面看，因“赶超”发展战略长期积淀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对农村仍然区别对待的政策，造成农村的相对贫穷落后。在税负方面，“城乡差别”的税收体制使得了农民比城市人口承担了更多的税负。并且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外资企业的流入，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生产效率下降，发展速度回落，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从而也影响到乡镇企业对农村的反哺能力。在中西部地区有活力的乡镇企业更少，且生产效益差，对农村的反哺能力更为有限。但在这种背景下，在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格局中，中央的政策仍然主要偏向于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是“以农补工”的政策格局。
其三，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层面看，由于财政权下放、行政承包、和压力型体制的强化，县、乡农村管理体制已经形成高成本运行的格局。县、乡级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普遍过于庞大并不断的自我膨胀，造成农民负担过重。乡镇体制建立之后，在缺乏有效管理和约束的情况下，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急剧增加，维持机构运转和人员工资的费用也急剧增加。为了生存，乡政府必然需要增加“非规范性收入”以补贴财政支出，其办法是将这些财政缺口通过软约束的“统筹提留”、行政性收费以及各种名目的集资等方式强加在农民的头上。乡镇党政机构和人员的不断增长以及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使得“三农”问题日渐凸显，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升级和恶化，这种情况在中西部较为贫穷的地区尤为严重。
以上三个方面是造成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城乡差别对待的政策结构和高成本运行的县、乡镇管理体制则更具有本质性。在现有的差别对待政策体制下，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不能得到应有的政策保护，而且继续在为其他产业和城市的发展支付成本。现行的县-乡管理体制也将其高成本以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方式转嫁给农民。“三农”问题的长期延续和加重不但阻碍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乡村政治的稳定。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瓶颈
“三农”问题不断加重所引发的农村政治稳定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决策层和知识界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十六大以来新的国家领导集体业已将解决“三农”问题列入重要政治议程。一些相关的具体政策已进入试点推行阶段，如推行农村“费改税”政策和“农转非”政策的调整，并同时加大了中央财政对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农村公共财政的支持。但是，在国家农村整体政策没有结构性变化以及县-乡管理体制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这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政策大多遇到执行难的政策瓶颈。
“三农问题”的产生和难以解决的原因是与国家政策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相关联的，它不仅触及到了县-乡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问题，而且业已跨越了农村社会的边界，触及到了国家宏观政策中的结构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维持农村政治稳定必将涉及农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涉及到农村基本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大幅度调整和创新。只有通过国家政策结构上的重大调整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目前的困境。具体讲，就政策选择层面而言，农村税费改革必须结合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投入以及县乡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必须有相关政策能够保障农民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国家的宏观政策必须打破“二元”社会政策基调，进一步改革现有城乡分离的相关政策，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流动，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些政策必然要涉及到城乡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乡村治理中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占总人口约70%的农民能否在这一重大利益调整中产生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利益调整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调整的程度，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的方向和程度。
农村政治稳定与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中国正在进行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经济转型，解决转型时期农村发展的问题有赖于中央权威对农村政策的合理选择，有赖于乡村自治与乡村利益共同体在更大范围上的再造。然而在当前全国政策结构性调整中，农村政策的选择依然要受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制约，受到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的限制。因此，国家政策结构中城乡“二元化”政策体系的调整无法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改革高成本运行的县-乡管理体制，在解决“三农”问题，缓和农民与基层政权矛盾方面将会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一些学者通过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些关于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例如，将乡镇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通过政府管理层级简化和财政体制创新来排解县、乡财政困境；或者撤销乡镇政权，实行“乡镇自治”，以彻底解决乡镇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平衡的问题。这些主流学者的乡镇体制改革方案和设想，更多地是试图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实行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以此来解决基层政府财政所面临的问题，或者通过行政执行体制的内部调整，增强体制的自我约束以规范基层行政行为。他们过多地倚重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自我完善能力，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来自乡村社会潜在的自主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对我国自上而下的传统行政管理-执行体制所存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为管制型的政府行政建构、准动员型的行政执行模式和以完成任务指标为手段的行政激励体制）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种管理-执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很容易忽视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无节制地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产生行政执行的外溢性。因此，在传统行政管理-执行体制缺乏结构性变革的条件下，县-乡管理体制实行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的可能性程度是值得怀疑的。
在县-乡管理体制中，乡镇政府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它既是提供乡村公共产品一时难以替代的供给者，又是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诱因。乡镇政府的主要人事任命由县级负责，工作任务由县级有关部门布置和监督，必须向上级负责；而在财政上，乡镇则要依赖于乡村经济组织。造成在自上而下准动员型行政体制下，乡镇政府对上负责有余而对下负责不足。这种权责的非均衡性，很容易使县级政府将其职能扩张所造成的财政负担以下派任务指标的形式强加给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再将这些负担转嫁成农民负担。许多地方出现的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行政执行外溢性后果的存在。因此，乡镇体制改革既应该着眼于县-乡关系中的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和平衡，也更应该着眼于乡镇权威来源与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如果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将自治扩大到乡镇政府一级，在乡镇长选举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经验，使农民能够在乡镇范围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缓解“三农问题”困扰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国家政策结构调整和政策实施方面逐渐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农问题再解析本文主要观点：1、在学者和官方眼中，存在着三种分别基于发展概念、稳定概念和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2、现有的三农解决方案，均表现为每一个具体措施面对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寻求全盘解决的方案；3、应该从捆绑起来的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4、农村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农民问题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5、农民民权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户口管制，而是要实现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6、农民平权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并将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
一、学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农问题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有学究式的探讨、有实证性的研究、有情绪化的呐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较罕见的是，不论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仗义执言的，还是站在当局立场上忠言极谏的，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危险性的认识，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即使是一直为农村政策和农业形势唱颂歌的人，也加入了三农问题的大合唱。这与他们在政治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明显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中共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曾经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迟到的正义和良知，对农民之穷、农村之苦、农业之险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温铁军、秦晖、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等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梁漱溟先生。不仅如此，以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也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虽然最后一个个从官场上悲情出走，却赢得全社会的由衷赞赏。但学者终究只能说说而已，忧其民也好、忧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罢、警世危言也罢、泣血陈情也罢，无非尽一点匹夫之责。
诚然，三农问题绝非是学者们“发现”出来的。那些在信访办门前下跪的人、赶着黄牛进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爷”的人、被“鸡头”组织起来卖身致富的人、扛着锄头打砸乡政府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用另一种语言，向人们叙说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懂得“绝大多数与极少数”、“主流与支流”、“暂时阵痛与长远利益”、“前途光明与道路曲折”的官方辩证法，他们也不懂得产权界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民待遇的学术语言，然而，在中国，常识往往比学理还难得一闻，农民的故事并不亚于学者的宏论。
直到共和国的总理也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官逼民反”来形容农村的状况，并因为没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良策而“头痛”的时候，三农问题终成铁案，讳疾忌医者们也很难再推翻总理的判断。但是，尽管总理头痛不止，也还是有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不承认三农问题的人们。各省的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那些亲自执行“三铁政策”（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的几千万基层官员更迟迟不能认同三农问题，他们认定农民除了太懒、太笨、太刁以外并没有其它的问题。岂止越级上访的农民要抓要关，编印减负手册、张贴国务院文件的人都能成为动乱分子。所以，实属无奈的中央，只能颁布没人情愿落实的“好政策”，“歪嘴和尚”们仍然执行“以恶法对刁民、用重典治乱世”的既定方针，因此农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负担愈减愈重。
三农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三铁政策”的执行者们并不需要本文来给他们提神醒脑。本文也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民工缴纳进城费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欠费农民如何被虐、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无告农民如何反抗的实例。温铁军、李昌平、马银录的著述，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朝野各方的认识中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概念上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人们对三农问题存在与否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则是大异其趣的。好在不管是关心全面小康的人，还是担心农民反抗的人，还是主张宪法权利的人，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来了。
二、现有解决方案概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之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农民曾经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次领导阶级”；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曾言之凿凿地声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被“解放”过“两次”，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三农问题？为什么被两次“解放”的农民和农业总是赶不上已经被“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一直被穷追猛打的贪官污吏，为什么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这一群？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也暗示了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共的强项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人志得意满之态，仿佛还在昨天。难道三农问题是刚刚冒出来的所谓“发展中的新问题”？
几年来，三农问题的药方已经开出一大堆。对开药方的御医和江湖朗中来说，需得三思：药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药铺里可配得齐药、买药的可出得起价？此其二思；即便是济世良方，当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设想如果我是“钦差”将如何如何，大有经世济国之志、怀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总理上书时自喻的，显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学者们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热面孔经常往冷屁股上贴。而幸亏有这些不成熟的言论，否则三农问题将万劫不复。非官方学者和民间的方案能否进入官方的视野，能否影响到高层决策的思路？大概学者们必须学会讲那种官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亦即“讲政治”的语言，方有参知政事、行走军机、言听计从之效，然而，那些学会了“讲政治”的学者，当他们摆弄出“高举、落实、全面贯彻”、“加强、深化、积极推进”的时候，我们只怕又听不懂他们成熟到和尚念经般的玄妙策论了。
我们见识过许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药方：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从经济的视角、从人口与资源的视角、从财政的视角、从城乡关系的视角，三农问题到底还是个死结。一方面要依*基层官员去安抚农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层干部的粮米外快；既要给农村以利益，又不想让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财政有难处”，足以让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两头受气”，更让你皇帝反不得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们设定这样的前提：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现时的许多办法如税费改革或村官民选，据学界考证，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证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不管如何继续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把思路局限在诸如土地产权、高效农业、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乡镇企业、撤乡并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具体方案上，结果总会让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每一个具体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困难之大，足以让任何措施无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难协调，或是财政要崩溃，或是制度不配套。举例言之：一个处于国家强权严密包围圈中的村委会，对农村大政方针毫无发言权，根本不可能与党权政权形成半点分权制衡之势，即便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又何来村民自治？一个负债累累、不盘剥农民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乡镇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减负政策？一群连基本生活也顾不上、简单再生产尚且要*打工收入来帮助维持的农民，他们拿什么资金去引进农业科技、发展规模农业？
李昌平和于建嵘关于“替农民说话”和“让农民自己说话”的区别，实无实质意义。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未必说不出农民想说而未说的心里话，亲近农民的官产商学愈多则愈好；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说的话，怕也只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点回音，即便他们用脚投票、用拳头说话了，只怕又被人误读，终不成还得有学者和官员们去翻译。替农民求情哀告也罢、农民自己说话造反也罢，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方案。
就现状而论现状，就三农而论三农，东鳞西爪、小打小闹、零打碎敲、步步为营的解决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见得就不进一而退二。郭飞熊提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这几句话，实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认同“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的全盘解决方案，窃以为没有这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没有三农问题解决的可能。
三、三农问题必须剥离开来邓小平曾经有两个预言，其一是：共产党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党内；其二是：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村。对于第一个预言，本人没有资格去谈它。看这第二个预言，自然，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恶性发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晖教授发出“什么农民？什么问题？”的智者之问，让人耳目一新，“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高论更引导我们放眼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来观照三农问题。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认清三农问题的性质，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在我看来，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捆绑起来的问题，并不适合于笼统论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职员的问题和国企人员社区社群的问题合起来称为“三国问题”；同样，如果采煤业出问题，不会有“三煤问题”，钢铁业出问题，不会有“三钢问题”，银行业要是出了问题，更不会有“三银问题”。
中国有按血统划分的农民，但没有世袭罔替的煤民钢民；有分散隔绝的农村，但没有人为隔离的煤民社区钢民社区；有被层层叠叠的国家强权严密管制、只抽血不输血的农业，但其它产业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顾多一些。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三农问题”被捆绑着提出来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它，却再也不能在三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中间兜圈子，那是完全没出路的。试图通过农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和科教兴农来振兴农业，从而改善农村的落后状况和改变农民的命运是天方夜谭。即使中国的农业创造出不可能的人间奇迹，但是很明显，占总人口70%的国民是不可能通过给另外30%的人生产粮食和果菜来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农业是农业，农民是农民，农业振兴不一定农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样，农民的“解放”也不必与农业的振兴扯到一块。农村问题与另外的“二农问题”的关系亦复如此，毋庸赘述。
如果我们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农业，可以说农业确实有问题，但我以为其问题的性质并不比钢铁业或银行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农业比银行业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农业的问题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只是因为我们把农业不是当作一个产业来管理，我们用国家的强权构筑了一道道对三农的包围圈。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规模分散经营因而不经济、特殊在*天吃饭、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风险、特殊在价格弹性低因而增产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必须给予农业以大量补贴。而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等）的垄断使农民丧失讨价还价权，对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垄断使农民丧失市场交易权，对农业产出的过度盘剥使农民丧失扩大再生产能力，这些并非农业之特殊，而是中国之特殊。在三农的外围，有一道类似于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以便控制铁幕内部的一切，以使农民只能种地，而产前产后的事由国家包办。而构建这个铁幕，据说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农业关系国计民生、要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国家必须把主动权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农业这个产业看得太特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把进口粮食看得比进口石油要严重十倍更无道理，毕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农业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全球化更可怕。说农业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难道能源、交通、外贸不也都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而且这句话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却不至于引发其它国家的三农问题。美国人布朗先生“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是带着偏见的，这一问自然可以推及谁来养活日本、养活台湾、养活新加坡，国家大小并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大的中国不也是由一小块一小块日本那样大的地方组成的吗？何以见得小一点的国家就不必民以食为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就必须是一个农业大国或农民大国的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的农业大概比中国的金融业要乐观得多，也至少不会比国有工商业更让人担忧。我们这样来设想，如果国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剩余必须由企业自己包养，政府也对国企职工开征人头税和三提五统，也要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办理三证、收取再就业费和非国企增容费，也控制国企的外围领域，那么，国有工商业十之八九赶不上农业。如果政府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产业，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让人们耿耿于怀，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
不是说农业没问题，而在于农业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农业本身。把农业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有利于我们抵达大本大源。至于农村的问题，作为行政单位的县、乡、村，当然有很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环境保护、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官员食民禄而不为民办事，就是最大的问题。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学费的差距都跑到贫穷得多的缅甸“留学”去了，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若谈到什么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了、政权根基动摇了，却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收苛捐杂派不顺利者们的抱怨。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即作为自然聚落形态的农村和文化风俗意义上的农村，比之城市，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农村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那么，农民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已经和尚念经般地念了十多年，因为政府对“增收”提不出行政解决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围绕“减负”这个主题。看起来，“减负”的难题正在考验当局的政治智慧和对农民的诚意。三令五申也罢、发放负担卡和减负手册也罢、费改税也罢，效果都不甚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过重的负担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乡官贪污了，那不是减负，而应该首先反腐败；是搞政绩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减负，而应该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开工资、日常办公开支和农村义务教育，那更不是减负，而是要首先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题，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农民不需要的机构。费改税以后，如果贪污照旧、政绩工程照旧、县乡镇财政状况照旧、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照旧，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减负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四、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必须把三农问题剥离开来，并且绝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找答案，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三农问题的实质。三农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的农村基本上受“类殖民统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各个世界之间壁垒森严，“国籍”以血统主义为主。这个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除了按后者有定价权的原则建立起产品交换关系以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门槛很高，“绿卡”价值不菲，劳务输出中完全背离WTO的国民待遇原则。
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曾实施排华法案，与中国国内的户籍管理条例极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向华人征收人头税，对其他地区移民却没有这项税目，这相当于中国农民的税费现状，而中国的市民或城市企业都是按收入为计税依据而不是按人口数目为计税依据的。加拿大当局长期不允许华人居住在中国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战后才予以废除，这些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在中国国内的户口条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吗？
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炼钢的可以去挖煤，教书的可以去经商，律师也可以去考公务员，国家本无权去干涉这样的改变和调换，凭什么对“农民”搞双重标准？我看对中国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要做出恰当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种姓”，或者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种族”。
印度的种姓代表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也与职业身份挂钩。婆罗门是僧侣和贵族，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称为“不可接触者”或“*民”。在印度，高种姓的人不屑于从事低种姓的固有职业，正如中国的城里人不屑于做农人一样，低种姓的人从事高种姓的职业会受到强烈的排斥、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象中国的户口管制一样，它不是*国家发布一纸“种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东西来维护的，印度人民的苦难与印度教中的毒素有关。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相互隔绝。普通黑人只能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到白人的金矿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袭罔替的、就写在脸上，这比中国的“农民”还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进入城市时用一套“通行证”制度，在各地实施的有“居住许可证”、“月度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等，这与中国“农民”进城所用的暂住证、务工证、未婚证或计划生育证相似。警察抓住无证的黑人可以收容、强迫劳动和遣送。196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一台反映黑人通行证制度的南非戏剧，演了五个月场场爆满，当美国观众听到剧中人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皮肤就是麻烦！”时，人们不禁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无情的谴责。我很想把这句台词改为“一个农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出身就是麻烦！”
然而，印度人可以将种姓制度归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将种族隔离制度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而我们中国却一直在搞“工农联盟”、“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民”确实不应该是一个低等的“种族”。况且所有的中国人上溯三四代，他们的祖先全都来自于“农民”这一“种族”。
我很不愿意把农民问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作为中国人，这让我感到羞耻。但想要说明白中国的“农民”是一类什么地位的人群，实无更恰当的比照对象。中国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何曾听说过“钢民企业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国，农民根本就不是指“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经营者”，他的确是指那些依血统而成立的农民（除非成为城市的投资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这样一套隔离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恶的、万恶的！将来的中国人必然会象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地谴责中国的农民隔离制度。
五、农民问题的解决既然我们分析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其解决的办法，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场农民民权运动。既然三农问题的形成应该归咎于农民隔离制度，那么，只能无条件地解除隔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这应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能够从经济学或财政学上寻找拖延解决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够因为黑皮肤的人口太多而担心白人社会容纳不了就必须种族隔离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政府的困难或城市的困难而隔离任何中国人，哪怕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花多少钱去开奥运、办世博，兴建多少爱国主义工程，给后人留下多少“优质资产”，在我看来，实在比不上把钱花在废除农民隔离制度上更意义深远、更公正、更正义。这是比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不应该比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更困难。南非的白人曾经恐惧过黑人将涌入他们的城市乐土、增加他们的就业压力，但这绝不能构成剥夺别人同等权利的理由。
石家庄、宁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有合法的投资移民、迁居移民、就业移民的通道。这比建设小城镇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方案要现实得多，劳动力跟着资本走，而不可能让资本到莫须有的小城镇去寻找劳动力。这是有限地解除隔离的一项措施，它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任何入籍收费都是无理的、歧视性的）。完全彻底地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还远远不够，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那些权利和利益才应该是农民真正的目标。各类企业、各色人等按同样的税则纳税，各地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线考大学，所有中国人都享有从政、务工、经商、务农的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有同样标准的福利保障。这样一个改革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否决这一目标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历史性的错误。
诚然，城市的教育、就业、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无疑会增大，但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农民可以而且能够按市场的法则做出他们的选择，当城市没有可供自由选择的职业时，“农民”不至于会执着到为了一纸已经与农村户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户口而放弃故乡的一切。因为他们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样的自由，无论在乡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样权利的中国人，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回到农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碍，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决于自身的劳动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场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去破坏城市的稳定呢？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离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农民反感计划生育、农民重男轻女，其实这主要是家庭农业的特点，因为独生女儿出嫁就意味着农户经济后继无人，意味着家庭经济事实上的破产，农村计划生育的困难正在于此。所以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农村两性比例失调正是城乡隔离的后果。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会加剧，三农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并使解决的难度与日俱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户口管制的时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没有自由地调节劳动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场的功能吸纳农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废除农民隔离制度创造了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民隔离制度松动。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又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政府面对三资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面对城市市民主动放弃粗活、脏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虽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却改用收费、盘剥的办法来表达歧视，人为地干涉城乡居民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隔离会造成痛苦，歧视将播种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张，势必为未来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市民职业白领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城乡已有融合和劳动力互补的需求，农民自由入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场力量为主并引导得当，应该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融合、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需求。
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一场灾难，这是一种“种族”偏见。不能忽视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国企、私营和外资已三足鼎立，而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出身的工人是主体。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故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把三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当作负担，这是一种弱智和短视的观点。英国人、葡萄牙人可以让中国的农民把渔村建成香港和澳门，江浙的农村移民可以造出一个大上海，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可以扩大若干个城市、再造若干个城市。将过多的人口从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用市场的力量重新将劳动力资源洗牌，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资本都有是自由的话，浙江龙港那样的农民城市将会更多地被创造出来。浙江的龙港是完全由农民创建的城市，可以设想，农民的劳动力和精英们的资产和智识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相结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东莞和顺德的。
应该指出，农民的权利缺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户口簿中。户口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本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户口簿中的权利也还远不是城乡人民权利的主要部分，中国人还有很多权利是写在党证、官证、资产证上的。
我们的愿望是，中国的农民得到一张无差别的户口簿的时候，户口将仅仅成为“户口”而不是一张“权利等级证书”。所以，关键的问题绝不是户口簿上面取不取消“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几个字，而在于户口簿上的任何一个字都与人的权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实现了人民的真正平权，不再因血统、因居住地、因职业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税则纳税和按不同的名目缴费、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乡村居住于乡村的公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务员，也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当主席退休时体面地回到他的农场旧居去，谁会在乎他户口簿上写着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统呢？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农民的身份革命作为一场人权运动，要完成它，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农民自身，而必将导致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以此而言，废除农民隔离制度、推进农民人权运动，是值得学者们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
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别召开了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将农村工作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书记、温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怀弱势，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1，“坏的市场经济”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1990年代中，中国社会出现了裙带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苗头，对此，吴敬琏等严正提出反对，提醒人们注意分清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一个同样严重、也许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却为人们严重忽视了，这就是――还应该更加注意分清完全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裙带资本主义背后，还站立着更为可怕的国家至上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它使得今日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仅含有很大的道德上“坏的市场经济”的成分，而且还是结构上严重残缺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1992年，中央正式宣布经济领域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但是仅仅过了1―2年，那些市场主义的真诚倡导者就实行了收权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分税制。他们显然没有能够理解自1978年以来所实行的在经济领域放权让利等压缩和消解极权主义的战略性努力，未能认识到中国改革背后大尺度的历史走势。实用主义的短视，使他们选择了一条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思路，可想而知，它乃是中央集权主义和市场经济妥协媾和的产物。
2，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1993年以来实施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政治后果之一，乃是中国本已足够强悍的中央集权得到了令人吃惊的加强。
这一对1980年代放权让利改革的重大历史倒退，其始作俑者，是1988年的治理整顿。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在正确地对金融领域实施严格管制的同时，却武断地把这种管制推广应用于全局，形成了国家主义导向和市场经济导向的畸形藕合。从治理整顿开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倒退的列车，由此得到了添火加速。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1988年以来中国政府机构规模急剧地膨胀。这在基层县乡政权表现尤甚。中央政府能够理解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依然是加强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权力控制、强制管理和实力引导。这是一个标准的国家主控模式。庞大的党务系统，政务管理系统，税收系统，计划生育管理系统，还有公检法系统，在国家主义加强管理和控制的导向下，象一个生长失控的怪物，可怕地向县乡扩张。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因而对之无法实施有效监控的行政系统，理所当然地被特权阶层所操纵，他们将关系网不断编织进这一政府及公共服务体系，使得机构膨胀的问题更为恶化。从1988年至2000年，仅仅十余年间，农村县乡政权的规模增幅普遍达十倍以上，一般地，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毛时代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到今日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教师队伍。
人们往往道德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层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而看不见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今日中国大陆压得底层民众喘不过气的“吃饭财政”，乃是鼓吹加强中央集权下的管理控制的国家主义市场经济路径的必然产儿。加强管理的建构取向（国家主义）和不受监控的绝对权力（特权阶层，不过是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另一衍生物）两极藕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
3，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主要压在农民身上中央政府实施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以及为推行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连它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怪物――“吃饭财政”的开支，主要压在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身上。
在加强全面管制的同时，国家主义的中央政府还在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加强中央财政汲取力度，以扩充自己的转圜和进取空间。在城市财源很大部分被中央政权抽走后，省-市-县-乡官僚体制在财政上受到了很大压力，它们既要承担不断膨胀的吃饭财政，又要解决特权阶层自身按指数增长的高消费需求。有几十年来的惯例可依，它们成功地把财政困难巧妙转移到农民身上。刚刚从极权主义金字塔压迫下获得历史性解放的中国农民，仅仅享受了十年的生活改善，又被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压在赋税的大山之下。
在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中，如果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特权阶层经济贪欲的省-市-县-乡官僚体制，是世纪末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直接制造者；那么，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思路与财政汲取―分配政策，则是催生三农问题的深层动因。
后极权时代的国家用“发展优先”的残酷资本主义，代替极权主义时代的“重工业优先”的残酷的高积累政策，作为自己对农村暗中不断抽血、公开拒绝履行义务的理论依据。制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绝承担义务教育的开支，反而把这笔巨额负担压给地方和乡村。一般地，义务教育支出大约占去了乡镇财政的50-70%和县级财政的40%左右。国防负担中的很大的一头，即义务兵役制下退伍军人的安置，也被主要推入不断膨胀的吃财政饭的队伍，国家迟迟不开展兵役制度改革，由此而来的巨大成本，就这样用隐形的方式转由农民最终承担。
多年来，中国中西部十几个省的农村地区受到了中央集权体制超额的经济盘剥。农村人民被迫以工补农，把农业收入的大部交给政府，而把打工和副业收入用来补贴家用，勉强得以应付苛捐杂税的压力。
这些税赋主要用于吃饭财政和义务教育，国家每向农民收取一百元税赋，就有九十几元作此用途。其结果，是中国从事着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的农民，反而承担着最大的重负，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的农业，要养活70%的人口，每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致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90年代，农村社会居然发生了明显的停滞（全国经济年增长8%，而农村只有2%，中西部农村不到1%，如果挤掉众所周知的水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证实人们的直接经验），部分地区农民再次走向贫困。而中西部县级政权也普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全国乡镇政权负债达2000亿左右（李昌平估测），几乎濒临破产，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2001年中央财政增收达2000亿。这些明显的数字对比，最好地说明了“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
4，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在1980年代改革给中国农民以极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升、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间生产―消费的良性互动之后，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城乡二元分化。不用说，这当然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功劳。
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援引的统计数字，以2001年数据匡算，城乡人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2000年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落后10年。
10年来，中国大部农村没有能够分享到城市高速度增长的好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几年把前几年曾经分享的好处几乎全部吐出），相反，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乃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以上的“剪刀差”（见《新财经》2000年9月号，陆学艺文）。这笔剪刀差，同1953-1979年间国家为了高速工业化所汲取的7000亿剪刀差相比，考虑物价因素，数额之巨，几乎不相上下。
城市社会和沿海地区在享用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还从民工的血汗钱中强行收取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费用（每人每年数百元），每年总额达数百亿之多。如果说前者还属于市场经济下的自愿交易，政府“仅仅”在民工的人权保护和劳动福利方面偏袒资本家和城市社会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政府操作下的、带有强烈的阶级歧视的强制汲取。
乌托邦时代对中国农民的歧视政策，在国家主义时代又得到了延续和创新：中央政府所实施的许多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比如统计失业率，只统计城镇，而把广大的占人口70%的农村令人吃惊地排斥在外。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现代文明社会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与数亿中国农民绝缘。今天中央的教育拨款的92%是用于占人口30%的城市，而占人口70%的农村教育只得到8%的中央财政支持。
这些数据（包括前面讲到的中国农民每年上交的3000亿税费等），足以说明中央集权的超级国家，在正式亮牌的市场经济时代，仍然用行政手段对农民进行盘剥，用集权体制和宏观政策将国民财富集中于大城市、沿海和中央，这是造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
很明显，这是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这一分配不公，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888、89前后的第一次分配不公之后的第二次。这是极大的不正义。
40年前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引发了三年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口。那么，今天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如果持续下去，将引发怎样的危情呢？
5，城市社会以停滞和衰退“等待”着中国农民的富裕打击已经悄悄降临，首先受挫的，是国家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发展”指标。
农村收入长期下降，整个社会70%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工厂生产的大量的初级消费品卖不出去。雪上加霜的是，它又引发了新的恶性循环：生产厂家、流通商家和凭地租分利的城市社会，因此而收入严重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城市低收入群体扩大，致使城市消费市场也出现了萎缩。这一实际存在的不景气，在外向型经济数据掩不住的地带，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公然地蔓延。
中国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梯级分布，也决定了生产―消费链条在不同的梯级间保持良性循环的必要性。只有底层民众的收入不断增长，推动着底层消费市场不断地发育升级，才能在此消费导向下，推动厂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创造新型产品。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1990年代末出现的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造就了城乡巨大的消费断层，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消费市场的发育升级、持续跃迁造成了深重的内伤，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规模巨大的内需型初级工业生产的停滞和萎缩，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内在节律。
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乃是透过购买力杠杆，对贫富差距进行自发的最笨拙的调节，在一国统一市场之内，富者之富，只能建立在贫者之富的基础上，贫者买不起富者生产的商品，富者也就无法实现其利润，只能停下来，等待贫者收入的提升和购买力的升级。
纵观今日中国大陆社会，除了外向型经济、外来投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流通与地租分成等造成的局部经济高速增长外，在辽阔的内地，广大的中小城市社会和庞大的初级工业，都处在停滞和萧条中，等待着中国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富裕。
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局部停滞，已经使天下骚动，给国家主义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如果它持续下去，引发一场全局萧条，那么，发展这一“硬道理”将受到根本的动摇，那又将意味着什么？
大自然对于强梁者惩罚的悬剑已经君临头顶。如果那些发展优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信徒们能够直面真实，及时转轨，时局还存在着转圜的可能。
6，解决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在危机的压力下，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政府近年来在安徽农村进行了并税制税费改革试点，改革方案是把按农民人均收入的5%的征税额度提为7%，实行“一道税一口清”。
研究农业问题的权威人士指出，农村税费问题，根本不是多收点少收点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设计对头不对头的问题。修修补补的改良没有实质意义。7%的新指标和一条鞭的并税法所代表的治标不治本的操作路径，按照“黄宗羲定律”（秦晖用语），长久以往甚至将成为引发农民负担更迭上升的通道。
问题的根本在于：有什么法理依据，要对每一个农民身份的公民，包括百岁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按照一个地区所谓的农民人均收入5%或者7%征税，而不是按照对于城市社会成年公民所实行的同样的标准，按照800元或者1200元月个人实际月收入的下限征税？这样的制度设计运作的结果是那样的荒谬：中国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不到50元，而贫穷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却在200元以上。
从法理角度而言，中央集权体制在农村实行的税收制度安排，实质上设计的乃是一种歧视性的人头税，它是对于中国最弱势的农民阶级的无理汲取，强迫他们承担着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本和现代化构图的实验成本。
整个农村税收的制度设计，乃是不正义的，没有充足的法理依据的。所谓的税费改革，严格说来连改良都算不上，不过是沿着不正义的道路所做的一点后退而已。当局者的双眼似乎被云翳遮蔽，旁观的民间思想界对此则洞若观火：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
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首先在于拨乱反正，根除中央集权体制对农民所施予的长期的粗暴践踏和强制抽血，归还农民不受侵犯、不受盘剥的真正的公民权利，赋予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完全的经济自由。人权+经济自由――这应该成为一切真诚的农村改革的出发点。
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绝非对异见者的打压，而是对9亿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刘晓波用语）。必须废止对于农民的身份歧视和阶级压迫，彻底地解放农民，一步到位地让农民享有真正的充分的人权，对于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就业、教育、迁徙和纳税等任何制度性歧视或宏观政策性歧视，必须给予根本取缔，违者以法律治罪并支付巨额赔偿。
必须从法律上确立农民与国家共同享有土地产权（一般不可买卖），改变土地公有所暗含着的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剥夺乡村干部的“模糊产权意识”和强势话语，至少应该宣布土地承包100年不变，使农民拥有保卫自己土地财产权并在土地上进行投资的信心，从而“改变农村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党国英用语）。
必须停止对于农民的强制汲取，逐渐放弃对高投入、几乎没有了收益的农业生产的征税。必须在分配上向农民倾斜，把涉农领域（比如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完全放开，让农民合作组织免税地进入，获得足够的利润以组织自发自愿的规模经营（温铁军用语）。必须对于农民就地从事的非农经营实行三年免税，用放水养鱼的政策取代今日的杀鸡取卵的政策。
必须从宏观角度，巧妙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加权辅助，想方设法促使农民收入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步增长，让农村与城市一道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让农村通过消费杠杆反过来战略性地推动整个中国“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进程，让农民由现代化的“弃民”重新回归到世世代代就属于他们的大地主人的位置。
7，在农村分步推进现代福利体制是解决两极分化的必由之路除了上述路径，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危机，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还必须从现在开始，分阶段地在农村地区推进全面的现代福利体制的建设，把义务教育、失业救济、最低保障、医疗服务、养老保险、法律援助、公共体育与文化娱乐推广到全部的农村地区。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必由之路，不仅农村，而且城市，整个中国，都必须走上这条道路――建设现代福利国家。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必须实现的分配正义和人道文明，中国政府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有人认为，现在提福利国家为时尚早。恰恰相反，现在开始起步正当其时――这既是实现必需的分配正义和人道文明，帮助每一个公民过上不失尊严的生活，保持稳定以推进和平演变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培植大多数人口的有效需求、促进生产――消费的链条在不同经济梯级之间保持良性循环、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当然，这不是一蹴可就的，而是需要10――15年才能完成的社会工程。
当然，这一现代福利体制的制度设计，必须吸取欧美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要防止出现福利养懒的病态局面，注意运用各种杠杆对劳动、进取、自立、奋斗进行机制性的激励。
在现代市场社会，人们能够接受而且应该接受合法的合理的建立在劳动能力和业绩的差异基础上的结果不均等，但是，必须以起点上的机会均等（如真正的人权和完全的经济自由）为前提，必须对终点的差距进行福利平等的补偿和矫正。
如果说市场经济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话，我们不要官僚、特权、裙带资本主义，不要残酷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正义的、人道的、平等的资本主义，需要的是福利资本主义。
8，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停止向农民抽血，放弃每年3000亿税费中的大部，反过来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上为农村大笔输血，用于建设基本福利，是上述“人权+市场经济+福利体制”的农村社会改革方案中的经济基础。
这样做，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同意，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会同意。这样做了，3200万县乡吃财政饭的人员的开支从何而来？谁来替代他们，在这个似乎处处充满不可*成分的农村社会维持统治秩序？但是，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证明，非得这样做不可。为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现行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无法用来推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因为要改革的正是中央集权体制本身。
在由中央政府首倡力推的农村村民自治问题上，已经显示出，中央集权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实质性改革是坚决阻挠的。因为真正的村民自治必然削弱乡镇对村庄的控制，与中央集权制产生结构性的冲突。所以现今的村民自治效果可想而知。
真正的政治改革，不是中央集权体制框架下狭隘的“机构改革”，它的核心，是给象村民自治和中央集权制之间发生的结构性冲突这样实质性的矛盾以一种根本的制度解决，从法律角度厘定国家与社会的主要关系。
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是国家和社会分权划界的历史大潮的一个主要部分之一。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我们不能被改良主义的话语所误导，在“村民自治”这个局部的狭小的空间着力，我们应该一步直抵大本大源，研讨实现整个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的操作路径。选举应由村庄推广到乡镇，推广到县城。这必然地要对中央集权体制伤筋动骨。
真正的选举（包括村官选举），直接改变了权力的合法来源：当选者的合法权力，乃是由选民授予，而不是由中央集权体制中的上级授予。在选举所及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权力命令失去了合法性。选举每上达一个层次，就意味着本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冰消雪融。
这不过是通过实例显示出民主的一种题中之义：民主首先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问题。从政治管理系统角度来看，民主是作为选民的人民自下而上的授权，它与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的授权乃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民主的实现必然地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解体。
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是对于1949年以来的极权的或者后极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而且是对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二千年未有之变局。
看了今天中国农民被中央集权体制盘剥和践踏的真实状况，就知道中国古代王朝是怎么崩溃的。幸亏有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历代王朝末期大崩溃的惨局，还可以避免解放前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和平演变根治农村危机。
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制止中央集权体制向农民的强行抽血，才能“牺牲”掉以从事“不劳动的劳动”和“反劳动的劳动”为主业的县乡机构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冗员。
在民主政治中，县乡政府将象村民自治中那样实行直选。在乡镇政权中，可以采用临时性的各村村民代表和农会的联席会议，对于乡镇长的财务和业绩进行监督，将监督结果逐月公布，并代表农民主持乡镇长一年两度在全乡镇选民大会上的述职。在县级政权中，将民选出一个县议会，用于代表本县人民掌管财权，并监督民选的县政府的行政运作。
民主政治将剥夺县乡政权“管”农业的权利，让政府成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把资源集中用于推进现代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用于公共道路、社会治安、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公共建筑等社区公共服务。
民选的县乡政府将成为民间自治的大社会中的“小政府”，许多政府原来僭越的经济事物和社会事物的权力，将交还给农民自治组织――农会、各种专业行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服务社团等。民间组织将越来越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唱主角。
通过民主政治，县乡政府的合法权利将来自农村选民，中央集权体制以前非法和过度集中的权力将让渡给民间社会，这是继联产承包制消解极权主义经济（当然还需下一步“土地共有+人权+经济自由”给以完全消解）之后，消解极权主义政治的关键步骤之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层层向上递进，实在是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需要使然。这样操作，也更加稳健，更容易让社会接受。
农民负担重在哪里?
说起农村问题，大家差不多都能想到农民负担。对此，中央三令五申务求减轻，地方政府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一句话，农民负担重了。笔者身为局中人，以平日的所观所想，试作浅析。
1、农民支撑基层政府和地方事业发展成本过高。按目前体制，村级组织和乡镇人员工资都是由自己解决。在贫困农村就是演变为农民供给。按我们地区负担水平计算，每100农民要负担1名村干部，每40农民要负担1名乡干部。这是人头经费，还有办公费的支出等，仔细算起来，负担就不轻。我们地方人员编制控制较紧，据测定，许多地方远远超过这样的比率。象近期媒体报道西部某县9个农民供给1名财政人员，那么农民这方面的负担也比我们地方重。乡镇是最基层的人民政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所需地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民的负担。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交通建设、民兵训练等等，上级政府和部门只能给予少量的补贴，投资主体还是农民，但往往其受益权又归部门占去了。所谓“人民公路人民建，建好公路为人民。”就是一例。公路建起来了，有了规费收入，公路局、交警队争先恐后拿去“以路养路”。政府的收入主要*税收，农村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税源有限，但又要运转和发展，客观上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国实行分级办学体制，谁家的孩子由谁抱，乡镇政府为义务教育也是劳碌奔波。以我镇为例，每年仅教师工资需320万元，而每年的工商税收才102万元，教师的工资不能不发，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不搞，余下的缺口只能从农民手里拿钱补。其实农村的工商税收大多也是农民中的从业人员交纳的。他们农闲时务工经商，农忙回家种地，为地方交纳两种税款。尽管如此，教师工资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教师有意见，农民负担重，更有意见。据统计，农民支付上述负担占到整个负担的80%左右。
2、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凸现农民负担不轻。按目前计算农民当年纯收入方法，农民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农业。当前我国大多数地方农业生产出现地区性、结构性矛盾，农产品相对过剩，导致销售不畅，如卖猪难，粮价*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上交各种税费就有一种无奈的情绪。如果减轻了负担就意味着增加了收入。但政府各项支出并不能因为农民减收而减少，农民必须照样负担不误。象今年我们许多地方的农民辛辛苦苦种西瓜，到头来只卖0.1元/斤，仅够运费，西瓜也真是生不逢时。一个生产季节就这样白费力气地过去了，无钱可赚，负担却不能因此减轻。农业生产效益不好，直接导致粗放经营或农田抛荒。这样一来，农民上交税费，就*外出打工或其他途径的收入来支付。农民工干的多是力气活，远离家乡和亲人挣得的辛苦钱还要弥补农业生产的亏损，即使负担不重农民也感觉重。
3、农民负担重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负担不均。在农村，不管你是正在上学的小孩子，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只要你是农业户口，有了责任田，就有一份负担。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本来就是家庭的供养对象，他们却要上交农业税费。责任田你不想种，退也退不了，无人接收。这笔负担最后还是由家庭劳动力来担负，能说负担不重吗？负担不公还表现在税费均摊上。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条件各个地方不同，农民投入产出比也不相同，但往往负担一样。我们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就不难发现，离退休老人有退休金。农村的老人要为国家负担，城里的老人国家要为他们负担。这样就无法比较了。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农村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是否不用负担农业税费，供大家探讨。因此农民喊负担重不光是客观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复杂的主观情绪。
综上所述，农民负担重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更受制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减轻负担仅*乡镇政府还远远不够。我们安徽进行的农税改革，初步遏制了农民负担上升的势头，并且总量上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好的探索，同时我省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乡镇干部分流、下岗、提前退休，力争减少财政供给人数。这些措施对减轻农民负担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为农民减负，要全社会的努力，也是全社会的期盼。
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政治生态在时下关于农民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常常牵涉到对政府作为的分析，并且不免浓厚的情绪浸染其中，而冷静的、具有建设性的分析似乎并不充分。已经有学者提出农民问题之政治方面的深刻背景，从而将话题引入一个更有前景的领域。笔者所学非关政治学，但也深深认同从敏感的政治视角切入问题的必要性。
因为，既然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从而制度设计者的政府的作为被公论认为已如此至关重要，政治上的分析也许就不可避免。而尤其重要的是，站在政府本位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分析才会是具有主体性和成为可操作的。从高度务实的角度说，政府不得不在众多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妥协而得以运作，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政治上的根源一定在于，农民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强势利益集团所要求的、眼前的利益，对于一个“政治人”（模仿“经济人”之说）的政府来说，往往是最真实和难以抗拒的。来自早已坐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并非政治家的个人良知和施政能力所易于对付的。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的统治方式下，可能因决策者出于稳定考虑而致的农村民主化进程的严重滞后，更使农村和农民的声音为二十年来大大成长起来的集中于城市的势力发出的喧嚣所淹没。因此，农民的政治地位在二十年来的显著失落当然会使今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变得触目惊心。
作为理性、追求全民族复兴的政府，应当看到农村和农民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平”问题了。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此之低，所导致政治架构的失衡可就大有意味。完全抛开纯粹道德层面的讨论（这种讨论很难有多少操作性），仅从政府维护自身权威和着眼长远的视角观之，也足以见其条理。
政治架构的严重失衡必会导致经济上基本结构的失衡，从农村购买力低下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可见一斑，进一步考察，农村和农民问题如不逐渐解决，必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能逾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诸多论者已经达成相当程度上的共识，而要寻得实实在在、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则仍然显得渺茫。事实上，寻求政治上稳定的动机在此不能得到直接的共鸣，而从经济视角所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却足以使其望而却步，故这种分析很难促成、甚至实际上阻碍着政治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政治人的立场而言，从政治稳定的长远甚至当下的要求讨论农民问题的严重意蕴，才会是足够切题的。于是，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更有设身处地的说服力――放任当今农民问题的恶性发展，政府就将注定失去将农民这一最大的弱势利益集团作为筹码而可能拥有的政策空间，政府作为将变得日益局促，甚至最终可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这似乎是一种迂远的杞人之忧。然而拂之不去的直觉告诉我们，政治生态的完全失衡如同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一样，必定会导致大混乱的危险。这其实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简洁地说，容忍剥夺和压制农民权利，容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为组织资源的极度匮乏而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强势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使政府失去制衡和约束强横的少数利益集团的筹码，中央政府就终将陷入被后者挟持的危险中。事实上，容忍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村贫困化，以至其陷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如同漠视对国有资产的侵夺一样，会使其成为另一种异化势力成长的温床，一种被动的腐蚀剂，正如被弃置的肉反成为滋生蛆虫的原料一般，肉不烂尽，蛆生不止。于是，积弱的农民短期内的确并不会成为政权的直接威胁，但必定会曲折的、以简直是反讽的方式造成危机四伏的境地。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强调政治的微妙，强调要照顾到每一个方面，并在其间保持平衡；而不能只是看到一面，固执于一极。没有一个多元的政治架构（何况农民的巨大人口比例），政府的生存空间和操作空间就极易于受到挤压，难以左右逢源。因此，多元和平衡的政治生态才是理性政府的明智选择。扶持弱势集团而制衡强势集团，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周旋而左右逢源，使政府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而保证政府的持续强势生存，向来被证明是具有政治远见的做法，也是中国国情的要求。所谓中央政府权威的相对式微，往往是由于基层和地方权势集团的坐大所导致，而不是直接因为民众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关键之处正在于此。若政府没有造成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有所顾忌的集团制衡的局面，就只好在其有形无形的挟持下、因其力量的迅速壮大而相对落到弱势地位，诸多政治理想也就难以越过重重阻力而得实施。腐败势力则会恣意繁殖，挟其盘根错节之势而不惮对抗中央政府，最可能的是以消极的不作为使中央政府无法令行禁止，以满足其特殊的、无遏制因而无止境的利益要求，为此不顾政府的存亡绝续，此种情势并非耸人听闻的空想。细细想来，在看来似乎无有尽头的强势弱势急剧分化的舞台上，自然法则其实是设定了界限的。而在政治中，相信某种界限，也就必须承认类似这样基本的辨证法，这种上下之辨。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例如，我们常将自己和印度相比而感觉优越。而在我看来，印度的问题正是以上生态失衡后果的演示，从而让我们看出问题的可怕而足为鉴戒。印度的可悲，很大程度在于她至今不能改变的种姓制度，和庞大的*民阶级。于是，我们忧郁地看到，低种姓人群包括*民群体,从底层由下而上，以消极的、被动的方式，起着一种奇怪的、巨大的、而且是支配性的作用，成为印度社会最意味深长和最致命的诅咒。至少在短期内，任何积极有为的政治理想，要想清理这超稳定结构的、久久不流动而散发出毒气的一大池死水，都令人感到无望。无独有偶，所谓拉美化，背后的问题也不过与此类似。这种瘟疫的逐渐发作，显示出政治生态严重失衡的另一种阴柔隐晦的后果，不是强势利益集团所着意防范的从下发起的剧烈社会动荡，反而是无力反抗导致的平静的稳定，当然还有完全失去制约的另一群体的横暴，成为最深重和令人难堪的社会政治痼疾，当然，如上所提及的，经济学精心论证着的繁荣之梦在此也不会幸免于难。谁想到平等和道义竟然是这样写入经济分析的方程式、在众人的无视和漠视中以这种方式讨回自己的份量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并没有种姓制度传统而大同理想从古有之、于今未泯的民族国家而言，是否要冒这样的风险，即在激烈变革和格局重塑的时代里，因为未能着力维持基本的政治经济生态之平衡，而在马太效应之下，出现可怕的“印度化”或“拉美化”的趋向？这又是耸人听闻吗？想一想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想一想麻木卑下的进城民工的表情，想一想某些飞扬跋扈的农村基层组织乃至县乡政府对农民利益的非法剥夺，对农民政治尊严的轻蔑践踏，以及农村教育的萧条，……治国者盍思之？
我们还可以说得再远些，就会碰到如今渐得其名分而又被一些反讽的现实弄得不尴不尬的制度话题吧。因为当今之世，满耳听得见人们在喊：制度！制度！
但在上述想法不可遏止的暗示下，我们不禁要斗胆表示一点怀疑：流行意义上的、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制度是足够的吗？实在的，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运作是需要来自利益引导的巨大力量的。没有利益集团之间比较平衡的角逐，制度的大厦绝不会建起，徒有其表的制度华屋也会马上坍塌。普遍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自有其强横的势力（几年前我看到山西绛县法院被称作“活阎王”的姚某，以其科级职衔，累累恶行，竟需****、罗干的屡次亲自批示才得处置，一审间还能享受特殊待遇，从容串供，足见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何处――它显然不是来自弱势而常常无告的农民），若无对基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的扶持(通过农村基层选举的试点推广赋予其选举权；通过组织农会赋予其组织资源)，这股威胁势力将愈益壮大，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作为这股势力之对立面的广大农民在下的强有力制衡，仅*国家机器围绕缺少真实基础的制度设计去运转，如何才能够胜过它？腐败势力对中央政府已成心腹大患、燃眉之急，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的相对缺位而导致的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既是最广大范围内腐败势力迅速自下而上滋生、成长和壮大的土壤，也是中央政府缺少真实的政治力量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原因所在。脱离基本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利格局的调整而侈谈制度，无视基本面的政治生态失衡而幻想生硬安排一种万应灵药的制度，这徒有名分、缺少利益机制引导、被悬空的制度又会有何用？
而一切讨论的底线一定程度上就系于政府和政治家的理念了。就这一点说，我们愿意抱乐观态度。中央已将农村和农民问题列为头等大事，而它也的确是头等大事，是中央政府权威的生命所系，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
怎样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透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８日在京闭幕，这是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对如何贯彻十六大精神、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观察家指出，会议所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显示，中国新领导人把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新的高度，确定了新的方略，并决心开创新的局面。
“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充满新气象，都感到非常振奋，”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开，但今年尤其重要，主要有“四新”。
陈锡文说，本次会议是在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新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阶段”，重点加快农村小康建设。会议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会议还提出了“新的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进行了具体部署，曾庆红、黄菊、李长春３位政治局常委也出席会议。而就在会前十多天，胡锦涛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
陈锡文指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新领导人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共中央希望在全党尽快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他说，“实际上，在中共８０多年的历史中，有一条非常清晰：能否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是事业成败的最大关键。”
十六大上产生的中共新领导集体，负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历史使命。陈锡文说，“全面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而中国的国情是，尚有６０％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差距在拉大，特别是农村还有３０００万贫困人口，有６０００万人徘徊在温饱线上。如果不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全面小康”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认为，会议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很具新意，有全局观”。他说，“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如会议所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本次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重抓好四方面工作：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参与起草会议文件的陈锡文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内容以往基本是分几大“块”，而这次却是以“条”为主，共有二十几条，说明中央对农村工作要求具体、明确，政策和措施也非常到位。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而在入世背景下，中国农业也亟待提高竞争力，会议为此提出：整个农业农村工作要以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为中心任务。陈锡文说，“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内涵非常丰富，既要优化种植业品种、质量和区域布局，又要进一步发展畜牧水产业和加工业。而且，结构调整不仅是在农业上做文章，还要放在农村经济格局中考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最后，还不能在农村内部做文章，要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背景，推动农民流动就业和城镇化发展。面对农村与城市在面貌上的巨大反差，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新增国债投资将向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和“退耕还林”倾斜。林毅夫指出，将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民的用水、用电等生活条件，对启动农村消费将发挥很好的杠杆作用，同时亦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林毅夫高度评价会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他认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对中国农村建成小康社会非常重要。会议引人注目地提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以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这是很硬的措施，将扭转社会事业经费一直主要用在城市的局面，”陈锡文说。
陈锡文认为，要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非常重要的是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善体系，而不能“零敲碎打”。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政府调度财力实现对农村发展的扶持；二是具体部门考虑问题时不能再搞“城乡二元”政策了，而要把城乡放在同等位置，或农村优先。
会议在谈到“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时着重强调，要“把握国情”，“了解农村”，“尊重农民”。陈锡文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党对待农民有两条准则——经济上要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要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所有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把这两个准则变为行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的大思路才能变成现实。
申论热点：依法打造执政新形象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
一段时期以来，各地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道路上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
哈尔滨：行政执法有了“紧箍咒”
“依法行政、执政为民”成为近年来各级党政部门的工作重点。然而，一些行政执法单位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与依法行政的目标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在有些地方，一方面执法单位的执法权力在不断增大，而另一方面行政监督能力却呈现弱化的趋势。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使依法执政面临挑战。
今年年初，哈尔滨市率先成立了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和行政效能中心，对全市600多个执法主体、3万多名执法人员进行有力监督，从而使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有了新的平台，同时为行政执法部门确立了监督主体。
去年下半年，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哈尔滨市行政执法监督规定》、《哈尔滨市行政效能监察规定》等6部有关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政府规章，使行政监督部门在工作中有法可依。
据统计，在哈尔滨市各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中，有50%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问题。今年6月中旬至7月下旬，市政府法制办会同黑龙江省法制办在本市开展了对执法活动的明察暗访，重点对公安、交通、规划、土地、工商、技术监督、建设、环保、城管等部门或系统进行调查，共发现了40多起行政执法方面的“问题案件”。
面对诸多“问题案件”，行政执法监督部门决不姑息，而是一查到底：一是对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核实，并按问题性质提出处理意见；二是根据问题性质，做出通报批评、收缴非法所得、注销行政执法证件等处理；三是与监察部门一起追究当事人和相关领导的行政责任；四是对群众反应强烈的案件，在全市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进行公开处理。
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政府新受理行政复议案件93件，现已办结75件，其中撤销16件，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35件，撤回行政复议申请10件，维持14件。短短半年间，哈尔滨市行政执法监督部门成为各类行政执法单位又敬又怕的机构，也为政府依法行政树立了权威。
海安：县长、村民平等对簿“公堂”
7月16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该县第一起涉及行政许可的案件。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当地大公镇贲巷村村民张宝兰，而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县长章树山。
县长出庭应诉的是一起建设用地行政许可案。原告张宝兰夫妇与案件的第三人周宏宇系前后邻居。2002年9月8日，周宏宇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在原地翻建房屋，得到海安县大公镇政府的同意，县政府据此批准了周宏宇的建房报告。原告认为县政府对第三人住宅用地的许可行为对其宅基地的使用权构成侵害，遂提起诉讼。
“县长坐到被告席上和老百姓面对面打官司，真是没想到。”庭审结束后，原告张宝兰发出这样的感慨。章树山则说：“随着海安县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制度化，今后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将不再是什么稀奇事。”
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是海安县推进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以往的民告官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怕当被告出庭，此类案子一般都委托律师或法制办的工作人员代为出庭。不久前，海安县政府采纳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凡有行政诉讼案件进入庭审程序的，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应该出庭参加诉讼。县政府明确提出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次数作为年终考核的内容。县委书记张爱军要求将行政首长出庭纳入制度化轨道。
县长章树山告诉记者：“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另一方面也大力鼓励老百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襄阳：“土政策”取缔了，服务效率提高了过去，湖北省襄阳区的一些乡镇政府在管理上基本是包揽一切，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甚至不惜采取一些与法律法规相悖的“土政策”，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如今，各乡镇积极探索走依法行政之路，在政府“瘦身”后不再包揽一切，该管的管，该放手的放手，同时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服务意识、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今年7月初，伙牌镇五龙村砖瓦厂厂长卷款潜逃，留下砖款、工人工资等近30万元的债务，厂里的民工和债权人找到镇上要求解决。按以往做法，镇上要将全部债务承担下来。现在镇政府落实依法行政，通过区法院对资产进行查封，让债权人起诉原承包人，由法院进行追缴，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从而使该厂很快就顺利地重新承包出去。
今年2月，朱集镇罗庄村三组农民余来宽反映，村里以他未交修路集资款为由，以本村的“土政策”为依据，不给他儿子发户口簿，以致无法办理身份证，卡住了儿子外出打工之路。针对这个问题，朱集镇举一反三，把清理违反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土政策”作为依法行政的突破口，督促各村清理了宅基地划批、计划生育、农村水电费收取等12个方面的“土政策”，妥善解决了30多个多年来遗留的老问题。2月中旬，余来宽的儿子拿到了外出务工所需的身份证，安心地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
“土政策”取缔后，全镇百姓拍手称好：“只要村里不搞‘土政策’，今后我们再苦再累，也要将该交给国家和集体的钱，一分不少地交清。”
前几年，黄集镇少数单位服务意识差，办事效率低，群众意见很大。今年春天，镇党委、镇政府根据群众需要，特设了为民排忧解难、农副产品销售、农林特产信息、法律咨询服务等“四大门诊”。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直接找对口的“门诊”解决。如果一个部门解决不了，就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来“会诊”。短短3个月内，前来“求诊”的单位职工、农村群众带来了108个难题，当即解决了89个。薛集村村民龚应安过去为办建房手续，几个单位相互推诿，拖了近一年还未办成。听说解难“门诊”后，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来，没想到半天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他高兴地说：“解难‘门诊’为农民解决老大难问题，既公开又便捷，真是想到了群众的心坎里。”
申论热点：“问题农药”诱发“毛田事件”
5月以来，南方稻区早稻田间管理进入了集中喷施农药防治病虫害的季节，而这一时期也成为农民生产性中毒的高发期。前不久，湖南省湘乡市毛田乡32名农民集体中毒事件再次敲响了防范“问题农药”的警钟。
“问题农药”居然来源于合法渠道
5月9日下午6时许，毛田乡所辖的芬水村、榔树村先后有4名农民在喷洒农药后出现中毒症状，到晚上7时许，全乡先后有32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全身乏力、皮肤过敏甚至休克、昏迷等反应。经当地政府和医疗部门及时组织救治，中毒农民终于脱离了危险。
据毛田乡主管卫生工作的魏海根介绍，今年早稻病虫害二化螟发生的情况非常严重，是历年的十几倍，农民不得不提前大量使用杀虫剂。
记者看到致毒农药标称“天无虫”，精美的包装箱上赫然印着“精品农药、科技打造”、“科技显威、造福于民”等字样。据目前已被湘乡市公安部门监控的经销商交待，这种标识为“上海爱立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销的农药实际产地在河南郑州。魏海根告诉记者：“经销商和农药本身都证件齐全。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这种农药在地方新闻媒体上大做广告，农民当然相信了。”
农药市场亟待重拳打假
“近年来农药越来越假，有些药打下去根本杀不灭害虫。”这是农民们对当前农药质量的总体印象。记者在湖南浏阳等地采访时还听到农业技术人员说了这样一个笑话：将倒出农药甲胺磷的药瓶子装入害虫，盖上瓶盖一个小时后虫子仍活蹦乱跳。
4月26日，国家质检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药产品抽样合格率为86.4％，也就是说仍有相当数量的假劣农药混迹市场。相关抽查表明，假劣农药主要的不合格项为有效成分含量、乳液稳定性和悬浮率等重要技术性能指标，农民购买使用后，必然会影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甚至会产生严重药害，对农民增产增收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据了解，目前我国农药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农药生产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多赚利润，往往采取偷工减料或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廉价高毒原料等违法手段，生产出来的产品难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此外，我国农药的市场销售环节也存在诸多问题。以湖南省为例，全省数千个经营农资的经销网点大多经营农药。相关证照的管理也很不规范。据调查，在一些农药经销点，销售人员对农药购买者没有多少技术辅导，农药使用说明也缺乏详尽的技术提示，不少经销商甚至有这样一种观念：“随便怎么用，只要不喝就行”。
“毛田事件”的启示
“农民普遍缺乏科学安全使用农药的常识，滥用乱用农药现象极为普遍，持续使用单一品种和高毒农药，导致大量害虫天敌被杀伤和害虫抗药性产生，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也受到严重污染。”湖南省植保植检站站长刘年喜忧心忡忡地说。
相关调查显示，由于农药质量问题、不合理用药和喷施机械落后等原因，湖南省每年因食用农产品中毒和农药生产性中毒的人数达4000人，其中死亡近200人。全省每年农药使用量达6万吨以上，而农药利用率却只有30％，生产性中毒事故每年发生数千起，浪费农药2万多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6亿元，农作物药害面积每年高达10万亩以上。
记者在毛田乡农技服务中心看到，这个担负着全乡农业技术指导和推广的机构门庭冷落，门上一块泛黄的牌子破烂不堪。湖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雷秉乾告诉记者：“基层农技站点长期缺少投入，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根本无力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指导的重任。”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基层农技人员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普遍将卖（农）药、销（化）肥作为主营业务，为了推销自己代理的农药，他们甚至随意发布病虫害情况，误导农民盲目用药。
申论热点：“临时工”不应被社保遗忘按照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用工，必须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过去所说的“临时工”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但据我们调查，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与这些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仍以老观念和旧办法对待他们，不按规定为他们交纳养老保险费。被当作“正式工”一样考核的“临时工”，现在已成为参保的一个盲区。面对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一些企业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压缩经营成本，就在员工工资上做文章，大量使用“临时工”，少交社保费。劳动者求职心切，对已获得的工作十分珍惜，根本不敢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交纳养老保险费的要求。也有部分劳动者法制观念淡薄，明知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这种未明确责任和权利的用工方式，极易引发劳动争议。它既挫伤了“临时工”的工作积极性，又助长了某些用工单位不遵纪守法的风气，最终会阻碍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申论热点：“致富路”缘何成了“民怨路&n
要想富，先修路。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蓿亥图乡，一条本为改变当地封闭面貌的“致富路”却成了“民怨路”，愤怒的农民砸坏了修路企业建起的收费站。
出入都要交钱农民怒砸收费站
2004年4月17日上午，蓿亥图乡10余个村的约三四百名农民砸烂了设在公路旁的收费站票亭的门窗，还用钢丝绳拉倒了票亭。
蓿亥图乡位于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腹地，由于地处偏远，交通十分不便，这里一直是达拉特旗最封闭、最贫困的乡镇，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
据村民反映，1998年，在乡政府的号召下，村民们出义务工修建了一条由恩格贝过蓿亥图至尔库沟的砂石路，全长约75公里。为此，沿途10个村的村民每人出了15个义务工，交纳了50元集资款，每5人拉柴草一车，总计折款322万元。
2001年，达拉特旗交通局按照全旗“二横三纵”的路网规划，将这条路纳入乌（兰）泊（江海子）线，承包给鄂尔多斯万通公司。当年11月，该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垫资5000多万元，在砂石路基础上拓宽改造后，在这里建起了收费站。
对收费站的收费行为，当地农民颇有怨言。万太兴村村支书苏二、官井村村支书杨俊英向记者反映：这条路最早是由农民集资出工修起来的，村民也赞成旗里和万通公司修黑色路面，但设立收费站我们接受不了。农用三轮车每过一次收5元，摩托车每过一次收2元。记者看到，收费站设在许多村民的家和耕地的中间，他们每天到地里干活来回都得收费。村民们气愤地说，我们修路是为了致富，这样收费还不如不修路呢！
事件本来可以避免据了解，砸收费站之前，当地村民和收费站之间就冲突不断。为此，村民多次向乡里反映，希望免除农用车的收费，并返还农民修建砂石路的集资和义务工折款。2003年达拉特旗召开人代会，旗人大代表曾向旗里提出收费站的事；2004年3月22日，乡人大代表再次在会上提出解决此事。乡党委、政府负责人也曾表示，在4月15日以前给予答复。但是农民再一次失望了，4月17日，农民一怒之下砸了收费站。
苏二说，农民砸收费站的时候，乡政府突然将一份文件发给农民，声称已和万通公司达成协议，可以一次性交费10元、20元办理全年的通行证。但是，文件上没有乡政府的公章，而且日期竟然是4月13日，明显是有意造假。这更激起了农民的愤慨。
达拉特旗旗委副书记杨明指出，其实这本是一起可以避免的事件。农民提出的要求有些是合理的，而且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但是没有引起乡和旗里某些职能部门的足够重视。如果乡里及时向旗里通报有关收费站的情况，请求旗里出面解决；如果职能部门在收费站建立之初就预想到村民可能会不满意而想办法协调，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收费公路”是一把双刃剑据达拉特旗交通局局长夏芳介绍，2000年旗里准备修建乌泊线时，自治区主管部门的批复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但是当年没有贷到款，于是万通公司和另一家公司便垫资修建。2001年乌泊线拓宽造面后，旗政府无力偿还两家公司的欠款，就把收费权出让给万通公司，通过收费来还债。
经济落后地区为改变面貌，对修路的呼声很高。但是，有些收费站只顾收费，不考虑农民承受能力和当地实际情况，设置不合理，竭泽而渔，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从去年开始，内蒙古连续发生多起与收费站相关的冲突事件。2003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就因为收费站设在了出城的必经之路上，被人们砸毁。今年5月19日，110国道包头段东兴收费站也因给农民加重了出行的费用，引发了冲突。
这些现象的症结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是收费站只拣车流量最大的地方设置，常常设在出入的必经之路上。部分投资商不经竞标，而是由政府指定，收费的价格、收费站的设置往往由投资商的成本决定，而不是由市场行情决定，形成不合理收费。二是收费站过于密集。道路由多个投资商经营，形成多家收费。三是收费站不及时向社会公布投资规模、已收费还贷的情况，造成信息不对称，由收费站自己说了算。
编辑点评：修路的目的本是为了造福当地百姓，如果为收费而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就是本末倒置，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希望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能够时刻心系群众利益，下大力气治治乱设收费站和乱收费现象。
农民最苦农民最福（三农问题系列之一）
解读北京“两会”热点，传媒见仁见智，各成文章，然而“三农”问题是本次“两会”的一大热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评析“两会”头号新闻，宏观有经济大局，微观有民事民生，然而就“两会”头号新闻来论，非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所宣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莫属。
此无他，只因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在中国之国情中的分量之重。试问，农业长期低速徘徊，何来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农民收入长期低微，小康社会意义何在?农村乡野怨声载道，何来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农民最苦，尽管许多城市居民已快步步入小康，尽管有相当数量农民上岸致富，但相当数量农民收入偏低，司法无助，税费繁重，村官盘剥。中南海二00四年所发布的“一号文件”没有回避现实，将解决“三农”问题列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农民最苦，这是每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国人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面对，不得不为之深思的问题，谁也回避不得，任何的视而不见都是冷漠与无情。就此，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粉饰太平，我行我素，但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积重难返；另一种选择是，勇于承担，深刻反思，痛定思痛，义无反顾，其结果是一纸告天下，温暖万人心。
温总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在五年后取消农业税，这着实是一大手笔，是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利农爱农的大举措。令制约农业的多年沉疴一举扫除，令中国农民多年重负一举卸去。在中国城市居民必须纳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此等免税优惠之际，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最幸福的群体。
中国“三农”问题，积之久矣。究其原因，既有自然环境因素，又有政策因素；既有历史积累，又有条件制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农民免税，必须有钱来作后盾。中国历朝历代，执政者都想到给农民免税，但这一锦囊妙计多制约于囊中羞涩。感谢邓公当初惊人一语：“发展是硬道理”，至理名言，令国库殷实，国币富足，致使今日免税之事渠成水到，心想事成。
中国自古农业立本，早有“民以食为天”之古谚，重农以商，自古有之。至今三个产业之孰轻孰重，已无定论。不过有一点是举国上下之共识，即农业不能弱，粮食不能丢，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之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如何反哺农业，反哺农民，乃当今新的课题与选择。
中国农民历来有最勤劳、最务实的美德，今日农民免税，无疑为农民卸下重负，令农民可以轻身快步前行。如此，则中国农业有望，中国农村有望，中国农民有望。
申论热点：留学热，一声叹息！
当教育成为世界看好的产业，当求知允许跨越国界，当先富一步的国人腰包渐鼓，从精英扩展到平民，从时代骄子扩展到普通百姓，留学热正夹着狂风热浪席卷着我们泱泱文化大国。它带给了人们的成功与欢娱，也制造出让人揪心的失望和痛苦。
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5月，中国留学生人数达58万名，分布在103个国家求学，中国留学生人数已居全世界首位。而近四年来，中国的留学热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留学生年增长幅度在35％以上，而且至今不衰。
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内从事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的机构有300多家，其中经国家教育部、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批准具有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资格的仅有46家。由于当前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非法多于合法，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出国留学人员上当受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则一两万元、多则近十万元。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上半年，全市受理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投诉二三十起，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2003年5月18日晚，乌克兰国际技术大学（基辅工学院）一名中国留学生返回宿舍时，被保安盘查证件，双方发生争执。随后部分中国留学生与保安及乌克兰学生发生冲突，校方请当地警察出面调解后平息。事件中，3名中国留学生受伤。19日下午，乌克兰学生与中国留学生再次发生冲突，有2名乌克兰学生受伤，该校数百名乌克兰学生聚集在中国留学生宿舍楼门前……
2002年11月某个周末的凌晨2点，新西兰北部城市奥克兰市区。一名中国留学生从一家夜总会出来，刚走到门外就被三名剽悍的当地毛利人劫持。这名学生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嘴就被胶条封住，眼睛也被蒙上，然后被塞进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飞快地驶离现场。半个小时过后，汽车停在一幢别墅前。这名学生被押进屋里，当被揭去蒙眼的胶条时，眼前站着的也是一名中国人，初步的对话使他明白，他被自己的同胞绑架了。绑匪要他交出一定数量的钱才放他回去。起初这名学生不从，当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他不得不把远在中国的家庭电话告诉绑匪，绑匪通过手机直接与他母亲通话，告诉她立即汇来125万新元（约和71万美元），否则就撕票。据说他母亲立即答应了绑匪的要求……
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更让人不寒而栗。2002年2月10日，中国农历二十九晚20时，加拿大多伦多Finch西大道KEELE大街，来自中国武汉的女留学生陶琳学完车后正匆匆忙忙地往自己的住所赶。对于1982年2月13日出生的陶琳来说，再有三天就是她20岁的生日了。她于1999年赴加拿大留学，2001年12月结束语言课程，现在是约克大学英语进修学院全日制学生。
虽说天已黑了，但Keele大街不算偏僻，而且她的前后都还有行人，所以想必陶琳也没有觉得担心害怕。
20点06分，当陶琳走到约克大学附近一座公寓大楼停车场的时候，一名歹徒突然对她发起袭击，陶琳挣扎着与他搏斗，不过，由于大街前后的行人离她太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过往行人并没有发现异常，当大家听到动静都往这个方向看时，一切都太晚了：陶琳倒下了，歹徒也逃走了。
当闻讯赶来的警察到现场后发现，陶琳身上有严重刀伤，于是赶紧把她紧急送往医院急救。医生们面对过重的伤势回天无力，陶琳不幸身亡。令警方震惊的是，陶琳是被凶残的歹徒割断喉咙而死的。
无独有偶，2002年8月19日，留学渥太华的25岁的中国学生唐文峰和室友施哲在下午4时从商场购物后来到停车场，就在两人准备上车的时候，3名亚裔及1名非洲裔男子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四名不法之徒手持凶器将两人逼上唐文峰的轿车。在被掳途中，四人反复殴打唐文峰，搜光了他们身上的现款，剥去了他们穿的名牌衣服。唐文峰的那位朋友右脸被歹徒狠狠地砍了一刀，事后足足缝了30针。
不过，幸运的是，血流满面的唐文峰的朋友一小时后被歹徒一脚踢下了车，这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这位朋友立即向约克区警方报案，巡警也立即出动搜寻那辆轿车的下落，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劫持的唐文峰及轿车直到22日才被发现，此时，唐文峰已经遇害。
……
车祸、绑架、抢劫……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留学生家长的心。儿行千母担忧已经演变成了”儿行万里母揪心”。很自然，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成为留学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每一次意外事件的发生，都对周遭的留学生们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将引起了中国驻外使馆、留学专家、中介机构等各个领域不断的关注和思索。
可怕的资源流失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漫长遥远的留学路需要真金白银铺成。伴随着中国留学热的震耳涛声，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资金与人才那哗哗外流声让国内经济界、教育界专家蹙眉揪心。
据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估计，进入2002年，我国自费留学生近20万，按年均消费8万元算，一年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在１6０亿元人民币。一些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看准了中国人的出国留学热，高举“教育是一生中最大的投资”的招牌，纷纷向中国的“投资者”抛来了绣球。
2003年3月，汇兑业务方面位居世界前列的跨国公司西联汇款在中国推出国际汇款“线上”速兑，可在数分钟内安全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一笔汇款业务。西联汇款的负责人称，他们看重的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民间资金的汇兑量已突破100亿元人民币”。
对国外的教育机构而言，招生无异于“招钱”。来自留学中介机构的介绍表明，到英国念完学士学位，4年就是64万元人民币；到美国念硕士学位，每年的费用也在1.8万美元。这还不算交给中介机构的数万元人民币手续费。据一位曾留学美国的教师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的美籍学生当年一般是不交学费的，要等有关部门根据纳税情况核算后，减免一定费用后才交学费。可是招国外的学生，不但要先交钱，而且一分也不能少。有的学校对外国学生收取的学费几乎是本国学生的2至4倍。据美国学者估计，留学生每年可给美国带来33．5亿美元的财富。中国大陆是美国高等教育出口的第二大市场，1998年的贸易额超过７亿美元，如果加上台湾的4.5亿美元，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教育的第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也从对中国的教育出口中大大获利，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在对华出口产业中位居第四，从中国获得的收益仅次于羊毛、矿产等传统资源对中国的出口。
大量民间教育投资的外流，无疑使本不景气的教育事业雪上加霜，必将导致国内教育投资匮乏的恶性循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加大了教育的支出，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长期欠债，使每年数以千亿元的国家教育投资难填“嗷嗷待哺”的教育深壑。2002年中国高中在校生约1700万，平均每届学生500多万，初中在校生则超过6300万，每届学生平均超过2100万。也即全国高考人数将在短短几年后，突破2000人大关，而经过三年跳跃式扩招后，国内高校年招生规模仅为260万左右。教育的需求与供给间仍然相去甚远。
在教育投入的“赤”字背后，是教育水准的停滞不前——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充裕的物资保证。雄厚的教育资金，是教育质量提高的坚实基础。而留学热却在我们教育投资严重匮乏的困境中，一年卷走了100多个亿的民间教育投资。
比资金流失更令人扼腕的当是成批量人才资源的流失。《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最优秀的学生去了哪里》的报道称，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32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28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5人，出国人数达13人，比例接近90％。199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为760多人；1999年为960多人；2000年更是突破千人大关，达1120多人；2001年继续保持在千人以上，而且每年都是持续增长的势头。难怪大学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流的学生去了美国。二流的学生去了国内的外企。三流的学生在本国难以找到工作。
在国内精英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在国内精英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硅谷的骨干，大都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名牌大学。早在1997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王选美国考察归来就无限感慨道：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高精人才的大量外流，不仅使中国的先期人才培养费付之东流，而且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的实力，提升了竞争对手的人才优势。当年国内名牌大学的同桌们，一个个成了当今中国商战在国际赛场上的强劲对手。
有人痛惜：在人才培养的漫漫长路上，难道中国人辛勤种树，让外国人轻松摘果？国家及千万个家庭花费巨资，就为了给国内过关斩将层层挑选的的人才们打开一条留洋的“不归路”吗？
谁的眼泪在飞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能是每个中国留学生踏上留学路的初衷。然而，出国并不等于幸福。中国的千万家庭正被留学热浸泡在泪水与痛苦之中。
也许人们不会忘记新东方学校副校长、著名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在他的纪实作品《图穷对话录》中的慨叹：“当你梦见遥远的星空，是否陷入人生的黑洞？当你跋涉无边的苦海，是否看到身边的新岸？”书中讲述了一幕幕出国的悲剧，解剖了留洋者的种种不幸。其中留学生吴乃仁由出国而发生的家庭悲剧让人欲哭无泪。1997年6月，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吴乃仁，告别新婚20天的妻子和年老的母亲，远渡重洋去了美国西部的一所大学读电子工程学博士，享受全额奖学金，约定很快与妻子在大洋彼岸相聚。可是，吴家却自此开始了全家的悲惨生活。吴乃仁在美国不知原因地被导师切断了奖学金，中断了博士课程，几经周折屈就于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读起了硕士，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而妻子古莜芬奔波于签证的长路，经历了十次拒签、三年苦盼的煎熬，已是未老先衰。母亲思儿心切、哀儿不幸变得精神恍惚……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因留学酿成了悲剧。
为了防止移民，老外们想出了拒绝留学生带配偶的高招——签证，这让中国的语言中加进了“留守夫人”、“留守丈夫”的新词汇。一些人学成归来与家人团聚，一些人将丈夫或夫人接到了国外，但还有些人，却耐不住独处异国的孤独与寂寞，扮演了留学热中的“陈世美”，他们抛下砸锅卖铁变卖家产甚至卖血供自己留洋的配偶，投向了金发蓝眼人的怀抱。这给无数家庭平添了难以忘却的伤痛。上海的林女士，三年前送夫到加拿大读博士，海誓山盟般约定拿到博士证就移居加拿大，永远不再分开。但林女士1000多个日子的等待，等来的却是负心郎寄来的离婚协议。在这些家庭中，若有了孩子则显出更多的痛苦与无奈，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没有完整的父母之爱，没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很容易造成性格上或心理上的缺陷，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即便夫妻双双出国，在国外生有可爱的小宝宝的家庭，也不一定就拥有幸福。小盟是1996年，大学毕业后来的美国，先上学后工作，有娇妻爱子，物质生活似乎是越来越好。但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怅然若失的感觉却有增无减。在异国夫妻俩为了有高薪防老，整日不停地工作。有着美国国籍的儿子，却因长着黄皮肤、黑眼睛而被视为二等公民。年迈的父母不懂英文，更不习惯西方的生活方式，只能隔几年把老人接来住住。但父母在国内头疼脑热自己无法床前膝下侍候，尽孝的愿望被千山万水阻隔。养儿为防老，小盟的父母看到别人家享受天伦之乐时，也常常怀疑让独子定居国外的决定是否有问题。这种家庭是否算得上美满？！
子女出国留学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家庭在此问题上存在盲点，以为只要子女出国留学就会有好的前途。于是乎，或无视子女的学习成绩不好，或不顾孩子的性格缺陷，尤其是不看家庭的经济收入，在留学热中盲目追风，迫不及待地将孩子送到遥远的洋学堂。不少家长节衣缩食把钱都花在子女出国上，有的甚至不惜举债，结果收获并不大，枉费了一生的血汗钱，有的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北京市的中学生陈钢16岁被父母送到新西兰读高中。由于口语不过关，听不懂老师的课，一年中转了三次学，在花完家里借来的20多万人民币后，被迫打道回府，但这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从此背上了可能几十年难以还清的债务。有调查显示，自费出国的群体中，有60％的家庭靠借贷资金承担昂贵的留学费用。
留学，留下的是无奈和辛酸！
将来进行时公派留学的相关应允瓜熟蒂落。自国家最初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后，为适应国家对公费出国留学改革的需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也应运而生。由政府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按计划下达指标的国家公派留学做法被“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选派、管理办法取代。截至2002年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已向50多个国家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5100余人。
自费留学政策半径也在不断放大。一方面，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开办的自费留学服务以及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多次组织的国际高等教育展，为自费出国留学者提供了了解国外信息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1999年6月，首部《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出台，对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2002年12月，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活动秩序，对比较突出的留学中介机构转借资质、编造虚假材料、擅自开展未经确认的出国留学项目、发布虚假广告等问题进行严厉查处，并对留学中介的市场准入、与境外机构的合作、广告宣传等做出明确规定，对进一步规范留学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今，留学中介机构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取得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范围中含有“留学中介服务”字样的营业执照，并按规定交存备用金。未经批准和登记注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可从事留学中介活动。此举有力地维护了自费出国留学生的权益。
为切实保护留学人员利益，加强对自费留学中介活动的监管，从今年起，教育部将在每年高考之后陆续发布经所在国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国外学校名单，并定期对所公布的名单进行修改和更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www.jsj.edu.cn)和中国留学(www.cscse.edu.cn)，首次公布了美国、英国、丹麦、南非、挪威、马来西亚、爱尔兰、荷兰、希腊、塞浦路斯等10个国家的部分认可学校名单。这批名单主要由各国驻华使馆等机构提供。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公布认可学校名单，并不表示我国政府对这些学校颁发学位证书或学历文凭的承认，相关事宜必须按照我国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与此同时，各国的留学信息逐步公开，留学程序更加透明。从2001年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主要留学国家驻华大使馆网页实现了汉字化。这些国家所有的学校情况在网页上几乎都能查到。随着留学资料的公开化，以往留学中介机构一半的业务由使馆代劳了，因此留学中介的价值取向势必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具体体现是针对所有资料的公开化，如何帮助留学人员解读公开化的资料，并且提供留学申请的实战经验、根据不同的留学条件制作相应的留学申请、协助留学人员顺利获得留学签证。留学培训项目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传统留学中介的一切运作公开化、系统化、完整化，从而降低留学费用。
不仅如此，针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海外安全问题，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罗田广日前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力度。罗田广当日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与网友在线交流时透露，“从我们工作范围来讲，我们确实感到这几年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公民中发生的案件越来越多。这里有被绑架的、被害的、被骗的等等。”罗田广表示，中国驻外使领馆将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力度，并且与驻在国的警方、移民局、外交当局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宣传中国的有关保护侨民的法律法规，把领事保护工作做在前头。此外，还将加强与国外中国公民的联系，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及时提供驻在国有关法律规定，特别是涉及到外国侨民的法律规定，以便中国公民能够遵守当地法律规定，搞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特别值得庆幸地是，潮起潮落的留学热培养出了人们成熟的心态，给了人们识别留学陷阱的“火眼金睛”。前几年，留学市场的消费行为表现得很不成熟，一些想留学的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教育情况、社会制度几乎一无所知，所选的院校和专业也是什么吃得开就选什么，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有的甚至放弃国内有前景的专业，负债而行，结果不得不在国外“练洋摊”，误时误事，人财两空。在2002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多数学生和家长抱着明确的目的参加教育展，他们不再盲目追逐大国名校，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情况、经济情况做出适当选择，对学校、专业“挑肥拣瘦”。在航天部门工作的刘先生面对提供半额奖学金的美国五所有名的高校毫不心动，直至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承诺提供全额奖学金、专业为计算机时，才走出国门。不仅如此，过去盲目追风赶潮打算送孩子进洋学堂的家长，面对各国留学服务机构对小留学生的狂热争夺，表现出更多的冷静与理智。今年在深圳举办的国际教育巡回展，带着十几岁子女忙咨询的家长不再成为会展的主角。一位家长得知没过语言关、自理能力差的少年不宜留学后，自动放弃了送孩子到加拿大留学的计划。面对留学热，中国人已显得日渐理智与成熟！
申论热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持续不懈力度更强 措施更全 范围更广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持续不懈近期将起草《预防控制艾滋病条例》
在近日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上，来自南南合作伙伴组织的21个成员国围绕“艾滋病防治以及对艾滋病病人的关爱”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也一直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形势严峻措施有力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艾滋病的传播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2004年9月份中国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透露，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居亚洲第二位，全球第十四位，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1996年，中国政府建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协调会议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于2004年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加强领导和协调。政府又先后出台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等一系列规划和规章。2004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四免一关怀”的重要政策。到2003年，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已由2001年的1500万元增加到3．9亿元。中国于2002年开始自行生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并免费向河南、安徽及湖北等重点地区的患者提供。
在中国政府制定出积极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地方政府也积极努力落实中央政策。如2004年2月，河南省选派干部组成38个帮扶工作组，深入到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协助当地建立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救治、救助机制，并建设基本公共设施，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井、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等，与患者一起生活，陪同他们共同渡过难关。
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艾滋病的流行正在以每天约16000个新感染者的速度增长，其中青少年占一半以上。
中国是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中国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0—20岁的人口达3．23亿，约占大陆地区总人口的26％。中国青少年性心理的成熟出现前趋的态势，性道德观念多元化，婚前性行为平均年龄逐步下降。随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日益扩散，青少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潜在威胁。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19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已占到约7．4％。在防治艾滋病上，中国始终把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放在首位。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制定或修改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保障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同时，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正规教育，帮助广大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提高安全、健康的性与生殖行为能力；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合作，开展安全套社会营销项目，使安全套自动售货机进入一些大学的校园和社区，在大学生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收到了良好的宣传与实践效果。
中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不仅形势严峻，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如专业防治队伍不健全，尚未建立完备的疫情采集系统等，艾滋病防治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面对种种挑战，国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国家将起草《预防控制艾滋病条例》，积极推进与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将艾滋病防治纳入法治轨道；到2005年，我国100％的大、中学校将开设“防治艾滋病”课程，通过教育，提高青少年对防止艾滋病蔓延的参与程度。
申论热点：中国正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维护国家石油安全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仅为21.6天。
新华网北京9月26日电(记者李建民安蓓)为维护国家石油安全，中国正有计划地建立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据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青介绍，作为中国“十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的一期工程已全面展开，目前正着手拟定石油战略的相关法规以及一些管理办法。
所谓战略石油储备，是应对短期石油供应冲击，比如说应对大规模减少或中断时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本身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以保障原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同时具有平抑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功能。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仅为21.6天。
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元华指出，由于缺乏必要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中国对石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较差。未来随着进口石油数量的增加和国际市场油价的波动，进口石油资源的安全性日益严重。而与石油高价位相比，国际局势紧张，尤其是战争时的石油供应保障更加紧迫。
目前为止，世界上进行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其成员国建立起至少维持各自消费90天的战略储备量。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储备分别达到158天、161天和127天。
关于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规模，在近期召开的中国国际石油石化企业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首次公开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制定石油储备以及石油储备量有自己的判断做法。
张国宝说，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能源资源需求成长幅度加大，但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日韩更不同于欧美。在石油供应的总体方面，中国的总资源量是丰富的，可以从国内获得三分之二的原油保障。因此，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将由国情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指出，虽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是保障中国石油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的重要手段，但它远不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全部。从石油战略储备着手，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同时分散购油风险，加大节能措施并多渠道建立能源供应等，都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所不能忽视的。
申论热点：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之路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
另一个历史之谜记者：今年上半年，国际主流媒体在广泛讨论中国过去25年的发展经验问题时，交替出现了两个概念，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秦宣：今年上半年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4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国模式”。
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
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5月26日，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的扶贫模式引起世人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全球分享中国的脱贫经验。次日，英国《卫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
进入6月，国际上又有许多政要及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7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美国学者雷默的一篇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对“中国模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
可以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邓小平热”，而国外则出现了“中国模式热”。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人口达13亿之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国外媒体在进入新世纪后会如此广泛地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呢？
秦宣：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关注，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有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有的学者曾断言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会随之崩溃，此谓“中国崩溃论”；也有学者断言，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此谓“中国威胁论”。但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维护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西方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这些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用？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如果说苏联东欧为何会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成为近来西方学者极力探索的另一个历史之谜。“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只是这种探索的一种反映。
记者：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还有其他国家关注“中国模式”吗？
秦宣：实际上，中国周边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南边的印度、越南，北方的俄罗斯，东北的韩国还包括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在着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
北方的俄罗斯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早在苏联解体时，当时俄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能否移植或者参考“中国模式”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俄罗斯人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模式。俄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尽管这一激进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现在的俄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一模式并不是俄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大为称道。在许多印度学者看来，无论从人口、发展水平还是历史情况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印度如此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认为：“中印两国刚开始现代化之时，贫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极为相近。但自此以后，印度被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海达尔也强调，中国几乎在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上，都超过印度。虽然印度总有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印度有让西方国家认同的议会制度，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却大声呼吁，不要在这些方面自我陶醉，浪费宝贵的时间。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的确正在仔细琢磨“中国模式”，探索一条“印度特色”的发展之路。越南跟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在研究“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
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不少学者和政要在谈论中国模式，有的阿拉伯国家也提出要学习“中国模式”。
定义：“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提出的背景以及世界一些国家对这一模式的关注。那么，西方学者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到底指的是什么？二者是否一回事？
秦宣：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曾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行，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有成效，尤其对外资颇具吸引力。但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它也存在严重问题。近十年来，“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拉美国家，以至于有人称其为“毒药”。
“中国模式”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发展模式有四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其中，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公司依赖庞大、多变的股票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德国模式又叫“莱茵模式”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三大目标。西欧的多数国家，与德国模式相近。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其特点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有权威、重视高科技、重视教育等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德国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拉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美国模式作为样板，进行了各种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美国模式也开始式微，于是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力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持续25年的发展经验就被称之为“中国模式”。
记者：以您的见解，“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罢，所谈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有何特点呢？
秦宣：关于“中国模式”，西方学者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所持立场不同，视角不一，因而认识也不尽相同。乔舒亚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中国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准则是既务实又理想，灵活应对问题，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模式”体现在国内政策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雷默在《北京共识：成为全球的典范？》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三条定理：其一是创新，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其二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其三是坚持自主理论，即自身的崛起不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
概言之，各国学者所讨论的“北京共识”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
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
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
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
记者：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您认为到底应如何界定“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并不主张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这种概念。但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它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一种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西方学者很容易忘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似乎不愿承认中国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第二，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这条道路有这么几个依靠，即依靠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身发展，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靠制度的创新，依靠国内需求的持久开发，同时依靠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同相关国家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因此，这是一条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战略道路，又是一条世界近代历史上后来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战略道路。
第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欧洲的发展与它的扩张同时并举。这一过程充满血腥味，表现为欧洲对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而且这样的道路不可重复。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我们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
第四，它是一条渐进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发展道路，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并注重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中国的渐进改革与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激进改革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改革的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认识：目前的“中国模式”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道路在继续记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秩序，并且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然不至于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现自决。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的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目前它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华盛顿共识”正在衰落，或者说正受到巨大挑战。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范式尚不能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观分析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出路。
第二，西方长期流行的要么“合作”、要么“孤立”，要么任其发展、要么“进行制裁”的二维分析方法已经过时。西方学者正在用一种新的概念认识和评价中国。“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一些观点，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雷默认为，“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即使是一些过去有意义的想法，也“过于简单”。
第三，“中国模式”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过去20多年来，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值得总结。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条基本经验，也可以算作我们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共识。
记者：在讨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许多人最为关注的还是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依您分析，“北京共识”所指的中国道路能否继续走下去？
秦宣：这也是国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
第一，经过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基础越来越扎实。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平均增长9.4%。1978年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现在已经达到了4%。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有98亿美元，200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在全球的排名超过了法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位。这表明中国现在已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基础。
第二，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一个包袱，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人口多，需求或消费就多，就能形成大市场。有了大市场，就可以取得大量生产和经营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更广泛深入分工协作的好处。
第三，中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众多的人口必然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
第四，中国有廉价的产品供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有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供应全球，这无疑会给各国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
第五，中国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机会与发展程度成反比，与发展速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越是发展程度较低而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其投资机会就越多。中国就属于这样的国家。
第六，中国有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小，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难度也较小。另外，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在技术进步的成本上也有后进优势，即：很多技术不必自己研究开发，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技术上的差距给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第七，中国有高储蓄优势。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显著业绩的最突出特征是其储蓄率，它就像增长率一样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今后10年内，这种巨大的并且还会继续增长的储蓄能量势必转化为巨大的投资能量。
此外，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等优势。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只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有利因素，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未来发展会一帆风顺呢？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哪些挑战？还有哪些困难？
秦宣：分析中国的前途，可用八个字概括：机遇难得，问题多多。上面谈到的只是“机遇难得”。实际上，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变革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我认为，我国目前和将来一个时期会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就业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就业问题就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已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是社会保障问题。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很脆弱。
