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集锦（2007版）
第一部分半月评论汇编（2006年1月-2007年12月共4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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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
0602．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
0603．承德扶贫模式的启示
0604．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0605．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0606．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
0607．科学发展不能仅仅靠自觉
0608．关键在“放活”上下功夫
0609．多读书 读好书
0610．给中国一座起飞的平台
0611．让“软实力”硬起来
0612．要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
0613．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
0614．构建多元化的农技推广体系
0615．民 生 的 诘 问
0616．4成项目违规说明了什么
0617．关键是要转换发展思路
0618．完善制度保障 促进社会和谐
0619．构建和谐社会要始终坚持“六个必须”
062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0621．西部挺进产业时代
0622．民工维权路多长
0623．求解转型之痛
0624．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行动
0701．绿水青山也是政绩
0702．关注民生要有真举措
0703．“软交流”凸现中非新型合作关系
0704．亿万农民翘盼两会：6000封来信求解七大难题
0705．以制度公正促社会和谐
0706．共建共享和谐社会
0707．秉持忧患意识是一种政治境界
0708．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能“说说而已”
0709．遏制政府浪费要动真格
0710．谁为食品安全最后“守门”?
0711．赞袁隆平自主创新的精神
0712．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
0713．深刻领会贯彻四个“坚定不移”
0714．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
0715．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深刻启示
0716．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0717,坚定不移地坚持思想解放
0718,理性看待物价问题
0719,道德楷模的力量
0720,一把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的“金钥匙”
07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0722,正确认识和理解两个“没有变”
0723,扬起社会建设的风帆
0724,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落实
第二部分各大媒体2007年精彩时评荟粹
人民时评：坚持公益教育，不能“一切向钱看”！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发展可再生能源要算环境账
宏观调控：不谋全局无以谋一域
“看得见的手”要硬起来
招商不能变成招荒
论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
人民时评：“中国制造”，不能因为美泰道歉就松口气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监督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
《瞭望》文章：解放思想的任务依然艰巨
新华快评：招商如此“慷慨”，谁给的特权？
新华快评：国耻国难教育绝不能淡化消失
新华时评：不能让“一药多名”继续忽悠群众
新华时评：坚决打击"以租代征"的土地违法新形式
新华时评：应查一查“黄金月饼”的去向
新华时评：努力营造崇尚道德楷模的社会风尚
新华时评：发展动漫产业不能搞“大跃进”
官员行凶，不仅仅是官德问题
新华时评：“中国制造”不是廉价产品的别名
时评：既要“曝光” 又要“阳光”
时评：29年改革开放，你的感受怎么样？
时事评论：专家谈公务员全国统一考试不可行
新华视点:怪事!河北赤城高耗能企业不受罚反受奖
人民时评：“洛阳蝇贵”耐人寻味
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 要死守18亿亩耕地底线
人民时评：法律是遏制网络假消息的最后一道屏障
人民时评：有感副省长“晚上电话一响就心惊肉跳”
69名矿工获救：欣慰之余不忘反思
新华时评：“关照”高考应该适可而止
人民时评：日本“天价舶来米”告诉我们什么？
新华时评：不能让农村文化遗产在经济开发中消失
人民教育岂能崇权崇富
人民时评：绝不能允许黑窑工现象存在下去！
诤言的最高“奖赏”是宽容
人民时评：银行到底有多少为民服务的真心？
人民日报评论员：让劳动者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时评：文明城市应给谋生者更多宽容
时评：死抱“黑色GDP”与“绿色GDP”难产
新华时评：责任不明 太湖难清
新华时评：不要给“红色旅游”涂上迷信色彩
人民时评：“互联网政治”的民主生态
新华时评:行业组织不能干“欺行霸市”的蠢事
新闻分析：我国农业节水潜力有多大？
新华时评：为了绿水青山 不惜金山银山
时评：网络扫黄，运营商当“责”为先
人民时评：解决北京“首堵”，办法总比问题多
人民时评：为何19年还未刹住“楼堂馆所”歪风
评论：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时评：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走低代价发展之路
有多少官员开博客雇了“枪手”
人民时评：省长道歉后，百姓最关心什么？
新华时评：节能减排不容“做假账”
人民时评：从1997到2007，看香港十年
民众感觉与平均数字为何“不搭调”
论领导普遍爱说“极个别”
学者观察：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 代价可以减轻
人民时评：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探索
如何平衡垄断利润与公众利益
新华时评：让“流域限批”成为治理水污染的“撒手锏”
时评：贪官抄袭悔过书根源在官话套话传统
“治污”为何常常赶不上“排污”？
冰点时评：用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补偿民生
时评：节约型社会拒绝“奢侈文化”
月饼抵工资 农民工咽得下吗？
人民时评：从副省长谈择校费的问题说开去
改改“预约式”检查
周文彰：不抓文化是政治上的近视
时评：情妇团队告倒贪官反映了哪些现状？
时评：食品安全的外交与内政
时评：抓住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
专家：气象灾害为何频发
时评：假如省长没下乡……
第一部分 半月评论汇编（2006年第1-24期2007年1-16期）
半月谈2006年第1期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孙爱东
春节将至，忙碌了一年的人们都需要休整放松。然而无论是为了赶任务，加班加点，还是走亲访友、娱乐休闲，我们切莫对安全放松警惕。“魔鬼就在细节中”，思想上的一时疏忽，工作中的丝毫大意，都有可能酿成惊天大祸。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事故多发期。黑龙江七台河矿难教训还在总结，又闻河北唐山刘官屯矿难，再传河南寺沟煤矿透水事故；吉林辽源医院大火刚灭不久，广东中山酒吧火灾接踵而来；震惊全国的松花江水污染仍在处理，广东北江又出现令人惊忧的污染事件。血淋淋的矿难、逝者家属的悲痛、城市大停水的不便、火烧医院的惨烈，屡屡敲击着我们紧绷的神经，同时也在警醒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刻不容缓。
重特大事故在岁末年初频发，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为遏制矿难频发势头，中央出台了许多文件。然而，一方面是国务院红头文件三令五申、明确指示，另一方面却是企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我们依然记得，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事故现场怒斥矿长和总工程师的镜头──“你们连小煤窑主都不如！”作为全省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明星矿”的东风煤矿矿长，竟然不了解中央下发的重要文件，简直匪夷所思。国有大矿尚且如此，小煤窑更让人担忧。
政府部门执法不严格、监管不扎实、责任不到位，也是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矿无证开采，常年超产，有些非法矿山甚至在监管人员“鼻子底下”开采。“知道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管？管，为什么不听？”李毅中对一些执法人员的质问，可谓击中问题的要害。官煤勾结，官员入股，权钱交易使个别监管者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矿主利欲熏心，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麻木不仁。有的矿主为了一己之私，明知生产中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反而鼓励工人快干多挖。更有甚者，私自关闭报警系统。这些矿主无疑成了矿难的帮凶。
分析安全事故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是思想不重视，而是制度没落实；不是监管不到位，而是利益驱动使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种在生产中只看到利润看不到职工，只看到金钱看不到生命，只见物不见人的观念，与时势不符，与中央精神相逆，必须得到彻底纠正和全面清理。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面对安全事故多发势头，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党中央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对矿工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温总理去年元旦赴陕西陈家山煤矿慰问矿难家属时的讲话，让人记忆犹新。
最近中央又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在节前集中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改治理行动，全面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防止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中央的要求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举一反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加强安全生产制度的落实和监督。工作中，我们并不缺乏制度，但在不少地方，制度却成了一纸空文。制度写在了墙上，挂在了嘴上，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制度一旦变成了装饰品，其作用就消失殆尽。制度源于实践，凝结着血的教训。因此，我们在忙于制定制度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制度的执行和监督。对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人严加惩罚，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摆正人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人民是发展的动力，造福人民更是发展的目的。发展需要速度，但人民更需要安全。企业的利润、领导的政绩等与人的生命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作为官员必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企业绝不能忽视安全，唯利是图，本末倒置。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安全生产责任大如山，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无所作为的形式主义贻害无穷。政府是人民的“守夜人”，负责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落实中央政令，各级主管部门应切实转变作风，抓工作不能停留在开会、发文件上，一定要敢抓敢管，抓实抓严，通过抓好落实，消除法律政令的“肠梗阻”现象，维护人民的利益、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权威。
国家需要发展，社会需要和谐。搞好安全生产，减少伤亡事故，是当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确保群众过个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是我们各级政府承担的责任，也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半月谈2006年第2期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王秀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而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也就是说，所谓新农村，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一翼突进，而是农村整体文明的腾飞。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毋庸置疑的主力军；其次，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我们必须把培养、提升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近年来，我国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实施了送书下乡、文化信息共享、送电影下乡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农村文化建设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文化工作底子太薄，农村文化的发展与农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主要是农村文化的供给数量少，质量差，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时下正是农村冬闲时节，本应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好时候，但许多农民却无所事事，只能蹲墙根，晒太阳。由于健康文化缺位，如今在农村一些地方，赌博盛行、迷信成风、低俗色情表演不断，破坏了淳朴的乡风，也造成了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一是投入明显不足。2004年，在全国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财政总支出0.4%的情况下，农村文化经费又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二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截至2004年7月，全国农村乡镇中，有23687个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三是为农村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2004年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文化馆、文化站由于经费紧缺不能正常开展业务，多数县级电影公司难以正常运转，许多县级剧团有名无实，无法正常演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更新发展思路，创新内容与形式，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