三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合理结果，但这种合理结果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构成潜在的政治或社会动荡的原因。
四是腐败和失序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一年比一年大。然而，它仍是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五是社会治安问题。这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且关系社会的稳定。
六是金融风险问题。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成也金融，败也金融。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封闭的，中国仍保持着外汇管制，外债和外国证券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外部因素不大可能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同时国内一些因素很可能会导致危机，如国有企业状况恶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恶化等，都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七是发展失衡问题。包括沿海与内陆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业、知识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发展落差。
八是“三农”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会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
九是生态环境问题。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失衡，不仅关系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眼前的社会稳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能源问题。
十是国际竞争压力。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会形成一种压力。
总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在社会大变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情况错综复杂，矛盾纵横交错，怎能会没有风险？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风险，而在于我们对风险是否有足够的估计，更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勇气和办法去应对和挑战风险。
记者：“北京共识”所说的中国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下去呢？
秦宣：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向前进，当前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
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
二是毫不动摇地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制度保证。
三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传承中华文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精神，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精神支柱。
四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
总之，“中国模式”还需要完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在本世纪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认为，只有到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名家小传秦宣，男，1963年生于湖北。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著作有《走向新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公务员制度》、《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等20余部。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8日第3版申论热点：一费制难治择校费顽症秋季新学年伊始，我国中小学义务教育全面推行“一费制”。这一被认为是最有效根除乱收费顽疾的良药，旨在让老百姓教育消费得明明白白。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最昂贵的乱收费———“择校费”并未包括其中。
这样的“一费制”，会不会成为“出场秀”？广为诟病的教育乱收费真的无药可治吗？
择校费问题：一费制并未触及今年８月份，江苏、河北等省市先后召开了“一费制”听证会，这项旨在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听证会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也引来一些人士的质疑，认为听证会并未触及家长们最为关心的择校费问题。
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说法，“一费制”，就是对学杂费、书本费由有关部门规定一个最高收费限额。按理说，义务教育有了“明码标价”，既可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学校收费管理。更何况，“一费制”去年试行就为广大农村中小学家庭减轻负担１７亿元。
然而，业内人士提出，这个“一费制”并未将涉及学生家长额外负担的教育收费项目完全纳入，如择校费、补课费、校服费……这给乱收费留了很大“口子”。
附带赞助费：四五万元得人惊
———“一费制”就是收一次费？虽然各地对“一费制”所限定的具体范围，多是杂费、课本费和作业本费三费合一，有的包括信息技术教育费，但多数家长说这只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取全部费用中的一小部分，像住宿费、校服费、卫生保健费等，都是教育和物价财政部门核准的学校代收代办项目。这些项目如何收，没有明确规定。
———约束“小头”放松“大头”？除了上面列出的代收代办项目，家长们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元的择校费。事实上，公开的择校费还只是保底价，附带的赞助费更是高得惊人。北京市一类学校赞助费为５万元，准“重点”也得４万元。“公办民助”学校收费更高。
———“学校乱收费，你随时可以打电话举报”，这被认为是堵住乱收费“漏洞”的又一法宝。然而，实践中这个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很多家长苦恼的是学校不收这赞助费。名校总共就这么多座位，大家都想争，校方正可以来个“论质论价”。又有多少家长敢再冒风险去举报，去破坏这个潜规则呢？
打破了规则：择校热成了死结？
北京有色设计研究总院的程女士说，现在的“一费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由各级政府负责，学校不收学费，可收取适当的杂费，学校可代收课本费。这里面包含的内容还是太窄了点，对于像择校费之类的规范，似乎显得“苍白”无力。
择校热难道真的成了死结？据教育部门人士介绍，择校费产生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当时，不少中学出现了“借读费”这个新的收费项目，不过往往只有几百元。随后，这个价码开始跃进式的翻番，“借读费”也逐渐被“择校费”代替。
教育专家孙云晓认为，择校费最大的弊端在于它的不公平性。在现有教育制度下，分高者上学是人人能接受的规则。但是，择校费打破了这套规则，“分高者上”变成了“价高者上”，最终把重点校变成有钱人的“私立学校”。
择校费高昂：勒紧裤带掏大钱重庆市日前发文，为“择校费”制定了标准，不少人士称此举让“择校费”得以合法化。文件规定，市属市级重点中学或示范性高中每个学生每学期收取的费用不高于５０００元，区县属市级重点中学不高于４０００元，其他普通高中不高于１５００元。据了解，２００３年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８０９３元。
两组数字可以说明，对一些城市家庭来说，高昂的择校费，意味着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一年不吃不喝，收入刚好够给孩子掏择校费；而对农民家庭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负担问题，而是面临着借债上学还是辍学的选择。
来自江苏睢宁县梁集中学的校长刘兴国说，由于近几年正值入学高峰，每个教室里都挤了９０多个学生；一个２１平方米的宿舍，要住２４到２８个学生！学校的条件在当地还不是差的。他算了笔账：全校２８００多名学生，去年所交费用合计４７万元，预算内的公共教育拨款没到位，年底时学校透支了十多万元。
教育乱收费：能否止于一费制如果“一费制”实行后政府相应公用支出拨款仍不到位，学校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一些学校负责人对推行“一费制”也表示担忧。由于不同学校的师资力量悬殊很大，于是招生困难的学校“被迫”通过乱收费，来改善软硬件；师资力量强的学校则大规模扩招，有的还空出些许名额，让家长“愿者上钩”。
教育乱收费能不能止于“一费制”？北京十一学校一位王姓老师说，如果一个制度、一项法规仅仅是令学校“不敢乱收费”，而不能使学校“不必乱收费”的话，那也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学校乱收费：校长撤职甚罕见专家提出，政府通过“一费制”规范乱收费的初衷是好的，学生家长们也普遍欢迎“一费制”的实施，但忧心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来讲“学校乱收费，校长就撤职”，但同普遍存在的择校热而言，受处理的责任人还是太少了。
择校费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政府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建设的“示范性学校”“窗口学校”“重点学校”，集中了最好的师资力量、最先进的设备和最雄厚的资金，教育质量足可以傲视其它普通学校。这对于望子成龙的父母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校与校之间实力的巨大差距最终制造了择校费这个“怪胎”。教育专家说，要消灭这个“怪胎”，必须对症下药，治本之策就是走扩大优质资源，走均衡发展之路，使各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小。
教育事业永远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它是关系到社会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品。教育专家孙云晓说，教育的“产品”是人、人的素质，当百年树人的教育要靠金钱明码售价时，恐怕会使育人的本性发生逆转。
申论热点：不收学费只收杂费义务教育推行"一费制"
教育乱收费似乎成为一种顽症，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在2003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价格举报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仍居高不下。2003年5月，教育部会同国务院纠风办等部门建立了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各地在中小学缴费必须全面实行“一费制”。据悉，这一举措将于今年秋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据《北京娱乐信报》(记者郑超)报道：我国义务教育收费制度将进行重大改革，记者3月1日从教育部获悉，从今年秋季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将推行“一费制”的办法。据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有关“一费制”的收费标准还在研究当中。
据介绍，所有行政性收费一次性收取的“一费制”，往年只是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小学、初中实行，对规范学校收费管理和遏制教育乱收费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测算，自2003年推行以来，为贫困地区学生家庭减负17亿元。教育部决定，从今年秋季起，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一费制”办法。
教育部部长周济说，各地在实施这个办法时，关键是要把握以下四点：一是义务教育由各级政府负责，不收取学费，可收取适当的杂费，学校可以代收课本费。
二是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可以有所不同。各地要按照《价格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召开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实行民主决策。
三是所有的行政性教育收费要一次性公布，一次性收取。各地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严格核定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开学时向学生统一收取。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和“共建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也不得组织学生统一购买教辅材料，还要严厉禁止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搭车收费。此外，各地还要制定并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和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四是要将收费办法和标准公布于众，接受监督。
另据了解，教育部将要健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争取到2007年能够实现让这些学生得到“二免一补”?免书本费、免杂费，得到生活补助?，使孩子们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申论热点：“民工荒”是否成为长期现象？
今年来，突然而至的“民工荒”打破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这四大原因造成了目前的“民工荒”，其中，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又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
如何来理解“民工荒”？一个需要注意的因素是，这一轮“民工荒”诞生于此次宏观调控时，是宏观经济波动引起了“民工荒”。一方面，投资的增长拉动了企业的用工需求，而劳动力的供给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另一方面，普遍的物价特别是粮食上涨抬高了民工的劳动成本，去年以来，中国的物价呈现恢复性上涨，CPI由过去的负增长转为目前的4%，粮食上涨得尤其厉害。物价的上涨无疑导致了民工生活费用的大幅上升，所以，尽管名义工资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加，但实际工资大大降低，以致相同的工资无法维持与过去一样的生活水平。这可以说是造成民工外流的直接诱因。
尽管搞清楚“民工荒”的原因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关心目前的“民工荒”会不会长期存在？因为如果长期存在的话，从现在起，我们就应着手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否则，等到问题积累严重时，代价就大了。
在上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中，虽然专家们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从有关报道来看，不仅民工流入地出现了劳动力不足，而且在民工输出地比如江西、湖南等也出现了企业招不到人的现象，由此判断，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民工荒”，当然程度还是比较轻微的。笔者同意这个判断。原因除此外，还如前所述，民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乃至负增长并不仅仅表现在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它事实上是一个全国性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民工的工资更低。但这是不是说，“民工荒”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现象？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首先，从劳动力的供给来看，农民工工资长达10多年的微量增长从某种程度而言的确表明了中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格局。
然而，若我们把眼光再看远一点，比如20至50年，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显然，一个变化会是，国家实施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带来的结果就是，青壮劳动力相比此前二十年将减少。
当然，劳动力的供给问题还要看需求的变化。大多数专家认为，以投资为主要拉动的总需求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将维持在一个较长时期。另外，由于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长期背离其价值，也就是说，在长期中工资粘性将被消除，实际工资可能调整到位，那么，目前由工资所引起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将会得到解决。只有一个因素可能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这就是，随着技术的改造和进步，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力的素质而非数量。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如果长期指的是未来10至20年，那么，可以肯定，全局性的“民工荒”不会持续出现；但如果时间更长，劳动力有可能从目前的“无限供给”走向“有限过剩”，并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均势，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
申论热点：中国很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又是第四个“全民国防纪念日”。9月18日的9点18分，全国将有上百个城市同时鸣响防空警报，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辽沈晚报》9月16日）
这当然是一项对全体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举措。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再加上某些国人缺乏清醒的历史认识，为了讨些所谓的“口彩”，每年的9月18日，总是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情景：在这天举行婚礼和开业的鞭炮经常在一些城市响成一片；去年首都某大学的食堂开业甚至还打出了“9·18，就要发”的宣传横幅；给中国人留下耻辱记忆的莫过于去年9月18日发生在珠海的日本人群体嫖娼事件。这些都说明，在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过程中，某些国人头脑中缺少了国耻日的基本概念。
虽然许多媒体在报道9月18日举行的纪念活动时，都曾提到过“国耻日”的概念，但由于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定的角度，在普及上难免会打上一个折扣。早在去年，就有许多民间人士在网上倡导设立“国耻日”，并征集网上签名，但由于缺少官方的公开支持和践行，“国耻日”的设立还一直是法律上的盲点。事实上，中国太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了。前段时间，有专家就中国抗战胜利日进行了讨论，认为不应该是8月15日，而是9月3日，并把抗战胜利日的确定提到一个很高的政治高度上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抗战胜利日的确立固然能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国耻日”的设立更能激起国民清醒的历史意识，从而使得国民正视历史，不忘国耻，增强国防安全意识。否则，一味的沉溺于自豪感之中，不仅会迷失掉自我，还会陷于夜郎自大的窘境。
把9月18日作为国耻日，并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同时还要对这天的纪念活动作出详细的规定，譬如，对为讨“就要发”口彩而举行庆典活动的商家或个人依法作出惩罚和问责，各个城市在这天举行类似鸣响警报之类的活动，等等，只有这样，国民的国耻意识才会真正的得到增强，知耻而后勇，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更加奋勇前行。
国耻日的形成和确立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整体价值趋向和历史意识，理所当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当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即宣布12月7日是美国国耻日，从而掀开了美国的雪耻战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相对于美国，我们国耻日的设立却迟迟未定。
9月18日，大街上庆典鞭炮的响起，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勿望国耻！
申论热点：“廉政金”制度，利器还是花架子？
据《南京日报》9月14日报道：为探索建立机关工作人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和廉政勤政奖励基金，南京市工商局决定，对廉政勤政方面的先进典型，除在政治上给予荣誉外，其退休后可望一次拿到大约20万元的“奖励”。
廉政保证金，就是在公务员工资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外加政府补贴作为廉政保证金，若在其职业生涯任何时段中发现有经济犯罪行为，该保证金将被悉数充公，反之，待其退休时，则连本带利一次性奉还。
对“廉政金”制度的设计和推行，自始自终都有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赞同者认为，“廉政金”客观上增加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成本”，对反腐有积极的意义。而反对者众，认为廉政金制度，有下位法突破上位法的嫌疑。因为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专门的“奖励”一章里，对有突出贡献的公务员虽有给予奖励的规定，但却没有设置“廉政金”的条款。这就是说，“廉政金”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违法行为。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明明规定：公正廉洁、克己奉公是公务员应尽职责之一，怎么一经“廉政金”的设计，“份内事”竟变成了需要金钱刺激的最高追求了？
尽管几千万公务员的工资已较改革前普遍提高了20倍以上，远高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尽管对“廉政金”制度反对的意见总是高于赞同的声音，但好像推行“廉政金”的提法和作法还是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在全国各个系统开展起来。02年底，北京市门头沟地税局试行《勤政廉政金暂行办法》；03年初，湖南省浏阳市更是在人事局、财政局、地税局、工商局等11个单位推行“廉政保证金”；03年底，深圳对公务员实行廉政金制度；如今南京市工商局又推行了廉政人员退休有望拿到20万元的奖励制度。那么，对于既缺少法律法规规定，又缺少赞同支持的“廉政金”制度，怎么还会这么受一些部门的热情推崇呢？
首先，有政绩可表。新华网8月18日消息，自从廉洁从警退休金制度出台后，江苏省公安民警发生违法乱纪案件数就同比下降了27.27%，其中贪污受贿、违反财经纪律等涉财案件数和涉案人数同比分别下降了56%和50%。如此明显的反腐效果，的确振奋人心，但这种“立竿见影”的消息让人有点难以相信。5月28日被判死刑的鞍山市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贪污受贿700多万，同时还上交所谓的“廉政金”100多万元，不知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另外，在盛吹“廉政金”为反腐利器的声势下，某些部门和个人正好借机打自己的如意算盘。看别人都实行了廉政金制度，有了变相福利和隐性收入，于是就按耐不住，你系统有腐败的现象，我部门虽然穷点，可也不能说就没有贪污受贿的事件，我怎么就不能推行？于是，在“反腐创新”的幌子下，为了能在政府财政上也分得一杯羹，很多系统和部门也都一轰而上，紧急启动“廉政金”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效果能有几何？
虽然说“廉政金”制度具有反腐的因素，但既然有悖于法律法规，并受到人们广泛的质疑和反对，就说明这种颇具“积薪养廉”意味的作法，并不是反腐的无价之宝。特别热衷于“廉政金”制度推行的，也并不一定是反腐的唯新派，倒可能是热心于某种巨大的利益诱惑的腐败分子们，这需要我们理性对待。
申论热点：国耻日更要拉响“记忆警报”
9月18日夜晚9时18分，全国上百个城市将首次鸣响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
今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在时隔73年后，我们才想起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确实是“迟到的纪念”。这使我想起今年前后持续了近两个月的诺曼底登陆纪念日。人们都说，欧洲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这样的文化底蕴是怎么来的？就是不间断的纪念活动。因为只有不断地纪念，人们才能不会让记忆磨灭，而文化的本质，就是历史的记忆。有多么深厚的记忆，就有多么深厚的文化。
而我们恰恰在某些方面善于遗忘。柏杨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中曾说，中国人的“记忆文化”，一直被“遗忘文化”冲击。依中国人的观念，过去我们常强调，“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这种表面看来既往不咎的“温柔敦厚”，乃是因为不敢面对过去的屈辱和苦难。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何敢奢谈文化？如果“遗忘文化”总是强于“记忆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将会越来越浅薄。
这些年来，一些令人心痛的现实，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确实强大。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把二战中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不顾民族痛苦的记忆，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诸如此类的事件不断上演，似乎我们只有用“记忆文化”中的痛苦不断地折磨自己，才能让一些人身上的“遗忘文化”不至于强大起来。
真正的纪念活动，是对民族记忆的擦拭，是对历史进程的深沉回望。
今年，江西景德镇、山东临沂、湖北十堰、四川成都、新疆石河子等上百个城市都将鸣响警报，其中，天津、拉萨、昆明、杭州、郑州等多个城市将是首次在9月18日鸣响警报，浙江全省均鸣响防空警报，参与城市数量和规模以及隆重程度实属空前。在我看来，这样的纪念活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不仅唤起了我们对“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的重视，更是对我们淡漠的“记忆文化”的必要提醒。
对历史的纪念，不仅仅是要向今天的人们展示历史，更是为了在一种庄严的氛围中，表达我们对历史的敬意。那拉响的警报，就是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它犹如一条历史的绶带，在这一天披在了民众身上，给予了国民一次“圆润的文化教育”。
申论热点：郎顾案：谁代表着“主流”
国企改制风风雨雨近二十载，于今，国内多数地方的中小国企改制已基本结束，改制开始触及大型国企。“丑姑娘”先嫁，改制是从负债累累的国企开始的，目前则开始外嫁部分“靓女”。为什么？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是中央确定的大方针，而国企改制本身又属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制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的，首先是原所有者愿意卖，才有买主来买。交易之前，潜在的买主已处于主动位置。交易的价格名义上有三种：分别是卖方叫价、买方报价和实际市场成交价。由于卖者急于脱手，讨价还价时，买主处于有利地位。因而，实际成交价总是低出卖方叫价。
改制过程誰吃亏、谁得利不能就事论事。有人买走了存量国资赚了钱是事实，但同时买走了债务和风险也是事实。而且，买主要把存量资产激活，还得另投入一笔资金，其风险还要被继续放大。判断改制的得失一定要算大账，要看宏观层面上通过改制后，社会的总福利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只要不存偏见，答案应当是一致的。
从根本上说，改制是另一场“所有制革命”。本真地说，改制过程不管出现何种类型的国资流失，都是我们为彻底摒弃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得不支付的代价。至于改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一部分群体的阶段性利益受损，只能着眼于长远，在社会总福利增加后，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来予以补偿。
始于郎咸平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经济界和企业界就民营化进程所出现问题的价值再判断，争论一直在持续。郎咸平说：“假如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我不同意这种“悲哀说”，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不了“主流”。既然如此，与郎咸平意见相反或不同的周其仁、张维迎等一批经济学家的意见能不能成为“主流”呢。我觉得，同样不能完全代表“主流”。那么，究竟谁才代表这个专指的“主流”呢？我认为：第一，改制本身代表着“主流”。具体说来，改制是过去、现今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体改的主流形态；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确立的改制的大方针是“主流”，即首先立足于一个“改”字。第二，改制先行地区已经取得的宏观改制成果代表着“主流”。
就说浙江省，改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第三，改制拖不得、拖不起是“主流”。
作为公民和学者，郎咸平有质疑改制的权利，但绝不能因为国资有流失就断言改制须缓行，更要正视不改制造成的坐失。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郎咸平的观点，但我充分尊重他的表达自由。我想说的是，通过对民营化进程所出现问题的争论与反思，期待未来的改制能从技术层面多有改进。也就是说，争论归争论，改制不可停顿。
申论热点：贪官的忏悔有几分可信？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对不起……”这些年，我们听多了这样的话语。随着这一声声“对不起”，贪官们似乎也就成了当今中国最具“忏悔意识”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办案人员面前信誓旦旦，他们交代罪行之后涕泪涟涟，在监所里下跪磕头，在电视中现身说法……这一切，都在事实上对我们构成了一种强力的“忏悔轰炸”，不由得我们不看、不听，甚至于不由得我们不信、不悲、不怜！
然而日前记者在采访检察院时发现，多数贪官在庭审过程中经常对自己的悔过进行翻供。成克杰和麦崇楷的表现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这些贪官前后表现为何不一？在言词恳切的“谢罪”后为何还要翻供呢？
要弄清这一点，必须对贪官的忏悔作一番具体的分析。一般情况下，贪官的忏悔都是在侦查初期作出的，特别是在双规期间所作。这时候的忏悔一般来说都比较抽象，如作“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悔过，也交待一些问题，但大多情况下是说小不说大，无关痛痒，如少量收受钱财，生活作风不检点等等。这时候被采取措施的贪官，不知道自己多少犯罪事实被掌握，还抱有侥幸心理，因此向组织作个较好的表态希望得到从轻处理。因为纪委处分相对司法追究而言要轻得多。但随着案情的发展，尤其是被移送到司法机关以后，他们深感自已罪责难逃，于是态度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换了说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命或减轻处罚。
这些昔日风光十足的赃官，并非偶然失足，他们长时间犯罪，有的长达几年都不知收敛，而一旦东窗事发，是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立地成佛，马上提高觉悟的。就说成克杰吧，如果他真能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考虑，他怎么会和他的情妇几年时间受贿4000多万元，他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认识到这种程度？成克杰的表现说明，一些贪官的所谓悔罪无非是在面临受惩处的特定情况下，为自己利益努力的手段。如果司法人员因轻信他们而真对他们从轻处罚，必然会失去法律的严肃性。
事实说明，贪官们的忏悔，大多和成克杰一样，其实是忏而不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忏悔、忏悔秀和工具性忏悔。他们妄图借此来制造假象、混淆视听、开脱罪责，最终达到减轻或逃避惩罚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清醒，切莫被他们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上了他们的当！
申论热点：农村救助任重道远截至2004年4月，北京市农村共有37156户、69987人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目前我国农村还有2900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切实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仍是一项十分艰巨和紧迫的任务。
尽快完善救助制度对特困户进行生活救助，一直是农村救助工作的重点。
按照2003年3月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要求的“政府救济、社会互助，子女赡养，稳定土地政策”的原则，民政部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对农村中重病、重残和缺乏劳动能力的特困群众定期定量发放生活救济。江西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特困户救助制度，目前绝大部分省（区、市）也陆续发放了“特困户救助卡”。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福建、江苏、天津、辽宁9省市以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主，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共有需要救助的特困人口1971．9万人，其中已发放低保证的437．7万人，已发放特困证的798．9万人，两项合计1257．1万人，占特困人口总数的64％。2003年全国共支出特困户救助和农村低保资金30．86亿元，其中中西部23个省（区、市）共发放18．3亿元，东部8省（区、市）共发放12．56亿元。
实施农村医疗救助也成为农村救助工作的重要内容。2003年，民政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财政部与民政部联合出台了《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中央财政投入3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实施农村医疗救助。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相继出台了实施办法，943个县（市）全面实施了医疗救助，救助困难群众491．6万人。
突破救助工作的“瓶颈”
救助资金筹措难一直是制约农村社会救助水平的“瓶颈”，在贫困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近两年来，重庆市丰都县积极探索建立多渠道筹措救助资金机制，突破资金短缺、财政压力这一“瓶颈”的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该县在地方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社会救助所需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强化救助资金在财政预算中的刚性机制，确保了救助政策的落实。县财政每年投入10万元用于农村特困户救助；乡（镇）财政按每年每人20元筹措；积极组织开展社会捐赠，募集社会救助资金。该县每年都组织不少于两次的大规模经常性捐助活动，两年共接受捐助款70多万元。
面临新的挑战近几年来，随着低保、特困户救助和灾民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城乡困难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是，农村救助工作也存在“老问题仍未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窘境。
例如，多年来，陕西省各级民政部门在农村贫困户救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但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由于全省各级财政困难，在农村贫困户救助方面投入的资金量少。二是救助面窄，标准低。三是操作不够规范。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工作在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救助趋于复杂化，需要制定与之相协调的救助保障措施和政策。
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必将为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提供新的资源和动力。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投入的重点领域。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今后将逐步增加，这就为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申论热点：“恶人治村”的深层原因
“恶人治村”的现象，在目前是十分盛行的，其中的原因，当然少不了基层腐败，所谓恶人能保证“政令畅通”，能保证“基层稳定”，能保证“利益共享”，使得那些“土皇帝”为所欲为，用老百姓的血泪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使得农民上访成为泡影，营造一方虚假的安宁，使得权钱交易、权权交易、钱钱交易轻松得逞……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民群众知识严重缺乏，素质不高，民主程度有限，法律普及不到位等。
在农业税改革之前，农民上访闹事者屡见不鲜，其中也有很多村庄进行了改革，推翻了原来的人马，重组村委会。但是在此过程中，严重暴露了农民的狭隘性。在有些农村，家族意识还是极为严重的，其势力和权利的分配是相互勾联的，小家小姓是难以获得支持的，而大家大姓却往往由一些泼皮无赖领头，用拳头而不是用头脑来称霸，谁敢不服，群欧或者单挑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依然是搞投票，搞民主，其实并不是真民主。对于这种情况，乡镇一般不会干涉的，一方面十分棘手，弄不好同样被打个头破血流，另一方面他们正好需要利用这些恶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除了拳头以外，农民对于选票缺乏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认识。这种现象与一直以来农民知识水平有限，民主程度底，不会选，或者由于基层政府的原因选了白选等造成的。他们对于选票，一般信手而就，或者是让怎么选就怎么选，或者是谁对他们有点小恩小惠就选谁，其中本家或则本族往往成为选择对象，意思极为狭隘，恰恰可以被利用。
当然，也有民主力度稍好的，正式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但是由于法律意思薄弱，经不起恶人的纠缠和打击，而且这样的村委会也往往因为站在农民一方与乡镇政府对立，而得不到必要的支持，最终下台，被取而代之。而农民之间，往往是自保其身，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畏官畏盗，胆小怕事，这也给恶人以可乘之机。
就这样，“恶人治村”上面有保障，如暖阳煦风，下面有土壤，根深蒂固，怎会不枝繁叶茂，大兴其道呢？恰好是目前贫富分化严重，而且穷人连上学也快上不起了，如此一来，就没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一说了，那些作威作福者就永远当老爷，那些贫穷的人就甘心地做牛做马吧。“恶人治村”也就更有前途了！
申论热点:莫要“亡羊”才“补牢”
今日，湖北阳新“六·一六”矿难事故的抢救工作进入第三天。就在当地民众废寝忘食、加快排水进度、期盼井下十一人生还奇迹发生的同时，酿成这起矿难悲剧发生的部分原因也令人深省。
湖北阳新鹏凌矿区于一九九五年开始开采，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其间曾多次被政府部门关停。其中，一九九八年底发生过一次透水事故，三名矿工遇难。二00一年该矿完成股份制重组，民营企业武汉鹏凌集团公司入主。经过大规模投资、整治后，去年一季度开始试生产，年产铜矿一千余吨，其安全生产级别仅为C等(A等最安全)，属于边生产、边整顿之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鹏凌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措施不可谓不“完善”。高耸的井架上“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八个大字昭然醒目，矿区主井口“安全生产设备主管责任人”的塑料牌格外显眼，矿区安全生产的标语、管理科室等一应俱全。
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六·一六”矿难发生后，鹏凌矿业有限公司多名矿工向记者证实，本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井下负一九三作业点以前就存在透水隐患，矿工们曾多次要求整改，可一直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为此，矿工们已很久没敢到该平台作业，每次下井也都胆颤心惊。同时，该矿道也不符合安全标准，矿工下井“不得不借助经验”，即便是上月发生吊锚砸伤工人事件，也没有引起重视。
本次事故除造成十一名矿工被困井下、对其家庭造成巨大伤害外，该企业也损失惨重。抢救工作仅仅进行了三天，该企业投入的解困资金就逾百万元人民币，随着救险工作的持续、正常生产的停滞、生产设备的破坏及善后事宜的展开，这家正式采矿才一年时间、净资产总额三千六百多万元的民营企业损失也将与日俱增，恢复生产遥遥无期。本来当初只需投入几十万元就可解决的矿道安全问题，却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其实，湖北阳新矿难事故的酿成因素及其处理手法在中国也并非是个案，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强调安全生产，一些企业主为追求最大经济利益，心存侥幸，落实安全工作只是停留于表面，一旦灾难发生则得不偿失，最后还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地下的矿产资源是人类的宝藏，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物质保证，矿工作为宝藏的开采者理应得到安全工作环境。广大矿主及企业领导也应时刻心系矿工安危，将安全生产落到实处，切莫“亡羊”才“补牢”。
申论热点：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好些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大家或许记忆犹新：那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吸毒者李桂芳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被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事件。
李桂芳因在一家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而被押送派出所，后被确认为吸毒人员而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其间，李桂芳多次向派出所及戒毒所提出自己三岁的女儿被独自锁在家中，竟无人理睬。十七天后，小思怡尸体发出的腐臭味才让人们发现了这个三岁小生灵的惨死。
学者康晓光先生前往事发地调查此事，并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对调查过程的感受。他写道：
在我去事发地调查时，为了提高效率，我找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希望他能够帮助我联系有关机构。这位朋友告诉我，李思怡事件影响很大、很恶劣，不用请示他就知道，领导不会同意他帮助我。他还说，如果他今天帮助了我，明天他百分之百就要“下课”。于是，我只好提出“最低要求”，请他给我带个路。他说那也不行。他不想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
康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权威主义的政府应该更好些。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没有保护李思怡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各级官员不能尽职尽责地把这些法律和制度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权威主义政府更好些。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固然不错，但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似乎还应该得出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结论，那就是“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好些”。康先生的那位朋友十分清楚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却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哪怕一丁点儿的代价，类似的问题还不光出在官员身上，也相当普遍地体现在我们的国民身上。
比如，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人被小偷偷了，当小偷被抓的时候，被偷者居然不敢当着小偷的面承认自己被偷；或者抓住小偷的公安人员需要被偷者到派出所作一个证明，得到的也往往是拒绝的答复。在一辆长途汽车里，若发生暴徒抢劫、强*之类的事情，车中其他乘客默不作声是常见的情形。倒不是说所有乘客都没有同情心，而是没有反抗强暴的胆量。还有这样的事情：当公共汽车里有人丢了东西，行窃者已被发现就在车里，司机要将车子开到附近派出所以便公安抓捕，车里的多数乘客会因为耽误他们一点时间而群起反对。
前不久，笔者在由浙江义乌赴宁波的长途汽车里也亲身感受了一个类似的事件：随车的受雇服务人员违章在车里抽烟，烟灰被风刮到我的身上，将衬衣和裤子烧破了几个洞。下车时，我要求对方赔偿，岂料对方身上一文不名，我遂要求该车司机赔偿，因为那位服务人员是受雇于他的，我在车里受到的损失，他也负有责任。但司机以不是他肇的事为由拒绝赔偿，双方遂起争议。这时，车里的乘客站出来，完全不顾事情的是非，纷纷指责我耽误了他们的时间。我想，这时我如果以流氓暴徒的姿态出现，他们谁也不敢吭一声。但当他们发现你是讲理的常人时，就对你毫不客气了。这类不胜枚举的事例说明，“欺软怕硬”和“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并不是官员阶层特有的问题，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国民性问题。
以笔者的理解，所谓国民性，就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或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精神、心理、性格、品行等方面的若干共同特性。在国民性上，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点，如勤劳、智慧、平和、灵敏、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等；但无庸讳言，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也有许多突出的毛病，胆小怕事、见义不为就是其中之一。有的人，有怜悯之心，无为义之勇，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的人，遇事肯吃亏，以吃亏求息事；遇人好退让，以退让求宁人，以息事宁人为最高准则。有的人，在光天化日下需要见义勇为时，胆小如鼠，像缩头乌龟；而在阴暗的角落里捣鬼整人时，招数很多，如谋略大师。
笔者以为，这种劣根性有两个基本来源：
一个来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着这块地，而不是到处游动迁移。“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古代几千年间中国人生活的典型图景。守土者必然是爱好和平的，一切军事因素必然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就连中国武术的主旨也不是进攻而在防身。在这种情况下，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就成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善良平和、安分守己就成了中国人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这本来是一种优点，但优点的背面是缺点，安土重迁、安分守己必然消极保守、不思进取、不敢冒险，进而形成厌恶征战、重文轻武的风气，以致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都是诉说征战之苦，而非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杜甫的《兵车行》是这样写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哪里有一点雄壮出征的气势，分明是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的告别。岑参的一首七律则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首诗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尚文而不尚武的结果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百姓见义而不敢为。
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太微不足道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极端蛮横与极其无助的强烈对比，孕育了弱势的芸芸众生以求生自保为主旨的“阴性”哲学，诸如：“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且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哲学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警告人们不要做强者，不要冒头，而要卑微地生存。在这种生存哲学熏陶下的民族，必然在性格中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劣根：轻则胆小怕事，软弱可欺，甘于压迫，逆来顺受；重则奴颜婢膝，奴性十足，内有媚骨，外显媚态。
那么，我们的同胞中有没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呢？当然有，只可惜这类人物大多出现在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不得而知。我们的同胞中有没有横刀立马、顶天立地、胆略超群、力挽狂澜的志士仁人呢？当然也有，比如荆柯、张巡、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等。只可惜，这样的人为数太少，在我们的芸芸众生中属于稀有珍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种明哲保身、见义不为的民族性格的直接后果是，强权与暴力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上肆无忌惮、横行无阻。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不与外患相始终——陷没半壁、苟安一隅者有之；割地赔款、屈辱求和者有之；腼颜事敌、认贼作父者亦有之。五百年前的大明王朝是何等的强盛，但数百人乃至几十人的小股倭寇就可以在我们的沿海地带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甚至长驱北上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南明将领陈子龙痛心疾首地说：“今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百倍于虏也。然而有一人每饭不忘虏而忧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齿而欲食之肉者耶？受其凭凌而不知为耻，供其杀戮而不以为恨，则虏何惮而不来也？”确如陈将军所言，日本这个“虏”就不惮而来，升堂入室，吞没了我们半壁江山。侵华战争期间，常常是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控制一个县城好几年，没有多少人起来反抗。至于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名中国俘虏，也是常有的事，大家都乖乖的，谁也不反抗，及至鬼子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俘虏兵们方感不妙，但悔之晚矣。
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虽有好转，却未见根本改观。一个小小的韩国女老板一声令下，我们一大片中国员工就跪下了，不跪的居然只有一个人。在日本，有人视中国人为三等、四等国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或中国猪，甚至脚踢中国孕妇，导致其流产街头；在俄罗斯，中国人屡屡被抢被杀，中国公司常常被洗劫一空；在法国，巴黎街头被歹徒抢劫最多的是中国人；在南非和南斯拉夫，中国人被打被杀被勒索成了常事；在印尼，华人和华裔更成了遭受排斥和烧杀抢掠的对象；在自己的领海或公海捕鱼的中国渔民，常常被国外军警逮捕或惨遭枪杀；中国南海海域的石油资源正在被外国公司疯狂采挖，严重缺油的我们却不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奋起斗争。甚至还屡屡发生外国人跑到中国来殴打中国公民、猥亵中国妇女、勒令中国人下跪、钻胯裆等等怪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巴黎的歹徒被问及何以专抢中国人时，其回答是：中国人常把现金带在身上，中国人被抢后一般来说，既不反抗也不报案。这些歹徒们或许连中国的首都在哪儿都不清楚，但他们却知道中国人的弱点，并且尝到了欺负中国人的甜头。人家之所以老是欺负你，是因为欺负你总是沾便宜，杀了白杀，烧了白烧，打了白打，抢了白抢。
一个人总要有点阳刚之气，一个民族更要有点阳刚之气。在强权与暴力面前，不能总是像缩头乌龟一样没有出息。近代中国陷于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悲惨境地，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人性格的衰弱当为其中之一因。
“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对于化解矛盾，息事宁人，塑造平和宽容的民族性格，乃至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是有益的；但是倘若我们对这一哲学的信奉过了头，就失去了平衡。阴阳平衡是事物的规律，只和而无争，断难维持长久。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一个个横空出世的强大王朝，总是以一群英雄豪杰的强悍姿态开其端，而画上句号的，往往是一些弱不禁风的阴柔天子。秦朝的一统天下，汉朝的勇猛出击，唐朝的鼎盛气象，明朝的光复汉治，清初的开拓疆土，无一不是积极进取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伟大光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横刀立马的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的自卫反击战争，试想中国哪里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西方人信奉实力，在近代以来西方人主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没有力量的民族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会招致侵略和欺凌。弱肉强食是动物的基本生存法则。不管人们用怎样美妙的词藻描绘人类的文明历史，实际上弱肉强食也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之一，侵略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最高形态，这就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血腥的法则，但我们却不得不去正视它、适应它。
环视全球列强，无论美国、俄国、德国、日本，无一不是强悍尚武之国。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都说明，成就一件事情乃至振兴一个国家，仅有智慧是不够的。*着智慧可以制定方案，而实现方案需要行动，行动无一例外地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没有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坚强意志，再好的方案也实现不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成才一样，既取决与智商，更有赖于情商。国家亦然。国家的情商是什么？是国家意志是否坚强，民族性格是否骁勇。在这方面，日本的强大乃至韩国的振兴，都足以为我国之镜鉴。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我们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改造和完善我们的国民性，就是一个必须正视、必须进行的重大任务。道理很简单，一个缺陷太多、软弱可欺的民族，不可能强大起来。这是一个老话题，鲁迅先生和梁启超先生早就提出来过，但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个历史性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改造国民性的第一步是弄清我们的国民性中究竟有哪些弊病，然后才谈得上改造。笔者以为，除了怯懦怕事、明哲保身、畏惧强权、逆来顺受的毛病之外，我们的民族身上还有一些明显的劣根性，比如：媚外、瞧不起自己人、不讲原则、不守规矩、重情轻理、重情轻法、重私德轻公德、好拉关系走后门、责任意识淡薄、唯官唯上、愚昧迷信、只说不练、言不由衷、不团结好内讧、不认真不细致、不讲卫生、不爱科学、不尚武、势力眼、好面子、好吃动物、无虔诚之心、好占小便宜、好起哄随大流，等等。笔者所言是否如实，读者可以思考。实际上，有些毛病别的民族也有，但往往没有我们这样突出。
如果有读者质问：“你为什么好说同胞的缺点？”笔者在此可以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作答：
有忧国者，有爱国者。爱国者语忧国者曰：汝曷为好言国民之所短？曰：吾惟忧之之故。忧国者语爱国者曰：汝曷为好言国民之所长？曰：吾惟爱之之故。忧国之言，使人作激愤之气，爱国之言，使人厉进取之心，此其所长也；忧国之言，使人堕颓放之志，爱国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用之不得其当，虽善言亦足以误天下。为报馆主笔者，于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之，谁欤踊者？吾歌之矣，谁欤和者？
笔者断不敢与梁先生相比，却有着与梁先生一样的心境。但愿笔者所言能“使人作激愤之气”，“厉进取之心”，而不致使人“堕颓放之志”。实际上，五千多年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劫不衰、生生不息的民族，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唯其如此，我们有信心把自己的缺点摆出来，加以剖析、批判和改造，从而使我们的国民性变得更好。
让我们大家都来投身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都为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作出贡献。所谓改造国民性，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就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说白一点，就是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使我们的民族强健起来、文明起来、完善起来，使我们的国民以更加健康清新的面貌再现于世。这个任务极其艰难繁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少数人所能承担；但只要每一位国民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做起，点点滴滴，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有所成。如此，则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否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申论热点：公务员的最高奖赏是人民满意我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他们占据着权力中心，是人民向往公正向往正义的裁判。在进行的累次评比中，公务员可以享受到比平常人多得多的奖赏。但什么是公务员的最高奖赏呢？从实践中看，公务员的最高奖赏不在你获得了多少荣誉不在你得到了多少物质奖赏，而在于你服务区内的人民是否满意。“意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乐民”。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就是要爱人民，让人民高兴。你们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对政府和公务员来说，最高的评价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满意就是最高的奖赏。
爱人民，让人民高兴。说起来简简单单，做起来，可是太难太难。无论是你在机关处理公务，还是到民间调查研究，爱人民之心一览无余。因为你处理的都是事关大伙的事情，为一个地方的兴衰而努力奋斗努力创造。可以说是把心交给了人民。可是，有些公务员就觉得自己是无党纪国法观念的老爷，是人民的管家，权为已有，利为已谋，其实这种损人不利已行为总会受到惩罚，最终为人民唾弃。君不见，哪些翻船落马的少数人吗，已成为人民罪人的时候，鳄鱼的眼泪出来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怀爱民之心，做爱民之事，行爱民之举，是每一个公务员最起码的良心道德底线。从根本上说，走进公务员队伍就是走上了一条以人民利益为工作对象的人生之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应该是心中永不憾动的准星。穿上公务员服装，你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就成了公务行为，就成为人民视野之中的社会正义的标准行为。难怪有人认为公务员难做。做好了是你应该做的，做不好，你要负法律责任。正如一个人做错了事，要为自己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埋单一样，公务员做错了事，就是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你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应该受到最低的惩罚吗？由于干什么事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职业惰性，公务员也是这样，在百姓个人眼中的是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可能是小事一桩；有的人心急火燎地去政府机关办事，而有些公务员却因为自己临时有私事而让办事者先等一阵子；有的该及时办理的公务却延宕下来；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深恶痛绝的事，应该时时检讨加以拒绝的行为。
人民满意是普通民众最低的要求。人民是最宽容的，他们的要求很低，只是满意。他们只要求在办事时人格等到尊重，所希望的事情有一个合理合法的答复，能办的给办一下，不能办的也没有人去苛求。记住，他们仅只是满意。人都有贪心，但是普通民众从不敢奢望自己的贪心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取得实际的好处。可是公务员不一样，内心深处有了贪心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的时候，人民可能不知道，但一但你的贪心被事实证明的时候，人民就对你不满意了。一但你对某件事不作为的时候，你的行为就受到了具体当事人的不满意。如果这件事情牵涉面大，就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这时候，你手中的权力就是不稳定的，是受到质疑的。而这种质疑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的公务员生涯就行将就木了。人民对政府的满意是对每一个具体公务员的公务行为满意的累加，如果不从小事积累每个人的满意，那么就不会有大的满意。这是一个以量的积累确保不变质的过程。
人民的满意是公众利益的合法实现，不是某些人的满意。有时候，有些公务员借口人民满意办一些损害大多数人的事情，他们的口号也是人们满意。其实这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公务员有辨别真假的能力。有的事情一时人民不满意，不等于人民不需要，而有的事情人民一时满意也不等于人民不后悔。这就需要公务员在具体的行为上要看得远看得准。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党员的素质，提高公务员的素质。这是不能小看的事情。
申论热点：“全部满意”为何让人不满意
８月２６日《南方都市报》报道：８月２５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自深圳建市以来第一次对副市长进行述职评议，３２位委员投票的结果是：１９张满意票，１３张基本满意票。卓钦锐作为首个接受评议的副市长在获知这一结果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称‘很意外’。”
笔者注意到，对于这个“全部满意”，大多数网民流露的却是不满意。因为无论是从统计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工作获得全部满意票，往往不是常态。何况，卓钦锐作为深圳副市长，由其直接负责的河流污染治理、违法建筑的查处、“城中村”改造工作并不出色，“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人们“甚至把河流污染治理未令人满意、违法建筑的查处不力和‘城中村’改造工作滞后称之为深圳的‘三大顽疾’”。深圳“三大顽疾”的形成，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卓钦锐工作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当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卓钦锐竟然获得３２名常委的一致满意，这能让人信服吗？难怪对于这一结果，就连卓钦锐自己，都深感“很意外”。
以前，我们陶醉于“全部满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这种心态仍有市场，危害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实，这种“全部满意”在很大程度上未必是内心评价的真实表达，很可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虚假的成分，尽管这种“虚假的成分”有时受控于善良的愿望。如果我们扯下“全部满意”的华丽外衣，在其角落里我们会看到可怜的盲从、扭曲的价值观、流失的社会责任感……
评价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部门，好，就要说好；孬，就要说孬。这是实事求是原则对我们最起码的要求。遗憾的是，在不少地方，尽管工作糟糕得可以，但当地对自身工作的评价，却是红旗飘飘，不是“全部满意”，就是“一致通过”。如果谁说“不”字，那简直无异于宣布自己是个自绝于“当地”的另类。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敢于表达真实意愿，为自己负责、为别人负责、为社会负责，自己的手只受自己支配，或高高举起，或稳稳放下，都很难很难，既需要勇气，也需要胆识。我们期待着！（作者：龚大中）
申论热点：还有多少公款“考察团”在行动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刚刚闭幕的雅典奥运会期间，有数批中国“奥运考察团”前去雅典考察。某市前后竟去了4批考察团，考察团的费用令人吃惊：一个为期只有4天的团，每人费用竟高达17万元人民币。
平均每人每天花费4万多元人民币，真不知这些“考察”官员吃的什么“洋餐”，住的什么“洋楼”，购的什么“洋货”。
报道还提到，在雅典“考察”数日后，一些所谓的考察团还"顺便"到欧洲其他城市转了一圈。明眼人一看，这其实是借考察奥运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
我们不难预料，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还会有无数批所谓“奥运考察团”要去国外考察。
当然，为借鉴他国成功举办奥运的经验，一些与举办奥运有关的部门和城市组团出去考察，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约束，不受监督，大规模地蜂拥而出，尤其是那些与举办奥运无关的城市和部门也跟着凑热闹，就会让人感觉变了味。
这些官员明明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国外大肆消费，只不过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学习考察，实质就是公款旅游。公款旅游虽然是少数人所为，却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是百姓十分痛恨的腐败现象之一。中央早在2002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就规定：“用公款旅游或者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尽管《条例》规定得很详细，但一些单位从一把手到部门领导都是公款旅游的受益者，又有谁会去自己揭发自己呢？而公众对于官员的出国（境）又少有知晓，根本无从监督。
禁止公款旅游，不能只靠条例，还得靠相关部门的督促检查和公众的监督。而这一切又有赖于公款出国（境）这一行为是否公开、透明。
几年前，河北省廊坊市为防止变相公款旅游，规定县（处）级、乡（科）级领导干部出国（境），都要经过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拟办理出国（境）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出国（境）的有关情况，公示时间为3天，公示地点在拟办理出国（境）人员的单位。从实施情况来看，该项规定能使领导干部出国（境）审查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有利于公众对领导干部的公务行为进行监督。
因此，治理公款旅游，可以考虑将出国（境）考察的单位及其人员组成、考察国（地区）、考察内容、经费预算以及考察期限等内容，也像河北廊坊那样，在适当的范围内予以公示，由公众来监督。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走出去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外出学习考察是不是很有必要？公款是不是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了？外出学习考察，到底学到了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全国各种名目繁多的公款旅游究竟有多少，还有多少“考察团”在行动，纪检部门是该好好查一查了，应该给广大纳税人一个交待！
申论热点：问一问群众方便不方便据报道，某市有关部门坚持保留暂住证的理由之一是“便于管理”。换句话说，也就是取消了暂住证，有关部门在管理时就不方便了。那么有没有问一句：群众方便不方便？
笔者以为，不仅是该市的有关部门要问一问，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应该问一问。当你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政府机关这样规定，群众方便不方便？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机关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一问群众方便不方便，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对于政府的工作，小平同志曾说过一些标准，那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又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一贯之地阐明了我们党的宗旨。我们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都不应该把这些话只挂在嘴边上、写在文件里，而不把它贯彻在行动中。
具体到暂住证问题，我想暂住证给流动人口带来的是方便还是不方便，恐怕不必再讨论。9月9日《新京报》发表的“暂住证，流动人口心中的痛”，至少代表了一部分流动人员的感受，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相关政府部门把“便于管理”作为保留暂住证的理由，实在是把自己摆错了位置，“政府本位”的思维在作怪。
笔者以为，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彻底抛弃“政府本位”的思维定势，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真正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宗旨，把群众方便不方便、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重新认识暂住证问题。
申论热点：官员“无奈”实乃“无为”
被誉为“浙江第一镇”杨汛桥镇的“增长至上”遭遇调控之痛，面临“非常困难”。尽管镇党委政府痛下决心，及时调整思路，彻底告别融资之后片面扩张的方式，但仍然引发了干部群众的深层思考。他们认为“增长至上”的根源是“受考核的影响，地方政府成了这一轮投资热的主要拉动力量”。
思考中冒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很无奈。为何无奈？据悉是“县里要对我们进行考核。今年财政收入要达到多少，工业产值要达到多少，都是硬任务，不能不完成”。“县政府同样无奈，因为上级政府也要对他们考核”。（见新华网2004年9月8日电）显然，“无奈”乃产生于考核。那么，“无奈”值得同情吗？
“无奈之举”不是求实之举。杨汛桥镇某些官员的无奈是迫于上头的压力。这个压力表面上看是在抓经济，但由于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造成了难以平复的巨痛。这种压力的背后折射的是令人厌恶的“政绩观”：只看增数字，不看综合效应；只看外部拉动，不看可持续发展。“无奈”彰显的是对片面政绩观的默认与追求，用句通俗解释就是委曲求全。
但是，官员的“无奈”难以被群众理解。“无奈”之所以不能被群众同情，还由于“无奈”本身也是一种“无为”。何谓“无为”？就是无所作为。面对层层下达的形式主义考核任务，基层官员以无奈应之，以“斧头打凿凿入肉”推广之、贯彻之，做了无奈的俘虏。诚然，在某些形式主义盛行的地方，面对上级不符合实际的所谓考核，作为下级，抵制是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一事无成。因为形式主义的考核，考出的不是推动经济进步及人民利益的硕果，而是为某些官员普升加爵的政绩光环。因此，只要立党为公意志坚定，方法得当，同样可以避免犯错误。可以说，对形式主义考核的“无奈”也折射出某些官员的“无为”。
官员必须有为。这是执政为民的体现，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必需。有为者，也就是秉公执法，联系群众求实创新者。只有有为，才能有位。这应该是新时期为官的准则。对形式主义表现出“无奈”，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某些人思想上仍然没有摆脱“唯上”观念，没有真正装上求真务实的观念。杨汛桥镇某些官员的“无奈”给各地人们上了一课：警惕无为思想侵蚀。
申论热点：女公务员着装规范不是小问题之所以要谈谈女公务员着装规范这个小问题，是因为浙江省一些部门开始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
据《东方早报》9月1日报道，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浙江档案系统的女公务员在上班时不允许再穿了——近日，该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在着装、语言、交往、行为4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了要求。据悉，制订专门针对女公务员的礼仪规范，在全国还是首次。
规范把“服饰美”摆在第一条，要求女公务员的“办公服装应合乎身份，庄重得体、朴素大方，忌过于前卫招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身修养与素质”。同时规定，在工作中及正式场合，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
这次浙江又开了全国先河，而且是关于女公务员着装规范问题，这个头开得好！因为在办公室工作里的着装，虽然是个小问题！却确实有必要重视并规范一下了。曾几何时，办公室里的着装问题，主要是针对男性的。一些男同志穿着过于随意，对机关部门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于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定诸如不能穿拖鞋、背心、西装短裤进办公室等等便提了出来。几年下来，这些现象便渐渐在机关中消失了。但随之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让人们感觉到这个社会变化之快，那便是女公务员的着装问题。现在到机关大院里看看，一些女性的时髦前卫，绝对不亚于大街上的流行色，着实让人大跌眼镜：衣裳是越来越短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裤子或裙子也长不到哪儿去，还有踢踏踢踏响彻走廊的拖鞋声。呵呵！以往男性有过的缺点，现在又以另一种类似的形式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来了！
办公场所不是随便逛逛的超市，也不是休闲的娱乐场所，女性公务员的着装不能过于随意化、个性化。虽然这仅仅是解决外表方面的小问题，但必须从解决这些小问题着手。“小处不可随便”，女公务员的整齐、稳重、大方，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女公务员的第一印象，大多是从服饰开始的。从解决着装问题着手，进而解决在女性公务员中存在的其他各方面问题，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另据报道，浙江省档案局的《规范》还在语言、交往、行为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要求，如“工作或日常交谈中应自觉使用文雅词，回避不雅之词，更不能讲黑话、黄话、怪话”；接待来宾、听电话、要求他人帮助时应使用“请”、“谢谢”等专用语；与外界人士交往时不忘维护政府形象与个人形象，注意举止等。
办公室的女性，跟上时代的步伐是应该的，但不能过于时髦。对女性公务员的着装进行规范，确实有必要。
申论热点：法官为何月收8000？公务员收入悬殊大同级别的公务员，在“肥差”部门月收入竟然是“瘦差”部门三五倍。据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北京市启动了“阳光工资”改革，力求解决部门收入“两极分化”问题，法院，税务、工商等传统“强势”部门皆感到“秋凉”。如北京朝阳区法院的一名普通审判员，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经过这次改革，收入“降了一半多”。对此，一些法官表示很“气愤”：法院工作特别繁重，如果一味按照行政级别定收入标准，那还不如找个清闲的机关过舒服日子。
一位普通法官，月收入何以拿到8000多元？据报道，法官除了国家规定的工资，每办一个案子都有加班费，还有月奖、季度奖、年中奖和年终奖。更重要的是，法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诉讼费，诉讼标的越高，诉讼费就越多。由此可见，法院处理的案子越多，法官的收入也越高。
表面看，诉讼费收人多寡和法官收入挂起钩来，体现了多劳多得。人们不禁要问，有收费许可的“肥水衙门”，可以为部门多劳人员发补贴，发奖金，那么，没有收费许可的清水衙门，拿什么体现多劳多酬？还有，趋利乃人之本性，让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个别法官会不会置诉讼费于法律之上？前两天就有媒体报道，某法院为不断获取诉讼费，按照建行意图接连搞了52起假判决、假调解、假执行。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也认为，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违背了司法宗旨。
更为关键的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多劳多得观念，很容易混淆人们对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正确辨识。我们认真看一下，法官所获得的额外收入，与劳动关系大还是与权力关联大？事实上，目前公务员收入的差异，与公务员本人劳动量没有太大关系，决定因素是部门权力的深度和广度。
可见，对于月收入达8000多元的法官，不“削峰”怎能行？不可否认，不同岗位的工作繁重程度和压力是不同的，如果只是“一刀切”地处理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就很容易走回平均主义的老路。要解决这种差异，可以考虑通过岗位工资等形式解决，区分出不同级别的岗位，区分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岗位，划分档次，按级按岗确定收入水平，但中间差距幅度不宜过大，并要公开，绝对不能与部门创收挂钩。
消除公务员收入的严重差别，已不单纯是一个收入问题，更是事关党风政风的政治问题。当然，部门收入差别的缩小，不可能一蹴而就。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削峰填谷”式探索，是一个好开端。
申论热点：“审计风暴”之后的中国决心
6月23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提交了一份堪称令人触目惊心的
“审计清单”。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就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做了报告。
李金华的报告中可归纳出五大问题。
其一，侵吞国家财产，挪用公款，套取救灾、教育、奥运、国债等专项资金，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均有涉及；其二，银行缺乏监管，内外勾结，违规贷款及其他金融违规业务数额巨大；其三，偷逃税款，税务部门有税不征、违规缓征，甚至严重渎职；其四，开发区滥占土地，一些地方政府倒卖土地，违规批地；其五，民营企业骗贷或违规贷款问题。
由此看出，清查出的违规主体首先是政府机构、官员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其次是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以及民营企业或个人；违规目标对准国家财政、税收、银行贷款、土地等；主要行为是侵吞、诈取以及其他非法2004年7月12日手段占有国家财富，具有“掠夺性”的共同特征。
这仅是抽查后的结论，暴露了政府一些管理制度失灵，法治不彰。人大常委立即针对这些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进行彻查。
近一时期，中国因经济过热而实施调控政策。引起“过热”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包括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圈建开发区等。另一个原因是房地产过热，这也导致损害居民利益的拆迁成本转嫁政府。
地方利益已经令中央经济调控政令通行遇到阻碍；腐败如果继续蔓延，将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不合理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亦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国的经济调控除了制止没有效率的过热投资，也需制止失去制度控制和法治约束的发展，建立一种新秩序，依法治国，保证和落实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新一届政府建立新秩序的核心是恢复法律的尊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胡锦涛主席较早就提出“遵宪”的主张。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法规审查备案室，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学术界对成立宪法委员会也达成共识。
今年年初，中共颁行《党内监督条例》和《党纪处分条例》，党内述职述廉等新措施走向制度化。国务院近日也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在10年内建设起“法治政府”；7月1日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将规范目前广泛越位的行政机关，而此前的官员“问责制”已经令多名高官落马，反腐败也越来越深入。
其次，中央政府正在全力改革问题丛生的金融业。今年年初，政府动用外汇储备注入中行、建行；近日，央行亦发行票据收购这两家银行1000多亿元的“可疑类贷款”，并加快建行、交行等银行的重组，尽快实现上市。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将不太可能再剥离，立法部门也在探讨制定金融机构破产办法。
第三，启动新一轮税改，规范企业税收。国税总局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加强欠税管理，加大清缴欠税力度，在新的税改实施前树立税法权威。该次清欠工作要求建立欠税催缴制度和欠税档案。
第四，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将面临国有资本逐步退出，所有市场问题由市场解决，用法律的手段收拾局面，股市将在运行方式上与国际接轨。
第五，建立全国市场体系。6月初商务部发布《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纲要》，提出完善法律制度、加快市场主体改革、加强宏观管理，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商务部等7部委近日发出通知，清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区封锁，要求各级政府清理“地方保护”文件。
第六，严格土地审批制度，清理乱占土地。未来征收物业税将由中央统一制定方案，各地不再自己制定试点方案。
第七，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破产法草案》亦于6月21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2000家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将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
上述措施还属于规范、整顿性质。近日，国务院肯定了新闻媒体在违法拆迁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将制定完成，未来政府行政必须公开、透明，有利于社会舆论监督。
“审计风暴”起处，此次令人瞠目的公开报告，再次显示了中央政府面对现实、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申论热点：奥运金牌理性看待奥运会金牌的价值奥运会今晨已经闭幕。
在西方众神的国度，古老的东方民族在狂欢。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以32金的成绩笑傲群雄，尤其是刘翔破纪录的田径金牌，以及女排姑娘们重新夺回失去20年之久的冠军宝座，使中国人不能不异常兴奋，蛰伏在血液里体育强国梦几乎再一次光辉灿烂。
在举国狂欢的美梦里，媒体的刻意冷静似乎都显得矫情。然而，似乎有一句话值得套用：此时不激动因为没心，彼时还激动因为没脑。
人类需要竞技，世界需要狂欢，国家需要形象，民族需要凝聚，这些都是举行奥运会这样的体育盛事的理由。强者需要证明自己更强，弱者需要证明自己不弱，商业需要广告，政治需要口号，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人热血奔涌，泪水长流。
我们必须承认，奥运会的成绩能证明的东西很多，国家的实力、国民的信心等等，在金牌大国中，就有世界强国美国稳居榜首。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奥运会的成绩并不一定能证明什么，因为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发达国家都位居中国之后。从单项运动来说，十多年前中国女排五连冠之后一蹶不振，而中国经济却自顾飞速发展。
甚至连体育本身，奥运成绩也只是证明其中竞技体育的一个部分，虽然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据媒体报道，我国大众体育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人，体育人口数尚不足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发达国家体育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70％至80％。
我国现在室内体育场所人均占地仅为0.014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人均0.027平方米。
最近10年，世界平均身高增长了5厘米，我国人均身高只增长了0.74厘米；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民总体健康水平”评估报告中，我国排名在144位。
但是这也并不能成为我们抱怨竞技体育的理由。大众体育的落后未必是竞技体育强盛之后的必然结果，只能证明二者没有必然的关联。为了金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中国的体育体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也都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子。
我们既反对夸大奥运金牌的分量，也反对盲目贬低它们的价值。它们摆在那里，正如花草生长的大地上一样美丽。当我们为之激动的时候，其他问题依然跟在我们身后。每一个热爱竞技体育的人们，至少应该有一夜的狂欢，然后，头脑清醒地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申论热点：政绩观！
——一个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和解决好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最近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说：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这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政绩观问题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开始，就历史地提上党的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的活动就是创造政绩的活动，创造政绩贯穿于执政党活动的全过程，创造政绩是执政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共产党人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的。每个共产党员从入党开始就立志毕生奋斗来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作为执政党的成员，理所当然地就有一个为人民创造政绩的问题。只有为人民创造政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为人民创造政绩，党的事业才能发展；这是很朴素的真理。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所有履行职责的活动都是在创造政绩。不是创造出青史垂名的优秀政绩，就是“创造”出错误的乃至人民群众嗤之以鼻甚至沦为千夫所指的“政绩”；不是创造出人民怀念称颂大放异彩的某种政绩，就是“创造”某种混混沌沌、庸庸碌碌的“政绩”；不是在自觉地创造某种政绩，就是在自发地“创造”某种“政绩”。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行为的踪迹。而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对政绩观的清醒认识和自觉把握的程度，就决定了其所创造的政绩的状况。
深刻反思总结我们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重视和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具体落实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关系到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关系到党领导人民群众所奋斗的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在实际生活中概莫能外而必然直接面对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地工作，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这是我们的主流。孔繁森、李润五、郑培民，人们还常常念叨他们；汪洋湖、张工、吴金印……工作岗位、类别、层次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同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这表明：“公道自在人心”。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永远活在人民心坎中。但也的确有一些同志，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结果不是无所用心、尸位素餐，在其位、有其权，而没有干出应有的业绩；就是脱离实际、违背规律，干出了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事情；或是图虚名，谋表面，搞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有甚者，是一些人假借“为民”之名，行鼠窃狗偷之实，用“上项目、铺摊子”来为自己家庭和小集团谋取暴利。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且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很大反感。
在当前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各级领导班子实现新老交替、许多年轻有为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工作积极性很高，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强调这个问题，对于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更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说到底就是要忠实实践党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最高目的，做合格的人民公仆；就是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和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检验尺度。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一个关系到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保持清醒，在各种各样的利益的诱惑面前心浮气躁，就会或为名、或为利，而动摇了根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点上的任何动摇，政绩观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政绩是一个具体的、综合的、系统的成果，正确的政绩观也不是抽象孤立的，而是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不同领域实践中，同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系列重大原则的认识和把握密切相关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清醒，有助于政绩观把握上的清晰。而我们有些同志却因为不清醒，走入歧途。这里用得着列宁说过的这样一番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５卷，第３３５页）所以，领导干部讲政绩，必须通过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来把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主题。出政绩，就一定是讲发展的。但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却在讲发展的问题上走入歧途。有的同志主观上也想发展，希望早日改变自己所在地区、单位的面貌，但结果事与愿违。这除了其他许多原因之外，没有树立科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要总结“急于求成”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六大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问题，这是努力实现尽快发展的需要，但“跨越”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的加快，是减少曲折的加快，不是不顾规律要求的蛮干。我们一定要重视对客观规律的研究把握，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在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出政绩，就一定要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但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却在解决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问题上走入歧途。他们热热闹闹、兴师动众、大量投入、不惜工本地搞了“政绩工程”，还强词夺理地说，是为了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结果群众的实际困难不仅没有解决而是越来越问题丛生。这是同有些领导干部的群众观有密切关系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着眼于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满足，不能离开群众的迫切需要去另搞一套。群众观应当成为我们干部的权力观、利益观的核心问题。人民群众需要的政绩工程，是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结合起来的、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的，这样的工程应当是在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应当向群众公示，得到群众支持拥护下实施的，并在实践中使群众得到实惠的，而不能是闭门造车的，更不能是劳民伤财的，当然更不能是喂饱硕鼠的。那种工作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更多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而往往是考虑个人得失，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加大财政负担，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破坏资源和环境，干部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地区和部门出政绩，就一定是于全党全国的大局有利的，是在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有些“政绩”却是经不起实际检验的，有的地方经济工作一时上去了，而思想政治工作却滑坡了；有的ＧＤＰ上去了，环境却破坏了；有的税收增加了，而社会治安却每况愈下……。这同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没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全局观，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始终注意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进程，需要全国上下左右、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齐心协力，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而不能只顾一时一地一事，决不能急功近利，只考虑一时一地一事的得失而损害了长远根本的利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靠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任何地区和部门出政绩，就一定是靠上下齐心、努力拼搏而实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朴素的真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对政绩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好作风，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不盲目攀比；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搞花架子。
政绩是创造性的劳动，是在正确的政绩观指导下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由于客观事物矛盾展开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历史性局限，在创造政绩的进程中不仅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也不会没有缺陷和问题。而有了正确的政绩观的指导，我们就可以及时地总结经验，纠正失误，从而把我们的事业越干越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也是中青年干部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在新世纪奋斗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干部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比较多，年富力强，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机，他们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人民、谱写历史新篇章的愿望和决心是极其可贵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认真地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踏踏实实、锲而不舍地干下去，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是全党的事情。在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把解决政绩观的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要在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中，为贯彻落实正确的政绩观提供切实的组织保证。这就要建设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奖惩制度，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用人制度，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既要看经济建设成果，又要看社会进步；既要看城市变化，又要看农村发展；既要看硬环境的加强，又要看软环境的改善；既要看当前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增长总量，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又要看党的建设的成效。要通过制度建设，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得到惩戒。坚持这样做，勤政为民、踏实苦干就一定会蔚然成风；而在这样的氛围下，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政绩会越来越多，让老百姓遭灾受难的“政绩”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就会更加光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将出现一个各显其能、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大好局面。
申论热点：大学生“生存训练”引发关注和思考关注：50元、15天，特殊的生存体验和实践训练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对浙江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张一威而言，肯定会在记忆中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记：从8月1日到15日，他作为学校选拔出的30名队员之一，和其他同学一起，远赴北京体验了15天“非常生存”的特殊实践训练。
大学生每人带着50元钱，从下火车开始，在陌生的城市里谋生就全靠自己的努力了。15天里，他们穿行于北京的街巷，争取一份家教、公司文书、翻译、餐厅服务员、超市营业员、推销员、保洁员、送水工等等工作，每个学生都有过两三种甚至更多的工作体验，为自己赚出食、住、行等生活费用。“生存训练”的每一天对大学生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有人为省一元钱公交车费而摸黑出门、步行4小时去上班，有人兼职四份工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人为了能在活动结束时捐出更多的钱、一整天只吃几只馒头。
这已是浙江师范大学连续第五年组织这样的生存训练活动了，5年间，共有148名学生参加这一活动，足迹遍及厦门、深圳、青岛、上海、北京等城市。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黄华童说，“生存训练”就是要锻炼大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竞争与合作的各种素质，帮助学生获得直接的社会体验、就业体验等实践经验。这是该校设计的一门特殊的实践课程，重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顺利通过“生存训练”就能获得两个学分。参加队员从全校1000多报名者中选拔出来，在学校里都是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骨干。
几位参加“生存训练”队员的经历，勾画出这项特殊活动的轮廓：
张一威在北京谋职的第一天，就连着30多次碰壁。从报上发现一个招临时演员的机会，一大早赶到制片厂，人家告诉他演戏需要剃光头。几天没找到工作，50元钱用去了大半，当临时演员每天20元的工资对他来说那么重要，“我干”两字就脱口而出。穿着不合身的戏服、顶着头套，饿着肚子工作到晚上八点多，又费尽周折才讨到那20元钱。“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不可能体会到生存这样艰难。”后来他找到了家教、卖报等工作。“一开始卖报，怎么也开不了口，眼看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手上的报纸一份没动，我想再不能端着架子，后来我放开嗓子喊，40份报纸很快脱手了。”
身材纤瘦的女生李鑫雅忘不了8月5日那天自己异常焦急的心情：连着好几天都没有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还险些误入骗取招工报名费的陷阱，口袋里只剩下10元钱，连付当天的房租都不够。困境之下，她执著地找寻工作机会，一路上盯着有没有“招聘启事”，向一家又一家店铺询问要不要人手，终于得到一份送外卖的临时工作，渡过了危机。“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今后毕业时万一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会更坦然地面对现实，不把期望值调得过高，而是去主动地适应社会。”
法学专业的王帅，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上了律师助理，“从来都觉得自己很出色，没想到这份工作对专业的要求大大超过了我的水平，明显感觉到协助律师处理案卷时的吃力”。他坦率地承认，走入社会才发现自己的差距。学英语专业的唐泽龙，在上海一栋写字楼里偶然发现，一位不起眼的“伯伯级”工作人员也能用流利的英文给别人指路，一下子感觉提升自己专业水平、知识层次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
短时间的“生存训练”，也在相互协作、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队员们之间，筑起牢固的友谊、流动着暖暖的情义。法政学院的周云云至今感激，当店长说五名应聘者中只能留下一人时，其他四位队员毅然决定把工作机会让给年龄最小的她。人文学院的陈慧容发着烧还坚持做保洁工作，队友苏醒知道后，步行两个多小时，给小陈送去药物。在餐馆打工的同学经常舍不得吃自己那份工作餐，打包回来与大家分享。
在北京的15天里，30名学生打工所得共6515.2元，除去生活开支后节余的3702.7元，全部通过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给了急需帮助的失学女童。5年来，用打工收入捐助困难群体已形成惯例，参加“生存训练”的学生们共捐出16057.26元。
思考：“生存训练”给大学生带来什么这场形式特殊而新奇的“生存训练”，在进行过程中就吸引了不少注意力，活动所在地一些新闻嗅觉灵敏的媒体还派出记者随同“体验式”采访。当然，在吸引“眼球”的同时，“生存训练”也引发社会舆论的争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入思考：“生存训练”给大学生带来什么？
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活动，如何保障参加者基本的安全，有没有设置一条“安全底线”？这是许多人首先关心的问题。
也有人发问，作为“生存训练”成立的前提条件，15天只用50元钱这条规则怎么保证，会不会出现个别学生私自带钱、食品等情况？
作为活动设计和组织方，浙江师范大学认为，外界对此项活动发生误读，甚至批评有“炒作”之嫌，大多源自对具体实施情况的不了解。校团委书记吕迎春说，“生存训练”连续进行5年，其间遇到过各种复杂情形，但始终保证没有出意外事件，靠的是周密的组织、细致的准备。学校给参加者提供了一系列基本保障：团委拿出一部分社会实践经费，为参加“生存训练”的队员支付单程旅费、人身保险费用；由学校为队员落实稳定的住处，一般住在当地高校，每天住宿费仅十几元；几位带队老师全程陪同，及时指导和帮助，要求队员每晚9点前回到住处，开例会交流当天的经验与体会；事先发给队员当地地图，每人自备手机，便于及时联络。毕竟活动是为了锻炼培养学生，在“近乎极限”的状态下激发潜能，而决不是把参加者推向绝境。
带队老师林德张介绍，为了应对紧急突发情况，每个队员可以带200元的备用金，用信封盖章后封存；但是一旦启用了这笔备用金，“生存训练”也宣告失败。一般要求队员2到3人自由组合，除了彼此照应，也利于互相督促，自觉遵守活动规则。经历过“生存训练”的大二女生袁丽表示，她两次报名、通过层层选拔才如愿入选这项活动，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怕吃苦，更不会私自带钱物。
此外，人们注意到，活动期间学生们大多从事一些简单体力劳动，确实在短短15天里往往也只能找到这样“立竿见影”的短工；而这些体验似乎与大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专业前景相距甚远。“生存训练”能否实现锻炼和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预期效果？
“我自己的孩子在上海读大学，我非常希望他也能参加一回生存训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华童副书记认为，大学生走上社会后从事某项工作，看似比较窄的专门领域，实际上对思想、素质、能力乃至人格的要求是全方位的，需要全面的储备，要“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在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吴惠青教授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一路顺利地过来，一直生活在纯化的“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缺少接触，这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生存训练”更多地让学生们触摸到生活艰辛的一面，虽然只短短十余天，还是给他们留下宝贵的体验。
厦门大学刘国深博士和“生存训练”队员曾有近距离接触，他觉得，原有教育内容与社会现实有较大脱节，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出现“适应不良症”，而且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碰到问题畏缩不前、束手无策者有之，与人相处自私自利者有之，理想信念缺乏、意志脆弱者有之；“生存训练”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好的锻练机会。
从一些看似较低层次的工作中，学生们也获益良多。曾在餐馆打工的大三学生李荔波深有感触，在餐馆干了几天才发现，点菜、上菜，乃至进包厢敲门的细节，都有讲究、都有学问，从这里，他学会了考虑问题需要的严谨和周到。“生存训练”不仅仅是用50块钱生存15天，更促使他们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社会。
今后，“生存训练”会不会继续开展？浙江师范大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黄华童副书记说：“从5年的实践看，很好地实现了‘培养一批人、带动一批人’的目标；而且学生反应热烈，每年都有1000人左右报名参加，他们都希望这项活动坚持下去。”他表示，学校在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将继续每年暑期的“生存训练”实践课程。
同时，有教育专家提醒，不宜将这种“生存训练”的效果抬得过高。它只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其他实践活动互相补充和推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奋奋指出，“生存训练”能给参与者增添一段终身难忘、长久受益的经历，但不应以简单的维度来评价它的效果，寄希望于它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直接效应，比如帮助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等，毕竟教育还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整体素质，须有教育系统工程的支撑，依靠整体教育模式的转变。
申论热点：媒体热赞王幸福维权
《中国青年报》：不要再让农民"失语"
读过《半月谈内部版》对这一事件报道的人，理应为王幸福"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动。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如何看待农民手中的笔?怎样让更多的农民来表达这个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想表达和做出了表达的农民绝不只是一个王幸福。可是，社会对农民的表达的冷漠，一些人对农民利益主张的封堵，才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大面积地"失语"。农民这个利益团体的"失语"。主要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相当一批人对农民的表达闭目塞听，这个社会没有给农民提供主张自身利益的讲台。(作者：孙兴金7月2日)
《中国经济时报》：向王幸福致敬笔者由衷地敬佩王幸福：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就要一直背着"暴力抗税"这只黑锅：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的血泪上访还在被制造不安定因素、刁民闹事等罪名诬蔑1200余户"钉子户"中无一农民真正抗税折射出了什么?折射出了国家政策信息依然不够畅通，折射出了地方政府有令不行的胆大妄为，折射出农民权益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空话!
宜阳县政府的做法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感谢王幸福的调查，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收监督员．并向他支付了调查补偿费用；另一方面，责令乡政府退还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却不处理责任人。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在安抚王幸福的同时推卸责任。(作者：刘利军7月1日)
《南方周末》：王幸福何以让人感动?王幸福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超人的胆略勇气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耐心，以及质朴善良的心灵等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数王幸福的身份。刚刚颁行的行政许可法使以往传统的“公民义务本位、政府权力本位”提升为“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从而避免了王幸福“上访”可能的不幸，催生了王幸福今天的“幸福”。(作者：赵晨光7月8日)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从一个农民的自费调查说起近些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为农民代言的不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胆识、学识的农民，将身边发生的不合理现象诉诸文字，向上传递。但是，真正以社会调查方式详细解剖问题，反映群体性不公正遭遇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王幸福应该是第一个。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农村真实现状，还有一个群体的觉悟与成熟。(作者：郝洪7月2日)
《凤凰周刊》：诊断农村暴力征税之源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超过了过去，农村基层的政府机构庞大，冗员增多，这些人要吃饭，就只能向农民身上找，所以暴力征税、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也就层出不穷。(作者：欧阳斌7月8日)
《新华网》：九亿农民不能寄望于王幸福式的侠士王幸福事件(见6月30日《半月谈内部版》)给我的震撼，主要还不是因为暴力征税的无情和血腥。王幸福这种近似孤胆英雄的行为提醒我们，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立即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上议事日程，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九亿农民的幸福．不能建立在"王幸福式的幸运"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坚实可*的制度基础之上!(作者：郭松民7月2日)
《人民网》：但愿"王幸福现象"今后不再出现暴力征税与腐败完全不同：凡权力腐败，都是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进行的，且大都是个人行为。征税是政府在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是阳光下的、有组织的、非个人的公务行为，有时甚至还是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兴师动众"的大行动。这些"动静"整得如此之大的事情，只要政府领导、上级政府、众多官员不是聋子、瞎子，根本不可能全都浑然不知。(作者：刘以宾7月4日)
《生命网》：尊重农民的生命尊严生命诚可贵。王幸福现象警示社会：九亿农民的生命尊严绝不容漠视和侵犯!(作者：祖显春7月6日)
《新京报》：理性看待"农民暴力抗税"
王幸福报告只向农民一方面了解情况，是否全面、准确反映了整个情况，值得商榷。宜阳县政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和核实情况下，就做出六点意见，目的无非是考虑到有上级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过问，尽快平息王幸福的报告，避免带来麻烦。(作者：孙之斌7月1日)
《中国经济时报》：是谁导演了230起虚拟"暴力抗税案"
是不择手段逐利的"执政观"在导演这幕闹剧。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庞大、官员竞奢攀比之风严重。所有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领导脸上贴了金．却由收入菲薄的老百姓为其埋单。政府在超出群众承受力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就是暴力征税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
是基层官员粗暴蛮横惟我独尊的"老大"作风在导演这幕悲剧。税费征收标准不公开、不透明，多收滥收，违反税法。收税干部成了"打砸抢"小分队．不仅不尊重纳税人权利，而且随便往农民头上扣"暴力抗税"帽子。这样的官员以暴力行政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根本不配做人民"公仆”。(作者：张培元7月1日)
《大众日报》：为何站出来的是"王幸福。
为什么这个暴力征税事件，是由农民王幸福那饱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报告而揭露的，而非有关部门督察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呢?我们期待的是，谁破坏了公权力的信誉，谁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作者：朱四倍7月2日)
《燕赵都市报》：农民为什么自费调查征税矛盾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已经对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极度失望，才越俎代庖地替政府部门尽"义务"。(作者：朱金中7月2日)
《南国早报》：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若以为王幸福的孤军奋战收到了最佳效果，那么恐怕还是有些天真。虽然迫于上面的压力，宜阳县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迟迟没有结果。如果不对"打砸抢"的执行者们进行严厉惩处，对于暴力征税的处理恐怕还会如同转瞬即逝的阳光，根本无法融化暴力执法的坚冰。
申论热点：还有多少“红楼”在等着贪官？
目前正在庭审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新、张执文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犯罪嫌疑人126人，查缴黑恶资产总价值1.2亿元，查出包括原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瑞在内的13人为这个团伙黑恶“保护伞”。笔者注意到，张氏兄弟开设有华新宾馆和华新浴宫，他们给一些官员发了消费“金卡”，持卡人可以在宾馆和浴宫免费享受吃、喝、玩、乐服务。张氏兄弟还在宾馆一些房间安装了录像设备，将一些官员玩乐的陋行录了下来。专案组查获了一些录像带，里面的镜头不堪入目。（《中国青年报》８月１６日）
张氏的宾馆、浴宫，又是一座“红楼”。几年前，厦门远华赖昌星特大走私案案发时，人们就发现，远华总部被当地人称为“红楼”的7层小楼，开设有餐厅、舞厅、桑拿浴房、客房等多种享乐功能。在有关场所，赖昌星安装了录像设备，录下了不少腐败官员的陋行。张氏兄弟的宾馆、浴宫同“红楼”的作用何其相似！看来，掌握一些官场要员的不良行为资料，是黑恶势力同官员打交道的一个“渠道”。
为什么黑恶势力都爱建“红楼”？这可能是黑恶势力生存、发展的需要。官黑勾结、警匪一家，是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基本途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黑恶势力都需要拉拢贪官。黑恶势力毕竟干的是黑道，见不得阳光，也是各级政府各个时期都要严打的对象。为了逃避打击，回避麻烦，黑恶势力需要有关方面高抬贵手，能够睁只眼闭只眼。“拉拢”当然就需要有“拉拢”的手段，“红楼”便“应运而生”。光是让有关官员“高抬贵手”还不够，如果哪天官员一不高兴不“抬”了又这么办？于是黑恶势力为了让某些要员长期“听招呼”，便想方设法控制对方。“声色犬马”的记录，足以让贪官名声狼藉、自毁前程。因而黑恶势力都会想到建“红楼”。黑恶势力需要依*贪官，官黑勾结，是一种风险最小、回报最大的投资。有时贪官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给黑恶势力带来千百万的暴利，或是官黑合伙经营，共同发财，这比什么利润都来得方便快捷。在送钱物的同时，还有什么比“红楼”更能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呢？
张氏的宾馆、浴房这类“红楼”，并非特别，其实目前在一些地方，或隐或现都存在。这些“红楼”的功能，是否同远华的“红楼”、张氏的“红楼”完全相同，不得而知。但其中的许多“功能”，是基本相似的，这一点可以肯定。要不，一些地方的这类“红楼”，又怎么会让众人经常指指戳戳呢？
所以，我劝贪官们还是小心为妙。贪官的陋行，不仅日日受着民间“拉清单”的监视，而且也受着黑恶者、行贿者的“录像记录”威胁，说不定哪天会“翻船”。黑恶者、行贿者不会是慈善家，都偏爱给贪官们“送好处”而不要“礼尚往来”。也许他们在“送好处”时，就有“红楼”的“摄像头”盯着！
面对“红楼”，官员千万别掉进了“红楼”的温柔陷阱！
申论热点：能官犯事儿”折射出什么
8月13日的《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一版，有一组关于“下跪市长”的报道值得注意。在报道中记者通过采访有关熟悉李信的当地人士，回顾了李信落马前的主要状况，从“一个‘好学上进’的拖拉机厂工人”，“一个‘勇于开拓’的机械设计院院长”和“一个‘立下汗马功劳’的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并得出一个结论，李信在成为“罪囚”前是一位“能人”、“能官”。在通讯报道的旁边，又配发了一篇记者采访手记，直截了当的提出一个问题：为何“能官”更容易“犯事儿”？
这几年出了一些“一手搞发展，一手搞腐败”的所谓“两搞干部”，在他们事发后，许多人不去深挖导致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反而时常要惋惜一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要说“能”，我觉得已经伏法的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最能，20多岁利用当秘书的身份就把河北省的高官玩于鼓掌之中，30出头就官居要职，试问当今政坛有几人有此能耐？但是，现在评价他们的能耐有什么意义。不管有多能，只要能力没有用在清清廉廉的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上，就已经辜负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已经违背了党的执政宗旨，就已经成为了人民的罪人。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在“能官犯事”的背后，是一种人治强权的思维在作怪。被这种思维所推崇的所谓“能人”，大多数都有敢于违法行政、越权行政、违规行政、暴力行政的所谓“魄力”，正是这种“魄力”更加强化了人治化而非法律化的官场环境，使许多官员在成为权力执行者的同时也成为权力的绝对拥有者。有许多历史经验证明：权力的绝对拥有者，不可避免的都会成为权力的腐败者。
“能人”执政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下跪市长”的人生两面性也决不是个别。人都是复杂的，都是有私欲和私利的，任何从政者并不比常人高明多少。如果用权不守规矩、不受监督，修养再好的为官者都有可能释放出内心贪婪的一面。在一个法治政府里，被人民选举到各级岗位上的权力执行人，只有称职和不称职、守法和不守法的区别，何来超人的“能官”一说。
在李信的身上，我们看到，建设一个法治政府的任务，还很艰巨。
申论热点：让权力不再成为贪官的“资本”
又有两桩腐败案件见诸报端，这两个案件虽然官员身份不同，却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一是山东的李信，利用担任济宁市副市长兼济宁市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另一个是北京的毕玉玺，在出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从1994年至2003年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其相关配套项目上，牟取利益，涉嫌收受他人贿赂6000万元人民币。
无论是李信，还是毕玉玺，之所以能够受贿，就是手中握有重权，都曾拥有项目和投资的审批决策权。这种职权本是国家和政府赋予此岗位的监督和管理的权力，却被这些贪官们转变为敛财的工具和腐败的资本，所居官位也演变成了出售权力、中饱私囊的“肥差”。五环路工程牵出的毕玉玺，在该工程规划、建设、招标中，关照过的许多项目都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畸高现象，仅以信号灯为例，其价格就比市场价格高出几倍。
在许多工程中，类似的“腐败成本”支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腐败而落马的毕玉玺，在交通建设中，并不是第一个，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公路建设投资巨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从中捞上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也不会显山露水。更主要的是，毕玉玺们并不是项目的真正出资人，国有资金作为道路建设来源的主体，是国家代表公众来投资建设。由于体制的弊端，这些人既充当投资者，又是管理者，谁也不用对投资负责。于是这些*出售项目权力而获取私利的蛀虫们，却很少受到监督和约束。仅从1997年以来，就有贵州、四川、广东等9个省份的十多名交通厅长、副厅长们相继落马，河南更是创下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
贪官并不是天生的，权力的垄断化、个人化、暗箱操作，必然导致腐败。早在上个世纪初叶，鲁迅先生就嘲笑过，在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所谓“革命”，无非是军伐混战，攻城略地，其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夺权，有权便能生财，在今天也有人叫嚣：“投资贪官最赚钱”。
投资贪官就是收购权力，行贿者因收购权力而收获巨额利润，而受贿的贪官却滥用职权，坑公肥私。权钱交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实质上是因为掌权者将权力个人化，个人垄断职权而不受制约。长官意志，也就是个人意志完全可以左右项目的投资建设。有的贪官为了疯狂敛财，更是为所欲为。这种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制度建设的滞后和制度执行上的软弱。
“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是贪官李信的一惯作风。为了标榜政绩，吸引外资，李信在任何手续都不办的情况下，就对投资者漫天许诺，而投资者却敢因李信的许诺而投资，投资之后又是进退两难。一个开发区的主任招商引资，不按章办事，*空口无凭的许诺就能引资，这也充分表明了开发区的管理根本没有什么章法，领导者个人表态远比制度管用。李信最终堕落成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贪官，这主要是他个人极度膨胀的贪欲造成的，但同时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制度健全且执行有力的前提下，李信、毕玉玺们的贪心，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权力，只有炙手可热的权力才是贪官们敢于索贿受贿的唯一资本。而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权力操作的不透明往往是产生腐败的必然原因。今年7月1日实行的《行政许可法》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作为出发点，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和制度上来防止和治理审批权力中的腐败。“一石激起千层浪”，以《行政许可法》实施为标志，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对职务权力的规范和操作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新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从体制上杜绝了乱上项目，在项目招标和建设中权力正在淡出，市场越来越有效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阳光是最好的除腐剂。与《行政许可法》精神相一致的各个领域的权力运用的听证制度日益深入人心，官员在行使权力时，更加公开透明，按程序依法用权已是必然，公共投资与项目建设的管理也会走向公开化、程序化、制度化，权力的暗箱操作将无法生存。阳光下的权力运用，必将使行贿者无处行贿，受贿者也无处索贿，贪官们腐败的前提终将被斩断。
尽管彻底铲除腐败，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但对权力的规范和限制，必将从源头上扼制腐败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之于那些热衷于腐败敛财的贪官来说，不仅不能成为他们赖以腐败的资本，反而会成为葬送他们自由乃至生命的把柄与“命门”。
申论热点：有多少人能经得住这种“调查”？
云南省盈江县交通局局长赵家富因抢险牺牲以后，新华社记者对他进行了一番特殊的“调查”。调查的原因是有人怀疑，现在那么多的交通厅、局长都纷纷落马，而赵家富真的能够“常在河边站，仍然不湿鞋”吗？万一把他的事迹宣传出去之后，将来又发现腐败，我们将如何向读者交代？
调查的方法是苛刻的。比如，调查者首先丈量了赵家富的住房。乍一看，他家的房子很大。但一打听，才知这里的机关干部住的多是这样的住房，实际价值只有7万多元。再如，调查者调查了赵家富的用车。身为一个县的交通局长，赵家富有过公车私用吗？调查结果是：有过，机关财务账上明确记着，三年中赵家富因私事用公车18次，但每次都交了款。最多的一次交了300元，最少的一次交了12元，三年共交1546元。当然，调查的重点还是工程发包问题。但所有的受访者都说，这里的工程项目全部公开招投标，集体讨论决定。不信去看局里的会议记录，在讨论工程安排时，每个与会者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每个人都签有自己的名字。
调查者找了上边的领导，找了下边的群众，找了有关的部门，该问的都问了，该看的都看了，该查的都查了，最后不仅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且还有很多人拍着胸脯表示：“我敢以自己的党性保证，赵家富绝对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赵家富虽然走了，但他走的很坦然，走的很光荣，因为他经受住了“调查”，为党增了光，也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我把这份调查推荐给一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时，他没看完，就反问了一句：“如果用这种办法把各地的领导干部都调查一遍，你说，会有多少人能够经得住调查？比如住房，比如存款，都能与个人收入相符吗？比如工程，比如项目，都做到公开决策、一尘不染吗？比如用车，比如手机，都真的是公物公用、公私分清吗？比如待客，比如出差，花的那些公款，都能说个清楚吗？”
我难以回答。因为现在确有一些人，身上的职务一大堆，头上的荣誉一大串，平常讲出话来很“进步”，给人的印象也很“正派”。但突然有一天，有关部门一调查，立刻就露馅，立刻就翻船。昨天还是“好公仆”，今天就变成“大贪官”。
这些人之所以经不住调查，主要原因是头脑中的计算程序出现了失误。一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分析当前的社会形势，他们常常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所有当官的和有权的人，都在想方设法捞好处，而被调查和最终暴露的只是极少数。二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朋友，以为他们都曾得到过自己的照顾，即便有个风吹草动，也会为自己遮挡掩护。三是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虽然花了些公款，但那都是因为“公事”；虽然把工程包给了熟人，但都走了公开的“程序”；虽然索取了一些好处，但那都是天知、地知。这样一想，就觉得“高枕无忧”，“万无一失”。
赵家富为什么能够经得住调查？是因为他经常“很害怕”。害怕“完成一个工程，倒下一批干部。”这个“害怕”，使他在交通局长这个“河边”，如履薄冰，似临深渊。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今天，赵家富虽然去了，但他的“害怕”和对他的“调查”，无疑给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
申论热点：“废止经济犯罪死刑”不是纵容腐败因为“死刑对腐败犯罪威慑力有限”，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萧中华等多名法律专家提出，可考虑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8月12日，《信息时报》就此发表文章，认为“废止经济犯罪死刑等于纵容腐败分子”。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死刑是一种报复刑，它激起人的复仇欲望与“以暴易暴”心理，因而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使用，但毕竟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过度性治理手段，是种“暂时性”的刑罚方式。随着社会文明度的提升，以及各项制度的完善，死刑的完全废除是必然趋势。国际法学界及其他领域已就这一点达成共识。使用死刑并不必然带来犯罪活动的减少，也是望眼世界都能看到的事实。欧洲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并未带来更为严重的犯罪现象，相反，一些死刑适用较多的国家严重犯罪率却居高不下，这就是明证。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治理人类不要用极端的办法；我们对于自然所给予我们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切原因的话，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犯罪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这就是说，在对犯罪行为的防止上，制度的完善远比严酷刑罚更为有效。死刑与腐败犯罪发生间的关系同样是如此。当前腐败形式严峻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没有完善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制度是最主要的因素。即使对经济犯罪处以再多的死刑，如果制度上的漏洞不能弥补；发现腐败的概率低，一样难以有效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前一段时期，被处以死刑的腐败官员并不在少数，但这并没有妨碍一些人在腐败的路上“前仆后继”。
专家提出“以财物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是不无道理的，也是主张废止经济犯罪死刑的最有力理论。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无上，远非经济价值所能比拟，这决定了这一理论的无懈可击。因为“尊重人的生命是硬道理”。因而在当前尚难全面废止死刑的情形下，先尝试废止经济犯罪死刑，是一种尊重生命权的正向呼声。
“其实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犯罪，我们制度上能实施的处罚，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这样的说法隐藏着“打击犯罪就是目的”的观念。其实，打击犯罪与维护生命尊严及保障人权并不矛盾。法律不单单是用来打击犯罪的，还要甚至更要对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进行保护。只有打击而无维护及保障的法律是畸形的、跛脚的。
“不应该废止经济犯罪死刑，也有民意的成分在里边。死刑的重大社会意义，不只是威慑腐败分子，也能起到安抚、稳定民心的作用”。这种说法体现出典型的“法律工具论”。实际上，法律固然有其作为工具的一面，但法律更应成为一种信仰。“人的生命权至高无上”、“法律要打击犯罪更要保障人权”，这样一些法律理念更应被人们崇仰。这样一些法律的“超验”价值应当高于它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实用性价值。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指出，对严酷刑罚的推崇与人的权利空间的狭窄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在当今有些公民权利遭受践踏的国家还依然残存着剁手割鼻等肉刑就是明证。这些惨无人道的肉刑其实是维护极权统治的延伸物。而反过来，被塑造出来的社会对酷刑的普遍性推崇又会进一步稀释社会中的人权意识，从而导致公民权利空间的进一步被挤压。犯人的人权是社会文明的标杆。犯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也不可能会有整体公民权利得到尊重的可能，因为对包括犯人人权在内的权利意识的淡薄正是人的权利所以“能”被践踏的基础。因而对包括犯人人权在内的权利及其呼声的蔑视将会带来严重的“潜移默化”的不良后果，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包括那些对酷刑的推崇者。
对有良知的专家有关“废止经济犯罪死刑”呼声的蔑视表面上看是出于对犯罪行为的痛恨，以及对于“纯洁社会”到来的呼唤，但实质上却是人权意识淡薄的体现。而一个推崇酷刑、人权意识淡薄的社会，即便表面上有如白布一样“洁白”，但也绝对掩饰不了其下残阳如血般的底色。
申论热点：公务员不该有“肥差”“瘦差”之分据《南方周末》报道，北京市近日启动的“阳光工资”改革，把公务员的所有收入公开化、透明化——公务员收入的行业差、地区差，收入的不透明，津贴、补贴、奖金等众多“隐性”收入，都成为这场改革指向的对象。这一举措，撼动了长久以来的部门、级别和地区间公务员收入落差和工资外收入的隐性地带。
其实，早在2001年底，浙江省就通过采取“削峰填谷”的财政手段——把收入高的单位高出的那部分奖金调节给收入水平低的单位。将最高和最低部门公务员个人的收入差距，由原来相差10倍左右，调节至差距仅1倍左右（详见2月11日《人民日报》第13版）
同是公务员，同样的级别，干着差不多的工作，甚至同在一个机关，“肥差”与“瘦差”的差别十分悬殊，这几乎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天长日久，在“肥差”部门干的人，也就认为自己该拿这么多。事实上，与“瘦差”相比，“肥差”肥出的那一大部分，大多都是摆不到桌面上的“灰色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挡住灰色之“灰”，基本也就不存在什么部门之间的肥瘦之分了。
部门之间的职责不同，可利用的资源就有大小多少之分。就机关来说，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无非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法权。由于执法行为在理论层面上的“应该如何”与操作层面上的“此时此地就该如何”之间，有着很大的弹性空间，捞“外快”自然非常容易；二是有潜在或间接的资源可以变现。有些部门虽然没有执法权，但对下属企业、本行业企业具有某种评价权，他们的评价往往决定着企业或大或小的命运，致使企业不得不隔三岔五地向他们“进贡”；三是在机关内部，那些足可左右机关运转的轴心部门，往往掌握着机关的信息垄断权，机关里有点什么好事，他们最先知道，在争取时自然具有捷足先登的便利。但这样的部门也“肥”得有限，不像那些“眼睛向外”的实权部门令人眼红。
从根源上追溯，机关里之所以能有数量不菲的灰色收入，主要还在于上层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哪个部门肥，哪个部门瘦，领导心里能不清楚？对于执法权、评价考核权等等，多数机关还不是只满足于日常的、表面的、现象的评价？说来说去，根源还在于作风上的惰性，对于心知肚明的积弊改革，缺乏来自外部的动力与压力，致使“肥差”、“瘦差”等不合理现象长期存在。
工资额度被“削峰填谷”，公务员的收入因此而有增有减，工资单上的“名目”少了，变得更加“阳光”，通过“权力变现”而增加隐性收入的空间，也必然会小了许多。因此，我认为北京市此举已不仅仅是公务员工资改革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
申论热点：模特大赛缘何傍上色情在8月13日举行的南方新丝路模特大赛准决赛上，35位身穿橙黄色比基尼的选手一上台就摸胸摸大腿，动作极其撩人。比这更甚的则是，不少选手在激流下频频“走光”，一会儿这边内衣的带子掉了，一会儿那边的裤子又经不住水流的重压，一路往下滑，不少选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拉裤子又弄内衣。而作为大赛评委之一的赵先生一再表示此次参赛选手普遍素质较高。（见今日本报06版报道）
搔首弄姿的表演，竟然也是素质较高，笔者实在无法体会评委先生所讲的参赛选手素质普遍较高的标准是什么，难不成是指选手们“色情”表演的素质较高？面对高雅的模特大赛，笔者实在不敢妄言，更怕背负上意淫的恶名。性感没有错，但是，出来撩人就是不对。而作为一场在国内都享有较高声望的模特比赛，竟然也搞起了这般近似于下流的色情表演，实在让人揪心不已。
显然，如果所有的模特大赛都将这种近乎色情表演式的比赛默认为正规的模特比赛，那么这样的“新思路”带来的将只有一个后果：模特大赛色情化。
但是，与色情表演不同的是，模特大赛披着合法和高雅的外衣，从而就可以更为放肆地举行，而不必担心受到警方打击或取缔。成名、色情与利益，模特、观众与主办方三方各取所需，恐怕这也正是模特比赛色情化的根本动因之所在。而其“始作俑者”却仍是主办方，其举办模特大赛并且蓄意向色情诱导的目的昭然若揭：用成名诱导青年，用色情吸引观众，最终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当善意的高雅被无耻的意淫所诱导时，追求高雅的人也难逃意淫的恶名。而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模特这个自从出现就存在争议的行业，也将带来社会道德的沦丧。这正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为模特大赛立规矩已经刻不容缓，不能任由模特色情下去。而如此色情的“新思路”也必须及时被制止和纠正。我们需要高雅的模特表演和比赛，但应绝对排斥这些低俗的垃圾！
申论热点：独资化渐成趋势？
●今年以来，一些知名外企纷纷在中国加速其独资化步伐，这种变化和趋势对中国企业和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也正逐渐显露出来
●今后，中外企业的合资与合作关系，将更多地建立在利益的前提之下既然是传闻，那就不能太当真。
近日，有消息说，IBM将出售其合资公司长城国际80％的股份。消息传出后，一度引起业界震动。长城国际在10年前由IBM与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合资设立，现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之一。不过，其后不久，IBM中国公关部对此消息予以否认。
但问题是，这个传闻既然能传开，就多少有其能让人信以为真的现实基础。
现在的情况是，不少人听到这个传闻时，把它看作众多外资企业开始走向独资化的又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宝洁、雅芳、松下、西门子等众多知名外企，纷纷在中国加速了其独资化的步伐，而这种变化和趋势对中国企业和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也正逐渐显露出来。
最近，美国宝洁公司宣布，将以18亿美元从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收购其在中国合资企业中剩余的20％股份，这将使宝洁公司对其在中国公司的经营拥有100％的股权。这样，宝洁与中国的最后一个合资伙伴分道扬镳，成为一家彻底的独资公司。
很难说独资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新的战略潮流，但独资化现象日趋增多，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种现象背后，应该有其深刻的背景与内涵。
改革开放之初，在很多领域受限制的情况下，中外合资企业为吸引外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初外企进入中国时，之所以选择与中方合资，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很多行业对外商有政策性限制，因此只能选择与中国企业合作。
而现在，中国已加入WTO，很多行业的政策限制逐步放宽或取消，外资企业通过在中国长期的摸索，对中国市场也有了充分了解，因此，双方合作的基础就不像以前那么牢固了。外企独资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整合中国市场分散的投资项目，实行统一管理，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与提高效率的目的。
与此同时，中外合资企业内有关资金投入、品牌使用、技术垄断和管理摩擦等问题，也一直是这一企业模式的弊端。一些圈内人士认为，导致管理冲突的重要原因，是中外双方投资者之间的合作，不是建立在双方理念相同的基础上，而是迫于形势和政策的需要。因此，当形势改变后，分手就成为可能的选择。
这是一个新问题。它的背后是基于我国加入WTO后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跨国公司加速全球化战略，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内部冲突等多种原因。这种变化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目标既有相吻合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因为外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掌控图谋，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中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愈加激烈。但是，合资企业的“独资化改造”，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将坚守“独身主义”，因为竞争之中仍有合作的需求。不过，今后的合资与合作关系，将更多地建立在利益的前提之下。
申论热点：党校的“五不文凭”应该坚决清理并废除
,五不文凭”，指的是党校中的“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可由人代劳）”、“不用私人交学费（可报销）”的文凭。这并非我的概括，而是在百姓间早已流传，也由此可以看出“党校文凭”的种种严重问题。这张窗户纸，今年终于被海南省党校自己捅破，露出党校假文凭的冰山一角。
我有一位在党校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县委的主要领导读党校的研究生，上课、做作业和写论文，都由他的下属“同学”——县委办公室主任代劳，每次都是两份作业两份试卷，他本人从没亲自做过学习上的事情。三年时间一到，办公室主任就把两张研究生文凭拿回去了。后来，这位办公室主任被提拔为县委常委、副县长，共同搞假文凭，还和领导亲密了关系。这位朋友还告诉我，有的研究生、本科生学员，临考试了，还没领教材，但考试却没有不及格的。把假做到这种地步的人，你还怎么能指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
党校假文凭，社会鄙视它，人才市场正眼也不会看它，许多中央在地方的直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不承认它，国家教育部门顶着压力，一直不承认它，看来这是再正确不过的事了。党校文凭，只有组织人事部门认可，在党政部门起作用，而且作用巨大。干部提拔、晋升晋职都要看文凭。在党政部门，党校文凭比国民教育的文凭更重要，因为党校培养的人才，更适合在党政部门工作。所有干部在被提拔前，都要进党校培训，已经有党校文凭的，还不更优越吗？更为严重的是，党政部门提拔的干部都是管理国家的精英人才，而管理国家的精英人才首先应讲诚信，能够取信于民，而现在我们的精英人才，相当部分竟从这些假文凭持有者和做假高手中选拔，这是何等的悲哀。
党校应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而不应是在职领导干部“拿学历”、“拿文凭”的地方。《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也规定，党校的性质是“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近年来，有的党校偏离这个性质太远，上一级党校与下一级党校联手，为抓学校收入，追求经济利益，条件不具备也大办研究生班，本科生班，迎合党政部门需要大批学历干部的需要，赚足了国家的钱，又分散了“培养干部”主业的精力，严重危害了党风政风，社会影响恶劣。
党校的假文凭，到了应该象海南省那样认真清理并废除的时候了。
申论热点：广东出现民工荒劳动部门警示企业要善待劳工
,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化，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是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和招不到新工人的一大主因。”昨天下午，面对来自全国的数十家媒体，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王观玉警示：企业要善待劳工。
7月底，由王观玉领衔的一项调研在广东佛山、中山、深圳、东莞、惠州、汕尾、清远、河源8市的306家企业展开。此次调研结果显示，8市的企业招工难现象自2003年起即有所显现，需求旺季时更为突出。306家受调查的企业中有128家企业缺技工，总计1.8万人，有166家企业缺普工，总计8.7万人。
在受调查的306家企业中，普工的月均工资(含加班)在600元人民币及以下的占25.77%，600元～800元的占56.15%，800元～1000元的占11.54%，而1000元以上的仅占6.54%。同时，大部分企业新入厂的工人，1～3个月内都只能领到280元～450元左右(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虽然73.86%的受调查企业称普工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但实际上有92.04%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7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实际上，工人们只愿意每周最多3小时的加班，而且要求按法律规定给予至少两倍的加班报酬。但很多工厂执行得不够好。”王观玉说。
此外，企业用工需求表现出明显的指向性，强化了企业缺工现象。
从年龄和性别比例看，用工需求集中在18～34岁年龄段人员。近80%的用工需求指向18～25岁年龄段人员，78.09%的用工需求为女工，只有21.91%的用工需求为男工或男女不限。这就意味着，大量的男工和大龄女工，并不为企业所求。王观玉认为，珠三角外来工总量上供求矛盾不大，但供求错位严重：招男工容易，女工难；招新手容易，熟手难；招普工容易，技工难；招高级技工尤其难。
面对招工难，很多企业找劳动部门求援。“与过去不同，现在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地帮企业去强制性招工，而是应引导企业规范用工，要为保护外来工权益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企业应该改变观念，遵从劳动力市场的内在规律，发挥工资、劳动福利待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王观玉提醒企业：“既然工资低下、苦脏累险、生活条件恶劣的企业不好留人也留不住人，这些企业就需要在待遇、工作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加以改善。”
申论热点：一月30万张罚单沈阳交警咋了？
“你的行为违反了《交通法》，请在15日内到商业银行交罚款。”这几乎成了近日沈阳交警与驾驶员见面的口头禅。新《交通法》实施后，沈阳交警于6月下旬开展了大规模整顿活动，一个月内竟开出30万张罚单。这也就是说，平均一天要开出1万张，照最低标准50元来计算，沈阳市交警一个月光罚款就可以向地方贡献1500万的财源，真是了不得啊。
沈阳交警大队实行的是行人遵章率、非机动车遵章率、机动车遵章率、事故发生率这4个指标，采用的是“定时和不定时”两种规范检查方法，可如此有法可依的举措能够取得一天一万张罚单的效果，难道沈阳市的交通状况真到了如此堪忧的地步？在笔者看来，这30万张罚单不仅不是政府部门的政绩所在，反倒暴露出了沈阳交警的执行不力，背后的隐形利益规则在作祟，说到底还是一个以费养人的问题。
照目前交通违规处罚程序流程来看，开罚单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即由交警当场做出处罚决定，到指定地点上缴罚款，以2000年通过的《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为准。这样一个罚款底线定在50元，程序简易的处罚方式，越来越流行，为了更加方便，交通部门与银行合作，扩大了征缴罚款的网点，让违规的司机们随时交费，随地交费。
奇怪的是，有些地方为加大处罚力度，实行所谓的“一口价”罚款，有些地方甚至将底价提高到200元，也就是说你违章调个头，你这个月的开支就得多出200块。有的地方更视情节严重来开罚单，制定不同的处罚标准。这种地方化的举措看似是政府亲民的体现，人性化执法的昭显，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为了向地方财政输血，搞所谓的以费养人。地方规章之所以多，也暗含了以费养人的原因。如此，地方政府看似出了工作成绩，可实际却伤害了老百姓的心：违规的人、车少了，是因为沉重的罚款负担让人们患了罚款恐惧症。
以费养人养出来的是政府的以罚代管习惯，培植出来的是执法部门的执权欲，留给百姓的却是沉重的处罚负担。
新《交通法》赋予地方交管部门的不仅是开罚单的权利，更是如何减少开罚单的责任。交通规章本是为交通法服务的，是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的，法高于规，沈阳一个月开出30万张罚单，再一次暴露出交通处罚所依据的处罚标准的利益性，虽然有关部门证实，这与罚款指标没有关系，但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教授冯有为的一番话耐人寻味：沈阳市2003年罚没款收入竟然有3.6亿元，仅市工商局就贡献了1.04亿元，看来你承不承认都不重要了，交管部门如此“耀眼”的政绩再一次证明了罚款的辐射性功能，贡献是多角度的，也是深层次的。
法不存在利益性，它只有利民性和惩戒性。如何真正以“法”领管，以“法”代管，做到法、规合一，我想我们在30万张罚单背后还要认认真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申论热点：大国奥运应把目光投向金牌之外大国奥运是一种情结，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大国奥运每四年出现一次高潮，这种高潮被喧叫、热情和忧虑代言。在金牌攸关的瞬间，中国举重教练向李卓大喊一声：“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着你！”这声呐喊出人意料，又让人“血脉贲张”（借用央视某主持人语）。
我知道，这和战争年代鼓舞战场上的士兵有异曲同工之效，但是，李卓显然辜负了这种鼓动，她败下阵来———我不愿说她丢了金牌，金牌本待字闺中，凭什么就预定了上谁家花轿？！
当然，这不奇怪。预计金牌从来就是官方和民间的传统。
金牌，在极端的荣辱观里越来越等同起“奥运”全部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运动员动作变形，看到教练容颜变形，看到成功时的忘形，看到失败后的懊丧……
不知为何，这时我想起了赵蕊蕊。刚刚复原的“玻璃美人”在中美之战首发上场，但三分钟后再伤，梦碎雅典。
人们关心赵蕊蕊伤情，但关心又变了调：不少舆论在讨论，她还有没有再战“雅典”的希望？被关心的对象在伤情中的挣扎和眼泪却被人忽视。因为，赵蕊蕊们就是奥运战略的零部件。
但是，赵父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能上了！”这是一位父亲的结论，更是一位有识之士和专业人士的结论。我们和他一样无法掩饰困惑：在金牌或言竞争力的召唤下，赵蕊蕊竟猝然首发。在那一刻，功利奥运浮上水面。
不可否认，奥运很重要，很伟大，但对于个人而言，它绝非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它也绝非全部的竞争力所在。
1988年，我们在“赢”了一场奥运的前提下，“输”了一场奥运———仅仅是金牌数和大国的脸面不符，那时的举国木然至今仍直指人心。似乎从那时候起，为了在金牌榜上而不是在全民的素质上强壮起来，我们的刻骨铭心、卧薪尝胆被换算成“急功近利”四个字。
这四个字所代表的程序、目标是大国奥运的另一种零部件。这正是我们必须检讨的第二点。
检讨，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在8月16日的报纸上，我看到了这样的“镜界”：南京，一群年轻人在踢街头足球；南京一处闹市，市民在转播奥运赛况的大屏幕电视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美少女跳街舞……
和奥运肩并肩，或者交错而行，但不妨碍过正常的正点生活或业余生活，这就是民间的奥运零部件。它的动作演绎的是真正的奥运精神：以人为本，顺其自然。
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举办权，真正打动全世界的还是13亿人玩转的奥运零部件。
以胸口写作著称的赵凝写了一篇文章，文字内容我读不下去，但题目却令人印象深刻：把目光投向金牌之外。
这是一种大国意识的流露。没有这种意识，奥运，和我们的奥运项目就只能是一块被各种变形的零部件组织起来的机器，平庸而不忍卒读！
申论热点：谁是“电视医院”的“医托”及反思“新兴医院现象”
伴随着全国至少20多家卫星电视台和更多其他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中国人对国内专治不孕不育症的“超级航母”的北京新兴医院，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了。近日有媒体揭出这背后的骗局：它的“包治百病”是骗人的，号称“中医世家”的“送子观音”不过是只学过西医的北京某企业医院的医生；“医术通天”则是让患者一直吃药，直到患者吃不起了，医院就以“患者放弃治疗”为由推卸责任。（8月3日《北京娱乐信报》和《现代快报》）
一位专家说：“过去我们的斗争对象是‘电线杆医院’‘厕所医院’，现在恐怕要转移到‘电视医院’了”。如今各种医院都流行“医托”，“电视医院”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兴医院的“医托”，主要有两方面的人员。第一是政府前官员。在新兴医院的墙上，就挂着院长朱明和国家卫生部门一些前领导的合影，这使得人们对医院产生信赖。同时，新兴医院还有一个10人顾问委员会，其中大多数是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退休的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允诺支付每年10万元的顾问费。第二是名人，著名演员唐国强是新兴医院的形象代言人。许多患者对唐国强愤怒不已，“如果不是他做广告，我也不会相信新兴医院”。记者采访了20位到新兴医院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听信了唐国强和解晓东的美丽说词。
官员和明星成为“医托”，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他们对于医院的实际确实不清楚，自己也上了当，属于“一不小心被人利用”；另一种是管他医院怎么样，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做，甘心“卖身为托”。不管主观意愿如何，这些人在客观上都成了骗局的参与者，误导了消费者。
几年前，某地有一个女孩，成了当地的高考状元。某营养液生产厂家于是请她做广告。尽管女孩家庭困难，正为上大学的学费犯愁。但是，女孩子果断地回绝了厂商的要求。她说：“我家里穷，从来没有喝过这种营养液。我不能为了钱而欺骗更多的学生。”
这位女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很值得那些“见钱眼开”的官员和明星学习。
申论热点：信访、信息和信任
●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来访可分为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反映存在的问题两大类。这两类信访所提供的信息都反映了社会对国家的要求，反映了现有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起一套符合法律和法治精神的信访处理程序，在逐步减少领导个人在信访案件解决中的作用的同时，提高各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信访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依*这个渠道传播的信息更通畅地流动，在制度内部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以及制度与公众之间有效地共享，增强它们的相互信任信访在我国政治制度架构中一直是沟通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制度性渠道，起着平衡社会与国家间信息和回应交换的功能。尤其在社会大变革和制度大转型过程中，其能否有效地运行直接影响到国家与社会能否在矛盾与冲突中重建信任关系，从而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及时有效地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类问题，提高政府能力与合法性，推动制度的成功转型。
在内容上，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来访可以分为两大类：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反映存在的问题。前者提供的是关于制度运行的正面信息，表现为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履行着制度规定的政治义务；后者提供的是关于制度运行的负面情况，是为利益诉求受阻后被动的表达，维护着制度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不论是积极的参与还是被动的表达，所提供的信息都反映了社会对国家的要求，反映了现有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比较而言，第二类信访比第一类信访更有利于各级政府发现自身存在的显性和潜在问题，尤其可以对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伤害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决策和行为采取补救的措施，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大和恶化。而在社会变革和制度转型时期，第二类信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远远高于第一类信访，既反映了制度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对各级政府有效合理合法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各级政府在积极构建输送民智民意的制度渠道的同时，更要完善和创新能通畅地反映民情、民声、民忧、民难，并作出及时有效回应的机制，使之成为科学决策和正确行动的信息基础，而不能“叶公好龙”，平日里高喊倾听民意民情的口号，甚至不惜成本到处调研，而当社会主动把制度运行的信息反馈回来的时候，却用压制和掩盖的方式阻止或扭曲信息的流通和分享。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采取措施，探索改革和完善现有的信访机制，力争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和初发阶段，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些措施包括：提高信访部门的信访级别，增强其权威性和协调能力；增加信访部门的编制或工作人员数量，减轻信访工作量不断提高的压力；加强各信访部门间的信息交换和工作协调，以加快信访案件的处理速度；利用电话、网络等现代通讯技术扩大信访的渠道，便利人民群众便捷地反映问题；给信访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激励，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客观地说，这些措施已经在部分地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但仍多限于局部，缺乏整体性和对信访机制的改革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信访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改革应该遵守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信息的通畅流动与有效共享。在传统政治中，公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有限，信息的流动速度缓慢，因此政府作为信息的接受者能够有序地处理各种信息并做出回应，甚至可以利用信息垄断地位防止信息的扩散。而在现代政治中，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变革，消除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政府难以垄断信息，更无法堵塞信息的流动，因此必须学会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处理涌动的信息洪流。在政府接受的各类信息流中，信访提供的信息价值更高，尤其不能阻止其通畅流动。
第二个标准是合乎法律及其精神。一些人认为信访制度不符合依法治国精神，因为许多信访案件的解决不是依*法律，而是依*个别领导的批示，有干预司法独立之嫌。这种意见固然有事实依据，但恰恰说明信访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不能因噎废食，把改革等同于取消。作为一套已经被广大公众熟悉的表达意见的机制，信访在反映社情民意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重要性实际上得到了强化，因此应该按照法治的原则进行积极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起一套符合法律和法治精神的信访处理程序，既要遵守现有的法律规定，更要根据法治精神来创造性地设计信访接待、案件转办、督办、反馈等各个环节，在逐步减少领导个人在信访案件解决中的作用的同时，提高各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第三个标准是可持续的有效性。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是制度能否走下纸面，运转起来，持续地发挥效力。只有运转起来的制度，才能激励制度的操作者，吸引社会的支持。就信访制度改革而言，这第三个标准的实现具体化为三点：一是提高信访案件涉及层级和部门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二是增强信访工作者的责任心、成就感，并适度地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三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应用法律的能力。信访只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众多渠道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
毫无疑问，这三个标准是相辅相成的，但按照信息规律来改革信访机制似乎更为根本。人们所称道的“贵阳模式”之所以在改革和完善现有人大信访机制中取得明显成效，就是遵循了信息规律和依法治国的精神，把信访看作是在政府体系内部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有效传播信息的渠道，并按照法治原则改革现有架构。贵阳市人大设立的每周一次“人大信访法律咨询日”为政府与群众直接对话搭建了平台，受访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5％以上。通过法律咨询日以及其他配套改革，人大与“一府两院”形成了一体的“大信访”格局，消除了过去那种信访案件只依*文书往来、抄抄转转的局限性，信访提供的信息直接传达到各直接负责部门，既减少了转办、督办等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工作协调性，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使人大的监督权发挥了更有力的作用。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信访群众通过人大的安排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见面，倾诉自己的不满，提出自己的疑问，从后者那里得到直接的答复或建议，有利于改善这些部门的形象，增强群众对它们的信任，从而使群众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更愿意通过法律程序来反映问题，求得问题的就地及时解决，而不至于把问题累积起来，诱发越级的或集体性的上访行为。
总之，信访机制的改革，不仅关乎到社会稳定，更关系到体制的顺利转型。信访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依*这个渠道传播的信息更通畅地流动，在制度内部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以及制度与公众之间有效地共享，增强它们的相互信任。只有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我们才不至于在信息时代被信息浪潮吞没，更不会犯下堵塞和压制信息的致命错误。
申论热点：严禁教育乱收费通知为何不管用开学在即，海南省教育厅27日发出紧急通知：严禁教育乱收费，对乱收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将撤销其校长职务（据新华社8月28日电）。就在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问题位居首位。（据8月28日《北京晚报》报道）
对照这两条消息，既让人明白了海南省教育厅“紧急通知”的来由，又让人对“紧急通知”不敢寄予厚望。没有健忘症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去年3月，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收费工作电话会议上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5个月后，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周济部长再次强调“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当时，媒体纷纷用“态度坚决”、“掷地有声”来报道此事，各地教育部门也纷纷下发通知，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治乱办”，对教育乱收费进行专项治理。然而，事实证明，下通知的效果并不理想。
怎么办呢？海南省教育厅再次发出了“紧急通知”。应该说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可是，以前的“通知”不管用，现在的“再通知”就管用吗？
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相同的内容每重复一次，其效力就减弱一分，重复的次数越多，效力就越差。何况，“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话，周济部长都已经重复两次了，地方教育部门再重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也确实有一些中小学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比如，今年4月，郑州市撤销了3个校长的职务；2003年11月，宁夏有9名校长被撤职……尽管如此，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仍然只是“小概率事件”，教育乱收费仍为价格举报第一热点足以为证。
在去年8月的那次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会议上，周济说：“一些地方的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要领导，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工作跟不上；已经出台的治理乱收费的政策和措施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那么，如何解决“认识不到位”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格按规定办事，一旦发现乱收费，就摘下校长的乌纱帽！
政令要畅通，就必须有权威性。要维护政令的权威性，就必须“言必行，行必果”。不断重复“通知”的所谓“三令五申”，其实是对政令权威性的损害。
申论热点：严禁教育乱收费通知为何不管用开学在即，海南省教育厅27日发出紧急通知：严禁教育乱收费，对乱收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将撤销其校长职务（据新华社8月28日电）。就在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问题位居首位。（据8月28日《北京晚报》报道）
对照这两条消息，既让人明白了海南省教育厅“紧急通知”的来由，又让人对“紧急通知”不敢寄予厚望。没有健忘症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去年3月，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收费工作电话会议上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5个月后，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周济部长再次强调“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当时，媒体纷纷用“态度坚决”、“掷地有声”来报道此事，各地教育部门也纷纷下发通知，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治乱办”，对教育乱收费进行专项治理。然而，事实证明，下通知的效果并不理想。
怎么办呢？海南省教育厅再次发出了“紧急通知”。应该说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可是，以前的“通知”不管用，现在的“再通知”就管用吗？
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相同的内容每重复一次，其效力就减弱一分，重复的次数越多，效力就越差。何况，“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话，周济部长都已经重复两次了，地方教育部门再重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也确实有一些中小学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比如，今年4月，郑州市撤销了3个校长的职务；2003年11月，宁夏有9名校长被撤职……尽管如此，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仍然只是“小概率事件”，教育乱收费仍为价格举报第一热点足以为证。
在去年8月的那次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会议上，周济说：“一些地方的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要领导，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工作跟不上；已经出台的治理乱收费的政策和措施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那么，如何解决“认识不到位”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格按规定办事，一旦发现乱收费，就摘下校长的乌纱帽！
政令要畅通，就必须有权威性。要维护政令的权威性，就必须“言必行，行必果”。不断重复“通知”的所谓“三令五申”，其实是对政令权威性的损害。
申论热点：腐败分子现形为何多源于偶然事件？
近期，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县发展计划局局长胡方瑜被判有期徒刑11年，没收个人财产44.9万元。胡方瑜受贿金额为10余万元，贪污工程款2万元，另有部分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件看起来似乎平常的腐败案，有一点颇耐人寻味，案件的起因竟源于偷盗。一个小偷偷了胡方瑜一条皮带，扔在当街，结果引出了案子：此皮带非同寻常，“暗藏玄机”，里面竟夹着一张巨额支票！
小偷偷出腐败分子已不是一件新闻了。前几年，某派出所抓住了小偷，交代出偷了某局长的家，有多少多少东西。公安机关让某局长作证，他矢口否认家中被偷过，小偷举出了证据――一小头刻着局长名字的金牛，局长才被绳之于法。这和胡方瑜的案子如出一辙，只不过胡是给自己的皮带“带”了进来。
为什么许多腐败分子被现形大都源于某些偶然的事件？这值得我们思考。这些“偶然”均来自于外力，例如小偷“不小心”偷出了腐败的证据。“西安彩票案”也是偶然的操作失误，“不小心”让局外人得了“宝马车”，又“不小心”公之于众，等到天下人皆知，腐败分子就无处藏身了。由此看来这偷儿的“功劳”真不小，一不小心扮演了一个公众代表的角色，“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然后一切就明了了。然而我们毕竟不能依*偷儿当公众的代表，因为这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依*谁来捅破这层纸呢？这是一个问题。
申论热点：考场不是市场考场和市场是两回事，考场是个比知识、选人才的场所；市场是个做交易、赚钱财的场所。很可惜，也可恨，在一些地方，有的人却把严肃的考场变成了混乱的市场。
据报道，在今年的高考中，河南濮阳发生了一起多名教师涉嫌组织策划并以赢利为目的的集体舞弊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濮阳县三中。有的老师以每科答案1000元左右的价格出卖，后来直至涨价到2000元，作案工具是手机。为了“搞定”监考老师，先后向他们送几百元至几千元的“红包”。据说，此次舞弊共收20多万元。有名考生说：“不光发手机短信，也有老师抄学习好的同学的答案然后传纸条的。”他感到当时太乱了，有点像市场。
每年高考之前，有关领导机关就三令五申，严禁舞弊，严惩舞弊。今年又未雨绸缪，重申法纪。但舞弊案件在一些地方仍有发生，濮阳仅是其中一例，当然是比较恶劣的一例。据说在濮阳监考的老师已有80多名被调查，其中7名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
想想过去发生的一些高考舞弊案件，大多还是为了让平时成绩较差的考生混个高分，混个大学，甚至混个北大、清华。这当然也是违法乱纪，但说起来还是为了上学。看看濮阳舞弊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为了赚钱，把考场变市场，把考卷当商品，传消息，买监考，卖答案，明码实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条龙服务”。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舞弊案中的人物，竟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就是这样“传道、授业、解惑”的！就是这样“为人师表”的！他们的丑恶行为，凉了多少刻苦攻读的学子之心，辱了多么神圣的教育殿堂。如果说，连高考这块“绿洲”也要污染，那么，社会上还会有干净的地方吗？还会有凭本事吃饭，还会有公平竞争，还会有优胜劣汰吗？有的将是劣胜优汰！将是无法无天！
上大学，上名牌大学，是千千万万考生，也是千千万万家长的心愿。名额有限，竞争激烈，谈何容易。但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凡考试特别是至关重要的高考，无不法纪严明，执法如山。为这事，有丢乌纱帽的，有坐班房的，还有掉脑袋的。因为，考试不光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还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严行吗？
像高考舞弊这类案件，是民愤很大的案件，也是国法要严惩的案件。群众眼睛雪亮，“纸里包不住火”。不管是谁，只要干了这类伤天害理的事情，早晚会被揭出来，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做人，做事，还是老实点好。考上大学当然好；考不上，也未必没出路。老实终究不吃亏，胡来早晚要倒霉，这样的人和事，我们见得还少吗？
申论热点：两会”热门话题一览宏观调控预计中国政府将宣布新的宏观调控措施，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确保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三农”问题9亿农民的税费将会得到减免，粮食生产将受到鼓励，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
就业和社会保障政府将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缓解就业压力，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协调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私有财产将写入宪法\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等规定
“三个代表”将写入宪法，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政府自身建设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机制，强调依法行政并接受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方面监督积极稳妥地推进检察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检察机关要保证自身严格、公正执法，必须主动接受外部监督，严密内部制约.去年，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完善查办职务犯罪的内部制约机制。建立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建立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工作机制。
"反腐败"
中国"反腐"，在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之后，到了"制度反腐"的时候。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有效遏制各种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管理，建立强有力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后要从以人为中心的权力反腐，走向体制、制度、机制等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同级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一个有利于反腐败的制度平台，进一步增强政府和社会的反腐败机制。应改革纪检领导体制，保证纪检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纪检部门要注重自身建设。要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首先必须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实行"党内民主"，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也只能是一票。在党内引入竞争机制，党组织在推荐任命干部前，要在党内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推荐名单，并且可以进行差额选举。必须真正体现法治的精神，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它的监督作用。要从源头上把住选人用人关，就要把对"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上的监督作为重点，防止一些领导干部"带病上岗"
落实司法为民出台了一系列司法便民、利民、护民具体措施并狠抓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便当事人诉讼，切实解决“告状难”、“申诉难”问题。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保障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平等参与诉讼。注重审判质量，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使当事人尽快获得公平裁判的结果。加强基础建设，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质疑假日经济建议地方立法带薪休假长假期间人们统一出行，不仅加重了交通的负担，也增加了不少安全隐患，对当地的卫生环境和治安状况是一个沉重打击。国家的福利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应通过地方立法，由员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带薪休假，这样不仅有效地错开个人休假时间，也可以根本改变“一窝蜂似的”休假方式。
申论热点：农村养老为民解除老所忧
———贵州余庆县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纪实
“两户”家庭生活水平需要保障余庆县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东南部，其中农业人口占9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334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1％）。2003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为11．6‰，自然增长率为5．8‰，比全国6．01‰的自然增长率略低。
据专家测算，如果按1963年至1973年的平均生育水平计算，实行计划生育30年间全县少生了18万人，这对余庆县意义非同寻常。
但同时当前农村“两户”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显得日益紧迫。据余庆县的一个专项调查显示，该县30年前第一批实行计划生育的“两户”生活水平，当年远高于全县的平均水平，此后逐年下降，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低于全县的平均水平。2002年，“两户”总的生活水平低于全县平均水平达1108元。
省计生部门的负责人说，贵州农村贫穷落后，在目前还主要是土地养老、子女养老的情况下，农民一上年纪，或是一子服侍两老，或是二女外嫁身边无人，很容易陷入困境。
不能让曾经自愿响应国家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为余庆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两户”家庭老来无着落。余庆县委、县政府于2002年开始探索为“两户”提供养老保障。该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有“两户”家庭20455户，要一下解决所有“两户”家庭的养老问题困难不小。
该县对多种养老方案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如果投商业养老保险，财政一年要拿出2000万元，几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3，负担过重，而且投保人60岁后每月只能领取13元的养老金，回报太低。如果以政府出资，通过企业赢利来维持养老院，则风险大且不易操作。几经权衡，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余庆县决定以政府为主，建立计生家庭养老保障金。
能基本满足“两户”的生活需要计生家庭养老保障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2002年起，每年在县乡两级地方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后逐年递增0．1％，直至达到财政收入的1％。二是从社会抚养费和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转移支付部分中提取20％。三是县里有收费项目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党政干部每年捐资一次。
按此办法，余庆县2003年共筹集资金147万元，61名年满60岁的农民，从去年1月开始每月领取养老金40元。根据当地目前生活水平，一家两口每月80元、每年960元养老金，可基本满足生活需要。
5月18日，记者冒雨走访了3个乡镇的8户“两户”家庭。提起这笔养老金，老人们都感慨道：做梦也没想到政府会这么周到，每月给我们“发工资”。65岁的宋洪林说：“现在不光是我彻底甩脱了担忧，就连那些三四十岁的计划生育户也打消了悲观，有望头啦！”
71岁的汤本昌说起去年养老金兑现大会上喜极而泣的情景时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作为“两户”代表，他本来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可是站在麦克风前，激动得只喊了3个字：感谢党！便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
白泥镇上理村杨秀伦家，是全县最困难的家庭，他本人身患重症，爱人残疾，13岁的儿子寄住在亲戚家读初中。走进已十分破旧的木瓦房，全部家当价值不过几百元。屋外，春雨沥沥，寨子里的乡邻正在帮他家打田插秧。杨老汉说：每年政府都要发救济金、救济粮，现在又多了这笔养老金，油盐酱醋不愁，还可买点肉吃。
村民在交谈中，无不表达他们对这项政策由衷地拥护。然而，如何保证“两户”养老保障制度能够长期地实施下去？
确保保障金足额连续发放余庆县委书记陈梓泽说，这项政策是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后出台的，一是县财政收入这几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每年提取0．1％的递增数，应该是有保证的。二是到2020年，县里满60岁的“两户”农民将达到1400多人，从现在起的17年里，将累计发放养老金近900万元，而累计提取的养老基金可达5000多万元，完全能够承担所有“两户”的养老保障。三是国务院最近出台了一项重要政策，对西部试点地区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国家支持力度很大，余庆县已决定从今年5月起，每个农民每月的养老金由40元提高到50元。四是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余庆县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户养老金管理办法》，用地方法规来确保该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为让群众更放心，余庆现在由发放现金改为发放存折。县财政每月15日把养老金打入信用联社，由联社在乡镇的延伸机构为发放对象建立专项存折，农民可即时自由支取。越来越多的村民有了一个女儿后决定不生第二胎，新的生育观正在这里兴起。
据了解，目前，贵州全省已有71个县（市、区）借鉴“余庆模式”，大力开展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制度建设。
创新才能治本王军农村独生子女户在生产致富、家庭养老问题上和多子女家庭相比，有更多困难，更应给予帮助和扶持。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建立现代农村社会养老机制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连续性和完整性，稳定目前较低生育水平的大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一些地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仍停留在宣传、教育和引导这些传统的工作方式上，有些地方甚至违反政策采用行政组织手段。这些工作仅仅能起到治表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反作用。
要从根本上维护计划生育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必须从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入手。贵州省余庆县在经济基础并不雄厚的情况下，从本县实际出发，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设立养老金，把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有机结合，不但解决了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而且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作了新的尝试。他们的做法具有可操作性，养老金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这将会推动群众执行国策时更加自觉。
从今年起，国家在5个西部省市、9个中部省和贵州省的各1个地（州、市）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建立这些制度，虽然政府现在是花了一些钱，但总比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后再去对他们扶贫更经济。
申论热点：传销骗局调查：1个农民和他的2000个大学生下线
“欧丽曼”非法传销组织所传销的商品之一。
“我不知道事情会搞得这么大，你觉得我会判多少年？有期，无期，还是死刑？”6月24日，在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里，穿着黄色囚衣的秦永军哭丧着脸问记者。
事情确实“搞大了”。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大学生自己发展自己”
秦永军说，自己文化低，口才也不好，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可以坐享其成。
在看守所，秦永军看着手铐上的反光喃喃自语：“我是个农民，文化太低，我没料到事业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大学生会过来。”
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一句真话。据今年3月份卧底“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警员描述，那时的秦永军穿一身西装，很有风度，看起来像个发达的商人。而他当时的身份，是“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重庆地区的“超级总代理”。
秦永军说，他一般把钱交给神秘的上线于高明等人。于高明是“法国欧丽曼”
公司总部定期派来收签单钱的，而于高明又是更为神秘的上线张涛派来的。“
2000年，秦永军发现传销是个“适合”他的行当。“我年龄偏大了，力气活干不了，传销不费太大力气又赚钱”。
后来，妻弟赵建华劝他到广西玉林搞“直销”———但秦永军很快领会了其中奥妙，“他们说的直销实际上就是传销，只是因为国家禁止传销，但没说禁止直销，所以变换了讲法，实质都一样，就是不断引诱亲戚、朋友、同学来交钱，从中赚钱”。他交了3350元，成了“欧丽曼”成员之一。
秦永军说，每介绍一个“幼儿员”（交了钱还没发展下线的新成员），介绍人拿510元，介绍人的上一级介绍人拿300元，再上一级拿120元，再再上一级拿90元。他把自己的堂兄张松和朋友张丽发展成会员。
张丽入会后“表现积极”，先后发展了多人参与。
其中一名叫张伟伟的大学生，于2003年发展了大学生辛俊涛到广西贵港参加了“欧丽曼”传销组织，辛于当年发展了自己的大学生女朋友赵晓民。之后，赵、辛二人又不断发展自己的大学生下线，当上了“总代理”，而秦永军也因为发展会员“业绩突出”，一跃成了“超级总代理”。
“当初我没有有意发展大学生，上头也没有要发展大学生的明确计划。大学生是自己发展自己。”秦永军说，他的文化低，口才不好，所以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基本上可以坐享其成。
根据警方的调查。“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前身是“莱奥奇”传销，最初在广西北流、玉林、贵港发展，当时的组成人员基本为社会中下层人士。
而在警方的记录上，组织成员发生转变是从秦永军的下线大学生张伟伟开始的。随着广西加大传销打击力度，秦永军和四十几名大学生传销骨干移师重庆渝北区、合川市和巴南区，形成了秦永军为地区超级总代理、于高明为重庆地区负责人的格局。
看守所里的秦永军极力淡化他在这个团队中的作用：“传销有一套自己运转的规矩，每个在自己位置的人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不管我做不做，我的下级体系都会自己扩张发展。”
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办案民警说，“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秦永军做头领确实不用花太多力气，因为他们搞的主要是精神控制。”
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位办案民警介绍，在解救2000名大学生时，大多数受骗学生坚持认为他们没有受骗，坚信自己从事的是“直销”，是“辉煌的事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理念”。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又回流到了成渝鄂地区至今还在搞传销。
“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这位民警说。
为了凑齐3350元入会费，湖南某校大三女生黎平有生以来第一次欺骗父母，说要交2000元学费。在农村的父亲二话不说，3天之内就把钱汇过来了。被解救后她才得知，家里是把她曾放牧了7年的两头老黄牛卖了才凑到这笔钱的。
“那时我真的太蠢了。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能思考的动物”，被解救回后的黎平几个月来开始救赎式的生活，她说为了还债她没有时间午睡，每天做三四份兼职，还要准备错过了的英语四级考试。
5月26日，看了黎平写来的信，渝北区公安局经侦支队一位民警说：“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她被传销骗得太惨了。”
黎平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学同学余平（化名）骗到重庆渝北的。余在电话中说有一份好工作让黎平惊喜，但到了渝北后却让她去听课。
第一天培训老师告诉她“成功学”，“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乎“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
黎平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
在欧丽曼内部，发展下线讲究“四不讲”，环境不对不讲、时间不够不讲、气氛不好不讲、时机不成熟不讲。对下线主要是谈感情，消除抗拒情绪。
一个月之后，黎平的“四不状态”终于慢慢消除。
“讲师”鼓动她用3350元买欧丽曼产品，“这是投资啊，几个月后就可以返本赚钱”，随后一些自称月薪过万的大学生“经理”们出来现身说法，说当初自己也是如何犹豫，投资后知道选择是如何正确。作为崔平上线的余平，趁机使她“投资”了那3350元。
警方称，像黎平这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传销大学生为数并不多，更多的大学生被彻底“洗脑”。
重庆某校大四学生李民，在“欧丽曼”中曾是管理近十个“幼儿员”的“家长”。
他至今坚持，除产品问题外，“欧丽曼”在培养口才和提高素质方面是有益的。
“发展下线，我不觉得是欺骗。因为他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花几千块钱值。假如你（一开始）对他讲实话，除非他思想已经非常先进（才能接受）。”
经济邪教亲情管理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
和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配套的是他们的组织制度。
传销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亲情管理”，这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很有吸引力。
重庆警方认为，传销和变相传销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蔓延，和它有一个严密的，自我繁衍能力极佳的组织体系有直接关系。
据了解，“欧丽曼”实行“五级制”，即家长、主任、经理、总代理、超级总代理。
会员入会后，发展3－9人就可成为“家长”；发展10－69人即可成为“主任”；发展70－398人即可成为“经理”；399人以上即成为“总代理”，再往上便是“超级总代理”。
他们还实行“三奖”的分配方案。以“经理”为例，第一级是“直接奖”，每发展1名直接下线，提成43%；第二级是“间接奖”，自己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提成12%；第三级是“育成奖”，下线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他提成2%.这样，下线拉得越多，提成就越高，经理级的人物每月常可提成数万元。
到秦永军等人被捕为止，秦、赵、辛3人已经收取数百万元的入会费。
该传销组织还有严格的纪律。各传销窝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长”实施封闭管理。发展下线都采取单线联系，不同级别人员不允许往来，同级别联系密切，但又必须置于“家长”严格监督之下。
在发展下线时，还制定了邀约加盟的“五同原则”：即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好。“家长”在严管手下的“业务员”时，把打电话的时间严格控制在3－5分钟内。
每个“家庭”里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晚上，十个人睡在地上的通铺上。第二天凌晨5点半，有人起来做饭。6点半，准时将屋内所有人叫醒，一起晨练。吃完早饭后，便是听课时间。然后吃饭，然后又听课。不停地有人在耳边讲述“成功捷径”和“致富秘诀”。
这样，经过3至7天，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便会从开始的反感、抵制，到认同、接受，并最终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介入较深的大学生甚至觉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么美好的事”。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
受害者变为施害者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
陈萍认为，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这样，传销的受害者又转变成了施害者。
现在被刑事拘留的传销“经理”唐明曾经就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黑皮肤的小伙子在看守所里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恨死我的上线了。”今年3月份他被遣返回校后，开始准备大四论文答辩，但就在答辩前几天，他因发展了二百多个下线被警方逮捕。说起这些他痛悔不已：“我复读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现在学位证书都没了。”
唐明是湖北某大学的学生会的干部，他拉了两个学生干部做下线。其中一个是该校的学生会团支部书记。
“我的两个下线太强了，否则今天我也不用坐在这里。”唐明苦笑。这名团支部书记一个人就为唐明发展了一百多下线。
另一名被刑事拘留的女大学生赵晓民是西安某名牌大学成教学院的大学生，25岁，她做到了欧丽曼的“总代理”级别。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一脸文弱。2002年底，她被大学同学辛俊涛骗至广西，随后辛俊涛成了她男友。
到了2003年开学初，赵晓民想回去上课，但发现根本交不起学费了，只得退学。“我喜欢学校，在寝室里哭了好几天才下定决心。”赵晓民回忆。
“出去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学校读书。”赵晓民的眼镜后面闪着泪光。
大学教育的空当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一些空当，这也是诱使一些大学生投身传销的客观原因。
该案的主办民警韩光认为，像秦永军这样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传销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和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无关系。
渝北两千多的大学生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因为想找工作或者是为了减轻交学费压力而被骗入传销团队的。”
韩光在和受害学生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受骗学生性格内向。这些学生认为，大学教育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让他们发挥个性，获得锻炼，而传销课程却使他们获得了演讲的自信和能力，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这个空当。
“参与传销的大部分大学生有着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梦想，”韩光说，“传销的洗脑课恰好抓住了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弱点。”
申论热点：警惕"陈化粮"背后的陈化随着调查的展开再展开，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发现了“陈化粮”，而且逐渐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民工粮”。日见理性的公众没有出于对黑心商人的痛恨与对民工的同情而沉醉于谴责的快感中，而是探讨制度完善之途，着实令人欣慰。
有人说消费者对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有一定责任。这种说法绝对是有道理：有需求才有市场，辨别能力不足才会被欺诈。因此，只要每个人都坚决不买假冒伪劣商品，擦亮自己的眼睛，黑心商人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不过仔细想来，似乎有点不对味儿：人们也许因为购买能力低而只能消费价格低廉的商品，也许想少花钱而获得炫耀消费的心理满足感而购买假名牌，但如果明知是毒药，偏偏要去买来吃———这样的人除了想自杀就是精神方面有一定问题。
看来，就“陈化粮”问题而言，让受害者为害人者承担责任，甚至说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害人者的成长就不那么有道理了。不过，笔者倒是十分清楚持此观点者的良苦用心：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别为了治服小狗而请来了大狼。
*民工自己来对抗“陈化粮”的销售者以及包工头，实在为难了他们：不拖欠工资、能吃饱饭已经不错了，再说，他们可能知道所吃下的不是新米，却不太可能知道其中的黄曲霉菌能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发现的最强化学致癌物。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了？其实并不十分复杂，只要追问一下就会知道个大概：“陈化粮”从哪里来的？我们经常看到走街串巷收购旧米旧面的商贩，有些“陈化粮”来源于此；但调查表明：“陈化粮”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国有粮库。那么，国有粮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陈化粮”呢？由于我们一直沿袭通过国家控制商品粮来保证粮食安全的思路，国家直接收购粮食占市场流通量的比重巨大———粮食流通体制的弊病，导致我们一方面喊着粮食危机，另一方面大量拍卖“陈化粮”。
只能用来加工饲料的“陈化粮”怎么会上了餐桌？根据有关规定，企业需办理严格的手续才可以购买陈化粮，购买后只能自用，不能转让和倒卖，更不能直接流入市场。但工商、粮食、食品监管部门是否有监管的动力呢？经验表明，没有油水的领域没人爱管、有油水的领域捞到油水后放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有了麻烦，只须说一声财力有限，人员不足，权力边界不清即可塞责。
“陈化粮”只是陈化的粮食流通体制以及陈化的官僚机构生产出来的诸多怪胎之一，如果不从根本上推陈出新，我们的餐桌上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各种“陈化粮”。
申论热点：公共管理需要社会化最近，国务院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座谈会上强调，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其实，前段时间在北京和深圳等地早就有一批民间资本被批准进入了城市公共交通和污水处理等领域。这标志着我国政府正在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努力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
以往，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运营，要么由政府一手包办，要么就交给下属企业去办。政府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唯一“代理人”，既“掌舵”又“划桨”。这种垄断经营导致权力滥用或腐败，使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绩效大打折扣。显然，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以及政企不分和全能政府观念已经成为妨碍政府公共管理有效性的主要障碍。那么，公共管理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政府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提出了新的公共管理思想。这意味着，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应该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应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如今，北京和深圳等地方政府有选择地开放公共服务领域，以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这无疑是对新公共管理思想十分有益而且有必要的探索。
所谓公共管理社会化，指的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变传统的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一些政府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代理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财政开支的目的。公共管理社会化的目的是引入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机制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不断推动公共管理的自我创新和服务水平。
由此不难看出，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可以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加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公开招标的“阳光操作”，可以形成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程序，弱化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权钱交易的机会，可以避免重大决策往往由“家长”说了算的制度困境。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快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步伐。
申论热点：生产安全拒绝“带血的GDP”
由科技部立项，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发表的《安全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披露：“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到2010年以后才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只要能做到事故高发得到遏制，事故总量增速逐步下降，总体综合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就相当不错了。”（7月27日《中国青年报》）
2010年也许是并不太遥远的，是可以期待的，我却无法因此而乐观起来。一方面，正如课题组对目前安全生产整体形势的判断那样，我国目前安全生产保障水平低，事故形势严峻、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专家却将我们对安全生产的期待整整推迟了6个年头！专家给出的，不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而是一个再残酷不过的预期。
6年时间，还将发生多少起灾难事故？还将有多少人无辜送命？仅以煤矿事故而言，今年7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官员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发生事故1736起，死亡2644人。每生产百万吨煤炭，平均就有近3名矿工遇难。而这组数据，还是在“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已经得到好转”的形势之下出现的。一个行业，半年的时间，便出现如此多的安全事故，我们又拿什么来承受长达6年之久，整个公共安全领域的灾难事故？
客观地说，事故安全形势的好转，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个时间为什么如此漫长？我注意到，研究人员指出了我国安全生产的一些问题：高危险行业在我国GDP比例结构中偏重，政府官员安全生产认识不到位，企业经营者安全意识差，从业人员安全技能水平低。也许，GDP比例结构的调整确需假以时日，但是不是为了GDP就必须抛弃“以人为本”？转变政府官员、经营者及从业者的安全意识，非得要6年？
事故频发，更深层的原因是安全生产体制的问题。对此，我们已经有过无数次的反思：首先，安全生产监管缺乏有效性导致了事故频发，而这种监管失灵，表现在安全监管工作存在权力分散、权力失衡以及执法不严等方面。其次，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改革体制、治理弊端迫在眉睫，为何还要拖6年之久？如此长的时间，人们对体制改革的信心还有多少？
假如一年或两年的治理或改革并不足以实现安全生产，那么谁又能保证，在经过长长的6年之后，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必将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说到底，时间并不是安全生产目标的决定因素。
并非质疑专家的研究成果，也不想轻率地认为安全生产是一项伸手可及的事业。我只是想，明知必将有更多的人去“送死”，我们是不是需要尽快调整经济发展的思路，尽快改革安全生产体制？我们能否放弃一些经济的增长点，而不要那种“带血的GDP”？
申论热点：怎么看待大学校园创业热
,我创业我精彩”
"创业"在大学校园里不再是一个羞羞答答的词语。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大学辍学最终成为全球首富的创业神话，为不少学子所津津乐道。据调查，深圳大学有一半左右的在校生参与打工。一些大学生更是打出了“我创业我精彩”的口号。
记者发现．新一轮的大学生"创业热”不同以往。与传统勤工俭学相比，“创业热”已不局限于满足基本的学习生活需要，而是把创业当作一种不可或缺的阅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有的还将其作为一生事业的起点。从形式上看，新一轮的“创业热”已经超越发传单、贴广告、当家教等这些传统形式，商品代理、中介服务、出售成果、创办实体等更高形式的创业之举正成为主流。
"学生代理"已潜人大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想要买东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代理。据了解．目前学生代理的领域已经扩展到服饰、化妆品、数码产品、电脑、营养保健品、文体用品、手机、饮食、书籍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北京大学未名BBS(电子公告牌)代理版版主对记者说+在众多的代理中，存在着非常多的明星式的成功人物，不断刺激着新加入的学生创业者。例如，已成为专业化化妆品销售网站的果皮网，目前已经在接受全国订单；尝试过很多产品代理的马可，是众多代理们心目中的领军人物；一－MD(迷你光盘)的代理开始有了自己的专柜或公司。做得不错的学生代理大都可以负担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有的人甚至“可以买房买车”。
与代理商品不同．选择创办公司的学生大部分是将此当作事业的起点，即使毕业了也会继续经营下去。由于存在更大的风险，需要更大的投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选择创办公司的大学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由于受到精力的限制，他们大多选择了休学创业。他们中有的是从每年一度的“全国创业者大赛”中脱颖而出，进而借助高校科技园的融资、辅导和营销等服务休学创业；有的是利用电子商务技术，创办交易平台或销售网站，从代理品牌做到产占矗开发；还有的是利用专业优势，从导师或某一行业获得支持，创办高科技企业．像被评为中国电子政务rr(信息技术)百强企业的清华大学姜晓丹创办的“慧点科技”、山东医药大学陈世坤创办的“智网科技”、中国农业大学廖峰创办的“伟嘉生物”都是其中的饺佼者。
一些参与创业的大学生告诉记者，赚钱并不是他们的惟一目的。能够认识许多朋友．增长交际和销售能力，更深入了解产品和市场都是非常宝贵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一份创业经历在面临就业时，常常会成为非常令人瞩目的资本。今年一位北大毕业生在应聘时．他的创业经历就引起了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注意，从而使他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有成功也有失败创业也同时意味着风险，有成功就会有失败。
北京大学著名的电脑代理组织——“青果”的负责人是一位在读研究生。他对记者说，在两年的创业过程中，“真的很难很难”，很多次都到了几乎要放弃的地步。有时内部成员之间会有意见分歧．经营理念的激烈碰撞甚至导致创业伙伴的退出。也有时，他们困扰于经营对学习生活的影响，难以在繁重的学业和琐碎的业务之问找到平衡。刚起步时，他们没有时间看书上自习．没有时间参加其他活动，“全部业余时间几乎都给了‘青果”’。然而，他还是坚持住了，“还是舍不得，只好一样样地解决问题”。
学生创业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很合适。有的大学生，在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委屈和犹豫之后，最终选择了退出。一个曾做过几家公司产品代理的北大女孩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感觉很累。拿货的时候我总是提着一大堆东西在校园里晃来晃去，整个人都没精打采的。然后就是心理压力太大。有时候在图书馆看书看得好好的，忽然想起和谁约了时间或是发现自己马上就要迟到．脚心一下就凉了……”
对于学生创业．不少老师和学生给予了肯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泓教授认为，创业和学业并不是对立的。学校里的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相比，总是相对滞后，学生的创业行为正好缓解了这种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生的创业行为很值得提倡。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冯海涛同学说：“大部分创业都是出于勤工俭学目的．既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又能学到东西．应当支持。”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学生会主席苏国英说，她之所以有勇气参加学生会主席竞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做代理的经历．而且真的认识了很多朋友”。
也有一些师生对大学生创业表示了某种担忧。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侯玉波副教授表示，18～25岁是学生个性形成的主要时期，外界环境会起到重要作用。他说：“我觉得学生经商现象折射出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虽然一定的实践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强调。学校需要在主次安排上加以引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0I级小蒋则感叹："每天都有很多同学在我身边谈钱，我不相信这些同学还能静下心来读好书。对此我感到很悲哀。”
学生创业仍需引导在走访了一些学生、老师和相关专家之后．记者发现大部分人对于目前出现的学生创业热还是持乐观态度．但同时也认为需要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地发展。
首先．学校应在课程设置上给予引导。侯玉波认为，学生在校期间更应该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完整的人格，需要有选择地进行创业。学校最好在课程设置上为学生提供机会．例如在很多理科和工科院系中，学生在实验室有很多接触到项目的机会，可以把创业和学业更好地结合起来。
其次，应鼓励学生理性选择，避免“跟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田玲教授指出，学生无论从事何种创业活动都是值得鼓励的，但前提必须是：这是他理性选择的适合自己兴趣、特长或专业的活动。不能一时头脑发热．缺少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拼命地追逐大多数”。
第三．要遵纪守法，不能为了营利而违反法律。北京大学团委实践部的老师表示．学生的创业活动不能影响学习，也不能违反法律法规，这是两条“底线”。像买卖假货、盗版、非法传销之类．都应该坚决禁止，不能让创业活动走上歧途。
申论热点：助学，从理想化到制度化国家助学贷款新办法将还款年限放宽到“6年内还清”。学生在校期间由财政补贴利息，毕业后由学生自付利息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到第5年，因违约率高，不时听到银行的叫停声；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贫困学子收到入学通知后不得不面对取舍的痛苦抉择、一些家庭因学而返贫的艰难故事。
助学贷款遭遇困难，一部分大学生不诚信，或者银行的不肯为“社会效益”而牺牲商业原则，都是可以指责或说道的，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反省其自身存在的漏洞：作为一种政策性金融项目的助学贷款，更多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而对银行商业风险、毕业生就业压力和还款周期等考虑不足。一项好制度，必须是依据当下社会的利益原则而严密设计的，以保证各方能持久积极地予以实施。但愿新办法能让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展走上快车道。
申论热点：大学生租房面面观！
针对近期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居住所引发的多起安全事件，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规定大学生原则上不允许擅自在校外租房居住。广东省对此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对在校外租住屡教不改者开除。一时间，关于“大学生应不应该在校外租房”、“教育部门制定这项规定到底合理不合理”的讨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此，公众是怎么看的呢？
25%的公众明确支持教育部门的这项新规定，他们认为，“学生就应该住在学校，这样也确实会安全一些”。与之相反，39%的公众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早就是成年人了，各方面都应该自立了。当然，还有36%的公众没有明确表态，他们觉得，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对待，不能“一刀切”。
这项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中青在线合作进行的在线调查开始于8月10日21时25分，截至13日14时40分，共有2190人参与，其中在校大学生1506人。
在这些回答者中，有94%的人确认身边有在校外租房居住的大学生，还有一半的人知道有学生因为在校外居住发生了安全问题。教育部门新出台的这项规定出发点也的确是学生安全第一。但是一律住校的规定能否真正落实，也是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44%的公众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外租房的现象不可能被有效遏制。相反，两成公众对此表示乐观，他们认为，只要管理严格，就一定能落实。还有26%的公众提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有的学校住宿条件不足，肯定很难落实”。
“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讲，大学生应该住在学校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但是，由于学校的扩招，势必造成学校宿舍的不足。部分学校并不完全具备学生住宿的客观物质条件。”
学校住宿条件不足，这是学生在校外租房的主要原因吗？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学校不提供宿舍，需要学生自己解决”的比例只有1%。
既然绝大多数学生在学校都有宿舍，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再花一份钱在校外租房呢？调查显示，四成的人表示，出来租房是为了“和男(女)朋友住在一起”，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校外居住“生活更加便利”，还有22%的人“希望能清静一点不受打扰”。
可以说，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了，学校附近的居民住宅也早已成为房屋租赁市场上的“抢手货”。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除了“严格禁止”之外，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周教授表示，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地规定学生不许在外租房，而是应该加以引导。他还特别提到了许多家长最担心的同居问题。“对于大学生婚前同居，我的态度是反对、不赞成，但不禁止。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让他们安全度过这个同居的过程。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性教育，不要让他们因为不知而犯错误”。(记者方奕晗樊未晨)
男女同居过日子成为校外租房一大原因有关部门今年6月对本市23所高校进行的统计显示，这些学校学生校外租房的总人数达到2218人，其中男生1388人，女生830人，随着年级的增高，校外租房比例也在扩大。在上海音乐学院，校外租房的学生已经占到应住校学生总数的17.17%。而事实上，本市大学生校外租房的实际人数可能比统计显示的更多。
调查显示，因为恋爱原因希望过“两人世界”成了大学生校外租房的一大原因。在一项相关调查中发现，目前某些高校中的大学生恋爱比例竟达到60%以上。因为不愿受学生宿舍有男女互不串门的规定束缚，一些有恋人的大学生在校外租房过起“两人世界”。
此外，不适应集体生活，抵制学校里宿舍管理制度，也是导致大学生住到校外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大二、大三的学生当中。大四的学生校外住宿更多的是由于实习、在外打工等原因。还有少部分同学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不满于学校的住宿条件而搬出宿舍。
小裴是东华大学工业设计系大四的学生，现在一个人住在校外。他告诉记者，他是为了准备托福考试而出来租房的。因为学校里的宿舍每天晚上定时熄灯，冬天宿舍又很冷，还不能用取暖设备。
而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小康同学在大二的时候曾经和女友在外住了一个学期，但后来还是选择回宿舍住。问其原因，小康说：“住在校外很闭塞，信息没有学校里传播得那么快。而且，没有固定的收入作为支持，住在校外的开销也有点吃不消。”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在外租房的学生也会有搬回宿舍的想法，其中，开销过大和向往校园生活氛围是主要原因。这种现象，被一些学生戏称为学生宿舍的“围城效应”。
大学生校外租房从安居型向康居型大学生校外租房的比例正逐年加大，据专家预测，几年内比例将达到50%左右。暑假又至，记者再次走访了几个高校周边的租房中介，了解学生租房的最新“动态”和租房学生的生活。
最低标准“双气独单”
能够“自由”生活似乎是很多大学生们的向往。时下，
部分学生租房有了更多的要求，从只求片瓦遮身到注重厅室俱全，从只关注基本生活用品到希望有冰箱、空调等家电产品，用一位中介的话来说就是学生们租房正在从“安居型”向“康居型”迈进，而且“步子还挺大”。
一位租房中介介绍说，开始学生对房子的要求比较“简单”：一间屋子，有床、写字台、柜子就行，哪怕跟别人共用一个卫生间都行。现在带双气的独单已经成了最低要求，个别学生要求最好能有宽带接口，以方便上网。他说，学生对房屋条件要求的改变说明学生们兜里有了更多的钱，另外人们住房条件的改善，也给学生们提供了更多更优质的选择。
多为营造“爱的小屋”
据记者了解，学校周边的每个中介都有大量房源，如果把房源比作金字塔的话，那么最不愁“销路”的就是塔尖和塔基。塔尖是指那些距离学校近、屋里设备齐全的独单或者距离稍远一些的条件好、面积更大的房子，月租一般500元以上；塔基是那些条件差一些的房子，地点偏僻或配套设施不好，月租一般在200-300元左右。这两种房子都能迅速租出，不用发愁会压在手里。
记者走访了几个中介所，了解到租塔尖的学生经济条件并不好，其中一半以上都为了与女朋友共同营造爱的小巢，甚至有“小两口”一起出钱租房子的现象———囊中羞涩挡不住大学生们追求“可爱小日子”的感觉。相比塔尖住户，塔基住户的“书卷气”更浓厚一些，这些学生们目的比较单纯，租房是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学习，准备考研究生或是应对各种认证、出国考试。塔尖与塔基有金钱上的差别，但是更重要的是用途上的泾渭分明。
五种人偏爱外租房为什么不住学校的宿舍，而是选择到校外去租房子？他们选择“走读”的原因因人而异。
经过记者的了解，大概有以下几种：1、不受约束型，这种类型的学生天生不喜欢被管理，学校宿舍到点关门、熄灯这些管理措施对他们来说难以忍受。而到外面租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作息时间，好处不言而喻；2、个性强烈型，这些学生大多在家养成了固定的习惯，集体生活中经常会与同学发生小摩擦，因而选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方式；3、刻苦攻读型，这些是非常用功的学生，他们为了能够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宁肯多花点钱，找一个能看书的地方；4、过家家型，从记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这种情侣营造“爱的小窝”的现象正在逐渐增加，甚至大一的新生当中也会出现；5、家庭优越型，优越的家庭条件使这些学生不满足于宿舍生活，他们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房间，对他们来说，钱不是问题。
期待学生“自愿回流”
日前教育部下发了不允许学生到校外租房的通知，但是从本市一些大学的实际操作效果来看，学校能做到的只是严格退宿程序，没有正当理由不允许学生退宿舍。但是这样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免打了折扣：如果一个学生宁肯交宿舍的住宿费也要出去租房子的话，学校的监管就成为了摆设。而且学生们对这个通知普遍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租房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校不应该干涉。
社会学家对此表示，大学里出现这种外出租房是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虽然很多大学生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们同时也是自我控制力相对较弱的群体，对他们来说关键是把握好自己，不做有违社会道德规范、有违学校校规、有违人之常情的事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也给家长加重了经济负担。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光*学校的硬性管理是不行的，学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也应该加大硬件建设，给学生创造出更好的居住、学习、生活环境，让学生愿意在学校居住。
"大学校外租房族"引来"百家争鸣"
新学期开始后，南通一些高校周边的村落纷纷打出“房屋出租”的招牌。客观地说，大学生租房热中，确有一些人私筑“两人世界”，但更多的是在租住屋里学习考研。尽管如此，大学生“校外租房族”还是引起了家长、老师和社会学家的关注。
房屋租金“水涨船高”
日前，记者来到了南通师院、纺院等几所高校周边。不少大学生称，这些地方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学生村”，高峰时前来租房的人达数百人。记者来到一栋挂着“有房出租”牌子的房前。女房东说，她家里的出租房已全部租完。随后，记者又以租房者的身份四处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可租的房子。见记者租房心切，一名房东告诉记者：“我的房子虽然租完了，但我朋友那里还剩下一间。”说完，他带记者去看房。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费达130元。记者借口租金太贵离去。
一些学生说，由于租房学生太多，“水涨船高”，一些房东纷纷提高租金。寒暑假每间每月只要80－100元的单间，在开学前后一下子涨到了130－180元。在某师范学院附近，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里的村民几乎都以出租房屋为生，而租房者几乎全为附近高校的大学生。一项统计表明，校西村及沿青年东路一带的住宅区里大学生“村民”已逾千人。
脱离大环境之弊某高校学工处负责人称，大学生在外租房利少弊多，一些现象确实让人担忧：一是校外居住环境复杂，鱼龙混杂，没有必要的安全保障。二是容易虚度光阴。不少大学生租房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个人生活空间，但实际情况却是，所租房屋离校园有一段距离，缺乏学习的大环境，迟到、早退、旷课成了常事。
当然，一些专家对大学生校外租房现象也表示了理解。有专家认为，“大学生村落”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带来的结果，不应大惊小怪、一棍子打死。随着大学扩招，一些学校的学生宿舍逐渐吃紧，一些条件稍好的学生搬到校外住宿，要正视学生的这种需要。同时，大学生校外租房渐成风气，也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关。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高等教育会更加开放，管理更加人性化。学校应注意研究学生的心理和实际需要，尽快完善后勤设施和各项服务。
但是，作为学校的相关职能部门，他们的声音则更多是“必须加强管理”。“不管是白菜，还是萝卜，同一泡菜缸泡出来的东西，味道都是一样的。一所大学好比一个泡菜缸，它的人文环境就是泡菜水，脱离了这个环境，离群索居，你的大学时代就变了味。”
申论热点：
中国反腐利剑直指金融领域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是金融系统，银行的呆坏帐是腐败原因造成的。除了党政和司法系统反腐败部门日益加大查处和执法力度以及深化举报制度外，中国银行业内部也在不断深化改革，建立严格的内部监控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深入追究坏账、呆帐的原因和责任。金融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对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向市场下放资源配置权，提高金融系统透明度，是金融反腐败根本的制度性举措。
工行和农行要加强透明度的建设工农两行虽然不是改革试点，但是我们也要求他们加快了内部改革的步伐。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因此，他们也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拟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并且组织实施方案。第二，这两家银行也要打破大锅饭，建立目标和问责制。第三，他们也要建立风险内控机制和现代信贷文化的建设。第四，他们人才的培训和引进工作是不能等待的，需要马上进行。另外很重要的一条，这两家银行也要加强透明度的建设谈服务型政府：文山会海问题必须解决干部就没有时间抓落实，没有时间听取群众意见，和群众交朋友，对基层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就更少。文山会海现象必须想办法解决，文山会海的根子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职能转变是我们政府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过去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也是人员膨胀、机构庞大、文山会海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它束缚生产力，因此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把应该交给企业、中介机构、市场的事情交出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大事。抓什么大事呢，抓好两个‘四’第一个‘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四项指标：经济增长、居民就业、物价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我们不光要注意经济增长，还要注意就业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积极的就业政策。第二个‘四’是政府职能的四条：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第二项任务是市场监管，要保证市场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不能有假冒伪劣，不能伤害群众利益。
银监会将在这两家试点银行实现总体目标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方面加强监督，首先，在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建设方面，第一，他们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二，根据两行自己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且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合力效应。第三，要以市场为导向，制定一个切合他们自己银行实际情况的、清晰的、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第四，一定要在银行中培养很好的信贷文化，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风险管理体制和内控机制。第五，一定要争取审慎的会计原则，做好信息披露的准确度和透明度。第二目标责任就是在经营方面的目标责任。第三，经营绩效指标，有三个。1.净资产回报率，2.净资本回报率(ROE)。3.成本收入比劳动部负责人答记者问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有10年，但已取得较大进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三个险种参保人数都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养老保险已经达到了1.5亿人下一步将采取4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覆盖面从原来的公有制经济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经济；二是进一步加强基金征缴，提高收缴率；三是加强法制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保险立法；四是促进再就业。“两个落实”“两个加强”。落实目标责任，把新增900万人就业目标按地区层层具体分解下去；落实各项政策，包括减免税费、小额贷款、鼓励自主创业等优惠政策，发挥政策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力量。加强对求职人员的服务，包括职业介绍、培训工作；加强长效机制的研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就业问题。稳步推进农村的保障制度，农民的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农民的耕地，这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因此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应该给予合理补偿，并尽可能安置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业。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要采取公正对待、加强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要清理近年来不利于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探索更加灵活、更加适合于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障制度；突出解决用人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主要是清理陈欠，控制新欠，不要再发生拖欠的情况，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筑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起长效机制，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健全欠薪保障制度、工资支付制度等，用法制的手段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和城市职工一样的保护。破产企业职工再就业问题首先要确保他们有再就业出路、被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障费有着落才能关闭破产，同时运用再就业优惠政策来支持这些职工转岗、转业，鼓励他们进入服务性企业。还要加强培训和就业服务，为这些职工自主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
谈非公有制经济如果从非公有制经济对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讲，第一个，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公有制领域以后，竞争加剧了，迫使公有制经济产生了紧迫感，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依靠改革才能提高自己的效率，这种长远发展对公有制经济是有利的。第二点，国有企业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要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国有资产的重组创造了良好的条。第三点，公有制的形式是正在多样化，股份制是今后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所以民间资本的介入实际上意味着这种混合经济的形式正在发展，这也是公有制的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主力，第二，从活跃市场、繁荣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来讲，北京市在商业、服务业网点方面90%都是私营个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也成为我们就业和再就业的主力，非公有制经济除了我上面讲的作用以外，在经济增长、繁荣市场、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些可以用数据来表示的硬件以外，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市场经济机制的培育，以及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这些软件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国家提出要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依法治国，民营企业要注意增加科技的投入，不然，没有竞争力。第二，希望民营企业家自己要注重人才，自己也要提高，人才可以使企业强盛。第三，要依法竞争，如果不依法竞争，一个官司打下来可能使你破产。
迷信是一种盲目信仰和崇拜，迷信与部分官员的“亲密接触”现象令人担忧。
官员迷信的例证在现实中可谓层出不穷。几年前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为了升官，经风水先生“点拨”在水库上修了一座桥，还绞尽脑汁地命名为“岱胡大桥”。桥建成了，官不但没有升反而因贪污受贿被判了死缓。难怪后来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逮胡大桥”。
据观察，痴迷于求神拜佛等迷信活动的官员大多有贪污、受贿、渎职等腐败之嫌，这些人将迷信作为自己的“护官符”。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阴影下形形色色的官员迷信现象基本上属于一种颇为典型的“腐败后遗症”。
官员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该对什么执着？该对什么虔诚？该对什么敬畏？人，是需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否则就可能变得浮躁、庸俗甚至为所欲为。一言以蔽之，官员应当对法律敬畏，对民意敬畏，对责任敬畏。
敬畏法律，是因为法律作为限制公权力的利器，是约束官员恣意妄为、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枷锁。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精义在于依法治“官”而不是依法治“民”。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领导应当是各级官员必须恪守的法治信条。将依法治国的第一要义理解为“依法治民”，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内涵的严重误读，也是不少官员尤其是某些基层领导干部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
敬畏民意，是因为民意是正义和公道的发源地。古语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可见民意的重要性。“执政为民”是全体领导干部必须牢记和努力实践的信条。只有对民意真正持一种敬畏之心，才可能真正体察民情，才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敬畏责任，是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是权力的“潜台词”，责任意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应当具有的基本理念。责任追究机制乃是高悬于“一切有权力的人”头上随时可能坠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官员的官德修炼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自我反省能力，不断清除积淀于灵魂深处的陈腐观念。这就要求官员应当“诚信”而不应“迷信”。衡量现代官员诚信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是是否敬畏法律、敬畏民意、敬畏责任，而不是敬畏什么鬼神和“风水”。
申论范文：警惕金融腐败“期权化”
在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03年审计报告中，金融领域的问题十分突出。随着金融改革力度的加大，金融领域腐败现象又有所抬头，并开始出现了“期权化”的不良倾向，值得有关部门及金融监管当局重视。
所谓金融腐败“期权化”，是指金融系统个别领导干部尤其是商业银行高管人员依规或违规为企业发放贷款、逃废债务提供方便、谋取好处，在位时并不拿企业的好处，而与企业暗订“君子协议”，期许在辞职或其他“方便的时候”，再到企业“打工”，通过拿高薪来获取企业回报，有的则更为干脆要借贷单位在其退休或辞职后按贷款的一定比例给予高额回报。这是金融系统个别领导干部尤其是商业银行高管人员权力寻租的又一新动向。
近几年来，随着金融竞争的加剧和银行打破终身制，一些金融单位高管人员产生危机感，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为自己寻找所谓的“出路”和“退路”。尽管这一现象不是十分普遍，但可以说金融腐败“期权化”是近年金融系统部分或个别腐败分子被改革和反腐败“逼”出来的新对策。它的安全性与隐蔽性，使得金融反腐更加复杂化。查存款，他没有多余来源；查受贿，当时并没有钱物往来。因为“期权化”交易，只有当事人双方心明肚知，办起事来，彼此心照不宣，就是拿到桌面上，让众人“监督”，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整个过程可能都是“照章办事”，容易欺骗大家，博得好评，使人们失去了对其背后阴谋的警惕。这也是当前各家金融机构新放贷款形成不良及不良资产前清后增、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这一新出现的腐败“期权化”现象关系到金融改革的成败与安全，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及金融监管当局的高度关注与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一是进一步完善《金融高级管理人员准入办法》、《金融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和有关廉政规定，特别是从法律制度上杜绝或减少公权私用、权力寻租的可能，不仅要规范在职的，还要严管离职的。二是削弱个人职权，增加集体把关。要让各级金融管理人员有权，只能慎用、微用，集体阻断个人专权。三是金融系统各级高管人员“跳槽”、“下海”必须严格遵守不能在信贷单位、企业的工作规定，违者从严依法查处。同时要注意把好干部聘任与人员分流关。四是强化永久责任追究制。金融领导干部、高管人员退职、离职和辞职后感到可疑的，可以随时审计、复审，查出了问题，不论其离开原岗位有多长时间，也不论其走到了多远的地方，都要追究责任。要让搞腐败的人知道，“期权化”并不是可靠安全港，同样随时会受到法律制裁。
申论范文：腐败的车轮需刹住据央视国际(焦点访谈)6月21日报道，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央对于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坐的公车早就制定了严格标准，禁止购买豪华进口车。但云南省呈贡县政府却以“工作需要”为由，一下子买了五辆丰田越野车，每辆车的花费高达68万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青年报昆明6月16日电文：云南省纪委6月16日派出4个检查组，前往16个地州市，严查在今年前5个月波及全省、势如泄洪的各级官员违规购车行为。
强烈的反差不容置疑的告诉人们一个事实：“严查”只是面子工程而已，而这种面子工程往往又是以非常令人“赞赏”的姿势出现，又以其必然失败而告终，值得人们深思和玩味的是一个贫困县农民年人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些钱还是来自一个重点工程项目昆洛公路。
谁给予了他们如此权利，让他们如此为所欲为，是什么导致此种结局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漠视群众的利益，个人小团体利益至上，腐化(浮华)的攀比心理作祟。车辆如此昂贵，县区又是如此贫困，政府领导不一心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头等大事上来抓，却只考虑购车来满足“工作需要”，以前有领导蹬自行车去乡村考察民情的事情已经被他们忘记。如果真的是工作需要，难道说就一定要照顾到车辆的规格品牌形象吗？浩浩荡荡的豪华车队开到乡村，又有多少贫困的人们会相信他们真的是来体恤民情的，“县里五套班子买了新车，县国土局不甘落后，也买了同样的车”足以展示小团体利益至上，腐化攀比心理做鬼的丑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突击性质的监察太具有时效性的同时却缺乏了持久性，这就给予了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类似的一些政府搞“三令五申”的“文件政策”想达到法治的目的显然不够客观和实际，这正是缺乏法治的表现，欧洲国家的法律人士在中国的时候就感到十分的困惑，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老是想用“文件”来治理而不是靠长久的法律规则。
西部的发展离不开重要硬件基础工程的建设，而他们则以其非常轻松的手段就挪用了公路建设的款项，个中原因成分说明款项监督机制的脆弱以及权利制约的失衡，当地的群众已经达到了“敢怒不敢言”的程度，足以显示“位微言轻”的群众监督之力量的弱小。怎么样给予群众强有力的监督权力不仅仅是呈贡县应该思索的问题，也是云南省政府的一些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事件的发生已经不折不扣的给自己以前的举动扇了一个耳光，大张旗鼓的宣传取得“势如泄洪”的成就背后依然隐藏着不可低估的危机。
有分析人士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车轮腐败”，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中找出论腐败的具体的根本的原委，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绝对不是需要对曾经的“功绩”使劲的宣扬就可以达到对最犯法者的威慑的。腐败的车轮需刹住！(熱冰)
根治“车轮下的腐败”
有报道说，今年以来，云南省各级官员违规购车势如泄洪。截至5月底，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共购买超标公务车255辆，涉及金额1、26亿元。这些超标车中167辆是大排量豪华越野车，最贵的一辆88万元。
这一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原来，去年云南省纪委有个通知，规定当年全省各级党政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亏损企业，不准购买小汽车，历行“无车年”计划。通知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来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购车审批制度，非极其特殊的情况，车辆无法落户。这样，当时想买车的官员只好望车兴叹。进入2004年，“无车年”结束，一些官员被憋压了365天的购车欲望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无车年”后的强烈反弹，说明遏止“车轮下的腐败”，并非是发几个通知所能根本解决的。严厉的通知虽然可以把超标的公车消费暂时压抑一下，但如同将皮球硬性按下水一样，手一松，皮球又反弹上来了。要让球不反弹，得将它的气放掉。对那些热衷于以豪华公车作享受与炫耀的官员来说，就是要放掉他们心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邪气。正如云南省纪委去年通知所说，要使官员“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来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然而，现在的一些官员，如同云南省纪委副书记陈方宏所说，一面讲“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一面拿着人民的钱不当回事，一个人占有三部车，城里开一辆，下乡坐一辆，晚上去玩又是一辆，“思想早就变质了”。过去有句话，叫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套用一下，现在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不把官员心中的邪气，换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正气，不把那些满身邪气而又不思悔改的官员撤下来，“车轮下的腐败”是难于有效遏止的。
当然，教育并非万能，还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云南的“严格的购车审批制度”，当然也是一种制度，在目前的体制下也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要根本解决问题，需要改变现有用车模式，彻底进行公车改革。我国现在公车消费耗费之巨，是世界各国所少有的。据资料，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350万公车，消耗3000亿人民币。它比1999年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还要多出600个亿。全国13亿人口，无论男女老少，平均每人每年为此要交纳约230元。如今几年过去了，公车不断在增加，3000亿恐怕早就不止了。公车属于职务消费，真正的职务活动，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么多公车消费的，普遍的情况是公车私用，公车不“公”，公车消费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因此，我以为，公车改革不宜在原来基础上小修小补，而要换一种思路，做大手术。能否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除少数国家高级官员外，其他干部一律不配专用小车。为保证公务用车，各地方各系统可将现有的部分公车组成公务用车出租公司，统一调配，随叫随到。谁用车记谁的账，由公家报销。人和车的专有用车权分离后，既可大大节约公车资源，又可堵塞人们侧目而视的内中“黑洞”。
由于车子是在路上跑的，“车轮下的腐败”，实际上是一种腐败的流动广告，对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是一种消解剂，影响是很不好的。想想看，目前云南省还有257万绝对贫困人口，有些特困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一些官员却坐着丰田陆地巡洋舰等豪华车在“扶贫”，这岂不是天大的讽刺？解决“车轮下的腐败”可说刻不容缓，它不仅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更富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申论范文：“招商热”还须冷思考
“招商热”还须冷思考吾真招商引资，加快发展，已成为各地政府的共识。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我们自应紧紧把握这一资本重组、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去赢得新的区域竞争。同时，在一轮接着一轮的开发区建设中，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招商引资热中，我们也当保持清醒头脑。对一些地方热衷的“全民招商”和“形象工程”要保持高度警惕。
发展是第一要务，但不能变成招商引资是惟一要务。有的地方不分轻重缓急，不问分工职责，要求所有单位、部门的领导全部出动，其结果必然是不计成本、不讲效率的一头热；有的地方将繁重的招商引资任务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层层分解下达，人人背负指标，没有完成者则面临写检查、扣工资、被免职甚至下岗之忧；有的地方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数量，为争引项目，拿国家、地方和百姓的利益做筹码，大搞优惠大战，招商门槛越降越低。
“全民招商”也好，“政府招商”也罢，“戏台”越搭越大，“曲目”越编越杂，其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政府垄断资源，市长指点项目，招商引资在不少地方成了迎合领导意图的“拍脑袋”工程。
招商引资本是一种市场经济活动，资金和项目流向何处，应由市场说了算，政府部门不该越俎代庖。实践证明，投资者看重的是综合的投资环境，关注的是企业的发展空间，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对待这样一种纯市场行为，如果强行以行政行为运作，问题杂陈便在所难免。有人会问，难道各地政府在招商工作中就无所作为了？否。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是有关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角色”，去掉急躁冒进的虚火，少些表面上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多把心思放在改善基础设施、健全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上，放在营造重诚信、讲规则、有秩序的市场环境上，这方是招商引资的长久之计。
说到改善投资环境，这本是筑巢引凤的一剂“灵丹妙药”，然而在一些地方却严重走了样，导致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据了解，南方某地以扩建开发区为名广募资金：县级干部每人2万元～3万元人民币、副县级1.5万元～2万元、科级1万元～1.5万元、一般工作人员5000元～8000元不等，逾期不交者将受到纪律处分。去年该地又大肆募集招商引资开发保证金，按当地各党政部门干部当月工资的30%予以扣留。南部省份某贫困地区不顾当地实际，盲目照搬大城市的做法，热衷于搞所谓的亮化、美化工程，投资数千万元兴建行政大楼、千亩大广场，招致群众的种种非议和不满。
“高标准”建设投资环境，看似能为招商引资装点门面、吸引眼球，实际上却导致了建设成本增高、百姓负担加重、群众利益受损，不仅难以引来“金凤凰”，反而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有些人热衷于搞这些华而不实、浪费钱财的“形象工程”，不是为公，而是为私。他们美其名曰为“双赢”工程：在政治上可显示其才华、体现其价值、树立其形象，以得到提拔重用；在经济上，则能够增加“收入”，获得实惠。群众私下里斥之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机不可失，钱不再来”。
盲目兴建开发区最恶劣的后果是随意大面积侵占耕地。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搞开发区、建工业园，必须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按照有关土地法规和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科学论证、全面规划、有序进行才行。对已经征用的土地，有关部门也当进行一次全面治理，查一查土地征用是否经过了审批？有无违法违规占用的现象？被征被占土地的农民是否得到了妥善安置？那些醉心于“全民招商”、“跨越发展”的为政者也当自问，不考虑当地实际盲目兴建开发区，进行全面拆迁行不行？不经过科学论证，不审视客观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动辄就搞“拍脑袋”工程行不行？
尽管我们国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千万不能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不顾国情、区情、民情，搞那些不切实际的“大工程”、“大开发”。人口多、底子薄，是我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存在的基本国情。现在全国还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还有几千万下岗失业人员和生活困难群众。我们办一切事情，都要求真务实，都要首先考虑他们的利益。想问题，办事情，谋发展，我们一定要深思熟虑，科学决策，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申论范文：雇员制有利于打造“服务型”政府深圳市正式开始实施的政府雇员制，为人们对政府有没有必要实行雇员制的争论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但不管深圳的政府雇员制会走多远，其实施过程以及实践结果都无疑会左右今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会左右以后政府内部改革的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不管深圳的实践结果是成还是败，都不足以掩盖雇员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保证等政府职能发挥中的优势，在此不做细表，而即使是失败，也不能排除是实施过程中思维观念、私人利益等非积极性因素的影响。从有利于政府实现由“行政干预型”到“管理服务型”的转变方面来说，“政府雇员制”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实际上就几乎为公务员终身制打了包票，只要你不犯大错误、只要你愿意那么你就可以毫不担心地一干到底，这恰恰也成了“论资排辈”的沃土，并且正因为这种“稳定的不变性”，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联盟”、“关系网络”，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级别的观念相当浓重并且十分清晰，普通公务员不得不用他一辈子的时间一级级的往上爬，获得更高“级别”被很多人看成是自己的价值体现和奋斗目标，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借助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发挥岗位作用的职能被大大削弱，“管理”也简单异变为“管人”。很多工作的开展，也就都脱不开“行政性干预”的痕迹，而在这种“行政管理”色彩浓重的机制下，打造完全的“服务型”政府的速度以及所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如果实行政府雇员制，首先公务系统内固有的级别观念会被削弱、关系裙带网络会被打破，结合雇员的专业优势，公务员的岗位职能作用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加强。然后是行政干预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府的服务意识增强。因为，在非终身的雇员制度下，之所以雇用你，就是因为看中了的专业优势，看中了你能为政府为国家所能提供的服务，没有服务就没有报酬，你提供了多少服务，相应的就完全反映在你的报酬上，这反过来又会激励你提供更多的服务，并借此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一个政府雇员的报酬与提供的服务挂钩而不是与行政级别挂钩，这最大程度的削弱了行政级别的影响，而最大程度的强化了“服务”、强调了“服务的内容”，这是个体，不能改变政府的总体表现，但是，如果让这种个体增多并形成规模，那么，这种个体的表现就会凝聚强大起来形成有规模的力量，而这种“服务”的规模一旦形成，就会形成裂变式的连锁反应，就足以影响政府的总体表现，进而改变政府的外在表现，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当然，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一句话，政府在实施“雇员制”之前结合各个行业特征是否作了充分客观的论证，是否形成完备科学的实施细则，是保证这种制度能否遵循它固有优势顺利发展下去的关键！
申论写作：公务员诚信不仅仅是“私事”
政令不通、作风不正、工作不力、形象不佳、纪律不严等都会被记入诚信服务档案，并作永久性的记录，个别失信行为情节严重的，将给予处罚。记者了解到，上海市金山区3000名公务员在本市率先进行了诚信考核。（上海《青年报》8月12日报道）
诚如新闻所言，将诚信纳入公务员考评体系的意义非常重大，对公务员原来单纯的一年一次的述职考核也是一种突破，这种做法对于促使公务员杜绝失信行为、恪尽职守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但是如果仅仅把公务员的诚信考核仅仅与晋升、奖金等方面挂钩，在笔者看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公务员诚信的社会意义。事实上，公务员诚信不是公务员个体的私事，它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关系到诚信政府的塑造和政府的公信力。简单地说，只要一个公民成为了公务员，诚信对他来说，就不仅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公务员诚信，是公众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及其能力的信任,是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公务员的诚信道德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公务员行政道德的核心、治国安邦的根本。这是由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质和政府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
公务员是政府人员构成中的主体,他们的诚信程度如何,无可厚非地对政府信用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其言谈举止,代表政府信用的形象,更因为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对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发展至关重要。公务员的诚信行为对全社会成员起着表率作用,是最高层次的典型示范。公务员以诚信待民,就能凝聚民心,增强民众的认同感,赢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就能使公众从公务员真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行为中受到感召,并自觉效法,从而形成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否则，就能造成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
我们一直在倡导建立诚信社会，而社会诚信首先就是政府诚信,诚信政府是社会诚信的定心盘。并且政府诚信是各种社会规范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政府诚信与否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自身的经济信用和伦理信用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政治信用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形象和该国公民和企业所受到的信用评价。一个政府没有诚信的国家,人们对于其公民诚信和企业诚信也会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现实中，政府不仅是诚信的实践者,还是一个榜样者,榜样者的诚信问题也就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政府自身问题,而关系到整个社会诚信风气的养成和诚信道德的路标指向问题。公务员作为政府人员构成的主体，如果没有了诚信，损害的绝不是公务员个体的利益，将是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
在现代信息社会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务员诚信问题直接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也更为公众所重视。因为公务员诚信是政府诚信的条件。但在现实中，有不少公务员诚信缺失，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不守承诺,违法行政,失信于民，急功近利,捞取“政绩”，在数字上动脑筋、做游戏,在材料上做文章,欺上瞒下,编造虚假政绩等。因此，我们在对上海公务员诚信考核喊好的同时，更要从社会诚信、政府诚信的高度来认识公务员诚信问题，不能把公务员诚信仅仅局限于公务员本身。
申论写作：刹住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歪风就业率是一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直接反映，真实性是它的生命。只有真实可靠的数据，才有利于教育主管部门宏观调控高校教育资源，并据此出台相关政策。如果用造假的方式“提高”就业率，则不仅提高不了学校声誉，而且将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据《燕赵都市报》7月7日报道，河北省内部分高校为谋求高就业率，竟然说服学生与就业单位签订假就业合同。日前，石家庄某高校两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该报披露了所在学校让毕业生签订假就业合同的内幕。据说，他们班有10多人因为没有找到工作无法签订就业合同，系里老师“积极”为他们奔走，最后都“成功”地与一些单位签订了就业合同。虽然就业合同是签了，但同学们却不能到这些单位就业，而且这些单位也不对同学们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找到工作，却签订了就业合同，这当然是假合同。而据该报记者调查，签订假就业合同的学生为数不少，普遍存在于该校的大部分院系。
尽管从报道中我们无法判断这类行为在该省的高校中占有多大比例，但可以预料，这样的现象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老师帮助学生联系工作单位本是好事，但如果让学生签订没有任何保障的假就业合同，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因为，这不仅有违师德，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造假行为。因此，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必须想办法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就业率是一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直接反映，真实性是它的生命。只有真实可靠的数据，才有利于教育主管部门宏观调控高校教育资源，并据此出台相关政策。如果用造假的方式“提高”就业率，则不仅提高不了学校声誉，而且将影响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尽管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的效果，但这绝不是长期吸引生源的办法。同时，不准确的就业率将可能误导学生填写报考志愿，虚假信息甚至还可能影响教育主管部门。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本来应该是一方“净土”，如此造假却是对社会诚信的“釜底抽薪”。
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些人为什么还乐此不疲呢？据悉，原因就出在就业率这个指标上。报道说，今年，河北省教育部门出台了一份对高校评估的文件，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评估项目，与明年招生计划直接挂钩。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校方把提升就业率的意图向各院系布置，院系又通过老师向毕业生做工作。同时，假就业合同“提高”了学校的就业率，却对学生找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加上签订假就业合同可以使学生档案在学校保留半年，不被打回原籍，对于已就业和未就业的学生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缓冲，很多未就业的学生和未取得单位证明的就业学生，都在老师的帮助下违心地签订了假就业合同。
由于就业压力加大，近来各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没有到位的人数有所增加，这给学校和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应当说，这是客观事实，同时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后的必然结果。学生的就业难主要是一个市场问题，市场发生的问题就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提高学校学生的就业率，应该通过密切与人才市场的关系，提高专业的市场吸引度来逐步加以解决。只要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政府加大服务力度，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和提高教学质量，这样的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而那种“安排”学生签订假就业合同，造成学生一次就业率高假象的行为，不仅背离教育规律、违反教育法，而且严重损害社会诚信，可以说是害莫大焉！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申论写作：应正视官员的功利价值观联系到每年招考公务员时异常火爆的情形，江苏常州最近发生的公推干部职位受冷遇就显得很有些耐人寻味。据６月６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常州４月３０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４７名领导干部，然而公告发布１个月以来，到昨天为止报名者才３７人。这次公开选拔领导职位除了中院副院长和常州市外事办副主任，其余都是常州各高校的中层职位，而目前竞争相对激烈的则是前面两个岗位，无人问津的岗位多是高校的中层职位。
“公推干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许多地方都有过尝试，不少地方还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这种由“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式的过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公推干部的岗位都是经过“慎重”筛选的，一般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间或地有一些如财政局一类单位的副职，这些岗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即便如此，这类岗位的竞争也比较激烈。这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说到底还是高校的中层岗位太多的缘故。
针对这种情形，常州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职位受冷遇的情形，是因为“专业性强”，“能达到条件的人不多”。然而，４７个岗位，有４５个是高校的中层职位，此次公选的职位分布呈如此不对称局面，是导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首因。常州此次公选高校中层职位领导干部与此前江苏各地公选厅长、市长、局长的火爆场面相差甚远。有专家针对这一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中层干部不像厅长、局长那样吃香，对社会缺乏吸引力就很正常了，这从中也反映出社会对当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价值体系的。而人民网针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当官只为功利”的诘问。
官员的功利价值体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什么样的官位具有什么样的含金量，这是连不具有官场经验的老百姓也心知肚明的事情。何止官位，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也会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待遇和权力权限，正因如此，才有什么“清水衙门”、“肥缺”一类的说法。有些地方针对这种现象，曾用强制性的手段统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即使如此，人往“肥”处走的趋利冲动也不曾停歇。而不时地见诸报端的有人为平级调动至“油水”多的部门、岗位，不惜进行巨额贿赂，也可看出“肥缺”的所谓含金量。而“交通厅长落马”现象，则是这一问题的最现实、最生动的注脚。
对官位或岗位的功利考量，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个道理不差。但在制度设计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官员就一定是个心无尘埃的人民公仆。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和人一样，任何政府都是有趋利性的，必须假定其是一个“坏政府”，然后设计制度来扼制和约束它，防止政府使“坏”。对官员一样，必须用各种规范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和资源。如果官员不能随意地支配和滥用权力，那么职位的差别就不会太大，官员对职位趋利“位差”就不那么明显了。杜绝了寻租的可能，所有的同一级别的职位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正视客观上存在的不同职位的不同含金量，正视官员的正常的功利价值观，则就要求我们规范公权，堵塞漏洞，客观、理性地匡正以往的偏颇，进一步清明正风。
常州公推干部职业遇冷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拿什么样的职位来公推，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慎重考量的问题，而如果公推的都是技术性、专业性要求比较强的职位，那么公众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如下疑问：不拿来公推的职位都是什么人在把持着？如果对他们进行像对参选的公推干部一样的乎苛刻的考核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胜任呢？
申论写作：取消事业单位干部称号追求社会平等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今年，江苏省将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先根据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科学区分和界定单位性质。对不同性质的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通知要求江苏各事业单位逐步推行“职员制”，并取消国家干部称号，消除国家干部、聘用人员区别。（《新京报》7月6日）
所谓的身份，是指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身份划分标准不一样，但无论怎么划分，身份都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不平等，以及所享有的权利与履行的义务不同。虽然建国以来，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从理论上讲，工作只是劳动分工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工作实践中，每个人却又被赋予了干部、工人，正式工与临时工等不同的身份。身份的不同，使人在提干、工资发放、交纳养老统筹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比如，笔者有个朋友在某杂志社当记者、编辑，他组稿、编写能力很强，是杂志社的绝对骨干，但遗憾的是他每天累死累活地干，每个月才领取不到2000元的工资，而其他几个同事，工作能力一般，整天悠闲地喝水抽烟，无所事事，每月却能领取4000多元的工资，并且单位里还为其交纳养老保险。为什么？只因为我的朋友只是一个被聘用的编辑，而其他人是杂志社的正式工，是干部身份。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企业率先取消了行政级别，打破了国家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但是在事业单位，国家干部与聘用人员的壁垒仍然坚不可摧。今天，江苏各事业单位逐步推行“职员制”，并取消国家干部称号，消除国家干部、聘用人员区别，笔者认为是追求社会平等、体现社会进步之举。
首先，取消国家干部称号，实行“职员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同一个事业单位，应该因事择人，按照职位与所从事的工作差别，确定给人以不同的待遇与报酬。以往，干部与聘用人员的界限是无法跨越的，因人给予不同的待遇与报酬。而现在，江苏省通过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的是因事给予不同的待遇与报酬，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对人，后者对事；前者体现的是身份差别，后者则追求平等的分配原则。
其次，江苏省实行的“职员制”，打破了事业单位的身份界限。这样，原有事业单位上到局长，下到办事员，根据他们的职务和职级，都将成为职员，在身份上人人平等，不仅打破了职务级别终身制，而且建立起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平等竞争机制，从而激发事业单位的活力。
申论写作：干部考试作弊理应重罚重庆市最近对在行政许可法知识考试中舞弊的２０７名公务员作出处理，责令他们自费重新参加培训和考试，并规定这些当事人当年不能参加评优，调资晋升推迟一年。消息一出，引来许多叫好声。重庆市的做法既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也可以说在情理之中。干部考试作弊，理应施以重罚，何况是如此大面积的作弊。
说它是意料之外，是因为这样的事以前还没有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已经彻底打破了“铁饭碗”的概念，不用说企业内的劳动关系，就是政府机关内部，也在探索和推进多种形式的竞争上岗、辞退、问责制度，当了干部，成了国家公务员，也不等于就捧上了“铁饭碗”，进了保险箱。但是，官贵民轻的封建意识仍然没有完全消失，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身份待遇差异，使一些人总认为“吃皇粮”的干部不同于工人、农民，不仅各种待遇有保障，而且干部身份本身就是一道“护身符”，只要不出大事，有点小过失、犯点小错误没什么，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
事实上，党政机关过去对干部考试作弊这类事的处理，的确存在糊弄了事的现象，或随意减免，或走走过场，即使有人在考试中作弊，组织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得过去就算完事。对待考试的这种态度，结果看起来是皆大欢喜，实际上不仅起不到提高公务员行政水平的作用，反而会助长干部中的形式主义，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也是造成长期以来不少党政干部法治意识淡漠、依法行政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重庆市的做法在情理之中，是因为干部本来就应当做诚实守信的模范，一旦作出像考试作弊这样的失信行为，就应当“罪加一等”，施以重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具有比真金白银更可贵的价值。建设诚信社会，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首当其冲。而政府的诚信，来自于每个公务员的诚信。人民群众就是从公务员们的一言一行来看政府形象的。重庆市发生的２００多名机关干部在考试中作弊事件，损害的不仅仅是一次考试的正常秩序，更严重的是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对作弊者予以严厉惩处，不仅是保证考试工作正常进行的需要，而且是整顿机关作风、提高公务员法治意识的需要。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使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有了坚实的基础。要使这部法律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每个公务员都应下功夫学好行政许可法知识，全面对照法律规定，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水平。对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知识考试，只是督促和检验公务员们学习和执行行政许可法的一个手段，如果连这都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违背诚信原则，为了“过关”而作弊，依法行政就无从谈起。
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对公务员素质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以考试等方式对公务员进行考核的工作必须走向规范化，否则考核就会失去意义，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
申论范文
（一）诚信，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牵动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心。
“以诚实守信为重点”，这是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个新论断，既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认识，又是对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二）实践表明，现代社会是诚信需求日益增长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改革将更加深入，开放将更加扩大，经济将更加发展，民主将更加健全，科教将更加进步，文化将更加繁荣，社会将更加和谐，人民生活将更加殷实，这些都迫切要求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的环境，完善诚信的制度。新世纪新阶段，加强诚信建设愈益成为一项关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什么是诚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通俗地表述，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
（四）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民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极言诚信的重要。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史，广为流传。
（五）时代的进步推动着观念的更新。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生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赋予诚信这一传统美德日益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促使人们对诚信的理解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诚信是道德范畴和制度范畴的统一，讲诚信有利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加强诚信建设体现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多年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制假售假、走私盗版等专项治理，以及许多地方陆续出台的相关法规，都对诚信建设产生了良好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广大人民群众在满腔热忱、满怀信心地投身诚信建设的实践。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也从一度失信的教训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失信酿祸，守信孕福，纷纷提出“诚信立市”、“诚信立企”、“诚信立业”，努力以诚信规范自己的行为，改变信誉不佳的形象。温州、汕头等一些地方的可喜变化，就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六）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信用缺失引发的矛盾经常发生。从市场反映出的情况来看，无照经营，商标侵权，制假售假，合同欺诈，虚假招标，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变相传销……这种种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七）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诚信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诚信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助推器，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讲诚信是对生产力的破坏；诚信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不讲诚信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更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诚信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讲诚信严重损害人民利益。
加强诚信建设，正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加强诚信建设，应当成为全方位、全局性的民心工程、社会工程、国家工程。
（八）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这个变革过程，给我们带来了蓬勃生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生产力迅速发展，分配方式日益多样，人民逐步富裕，生活丰富多彩。祖国大地海阔天广，千帆竞发。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广阔舞台。另一方面，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商品交换的法则容易侵蚀到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见利忘义、道德失范。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应作出正确判断。看不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看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是不对的；看不到包括倡导诚信在内的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失信行为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也是不对的。
（九）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只讲赚钱，不问手段，“赚钱是好汉，没钱玩不转”，讲不讲诚信无关紧要。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
诚然，有市场就会发生欺诈现象，这是古今中外任何市场都无法避免的。但从本质上看，欺诈现象并不是市场本身的必然属性。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人们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也是信用的交易，信用是维系交换行为的无形纽带，失去这根纽带，交换就无法正常健康地进行。我们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里的“有序”，核心内容就是讲诚信。诚信是市场秩序的支柱，是市场繁荣的基石；失信必然损害市场，丧失市场。无论哪一种市场经济，实际上都离不开诚信，都应大力倡导诚信。市场经济当然要讲利益，但这不能成为不讲诚信的理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所讲的“道”，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诚信。
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情*的堕落，结果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也有经济学家指出，有效的基于个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秩序予以支持。从现代社会来看，市场不仅表现为实际的特定的买卖场所，更有一套法律规则和道德伦理体系，这些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现代信用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有诺必践，违约必究，经济活动才能正常运转。信用度越高，经济运行就越顺畅；信用度越低，经济运行成本就越高，诚信空气稀薄的社会环境甚至会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信为本，*守为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诚信的道德和法制的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就无从谈起。去年，我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地“走出去”，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说话算数，遵守国际规则，在世界上享有良好信誉。诚实守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诚信已成为扩大交往、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由诚信而带来的利益和由不诚信而导致的损害，将因经济全球化而成倍放大。
（十）有一种观点认为，诚信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德，现实生活中做不到，讲诚信者往往吃亏。这种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不诚信者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诚实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千百万群众扎实苦干，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奔向小康。这是基本方面，是社会主流。
“言而无信，行之不远。”大量事实证明，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可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但必以东窗事发、身败名裂而告终。假的终究是假的，谎言就是谎言，没有拆不穿的假象，没有识不破的骗局。从古至今，没有一项事业能够建立在无诚不信的沙滩之上。诚实劳动尽管艰辛，却坦坦荡荡，踏踏实实。只有诚实劳动才能最终通向成功。而“吃亏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老实人鸣不平，也是对诚信的呼唤。还有一些人，即使因诚信而一时吃了亏，仍不改初衷，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是对推进全社会诚信建设的宝贵贡献，正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赞赏和人们的尊敬。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完善，依靠诚信而获得成功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不讲诚信而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沉重，这是总的趋势，不可阻挡。
（十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是想讲诚信的，但别人不讲，我也只好不讲了。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诚信是全体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诚信可以是对社会、对他人的期望，但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诚信不能以他人的诚信为前提。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来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身体力行，影响周围，而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有一位北京市民说：“树立诚信意识要从每个人做起，只有自己做到了诚信，才能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社会由个体组成，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信社会。”这句话很朴实，但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己的诚信与赢得他人的诚信成正比，自己越诚信，就越会赢得他人的诚信回报。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无欺的环境中，诚信环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对诚信所持的态度。诚信建设是每个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这就需要大家积极参与，添砖加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人人有责，人人有利，个个出力，个个受惠。如果你骗我一下，我骗你一下，骗来骗去，只能落个“两败俱伤”。如果等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讲诚信之后自己再讲诚信，那是等不到的，那等于为自己的不讲诚信寻找借口，无异于推卸自己作为社会的主人在诚信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十二）诚信的养成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有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才能化作自觉的行动。良好的教育犹如春风化雨，一个社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高度重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
“言必信，诺必诚”，“小信诚，大信立”。诚信教育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娃娃抓起，从日常生活抓起。要在全社会树立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和强有力的舆论氛围。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诚信建设方面同样如此。实事求是、诚实守信，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息息相关，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做重*守、讲诚信的人，做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带动群众投身于诚信建设之中。
诚实守信，重在实践，贵在积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去小恶而从善，积小善成大德，这是提高公民诚信水平的必由之路。
（十三）诚信建设靠教育，更靠法制。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既与诚信教育不够有关，更与法规的滞后、政策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相联。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如果缺乏真实的交易信息、企业法人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记录和披露制度，那必将为失信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如果司法公正得不到有效保证，“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审判，审判不执行”，那就不可能为诚信提供法律保障；如果对失信、造假、欺骗等行为惩罚不力，处罚的代价远低于造假、欺骗所得的利益，那就必然导致失信行为屡禁不止；如果违法比守法能获得更大利益，贪赃枉法比严格执法能获得更多好处，就很难让广大公民信守法律。有道是，舞弊者得利，效仿者纷至；舞弊者受罚，接踵者敛迹。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利益导向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是当前解决诚信问题的治本之策。应当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一个企业依法经营，它就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如果它违法经营了，政府就无所不在。要认真纠正“打击假冒伪劣很有成绩，制假售假行为却屡禁不止”的现象，既抓惩处，又抓预防，关口前移，拒假冒伪劣于市场之外。如何建设信用体系，需要集思广益、大胆探索，创造新鲜经验。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地方已开始建立企业与个人信用制度，把企业、个人的诚信表现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诸如，记录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建立信用“户口”，开列失信者“黑名单”，将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信息公之于社会，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守信企业保持荣誉、鞭策失信企业痛改前非等等。这些都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
（十四）在诚信问题上，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教育引导，这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完善而合理的制度可以有效遏制各种无诚无信的欺诈作弊行为，有利于诚信美德的巩固和弘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又能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强有力的推动。在诚信教育倡导的“谁诚信谁光荣”的基础上，制度建设的推进将为“谁诚信谁得利”提供保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正确的教育导向、舆论导向、制度导向、利益导向的推动，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必将不断跃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取得新成效。
（十五）共铸诚信，群众需要榜样，社会需要引导。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表率作用，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在所有的社会信誉中，领导机关的信誉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一言一行与社会诚信紧密相联，一定要提高素质、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当自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讲真话，做实事，言行相符，言出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在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
（十六）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渐进的过程。一些市场经济发育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在诚信方面仍问题不少，丑闻不断。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创造出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应当孕育出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历史总是在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中向前迈进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还不长，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更快速度、更高质量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
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有力推动，一个具有崭新精神风貌和强大道德力量的中国，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东方。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文）
（2004年９月１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高度重视，领导全党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和改进，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按照提高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总揽全局的能力的要求，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实践。执政五十五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当前，国内外形势总体上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比较有利。全党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
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弘扬中华文明和借鉴国外文明相结合，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断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两个务必”，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要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适应时代发展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这六条主要经验，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并继续丰富和完善。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党要紧紧围绕上述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四、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是一个伟大创举，又是一个全新课题。要适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
（一）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科学确定到二０二０年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大战略，抓紧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时全面分析经济形势，增强预见性，准确把握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适时提出和有效贯彻应对的方针政策，防止大起大落，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深入体察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党领导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各项部署中，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把推进经济建设同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在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注重加强薄弱环节，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重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重视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重视计划生育、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积极推进。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和谋划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围绕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切实解决好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合理划分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既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加强统筹协调，使各项改革互相促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意把握好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涉外经济方针政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注重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既立足于国内需求又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既充分用好内资又有效利用外资，既依靠和开发国内人力资源又借助和引进国外智力。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坚持引进先进技术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提高自主开发能力，保护知识产权，增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建立健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
（五）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地方党委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确保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的贯彻落实。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党委要支持政府依法充分履行职责，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支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健全有关重大问题决策前协商的制度，真诚接受民主党派监督，巩固同党外人士的联盟。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全面做好党的宗教工作，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好侨务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的大团结。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二）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保障。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三）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
（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都要自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监督。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加强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支持和保证政协依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加强社会监督，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
（五）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既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及时研究并统筹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又要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各类群众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他们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党要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充分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推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普及，抓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关心和爱护理论工作者，培养和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要重视培养中青年理论人才，鼓励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发挥思想库作用。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革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增强微观活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依法加强管理，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抓好队伍建设，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三）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引导新闻媒体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改进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四）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发展健康向上、各具特色的群众文化。切实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的教育网络，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生动具体地融入青少年成长的各个环节，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
（五）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教育和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干部群众识别和抵制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加强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服务能力。
七、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一）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既要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二）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三）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
（四）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宣传教育，改进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前进。
八、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要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必须正确应对国际局势，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一）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深刻认识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内政和外交的紧密联系，科学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及其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重视学习和掌握国际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知识，重视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增进对世界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伸张正义，支持公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恐怖主义。正确处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关系，主动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互利合作。加强和改进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加强民间外交，更好地为发展国家关系服务。坚持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促进新安全观的树立，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善于扬长避短，坚持平等互利、共赢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充分反映合理主张，坚决维护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权益。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四）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确保国防安全，是党执政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加强军事法制建设，提高军队正规化水平。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军的特点和规律，推进军队各项建设创新发展。加强武装警察部队全面建设，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增强全党全民的国防意识，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党肩负的神圣使命。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提高管治水平。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广泛团结香港、澳门各界人士，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的新局面。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澳门事务。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切实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努力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坚决反对和阻止外国干涉势力插手两岸事务，坚决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九、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搞好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一）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不断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向深入，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建立和落实领导干部的学习考核和激励机制。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贯彻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全面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继续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加大干部交流力度，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职务变动。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特别要培养选拔胜任重要岗位的年轻干部。注重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经受锻炼和考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一起抓，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
（三）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顾全大局，增强团结，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并严格执行党委内部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保持协调高效运转，增强整体合力；要加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形成制度，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反对好人主义、自由主义。优化领导班子素质结构，形成合理的年龄梯次配备。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配和管理、监督。重视县（市）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优化人大、政协领导班子结构，逐步减少人大、政协领导职数。修订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制定党组工作条例。
（四）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创建“五个好”村党组织、“五个好”乡镇党委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市）活动为载体，建立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有效机制。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机关党组织要严格组织生活，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高校党组织要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着力做好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社区党组织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坚持标准，保证质量，重点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发展党员，同时做好在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探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加强流动党员管理，促进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及时整顿软弱涣散、不起作用的党组织，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关心爱护党员和基层干部，特别要帮助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党员、下岗失业职工中的党员、生活困难的党员和老党员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五）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认真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加强代表同选举单位党员的联系，听取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各级全委会召开会议时，可根据议题事先征求同级党代会代表意见或邀请部分代表列席会议。扩大在市、县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全党全国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高度一致。全党同志必须自觉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严肃党的纪律，保证政令畅通。
（六）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思想教育，健全相关制度，提高执政效率，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坚决反对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骄傲自满、铺张浪费。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严格规范和控制各种检查、评比、达标活动。健全领导干部联系基层、联系群众制度。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轻车简从。
（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以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教育，表彰勤政廉政典型，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全党的团结，加强党同人民的团结，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全党同志一定要自觉维护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人民日报社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人民网北京9月20日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是一次民主的会议、团结的会议、务实的会议。贯彻落实好这次全会精神，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政治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继续推进各方面改革，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集中全党智慧而形成的，体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决定》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总结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纲领。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１３年中，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１５年来，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对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领导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江泽民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必须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全会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一致认为，这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有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政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迫切要求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我们一定要从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决定》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角度，总结和阐明了党执政的主要经验。这些主要经验强调，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在推进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既要加快又要全面；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时既要为民造福又要清正廉洁；在治国理政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在党的自身建设上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全面推进。这些主要经验，突出了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是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一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体现了继承性和时代性的要求。
要建设就要有目标。《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这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一总体目标是从我们党为谁执政的角度，从我们党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的角度，从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坚定性、纯洁性的角度所作出的精辟概括，指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奋斗方向。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要明确任务，作出部署。《决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提出的要求。在实践中努力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紧紧围绕上述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一定能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搞好党的建设。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要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全党同志一定要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武装工作结合起来，同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结合起来，同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结合起来，同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活力结合起来，同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是一项重大紧迫的战略任务。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个代表学习资料问答集
※怎样理解“三个代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三个代表”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不断深入的探索的基础上，对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
领导革命斗争的党的建设，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的建设方面遇到的两个根本问题。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政党比较好地解决了夺取政权斗争时期的党的建设问题。
取得政权以后，党的地位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成了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了党的根本任务。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是从总体上看没有实现从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逐步实现了向经济建设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并阐明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带领全党把党的建设实践推向前进。党在新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党的建设的前提和条件，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思想，基本方向和内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善党的领导，党的制度建设问题，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党风问题等方面都做了重要阐述。所有这些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党的建设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地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继续进行着这项新的伟大工程。
在党的十五大总结执政和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确定党的建设总目标的基础上，江泽民总书记2000年2月在谈到党的建设问题时，作出了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这次把“三个代表”写进“七一”讲话中，体现了全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化。
※试述“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
《“七一”讲话》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这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试述“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提出来的深刻历史背景。
“七一”讲话指出：“在新的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这实际上就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的说明。
首先，是总结我们党的奋斗历程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1999年是建国50年，2000年是世纪百年。纪念这些重大事件的活动，使我们党一直在经常地总结历史经验，进行反思和前瞻。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指出：“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是吸取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失败的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失去政权，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去年大选中惨遭失败，台湾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选举中下台，等等。其中的根本原因都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意义很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在总结和吸取了世界上这些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体现了思考和解决执政党建设问题的一种忧患意识。
第三，是面对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的深刻思考。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大转折，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在政治上，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挑战；在经济上，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在文化上，面临着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浸透和侵蚀的挑战。从国内情况来看，从新世纪开始，我们将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我们将要在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中进一步加快经济的发展，要继续完成工业化，大力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这些任务十分艰巨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战胜风险，战胜困难，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建设，取决于按照什么思路来建设党。而“三个代表”思想，正是针对这些挑战和考验，对新世纪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作出的最集中概括的科学回答。
第四，是联系我们党的队伍的状况进行思考的。当前，我们党正进人一个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党的队伍构成等，都同过去大不一样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目前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的先进性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还相当不少。”坚持从严治党，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申论中的五种思维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各主体都会有自己的模式。但在申论考试中，解题的各个环节都要运用思维能力，只是在具体要求上有所不同而已。
一、审题的思维能力审题是指对文章题目进行周密的揣摩、审查以把握题意的活动。'
审题即对标题加以分析研究，从而正确理解标题的含义、范围、要求，确定文章的体裁、题材、中心乃至写法。审题是一个系统程序，贯穿于阅读、写作的全过程之中。
审题思维的主体过程是对题目的理解过程。这种理解，既包括抽象思维的理解，也包括形象思维的理解。