首先，要认清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的领导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软”，只重经济建设不重文化建设，一手硬一手软，使得农村文化工作被虚化。二是“偏”，在文化整体工作上，又只重城市不重农村，只重在城市里建设博物馆、大剧院等标志性建设，不重在农村开展春风化雨的文化活动。对此，各级领导要统一认识，把农村文化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加大工作力度。同时，要加大对农村的文化投入。目前，各地正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应借此机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大投入。
其次，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为农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覆盖农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下一步，应该从完善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文化活动室入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要借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内部改革，建立一种良好的机制，提高其为农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最后，要扶持农民自办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
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文化下乡”工作，这些活动也确实为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注重“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培育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让农村“土生土长”、“不走”的文化发展壮大起来。
从目前情况看，一要重视、扶持民间的“自乐”活动。现在，许多农村都产生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民间文艺团体，深受群众喜爱。对此，各地政府要大力支持，通过积极组织花会、灯会、赛歌会等活动，促进它们的发展。二是要发展文化产业。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引导各种市场主体对其进行开发，则不仅可以生产出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而且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当地经济。
尽管农村文化工作目前还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思想上予以重视，工作上敢于创新，相信农村文化一定会得到大发展，在促进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以及提高农民素质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半月谈2006年第3期
承德扶贫模式的启示王永前
“中国式扶贫”这艘巨轮驶至今日，取得了骄人成就。然而，扶贫步入最后攻坚“关口”，阻力陡增，难度加大。一是剩余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更散，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社会发展程度极低，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无疑是场硬仗；二是刚刚脱贫的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尚弱，稍有闪失便有“返贫”之虞。在这一大背景下，河北省承德市趟出的以转移培训农村贫困劳动力为特色的扶贫新路，颇具现实启迪意义。
其一，在“造血”上下大气力。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扶贫模式。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输血”容易“造血”难，有的扶贫就是给钱给物、临时救济，无法彻底铲除贫困根源。
承德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转移培训作为“脱贫产业”、“朝阳产业”和“富民产业”来抓，智力扶贫、技术扶贫、信息扶贫多管齐下，变单纯“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不掏钱就上学，培训完能就业”，承德市通过培训农民、输出农民，实现了“脱困一批，稳定一批，带动一批”的最终目标，形成了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
其二，让贫困农民自己做主。贫困农民需要资金、技术的扶持，更渴求获取改变自身命运的决策权。过去我们搞扶贫开发，往往是政府部门指定项目，干部指挥甚至强迫农民去干，非但效果难如人意，部分农民还会误认为扶贫就是政府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承德扶贫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扶贫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搞“一厢情愿”，更不搞“拉郎配”。其实，干什么，学什么，老百姓心里最清楚。多年外出打工的经历使贫困农民都有学习技能、提高本领的期盼。正如该市平泉县的姜氏兄弟所讲：当保安是青春饭，趁年轻我们想学点技术。而农民最放心不下的“培训后能否就业”的疑虑，也在当地政府的庄重承诺和具体实践中悄然消释。
其三，瞄准市场下“订单”。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招工扶贫”、“劳务输出”等扶贫模式，然而却不乏种种尴尬：人培训了，却输不出去；输出去了，却找不到“饭碗”。失败的教训提醒我们，培训内容若不与市场对接，学员素质若达不到用工要求，“招工扶贫”、“劳务输出”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看到，承德市解决贫困农民就业的制胜法宝是“订单培训”，培训机构设有市场部，专门负责在劳动力市场上跑“订单”，只有接到“订单”并接受政府审核后方能招生。显然，“订单培训”对培训机构形成了“倒逼机制”，逼迫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取舍专业，修正教学课程和教学模式。实践证明，这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培训模式创出了品牌，赢得了市场，取得“走出去，有收入，留得住”的显著成效。
其四，吸引社会参与获“双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是“中国式扶贫”最大的特色。承德市在扶贫进程中恰好借助社会“这只手”搭建起培训平台，既解决了师资、场所等诸多问题，又为职业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无论是培训资金的拨付还是订单质量的审核，政府部门都对培训机构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如对那些不具技能含量、不需要培训的农民也能干的活，再大的订单也要坚决顶回去；对招不到学员的技校，即使被列为培训基地，政府也分毫不拨培训资金。这些做法迫使技校主动对接市场、开拓市场，真正变成转化农民、服务“三农”的基地。
其五，打造就业保障长效机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仅在于“转”，更重要的是“留”，不能一转了之，甩手不管。承德对转移出去的贫困劳动力进行全程跟踪，并摸索出了一套“回访制”、“招回制”和“提高制”相衔接的就业保障机制。政府与学校定期到用工单位了解学员的工作、生活状况，并想方设法维护学员的正当权益；对不合格的学员重新“回炉铸造”；鼓励已就业的学员继续提高素质。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保障了外输劳动力的“高就业率、高稳定率、高就业待遇”。
其实，承德扶贫新模式不仅仅是“穷人经济学”的生动实践，也对各地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承德模式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着力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劳务输出由纯体力型向职业技能型转化。当然，造就“品牌民工”，光有技能也不行，综合素质不高，再热的劳务品牌也长久不了。在进行技术培训的同时，法律常识、社会公德、择业观念、竞争意识、安全生产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都需要得到相应提高。
半月谈2006年第4期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伟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整洁”。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尊重农民意愿，统筹兼顾，把这项任务落到实处。
半月谈2006年第5期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赵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又是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升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融入新的思想内涵，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必须尊重历史经验，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是我们实践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已写入宪法。回顾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坚持最好的时期，往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村社会最稳定的时期。历史表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的基本政策，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它让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它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和我国国情，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做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增加收入。正是由于这些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广泛调动农民积极性。“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扎扎实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当前，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好新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探索农村发展的新思路。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激发农村的新活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有条件的地方，农民可以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如果违背客观规律，不顾现实国情，去做超越历史进程的事情，不但不会促进发展，反而会阻碍历史的进步。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其中9.4亿为农业人口，约2.5亿个农户单位，而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18.4亿亩，户均耕地面积只有7亩多，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多，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更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现阶段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基本生活保障。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尽管有2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由于户籍、社保等制度不完善，目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未真正融入到城镇体系中。
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盲目套用规模经济原理，试图一蹴而就地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甚至假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大拆大建、大搞土地兼并，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再加上国家财力所限，难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很可能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产生“流民”问题，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制度和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如果动摇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石，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必然会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减少生产投入。长此以往，将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无论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还是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等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保障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真正给农民“定心丸”，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增加投入、发展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半月谈2006年第6期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
（作者张冬科罗丹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上述要求指明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方向，全面系统完整地概括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决定的。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演进的根本力量。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是当前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过程中的长期任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解决“三农”问题任务相当艰巨。