抽象思维的理解，即通过对题目的理性分析去理解题意。对供材料作文所提供的文字材料，也都需要通过分析、比较、综合、归纳等方法来理解材料的内容，把握其实质。
形象思维的理解，即通过对题目内容的联想和想像去理解题意。在供材料作文中，除了文学性的语言材料需要形象的理解外，所提供的图画材料同样需要通过联想和想像去理解画面的意义。
从近年情况来看，申论考试材料没有给出标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标题做更多介绍。但作为一般的给材料作文，了解和掌握～些基本的方法也是必要的。
申论题目，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给定"资料"，二是根据给定"资料"提出的"申论要求"。这就要求审题时对给定"资料"与"申论要求"二者兼顾。因此要仔细研读"资料"及"申论要求"。
研读材料要准确完整，不能瞎子摸象，不能割裂原材料。对较为复杂的资料，要仔细揣摩。要能抓住主旨，不能牵强附会，研读"申论要求"要全面，不能漏掉任何一条。要找准角度，即"着眼点"，就是审题的眼光集中在材料的某一点上，是审题者所注意的材料中所存在的思想。．
二、拟题的思维能力拟题．就是给文章确立标题。好的标题．使人过目不忘、甚至终身犹记。
拟定题目，可在行文之前，也可在文成之后：一般情况下是拟题在先，但也有先有材料，先有观点，连缀材料、观点而成文章。题目根据文章的具体情形再拟定，这样，题目便定在文成之后。有时会同时出现几个题目，那就要推敲斟酌，比较取舍。
在拟题过程中也存在思维能力。拟题对思维能力的要求主要是概括能力，同时要求具有思维的灵活性和发散性。在这里，我们重点谈谈慨括能力和直觉能力。
在概括能力方面，首先应该明确文章的中心思想，因为只有明确了中心思想，所拟的标题才会正确体现中心思想，或有助于表达中心思想。其次，要从中心思想出发，选择合理的和新颖的概括角度。
在直觉能力方面，重要的是注意拟题方法经验的积累．实现知识的迁移。这就需要在平时多掌握拟题方面的知识，并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三、立意的思维能力立意是文章写作的起点。这里的"意"指的是我国古代写作论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它融合着作者对写作对象的认识与情感。由于在写作时文章还未生成，所以我国传统立论称确立未来文章的主题思想为立意。
在确立中心思想时，要培养辩证思维和创造性能力。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要做到见解深刻并富有新意，在思考过程中必须注意运用辩证思维。我们所要解决的某一具体问题，或者所思考的某一具体对象，因为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或对象时也必须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在这一由思维抽象上手}到思维具体的认识过程中，辩证思维应当成为形成中心思想的主要的思维形式。
四、选材的思维能力选材，就是要对众多的原始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使那些真实而又典型的材料成为文章能够表现或说明思想的材料。根据选材的基本要求，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锻炼思维能力：
1．围绕中心思想选材主要是看材料是否符合表现中心思想的需要。在一篇文章中，材料是有其独特的功能的。因为材料与中心思想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鉴别材料的标准只能是材料和中心思想的关系。中心思想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它只能在分析、研究、消化有关材料的过程中提炼出来。所以，对于文章写作来说。材料总是第一性的，是文章的基础，而中心思想是第二性的，是在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意念或感受；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材料又是表现和深化中心思想的基础。
因此．材料的鉴别和取舍都要受中心思想的制约。中心思想未形成或正在形成时，材料对中心思想起决定作用；中心思想形成后，又反过来成为鉴别取舍材料的最主要依据。这是一种矛盾统一运动的辩证关系。
2．选取真实确凿的材料材料的真实一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生活真实"，也即指文章中的事实性材料要严格地符合客珊B事物的原貌或实际情况。二是指本质意义上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这是指文章中的事实性材料要能从本质上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允许对于作为生活素材的事件、细节、环境、人物特征进行某种组合、改造，也即艺术加工或艺术虚构：
材料的确凿一般是指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既要准确无误，经得住核实，又要用得恰当贴切。在引用别人的话时，不能有差错．要做到与原文完全一致。在用自己的话引用别人的话时，不能断章取义。在使用个别或概括性的事实材料时，应尊重其原貌，不可夸大或缩小事实，即使引用一个数字也要精确无误。
3．选取典型意义的材料所滑典型材料就是某一事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或材料。它既是具体的、个别的，又是富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同时又能体现同一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普遍意义的。它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能“以一斑窥全豹”、“以一目传精神”。典型材料不是轻易可得到的，需要在许多可用的材料中进行精选。
4．选择新颖生动的材料新颖的材料首先当然是指别人没有用过或不常用的材料，这种鲜为人知的材料自然能给人一种新鲜感。生动的材料是指材料本身以及作者对材料的表述的新鲜活泼、富有感染力，因而能增加读者阅读兴趣和作品的可读性的材料。这种材料一是指具体、具有形象性的材料。具体的材料带有感性特征，容易通过联想唤起读者沉睡的表象。由于表象是有形象性的，所以没有直接的形象的语言文字也具有了形象性；二是指带有情节和悬念的材料，这类材料不但曲折生动，而且能唤起读者期待心理，有很强的吸引力，还能给读者带来惊奇、确信、怀疑等心理反应；三是指能使读者感到亲切的材料。
五、布局的思维能力中心思想确定了．选用哪些材料也心中有数了，写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安排这些材料以表达主题。就是如何对材料进行组合和安排，这就是布局。布局反映在形式上，首先就是层次与段落的先后关系。由于文章开头、结尾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层次、段落，由于各层次、段落之间需要过渡和照应，所以布局除考虑层次、段落外，还应考虑开头和结尾，过渡和照应。
确定文章的布局，主要运用的是抽象逻辑思维。它大体要经历如下的思维过程：
1．要有完整性结构的完整性是内容的完整性的必然要求。文章有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借必需的材料来支持，因此须有完整的结构形式。
关于结构的完整，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有这样的阐释："我所谓完整是指一件事物有头，有中段．有尾。头无须有任何事物在前面覆盖着，而后面却必须有事物承接着。中段要前面既有事物笼盖着，后面又有事物承接着。尾须有事物在前面笼盖着，却不须有事物在后面承接着。"他指出了作为完整有机体的文章，必须有头有尾有中段并互相联系，每一部分各在必然的地位。
此外，文章的层次、段落也各有其相对完整性。构思与写作时务必作通盘的考虑才能真正达到结构的完整。
2．要有严密性文章结构完整而不残缺，这可以说是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求文章结构严密，即要求文章各层次、段落融为一体，相互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没有互相矛盾或互不相干的情况。
写作中，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等原则，可以对材料作这样那样的安排、调度，但结构要反映材料之间的联系。
文章各层次、段落要相互协同而不能相互矛盾，这也是结构严密性的标志。
3．要有连贯性文章结构完整、严密，可以保证内容的完整、严密，而结构连贯性的要求，则可进一步加强文章的整体性，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
连贯性同样首先是个内容问题。占人讲文章义法．有所谓"起承转台"、"起伏呼应"之说。这些说法有其合理的方面，只是后来脱离内容而蜕变为单纯结掏形式的要求，成了禁锢思想、束缚手脚的枷锁。今天应该从内容。j形式统一的角度来认识"起承转合"·说与文章连贯性的关系。其实，所谓"起"，就是启下，好的开头应能带起下文；“承”就是承上，与开头部分互相联系；“转”就是转换，接上文后转而展开．或生发、或阐述、或对比、或铺陈，等等；“合”就是收束，归结上文而使全篇首尾圆合。
以上三点就是体现在布局中的思维能力，只有布局安排合理，整个文章才能紧凑．才能无懈可击。
固定答题模式套写破解申论
“申论”一词的意思是申述、申辩、论述、论证。申论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录用考试，考试试题的政治导向明确，不容出现偏差。试题的客观性很强，不许随意发挥。文中的观点和内容都有定论，无可非议。题材的多样性和答题的规范性，使得答题必须有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法才能从容应对。下面我以某范本进行分题论述。（申论考试一般有三部分，下面分部分显示--编者）
一、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理解题意：
（一）字数限定。150字。弹性限度只能在10%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上都要扣分。
（二）表述方式：要求答案覆盖全文主要内容，但表述要求语句精炼，简明扼要，不冗长，不罗嗦。一般不直接引用具体事例或数字。
（三）范围限定：只能在给定材料中概括，不能跳出材料圈定的内容，旁征博引或随意发挥。
（四）轻重权衡：反映的主要问题，也即表述的主要事实或观念。答题时不要圃于细枝末节，要统观全局，高瞻远瞩，从宏观的范围来把握主要问题。可以认为，主要问题是在文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它在文中决定或支配着思路的走向或观念的变迁。
答题步骤：
（一）在阅读的过程中勾划出文中的主要词句。主要词句一般不包括具体事例或数字，也不包括阐述的内容。
（二）将勾划出的句子再进行分析，去除限定性的语句，只留下其主干成分。
（三）用通顺的语言把留下的语句组织起来，就是全文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答题方法：
通过对书上所有答案的分析，我认为，一个完整的答案主要应该包括三个部分：总述句+分述句+道理句。
（一）关于总括句的提炼：总括句一句话，高度概括全文主要问题。句式模型为“这是一篇关于主语+事件1+事件2+事件3的文体。”其中，主语是文章涉及的主要任务的姓名或所涉主要单位名称。文体是指所给材料的文章体裁，如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工作总结、讲话、案例等。多数时候是案例。事件1是指主语的第一个动作，也可理解为事件的第一阶段。对于个别文章只有一件核心事件，就只需要事件1就够了。如“这是一篇关于纯净水广告论战的报道”。
（二）分述句。就是要把总括句里涉及的内容，分条列项地表达出来。这时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注意：由于《申论》考试的答案一般都是客观的、有一个基本确定的答案，因而以下各种方法只是切入角度不同，但最终答案都应该是相同的，所谓殊途同归是也，考生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然，就会违背答题要求）
1、环节分析法。对于那些以纵式结构写的给定材料，也就是以时间阶段性为序或逻辑上的逐层深入为序的文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如模拟试题(一)的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反映医药行业药价虚高情况的报道。)生产厂家自己定价，中间商层层加价，医生或医院为了自身利益给病人开高价药，病人购买高价药品。”这是按医药流通的四个环节来分析的。
2、参与方分析法。一件事情可能有几方参与。在分述句里，我们可以就各方的行为进行分述答题。如模拟试题（六）的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的10家苹果汁生产企业应对美方反倾销起诉取得成功的案例。)成本低廉的中国的苹果汁进入美国市场，引起美方不满，美方提出反倾销调查起诉。中方积极应诉，充分发挥有利因素，觅得了诉讼胜利，保护了中方苹果汁生产企业的利益。”广大考生反映，这种方法最为简便易行。
3、链式分析法。有时候，一则材料中所涉及的事件是一环扣一环的，各个事件之间有明显的关系，这时就适用链式分析法。如模拟试题(七)的分述句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关于我国9家彩电企业结盟限价销售彩电的报道。9家彩电企业深圳结盟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对此提出了质疑，专家认为价格联盟是变相垄断，消费者对此无动于衷，结盟商家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最终导致彩电限价失败。）
4、类型分析法。对于一则材料所涉及的是不同类别的人事物，则可以进行分类表述。如模拟试题(九)的分述句就可概括为：“(这是一篇关于我国玩具市场的调查报告。)调查表明：我国的玩具消费拥有难以估量的发展潜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愿意为孩子买更多的玩具。但调查还表明，我国的成人玩具市场基本是一片空白，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专门生产成人玩具的企业，存在着巨大的商机。玩具的开发和销售面向成人，是世界玩具有新热点。”
5、关键词分析法。对于给定的材料，有时我们会感到无处下笔进行概括。这时可以将文中出现频率高的词语罗列出来，然后结合文中事实或观点把它们串联起来。这对于初学者或心理素质差者有较大帮助。
二、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理解题意:
1、字数限定：350字。弹性限度只能在10%以内。过高或过低原则上都要扣分。
2、解题对象：针对给定材料，提出解决方案。问题在给定材料之内，一般是近涉关系，很少是远涉关系。
3、适用性。由于招考的公务员，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因而，所思所想，都必须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出的方案要就事论事，可以执行，不能大而空，要切实可行。
答题步骤:
1、根据前边所述的方法，勾划出文中反映的主要问题。这是保证对策是否具有针对性的重要依据。
2、寻找问题发生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保证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3、根据环境和条件，从不同角度或层面提出解决方案。
答题方法:
1、分层法：有些问题，可以从观念、制度、具体行为三个层面来提出解决办法。“a、转变观念，改变现有的……观念，通过……，树立……观念。”b、“建立……制度(体制)，……”C、“加强……管理，(实际行动）”。
2、职能分类法：很多模拟试题，都与法律有关。因而答这类题时，方案可以是按“企业或单位”、“政府”、“法律”、“个人”四方来分。通常情况都是“企业应当做些什么”，“政府应当做些什么”、“法律做些什么的方式”、“个人应当做什么”。
3、核心元素分析法：抓住核心元素，提出解决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人的解决问题上，一般都需要从观念和行动两个方面来提出解决方案。如模拟试题(二)中“撞了白撞”的核心元素是“人、车、路”，那么解决方案就是：
(1)提高路人的安全意识，监督路人的行动。(要列举一些具体办法，如加强交通安全教育，设置交通路口安全监督岗等)。
(2)车主必须尊重路人生命，不能因为法律授权就任意作为，在可能避免的情况下要尽量避免撞人事件发生。
(3)路的问题主要靠政府解决，政府要多修路，修好路。(也要列举一些具体方法，如拓宽主要街道，在交通要道架设天桥，修地下通道，或封闭一些事故多发路口等)
4、参与方分析法：就是一个事件的双方或多方，各有什么问题分别解决什么问题。这种题要忌讳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要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解决办法。这种办法也是考生最易接受的，考生平时可多演练此法。
5、焦点问题分析法：找出矛盾斗争的焦点，解决它，就如解开争斗的死结一样。模拟试题(十四)中就是如何很好地解决新闻曝光案件。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法律的、政府、新闻的实际出发，可以从宏观的、微观的两个方面来思考提出解决方案。
三、就给定资料的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理解题意：
1、文体：议论文。就是对事物或道理进行论述的文章。
2、论述内容：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申论》考试时都要求考生抓主要问题，因为招考的国家公务员，行使国家权力，必须要注意平衡问题。要平衡最重要的就是考虑问题时主次分明，对于轻重利弊能较好地权衡。
3、中心明确：就是观点鲜明，肯定或否定，赞扬或贬斥，清楚明了，不含糊其辞。在文中最好使用段旨句。一是方便阅卷教师迅速获知文章主要信息，二是方便考生自己写作时紧紧围绕中心来写，使文章思路清晰，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4、内容充实：就是要求论述过程中理论与事实要能很好地结合，既要讲道理，又要摆事实。事实与道理紧密相连，互相支持，为中心论点服务。道理上讲，《申论》考试的一般事例都主要来自于给定资料，理论可以从给定资料中来，也可从中引发。
5、论述深刻：就是要求论述时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只看到现象，不能囿于事物的表面，应深人事物的核心，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并旗帜鲜明地表明观点。对一件事，不只是看到其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体制、观念、心理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当然，深刻性的前提是必须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前实际。
6、有说服力：这是对文章的论点、论据、论证提出的要求。论点要鲜明，论据要有力，论证要合逻辑。三者就像屋顶、墙壁、结构一样密不可分。
7、从本次考试的目的，也就是录用国家公务员来看，评卷的基本要求是客观公正，因而即使是论述题，各位考生在答题时虽然有一定的发挥余地，但总的来说规范性是很强的。因而作文必须从标题、结构、语言、文面等方面表现出规范性来，这样才有利于写作与评卷。
写作步骤：
1、通读全文，抓住主要问题。
2、思考资料提出的主要问题，提炼出中心论点。注意要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角度，为国家利益着想。
3、围绕中心论点选择能证明恰当的材料，在头脑中酝酿写作提纲，对全文进行谋篇布局。
4、将头脑中酝酿成熟的文章内容表述出来。注意不要随意修改，不写错别字，保持卷面清洁。
文章写作：
1、标题。统观书中参考答案，标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陈述式，主要包括标题揭示内容和揭示主旨两种情况。揭示内容的如“关于MBA的思考”，揭示主旨的如加快“针对医院”的改革、为了中国能有更多的海尔、要敢于和洋人打官司、三讲教育绝不允许走过场。这种标题的好处是让人一看便知论述的内容或主题。一种是设问式，如你能承受多大的噪声，这种标题的好处是能让人产生悬念，引发读者思考。我个人认为，既然是公务员考试，那标题多数时候就应当直陈其事为宜，对那些见惯不惯的事件，使用设问句能促人警醒，起到震聋发馈的作用。再有，标题中一般都有文中涉及的最常见词语。这样，考生就不该随意拔高主题，作宏篇大论。要贴近材料来。
2、正文的写作一律采用三段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一般都选用资料中提供的事实材料和理论材料来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要紧密结合材料，不能东拉西扯，海阔天空地乱谈。要集中力量论述主要问题，论述时有详有略，重点内容详写，次要内容略写，但要兼顾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既要看到正面情况，又要注意到次要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有层次，涉及到相关部门时方案要体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互相合作精神。分析问题要按照由此及彼、由表象到本质、由微观到宏观、由特殊到一般的方式进行。
解决方案要紧承分析问题的步骤。最好是前后对应，一个盖子对应一个杯子式的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既要有总体上的思路，也要列举切实可行的手段或措施。使解决方案既照顾到全局，又照顾到特殊情况，既解决主要问题，又控制次要问题，特别是杜绝新问题重新滋生。
在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建议采用分条列项的方式，使阅卷教师一目了然。或者使用段旨句。每一段的第一句话都概括表明本段的大意。总之，考生应当明白，无论从阅卷教师的具体情况还是机关工作作风采衡量，这种简洁快速的作文方式都是应当和值得提倡的。
无论如何，文章的写作语言都要求不使用华丽的词藻或复杂的修饰语言。毕竟机关工作作风要求稳重，不能表现出轻浮和幼稚来。要使用简明平实的语言，语言服从于和服务于文章体裁。《申论》要求写作的文章，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一定要便于阅读和接受，才能切实担负起管理国家事务的作用来。
公务员应有全局观念和综合能力，具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思维方式，善于把多种事物、多种因素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具有较强的分析归纳能力；其次，公务员应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要有深邃的洞察力。在通过对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能透过纷繁的外在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善于从微小的征兆中发现大的问题，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能作出很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措施；再次，《申论》考试能测查考生掌握信息的多与少，快与慢，对与错。另外，《申论》考试形式既严格又灵活，能有效地考察考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要求考生摈弃套话、闲话，要求分析、论证和解决问题透彻、全面、清晰。
公务员考试申论的文体：议论文构思方法议论文的构思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联想法有些事物，孤立去谈，易平淡、枯燥，如果展开联想，由这个事物想到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事物，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去突出事物的特征，发掘事物的本质，这样不仅可以使议论更深入，而且可以使思路变得活泼而开阔。
除了古今联想以外，还可进行类似联想(有相似的特点或本质)、对比联想(有相反的性质)、因果联想、连锁联想等等。
(二)分类法看到比较抽象的论题，笼统地谈，议论就很难展开。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将所要讨论的事物分一分类。
比如对“友谊”一词，我们并不陌生，但难以深层论述。这时，我们可将不同类型的友谊分一分类，这样就可打开思路。
友谊，按不同时代，可以分成“伯牙摔琴”、“桃园结义”式的反映封建伦理道德的友谊；“基督——博爱”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友谊；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典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友谊。
按不同的目的，可以分成为了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利益而建立的友谊，为了阶级、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产生的友谊。
按不同的性质，可以分成在共同的奋斗中，互相深刻了解建立起来的友谊；在一起吃喝玩乐中，互相吹吹拍拍建立起来的“友谊”。
按不同的内容，又可以分成，在你工作遭受挫折时给你帮助，生活遇到烦恼时给你安抚的友谊；在你一帆风顺时给你捧场，在你自鸣得意时为你叫好的“友谊”；“患难相共、生死相托”的友谊；“利则相攘(偷窃)、患则相倾(坑害)”的“友谊”；君子之间“淡淡如水”的友谊；小人之间“甘言如饴”的“友谊”……
有了分类，可供议论的内容一下子变得丰富多了。分类，不仅打开了你的思路，而且使你看到了问题的深入。由此看出，分类法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认识事物的性质，把那些抽象的论题具体化的一种方法。
(三)层递法是一种把论题加上其他成分，进行变形思考的方法。有些概念比较抽象，如果只就这个概念来谈就很容易使议论空泛、不深入。这时候，可以考虑采用“层递”的方法，缩小议论，使文章层层深入。
层递法可分两种方式：一种是增加定语，随着论题不断增加定语，文章的思路便不断向前发展，议论的范围就不断集中到更小的范围之内。比如《谈奋斗》这样一个题目，第一层可以泛谈“奋斗”，第二层增加成分，谈“青年的奋斗”，第三层继续增加成分，谈“二十世纪中国青年的奋斗”；另外一种方式是扩展论题内容，把一个抽象的论题具体化，从而使文章思路更开阔、论述更全面。比如《论学习》这个题目，就可以先谈“学习的目的”，其次谈“学习的兴趣”；再次谈“学习的规律”；最后谈“学习的方法”等等。
注意使用层递法时，第一种情况不要出现论点转移，第二种情况增加成分以后的概念只能作为分论点，不要造成论点不集中的情况。
（四）阐述法即在论证过程中对论据进行阐明、解释，把论据中蕴涵的借以证明论点的内容揭示得更鲜明、更充分。可借助于这一方法打开思路。
例如，邓拓的《不要秘诀的秘诀》中，曾引用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的一段话来论证读书不能求助于“秘诀”，而须自己下功夫：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接着作者作了如下阐释：
用现在的眼光读这一段文字，也许觉得他的见解很平常。然而，我们要知道，陈善是南宋淳熙年间，即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提出这样鲜明的主张，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人。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要读死书，就是说要知入知出；要体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不要死背一些字句，就是说要体会古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不但这样，他还反对为读书而读书的倾向。他主张读书要求实际运用，并且要用得灵活，即所谓“透脱”。你看他的这些主张，难道不是一种反教条主义的主张吗?他的这个主张，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因为他的声名远不如朱熹等人，但是他根据自己读书的经验而提出了这种主张，我想还是值得推荐的。
作者通过对一段文言文的阐释，借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对一些难以理解的观点进行条分缕析的阐述，以使观点鲜明、突出。
（五)反弹琵琶法对于有些似成定论的问题，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你就发现未必恰当。这就需要我们拿出破旧立新的气魄，推翻传统的看法，提出新的见解。这种逆向思维出新意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反弹琵琶法”，它可以打破陈旧观念，使新的观念出台。
比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名言，似乎是不可移易的真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意在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但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句话是不对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写出《近墨者未必黑》这样的文章，来阐明我们的观点：每个人都应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不过大家在运用反弹琵琶法时，要注意不能刻意地标新立异，而没有事实根据，那样就不是思路的创新，而成为哗众取宠了。
申论考试的应试方法一、阅读材料的方法阅读材料是作答申论要求的基础环节，因此必须根据申论要求，认真地反复阅读全文，仅仅阅读一遍全文是不够的。一般地讲，阅读一篇材料往往先通读一遍全文，然后在此基础上带着问题进行细读。根据问题的难易，细读可以进行数次。
通读即快速扫阅全文，了解材料的题材、体裁、结构和逻辑关系，了解材料的主要内容、主要问题以及主要问题的类别和性质。通读时，应注意提高阅读速度，防止时断时续。阅读中注意力不应过多地用在数据、人名、地名等某些细节问题上，而应抓住关键词语和关键语句快速扫阅全文。
细读是指在通读的基础上，根据申论要求，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阅读材料，把握材料的细节，判断和推敲材料的言外之意，为作答申论要求做准备。进行细读时，就要进一步明确材料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事实，弄清材料中涉及的具体的人名、地名、数字以及事情发展的前后逻辑联系；弄清主要问题形成的特殊原因和条件，把握其主要矛盾；挖掘隐含在材料中的深刻涵义，归纳出可资论证的观点。
二、概括主题的方法概括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就是用简明的语言文字，准确地概括主要问题的内容、性质，阐明主要观点和看法。具体到写作上，则没有固定的格式，一般地说，它类似于普通文体写作中的综述，即在综合叙述事实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以评论。
概述主要问题是建立在对材料内容和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之上的。材料中所反映的内容可能是多方面的，包含的意思可能是多层次的，反映的观点可能差别很大。因此，分析和归纳问题时要有所侧重，即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搞清问题的针对性，不能面面俱到。在概述主要问题阐明观点和看法时，要避免片面性和绝对性，适当把握分寸：
三、提出方案的方法考生可根据给定材料反映的主要问题及其类别与自己以往收集的这一类别的社会问题进行比较和印证，认识该主要问题形成的普遍规律以及一般的解决方案，同时根据该主要问题形成的特殊原因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般性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提出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提出的方案就要针对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条件和具体环节，提出各种解决办法，消除问题在各个主要环节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提出方案不可能一步到位，方案中可能有不完善的方面，因此，要对方案反复论证评估，查找漏洞，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从而使最终方案成为可选的最佳方案。而所谓最佳方案，就是指方案首先必须合理、合法，不与国家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相抵触；其次，方案必须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方案必须以较小的成本、较小的风险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
在表述解决方案时，要有一定的逻辑顺序，要层次分明，前后照应，不能杂乱无章，更不能相互抵触。
(四)论述问题的方法申论考试中的议论部分，实质上就是给材料作文，即根据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论点，并对此加以论证，写一篇1200字左右的议论文。议论部分是申论考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数基本上占申论考试总分数的一半，可以说，根据申论材料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议论文，对申论考试尤为重要。因此，考生须用大部分时间构思并写作议论文。
1．立论立论是写作议论文的关键环节，立论就是确定议论文的中心论点。由于申论考试的议论文部分是根据所给材料引申和归纳出论点，并在此基础上旁征博引，展开论证的，因此，立论就必须立足于给定材料，从中挖掘出可资议论的中心论点。这就需要抓住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表明自己对这个主要问题的立场，要么赞成，要么反对，不能模棱两可或骑墙居中。
在立论中，要注意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立论要联系社会现实，有针对性。申论考试所给材料都是反映社会某一方面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因此，考生要在立足于给定材料所反映问题的基础上，广泛联系社会现实中相同性质的问题，即联系所有这一类的问题，从中引申归纳出自己的中心观点。只有这样的论点，才能具有更广泛的社会现实性，才更有意义。
(2)立论要正确、鲜明、集中、深刻、新颖。立论正确是指论点必须是从给定材料中引申出来的合乎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能够揭示问题的本质，符合客观规律。如果立论脱离给定材料，则会离题万里，劳而无功。立论鲜明是指论点要是非明确，立场坚定。立论集中是指议论文中只能有一个中心论点，即论点要高度概括，能表明作者的主要看法和主要观点，决不旁逸斜出。立论深刻是指论点见解有独到之处，能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立论新颖是指论点不人云亦云，不拾人牙慧，能给人以新的启迪。
2．拟足标题标题是作者给文章所起的名字，电称文题或题目。标题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章的眼睛，跟文章的思想内容、题材、情调、色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好的标题绝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需要花一番心血才能拟好的。好的标题往往有品位，能引起读者兴趣，产生急于读下去的强烈欲望；能帮助揭示主题，有助r读者理解文意；能打动读者．会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和难忘的记忆：因此，写文章必须把标题拟好。
标题的拟定因文而定，没有固定的格式。议论文中常见的标题的拟定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标题直接点明主题c这种标题开门见山，一目了然．使读者一看就能把握文章的题旨申论考试中一般用这种方法拟定标题，即把中心论点高度凝练和概括，并使其成为文章的标题，表明自己对给定材料所反映主要问题的看法和观点，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2)标题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这种标题只说明文章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并不表明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观点。申论考试中若用这种方法拟定标题，就要使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成为论题，并附表示议论文体裁的语词。
(3)标题运用设问、比喻或象征的手法。这类标题针对性强，引人注目，能启发人思考。
(4)标题引用语录或诗句，这类标题的拟定一般引用革命导师、英雄人物的话或现成的诗句当然，标题的拟定方法还有很多，但无论用什么方法拟定议论文的标题，都必须保证拟定好的标题准确、醒目、新颖、精练。
标题准确是指标题切合文意，准确反映文章的思想内容，防止过宽或过窄。如一篇只介绍学习方法的文章，却用上了《论学习》这样一个标题，显然是犯了大题小作的毛病。如果一篇泛论成功道路的文章，却拟了一个《一次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样的标题，这就犯了小题大做的毛病。
标题醒目是指标题必须鲜明地表现文章的内容，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战斗性，同时，也要有较强的视觉性，并要注意字数的安排和结构的整齐。
3．结构安排在解决了立论和标题后，就需要进行结构安排，对文章内部的观点和材料进行合理安排，也就是确定议论文的结构。结构安排得好，文章的思路就清晰，论点就突出，说理就“言之有序”。
相反，不仅思路混乱，层次不清，还会影响说服效果。一般来说，议论文都有中心论点，它贯穿全文，统帅若干论点和论据。写议论文时，要对这些有全面考虑，清楚地安排，使之有纲有目，科学化、条理化。
议论文的结构和其他文体的文章一样，是"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定体则无"，是说文章的结构没有固定的“程式”；“大体须有”，是说它有一般的规律。议论文的结构是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开展论述步骤的，表现在文章中是序论、本论和结论部分。
由于申论考试中的议论文考试实质上是给材料作文，因此，在安排议论文的这三部分时．一般采用以下结构：
(1)序论：概引材料，略做分析，提出论点；
(2)本论：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面论证或反驳；
(3)结论：联系实际，引申论点，发出号召。
序论也叫引论，主要任务是把要议论的问题和阐述的中心论点介绍给读者，使人们对文章所要阐明的事物有一概括的了解。序论写在文章之首，是文章的开头。开头写好写坏，写深写浅．直接影响到全文。
本论是文章的主体，是议论文分析问题的部分。它的任务是对文章的中心论点展开深入的分析，纽织论据来证明论点的正确或反驳谬论的错误：
本论的结构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方式：
(I)并列l式。即对所论述的中心分几个方面来论证。
(2)推进式。即对论点论述层次或反驳论点批驳层次形成一个层层深入、步步发展的"阶梯式”的论证安排方式。
(3)分总式。即文章说理层次是先逐次展开论述，之后再综合分析归纳中心论点。
(4)总分式。即首先提出中心论点，再根据中心论点，或用几个分论点，或用几个论据分别阐述这个中心论点。
(5)总分总式。即文章的说理层次是：先总提，后分述，最后总论。
结论是议论文解决问题的部分，是引论提出问题．本论分析问题后所做出的答案。结论应当使人读后若有所思，深得启迪。
结论的方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1)综合全篇，"卒章显志"。
(2)展示未来，鼓舞斗志。
(3)提出问题，引起注意。
(4)对症下药，提出办法。
(5)前后照应，首尾相连。
申论范文
（一）诚信，是公民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牵动着亿万人民群众的心。
“以诚实守信为重点”，这是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个新论断，既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认识，又是对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二）实践表明，现代社会是诚信需求日益增长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改革将更加深入，开放将更加扩大，经济将更加发展，民主将更加健全，科教将更加进步，文化将更加繁荣，社会将更加和谐，人民生活将更加殷实，这些都迫切要求在全社会营造诚信的环境，完善诚信的制度。新世纪新阶段，加强诚信建设愈益成为一项关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什么是诚信？诚，即真诚、诚实；信，即守承诺、讲信用。诚信的基本含义是守诺、践约、无欺。通俗地表述，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必须遵从一定的规则，有章必循，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
（四）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诗人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民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都极言诚信的重要。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史，广为流传。
（五）时代的进步推动着观念的更新。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生活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赋予诚信这一传统美德日益丰富的时代内容，也促使人们对诚信的理解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诚信是道德范畴和制度范畴的统一，讲诚信有利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加强诚信建设体现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续多年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制假售假、走私盗版等专项治理，以及许多地方陆续出台的相关法规，都对诚信建设产生了良好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广大人民群众在满腔热忱、满怀信心地投身诚信建设的实践。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也从一度失信的教训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失信酿祸，守信孕福，纷纷提出“诚信立市”、“诚信立企”、“诚信立业”，努力以诚信规范自己的行为，改变信誉不佳的形象。温州、汕头等一些地方的可喜变化，就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六）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信用缺失引发的矛盾经常发生。从市场反映出的情况来看，无照经营，商标侵权，制假售假，合同欺诈，虚假招标，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变相传销……这种种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七）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诚信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诚信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助推器，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讲诚信是对生产力的破坏；诚信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不讲诚信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更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诚信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讲诚信严重损害人民利益。
加强诚信建设，正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加强诚信建设，应当成为全方位、全局性的民心工程、社会工程、国家工程。
（八）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重大的历史变革。这个变革过程，给我们带来了蓬勃生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生产力迅速发展，分配方式日益多样，人民逐步富裕，生活丰富多彩。祖国大地海阔天广，千帆竞发。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广阔舞台。另一方面，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商品交换的法则容易侵蚀到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见利忘义、道德失范。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应作出正确判断。看不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看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主流，是不对的；看不到包括倡导诚信在内的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失信行为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也是不对的。
（九）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只讲赚钱，不问手段，“赚钱是好汉，没钱玩不转”，讲不讲诚信无关紧要。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
诚然，有市场就会发生欺诈现象，这是古今中外任何市场都无法避免的。但从本质上看，欺诈现象并不是市场本身的必然属性。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人们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也是信用的交易，信用是维系交换行为的无形纽带，失去这根纽带，交换就无法正常健康地进行。我们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里的“有序”，核心内容就是讲诚信。诚信是市场秩序的支柱，是市场繁荣的基石；失信必然损害市场，丧失市场。无论哪一种市场经济，实际上都离不开诚信，都应大力倡导诚信。市场经济当然要讲利益，但这不能成为不讲诚信的理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所讲的“道”，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诚信。
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情*的堕落，结果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也有经济学家指出，有效的基于个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秩序予以支持。从现代社会来看，市场不仅表现为实际的特定的买卖场所，更有一套法律规则和道德伦理体系，这些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现代信用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有诺必践，违约必究，经济活动才能正常运转。信用度越高，经济运行就越顺畅；信用度越低，经济运行成本就越高，诚信空气稀薄的社会环境甚至会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信为本，*守为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诚信的道德和法制的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就无从谈起。去年，我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地“走出去”，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说话算数，遵守国际规则，在世界上享有良好信誉。诚实守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诚信已成为扩大交往、走向世界的通行证；由诚信而带来的利益和由不诚信而导致的损害，将因经济全球化而成倍放大。
（十）有一种观点认为，诚信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德，现实生活中做不到，讲诚信者往往吃亏。这种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不诚信者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诚实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千百万群众扎实苦干，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奔向小康。这是基本方面，是社会主流。
“言而无信，行之不远。”大量事实证明，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可逞一时之快，得一时之利，但必以东窗事发、身败名裂而告终。假的终究是假的，谎言就是谎言，没有拆不穿的假象，没有识不破的骗局。从古至今，没有一项事业能够建立在无诚不信的沙滩之上。诚实劳动尽管艰辛，却坦坦荡荡，踏踏实实。只有诚实劳动才能最终通向成功。而“吃亏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老实人鸣不平，也是对诚信的呼唤。还有一些人，即使因诚信而一时吃了亏，仍不改初衷，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是对推进全社会诚信建设的宝贵贡献，正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赞赏和人们的尊敬。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完善，依靠诚信而获得成功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不讲诚信而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沉重，这是总的趋势，不可阻挡。
（十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是想讲诚信的，但别人不讲，我也只好不讲了。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
诚信是全体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诚信可以是对社会、对他人的期望，但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诚信不能以他人的诚信为前提。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来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身体力行，影响周围，而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有一位北京市民说：“树立诚信意识要从每个人做起，只有自己做到了诚信，才能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社会由个体组成，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信社会。”这句话很朴实，但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己的诚信与赢得他人的诚信成正比，自己越诚信，就越会赢得他人的诚信回报。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无欺的环境中，诚信环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对诚信所持的态度。诚信建设是每个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这就需要大家积极参与，添砖加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的事情做起。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人人有责，人人有利，个个出力，个个受惠。如果你骗我一下，我骗你一下，骗来骗去，只能落个“两败俱伤”。如果等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讲诚信之后自己再讲诚信，那是等不到的，那等于为自己的不讲诚信寻找借口，无异于推卸自己作为社会的主人在诚信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十二）诚信的养成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有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才能化作自觉的行动。良好的教育犹如春风化雨，一个社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高度重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
“言必信，诺必诚”，“小信诚，大信立”。诚信教育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从娃娃抓起，从日常生活抓起。要在全社会树立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风气和强有力的舆论氛围。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诚信建设方面同样如此。实事求是、诚实守信，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息息相关，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做重*守、讲诚信的人，做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带动群众投身于诚信建设之中。
诚实守信，重在实践，贵在积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去小恶而从善，积小善成大德，这是提高公民诚信水平的必由之路。
（十三）诚信建设靠教育，更靠法制。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既与诚信教育不够有关，更与法规的滞后、政策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相联。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如果缺乏真实的交易信息、企业法人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记录和披露制度，那必将为失信行为留下可乘之机；如果司法公正得不到有效保证，“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审判，审判不执行”，那就不可能为诚信提供法律保障；如果对失信、造假、欺骗等行为惩罚不力，处罚的代价远低于造假、欺骗所得的利益，那就必然导致失信行为屡禁不止；如果违法比守法能获得更大利益，贪赃枉法比严格执法能获得更多好处，就很难让广大公民信守法律。有道是，舞弊者得利，效仿者纷至；舞弊者受罚，接踵者敛迹。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利益导向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是当前解决诚信问题的治本之策。应当努力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如果一个企业依法经营，它就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如果它违法经营了，政府就无所不在。要认真纠正“打击假冒伪劣很有成绩，制假售假行为却屡禁不止”的现象，既抓惩处，又抓预防，关口前移，拒假冒伪劣于市场之外。如何建设信用体系，需要集思广益、大胆探索，创造新鲜经验。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地方已开始建立企业与个人信用制度，把企业、个人的诚信表现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诸如，记录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建立信用“户口”，开列失信者“黑名单”，将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信息公之于社会，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守信企业保持荣誉、鞭策失信企业痛改前非等等。这些都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
（十四）在诚信问题上，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教育引导，这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完善而合理的制度可以有效遏制各种无诚无信的欺诈作弊行为，有利于诚信美德的巩固和弘扬；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又能给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强有力的推动。在诚信教育倡导的“谁诚信谁光荣”的基础上，制度建设的推进将为“谁诚信谁得利”提供保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正确的教育导向、舆论导向、制度导向、利益导向的推动，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必将不断跃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取得新成效。
（十五）共铸诚信，群众需要榜样，社会需要引导。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表率作用，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在所有的社会信誉中，领导机关的信誉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一言一行与社会诚信紧密相联，一定要提高素质、转变作风、改进工作，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当自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讲真话，做实事，言行相符，言出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在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中发挥带头作用。
（十六）诚信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渐进的过程。一些市场经济发育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在诚信方面仍问题不少，丑闻不断。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创造出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应当孕育出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历史总是在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中向前迈进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还不长，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更快速度、更高质量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
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有力推动，一个具有崭新精神风貌和强大道德力量的中国，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东方。
应正视官员的功利价值观
联系到每年招考公务员时异常火爆的情形，江苏常州最近发生的公推干部职位受冷遇就显得很有些耐人寻味。据６月６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常州４月３０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４７名领导干部，然而公告发布１个月以来，到昨天为止报名者才３７人。这次公开选拔领导职位除了中院副院长和常州市外事办副主任，其余都是常州各高校的中层职位，而目前竞争相对激烈的则是前面两个岗位，无人问津的岗位多是高校的中层职位。
“公推干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许多地方都有过尝试，不少地方还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这种由“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式的过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公推干部的岗位都是经过“慎重”筛选的，一般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间或地有一些如财政局一类单位的副职，这些岗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即便如此，这类岗位的竞争也比较激烈。这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说到底还是高校的中层岗位太多的缘故。
针对这种情形，常州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职位受冷遇的情形，是因为“专业性强”，“能达到条件的人不多”。然而，４７个岗位，有４５个是高校的中层职位，此次公选的职位分布呈如此不对称局面，是导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首因。常州此次公选高校中层职位领导干部与此前江苏各地公选厅长、市长、局长的火爆场面相差甚远。有专家针对这一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中层干部不像厅长、局长那样吃香，对社会缺乏吸引力就很正常了，这从中也反映出社会对当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价值体系的。而人民网针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当官只为功利”的诘问。
官员的功利价值体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什么样的官位具有什么样的含金量，这是连不具有官场经验的老百姓也心知肚明的事情。何止官位，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也会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待遇和权力权限，正因如此，才有什么“清水衙门”、“肥缺”一类的说法。有些地方针对这种现象，曾用强制性的手段统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即使如此，人往“肥”处走的趋利冲动也不曾停歇。而不时地见诸报端的有人为平级调动至“油水”多的部门、岗位，不惜进行巨额贿赂，也可看出“肥缺”的所谓含金量。而“交通厅长落马”现象，则是这一问题的最现实、最生动的注脚。
对官位或岗位的功利考量，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个道理不差。但在制度设计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官员就一定是个心无尘埃的人民公仆。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和人一样，任何政府都是有趋利性的，必须假定其是一个“坏政府”，然后设计制度来扼制和约束它，防止政府使“坏”。对官员一样，必须用各种规范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和资源。如果官员不能随意地支配和滥用权力，那么职位的差别就不会太大，官员对职位趋利“位差”就不那么明显了。杜绝了寻租的可能，所有的同一级别的职位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正视客观上存在的不同职位的不同含金量，正视官员的正常的功利价值观，则就要求我们规范公权，堵塞漏洞，客观、理性地匡正以往的偏颇，进一步清明正风。
常州公推干部职业遇冷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拿什么样的职位来公推，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慎重考量的问题，而如果公推的都是技术性、专业性要求比较强的职位，那么公众就会顺理成章地产生如下疑问：不拿来公推的职位都是什么人在把持着？如果对他们进行像对参选的公推干部一样的乎苛刻的考核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胜任呢？
申论考试的解题环节和方法申论考试的全部过程，可以归纳为阅读资料、概括主题、提出对策、进行论证四个主要的环节。
阅读理解给定资料是申论考试最基础的环节。这个环节虽然不能用文字直接在答卷上反映出来，却是完成其他三个环节的前提条件，而且在时序上位在首要，不容滞后。申论考试的时间是150分钟，应该说是比较充足的，考生应该也完全有必要拿出一定的时间（一般需要40分钟左右）来仔细阅读给定资料，以求真正理解和掌握资料叙述思路和内容实质。只有读懂读通全部给定资料，才能把握资料所反映的事件的性质，也才能准确地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完成第二环节的要求。切不可匆匆忙忙浏览一遍，不求甚解。
概括主题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环节，一方面它是对前面阅读资料环节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又使提出的对策或可行性方案以及论证过程更具有针对性，是其据以立论和展开的基础。若是主题概括不准确或是不够全面，下面的程序也就很难进行了。
提出对策是申论考试的关键环节，重点考查考生的思维开阔程度、探索创新意识、应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给考生提供了充分发挥的自由空间，考生可以根据各自的知识、阅历，对同一问题各抒己见，见仁见智。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环节中必须结合给定资料所涉及的范围和条件，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方案。
进行论证是申论考试最后一个环节，在一定意义上，它才算是申论的真正开始。它要求应试者充分利用给定资料，切中主要问题，全面阐明、论证自己对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前面的三个环节尽管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不能有任何懈怠，但总的来说，还都只是积极有益的铺垫，此处的论证过程则需要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地书写。这不仅因为它的字数要求多，分值高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论证才是申论考试的核心，能全面考查和衡量一个人的分析归纳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逻辑说理能力。
论证部分的写作应该在深入思考、运筹帷幄地基础上进行，最好事先列一个扼要的提纲，做到胸有成竹，行文流畅，并要注意论题鲜明、重点突出、线索清晰、详略得当这些写作的基本要求和规范。
申论复习及热点参考我已经于11月29日考试完毕，但我说过我不会忘记我们的论坛，不会忘记曾给我帮助的朋友们，我会为我们的论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申论的一些题目和基本思路写下来，虽然很浮浅，但希望能对还没考试的朋友有所帮助，不当之处，敬请原谅并指正。
1、总体要求
⑴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具有唯一性，首先应仔细阅读材料，把内容分出主次，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合并同类项”。
⑵全面、深入的分析原因后，从原因入手提出对策，要求有针对性、可行性、全面性（回答要尽量全面，但层次一定要清楚，条理一定要清晰）。
⑶论证部分要求：千万不能离开材料；观点鲜明、有论据；要集中、切忌散。对策提出来了，而且要求越全面越好，但你对哪一块儿、哪一条最熟悉，你的材料最充分，就从哪个角度做重点集中论证，一事一议。千万不要平均分配，因为只有1000多字的文章，如果平均分配连三等文的要求都达不到。
⑶一定要有题目，没有题目扣5分；想好之后再落笔，每5个错别字扣1分，每5处涂抹扣1分。
⑷申论的选材原则：白话文；都是近1年的热门话题；不牵扯任何背景；不出有争议的案例；近几年考试的材料基本都是从网上下来的。
⑸主要看看新华网、人民网等关于论坛（论谈）的部分。
2、热点问题
⑴公务员考试制度实施10周年（浙江大学周一超杀人案）
该问反映了公务员制度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公务员制度实施以来，促进了国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政体改革的突破口；按照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优化了公务员的选择；有舞弊现象，说明我们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完善；法制制度不健全。
⑵土地问题（在建设中征地、占地引起纠纷等）
主要问题：中国的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稀缺与中国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在土地开发、使用过程中与城乡居民的冲突，造成了国有土地资源的严重流失及腐败的滋生，这已经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产生原因：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对国土资源尤其是耕地的保护存在很多漏洞；城乡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无法保障农民实际工作权益；对城乡土地的开发使用不能实施严格的依法监督和管理。
解决办法：完善涉及土地问题的立法并严格执法；统筹城乡经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切实保障农民工作权益；依法加强对城乡土地的征用、开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防止在这个过程中由土地资源流失，防止和惩处腐败行为；以人为本，注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
⑶大学生就业问题（海归派与本土派；高级技师奇缺）
海归派——用人单位的观念；本土派——学历高低、性别差异解决办法：供需双方转变观念（用方——不拘一格降人才，供方——天生我才必有用）；教育体制有问题；培训思想有问题；梯次健身改革的需求；如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不要死读书、读死书，应多了解社会。（素材：专业设置窄、缺乏复合型人才、当初八大学院全面苏化）
⑷环保问题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入手，再联系其他信息点
⑸安全和安全生产问题加强法制建设、岗位责任制、风险意识、安全教育
⑹非典的启示如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城乡公共卫生体系；如何完善危机应急机制；如何完善公共社会道德体系；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
⑺大学生消费问题胡锦涛同志年初帅班子成员再访西柏坡，并住了一夜（原来是当天去当天返回），吃了一天的农家饭。重申了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每个同志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使每个同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⑻助学贷款；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行收容救助制度；大学生入学“绿色通道”；民工回家无工资，中央直接干预等胡锦涛提出的“亲民”政策：我们党说到底是来自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三中全会胡锦涛同志对三个代表的诠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申论热点：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人事部联合召开第六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大会。49名公务员和31个集体被分别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荣誉称号。被表彰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展现了新时期国家公务员的良好精神风貌，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人民满意”，是公务员的最高荣誉。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抓好“让人民满意”，就抓住了根本。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运用者，同时又是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组织者，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繁重任务。国家公务员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要坚持和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满意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利益放在大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实施十余年来，广大公务员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队伍是一支有战斗力、得到党和人民信赖的好队伍。这次受表彰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中的多数工作在街道、乡镇等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单位，工作在公安、税务、教育等政府窗口部门。他们通过自己崇高的思想境界、过硬的工作作风、扎实的工作实绩，为全体公务员树立了榜样，为“公务员”称号增添了光彩。
向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始终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学习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学习他们爱岗敬业、清正廉洁、秉公执法、无私奉献的思想境界；学习他们勇于改革、开拓创新，率先垂范，勇挑重担的进取精神；学习他们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政府加强行政能力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为此，必须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健全公务员管理法规体系，抓好制度的贯彻落实，用制度和机制加强管理；必须加强公务员作风建设，大力弘扬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重点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创新能力。
“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人民的公务员就是要爱人民，让人民高兴。坚持一心一意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必将涌现出更多的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申论热点：浅谈农民税收负担过重问题内容提要：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很多地方没有明确合理的征收制度。即使在有些有章可循的地区，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不正当收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农村税收征收成本更是普遍偏高。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下降。本文分析当前我们农村税费的现状及诸多问题，重新认识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提出作者对减少农民税收的一些看法。现实表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到了攻坚破难的关键阶段，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多于机遇，压力将长期存在！只有“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当前我们农村税费征收的现状及诸多问题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税收征收成本高，农民负担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几年来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已经开始实行税费改革的农村，农民税收还普遍偏高。乱立名目、私自摊派，基层腐败严重。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补贴不力，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例如，目前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为了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中央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安徽许多地方的乡村干部因为上级要求试行费改税，断了以往的财路，手头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就故伎重演，擅自开征“人头税”。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强迫农民必须纳这种基层政府新发明的非法“人头税”。所以说，各地乱征乱收现象仍然普遍，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过重。
二、各地正在加紧施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2002年2月，温家宝在山西考察农村税费改革时强调，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温家宝要求，各地在制定改革方案和实施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减轻、规范、稳定”的指导思想。所谓减轻，就是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所谓规范，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这是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向农民乱收费的制度保障。所谓稳定，就是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让农民休养生息。
当前税费改革措施中有统一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的特性。统一性就是按国务院出台的改革方案规定的措施，包括在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计税常产、税率及相关配套措施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特殊性就是在遵循国务院统一规定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总体目标前提下，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重新梳理农村税费制度，不搞整齐划一。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中在涉及到一些基础数据时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规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如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确定计税面积、以1998年前5年的农作物平均产量确定计税常产等。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时都曾出现一些偏差，不该稳定的过于强调稳定，应灵活的没能合理调整。
总之，改革必然体现在“变”上。一味强调连续性与稳定性可能不适应现实变化的情况，灵活性过大又可能由于政府追求保运转的目标而致使农民利益受损。所以在处理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上，只要各有关部门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考虑问题、制定措施的出发点，把这种灵活与稳定运用在减轻民负上，就一定能让农民满意、基层满意、中央满意。
三、对如何减轻农民税负的几点看法笔者认为，当前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十分艰巨、政策性又很强的工作。既是对现行分配关系的调整，更是对当前农村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重大革命；不仅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机构撤并、人员精减；不仅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涉及人们的观念和部分政策法规的修改，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局。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乡镇财政体制、农村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必须坚持同步实施，整体推进。
首先，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职能。
其次，要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这要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要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弥补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支缺口，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另外，要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继续抓好清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农村用水用电乱收费、报刊摊派、各种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等专项治理整顿；认真规范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防止成为新的乱收费的口子；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好经营服务性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继续执行党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制度和专项治理的部门责任制度。要抓紧制定农村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为规范农业税收征管提供法制保障。
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特殊实际情况，开拓创新，设计出新思路。总结出一条既完成减轻农民负担的任务，又解决好本地区的财政困难的问题的新路子，这样是解决问题的时代要求。
现在还有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这恐怕主要不是怀疑中央的政策，而是担心基层的政策执行走样。只要基层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严格遵循“三个代表”的要求，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要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同时辅之以其它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三、结论减轻农民负担要切实见到成效。就必须充分认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各级政府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规范的农村税收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已经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除征收国家规定的税收外，要取消其他各种名目的税费。还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要严格执行国家农业税收政策，严格控制提留统筹费，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格加强对农民义务工的管理，政府机关要严格控制乡镇、村开支，严禁在粮食收购时代扣代缴各种款项，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从根本上杜绝各种形式上的达标升级活动。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这样，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的夯实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相信农民负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减轻，新阶段将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
申论热点对“三农”问题的三个忧虑
1.经济发展了，千万不要出现新一批文盲，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2.春运铁路涨价，对农民最不公平。3.农村科技推广队伍，名存实亡，甚至变味了，民需要科技，农业发展也需要科技人员，但解放后花很大力量建立起来的农技推广队伍，现在却面临很多问题，要么名存实亡，要么与原来的工作宗旨相背，变了味道。
出生性别比失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日益发达的医疗检测手段和滞后的农村保障体系是造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封建思想中的传宗接代观念也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重要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俗话说“养儿防老”，农村的现实情况决定了男性劳动力是家庭的顶梁柱。最大的担忧：“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严重失调将阻碍我国人口的和谐、持续和健康发展，并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小康也决不能是真正的全面小康。”
守法经营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企业最基本的要求、守法就是投资、诚信就是资本。
市场准入对民营企业没有太大障碍鼓励非公有经济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公路，投资港口、桥梁、公交事业，包括污水处理都是允许的，他们的说法是“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担忧“圈地热”将使江南水乡失色最严厉的办法管理土地，整顿开发区低、小、散等盲目发展问题，全省在保护好1000万亩高产标准粮田的基础上，规划在5年内，通过推进优质农产品合理布局、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再“挤”出500万亩粮田，保证粮食生产安全。与此同时，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全省从今年开始免征粮油种植农户的农业税。
将宪法第四章的章名“国旗、国徽、首都”修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要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今年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开展巡视工作，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还要进一步健全制度，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吴官正说，要加强思想道德和纪律、法律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吴邦国特别强调，一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努力实现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要更好地推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要培育和发展大企业大集团，不断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二要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加强环境保护，加强资源的保护、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为民之策。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切实把扩大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职工身上，满怀热情地积极帮助城乡特殊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三农问题”探索路科技的推广也不仅仅是现成技术的推广，更应该是基本科普知识的推广，只有让广大农民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他们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解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市场意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杠杆。培养和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使他们懂得基本的市场运作和市场经营，才能使科技带来的效益变成农民实实在在的收入。视普及科技知识、重视政策、重视投入那样重视市场经济知识的普及，以便突破农业提效，农民增收的瓶颈。
提高粮食产能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各地要切实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加快充实销区地方粮食储备。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要加大工作力度，抓好各项鼓励粮食生产措施的贯彻落实，尽快把政策具体落实到粮食主产区，更直接更有力地把中央鼓励粮食生产的信号传达给农民。
要切实组织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加大粮食和化肥市场调控力度。要千方百计增加国内化肥生产。现有的化肥生产装置，要确保满负荷运转。已停产的生产装置，要尽快恢复生产。要维护粮食和化肥正常的流通秩序。加强粮食收购市场准入管理和粮食经营企业监管，打击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哄抬粮价、扰乱市场等违法行为。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化肥经营采取最高限价等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化肥的行为。
各地高考分数线要不要统一？
一是要尽快扭转教育不均衡的局面。国家和地方，对于教育落后地区，都应大力超常规归发展教育；二是教育发达地区，也应当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对经济、教育不发达的地区，采取定向培养或其他方式，以缓解不平衡状态，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发展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这一教育矛盾。
行建行改造成现代化股份制商行主要是：第一，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并且要建立一个授权经营的制度，对高级管理层设立目标和问责制；根据两行自己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目前单一的股权结构，并且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合力效应；要以市场为导向，制定一个切合他们自己银行实际情况的、清晰的、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一定要在银行中培养很好的信贷文化，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风险管理体制和内控机制；一定要争取审慎的会计原则，做好信息披露的准确度和透明度。另外，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也是比较薄弱的，所在今后的三年里要着重提升自己的信息现代化，加强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以及人才战略的贯彻和实施等等。
2003年政府的成绩在这一年里，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进一步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顺利完成人大、政府和政协的换届工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大力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开展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重大胜利；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飞天梦想；深入开展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
货币稳定和金融改革去年的宏观调控中所做的工作和体会，有两点：第一，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持货币稳定，货币稳定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第二，中国经济处于改革转轨阶段，因此，只有通过加大改革力度，使金融市场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使金融机构通过改革使得财务状况变得更加稳健，同时具有国际竞争力。从今年来讲，我们将继续密切观察经济的运行、物价的走势，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并适时适度地进行货币政策方面的调控。
申论热点：“招生传销”贻害无穷陕西省铜川市同官中学４１名考生今年的高考志愿卡被人涂改，险些成为“招生传销”的受害者。近年来一些民办院校非法招生行为屡禁不止，“招生传销”愈演愈烈，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
据参与涂改同官中学考生志愿卡的西安科技商贸学院一名招生人员说，由于生源紧张，民办院校都给老师下达招生硬指标，完不成任务就扣奖金，招来学生则给提成奖励，学校名气越小，招生提成越高。类似现象在广东、安徽、江西等地同样存在。
“招生传销”与商品传销如出一辙。每年高招期间，一些民办院校都会根据往年业绩网罗招生代理人员，并发给代理人工作证和委托代理书。这些代理人作为“上线”，一般将中学校长、教务人员、高三班主任作为“下线”专攻对象。老师发展学生，学生发展同学，家长发展亲友，招生代理人彼此戏称“人贩子”。如果招生手段有“突破”，一个地区就能招到数百人，提成高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同官中学４１名考生志愿卡被涂改，正是这种“突破”的结果。
“招生传销”扰乱了招生秩序，坑害学生和家长，严重危害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规定，招收学生和其他受教育者，只能在教育部门指定的地点或者是招生的学校里进行，在招生过程中不得收受回扣和中介费。因此，仅从依法治国角度而言，对“招生传销”行为也应当坚决打击。
“招生传销”实际是“教育产业化”的又一大后遗症。由于办学准入门槛过低，投资者大量涌入，导致民办院校呈泛滥之势。有的民办学校就是租用一栋楼房、聘几个管理人员、再找一些兼职教师的“冷拼盘”。因此，要禁止“招生传销”行为，必须彻底清理整顿现有民办院校，提高民办院校的准入门槛，加强对民办院校的监督管理。
申论热点：农民税收负担过重问题解答内容提要：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很多地方没有明确合理的征收制度。即使在有些有章可循的地区，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不正当收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农村税收征收成本更是普遍偏高。造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下降。本文分析当前我们农村税费的现状及诸多问题，重新认识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提出作者对减少农民税收的一些看法。现实表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到了攻坚破难的关键阶段，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挑战多于机遇，压力将长期存在！只有“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当前我们农村税费征收的现状及诸多问题当前，我们农村的税收征收十分混乱，税收征收成本高，农民负担重，农民实际收入相对减少，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几年来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已经开始实行税费改革的农村，农民税收还普遍偏高。乱立名目、私自摊派，基层腐败严重。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补贴不力，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例如，目前全国乡政府负责人多数居住在县城，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为了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中央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安徽许多地方的乡村干部因为上级要求试行费改税，断了以往的财路，手头没有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就故伎重演，擅自开征“人头税”。有的地方甚至动用了专政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强迫农民必须纳这种基层政府新发明的非法“人头税”。所以说，各地乱征乱收现象仍然普遍，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过重。
二、各地正在加紧施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2002年2月，温家宝在山西考察农村税费改革时强调，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温家宝要求，各地在制定改革方案和实施过程中，要始终贯彻“减轻、规范、稳定”的指导思想。所谓减轻，就是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从根本上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所谓规范，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分配方式，这是将农村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从根本上遏制向农民乱收费的制度保障。所谓稳定，就是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让农民休养生息。
当前税费改革措施中有统一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的特性。统一性就是按国务院出台的改革方案规定的措施，包括在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计税常产、税率及相关配套措施上，实行全国统一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特殊性就是在遵循国务院统一规定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总体目标前提下，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重新梳理农村税费制度，不搞整齐划一。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中在涉及到一些基础数据时强调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规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及时调整，如以二轮承包土地面积确定计税面积、以1998年前5年的农作物平均产量确定计税常产等。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时都曾出现一些偏差，不该稳定的过于强调稳定，应灵活的没能合理调整。
总之，改革必然体现在“变”上。一味强调连续性与稳定性可能不适应现实变化的情况，灵活性过大又可能由于政府追求保运转的目标而致使农民利益受损。所以在处理好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上，只要各有关部门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考虑问题、制定措施的出发点，把这种灵活与稳定运用在减轻民负上，就一定能让农民满意、基层满意、中央满意。
三、对如何减轻农民税负的几点看法笔者认为，当前减轻农民负担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彻底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十分艰巨、政策性又很强的工作。既是对现行分配关系的调整，更是对当前农村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重大革命；不仅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职能转变、机构撤并、人员精减；不仅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涉及人们的观念和部分政策法规的修改，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局。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配套改革能否到位。乡镇政府机构、乡镇财政体制、农村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必须坚持同步实施，整体推进。
首先，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强化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职能。
其次，要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切实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这要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要加大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弥补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支缺口，保障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另外，要建立有效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继续抓好清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农村用水用电乱收费、报刊摊派、各种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等专项治理整顿；认真规范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防止成为新的乱收费的口子；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好经营服务性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继续执行党政领导的工作责任制度和专项治理的部门责任制度。要抓紧制定农村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为规范农业税收征管提供法制保障。
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特殊实际情况，开拓创新，设计出新思路。总结出一条既完成减轻农民负担的任务，又解决好本地区的财政困难的问题的新路子，这样是解决问题的时代要求。
现在还有人对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这恐怕主要不是怀疑中央的政策，而是担心基层的政策执行走样。只要基层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严格遵循“三个代表”的要求，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要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同时辅之以其它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三、结论减轻农民负担要切实见到成效。就必须充分认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措施的自觉性。各级政府部门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规范的农村税收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已经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除征收国家规定的税收外，要取消其他各种名目的税费。还没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要严格执行国家农业税收政策，严格控制提留统筹费，坚决制止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严格加强对农民义务工的管理，政府机关要严格控制乡镇、村开支，严禁在粮食收购时代扣代缴各种款项，严禁强迫农民借款、贷款缴纳各种税费，从根本上杜绝各种形式上的达标升级活动。对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开拓创新，精密安排，切实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这样，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并且为我们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确保农业基础地位的夯实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相信农民负担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减轻，新阶段将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
申论热点：冠成集团从事“三农实践”的报告
（许冠成，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总裁）
【内容提要】冠成集团从企业文化建设入手，将“产业报国，献爱于民”确定为集团的经营理念和宗旨，本着扶助弱势，关爱“三农”的精神，将眼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以“公司+基地+农户+政府”模式运作的“星炬计划”和“爱心连锁店”、“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是集团“爱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团实践“三农”的思想结晶，它代表了当前企业参与“三农”建设的一种模式的尝试，我们期待它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帮助，并能在全国得到推广和借鉴。
尊敬的布赫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现在，我代表冠成集团全体员工向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几年来在探索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方面的一些理论思考和具体实践，请审议和指正。
“三农”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古代民以食为天，重农抑商，农民和土地是社稷江山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三农”问题依旧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还多，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在农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三农”。今年一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也是中央第六次以一号文件的方式关注“三农”问题。其实，中央一直在支持、在千方百计地发展“三农”事业，从包干到户到后来的承包经营；从征收农业税到免征农业税；从限制农民进城打工到鼓励农村劳务输出。这些变化使农村经济日益灵活，使农民致富的空间越来越开阔。但由于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牵涉面极广和我国农民小农作坊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普遍低下，扶贫成果不断回落。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今天的“三农”问题的困境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一、教育问题。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农民缺乏基本的发展技能，这就使农民难以摆脱对土地的依赖，造成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疏散。二、产业结构问题。目前农业存在同质化生产竞争，大范围生产同样的农作物，而且以普通的粮食作物为主，这样就形成了粮食市场长期价格低迷的困境。三、资金风险问题。改变生产结构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还要有市场风险的考虑，这样就使许多农户害怕、畏惧、裹足不前，坐失了许多致富良机。我们集团就从这三方面入手，在过去的几年里开展了系统的、有声有色的奉献“三农”活动。
星炬计划起初，集团从企业文化建设入手，将“产业报国，献爱于民”确定为集团的经营理念和宗旨，本着扶助弱势，关爱“三农”的精神，将眼光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在国家科技部和中国老区扶贫委的关怀支持下，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全面开展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工作。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全国贫困地区建立了很多基地，发展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短短几年里，这种模式使得近万户农民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得到了健康，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是，特种养殖领域鱼龙混杂，有许多不法分子坑农害农，他们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产业，只是坑蒙拐骗，集资融资，使许多农户上当受骗。为了和这些不法分子区别开来，也为了保证集团的爱心事业能够健康长久地发展，通过总结，我集团公司决定与政府合作，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政府的模式运作，并创造性地推出了以“一献三送两创”为主要内容的“星炬计划”。
2002年3月21日，集团首先在四川开始实施“星炬计划”。其意义就在于为解决“三农”问题作铺垫，找到一个使农民脱贫致富的发展模式。2003年11月28日，我们南京公司把“星炬计划”模式成功地带到了江苏，与淮安市车桥镇人民政府签订联合实施“星炬计划”的协议。同时，在全国各基地设立了专供农民朋友学习科技、文化、卫生知识的“冠成学校”。今年上半年，集团教育部在全国各基地周围举办了“冠成学校”的流动课堂，对农民进行了系统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教育。半年内对基地周围行政村轮回授课，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通过组织讲师、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爱心的人士深入到基层进行“三下乡”推广，强化日常种植、养殖、科技、文化、健康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信息，增加了农民致富的本领和技能，真正变输血为造血，带动了当地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可以说，“星炬计划”是我集团推出的面向“三农”，旨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加农民收入的综合性工程。
“星炬计划”实施两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我们的精心组织和认真落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除了对一些失业人群，五保户，贫困学生进行捐助外，还有针对性的选择城市弱势群体和社会公益团体进行帮助与扶持。例如：在南京地区举行的“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使农民朋友在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又学到了文化，得到了健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让近千人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数千人掌握了一门以上的科学养殖技术，近万户低收入家庭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我们通过实施以“一献三送两创”为主要内容的“星炬计划”，让农户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利益，通过“冠成学校”的建立，让农民的综合素质得到了真正的提高。
在集团的各个种植、养殖基地，通过输入管理、技术、资金和文化理念，挖掘、整合了当地特色资源，改变了当地农民种植、养殖结构，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传统的简单种植养殖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给予当地农村经济充分的发展动力。集团推广具有较高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黑色珍稀粮果种植和药蚁养殖，然后让这些产品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心店，再经过正确的引导教育和宣传营销，相应的产品畅销效益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村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如此良性循环更增加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农民就业，也为“三农”经济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爱心连锁店从农村到城市，整个社会实际上是一条完整的生产、加工、经营、消费作用链，只不过这条链条太长、太宽，许多环节都衔接得不好，甚至脱节，相互扯皮。那么，能不能建立一条城乡绿色通道，使生产、加工、经营、消费真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呢？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成为下岗工人，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没有社会保障，无业可就，负担沉重的城市边缘人口。随着城市弱势群体的不断增长，建立一个有特色的、区别于农村的城市爱心平台也就变得十分迫切。于是我们在城市建立了爱心店。
在“三农”方面，我们的“爱心工程”将传统的种什么卖什么变为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而且这种工序调节是在系统内完成的，不是靠社会功能来完成。例如，我们集团下属企业开发的竹编艺术、民族的系列工艺、日用产品等，在国内市场上一直热销，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于是，我们就与有竹林资源的地方政府合作，组织农民学习竹编技术，加工生产竹编艺术产品。另外，在城乡差异方面，我们变原来的城乡分割、各自为政为城乡互动、工农商一体。爱心店把农村的种植、养殖业、加工业和城市的研发生产、市场经营、以及广大消费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管理体系，信息互通，产需呼应，利益共享，在爱心下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创举。
另外，我们集团的“百家企业”战略是通过对100家农村地区企业的兼并和合作等多种方式，以资金、设备、管理支持，增强它们的竞争力，进而有效带动地方经济腾飞，促进贫困农民就业。合作开发的产品将在国内、国外的连锁店里销售，城市爱心店里的员工全为下岗职工。这样，集团在发展中起到了龙头作用，同时又解决了城乡两地的就业问题。目前，集团已和四川恒力银杏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省黄梅县黄梅挑花工艺有限公司，湖北省恩施宏业魔芋开发有限公司等厂家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通过与这些企业的经营运作，共同开发的产品会身价百倍，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源泉。
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其实，在开发研究药蚁和其他特色农产品的同时，集团也紧接着部署“爱心连锁店”计划，这一计划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产品的市场问题。“三农”产品凭借这一平台可以找到良好的、畅通的销售渠道，形成城乡互动、产销一体的发展模式。但市场总有风险，况且，我们在城市开展的爱心店不是我们的主要利润来源，我们的一些高、精、尖产品只有在海外才能实现高利益回报，并以此来反哺三农和城市弱势人群。所以我们又周详地制定了“海外爱心连锁店”计划，为“三农”产品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铺路。
自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以来，我国的各个产业面临着许多机遇，但更多的却是“狼来了”的挑战。中国农业褪瞧渲兄?弧Ｖ泄?淙灰耘┮荡蠊疲?欢?蘼凼桥┮等丝诘谋戎亍⑴┮挡?档谋戎亍⒒故桥┮涤纯龆嘉薹ê团访老啾取Ｔ诿拦0%的农民不但养活了2亿多的国民，而且还漂洋过海冲击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市场。从美国起运的小麦抵达中国的价格仅为人民币0.4元/公斤。温家宝总理在访美期间说过经典的一句话：“美国不能总让中国人民坐着波音吃大豆”，字里行间表达的就是渴望进口更高层次产品的愿望和对农业的深深忧虑。让中国农业成为强项是全国上下一致的理想。中国政府一次次的召开中央会议解决农业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在千方百计地改善农民生活，坚决支持能带领农业发展的企业，积极努力开拓中国农业的海外市场。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发展的“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就是这样如此密切地与中国的大时代丝丝相扣，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的定位是：以销售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产品为载体，为广大中国农民寻找国际市场，使那些长期抱守着宝物却仍然饿着肚子的农民迅速致富。这样，不仅能够改变我国农业的错位经营，而且能够改变我国农民的致富思维。当然，这也是中国农业以另一种方式冲击世界市场。它改变的不仅是中国农业的命运，还有非常强烈的示范效应，那么，“蝴蝶效应”现象就难以低估了。
政府希望中国农业站起来，希望中国农民富起来，希望中国农村稳定。这些恰恰就是“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发展所能带来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利益点上，政府与民间力量找到了共同的话语。政府以公共权利支持民间力量发展，民间力量以春风吹冻土的气势给政府以绿意昂然的兴旺。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就在于牵涉的农民量多面广，利益要求多元化，以及经济形态方式差异较大。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始终围绕着“输血”在转，结果是“输血”后脸红扑扑，一停止又变得苍白无血。如果“三农”的机体没有形成自己的造血功能，光靠输血是解决不了“缺血”问题的。因此，变“输血”为“造血”就变得十分迫切。但“造血”并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难度百倍。且不谈农民致富的基础，农民的素质，仅寻找致富的模式之路就千丝万缕无从着手。过去的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有援助的农资被变卖的事件，有资助的生产工具被瓜分的事情，其实这不全是农民的素质问题，重要的是模式问题。没有利益格局制肘的模式是难以制胜的。上文阐释的“星炬计划”、“爱心连锁店”和“中华情海外爱心连锁店”是我们集团“爱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集团实践“三农”的思想结晶，它代表了当前企业参与“三农”建设的一种模式的尝试，我们期待它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所帮助，并能在全国得到推广和借鉴。
农民素质得到了提高，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在生产和收益的问题上就容易得到平衡。实践表明，农民参与“星炬计划”和“爱心工程”的热情是高涨的。但我们认为它还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不断地修正，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目前，该模式的最大困难在于推广的速度，即便我们集团全力以赴，对于整个“三农”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如果能以有效的途径推广，它所带来的价值则将难以估量。现在毕竟是一个需要创新，更需要转化创新成果的年代，价值的最大化在于普及。人是万物之灵，努力一定可以实现。我们愿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到自己的社会义务，我们也期望更多的企业能和我们一起投身祖国的“三农”事业。同时，我们更希望政府与企业联手，更加有力地推动我国“三农”事业的全面建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相信，“冠成模式”一定会在我们的不断摸索与实践中得到完善，我们也坚信，以爱心打造出来的“冠成模式”一定能够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做出贡献。
申论热点：求解“三农”：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
■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近日就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采访，综合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看法，提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求解对策。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对这一问题发表高见。
上篇：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许多专家评价，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鼓励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必须让农民能够通过种粮增收，关键则在于提高种粮效益。但怎样才能使种粮效益提高呢？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一升一降，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实现这一升一降并非易事。比如，提升生产效率要求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转。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肇始于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实现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转，才能保证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土地的征用和流转问题，广东省海丰县梅星村村委会主任徐生辉向记者介绍说，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一些基层地区实际上基本没有区分。这样一来，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得到的补偿也很少，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２月９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征地的规模。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个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并且在征地时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生计问题，包括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五权”落实到位。他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要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协议，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
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伴随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提出，我国农村现有３．３亿农业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约占１／２，大约１．６到１．７亿人。
其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１９９７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０９０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１６０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３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２６２２元，城镇居民为８５００元，差距已扩大为１∶３．２４。
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组数据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城镇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而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运营，使农村的产业链从种植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以农业生产企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促进广大农村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在苏州、无锡等地农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大量投入农业企业。台湾永丰余纸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建起了永丰余高科农场。江阴兴澄钢铁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的荷斯坦奶业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了３万亩青玉米和牧草，农户每亩可有１６００元的收益，效益远高于传统种植业。据统计，江苏这样的农业企业目前已有１．８万家，投资总额累计达１８６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６７％，工商资本占２０％，外商资本占１３％。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苏南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
随着土地的可自由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将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进入农产品加工、深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性企业，有利于形成“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性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而农村城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山东济南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认为，为适应农业规模生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大集团作为农业企业自己办农场，雇佣农民做工，相对于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则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据了解，龙大集团旗下２４家子公司形成的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０多亩，周围的４个村庄，都包容在工业园内。因此，龙大工业园也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新型城镇。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为主的龙大职工和家属，达１．６万人之多。而依托龙大集团的农业企业，许多村民从事餐饮、商业、运输等第三产业。城镇的南北主道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商业街，供排水系统、马路、公共设施、娱乐场所等都一应俱全。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广宁表示，近年来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成立了农机专业化服务企业。这些企业的农民经过职业培训后，集中使用农机为农户服务并收取费用。这些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特点的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结构的城镇。
山东省长岛县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山东省长岛县原来的海产捕捞业和养殖业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长岛县出现了大量专业化、规模化的企业。一些企业专门投资从事近海养殖；一些企业专门出租出海渔船和捕捞设备；还有企业有意投资兴建风力发电站。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使长岛县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龙头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并通过企业优势互补聚合形成了一些集海产品养殖、捕捞、机械、旅游等多种产业为一体的新兴城镇。
美国得克萨斯州地区性农业企业发展中心主任洛克向记者介绍说，得克萨斯州作为美国的主要产粮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就是按照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方式发展的。其间主要有两项政策，一个是种植鼓励计划。农户耕种的土地越多，享受的各项补贴额度就越大，相应的资金、保险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另一个是农业企业促进计划。政府同时鼓励建设专业性强的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在得州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同样可以在销售环节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在这两项政策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农户都将土地卖出，用获得的钱投资兴办农业加工企业。而购买了别人土地的农户则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降低了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最终，随着农业企业种类和层次的增多，形成了一个个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城镇，并逐步融汇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城市群。
专家指出，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将改变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与“产业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
下篇：农民市民化生存方式的提升缩小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民将通过两条途径成为市民。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在城市安家落户；更大量的农民则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以农村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认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城镇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保障了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城镇工作，集中在商业、建筑、餐饮等行业。通过在非农产业劳动换取报酬，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
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农民是在干城镇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没有“家”，是城市里的“农民”。他说，从身份上说，不该有农村人和城镇人之分，而应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看成产业工人，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另外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劳动者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思斌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要加快解决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还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主，农民较少受惠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近些年来，农村不仅未能像城市一样确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已基本解体。如果不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企业的大量出现就不可能，农民更不愿意离开赖以为生并有“最后保险”意义的土地。
有关研究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农村人口中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１７．３９％，而城镇的同一指标为１３．１％。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农村的家庭保障功能也因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子女外出务工而持续削弱。有关专家建议，要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消除济贫政策中的身份歧视；完善乡村救灾制度；分类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险、合作医疗，以及必要的乡村医疗救助；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济困活动，将乡村慈善公益事业作为重要的补充保障机制，并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和保险市场的竞争发展，推动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在离开土地的同时就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四川成都农村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大量失地农民参加社保、医保。根据规定，成都农村进入企业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将参照城市养老保险办法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还预计，到２００７年，成都城市化率将达到４２％，大量农民将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市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宋泓博士提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将改变农民的收入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城市产业工人，还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业产业工人，都将通过工资的形式领取劳动报酬，通过商业环节采购生活资料，通过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市民生活的权利。比如，农民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获取相应的择业资本，农业工人不必一家一户卖粮卖菜承担市场风险，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换来消费水平的提高，粮、肉、菜等生活必需品实现商品化，子女入托入学、有病就医以及养老方面，依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一句话，要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以浙江省平湖市为例。这里近年先后吸引外资、民资和各类工商资本近３亿元，创办了许多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诸环节的农业企业。大量农业企业促使农村聚合发展成为城镇，平湖２８６个行政村撤并到了１３８个，城镇化水平提高到４３％。同时，在这些新兴城镇还建立了劳务市场体系，农民通过劳务市场得到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服务进入农业企业，领取工资并进行各种生活消费。此外，平湖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个体农民工商户统一纳入养老保险范畴，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民进入养老保险。
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伴随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艰巨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业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将日益趋于优化。而２０多年前曾经创造奇迹的中国农民，将全面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并将再次创造从生产到生活的飞跃，书写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作者：王海征张心松申论热点：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初探摘要：城市农民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却一直无人问津。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不利有“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从建立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制度的设计方面，对城市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探讨是必要的。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城市化初探一、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城市农民工（以下简称“农民工”）是指在城镇中务工的具有农村户口身份的劳动者。他们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长期以来被无情地拒之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从失业保障方面看，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而农民工却没有，他们在失业期间多是*积蓄，或向他人借钱维持生计，也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重回农村老家。从医疗方面看，很多农民工生病以后仗着年轻、身体好、硬挺着而不去医院看病；遇到不得不看的病，绝大部分也只能是自费，用工单位通常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垫付很小一部分费用。从住房方面看，农民工是无法享受福利分房或在政府提供补贴的情形下购买商品房的。他们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建筑工人往往住在工地附近的工棚里。农民工居住点大都拥挤不堪，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通常是城市的卫生死角。另外，像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就更不必提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近乎缺失的。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1）农民工在城镇的边缘性社会地位是其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正处在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仍带有明显的二元特征，附着了太多利益的户口仍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城镇户口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是城镇职工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尽管这种体制具有过渡性），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而成为边缘群体，也正是这种边缘性的社会地位使其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2）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政府及社会重视程度不够。我国尽管在1998年以来就建立了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的相关法律，但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相应的立法。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使他们的社会保障工作难以实现强制性原则。同时很多城市把眼光着眼于地区利益，为解决城市居民就业问题，对农民工频频设卡，不重视、不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更不用说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了。部分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业主对社会保险缺乏正确认识，错误地认为参保是加重企业负担，瞒报应参保人数。（3）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意识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问题的紧迫性。农民工对于用人单位和自身参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其理由主要有：缴纳保险费减少了现金收入；担心将来社会保障没有“保障”；怕失去工作机会而不敢向用人单位争取社会保障权利等。（4）一些思想观念客观上阻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解决。这些观点认为目前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时机不成熟；农民工仍与土地保持着一定的权属关系，土地可以做其生存保障的兜底性载体；农民工流动性强，农民工在跨省、跨县市流动就业时，也因为各地标准不统一而使社会保障转移的实践可操作性很差等等。（5）资金问题也是农民工社会保障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的客观原因之一。近几年，国家和政府集中精力与财力加强城镇社会保障改革与建设，以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但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仍旧陷入资金困境。随着越来越多的下岗人员走出再就业中心以及企业的继续裁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支出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当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受到资金限制时，若再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考虑在制度范围内，必然要面临更为严重的资金困难。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由于当前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工希望在城市中通过非农产业劳动增加收入，正如此他们与城镇居民一样也面临失业、工伤、职业病等相同的风险。如果我们没有建立与其风险相适应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迫于生计，进城农民就无法摆脱对土地的天然眷恋，那么在每人都拥有一份土地的情形下，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将遥遥无期。从长远角度看，这不利于“三农问题”的尽快解决。
（二）实现社会公平、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的需要市场根据经济效率向生产要素供给者提供报酬，要促使经济效率增长，就必须使报酬有差别，这种差别不仅是客观的，并且差别本身是经济运行的动力。但这种差别必须有一个度，就是不能危害社会公平，即经济效率得兼顾公平。农民工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拉动内需，做出很大的贡献，同时又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缩小了城乡差距。可以说，农民工已深化成一种强大的改革力量，推动了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提高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总效率。但我们也要看到，大多的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另外，农民工容易在遇到生活风险时铤而走险，成为城市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城市遭受到“非国民待遇”，特别是社会保障的严重滞后乃至缺失是诱发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失范的根源。农民工从事着苦、累、脏、险职业或工种，但他们却处于都市的“边缘化”生存状态，这往往容易使农民工萌生对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反感情绪，这种情绪从积累到宣泄，则构成了城市不稳定的诱因。因此，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农民工正当的社会认可和人文关怀，不仅有利于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动荡的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
（三）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需要城市化是指一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产业（或资本）不断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过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停滞不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呈现出“工业国家，农村社会”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1%，但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仍相差甚远。城市化滞后引起或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民收入过低和增长乏力、就业压力大等，在很大程度上均与城市化滞后有关。而提高城市化水平最重要的实际措施之一就是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他们至今尚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加上其他因素，致使农民工仍然处于流动状态，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根据有关专家预计到2010年及21世纪中叶我国城市化水平将分别达到45%和65%。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目标是很难顺利实现的。
（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的需要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相当狭窄，这很难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要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就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期的发展目标。此目标虽然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但近期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可作为一种过渡。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农民工这一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考虑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必要的。从长远来看，既能减少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城乡一元化社会保障目标的路径。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建构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设计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加之所从事职业也各具特色，因此在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应该采取分类分层的保障办法。根据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及流动程度不同，可将农民工大致分为两类：1有雇主且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绝大部分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市民化程度较高；2有雇主但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或者无雇主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一般流动性较强，市民化程度较低。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其社会保障项目的设置，及经费筹集方式均可与城镇居民相同。对于后一类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较强，因此，对他们应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
1.工伤保障制度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数不清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障制度应当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尽快得到确立，这也是几乎所有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普遍优先考虑的保障项目。根据我国1996年10月1日开始实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及其职工必须遵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笔者认为这里的“职工”也应当包括企业中非固定工和合同工的农民工。因为其一，我国当前的工伤保险制度实行用人单位单方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用人单位无论对工伤是否有过错，都应当全部负责受伤害职工的经济损失，这既不能在合同中约定减免，也不能以受伤害职工有过失而推却。这种建立在劳动法上的工伤赔偿机制，应当对所有劳动者都发生作用，而不能仅保障城市职工而排除农民工。其二，在工伤发生的高频率下，受支付能力限制，国家在立法上提出了强制保险要求，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以投办保险方式或兼用投办保险和直接支付的方式承担对工伤职工的全部赔偿责任，并且承担全部保险费的缴纳义务。而且工伤保险项目不存在诸如养老保险之类的个人帐户积累与接转问题，成本也不高，在实践中亦于操作。因此考究立法原意，农民工是应当在工伤保险之列的，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却往往发生偏差，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作为一种职业风险的分散机制，笔者认为这里农民工无需按本文上面所述的分类，而应当由用人单位按照普遍性的原则全部参加工伤保险。
2.医疗保障制度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首先应按本文前述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对于第一类农民工，由于他们市民化程度高，可以参加当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对第二类农民工，可让其参加专为农民工设立的医疗保险基金。具体而言，首先该医疗基金有个缴费的底线，所有农民工都要按此标准缴纳，按此层次享受的待遇为基本医疗待遇。如果该农民工有特殊的要求，需要更高的保障，可以多缴费参加大病统筹，这部分多缴的费用纳入民工的个人帐户。到发生医疗支出的时候，缴费多的农民工享受的待遇要比仅缴纳最低缴费额的民工要高。而具体高多少需要由当地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办法。其次，农民工也可根据在当地的服务年限享受有差别的医疗保障待遇。例如农民工在某地劳动时间越长，其享受的保障待遇越高，反之相反。
3.失业保障制度对于农民工的失业保障，笔者首先认为也应按本文前述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农民工从进人城市开始就要登记，缴纳较低的保险费。在确定工作之后，用人单位向专为农民工设立的失业保险基金缴费，同时农民工转而缴纳相对较高的失业保险费。如果农民工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达到一定年限，即成为第一类农民工，则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同时将已在农民工专门的失业保险基金中享有的份额转人城镇失业保险基金中。农民工失业以后，如果在失业保险年限内可以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按月或按季度统一发放失业保险金；如果民工选择回农村，可以一次性返还基金中可返还的数额。其次，有学者建议由有关部门实施“公共劳动”形式的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给他们提供公共劳动机会，同时也将比较散乱的农民工纳入一定管理体系。笔者认为这种失业保障机制对农民工而言是个很有益的设想，可行性颇高。我国目前公共服务很不健全，从市政景观来看，街道上尘土飞扬、垃圾堆积、铺面不洁，城市环卫劳力十分有限；然而同时大量年轻力壮的失业农民工四处游荡、无所适从。如果由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参加公共服务型的劳动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还能发挥“社会安全阀”的特殊保障功能。
4.养老保障制度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应该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其养老保险的缴纳办法可以视同于城镇职工，即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部分一般不低于本人工资的7－8％。对于第二类农民工，则可以设计一种过渡性的方案，比如制定一定范围内不同档次的缴费率供农民工自愿选择，同时规定凡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必须根据农民工自愿选择的缴费率而缴纳相应档次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对于进入城市从事经营性的自雇性农民则可以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的保障制度安排。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机制建设
1.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基金筹集机制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同城镇劳动者社会保障一样，都面临着基金短缺的难题。特别是农民工社会保障起步晚，其基金缺口会更大。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该开辟新思路。首先，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和支持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例如，规定企事业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可在税前列支，还可按其缴费额度确定减免税的年限和比例。其次，对完全市民化的农民工，实行承包土地转让制度，将其转让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并折算成本人一定年限的个人帐户积累额。这既可以农民工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的积累，又可以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于其他农民工，我们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角度来看，把农业税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并将其收入转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最后，在农民工输入城市与农民工输出地区建立一种横向的财政支付制度。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他们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份额缺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为此，建立这种财政支付制度可以看作是城市对农民工的补偿。此种财政转移支付占该市财政收入的比例应当依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接受地的农民工总数占该市总劳动力的比例来确定，对于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应当全部进入财政支付接受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
2.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在现今的中国，同样是劳工阶层，城市居民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组织——工会，来保障和维护其合法权益，但身份尴尬的城市农民工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组织，他们依法结社的宪法权利被无情的剥夺了。因此，为了让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合法的、制度性的管道加以聚合和表达，充分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利益和其他合法利益，笔者建议在城市中按照街道设立农民工工会，该工会主要负责本街道辖区内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工作：首先，对本辖区的农民工实行登记，按照前文的标准进行分类，并对这些登记数据实行网络化管理，这是确保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前提。其次，在农民工工会中配备农民工社会保障巡视员，负责处理农民工社会保障事宜，充分发挥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监督作用；敦促用工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为陷入劳务纠纷的农民工联系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其社会保障利益。最后，农民工工会应当是失业农民工从事社会“公共劳动”的管理机构，当农民工失业时，工会组织应该根据该农民工自身条件为其提供或介绍从事城市社会公共劳动的机会。
3.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农民工流动性大，特别是有回乡务农的可能性，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成为一大操作难题。在如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形下，农民工的保险无法向农村转移。如果不转移，农民工社会保障就无法连续，农民工只能在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离开原就业地时，用一次性领取的方式来享受其社会保障待遇。这实际上根本起不到社会保障作用，所以现阶段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欲使异地转移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充分发挥农民工工会组织的作用。初步设想城乡间的转移有农民工工会组织与农民工原农村住所地的县级或乡镇级社会保障机构共同操作，城城间的转移机制有两城市间农民工工会组织共同操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必将遇到很多现实困难，不可一蹴而就，应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循序渐进。但是笔者最后强调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只是暂时、过渡性的，其必将被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
申论热点：大学生网络色情犯罪问题！
中国的黄色网络有着令人尴尬的“中国特色”，欧美网络色情犯罪主要是为数不少的娈童癖将其当成交易场所，群体直指道德缺陷的人群。而中国的网络黄色的犯案群体集中于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中，他们这样做的动因似乎很难简单地用道德缺失来解释。
网上扫黄”不是一个什么新词，但从这个炎热的夏天开始这个词又开始热了起来。这至少与两件事情有关，今年6月，针对互联网上日渐泛滥的暴力、色情信息，公安部、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在各种相关法规并不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联合采取了一场大规模的行业整肃——很多人因此联想到了21年前的那场意义深远的“严打”。但由于这次整肃是在一个特殊环境里进行的，因此，网络这一行业的内部环境治理问题也相应提到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日程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消息是，9月，一个由具有浓郁电信背景的宽带娱乐网站21CN率先发起的，旨在净化“网络小环境”的清洁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令人头疼的一些包括色情信息在内的难以界定性质的不良信息、给正常浏览网站带来极大干扰的大量网络广告等，均被列入围剿和扫荡的黑名单。
这看来都是些不错的好消息。但随着“网上扫黄”的深入，人们注意到了一个很难让人感到振奋的现象，那就是，在目前所破获的数十起重大的网络涉黄案中，涉案犯罪的大多是高校在读或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据悉，自该项行动开展以来，浙江各级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及法院审理的案件已有21起，其中80%以上的嫌犯均系大学毕业生或高校在读生。中国网络扫黄的这一初期结果，的确出乎所有人意料，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中国网络色情的驱动力？
大学生制造中国网络色情？
8名被告刚被带进法庭，旁听席上便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怎么都是些孩子啊？”
10月3日，武汉最大的色情网站“武汉交友俱乐部”网络涉黄案，在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案犯除了3名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外，其余5名均为80年代出生的孩子，据法庭后来公布的消息，涉案犯罪嫌疑人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32岁，最小的是一位18岁的在校大学生。令人诧异的是，案犯们平时都是通过网上QQ交流，彼此姓名都不清楚，对于其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次庭审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当地媒体报道称，许多案犯曾是大学的高材生，案犯之一黄啸宇，案发前还曾是南京某著名高校计算机协会主席。这是一个看上去很阳光的男孩，眉宇间还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庭上辩论时，常常滔滔不绝地给法官们解释专业问题。现在他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他即将到来的21岁生日。这起全国首例利用境外服务器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案的8名成员，分别被判处拘役4个月和1年零8个月等刑期。
在此之前，9月29日，厦门宣判了全国开展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以来破获的第一起“黄网”案，这是厦门市第一起追究刑事责任的网上传播淫秽信息案，案犯是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邓一尘。而9月28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宣判了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正在高校就读的大三学生谢某成为浙江自开展专项行动以来被判刑的第一人。
牛仔裤、条纹衬衣外加羊毛背心、板寸头，站在法庭上的黄啸宇依旧一副典型的校园时尚小男生打扮。案发前，黄曾用“虎精呵呵”的网名张贴大量含色情内容的帖子，其中包括图片196幅，视频链接32个，文章27篇，查看人数共计4700人次。而这一切，只因为“好玩”，因为“想拥有更高的级别，浏览更多的内容”，并且又可以挣到一点钱。办案检察官是个中年人，他不无惋惜地告诉记者，黄啸宇对自己非法链接淫秽色情网站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是，他从没有想到违法，甚至庭审中，他还请求法官给予机会，以为审完了就可以回家。
由于精通计算机网络知识，两年前，黄啸宇通过网络结识了一名加拿大人，从此做起了中介，帮助其出卖网络虚拟空间。黄啸宇通过QQ与网友徐飞全结识后，将加拿大人手里的虚拟空间以每月50元的价格转手卖给徐100兆空间，并帮助其进行网络维护。今年4月，徐飞全的网站重建时，黄啸宇发现上面有淫秽信息，当时“愣了一下”，但没有太在意。不久发现实际上这个网站就是色情网站，这才开始着急了，立即与加拿大人联系，得到答复“在美国这是合法的”，考虑到国内不少网站为提高访问量都有类似行为，自己就没有坚持要求将这一网站关闭。8月16日，黄在招商银行取出了最后50元的“中介费”，至此，他一共从中获得200元人民币。为此，他付出的是4个月拘役的代价。
刚被厦门法院判刑的邓一尘，今年7月初刚刚毕业于某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5月，他从学校回家复习公务员考试期间，以每年1500元的价格向某空间商租用了1.5G虚拟空间，并以140元购买www.girlfriend.com.cn的域名。为了“学到更多制作网站的方法”，6月28日，邓一尘从该虚拟空间分离出100M，制作了“女朋友娱乐城”网站；此后，为了吸引网民访问他的网站，他分别以“admin”、“boy”的名字在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图片、小说、电影。这个网站“经营”不到15天便“寿终正寝”。2004年7月13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在漳州平和将邓一尘抓获归案。经鉴定，“女朋友娱乐城”网站共提供了淫秽图片38张、小说51篇、视频文件66个；截至7月13日，这些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25180人次，注册会员则达731个。
和黄啸宇单纯地觉得“发布黄色信息只是网络为提高访问量所采用的常规手段，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一幼稚想法一样，邓一尘的想法也“很简单”：“我的网站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是觉得好玩，寻求刺激，网站人气高有一种成就感。我想全世界网络爱好者建网站都是这么想的。”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网站的建立使他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而这对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无疑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在邓一尘这个案子破获不久，厦门一名19岁女大学生洪某自刻“黄碟”网上叫卖也被抓获。洪某是某大学外语系02级学生，因家中贫困，从去年起她就“很争气”地没有再向家里伸手要钱，她要“自己想办法谋生”。为此她经常旷课。起初，她刻录一些卡通光盘出售，后来很多人提议她卖一些“刺激点的”，于是，她开始刻录黄色光盘。2003年1月，当她还是大一学生的时候，就在杭州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办的“QQ驿站”上注册了一个网上商店，专门销售淫秽光碟、发布销售信息；同时，她还在网上征集“会员”，以“会员制”招徕“顾客”，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市公安局网安处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掌握了洪某的犯罪证据，在马巷派出所配合下突袭了她的住处，查获已刻好的淫秽光碟2470张、空白光碟270张及大量作案工具。案发后，洪某被学校勒令退学。