在诸多矛盾中，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是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矛盾。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为1∶2.57。到2005年，这一差距比扩大到1∶3.22。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尚有年收入不足668元的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年人均收入在669元～924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两者合计7587万人。
从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看，城乡之间教育、卫生、文化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农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明显。从公共基础设施和建设面貌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在相当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行路、用电、饮水、居住等困难问题。城乡建设面貌反差较大，农村人居环境较差的问题十分突出。同时需要看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就难以根本改善，农村健康文明和谐的新风尚就难以持久，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须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使农村的生产力获得长足发展与进步。
必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农产品竞争力。现代农业建设是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加快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加快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发展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建设连锁化“农家店”。
必须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为农村繁荣和农民就业增收创造条件。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县城和小城镇是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区域性中心，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具有重要作用。要着眼兴县富民，培育产业支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和建设小城镇，引导企业和要素聚集，改善金融、工商、信息等服务，增强县域管理能力和经济活力。
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可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是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良好的环境。要继续大力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增强农民转岗就业的能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平就业制度，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建立健全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完善务工农民劳动合同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务工农民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
半月谈2006年第7期科学发展不能仅仅靠自觉薛凯 廉士兵科学发展观提出两年多来，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已深入人心。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概言之，科学发展观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发展难题的一把“金钥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必须长期依靠的“指南针”。
然而，把伟大理论变为美好现实的路途并不平坦。一方面，各地都已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中国这列呼啸前进的火车正逐步向科学发展的方向“并轨”；而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流于“口号化”的现象仍大量存在，高举旗帜、暗渡陈仓，表态一套、另干一套，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在不少地方、不少领导干部身上时有体现。
为什么“中南海的好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为什么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大事却引不起一些官员真正重视？为什么会大量存在“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与“我们不怕污染”浑然一体的奇怪现状？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些人理解能力之高下，而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缺乏硬性的约束、有力的激励和严格的监督。
一些正确的思想在实践中不能坚持和贯彻，我们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九五”计划就曾作出明确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切实改观。
“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经过调查如是认为。一些曾为高官的现任政协委员告诉他，从道理上应该转变，但是地方领导往往会受到两个压力：一个是政绩压力，另一个是财政收入的压力。“所以，不管认识上怎么转变，但是在两个压力下还是向着速度走，不惜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资源去支持高速度。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过来”。
可见，要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仅仅依靠转变观念、加强培训、大力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把依靠的重点转向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通过系统配套措施，迫使官员不敢、不能、不想走饮鸩止渴的“独木桥”，而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阳关道”。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近来不断强调的，要“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对于当前的改革任务，中央已作出明确部署，今年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以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将成为改革重点。
政府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抓好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干部考核体制改革，是当前最为紧要的大事。应该看到，一些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背后推手正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员。而这些官员的行为动机，却可从传统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中找到“合理”解释。例如，目前地方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税收和产值直接联系，只有GDP增速快，财税收入才能高，这必然会刺激各地热衷于发展资源、资本密集投入的重化工业和各类大项目。又如，现行的政绩考评体系仍以经济增长或财政收入为主，一些地方主官为了快出政绩，会更倾向于采取大上项目的办法，这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长期难以遏制。
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市场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这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企业。而只有在企业产权比较明晰、市场功能较为完善、市场信号传导正常的情况下，企业才可能在逐利本性的推动下，走节约、高效、环保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大市场体系建设的力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我国包括水、电、地、煤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低，无法真正反映市场需求和稀缺程度，导致资源消耗型和外延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变。
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加强总体指导、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例如，价格改革就必须要与政府改革同步进行。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本应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现在却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成为利益一方的现状不能改变，侵害农民权益、土地浪费以及寻租腐败等现象就难以杜绝。
小平同志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所有这些体制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要真正使那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人和事得到褒奖，使那些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人和事受到惩戒。
半月谈2006年第8期关键在“放活”上下功夫赵树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提供持久的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改革不行，新农村建设很多方面本身也是改革和创新。今后要继续加强农村改革的鼓动力，花更大的精力来研究和推进农村改革。要做到“多予、少取、放活”：“少取”是基础；“多予”正在进行，今后还要加大；“放活”是根本，机制体制创新最重要。
“多予、少取、放活”是新的“三农”政策的基本点，集中体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导向。具体来看，“多予”和“少取”主要是对农民在经济层面的支持，直接目标是解决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粮食直接补贴、农机和种子补贴等措施，中央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等等，都是“多予”的具体政策安排；取消两千多年来的农业税，则是“少取”的根本性措施。这些“多予”、“少取”的政策措施，对于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是基础性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支持就可以期待的。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这些制度性问题表现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束缚。因此，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依靠“放活”。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统得太死”、“管得太严”。在严密的控制中，农民失去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创造性的自由。那个时代中国农业的真正危机，实质上是这种体制造成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将农民从这种统制中解放出来，将农民的巨大创造精神释放出来。由此，才有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才有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一马当先的良好局面。
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昭示，“放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能以为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基本确立了，“放活”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最近几年来，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并向纵深发展，在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但是，相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目前只能说刚刚开始破题。
在“放活”方面，目前对于农民的体制性束缚依然不少。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因此，进一步“放活”，既要依靠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依靠完善农村政治制度。这也正是下一步农村工作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放活”就是深化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本身。“放活”所需要的改革，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领域；既在微观层面，也在宏观层面。
为了继续“放活”，需要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基层政府的经济工作中，对于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仍然存在着干扰和侵害的种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中，城乡分割问题严重，距离统一、开放的制度建设目标仍然有较大距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民在经济上巨大的创造力才能进一步迸发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具有坚固深厚的制度基础。
为了继续“放活”，同样需要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农民只有具备了自主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充分权力，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农民能够有力地表达利益要求，基层政府的权力真正为农民所用，农民在市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能找到立足之本。如果村民自治虚假运行，政治民主徒有其名，基层组织可以脱离农民的需要为所欲为，基层干部可以枉顾农民的要求自行其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权利将是没有保障的。如何积极稳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如何切实尊重农民民主权利？如何推进我们各级政府的角色转变、革新基层政府运作？如何激活乡村的民间力量？这些，对于实现农村和谐发展不可或缺，也是完善农村政治制度亟须破解的难点和重点。