在中国拥有相关技术又热切需要钱花的是大学生，而缺乏责任意识和法律观念的也是大学生，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他们拥有犯罪的能力，而中国大学的学费和国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成比例往往很容易使得大学生手头拮据、负担沉重，特别是贫困生和刚走出校园的学生，这就让他们有了利用自己所学专业技术犯罪的动机。
虚拟世界的突然获罪
“性总是最好的卖点。”美国在争论是否要禁止网络色情时，拉里?佛林特的哈斯特勒公司的公关部主管这样说。
还原到中国来看，全国网络色情的犯罪者大部分都是追求关注点，不同的是，有的把他换成钱，而黄啸宇、邓一尘们虽然不是直奔金钱而来，但在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的同时，获得额外收入无疑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黄是在毫无防备意识的情况下被背后那个来自加拿大的色情经济链推着走，而邓在面对网络时也根本没有“底线”概念，“我以为只是好玩而已”，好玩又可以顺带挣点钱，突破他的心理底线看似非常简单——很多其他网站都做了，而且网络是虚拟的，虚拟的网络需要负责任这是他所预想不到的。
专家指出，人最重要的活动平台是社会，社会是由一系列的责任构成严密的结构，而网络的出现使得人能够以另一个虚拟的身份活动，“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恐怕就是网络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网络心理学认为，网络上的人际沟通与现实的人际沟通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在网上，人们往往忽视地位、性别、外表、国籍、口音等所谓社会线索。由于社会线索的缺失，网络人际交往被称为“只爱陌生人”的交往，网络社会也成了陌生人社会，从心理学角度说，陌生社会往往使人容易放纵，而网络的速效便利，使得一些欲望原本只在想的范畴却轻而易举地冲动到网上，就像许多人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而在网络中随便“我亲了你一下”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香港大学一项调查发现，在169名使用ICQ的青少年受访者中，80%的人表示曾与ICQ异性朋友约会，当中10.8%的人曾与对方发生性行为。不能不说是个佐证。
正是因为网络所具有的高度虚拟化、模糊化特征对人的道德要求的弱化，也正因为网络自由容易引诱人的欲求，使不谙世事的黄啸宇们太过容易突破道德底线，这可能是网络最危险的地方了。不过，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网络的发展在初期过于强调的是其技术价值，而其道德及法律考究来得“太过突然”。事实上，扫黄以来媒体报道出来的大学生色情网络获罪案例中，许多大学生表示对整顿的严厉性并不知情。
“这次有点突然，或许先该教育，普及信息再动手抓人。”某位检查官解释了他觉得惋惜的原因。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一种解释：大学生们是被推着走的，他们背后的推手就是一条无形的网络经济链条。的确，对于刚刚兴起的网络而言，色情无疑是其最大的卖点，而这一卖点背后就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几乎所有黄色网站都是收费的，无论是交友俱乐部、观赏色情电影，还是在线“性交流”，都通过手机或特制的收费卡买“点”结算。各网站“点”的金额各有不同，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据业内人士推算，一个同时在线人数5000人的色情网站，每月收入至少有数十万元。
这些没有合法注册登记的色情网站，多数只申请一个域名，然后把网站或网页挂在别人的服务器上，有的隐身链接在门户网站上，通过贩卖广告和从事相关商业活动，这些个人网站高的月收入可达几十万元。而另一面，为了延伸产业链，相当一部分门户网站纷纷发展自己的网络或短信联盟，依靠这些中小网站，最大范围地推广自己的信息服务。这些门户网站按月与个人网站分成收益，比例从20%到60%不等。门户网站这样的行为必然助长色情网站的气焰，也难怪有人愤怒地说“中国几大门户网站，就是几大黄窝！”显然偏激的言辞，也从某个方面道出了一些无奈的事实。
据公安部最近公布的几个案例来看，中国的色情网络的参与者大都为利益所驱动，说到底，网络只是平台，动因却是利益——商业利益，大学生则充当了利益或者间接的受害者，尤其令人心寒的是，个别电信运营机构和金融单位为了自己发展业务，不仅对淫秽色情内容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有的反而为其提供结算上的方便，客观上充当了色情网站的帮凶与靠山，俨然是色情网站的“技术支持”。
不过，罪魁或许不仅仅是商业利益，有怎么样的卖点，就有怎么样的制造者和经营者，博客中国在打起反黄第一面旗时候出现的一名攻击者的留言耐人寻味：别以为你们能同全社会的黑社会作对。而相比之下，21CN则在其发动的网络速清运动中，强调了网站自身的“自律”与“规范”，尽管有人怀疑这种做法的有效性，但作为网络行业积极姿态的体现，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身为总裁，张颖对21CN作为一个宽带娱乐媒体和网络广告经营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对记者说：“做娱乐网站并非一定要走色情线路，恰恰相反，清新健康的宽带娱乐给网民们带来的是更纯粹的快感，也使网络媒体更具有长久生命力。”网站内容进行“视界净化”的同时，也对业务经营方面进行了“自清运动”，如重新审核了其宽带影视的内容、规范了业务项目、进一步杜绝外界通过其邮箱进行色情信息的传播以及利用垃圾邮件网络营销等。
危险的是色情，是网络，还是其他？
中国的网络扫黄运动序曲开始于2003年12月8日，那一天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了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展开在2004年6月10日，该委员会正式建立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该委员会成立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举报中心仅开通3天，访问量就达到400万次／天。通过举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即，有14个部门参与的全国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迅速展开。经核查，共整理出色情网站线索4031条，“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线索49000多条。北京、河北、广东、四川等18个省市共破获淫秽色情网站刑事案件188起，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329名，关闭淫秽色情网站近700个。
这场被相关媒体称之为“人民战争式的阶段性围剿”还在火速升级。先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手机、IVR语音信息平台进行制黄、贩黄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司法定义和相关处罚规定。该司法解释甚至直接规定，转发200条带有色情内容的信息最高可判3年刑期。
接下来的一些具体执行操作手法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步。9月初，在火车站入站口的行李安全检查旁，吉林通化警方增加了搜查个人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这一项，凡是发现硬盘内有所谓色情图片的至少罚款2000元人民币。
这项被一些网民称之为“入门搜包查电脑”之举措，其法理依据据说来自中国公安部1997年12月30日颁布的“33号令”，即“计算机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管理保护办法”的第5条第6款。按照中国公安部制定的这一行政法规，查阅与制作、传播、复制色情网页是违法行为。
从目前制定的相关网络政策措施上看，我国把网络色情的目标定准黄色，并且着意强化了其道德属性。而正是这种“道德定位”指向，引起了不少民众甚至法律人士的质疑，有专家指出，我国现有的针对网络色情的相关管制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打着的是道德旗帜进行清扫，立法在道德上，立案也在道德上。而事实却是，当法律试图去规范道德，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美国，人们常说的“你不能为道德立法”，恰恰是那些色情业经营者一个口头上的护身符。与中国的情况没什么不同的是，对美国政府而言，网络色情泛滥最大的受害者是青少年，所以必须加以管制。但是又不得因为保护青少年免于接触色情，而限制了成年人的言论和阅读自由，这才是让美国高等法院头疼的一件事情。因此才会有国会几次限制网络色情法案被否决的情况发生。此外，色情在美国法律中的定义至今也是暧昧不清。可能只有前高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的名言“吾见之吾知之”(IknowitwhenIseeit)最传神。关于色情对成年人和社会到底造成多少危害，也是未可知的事情——至少在取证上有很大的技术难度。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副所长何兵博士对记者表示，警方不应干预网民在家浏览黄色网站这一没有公共危害的行为。但对此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士则认为，即使这一行为没有直接产生公共危害，但其所造成的不良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
中国网络色情问题，色情仅仅是个卖点，是个噱头，而网络也只是个平台，如果找不准真正问题的核心，眼下这场声势浩大的网上扫黄运动，总不免让人担心会不会像夜市看到的情景：城管车队浩浩荡荡而来，街头商贩仓皇逃窜，于是夜市冷冷清清；城管车队呼啸而去，街头商贩各回其位，于是夜市恢复热闹，生意依然红火。
申论热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教育改革？
据11月4日《新京报》报道，上海市所有小学将在全国率先取消期中考试。根据上海市教委二期课改的统一要求，小学一、二年级的各学科都将全部取消期中考试，而三到五年级则在取消期中考试的同时引入考查方式去评价学生。
笔者认为，尽管取消期中考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学生负担，但是，作为教学反馈的重要手段，期中考试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积极功能是不容轻易抹杀的，比如它可以集中检测半个学期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了解自身学习情况，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学的情况和自己教的问题。而如果取消期中考试，不仅抹杀了上述功能，而且实际上也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期末，因此并不能真正减轻学生负担。
说实话，这种所谓的教育改革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一种为了改革创新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抛出去的感觉。对此，似乎不值得一说。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近来一些地方颇为欣赏和热中于搞这种所谓人性和创新的行为。就在不久前，还是上海市，竟然专门立法规定“教师不得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对于这种立法，社会很多人都明确认为不妥，认为这是对挫折教育的抛弃，认为这是对现代学生的刻意纵容和虚假的人性化关怀。而笔者不仅非常认同这种说法，更是倾向于认为，上述两则事情看起来分散，但实际上却已经充分说明我们的某些基层教育改革已经和正在走入种种误区。
近年来，一些学校为了自己的继续和扩大发展，为了争夺社会、家长以及学生本身的好评，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和手段，对以前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弊病进行了积极地改革。应该承认，这种对存在问题的教学机制进行人性化改革是必要的，对中小学学生进行减负也是必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改革都必须坚持一些最为基本的底线，不能为了创新而把原来合理的基本框架都抛弃了。如果在所谓的人性化和锐意创新的旗帜下，放弃一些必要的教育程序和内容，放弃必要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只能培养出一些存在各种人格缺陷的现代怪物。
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家庭和学校，正是由于相对缺乏必要的挫折教育和正常的人格教育，正是由于各方面日益纷纷降低甚至没有要求，如今不少的中小学生正在日益变得娇贵，正在日益变得骄横跋扈，正在日益变得自私、自利；我们已经看到，媒体不断披露的那些“小皇帝”干出的一些事情，确实让人心寒和失望。
对于这种已经出现的教育改革误区，我们显然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需要有关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纠正。所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北京市以及其他地方城市也在搞上海市这样的伪人性化教育改革；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培养人格和心理正常、合格的学生和子女，不仅是地方、学校和家庭、个人的事情，也是社会和国家乃至世界的事情。因为社会、国家和世界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人格、心理正常、健康的人，而不是在温室里精心呵护出来的不能经风雨的纸花。
申论热点：拆违章建筑应拆出什么精神？
最近，南京正在打拆违战。违章建筑受到空前“重视”，大到政府建筑，小到百姓门面，拆字当头，也拆出几分精神，这几分精神往具体里说叫“顾全大局”，往抽象里说是热爱城市、热爱规划，如果再加以一番渲染，与爱国精神倒也差不离了。
手头一篇报道，用“爱国精神”来套其主人公，大约也不过分：一个身患绝症，靠出租门面房来维系全家生活的患者杨立金，在南京市建邺区茶南３号路大拆违活动中，率先在拆违通知单上签了名。当地“违建居民”受到触动，纷纷效仿，自动拆除违建。这是昨日记者在建邺区茶南３号路拆违现场目睹的感人一幕。(据８月２３日《江南时报》报道)
记者觉得此事感人，建邺区滨湖街道周副主任更是含着泪水向记者讲述了杨立金“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
一个被贫穷、病痛折磨得“气喘吁吁”的家庭，违建所带来的租赁收入成为其“活命”的关键，连这个依靠都舍弃了，杨立金的确可敬可佩，从连日来扑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来看，此事说明，政府的宣传鼓动工作做的好，也说明，百姓是多么善良、淳朴。而从眼前这则报道，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和百姓交心，百姓不仅会掏出心来，甚至连命……
不忍联想下去，是因为，百姓疾苦是政府在百姓做出巨大牺牲之后首应关切的焦点——以后，他们的生存怎么办？我不以为，拆出爱国家、爱城市的“精神平台”就值得欢呼雀跃，就值得志得意满，就值得构思一个领导感到满意的总结报告……总之，感动匆匆，画句号也匆匆（这是有过先例的），这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我们“安排”了杨立金的生存现状，结局却是一句从生存成本上看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感喟。
违建由来已久。反思违建的“发展史”，当然必不可少。在我看来，一味责怪杨立金们私搭违建不妥，但一味拔高他们的精神境界，或许也不是很科学。我们最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杨立金要靠搭违建租门面活着，而这往往是一种现象。
从最浅薄的层次来加以分析，我觉得杨立金们是受到了一种社会现象的暗示：搭违建马上可以改变经济状况——我们假设这种改变甚至超过了低保和一般工作所带来的收入，在南京，低保每月２００多元，一般协警每月也是数百元，这和南京高得让人咋舌的生活成本特别是租房成本相比显得很“单薄”，于是违建一夜之间成了致富法宝，在一些政府部门也带头的情况下，违建更成为一座城市灰色的风景线。
那么，政府打拆违战的艰巨性不仅在于违建之广、之密、之城市化，还在于违建暗寓着一座城市的民情趋向。
杨立金在风口浪尖上的一次“利益让渡”，立即缓和了政府部门的紧张心理，因而其精神受到推崇很好理解。但我以为，爱国、爱城精神的荣誉光环并不能自然掩盖杨立金们的彷徨心理，我们急需建立一种保护和关爱的机制来应对杨立金们的观望心理。
《江南时报》这篇报道的下面是另一则报道“秦淮区三项举措保拆违户有房可住”。我觉得这是好事，但还不够。如何保证“拆违户”有更多的希望，有更宽泛的活路，我们必须尽快给出答案。
和爱国主义相比，拆违，更该拆出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和被这一精神关照的救助保障机制。
申论写作：高校教师应重修德前不久，个别高校教师在招生中搞权钱、人情交易的“黑幕”被披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人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师德不佳的问题非止一端。语虽偏激，但发人深思。
应当肯定，高校教师师德状况总体是良好的，是与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但也不必否认，在一些高校出现了不少不讲师德的现象，而且有发展趋势：有的教师不精心备课，用陈旧过时的讲义对付学生。有的教师无心授课，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办公司、“走穴”。有的教师不讲专业知识，而热衷于“传授”赚钱的“秘诀”。有的教师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或把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等等。这些现象虽不很普遍，但危害性较大，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目前，少数大学生存在理想信念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一些高校师德缺失分不开的。
有的高校教师认为，大学生不是中小学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师德未必会对大学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而不注重修德。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大学生正处于“精神成人”的重要关口，品德、人格、志趣等正在定型之际。有人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作为大学生的重要接触对象，高校教师是大学生为人处世的直接参照系，他们的德与行是大学生走向“成人”和“定型”的直观范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大学生们不仅在意教师怎么说，更在意教师怎么做；不仅看重教师的才，更看重教师的德。这些都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们能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否培育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高校教师的师德对大学生的影响绝非微不足道，而是重大深远。
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人格来培育人格，以灵魂来塑造灵魂。徐特立有句名言：“做教育工作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分子。”师德，作为教师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社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教师所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要想育人，必先正己，古今亦然。有的教师坐不了“冷板凳”，耐不住寂寞，抵制不住种种名与利的诱惑，以致思想道德出现滑坡，也就谈不上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有的高校对大学生重智育、轻德育，只教书、不育人，也就谈不上重视师德的铸造与培养。古人云，“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成德，既要成学生之德，也要成教师之德。只有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先锻造好，才能在高水平和高层次上育好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先生高尚的师德操守令人钦佩，也广为流传。今天，高校教师要养成良好的师德，不仅在于要继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师德优良传统，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着眼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这样，我们才能把大学生这一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发掘好、锻造好，使他们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有用之才。
申论热点：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李泓冰
●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让我们呼吁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最近，一部叫可可西里的影片震撼了刚刚在影院里对老谋子冷嘲热讽的观众，并且把荒凉的可可西里以及悲惨的藏羚羊，再一次强有力地推向城里的风花雪月，让人们在巨大的反差中目瞪口呆，一掬同情之泪。
导演倒是很冷静，“我不想煽情，观众最容易抹干了眼泪，把什么都忘了”。真是一语中的。但是，关于可可西里的“煽情”，这些年其实累次出现。可可西里冷峻的美丽，藏羚羊凄绝的美丽———他们在媒体和艺术作品中不断闪回，让创作者和观众都不约而同地震撼了：这份距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美丽，正在消失之中。而美的毁灭，是悲剧永恒的题材。
换一个角度，如果并不美丽的生命消亡了，还能赚来那么多眼泪吗？也许，这些穿着薄羊绒背心、在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观众，出了门儿就奔涮羊肉馆子，一边吃一边对影片中的生命绝唱大加感慨，浑没有想到，他们正在“毁灭”藏羚羊的“亲戚”。当然，一只草原上或羊圈里普通的小羊，绝对是不值得煽情的。它们太多了，太司空见惯，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近了。
如果我们对生命同情之区别，仅止于对珍贵的藏羚羊或是并不珍贵的小绵羊，那也就罢了。怕的就是，我们已经对身边的悲剧习以为常，而对遥远的美丽万分揪心，仿佛我们对生命的同情程度，是取决于这生命距离之远近、是因为这生命美丽还是平凡……
比如说，就在《可可西里》上映的这几天里，还有一些平凡的、不那么美丽的生命，就在我们身边飘逝了：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瓦斯事故，56人遇难、92人失踪，生死不明。这些矿工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等省份的33个县……他们不遥远，他们的兄弟和乡亲几乎每天都在各个城市与我们擦肩而过；他们也不美丽，脸上蹭满了煤污，满身都是臭汗味儿，说话土得掉渣儿；他们也不珍稀，他们在中国的兄弟姐妹数以亿计。在他们的悲剧面前，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感叹一声，关注一下有关新闻，但是，过不几天，就把他们遗忘了。这些生命飘逝所引来的关注，怕是还没有对藏羚羊来得持久一些———因为，这些不美、不遥远、不珍稀的生命，没有艺术家为之“煽情”，为之树碑立传。虽说拍摄民工从距离上来说，要比拍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来得容易，但是，民工潮出现十余年了，其间悲剧无数，但反映民工命运的，我印象中只有一部陈小艺主演的轻飘飘的《打工妹》。
这些采煤工的飘逝，因为人数过于庞大，一时间还比较醒目。而更多不美也不珍稀的生命的消失，却更不醒目，比如那个因吸毒的母亲被拘、警察竟不通报家长而致活活被饿死或是吓死的三岁小女孩李思怡……
新疆曾有过一幕悲剧：一家影剧院大火，参加会议的官员悉数出逃，而数百个孩子却活活被大火烧死。当年就曾有人提议，能否举国为这群无辜的孩子下半旗？此议未能实行。后来，还发生过数不胜数的群体性生命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为平民死亡举国致哀的习惯。现在，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笔者愿意再度呼吁：让我们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在我们关注遥远的可可西里、为不幸的藏羚羊慷慨解囊的时候，请让我们也为身边的死亡默哀，为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尽各自的努力，也请悲剧背后的渎职者付出他们该付的代价……
申论热点：招商为何招来“百姓怨”
前不久，本刊收到读者来信，反映江苏省金湖县的工业园区存在“空壳化”、“垃圾化”的现象。金湖，地处欠发达的江苏北部地区，在落后的经济和严峻的现实面前，金湖县政府走了一条被群众称之为“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招商引资之路。政府没有料到的是，这条招商之路招来的竟是民怨沸腾！
招商为何招来“百姓怨”
本刊记者孙彬姜涛百姓疑：招来的是“宝贝”还是“垃圾”
据了解招商引资内情的金湖居民介绍，在金湖工业园内，不少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五小”项目和污染项目，如“理士（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印染针织厂”、“栋删涂料厂”等，造成当地地下水严重污染。在采访中，不少群众向记者表达他们的疑惑：招商招来的到底是“宝贝”还是“垃圾”？
据金湖县招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罗建华介绍，“理士科技有限公司”是美商独资企业，是一家专业生产铅酸蓄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塑胶等产品的大型企业，是金湖县开发区内最大、上马后效益最好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
但是，当地很多群众对此说法并不认同。他们说，“理士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污染在工业园区内最为严重，其主要生产原料为盐酸、硫酸和铅等，污染物注入地下后将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为防止污染消息外露，该企业很少使用本地人，生产工人大多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民。
另据知情人士反映，这个污染项目是国外淘汰的污染项目，投资商先去东南亚投资被拒绝，后想在广东、上海或苏州建厂又都被拒绝。2002年，金湖县领导闻讯后，把这一项目当成“宝贝”抢了回来，引资人受重奖，县粮食局局长张某享受副处级待遇，获奖金15万元，家属被安排到事业单位上班。“理士”公司也得到特别优惠：每亩地价只缴1.8万元，而且享受税收“五免五减半”待遇。由于该公司的产品号称是出口产品，每年县财政还要返还退税款近300万元。如今，“理士”公司的污染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日益严重。
记者随机采访到的工人来自山东、安徽、湖北等地。一个来自山东的工人说，他们来之前就有人走了，说是生病了、中毒，“还死了一个呢”。几个正在吃饭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是山东、河南的，上班戴着防毒面罩，这个工作不能干时间长，干两年工厂就把你赶走了。
金湖县环保局环境管理科陈继红科长说，这家工厂有淮安市环保局的评估报告。但金湖环保局环境检测站站长殷大举却有他的难言之隐：“现在企业有‘绿卡’，没有软环境建设办公室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工业园区随便检查。”他跟记者讲，他儿子告诉他，老师讲过，一节电池扔到水里就能污染一条河，金湖建了个电池厂，能没污染吗？
另外，在县城东部的华鼎化工有限公司，是从福建厦门招来的合资企业。今年4月份发生事故，中毒的45人，较重的7人。周边居民对记者说，1994年以来，就有11人得癌症，死掉8人，有没有毒我们不知道，但最明显的是水浇到地里，地里的菜就死了。
在采访中，一些群众表示，过不了几年，号称“鱼米之乡”的金湖县就是“污染之乡”了。
百姓问：是发展经济还是弄虚作假记者在金湖工业园区内看到除几个工厂开工外，大部分是正在施工建设的企业。不少企业是盖好了厂房，圈上了围墙却没有生产，大片空地上是疯长的杂草。对此，当地群众在问，如此招商是发展经济还是弄虚作假？
一些群众说，为招商引资，金湖县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对外商有许多优惠，主要是优价土地，每亩1.8万元，还帮助搞银行贷款，享受税收优惠。完成招商任务的单位和个人，提拔重用、重奖现金、安排家属子女就业，可谓“三喜临门”。完不成任务的停职检查，待岗或就地免职，工资发一半或停发，直到完成任务为止，重罚之下“逼良为娼”的现象屡屡发生，最常见的手法和技巧就是“嫁接包装”和“组合拼装”。
“嫁接包装”是招商者和投资商合作的产物，一般是和本地小企业进行“嫁接”，100万元的投资“嫁接”成1000万元的大项目，以骗取优价土地和优惠政策。由于大多数项目是如此运作出来的，因而本地工业园区项目十有九空，许多项目纯属炒地皮，是典型的“圈地运动”。
“组合拼装”是为了骗取重奖和重用，一些人把招商实绩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形成“聚合效应”，让一个典型人物因功受奖，奖金到手大家分。此举导致许多人不计后果地弄虚作假，骗荣誉、骗地位、骗奖金。当地群众认为应该立即纠正这一做法，严惩造假者，追回他们不应得的奖励。
罗建华说，为了发展经济，以前，在招商引资方面实行“一逼三创新”。即领导带头逼招商，要求各乡镇70%的干部参与招商，党政主要领导70%的精力用于招商，70%的经费用于招商，对招商引资半年一考核，对完不成任务的，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就地免职，事业单位人员不予聘任，凡完不成任务的部门扣发工资。全县还确立“招商若是零、一切等于零，项目若是零、一切等于零”的政绩观，凡完不成任务的乡镇、部门推行“集体起立、抽掉板凳、重新组合、竞争上岗”。
百姓盼：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招商引资，金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曾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县财政赤字将近上亿元，招商引资变成了财政的负担。反正领导干部有了招商政绩，就可以提拔重用，立功受奖，调任新职务。而他们给乡镇财政留下的一个个难以填平的“黑洞”，不知其继任者将如何向全县人民交代？
盲目招商，赌博式的引资，最终得利的是投机者，它给地方带来的是巨大的负担和不可预测的风险，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政绩工程不仅没有给群众带来多少实惠，反而使农民失去了上万亩赖以生存的土地。群众呼吁：希望政府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积极调整招商思路，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不要“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造福于民。
申论热点：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可学？
读罢莫教先生的大作《别学韩国人的民族精神》（载于《读者》 2004―14），让我思考很多。
莫教先生说，"殖民地国家总难避免受宗祖国的影响"；"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在我看，是日本留给它最恶劣的-种影响"；"韩国人的民族精神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几乎是红着眼睛要与日本一较高下的那种"；"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这是很多中国人高度赞扬的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精神，实际上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民族精神发展到极致的愚昧，莫过于此。"他因此而得出结论："韩国人身上可学的地方很多，但这种民族精神恰恰是最不能学的。"莫教先生讲的这些话，我越读越觉得难以消化，有时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当然不能说他讲的完全没有道理，但起码可以说是不全面。
韩国原来就是一个有着高尚民族精神的优秀民族。在上个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和残酷镇压，并没有屈服，更没有丢弃自己的民族精神。由于有这么-段受日本帝国奴役的历史，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变得"极度自尊敏感"，"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在这种自尊、自重、自强的民族精神支配下，他们"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此令全世界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有三："第一，即使在今天，韩国的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外国车，你买了进口车，第二天就可能被愤怒的爱国者刮掉油漆；第二，政府指导型的经济模式，让银行牺牲掉资本收益率更高的给中小企业的信贷机会，把资金投放到能为民族争得荣誉的行业上。另据反映，为了挤占日本市场，他们甚至赔本把汽车卖到美国去"。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袭来时，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成千上万的韩国老百姓，自发地从家中拿出珍藏的金银珠宝，排着长长的队伍，把它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这里面，有的是几代人珍藏的"传家宝"，有的可能是这家人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他们-个个都像为解国难而慷慨赴死的义士，表情庄重严肃，没有一丝悔恋之情。在这样的历史镜头面前，不用说与韩国有一衣带水之情的中国人，就是远在其它几大洲的有识之士，谁不为之感动呢？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有着无限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民族。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又"创造出惊人的奇迹。"比如，它的汽车工业开始发展还没几年，就在北美抢滩登陆，1988年时，在加拿大市场就超过日本汽车的份额，成为高丽民族的骄傲之花。
从市场规则和资本意志来看，这样做不能算是十分明智的，也可能给本国的经济带来风险。但他们在面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的生死关头，在和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日本人的竞争中，不依*全民族背后的支持是不可能占上风的。这种精神，这样的业绩，难道不值得韩国人骄傲吗？不值得"很多中国人高度赞赏"吗？
因此，在我看来，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仅可学，而且还应该是首先要认真学习的。
申论热点：加大惩罚力度势在必行——由河南重大矿难引起的思考又一起矿难发生了，又不知有多少人将伴随这样的亲离之痛苦苦挣扎。痛定思痛，责任追究肯定要马上进行，事故原因最终也会彻底查清，难到只能做到这些？
当然，会有人站出来说，一直在采取预防措施，安全管理制度也井然有序的在执行，职责也分工明确等等。但是，这样就说明相关部门没责任了？本人认为，预防措施未建全，责任追究惩罚力度不够，是使安全问题发生几率高的一大因素。
首先，措施不建全。有的部门为了应付国家安全检查，东拼西凑，借用其他部门的举措，并未完全从本部门实际出发，制定针对性强的措施。这又使生产一线的劳动人员放松了警惕，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如果，对技术人员严格要求，怎么能会使他们犯技术性错误？那么如果一直注意瓦斯的浓度，及时处理的话，怎么会让这些无辜的生命消失呢？
其次，责任追究惩罚力度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俗话说“杀机骇猴”，要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就应该加大惩罚力度，使想只贪图利益的有关责任人把“侥幸”过关的心理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经常在报纸、杂志或电视等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某某贪官，因贪污受贿罪、挪用公款罪、XX罪被判XX年徒刑或无期徒刑。如果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是无期徒刑，贪污10000元以上是死刑，还会有贪官？这点钱还不如他们的工资高呢，他们还图什么利益啊？所以说，就是因为在惩罚力度方面太松了，给这些人开了个后门，才纵使他们明知故犯。
为了给国家减少损失，给人民更加安定的生活环境，就应该重手出击，加大打击犯罪力度，杜绝隐患。这方面新加坡的法律制度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即使再微小的比如不孝敬老人的事情总会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
申论热点：讨要工钱何时才能走出“以死抗争”的困境七名山东到沈阳打工的民工，在要不到工钱，没有路费，买来的粮食又被强行没收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服毒自尽，以死讨要自己的血汗钱！七名民工痛下决心：“不给工钱就吞药。”10月25日一大早，一位王姓女工友打开男民工房门时，看见房间里昏迷着七位民工和床上撒落的药片后，迅速拨打了120，急救车火速赶到工地。据悉，该工地20多名民工，干了一年，工地老板欠他们十七八万块钱，一分未给，老板当初答应一月一付，可现在他们讨要工资却被赶出来，万念俱灰的民工只好选择轻生。（见《齐鲁晚报》10月27报道）
又是一起民工“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悲剧，看到这“辛酸一幕”后，让人心生怜悯的同时，更对那些不仁不义的工头们感到无比的愤慨！黑心工头的这一做法缺失了基本的人文善意不说，更是对我国《劳动法》的严重践踏！有关部门必须及时进行干预，坚决制止这种不法侵害行为。我国《劳动法》曾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报酬。劳动法是这样规定的，可黑心工头们就是拿着法律当儿戏，对这样的“法盲“就必须用法律之棒当头来它个棒喝，否则民工“以死抗争”要工钱的悲剧还会重演，这一点不容置疑。
最近几年，民工“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有的爬上吊塔，有的则要自焚，上演了一幕幕轻生的悲剧。尽管有关部门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可现实中这样的悲剧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社会的悲哀。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社会困象，造成民工屡屡“以死抗争”讨要工钱的尴尬局面，首先反映了劳动监察部门责任的缺失和不到位。这些年劳动监察部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违反劳动法的不法工头进行查处，但清理拖欠工资的境况仍不尽如人意，仍留有不少的“死角”，尤其那些流动性大的工地，更是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在这些地方，不法老板滥施淫威，根本不拿着民工的合法权益当回事，致使侵害行为一再发生。
其次，黑心老板缺失基本的法律意识和人文善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住店付店钱，干活拿工钱一说，可这几年黑心老板就是不拿民工的合法权益当回事，欠工钱似乎“天经地义”，而讨要工资则成了“逆举”。民工们要得紧时，工头们就像“挤牙膏”一样，给点零用钱打发人，要得不紧时，长年累月都拿不到一分钱，受劳动法保护的“月薪制”竟成了“年薪制”，更有甚者，三年五年的要不到自己的血汗钱。黑心老板只顾自己赚钱，全然不将民工的合法权益放在心上，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困象。
再次反映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到位，民工维权难难于上青天。或许有人会说，民工维权为何不通过法律途径，干嘛非要“以死抗争”？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试想，民工连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他们哪里还有闲钱打官司？打官司耗时费力不说，还要支付诉讼费，万般无奈之下，民工们只好选择“以死抗争”的手段，这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我们的社会要切实对弱势群体予以足够的关注，不能再让民工自杀讨工钱的悲剧重演。
眼下离元旦春节虽说还有些时日，但民工讨要工钱的问题应该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劳动监察部门不妨来一个拉网式检查，看看是哪些人在拖欠民工的工钱，不要等恶性事件发生后才引起警觉，那样为时已晚。尊重民工生命应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不要拿着民工的生命当儿戏，这也是“情为民所系”的具体体现。
人活一世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势下，谁愿意选择轻生的道路？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清理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及时把拖欠的工资发放到民工手中，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民工及早走出“以死抗争”的现实困境。民工讨工资“以死抗争”乃文明社会之痛！
申论热点：由温总理讲话风格谈中国古典文化教育失落
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引述宋代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表达中国的文明姿态。
还是在３月１８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的首次中外记者会上。在回答关于“工作风格”的问题时，温总理说：“在我当选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在谈到农业问题，温总理引用《大学》中的一句话说：“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现在在农村倒过来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也是在同一场合，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时，温家宝又徐徐道出辛亥革命元老于佑任的《望大陆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６月底，出任总理满１００天的温家宝来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六周年庆祝活动。在出席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ＣＥＰＡ）协议的签字仪式后，他发表演讲，又以晚清著名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七言诗《赠梁任父同年》为开场白：“寸寸河山寸寸金，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次日，在与香港医护及各界人员抗击非典的聚会上，温总理又引用《礼记》中的一句话来勉励大家。这句话是《礼记》中的“上不忧天，下不忧人”。温总理说，这是指要直面，要面对。“我们这个民族现实是越挫越奋、越挫越勇”。
９月１０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和馆员。在谈话中，他指出，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然后，他又动情地引了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的两句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可以这样说，温总理的每一次援引传统经典，言简意赅，爱之深沉，都在老百姓心中掀起一阵温情的波澜和久远的感动。温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他的脑子像computer，这是他在公开场合说的唯一一个外文单词。此后，即便是在外事场合中，温总理也没有说过一句外语。而不说英文的他却喜爱引用古代诗文。唐时当政者对诗文的重视从而培育了民间诗歌的兴盛，在我们的传统经典受到西方文化强大冲击的今天，温总理无疑给了我们维护传统文明的另一种强大的支持。
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一直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而在当今社会，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病态。西方人给了我们民主，尊重，平等观念的启蒙，但是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和真正平等。我们可以全盘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却不可以全盘吸收国外的文化。有人说中国人缺少一种信仰，而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吸取了西方传统的古代经典哲学，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也大量吸取了我们传统的经典哲学。
一个没有传统文明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而有了传统文明却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可悲的民族。
国之坤衰，关乎教育。综观我们的教育，宁可从小学就开始进行英语教育，却很少对我们的未来进行古典文化的启蒙。我们在感叹汉字的博大精深时常常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个事实：用联合国的几种官方文字翻译的文件资料，汉文版是最薄的译本。而我们忘了千古绝唱的史书《史记》，只有那么一本，却记载了三皇五帝到汉朝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经典读本中的精华，是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断代和失传只能让我们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的教科书常常拿历代的英雄人物教育我们的孩子，却从不问英雄当年读了什么样的书。“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而源头水之清甚于渠水，更甚于自来水。
申论热点：严防“占地风”卷土重来
１０月２８日召开的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电视电话会议，对下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管理作出了部署。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针对性强，符合实际，关键是落到实处。
从去年开始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目前已取得了成效，但这些初步的、阶段性成效，并不能掩盖一个严峻的现实：在一些地方，违反土地管理政策法规、顶风作案的行为还屡屡发生，在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等“三个暂停”于１０月底结束之后，“占地风”存在很大的反弹可能，应该引起各地的高度警惕。
据报道，今年４月，浙江省政府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将龙游县７个开发区撤销了５个，可是一阵风过后，龙游县那些被撤销的开发区如今又开始大兴土木。如城北经济开发区与附近的开发区合并，照常运转，名亡实存；沙田湖开发区在停工一段时间后，改名叫“康庄大道”，现在又是彩旗飘飘、机声隆隆，一派繁忙景象；被撤销的紧固件工业园区，有几百亩耕地占了未用，又去圈占新的土地……
龙游县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有人把一些地方变换花样圈占土地的招数总结了几条，其中有“借尸还魂”“化整为零”“丢卒保车”等等。种种迹象表明，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一些地方发展方式还未根本转变，大量圈占土地搞建设的冲动依然十分强烈；一些地方则在等待观望、蓄势待发，想在整顿结束继续扩张用地。
“占地风”之所以存在反弹可能，原因还有三：一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依法行政的观念，对中央政策、国家法令，对自己有利的去落实执行，不利的则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二是利益诱惑。低价格征地，高价出让，使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和“第二财政”。一些干部还利用职权，搞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以地谋利。三是惩处不力。由于违法占地往往被认为是“从地方经济发展出发”，有关部门对违法案件往往是批评罚款、补办手续了事，难以使违法者受到教育和警醒。
信贷和土地是宏观调控的两道“闸门”。当前，宏观调控正处于关键阶段，如果我们放松土地管理，不仅会引起土地征占更大的反弹，而且乱上项目、盲目投资现象也会死灰复燃，前段时间宏观调控和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成果，也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防止“占地风”卷土重来，首先需要各级政府强化历史责任感，切实担负起保护耕地的职责。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不可改正的错误，贻误子孙后代。严格土地管理是一项长期工作。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把清理开发区和纠正违法违纪占地的工作一抓到底。严禁违规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严格建设用地审批关。
防止“占地风”卷土重来，需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实践证明，对非法批地占地、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只有严肃法纪、毫不手软地查处，并深挖土地违法案件背后的腐败行为，依法严惩，才能起到震慑作用，违法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申论热点：赵本山以人大代表身份打官司行吗据《华商晨报》9月6日报道，著名笑星赵本山因欠住宅物业费用累计11万余元而被催交，赵本山则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提出质疑。赵本山说：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我不但要以个人的名义去打，还要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打，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打赢！
物业纠纷官司，在法律上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民事诉讼法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就是说，在民事官司审理中，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只能以自然人或法人代表的身份出庭“打官司”，而不附带任何其他身份，而且双方身份平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是不存在人大代表身份的。
如果诉讼当事人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与诉讼，会令法官感到尴尬甚至为难。因为这时的诉讼当事人有着双重身份：诉讼人身份和人大代表身份。而身为诉讼人，一旦败诉或认为判决结果没有达到自己所认可的状态，就有可能认为是法院裁决不公，这时当事人如果身兼诉讼人和人大代表双重身份，就可能要行使人大代表身份赋予其的监督职能，对庭审法官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无疑就会带有一定的私利和偏见，难以保证公正。
尽管人大代表是受人民委托来行使权力，但人大代表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人大代表的职权范围是由宪法和法律设定的，因此行使相关职权只能在法律范围内依法进行。所以，当人大代表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做某件事情时，就应该先想一想，他所做的事，是否适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
其实，以往我们的一些人大代表经常参与一些诸如质检部门的打假行动，有时还代替政府承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尽管这些做法深受欢迎与支持，但这是一种人大代表角色的错位。因为人大只有立法权、任免权、罢免权、监督权及建议权，即使是上述权力，除了建议权外，也必须是一种集体使用的权力，必须通过所属的人大会议或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以人大的名义来行使权力，人大代表个人无权行使这种权力。虽然人大代表出于善意为居民排忧解难值得称道，但这不属于人大代表固有的法定职责。
申论热点：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近日就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采访，综合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看法，提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求解对策。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对这一问题发表高见。
上篇：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许多专家评价，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鼓励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必须让农民能够通过种粮增收，关键则在于提高种粮效益。但怎样才能使种粮效益提高呢？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一升一降，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实现这一升一降并非易事。比如，提升生产效率要求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转。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肇始于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实现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转，才能保证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土地的征用和流转问题，广东省海丰县梅星村村委会主任徐生辉向记者介绍说，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一些基层地区实际上基本没有区分。这样一来，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得到的补偿也很少，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２月９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征地的规模。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个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并且在征地时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生计问题，包括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五权”落实到位。他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要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协议，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
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伴随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提出，我国农村现有３．３亿农业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约占１／２，大约１．６到１．７亿人。
其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１９９７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０９０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１６０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３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２６２２元，城镇居民为８５００元，差距已扩大为１∶３．２４。
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组数据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城镇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而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运营，使农村的产业链从种植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以农业生产企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促进广大农村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在苏州、无锡等地农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大量投入农业企业。台湾永丰余纸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建起了永丰余高科农场。江阴兴澄钢铁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的荷斯坦奶业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了３万亩青玉米和牧草，农户每亩可有１６００元的收益，效益远高于传统种植业。据统计，江苏这样的农业企业目前已有１．８万家，投资总额累计达１８６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６７％，工商资本占２０％，外商资本占１３％。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苏南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
随着土地的可自由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将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进入农产品加工、深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性企业，有利于形成“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性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而农村城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山东济南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认为，为适应农业规模生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大集团作为农业企业自己办农场，雇佣农民做工，相对于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则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据了解，龙大集团旗下２４家子公司形成的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０多亩，周围的４个村庄，都包容在工业园内。因此，龙大工业园也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新型城镇。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为主的龙大职工和家属，达１．６万人之多。而依托龙大集团的农业企业，许多村民从事餐饮、商业、运输等第三产业。城镇的南北主道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商业街，供排水系统、马路、公共设施、娱乐场所等都一应俱全。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广宁表示，近年来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成立了农机专业化服务企业。这些企业的农民经过职业培训后，集中使用农机为农户服务并收取费用。这些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特点的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结构的城镇。
山东省长岛县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山东省长岛县原来的海产捕捞业和养殖业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长岛县出现了大量专业化、规模化的企业。一些企业专门投资从事近海养殖；一些企业专门出租出海渔船和捕捞设备；还有企业有意投资兴建风力发电站。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使长岛县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龙头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并通过企业优势互补聚合形成了一些集海产品养殖、捕捞、机械、旅游等多种产业为一体的新兴城镇。
美国得克萨斯州地区性农业企业发展中心主任洛克向记者介绍说，得克萨斯州作为美国的主要产粮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就是按照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方式发展的。其间主要有两项政策，一个是种植鼓励计划。农户耕种的土地越多，享受的各项补贴额度就越大，相应的资金、保险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另一个是农业企业促进计划。政府同时鼓励建设专业性强的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在得州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同样可以在销售环节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在这两项政策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农户都将土地卖出，用获得的钱投资兴办农业加工企业。而购买了别人土地的农户则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降低了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最终，随着农业企业种类和层次的增多，形成了一个个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城镇，并逐步融汇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城市群。
专家指出，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将改变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与“产业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
下篇：农民市民化生存方式的提升缩小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民将通过两条途径成为市民。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在城市安家落户；更大量的农民则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以农村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认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城镇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保障了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城镇工作，集中在商业、建筑、餐饮等行业。通过在非农产业劳动换取报酬，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
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农民是在干城镇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没有“家”，是城市里的“农民”。他说，从身份上说，不该有农村人和城镇人之分，而应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看成产业工人，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另外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劳动者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思斌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要加快解决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还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主，农民较少受惠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近些年来，农村不仅未能像城市一样确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已基本解体。如果不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企业的大量出现就不可能，农民更不愿意离开赖以为生并有“最后保险”意义的土地。
有关研究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农村人口中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１７．３９％，而城镇的同一指标为１３．１％。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农村的家庭保障功能也因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子女外出务工而持续削弱。有关专家建议，要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消除济贫政策中的身份歧视；完善乡村救灾制度；分类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险、合作医疗，以及必要的乡村医疗救助；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济困活动，将乡村慈善公益事业作为重要的补充保障机制，并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和保险市场的竞争发展，推动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在离开土地的同时就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四川成都农村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大量失地农民参加社保、医保。根据规定，成都农村进入企业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将参照城市养老保险办法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还预计，到２００７年，成都城市化率将达到４２％，大量农民将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市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宋泓博士提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将改变农民的收入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城市产业工人，还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业产业工人，都将通过工资的形式领取劳动报酬，通过商业环节采购生活资料，通过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市民生活的权利。比如，农民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获取相应的择业资本，农业工人不必一家一户卖粮卖菜承担市场风险，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换来消费水平的提高，粮、肉、菜等生活必需品实现商品化，子女入托入学、有病就医以及养老方面，依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一句话，要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以浙江省平湖市为例。这里近年先后吸引外资、民资和各类工商资本近３亿元，创办了许多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诸环节的农业企业。大量农业企业促使农村聚合发展成为城镇，平湖２８６个行政村撤并到了１３８个，城镇化水平提高到４３％。同时，在这些新兴城镇还建立了劳务市场体系，农民通过劳务市场得到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服务进入农业企业，领取工资并进行各种生活消费。此外，平湖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个体农民工商户统一纳入养老保险范畴，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民进入养老保险。
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伴随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艰巨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业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将日益趋于优化。而２０多年前曾经创造奇迹的中国农民，将全面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并将再次创造从生产到生活的飞跃，书写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王海征张心松)
申论热点：落实惠农政策不能打折扣今年以来，中央为促进粮食生产，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然而记者在河北农村采访时发现，中央的好政策在落实中往往被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引起群众不满，亟需制止和纠正。
河北省政府规定，５月底前要把粮食直补款全部发放到农民手中，但记者近日在平泉县采访时发现，一些村民至今未拿到粮食直补款。有的农民虽然拿到了粮食直补款，但当地干部在发放时，随意削减应给予补贴的耕地亩数，不按农民实际种粮亩数直补到位；还有一些干部作风简单粗暴，阻挠群众了解自己到底应得到多少补贴款。一位农民说，他们并不特别在乎粮食直补款这几十元钱，在乎的是中央的好政策为什么不能完完全全地落实，中央给农民的实惠为什么被截留？！
之所以发生这些问题，首先是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问题。少数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干部要做的重要工作很多，上级领导督办的工作马虎不得；而老百姓的事就可以推一推、放一放，工作起来也不必认真，差不多就行。一些干部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基础工作，在落实中央政策时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有些干部则心术不正，千方百计从农民群众身上捞取好处，不惜以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损害群众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党的惠农政策不能很好地兑现，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今年夏粮丰收在望，粮食增产几成定局。这是各地落实中央扶持粮食生产的一系列政策，保护和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结果。要实现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各地应继续认真落实中央政策，深入细致地做好亲农、爱农、帮农、护农工作，特别要加强各项支农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户拨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防止有人随意截留挪用，把中央的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好，让农民群众满意。
申论热点：短视的“家庭养老”法规据《齐鲁晚报》报道，山东省委、省政府近日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保障工作的意见》，要求制定相关法规，明确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推进家庭养老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山东省人大目前已将制定《山东省家庭赡养与扶养条例》列入了立法计划。
中华民族有“孝”字为先的文化传统，“家庭养老”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综观未来走势，局限在家庭内部的养老方式将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同时出生率在下降，这种“少子化”的发展趋势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十几年前的“青年型”中国，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老年型”中国。“少子化”使社会扶养比发生了变化：目前中国是六个半劳动年龄人口养一个老人；而到2020年，会变成四五个人养一个老人。
其二，目前中国的家庭规模已由1971年的4.84人减少到2000年的3.44人，四人以下的小家庭已占76％以上。除了生育率下降，“小家庭化”的原因还与两代人愿意分开居住相关，在京、津、沪等大城市中，与老人同住的家庭只占30％左右。
其三，人口流动的加速，现在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已达1.2亿，这导致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发展水平超过了城镇。可以预计，这种发展趋势还将加速，大批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老人则滞留农村。
以上所述的三大发展趋势，势必使局限在家庭内部考虑老人的赡养问题很不现实，以往子女孝顺父母的前提条件都已被社会变迁的车轮无情地碾碎。《齐鲁晚报》的报道说：拟议中的《条例》规定，在目前社会养老产业尚未得到良性发展的情况下，家庭应当成为赡养老人的主角，家庭解决不了的才可以交给社会和政府。这样的政策设计从目前看，可能很现实，但却短视。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尽快地采取社会化的方式来解决老年人的经济、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的需要。（）
申论热点：“献礼工程”当休矣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进度服从质量”、“×××示范工程”……每当走过建筑工地，看到高悬在工地上的这些巨幅标语，心中总要生出几分感慨：多好的理念、多高的要求啊！
可是，一份报道却很耐人寻味。某地一重点公路工程将于年内竣工，比原计划提前将近一年。而提前竣工的原因是：本届市政府任期将满，希望能在任期内完成这一造福于民的“献礼工程”。
本是“百年大计”，本是“进度服从质量”，可为了在领导任期内将工程完成，竟大幅度地加快工程进度，缩短工期！这“礼”到底是献给谁的呢？
地基的夯实需要时间保证，浇注的混凝土需要时间凝固，抢了工期，就违反了科学规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是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即使有时进度与质量发生了矛盾，也应是进度服从质量。那么为什么偏偏有人总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人为地加快工程进度呢？究其原因，大部分是为了某些领导的“政绩”，却美其名曰为某节日“献礼”。它的直接后果是投资加大、质量堪忧，浪费钱财、埋下隐患，同时也给经济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此仓促建成的“重点工程”、“献礼工程”，不仅不能造福于民，反而会大大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被新闻媒体屡屡提及的那些被炸被拆被弃的建筑中，有的恰恰就是“示范工程”、“样板工程”、“献礼工程”！
“抢了进度，毁了建筑”的例子很多。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达一千个亿，这中间到底有多少是抢工期的“献礼工程”呢？而我们的决策者又在扮演怎样的角色呢？一些所谓“献礼工程”上马时，由于决策者的全力支持，所有的审批程序都一路绿灯，相关的法律法规被搁置一旁，成了一纸空文。在看似宽松的环境中，隐藏着的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是对法治政府形象的损毁，折射出的是一些地方领导不正确的政绩观。
违背客观规律办事，势必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领导干部要学会科学执政，就必须放弃片面的政绩观，一丝不苟地按客观规律办事。唯有如此，方能让“政绩”长存，真正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
申论热点：权利缺乏保障是社会贫困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新近出炉的《2005年全球企业经营环境报告》指出，贫困国家设置的行政程序造成企业家在开办和经营企业方面的难度两倍于发达国家，而贫困国家企业得到的产权保护还不到富裕国家的一半；在富裕国家开办新企业平均用6道手续，支付相当于人均年收入8%的费用，外加27天时间；而在贫困或中低收入国家，上述指标分别要11道手续、122%的费用和59天时间。
贫国与富国，除了投资创业的门槛如此悬殊，市场的透明程度也不一样。在富裕国家，潜在的投资者可以获取所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财务状况的全部信息，而贫困国家的投资者却几乎得不到任何信息，即便幸运地得到了某些信息，其可信程度也要大打折扣。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很难分清，到底是制度贫困导致国家和社会贫困，还是国家和社会贫困加剧了制度贫困。但有一点很清楚：消除国家、地区的社会贫困，必须从消除制度贫困开始。在这里，“制度贫困”并不是指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缺少制度，而是说不合理的制度容易导致贫困，而合理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世行的研究报告和人们日常见到的普遍现象是，越是贫困的地方，发展经济的制度空间越是狭隘，经济活动也越不自由。《新京报》前不久报道说，哈尔滨集中管制“破烂王”、银川市要求擦鞋业者穿统一制服。这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不可想像的。
而“制度贫困”说到底是公民的权利贫困。一方面是有关法律对公民个人的权利保障，不如对权力“管理方便”的保障有力；另一方面是公民权利受到权力侵害时，缺乏公正调解。因此，解决“制度贫困”的关键，一是放松管制，严格限制权力；二是建立法治国家。最近，全国300多名诉讼法学界人士就三大诉讼法修改中的有关热点问题提出意见：证人无故不出庭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抽象行政行为（各级“红头文件”）和教育权、劳动权列入行政受案范围等。其中“保障人权”成为一个重要原则，可视为解决当前我国“制度贫困”的一个努力。
必须指出，解决制度贫困也就是公民权利贫困的问题，必须从保障最弱者的权利开始。如果一个社会因为对最弱者的权利保护不力，最弱者就不会倾向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即使中产者通过制定法律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这些的法律也可能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制度贫困即权利贫困的问题，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业环境的宽松和自由，管制尽可能越少越好；二是对私有财产特别是“无产者”、“微产者”私有财产的界定和保护（如农民的土地、房屋、城市居民的房产等）越有力越好。
《新京报》（2004年10月14日）
申论热点：探讨中国制造业“走出去”之路
——“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综述中国生产力学会、山东省生产力学会前不久在山东省青岛市联合举办了“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与会者结合海尔集团的实践，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认为，管理是人类组织经济社会活动的最基本手段，只有通过管理，生产诸要素才能结合起来，形成生产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探索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模式，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管理创新的探索中，海尔集团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管理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新模式。具体地讲，这种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以人为本；二是知识管理；三是兼顾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与会者认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基础。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呈现出新特点，应对的根本之策在于要拥有自己的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开拓海外市场的正确策略。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当前，要警惕和防止粗放生产方式回潮。这对于企业来说，就要坚定地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提升素质和效益为基础的发展道路。
对于如何成功地“走出去”，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企业必须回答好以下三个问题：（1）目标是什么？海尔的目标就是创造世界名牌。其中应注意两点：其一，目标必须分解。把大目标分解为每一天的具体目标。其二，关键在人。创世界名牌最根本的要靠提高人的素质。（2）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就是自己。如果不能战胜自己、挑战自我，就永远不可能超越别人。（3）经营的对象是什么？是企业和产品。员工只有对企业、对产品忠诚，才能去争取用户对其企业和产品的忠诚。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非常重要。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形的东西是由无形的东西演变而来的，这个无形的东西就是文化。
第二，企业必须具备三种能力：（1）成长能力。如果规模上不去，很难生存下去。（2）赢利能力。企业的赢利能力，就好比一个人的造血能力。赢利能力是与用户双赢的能力。（3）资金运营能力。一些企业账面有利润，但其流动资金主要表现为应收账款，而应收账款又收不回来，导致破产。
第三，企业领导者必须化解三道难题：（1）最难做的决策是正确决策后的再决策。很多企业有辉煌的发展期，这是正确决策的结果。但为什么后来发展不景气呢？就是因为正确决策后没有跟进正确的再决策。（2）最难做的工作是把复杂问题简化。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速度，这需要看清复杂问题的本质，从而一步到位、一次做对，直达核心去解决问题。（3）最难战胜的人是自己。管理者的决策要随着企业发展和市场变化而打破和改变自己创造的模式与流程，坚持创新不停步。
来源：《人民日报》
申论热点：查出了问题就不要放过
２００３年度审计“清单”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方议论集中为一点，就是对审计出来的每一个问题都要一查到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对审计工作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检验，也是对我们是否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依法治国的检验。在行政许可法即将于７月１日实施之际，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审计“清单”披露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像５.７８亿元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报套取甚至挪用私分救灾资金、非法买卖土地及乱占耕地、挪用挥霍基础教育经费等问题，都是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违法乱纪行为，其腐败的性质绝不亚于贪污受贿等犯罪。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近１０年来审计工作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审计部门在维护国家财政运行秩序和反腐败中的尖刀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不仅反映在审计部门审计面的扩张上，而且反映在审计工作的透明度上。早期审计署审计长所做的工作报告常见的“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执行财政法规不够严格”、“部分财政资金投向不够合理”等等模糊用语，现在已经变成了指名道姓地披露存在问题的具体部门和地方、公布违法乱纪行为涉及的具体金额等。审计工作的这些变化，无疑会令那些拿国家财政拨款当私房钱、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当作谋私工具的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但是，对于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光让他们胆战心惊是不够的。要真正发挥审计工作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在公布审计结果之后，一一兑现查处结果，不让一个责任人漏网。我们相信，审计署审计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列举的违法乱纪问题，都是十分典型的严重问题。我们也相信，审计部门为了查清这些问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既然如此，如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不能紧紧抓住这些问题一追到底，严格依据党纪国法进行责任追究，不仅会令审计工作的巨大成果化为乌有，反而会助长那些滥用、侵占国家财政资金责任人的气焰，还会使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丧失信心，损害党和政府的信誉。
舆论对审计“清单”的强烈反响，反映了公众对“查”与“处”两张皮、责任追究制度不能严格落实的普遍担心。应当承认，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近１０年来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有些问题一度引起了公众长时间的关注。但在近年来全党全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与依法严惩贪污受贿犯罪的状况相比，对财政资金使用中违法乱纪问题的处理尚未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不让一个违法乱纪者逃脱党纪国法的追究，审计工作才能画上比较圆满的句号。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吴基传、黄康生等委员所希望的，司法、行政监察机关应该跟上来，更有力、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申论热点：政府办好事莫忘依法行政近日，记者列席重庆市万州区一个会议，区政府将一个准备下发的红头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内容是要求全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必须捐资帮助贫困学生，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质疑。
这项拟定好的政府通知说，万州区为了帮助城乡贫困学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准备在全区开展捐出一天的工资资助贫困生的活动，要求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部门的干部职工参加，“除极个别生活特别困难的”外，都应参与捐助。“区委、政府督察室要对‘一日捐’活动作为部门支持教育办实事进行督察和通报。”
一些与会者说，搞‘一日捐’活动的确是好事，但既然是捐款，就不应该采取政府强制的方式，违反依法行政的原则，很可能导致群众不满。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决定把政府通知改为区教委发出的“倡议书”，号召全社会自愿捐资助学。
捐资助学本来就是一种自愿的个人行为，是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不属于政府行政事务。万州区在这个事情上的做法，避免了一次险些发生的错误行政行为。这表明，依法行政的观念在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心中扎下根了，而另一些党政干部还有不少糊涂认识，非得别人提醒才能明白。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擅长推行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搞一竿子插到底，常常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违法行政行为时有发生，有的是不该管的管得宽，该管的事又管不好。这不仅很难达到决策者的预期效果，有时适得其反，引发群众的抵触情绪，“好心”办成了坏事。《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已确立了法律没有规定不得行政的原则，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政府工作人员转变过去旧的工作方式，加强依法行政的意识。
能否做到依法行政，是考察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领导干部能否有效地管理地方事务，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把群众的意愿与国家法律相结合，能否正确运用各种符合国家法规的方法、手段，协调、处理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申论热点：莫把办实事变成官员表演秀日前，记者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举办的一次农业科技大集上，目睹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农田里１０多个大型彩气球迎风飘扬，各级干部纷纷登场讲话，大夸特夸举办科技大集的重要性和意义，耗时１个多小时，而留给专家解答农民问题的时间却仅１０多分钟。看似为农民办实事的科技普及活动，实际上演变成官员的表演秀。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听农民反映，他们最反感的就是这种流于形式的“办实事”活动。虽然这些活动的名字起得看起来跟农民关系很大，但到了现场才发现，实际上就是给一些官员的表演秀捧场。虽然农民有时不想来，可是在乡镇和村领导的积极“组织”下，又不得不放下地里的农活赶来应景。
这种上下级官员联合导演的表演秀，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一方面，下级官员挖空心思讨好上级，无论大小活动，都要搬出领导，惟恐漏掉了哪位领导而影响自己的前途，所以通常连讲话稿都是事先准备好，讲话的顺序也是精心设计；另一方面，一些上级领导也愿意接受下级推给自己的政绩，以表明领导有方，如果下级不提供这样的机会，还会觉得下级不懂事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下级领导搞活动必须得让管得着自己的上级领导讲话，否则担心得罪领导；上级领导则想不讲话也不行，担心下级有想法。
这种形式主义工作作风不仅伤了农民的心，也失去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落实。一位农民评价说，国家提倡的科技兴农政策是好，但到了下边就把“好经”念歪了，我们很难相信这些忙着“整景”的领导干部会带领我们全心全意奔小康。
不可否认，各级干部在落实国家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摒弃害人的“官本位”思想，才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老百姓办实事，而不是靠嘴去说，甚至把农民扯进来充当陪衬，干扰他们正常的生产、生活。
申论热点：“让人民满意”最体现执政能力今年年初，合肥市决定缓建、停建几个大项目，腾出资金改造百条小街巷。随着坑坑洼洼、黑灯瞎火的路况逐步消失，市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节节升高。这件事说明，人民满意不满意，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好考验。
去年下半年，合肥市在一大批扩路建楼、拓展城市外延、塑造城市形象的项目完工后，搞过一次“万人评城建”问卷调查，指望市民对此好评如潮。结果下来，不少群众提出意见：“大马路修了不少，可那是给坐小车的人舒服的；而我们百姓呆的小街巷，路不平灯黑暗，出行真的很难。”
这次评议活动大大触动了合肥市领导的思想：老百姓欢迎的城市发展，是科学、协调的发展。如果办不好群众身边的事，不解决好老百姓的困难，高楼大厦建得再多，政府在群众心中也不会有分量。
过去我们常说，以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标准。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执政方式高明与否、执政能力高低强弱、执政效果是非好坏，评判标准也只有一个——人民是否满意。湖南嘉禾拆迁事件等充分证明，任何事情，无论初衷如何良好，如果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检讨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存在的缺陷。
要让人民满意，就必须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合肥市决定几个大项目让位于百条小街巷改造，是建立在倾听群众意见基础之上的，体现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精神，考证了政府执政能力的大功夫，也见证了政府把群众意愿作为决策根本取向的真功夫。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让人民满意是检验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前者解决的是态度问题，后者考验的是能力问题，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我们反对口头上为人民服务，干的却是人民不满意的事情；也不能空怀一颗为人民服务之热心，却无让人民满意的工作本领。端正态度十分必要，提高执政能力同样重要。两方面都做好了，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申论热点：教育乱收费也伤害了孩子在哈尔滨市风华中学布置的一次讲述个人成长经历的主题作文中，一位同学的《金钱伴随我成长》语惊四座。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最令我难忘的是，上初中时父亲为我去交学费。烈日下，父亲带着２万元钱从银行走出，又来到学校排队交钱。当我看到父亲把钱交出的一刹那，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甚至想当场把钱夺回，大声说：‘我不上学了！'”
指导老师给了这篇作文一个高分。这位老师是值得敬佩的，他没有因为如此“没出息”的回答而指责孩子，他懂得需要保护孩子的率真。
应当感谢这位同学，他的作文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孩子也是教育乱收费的受伤害者。眼下，在我们开始质疑和声讨“教育产业化”思潮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如何违反了教育的客观规律、如何背离了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以及由它衍生出的乱收费给受教育者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等问题，往往忽略了那些作为受教育者的孩子们自身的感受。往往以为，这些对他们无所谓，他们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其实不然。从这位孩子的一篇作文，不难看出被具体到“学费”的教育负担给孩子们造成的心理压力，不难看出金钱堆积起来的教育大厦在他年幼的心灵投下的阴影。因此，我们成人还应当向他道歉：一些地方在“改革”旗号下的教育乱收费，剥夺了很多本属于他们的宝贵的东西，比如公平的理念、轻松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当然应该表扬这位同学，因为他懂事。他体谅父母的辛苦，懂得那一沓沓学费来之不易。与那些满不在乎地挥霍父母血汗的孩子相比，他的成熟让人怜惜之中不无欣慰。
同所有的改革一样，教育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颇，调整方向，使之驶上正途。应当告诉那个写作文的同学和像他一样心灵受到伤害的孩子们，让他们尽可以安心地读书。我们的政府有信心有能力打好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攻坚战”，坚决制止一些地方一些学校急功近利、违法违规的行为，让教育回归到它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本来面目。
申论热点：网上扫黄要建立长效机制当前，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打击淫秽色情网站的专项行动已初战告捷：７００多个色情网站被依法取缔，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纷纷落网，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这场行动以极大的法律震撼力警告那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违法犯罪一样会受到依法严惩。这场行动也提醒我们，加强对互联网的运营监管，是政府职能部门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互联网像大海，无边无际，如何科学管理这样一个虚拟社会，是依法行政的一个新课题。
记者不久前在温州看守所采访了开办色情网站“温州电影网”的犯罪嫌疑人邓某，这位刚刚从学校毕业的２１岁的中专生竟然说：“我真的不知道网上传播淫秽色情电影是犯罪。我看到网上那么多的黄色网站泛滥，并能获取暴利，政府也没有人来管，于是我就干起来了。”许多像他这样的人，正是看到政府部门不管或是管理不力，而不惜以身试法，使网上黄毒呈愈演愈烈之势。
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这次网上扫黄斗争，充分暴露出网络管理方面的法律滞后。互联网是一日三变的产业，而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又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意义重大，因此，加强网络管理方面的立法、加快建章立制刻不容缓。
在现有法制条件下，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加强对互联网的日常监管。互联网上的淫秽色情内容是公开的，比淫秽色情光盘还要容易发现得多。它之所以泛滥成灾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与有关职能部门的放任不无关系。对当前的集中打击行动，既要看到工作成绩，也要从中总结管理疏漏的教训，做到“吃一堑长一智”，避免过两年来一次集中打击的循环往复。
据了解，我国涉及互联网的管理职能部门有十几个之多，但在实践中却是谁都管又谁都不管，主要原因是职责交叉重叠，责任不清，内耗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互联网的运营监管就无法到位。
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基本上是与国外同步的，而我国的性科学教育却相当滞后。我国８７００万网民中，３５岁以下青少年占７０％强，１８岁以下未成年人占将近４０％，而许多未成年人没有受过科学的性教育，很少受到正确的性知识引导，因而，当无国界的、开放的互联网兴起的时候，他们便被各种黄毒所吸引，乃至沉湎进去不能自拔，有的甚至违法犯罪。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互动、隐身、多样性、多媒体性的特点，请权威部门和专家举办各类专门的性知识教育栏目，包括成人专栏或网站，用科学、健康的内容填补捣毁黄色网站后留下的网络空间，让青少年有一个科学健康的成长环境。
申论热点：制止向农民隐蔽性“乱收费”
刚刚结束的河北省涉农收费专项检查工作中，物价部门共查出涉农乱收费金额１８７９万元。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查处的乱收费金额是近年来最少的，但是收费手段也最具隐蔽性。
如果不是有关部门查处，很难想象有那么多乱收费项目仍在堂而皇之地向农民收取。例如早已取消的复垦押金、测量费、南水北调费、农村部分土地登记费等，仍被一些基层土管所继续收取着。早已被取消的育龄妇女检查费、不再生育押金、照顾二胎生育费、一胎保证金、独生子女光荣证费等，仍被基层一些计生部门收取着。教育部门则自立项目，收取中小学上机费、多媒体电教费。基层民政部门收取拥军优属保障金、楼院门牌号费、婚姻状况证明手续费、婚姻登记打印费。动物检疫站收取培训费、咨询费，对饭店、小吃部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时，一次性收取全年消毒费等等。
近几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都很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部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变着法子向农民伸手要钱。一些乡镇，为了使乱收费更隐蔽，采取不开票、不入账等形式收费，以逃避检查。有的以村委会的名义，向建房户每户收取２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不等的费用。一些部门，以各种协会的名义强行向农民收取会费，殡葬管理所在火化尸体时强行推销纸棺材等等。这些行为，大大抵消了国家惠农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
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一些乱收费行为载体被消除。如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费”的概念，使农民交税交得明白。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使搭车收费现象得到遏制。同时，农民依法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该缴什么，不该缴什么，心里大致有数。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乱收费行为，但是，乱收费问题并没有根除，仍很顽固，极易反弹，绝不能放松警惕。
今年，国家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政策，这无疑是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把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到农民身上的同时，必须斩断伸向农民的“乱收费”之手。
申论热点：治理网吧既要治“吧”也要治“网”
西安红树林网吧三府湾连锁店全体员工集体辞职，理由是他们因劝阻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多次遭到殴打；只因虚拟世界的一声承诺，湖南岳阳４名初中女生前往上海闯荡，结果被网友强迫坐台卖淫。这两则报道是网吧之祸最新的例证。
网吧，尤其是黑网吧的危害好像怎么都难以禁绝。广东省２００３年对网吧营业场所调查发现，网吧违规经营、非法经营、传播淫秽暴力、硬件设施不达标等现象相当普遍。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坦陈黑网吧数量多、非法接纳未成年人、传播有害信息严重等突出问题。
对此，多个部门联合执法，一次又一次地突击检查、一个又一个的网吧被关闭，每次治理看来都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后各种黑网吧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街小巷。家长、老师、相关部门以至整个社会都在探讨：这网吧到底该怎么治？那么多未成年人受到伤害，为何鲜有网络制作和管理者受到严惩？怎样才能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
其实，网吧之害关键不在“吧”而在“网”。“网吧”这个概念，是由“网”与“吧”两部分构成的，“吧”只是个载体，“网”才是核心。人们之所以去网吧，是因为那里有网络，有丰富的信息，有未知的世界，当然也有不堪入目的黄赌毒等。但不去网吧，就没有这些了吗？显然不是。由于一些门户网站也同样存在大量不良信息，所以即使在家里或其他场所上网，也同样可能使未成年人受到误导。由此看来，网吧只是一个上网的场所，关键问题在于网络上的不良信息。
不久前，江苏省金坛市作的一次网络调查表明，网络有助于培育青少年的现代意识、扩大青少年的求知范围、培养青少年的创造能力。但是，它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也相当严重。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中有３４．２％的人在网上接触过有政治问题的信息，１７．３％的人浏览过色情网站（实际可能更多），４２．５％的人认为在网上聊天时撒谎与道德无关，４１．４％的人认为在网上说粗话无所谓，１９．９％的人认为在网上可以无所顾忌。大量的不良信息使青少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污染，虚拟世界里的无所顾忌容易导致青少年脱离现实，造成青少年道德和法律意识弱化，甚至走向犯罪。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治理网吧也应抓住“七寸”。要消除网吧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只是一策，而管住网络信息发布这个出口，不让不良信息通过网络流入社会才是关键。
申论热点：关注社会保障四大问题东北试点经验要推广近年来，为了切实解决经济转轨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28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800多万失业人员得到了失业救济。确保了360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基本养老金，2200多万城市贫闲人口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辽宁省、古林省和黑龙江省还进行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探索积累经验。
所谓东北试点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逐步完成社会保障体制的并轨，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转为失业保险制度；二是做实个人账户资金。
我国政府自1993年就提出要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以前没有资金积累，大量已退休或将要退休的职工，实际其账户上是空账。从2001年开始，辽宁省首先进行了做实养老账户的试点，截至目前，辽宁省已积累个人账户资金110多亿元。从辽宁省的实践来看．这笔资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去年不仅用于银行储蓄，而且还购买了一部分国债，其中还有部分资金与银行达成协议存款。通过各种方式．去年下半年的运营收益接近3％，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由于试点初见成效．2004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介绍说，选择东北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我们国家的老工业基地，长期实行汁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很复杂、也很多。所以，东北的问题对全国来讲带有典型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认为，东北三省的社保试点是一个突破口，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透露，我国将在总结东北三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东北三省经验。
农民的社会保障要循序渐进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全国有l87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28万人参保，积累基金259亿元，l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到2004年底，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夫妇，每人将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王东进介绍说，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现在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已经来到城镇居住或者打工的，可以参加城镇的各项保险；留在农村的，其养老保险主要是以个人缴费、集体资助、政府引导为主体，另外还可以参加新型合作医疗。
对农村社会保障颇有研究的何平认为，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最缺少制度上的设计。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国家一下子把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大可能。目前，政府的资金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里占大头。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需要有一个设计和蓝图。他指出，农民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不能完全依赖土地，“我的看法是对农村的最低生活救济应有一个整体考虑。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差距比较大．可以先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进行试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孟昭喜认为，为了把农民的社会保障做实做好，我国应制定相应政策，使灵活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转移。目前一些农民进城务工之后随着单位职工一起参加了社会保险，以后当他不再在这个城市工作，要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或者返回农村生活的时候，出现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问题。孟昭喜表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正在着手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_让资会能够流动起来，使灵活从业人员无论是在哪里参保，流动之后社会保险关系都可以随之转移。
私企不能简单套用国企保险模式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私企的雇员现在都有社会保障的意识，政府决策层对此也非常重视，但我们在制度没计上，不能把对国有企业的保险简单地套用到以农民工为主的私企身上。何平认为，国企职工的保险交费相对较高，放到私企和个人身上，他们就难以承受，这就可能会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对农民工来说，就业是最重要的。在此前提下，要加强雇主和企业的法律意识。各级劳动部门也要加强对企业的监察力度，以保证农民工和私企雇员的基本劳动权益。
何平说，表现在私企身上，社会保险的接续问题也比较突出。以广东为例．参加保险的企业和个人都交费了，但职工干了两年，就想把钱拿走，他们不想在外地养老，但企业为他交的社会统筹那一块不能拿走。因此在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上，国得有一些硬性的规定。
据了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就此问题做调查研究，将在适当的时机推出配套措施。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近11％，标志着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我国各级政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拨出474亿元补助中西部25个地区养老金的发放，各级财政补助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44亿元。但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退休人员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也越来越大。在一些闲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当期征收的养老保险费和所需支付的养老金存在一定缺口。
胡晓义介绍，从城镇的养老保险计划来看，现在已经达到了3个在职人养1个退休人的比例。这个老龄化的过程还在持续，预计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国老龄化将进入高峰。如果现行政策不调整的话，那时候将出现10个在职人养活4个或者更多的退休人的情况。
那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银色浪潮呢?王东进披露，1997年，我国政府统一了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在实现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同时，政府还进一步扩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今后，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把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的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列为重点。在保持相关政策稳定的条件下，国家将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金筹集模式：推动基本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倡导有条件的企业在按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管理和运营；推进在各地开展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推广“东北三省的经验，鼓励沿海发达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各种尝试。
申论热点：对“感情投资”，应适时说不常亮/文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中说，身为领导干部，要警惕个别人的所谓“感情投资”和形形色色的“公关”。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朋友”不能“心太软”，应该当断则断，更不能把那些歃盟结义、哥们义气、愚昧迷信等社会陋习带到党内生活中来，带到实际工作中来。要切记不分良莠，不讲原则，失控失度。
领导干部要警惕感情投资，这个提醒很、很及时，切中了当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其实，早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提醒和警告全党干部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些话，在当前仍然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些干部，工作上很优秀、能力很强、知识水平很高，确实为人民、为党做出了一些贡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就是抵挡不住形形色色的糖弹诱惑和名目繁多的感情投资，最终被俘虏，被拉下了水。他们逐渐丧失原则，不顾法律法规、乱用手中权力，与一些所谓的“哥们”大搞权钱交易，拜倒在金钱面前，拜倒在石榴裙下，最终走向了腐败的泥坑，走向了犯罪的深渊，甚至祸及亲人，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谓害己害家害党害国家啊！
我国社会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这就使一些投机分子有空子可钻。在这期间，拥有权力的领导干部是一些人瞄准的目标，而对领导干部进行感情投资和腐蚀拉拢是手段之一。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感情投资的手段多种多样，有些还十分高明，使你在不自觉中就陷入了感情投资的圈套，欲罢不能，慢慢越走越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头脑，慎交友，自觉约束自己的交际圈。特别是对自己当权后所交的朋友，必须格外小心，要时刻问问自己，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要牢记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再者，就是要像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所说的要讲官德，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领导干部要按照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用好手中的权力。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而言，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法制。健全的法律、严厉的执法，是防止官员被糖弹击倒的根本措施。
领导干部与普通人一样，也有人情交往；领导干部不是苦行僧，也有血有肉有感情。因此，强化官德，使其只要产生乱用权力的欲望，就会感到良心不安，受到良心谴责。同时，必须依靠法制，用法规法纪来约束官员的行为，使官员的所作所为完全置于法律的严格监督之下。
申论热点：1400万就业缺口的国家大事
9月初的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引起广泛关注:1994年至今的10年间，我国创造就业岗位超过8000万个;1998年至2003年，189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今后两到三年内，每年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000万左右，而城镇年度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达2400万。这意味着在政府强力调控下，每年将仍有1400万就业缺口。
尽管如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仍然认为“中国就业状况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比如‘上山下乡’时期，还有1998年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的时候。当前的失业状况，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转轨将从前被计划经济时代掩盖的隐性失业释放出来了，体现为失业率数字的攀升而已。而另一面，是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张车伟长期从事就业问题研究，参与了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许多就业工作的调研和报告。他认为，我国面临的就业问题是个长期性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像中国这样提供7.3亿个工作岗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才提供4.3亿个工作岗位。重要的是，政府的发展战略从“GDP优先”转变为“就业优先”已经相当明确，“就业问题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经济增长与高就业的不等式在“左岸公社”里一家公司谋职的庄先生上班都会路过中关村人才交流市场，他每天看到的场景几乎一成不变，“求职的队伍从里排到外，天天都是”。庄先生说，那些年轻人脸上千篇一律的焦虑神情让他庆幸自己是80年代的大学生。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注意到，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另一面，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但对许多求职者来说，今年的就业压力确实是空前的”。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是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目标。“但长期以GDP增长作为其首要目标的中国却越来越感受到让人难以喘息的就业压力。”张车伟指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被认为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好的一年，但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似乎没有带来与这种增长速度相匹配的就业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表明，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主要是产业在用人指标上越来越追求人力资本的效率，用人指标也就越来越低。“就业问题远比宏观经济的调控要复杂得多，它不是用一些财政、货币手段就能立竿见影解决的，政府调控的难度非常大。”张车伟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不久前曾在中南海讲解就业问题的蔡一直在收集相关数据。他说，我国GDP对就业的拉动关系，也就是就业弹性，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下降了2/3。现在我国的就业弹性仅为0.1，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在0.3到0.4之间。蔡的结论是，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在GDP指挥棒下过早追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倾向，“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
经济学家赵晓不久前完成一项关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课题研究。赵晓说，要从供需两方面来看我国的就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典型失业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方历史上，如30年代大萧条，美、英、法等国也有近千万人的失业，但主要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需求上去了，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认为，中国的失业，一部分是由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另一部分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根据专家的计算，前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1.5亿左右，后一种失业人口大约在3000万至50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失业问题中非需求因素占了主导。”“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淮看来，经济全球化也限制了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就业岗位的释放。他说，日元贬值与日本5%的失业率有关，日本现在出现“中国威胁”论也是因为就业岗位的竞争，导致日本出现产业空心化。美国加征钢铁关税，之所以不惜动用201条款，是因为美国还有15万钢铁工人，要保证他们的饭碗。而中国家电业在欧洲遭到反倾销，也是欧洲国家保护就业的表现。陈淮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
鼓励就业还是救济失业政治学者毛寿龙说，为了解决失业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各个国家一般采取两类办法:一是给失业者以一定的救济，二是给其提供支持性的帮助，使失业者尽快摆脱失业状态。“我们以前的工作重点是在创造就业岗位上，比如企业吸纳失业职工，政府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政府从每年财政预算中拨出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经费等。”但毛寿龙观察到，这些方法虽然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作用，到近年效果明显放缓。据统计，1998年到2002年6月底，全国2661万国有企业登记的下岗职工中，先后有1726万多人实现了再就业，而再就业率实际上呈大幅下降之势:1998年为50%，其后几年分别降到42%、36%、30%和18%。
毛寿龙分析，以政府提供岗位为主的办法虽然见效快，但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和运作机制，这些干扰有可能制约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运作空间，实际上可能起到了减少就业机会的作用。“比如，小额贷款，按照市场方式运作，给有创业愿望、精神和能力的下岗职工提供培训，并给其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如果享受这类优惠的人数很少，对下岗职工再就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如果人数较多，很可能使非下岗职工的创业者和非下岗职工的失业者要就业面临不公平的投资机会和劳动力市场。这些人很可能带着资金和一技之长转向其他投资和就业机会比较公平的地方。外地很多愿意投资和有一技之长的寻职者也会对此望而生畏。就业机会的数量随着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扩大而扩大，市场空间缩小，就业机会就减少。这反而减少了一些失业者的机会。”
“在主动创造岗位的同时，失业应对要立足制度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指出，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失业保险制度。截止2003年底，中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达到10182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为440万人，失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明显增大，在部分地区已出现年底收不抵支的局面。郑认为，政府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来度过失业保险基金支付高峰。在将以往补贴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转化为失业保险基金的同时，政府还需要动用原有的事业保险基金结余，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以扩大调剂范围、分散风险，并进一步严格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
劳动保障部的官员王英才在日前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上强调，“要把就业和解决好失业当成全社会的责任，成为政府的第一目标”。■
失业定义的标准化多数被采访专家把去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失业”的再定义看作政府发展战略转变的标志之一。失业人员新的定义是: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无业且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员，而在此前，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标准是: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一定劳动能力、并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了登记的人员。
“失业”新定义不再强调“非农业户口”和“在当地就业机构登记”，这意味着在中国流行多年的“下岗”一词将退出历史舞台，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将享受到政府的失业保障福利。蔡说，在“失业”定义标准化后，政府将会全面推进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中国的‘失业’概念清晰了。”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宣布修订其备受关注的失业定义后，曾经对中国传统失业指标多次提出批评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
按照新标准，“就业人员”指男16～60岁、女16～55岁的法定劳动年龄内，从事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合法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其中劳动报酬达到和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为“充分就业”。劳动时间少于法定工作时间，且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本人愿意从事更多工作的，为“不充分就业”。
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新标准实际上就是根据实际经济活动人口，来统一确定失业人口。也就是说，将来人们获得失业救济的条件是一致的，这将为消除国有与非国有差别和城乡差别，最终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迈出首要的一步。“政府的下一步，将是确定什么人能领失业保险金。”胡鞍钢认为，新定义规定的条件是:要交过一定时期的失业保险金，要有工作能力并愿意寻找工作。因此，并非农民工一进城就可以得到保障，有了这一政策门槛，农民工短时间内大规模涌进城市的现象将不会发生。■
失业者主要集中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
清华大学社会学者孙立平说，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种种原因，失业者的结构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一段时间，印度的失业者就主要是由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构成的。道理很简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工作的期望值比较高，而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得他们大体可以找到所期望的工作。没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没有什么技能，但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值也比较低，因而失业的人并不多。最惨的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他们在接受中等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高的工作期望，但由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一技之长，他们找到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又很小，这就造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失业率是最高的这种现象。分析一下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失业人员构成，可以发现，他们也主要是由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构成的。但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与印度又不相同。因为在二三十年前，我国城市中中等教育已经普及，那时候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是很个别的。而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很不发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为有限。因而，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失业率很低，而失业者主要集中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按照传统的失业理论，将失业者看作是就业的蓄水池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可以对社会中新的劳动力需求提供合格的劳动者，而如果失业者主要是由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构成的，则将与社会需求形成更大的脱节。”孙立平说，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失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良性的。■
西方国家面对失业问题的对策法国
20世纪50至60年代，法国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失业问题并不明显，一般季节性失业维持在20万人左右。1962年，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大量北非移民涌入法国。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法国经济，法国失业率当年突破5%。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法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从此，失业率不断攀升。进入90年代以来，法国左右翼政府均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
例如，右翼认为，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02年10月，法国右翼政府出台了鼓励创办企业的新措施，将企业的注册资金从7000多欧元减为象征性的1欧元;简化成立公司的申请手续，创业者可使用家庭住址作为公司地址;在创业初期还可缓缴社会分摊金。政府计划通过上述措施，在未来5年里，每年创办20万个企业，从而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是欧洲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法国也一直在努力改善这一状况，90年代以来，各种部分工时就业人数增加较多，到2000年部分工时制、临时工、季节工就业人数已占到总就业人数的1/3。但一些左翼人士对上述措施持不同意见，认为它们并未解决一部分低层次群体的就业不稳定和生活困难问题;左翼政党主张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增加就业机会，1999年，若斯潘政府将原法定每周39小时工作制改为35小时。企业为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必须雇佣更多的工人。此外，左翼政府还制定了“青年就业合同”，对雇佣青年就业的企业提供财政优惠。左翼称，这些措施创造了30万个就业机会。但右翼政党和雇主协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一做法加重了企业和国家的负担。另外，法国政府还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增加就业岗位，消化过剩劳动力。
美国美国主管就业、劳工等项事务权力最大的是劳工部，内阁部长华裔女士赵小兰曾经说过:“让失业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就是劳工部的职责，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就是我们的工作。”美国缓解失业通常有以下几个措施，第一，向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这一项目是劳工部在20世纪30年代为应付大萧条后的严重失业就创立了起来的，如今已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机制。第二，帮助失业人员解决退休金优惠及医疗保险等事项，政府预算中每年都有一定拨款留给这两方面的用度。失业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如果符合条件，一般都能得到救济，以使自己继续享受正常的退休和医疗保险计划。第三，劳工部下属有一个很大的就业与培训局，主要任务是通过与各州和地方的劳工开发部门合作，向失业者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就业、劳工市场以及收入保证等多方面的服务，2002年财政年度，就业与培训局得到政府预算拨款107亿美元。
保加利亚保政局剧变后，由于私有化和国营企业破产倒闭等原因，失业人口迅速增加，由1991年的25.5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9.5万人，失业率由6.7%上升到18.4%。保政府为失业者广开就业门路。如政府专门制定了“森林恢复和保护计划”，向参加植树造林的失业人员提供不低于全国最低工资的报酬。对承包荒山野岭植树造林的失业者，国家免费提供树种和苗木，并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另外，针对土地私有化后大量农民失业的情况，保政府还决定将国家所有的山区和丘陵坡地等以低价或免费的方式提供给失业者，鼓励其自谋生路，在海滨或高山滑雪旅游区，保政府则允许失业者开办家庭旅店和提供餐饮服务，国家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为他们提供方便。这一措施对解决黑海沿岸地区和高山旅游区的失业问题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保政府还采取了“出口”失业者的办法。迄今为止，保加利亚已同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等国签订了向这些国家输出劳动力的协定。到上述国家工作的保加利亚失业者多数从事旅店、餐馆等服务性工作。
瑞典瑞典的就业策略是“每个人就业”或“充分就业”，这是过去40年来瑞典始终作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之一。瑞典设立了国家就业委员会并在全国设有360家就业办公室，60家特殊的就业服务机构和90家职业能力测试所。就业办公室主要功能是职业咨询和安置指导。瑞典把GDP的0.9%用于消极的措施上，而把GDP的1.7%投入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上。这使得瑞典在1945～1991年间，所见到的最高失业率只有3.5%，其中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一直处于1.5%～2.7%间，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仅为2.5%。同时通过建立就业保障法，禁止不公平解雇来保护雇员。■
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
“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这是青年经济学者薛兆丰的观点，他认为，人人都计较报酬，失业都是个人“计较”的结果，都是主观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大学生失业人数近年内的激增似乎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
记者从教育部获得的数据是，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只有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大约37万人待业。截至今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只有50%左右，大学生的待业率已经达到69万人。
“大学生失业率上升，只是改变了失业者的结构，并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失业人数。”张车伟说，大学生就业完全是个结构问题，我国大学生的总量其实远远不足。“不应该将大学生失业归咎于几年前的扩招”，他认为，在目前还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失业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会更少一点，应该是评价一种政策优劣的重要标准。
申论热点：依法执政需要新的“稳定观”
几天前有媒体报道，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其所管辖的各律师事务所发出“禁接令”，要求他们“不应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方的委托代理；推辞不了的委托代理，只能代理其非诉讼活动”。该消息一经披露，迅即引起四川省人大代表的质疑，并受到各方舆论的猛烈批评。昨天则有消息称，当地司法局已经以新的“红头文件”，撤销了前一个红头文件，并承认那份文件“内容确实有不妥的地方，与依法行政精神不符”。
虽然如此，但参照以往的经验，雁江区律师为沱江污染事故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度”，依然令人怀疑。红头文件不难撤销，但行政机关“管辖”司法的冲动，却是强烈而持久的。而这种视法律为行政权力之工具的观念一日不变，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和控制就一日难以杜绝，是不是借助“红头文件”，则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而改变甚至根除司法工具化的观念，显然是一个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不但是经济领域的规划者和掌控者，更是一切社会活动与社会秩序的掌控者和责任人。于是利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一切工具，协调乃至“摆平”包括各种民事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以维护社会稳定，就是政府责任的分内之事。在雁江区司法局的红头文件中，也有要求律师们“积极做好宣传、劝解和疏导工作；涉及该污染赔偿的代理不准收取代理费；各所受理此类案件后须立即向主管局汇报”的内容。其借助“管辖”律师以控制事态、维护“稳定”的思路，显然正是以往传统执政理念的自然延续。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但各种经济关系日益多元复杂，而至无法一手操控，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也正在呈现同样的发展态势。各种利益群体和社会力量，在法律的统一约束下平等主张各自的权力，以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动态平衡，是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行政权力逐步弱化直至最终放弃对司法过程的干涉和控制，也是必然的趋势。雁江区司法局的红头文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普遍批评，在于它死守传统的“稳定观”，因而漠视法律的尊严，无视公民的权利，对司法过程的干涉和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都显得格外直接和粗暴。
虽然这一次的具体事件发生在雁江区，但各级行政权力机关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准确判断、正确对待新的社会现实，建立新的“稳定观”，逐步改变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认识并驾驭新型的社会动态稳定，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课题，也是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之意。
申论热点：大学生写下万言遗书:是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
【新闻视角】8日是第二个国际预防自杀日，主题是“拯救生命，重建希望”。自杀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公共精神卫生和社会问题。
一个人自杀身亡，常常会给家人、朋友带来巨大的内心冲击和生活巨变，内疚、自责和羞耻感成为他们漫长人生路途的心理包袱。家庭之外，自杀造成的这么多人提前死亡或伤害，还意味着更多劳动力的丧失，大量的医疗资源的耗费。而自杀者留下的遗孤的生活、就学业已成为社会问题。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人类的自杀行为，但自杀是可以预防的，对于意欲自杀和正在实施自杀的人，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将是最有效的手段。
今年5月25日，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这是全国惟一一家由政府主办的干预中心，短短3个月，该中心已经对450余人进行了心理干预，得到干预的人群中，尚无一例选择自杀。
在我国，自杀是第五大死因，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我国每年有25万-28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天约有750人。此外，每年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这意味着每天至少有5000人想以自杀结束生命。据统计，在杭州每天至少有30人想自杀。
但是，在这些可怕的数据面前，很多人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杀”这一话题，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赵国秋说，东方文化中对“自杀”这个词十分忌讳，多数人认为是思想问题，其实自杀是一种行为障碍的心理疾病。
“罪魁祸首”是抑郁症自杀人群中，有精神障碍的人占很大比例。调查表明，所有自杀者中，63%的人患有精神障碍，约93%的自杀者从没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心理咨询或治疗。
抑郁症是导致自杀行为的“罪魁祸首”，据统计，我国有2000多万抑郁症患者，其中有15%的人有自杀的危险，但目前只有5%得到治疗。
除了精神疾病，自杀者往往与家庭矛盾、婚姻危机、失恋、人际关系问题、失业、经济损失、学业或事业受挫等有关；一些难治的疾病往往对患者构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如癌症、艾滋病等，患者为摆脱痛苦选择自杀。
【案例分析】一个大学生的“求死”心理今年1月，我省一所高校的一名大四学生在寒假期间卧轨自杀。事后，学校发现他留在电脑键盘上的一张字条，根据字条指示的路径，发现了他存放在电脑中的题为“养蜂人”的遗书。作为一个警示以及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杭州市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保留了这份遗书。
同时还有学校的调查报告，他们对此事总结了经验教训和引发的思考。
其中写道：这位学生学习成绩较差，喜欢玩电脑游戏，平时为人比较内向。学校多次找他谈话，但只是督促他抓紧学习，远离游戏，在交流沟通中，对该同学的人生观和心理状况了解不深；放假后，应掌握学生购票返家的情况，对无故滞留学校的学生要多加关心和爱护。
沉重的遗书记者仔细阅读了这名大学生的遗书复印件。手捧这份长达1万多字的遗书，心情十分沉重：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生，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
死者一直在为自杀做准备，他在2003年夏季就以侦破小说的形式写了一篇名为《养蜂人》的遗书，通过调查者的调查，以及逻辑推理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剖析了死者追求自杀的原因。
他在自我点评这篇侦破小说时写道：物质世界的东西全是物质，到头来，再伟大的感情和爱情都只不过是人体身体内部这个激素、那个激素的结果，物质的世界太虚假了，思想承担不起这重。
他说，自己为此选择了放弃生命，放弃一切，在生前的半年时间里，他依然活着的意义是为了玩游戏，他是为了玩游戏而活着，每天的生活只是玩游戏、睡觉和吃饭，他感谢游戏让他延长生命。
虽然来自同学和老师的关心很多，但大家只是劝他不要玩物丧志，没有人发现他是因为放弃了生命而放弃学业、放弃一切；也没有人知道他寒假不回家过年的原因；甚至没有人发现他曾有过一次自杀未遂。就在出事的前一天，他独自在宿舍里服用了大量安眠药，并在电脑中记录了自己濒死的痛苦。
遗书片断
2004年1月16日。我想，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不明白上次我是如何走下来的，我是怎样改变主意多活几天了，总之，到今天为止，虽然世上让我留恋的东西很多，但是，我已经决定了。眼前有药、有酒……可是我为什么在发抖，这个时间家人已经担心起来了吧？担心没有用了……电话也打不过来了……同学们都走了……
妈妈，爸爸，对不起了……你们还有我姐姐，我姐姐哪方面都比我强，你们就当从来没有过我。
好想吐……为什么死这么难受呀……妈妈，对不起。我很聪明，我小学五年级参加市里数学比赛得奖，初中也参加过，得奖，高中也是。我考大学，我是学校的最强者……坐都坐不稳了……
零点40分醒过来，我吐了一地，凌晨4：46，酒完了，药完了，我却还活着……多么讽刺呀……
原来切脉也这么难，唉，究竟如何才能死得掉……
【专家解读】
自杀是有先兆的，可提前干预这份遗书复印件一直锁在心理专家赵国秋的档案柜里，在之前的几次关于心理话题的采访中，他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位自杀的大学生。每次他都会长叹一声说：“可惜呀！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大学生！如果有人能关心一下他的心理变化，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我认为他是不会选择这条不归路的。”
“自杀是一种病，自杀人群中有精神障碍的占有很大比例，预防自杀的有效手段是对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赵国秋一再强调，“自杀的人是有先兆的，很多人误认为想自杀的人不会向别人暴露自己的自杀企图，这是个误区，因为大部分自杀的人都会有线索。”
比如，自杀者在自杀前，都对他的亲人或者朋友可能讲过“活着没有意思”，对一些后事作一些安排。而且以某种方式请求帮助，如可能直接说“现在我想自杀”或“我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了”；还有的则尝试割腕，以此作为一种自杀“实践”。
再者，自杀者在自杀行动前一般有紧张、焦虑、抑郁、悲伤和恐惧等情绪方面的障碍，在工作方面有工作能力下降、兴趣减退和社交技能丧失，脾气暴怒或易冲动等表现，在躯体症状方面可能有失眠、多梦、早醒、食欲下降、心悸、头痛、全身不适等多种躯体不适表现。
【专家呼吁】
心理干预急需立法
“忽略人的精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赵国秋举例说，在今年8月中旬，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派出11名专家赶赴温州乐清台风(专题，图库)受灾区，对灾后群众进行了为期10天的心理干预。但当地一位领导却担心心理专家询问灾民心理反应，反而会破坏灾民心情，他认为大家都在积极生产自救，物资上也有了充分的支援，大家看上去情绪很稳定。
事实上，遭遇泥石流的村庄里，村民中10个有6个出现恐惧、失眠、抑郁等表现，急性心理应激障碍(ASD)高达60%，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很多人可能会患上抑郁症，病情严重者很有可能选择自杀。
赵国秋认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难点，一是我国缺乏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和运作机制，缺乏心理援助的内容，同时，心理干预方面的人员十分紧缺，仅靠几个或十几个专家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心理干预方面的立法，从法规上确定心理干预的必要性。
二是，老百姓心理干预知识缺乏，包括各级政府的领导，每次灾后指挥工作中，往往忽视灾难群众的心理安慰和疏导。
另外，目前国内所有的干预方式只能先引用国外城市的做法，这在中国农村很不适用，因此急需编写中国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版本的“心理干预程式”。
【尾声】
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生命只有一次，自杀者为什么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答案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爱，是让自杀者悬崖勒马的一剂良方。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发现周围有自杀先兆或迹象的人，那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或者关心一下他(她)，还可以找跟他(她)关系比较好的人与之沟通。
如果认为他精神上或心理上有什么其他问题，可求助心理干预机构。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热线电话是0571-8502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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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不要把低工资作为“巨大诱惑”
作为人口大国，我们总是把价格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标榜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一项“比较优势”，是吸引国外投资的“巨大诱惑”。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标榜”和乐观的“巨大诱惑”，从心底涌出的却是悲哀、忧虑，是呐喊：“我们不需要低工资这种巨大诱惑！”
有一点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国人总是把低廉的劳力作为“优势”，作为引进外资的“巨大诱惑”，为什么不想想这种“优势”、“巨大诱惑”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官员们只是看到引进外资的数字增加多少多少，而根本没有看到这些低廉劳动力挣来的钱低到什么程度。不知他们想过没有，GDP逐年增长、外资引进逐年增长，返贫的人口为何还在增多？
西方工人和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是20∶1。据报道，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内，实际工资的差距在绝对数上还会扩大。
这种差距的扩大早已显现，这几年工厂大多没有提升工人的工资，相当一部分工厂却在降低工人的工资。每小时1美元那是众多工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工资，而事实上不少企业的工资每月都在1000元以下，有的甚至低于500元，每天工作在13个小时左右，甚至更长。现在由过去的“民工潮”变为“民工荒”，并非是经济发展过快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不足，也不是农村的生活变好了、就业的机会更多了，而是工资低得农民工无法生存下去。“民工荒”并不等于没有剩余的农民工，农民还是渴望进城打工的，可一旦进城打工不能养家糊口，谁还愿意进城打工？
印度也是人口大国，印度并不会比中国富强，但印度工人的工资每小时要比中国工人的工资高出几倍。有专家预言，印度未来的发展将比中国加快。这种预言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家在引进外资时，并没有把低廉劳动力作为“巨大诱惑”。
外资投资大量增长，贫困人口却也在增加，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强调“国富民强”，但也不可忽视“小河水满大河涨”的道理。外资大量增加，国家税收在增长，但却没有遏制住人口继续返贫，去年反而增加了80万贫困人口。这说明“国富”了些，民仍然没有“强”到哪里去。去年全国税收收入共完成2045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加3446亿元。全国有农民工1．2亿，如果按每小时1美元计算，每天工作10小时（事实上大多工厂工人工作的时间超过10小时），一天也有80元人民币，一个月就有工资2000多元，一年一个农民工至少可增加收入1万多元，全国1．2亿农民工就增加1．2万亿，远远高于国家的税收增长。确保农民工的权利，增加工人的工资，显然会削减企业利润，多少也会影响国家税收的增长。但是这种影响与农民进城打工不能养家糊口、造成贫困人口增多，不利于社会稳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说，只有让绝大部分老百姓钱袋子鼓了，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
申论热点：低工资成本的背后据报道，正当“一部分观察人士”对“中国会不会丧失在全球竞争中的成本优势”“表现出担心”时，波士顿咨询公司在其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把握全球优势》中明确提出，中国等低成本国家的成本优势将继续保持，甚至扩展。而这之中最主要的优势来自于人力成本的差距。据介绍，一个美国或欧洲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成本在15至30美元之间或更多，而一个中国工厂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低于1美元———成本的差距有几十倍。
中国工人工资低，劳动力便宜，这似乎是我们可以吸引外资的一大“优势”。但这种“优势”背后隐藏的另一种“成本”流失不应不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是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一直被控制在非常低下的水准上。工资低，便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需要，而难以满足除生存需要之外的较高层次需求，比如没钱提高自我、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不能购买相对适宜居住的住房等。也包括没有享受业余文化消遣的机会、只能乘坐条件恶劣的交通工具等等。而尤令人感到失望的是，由于失业人数及提出工作需求者越来越多，这种低工资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保持，甚至扩展”。也就是说，我国工人普遍提升生活质量的愿望短期内将难以实现。
另外，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使企业主等其他部分人群的财富增长保持较大幅度，从而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愈发明显。而过于看重“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可能使外资仅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于我国，以至于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难以升级换代。
工资再低而只要没有超过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就没有违法，但这并不就能得出它是道德的结论。企业的赢利如果越来越大，而付给支撑企业利润的工人的工资却不见增长，是违背社会对一个人的良心与道德的定义的。而一个愈来愈重视道德建设，愈来愈推崇人性化的社会。不应当对道德领域内的一切置之不理，否则，社会也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鲁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只有民工工资合理的GDP才是道德的”，因而一个追求道德、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不应当仅仅视“低工资成本”为一种“优势”。
低工资“成本优势”其实也是权利缺失的产物。一个人所得到的与其所付出的远不相符，就表明该人的劳动与价值没有得到全然显现，这就是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的结果与反映。过低工资得以长期维持，也表明企业工会没有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工人权利难以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低工资成本优势”能得以“继续保持，甚至扩展”，且为部分国人所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自豪，这背后其实也隐藏着社会中权利观念普遍淡薄的事实。当然，也不是没有工人对明显不公的工资提出过异议，但结果肯定是要面临被解雇或受到其他报复的命运，这就使得绝大多数人在过低工资面前只能选择无声无息。也就是说，权利意识的淡薄、权利观念的缺失，以及追求权利的成本过高是导致低工资成本优势在我国得以“继续保持，甚至扩展”的重要非经济背景。
申论热点：向网上“红灯区”亮红灯淫秽色情网站因其视觉形象的特殊性，其杀伤力要比一本黄色书刊的危害大千万倍。这一精神上的“海洛因”，正在吞噬着青少年的心灵，正冲击着数以百万计成年人的道德底线。
目前全世界互联网色情网站至少有70万个，而且仍以每天200至300个的速度增加。中国互联网协会今年6月10日开通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迄今收到2万件投诉，举报揭发国内色情淫秽网站达300余家。
有报道说，目前中国建立的网站多达60多万个，网民8000多万，学生约占70％，其中未成年人约占20％。据北京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的随机调查显示，100名在押少年犯中，61％的人经常浏览色情网站。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青少年的犯罪数量占总犯罪量的70％，其中有30％是性犯罪，而青少年的性知识近70％来自色情网站、影片。
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指出，当前网上淫秽色情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出４大突出特点：
一是形式多样，触目惊心。淫秽色情网站提供大量的淫秽色情图片、录像、电影、文字。有的还开办论坛，进行网上“性交流”“性交易”；有的利用视频聊天室，组织赤裸裸的色情表演、“声音性交”、“视频性交”等等。
二是教唆引诱，气焰嚣张。一些淫秽色情网站不仅给网民以感官刺激，而且教唆、引诱网民进行淫秽色情活动。
三是非法经营，牟取暴利。一些不法分子伤天害理、赚黑钱，靠制贩、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大发不义之财。
四是危害严重，反映强烈。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反映网上淫秽色情活动泛滥，败坏社会风气，污染社会环境，毒害人们思想，涣散民族精神。
当下，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清剿网络色情的专项行动。7月16日，北京召开了“全国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周永康在会上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打击淫秽色情网站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网上淫秽色情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充分认识开展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坚决打好这一仗。
淫秽色情网站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打击淫秽色情网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
申论热点：论女公务员“性感有罪”
浙江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规定女公务员“办公服装应合乎身份，庄重得体、朴素大方，忌过于前卫招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身修养与素质。”同时规定，在工作中及正式场合，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见９月１日《东方早报》）。
浙江省档案局对于该系统女公务员“时尚可以，性感不得”的解释当然是“形象论”，旧调不弹也罢。笔者想从其他方面来歪论女公务员“性感有罪”。
引诱男上司犯罪。面对穿着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薄衣衫这类若隐若现的性感衣服的妙龄女下属，多少领导能做成见色是空，心如止水的柳下惠？多少东窗事发的官员没有婚外情？孔夫子云：食色性也。坊间俗话说：领导也是人。万一男领导在性感佳人面前人性战胜党性、纪律性，连“兔子不吃笼边草”的古训也抛诸脑后，来个权色交易，怎么办？所以，有些地方干脆规定：男领导不得配备女秘书，以免红颜祸水，祸害了我们本来意志就不太坚定的男领导们。
催高男同事荷尔蒙，降低工作效率。有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此话欠周详，干活累不累，要看搭配的是什么人，如果是千年老妖，是恐龙，想不累都难。当然，物极必反，给男同胞搭配惹火的性感小妖，也未必不累——心旌摇荡，血压飚升，口水横流，甚至鼻血喷溅，男同事自救无暇，还要怎么干活？万一同事之间争风吃醋，甚至有人把持不住干出性骚扰之事，情况更糟。
触发女同事的妒忌心。少女情怀总是诗，二八芳龄穿什么都不怕，着什么都好看，露有露的本钱，透有透的资本，性感有性感的条件。凡此种种，男人乐见，殊不知却伤了女同胞——尤其是那些韶华已近、青春不再的女上司的心——自尊心、妒忌心。面对水灵灵的性感娇娃，她们不但自己自愧不如，自惭形秽，还担心自己丈夫老树开新花，因此见不得后辈性感。
因此，“女公务员不得性感”禁得好。
不过，不怕你见笑，作为男性公民，如果我上政府机关办事，我还是不希望见到千人一面，全是黑套装，像是刚刚参加完追悼会回来。甚至，如果能见到性感的女公务员，让我的血压也升一回，说不定我会对政府机关更有好感。
女公务员着装不是小问题之所以要谈谈女公务员着装规范这个小问题，是因为浙江省一些部门开始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
据《东方早报》9月1日报道，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浙江档案系统的女公务员在上班时不允许再穿了——近日，该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在着装、语言、交往、行为4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了要求。据悉，制订专门针对女公务员的礼仪规范，在全国还是首次。
规范把“服饰美”摆在第一条，要求女公务员的“办公服装应合乎身份，庄重得体、朴素大方，忌过于前卫招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身修养与素质”。同时规定，在工作中及正式场合，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
这次浙江又开了全国先河，而且是关于女公务员着装规范问题，这个头开得好！因为在办公室工作里的着装，虽然是个小问题！却确实有必要重视并规范一下了。曾几何时，办公室里的着装问题，主要是针对男性的。一些男同志穿着过于随意，对机关部门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于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定诸如不能穿拖鞋、背心、西装短裤进办公室等等便提了出来。几年下来，这些现象便渐渐在机关中消失了。但随之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让人们感觉到这个社会变化之快，那便是女公务员的着装问题。现在到机关大院里看看，一些女性的时髦前卫，绝对不亚于大街上的流行色，着实让人大跌眼镜：衣裳是越来越短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裤子或裙子也长不到哪儿去，还有踢踏踢踏响彻走廊的拖鞋声。呵呵！以往男性有过的缺点，现在又以另一种类似的形式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来了！
办公场所不是随便逛逛的超市，也不是休闲的娱乐场所，女性公务员的着装不能过于随意化、个性化。虽然这仅仅是解决外表方面的小问题，但必须从解决这些小问题着手。“小处不可随便”，女公务员的整齐、稳重、大方，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女公务员的第一印象，大多是从服饰开始的。从解决着装问题着手，进而解决在女性公务员中存在的其他各方面问题，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另据报道，浙江省档案局的《规范》还在语言、交往、行为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要求，如“工作或日常交谈中应自觉使用文雅词，回避不雅之词，更不能讲黑话、黄话、怪话”；接待来宾、听电话、要求他人帮助时应使用“请”、“谢谢”等专用语；与外界人士交往时不忘维护政府形象与个人形象，注意举止等。
办公室的女性，跟上时代的步伐是应该的，但不能过于时髦。对女性公务员的着装进行规范，确实有必要。
为何只要求女公务员着装不得性感？
浙江省档案局女性公务员占到了70％，当看到其他系统一些女公务员上班时穿吊带衫或奇装异服，为维护政府形象与个人形象，档案局于日前颁布了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在着装、语言、交往、行为4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了要求。其中规定，女公务员上班时不得穿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据悉，制订专门针对女公务员的礼仪规范，在全国还是首次（见9月1日《东方早报》）。
规范公务员礼仪，打造健康、大方、庄重、严谨的政府公务员形象，不但必要，而且应该在全国推广。但只规范女公务员礼仪，我觉得还不够。尽管浙江档案局女公务员比重大，但也有30％的男公务员。作为男公务员，同样有礼仪形象问题。如果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中午喝酒喝得面红耳赤，上班时剔着牙签、叼着香烟；满嘴黄段子、粗话，一样会影响职业形象。效能政府的形象是大家共同打造的，有时候，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如果只规范女公务员的礼仪，而对男公务员不作要求，这效能政府形象的树立恐怕也要打些折扣。
同时，在并非纯女性公务员的部门，专门针对女性出台礼仪规范，给人的感觉是，这个部门的女同志以前在礼仪方面是不太注意的，问题很多。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难堪吗？而实际情况是，这个礼仪规范是在“看到其他系统一些公务员上班时穿吊带衫或奇装异服”而制定的，有未雨绸缪的意思。既然是防患于未然的规定，就要充分考虑到以后男公务员可能会多起来的情况，考虑到少数男公务员衣着不整、言行不端也会损害政府形象的情况。这时候需要的是全体公务员的《办公礼仪规范》，而不仅仅是针对女公务员的。
其实，作为行为规范，从减少制度浪费的角度看，所调整的对象应该尽可能广一点，所调整的时效应该尽可能久一些。若是出现什么问题，就立刻出台禁令来打一个补丁，那么就可能出现规章林立、朝令夕改的情况。这时候，制度、规章的约束力就有限，多半会成为装点门面东西了。
如何界定女公务员着装“时尚而不性感”?
9月1日《东方早报》消息，近日，浙江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要求女公务员上班时不允许再穿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该局妇委主任吴玲称，“穿着要体现文化素养的庄重、严谨，要时尚而不性感。”
公务员、教师中的女性如何着装，称得上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各地围绕着这个问题，一直在发扬大禹治水的精神，试图对她们的着装予以规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规范措施都那么得体。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女性？然而，职业有别，决定了从事某些职业的女性在穿衣打扮上要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所以，有些地方对女公务员的着装作出规定，自有其道理。浙江档案系统的这个《规范》也是如此。
不过，对于吴主任“要时尚而不性感”的一番解释，笔者却不以为然。依我之见，时尚者，时下所盛行的某种社会风尚之谓也；性感者，能够体现人类性别特点的装束打扮之称也。假设我是浙江档案系统的一名女性公务员的话，基于对“时尚”和“性感”的这一理解，反倒让我每天出门不会穿衣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着装方面，达到吴主任所谓的“要时尚而不性感”，委实太难了。讲究时尚，就需要跟潮流。什么是时下的女性着装潮流，无非是《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中明令禁止的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之类的衣服。这样麻烦随之而来：假如浙江档案系统只是像其他地方禁止女性公务员上班期间穿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之类的服装还好办，不许穿就别穿呗，这样的爱美之心留在8小时以外或者节假日去弥补，机会总还是有的。难题在于，主管负责人的补充解释，反而将简单的规定给复杂化了。你想，一方面要求女性公务员追求时尚，另一方面又不许其性感，只能使她们陷入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时尚则难免要突出一些性感，而性感又为有悖于《规范》要求。界定着装的“要时尚而不性感”，谈何容易？
女公务员着装不性感那叫什么时尚啊？
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一拍脑门子，就能吓人一大跳！浙江省档案局领导不知道怎么滴，看上了女公务员的着装问题，按照咱们官场的一贯做派，自然得下发红头文件规范强调，不过其用词之拙劣，用意之卑鄙。实在不敢让人恭维！
先看该条新闻的标题——上班穿着可时尚不得性感，咱老百姓跟领导想得不一样，什么叫性感呀？女人穿得像个女人样，根据女性特点合适剪裁或购买成衣，突出女性美女人味道不就叫性感吗？穿得男女一个模样的，把女人穿得像男人的大约肯定不性感吧？女人着装不性感那叫什么时尚啊？哦，文革时的一片绿，一片蓝，那也是当时的时尚吧？领导们是否从自身做起，回家让老婆闺女蓝一片绿一片再来要求老百姓如何呀？
其次，该文件规定——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领导啊，浙江这几年热，夏天女人穿不得几件套的，你领导办公室有空调，自然可以穿三件套西服还嚷关节疼，老百姓薄杉遮体不至于是罪过吧？再说了，这年头时装发展趋势又不是上面的文件所能规范的，文革时期的“奇装异服”现在已经老土得掉了牙，去年的“奇装异服”说不定今年就是大众时尚，问中的“奇装异服”如何定义，看来就是领导的一句话了，老百姓穿时装，前摆开点后摆高点裙子短点料子透明点只要不有伤风化，政府领导还是以不管为好吧？
这些个领导侮辱了自己的手下老百姓还不够，竟然还——已向全省女公务员发出工作时间礼仪着装的倡议书，说这些领导用意卑鄙应该不过分，原来发这个文件搞这个规范目的就是让更上面的领导看到嘛！是不是把全省老百姓再搞成蓝一片绿一片，浙江的精神就文明了呀？
公务员着装事虽不大，可以看出咱们的一些领导上班时间眼睛在往哪里看，心思在往哪里想！
其实，透过吴主任的解释，反映出某些机关在女性公务员着装问题上的矛盾心态：既不想看到自己的女职员穿衣方面落后于时尚，又不愿冒着“前卫”的危险，受到上级领导和公众的指点。也就是说，既想装点单位的门面，使自己的女职员上得了厅堂，又担心把门面“装点”得过头，所以，在禁止的同时，还念念不忘“鼓励”：别因为咱的这个《规范》落伍呀。如此自相矛盾的心理，怎能不让女性公务员感到迷茫？
公务员的着装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出格当然不行。但是，限制得过于拘谨，比如，连紧身裤也不得穿，我觉得就有点过于苛刻了。什么样的裤子算紧身，紧到哪个程度算不合规范，没个具体的标准，自然不好限制。不好限制的规范，作用何在？
要求公务员着装朴素、庄重、大方、得体即可，何必非要详细禁止这不许那的。倘若以后有更时尚、性感的服装，是不是这个《规范》也得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推出新版本？
申论热点：各地干部制度改革的八大亮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人。只有选好人，用好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与中央保持一致、善于驾驭复杂局面的党员干部队伍，我们才可能从容应对考验，完成人民所赋予的历史重任。近一段时期以来，各地按照中央精神的要求，坚定扩大民主的基本方向，不断加快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为党的执政能力的增强奠定了人才基础。
亮点一：“公推公选”、民推竞选”等选人模式在实践中不断突破公推公选是公开推荐、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它采取个人自荐、群众推荐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考核、考试、面试、演讲、答辩等程序，公开选拔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候选人预备人选，再依法举行选举或任命。公推公选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体现群众公认原则结合起来，变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为“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操作”，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实践证明，这种选人模式对于杜绝干部任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激励优秀人才迅速脱颖而出，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记者注意到，公推公选模式在基层的推进正呈现出四个明显趋势：
一是从乡镇级向县处级乃至厅局级推进。2003年，江苏迈开了公推公选的强劲步伐：宿豫县的“公推公选”乡镇长人选试点，得到了中组部和江苏省委的肯定；徐州市沛县实行公推公选县长，首次将公推公选扩大到县处级领导层面；南京市通过公推公选产生了白下和雨花台两区区长，首次把公推公选上升到副厅级。
二是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推进。当年首创于四川农村的公推公选已经不局限于乡镇，而开始应用于一些大城市重要领导干部的选拔。2004年6月，江苏省常州市首次对钟鼓区西新桥街道办事处主任人选采用了公推公选的方式。南京、襄樊等大中城市，也对部分市辖县区或市直部门的主要领导职位实行了公推公选。
三是从个别职位向整个班子所有职位推进。2004年3月，常州市武进区寨桥镇在全国率先拓展公推公选范围，把公推公选范围由个别职位拓展到整个党委领导班子所有职位。
四是出现由零星试点向大面积推广的趋势。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有86%的市、70%的县（市、区)、45%的乡镇开展了公选乡镇领导干部工作，公选产生的乡镇领导干部占全省乡镇领导干部总数的约18%。2003年下半年以来，江苏共有7名县（市、区）长及近百名部门和乡镇行政一把手通过公推公选走上领导岗位。
亮点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不断扩大，选拔中的竞争得到加强差额选举是广泛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著名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认为：“不搞差额的选举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地方在考察和选拔领导干部时，依然沿用的是等额选举模式，这使得一些党政一把手的选举实际成了变相的任命制。
2002年以来，黑龙江省绥化市探索实施了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的“四差”选任制度，有效地制约了领导干部的封官许愿权，堵住了个别干部跑官要官路，形成了以德才取人、靠公论选人、凭实绩用人的用人导向。该市的基本做法是，对空缺干部人选按1∶3比例推荐、考察、酝酿，最后由常委们进行差额票决，当场公布结果。
亮点三：强化集体决策，全面推行票决制今年4月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全面实行全委会票决制。实行票决制，把重要干部任用的决策权收归常委会和全委会，充分发挥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有利于克服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说了算的现象。专家指出，将干部决定的主体由党的常委会扩大到全委会，是中央科学分解与制衡一把手权力的重要步骤，将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自2001年中组部在海南等省市开展试点以来，票决制在不少地方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广东、海南、福建、北京、浙江、四川等地都实行了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广东省已在该省全面推行票决制。该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已有19个市实行了全委会票决制，12个地级市实行了常委会票决制，此外，县（市、区）也普遍实行了常委会票决制，通过票决共任命了３万多名干部。2004年4月，四川省决定，今后对厅级党政一把手一律由省委全委会通过票决方式产生。
亮点四：改进政绩考核，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长期以来，“考核难”一直影响着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成为制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改进政绩考核体制，不仅要使考核本身更加科学、准确、合理，更重要的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规范干部的施政行为。当前，各地改进政绩考核体制的探索主要有：
一是增加有关人文、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指标。2004年，国家相继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完成情况列入干部考核。2004年3月，无锡市调整政绩考核体系，将城乡统筹、农村人均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等纳入考核体系。
二是探索实行“绿色GDP”。目前已在海南和重庆展开了“绿色GDP”部分指标的试点核算。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福建、江苏等多个省市也已明确要求，将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2004年8月山西省宣布，将选定试点实施“绿色GDP”核算。
三是建立全新的评估体系。2004年开始，浙江省湖州市取消GDP考核，代之以四项新指标：地方经济的综合实力、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改善情况和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的进步状况。
亮点五：“民评官”成为官员评价活动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人民群众满意与否，是检验一个地方施政水平的重要标准。“民评官”打破了“官评官”的传统干部政绩考核方式，代表了今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万人评议”政府也是群众反响比较大的一个创举。近年来，先后有辽宁沈阳、江苏南京、湖南益阳、四川内江等地开展了全市性评价政府部门作风的活动，不少部门负责人因此被免职或受到警告，民意的作用日益凸显。
借助民意压力，改进政府施政效能，在不少地方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已经通过问卷等较为科学的手段把民意纳入干部考核。四川省宜宾市在对领导干部量化考核评价中，民主测评分和工作实绩分各占一半。民主测评采取“下评上，民评官，企业评机关”的办法进行打分，进一步落实了群众对干部的评价权力。成都市新都区在区委、区政府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工作中，不仅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和群众代表参加投票，还通过当地报纸和电视台向社会公开民主测评结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亮点六：不断探索监督一把手的有效办法，并初见成效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对于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地在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监督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加强对一把手生活圈、社交圈这“两圈”的监督已经引起了不少地方的高度重视。2004年2月，广东省明确提出，要把一把手生活圈、社交圈列入监督范围。7月底，浙江省永康市聘请了15个党政一把手的妻子担任“两圈”监督信息员，以掌握这些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活动情况，强化来自家庭的辅助性约束。
苏州“廉政期权”的探索，虽然还未进入具体操作阶段，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苏州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旨在源头防腐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行“廉政公积金”。与传统的“号召式”廉政建设不同，“廉政公积金”更注重从利益机制出发倡廉、助廉，帮助干部远离腐败陷阱。
经济审计被称为是“一把手的审计”，随着中央“审计风暴”的掀起，一直默默无闻的经济审计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2004年7月，江西省宣布，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制，审计结果将进入干部档案，作为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四川省则首次向社会公布审计报告，15个违规违纪的省直部门纷纷表示要尽快整改，反响良好。
亮点七：“问责风暴”推动引咎辞职，为“下”找到新思路
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去职；进入2004年，对失职官员的追究力度不断加大。今年4月以来，又有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中“负有责任”受到追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两大果断动作，在政坛引起极大震动！
同时，责任追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责任追究从生产事故多发部门向其他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党政机关、公检法司、企事业单位等皆可“问责”。另外，一些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也会被罢官去职。据报道，从5月11日起截至6月初，成都市先后共有16名干部因“不在状态”被免职。
亮点八：学习国内外最新优秀成果，建设“学习型政党”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日益重视，学习和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关键是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首先，中央政治局把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通过学习寻求治国之道。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把学习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在21个月的时间内就进行了十五次集体学习，平均不到一个半月就一次。每次学习，中央政治局都从实际出发，结合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热点与难点，请专家讲解分析，紧跟形势发展。学习的内容，都经过缜密安排，有的放矢。
其次，继续加强干部培训。近年来，中央一直注意干部的培训教育问题。根据目前计划，五年内中央将通过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以及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对全国所有县处级干部轮训一遍。县处级干部5年内必须参加累计3个月以上的脱产学习。正在筹建中的浦东、延安、井冈山三所干部学院将于明年正式招生。
另外，领导干部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走出国门，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做法。据悉，北京、甘肃、福建、山东、湖北、新疆等地都已选派领导干部出国（境）参加学习培训。学员分别被派往美、英、德等国，学习内容包括工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金融、公共卫生及其他专门知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评价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掌握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艺术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申论热点：劣质奶粉清剿风暴编者按：
4月19日上午，本刊独家报道《劣质奶粉吞噬生命之花》在新华网头条转载后，即被国务院有关互联网舆情的材料摘登。当天，温家宝总理对此做出批示。4月22日国务院召开有关会议之前，温总理又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做出3点重要指示。在此之前，安徽省省长王金山看到这篇报道后，也做出了长篇批示。于是有了国务院两度派调查组赶赴阜阳清查，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劣质奶粉清剿风暴。
5月中旬，国务院调查组负责人宣布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基本查清，这个结果使很多关心此事的人稍稍松了口气。但就在各地大规模清剿劣质奶粉之时，广州又上演了毒酒致多人死亡的人间悲剧，正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此，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关于食品安全的反思却并不就此停止，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风暴前夜第一声
——劣质奶粉清剿风暴之一
■本刊记者许小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3月中下旬，本刊正在组织“消费维权热点·难点·亮点”专题报道时，从阜阳基层得知，当地发生了“奶粉杀人”事件：自2003年5月以来，百余名阜阳农村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患上重度营养不良综合征，已经有十名左右婴儿因并发症死亡。劣质奶粉泛滥广大农村，残害着留守家庭中婴儿嫩芽般的生命，而且由于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弱，受害者维权之路十分漫长。
一条条可爱幼小的生命消失了，一个个悲痛欲绝的家庭哭泣着。昨天，李昌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言犹在耳；今天，劣质奶粉危害留守婴儿致死的悲剧又在农村上演。在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出外打工而变得寂静的村庄里，那一声声婴儿的啼哭声竟冲不出制劣者们用罪恶投下的阴影。
意外！痛心！愤慨！得知这悲惨事件，我们仿佛看到了在受害婴儿家庭里，年轻父母们欲哭无泪的双眼。
是啊，谁能想到这些花朵嫩芽般的可爱小生命，刚来到世间几个月，还没学会叫爸爸妈妈，就已经被营养比米汤还不如的劣质奶粉夺去了生命！谁能体会本来就穷苦的农村打工家庭，在小宝宝莫名其妙地出现头大、嘴小、浮肿、低烧等症状后将孩子送进医院，而最终看到没法治或没钱治，不得不放弃治疗把孩子抱回家的痛苦心情！谁能想到这些无良商人制造的让孩子喝了等于慢性自杀的劣质奶粉，虽然今年春节前当地工商部门已进行专项整治，却还“执著”地在阜阳、亳州周边一带农村集镇里甚至一些城市的批发市场里大行其道！
生命之花正日渐枯萎，又消亡得如此轻易。不能容忍劣质奶粉继续兴风作浪！不能容忍劣质奶粉继续谋财害命！必须尽快让这一令人心痛的事实通过报道大白于天下！
一石激起千层浪劣质奶粉报道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很快，我们掌握的线索得到了证实，我们满腔的义愤化成了文字。
4月5日出版的《半月谈内部版》第4期，刊发了由本刊独家策划组织、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周立民采写的《劣质奶粉吞噬生命之花──阜阳婴儿“大头怪病”追踪》一文。这篇报道如同引爆了一颗深深隐藏着的地雷，成为四五月份的舆论热点。
这篇报道打响了揭开劣质奶粉为害之烈真相、清剿劣质奶粉的第一枪。报道发表后，在舆论界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在本刊付梓印刷前，新华社内服务专线看到本刊签发的这篇稿件后，于3月29日抢先编发，当时《新华每日电讯》进行摘编刊发，一批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新闻。到4月中旬，本刊报道在新华网重头栏目——“新华头条”中转发，《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人民网、新浪网等近百家网络媒体全文转载，并纷纷开辟专栏，动态跟踪报道劣质奶粉事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给本刊编辑记者打电话，请记者在劣质奶粉专题广播节目中做电话连线或咨询赴阜阳采访事宜；《东方早报》、《新民周刊》等多家媒体派出记者前往阜阳采访。包括美联社、法新社在内的许多外国新闻机构，也对劣质奶粉事件进行了关注和报道。
申论热点：三农问题观点集锦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业是农民从事的劳动职业，但从事农业的并不都是农民，如原国营农场的职工不叫农民却称为“农业工人”。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产品短缺，计划经济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低价格问题，农业劳动低生产率、低收入问题，农民劳动低积极性问题，其根本原因是计划控制过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抗灾能力低，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的问题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反而出现了农产品剩余、卖难；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了，但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劳动资源严重浪费，归根到底导致农民低收入问题不得解决。农村是农民居住、劳动、生活的场所，农村的卫生环境脏、社会治安乱、文化教育条件差，无非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境脏、乱、差，农村的贫困、落后无非是农民的贫困、落后。所以说，农村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表面看来是“农”的问题，而其实质是“民”的问题，是“三民”问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新的就业门路少，收入少；卖难、买难，消费水平低；缴税重、缴费多，负担沉；出入行路难，就医看病难，子女上学难，文化素质低，是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民生”问题。城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户口”条件，农民就业备受歧视，因为身份的限制缺乏劳动就业选择权；居住受户籍制度的制约，长期以来动辄被收容遣送，没有迁徙权；农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没有“避风港”，甚至失去“生存权”；计划经济下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讨价还价权即自由处置权；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即使经营权也常受侵犯；对本应是自己的土地没有自由处置权，只有辛勤种植或被动接受“国家”低价征用的义务；农民还没有组织自己协会的权利。这是农民的“民权”问题。农民虽然从法律上可以自己选举村民委员会、但这种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常常受到乡镇政府的有力和有效的干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要从乡镇政府那里领取“补助”、接受“指示”，还时刻接受同村的党支部的领导；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真正是农民的代表极少，而且越到高层越是稀少，说话的份量也越轻；在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级政府中，干部是专职的，是“国家财政供养”的、“吃皇粮”、“吃财政饭”的，他们根本不是农民；他们也不是农民选的，而是上级指派、上级任命的，因此也不可能代表农民。农民不能直接、也不能有效地间接选举各级政府甚至最基层的乡镇政府的领导；政府决策圈里是清一色的官员，农民不能参与决策、只有被动接受既定政策，这是农民的“民主”问题。
然而，“民主”问题也是“民权”问题，也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现在选人大代表，哪怕是基层选举，往往是上级指定候选人。选民们对这些候选人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认识，所以选举时无所谓参加不参加；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参加也是只能选举已经指定的候选人；不是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而被选上的机会即使不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至于政府领导成员和主要领导者，当然更是上级委派或任命，选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很难说有哪一位主要领导是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开点名批评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维高，曾经在河北省由省长、书记一直任到人大主任总共长达十来年，河北群众对他早就议论纷纷，但别说农民，就是全体河北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奈何不了他；直到“给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之后，才由中央给以“开除党籍，撤消正省级待遇”的纪律处分。现在的选举机制和程序不能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也就是架空了农民的这种“民主”权利。
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那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说的。现在这里所说的“三民”问题，显然不能与那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提并论。但是，“三民”问题与“三民主义”也不是毫无相通之处。要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三民”问题，就是要把“农民”首先认定是国家的“公民”，是社会的“人”、社会的“民”，而不单纯是农业、农村的“农”。
“民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口流动规律的浅显认识；“人挪活，树挪死”，则是普通百姓对人口流动意义的朴素说法。然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户籍的管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提出了对人口流动的要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劳动力流动问题。他猛烈抨击当时欧洲残留的封建制度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让劳动者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他严厉批评当时英格兰的法令“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他特别指出“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斯密的立场是革命的，观点是鲜明的。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解决，除了在具体的就业政策方面放弃只对城里人优惠、而对农民歧视的倾向外，更根本的是改变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国民待遇”。我国的所谓“农民”正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来称呼的，它早已不再单纯是一种职业者的名字，而是一种身份的称谓。长期以来，农民难以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产品，例如城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承担经费，而农村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承担经费，不公平的政策直接导致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使得农民就业更加困难。再比如，近年来发达地区盲目“造城”、“造镇”，大中城市随意地扩大面积，征用农村土地，农民无法抵挡，很多被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他们中一部分不能进行正常劳作，沦为公开失业。据专家估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逾2000万。又据统计，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群体中，约有20%是失地农民。在无任何保障情况下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变成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他们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生活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债资金使用方面对比城市与农村：近5年里国家在6600亿元的国债中仅为农林水等安排建设资金2800亿元，而其中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不多，效果不大。这几年，国债资金带动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充足，而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宋斌文：《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失业成因分析》，2003年9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再对比干部与农民：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连续几次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幅度增加工资，使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比前几年涨了近一倍，并拉动其他行业也调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广大农民不仅一点也不沾光，相反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还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如此等等。这样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政策不改变，农民的“民生”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者，政府首先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要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网”。比如，在城乡普遍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穷人就医和子女就学提供保障性补贴。目前我国小城镇和农村这两部分人口中恰恰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最多。要改革农村税制政策，有步骤地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税制结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近期应先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各税免掉，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政府应该制订针对低收入者的培训计划，免费或减费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帮助低收入者提高就业和自我创收的能力。（马晓河：《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分析》，《红旗》杂志2003年第16期）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问题，保证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社会稳定，除了诸如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外，主要应是启动和利用财政税收这个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杠杆，调整财政税收政策，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来帮助低收入者，保护弱势群体，帮助和保护农民。例如，实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调整财政的收入结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主要是调整教育资金的投向和结构，解决农村建设问题可以主要是调整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改善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主要是调整社会事业费的投向与结构，等等。任何改革政策与措施的实行都关系到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财政政策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变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直接、最有效；而其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也都绕不过财政税收政策，且必定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先维护农民的“民权”；欲要维护农民的权利，必先争取农民的“民主”。“求民生”、“维民权”、“争民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农民以上的改革政策的制定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那么对原来的特别偏重城市的政策一定会强烈抵制，使之获得通过和实施推进更加困难，而对改革政策一定会大力支持，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快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封建社会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制度的设置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对公民来讲履行义务就是一切。而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强权的侵犯，彻底解决“民权”问题。他还认为，近代文明社会追求的三大目标，第一是在政治上要有发言权，完善选举法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就是多数人说了算，这才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经济上财产有保障，每增加公民的一分钱税收，政府花任何一分钱都必须经过议会讨论；第三就是追求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随意的监禁。（徐显明：《保障人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2003年6月24日《学习时报》）这也就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而自由和秩序，正是解决“民生”、“民权”“民主”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正常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
以上所说的解决“三民”问题的办法，其实，也不止限于农民。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弱势的群体，“三民”问题也同样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九十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凸现和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全面铺开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然而，这两个范畴所涉及问题的相关性却较少有深入的讨论。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则重与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从政治学和政策学的角度来看，乡村自治与“三农”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从农村治理模式和农村政策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三农”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当前乡村治理模式对村民自治的结构性限制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乡村民主自治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一种制度变革，其目的是在农村的最基层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通过村民选举为这种自治赋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内涵，以保障乡村的政治稳定。农村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以来，国家行政权威似乎是从乡村基层向上收缩到乡镇一级，村一级权威的来源也似乎是从国家行政权威转向了全体村民的认可程度。权威授予来源的改变无疑会使村一级决策向地方利益共同体的要求方面发展。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
然而，在乡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的限制。如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行政主导性，自治权威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官僚化特性，表现为村一级权威来源的转移并不彻底，村党支部仍然是村级权力组织的核心；而村委会的权威仍然依赖于上级党政机关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县乡级党政机关对村级选举拥有具体的指导权，对引起争议的决定拥有实际的裁决权。另外，这种村民自治是一种乡村社会中最原始（基本上以自然村落为主的）也是最小单位中的自治，民主自治的功能只限于自治组织内部的利益调整。
总之，由于权威的依附性和自治规模的限制，这一改革更多是表象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由于相互隔离的、分散的单个行政村落的自治和民主选举自组织不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难以约束基层政府的行为，故而无法改变农民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区别对待”政策没有因为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而得到改变，国家通过政府基层行政机构对农村社会的强控制治理模式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所以在目前的情势下，中国乡村治理从人民公社体制向村民自治和村民民主选举体制的转型不能够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发展困境。
政策结构和管理体制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主要依*的要素仍然是土地和劳动力，地少人多的现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农用耕地总面积的递减在不断加快。此外，农村中的技术市场、人才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以及产品的加工流通市场普遍发育不足，不能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也制约了农业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
其次，从国家政策结构的层面看，因“赶超”发展战略长期积淀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对农村仍然区别对待的政策，造成农村的相对贫穷落后。在税负方面，“城乡差别”的税收体制使得了农民比城市人口承担了更多的税负。并且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外资企业的流入，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生产效率下降，发展速度回落，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从而也影响到乡镇企业对农村的反哺能力。在中西部地区有活力的乡镇企业更少，且生产效益差，对农村的反哺能力更为有限。但在这种背景下，在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格局中，中央的政策仍然主要偏向于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是“以农补工”的政策格局。
其三，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层面看，由于财政权下放、行政承包、和压力型体制的强化，县、乡农村管理体制已经形成高成本运行的格局。县、乡级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普遍过于庞大并不断的自我膨胀，造成农民负担过重。乡镇体制建立之后，在缺乏有效管理和约束的情况下，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急剧增加，维持机构运转和人员工资的费用也急剧增加。为了生存，乡政府必然需要增加“非规范性收入”以补贴财政支出，其办法是将这些财政缺口通过软约束的“统筹提留”、行政性收费以及各种名目的集资等方式强加在农民的头上。乡镇党政机构和人员的不断增长以及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使得“三农”问题日渐凸显，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升级和恶化，这种情况在中西部较为贫穷的地区尤为严重。
以上三个方面是造成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城乡差别对待的政策结构和高成本运行的县、乡镇管理体制则更具有本质性。在现有的差别对待政策体制下，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不能得到应有的政策保护，而且继续在为其他产业和城市的发展支付成本。现行的县-乡管理体制也将其高成本以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方式转嫁给农民。“三农”问题的长期延续和加重不但阻碍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乡村政治的稳定。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瓶颈
“三农”问题不断加重所引发的农村政治稳定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决策层和知识界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十六大以来新的国家领导集体业已将解决“三农”问题列入重要政治议程。一些相关的具体政策已进入试点推行阶段，如推行农村“费改税”政策和“农转非”政策的调整，并同时加大了中央财政对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农村公共财政的支持。但是，在国家农村整体政策没有结构性变化以及县-乡管理体制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这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政策大多遇到执行难的政策瓶颈。
“三农问题”的产生和难以解决的原因是与国家政策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问题相关联的，它不仅触及到了县-乡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问题，而且业已跨越了农村社会的边界，触及到了国家宏观政策中的结构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维持农村政治稳定必将涉及农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涉及到农村基本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大幅度调整和创新。只有通过国家政策结构上的重大调整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目前的困境。具体讲，就政策选择层面而言，农村税费改革必须结合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投入以及县乡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必须有相关政策能够保障农民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国家的宏观政策必须打破“二元”社会政策基调，进一步改革现有城乡分离的相关政策，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流动，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些政策必然要涉及到城乡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乡村治理中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占总人口约70%的农民能否在这一重大利益调整中产生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利益调整和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调整的程度，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的方向和程度。
农村政治稳定与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中国正在进行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经济转型，解决转型时期农村发展的问题有赖于中央权威对农村政策的合理选择，有赖于乡村自治与乡村利益共同体在更大范围上的再造。然而在当前全国政策结构性调整中，农村政策的选择依然要受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制约，受到业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的限制。因此，国家政策结构中城乡“二元化”政策体系的调整无法在短期内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改革高成本运行的县-乡管理体制，在解决“三农”问题，缓和农民与基层政权矛盾方面将会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一些学者通过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些关于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例如，将乡镇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通过政府管理层级简化和财政体制创新来排解县、乡财政困境；或者撤销乡镇政权，实行“乡镇自治”，以彻底解决乡镇政府权力与责任不平衡的问题。这些主流学者的乡镇体制改革方案和设想，更多地是试图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实行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以此来解决基层政府财政所面临的问题，或者通过行政执行体制的内部调整，增强体制的自我约束以规范基层行政行为。他们过多地倚重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自我完善能力，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来自乡村社会潜在的自主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对我国自上而下的传统行政管理-执行体制所存在的结构性特征（主要体现为管制型的政府行政建构、准动员型的行政执行模式和以完成任务指标为手段的行政激励体制）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种管理-执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很容易忽视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无节制地增加行政运行成本，产生行政执行的外溢性。因此，在传统行政管理-执行体制缺乏结构性变革的条件下，县-乡管理体制实行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的可能性程度是值得怀疑的。
在县-乡管理体制中，乡镇政府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它既是提供乡村公共产品一时难以替代的供给者，又是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诱因。乡镇政府的主要人事任命由县级负责，工作任务由县级有关部门布置和监督，必须向上级负责；而在财政上，乡镇则要依赖于乡村经济组织。造成在自上而下准动员型行政体制下，乡镇政府对上负责有余而对下负责不足。这种权责的非均衡性，很容易使县级政府将其职能扩张所造成的财政负担以下派任务指标的形式强加给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再将这些负担转嫁成农民负担。许多地方出现的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行政执行外溢性后果的存在。因此，乡镇体制改革既应该着眼于县-乡关系中的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和平衡，也更应该着眼于乡镇权威来源与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如果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将自治扩大到乡镇政府一级，在乡镇长选举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经验，使农民能够在乡镇范围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变化，缓解“三农问题”困扰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国家政策结构调整和政策实施方面逐渐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农问题再解析本文主要观点：1、在学者和官方眼中，存在着三种分别基于发展概念、稳定概念和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2、现有的三农解决方案，均表现为每一个具体措施面对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寻求全盘解决的方案；3、应该从捆绑起来的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农业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4、农村是中国的第三世界，农民问题相当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5、农民民权运动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户口管制，而是要实现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平等的权利和利益；6、农民平权已经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并将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
一、学者和官方眼中不同的三农问题近几年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学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有学究式的探讨、有实证性的研究、有情绪化的呐喊、也有政策性的建言。比较罕见的是，不论是站在农民立场上仗义执言的，还是站在当局立场上忠言极谏的，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危险性的认识，学者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到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即使是一直为农村政策和农业形势唱颂歌的人，也加入了三农问题的大合唱。这与他们在政治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明显不同的。
梁漱溟先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农民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的学者。梁先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毛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当众斥责这位毫无恶意的学者：“你以为你比杨贵妃还美？其实你比臭大便还要臭，你臭不可闻！”梁先生从此厄运连连，没有救出农民，连自己也跌落到九天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受此惊吓，只好把表述农民问题的专利权交还给党中央，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重新鼓起勇气表达对农民和农村的同情。梁漱溟的时代，执政当局正陶醉于“八亿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的绝妙感受之中，梁面对一个把自己当作农民再生恩人的政党，面对一个与“朕本农民”的朱元璋一样自封为农民问题专家的中共领袖，即便梁先生宅心仁厚、忠诚无二，他却忘记了“圣主之下绝无忠臣”的道理。朱元璋和朱棣的理论是：如果你是忠臣，莫非朕是昏君？所以，在太平盛世，正确的思想只能由领袖亲自来发布，错误的政策也只能由领袖亲自去纠正。
曾经备受摧残的知识分子阶层表现出迟到的正义和良知，对农民之穷、农村之苦、农业之险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温铁军、秦晖、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等人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深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梁漱溟先生。不仅如此，以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也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虽然最后一个个从官场上悲情出走，却赢得全社会的由衷赞赏。但学者终究只能说说而已，忧其民也好、忧其君也好，理性分析也罢、警世危言也罢、泣血陈情也罢，无非尽一点匹夫之责。
诚然，三农问题绝非是学者们“发现”出来的。那些在信访办门前下跪的人、赶着黄牛进北京城找“青天大老爷”的人、被“鸡头”组织起来卖身致富的人、扛着锄头打砸乡政府的人，其实他们一直在用另一种语言，向人们叙说同一个问题。他们不懂得“绝大多数与极少数”、“主流与支流”、“暂时阵痛与长远利益”、“前途光明与道路曲折”的官方辩证法，他们也不懂得产权界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国民待遇的学术语言，然而，在中国，常识往往比学理还难得一闻，农民的故事并不亚于学者的宏论。
直到共和国的总理也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官逼民反”来形容农村的状况，并因为没有增加农民收入的良策而“头痛”的时候，三农问题终成铁案，讳疾忌医者们也很难再推翻总理的判断。但是，尽管总理头痛不止，也还是有口头上承认但行动上不承认三农问题的人们。各省的高官要员虽然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照讲不误，但他们的行踪却永远偏爱发达的异国他乡和先进的沿海城市，很难走到代表落后生产力的穷乡僻野去体验三农情怀。那些亲自执行“三铁政策”（铁面孔、铁心肠、铁手段）的几千万基层官员更迟迟不能认同三农问题，他们认定农民除了太懒、太笨、太刁以外并没有其它的问题。岂止越级上访的农民要抓要关，编印减负手册、张贴国务院文件的人都能成为动乱分子。所以，实属无奈的中央，只能颁布没人情愿落实的“好政策”，“歪嘴和尚”们仍然执行“以恶法对刁民、用重典治乱世”的既定方针，因此农民的收入愈增愈少、负担愈减愈重。
三农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三铁政策”的执行者们并不需要本文来给他们提神醒脑。本文也实无必要再列举已经尽人皆知、而且无人否认的中国农民收入几许、人均负担几许、自杀比例几许、基尼系数几许、乡村负债几许、流动人口几许、民工缴纳进城费几许等数据，也实无必要再列举欠费农民如何被虐、上访农民如何受难、离乡农民如何受欺、无告农民如何反抗的实例。温铁军、李昌平、马银录的著述，足以让有良知的国人感动到泪流满面、忧虑到夜不能寐。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看来，朝野各方的认识中有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种概念上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发展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稳定概念的三农问题，一种是基于权利概念的三农问题。如果说人们对三农问题存在与否已经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要如何解决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则是大异其趣的。好在不管是关心全面小康的人，还是担心农民反抗的人，还是主张宪法权利的人，终于有机会走到一起来了。
二、现有解决方案概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发祥之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之地；农民曾经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次领导阶级”；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从来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我们曾言之凿凿地声称农民和农业生产力被“解放”过“两次”，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三农问题？为什么被两次“解放”的农民和农业总是赶不上已经被“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和一直被穷追猛打的贪官污吏，为什么被遗忘与被抛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总是他们这一群？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固定地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对农村政策的重视，也暗示了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共的强项和优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国人志得意满之态，仿佛还在昨天。难道三农问题是刚刚冒出来的所谓“发展中的新问题”？
几年来，三农问题的药方已经开出一大堆。对开药方的御医和江湖朗中来说，需得三思：药方是否有效？此其一思；药铺里可配得齐药、买药的可出得起价？此其二思；即便是济世良方，当局者可愿采用？此其三思。
李昌平甚至设想如果我是“钦差”将如何如何，大有经世济国之志、怀才不遇之慨，恐怕正如他在向总理上书时自喻的，显得“政治上不太成熟”。学者们成熟不了多少，也是热面孔经常往冷屁股上贴。而幸亏有这些不成熟的言论，否则三农问题将万劫不复。非官方学者和民间的方案能否进入官方的视野，能否影响到高层决策的思路？大概学者们必须学会讲那种官方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亦即“讲政治”的语言，方有参知政事、行走军机、言听计从之效，然而，那些学会了“讲政治”的学者，当他们摆弄出“高举、落实、全面贯彻”、“加强、深化、积极推进”的时候，我们只怕又听不懂他们成熟到和尚念经般的玄妙策论了。
我们见识过许多出自朝野多方的药方：增收，到哪去增？减负，谁去减负？裁机构，人往哪安？费改税，谁补窟窿？结构调整，启动资金安在？国民待遇，农民冒充老外？农不养政，几套班子谁养？村民自治，有何实质意义？发展小城镇，谁来投资建设？向农民还债，九亿人的债还得起吗？废户口制度，城市可愿承受？农民社保，保险基金何来？从经济的视角、从人口与资源的视角、从财政的视角、从城乡关系的视角，三农问题到底还是个死结。一方面要依*基层官员去安抚农民，一方面又想堵截基层干部的粮米外快；既要给农村以利益，又不想让城市受拖累；一句“中央财政有难处”，足以让开药方的人万丈豪情立刻烟消云散；一句“下面干部两头受气”，更让你皇帝反不得贪官也不能反。
如果我们设定这样的前提：中央和省级财政不打算掏大把钞票，城市强势群体不打算为三农买单（而且还想继续从民工身上揩油），*农村“吃饭财政”养活的大部分官员不打算另找饭碗，最要紧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打算彻底改革，农民仍然不能成为平等的公民，国家与农户的关系、农村政权的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没有彻底的改变，那么，所有的药方，到了农民农村农业那里，都会水土不服。现时的许多办法如税费改革或村官民选，据学界考证，早已有唐朝版本、明朝版本和清朝版本，足证托尔斯泰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了。至于土地承包和所谓双层经营体制，不管如何继续完善，其功用似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把思路局限在诸如土地产权、高效农业、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乡镇企业、撤乡并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具体方案上，结果总会让人失望，所有的方案都缺乏可行性和推广价值。每一个具体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困难之大，足以让任何措施无功而返，或是上下不同心，或是官民难协调，或是财政要崩溃，或是制度不配套。举例言之：一个处于国家强权严密包围圈中的村委会，对农村大政方针毫无发言权，根本不可能与党权政权形成半点分权制衡之势，即便是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又何来村民自治？一个负债累累、不盘剥农民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乡镇政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推行减负政策？一群连基本生活也顾不上、简单再生产尚且要*打工收入来帮助维持的农民，他们拿什么资金去引进农业科技、发展规模农业？
李昌平和于建嵘关于“替农民说话”和“让农民自己说话”的区别，实无实质意义。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未必说不出农民想说而未说的心里话，亲近农民的官产商学愈多则愈好；另一方面，农民自己说的话，怕也只能在那一亩三分地上有点回音，即便他们用脚投票、用拳头说话了，只怕又被人误读，终不成还得有学者和官员们去翻译。替农民求情哀告也罢、农民自己说话造反也罢，只是手段而已，其本身自然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方案。
就现状而论现状，就三农而论三农，东鳞西爪、小打小闹、零打碎敲、步步为营的解决方案，必然一步也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不见得就不进一而退二。郭飞熊提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这几句话，实在精辟之至，本人高度认同“一步到位”、“一揽子解决”的全盘解决方案，窃以为没有这种大彻大悟、大智大勇，便完全没有三农问题解决的可能。
三、三农问题必须剥离开来邓小平曾经有两个预言，其一是：共产党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党内；其二是：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农村。对于第一个预言，本人没有资格去谈它。看这第二个预言，自然，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我们所谓的三农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恶性发展以后的政治后果。
秦晖教授发出“什么农民？什么问题？”的智者之问，让人耳目一新，“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高论更引导我们放眼历史的视野、国际的视野来观照三农问题。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认清三农问题的性质，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在我看来，所谓“三农问题”是一个捆绑起来的问题，并不适合于笼统论之。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效益低下大面积亏损、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工人贫困化和社会保障不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问题、国企职员的问题和国企人员社区社群的问题合起来称为“三国问题”；同样，如果采煤业出问题，不会有“三煤问题”，钢铁业出问题，不会有“三钢问题”，银行业要是出了问题，更不会有“三银问题”。
中国有按血统划分的农民，但没有世袭罔替的煤民钢民；有分散隔绝的农村，但没有人为隔离的煤民社区钢民社区；有被层层叠叠的国家强权严密管制、只抽血不输血的农业，但其它产业要么自由多一些、要么照顾多一些。这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三农问题”被捆绑着提出来有其合理性，但要解决它，却再也不能在三个被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中间兜圈子，那是完全没出路的。试图通过农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化发展和科教兴农来振兴农业，从而改善农村的落后状况和改变农民的命运是天方夜谭。即使中国的农业创造出不可能的人间奇迹，但是很明显，占总人口70%的国民是不可能通过给另外30%的人生产粮食和果菜来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农业是农业，农民是农民，农业振兴不一定农民“解放”，反之也是一样，农民的“解放”也不必与农业的振兴扯到一块。农村问题与另外的“二农问题”的关系亦复如此，毋庸赘述。
如果我们仅仅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农业，可以说农业确实有问题，但我以为其问题的性质并不比钢铁业或银行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甚至可以肯定农业比银行业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不同的只在于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农业的问题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只是因为我们把农业不是当作一个产业来管理，我们用国家的强权构筑了一道道对三农的包围圈。
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特殊在土地有限、小规模分散经营因而不经济、特殊在*天吃饭、剩余很少因而不能抗御自然风险、特殊在价格弹性低因而增产不增收，特殊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必须给予农业以大量补贴。而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等）的垄断使农民丧失讨价还价权，对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垄断使农民丧失市场交易权，对农业产出的过度盘剥使农民丧失扩大再生产能力，这些并非农业之特殊，而是中国之特殊。在三农的外围，有一道类似于邱吉尔所称的“铁幕”，以便控制铁幕内部的一切，以使农民只能种地，而产前产后的事由国家包办。而构建这个铁幕，据说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农业关系国计民生、要确保粮食安全，所以国家必须把主动权抓在政府手上。
但是，把农业这个产业看得太特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把进口粮食看得比进口石油要严重十倍更无道理，毕竟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互通有无的世界，农业的全球化也并不一定就比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全球化更可怕。说农业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难道能源、交通、外贸不也都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而且这句话对所有国家都一样，却不至于引发其它国家的三农问题。美国人布朗先生“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是带着偏见的，这一问自然可以推及谁来养活日本、养活台湾、养活新加坡，国家大小并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大的中国不也是由一小块一小块日本那样大的地方组成的吗？何以见得小一点的国家就不必民以食为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就必须是一个农业大国或农民大国的说法是荒谬的。
中国的农业大概比中国的金融业要乐观得多，也至少不会比国有工商业更让人担忧。我们这样来设想，如果国企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剩余必须由企业自己包养，政府也对国企职工开征人头税和三提五统，也要求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办理三证、收取再就业费和非国企增容费，也控制国企的外围领域，那么，国有工商业十之八九赶不上农业。如果政府把农业当作一个普通的产业，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不值得让人们耿耿于怀，但前提是，不可指望用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
不是说农业没问题，而在于农业的问题并不来自于农业本身。把农业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有利于我们抵达大本大源。至于农村的问题，作为行政单位的县、乡、村，当然有很多问题，在农村教育、环境保护、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官员食民禄而不为民办事，就是最大的问题。中缅边境的小学生因学费的差距都跑到贫穷得多的缅甸“留学”去了，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但若谈到什么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了、政权根基动摇了，却不是真正的问题，只是收苛捐杂派不顺利者们的抱怨。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农村，即作为自然聚落形态的农村和文化风俗意义上的农村，比之城市，也谈不上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将农村问题从三农问题中剥离出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那么，农民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已经和尚念经般地念了十多年，因为政府对“增收”提不出行政解决的方案，目前的政策多围绕“减负”这个主题。看起来，“减负”的难题正在考验当局的政治智慧和对农民的诚意。三令五申也罢、发放负担卡和减负手册也罢、费改税也罢，效果都不甚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过重的负担是如何形成的？是村官乡官贪污了，那不是减负，而应该首先反腐败；是搞政绩工程糟蹋了，那也不是减负，而应该先搞政治改革；如果主要是用于开工资、日常办公开支和农村义务教育，那更不是减负，而是要首先解决基层政府的财政拨款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题，不然，就得按农民的意愿而不是按政府的意愿去裁撤农民不需要的机构。费改税以后，如果贪污照旧、政绩工程照旧、县乡镇财政状况照旧、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照旧，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减负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四、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必须把三农问题剥离开来，并且绝不能仅仅用经济的眼光找答案，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三农问题的实质。三农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的农村基本上受“类殖民统治”，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各个世界之间壁垒森严，“国籍”以血统主义为主。这个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除了按后者有定价权的原则建立起产品交换关系以外，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投资移民和智力移民的门槛很高，“绿卡”价值不菲，劳务输出中完全背离WTO的国民待遇原则。
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曾实施排华法案，与中国国内的户籍管理条例极其相似。比如加拿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向华人征收人头税，对其他地区移民却没有这项税目，这相当于中国农民的税费现状，而中国的市民或城市企业都是按收入为计税依据而不是按人口数目为计税依据的。加拿大当局长期不允许华人居住在中国的配偶及子女加入加拿大籍，二战后才予以废除，这些不人道的做法难道在中国国内的户口条例中不是仍然堂而皇之地写着吗？
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炼钢的可以去挖煤，教书的可以去经商，律师也可以去考公务员，国家本无权去干涉这样的改变和调换，凭什么对“农民”搞双重标准？我看对中国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要做出恰当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种姓”，或者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种族”。
印度的种姓代表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也与职业身份挂钩。婆罗门是僧侣和贵族，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称为“不可接触者”或“*民”。在印度，高种姓的人不屑于从事低种姓的固有职业，正如中国的城里人不屑于做农人一样，低种姓的人从事高种姓的职业会受到强烈的排斥、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象中国的户口管制一样，它不是*国家发布一纸“种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东西来维护的，印度人民的苦难与印度教中的毒素有关。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相互隔绝。普通黑人只能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到白人的金矿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袭罔替的、就写在脸上，这比中国的“农民”还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进入城市时用一套“通行证”制度，在各地实施的有“居住许可证”、“月度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等，这与中国“农民”进城所用的暂住证、务工证、未婚证或计划生育证相似。警察抓住无证的黑人可以收容、强迫劳动和遣送。196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一台反映黑人通行证制度的南非戏剧，演了五个月场场爆满，当美国观众听到剧中人说“一个黑人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皮肤就是麻烦！”时，人们不禁对万恶的通行证制度加以无情的谴责。我很想把这句台词改为“一个农民怎么可能不遇到麻烦事呢？不可能的，老兄！我们的出身就是麻烦！”
然而，印度人可以将种姓制度归咎于宗教，南非可以将种族隔离制度归咎于白人种族主义，而我们中国却一直在搞“工农联盟”、“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民”确实不应该是一个低等的“种族”。况且所有的中国人上溯三四代，他们的祖先全都来自于“农民”这一“种族”。
我很不愿意把农民问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比，作为中国人，这让我感到羞耻。但想要说明白中国的“农民”是一类什么地位的人群，实无更恰当的比照对象。中国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商人”，何曾听说过“钢民企业家”或“煤民商人”？在中国，农民根本就不是指“农业生产者”或“农业经营者”，他的确是指那些依血统而成立的农民（除非成为城市的投资移民或智力移民）。用国家的力量来维持这样一套隔离制度，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罪恶的、万恶的！将来的中国人必然会象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地谴责中国的农民隔离制度。
五、农民问题的解决既然我们分析了农民问题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其解决的办法，农民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场农民民权运动。既然三农问题的形成应该归咎于农民隔离制度，那么，只能无条件地解除隔离，让农民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中国人。这应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也不能够从经济学或财政学上寻找拖延解决的理由。正如南非不能够因为黑皮肤的人口太多而担心白人社会容纳不了就必须种族隔离一样，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政府的困难或城市的困难而隔离任何中国人，哪怕他只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花多少钱去开奥运、办世博，兴建多少爱国主义工程，给后人留下多少“优质资产”，在我看来，实在比不上把钱花在废除农民隔离制度上更意义深远、更公正、更正义。这是比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更加伟大、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不应该比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更困难。南非的白人曾经恐惧过黑人将涌入他们的城市乐土、增加他们的就业压力，但这绝不能构成剥夺别人同等权利的理由。
石家庄、宁波等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尝试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有合法的投资移民、迁居移民、就业移民的通道。这比建设小城镇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方案要现实得多，劳动力跟着资本走，而不可能让资本到莫须有的小城镇去寻找劳动力。这是有限地解除隔离的一项措施，它更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无条件地实施（任何入籍收费都是无理的、歧视性的）。完全彻底地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还远远不够，户口背后和户口之外的那些权利和利益才应该是农民真正的目标。各类企业、各色人等按同样的税则纳税，各地的学生按同样的分数线考大学，所有中国人都享有从政、务工、经商、务农的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有同样标准的福利保障。这样一个改革目标，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否决这一目标的前提，任何推搪、敷衍都是历史性的错误。
诚然，城市的教育、就业、交通、环保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压力无疑会增大，但我们不应该把农民先天地想象成“盲流”。农民可以而且能够按市场的法则做出他们的选择，当城市没有可供自由选择的职业时，“农民”不至于会执着到为了一纸已经与农村户口完全相等的城市户口而放弃故乡的一切。因为他们和城里人一旦有了一样的自由，无论在乡村和在城市都是同样权利的中国人，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回到农村和下一次入城的制度障碍，从事何种职业、居住在什么地方，只取决于自身的劳动技能、教育背景和市场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去破坏城市的稳定呢？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隔离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加剧了这种状况。农民反感计划生育、农民重男轻女，其实这主要是家庭农业的特点，因为独生女儿出嫁就意味着农户经济后继无人，意味着家庭经济事实上的破产，农村计划生育的困难正在于此。所以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农村两性比例失调正是城乡隔离的后果。长期实行城乡隔离，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还会加剧，三农问题必将进一步恶化并使解决的难度与日俱增。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实施户口管制的时候，城市是缺少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没有自由地调节劳动人口的能力，不可能按市场的功能吸纳农民中的剩余。九十年代以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为废除农民隔离制度创造了基础条件，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农民隔离制度松动。不幸的是，政府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又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政府面对三资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面对城市市民主动放弃粗活、脏活、累活、低收入活所造成的空缺，虽然不再用行政命令对农民进城加以限制，却改用收费、盘剥的办法来表达歧视，人为地干涉城乡居民平等竞争的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隔离会造成痛苦，歧视将播种仇恨，政府如不改弦更张，势必为未来的社会冲突埋下祸根。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城市人口老龄化、市民职业白领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城乡已有融合和劳动力互补的需求，农民自由入城不仅是农民的需要，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以市场力量为主并引导得当，应该可以再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与资本融合、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需求。
把农民进城想象成一场灾难，这是一种“种族”偏见。不能忽视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国企、私营和外资已三足鼎立，而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农民出身的工人是主体。在广东，农民工维持了珠三角的繁荣，同时还维持了他们故乡的农村政府的税费收入。把三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仅当作负担，这是一种弱智和短视的观点。英国人、葡萄牙人可以让中国的农民把渔村建成香港和澳门，江浙的农村移民可以造出一个大上海，中国的农民自然也可以扩大若干个城市、再造若干个城市。将过多的人口从太少的土地中解放出来，用市场的力量重新将劳动力资源洗牌，让民间的资本、外来的资本与城乡劳动力自由组合、优化配置，如果人口和资本都有是自由的话，浙江龙港那样的农民城市将会更多地被创造出来。浙江的龙港是完全由农民创建的城市，可以设想，农民的劳动力和精英们的资产和智识在自由的市场制度下相结合，是可以再造一批深圳、东莞和顺德的。
应该指出，农民的权利缺失并不仅仅体现在户口簿中。户口作为记录公民出身地或居住地的证明，本是无可厚非的。体现在户口簿中的权利也还远不是城乡人民权利的主要部分，中国人还有很多权利是写在党证、官证、资产证上的。
我们的愿望是，中国的农民得到一张无差别的户口簿的时候，户口将仅仅成为“户口”而不是一张“权利等级证书”。所以，关键的问题绝不是户口簿上面取不取消“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这几个字，而在于户口簿上的任何一个字都与人的权利的多寡、身份的高低不相干。如果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实现了人民的真正平权，不再因血统、因居住地、因职业的不同而按不同的税则纳税和按不同的名目缴费、按不同的就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如果出身于乡村居住于乡村的公民不仅可以成为工人商人和普通公务员，也可以成为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当主席退休时体面地回到他的农场旧居去，谁会在乎他户口簿上写着什么居住地和什么血统呢？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农民的身份革命作为一场人权运动，要完成它，必然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重大改革，那么它所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农民自身，而必将导致全体中国人的人权回归。以此而言，废除农民隔离制度、推进农民人权运动，是值得学者们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
新当选的十六届中共中央于2002年12月底和2003年1月初分别召开了以农村工作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将农村工作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书记、温常委、曾常委上任之初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怀弱势，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1，“坏的市场经济”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1990年代中，中国社会出现了裙带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苗头，对此，吴敬琏等严正提出反对，提醒人们注意分清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一个同样严重、也许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却为人们严重忽视了，这就是――还应该更加注意分清完全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裙带资本主义背后，还站立着更为可怕的国家至上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它使得今日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仅含有很大的道德上“坏的市场经济”的成分，而且还是结构上严重残缺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1992年，中央正式宣布经济领域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但是仅仅过了1―2年，那些市场主义的真诚倡导者就实行了收权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分税制。他们显然没有能够理解自1978年以来所实行的在经济领域放权让利等压缩和消解极权主义的战略性努力，未能认识到中国改革背后大尺度的历史走势。实用主义的短视，使他们选择了一条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思路，可想而知，它乃是中央集权主义和市场经济妥协媾和的产物。
2，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1993年以来实施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政治后果之一，乃是中国本已足够强悍的中央集权得到了令人吃惊的加强。
这一对1980年代放权让利改革的重大历史倒退，其始作俑者，是1988年的治理整顿。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在正确地对金融领域实施严格管制的同时，却武断地把这种管制推广应用于全局，形成了国家主义导向和市场经济导向的畸形藕合。从治理整顿开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倒退的列车，由此得到了添火加速。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1988年以来中国政府机构规模急剧地膨胀。这在基层县乡政权表现尤甚。中央政府能够理解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依然是加强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权力控制、强制管理和实力引导。这是一个标准的国家主控模式。庞大的党务系统，政务管理系统，税收系统，计划生育管理系统，还有公检法系统，在国家主义加强管理和控制的导向下，象一个生长失控的怪物，可怕地向县乡扩张。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因而对之无法实施有效监控的行政系统，理所当然地被特权阶层所操纵，他们将关系网不断编织进这一政府及公共服务体系，使得机构膨胀的问题更为恶化。从1988年至2000年，仅仅十余年间，农村县乡政权的规模增幅普遍达十倍以上，一般地，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毛时代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到今日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教师队伍。
人们往往道德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层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而看不见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今日中国大陆压得底层民众喘不过气的“吃饭财政”，乃是鼓吹加强中央集权下的管理控制的国家主义市场经济路径的必然产儿。加强管理的建构取向（国家主义）和不受监控的绝对权力（特权阶层，不过是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另一衍生物）两极藕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
3，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主要压在农民身上中央政府实施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以及为推行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连它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怪物――“吃饭财政”的开支，主要压在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身上。
在加强全面管制的同时，国家主义的中央政府还在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加强中央财政汲取力度，以扩充自己的转圜和进取空间。在城市财源很大部分被中央政权抽走后，省-市-县-乡官僚体制在财政上受到了很大压力，它们既要承担不断膨胀的吃饭财政，又要解决特权阶层自身按指数增长的高消费需求。有几十年来的惯例可依，它们成功地把财政困难巧妙转移到农民身上。刚刚从极权主义金字塔压迫下获得历史性解放的中国农民，仅仅享受了十年的生活改善，又被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压在赋税的大山之下。
在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中，如果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特权阶层经济贪欲的省-市-县-乡官僚体制，是世纪末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直接制造者；那么，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思路与财政汲取―分配政策，则是催生三农问题的深层动因。
后极权时代的国家用“发展优先”的残酷资本主义，代替极权主义时代的“重工业优先”的残酷的高积累政策，作为自己对农村暗中不断抽血、公开拒绝履行义务的理论依据。制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绝承担义务教育的开支，反而把这笔巨额负担压给地方和乡村。一般地，义务教育支出大约占去了乡镇财政的50-70%和县级财政的40%左右。国防负担中的很大的一头，即义务兵役制下退伍军人的安置，也被主要推入不断膨胀的吃财政饭的队伍，国家迟迟不开展兵役制度改革，由此而来的巨大成本，就这样用隐形的方式转由农民最终承担。
多年来，中国中西部十几个省的农村地区受到了中央集权体制超额的经济盘剥。农村人民被迫以工补农，把农业收入的大部交给政府，而把打工和副业收入用来补贴家用，勉强得以应付苛捐杂税的压力。
这些税赋主要用于吃饭财政和义务教育，国家每向农民收取一百元税赋，就有九十几元作此用途。其结果，是中国从事着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的农民，反而承担着最大的重负，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的农业，要养活70%的人口，每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致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90年代，农村社会居然发生了明显的停滞（全国经济年增长8%，而农村只有2%，中西部农村不到1%，如果挤掉众所周知的水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证实人们的直接经验），部分地区农民再次走向贫困。而中西部县级政权也普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全国乡镇政权负债达2000亿左右（李昌平估测），几乎濒临破产，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2001年中央财政增收达2000亿。这些明显的数字对比，最好地说明了“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
4，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在1980年代改革给中国农民以极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升、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间生产―消费的良性互动之后，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城乡二元分化。不用说，这当然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功劳。
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援引的统计数字，以2001年数据匡算，城乡人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2000年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落后10年。
10年来，中国大部农村没有能够分享到城市高速度增长的好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几年把前几年曾经分享的好处几乎全部吐出），相反，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乃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以上的“剪刀差”（见《新财经》2000年9月号，陆学艺文）。这笔剪刀差，同1953-1979年间国家为了高速工业化所汲取的7000亿剪刀差相比，考虑物价因素，数额之巨，几乎不相上下。
城市社会和沿海地区在享用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还从民工的血汗钱中强行收取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费用（每人每年数百元），每年总额达数百亿之多。如果说前者还属于市场经济下的自愿交易，政府“仅仅”在民工的人权保护和劳动福利方面偏袒资本家和城市社会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政府操作下的、带有强烈的阶级歧视的强制汲取。
乌托邦时代对中国农民的歧视政策，在国家主义时代又得到了延续和创新：中央政府所实施的许多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比如统计失业率，只统计城镇，而把广大的占人口70%的农村令人吃惊地排斥在外。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现代文明社会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与数亿中国农民绝缘。今天中央的教育拨款的92%是用于占人口30%的城市，而占人口70%的农村教育只得到8%的中央财政支持。
这些数据（包括前面讲到的中国农民每年上交的3000亿税费等），足以说明中央集权的超级国家，在正式亮牌的市场经济时代，仍然用行政手段对农民进行盘剥，用集权体制和宏观政策将国民财富集中于大城市、沿海和中央，这是造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
很明显，这是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这一分配不公，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888、89前后的第一次分配不公之后的第二次。这是极大的不正义。
40年前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引发了三年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口。那么，今天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如果持续下去，将引发怎样的危情呢？
5，城市社会以停滞和衰退“等待”着中国农民的富裕打击已经悄悄降临，首先受挫的，是国家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发展”指标。
农村收入长期下降，整个社会70%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工厂生产的大量的初级消费品卖不出去。雪上加霜的是，它又引发了新的恶性循环：生产厂家、流通商家和凭地租分利的城市社会，因此而收入严重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城市低收入群体扩大，致使城市消费市场也出现了萎缩。这一实际存在的不景气，在外向型经济数据掩不住的地带，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公然地蔓延。
中国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梯级分布，也决定了生产―消费链条在不同的梯级间保持良性循环的必要性。只有底层民众的收入不断增长，推动着底层消费市场不断地发育升级，才能在此消费导向下，推动厂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创造新型产品。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1990年代末出现的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造就了城乡巨大的消费断层，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消费市场的发育升级、持续跃迁造成了深重的内伤，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规模巨大的内需型初级工业生产的停滞和萎缩，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内在节律。
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乃是透过购买力杠杆，对贫富差距进行自发的最笨拙的调节，在一国统一市场之内，富者之富，只能建立在贫者之富的基础上，贫者买不起富者生产的商品，富者也就无法实现其利润，只能停下来，等待贫者收入的提升和购买力的升级。
纵观今日中国大陆社会，除了外向型经济、外来投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流通与地租分成等造成的局部经济高速增长外，在辽阔的内地，广大的中小城市社会和庞大的初级工业，都处在停滞和萧条中，等待着中国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富裕。
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局部停滞，已经使天下骚动，给国家主义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如果它持续下去，引发一场全局萧条，那么，发展这一“硬道理”将受到根本的动摇，那又将意味着什么？
大自然对于强梁者惩罚的悬剑已经君临头顶。如果那些发展优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信徒们能够直面真实，及时转轨，时局还存在着转圜的可能。
6，解决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在危机的压力下，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政府近年来在安徽农村进行了并税制税费改革试点，改革方案是把按农民人均收入的5%的征税额度提为7%，实行“一道税一口清”。
研究农业问题的权威人士指出，农村税费问题，根本不是多收点少收点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设计对头不对头的问题。修修补补的改良没有实质意义。7%的新指标和一条鞭的并税法所代表的治标不治本的操作路径，按照“黄宗羲定律”（秦晖用语），长久以往甚至将成为引发农民负担更迭上升的通道。
问题的根本在于：有什么法理依据，要对每一个农民身份的公民，包括百岁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按照一个地区所谓的农民人均收入5%或者7%征税，而不是按照对于城市社会成年公民所实行的同样的标准，按照800元或者1200元月个人实际月收入的下限征税？这样的制度设计运作的结果是那样的荒谬：中国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不到50元，而贫穷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却在200元以上。
从法理角度而言，中央集权体制在农村实行的税收制度安排，实质上设计的乃是一种歧视性的人头税，它是对于中国最弱势的农民阶级的无理汲取，强迫他们承担着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本和现代化构图的实验成本。
整个农村税收的制度设计，乃是不正义的，没有充足的法理依据的。所谓的税费改革，严格说来连改良都算不上，不过是沿着不正义的道路所做的一点后退而已。当局者的双眼似乎被云翳遮蔽，旁观的民间思想界对此则洞若观火：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
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首先在于拨乱反正，根除中央集权体制对农民所施予的长期的粗暴践踏和强制抽血，归还农民不受侵犯、不受盘剥的真正的公民权利，赋予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完全的经济自由。人权+经济自由――这应该成为一切真诚的农村改革的出发点。
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绝非对异见者的打压，而是对9亿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刘晓波用语）。必须废止对于农民的身份歧视和阶级压迫，彻底地解放农民，一步到位地让农民享有真正的充分的人权，对于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就业、教育、迁徙和纳税等任何制度性歧视或宏观政策性歧视，必须给予根本取缔，违者以法律治罪并支付巨额赔偿。
必须从法律上确立农民与国家共同享有土地产权（一般不可买卖），改变土地公有所暗含着的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剥夺乡村干部的“模糊产权意识”和强势话语，至少应该宣布土地承包100年不变，使农民拥有保卫自己土地财产权并在土地上进行投资的信心，从而“改变农村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党国英用语）。
必须停止对于农民的强制汲取，逐渐放弃对高投入、几乎没有了收益的农业生产的征税。必须在分配上向农民倾斜，把涉农领域（比如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完全放开，让农民合作组织免税地进入，获得足够的利润以组织自发自愿的规模经营（温铁军用语）。必须对于农民就地从事的非农经营实行三年免税，用放水养鱼的政策取代今日的杀鸡取卵的政策。
必须从宏观角度，巧妙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加权辅助，想方设法促使农民收入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步增长，让农村与城市一道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让农村通过消费杠杆反过来战略性地推动整个中国“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进程，让农民由现代化的“弃民”重新回归到世世代代就属于他们的大地主人的位置。
7，在农村分步推进现代福利体制是解决两极分化的必由之路除了上述路径，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危机，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还必须从现在开始，分阶段地在农村地区推进全面的现代福利体制的建设，把义务教育、失业救济、最低保障、医疗服务、养老保险、法律援助、公共体育与文化娱乐推广到全部的农村地区。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必由之路，不仅农村，而且城市，整个中国，都必须走上这条道路――建设现代福利国家。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必须实现的分配正义和人道文明，中国政府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有人认为，现在提福利国家为时尚早。恰恰相反，现在开始起步正当其时――这既是实现必需的分配正义和人道文明，帮助每一个公民过上不失尊严的生活，保持稳定以推进和平演变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培植大多数人口的有效需求、促进生产――消费的链条在不同经济梯级之间保持良性循环、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当然，这不是一蹴可就的，而是需要10――15年才能完成的社会工程。
当然，这一现代福利体制的制度设计，必须吸取欧美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要防止出现福利养懒的病态局面，注意运用各种杠杆对劳动、进取、自立、奋斗进行机制性的激励。
在现代市场社会，人们能够接受而且应该接受合法的合理的建立在劳动能力和业绩的差异基础上的结果不均等，但是，必须以起点上的机会均等（如真正的人权和完全的经济自由）为前提，必须对终点的差距进行福利平等的补偿和矫正。
如果说市场经济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话，我们不要官僚、特权、裙带资本主义，不要残酷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正义的、人道的、平等的资本主义，需要的是福利资本主义。
8，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停止向农民抽血，放弃每年3000亿税费中的大部，反过来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上为农村大笔输血，用于建设基本福利，是上述“人权+市场经济+福利体制”的农村社会改革方案中的经济基础。
这样做，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同意，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会同意。这样做了，3200万县乡吃财政饭的人员的开支从何而来？谁来替代他们，在这个似乎处处充满不可*成分的农村社会维持统治秩序？但是，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证明，非得这样做不可。为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现行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无法用来推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因为要改革的正是中央集权体制本身。
在由中央政府首倡力推的农村村民自治问题上，已经显示出，中央集权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实质性改革是坚决阻挠的。因为真正的村民自治必然削弱乡镇对村庄的控制，与中央集权制产生结构性的冲突。所以现今的村民自治效果可想而知。
真正的政治改革，不是中央集权体制框架下狭隘的“机构改革”，它的核心，是给象村民自治和中央集权制之间发生的结构性冲突这样实质性的矛盾以一种根本的制度解决，从法律角度厘定国家与社会的主要关系。
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是国家和社会分权划界的历史大潮的一个主要部分之一。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我们不能被改良主义的话语所误导，在“村民自治”这个局部的狭小的空间着力，我们应该一步直抵大本大源，研讨实现整个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的操作路径。选举应由村庄推广到乡镇，推广到县城。这必然地要对中央集权体制伤筋动骨。
真正的选举（包括村官选举），直接改变了权力的合法来源：当选者的合法权力，乃是由选民授予，而不是由中央集权体制中的上级授予。在选举所及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权力命令失去了合法性。选举每上达一个层次，就意味着本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冰消雪融。
这不过是通过实例显示出民主的一种题中之义：民主首先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问题。从政治管理系统角度来看，民主是作为选民的人民自下而上的授权，它与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的授权乃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民主的实现必然地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解体。
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是对于1949年以来的极权的或者后极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而且是对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二千年未有之变局。
看了今天中国农民被中央集权体制盘剥和践踏的真实状况，就知道中国古代王朝是怎么崩溃的。幸亏有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历代王朝末期大崩溃的惨局，还可以避免解放前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和平演变根治农村危机。
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制止中央集权体制向农民的强行抽血，才能“牺牲”掉以从事“不劳动的劳动”和“反劳动的劳动”为主业的县乡机构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冗员。
在民主政治中，县乡政府将象村民自治中那样实行直选。在乡镇政权中，可以采用临时性的各村村民代表和农会的联席会议，对于乡镇长的财务和业绩进行监督，将监督结果逐月公布，并代表农民主持乡镇长一年两度在全乡镇选民大会上的述职。在县级政权中，将民选出一个县议会，用于代表本县人民掌管财权，并监督民选的县政府的行政运作。
民主政治将剥夺县乡政权“管”农业的权利，让政府成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把资源集中用于推进现代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用于公共道路、社会治安、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公共建筑等社区公共服务。
民选的县乡政府将成为民间自治的大社会中的“小政府”，许多政府原来僭越的经济事物和社会事物的权力，将交还给农民自治组织――农会、各种专业行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服务社团等。民间组织将越来越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唱主角。
通过民主政治，县乡政府的合法权利将来自农村选民，中央集权体制以前非法和过度集中的权力将让渡给民间社会，这是继联产承包制消解极权主义经济（当然还需下一步“土地共有+人权+经济自由”给以完全消解）之后，消解极权主义政治的关键步骤之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层层向上递进，实在是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需要使然。这样操作，也更加稳健，更容易让社会接受。
农民负担重在哪里?