改革已进入艰难的攻坚阶段，改革需要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需要触及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深化农村改革离不开城乡改革的协调联动，离不开宏观改革的扎实推进。当前，我们特别要强化宏观改革对农村改革的带动作用，亟须在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否则，好政策和大投入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半月谈2006年第9期多读书 读好书艾君 王秀真前不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号召全体国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读书，终身学习。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一句鼓励年轻人开拓自己未来的劝读名言。但实际上，读书可以改变的，又岂止是个体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同样可能因为其全体成员的热爱读书而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古往今来，书籍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主要载体，读书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达到令人羡慕的文明高度。
21世纪开局不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尤其需要用知识来凝聚力量。因此，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下深厚的基础。
但遗憾的是，与国家发展对全民阅读的要求相比，目前全社会的阅读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在“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再次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而在我国的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不过4.5本。而放眼世界，我们看到的却是各国对阅读的日益重视。据报道，美、英、法、日、德、俄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全国性的读书节；犹太人每年每人读64本书，是全世界读书最多的民族；美国正在实现每年每人读书50本的目标，他们的“阅读优先”计划，经费数目庞大，目的就是让所有学童在小学3年级以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
数字让人忧虑，对比让人尴尬。而事实上，近年读书风气越来越淡薄的社会现象早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改革开放之初抢购图书、图书馆里人满为患的情景相比，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年轻人迷恋娱乐场所和网吧，身边少了许多捧读的身影，大学生毕业后数年一本书都不读、家庭连一本藏书都没有的情况并不鲜见。不知书则不达礼，则难以知荣辱。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没有灵魂的空心人”，他们缺乏理想信念，一味地沉湎于物质享受，没有诚信，甚至做出一些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事情，败坏了社会风气。究其原因，正是社会人文精神某种程度的丧失，个人修养的极端不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学习风气淡薄与缺失，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民族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就难以保障。
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是科技与文化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面对业已存在的与发达国家的阅读落差，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感、紧迫感。在号召全民阅读的同时，政府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公众读书创造条件，引导全社会形成阅读氛围。
首先，加强教育，提供服务，建设人人读书的学习型社会。要通过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到，身处信息社会，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而相比于网络、电视等，书籍仍然是人类智慧、文明最主要的载体，是人们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创造力的最有效途径，因此读书是不可代替的。在此基础上，要在全社会建设学习型团队、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等，形成浓郁的读书学习的氛围；要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为农民提供一大批“看得懂、用得上”的优秀出版物；要通过组织各种读书活动等，引导公众“多读书，读好书”。
其次，引导出版社提高图书质量，降低书价。近年来，少数出版社在利益面前，放弃了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出版了一些庸俗浅薄的书籍，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且，往往是文字不够插图来凑，使得平平常常的一本书，卖到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极大地影响了读者的购买热情。对于这种状况，国家应该加强引导，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出版市场的成熟和发展，让那些质次价高的图书没有市场。
最后，要从教育入手，培养青少年的读书习惯。一个人的阅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主要来自童年的教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他们形成读书学习的习惯至关重要。但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青少年能够接触到的图书只有课本和教辅。幼小心灵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体会不到阅读的乐趣，孩子怎么会有读书的主动性？又怎么会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因此，学校和家庭都必须转变观念，着眼于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要知道，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里，这会让他们受益无穷。
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人生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朋友，是这个世界能馈赠的最好、最优秀的礼物。一册在手，八面来风，神游古今，其乐无穷。在此，让我们大声呼吁：多读书，读好书！
半月谈2006年第10期给中国一座起飞的平台苏北三峡大坝横空出世。
它将征服奔腾不羁的洪流，平息千古不息的水患，它将造福亿万百姓的生活，圆就中华民族的梦想。
更令世人振奋的是，三峡工程，给中国托起了又一座起飞的平台。它创造了世界水利水电工程史上多项新的纪录。
官员们多是从数字谈发展，老百姓习惯于从生活看变化。共和国的前进，现代化的崛起，往往更真切、更深刻地生发、展示于我们迎击全球经济竞争的战场、登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征程和推进现代产业革命的基地。这就是带有标志性的一个个重点工程的建设、重大产品的开发和重要项目的实施，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基础的平台。
要素在这里积聚，力量在这里整合，创新从这里起步，精神从这里飞扬。
看一看神舟飞船吧：中国航天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确保了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强劲的后发优势；看一看青藏铁路吧：建设者们坚持自主创新，初步攻克铁路穿越多年冻土地带的难题，代表了当今世界高原铁路建设的领先水平；看一看奇瑞汽车吧：奇瑞人逆风而上，打破自主研发的高门槛不可跨越的“神话”，奋力高举起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
今日三峡工程，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又一座平台高耸，又一次科技起飞，几辈人的梦想终成现实，历史性的启示也分外深刻。
实现自主创新，我们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平台。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崭新的市场机遇需要承接的平台，沉重的难题破解需要创新的平台。这平台，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曾有刻骨铭心的教训。早在1980年，中国已拥有“运十”这首个大型喷气飞机开发平台。可惜它后来被搁置、被废弃了。令人振奋的是，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宣布，中国将在“十一五”期间启动大型飞机研制项目。我们仍在付出现实的代价。国内一些装备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强势挤压中，纷纷拱手相送，被整体并购。国际大鳄一方面吞灭了中国市场上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利用接收的中国企业成型的核心技术和营销网络，快速实现着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更让我们警醒的是，它同时也摧毁、拆除了中国企业在相关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平台。
三峡的建设者，奋力拼搏，打造着自己的发展平台，推进着这一巨大的自主创新工程。如何解决泥沙问题？如何预防诱发地震？如何减少环境影响？如何节省建设投资？在数以万计的各方专家的艰苦努力下，难题一个一个被破解，在大坝混凝土施工中，在双线五级船闸建设中，在围堰防渗施工中，在工程全面建设中，已经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的总设计师之一郑守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三峡右岸大坝至今没有发现一条裂缝，创造了水电建设史的奇迹，也打破了国际上“逢坝必裂”的神话。
赢取全球竞争，我们需要与世界先进技术链接的平台。
显然，我们今天打造的自主创新的平台，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三峡工程建设正确把握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创造出了以重点建设工程带动装备制造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三峡模式”。
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三峡电站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直径最大、重量最重的机组。我国巧妙利用三峡工程的两个世界之最——“难度最大、订单最大”，引入跨国公司，突破性地促使其转让先进技术；同时改变对国内制造企业分配计划任务的传统模式，引入竞争机制，迫使企业在承接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自主创新的主动性，把攻克三峡发电机组技术难题当作锻炼培养企业研发能力的难得机遇，在一系列关键部位、产品的设计中推进了一次次技术革命，从而依靠自主创新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加速跨越式发展，我们还需要能够充分激扬民族精神的平台。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人，是高素质的人才，还有大批为着民族的振兴、为着现代化事业的前行而倾心尽情涌流着聪明才智和奋斗精神的普通民众。
“无私奉献，以人为本，追求和谐”，这是在高寒缺氧地带、被视为人类生存“禁区”的“天路”建设者的“青藏铁路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航天人勇敢探索宇宙奥秘、背负开发太空重任的“载人航天精神”。“宁可从更艰险的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也要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上峰顶”，这是奇瑞汽车人的自主创新精神。“三峡就是我的家”，“不让大坝留一丝遗憾”，“我们当为三峡工程而骄傲、自豪”，这是三峡工程建设者朴素的心灵、崇高的境界。
登上高高的三峡大坝，极目远眺，令人油然而增满腔的豪气。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岗位，我们事业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也应当成为像这大坝一样的平台。
半月谈2006年第11期让“软实力”硬起来王秀真今年的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她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如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还有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吉光片羽，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作为五千年文明不堕的国家，我国拥有的文化遗产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令世界艳羡。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在当今文化影响力已成为一国“软实力”的形势下，保护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审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可以用力度越来越大、挑战越来越严峻加以形容。
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我国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力增强和对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工作更是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一些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建筑不断遭到损毁，一些堪称各民族思想、感情美丽结晶的艺术品种、传统工艺在悄无声息地消逝——能不能将祖先留下的这些珍贵礼物完好保存并传予后人，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考验。
检视文化遗产面临的窘境，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对文化遗产的冲击程度、波及范围而论，其中最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城乡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有的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业，对城市中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甚至城区大肆拆除；有的地方对古镇、古村落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使得这些地方人满为患，等等。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无不对文化遗产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
值此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我们有必要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梳理，找出解决办法，筑牢文化遗产的防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尖锐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首先，要从摸清文化遗产家底入手，为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情况不明，难免被动。近年来，由于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加以保护，一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传统建筑、文化遗址损毁严重，一些靠口传身授加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消亡。因此，通过调查来摸清文化遗产的家底已刻不容缓。
其次，要从加强法制建设入手，为文化遗产撑起保护伞。法律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武器，但鉴于目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有待增强。
第三，要从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入手，为保护工作提供保障。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政府责无旁贷。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本着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尤其要强调的是，必须切实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乡发展规划。通过纳入城市规划，实现整体性控制，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防止出现“建设性破坏”；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内容纳入其总体规划，防止在村镇建设过程中出现“追风”现象，使存留在广大农村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第四，要从厘清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入手，让文化遗产造福社会。对于文化遗产当然要以保护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绝非仅有旅游一途。实际上，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因子，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体现民族独特风格和优秀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打造出强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文化遗产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要从宣传教育入手，调动全社会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文化遗产是大众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众来保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老百姓接触文化遗产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们应该以“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和开端，通过加大博物馆等场所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力度，以及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同时也调动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走近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我们行动起来，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半月谈2006年第12期要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王永前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中央多次强调，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然而，“十一五”开局之年前5个月的最新统计显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30.3%。如此之高的增幅为近年少有，投资过热再次向人们敲响经济风险的警钟。
不讲条件、不顾国力的可能，盲目上项目，一味追求扩大投资规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上的老毛病，其浪费严重，危害性极大。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近年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不能说不得力，可为什么有的地方依然在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一些干部依然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呢？
把脉问诊，粗略概括，可以说这些地方患上了五大病症：
一是“盲目投资冲动症”。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宏观调控于不顾，再掀投资热潮，过剩产能继续释放、淘汰产业重新开工、落后项目死灰复燃，扩张投资冲动依然强劲。
二是“科学发展冷漠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有时日，然而有的地方领导打着科学发展的旗号，却行不科学发展之实，有的地方甚至对科学发展无动于衷，既缺思路，更乏实绩，粗放、低端、雷同的发展模式依然故我，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屡禁不止。
三是“招商引资饥渴症”。下指标、定任务，各级干部齐上阵，只重数量不讲效益，一些地方招商引资可谓饥不择食、花样翻新。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乱管一气，政府职能已严重“越位”和“缺位”。
四是“违法用地不疲症”。面对宏观调控的大局，面对失地农民的困境，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为土地违法的主体，它们或通过修改规划化整为零批地，或与开发商合伙搞假挂牌出让，或以租代征打政策擦边球，并且屡闯红线、乐此不疲。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
五是“房产开发躁动症”。时下一些城市房价疯涨，与地方政府的主导和直接参与密不可分。有的地方大兴造城运动，制造大量被拆迁户，拉大被动需求；一些地方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只热衷于批建高档住宅；有的地方为谋利甚至请房地产公司当“托儿”，哄抬地价。
说一千道一万，盲目追求GDP的背后，其核心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在作祟。在一些同志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头脑里，衡量本地区、本部门或本行业发展快与慢的标尺，依然是单纯靠扩大生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以求发展的思维定势。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控制投资规模，而有的地方、部门和行业就是不以为然，老在强调“我这里规模不大”、“我这里不热”、“我这里情况特殊”，不合理的投资项目照上不误。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条件，是有前提的，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比如，前些年投资迅猛增长带来的恶果现在已开始显现，钢铁、电解铝等部分行业产能已严重过剩。
由此可见，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催生出来的“政绩”，其实是危害深重的“政疾”。既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落实，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局，很容易诱发经济风险，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也给地方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和可怕的隐患，并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沉痛的教训亟须汲取，而医治这些痼疾，当用良药和猛剂。
其一是要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践证明，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发展轨道。关键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切实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其二是要根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关键是要把好土地、信贷两道闸门，严格执行技术、环保、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坚决制止地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从严控制新上项目，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同时，还应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认真落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各项举措。要突出抓好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抓紧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狠抓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节能。
其三是要紧紧抓住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我们是效益和速度的统一论者。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自觉行为。
半月谈2006年第13期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孙爱东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与速度令世人惊羡，利用外资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数据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吸引外商投资累计约5000多亿美元，连续十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的大量注入，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就业的扩大、税收的增加、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引进、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个别地方的做法甚至与科学发展观相悖。尤其是时下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引资大战”令人触目惊心。打开一些地方政府网站，单看标题就会感觉到引资热浪扑面而来：“市委发出引进外资动员令”、“大干6个月，确保利用外资××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官员像业务员拉生意一样拉项目，为了完成引资“指标”，无所不用其极。江苏某市曾出台“政法机关免除招商引资任务”的规定，此举一时还成了新闻。
事实上，各地区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资源条件、地理位置、政策特点、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都是外商在投资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当招商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时，当层层下达高指标时，盲目引资就在所难免。比如，在一些地方兴起的“让利竞赛”，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由此导致的种种恶果便出现了。
——土地资源被消耗。为了在引资比拼中取胜，一些地方政府不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变相执行“零地价”。更有甚者，为了GDP数字，有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批地。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当前，凡是性质严重的违法占地行为几乎都涉及到地方政府。凡此种种，使得土地违法现象处于失控状态，原本紧缺的土地资源被消耗。
——引进了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在“不分良莠、凡是外资就行”的思想指导下，外资项目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外资企业乘机把“夕阳产业”转到我国，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借机落地开花。于是，我国不少开发区开始遭遇“黑色幽默”：因为工业污染，养殖的鱼虾死了，地里的秧苗蔫了，周围的人得了怪病，而污染企业的环保考核竟然达标了。
——国家税款流失。按理，招商引资应“双赢”，让投资者赚到钱，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有的地方根本无视国家规定，不顾当地实际，敢拍胸脯，勇于承诺，税收优惠一让再让。有的地方政府以补贴、奖励等名义通过财政支出变相返还企业税款。更有甚者，外资企业当年实现地方税金全部返还。由此形成的虚收虚支直接影响了地方的财政质量。审计长李金华指出,审计署调查的6省（市）开发区，2003年以来共减免税款183.56亿元。由于各地普遍扩大优惠政策范围，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流失66.47亿元。
盲目恶性竞争，给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其结果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国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少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发展举步维艰。觊觎外资的优惠条件，不少国内企业纷纷“变身”外企。于是，大量“假外资”以投资的名义进来，开始了“国内吃草国外挤奶”的畸形旅程。
以外资名义在中国投产的“淘汰工业”，廉价获取了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严重污染了空气与水，享受着“两免三减”的种种优惠，留给地方政府的却是微薄的利润，甚至只是一个数字空壳。如此利用外资，无异于“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对此，一些地方政府并非不知。但为何仍然乐此不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因为，引进外资，往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出GDP和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为了眼前的“政绩”,不惜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这种狭隘的“招商引资观”不可取，必须予以纠正。