说起农村问题，大家差不多都能想到农民负担。对此，中央三令五申务求减轻，地方政府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一句话，农民负担重了。笔者身为局中人，以平日的所观所想，试作浅析。
1、农民支撑基层政府和地方事业发展成本过高。按目前体制，村级组织和乡镇人员工资都是由自己解决。在贫困农村就是演变为农民供给。按我们地区负担水平计算，每100农民要负担1名村干部，每40农民要负担1名乡干部。这是人头经费，还有办公费的支出等，仔细算起来，负担就不轻。我们地方人员编制控制较紧，据测定，许多地方远远超过这样的比率。象近期媒体报道西部某县9个农民供给1名财政人员，那么农民这方面的负担也比我们地方重。乡镇是最基层的人民政府，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所需地方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农民的负担。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交通建设、民兵训练等等，上级政府和部门只能给予少量的补贴，投资主体还是农民，但往往其受益权又归部门占去了。所谓“人民公路人民建，建好公路为人民。”就是一例。公路建起来了，有了规费收入，公路局、交警队争先恐后拿去“以路养路”。政府的收入主要*税收，农村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税源有限，但又要运转和发展，客观上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国实行分级办学体制，谁家的孩子由谁抱，乡镇政府为义务教育也是劳碌奔波。以我镇为例，每年仅教师工资需320万元，而每年的工商税收才102万元，教师的工资不能不发，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不搞，余下的缺口只能从农民手里拿钱补。其实农村的工商税收大多也是农民中的从业人员交纳的。他们农闲时务工经商，农忙回家种地，为地方交纳两种税款。尽管如此，教师工资往往不能按时发放，教师有意见，农民负担重，更有意见。据统计，农民支付上述负担占到整个负担的80%左右。
2、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凸现农民负担不轻。按目前计算农民当年纯收入方法，农民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来自农业。当前我国大多数地方农业生产出现地区性、结构性矛盾，农产品相对过剩，导致销售不畅，如卖猪难，粮价*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上交各种税费就有一种无奈的情绪。如果减轻了负担就意味着增加了收入。但政府各项支出并不能因为农民减收而减少，农民必须照样负担不误。象今年我们许多地方的农民辛辛苦苦种西瓜，到头来只卖0.1元/斤，仅够运费，西瓜也真是生不逢时。一个生产季节就这样白费力气地过去了，无钱可赚，负担却不能因此减轻。农业生产效益不好，直接导致粗放经营或农田抛荒。这样一来，农民上交税费，就*外出打工或其他途径的收入来支付。农民工干的多是力气活，远离家乡和亲人挣得的辛苦钱还要弥补农业生产的亏损，即使负担不重农民也感觉重。
3、农民负担重所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负担不均。在农村，不管你是正在上学的小孩子，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大爷，只要你是农业户口，有了责任田，就有一份负担。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本来就是家庭的供养对象，他们却要上交农业税费。责任田你不想种，退也退不了，无人接收。这笔负担最后还是由家庭劳动力来担负，能说负担不重吗？负担不公还表现在税费均摊上。我们知道农业生产条件各个地方不同，农民投入产出比也不相同，但往往负担一样。我们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就不难发现，离退休老人有退休金。农村的老人要为国家负担，城里的老人国家要为他们负担。这样就无法比较了。这里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农村超过劳动年龄的老人是否不用负担农业税费，供大家探讨。因此农民喊负担重不光是客观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复杂的主观情绪。
综上所述，农民负担重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更受制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减轻负担仅*乡镇政府还远远不够。我们安徽进行的农税改革，初步遏制了农民负担上升的势头，并且总量上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好的探索，同时我省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乡镇干部分流、下岗、提前退休，力争减少财政供给人数。这些措施对减轻农民负担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为农民减负，要全社会的努力，也是全社会的期盼。
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政治生态在时下关于农民问题的激烈讨论中，常常牵涉到对政府作为的分析，并且不免浓厚的情绪浸染其中，而冷静的、具有建设性的分析似乎并不充分。已经有学者提出农民问题之政治方面的深刻背景，从而将话题引入一个更有前景的领域。笔者所学非关政治学，但也深深认同从敏感的政治视角切入问题的必要性。
因为，既然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从而制度设计者的政府的作为被公论认为已如此至关重要，政治上的分析也许就不可避免。而尤其重要的是，站在政府本位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分析才会是具有主体性和成为可操作的。从高度务实的角度说，政府不得不在众多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妥协而得以运作，所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政治上的根源一定在于，农民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是最软弱无力的。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强势利益集团所要求的、眼前的利益，对于一个“政治人”（模仿“经济人”之说）的政府来说，往往是最真实和难以抗拒的。来自早已坐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并非政治家的个人良知和施政能力所易于对付的。建国以来城乡二元的统治方式下，可能因决策者出于稳定考虑而致的农村民主化进程的严重滞后，更使农村和农民的声音为二十年来大大成长起来的集中于城市的势力发出的喧嚣所淹没。因此，农民的政治地位在二十年来的显著失落当然会使今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变得触目惊心。
作为理性、追求全民族复兴的政府，应当看到农村和农民问题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平”问题了。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此之低，所导致政治架构的失衡可就大有意味。完全抛开纯粹道德层面的讨论（这种讨论很难有多少操作性），仅从政府维护自身权威和着眼长远的视角观之，也足以见其条理。
政治架构的严重失衡必会导致经济上基本结构的失衡，从农村购买力低下所导致的通货紧缩可见一斑，进一步考察，农村和农民问题如不逐渐解决，必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能逾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诸多论者已经达成相当程度上的共识，而要寻得实实在在、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则仍然显得渺茫。事实上，寻求政治上稳定的动机在此不能得到直接的共鸣，而从经济视角所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却足以使其望而却步，故这种分析很难促成、甚至实际上阻碍着政治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政治人的立场而言，从政治稳定的长远甚至当下的要求讨论农民问题的严重意蕴，才会是足够切题的。于是，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更有设身处地的说服力――放任当今农民问题的恶性发展，政府就将注定失去将农民这一最大的弱势利益集团作为筹码而可能拥有的政策空间，政府作为将变得日益局促，甚至最终可能被少数利益集团所“绑架”。这似乎是一种迂远的杞人之忧。然而拂之不去的直觉告诉我们，政治生态的完全失衡如同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失衡一样，必定会导致大混乱的危险。这其实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简洁地说，容忍剥夺和压制农民权利，容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为组织资源的极度匮乏而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强势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使政府失去制衡和约束强横的少数利益集团的筹码，中央政府就终将陷入被后者挟持的危险中。事实上，容忍对农民的压迫和农村贫困化，以至其陷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如同漠视对国有资产的侵夺一样，会使其成为另一种异化势力成长的温床，一种被动的腐蚀剂，正如被弃置的肉反成为滋生蛆虫的原料一般，肉不烂尽，蛆生不止。于是，积弱的农民短期内的确并不会成为政权的直接威胁，但必定会曲折的、以简直是反讽的方式造成危机四伏的境地。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正是强调政治的微妙，强调要照顾到每一个方面，并在其间保持平衡；而不能只是看到一面，固执于一极。没有一个多元的政治架构（何况农民的巨大人口比例），政府的生存空间和操作空间就极易于受到挤压，难以左右逢源。因此，多元和平衡的政治生态才是理性政府的明智选择。扶持弱势集团而制衡强势集团，在多种力量的角逐中周旋而左右逢源，使政府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而保证政府的持续强势生存，向来被证明是具有政治远见的做法，也是中国国情的要求。所谓中央政府权威的相对式微，往往是由于基层和地方权势集团的坐大所导致，而不是直接因为民众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关键之处正在于此。若政府没有造成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有所顾忌的集团制衡的局面，就只好在其有形无形的挟持下、因其力量的迅速壮大而相对落到弱势地位，诸多政治理想也就难以越过重重阻力而得实施。腐败势力则会恣意繁殖，挟其盘根错节之势而不惮对抗中央政府，最可能的是以消极的不作为使中央政府无法令行禁止，以满足其特殊的、无遏制因而无止境的利益要求，为此不顾政府的存亡绝续，此种情势并非耸人听闻的空想。细细想来，在看来似乎无有尽头的强势弱势急剧分化的舞台上，自然法则其实是设定了界限的。而在政治中，相信某种界限，也就必须承认类似这样基本的辨证法，这种上下之辨。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例如，我们常将自己和印度相比而感觉优越。而在我看来，印度的问题正是以上生态失衡后果的演示，从而让我们看出问题的可怕而足为鉴戒。印度的可悲，很大程度在于她至今不能改变的种姓制度，和庞大的*民阶级。于是，我们忧郁地看到，低种姓人群包括*民群体,从底层由下而上，以消极的、被动的方式，起着一种奇怪的、巨大的、而且是支配性的作用，成为印度社会最意味深长和最致命的诅咒。至少在短期内，任何积极有为的政治理想，要想清理这超稳定结构的、久久不流动而散发出毒气的一大池死水，都令人感到无望。无独有偶，所谓拉美化，背后的问题也不过与此类似。这种瘟疫的逐渐发作，显示出政治生态严重失衡的另一种阴柔隐晦的后果，不是强势利益集团所着意防范的从下发起的剧烈社会动荡，反而是无力反抗导致的平静的稳定，当然还有完全失去制约的另一群体的横暴，成为最深重和令人难堪的社会政治痼疾，当然，如上所提及的，经济学精心论证着的繁荣之梦在此也不会幸免于难。谁想到平等和道义竟然是这样写入经济分析的方程式、在众人的无视和漠视中以这种方式讨回自己的份量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并没有种姓制度传统而大同理想从古有之、于今未泯的民族国家而言，是否要冒这样的风险，即在激烈变革和格局重塑的时代里，因为未能着力维持基本的政治经济生态之平衡，而在马太效应之下，出现可怕的“印度化”或“拉美化”的趋向？这又是耸人听闻吗？想一想巨大的农村人口数量，想一想麻木卑下的进城民工的表情，想一想某些飞扬跋扈的农村基层组织乃至县乡政府对农民利益的非法剥夺，对农民政治尊严的轻蔑践踏，以及农村教育的萧条，……治国者盍思之？
我们还可以说得再远些，就会碰到如今渐得其名分而又被一些反讽的现实弄得不尴不尬的制度话题吧。因为当今之世，满耳听得见人们在喊：制度！制度！
但在上述想法不可遏止的暗示下，我们不禁要斗胆表示一点怀疑：流行意义上的、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制度是足够的吗？实在的，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运作是需要来自利益引导的巨大力量的。没有利益集团之间比较平衡的角逐，制度的大厦绝不会建起，徒有其表的制度华屋也会马上坍塌。普遍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自有其强横的势力（几年前我看到山西绛县法院被称作“活阎王”的姚某，以其科级职衔，累累恶行，竟需****、罗干的屡次亲自批示才得处置，一审间还能享受特殊待遇，从容串供，足见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何处――它显然不是来自弱势而常常无告的农民），若无对基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的扶持(通过农村基层选举的试点推广赋予其选举权；通过组织农会赋予其组织资源)，这股威胁势力将愈益壮大，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作为这股势力之对立面的广大农民在下的强有力制衡，仅*国家机器围绕缺少真实基础的制度设计去运转，如何才能够胜过它？腐败势力对中央政府已成心腹大患、燃眉之急，由于农民在政治上的相对缺位而导致的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失衡，既是最广大范围内腐败势力迅速自下而上滋生、成长和壮大的土壤，也是中央政府缺少真实的政治力量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原因所在。脱离基本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利格局的调整而侈谈制度，无视基本面的政治生态失衡而幻想生硬安排一种万应灵药的制度，这徒有名分、缺少利益机制引导、被悬空的制度又会有何用？
而一切讨论的底线一定程度上就系于政府和政治家的理念了。就这一点说，我们愿意抱乐观态度。中央已将农村和农民问题列为头等大事，而它也的确是头等大事，是中央政府权威的生命所系，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
怎样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透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８日在京闭幕，这是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对如何贯彻十六大精神、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进行了重要部署。观察家指出，会议所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显示，中国新领导人把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新的高度，确定了新的方略，并决心开创新的局面。
“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充满新气象，都感到非常振奋，”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开，但今年尤其重要，主要有“四新”。
陈锡文说，本次会议是在贯彻十六大精神的“新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阶段”，重点加快农村小康建设。会议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会议还提出了“新的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进行了具体部署，曾庆红、黄菊、李长春３位政治局常委也出席会议。而就在会前十多天，胡锦涛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
陈锡文指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新领导人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共中央希望在全党尽快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他说，“实际上，在中共８０多年的历史中，有一条非常清晰：能否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是事业成败的最大关键。”
十六大上产生的中共新领导集体，负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历史使命。陈锡文说，“全面小康”是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而中国的国情是，尚有６０％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差距在拉大，特别是农村还有３０００万贫困人口，有６０００万人徘徊在温饱线上。如果不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全面小康”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认为，会议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很具新意，有全局观”。他说，“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如会议所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繁荣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本次会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重抓好四方面工作：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参与起草会议文件的陈锡文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内容以往基本是分几大“块”，而这次却是以“条”为主，共有二十几条，说明中央对农村工作要求具体、明确，政策和措施也非常到位。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而在入世背景下，中国农业也亟待提高竞争力，会议为此提出：整个农业农村工作要以推进“战略性结构调整”为中心任务。陈锡文说，“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内涵非常丰富，既要优化种植业品种、质量和区域布局，又要进一步发展畜牧水产业和加工业。而且，结构调整不仅是在农业上做文章，还要放在农村经济格局中考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最后，还不能在农村内部做文章，要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背景，推动农民流动就业和城镇化发展。面对农村与城市在面貌上的巨大反差，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新增国债投资将向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和“退耕还林”倾斜。林毅夫指出，将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民的用水、用电等生活条件，对启动农村消费将发挥很好的杠杆作用，同时亦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带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林毅夫高度评价会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他认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对中国农村建成小康社会非常重要。会议引人注目地提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以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这是很硬的措施，将扭转社会事业经费一直主要用在城市的局面，”陈锡文说。
陈锡文认为，要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非常重要的是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善体系，而不能“零敲碎打”。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通过政府调度财力实现对农村发展的扶持；二是具体部门考虑问题时不能再搞“城乡二元”政策了，而要把城乡放在同等位置，或农村优先。
会议在谈到“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时着重强调，要“把握国情”，“了解农村”，“尊重农民”。陈锡文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党对待农民有两条准则——经济上要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要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所有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把这两个准则变为行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定的大思路才能变成现实。
申论热点：依法打造执政新形象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
一段时期以来，各地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道路上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
哈尔滨：行政执法有了“紧箍咒”
“依法行政、执政为民”成为近年来各级党政部门的工作重点。然而，一些行政执法单位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与依法行政的目标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在有些地方，一方面执法单位的执法权力在不断增大，而另一方面行政监督能力却呈现弱化的趋势。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使依法执政面临挑战。
今年年初，哈尔滨市率先成立了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和行政效能中心，对全市600多个执法主体、3万多名执法人员进行有力监督，从而使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有了新的平台，同时为行政执法部门确立了监督主体。
去年下半年，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哈尔滨市行政执法监督规定》、《哈尔滨市行政效能监察规定》等6部有关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政府规章，使行政监督部门在工作中有法可依。
据统计，在哈尔滨市各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中，有50%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问题。今年6月中旬至7月下旬，市政府法制办会同黑龙江省法制办在本市开展了对执法活动的明察暗访，重点对公安、交通、规划、土地、工商、技术监督、建设、环保、城管等部门或系统进行调查，共发现了40多起行政执法方面的“问题案件”。
面对诸多“问题案件”，行政执法监督部门决不姑息，而是一查到底：一是对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核实，并按问题性质提出处理意见；二是根据问题性质，做出通报批评、收缴非法所得、注销行政执法证件等处理；三是与监察部门一起追究当事人和相关领导的行政责任；四是对群众反应强烈的案件，在全市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进行公开处理。
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政府新受理行政复议案件93件，现已办结75件，其中撤销16件，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35件，撤回行政复议申请10件，维持14件。短短半年间，哈尔滨市行政执法监督部门成为各类行政执法单位又敬又怕的机构，也为政府依法行政树立了权威。
海安：县长、村民平等对簿“公堂”
7月16日，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该县第一起涉及行政许可的案件。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当地大公镇贲巷村村民张宝兰，而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县长章树山。
县长出庭应诉的是一起建设用地行政许可案。原告张宝兰夫妇与案件的第三人周宏宇系前后邻居。2002年9月8日，周宏宇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在原地翻建房屋，得到海安县大公镇政府的同意，县政府据此批准了周宏宇的建房报告。原告认为县政府对第三人住宅用地的许可行为对其宅基地的使用权构成侵害，遂提起诉讼。
“县长坐到被告席上和老百姓面对面打官司，真是没想到。”庭审结束后，原告张宝兰发出这样的感慨。章树山则说：“随着海安县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制度化，今后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将不再是什么稀奇事。”
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是海安县推进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以往的民告官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都怕当被告出庭，此类案子一般都委托律师或法制办的工作人员代为出庭。不久前，海安县政府采纳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凡有行政诉讼案件进入庭审程序的，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应该出庭参加诉讼。县政府明确提出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次数作为年终考核的内容。县委书记张爱军要求将行政首长出庭纳入制度化轨道。
县长章树山告诉记者：“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另一方面也大力鼓励老百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襄阳：“土政策”取缔了，服务效率提高了过去，湖北省襄阳区的一些乡镇政府在管理上基本是包揽一切，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甚至不惜采取一些与法律法规相悖的“土政策”，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如今，各乡镇积极探索走依法行政之路，在政府“瘦身”后不再包揽一切，该管的管，该放手的放手，同时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服务意识、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今年7月初，伙牌镇五龙村砖瓦厂厂长卷款潜逃，留下砖款、工人工资等近30万元的债务，厂里的民工和债权人找到镇上要求解决。按以往做法，镇上要将全部债务承担下来。现在镇政府落实依法行政，通过区法院对资产进行查封，让债权人起诉原承包人，由法院进行追缴，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从而使该厂很快就顺利地重新承包出去。
今年2月，朱集镇罗庄村三组农民余来宽反映，村里以他未交修路集资款为由，以本村的“土政策”为依据，不给他儿子发户口簿，以致无法办理身份证，卡住了儿子外出打工之路。针对这个问题，朱集镇举一反三，把清理违反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土政策”作为依法行政的突破口，督促各村清理了宅基地划批、计划生育、农村水电费收取等12个方面的“土政策”，妥善解决了30多个多年来遗留的老问题。2月中旬，余来宽的儿子拿到了外出务工所需的身份证，安心地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
“土政策”取缔后，全镇百姓拍手称好：“只要村里不搞‘土政策’，今后我们再苦再累，也要将该交给国家和集体的钱，一分不少地交清。”
前几年，黄集镇少数单位服务意识差，办事效率低，群众意见很大。今年春天，镇党委、镇政府根据群众需要，特设了为民排忧解难、农副产品销售、农林特产信息、法律咨询服务等“四大门诊”。群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直接找对口的“门诊”解决。如果一个部门解决不了，就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来“会诊”。短短3个月内，前来“求诊”的单位职工、农村群众带来了108个难题，当即解决了89个。薛集村村民龚应安过去为办建房手续，几个单位相互推诿，拖了近一年还未办成。听说解难“门诊”后，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来，没想到半天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他高兴地说：“解难‘门诊’为农民解决老大难问题，既公开又便捷，真是想到了群众的心坎里。”
申论热点：“问题农药”诱发“毛田事件”
5月以来，南方稻区早稻田间管理进入了集中喷施农药防治病虫害的季节，而这一时期也成为农民生产性中毒的高发期。前不久，湖南省湘乡市毛田乡32名农民集体中毒事件再次敲响了防范“问题农药”的警钟。
“问题农药”居然来源于合法渠道
5月9日下午6时许，毛田乡所辖的芬水村、榔树村先后有4名农民在喷洒农药后出现中毒症状，到晚上7时许，全乡先后有32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全身乏力、皮肤过敏甚至休克、昏迷等反应。经当地政府和医疗部门及时组织救治，中毒农民终于脱离了危险。
据毛田乡主管卫生工作的魏海根介绍，今年早稻病虫害二化螟发生的情况非常严重，是历年的十几倍，农民不得不提前大量使用杀虫剂。
记者看到致毒农药标称“天无虫”，精美的包装箱上赫然印着“精品农药、科技打造”、“科技显威、造福于民”等字样。据目前已被湘乡市公安部门监控的经销商交待，这种标识为“上海爱立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销的农药实际产地在河南郑州。魏海根告诉记者：“经销商和农药本身都证件齐全。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这种农药在地方新闻媒体上大做广告，农民当然相信了。”
农药市场亟待重拳打假
“近年来农药越来越假，有些药打下去根本杀不灭害虫。”这是农民们对当前农药质量的总体印象。记者在湖南浏阳等地采访时还听到农业技术人员说了这样一个笑话：将倒出农药甲胺磷的药瓶子装入害虫，盖上瓶盖一个小时后虫子仍活蹦乱跳。
4月26日，国家质检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药产品抽样合格率为86.4％，也就是说仍有相当数量的假劣农药混迹市场。相关抽查表明，假劣农药主要的不合格项为有效成分含量、乳液稳定性和悬浮率等重要技术性能指标，农民购买使用后，必然会影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甚至会产生严重药害，对农民增产增收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据了解，目前我国农药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农药生产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多赚利润，往往采取偷工减料或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廉价高毒原料等违法手段，生产出来的产品难免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此外，我国农药的市场销售环节也存在诸多问题。以湖南省为例，全省数千个经营农资的经销网点大多经营农药。相关证照的管理也很不规范。据调查，在一些农药经销点，销售人员对农药购买者没有多少技术辅导，农药使用说明也缺乏详尽的技术提示，不少经销商甚至有这样一种观念：“随便怎么用，只要不喝就行”。
“毛田事件”的启示
“农民普遍缺乏科学安全使用农药的常识，滥用乱用农药现象极为普遍，持续使用单一品种和高毒农药，导致大量害虫天敌被杀伤和害虫抗药性产生，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也受到严重污染。”湖南省植保植检站站长刘年喜忧心忡忡地说。
相关调查显示，由于农药质量问题、不合理用药和喷施机械落后等原因，湖南省每年因食用农产品中毒和农药生产性中毒的人数达4000人，其中死亡近200人。全省每年农药使用量达6万吨以上，而农药利用率却只有30％，生产性中毒事故每年发生数千起，浪费农药2万多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6亿元，农作物药害面积每年高达10万亩以上。
记者在毛田乡农技服务中心看到，这个担负着全乡农业技术指导和推广的机构门庭冷落，门上一块泛黄的牌子破烂不堪。湖南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雷秉乾告诉记者：“基层农技站点长期缺少投入，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根本无力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指导的重任。”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基层农技人员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普遍将卖（农）药、销（化）肥作为主营业务，为了推销自己代理的农药，他们甚至随意发布病虫害情况，误导农民盲目用药。
申论热点：“临时工”不应被社保遗忘按照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用工，必须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过去所说的“临时工”实际已经不复存在。但据我们调查，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与这些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仍以老观念和旧办法对待他们，不按规定为他们交纳养老保险费。被当作“正式工”一样考核的“临时工”，现在已成为参保的一个盲区。面对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一些企业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压缩经营成本，就在员工工资上做文章，大量使用“临时工”，少交社保费。劳动者求职心切，对已获得的工作十分珍惜，根本不敢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交纳养老保险费的要求。也有部分劳动者法制观念淡薄，明知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也不知道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这种未明确责任和权利的用工方式，极易引发劳动争议。它既挫伤了“临时工”的工作积极性，又助长了某些用工单位不遵纪守法的风气，最终会阻碍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申论热点：“致富路”缘何成了“民怨路&n
要想富，先修路。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蓿亥图乡，一条本为改变当地封闭面貌的“致富路”却成了“民怨路”，愤怒的农民砸坏了修路企业建起的收费站。
出入都要交钱农民怒砸收费站
2004年4月17日上午，蓿亥图乡10余个村的约三四百名农民砸烂了设在公路旁的收费站票亭的门窗，还用钢丝绳拉倒了票亭。
蓿亥图乡位于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腹地，由于地处偏远，交通十分不便，这里一直是达拉特旗最封闭、最贫困的乡镇，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
据村民反映，1998年，在乡政府的号召下，村民们出义务工修建了一条由恩格贝过蓿亥图至尔库沟的砂石路，全长约75公里。为此，沿途10个村的村民每人出了15个义务工，交纳了50元集资款，每5人拉柴草一车，总计折款322万元。
2001年，达拉特旗交通局按照全旗“二横三纵”的路网规划，将这条路纳入乌（兰）泊（江海子）线，承包给鄂尔多斯万通公司。当年11月，该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垫资5000多万元，在砂石路基础上拓宽改造后，在这里建起了收费站。
对收费站的收费行为，当地农民颇有怨言。万太兴村村支书苏二、官井村村支书杨俊英向记者反映：这条路最早是由农民集资出工修起来的，村民也赞成旗里和万通公司修黑色路面，但设立收费站我们接受不了。农用三轮车每过一次收5元，摩托车每过一次收2元。记者看到，收费站设在许多村民的家和耕地的中间，他们每天到地里干活来回都得收费。村民们气愤地说，我们修路是为了致富，这样收费还不如不修路呢！
事件本来可以避免据了解，砸收费站之前，当地村民和收费站之间就冲突不断。为此，村民多次向乡里反映，希望免除农用车的收费，并返还农民修建砂石路的集资和义务工折款。2003年达拉特旗召开人代会，旗人大代表曾向旗里提出收费站的事；2004年3月22日，乡人大代表再次在会上提出解决此事。乡党委、政府负责人也曾表示，在4月15日以前给予答复。但是农民再一次失望了，4月17日，农民一怒之下砸了收费站。
苏二说，农民砸收费站的时候，乡政府突然将一份文件发给农民，声称已和万通公司达成协议，可以一次性交费10元、20元办理全年的通行证。但是，文件上没有乡政府的公章，而且日期竟然是4月13日，明显是有意造假。这更激起了农民的愤慨。
达拉特旗旗委副书记杨明指出，其实这本是一起可以避免的事件。农民提出的要求有些是合理的，而且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但是没有引起乡和旗里某些职能部门的足够重视。如果乡里及时向旗里通报有关收费站的情况，请求旗里出面解决；如果职能部门在收费站建立之初就预想到村民可能会不满意而想办法协调，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收费公路”是一把双刃剑据达拉特旗交通局局长夏芳介绍，2000年旗里准备修建乌泊线时，自治区主管部门的批复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但是当年没有贷到款，于是万通公司和另一家公司便垫资修建。2001年乌泊线拓宽造面后，旗政府无力偿还两家公司的欠款，就把收费权出让给万通公司，通过收费来还债。
经济落后地区为改变面貌，对修路的呼声很高。但是，有些收费站只顾收费，不考虑农民承受能力和当地实际情况，设置不合理，竭泽而渔，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从去年开始，内蒙古连续发生多起与收费站相关的冲突事件。2003年，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就因为收费站设在了出城的必经之路上，被人们砸毁。今年5月19日，110国道包头段东兴收费站也因给农民加重了出行的费用，引发了冲突。
这些现象的症结何在？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是收费站只拣车流量最大的地方设置，常常设在出入的必经之路上。部分投资商不经竞标，而是由政府指定，收费的价格、收费站的设置往往由投资商的成本决定，而不是由市场行情决定，形成不合理收费。二是收费站过于密集。道路由多个投资商经营，形成多家收费。三是收费站不及时向社会公布投资规模、已收费还贷的情况，造成信息不对称，由收费站自己说了算。
编辑点评：修路的目的本是为了造福当地百姓，如果为收费而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就是本末倒置，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希望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能够时刻心系群众利益，下大力气治治乱设收费站和乱收费现象。
农民最苦农民最福（三农问题系列之一）
解读北京“两会”热点，传媒见仁见智，各成文章，然而“三农”问题是本次“两会”的一大热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评析“两会”头号新闻，宏观有经济大局，微观有民事民生，然而就“两会”头号新闻来论，非温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所宣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莫属。
此无他，只因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在中国之国情中的分量之重。试问，农业长期低速徘徊，何来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农民收入长期低微，小康社会意义何在?农村乡野怨声载道，何来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农民最苦，尽管许多城市居民已快步步入小康，尽管有相当数量农民上岸致富，但相当数量农民收入偏低，司法无助，税费繁重，村官盘剥。中南海二00四年所发布的“一号文件”没有回避现实，将解决“三农”问题列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农民最苦，这是每一个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国人不得不承认，不得不面对，不得不为之深思的问题，谁也回避不得，任何的视而不见都是冷漠与无情。就此，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粉饰太平，我行我素，但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积重难返；另一种选择是，勇于承担，深刻反思，痛定思痛，义无反顾，其结果是一纸告天下，温暖万人心。
温总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在五年后取消农业税，这着实是一大手笔，是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利农爱农的大举措。令制约农业的多年沉疴一举扫除，令中国农民多年重负一举卸去。在中国城市居民必须纳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此等免税优惠之际，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最幸福的群体。
中国“三农”问题，积之久矣。究其原因，既有自然环境因素，又有政策因素；既有历史积累，又有条件制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农民免税，必须有钱来作后盾。中国历朝历代，执政者都想到给农民免税，但这一锦囊妙计多制约于囊中羞涩。感谢邓公当初惊人一语：“发展是硬道理”，至理名言，令国库殷实，国币富足，致使今日免税之事渠成水到，心想事成。
中国自古农业立本，早有“民以食为天”之古谚，重农以商，自古有之。至今三个产业之孰轻孰重，已无定论。不过有一点是举国上下之共识，即农业不能弱，粮食不能丢，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之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如何反哺农业，反哺农民，乃当今新的课题与选择。
中国农民历来有最勤劳、最务实的美德，今日农民免税，无疑为农民卸下重负，令农民可以轻身快步前行。如此，则中国农业有望，中国农村有望，中国农民有望。
申论热点：留学热，一声叹息！
当教育成为世界看好的产业，当求知允许跨越国界，当先富一步的国人腰包渐鼓，从精英扩展到平民，从时代骄子扩展到普通百姓，留学热正夹着狂风热浪席卷着我们泱泱文化大国。它带给了人们的成功与欢娱，也制造出让人揪心的失望和痛苦。
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5月，中国留学生人数达58万名，分布在103个国家求学，中国留学生人数已居全世界首位。而近四年来，中国的留学热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留学生年增长幅度在35％以上，而且至今不衰。
据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内从事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的机构有300多家，其中经国家教育部、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批准具有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资格的仅有46家。由于当前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非法多于合法，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出国留学人员上当受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少则一两万元、多则近十万元。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上半年，全市受理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投诉二三十起，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2003年5月18日晚，乌克兰国际技术大学（基辅工学院）一名中国留学生返回宿舍时，被保安盘查证件，双方发生争执。随后部分中国留学生与保安及乌克兰学生发生冲突，校方请当地警察出面调解后平息。事件中，3名中国留学生受伤。19日下午，乌克兰学生与中国留学生再次发生冲突，有2名乌克兰学生受伤，该校数百名乌克兰学生聚集在中国留学生宿舍楼门前……
2002年11月某个周末的凌晨2点，新西兰北部城市奥克兰市区。一名中国留学生从一家夜总会出来，刚走到门外就被三名剽悍的当地毛利人劫持。这名学生未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嘴就被胶条封住，眼睛也被蒙上，然后被塞进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飞快地驶离现场。半个小时过后，汽车停在一幢别墅前。这名学生被押进屋里，当被揭去蒙眼的胶条时，眼前站着的也是一名中国人，初步的对话使他明白，他被自己的同胞绑架了。绑匪要他交出一定数量的钱才放他回去。起初这名学生不从，当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最后，他不得不把远在中国的家庭电话告诉绑匪，绑匪通过手机直接与他母亲通话，告诉她立即汇来125万新元（约和71万美元），否则就撕票。据说他母亲立即答应了绑匪的要求……
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更让人不寒而栗。2002年2月10日，中国农历二十九晚20时，加拿大多伦多Finch西大道KEELE大街，来自中国武汉的女留学生陶琳学完车后正匆匆忙忙地往自己的住所赶。对于1982年2月13日出生的陶琳来说，再有三天就是她20岁的生日了。她于1999年赴加拿大留学，2001年12月结束语言课程，现在是约克大学英语进修学院全日制学生。
虽说天已黑了，但Keele大街不算偏僻，而且她的前后都还有行人，所以想必陶琳也没有觉得担心害怕。
20点06分，当陶琳走到约克大学附近一座公寓大楼停车场的时候，一名歹徒突然对她发起袭击，陶琳挣扎着与他搏斗，不过，由于大街前后的行人离她太远，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过往行人并没有发现异常，当大家听到动静都往这个方向看时，一切都太晚了：陶琳倒下了，歹徒也逃走了。
当闻讯赶来的警察到现场后发现，陶琳身上有严重刀伤，于是赶紧把她紧急送往医院急救。医生们面对过重的伤势回天无力，陶琳不幸身亡。令警方震惊的是，陶琳是被凶残的歹徒割断喉咙而死的。
无独有偶，2002年8月19日，留学渥太华的25岁的中国学生唐文峰和室友施哲在下午4时从商场购物后来到停车场，就在两人准备上车的时候，3名亚裔及1名非洲裔男子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四名不法之徒手持凶器将两人逼上唐文峰的轿车。在被掳途中，四人反复殴打唐文峰，搜光了他们身上的现款，剥去了他们穿的名牌衣服。唐文峰的那位朋友右脸被歹徒狠狠地砍了一刀，事后足足缝了30针。
不过，幸运的是，血流满面的唐文峰的朋友一小时后被歹徒一脚踢下了车，这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这位朋友立即向约克区警方报案，巡警也立即出动搜寻那辆轿车的下落，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劫持的唐文峰及轿车直到22日才被发现，此时，唐文峰已经遇害。
……
车祸、绑架、抢劫……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留学生家长的心。儿行千母担忧已经演变成了”儿行万里母揪心”。很自然，留学生的安全问题成为留学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每一次意外事件的发生，都对周遭的留学生们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将引起了中国驻外使馆、留学专家、中介机构等各个领域不断的关注和思索。
可怕的资源流失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漫长遥远的留学路需要真金白银铺成。伴随着中国留学热的震耳涛声，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资金与人才那哗哗外流声让国内经济界、教育界专家蹙眉揪心。
据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估计，进入2002年，我国自费留学生近20万，按年均消费8万元算，一年家庭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在１6０亿元人民币。一些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看准了中国人的出国留学热，高举“教育是一生中最大的投资”的招牌，纷纷向中国的“投资者”抛来了绣球。
2003年3月，汇兑业务方面位居世界前列的跨国公司西联汇款在中国推出国际汇款“线上”速兑，可在数分钟内安全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一笔汇款业务。西联汇款的负责人称，他们看重的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民间资金的汇兑量已突破100亿元人民币”。
对国外的教育机构而言，招生无异于“招钱”。来自留学中介机构的介绍表明，到英国念完学士学位，4年就是64万元人民币；到美国念硕士学位，每年的费用也在1.8万美元。这还不算交给中介机构的数万元人民币手续费。据一位曾留学美国的教师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的美籍学生当年一般是不交学费的，要等有关部门根据纳税情况核算后，减免一定费用后才交学费。可是招国外的学生，不但要先交钱，而且一分也不能少。有的学校对外国学生收取的学费几乎是本国学生的2至4倍。据美国学者估计，留学生每年可给美国带来33．5亿美元的财富。中国大陆是美国高等教育出口的第二大市场，1998年的贸易额超过７亿美元，如果加上台湾的4.5亿美元，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教育的第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也从对中国的教育出口中大大获利，澳大利亚对华教育出口在对华出口产业中位居第四，从中国获得的收益仅次于羊毛、矿产等传统资源对中国的出口。
大量民间教育投资的外流，无疑使本不景气的教育事业雪上加霜，必将导致国内教育投资匮乏的恶性循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加大了教育的支出，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长期欠债，使每年数以千亿元的国家教育投资难填“嗷嗷待哺”的教育深壑。2002年中国高中在校生约1700万，平均每届学生500多万，初中在校生则超过6300万，每届学生平均超过2100万。也即全国高考人数将在短短几年后，突破2000人大关，而经过三年跳跃式扩招后，国内高校年招生规模仅为260万左右。教育的需求与供给间仍然相去甚远。
在教育投入的“赤”字背后，是教育水准的停滞不前——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充裕的物资保证。雄厚的教育资金，是教育质量提高的坚实基础。而留学热却在我们教育投资严重匮乏的困境中，一年卷走了100多个亿的民间教育投资。
比资金流失更令人扼腕的当是成批量人才资源的流失。《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最优秀的学生去了哪里》的报道称，200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2217人，研究生2002人，毕业后直接出国留学的有831人，占毕业生总数的接近20％，其中有711人去了美国，比例接近87％，比上一年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32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28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15人，出国人数达13人，比例接近90％。199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为760多人；1999年为960多人；2000年更是突破千人大关，达1120多人；2001年继续保持在千人以上，而且每年都是持续增长的势头。难怪大学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流的学生去了美国。二流的学生去了国内的外企。三流的学生在本国难以找到工作。
在国内精英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在国内精英纷纷踏上出国路的同时，发达国家相继为白领、金领的华人们植下了梧桐树：2001年，美国移民局发放了20万个用于招聘科技人员的签证，其中我国占10%；德国政府实施“绿卡计划”，将揽入15万个专业人才，中国是其首要目标之一……
硅谷的骨干，大都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名牌大学。早在1997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董事王选美国考察归来就无限感慨道：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高精人才的大量外流，不仅使中国的先期人才培养费付之东流，而且削弱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的实力，提升了竞争对手的人才优势。当年国内名牌大学的同桌们，一个个成了当今中国商战在国际赛场上的强劲对手。
有人痛惜：在人才培养的漫漫长路上，难道中国人辛勤种树，让外国人轻松摘果？国家及千万个家庭花费巨资，就为了给国内过关斩将层层挑选的的人才们打开一条留洋的“不归路”吗？
谁的眼泪在飞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能是每个中国留学生踏上留学路的初衷。然而，出国并不等于幸福。中国的千万家庭正被留学热浸泡在泪水与痛苦之中。
也许人们不会忘记新东方学校副校长、著名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在他的纪实作品《图穷对话录》中的慨叹：“当你梦见遥远的星空，是否陷入人生的黑洞？当你跋涉无边的苦海，是否看到身边的新岸？”书中讲述了一幕幕出国的悲剧，解剖了留洋者的种种不幸。其中留学生吴乃仁由出国而发生的家庭悲剧让人欲哭无泪。1997年6月，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吴乃仁，告别新婚20天的妻子和年老的母亲，远渡重洋去了美国西部的一所大学读电子工程学博士，享受全额奖学金，约定很快与妻子在大洋彼岸相聚。可是，吴家却自此开始了全家的悲惨生活。吴乃仁在美国不知原因地被导师切断了奖学金，中断了博士课程，几经周折屈就于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读起了硕士，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而妻子古莜芬奔波于签证的长路，经历了十次拒签、三年苦盼的煎熬，已是未老先衰。母亲思儿心切、哀儿不幸变得精神恍惚……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因留学酿成了悲剧。
为了防止移民，老外们想出了拒绝留学生带配偶的高招——签证，这让中国的语言中加进了“留守夫人”、“留守丈夫”的新词汇。一些人学成归来与家人团聚，一些人将丈夫或夫人接到了国外，但还有些人，却耐不住独处异国的孤独与寂寞，扮演了留学热中的“陈世美”，他们抛下砸锅卖铁变卖家产甚至卖血供自己留洋的配偶，投向了金发蓝眼人的怀抱。这给无数家庭平添了难以忘却的伤痛。上海的林女士，三年前送夫到加拿大读博士，海誓山盟般约定拿到博士证就移居加拿大，永远不再分开。但林女士1000多个日子的等待，等来的却是负心郎寄来的离婚协议。在这些家庭中，若有了孩子则显出更多的痛苦与无奈，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没有完整的父母之爱，没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很容易造成性格上或心理上的缺陷，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即便夫妻双双出国，在国外生有可爱的小宝宝的家庭，也不一定就拥有幸福。小盟是1996年，大学毕业后来的美国，先上学后工作，有娇妻爱子，物质生活似乎是越来越好。但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怅然若失的感觉却有增无减。在异国夫妻俩为了有高薪防老，整日不停地工作。有着美国国籍的儿子，却因长着黄皮肤、黑眼睛而被视为二等公民。年迈的父母不懂英文，更不习惯西方的生活方式，只能隔几年把老人接来住住。但父母在国内头疼脑热自己无法床前膝下侍候，尽孝的愿望被千山万水阻隔。养儿为防老，小盟的父母看到别人家享受天伦之乐时，也常常怀疑让独子定居国外的决定是否有问题。这种家庭是否算得上美满？！
子女出国留学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家庭在此问题上存在盲点，以为只要子女出国留学就会有好的前途。于是乎，或无视子女的学习成绩不好，或不顾孩子的性格缺陷，尤其是不看家庭的经济收入，在留学热中盲目追风，迫不及待地将孩子送到遥远的洋学堂。不少家长节衣缩食把钱都花在子女出国上，有的甚至不惜举债，结果收获并不大，枉费了一生的血汗钱，有的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北京市的中学生陈钢16岁被父母送到新西兰读高中。由于口语不过关，听不懂老师的课，一年中转了三次学，在花完家里借来的20多万人民币后，被迫打道回府，但这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从此背上了可能几十年难以还清的债务。有调查显示，自费出国的群体中，有60％的家庭靠借贷资金承担昂贵的留学费用。
留学，留下的是无奈和辛酸！
将来进行时公派留学的相关应允瓜熟蒂落。自国家最初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后，为适应国家对公费出国留学改革的需要，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也应运而生。由政府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按计划下达指标的国家公派留学做法被“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选派、管理办法取代。截至2002年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已向50多个国家派出各类留学人员15100余人。
自费留学政策半径也在不断放大。一方面，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开办的自费留学服务以及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多次组织的国际高等教育展，为自费出国留学者提供了了解国外信息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1999年6月，首部《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出台，对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2002年12月，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活动秩序，对比较突出的留学中介机构转借资质、编造虚假材料、擅自开展未经确认的出国留学项目、发布虚假广告等问题进行严厉查处，并对留学中介的市场准入、与境外机构的合作、广告宣传等做出明确规定，对进一步规范留学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今，留学中介机构必须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取得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范围中含有“留学中介服务”字样的营业执照，并按规定交存备用金。未经批准和登记注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可从事留学中介活动。此举有力地维护了自费出国留学生的权益。
为切实保护留学人员利益，加强对自费留学中介活动的监管，从今年起，教育部将在每年高考之后陆续发布经所在国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国外学校名单，并定期对所公布的名单进行修改和更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www.jsj.edu.cn)和中国留学(www.cscse.edu.cn)，首次公布了美国、英国、丹麦、南非、挪威、马来西亚、爱尔兰、荷兰、希腊、塞浦路斯等10个国家的部分认可学校名单。这批名单主要由各国驻华使馆等机构提供。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公布认可学校名单，并不表示我国政府对这些学校颁发学位证书或学历文凭的承认，相关事宜必须按照我国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与此同时，各国的留学信息逐步公开，留学程序更加透明。从2001年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主要留学国家驻华大使馆网页实现了汉字化。这些国家所有的学校情况在网页上几乎都能查到。随着留学资料的公开化，以往留学中介机构一半的业务由使馆代劳了，因此留学中介的价值取向势必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具体体现是针对所有资料的公开化，如何帮助留学人员解读公开化的资料，并且提供留学申请的实战经验、根据不同的留学条件制作相应的留学申请、协助留学人员顺利获得留学签证。留学培训项目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传统留学中介的一切运作公开化、系统化、完整化，从而降低留学费用。
不仅如此，针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海外安全问题，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罗田广日前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力度。罗田广当日在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与网友在线交流时透露，“从我们工作范围来讲，我们确实感到这几年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公民中发生的案件越来越多。这里有被绑架的、被害的、被骗的等等。”罗田广表示，中国驻外使领馆将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力度，并且与驻在国的警方、移民局、外交当局等有关部门加强联系，宣传中国的有关保护侨民的法律法规，把领事保护工作做在前头。此外，还将加强与国外中国公民的联系，经常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及时提供驻在国有关法律规定，特别是涉及到外国侨民的法律规定，以便中国公民能够遵守当地法律规定，搞好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特别值得庆幸地是，潮起潮落的留学热培养出了人们成熟的心态，给了人们识别留学陷阱的“火眼金睛”。前几年，留学市场的消费行为表现得很不成熟，一些想留学的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教育情况、社会制度几乎一无所知，所选的院校和专业也是什么吃得开就选什么，全然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有的甚至放弃国内有前景的专业，负债而行，结果不得不在国外“练洋摊”，误时误事，人财两空。在2002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多数学生和家长抱着明确的目的参加教育展，他们不再盲目追逐大国名校，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情况、经济情况做出适当选择，对学校、专业“挑肥拣瘦”。在航天部门工作的刘先生面对提供半额奖学金的美国五所有名的高校毫不心动，直至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承诺提供全额奖学金、专业为计算机时，才走出国门。不仅如此，过去盲目追风赶潮打算送孩子进洋学堂的家长，面对各国留学服务机构对小留学生的狂热争夺，表现出更多的冷静与理智。今年在深圳举办的国际教育巡回展，带着十几岁子女忙咨询的家长不再成为会展的主角。一位家长得知没过语言关、自理能力差的少年不宜留学后，自动放弃了送孩子到加拿大留学的计划。面对留学热，中国人已显得日渐理智与成熟！
申论热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持续不懈力度更强 措施更全 范围更广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持续不懈近期将起草《预防控制艾滋病条例》
在近日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论坛上，来自南南合作伙伴组织的21个成员国围绕“艾滋病防治以及对艾滋病病人的关爱”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也一直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形势严峻措施有力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艾滋病的传播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据2004年9月份中国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透露，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居亚洲第二位，全球第十四位，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1996年，中国政府建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协调会议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于2004年成立了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加强领导和协调。政府又先后出台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等一系列规划和规章。2004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四免一关怀”的重要政策。到2003年，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已由2001年的1500万元增加到3．9亿元。中国于2002年开始自行生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并免费向河南、安徽及湖北等重点地区的患者提供。
在中国政府制定出积极防治措施的基础上，地方政府也积极努力落实中央政策。如2004年2月，河南省选派干部组成38个帮扶工作组，深入到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协助当地建立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救治、救助机制，并建设基本公共设施，包括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井、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等，与患者一起生活，陪同他们共同渡过难关。
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艾滋病的流行正在以每天约16000个新感染者的速度增长，其中青少年占一半以上。
中国是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中国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0—20岁的人口达3．23亿，约占大陆地区总人口的26％。中国青少年性心理的成熟出现前趋的态势，性道德观念多元化，婚前性行为平均年龄逐步下降。随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日益扩散，青少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潜在威胁。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19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已占到约7．4％。在防治艾滋病上，中国始终把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放在首位。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制定或修改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保障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同时，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正规教育，帮助广大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提高安全、健康的性与生殖行为能力；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合作，开展安全套社会营销项目，使安全套自动售货机进入一些大学的校园和社区，在大学生中开展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收到了良好的宣传与实践效果。
中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不仅形势严峻，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如专业防治队伍不健全，尚未建立完备的疫情采集系统等，艾滋病防治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面对种种挑战，国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国家将起草《预防控制艾滋病条例》，积极推进与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将艾滋病防治纳入法治轨道；到2005年，我国100％的大、中学校将开设“防治艾滋病”课程，通过教育，提高青少年对防止艾滋病蔓延的参与程度。
申论热点：中国正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维护国家石油安全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仅为21.6天。
新华网北京9月26日电(记者李建民安蓓)为维护国家石油安全，中国正有计划地建立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据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青介绍，作为中国“十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建设的一期工程已全面展开，目前正着手拟定石油战略的相关法规以及一些管理办法。
所谓战略石油储备，是应对短期石油供应冲击，比如说应对大规模减少或中断时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本身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以保障原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同时具有平抑国内油价异常波动的功能。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据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介绍，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到35%。目前，由于尚没有战略性储备库存，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仅为21.6天。
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元华指出，由于缺乏必要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中国对石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较差。未来随着进口石油数量的增加和国际市场油价的波动，进口石油资源的安全性日益严重。而与石油高价位相比，国际局势紧张，尤其是战争时的石油供应保障更加紧迫。
目前为止，世界上进行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其成员国建立起至少维持各自消费90天的战略储备量。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储备分别达到158天、161天和127天。
关于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规模，在近期召开的中国国际石油石化企业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首次公开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对制定石油储备以及石油储备量有自己的判断做法。
张国宝说，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能源资源需求成长幅度加大，但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日韩更不同于欧美。在石油供应的总体方面，中国的总资源量是丰富的，可以从国内获得三分之二的原油保障。因此，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将由国情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指出，虽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是保障中国石油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的重要手段，但它远不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全部。从石油战略储备着手，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同时分散购油风险，加大节能措施并多渠道建立能源供应等，都是中国石油安全战略所不能忽视的。
申论热点：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谈：“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之路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
另一个历史之谜记者：今年上半年，国际主流媒体在广泛讨论中国过去25年的发展经验问题时，交替出现了两个概念，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这两个概念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秦宣：今年上半年以来，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4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或叫“中国模式”。
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是果断明智的。
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刊登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
5月26日，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的扶贫模式引起世人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全球分享中国的脱贫经验。次日，英国《卫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这些文章，都或隐或现地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表示赞许。
进入6月，国际上又有许多政要及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6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7月8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美国学者雷默的一篇名为《“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对“中国模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对“中国模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分享到中国经济的成果。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
可以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国内出现了“邓小平热”，而国外则出现了“中国模式热”。
记者：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人口达13亿之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吸引国外学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但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国外媒体在进入新世纪后会如此广泛地关注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呢？
秦宣：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关注，并不只是近几年的事。苏东剧变之后，西方有许多人一直在关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有的学者曾断言苏东剧变之后中国会随之崩溃，此谓“中国崩溃论”；也有学者断言，正在逐渐强大的中国会对世界构成威胁，此谓“中国威胁论”。但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维护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西方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国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成功的经验又是什么？这些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用？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怎样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如果说苏联东欧为何会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成为近来西方学者极力探索的另一个历史之谜。“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只是这种探索的一种反映。
记者：除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还有其他国家关注“中国模式”吗？
秦宣：实际上，中国周边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南边的印度、越南，北方的俄罗斯，东北的韩国还包括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在着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
北方的俄罗斯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早在苏联解体时，当时俄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能否移植或者参考“中国模式”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俄罗斯人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模式。俄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尽管这一激进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现在的俄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一模式并不是俄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大为称道。在许多印度学者看来，无论从人口、发展水平还是历史情况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印度如此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著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认为：“中印两国刚开始现代化之时，贫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极为相近。但自此以后，印度被中国远远抛在后面。”印度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海达尔也强调，中国几乎在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上，都超过印度。虽然印度总有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印度有让西方国家认同的议会制度，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却大声呼吁，不要在这些方面自我陶醉，浪费宝贵的时间。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的确正在仔细琢磨“中国模式”，探索一条“印度特色”的发展之路。越南跟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在研究“中国模式”，试图从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
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不少学者和政要在谈论中国模式，有的阿拉伯国家也提出要学习“中国模式”。
定义：“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提出的背景以及世界一些国家对这一模式的关注。那么，西方学者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到底指的是什么？二者是否一回事？
秦宣：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最新概括。它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阶段，经过讨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内容归纳起来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曾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行，而且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有成效，尤其对外资颇具吸引力。但阿根廷等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它也存在严重问题。近十年来，“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拉美国家，以至于有人称其为“毒药”。
“中国模式”是相对于其他几种发展模式而言的。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解释，目前世界上主要发展模式有四种，即美国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其中，美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公司依赖庞大、多变的股票市场生存。由于股东对公司管理层施压，竭力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也有人称之为“股东资本主义”。德国模式又叫“莱茵模式”或“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三大目标。西欧的多数国家，与德国模式相近。日本模式侧重企业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和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发展模式称之为“四小龙模式”，其特点是国家或地区政府有权威、重视高科技、重视教育等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德国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俄罗斯、东欧各国以及拉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美国模式作为样板，进行了各种激进的经济改革，但效果并不明显。进入新世纪，美国模式也开始式微，于是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力求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中国持续25年的发展经验就被称之为“中国模式”。
记者：以您的见解，“北京共识”也好，“中国模式”也罢，所谈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经验。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有何特点呢？
秦宣：关于“中国模式”，西方学者并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所持立场不同，视角不一，因而认识也不尽相同。乔舒亚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中国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准则是既务实又理想，灵活应对问题，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模式”体现在国内政策上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雷默在《北京共识：成为全球的典范？》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模式”的三条定理：其一是创新，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依赖在几乎所有方面的创新；其二是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其三是坚持自主理论，即自身的崛起不对世界造成太大震荡，特别是善于处理好与当今世界霸权大国的关系。
概言之，各国学者所讨论的“北京共识”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
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
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
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等。
记者：从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出，所谓的“北京共识”，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您认为到底应如何界定“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并不主张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而主张用“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这种概念。但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它至少应包括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一种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我们把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西方学者很容易忘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似乎不愿承认中国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第二，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这条道路有这么几个依靠，即依靠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自身发展，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靠制度的创新，依靠国内需求的持久开发，同时依靠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同相关国家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因此，这是一条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战略道路，又是一条世界近代历史上后来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战略道路。
第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欧洲的发展与它的扩张同时并举。这一过程充满血腥味，表现为欧洲对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而且这样的道路不可重复。在和平与发展时期，我们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
第四，它是一条渐进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发展道路，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并注重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中国的渐进改革与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激进改革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改革的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认识：目前的“中国模式”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道路在继续记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秩序，并且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身力量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然不至于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现自决。那么，您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秦宣：我个人认为，如果中国的经验概括为“中国模式”，那么目前它还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检验，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所谈的“中国模式”，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华盛顿共识”正在衰落，或者说正受到巨大挑战。西方学者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范式尚不能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观分析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出路。
第二，西方长期流行的要么“合作”、要么“孤立”，要么任其发展、要么“进行制裁”的二维分析方法已经过时。西方学者正在用一种新的概念认识和评价中国。“北京共识”挑战、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的大部分分析”，认为这些分析“从观察到理论，从事实到希望或者恐惧”都是很难成立的。其中一些观点，诸如“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几乎是明显的简单错误。雷默认为，“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即使是一些过去有意义的想法，也“过于简单”。
第三，“中国模式”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模式。过去20多年来，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值得总结。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条基本经验，也可以算作我们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共识。
记者：在讨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许多人最为关注的还是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依您分析，“北京共识”所指的中国道路能否继续走下去？
秦宣：这也是国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
第一，经过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基础越来越扎实。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年平均增长9.4%。1978年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现在已经达到了4%。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有98亿美元，200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8512亿美元，在全球的排名超过了法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世界第三位。这表明中国现在已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基础。
第二，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一个包袱，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人口多，需求或消费就多，就能形成大市场。有了大市场，就可以取得大量生产和经营的规模经济效益，以及更广泛深入分工协作的好处。
第三，中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众多的人口必然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
第四，中国有廉价的产品供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有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供应全球，这无疑会给各国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
第五，中国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投资机会与发展程度成反比，与发展速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越是发展程度较低而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其投资机会就越多。中国就属于这样的国家。
第六，中国有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小，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难度也较小。另外，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在技术进步的成本上也有后进优势，即：很多技术不必自己研究开发，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技术上的差距给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第七，中国有高储蓄优势。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显著业绩的最突出特征是其储蓄率，它就像增长率一样是中国真正的经济奇迹，今后10年内，这种巨大的并且还会继续增长的储蓄能量势必转化为巨大的投资能量。
此外，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等优势。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只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有利因素，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未来发展会一帆风顺呢？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哪些挑战？还有哪些困难？
秦宣：分析中国的前途，可用八个字概括：机遇难得，问题多多。上面谈到的只是“机遇难得”。实际上，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变革时期，国际经验表明，大变革时期往往是问题繁多的时期。我认为，我国目前和将来一个时期会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就业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就业问题就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已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二是社会保障问题。尽管1998年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很脆弱。
三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合理结果，但这种合理结果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构成潜在的政治或社会动荡的原因。
四是腐败和失序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一年比一年大。然而，它仍是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五是社会治安问题。这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且关系社会的稳定。
六是金融风险问题。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成也金融，败也金融。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封闭的，中国仍保持着外汇管制，外债和外国证券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外部因素不大可能引发中国的银行危机。同时国内一些因素很可能会导致危机，如国有企业状况恶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裂，银行自身的经营状况恶化等，都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七是发展失衡问题。包括沿海与内陆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农业与非农业、知识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发展落差。
八是“三农”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会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
九是生态环境问题。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失衡，不仅关系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眼前的社会稳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能源问题。
十是国际竞争压力。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会形成一种压力。
总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在社会大变革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情况错综复杂，矛盾纵横交错，怎能会没有风险？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风险，而在于我们对风险是否有足够的估计，更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勇气和办法去应对和挑战风险。
记者：“北京共识”所说的中国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下去呢？
秦宣：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向前进，当前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
一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
二是毫不动摇地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制度保证。
三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传承中华文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精神，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精神支柱。
四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周到细致地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以形成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
总之，“中国模式”还需要完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在本世纪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认为，只有到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
名家小传秦宣，男，1963年生于湖北。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著作有《走向新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公务员制度》、《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等20余部。
《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8日第3版申论热点：一费制难治择校费顽症秋季新学年伊始，我国中小学义务教育全面推行“一费制”。这一被认为是最有效根除乱收费顽疾的良药，旨在让老百姓教育消费得明明白白。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最昂贵的乱收费———“择校费”并未包括其中。
这样的“一费制”，会不会成为“出场秀”？广为诟病的教育乱收费真的无药可治吗？
择校费问题：一费制并未触及今年８月份，江苏、河北等省市先后召开了“一费制”听证会，这项旨在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听证会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也引来一些人士的质疑，认为听证会并未触及家长们最为关心的择校费问题。
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说法，“一费制”，就是对学杂费、书本费由有关部门规定一个最高收费限额。按理说，义务教育有了“明码标价”，既可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学校收费管理。更何况，“一费制”去年试行就为广大农村中小学家庭减轻负担１７亿元。
然而，业内人士提出，这个“一费制”并未将涉及学生家长额外负担的教育收费项目完全纳入，如择校费、补课费、校服费……这给乱收费留了很大“口子”。
附带赞助费：四五万元得人惊
———“一费制”就是收一次费？虽然各地对“一费制”所限定的具体范围，多是杂费、课本费和作业本费三费合一，有的包括信息技术教育费，但多数家长说这只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取全部费用中的一小部分，像住宿费、校服费、卫生保健费等，都是教育和物价财政部门核准的学校代收代办项目。这些项目如何收，没有明确规定。
———约束“小头”放松“大头”？除了上面列出的代收代办项目，家长们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元的择校费。事实上，公开的择校费还只是保底价，附带的赞助费更是高得惊人。北京市一类学校赞助费为５万元，准“重点”也得４万元。“公办民助”学校收费更高。
———“学校乱收费，你随时可以打电话举报”，这被认为是堵住乱收费“漏洞”的又一法宝。然而，实践中这个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很多家长苦恼的是学校不收这赞助费。名校总共就这么多座位，大家都想争，校方正可以来个“论质论价”。又有多少家长敢再冒风险去举报，去破坏这个潜规则呢？
打破了规则：择校热成了死结？
北京有色设计研究总院的程女士说，现在的“一费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由各级政府负责，学校不收学费，可收取适当的杂费，学校可代收课本费。这里面包含的内容还是太窄了点，对于像择校费之类的规范，似乎显得“苍白”无力。
择校热难道真的成了死结？据教育部门人士介绍，择校费产生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当时，不少中学出现了“借读费”这个新的收费项目，不过往往只有几百元。随后，这个价码开始跃进式的翻番，“借读费”也逐渐被“择校费”代替。
教育专家孙云晓认为，择校费最大的弊端在于它的不公平性。在现有教育制度下，分高者上学是人人能接受的规则。但是，择校费打破了这套规则，“分高者上”变成了“价高者上”，最终把重点校变成有钱人的“私立学校”。
择校费高昂：勒紧裤带掏大钱重庆市日前发文，为“择校费”制定了标准，不少人士称此举让“择校费”得以合法化。文件规定，市属市级重点中学或示范性高中每个学生每学期收取的费用不高于５０００元，区县属市级重点中学不高于４０００元，其他普通高中不高于１５００元。据了解，２００３年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８０９３元。
两组数字可以说明，对一些城市家庭来说，高昂的择校费，意味着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一年不吃不喝，收入刚好够给孩子掏择校费；而对农民家庭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负担问题，而是面临着借债上学还是辍学的选择。
来自江苏睢宁县梁集中学的校长刘兴国说，由于近几年正值入学高峰，每个教室里都挤了９０多个学生；一个２１平方米的宿舍，要住２４到２８个学生！学校的条件在当地还不是差的。他算了笔账：全校２８００多名学生，去年所交费用合计４７万元，预算内的公共教育拨款没到位，年底时学校透支了十多万元。
教育乱收费：能否止于一费制如果“一费制”实行后政府相应公用支出拨款仍不到位，学校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一些学校负责人对推行“一费制”也表示担忧。由于不同学校的师资力量悬殊很大，于是招生困难的学校“被迫”通过乱收费，来改善软硬件；师资力量强的学校则大规模扩招，有的还空出些许名额，让家长“愿者上钩”。
教育乱收费能不能止于“一费制”？北京十一学校一位王姓老师说，如果一个制度、一项法规仅仅是令学校“不敢乱收费”，而不能使学校“不必乱收费”的话，那也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学校乱收费：校长撤职甚罕见专家提出，政府通过“一费制”规范乱收费的初衷是好的，学生家长们也普遍欢迎“一费制”的实施，但忧心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来讲“学校乱收费，校长就撤职”，但同普遍存在的择校热而言，受处理的责任人还是太少了。
择校费的根源，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政府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建设的“示范性学校”“窗口学校”“重点学校”，集中了最好的师资力量、最先进的设备和最雄厚的资金，教育质量足可以傲视其它普通学校。这对于望子成龙的父母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校与校之间实力的巨大差距最终制造了择校费这个“怪胎”。教育专家说，要消灭这个“怪胎”，必须对症下药，治本之策就是走扩大优质资源，走均衡发展之路，使各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小。
教育事业永远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它是关系到社会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品。教育专家孙云晓说，教育的“产品”是人、人的素质，当百年树人的教育要靠金钱明码售价时，恐怕会使育人的本性发生逆转。
申论热点：不收学费只收杂费义务教育推行"一费制"
教育乱收费似乎成为一种顽症，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在2003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价格举报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仍居高不下。2003年5月，教育部会同国务院纠风办等部门建立了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各地在中小学缴费必须全面实行“一费制”。据悉，这一举措将于今年秋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据《北京娱乐信报》(记者郑超)报道：我国义务教育收费制度将进行重大改革，记者3月1日从教育部获悉，从今年秋季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将推行“一费制”的办法。据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有关“一费制”的收费标准还在研究当中。
据介绍，所有行政性收费一次性收取的“一费制”，往年只是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小学、初中实行，对规范学校收费管理和遏制教育乱收费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测算，自2003年推行以来，为贫困地区学生家庭减负17亿元。教育部决定，从今年秋季起，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一费制”办法。
教育部部长周济说，各地在实施这个办法时，关键是要把握以下四点：一是义务教育由各级政府负责，不收取学费，可收取适当的杂费，学校可以代收课本费。
二是收费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可以有所不同。各地要按照《价格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召开听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实行民主决策。
三是所有的行政性教育收费要一次性公布，一次性收取。各地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严格核定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标准，开学时向学生统一收取。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和“共建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也不得组织学生统一购买教辅材料，还要严厉禁止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搭车收费。此外，各地还要制定并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和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四是要将收费办法和标准公布于众，接受监督。
另据了解，教育部将要健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争取到2007年能够实现让这些学生得到“二免一补”?免书本费、免杂费，得到生活补助?，使孩子们不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申论热点：“民工荒”是否成为长期现象？
今年来，突然而至的“民工荒”打破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这四大原因造成了目前的“民工荒”，其中，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又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
如何来理解“民工荒”？一个需要注意的因素是，这一轮“民工荒”诞生于此次宏观调控时，是宏观经济波动引起了“民工荒”。一方面，投资的增长拉动了企业的用工需求，而劳动力的供给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另一方面，普遍的物价特别是粮食上涨抬高了民工的劳动成本，去年以来，中国的物价呈现恢复性上涨，CPI由过去的负增长转为目前的4%，粮食上涨得尤其厉害。物价的上涨无疑导致了民工生活费用的大幅上升，所以，尽管名义工资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加，但实际工资大大降低，以致相同的工资无法维持与过去一样的生活水平。这可以说是造成民工外流的直接诱因。
尽管搞清楚“民工荒”的原因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关心目前的“民工荒”会不会长期存在？因为如果长期存在的话，从现在起，我们就应着手调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否则，等到问题积累严重时，代价就大了。
在上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中，虽然专家们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从有关报道来看，不仅民工流入地出现了劳动力不足，而且在民工输出地比如江西、湖南等也出现了企业招不到人的现象，由此判断，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民工荒”，当然程度还是比较轻微的。笔者同意这个判断。原因除此外，还如前所述，民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乃至负增长并不仅仅表现在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它事实上是一个全国性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民工的工资更低。但这是不是说，“民工荒”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现象？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首先，从劳动力的供给来看，农民工工资长达10多年的微量增长从某种程度而言的确表明了中国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格局。
然而，若我们把眼光再看远一点，比如20至50年，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显然，一个变化会是，国家实施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带来的结果就是，青壮劳动力相比此前二十年将减少。
当然，劳动力的供给问题还要看需求的变化。大多数专家认为，以投资为主要拉动的总需求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将维持在一个较长时期。另外，由于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长期背离其价值，也就是说，在长期中工资粘性将被消除，实际工资可能调整到位，那么，目前由工资所引起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将会得到解决。只有一个因素可能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这就是，随着技术的改造和进步，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力的素质而非数量。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如果长期指的是未来10至20年，那么，可以肯定，全局性的“民工荒”不会持续出现；但如果时间更长，劳动力有可能从目前的“无限供给”走向“有限过剩”，并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均势，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
申论热点：中国很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又是第四个“全民国防纪念日”。9月18日的9点18分，全国将有上百个城市同时鸣响防空警报，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辽沈晚报》9月16日）
这当然是一项对全体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举措。
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再加上某些国人缺乏清醒的历史认识，为了讨些所谓的“口彩”，每年的9月18日，总是会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情景：在这天举行婚礼和开业的鞭炮经常在一些城市响成一片；去年首都某大学的食堂开业甚至还打出了“9·18，就要发”的宣传横幅；给中国人留下耻辱记忆的莫过于去年9月18日发生在珠海的日本人群体嫖娼事件。这些都说明，在对金钱利益的追逐过程中，某些国人头脑中缺少了国耻日的基本概念。
虽然许多媒体在报道9月18日举行的纪念活动时，都曾提到过“国耻日”的概念，但由于没有上升到一个法定的角度，在普及上难免会打上一个折扣。早在去年，就有许多民间人士在网上倡导设立“国耻日”，并征集网上签名，但由于缺少官方的公开支持和践行，“国耻日”的设立还一直是法律上的盲点。事实上，中国太需要一个法定的“国耻日”了。前段时间，有专家就中国抗战胜利日进行了讨论，认为不应该是8月15日，而是9月3日，并把抗战胜利日的确定提到一个很高的政治高度上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抗战胜利日的确立固然能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国耻日”的设立更能激起国民清醒的历史意识，从而使得国民正视历史，不忘国耻，增强国防安全意识。否则，一味的沉溺于自豪感之中，不仅会迷失掉自我，还会陷于夜郎自大的窘境。
把9月18日作为国耻日，并以法律的形势固定下来，同时还要对这天的纪念活动作出详细的规定，譬如，对为讨“就要发”口彩而举行庆典活动的商家或个人依法作出惩罚和问责，各个城市在这天举行类似鸣响警报之类的活动，等等，只有这样，国民的国耻意识才会真正的得到增强，知耻而后勇，我们这个民族才会更加奋勇前行。
国耻日的形成和确立涉及到一个民族的整体价值趋向和历史意识，理所当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当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即宣布12月7日是美国国耻日，从而掀开了美国的雪耻战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相对于美国，我们国耻日的设立却迟迟未定。
9月18日，大街上庆典鞭炮的响起，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勿望国耻！
申论热点：“廉政金”制度，利器还是花架子？
据《南京日报》9月14日报道：为探索建立机关工作人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和廉政勤政奖励基金，南京市工商局决定，对廉政勤政方面的先进典型，除在政治上给予荣誉外，其退休后可望一次拿到大约20万元的“奖励”。
廉政保证金，就是在公务员工资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外加政府补贴作为廉政保证金，若在其职业生涯任何时段中发现有经济犯罪行为，该保证金将被悉数充公，反之，待其退休时，则连本带利一次性奉还。
对“廉政金”制度的设计和推行，自始自终都有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赞同者认为，“廉政金”客观上增加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成本”，对反腐有积极的意义。而反对者众，认为廉政金制度，有下位法突破上位法的嫌疑。因为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专门的“奖励”一章里，对有突出贡献的公务员虽有给予奖励的规定，但却没有设置“廉政金”的条款。这就是说，“廉政金”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违法行为。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已明明规定：公正廉洁、克己奉公是公务员应尽职责之一，怎么一经“廉政金”的设计，“份内事”竟变成了需要金钱刺激的最高追求了？
尽管几千万公务员的工资已较改革前普遍提高了20倍以上，远高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尽管对“廉政金”制度反对的意见总是高于赞同的声音，但好像推行“廉政金”的提法和作法还是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在全国各个系统开展起来。02年底，北京市门头沟地税局试行《勤政廉政金暂行办法》；03年初，湖南省浏阳市更是在人事局、财政局、地税局、工商局等11个单位推行“廉政保证金”；03年底，深圳对公务员实行廉政金制度；如今南京市工商局又推行了廉政人员退休有望拿到20万元的奖励制度。那么，对于既缺少法律法规规定，又缺少赞同支持的“廉政金”制度，怎么还会这么受一些部门的热情推崇呢？
首先，有政绩可表。新华网8月18日消息，自从廉洁从警退休金制度出台后，江苏省公安民警发生违法乱纪案件数就同比下降了27.27%，其中贪污受贿、违反财经纪律等涉财案件数和涉案人数同比分别下降了56%和50%。如此明显的反腐效果，的确振奋人心，但这种“立竿见影”的消息让人有点难以相信。5月28日被判死刑的鞍山市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贪污受贿700多万，同时还上交所谓的“廉政金”100多万元，不知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另外，在盛吹“廉政金”为反腐利器的声势下，某些部门和个人正好借机打自己的如意算盘。看别人都实行了廉政金制度，有了变相福利和隐性收入，于是就按耐不住，你系统有腐败的现象，我部门虽然穷点，可也不能说就没有贪污受贿的事件，我怎么就不能推行？于是，在“反腐创新”的幌子下，为了能在政府财政上也分得一杯羹，很多系统和部门也都一轰而上，紧急启动“廉政金”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效果能有几何？
虽然说“廉政金”制度具有反腐的因素，但既然有悖于法律法规，并受到人们广泛的质疑和反对，就说明这种颇具“积薪养廉”意味的作法，并不是反腐的无价之宝。特别热衷于“廉政金”制度推行的，也并不一定是反腐的唯新派，倒可能是热心于某种巨大的利益诱惑的腐败分子们，这需要我们理性对待。
申论热点：国耻日更要拉响“记忆警报”
9月18日夜晚9时18分，全国上百个城市将首次鸣响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
今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在时隔73年后，我们才想起用这样的方式去纪念，确实是“迟到的纪念”。这使我想起今年前后持续了近两个月的诺曼底登陆纪念日。人们都说，欧洲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这样的文化底蕴是怎么来的？就是不间断的纪念活动。因为只有不断地纪念，人们才能不会让记忆磨灭，而文化的本质，就是历史的记忆。有多么深厚的记忆，就有多么深厚的文化。
而我们恰恰在某些方面善于遗忘。柏杨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中曾说，中国人的“记忆文化”，一直被“遗忘文化”冲击。依中国人的观念，过去我们常强调，“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这种表面看来既往不咎的“温柔敦厚”，乃是因为不敢面对过去的屈辱和苦难。但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何敢奢谈文化？如果“遗忘文化”总是强于“记忆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将会越来越浅薄。
这些年来，一些令人心痛的现实，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确实强大。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把二战中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不顾民族痛苦的记忆，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诸如此类的事件不断上演，似乎我们只有用“记忆文化”中的痛苦不断地折磨自己，才能让一些人身上的“遗忘文化”不至于强大起来。
真正的纪念活动，是对民族记忆的擦拭，是对历史进程的深沉回望。
今年，江西景德镇、山东临沂、湖北十堰、四川成都、新疆石河子等上百个城市都将鸣响警报，其中，天津、拉萨、昆明、杭州、郑州等多个城市将是首次在9月18日鸣响警报，浙江全省均鸣响防空警报，参与城市数量和规模以及隆重程度实属空前。在我看来，这样的纪念活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不仅唤起了我们对“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的重视，更是对我们淡漠的“记忆文化”的必要提醒。
对历史的纪念，不仅仅是要向今天的人们展示历史，更是为了在一种庄严的氛围中，表达我们对历史的敬意。那拉响的警报，就是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它犹如一条历史的绶带，在这一天披在了民众身上，给予了国民一次“圆润的文化教育”。
申论热点：郎顾案：谁代表着“主流”
国企改制风风雨雨近二十载，于今，国内多数地方的中小国企改制已基本结束，改制开始触及大型国企。“丑姑娘”先嫁，改制是从负债累累的国企开始的，目前则开始外嫁部分“靓女”。为什么？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是中央确定的大方针，而国企改制本身又属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制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的，首先是原所有者愿意卖，才有买主来买。交易之前，潜在的买主已处于主动位置。交易的价格名义上有三种：分别是卖方叫价、买方报价和实际市场成交价。由于卖者急于脱手，讨价还价时，买主处于有利地位。因而，实际成交价总是低出卖方叫价。
改制过程誰吃亏、谁得利不能就事论事。有人买走了存量国资赚了钱是事实，但同时买走了债务和风险也是事实。而且，买主要把存量资产激活，还得另投入一笔资金，其风险还要被继续放大。判断改制的得失一定要算大账，要看宏观层面上通过改制后，社会的总福利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只要不存偏见，答案应当是一致的。
从根本上说，改制是另一场“所有制革命”。本真地说，改制过程不管出现何种类型的国资流失，都是我们为彻底摒弃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得不支付的代价。至于改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一部分群体的阶段性利益受损，只能着眼于长远，在社会总福利增加后，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来予以补偿。
始于郎咸平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经济界和企业界就民营化进程所出现问题的价值再判断，争论一直在持续。郎咸平说：“假如我的意见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我不同意这种“悲哀说”，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不了“主流”。既然如此，与郎咸平意见相反或不同的周其仁、张维迎等一批经济学家的意见能不能成为“主流”呢。我觉得，同样不能完全代表“主流”。那么，究竟谁才代表这个专指的“主流”呢？我认为：第一，改制本身代表着“主流”。具体说来，改制是过去、现今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体改的主流形态；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确立的改制的大方针是“主流”，即首先立足于一个“改”字。第二，改制先行地区已经取得的宏观改制成果代表着“主流”。
就说浙江省，改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第三，改制拖不得、拖不起是“主流”。
作为公民和学者，郎咸平有质疑改制的权利，但绝不能因为国资有流失就断言改制须缓行，更要正视不改制造成的坐失。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郎咸平的观点，但我充分尊重他的表达自由。我想说的是，通过对民营化进程所出现问题的争论与反思，期待未来的改制能从技术层面多有改进。也就是说，争论归争论，改制不可停顿。
申论热点：贪官的忏悔有几分可信？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对不起……”这些年，我们听多了这样的话语。随着这一声声“对不起”，贪官们似乎也就成了当今中国最具“忏悔意识”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办案人员面前信誓旦旦，他们交代罪行之后涕泪涟涟，在监所里下跪磕头，在电视中现身说法……这一切，都在事实上对我们构成了一种强力的“忏悔轰炸”，不由得我们不看、不听，甚至于不由得我们不信、不悲、不怜！
然而日前记者在采访检察院时发现，多数贪官在庭审过程中经常对自己的悔过进行翻供。成克杰和麦崇楷的表现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这些贪官前后表现为何不一？在言词恳切的“谢罪”后为何还要翻供呢？
要弄清这一点，必须对贪官的忏悔作一番具体的分析。一般情况下，贪官的忏悔都是在侦查初期作出的，特别是在双规期间所作。这时候的忏悔一般来说都比较抽象，如作“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悔过，也交待一些问题，但大多情况下是说小不说大，无关痛痒，如少量收受钱财，生活作风不检点等等。这时候被采取措施的贪官，不知道自己多少犯罪事实被掌握，还抱有侥幸心理，因此向组织作个较好的表态希望得到从轻处理。因为纪委处分相对司法追究而言要轻得多。但随着案情的发展，尤其是被移送到司法机关以后，他们深感自已罪责难逃，于是态度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换了说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命或减轻处罚。
这些昔日风光十足的赃官，并非偶然失足，他们长时间犯罪，有的长达几年都不知收敛，而一旦东窗事发，是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立地成佛，马上提高觉悟的。就说成克杰吧，如果他真能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考虑，他怎么会和他的情妇几年时间受贿4000多万元，他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认识到这种程度？成克杰的表现说明，一些贪官的所谓悔罪无非是在面临受惩处的特定情况下，为自己利益努力的手段。如果司法人员因轻信他们而真对他们从轻处罚，必然会失去法律的严肃性。
事实说明，贪官们的忏悔，大多和成克杰一样，其实是忏而不悔，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忏悔、忏悔秀和工具性忏悔。他们妄图借此来制造假象、混淆视听、开脱罪责，最终达到减轻或逃避惩罚的目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清醒，切莫被他们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上了他们的当！
申论热点：农村救助任重道远截至2004年4月，北京市农村共有37156户、69987人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目前我国农村还有2900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切实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仍是一项十分艰巨和紧迫的任务。
尽快完善救助制度对特困户进行生活救助，一直是农村救助工作的重点。
按照2003年3月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要求的“政府救济、社会互助，子女赡养，稳定土地政策”的原则，民政部要求尽快建立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对农村中重病、重残和缺乏劳动能力的特困群众定期定量发放生活救济。江西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特困户救助制度，目前绝大部分省（区、市）也陆续发放了“特困户救助卡”。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福建、江苏、天津、辽宁9省市以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主，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共有需要救助的特困人口1971．9万人，其中已发放低保证的437．7万人，已发放特困证的798．9万人，两项合计1257．1万人，占特困人口总数的64％。2003年全国共支出特困户救助和农村低保资金30．86亿元，其中中西部23个省（区、市）共发放18．3亿元，东部8省（区、市）共发放12．56亿元。
实施农村医疗救助也成为农村救助工作的重要内容。2003年，民政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财政部与民政部联合出台了《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中央财政投入3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实施农村医疗救助。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相继出台了实施办法，943个县（市）全面实施了医疗救助，救助困难群众491．6万人。
突破救助工作的“瓶颈”
救助资金筹措难一直是制约农村社会救助水平的“瓶颈”，在贫困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近两年来，重庆市丰都县积极探索建立多渠道筹措救助资金机制，突破资金短缺、财政压力这一“瓶颈”的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该县在地方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社会救助所需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强化救助资金在财政预算中的刚性机制，确保了救助政策的落实。县财政每年投入10万元用于农村特困户救助；乡（镇）财政按每年每人20元筹措；积极组织开展社会捐赠，募集社会救助资金。该县每年都组织不少于两次的大规模经常性捐助活动，两年共接受捐助款70多万元。
面临新的挑战近几年来，随着低保、特困户救助和灾民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城乡困难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是，农村救助工作也存在“老问题仍未解决，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窘境。
例如，多年来，陕西省各级民政部门在农村贫困户救济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但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由于全省各级财政困难，在农村贫困户救助方面投入的资金量少。二是救助面窄，标准低。三是操作不够规范。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工作在新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农村救助趋于复杂化，需要制定与之相协调的救助保障措施和政策。
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必将为开展社会救助工作提供新的资源和动力。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投入的重点领域。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今后将逐步增加，这就为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申论热点：“恶人治村”的深层原因
“恶人治村”的现象，在目前是十分盛行的，其中的原因，当然少不了基层腐败，所谓恶人能保证“政令畅通”，能保证“基层稳定”，能保证“利益共享”，使得那些“土皇帝”为所欲为，用老百姓的血泪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使得农民上访成为泡影，营造一方虚假的安宁，使得权钱交易、权权交易、钱钱交易轻松得逞……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民群众知识严重缺乏，素质不高，民主程度有限，法律普及不到位等。
在农业税改革之前，农民上访闹事者屡见不鲜，其中也有很多村庄进行了改革，推翻了原来的人马，重组村委会。但是在此过程中，严重暴露了农民的狭隘性。在有些农村，家族意识还是极为严重的，其势力和权利的分配是相互勾联的，小家小姓是难以获得支持的，而大家大姓却往往由一些泼皮无赖领头，用拳头而不是用头脑来称霸，谁敢不服，群欧或者单挑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依然是搞投票，搞民主，其实并不是真民主。对于这种情况，乡镇一般不会干涉的，一方面十分棘手，弄不好同样被打个头破血流，另一方面他们正好需要利用这些恶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除了拳头以外，农民对于选票缺乏认真的态度和正确的认识。这种现象与一直以来农民知识水平有限，民主程度底，不会选，或者由于基层政府的原因选了白选等造成的。他们对于选票，一般信手而就，或者是让怎么选就怎么选，或者是谁对他们有点小恩小惠就选谁，其中本家或则本族往往成为选择对象，意思极为狭隘，恰恰可以被利用。
当然，也有民主力度稍好的，正式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但是由于法律意思薄弱，经不起恶人的纠缠和打击，而且这样的村委会也往往因为站在农民一方与乡镇政府对立，而得不到必要的支持，最终下台，被取而代之。而农民之间，往往是自保其身，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畏官畏盗，胆小怕事，这也给恶人以可乘之机。
就这样，“恶人治村”上面有保障，如暖阳煦风，下面有土壤，根深蒂固，怎会不枝繁叶茂，大兴其道呢？恰好是目前贫富分化严重，而且穷人连上学也快上不起了，如此一来，就没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么一说了，那些作威作福者就永远当老爷，那些贫穷的人就甘心地做牛做马吧。“恶人治村”也就更有前途了！
申论热点:莫要“亡羊”才“补牢”
今日，湖北阳新“六·一六”矿难事故的抢救工作进入第三天。就在当地民众废寝忘食、加快排水进度、期盼井下十一人生还奇迹发生的同时，酿成这起矿难悲剧发生的部分原因也令人深省。
湖北阳新鹏凌矿区于一九九五年开始开采，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其间曾多次被政府部门关停。其中，一九九八年底发生过一次透水事故，三名矿工遇难。二00一年该矿完成股份制重组，民营企业武汉鹏凌集团公司入主。经过大规模投资、整治后，去年一季度开始试生产，年产铜矿一千余吨，其安全生产级别仅为C等(A等最安全)，属于边生产、边整顿之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鹏凌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措施不可谓不“完善”。高耸的井架上“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八个大字昭然醒目，矿区主井口“安全生产设备主管责任人”的塑料牌格外显眼，矿区安全生产的标语、管理科室等一应俱全。
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六·一六”矿难发生后，鹏凌矿业有限公司多名矿工向记者证实，本次发生透水事故的井下负一九三作业点以前就存在透水隐患，矿工们曾多次要求整改，可一直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为此，矿工们已很久没敢到该平台作业，每次下井也都胆颤心惊。同时，该矿道也不符合安全标准，矿工下井“不得不借助经验”，即便是上月发生吊锚砸伤工人事件，也没有引起重视。
本次事故除造成十一名矿工被困井下、对其家庭造成巨大伤害外，该企业也损失惨重。抢救工作仅仅进行了三天，该企业投入的解困资金就逾百万元人民币，随着救险工作的持续、正常生产的停滞、生产设备的破坏及善后事宜的展开，这家正式采矿才一年时间、净资产总额三千六百多万元的民营企业损失也将与日俱增，恢复生产遥遥无期。本来当初只需投入几十万元就可解决的矿道安全问题，却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
其实，湖北阳新矿难事故的酿成因素及其处理手法在中国也并非是个案，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强调安全生产，一些企业主为追求最大经济利益，心存侥幸，落实安全工作只是停留于表面，一旦灾难发生则得不偿失，最后还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地下的矿产资源是人类的宝藏，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物质保证，矿工作为宝藏的开采者理应得到安全工作环境。广大矿主及企业领导也应时刻心系矿工安危，将安全生产落到实处，切莫“亡羊”才“补牢”。
申论热点：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好些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大家或许记忆犹新：那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吸毒者李桂芳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被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事件。
李桂芳因在一家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而被押送派出所，后被确认为吸毒人员而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其间，李桂芳多次向派出所及戒毒所提出自己三岁的女儿被独自锁在家中，竟无人理睬。十七天后，小思怡尸体发出的腐臭味才让人们发现了这个三岁小生灵的惨死。
学者康晓光先生前往事发地调查此事，并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对调查过程的感受。他写道：
在我去事发地调查时，为了提高效率，我找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希望他能够帮助我联系有关机构。这位朋友告诉我，李思怡事件影响很大、很恶劣，不用请示他就知道，领导不会同意他帮助我。他还说，如果他今天帮助了我，明天他百分之百就要“下课”。于是，我只好提出“最低要求”，请他给我带个路。他说那也不行。他不想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
康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权威主义的政府应该更好些。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没有保护李思怡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各级官员不能尽职尽责地把这些法律和制度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权威主义政府更好些。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固然不错，但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似乎还应该得出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结论，那就是“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好些”。康先生的那位朋友十分清楚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却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哪怕一丁点儿的代价，类似的问题还不光出在官员身上，也相当普遍地体现在我们的国民身上。
比如，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人被小偷偷了，当小偷被抓的时候，被偷者居然不敢当着小偷的面承认自己被偷；或者抓住小偷的公安人员需要被偷者到派出所作一个证明，得到的也往往是拒绝的答复。在一辆长途汽车里，若发生暴徒抢劫、强*之类的事情，车中其他乘客默不作声是常见的情形。倒不是说所有乘客都没有同情心，而是没有反抗强暴的胆量。还有这样的事情：当公共汽车里有人丢了东西，行窃者已被发现就在车里，司机要将车子开到附近派出所以便公安抓捕，车里的多数乘客会因为耽误他们一点时间而群起反对。
前不久，笔者在由浙江义乌赴宁波的长途汽车里也亲身感受了一个类似的事件：随车的受雇服务人员违章在车里抽烟，烟灰被风刮到我的身上，将衬衣和裤子烧破了几个洞。下车时，我要求对方赔偿，岂料对方身上一文不名，我遂要求该车司机赔偿，因为那位服务人员是受雇于他的，我在车里受到的损失，他也负有责任。但司机以不是他肇的事为由拒绝赔偿，双方遂起争议。这时，车里的乘客站出来，完全不顾事情的是非，纷纷指责我耽误了他们的时间。我想，这时我如果以流氓暴徒的姿态出现，他们谁也不敢吭一声。但当他们发现你是讲理的常人时，就对你毫不客气了。这类不胜枚举的事例说明，“欺软怕硬”和“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并不是官员阶层特有的问题，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国民性问题。
以笔者的理解，所谓国民性，就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或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精神、心理、性格、品行等方面的若干共同特性。在国民性上，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点，如勤劳、智慧、平和、灵敏、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等；但无庸讳言，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也有许多突出的毛病，胆小怕事、见义不为就是其中之一。有的人，有怜悯之心，无为义之勇，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的人，遇事肯吃亏，以吃亏求息事；遇人好退让，以退让求宁人，以息事宁人为最高准则。有的人，在光天化日下需要见义勇为时，胆小如鼠，像缩头乌龟；而在阴暗的角落里捣鬼整人时，招数很多，如谋略大师。
笔者以为，这种劣根性有两个基本来源：
一个来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着这块地，而不是到处游动迁移。“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古代几千年间中国人生活的典型图景。守土者必然是爱好和平的，一切军事因素必然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就连中国武术的主旨也不是进攻而在防身。在这种情况下，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就成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善良平和、安分守己就成了中国人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这本来是一种优点，但优点的背面是缺点，安土重迁、安分守己必然消极保守、不思进取、不敢冒险，进而形成厌恶征战、重文轻武的风气，以致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都是诉说征战之苦，而非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杜甫的《兵车行》是这样写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哪里有一点雄壮出征的气势，分明是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的告别。岑参的一首七律则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首诗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尚文而不尚武的结果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百姓见义而不敢为。
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太微不足道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极端蛮横与极其无助的强烈对比，孕育了弱势的芸芸众生以求生自保为主旨的“阴性”哲学，诸如：“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且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哲学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警告人们不要做强者，不要冒头，而要卑微地生存。在这种生存哲学熏陶下的民族，必然在性格中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劣根：轻则胆小怕事，软弱可欺，甘于压迫，逆来顺受；重则奴颜婢膝，奴性十足，内有媚骨，外显媚态。
那么，我们的同胞中有没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呢？当然有，只可惜这类人物大多出现在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不得而知。我们的同胞中有没有横刀立马、顶天立地、胆略超群、力挽狂澜的志士仁人呢？当然也有，比如荆柯、张巡、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等。只可惜，这样的人为数太少，在我们的芸芸众生中属于稀有珍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种明哲保身、见义不为的民族性格的直接后果是，强权与暴力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上肆无忌惮、横行无阻。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不与外患相始终——陷没半壁、苟安一隅者有之；割地赔款、屈辱求和者有之；腼颜事敌、认贼作父者亦有之。五百年前的大明王朝是何等的强盛，但数百人乃至几十人的小股倭寇就可以在我们的沿海地带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甚至长驱北上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南明将领陈子龙痛心疾首地说：“今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百倍于虏也。然而有一人每饭不忘虏而忧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齿而欲食之肉者耶？受其凭凌而不知为耻，供其杀戮而不以为恨，则虏何惮而不来也？”确如陈将军所言，日本这个“虏”就不惮而来，升堂入室，吞没了我们半壁江山。侵华战争期间，常常是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控制一个县城好几年，没有多少人起来反抗。至于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名中国俘虏，也是常有的事，大家都乖乖的，谁也不反抗，及至鬼子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俘虏兵们方感不妙，但悔之晚矣。
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虽有好转，却未见根本改观。一个小小的韩国女老板一声令下，我们一大片中国员工就跪下了，不跪的居然只有一个人。在日本，有人视中国人为三等、四等国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或中国猪，甚至脚踢中国孕妇，导致其流产街头；在俄罗斯，中国人屡屡被抢被杀，中国公司常常被洗劫一空；在法国，巴黎街头被歹徒抢劫最多的是中国人；在南非和南斯拉夫，中国人被打被杀被勒索成了常事；在印尼，华人和华裔更成了遭受排斥和烧杀抢掠的对象；在自己的领海或公海捕鱼的中国渔民，常常被国外军警逮捕或惨遭枪杀；中国南海海域的石油资源正在被外国公司疯狂采挖，严重缺油的我们却不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奋起斗争。甚至还屡屡发生外国人跑到中国来殴打中国公民、猥亵中国妇女、勒令中国人下跪、钻胯裆等等怪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巴黎的歹徒被问及何以专抢中国人时，其回答是：中国人常把现金带在身上，中国人被抢后一般来说，既不反抗也不报案。这些歹徒们或许连中国的首都在哪儿都不清楚，但他们却知道中国人的弱点，并且尝到了欺负中国人的甜头。人家之所以老是欺负你，是因为欺负你总是沾便宜，杀了白杀，烧了白烧，打了白打，抢了白抢。
一个人总要有点阳刚之气，一个民族更要有点阳刚之气。在强权与暴力面前，不能总是像缩头乌龟一样没有出息。近代中国陷于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悲惨境地，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人性格的衰弱当为其中之一因。
“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对于化解矛盾，息事宁人，塑造平和宽容的民族性格，乃至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是有益的；但是倘若我们对这一哲学的信奉过了头，就失去了平衡。阴阳平衡是事物的规律，只和而无争，断难维持长久。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一个个横空出世的强大王朝，总是以一群英雄豪杰的强悍姿态开其端，而画上句号的，往往是一些弱不禁风的阴柔天子。秦朝的一统天下，汉朝的勇猛出击，唐朝的鼎盛气象，明朝的光复汉治，清初的开拓疆土，无一不是积极进取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伟大光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横刀立马的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的自卫反击战争，试想中国哪里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西方人信奉实力，在近代以来西方人主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没有力量的民族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会招致侵略和欺凌。弱肉强食是动物的基本生存法则。不管人们用怎样美妙的词藻描绘人类的文明历史，实际上弱肉强食也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之一，侵略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最高形态，这就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血腥的法则，但我们却不得不去正视它、适应它。
环视全球列强，无论美国、俄国、德国、日本，无一不是强悍尚武之国。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都说明，成就一件事情乃至振兴一个国家，仅有智慧是不够的。*着智慧可以制定方案，而实现方案需要行动，行动无一例外地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没有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坚强意志，再好的方案也实现不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成才一样，既取决与智商，更有赖于情商。国家亦然。国家的情商是什么？是国家意志是否坚强，民族性格是否骁勇。在这方面，日本的强大乃至韩国的振兴，都足以为我国之镜鉴。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我们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改造和完善我们的国民性，就是一个必须正视、必须进行的重大任务。道理很简单，一个缺陷太多、软弱可欺的民族，不可能强大起来。这是一个老话题，鲁迅先生和梁启超先生早就提出来过，但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个历史性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改造国民性的第一步是弄清我们的国民性中究竟有哪些弊病，然后才谈得上改造。笔者以为，除了怯懦怕事、明哲保身、畏惧强权、逆来顺受的毛病之外，我们的民族身上还有一些明显的劣根性，比如：媚外、瞧不起自己人、不讲原则、不守规矩、重情轻理、重情轻法、重私德轻公德、好拉关系走后门、责任意识淡薄、唯官唯上、愚昧迷信、只说不练、言不由衷、不团结好内讧、不认真不细致、不讲卫生、不爱科学、不尚武、势力眼、好面子、好吃动物、无虔诚之心、好占小便宜、好起哄随大流，等等。笔者所言是否如实，读者可以思考。实际上，有些毛病别的民族也有，但往往没有我们这样突出。
如果有读者质问：“你为什么好说同胞的缺点？”笔者在此可以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作答：
有忧国者，有爱国者。爱国者语忧国者曰：汝曷为好言国民之所短？曰：吾惟忧之之故。忧国者语爱国者曰：汝曷为好言国民之所长？曰：吾惟爱之之故。忧国之言，使人作激愤之气，爱国之言，使人厉进取之心，此其所长也；忧国之言，使人堕颓放之志，爱国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用之不得其当，虽善言亦足以误天下。为报馆主笔者，于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之，谁欤踊者？吾歌之矣，谁欤和者？
笔者断不敢与梁先生相比，却有着与梁先生一样的心境。但愿笔者所言能“使人作激愤之气”，“厉进取之心”，而不致使人“堕颓放之志”。实际上，五千多年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劫不衰、生生不息的民族，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唯其如此，我们有信心把自己的缺点摆出来，加以剖析、批判和改造，从而使我们的国民性变得更好。
让我们大家都来投身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都为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作出贡献。所谓改造国民性，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就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说白一点，就是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使我们的民族强健起来、文明起来、完善起来，使我们的国民以更加健康清新的面貌再现于世。这个任务极其艰难繁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少数人所能承担；但只要每一位国民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做起，点点滴滴，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有所成。如此，则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否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申论热点：公务员的最高奖赏是人民满意我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他们占据着权力中心，是人民向往公正向往正义的裁判。在进行的累次评比中，公务员可以享受到比平常人多得多的奖赏。但什么是公务员的最高奖赏呢？从实践中看，公务员的最高奖赏不在你获得了多少荣誉不在你得到了多少物质奖赏，而在于你服务区内的人民是否满意。“意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乐民”。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就是要爱人民，让人民高兴。你们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对政府和公务员来说，最高的评价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满意就是最高的奖赏。
爱人民，让人民高兴。说起来简简单单，做起来，可是太难太难。无论是你在机关处理公务，还是到民间调查研究，爱人民之心一览无余。因为你处理的都是事关大伙的事情，为一个地方的兴衰而努力奋斗努力创造。可以说是把心交给了人民。可是，有些公务员就觉得自己是无党纪国法观念的老爷，是人民的管家，权为已有，利为已谋，其实这种损人不利已行为总会受到惩罚，最终为人民唾弃。君不见，哪些翻船落马的少数人吗，已成为人民罪人的时候，鳄鱼的眼泪出来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怀爱民之心，做爱民之事，行爱民之举，是每一个公务员最起码的良心道德底线。从根本上说，走进公务员队伍就是走上了一条以人民利益为工作对象的人生之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应该是心中永不憾动的准星。穿上公务员服装，你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就成了公务行为，就成为人民视野之中的社会正义的标准行为。难怪有人认为公务员难做。做好了是你应该做的，做不好，你要负法律责任。正如一个人做错了事，要为自己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埋单一样，公务员做错了事，就是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你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应该受到最低的惩罚吗？由于干什么事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职业惰性，公务员也是这样，在百姓个人眼中的是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可能是小事一桩；有的人心急火燎地去政府机关办事，而有些公务员却因为自己临时有私事而让办事者先等一阵子；有的该及时办理的公务却延宕下来；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深恶痛绝的事，应该时时检讨加以拒绝的行为。
人民满意是普通民众最低的要求。人民是最宽容的，他们的要求很低，只是满意。他们只要求在办事时人格等到尊重，所希望的事情有一个合理合法的答复，能办的给办一下，不能办的也没有人去苛求。记住，他们仅只是满意。人都有贪心，但是普通民众从不敢奢望自己的贪心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取得实际的好处。可是公务员不一样，内心深处有了贪心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的时候，人民可能不知道，但一但你的贪心被事实证明的时候，人民就对你不满意了。一但你对某件事不作为的时候，你的行为就受到了具体当事人的不满意。如果这件事情牵涉面大，就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这时候，你手中的权力就是不稳定的，是受到质疑的。而这种质疑积累到一定程度，你的公务员生涯就行将就木了。人民对政府的满意是对每一个具体公务员的公务行为满意的累加，如果不从小事积累每个人的满意，那么就不会有大的满意。这是一个以量的积累确保不变质的过程。
人民的满意是公众利益的合法实现，不是某些人的满意。有时候，有些公务员借口人民满意办一些损害大多数人的事情，他们的口号也是人们满意。其实这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公务员有辨别真假的能力。有的事情一时人民不满意，不等于人民不需要，而有的事情人民一时满意也不等于人民不后悔。这就需要公务员在具体的行为上要看得远看得准。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党员的素质，提高公务员的素质。这是不能小看的事情。
申论热点：“全部满意”为何让人不满意
８月２６日《南方都市报》报道：８月２５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自深圳建市以来第一次对副市长进行述职评议，３２位委员投票的结果是：１９张满意票，１３张基本满意票。卓钦锐作为首个接受评议的副市长在获知这一结果后高兴之情溢于言表，称‘很意外’。”
笔者注意到，对于这个“全部满意”，大多数网民流露的却是不满意。因为无论是从统计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工作获得全部满意票，往往不是常态。何况，卓钦锐作为深圳副市长，由其直接负责的河流污染治理、违法建筑的查处、“城中村”改造工作并不出色，“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人们“甚至把河流污染治理未令人满意、违法建筑的查处不力和‘城中村’改造工作滞后称之为深圳的‘三大顽疾’”。深圳“三大顽疾”的形成，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卓钦锐工作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当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卓钦锐竟然获得３２名常委的一致满意，这能让人信服吗？难怪对于这一结果，就连卓钦锐自己，都深感“很意外”。
以前，我们陶醉于“全部满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这种心态仍有市场，危害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实，这种“全部满意”在很大程度上未必是内心评价的真实表达，很可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虚假的成分，尽管这种“虚假的成分”有时受控于善良的愿望。如果我们扯下“全部满意”的华丽外衣，在其角落里我们会看到可怜的盲从、扭曲的价值观、流失的社会责任感……
评价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部门，好，就要说好；孬，就要说孬。这是实事求是原则对我们最起码的要求。遗憾的是，在不少地方，尽管工作糟糕得可以，但当地对自身工作的评价，却是红旗飘飘，不是“全部满意”，就是“一致通过”。如果谁说“不”字，那简直无异于宣布自己是个自绝于“当地”的另类。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敢于表达真实意愿，为自己负责、为别人负责、为社会负责，自己的手只受自己支配，或高高举起，或稳稳放下，都很难很难，既需要勇气，也需要胆识。我们期待着！（作者：龚大中）
申论热点：还有多少公款“考察团”在行动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刚刚闭幕的雅典奥运会期间，有数批中国“奥运考察团”前去雅典考察。某市前后竟去了4批考察团，考察团的费用令人吃惊：一个为期只有4天的团，每人费用竟高达17万元人民币。
平均每人每天花费4万多元人民币，真不知这些“考察”官员吃的什么“洋餐”，住的什么“洋楼”，购的什么“洋货”。
报道还提到，在雅典“考察”数日后，一些所谓的考察团还"顺便"到欧洲其他城市转了一圈。明眼人一看，这其实是借考察奥运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
我们不难预料，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还会有无数批所谓“奥运考察团”要去国外考察。
当然，为借鉴他国成功举办奥运的经验，一些与举办奥运有关的部门和城市组团出去考察，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约束，不受监督，大规模地蜂拥而出，尤其是那些与举办奥运无关的城市和部门也跟着凑热闹，就会让人感觉变了味。
这些官员明明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国外大肆消费，只不过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学习考察，实质就是公款旅游。公款旅游虽然是少数人所为，却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是百姓十分痛恨的腐败现象之一。中央早在2002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就规定：“用公款旅游或者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尽管《条例》规定得很详细，但一些单位从一把手到部门领导都是公款旅游的受益者，又有谁会去自己揭发自己呢？而公众对于官员的出国（境）又少有知晓，根本无从监督。
禁止公款旅游，不能只靠条例，还得靠相关部门的督促检查和公众的监督。而这一切又有赖于公款出国（境）这一行为是否公开、透明。
几年前，河北省廊坊市为防止变相公款旅游，规定县（处）级、乡（科）级领导干部出国（境），都要经过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拟办理出国（境）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出国（境）的有关情况，公示时间为3天，公示地点在拟办理出国（境）人员的单位。从实施情况来看，该项规定能使领导干部出国（境）审查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有利于公众对领导干部的公务行为进行监督。
因此，治理公款旅游，可以考虑将出国（境）考察的单位及其人员组成、考察国（地区）、考察内容、经费预算以及考察期限等内容，也像河北廊坊那样，在适当的范围内予以公示，由公众来监督。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走出去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外出学习考察是不是很有必要？公款是不是花在不该花的地方了？外出学习考察，到底学到了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全国各种名目繁多的公款旅游究竟有多少，还有多少“考察团”在行动，纪检部门是该好好查一查了，应该给广大纳税人一个交待！
申论热点：问一问群众方便不方便据报道，某市有关部门坚持保留暂住证的理由之一是“便于管理”。换句话说，也就是取消了暂住证，有关部门在管理时就不方便了。那么有没有问一句：群众方便不方便？
笔者以为，不仅是该市的有关部门要问一问，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应该问一问。当你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政府机关这样规定，群众方便不方便？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机关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一问群众方便不方便，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对于政府的工作，小平同志曾说过一些标准，那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又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一贯之地阐明了我们党的宗旨。我们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都不应该把这些话只挂在嘴边上、写在文件里，而不把它贯彻在行动中。
具体到暂住证问题，我想暂住证给流动人口带来的是方便还是不方便，恐怕不必再讨论。9月9日《新京报》发表的“暂住证，流动人口心中的痛”，至少代表了一部分流动人员的感受，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相关政府部门把“便于管理”作为保留暂住证的理由，实在是把自己摆错了位置，“政府本位”的思维在作怪。
笔者以为，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彻底抛弃“政府本位”的思维定势，切实践行“以人为本”，真正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宗旨，把群众方便不方便、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重新认识暂住证问题。
申论热点：官员“无奈”实乃“无为”
被誉为“浙江第一镇”杨汛桥镇的“增长至上”遭遇调控之痛，面临“非常困难”。尽管镇党委政府痛下决心，及时调整思路，彻底告别融资之后片面扩张的方式，但仍然引发了干部群众的深层思考。他们认为“增长至上”的根源是“受考核的影响，地方政府成了这一轮投资热的主要拉动力量”。
思考中冒出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很无奈。为何无奈？据悉是“县里要对我们进行考核。今年财政收入要达到多少，工业产值要达到多少，都是硬任务，不能不完成”。“县政府同样无奈，因为上级政府也要对他们考核”。（见新华网2004年9月8日电）显然，“无奈”乃产生于考核。那么，“无奈”值得同情吗？
“无奈之举”不是求实之举。杨汛桥镇某些官员的无奈是迫于上头的压力。这个压力表面上看是在抓经济，但由于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造成了难以平复的巨痛。这种压力的背后折射的是令人厌恶的“政绩观”：只看增数字，不看综合效应；只看外部拉动，不看可持续发展。“无奈”彰显的是对片面政绩观的默认与追求，用句通俗解释就是委曲求全。
但是，官员的“无奈”难以被群众理解。“无奈”之所以不能被群众同情，还由于“无奈”本身也是一种“无为”。何谓“无为”？就是无所作为。面对层层下达的形式主义考核任务，基层官员以无奈应之，以“斧头打凿凿入肉”推广之、贯彻之，做了无奈的俘虏。诚然，在某些形式主义盛行的地方，面对上级不符合实际的所谓考核，作为下级，抵制是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一事无成。因为形式主义的考核，考出的不是推动经济进步及人民利益的硕果，而是为某些官员普升加爵的政绩光环。因此，只要立党为公意志坚定，方法得当，同样可以避免犯错误。可以说，对形式主义考核的“无奈”也折射出某些官员的“无为”。
官员必须有为。这是执政为民的体现，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必需。有为者，也就是秉公执法，联系群众求实创新者。只有有为，才能有位。这应该是新时期为官的准则。对形式主义表现出“无奈”，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某些人思想上仍然没有摆脱“唯上”观念，没有真正装上求真务实的观念。杨汛桥镇某些官员的“无奈”给各地人们上了一课：警惕无为思想侵蚀。
申论热点：女公务员着装规范不是小问题之所以要谈谈女公务员着装规范这个小问题，是因为浙江省一些部门开始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
据《东方早报》9月1日报道，吊带衫、露背装、紧身裤这类性感的衣服，浙江档案系统的女公务员在上班时不允许再穿了——近日，该省档案局颁布全系统《女公务员办公礼仪规范》，在着装、语言、交往、行为4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了要求。据悉，制订专门针对女公务员的礼仪规范，在全国还是首次。
规范把“服饰美”摆在第一条，要求女公务员的“办公服装应合乎身份，庄重得体、朴素大方，忌过于前卫招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身修养与素质”。同时规定，在工作中及正式场合，着装不应过于单薄紧身，内衣不应外露，佩带的饰物以少为好。
这次浙江又开了全国先河，而且是关于女公务员着装规范问题，这个头开得好！因为在办公室工作里的着装，虽然是个小问题！却确实有必要重视并规范一下了。曾几何时，办公室里的着装问题，主要是针对男性的。一些男同志穿着过于随意，对机关部门的形象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于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定诸如不能穿拖鞋、背心、西装短裤进办公室等等便提了出来。几年下来，这些现象便渐渐在机关中消失了。但随之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让人们感觉到这个社会变化之快，那便是女公务员的着装问题。现在到机关大院里看看，一些女性的时髦前卫，绝对不亚于大街上的流行色，着实让人大跌眼镜：衣裳是越来越短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裤子或裙子也长不到哪儿去，还有踢踏踢踏响彻走廊的拖鞋声。呵呵！以往男性有过的缺点，现在又以另一种类似的形式在女性身上表现出来了！
办公场所不是随便逛逛的超市，也不是休闲的娱乐场所，女性公务员的着装不能过于随意化、个性化。虽然这仅仅是解决外表方面的小问题，但必须从解决这些小问题着手。“小处不可随便”，女公务员的整齐、稳重、大方，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对女公务员的第一印象，大多是从服饰开始的。从解决着装问题着手，进而解决在女性公务员中存在的其他各方面问题，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另据报道，浙江省档案局的《规范》还在语言、交往、行为方面对女公务员提出要求，如“工作或日常交谈中应自觉使用文雅词，回避不雅之词，更不能讲黑话、黄话、怪话”；接待来宾、听电话、要求他人帮助时应使用“请”、“谢谢”等专用语；与外界人士交往时不忘维护政府形象与个人形象，注意举止等。
办公室的女性，跟上时代的步伐是应该的，但不能过于时髦。对女性公务员的着装进行规范，确实有必要。
申论热点：法官为何月收8000？公务员收入悬殊大同级别的公务员，在“肥差”部门月收入竟然是“瘦差”部门三五倍。据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北京市启动了“阳光工资”改革，力求解决部门收入“两极分化”问题，法院，税务、工商等传统“强势”部门皆感到“秋凉”。如北京朝阳区法院的一名普通审判员，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经过这次改革，收入“降了一半多”。对此，一些法官表示很“气愤”：法院工作特别繁重，如果一味按照行政级别定收入标准，那还不如找个清闲的机关过舒服日子。
一位普通法官，月收入何以拿到8000多元？据报道，法官除了国家规定的工资，每办一个案子都有加班费，还有月奖、季度奖、年中奖和年终奖。更重要的是，法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诉讼费，诉讼标的越高，诉讼费就越多。由此可见，法院处理的案子越多，法官的收入也越高。
表面看，诉讼费收人多寡和法官收入挂起钩来，体现了多劳多得。人们不禁要问，有收费许可的“肥水衙门”，可以为部门多劳人员发补贴，发奖金，那么，没有收费许可的清水衙门，拿什么体现多劳多酬？还有，趋利乃人之本性，让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个别法官会不会置诉讼费于法律之上？前两天就有媒体报道，某法院为不断获取诉讼费，按照建行意图接连搞了52起假判决、假调解、假执行。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教授也认为，法官收入与诉讼费挂钩，违背了司法宗旨。
更为关键的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多劳多得观念，很容易混淆人们对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正确辨识。我们认真看一下，法官所获得的额外收入，与劳动关系大还是与权力关联大？事实上，目前公务员收入的差异，与公务员本人劳动量没有太大关系，决定因素是部门权力的深度和广度。
可见，对于月收入达8000多元的法官，不“削峰”怎能行？不可否认，不同岗位的工作繁重程度和压力是不同的，如果只是“一刀切”地处理公务员的收入问题，就很容易走回平均主义的老路。要解决这种差异，可以考虑通过岗位工资等形式解决，区分出不同级别的岗位，区分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岗位，划分档次，按级按岗确定收入水平，但中间差距幅度不宜过大，并要公开，绝对不能与部门创收挂钩。
消除公务员收入的严重差别，已不单纯是一个收入问题，更是事关党风政风的政治问题。当然，部门收入差别的缩小，不可能一蹴而就。北京市正在进行的“削峰填谷”式探索，是一个好开端。
申论热点：“审计风暴”之后的中国决心
6月23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提交了一份堪称令人触目惊心的
“审计清单”。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就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做了报告。
李金华的报告中可归纳出五大问题。
其一，侵吞国家财产，挪用公款，套取救灾、教育、奥运、国债等专项资金，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均有涉及；其二，银行缺乏监管，内外勾结，违规贷款及其他金融违规业务数额巨大；其三，偷逃税款，税务部门有税不征、违规缓征，甚至严重渎职；其四，开发区滥占土地，一些地方政府倒卖土地，违规批地；其五，民营企业骗贷或违规贷款问题。
由此看出，清查出的违规主体首先是政府机构、官员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其次是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以及民营企业或个人；违规目标对准国家财政、税收、银行贷款、土地等；主要行为是侵吞、诈取以及其他非法2004年7月12日手段占有国家财富，具有“掠夺性”的共同特征。
这仅是抽查后的结论，暴露了政府一些管理制度失灵，法治不彰。人大常委立即针对这些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进行彻查。
近一时期，中国因经济过热而实施调控政策。引起“过热”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包括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圈建开发区等。另一个原因是房地产过热，这也导致损害居民利益的拆迁成本转嫁政府。
地方利益已经令中央经济调控政令通行遇到阻碍；腐败如果继续蔓延，将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降低。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不合理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亦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国的经济调控除了制止没有效率的过热投资，也需制止失去制度控制和法治约束的发展，建立一种新秩序，依法治国，保证和落实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新一届政府建立新秩序的核心是恢复法律的尊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胡锦涛主席较早就提出“遵宪”的主张。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法规审查备案室，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学术界对成立宪法委员会也达成共识。
今年年初，中共颁行《党内监督条例》和《党纪处分条例》，党内述职述廉等新措施走向制度化。国务院近日也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在10年内建设起“法治政府”；7月1日将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将规范目前广泛越位的行政机关，而此前的官员“问责制”已经令多名高官落马，反腐败也越来越深入。
其次，中央政府正在全力改革问题丛生的金融业。今年年初，政府动用外汇储备注入中行、建行；近日，央行亦发行票据收购这两家银行1000多亿元的“可疑类贷款”，并加快建行、交行等银行的重组，尽快实现上市。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表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将不太可能再剥离，立法部门也在探讨制定金融机构破产办法。
第三，启动新一轮税改，规范企业税收。国税总局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加强欠税管理，加大清缴欠税力度，在新的税改实施前树立税法权威。该次清欠工作要求建立欠税催缴制度和欠税档案。
第四，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将面临国有资本逐步退出，所有市场问题由市场解决，用法律的手段收拾局面，股市将在运行方式上与国际接轨。
第五，建立全国市场体系。6月初商务部发布《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纲要》，提出完善法律制度、加快市场主体改革、加强宏观管理，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商务部等7部委近日发出通知，清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区封锁，要求各级政府清理“地方保护”文件。
第六，严格土地审批制度，清理乱占土地。未来征收物业税将由中央统一制定方案，各地不再自己制定试点方案。
第七，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破产法草案》亦于6月21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2000家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将通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
上述措施还属于规范、整顿性质。近日，国务院肯定了新闻媒体在违法拆迁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法》将制定完成，未来政府行政必须公开、透明，有利于社会舆论监督。
“审计风暴”起处，此次令人瞠目的公开报告，再次显示了中央政府面对现实、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申论热点：奥运金牌理性看待奥运会金牌的价值奥运会今晨已经闭幕。
在西方众神的国度，古老的东方民族在狂欢。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运动员以32金的成绩笑傲群雄，尤其是刘翔破纪录的田径金牌，以及女排姑娘们重新夺回失去20年之久的冠军宝座，使中国人不能不异常兴奋，蛰伏在血液里体育强国梦几乎再一次光辉灿烂。
在举国狂欢的美梦里，媒体的刻意冷静似乎都显得矫情。然而，似乎有一句话值得套用：此时不激动因为没心，彼时还激动因为没脑。
人类需要竞技，世界需要狂欢，国家需要形象，民族需要凝聚，这些都是举行奥运会这样的体育盛事的理由。强者需要证明自己更强，弱者需要证明自己不弱，商业需要广告，政治需要口号，这些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人热血奔涌，泪水长流。
我们必须承认，奥运会的成绩能证明的东西很多，国家的实力、国民的信心等等，在金牌大国中，就有世界强国美国稳居榜首。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奥运会的成绩并不一定能证明什么，因为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发达国家都位居中国之后。从单项运动来说，十多年前中国女排五连冠之后一蹶不振，而中国经济却自顾飞速发展。
甚至连体育本身，奥运成绩也只是证明其中竞技体育的一个部分，虽然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据媒体报道，我国大众体育在很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人，体育人口数尚不足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发达国家体育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70％至80％。
我国现在室内体育场所人均占地仅为0.014平方米，室外体育场地人均0.027平方米。
最近10年，世界平均身高增长了5厘米，我国人均身高只增长了0.74厘米；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民总体健康水平”评估报告中，我国排名在144位。
但是这也并不能成为我们抱怨竞技体育的理由。大众体育的落后未必是竞技体育强盛之后的必然结果，只能证明二者没有必然的关联。为了金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中国的体育体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也都可以找到相同的例子。
我们既反对夸大奥运金牌的分量，也反对盲目贬低它们的价值。它们摆在那里，正如花草生长的大地上一样美丽。当我们为之激动的时候，其他问题依然跟在我们身后。每一个热爱竞技体育的人们，至少应该有一夜的狂欢，然后，头脑清醒地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申论热点：政绩观！
——一个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和解决好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最近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说：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这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政绩观问题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的那一天开始，就历史地提上党的日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党的活动就是创造政绩的活动，创造政绩贯穿于执政党活动的全过程，创造政绩是执政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共产党人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是把实现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的。每个共产党员从入党开始就立志毕生奋斗来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作为执政党的成员，理所当然地就有一个为人民创造政绩的问题。只有为人民创造政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为人民创造政绩，党的事业才能发展；这是很朴素的真理。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所有履行职责的活动都是在创造政绩。不是创造出青史垂名的优秀政绩，就是“创造”出错误的乃至人民群众嗤之以鼻甚至沦为千夫所指的“政绩”；不是创造出人民怀念称颂大放异彩的某种政绩，就是“创造”某种混混沌沌、庸庸碌碌的“政绩”；不是在自觉地创造某种政绩，就是在自发地“创造”某种“政绩”。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行为的踪迹。而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对政绩观的清醒认识和自觉把握的程度，就决定了其所创造的政绩的状况。
深刻反思总结我们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重视和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具体落实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关系到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关系到党领导人民群众所奋斗的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在实际生活中概莫能外而必然直接面对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地工作，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这是我们的主流。孔繁森、李润五、郑培民，人们还常常念叨他们；汪洋湖、张工、吴金印……工作岗位、类别、层次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同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这表明：“公道自在人心”。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永远活在人民心坎中。但也的确有一些同志，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结果不是无所用心、尸位素餐，在其位、有其权，而没有干出应有的业绩；就是脱离实际、违背规律，干出了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事情；或是图虚名，谋表面，搞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有甚者，是一些人假借“为民”之名，行鼠窃狗偷之实，用“上项目、铺摊子”来为自己家庭和小集团谋取暴利。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现象不是个别的，而且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很大反感。
在当前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在各级领导班子实现新老交替、许多年轻有为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工作积极性很高，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强调这个问题，对于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更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说到底就是要忠实实践党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最高目的，做合格的人民公仆；就是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和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检验尺度。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一个关系到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保持清醒，在各种各样的利益的诱惑面前心浮气躁，就会或为名、或为利，而动摇了根本。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点上的任何动摇，政绩观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政绩是一个具体的、综合的、系统的成果，正确的政绩观也不是抽象孤立的，而是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不同领域实践中，同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系列重大原则的认识和把握密切相关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清醒，有助于政绩观把握上的清晰。而我们有些同志却因为不清醒，走入歧途。这里用得着列宁说过的这样一番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５卷，第３３５页）所以，领导干部讲政绩，必须通过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来把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主题。出政绩，就一定是讲发展的。但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却在讲发展的问题上走入歧途。有的同志主观上也想发展，希望早日改变自己所在地区、单位的面貌，但结果事与愿违。这除了其他许多原因之外，没有树立科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要总结“急于求成”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六大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问题，这是努力实现尽快发展的需要，但“跨越”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的加快，是减少曲折的加快，不是不顾规律要求的蛮干。我们一定要重视对客观规律的研究把握，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只能在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出政绩，就一定要使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但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却在解决和实现人民利益的问题上走入歧途。他们热热闹闹、兴师动众、大量投入、不惜工本地搞了“政绩工程”，还强词夺理地说，是为了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结果群众的实际困难不仅没有解决而是越来越问题丛生。这是同有些领导干部的群众观有密切关系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着眼于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满足，不能离开群众的迫切需要去另搞一套。群众观应当成为我们干部的权力观、利益观的核心问题。人民群众需要的政绩工程，是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结合起来的、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结合起来的，这样的工程应当是在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应当向群众公示，得到群众支持拥护下实施的，并在实践中使群众得到实惠的，而不能是闭门造车的，更不能是劳民伤财的，当然更不能是喂饱硕鼠的。那种工作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更多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而往往是考虑个人得失，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加大财政负担，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破坏资源和环境，干部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地区和部门出政绩，就一定是于全党全国的大局有利的，是在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条件下实现的。但我们有些“政绩”却是经不起实际检验的，有的地方经济工作一时上去了，而思想政治工作却滑坡了；有的ＧＤＰ上去了，环境却破坏了；有的税收增加了，而社会治安却每况愈下……。这同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没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全局观，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始终注意顾全大局，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进程，需要全国上下左右、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齐心协力，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而不能只顾一时一地一事，决不能急功近利，只考虑一时一地一事的得失而损害了长远根本的利益。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靠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任何地区和部门出政绩，就一定是靠上下齐心、努力拼搏而实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朴素的真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对政绩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好作风，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不盲目攀比；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搞花架子。
政绩是创造性的劳动，是在正确的政绩观指导下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由于客观事物矛盾展开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历史性局限，在创造政绩的进程中不仅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也不会没有缺陷和问题。而有了正确的政绩观的指导，我们就可以及时地总结经验，纠正失误，从而把我们的事业越干越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也是中青年干部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在新世纪奋斗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干部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知识都比较多，年富力强，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机，他们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人民、谱写历史新篇章的愿望和决心是极其可贵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认真地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踏踏实实、锲而不舍地干下去，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解决好政绩观的问题是全党的事情。在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把解决政绩观的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要在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中，为贯彻落实正确的政绩观提供切实的组织保证。这就要建设和完善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奖惩制度，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用人制度，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既要看经济建设成果，又要看社会进步；既要看城市变化，又要看农村发展；既要看硬环境的加强，又要看软环境的改善；既要看当前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增长总量，又要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又要看党的建设的成效。要通过制度建设，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得到惩戒。坚持这样做，勤政为民、踏实苦干就一定会蔚然成风；而在这样的氛围下，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政绩会越来越多，让老百姓遭灾受难的“政绩”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就会更加光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将出现一个各显其能、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大好局面。
申论热点：大学生“生存训练”引发关注和思考关注：50元、15天，特殊的生存体验和实践训练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对浙江师范大学大二学生张一威而言，肯定会在记忆中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记：从8月1日到15日，他作为学校选拔出的30名队员之一，和其他同学一起，远赴北京体验了15天“非常生存”的特殊实践训练。
大学生每人带着50元钱，从下火车开始，在陌生的城市里谋生就全靠自己的努力了。15天里，他们穿行于北京的街巷，争取一份家教、公司文书、翻译、餐厅服务员、超市营业员、推销员、保洁员、送水工等等工作，每个学生都有过两三种甚至更多的工作体验，为自己赚出食、住、行等生活费用。“生存训练”的每一天对大学生们来说都是沉甸甸的，有人为省一元钱公交车费而摸黑出门、步行4小时去上班，有人兼职四份工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人为了能在活动结束时捐出更多的钱、一整天只吃几只馒头。
这已是浙江师范大学连续第五年组织这样的生存训练活动了，5年间，共有148名学生参加这一活动，足迹遍及厦门、深圳、青岛、上海、北京等城市。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黄华童说，“生存训练”就是要锻炼大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竞争与合作的各种素质，帮助学生获得直接的社会体验、就业体验等实践经验。这是该校设计的一门特殊的实践课程，重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顺利通过“生存训练”就能获得两个学分。参加队员从全校1000多报名者中选拔出来，在学校里都是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骨干。
几位参加“生存训练”队员的经历，勾画出这项特殊活动的轮廓：
张一威在北京谋职的第一天，就连着30多次碰壁。从报上发现一个招临时演员的机会，一大早赶到制片厂，人家告诉他演戏需要剃光头。几天没找到工作，50元钱用去了大半，当临时演员每天20元的工资对他来说那么重要，“我干”两字就脱口而出。穿着不合身的戏服、顶着头套，饿着肚子工作到晚上八点多，又费尽周折才讨到那20元钱。“在大学的象牙塔里，不可能体会到生存这样艰难。”后来他找到了家教、卖报等工作。“一开始卖报，怎么也开不了口，眼看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手上的报纸一份没动，我想再不能端着架子，后来我放开嗓子喊，40份报纸很快脱手了。”
身材纤瘦的女生李鑫雅忘不了8月5日那天自己异常焦急的心情：连着好几天都没有找到相对稳定的工作，还险些误入骗取招工报名费的陷阱，口袋里只剩下10元钱，连付当天的房租都不够。困境之下，她执著地找寻工作机会，一路上盯着有没有“招聘启事”，向一家又一家店铺询问要不要人手，终于得到一份送外卖的临时工作，渡过了危机。“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今后毕业时万一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会更坦然地面对现实，不把期望值调得过高，而是去主动地适应社会。”
法学专业的王帅，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上了律师助理，“从来都觉得自己很出色，没想到这份工作对专业的要求大大超过了我的水平，明显感觉到协助律师处理案卷时的吃力”。他坦率地承认，走入社会才发现自己的差距。学英语专业的唐泽龙，在上海一栋写字楼里偶然发现，一位不起眼的“伯伯级”工作人员也能用流利的英文给别人指路，一下子感觉提升自己专业水平、知识层次的要求变得迫切起来。
短时间的“生存训练”，也在相互协作、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队员们之间，筑起牢固的友谊、流动着暖暖的情义。法政学院的周云云至今感激，当店长说五名应聘者中只能留下一人时，其他四位队员毅然决定把工作机会让给年龄最小的她。人文学院的陈慧容发着烧还坚持做保洁工作，队友苏醒知道后，步行两个多小时，给小陈送去药物。在餐馆打工的同学经常舍不得吃自己那份工作餐，打包回来与大家分享。
在北京的15天里，30名学生打工所得共6515.2元，除去生活开支后节余的3702.7元，全部通过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给了急需帮助的失学女童。5年来，用打工收入捐助困难群体已形成惯例，参加“生存训练”的学生们共捐出16057.26元。
思考：“生存训练”给大学生带来什么这场形式特殊而新奇的“生存训练”，在进行过程中就吸引了不少注意力，活动所在地一些新闻嗅觉灵敏的媒体还派出记者随同“体验式”采访。当然，在吸引“眼球”的同时，“生存训练”也引发社会舆论的争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入思考：“生存训练”给大学生带来什么？
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活动，如何保障参加者基本的安全，有没有设置一条“安全底线”？这是许多人首先关心的问题。
也有人发问，作为“生存训练”成立的前提条件，15天只用50元钱这条规则怎么保证，会不会出现个别学生私自带钱、食品等情况？
作为活动设计和组织方，浙江师范大学认为，外界对此项活动发生误读，甚至批评有“炒作”之嫌，大多源自对具体实施情况的不了解。校团委书记吕迎春说，“生存训练”连续进行5年，其间遇到过各种复杂情形，但始终保证没有出意外事件，靠的是周密的组织、细致的准备。学校给参加者提供了一系列基本保障：团委拿出一部分社会实践经费，为参加“生存训练”的队员支付单程旅费、人身保险费用；由学校为队员落实稳定的住处，一般住在当地高校，每天住宿费仅十几元；几位带队老师全程陪同，及时指导和帮助，要求队员每晚9点前回到住处，开例会交流当天的经验与体会；事先发给队员当地地图，每人自备手机，便于及时联络。毕竟活动是为了锻炼培养学生，在“近乎极限”的状态下激发潜能，而决不是把参加者推向绝境。
带队老师林德张介绍，为了应对紧急突发情况，每个队员可以带200元的备用金，用信封盖章后封存；但是一旦启用了这笔备用金，“生存训练”也宣告失败。一般要求队员2到3人自由组合，除了彼此照应，也利于互相督促，自觉遵守活动规则。经历过“生存训练”的大二女生袁丽表示，她两次报名、通过层层选拔才如愿入选这项活动，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怕吃苦，更不会私自带钱物。
此外，人们注意到，活动期间学生们大多从事一些简单体力劳动，确实在短短15天里往往也只能找到这样“立竿见影”的短工；而这些体验似乎与大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专业前景相距甚远。“生存训练”能否实现锻炼和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预期效果？
“我自己的孩子在上海读大学，我非常希望他也能参加一回生存训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华童副书记认为，大学生走上社会后从事某项工作，看似比较窄的专门领域，实际上对思想、素质、能力乃至人格的要求是全方位的，需要全面的储备，要“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在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吴惠青教授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一路顺利地过来，一直生活在纯化的“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缺少接触，这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生存训练”更多地让学生们触摸到生活艰辛的一面，虽然只短短十余天，还是给他们留下宝贵的体验。
厦门大学刘国深博士和“生存训练”队员曾有近距离接触，他觉得，原有教育内容与社会现实有较大脱节，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出现“适应不良症”，而且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碰到问题畏缩不前、束手无策者有之，与人相处自私自利者有之，理想信念缺乏、意志脆弱者有之；“生存训练”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好的锻练机会。
从一些看似较低层次的工作中，学生们也获益良多。曾在餐馆打工的大三学生李荔波深有感触，在餐馆干了几天才发现，点菜、上菜，乃至进包厢敲门的细节，都有讲究、都有学问，从这里，他学会了考虑问题需要的严谨和周到。“生存训练”不仅仅是用50块钱生存15天，更促使他们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社会。
今后，“生存训练”会不会继续开展？浙江师范大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黄华童副书记说：“从5年的实践看，很好地实现了‘培养一批人、带动一批人’的目标；而且学生反应热烈，每年都有1000人左右报名参加，他们都希望这项活动坚持下去。”他表示，学校在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将继续每年暑期的“生存训练”实践课程。
同时，有教育专家提醒，不宜将这种“生存训练”的效果抬得过高。它只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其他实践活动互相补充和推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奋奋指出，“生存训练”能给参与者增添一段终身难忘、长久受益的经历，但不应以简单的维度来评价它的效果，寄希望于它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直接效应，比如帮助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等，毕竟教育还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及整体素质，须有教育系统工程的支撑，依靠整体教育模式的转变。
申论热点：媒体热赞王幸福维权
《中国青年报》：不要再让农民"失语"
读过《半月谈内部版》对这一事件报道的人，理应为王幸福"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动。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如何看待农民手中的笔?怎样让更多的农民来表达这个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想表达和做出了表达的农民绝不只是一个王幸福。可是，社会对农民的表达的冷漠，一些人对农民利益主张的封堵，才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大面积地"失语"。农民这个利益团体的"失语"。主要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相当一批人对农民的表达闭目塞听，这个社会没有给农民提供主张自身利益的讲台。(作者：孙兴金7月2日)
《中国经济时报》：向王幸福致敬笔者由衷地敬佩王幸福：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就要一直背着"暴力抗税"这只黑锅：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的血泪上访还在被制造不安定因素、刁民闹事等罪名诬蔑1200余户"钉子户"中无一农民真正抗税折射出了什么?折射出了国家政策信息依然不够畅通，折射出了地方政府有令不行的胆大妄为，折射出农民权益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空话!