“只注重数量而无视质量”，盲目利用外资的弊端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强调指出，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有识之士指出，引进外资应该以效益为主，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应该是招商选资，要对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外资项目果断地说：“不！”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刻不容缓。怎么办？首先，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其次，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进行调整，不但要看他的经济数字，而且要看他的经济质量。要加强监管，不以数字论英雄，将各地的招商引资步伐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
半月谈2006年第14期构建多元化的农技推广体系王秀真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将力争到2020年，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3%，使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这一科技兴农新目标的提出，既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鼓舞，同时也为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新任务、新挑战。
科技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来说，面对粮食安全的挑战，面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面对农产品市场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成为我们的不二选择。目前，尽管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已达到48%左右，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国高达81%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85%的成果转化率，相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和广大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要，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有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目前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旱育稀植、平衡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节水灌溉四大关键农业技术，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诞生并开始在全国农村推广，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关系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技术推广了20多年居然还迟迟没有到位，结果形成了一种农民求之若渴、新技术却始终无法落地的奇怪现象。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技推广体系出现了问题。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体制性的。一些地方在对原有的农技推广体制进行改革时，使得农技推广体系在一些基层地方“线断、网破、人散”，服务功能被削弱，有的甚至已经名存实亡。体制改革目标不清，使得农技推广的主干力量受损，直接造成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困难。二是结构性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走向多元化，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由政府主导的单一农技推广方式已经很难适应这一现状。
因此，构建适应农民需求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已成为科技兴农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从完善原有的农技推广网络出发，突出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
即便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农技推广队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户以分散经营为主、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的农业大国来说，建设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更是必不可少。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大投入，把已经断的“线”接起来，已经破的“网”修补好。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接与补，而是要与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联系在一起，改革原有的体制机制，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建设一支能够真正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服务的高素质农技推广队伍。
此外，在开展公益性的农技推广服务方面，各级政府还应从实际出发，有更多的作为。如实施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通过培育科技示范户，发挥辐射带动效应，为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开辟新的通道。
其次，要从改革创新出发，建立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新体系。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于科技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并从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扶持等措施，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农技推广服务营造良好的环境，逐步构建一个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体、多元化发展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一是要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直接参与农技推广。近年来，一些地方创造的“科技特派员”和“农业专家大院”等模式，就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鼓励科技人员以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与农民群众尤其是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既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缩短了科研成果转化的路径。对于这些经验，我们应该好好加以总结推广，从而激励一大批科技人员深入基层，为农民提供技术、管理、营销等综合服务。二是要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在农技推广中的作用。鼓励龙头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或与其他农业科研单位联合，提高科技含量，并通过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解决农民的技术问题。三是要大力发展和扶持民间农技推广机构。如在农技推广中充分发挥专业协会和种养大户的作用，开展农技推广活动。
总之，就是要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技推广组织，建立起科技人员、农民、企业家等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技推广队伍，实现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推广形式，建立起一张适应农村实际的农技推广新网络。也只有这样，农民对现代科技的需求才会得到满足，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半月谈2006年第十五期民 生 的 诘 问苏北
中国的经济形势再一次引发了世人的震惊：在宏观调控和发展转型的双重制约中，增长速度、外贸顺差、财政收入，依然创下了新高。
欣喜之余，我们也禁不住涌出深深的忧虑：时下的经济增长距离科学发展的指标为什么还是渐行渐远？
不少专家乐观解说：从理论看，潜在的增长能量还未完全释放出来；从大势看，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量正十分强劲；从市场看，高增长下依然还是较低的通胀指数。可是，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从民生的尺度去重新审视、去深入思考，我们取得了怎样的进步？我们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普通百姓还是从“高增长、低通胀”的光环之外，感受到了低就业、低收益、低福利的阴影。
当前强劲拉动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举国房地产业的火热。它们大量增加了GDP的数字，后续吸收就业能力却明显偏弱。政府种种政策扶持的优惠，往往更多地倾斜于国有垄断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而这些企业，或由于全面实施“减员增效”的改制，或由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升级，于改善就业状况也有限。按国际通例，社会总就业的65%~80%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而当下垄断企业的挤压，政府部门的限制，正大大压缩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据相关资料，1994年至2004年，全国就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领跑中国的长三角的苏州经济，被人质疑为“只长骨头不长肉”，说的是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类似的岂独苏州？城市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下降，农民工工资状况十多年没有明显改善，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热议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亦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问题，成为百姓背负的三座大山。
再从中国最为突出的城乡二元分化中的农民状况来看。
城市化浪潮本当是推进农村发展的一个契机。但是，我们的城市化，更多地显现为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尽管宪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是农民的集体资产，尽管农民已经拥有了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但由于政府垄断了土地的征用权，农民也就因之丧失了城市化带来的大好发展机会。地方政府创造了丰厚的“土地财政”，开发商巧取了丰厚的“土地暴利”，而失地农民，常常陷入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保可享的困境。虽说现在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新的阶段，仅每年从农村征走300万亩耕地，每亩平均五六万块钱拿来，几百万卖出去，我们还是从农村拿得多。
更应引起我们警醒的是，这样的高增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了什么？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是在乡村间随处可见的墙上标语。可是，在东部不少地区“成长的烦恼”中，“地荒”的红灯已频频闪烁。违法占地一路狂奔，基本农田难以守护，子孙后代生活的粮仓坐落何处？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
出于对GDP的政绩追逐，对“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依赖，一些地方政府争相“向底线冲击”，恨不得一个早上让地下的矿藏资源全部变成今天的财富，恨不得一个早上都跑步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在打破了中国现时经济增长资源能源瓶颈的同时，也给子孙后代埋下了诸多发展的隐患；在滋养了重化工业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向当地农民转移了生态环境的成本。在一个个粗放式开采的矿区，土地塌陷，水源渗漏，树木枯死，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出现了一些不宜人居的死地。如山西，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全省超过1/7的地面悬空，地质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220万人。陕北的一些村庄，“煤挖走了，水流干了，可怜的几棵树也差不多死光了。原来喜鹊、鸽子很多，现在连麻雀都很少见到。能飞的都飞走了，只剩下大人留在这儿，不知道还能扛多长时间”。在多元利益的分化博弈中，面对那些缺席的、无语的、最为弱势的后代们，我们如何去肩起责任、去代表好他们最根本的利益？
民生重于一切。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全民福利的增进，难以让那些困难的群体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样的增长和发展又有多少价值和意义？背离科学发展的根本，背离以人为本的宗旨，或主动或被动地将经济总量的推动作为政府任内惟一的要务，如何能有社会的稳定和谐，如何能有经济的永续发展？多从民生的视角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将会有更多的清醒和深刻，我们对科学发展的实践，将会有更多的自觉和紧迫。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产业的创新时代、经济的生态时代和发展的平民时代。科学发展观，渐已成为社会的共识。问题是如何使这共识付诸实践。民生的症结在民权，政府的转换在制度，我们的要务在于将这一执政理念、战略导向，融入刚性的政绩体系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在于让民众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并且拥有相应的制度化、法治化的权益保障。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世上没有不付代价的发展。应当诘问的是，当下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否公平负担，社会能否承受？还要付出多大，如何适时消解？
半月谈2006年第16期
4成项目违规说明了什么王永前
,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这是中央对做好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的一项重要要求。为何要这样讲呢？因为当前一些地方不计发展代价，盲目攀比速度，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的现象非常突出，已严重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大局，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前不久，有关部门对8个省份投资规模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约40%的项目在征用土地、环境评估、审核程序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现象。