宜阳县政府的做法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感谢王幸福的调查，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收监督员．并向他支付了调查补偿费用；另一方面，责令乡政府退还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却不处理责任人。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在安抚王幸福的同时推卸责任。(作者：刘利军7月1日)
《南方周末》：王幸福何以让人感动?王幸福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超人的胆略勇气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耐心，以及质朴善良的心灵等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数王幸福的身份。刚刚颁行的行政许可法使以往传统的“公民义务本位、政府权力本位”提升为“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从而避免了王幸福“上访”可能的不幸，催生了王幸福今天的“幸福”。(作者：赵晨光7月8日)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从一个农民的自费调查说起近些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为农民代言的不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胆识、学识的农民，将身边发生的不合理现象诉诸文字，向上传递。但是，真正以社会调查方式详细解剖问题，反映群体性不公正遭遇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王幸福应该是第一个。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农村真实现状，还有一个群体的觉悟与成熟。(作者：郝洪7月2日)
《凤凰周刊》：诊断农村暴力征税之源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超过了过去，农村基层的政府机构庞大，冗员增多，这些人要吃饭，就只能向农民身上找，所以暴力征税、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也就层出不穷。(作者：欧阳斌7月8日)
《新华网》：九亿农民不能寄望于王幸福式的侠士王幸福事件(见6月30日《半月谈内部版》)给我的震撼，主要还不是因为暴力征税的无情和血腥。王幸福这种近似孤胆英雄的行为提醒我们，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立即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上议事日程，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九亿农民的幸福．不能建立在"王幸福式的幸运"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坚实可*的制度基础之上!(作者：郭松民7月2日)
《人民网》：但愿"王幸福现象"今后不再出现暴力征税与腐败完全不同：凡权力腐败，都是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进行的，且大都是个人行为。征税是政府在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是阳光下的、有组织的、非个人的公务行为，有时甚至还是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兴师动众"的大行动。这些"动静"整得如此之大的事情，只要政府领导、上级政府、众多官员不是聋子、瞎子，根本不可能全都浑然不知。(作者：刘以宾7月4日)
《生命网》：尊重农民的生命尊严生命诚可贵。王幸福现象警示社会：九亿农民的生命尊严绝不容漠视和侵犯!(作者：祖显春7月6日)
《新京报》：理性看待"农民暴力抗税"
王幸福报告只向农民一方面了解情况，是否全面、准确反映了整个情况，值得商榷。宜阳县政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和核实情况下，就做出六点意见，目的无非是考虑到有上级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过问，尽快平息王幸福的报告，避免带来麻烦。(作者：孙之斌7月1日)
《中国经济时报》：是谁导演了230起虚拟"暴力抗税案"
是不择手段逐利的"执政观"在导演这幕闹剧。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庞大、官员竞奢攀比之风严重。所有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领导脸上贴了金．却由收入菲薄的老百姓为其埋单。政府在超出群众承受力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就是暴力征税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
是基层官员粗暴蛮横惟我独尊的"老大"作风在导演这幕悲剧。税费征收标准不公开、不透明，多收滥收，违反税法。收税干部成了"打砸抢"小分队．不仅不尊重纳税人权利，而且随便往农民头上扣"暴力抗税"帽子。这样的官员以暴力行政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根本不配做人民"公仆”。(作者：张培元7月1日)
《大众日报》：为何站出来的是"王幸福。
为什么这个暴力征税事件，是由农民王幸福那饱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报告而揭露的，而非有关部门督察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呢?我们期待的是，谁破坏了公权力的信誉，谁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作者：朱四倍7月2日)
《燕赵都市报》：农民为什么自费调查征税矛盾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已经对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极度失望，才越俎代庖地替政府部门尽"义务"。(作者：朱金中7月2日)
《南国早报》：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若以为王幸福的孤军奋战收到了最佳效果，那么恐怕还是有些天真。虽然迫于上面的压力，宜阳县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迟迟没有结果。如果不对"打砸抢"的执行者们进行严厉惩处，对于暴力征税的处理恐怕还会如同转瞬即逝的阳光，根本无法融化暴力执法的坚冰。
申论热点：还有多少“红楼”在等着贪官？
目前正在庭审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张执新、张执文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涉案犯罪嫌疑人126人，查缴黑恶资产总价值1.2亿元，查出包括原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瑞在内的13人为这个团伙黑恶“保护伞”。笔者注意到，张氏兄弟开设有华新宾馆和华新浴宫，他们给一些官员发了消费“金卡”，持卡人可以在宾馆和浴宫免费享受吃、喝、玩、乐服务。张氏兄弟还在宾馆一些房间安装了录像设备，将一些官员玩乐的陋行录了下来。专案组查获了一些录像带，里面的镜头不堪入目。（《中国青年报》８月１６日）
张氏的宾馆、浴宫，又是一座“红楼”。几年前，厦门远华赖昌星特大走私案案发时，人们就发现，远华总部被当地人称为“红楼”的7层小楼，开设有餐厅、舞厅、桑拿浴房、客房等多种享乐功能。在有关场所，赖昌星安装了录像设备，录下了不少腐败官员的陋行。张氏兄弟的宾馆、浴宫同“红楼”的作用何其相似！看来，掌握一些官场要员的不良行为资料，是黑恶势力同官员打交道的一个“渠道”。
为什么黑恶势力都爱建“红楼”？这可能是黑恶势力生存、发展的需要。官黑勾结、警匪一家，是黑恶势力发展壮大的基本途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黑恶势力都需要拉拢贪官。黑恶势力毕竟干的是黑道，见不得阳光，也是各级政府各个时期都要严打的对象。为了逃避打击，回避麻烦，黑恶势力需要有关方面高抬贵手，能够睁只眼闭只眼。“拉拢”当然就需要有“拉拢”的手段，“红楼”便“应运而生”。光是让有关官员“高抬贵手”还不够，如果哪天官员一不高兴不“抬”了又这么办？于是黑恶势力为了让某些要员长期“听招呼”，便想方设法控制对方。“声色犬马”的记录，足以让贪官名声狼藉、自毁前程。因而黑恶势力都会想到建“红楼”。黑恶势力需要依*贪官，官黑勾结，是一种风险最小、回报最大的投资。有时贪官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给黑恶势力带来千百万的暴利，或是官黑合伙经营，共同发财，这比什么利润都来得方便快捷。在送钱物的同时，还有什么比“红楼”更能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呢？
张氏的宾馆、浴房这类“红楼”，并非特别，其实目前在一些地方，或隐或现都存在。这些“红楼”的功能，是否同远华的“红楼”、张氏的“红楼”完全相同，不得而知。但其中的许多“功能”，是基本相似的，这一点可以肯定。要不，一些地方的这类“红楼”，又怎么会让众人经常指指戳戳呢？
所以，我劝贪官们还是小心为妙。贪官的陋行，不仅日日受着民间“拉清单”的监视，而且也受着黑恶者、行贿者的“录像记录”威胁，说不定哪天会“翻船”。黑恶者、行贿者不会是慈善家，都偏爱给贪官们“送好处”而不要“礼尚往来”。也许他们在“送好处”时，就有“红楼”的“摄像头”盯着！
面对“红楼”，官员千万别掉进了“红楼”的温柔陷阱！
申论热点：能官犯事儿”折射出什么
8月13日的《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一版，有一组关于“下跪市长”的报道值得注意。在报道中记者通过采访有关熟悉李信的当地人士，回顾了李信落马前的主要状况，从“一个‘好学上进’的拖拉机厂工人”，“一个‘勇于开拓’的机械设计院院长”和“一个‘立下汗马功劳’的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并得出一个结论，李信在成为“罪囚”前是一位“能人”、“能官”。在通讯报道的旁边，又配发了一篇记者采访手记，直截了当的提出一个问题：为何“能官”更容易“犯事儿”？
这几年出了一些“一手搞发展，一手搞腐败”的所谓“两搞干部”，在他们事发后，许多人不去深挖导致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反而时常要惋惜一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要说“能”，我觉得已经伏法的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最能，20多岁利用当秘书的身份就把河北省的高官玩于鼓掌之中，30出头就官居要职，试问当今政坛有几人有此能耐？但是，现在评价他们的能耐有什么意义。不管有多能，只要能力没有用在清清廉廉的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上，就已经辜负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就已经违背了党的执政宗旨，就已经成为了人民的罪人。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在“能官犯事”的背后，是一种人治强权的思维在作怪。被这种思维所推崇的所谓“能人”，大多数都有敢于违法行政、越权行政、违规行政、暴力行政的所谓“魄力”，正是这种“魄力”更加强化了人治化而非法律化的官场环境，使许多官员在成为权力执行者的同时也成为权力的绝对拥有者。有许多历史经验证明：权力的绝对拥有者，不可避免的都会成为权力的腐败者。
“能人”执政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下跪市长”的人生两面性也决不是个别。人都是复杂的，都是有私欲和私利的，任何从政者并不比常人高明多少。如果用权不守规矩、不受监督，修养再好的为官者都有可能释放出内心贪婪的一面。在一个法治政府里，被人民选举到各级岗位上的权力执行人，只有称职和不称职、守法和不守法的区别，何来超人的“能官”一说。
在李信的身上，我们看到，建设一个法治政府的任务，还很艰巨。
申论热点：让权力不再成为贪官的“资本”
又有两桩腐败案件见诸报端，这两个案件虽然官员身份不同，却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一是山东的李信，利用担任济宁市副市长兼济宁市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另一个是北京的毕玉玺，在出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从1994年至2003年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其相关配套项目上，牟取利益，涉嫌收受他人贿赂6000万元人民币。
无论是李信，还是毕玉玺，之所以能够受贿，就是手中握有重权，都曾拥有项目和投资的审批决策权。这种职权本是国家和政府赋予此岗位的监督和管理的权力，却被这些贪官们转变为敛财的工具和腐败的资本，所居官位也演变成了出售权力、中饱私囊的“肥差”。五环路工程牵出的毕玉玺，在该工程规划、建设、招标中，关照过的许多项目都出现了违背市场规律的畸高现象，仅以信号灯为例，其价格就比市场价格高出几倍。
在许多工程中，类似的“腐败成本”支出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因腐败而落马的毕玉玺，在交通建设中，并不是第一个，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公路建设投资巨大，动辄几十亿，上百亿，从中捞上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也不会显山露水。更主要的是，毕玉玺们并不是项目的真正出资人，国有资金作为道路建设来源的主体，是国家代表公众来投资建设。由于体制的弊端，这些人既充当投资者，又是管理者，谁也不用对投资负责。于是这些*出售项目权力而获取私利的蛀虫们，却很少受到监督和约束。仅从1997年以来，就有贵州、四川、广东等9个省份的十多名交通厅长、副厅长们相继落马，河南更是创下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纪录。
贪官并不是天生的，权力的垄断化、个人化、暗箱操作，必然导致腐败。早在上个世纪初叶，鲁迅先生就嘲笑过，在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所谓“革命”，无非是军伐混战，攻城略地，其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夺权，有权便能生财，在今天也有人叫嚣：“投资贪官最赚钱”。
投资贪官就是收购权力，行贿者因收购权力而收获巨额利润，而受贿的贪官却滥用职权，坑公肥私。权钱交易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实质上是因为掌权者将权力个人化，个人垄断职权而不受制约。长官意志，也就是个人意志完全可以左右项目的投资建设。有的贪官为了疯狂敛财，更是为所欲为。这种不受监督约束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制度建设的滞后和制度执行上的软弱。
“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是贪官李信的一惯作风。为了标榜政绩，吸引外资，李信在任何手续都不办的情况下，就对投资者漫天许诺，而投资者却敢因李信的许诺而投资，投资之后又是进退两难。一个开发区的主任招商引资，不按章办事，*空口无凭的许诺就能引资，这也充分表明了开发区的管理根本没有什么章法，领导者个人表态远比制度管用。李信最终堕落成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贪官，这主要是他个人极度膨胀的贪欲造成的，但同时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制度健全且执行有力的前提下，李信、毕玉玺们的贪心，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权力，只有炙手可热的权力才是贪官们敢于索贿受贿的唯一资本。而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权力操作的不透明往往是产生腐败的必然原因。今年7月1日实行的《行政许可法》以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作为出发点，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和制度上来防止和治理审批权力中的腐败。“一石激起千层浪”，以《行政许可法》实施为标志，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对职务权力的规范和操作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新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从体制上杜绝了乱上项目，在项目招标和建设中权力正在淡出，市场越来越有效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阳光是最好的除腐剂。与《行政许可法》精神相一致的各个领域的权力运用的听证制度日益深入人心，官员在行使权力时，更加公开透明，按程序依法用权已是必然，公共投资与项目建设的管理也会走向公开化、程序化、制度化，权力的暗箱操作将无法生存。阳光下的权力运用，必将使行贿者无处行贿，受贿者也无处索贿，贪官们腐败的前提终将被斩断。
尽管彻底铲除腐败，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但对权力的规范和限制，必将从源头上扼制腐败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之于那些热衷于腐败敛财的贪官来说，不仅不能成为他们赖以腐败的资本，反而会成为葬送他们自由乃至生命的把柄与“命门”。
申论热点：有多少人能经得住这种“调查”？
云南省盈江县交通局局长赵家富因抢险牺牲以后，新华社记者对他进行了一番特殊的“调查”。调查的原因是有人怀疑，现在那么多的交通厅、局长都纷纷落马，而赵家富真的能够“常在河边站，仍然不湿鞋”吗？万一把他的事迹宣传出去之后，将来又发现腐败，我们将如何向读者交代？
调查的方法是苛刻的。比如，调查者首先丈量了赵家富的住房。乍一看，他家的房子很大。但一打听，才知这里的机关干部住的多是这样的住房，实际价值只有7万多元。再如，调查者调查了赵家富的用车。身为一个县的交通局长，赵家富有过公车私用吗？调查结果是：有过，机关财务账上明确记着，三年中赵家富因私事用公车18次，但每次都交了款。最多的一次交了300元，最少的一次交了12元，三年共交1546元。当然，调查的重点还是工程发包问题。但所有的受访者都说，这里的工程项目全部公开招投标，集体讨论决定。不信去看局里的会议记录，在讨论工程安排时，每个与会者都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每个人都签有自己的名字。
调查者找了上边的领导，找了下边的群众，找了有关的部门，该问的都问了，该看的都看了，该查的都查了，最后不仅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且还有很多人拍着胸脯表示：“我敢以自己的党性保证，赵家富绝对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赵家富虽然走了，但他走的很坦然，走的很光荣，因为他经受住了“调查”，为党增了光，也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我把这份调查推荐给一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时，他没看完，就反问了一句：“如果用这种办法把各地的领导干部都调查一遍，你说，会有多少人能够经得住调查？比如住房，比如存款，都能与个人收入相符吗？比如工程，比如项目，都做到公开决策、一尘不染吗？比如用车，比如手机，都真的是公物公用、公私分清吗？比如待客，比如出差，花的那些公款，都能说个清楚吗？”
我难以回答。因为现在确有一些人，身上的职务一大堆，头上的荣誉一大串，平常讲出话来很“进步”，给人的印象也很“正派”。但突然有一天，有关部门一调查，立刻就露馅，立刻就翻船。昨天还是“好公仆”，今天就变成“大贪官”。
这些人之所以经不住调查，主要原因是头脑中的计算程序出现了失误。一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分析当前的社会形势，他们常常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所有当官的和有权的人，都在想方设法捞好处，而被调查和最终暴露的只是极少数。二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朋友，以为他们都曾得到过自己的照顾，即便有个风吹草动，也会为自己遮挡掩护。三是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虽然花了些公款，但那都是因为“公事”；虽然把工程包给了熟人，但都走了公开的“程序”；虽然索取了一些好处，但那都是天知、地知。这样一想，就觉得“高枕无忧”，“万无一失”。
赵家富为什么能够经得住调查？是因为他经常“很害怕”。害怕“完成一个工程，倒下一批干部。”这个“害怕”，使他在交通局长这个“河边”，如履薄冰，似临深渊。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今天，赵家富虽然去了，但他的“害怕”和对他的“调查”，无疑给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
申论热点：“废止经济犯罪死刑”不是纵容腐败因为“死刑对腐败犯罪威慑力有限”，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萧中华等多名法律专家提出，可考虑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8月12日，《信息时报》就此发表文章，认为“废止经济犯罪死刑等于纵容腐败分子”。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死刑是一种报复刑，它激起人的复仇欲望与“以暴易暴”心理，因而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使用，但毕竟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过度性治理手段，是种“暂时性”的刑罚方式。随着社会文明度的提升，以及各项制度的完善，死刑的完全废除是必然趋势。国际法学界及其他领域已就这一点达成共识。使用死刑并不必然带来犯罪活动的减少，也是望眼世界都能看到的事实。欧洲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并未带来更为严重的犯罪现象，相反，一些死刑适用较多的国家严重犯罪率却居高不下，这就是明证。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治理人类不要用极端的办法；我们对于自然所给予我们领导人类的手段，应该谨慎地使用。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切原因的话，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犯罪不加处罚，而不是因为刑罚的宽和。”这就是说，在对犯罪行为的防止上，制度的完善远比严酷刑罚更为有效。死刑与腐败犯罪发生间的关系同样是如此。当前腐败形式严峻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没有完善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制度是最主要的因素。即使对经济犯罪处以再多的死刑，如果制度上的漏洞不能弥补；发现腐败的概率低，一样难以有效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前一段时期，被处以死刑的腐败官员并不在少数，但这并没有妨碍一些人在腐败的路上“前仆后继”。
专家提出“以财物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是不无道理的，也是主张废止经济犯罪死刑的最有力理论。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无上，远非经济价值所能比拟，这决定了这一理论的无懈可击。因为“尊重人的生命是硬道理”。因而在当前尚难全面废止死刑的情形下，先尝试废止经济犯罪死刑，是一种尊重生命权的正向呼声。
“其实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犯罪，我们制度上能实施的处罚，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这样的说法隐藏着“打击犯罪就是目的”的观念。其实，打击犯罪与维护生命尊严及保障人权并不矛盾。法律不单单是用来打击犯罪的，还要甚至更要对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进行保护。只有打击而无维护及保障的法律是畸形的、跛脚的。
“不应该废止经济犯罪死刑，也有民意的成分在里边。死刑的重大社会意义，不只是威慑腐败分子，也能起到安抚、稳定民心的作用”。这种说法体现出典型的“法律工具论”。实际上，法律固然有其作为工具的一面，但法律更应成为一种信仰。“人的生命权至高无上”、“法律要打击犯罪更要保障人权”，这样一些法律理念更应被人们崇仰。这样一些法律的“超验”价值应当高于它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实用性价值。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指出，对严酷刑罚的推崇与人的权利空间的狭窄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在当今有些公民权利遭受践踏的国家还依然残存着剁手割鼻等肉刑就是明证。这些惨无人道的肉刑其实是维护极权统治的延伸物。而反过来，被塑造出来的社会对酷刑的普遍性推崇又会进一步稀释社会中的人权意识，从而导致公民权利空间的进一步被挤压。犯人的人权是社会文明的标杆。犯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也不可能会有整体公民权利得到尊重的可能，因为对包括犯人人权在内的权利意识的淡薄正是人的权利所以“能”被践踏的基础。因而对包括犯人人权在内的权利及其呼声的蔑视将会带来严重的“潜移默化”的不良后果，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包括那些对酷刑的推崇者。
对有良知的专家有关“废止经济犯罪死刑”呼声的蔑视表面上看是出于对犯罪行为的痛恨，以及对于“纯洁社会”到来的呼唤，但实质上却是人权意识淡薄的体现。而一个推崇酷刑、人权意识淡薄的社会，即便表面上有如白布一样“洁白”，但也绝对掩饰不了其下残阳如血般的底色。
申论热点：公务员不该有“肥差”“瘦差”之分据《南方周末》报道，北京市近日启动的“阳光工资”改革，把公务员的所有收入公开化、透明化——公务员收入的行业差、地区差，收入的不透明，津贴、补贴、奖金等众多“隐性”收入，都成为这场改革指向的对象。这一举措，撼动了长久以来的部门、级别和地区间公务员收入落差和工资外收入的隐性地带。
其实，早在2001年底，浙江省就通过采取“削峰填谷”的财政手段——把收入高的单位高出的那部分奖金调节给收入水平低的单位。将最高和最低部门公务员个人的收入差距，由原来相差10倍左右，调节至差距仅1倍左右（详见2月11日《人民日报》第13版）
同是公务员，同样的级别，干着差不多的工作，甚至同在一个机关，“肥差”与“瘦差”的差别十分悬殊，这几乎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天长日久，在“肥差”部门干的人，也就认为自己该拿这么多。事实上，与“瘦差”相比，“肥差”肥出的那一大部分，大多都是摆不到桌面上的“灰色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挡住灰色之“灰”，基本也就不存在什么部门之间的肥瘦之分了。
部门之间的职责不同，可利用的资源就有大小多少之分。就机关来说，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无非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法权。由于执法行为在理论层面上的“应该如何”与操作层面上的“此时此地就该如何”之间，有着很大的弹性空间，捞“外快”自然非常容易；二是有潜在或间接的资源可以变现。有些部门虽然没有执法权，但对下属企业、本行业企业具有某种评价权，他们的评价往往决定着企业或大或小的命运，致使企业不得不隔三岔五地向他们“进贡”；三是在机关内部，那些足可左右机关运转的轴心部门，往往掌握着机关的信息垄断权，机关里有点什么好事，他们最先知道，在争取时自然具有捷足先登的便利。但这样的部门也“肥”得有限，不像那些“眼睛向外”的实权部门令人眼红。
从根源上追溯，机关里之所以能有数量不菲的灰色收入，主要还在于上层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哪个部门肥，哪个部门瘦，领导心里能不清楚？对于执法权、评价考核权等等，多数机关还不是只满足于日常的、表面的、现象的评价？说来说去，根源还在于作风上的惰性，对于心知肚明的积弊改革，缺乏来自外部的动力与压力，致使“肥差”、“瘦差”等不合理现象长期存在。
工资额度被“削峰填谷”，公务员的收入因此而有增有减，工资单上的“名目”少了，变得更加“阳光”，通过“权力变现”而增加隐性收入的空间，也必然会小了许多。因此，我认为北京市此举已不仅仅是公务员工资改革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
申论热点：模特大赛缘何傍上色情在8月13日举行的南方新丝路模特大赛准决赛上，35位身穿橙黄色比基尼的选手一上台就摸胸摸大腿，动作极其撩人。比这更甚的则是，不少选手在激流下频频“走光”，一会儿这边内衣的带子掉了，一会儿那边的裤子又经不住水流的重压，一路往下滑，不少选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拉裤子又弄内衣。而作为大赛评委之一的赵先生一再表示此次参赛选手普遍素质较高。（见今日本报06版报道）
搔首弄姿的表演，竟然也是素质较高，笔者实在无法体会评委先生所讲的参赛选手素质普遍较高的标准是什么，难不成是指选手们“色情”表演的素质较高？面对高雅的模特大赛，笔者实在不敢妄言，更怕背负上意淫的恶名。性感没有错，但是，出来撩人就是不对。而作为一场在国内都享有较高声望的模特比赛，竟然也搞起了这般近似于下流的色情表演，实在让人揪心不已。
显然，如果所有的模特大赛都将这种近乎色情表演式的比赛默认为正规的模特比赛，那么这样的“新思路”带来的将只有一个后果：模特大赛色情化。
但是，与色情表演不同的是，模特大赛披着合法和高雅的外衣，从而就可以更为放肆地举行，而不必担心受到警方打击或取缔。成名、色情与利益，模特、观众与主办方三方各取所需，恐怕这也正是模特比赛色情化的根本动因之所在。而其“始作俑者”却仍是主办方，其举办模特大赛并且蓄意向色情诱导的目的昭然若揭：用成名诱导青年，用色情吸引观众，最终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
当善意的高雅被无耻的意淫所诱导时，追求高雅的人也难逃意淫的恶名。而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模特这个自从出现就存在争议的行业，也将带来社会道德的沦丧。这正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为模特大赛立规矩已经刻不容缓，不能任由模特色情下去。而如此色情的“新思路”也必须及时被制止和纠正。我们需要高雅的模特表演和比赛，但应绝对排斥这些低俗的垃圾！
申论热点：独资化渐成趋势？
●今年以来，一些知名外企纷纷在中国加速其独资化步伐，这种变化和趋势对中国企业和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也正逐渐显露出来
●今后，中外企业的合资与合作关系，将更多地建立在利益的前提之下既然是传闻，那就不能太当真。
近日，有消息说，IBM将出售其合资公司长城国际80％的股份。消息传出后，一度引起业界震动。长城国际在10年前由IBM与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合资设立，现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之一。不过，其后不久，IBM中国公关部对此消息予以否认。
但问题是，这个传闻既然能传开，就多少有其能让人信以为真的现实基础。
现在的情况是，不少人听到这个传闻时，把它看作众多外资企业开始走向独资化的又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宝洁、雅芳、松下、西门子等众多知名外企，纷纷在中国加速了其独资化的步伐，而这种变化和趋势对中国企业和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也正逐渐显露出来。
最近，美国宝洁公司宣布，将以18亿美元从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收购其在中国合资企业中剩余的20％股份，这将使宝洁公司对其在中国公司的经营拥有100％的股权。这样，宝洁与中国的最后一个合资伙伴分道扬镳，成为一家彻底的独资公司。
很难说独资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新的战略潮流，但独资化现象日趋增多，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种现象背后，应该有其深刻的背景与内涵。
改革开放之初，在很多领域受限制的情况下，中外合资企业为吸引外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初外企进入中国时，之所以选择与中方合资，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很多行业对外商有政策性限制，因此只能选择与中国企业合作。
而现在，中国已加入WTO，很多行业的政策限制逐步放宽或取消，外资企业通过在中国长期的摸索，对中国市场也有了充分了解，因此，双方合作的基础就不像以前那么牢固了。外企独资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整合中国市场分散的投资项目，实行统一管理，从而达到节约资源与提高效率的目的。
与此同时，中外合资企业内有关资金投入、品牌使用、技术垄断和管理摩擦等问题，也一直是这一企业模式的弊端。一些圈内人士认为，导致管理冲突的重要原因，是中外双方投资者之间的合作，不是建立在双方理念相同的基础上，而是迫于形势和政策的需要。因此，当形势改变后，分手就成为可能的选择。
这是一个新问题。它的背后是基于我国加入WTO后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跨国公司加速全球化战略，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内部冲突等多种原因。这种变化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目标既有相吻合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因为外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掌控图谋，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中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愈加激烈。但是，合资企业的“独资化改造”，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将坚守“独身主义”，因为竞争之中仍有合作的需求。不过，今后的合资与合作关系，将更多地建立在利益的前提之下。
申论热点：党校的“五不文凭”应该坚决清理并废除
,五不文凭”，指的是党校中的“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都可由人代劳）”、“不用私人交学费（可报销）”的文凭。这并非我的概括，而是在百姓间早已流传，也由此可以看出“党校文凭”的种种严重问题。这张窗户纸，今年终于被海南省党校自己捅破，露出党校假文凭的冰山一角。
我有一位在党校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县委的主要领导读党校的研究生，上课、做作业和写论文，都由他的下属“同学”——县委办公室主任代劳，每次都是两份作业两份试卷，他本人从没亲自做过学习上的事情。三年时间一到，办公室主任就把两张研究生文凭拿回去了。后来，这位办公室主任被提拔为县委常委、副县长，共同搞假文凭，还和领导亲密了关系。这位朋友还告诉我，有的研究生、本科生学员，临考试了，还没领教材，但考试却没有不及格的。把假做到这种地步的人，你还怎么能指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
党校假文凭，社会鄙视它，人才市场正眼也不会看它，许多中央在地方的直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也不承认它，国家教育部门顶着压力，一直不承认它，看来这是再正确不过的事了。党校文凭，只有组织人事部门认可，在党政部门起作用，而且作用巨大。干部提拔、晋升晋职都要看文凭。在党政部门，党校文凭比国民教育的文凭更重要，因为党校培养的人才，更适合在党政部门工作。所有干部在被提拔前，都要进党校培训，已经有党校文凭的，还不更优越吗？更为严重的是，党政部门提拔的干部都是管理国家的精英人才，而管理国家的精英人才首先应讲诚信，能够取信于民，而现在我们的精英人才，相当部分竟从这些假文凭持有者和做假高手中选拔，这是何等的悲哀。
党校应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而不应是在职领导干部“拿学历”、“拿文凭”的地方。《党校工作暂行条例》也规定，党校的性质是“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近年来，有的党校偏离这个性质太远，上一级党校与下一级党校联手，为抓学校收入，追求经济利益，条件不具备也大办研究生班，本科生班，迎合党政部门需要大批学历干部的需要，赚足了国家的钱，又分散了“培养干部”主业的精力，严重危害了党风政风，社会影响恶劣。
党校的假文凭，到了应该象海南省那样认真清理并废除的时候了。
申论热点：广东出现民工荒劳动部门警示企业要善待劳工
,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化，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是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和招不到新工人的一大主因。”昨天下午，面对来自全国的数十家媒体，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王观玉警示：企业要善待劳工。
7月底，由王观玉领衔的一项调研在广东佛山、中山、深圳、东莞、惠州、汕尾、清远、河源8市的306家企业展开。此次调研结果显示，8市的企业招工难现象自2003年起即有所显现，需求旺季时更为突出。306家受调查的企业中有128家企业缺技工，总计1.8万人，有166家企业缺普工，总计8.7万人。
在受调查的306家企业中，普工的月均工资(含加班)在600元人民币及以下的占25.77%，600元～800元的占56.15%，800元～1000元的占11.54%，而1000元以上的仅占6.54%。同时，大部分企业新入厂的工人，1～3个月内都只能领到280元～450元左右(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虽然73.86%的受调查企业称普工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但实际上有92.04%的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7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实际上，工人们只愿意每周最多3小时的加班，而且要求按法律规定给予至少两倍的加班报酬。但很多工厂执行得不够好。”王观玉说。
此外，企业用工需求表现出明显的指向性，强化了企业缺工现象。
从年龄和性别比例看，用工需求集中在18～34岁年龄段人员。近80%的用工需求指向18～25岁年龄段人员，78.09%的用工需求为女工，只有21.91%的用工需求为男工或男女不限。这就意味着，大量的男工和大龄女工，并不为企业所求。王观玉认为，珠三角外来工总量上供求矛盾不大，但供求错位严重：招男工容易，女工难；招新手容易，熟手难；招普工容易，技工难；招高级技工尤其难。
面对招工难，很多企业找劳动部门求援。“与过去不同，现在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地帮企业去强制性招工，而是应引导企业规范用工，要为保护外来工权益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企业应该改变观念，遵从劳动力市场的内在规律，发挥工资、劳动福利待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王观玉提醒企业：“既然工资低下、苦脏累险、生活条件恶劣的企业不好留人也留不住人，这些企业就需要在待遇、工作和生活条件等方面加以改善。”
申论热点：一月30万张罚单沈阳交警咋了？
“你的行为违反了《交通法》，请在15日内到商业银行交罚款。”这几乎成了近日沈阳交警与驾驶员见面的口头禅。新《交通法》实施后，沈阳交警于6月下旬开展了大规模整顿活动，一个月内竟开出30万张罚单。这也就是说，平均一天要开出1万张，照最低标准50元来计算，沈阳市交警一个月光罚款就可以向地方贡献1500万的财源，真是了不得啊。
沈阳交警大队实行的是行人遵章率、非机动车遵章率、机动车遵章率、事故发生率这4个指标，采用的是“定时和不定时”两种规范检查方法，可如此有法可依的举措能够取得一天一万张罚单的效果，难道沈阳市的交通状况真到了如此堪忧的地步？在笔者看来，这30万张罚单不仅不是政府部门的政绩所在，反倒暴露出了沈阳交警的执行不力，背后的隐形利益规则在作祟，说到底还是一个以费养人的问题。
照目前交通违规处罚程序流程来看，开罚单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即由交警当场做出处罚决定，到指定地点上缴罚款，以2000年通过的《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为准。这样一个罚款底线定在50元，程序简易的处罚方式，越来越流行，为了更加方便，交通部门与银行合作，扩大了征缴罚款的网点，让违规的司机们随时交费，随地交费。
奇怪的是，有些地方为加大处罚力度，实行所谓的“一口价”罚款，有些地方甚至将底价提高到200元，也就是说你违章调个头，你这个月的开支就得多出200块。有的地方更视情节严重来开罚单，制定不同的处罚标准。这种地方化的举措看似是政府亲民的体现，人性化执法的昭显，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为了向地方财政输血，搞所谓的以费养人。地方规章之所以多，也暗含了以费养人的原因。如此，地方政府看似出了工作成绩，可实际却伤害了老百姓的心：违规的人、车少了，是因为沉重的罚款负担让人们患了罚款恐惧症。
以费养人养出来的是政府的以罚代管习惯，培植出来的是执法部门的执权欲，留给百姓的却是沉重的处罚负担。
新《交通法》赋予地方交管部门的不仅是开罚单的权利，更是如何减少开罚单的责任。交通规章本是为交通法服务的，是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的，法高于规，沈阳一个月开出30万张罚单，再一次暴露出交通处罚所依据的处罚标准的利益性，虽然有关部门证实，这与罚款指标没有关系，但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教授冯有为的一番话耐人寻味：沈阳市2003年罚没款收入竟然有3.6亿元，仅市工商局就贡献了1.04亿元，看来你承不承认都不重要了，交管部门如此“耀眼”的政绩再一次证明了罚款的辐射性功能，贡献是多角度的，也是深层次的。
法不存在利益性，它只有利民性和惩戒性。如何真正以“法”领管，以“法”代管，做到法、规合一，我想我们在30万张罚单背后还要认认真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申论热点：大国奥运应把目光投向金牌之外大国奥运是一种情结，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大国奥运每四年出现一次高潮，这种高潮被喧叫、热情和忧虑代言。在金牌攸关的瞬间，中国举重教练向李卓大喊一声：“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着你！”这声呐喊出人意料，又让人“血脉贲张”（借用央视某主持人语）。
我知道，这和战争年代鼓舞战场上的士兵有异曲同工之效，但是，李卓显然辜负了这种鼓动，她败下阵来———我不愿说她丢了金牌，金牌本待字闺中，凭什么就预定了上谁家花轿？！
当然，这不奇怪。预计金牌从来就是官方和民间的传统。
金牌，在极端的荣辱观里越来越等同起“奥运”全部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运动员动作变形，看到教练容颜变形，看到成功时的忘形，看到失败后的懊丧……
不知为何，这时我想起了赵蕊蕊。刚刚复原的“玻璃美人”在中美之战首发上场，但三分钟后再伤，梦碎雅典。
人们关心赵蕊蕊伤情，但关心又变了调：不少舆论在讨论，她还有没有再战“雅典”的希望？被关心的对象在伤情中的挣扎和眼泪却被人忽视。因为，赵蕊蕊们就是奥运战略的零部件。
但是，赵父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能上了！”这是一位父亲的结论，更是一位有识之士和专业人士的结论。我们和他一样无法掩饰困惑：在金牌或言竞争力的召唤下，赵蕊蕊竟猝然首发。在那一刻，功利奥运浮上水面。
不可否认，奥运很重要，很伟大，但对于个人而言，它绝非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它也绝非全部的竞争力所在。
1988年，我们在“赢”了一场奥运的前提下，“输”了一场奥运———仅仅是金牌数和大国的脸面不符，那时的举国木然至今仍直指人心。似乎从那时候起，为了在金牌榜上而不是在全民的素质上强壮起来，我们的刻骨铭心、卧薪尝胆被换算成“急功近利”四个字。
这四个字所代表的程序、目标是大国奥运的另一种零部件。这正是我们必须检讨的第二点。
检讨，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在8月16日的报纸上，我看到了这样的“镜界”：南京，一群年轻人在踢街头足球；南京一处闹市，市民在转播奥运赛况的大屏幕电视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美少女跳街舞……
和奥运肩并肩，或者交错而行，但不妨碍过正常的正点生活或业余生活，这就是民间的奥运零部件。它的动作演绎的是真正的奥运精神：以人为本，顺其自然。
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举办权，真正打动全世界的还是13亿人玩转的奥运零部件。
以胸口写作著称的赵凝写了一篇文章，文字内容我读不下去，但题目却令人印象深刻：把目光投向金牌之外。
这是一种大国意识的流露。没有这种意识，奥运，和我们的奥运项目就只能是一块被各种变形的零部件组织起来的机器，平庸而不忍卒读！
申论热点：谁是“电视医院”的“医托”及反思“新兴医院现象”
伴随着全国至少20多家卫星电视台和更多其他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中国人对国内专治不孕不育症的“超级航母”的北京新兴医院，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了。近日有媒体揭出这背后的骗局：它的“包治百病”是骗人的，号称“中医世家”的“送子观音”不过是只学过西医的北京某企业医院的医生；“医术通天”则是让患者一直吃药，直到患者吃不起了，医院就以“患者放弃治疗”为由推卸责任。（8月3日《北京娱乐信报》和《现代快报》）
一位专家说：“过去我们的斗争对象是‘电线杆医院’‘厕所医院’，现在恐怕要转移到‘电视医院’了”。如今各种医院都流行“医托”，“电视医院”更是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兴医院的“医托”，主要有两方面的人员。第一是政府前官员。在新兴医院的墙上，就挂着院长朱明和国家卫生部门一些前领导的合影，这使得人们对医院产生信赖。同时，新兴医院还有一个10人顾问委员会，其中大多数是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退休的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允诺支付每年10万元的顾问费。第二是名人，著名演员唐国强是新兴医院的形象代言人。许多患者对唐国强愤怒不已，“如果不是他做广告，我也不会相信新兴医院”。记者采访了20位到新兴医院看过病的患者，都是听信了唐国强和解晓东的美丽说词。
官员和明星成为“医托”，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他们对于医院的实际确实不清楚，自己也上了当，属于“一不小心被人利用”；另一种是管他医院怎么样，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做，甘心“卖身为托”。不管主观意愿如何，这些人在客观上都成了骗局的参与者，误导了消费者。
几年前，某地有一个女孩，成了当地的高考状元。某营养液生产厂家于是请她做广告。尽管女孩家庭困难，正为上大学的学费犯愁。但是，女孩子果断地回绝了厂商的要求。她说：“我家里穷，从来没有喝过这种营养液。我不能为了钱而欺骗更多的学生。”
这位女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很值得那些“见钱眼开”的官员和明星学习。
申论热点：信访、信息和信任
●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来访可分为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反映存在的问题两大类。这两类信访所提供的信息都反映了社会对国家的要求，反映了现有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起一套符合法律和法治精神的信访处理程序，在逐步减少领导个人在信访案件解决中的作用的同时，提高各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信访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依*这个渠道传播的信息更通畅地流动，在制度内部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以及制度与公众之间有效地共享，增强它们的相互信任信访在我国政治制度架构中一直是沟通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制度性渠道，起着平衡社会与国家间信息和回应交换的功能。尤其在社会大变革和制度大转型过程中，其能否有效地运行直接影响到国家与社会能否在矛盾与冲突中重建信任关系，从而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及时有效地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类问题，提高政府能力与合法性，推动制度的成功转型。
在内容上，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来访可以分为两大类：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反映存在的问题。前者提供的是关于制度运行的正面信息，表现为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履行着制度规定的政治义务；后者提供的是关于制度运行的负面情况，是为利益诉求受阻后被动的表达，维护着制度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不论是积极的参与还是被动的表达，所提供的信息都反映了社会对国家的要求，反映了现有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比较而言，第二类信访比第一类信访更有利于各级政府发现自身存在的显性和潜在问题，尤其可以对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伤害到社会公众利益的决策和行为采取补救的措施，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大和恶化。而在社会变革和制度转型时期，第二类信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远远高于第一类信访，既反映了制度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对各级政府有效合理合法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各级政府在积极构建输送民智民意的制度渠道的同时，更要完善和创新能通畅地反映民情、民声、民忧、民难，并作出及时有效回应的机制，使之成为科学决策和正确行动的信息基础，而不能“叶公好龙”，平日里高喊倾听民意民情的口号，甚至不惜成本到处调研，而当社会主动把制度运行的信息反馈回来的时候，却用压制和掩盖的方式阻止或扭曲信息的流通和分享。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采取措施，探索改革和完善现有的信访机制，力争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和初发阶段，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些措施包括：提高信访部门的信访级别，增强其权威性和协调能力；增加信访部门的编制或工作人员数量，减轻信访工作量不断提高的压力；加强各信访部门间的信息交换和工作协调，以加快信访案件的处理速度；利用电话、网络等现代通讯技术扩大信访的渠道，便利人民群众便捷地反映问题；给信访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激励，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客观地说，这些措施已经在部分地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但仍多限于局部，缺乏整体性和对信访机制的改革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信访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改革应该遵守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信息的通畅流动与有效共享。在传统政治中，公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有限，信息的流动速度缓慢，因此政府作为信息的接受者能够有序地处理各种信息并做出回应，甚至可以利用信息垄断地位防止信息的扩散。而在现代政治中，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变革，消除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政府难以垄断信息，更无法堵塞信息的流动，因此必须学会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处理涌动的信息洪流。在政府接受的各类信息流中，信访提供的信息价值更高，尤其不能阻止其通畅流动。
第二个标准是合乎法律及其精神。一些人认为信访制度不符合依法治国精神，因为许多信访案件的解决不是依*法律，而是依*个别领导的批示，有干预司法独立之嫌。这种意见固然有事实依据，但恰恰说明信访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不能因噎废食，把改革等同于取消。作为一套已经被广大公众熟悉的表达意见的机制，信访在反映社情民意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重要性实际上得到了强化，因此应该按照法治的原则进行积极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建立起一套符合法律和法治精神的信访处理程序，既要遵守现有的法律规定，更要根据法治精神来创造性地设计信访接待、案件转办、督办、反馈等各个环节，在逐步减少领导个人在信访案件解决中的作用的同时，提高各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第三个标准是可持续的有效性。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是制度能否走下纸面，运转起来，持续地发挥效力。只有运转起来的制度，才能激励制度的操作者，吸引社会的支持。就信访制度改革而言，这第三个标准的实现具体化为三点：一是提高信访案件涉及层级和部门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二是增强信访工作者的责任心、成就感，并适度地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三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应用法律的能力。信访只是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众多渠道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
毫无疑问，这三个标准是相辅相成的，但按照信息规律来改革信访机制似乎更为根本。人们所称道的“贵阳模式”之所以在改革和完善现有人大信访机制中取得明显成效，就是遵循了信息规律和依法治国的精神，把信访看作是在政府体系内部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有效传播信息的渠道，并按照法治原则改革现有架构。贵阳市人大设立的每周一次“人大信访法律咨询日”为政府与群众直接对话搭建了平台，受访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5％以上。通过法律咨询日以及其他配套改革，人大与“一府两院”形成了一体的“大信访”格局，消除了过去那种信访案件只依*文书往来、抄抄转转的局限性，信访提供的信息直接传达到各直接负责部门，既减少了转办、督办等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工作协调性，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使人大的监督权发挥了更有力的作用。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信访群众通过人大的安排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见面，倾诉自己的不满，提出自己的疑问，从后者那里得到直接的答复或建议，有利于改善这些部门的形象，增强群众对它们的信任，从而使群众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更愿意通过法律程序来反映问题，求得问题的就地及时解决，而不至于把问题累积起来，诱发越级的或集体性的上访行为。
总之，信访机制的改革，不仅关乎到社会稳定，更关系到体制的顺利转型。信访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依*这个渠道传播的信息更通畅地流动，在制度内部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以及制度与公众之间有效地共享，增强它们的相互信任。只有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我们才不至于在信息时代被信息浪潮吞没，更不会犯下堵塞和压制信息的致命错误。
申论热点：严禁教育乱收费通知为何不管用开学在即，海南省教育厅27日发出紧急通知：严禁教育乱收费，对乱收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将撤销其校长职务（据新华社8月28日电）。就在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问题位居首位。（据8月28日《北京晚报》报道）
对照这两条消息，既让人明白了海南省教育厅“紧急通知”的来由，又让人对“紧急通知”不敢寄予厚望。没有健忘症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去年3月，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收费工作电话会议上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5个月后，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周济部长再次强调“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当时，媒体纷纷用“态度坚决”、“掷地有声”来报道此事，各地教育部门也纷纷下发通知，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治乱办”，对教育乱收费进行专项治理。然而，事实证明，下通知的效果并不理想。
怎么办呢？海南省教育厅再次发出了“紧急通知”。应该说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可是，以前的“通知”不管用，现在的“再通知”就管用吗？
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相同的内容每重复一次，其效力就减弱一分，重复的次数越多，效力就越差。何况，“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话，周济部长都已经重复两次了，地方教育部门再重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也确实有一些中小学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比如，今年4月，郑州市撤销了3个校长的职务；2003年11月，宁夏有9名校长被撤职……尽管如此，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仍然只是“小概率事件”，教育乱收费仍为价格举报第一热点足以为证。
在去年8月的那次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会议上，周济说：“一些地方的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要领导，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工作跟不上；已经出台的治理乱收费的政策和措施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那么，如何解决“认识不到位”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格按规定办事，一旦发现乱收费，就摘下校长的乌纱帽！
政令要畅通，就必须有权威性。要维护政令的权威性，就必须“言必行，行必果”。不断重复“通知”的所谓“三令五申”，其实是对政令权威性的损害。
申论热点：严禁教育乱收费通知为何不管用开学在即，海南省教育厅27日发出紧急通知：严禁教育乱收费，对乱收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校，将撤销其校长职务（据新华社8月28日电）。就在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今年上半年价格举报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问题位居首位。（据8月28日《北京晚报》报道）
对照这两条消息，既让人明白了海南省教育厅“紧急通知”的来由，又让人对“紧急通知”不敢寄予厚望。没有健忘症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去年3月，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收费工作电话会议上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5个月后，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周济部长再次强调“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当时，媒体纷纷用“态度坚决”、“掷地有声”来报道此事，各地教育部门也纷纷下发通知，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治乱办”，对教育乱收费进行专项治理。然而，事实证明，下通知的效果并不理想。
怎么办呢？海南省教育厅再次发出了“紧急通知”。应该说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可是，以前的“通知”不管用，现在的“再通知”就管用吗？
根据边际效应递减原理，相同的内容每重复一次，其效力就减弱一分，重复的次数越多，效力就越差。何况，“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的话，周济部长都已经重复两次了，地方教育部门再重申还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以来，全国各地也确实有一些中小学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比如，今年4月，郑州市撤销了3个校长的职务；2003年11月，宁夏有9名校长被撤职……尽管如此，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仍然只是“小概率事件”，教育乱收费仍为价格举报第一热点足以为证。
在去年8月的那次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会议上，周济说：“一些地方的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主要领导，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工作跟不上；已经出台的治理乱收费的政策和措施在一些地方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那么，如何解决“认识不到位”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格按规定办事，一旦发现乱收费，就摘下校长的乌纱帽！
政令要畅通，就必须有权威性。要维护政令的权威性，就必须“言必行，行必果”。不断重复“通知”的所谓“三令五申”，其实是对政令权威性的损害。
申论热点：腐败分子现形为何多源于偶然事件？
近期，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县发展计划局局长胡方瑜被判有期徒刑11年，没收个人财产44.9万元。胡方瑜受贿金额为10余万元，贪污工程款2万元，另有部分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件看起来似乎平常的腐败案，有一点颇耐人寻味，案件的起因竟源于偷盗。一个小偷偷了胡方瑜一条皮带，扔在当街，结果引出了案子：此皮带非同寻常，“暗藏玄机”，里面竟夹着一张巨额支票！
小偷偷出腐败分子已不是一件新闻了。前几年，某派出所抓住了小偷，交代出偷了某局长的家，有多少多少东西。公安机关让某局长作证，他矢口否认家中被偷过，小偷举出了证据――一小头刻着局长名字的金牛，局长才被绳之于法。这和胡方瑜的案子如出一辙，只不过胡是给自己的皮带“带”了进来。
为什么许多腐败分子被现形大都源于某些偶然的事件？这值得我们思考。这些“偶然”均来自于外力，例如小偷“不小心”偷出了腐败的证据。“西安彩票案”也是偶然的操作失误，“不小心”让局外人得了“宝马车”，又“不小心”公之于众，等到天下人皆知，腐败分子就无处藏身了。由此看来这偷儿的“功劳”真不小，一不小心扮演了一个公众代表的角色，“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然后一切就明了了。然而我们毕竟不能依*偷儿当公众的代表，因为这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依*谁来捅破这层纸呢？这是一个问题。
申论热点：考场不是市场考场和市场是两回事，考场是个比知识、选人才的场所；市场是个做交易、赚钱财的场所。很可惜，也可恨，在一些地方，有的人却把严肃的考场变成了混乱的市场。
据报道，在今年的高考中，河南濮阳发生了一起多名教师涉嫌组织策划并以赢利为目的的集体舞弊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濮阳县三中。有的老师以每科答案1000元左右的价格出卖，后来直至涨价到2000元，作案工具是手机。为了“搞定”监考老师，先后向他们送几百元至几千元的“红包”。据说，此次舞弊共收20多万元。有名考生说：“不光发手机短信，也有老师抄学习好的同学的答案然后传纸条的。”他感到当时太乱了，有点像市场。
每年高考之前，有关领导机关就三令五申，严禁舞弊，严惩舞弊。今年又未雨绸缪，重申法纪。但舞弊案件在一些地方仍有发生，濮阳仅是其中一例，当然是比较恶劣的一例。据说在濮阳监考的老师已有80多名被调查，其中7名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
想想过去发生的一些高考舞弊案件，大多还是为了让平时成绩较差的考生混个高分，混个大学，甚至混个北大、清华。这当然也是违法乱纪，但说起来还是为了上学。看看濮阳舞弊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为了赚钱，把考场变市场，把考卷当商品，传消息，买监考，卖答案，明码实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条龙服务”。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舞弊案中的人物，竟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就是这样“传道、授业、解惑”的！就是这样“为人师表”的！他们的丑恶行为，凉了多少刻苦攻读的学子之心，辱了多么神圣的教育殿堂。如果说，连高考这块“绿洲”也要污染，那么，社会上还会有干净的地方吗？还会有凭本事吃饭，还会有公平竞争，还会有优胜劣汰吗？有的将是劣胜优汰！将是无法无天！
上大学，上名牌大学，是千千万万考生，也是千千万万家长的心愿。名额有限，竞争激烈，谈何容易。但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凡考试特别是至关重要的高考，无不法纪严明，执法如山。为这事，有丢乌纱帽的，有坐班房的，还有掉脑袋的。因为，考试不光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还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严行吗？
像高考舞弊这类案件，是民愤很大的案件，也是国法要严惩的案件。群众眼睛雪亮，“纸里包不住火”。不管是谁，只要干了这类伤天害理的事情，早晚会被揭出来，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做人，做事，还是老实点好。考上大学当然好；考不上，也未必没出路。老实终究不吃亏，胡来早晚要倒霉，这样的人和事，我们见得还少吗？
申论热点：两会”热门话题一览宏观调控预计中国政府将宣布新的宏观调控措施，防止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确保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三农”问题9亿农民的税费将会得到减免，粮食生产将受到鼓励，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
就业和社会保障政府将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缓解就业压力，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协调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私有财产将写入宪法\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等规定
“三个代表”将写入宪法，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政府自身建设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服务.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应急机制，强调依法行政并接受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方面监督积极稳妥地推进检察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检察机关要保证自身严格、公正执法，必须主动接受外部监督，严密内部制约.去年，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完善查办职务犯罪的内部制约机制。建立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建立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工作机制。
"反腐败"
中国"反腐"，在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之后，到了"制度反腐"的时候。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有效遏制各种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管理，建立强有力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后要从以人为中心的权力反腐，走向体制、制度、机制等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同级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一个有利于反腐败的制度平台，进一步增强政府和社会的反腐败机制。应改革纪检领导体制，保证纪检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纪检部门要注重自身建设。要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首先必须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实行"党内民主"，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也只能是一票。在党内引入竞争机制，党组织在推荐任命干部前，要在党内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推荐名单，并且可以进行差额选举。必须真正体现法治的精神，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它的监督作用。要从源头上把住选人用人关，就要把对"一把手"在选人用人上的监督作为重点，防止一些领导干部"带病上岗"
落实司法为民出台了一系列司法便民、利民、护民具体措施并狠抓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便当事人诉讼，切实解决“告状难”、“申诉难”问题。完善司法救助制度，保障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平等参与诉讼。注重审判质量，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使当事人尽快获得公平裁判的结果。加强基础建设，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质疑假日经济建议地方立法带薪休假长假期间人们统一出行，不仅加重了交通的负担，也增加了不少安全隐患，对当地的卫生环境和治安状况是一个沉重打击。国家的福利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应通过地方立法，由员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带薪休假，这样不仅有效地错开个人休假时间，也可以根本改变“一窝蜂似的”休假方式。
申论热点：农村养老为民解除老所忧
———贵州余庆县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纪实
“两户”家庭生活水平需要保障余庆县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东南部，其中农业人口占90％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334元（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1％）。2003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为11．6‰，自然增长率为5．8‰，比全国6．01‰的自然增长率略低。
据专家测算，如果按1963年至1973年的平均生育水平计算，实行计划生育30年间全县少生了18万人，这对余庆县意义非同寻常。
但同时当前农村“两户”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显得日益紧迫。据余庆县的一个专项调查显示，该县30年前第一批实行计划生育的“两户”生活水平，当年远高于全县的平均水平，此后逐年下降，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低于全县的平均水平。2002年，“两户”总的生活水平低于全县平均水平达1108元。
省计生部门的负责人说，贵州农村贫穷落后，在目前还主要是土地养老、子女养老的情况下，农民一上年纪，或是一子服侍两老，或是二女外嫁身边无人，很容易陷入困境。
不能让曾经自愿响应国家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为余庆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两户”家庭老来无着落。余庆县委、县政府于2002年开始探索为“两户”提供养老保障。该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全县有“两户”家庭20455户，要一下解决所有“两户”家庭的养老问题困难不小。
该县对多种养老方案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如果投商业养老保险，财政一年要拿出2000万元，几占全县财政收入的1／3，负担过重，而且投保人60岁后每月只能领取13元的养老金，回报太低。如果以政府出资，通过企业赢利来维持养老院，则风险大且不易操作。几经权衡，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余庆县决定以政府为主，建立计生家庭养老保障金。
能基本满足“两户”的生活需要计生家庭养老保障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2002年起，每年在县乡两级地方财政收入中提取0．5％，以后逐年递增0．1％，直至达到财政收入的1％。二是从社会抚养费和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转移支付部分中提取20％。三是县里有收费项目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党政干部每年捐资一次。
按此办法，余庆县2003年共筹集资金147万元，61名年满60岁的农民，从去年1月开始每月领取养老金40元。根据当地目前生活水平，一家两口每月80元、每年960元养老金，可基本满足生活需要。
5月18日，记者冒雨走访了3个乡镇的8户“两户”家庭。提起这笔养老金，老人们都感慨道：做梦也没想到政府会这么周到，每月给我们“发工资”。65岁的宋洪林说：“现在不光是我彻底甩脱了担忧，就连那些三四十岁的计划生育户也打消了悲观，有望头啦！”
71岁的汤本昌说起去年养老金兑现大会上喜极而泣的情景时脸上露出了一丝遗憾：作为“两户”代表，他本来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可是站在麦克风前，激动得只喊了3个字：感谢党！便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
白泥镇上理村杨秀伦家，是全县最困难的家庭，他本人身患重症，爱人残疾，13岁的儿子寄住在亲戚家读初中。走进已十分破旧的木瓦房，全部家当价值不过几百元。屋外，春雨沥沥，寨子里的乡邻正在帮他家打田插秧。杨老汉说：每年政府都要发救济金、救济粮，现在又多了这笔养老金，油盐酱醋不愁，还可买点肉吃。
村民在交谈中，无不表达他们对这项政策由衷地拥护。然而，如何保证“两户”养老保障制度能够长期地实施下去？
确保保障金足额连续发放余庆县委书记陈梓泽说，这项政策是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后出台的，一是县财政收入这几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每年提取0．1％的递增数，应该是有保证的。二是到2020年，县里满60岁的“两户”农民将达到1400多人，从现在起的17年里，将累计发放养老金近900万元，而累计提取的养老基金可达5000多万元，完全能够承担所有“两户”的养老保障。三是国务院最近出台了一项重要政策，对西部试点地区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国家支持力度很大，余庆县已决定从今年5月起，每个农民每月的养老金由40元提高到50元。四是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余庆县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户养老金管理办法》，用地方法规来确保该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为让群众更放心，余庆现在由发放现金改为发放存折。县财政每月15日把养老金打入信用联社，由联社在乡镇的延伸机构为发放对象建立专项存折，农民可即时自由支取。越来越多的村民有了一个女儿后决定不生第二胎，新的生育观正在这里兴起。
据了解，目前，贵州全省已有71个县（市、区）借鉴“余庆模式”，大力开展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制度建设。
创新才能治本王军农村独生子女户在生产致富、家庭养老问题上和多子女家庭相比，有更多困难，更应给予帮助和扶持。能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建立现代农村社会养老机制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连续性和完整性，稳定目前较低生育水平的大问题。
在当前形势下，一些地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仍停留在宣传、教育和引导这些传统的工作方式上，有些地方甚至违反政策采用行政组织手段。这些工作仅仅能起到治表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反作用。
要从根本上维护计划生育制度的可持续性，就必须从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入手。贵州省余庆县在经济基础并不雄厚的情况下，从本县实际出发，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设立养老金，把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与社会制约有机结合，不但解决了计划生育家庭的实际困难，而且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作了新的尝试。他们的做法具有可操作性，养老金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这将会推动群众执行国策时更加自觉。
从今年起，国家在5个西部省市、9个中部省和贵州省的各1个地（州、市）开展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建立这些制度，虽然政府现在是花了一些钱，但总比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后再去对他们扶贫更经济。
申论热点：传销骗局调查：1个农民和他的2000个大学生下线
“欧丽曼”非法传销组织所传销的商品之一。
“我不知道事情会搞得这么大，你觉得我会判多少年？有期，无期，还是死刑？”6月24日，在重庆渝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里，穿着黄色囚衣的秦永军哭丧着脸问记者。
事情确实“搞大了”。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大学生自己发展自己”
秦永军说，自己文化低，口才也不好，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可以坐享其成。
在看守所，秦永军看着手铐上的反光喃喃自语：“我是个农民，文化太低，我没料到事业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大学生会过来。”
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一句真话。据今年3月份卧底“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警员描述，那时的秦永军穿一身西装，很有风度，看起来像个发达的商人。而他当时的身份，是“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重庆地区的“超级总代理”。
秦永军说，他一般把钱交给神秘的上线于高明等人。于高明是“法国欧丽曼”
公司总部定期派来收签单钱的，而于高明又是更为神秘的上线张涛派来的。“
2000年，秦永军发现传销是个“适合”他的行当。“我年龄偏大了，力气活干不了，传销不费太大力气又赚钱”。
后来，妻弟赵建华劝他到广西玉林搞“直销”———但秦永军很快领会了其中奥妙，“他们说的直销实际上就是传销，只是因为国家禁止传销，但没说禁止直销，所以变换了讲法，实质都一样，就是不断引诱亲戚、朋友、同学来交钱，从中赚钱”。他交了3350元，成了“欧丽曼”成员之一。
秦永军说，每介绍一个“幼儿员”（交了钱还没发展下线的新成员），介绍人拿510元，介绍人的上一级介绍人拿300元，再上一级拿120元，再再上一级拿90元。他把自己的堂兄张松和朋友张丽发展成会员。
张丽入会后“表现积极”，先后发展了多人参与。
其中一名叫张伟伟的大学生，于2003年发展了大学生辛俊涛到广西贵港参加了“欧丽曼”传销组织，辛于当年发展了自己的大学生女朋友赵晓民。之后，赵、辛二人又不断发展自己的大学生下线，当上了“总代理”，而秦永军也因为发展会员“业绩突出”，一跃成了“超级总代理”。
“当初我没有有意发展大学生，上头也没有要发展大学生的明确计划。大学生是自己发展自己。”秦永军说，他的文化低，口才不好，所以讲授传销都是一批大学生传销骨干自己去做，他基本上可以坐享其成。
根据警方的调查。“法国欧丽曼”传销公司的前身是“莱奥奇”传销，最初在广西北流、玉林、贵港发展，当时的组成人员基本为社会中下层人士。
而在警方的记录上，组织成员发生转变是从秦永军的下线大学生张伟伟开始的。随着广西加大传销打击力度，秦永军和四十几名大学生传销骨干移师重庆渝北区、合川市和巴南区，形成了秦永军为地区超级总代理、于高明为重庆地区负责人的格局。
看守所里的秦永军极力淡化他在这个团队中的作用：“传销有一套自己运转的规矩，每个在自己位置的人都会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不管我做不做，我的下级体系都会自己扩张发展。”
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办案民警说，“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
“秦永军做头领确实不用花太多力气，因为他们搞的主要是精神控制。”
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一位办案民警介绍，在解救2000名大学生时，大多数受骗学生坚持认为他们没有受骗，坚信自己从事的是“直销”，是“辉煌的事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新理念”。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又回流到了成渝鄂地区至今还在搞传销。
“我们可以解救他们的身体，但谁来解救他们的内心？”这位民警说。
为了凑齐3350元入会费，湖南某校大三女生黎平有生以来第一次欺骗父母，说要交2000元学费。在农村的父亲二话不说，3天之内就把钱汇过来了。被解救后她才得知，家里是把她曾放牧了7年的两头老黄牛卖了才凑到这笔钱的。
“那时我真的太蠢了。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能思考的动物”，被解救回后的黎平几个月来开始救赎式的生活，她说为了还债她没有时间午睡，每天做三四份兼职，还要准备错过了的英语四级考试。
5月26日，看了黎平写来的信，渝北区公安局经侦支队一位民警说：“一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她被传销骗得太惨了。”
黎平是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大学同学余平（化名）骗到重庆渝北的。余在电话中说有一份好工作让黎平惊喜，但到了渝北后却让她去听课。
第一天培训老师告诉她“成功学”，“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相互称乎“老总”。还有是求婚游戏，异性间相互求婚，直到对方同意为止，“目的是消除害羞和不自信，又很刺激。”
黎平说，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很快就沉浸在一种“追求成功”的狂热中。此后的几天，每天不停地学习直销理念、制度、心态，称“直销”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给予中国年轻人的第四大机遇。其主体课程是：分配方案、影响成功的因素、“企业文化新理念”、从业应有的心态等。讲课内容非常有蛊惑性，比如“穷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野心”等。
在欧丽曼内部，发展下线讲究“四不讲”，环境不对不讲、时间不够不讲、气氛不好不讲、时机不成熟不讲。对下线主要是谈感情，消除抗拒情绪。
一个月之后，黎平的“四不状态”终于慢慢消除。
“讲师”鼓动她用3350元买欧丽曼产品，“这是投资啊，几个月后就可以返本赚钱”，随后一些自称月薪过万的大学生“经理”们出来现身说法，说当初自己也是如何犹豫，投资后知道选择是如何正确。作为崔平上线的余平，趁机使她“投资”了那3350元。
警方称，像黎平这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传销大学生为数并不多，更多的大学生被彻底“洗脑”。
重庆某校大四学生李民，在“欧丽曼”中曾是管理近十个“幼儿员”的“家长”。
他至今坚持，除产品问题外，“欧丽曼”在培养口才和提高素质方面是有益的。
“发展下线，我不觉得是欺骗。因为他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花几千块钱值。假如你（一开始）对他讲实话，除非他思想已经非常先进（才能接受）。”
经济邪教亲情管理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
和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配套的是他们的组织制度。
传销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实行“亲情管理”，这对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也很有吸引力。
重庆警方认为，传销和变相传销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蔓延，和它有一个严密的，自我繁衍能力极佳的组织体系有直接关系。
据了解，“欧丽曼”实行“五级制”，即家长、主任、经理、总代理、超级总代理。
会员入会后，发展3－9人就可成为“家长”；发展10－69人即可成为“主任”；发展70－398人即可成为“经理”；399人以上即成为“总代理”，再往上便是“超级总代理”。
他们还实行“三奖”的分配方案。以“经理”为例，第一级是“直接奖”，每发展1名直接下线，提成43%；第二级是“间接奖”，自己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提成12%；第三级是“育成奖”，下线的下线再发展1名下线，他提成2%.这样，下线拉得越多，提成就越高，经理级的人物每月常可提成数万元。
到秦永军等人被捕为止，秦、赵、辛3人已经收取数百万元的入会费。
该传销组织还有严格的纪律。各传销窝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由“家长”实施封闭管理。发展下线都采取单线联系，不同级别人员不允许往来，同级别联系密切，但又必须置于“家长”严格监督之下。
在发展下线时，还制定了邀约加盟的“五同原则”：即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好。“家长”在严管手下的“业务员”时，把打电话的时间严格控制在3－5分钟内。
每个“家庭”里少则三五人，多则十来人。晚上，十个人睡在地上的通铺上。第二天凌晨5点半，有人起来做饭。6点半，准时将屋内所有人叫醒，一起晨练。吃完早饭后，便是听课时间。然后吃饭，然后又听课。不停地有人在耳边讲述“成功捷径”和“致富秘诀”。
这样，经过3至7天，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便会从开始的反感、抵制，到认同、接受，并最终积极参与其中。一些介入较深的大学生甚至觉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么美好的事”。
一名卧底警员说，“我看到他们像中了邪一样，听课时不开小差，不说话，几天时间便可记完一本厚厚笔记”。
“从洗脑、到每天必须举行的仪式，再到严密的组织和人身的控制，一整个就是邪教的模式。我们围剿的是经济邪教。”重庆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陈萍说。
受害者变为施害者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
陈萍认为，每个交了钱的传销受害者为了返本，还会不断地骗更多的亲人朋友成为其下线，这样，传销的受害者又转变成了施害者。
现在被刑事拘留的传销“经理”唐明曾经就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黑皮肤的小伙子在看守所里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恨死我的上线了。”今年3月份他被遣返回校后，开始准备大四论文答辩，但就在答辩前几天，他因发展了二百多个下线被警方逮捕。说起这些他痛悔不已：“我复读了三年才考上大学，现在学位证书都没了。”
唐明是湖北某大学的学生会的干部，他拉了两个学生干部做下线。其中一个是该校的学生会团支部书记。
“我的两个下线太强了，否则今天我也不用坐在这里。”唐明苦笑。这名团支部书记一个人就为唐明发展了一百多下线。
另一名被刑事拘留的女大学生赵晓民是西安某名牌大学成教学院的大学生，25岁，她做到了欧丽曼的“总代理”级别。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一脸文弱。2002年底，她被大学同学辛俊涛骗至广西，随后辛俊涛成了她男友。
到了2003年开学初，赵晓民想回去上课，但发现根本交不起学费了，只得退学。“我喜欢学校，在寝室里哭了好几天才下定决心。”赵晓民回忆。
“出去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学校读书。”赵晓民的眼镜后面闪着泪光。
大学教育的空当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一些空当，这也是诱使一些大学生投身传销的客观原因。
该案的主办民警韩光认为，像秦永军这样的文化程度低下的传销分子之所以能得逞，和大学生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无关系。
渝北两千多的大学生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因为想找工作或者是为了减轻交学费压力而被骗入传销团队的。”
韩光在和受害学生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受骗学生性格内向。这些学生认为，大学教育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让他们发挥个性，获得锻炼，而传销课程却使他们获得了演讲的自信和能力，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传销显然是钻了大学教育的这个空当。
“参与传销的大部分大学生有着一夜暴富、出人头地的梦想，”韩光说，“传销的洗脑课恰好抓住了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弱点。”
申论热点：警惕"陈化粮"背后的陈化随着调查的展开再展开，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发现了“陈化粮”，而且逐渐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民工粮”。日见理性的公众没有出于对黑心商人的痛恨与对民工的同情而沉醉于谴责的快感中，而是探讨制度完善之途，着实令人欣慰。
有人说消费者对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有一定责任。这种说法绝对是有道理：有需求才有市场，辨别能力不足才会被欺诈。因此，只要每个人都坚决不买假冒伪劣商品，擦亮自己的眼睛，黑心商人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不过仔细想来，似乎有点不对味儿：人们也许因为购买能力低而只能消费价格低廉的商品，也许想少花钱而获得炫耀消费的心理满足感而购买假名牌，但如果明知是毒药，偏偏要去买来吃———这样的人除了想自杀就是精神方面有一定问题。
看来，就“陈化粮”问题而言，让受害者为害人者承担责任，甚至说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害人者的成长就不那么有道理了。不过，笔者倒是十分清楚持此观点者的良苦用心：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别为了治服小狗而请来了大狼。
*民工自己来对抗“陈化粮”的销售者以及包工头，实在为难了他们：不拖欠工资、能吃饱饭已经不错了，再说，他们可能知道所吃下的不是新米，却不太可能知道其中的黄曲霉菌能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发现的最强化学致癌物。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了？其实并不十分复杂，只要追问一下就会知道个大概：“陈化粮”从哪里来的？我们经常看到走街串巷收购旧米旧面的商贩，有些“陈化粮”来源于此；但调查表明：“陈化粮”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国有粮库。那么，国有粮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陈化粮”呢？由于我们一直沿袭通过国家控制商品粮来保证粮食安全的思路，国家直接收购粮食占市场流通量的比重巨大———粮食流通体制的弊病，导致我们一方面喊着粮食危机，另一方面大量拍卖“陈化粮”。
只能用来加工饲料的“陈化粮”怎么会上了餐桌？根据有关规定，企业需办理严格的手续才可以购买陈化粮，购买后只能自用，不能转让和倒卖，更不能直接流入市场。但工商、粮食、食品监管部门是否有监管的动力呢？经验表明，没有油水的领域没人爱管、有油水的领域捞到油水后放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有了麻烦，只须说一声财力有限，人员不足，权力边界不清即可塞责。
“陈化粮”只是陈化的粮食流通体制以及陈化的官僚机构生产出来的诸多怪胎之一，如果不从根本上推陈出新，我们的餐桌上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各种“陈化粮”。
申论热点：公共管理需要社会化最近，国务院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座谈会上强调，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其实，前段时间在北京和深圳等地早就有一批民间资本被批准进入了城市公共交通和污水处理等领域。这标志着我国政府正在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努力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
以往，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运营，要么由政府一手包办，要么就交给下属企业去办。政府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唯一“代理人”，既“掌舵”又“划桨”。这种垄断经营导致权力滥用或腐败，使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绩效大打折扣。显然，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以及政企不分和全能政府观念已经成为妨碍政府公共管理有效性的主要障碍。那么，公共管理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政府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提出了新的公共管理思想。这意味着，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应该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应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如今，北京和深圳等地方政府有选择地开放公共服务领域，以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这无疑是对新公共管理思想十分有益而且有必要的探索。
所谓公共管理社会化，指的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改变传统的由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一些政府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委托代理等方式转移出政府，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财政开支的目的。公共管理社会化的目的是引入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机制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不断推动公共管理的自我创新和服务水平。
由此不难看出，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可以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加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公开招标的“阳光操作”，可以形成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程序，弱化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权钱交易的机会，可以避免重大决策往往由“家长”说了算的制度困境。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快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步伐。
申论热点：生产安全拒绝“带血的GDP”
由科技部立项，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发表的《安全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披露：“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到2010年以后才会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只要能做到事故高发得到遏制，事故总量增速逐步下降，总体综合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就相当不错了。”（7月27日《中国青年报》）
2010年也许是并不太遥远的，是可以期待的，我却无法因此而乐观起来。一方面，正如课题组对目前安全生产整体形势的判断那样，我国目前安全生产保障水平低，事故形势严峻、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专家却将我们对安全生产的期待整整推迟了6个年头！专家给出的，不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而是一个再残酷不过的预期。
6年时间，还将发生多少起灾难事故？还将有多少人无辜送命？仅以煤矿事故而言，今年7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官员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发生事故1736起，死亡2644人。每生产百万吨煤炭，平均就有近3名矿工遇难。而这组数据，还是在“煤炭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已经得到好转”的形势之下出现的。一个行业，半年的时间，便出现如此多的安全事故，我们又拿什么来承受长达6年之久，整个公共安全领域的灾难事故？
客观地说，事故安全形势的好转，是需要时间的。但这个时间为什么如此漫长？我注意到，研究人员指出了我国安全生产的一些问题：高危险行业在我国GDP比例结构中偏重，政府官员安全生产认识不到位，企业经营者安全意识差，从业人员安全技能水平低。也许，GDP比例结构的调整确需假以时日，但是不是为了GDP就必须抛弃“以人为本”？转变政府官员、经营者及从业者的安全意识，非得要6年？
事故频发，更深层的原因是安全生产体制的问题。对此，我们已经有过无数次的反思：首先，安全生产监管缺乏有效性导致了事故频发，而这种监管失灵，表现在安全监管工作存在权力分散、权力失衡以及执法不严等方面。其次，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改革体制、治理弊端迫在眉睫，为何还要拖6年之久？如此长的时间，人们对体制改革的信心还有多少？
假如一年或两年的治理或改革并不足以实现安全生产，那么谁又能保证，在经过长长的6年之后，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必将进入一个稳定发展阶段？说到底，时间并不是安全生产目标的决定因素。
并非质疑专家的研究成果，也不想轻率地认为安全生产是一项伸手可及的事业。我只是想，明知必将有更多的人去“送死”，我们是不是需要尽快调整经济发展的思路，尽快改革安全生产体制？我们能否放弃一些经济的增长点，而不要那种“带血的GDP”？
申论热点：怎么看待大学校园创业热
,我创业我精彩”
"创业"在大学校园里不再是一个羞羞答答的词语。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大学辍学最终成为全球首富的创业神话，为不少学子所津津乐道。据调查，深圳大学有一半左右的在校生参与打工。一些大学生更是打出了“我创业我精彩”的口号。
记者发现．新一轮的大学生"创业热”不同以往。与传统勤工俭学相比，“创业热”已不局限于满足基本的学习生活需要，而是把创业当作一种不可或缺的阅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有的还将其作为一生事业的起点。从形式上看，新一轮的“创业热”已经超越发传单、贴广告、当家教等这些传统形式，商品代理、中介服务、出售成果、创办实体等更高形式的创业之举正成为主流。
"学生代理"已潜人大学生们的日常生活。清华大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想要买东西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代理。据了解．目前学生代理的领域已经扩展到服饰、化妆品、数码产品、电脑、营养保健品、文体用品、手机、饮食、书籍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北京大学未名BBS(电子公告牌)代理版版主对记者说+在众多的代理中，存在着非常多的明星式的成功人物，不断刺激着新加入的学生创业者。例如，已成为专业化化妆品销售网站的果皮网，目前已经在接受全国订单；尝试过很多产品代理的马可，是众多代理们心目中的领军人物；一－MD(迷你光盘)的代理开始有了自己的专柜或公司。做得不错的学生代理大都可以负担自己的学习生活费用，有的人甚至“可以买房买车”。
与代理商品不同．选择创办公司的学生大部分是将此当作事业的起点，即使毕业了也会继续经营下去。由于存在更大的风险，需要更大的投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选择创办公司的大学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由于受到精力的限制，他们大多选择了休学创业。他们中有的是从每年一度的“全国创业者大赛”中脱颖而出，进而借助高校科技园的融资、辅导和营销等服务休学创业；有的是利用电子商务技术，创办交易平台或销售网站，从代理品牌做到产占矗开发；还有的是利用专业优势，从导师或某一行业获得支持，创办高科技企业．像被评为中国电子政务rr(信息技术)百强企业的清华大学姜晓丹创办的“慧点科技”、山东医药大学陈世坤创办的“智网科技”、中国农业大学廖峰创办的“伟嘉生物”都是其中的饺佼者。
一些参与创业的大学生告诉记者，赚钱并不是他们的惟一目的。能够认识许多朋友．增长交际和销售能力，更深入了解产品和市场都是非常宝贵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一份创业经历在面临就业时，常常会成为非常令人瞩目的资本。今年一位北大毕业生在应聘时．他的创业经历就引起了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注意，从而使他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有成功也有失败创业也同时意味着风险，有成功就会有失败。
北京大学著名的电脑代理组织——“青果”的负责人是一位在读研究生。他对记者说，在两年的创业过程中，“真的很难很难”，很多次都到了几乎要放弃的地步。有时内部成员之间会有意见分歧．经营理念的激烈碰撞甚至导致创业伙伴的退出。也有时，他们困扰于经营对学习生活的影响，难以在繁重的学业和琐碎的业务之问找到平衡。刚起步时，他们没有时间看书上自习．没有时间参加其他活动，“全部业余时间几乎都给了‘青果”’。然而，他还是坚持住了，“还是舍不得，只好一样样地解决问题”。
学生创业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很合适。有的大学生，在经历了创业的艰辛、委屈和犹豫之后，最终选择了退出。一个曾做过几家公司产品代理的北大女孩这样描述她的感受：“感觉很累。拿货的时候我总是提着一大堆东西在校园里晃来晃去，整个人都没精打采的。然后就是心理压力太大。有时候在图书馆看书看得好好的，忽然想起和谁约了时间或是发现自己马上就要迟到．脚心一下就凉了……”
对于学生创业．不少老师和学生给予了肯定。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泓教授认为，创业和学业并不是对立的。学校里的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相比，总是相对滞后，学生的创业行为正好缓解了这种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生的创业行为很值得提倡。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冯海涛同学说：“大部分创业都是出于勤工俭学目的．既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又能学到东西．应当支持。”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学生会主席苏国英说，她之所以有勇气参加学生会主席竞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做代理的经历．而且真的认识了很多朋友”。
也有一些师生对大学生创业表示了某种担忧。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侯玉波副教授表示，18～25岁是学生个性形成的主要时期，外界环境会起到重要作用。他说：“我觉得学生经商现象折射出的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虽然一定的实践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强调。学校需要在主次安排上加以引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0I级小蒋则感叹："每天都有很多同学在我身边谈钱，我不相信这些同学还能静下心来读好书。对此我感到很悲哀。”
学生创业仍需引导在走访了一些学生、老师和相关专家之后．记者发现大部分人对于目前出现的学生创业热还是持乐观态度．但同时也认为需要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地发展。
首先．学校应在课程设置上给予引导。侯玉波认为，学生在校期间更应该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完整的人格，需要有选择地进行创业。学校最好在课程设置上为学生提供机会．例如在很多理科和工科院系中，学生在实验室有很多接触到项目的机会，可以把创业和学业更好地结合起来。
其次，应鼓励学生理性选择，避免“跟风”。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田玲教授指出，学生无论从事何种创业活动都是值得鼓励的，但前提必须是：这是他理性选择的适合自己兴趣、特长或专业的活动。不能一时头脑发热．缺少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拼命地追逐大多数”。
第三．要遵纪守法，不能为了营利而违反法律。北京大学团委实践部的老师表示．学生的创业活动不能影响学习，也不能违反法律法规，这是两条“底线”。像买卖假货、盗版、非法传销之类．都应该坚决禁止，不能让创业活动走上歧途。
申论热点：助学，从理想化到制度化国家助学贷款新办法将还款年限放宽到“6年内还清”。学生在校期间由财政补贴利息，毕业后由学生自付利息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到第5年，因违约率高，不时听到银行的叫停声；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贫困学子收到入学通知后不得不面对取舍的痛苦抉择、一些家庭因学而返贫的艰难故事。
助学贷款遭遇困难，一部分大学生不诚信，或者银行的不肯为“社会效益”而牺牲商业原则，都是可以指责或说道的，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反省其自身存在的漏洞：作为一种政策性金融项目的助学贷款，更多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而对银行商业风险、毕业生就业压力和还款周期等考虑不足。一项好制度，必须是依据当下社会的利益原则而严密设计的，以保证各方能持久积极地予以实施。但愿新办法能让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展走上快车道。
申论热点：大学生租房面面观！
针对近期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居住所引发的多起安全事件，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规定大学生原则上不允许擅自在校外租房居住。广东省对此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对在校外租住屡教不改者开除。一时间，关于“大学生应不应该在校外租房”、“教育部门制定这项规定到底合理不合理”的讨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此，公众是怎么看的呢？
25%的公众明确支持教育部门的这项新规定，他们认为，“学生就应该住在学校，这样也确实会安全一些”。与之相反，39%的公众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早就是成年人了，各方面都应该自立了。当然，还有36%的公众没有明确表态，他们觉得，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对待，不能“一刀切”。
这项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中青在线合作进行的在线调查开始于8月10日21时25分，截至13日14时40分，共有2190人参与，其中在校大学生1506人。
在这些回答者中，有94%的人确认身边有在校外租房居住的大学生，还有一半的人知道有学生因为在校外居住发生了安全问题。教育部门新出台的这项规定出发点也的确是学生安全第一。但是一律住校的规定能否真正落实，也是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44%的公众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外租房的现象不可能被有效遏制。相反，两成公众对此表示乐观，他们认为，只要管理严格，就一定能落实。还有26%的公众提到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有的学校住宿条件不足，肯定很难落实”。
“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讲，大学生应该住在学校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但是，由于学校的扩招，势必造成学校宿舍的不足。部分学校并不完全具备学生住宿的客观物质条件。”
学校住宿条件不足，这是学生在校外租房的主要原因吗？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学校不提供宿舍，需要学生自己解决”的比例只有1%。
既然绝大多数学生在学校都有宿舍，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再花一份钱在校外租房呢？调查显示，四成的人表示，出来租房是为了“和男(女)朋友住在一起”，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在校外居住“生活更加便利”，还有22%的人“希望能清静一点不受打扰”。
可以说，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了，学校附近的居民住宅也早已成为房屋租赁市场上的“抢手货”。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除了“严格禁止”之外，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周教授表示，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地规定学生不许在外租房，而是应该加以引导。他还特别提到了许多家长最担心的同居问题。“对于大学生婚前同居，我的态度是反对、不赞成，但不禁止。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让他们安全度过这个同居的过程。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性教育，不要让他们因为不知而犯错误”。(记者方奕晗樊未晨)
男女同居过日子成为校外租房一大原因有关部门今年6月对本市23所高校进行的统计显示，这些学校学生校外租房的总人数达到2218人，其中男生1388人，女生830人，随着年级的增高，校外租房比例也在扩大。在上海音乐学院，校外租房的学生已经占到应住校学生总数的17.17%。而事实上，本市大学生校外租房的实际人数可能比统计显示的更多。
调查显示，因为恋爱原因希望过“两人世界”成了大学生校外租房的一大原因。在一项相关调查中发现，目前某些高校中的大学生恋爱比例竟达到60%以上。因为不愿受学生宿舍有男女互不串门的规定束缚，一些有恋人的大学生在校外租房过起“两人世界”。
此外，不适应集体生活，抵制学校里宿舍管理制度，也是导致大学生住到校外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大二、大三的学生当中。大四的学生校外住宿更多的是由于实习、在外打工等原因。还有少部分同学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不满于学校的住宿条件而搬出宿舍。
小裴是东华大学工业设计系大四的学生，现在一个人住在校外。他告诉记者，他是为了准备托福考试而出来租房的。因为学校里的宿舍每天晚上定时熄灯，冬天宿舍又很冷，还不能用取暖设备。
而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小康同学在大二的时候曾经和女友在外住了一个学期，但后来还是选择回宿舍住。问其原因，小康说：“住在校外很闭塞，信息没有学校里传播得那么快。而且，没有固定的收入作为支持，住在校外的开销也有点吃不消。”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在外租房的学生也会有搬回宿舍的想法，其中，开销过大和向往校园生活氛围是主要原因。这种现象，被一些学生戏称为学生宿舍的“围城效应”。
大学生校外租房从安居型向康居型大学生校外租房的比例正逐年加大，据专家预测，几年内比例将达到50%左右。暑假又至，记者再次走访了几个高校周边的租房中介，了解学生租房的最新“动态”和租房学生的生活。
最低标准“双气独单”
能够“自由”生活似乎是很多大学生们的向往。时下，
部分学生租房有了更多的要求，从只求片瓦遮身到注重厅室俱全，从只关注基本生活用品到希望有冰箱、空调等家电产品，用一位中介的话来说就是学生们租房正在从“安居型”向“康居型”迈进，而且“步子还挺大”。
一位租房中介介绍说，开始学生对房子的要求比较“简单”：一间屋子，有床、写字台、柜子就行，哪怕跟别人共用一个卫生间都行。现在带双气的独单已经成了最低要求，个别学生要求最好能有宽带接口，以方便上网。他说，学生对房屋条件要求的改变说明学生们兜里有了更多的钱，另外人们住房条件的改善，也给学生们提供了更多更优质的选择。
多为营造“爱的小屋”
据记者了解，学校周边的每个中介都有大量房源，如果把房源比作金字塔的话，那么最不愁“销路”的就是塔尖和塔基。塔尖是指那些距离学校近、屋里设备齐全的独单或者距离稍远一些的条件好、面积更大的房子，月租一般500元以上；塔基是那些条件差一些的房子，地点偏僻或配套设施不好，月租一般在200-300元左右。这两种房子都能迅速租出，不用发愁会压在手里。
记者走访了几个中介所，了解到租塔尖的学生经济条件并不好，其中一半以上都为了与女朋友共同营造爱的小巢，甚至有“小两口”一起出钱租房子的现象———囊中羞涩挡不住大学生们追求“可爱小日子”的感觉。相比塔尖住户，塔基住户的“书卷气”更浓厚一些，这些学生们目的比较单纯，租房是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学习，准备考研究生或是应对各种认证、出国考试。塔尖与塔基有金钱上的差别，但是更重要的是用途上的泾渭分明。
五种人偏爱外租房为什么不住学校的宿舍，而是选择到校外去租房子？他们选择“走读”的原因因人而异。
经过记者的了解，大概有以下几种：1、不受约束型，这种类型的学生天生不喜欢被管理，学校宿舍到点关门、熄灯这些管理措施对他们来说难以忍受。而到外面租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作息时间，好处不言而喻；2、个性强烈型，这些学生大多在家养成了固定的习惯，集体生活中经常会与同学发生小摩擦，因而选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方式；3、刻苦攻读型，这些是非常用功的学生，他们为了能够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宁肯多花点钱，找一个能看书的地方；4、过家家型，从记者掌握的情况来看，这种情侣营造“爱的小窝”的现象正在逐渐增加，甚至大一的新生当中也会出现；5、家庭优越型，优越的家庭条件使这些学生不满足于宿舍生活，他们想要的是属于自己的房间，对他们来说，钱不是问题。
期待学生“自愿回流”
日前教育部下发了不允许学生到校外租房的通知，但是从本市一些大学的实际操作效果来看，学校能做到的只是严格退宿程序，没有正当理由不允许学生退宿舍。但是这样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免打了折扣：如果一个学生宁肯交宿舍的住宿费也要出去租房子的话，学校的监管就成为了摆设。而且学生们对这个通知普遍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租房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学校不应该干涉。
社会学家对此表示，大学里出现这种外出租房是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虽然很多大学生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们同时也是自我控制力相对较弱的群体，对他们来说关键是把握好自己，不做有违社会道德规范、有违学校校规、有违人之常情的事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也给家长加重了经济负担。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光*学校的硬性管理是不行的，学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也应该加大硬件建设，给学生创造出更好的居住、学习、生活环境，让学生愿意在学校居住。
"大学校外租房族"引来"百家争鸣"
新学期开始后，南通一些高校周边的村落纷纷打出“房屋出租”的招牌。客观地说，大学生租房热中，确有一些人私筑“两人世界”，但更多的是在租住屋里学习考研。尽管如此，大学生“校外租房族”还是引起了家长、老师和社会学家的关注。
房屋租金“水涨船高”
日前，记者来到了南通师院、纺院等几所高校周边。不少大学生称，这些地方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学生村”，高峰时前来租房的人达数百人。记者来到一栋挂着“有房出租”牌子的房前。女房东说，她家里的出租房已全部租完。随后，记者又以租房者的身份四处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可租的房子。见记者租房心切，一名房东告诉记者：“我的房子虽然租完了，但我朋友那里还剩下一间。”说完，他带记者去看房。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费达130元。记者借口租金太贵离去。
一些学生说，由于租房学生太多，“水涨船高”，一些房东纷纷提高租金。寒暑假每间每月只要80－100元的单间，在开学前后一下子涨到了130－180元。在某师范学院附近，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里的村民几乎都以出租房屋为生，而租房者几乎全为附近高校的大学生。一项统计表明，校西村及沿青年东路一带的住宅区里大学生“村民”已逾千人。
脱离大环境之弊某高校学工处负责人称，大学生在外租房利少弊多，一些现象确实让人担忧：一是校外居住环境复杂，鱼龙混杂，没有必要的安全保障。二是容易虚度光阴。不少大学生租房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个人生活空间，但实际情况却是，所租房屋离校园有一段距离，缺乏学习的大环境，迟到、早退、旷课成了常事。
当然，一些专家对大学生校外租房现象也表示了理解。有专家认为，“大学生村落”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带来的结果，不应大惊小怪、一棍子打死。随着大学扩招，一些学校的学生宿舍逐渐吃紧，一些条件稍好的学生搬到校外住宿，要正视学生的这种需要。同时，大学生校外租房渐成风气，也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关。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高等教育会更加开放，管理更加人性化。学校应注意研究学生的心理和实际需要，尽快完善后勤设施和各项服务。
但是，作为学校的相关职能部门，他们的声音则更多是“必须加强管理”。“不管是白菜，还是萝卜，同一泡菜缸泡出来的东西，味道都是一样的。一所大学好比一个泡菜缸，它的人文环境就是泡菜水，脱离了这个环境，离群索居，你的大学时代就变了味。”
申论热点：
中国反腐利剑直指金融领域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是金融系统，银行的呆坏帐是腐败原因造成的。除了党政和司法系统反腐败部门日益加大查处和执法力度以及深化举报制度外，中国银行业内部也在不断深化改革，建立严格的内部监控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深入追究坏账、呆帐的原因和责任。金融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对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向市场下放资源配置权，提高金融系统透明度，是金融反腐败根本的制度性举措。
工行和农行要加强透明度的建设工农两行虽然不是改革试点，但是我们也要求他们加快了内部改革的步伐。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因此，他们也应当根据自己的情况拟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并且组织实施方案。第二，这两家银行也要打破大锅饭，建立目标和问责制。第三，他们也要建立风险内控机制和现代信贷文化的建设。第四，他们人才的培训和引进工作是不能等待的，需要马上进行。另外很重要的一条，这两家银行也要加强透明度的建设谈服务型政府：文山会海问题必须解决干部就没有时间抓落实，没有时间听取群众意见，和群众交朋友，对基层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就更少。文山会海现象必须想办法解决，文山会海的根子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职能转变是我们政府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过去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这也是人员膨胀、机构庞大、文山会海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它束缚生产力，因此我们要转变政府职能，把应该交给企业、中介机构、市场的事情交出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大事。抓什么大事呢，抓好两个‘四’第一个‘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四项指标：经济增长、居民就业、物价水平、国际收支平衡。我们不光要注意经济增长，还要注意就业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了积极的就业政策。第二个‘四’是政府职能的四条：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第二项任务是市场监管，要保证市场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不能有假冒伪劣，不能伤害群众利益。
银监会将在这两家试点银行实现总体目标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结构方面加强监督，首先，在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建设方面，第一，他们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二，根据两行自己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且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合力效应。第三，要以市场为导向，制定一个切合他们自己银行实际情况的、清晰的、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第四，一定要在银行中培养很好的信贷文化，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风险管理体制和内控机制。第五，一定要争取审慎的会计原则，做好信息披露的准确度和透明度。第二目标责任就是在经营方面的目标责任。第三，经营绩效指标，有三个。1.净资产回报率，2.净资本回报率(ROE)。3.成本收入比劳动部负责人答记者问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有10年，但已取得较大进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三个险种参保人数都已经超过1亿人，其中养老保险已经达到了1.5亿人下一步将采取4个方面的措施：一是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覆盖面从原来的公有制经济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经济；二是进一步加强基金征缴，提高收缴率；三是加强法制建设，积极推动社会保险立法；四是促进再就业。“两个落实”“两个加强”。落实目标责任，把新增900万人就业目标按地区层层具体分解下去；落实各项政策，包括减免税费、小额贷款、鼓励自主创业等优惠政策，发挥政策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力量。加强对求职人员的服务，包括职业介绍、培训工作；加强长效机制的研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就业问题。稳步推进农村的保障制度，农民的社会保障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农民的耕地，这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因此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应该给予合理补偿，并尽可能安置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业。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要采取公正对待、加强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要清理近年来不利于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探索更加灵活、更加适合于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障制度；突出解决用人单位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主要是清理陈欠，控制新欠，不要再发生拖欠的情况，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筑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建立起长效机制，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健全欠薪保障制度、工资支付制度等，用法制的手段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和城市职工一样的保护。破产企业职工再就业问题首先要确保他们有再就业出路、被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障费有着落才能关闭破产，同时运用再就业优惠政策来支持这些职工转岗、转业，鼓励他们进入服务性企业。还要加强培训和就业服务，为这些职工自主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
谈非公有制经济如果从非公有制经济对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讲，第一个，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公有制领域以后，竞争加剧了，迫使公有制经济产生了紧迫感，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依靠改革才能提高自己的效率，这种长远发展对公有制经济是有利的。第二点，国有企业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要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国有资产的重组创造了良好的条。第三点，公有制的形式是正在多样化，股份制是今后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所以民间资本的介入实际上意味着这种混合经济的形式正在发展，这也是公有制的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北京经济增长的主力，第二，从活跃市场、繁荣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来讲，北京市在商业、服务业网点方面90%都是私营个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也成为我们就业和再就业的主力，非公有制经济除了我上面讲的作用以外，在经济增长、繁荣市场、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些可以用数据来表示的硬件以外，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市场经济机制的培育，以及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这些软件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国家提出要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依法治国，民营企业要注意增加科技的投入，不然，没有竞争力。第二，希望民营企业家自己要注重人才，自己也要提高，人才可以使企业强盛。第三，要依法竞争，如果不依法竞争，一个官司打下来可能使你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