40%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算一笔账：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多达9.9万个，其中亿元以上规模的有7200多个，以40%存在违法违规现象计算，按最保守的估计，今年上半年至少有近3000亿元投资是违规投资。
再以钢铁行业为例，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数据表明，在2003年以来新增的炼钢产能中，经核准的项目产能不足20%，也就是说，八成以上新增产能违规。
不算不知道，一算着实触目惊心。如此大规模的违规项目资金投下去，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其一是导致今年以来整个投资过快增长，增加了投资膨胀的压力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其二是加剧了投资的结构性矛盾，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造成建设资金和能源资源的大量浪费；其三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继续发展，将加剧市场的低层次竞争。
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违规项目大多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应淘汰的落后产业，建成后必将陷入亏损泥沼，造成银行呆坏账增多，加大金融风险，很容易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
近年来中央为遏制地方投资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不良势头，在产业政策、土地审批、信贷政策等方面提高了门槛、划定了“红线”，然而一些地方却置若罔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为了上项目，有的地方不惜在政策、制度上打“擦边球”、撑“保护伞”，甚至直接充当违法主体。这次被处理的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即是典型案例。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存在越权审批、违规批准征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违反招投标程序等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
不讲质量、效益，只重速度、规模；缺乏全局意识，只顾局部利益；不看长远发展，只求眼前利益。这是当前存在于一些地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头脑里的错误思想，也是他们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上淡漠的具体表现。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一味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这种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错误观念的指挥下，投资规模盲目扩张、违规项目大行其道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践证明，我们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没有一定的投资规模不行。但是，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必须明确，方向必须正确，这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盲目追求速度，一味依赖上项目扩大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快转变；不计发展代价，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解决新开工项目违规现象突出和投资低水平过度扩张的问题，必须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当前，应当对新开工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是不符合国家行业规划、产业政策、项目审核程序、用地政策和环保、安全、能耗等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要坚决停下来，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严格审查各类拟建项目，严肃查处各种形式的土地、金融违法行为。要加强对新上项目市场准入的审核和监督检查，特别要强化环保标准。还要抓紧制定新的市场准入标准，进一步提高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在能耗、环保、用地、安全、技术等方面的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消除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现象，从根本上说，必须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各地干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大局意识和法治观念。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做到令行禁止，推动经济社会沿着又快又好的轨道前行。
半月谈2006年第17期关键是要转换发展思路谢鲁江
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0.8个百分点。而在能源储量方面，我国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可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15年和30年，这三者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30年、45年和61年。
一方面是浪费惊人，一方面是资源短缺。如何破解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变各级政府的思想偏差，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我国节能严峻形势的形成，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原因，但首先是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观因素。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节能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对节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用上工业大项目推动高速增长，是一些地方的习惯性选择，对经济增长指标层层攀比，对约束性的节能目标却空谈应付；有的认为抓节能投入高，见效慢，费力不讨好，难显政绩；有的认为这是将来的事，眼下还是“增长”来得实惠；还有的认为节能应是市场行为，政府不该介入……
在节约能源工作方面，各级政府长期存在“重宣传、轻落实，重开采、轻管理，重处罚、轻整改”的“三重三轻”现象，并集中表现为“体制不适应、政策不配套、结构不合理、技术支撑不到位、法制不完善”等主要问题。如此，控制能耗的硬指标往往会变成软指标、高门槛会变成低门槛、重要性会变成次要性。
各级领导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切实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我们科学认识并顺应客观规律。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急速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能源的需求注定是急遽、大量增长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节约能源，不能一味限制能源消费，而应化被动为主动，提高对能源战略意义的认识，探索我国能源战略的模式。
,十一五”节能目标要求5年内单位GDP能耗下降20％，意味着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十五”末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十一五”末的0.98吨标准煤（按2005年价格和统计口径），任务极其艰巨。
节约能源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现代化，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认识到，节能降耗是一场持久战，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又快又好地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又快又好”的重要体现就是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过高的资源能源消耗降下来。目前这种高耗能、高污染、高浪费、低效益的发展模式，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已难以为继。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只是得到了一大堆经济增长的数字，而不得不面对高能耗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这和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将背道而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调整，是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的基本环节。能耗居高不下，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艰巨性。结构调整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必然加大降低能耗的难度。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能耗低的第三产业增速仍慢于工业，而能耗高的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又有所上升。让GDP变绿、让产业变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惟一选择。
——节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建立节约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需要切实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节约型社会不是由市场自然形成的。市场很难全面反映节能的真正价值，很难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世界上能源资源也从来不是完全靠市场配置的。实践表明，节约型社会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政府主导、法律强制和社会参与共同形成的。
节能是国家发展战略。要完善政府节能管理、监督和服务体系，形成统一负责、分工协作的节能管理体制。明确国家鼓励节能的经济政策和具体措施，建立“谁节能，谁受益”的机制。将节能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为实现国家节能目标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
具体而言，要建立以节能为导向的财税价格政策体系，建立以节能为导向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节能目标责任制、实行节能工作问责制，建立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降低政府机构和建筑领域的能耗，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尽快修订有关法律，坚决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
半月谈2006年第18期完善制度保障? 促进社会和谐辛鸣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下大力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全社会也日渐形成浓厚氛围。这种态势很好，有了认识就有了自觉，有了自觉就会转化为行动。这表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看到，要真正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单单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保障认识付诸行动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还是制度靠得住”。我们要通过既科学规范又切实可行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制度保障，最为重要的就是除旧布新，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旧的制度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和谐社会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和科学应对上。
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紧紧围绕民主法治和充满活力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要求，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文化建设方面，既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确立起良好的道德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又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区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从而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我们目前的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相对照，还有不小的差距。经济社会转型导致的波动，利益群体分化引发的冲突，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极大挑战。我们要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促进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建立健全维护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
此外，完善制度保障，还要注意各项制度体制之间的配套与协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单兵突进实现了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突破，但若持续深入，则有待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协同跟进。我们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制度的不配套、不衔接、不协调有关。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要选准突破口，抓住关节点，在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上取得新进展。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在实现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这些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上下功夫。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以广大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和进步。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遏制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半月谈2006年第19期构建和谐社会要始终坚持“六个必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员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要始终做到“六个必须”。
一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坚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前提下，把注重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是必须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对于发展决不能有任何动摇。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要切实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四是必须加强社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五是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六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合力。坚持科学执政，自觉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坚持民主执政，毫不动摇地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建立在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之上；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始终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有序，才能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建立在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之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半月谈2006年第20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总结近年来思想道德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观点，表明将把和谐文化建设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人们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只有多样性的才可能是和谐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必须形成和巩固最基本的、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并努力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个人都起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决定着文化的总体性质、方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
着眼于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贯穿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贯彻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突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也提供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仅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解决各种矛盾、创造价值提供了最为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丝毫不能动摇。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被釜底抽薪，和谐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和大脑。因此，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和谐文化建设的全局。
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价值说到底是客体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和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的，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价值主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谐社会一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导向。
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理想赋予人们价值追求的目标和动力。理想决定行动，共同的理想决定共同的行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最现实的理想就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奋斗目标之中。建设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形成共同的理想，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才能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和谐方能团结，而团结就是力量。同时，每一个社会成员只有把自己的理想与共同理想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必须贯彻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人们的一切价值观念都只有通过自觉不自觉的行为才能发挥实际作用。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价值规范的底线。在建设和谐文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贯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具体内容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需要以社会和谐为旨归，重点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
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既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和价值规范。在现阶段，爱国主义最基本、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不遗余力地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必须突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总是对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起着积极的价值引领作用。新时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与以往时代鲜明不同的时代精神，而改革、创新则是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主题，改革强调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创新强调开拓创造，以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新发明深化改革。改革、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最鲜明、最突出的时代价值。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逐渐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半月谈2006年第21期
西部挺进产业时代
苏 北
新疆丝绸古道正隆起一条能源动脉，陕西高新技术开发推动技工贸创出逾千亿元产值，内蒙古多项经济指标增幅领先全国，中国社科院出炉专题报告圈点西部十大特色优势产业……风起云涌，一个新的产业时代已在西部展开。
历经五年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营造，已经为西部市场化、工业化的加速初步搭建起广阔的平台。强劲的市场需求拉动，迅猛的产业资本西进，也为西部的新一轮开发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战略重心要转移，产业发展要提速，西部人在发力，在迅跑。
产业时代给西部地区打开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怎样把这蓝图变成现实，在产业时代实现西部崛起？
经济起点低，市场发育慢，缺少区位优势，这都是必须正视的西部现状。立足“比较优势”，顺应“梯度转移”，这一类的理论也不无道理。
西部地区如何打破被锁定的承接型经济格局，实现加速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区域突破，这就是实践给出的解答。
我们听惯了西部的荒凉和贫瘠，因而常常忽略了西部的秀丽和富饶。特色农业，优势矿业，就是西部产业发展的深厚根基。这特色、优势，既源于自然资源，也源于市场竞争。我们的要务，就是以市场的杠杆撬动起源源的民间资本，就是以先进的技术装备去引领特色产业的开发，从而将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市场的竞争优势。看到西部开发的先天不足，更要看到它在产业时代的后发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联手拉动中，围绕特色资源的开发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实现“芯”（核心产品）+“块”（经济规模）+“链”（产业延伸）+“群”（配套体系）的整体推进，在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中，为竞争力的提升带来乘数效应。“梯度转移”理论也不可绝对化，还需要“极化经济”、“区域突破”的战略去补充、修正和发展。中心城市区、资源富集区、边境开放区完全可以率先突破，领跑在前。看一看成渝经济区的欲腾欲飞、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历史跨越、新疆“兵团板块”的强势崛起，我们当充满自信。
数千亿民间资本挺进西部，一批批巨型企业逐鹿荒原。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中的漏出效应：一些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与当地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大型企业多数从能源产区输出一次性能源产品，地方所得不多；外地资本源源逐利而来，但一些矿区群众利益往往缺乏有效保障，“今后地塌了，水干了，煤也挖光了，到时候我们靠什么生活？”
西部地区如何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
在资源开发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中，我们理当树立人本、公平、共享的科学的西部开发观，在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财税杠杆调节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西部地区参与型、合作型的资源开发模式，完善共同分享的产业发展的利益分配关系。
外来资本的“飞地经济”、“围墙经济”，难以释放其对当地经济的“支点效应”、“联动效应”。以项目和产业发展带动能源开发，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尽可能使资源就地转化、就地加工、就地增值，是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矿在城兴，矿竭城衰”,不应成为西部开发的宿命。在一些资源富集区开发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还应未雨绸缪，及早考虑产业的升级和转变，谋划结构的多样和互补，培育良好、共生的产业生态环境。
西部开发，富民为要。内蒙古的牛奶共同体，陕西的苹果经济带，甘肃的土豆产业链，新疆的番茄加工业，将千家万户组织进新生产业集群的成长之中。在新的产业时代，我们依然要坚持这一富民兴业的发展取向。
西部正在推出一个产业时代，也同时面对一个痛苦的抉择。西部不少地区将资源开发作为首选，随之而来的，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西部地区如何挣脱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东部有“成长的烦恼”，西部有“成长的痛苦”。“先建设、后治理”的旧辙已难重蹈，刚刚起步的产业时代就已面临一个高门槛的跨越，现实的挑战就是如此尖锐。历史和未来，只为我们留下一条出路，也是一条新路：转变发展理念，转换增长方式，构筑具有西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地上本来没有路，西部人逼上梁山，生生地要在这片雄浑、苍凉的原野上闯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来。新疆乌鲁木齐市响亮地提出，要以绿色经济为投资把关，凡不符合发展“绿色经济”目标的项目一律不得引进，耗能和污染严重的“十五小”项目，一律坚决取缔关闭。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建设业已摆上政府决策日程，他们要在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中，大力实施资源的综合开发、深度加工，实现企业的合理布局，高效配置。
尽管西部的基础设施欠账依然沉重，生态建设任重道远，尽管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东西部的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但是，西部毕竟已迎来一个崭新的产业时代，经济增长全面加速，重点区域跨越发展，人民生活追赶小康的灿烂希望正在西部原野冉冉上升。
半月谈2006年第22期
民工维权路多长
苏 北
跳楼的、爬塔吊的、铤而走险的，上访的、罢工的、酿成群体性事件的，为着讨回欠薪，为着索要休息权，为着治疗工伤、职业病，民工的维权方式不断翻新，但却难以抹去他们心中沉重的悲伤，难以改变生活无奈的结局。
民工维权路在哪里，路有多长？
我们自然有理由去谴责那些“黑心老板”道德良心的泯灭，但不能指望一个早上改变资本贪婪的本性。我们自然有理由去埋怨那些弱势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但不能指望他们在一个早上争得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地位。民工维权的希望还在政府。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代表全体公众的利益，并且通过各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今天大力倡扬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关系的治理理念。其核心，其实质，都是共同的：以人为本。我们如何将这思想、这理念落实、践行于政府行政作为的每一个细节？如何将这核心、这实质贯注、体现于求解民工维权问题的每一个答案之中？
铤而走险的农民工王斌余有一句话让我们深思：“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不少政府部门对民工维权感情冷漠、行政无力的背后，是思想观念的抵触，价值取向的偏离。“数字第一”直接导致了“目中无人”，扭曲的政绩观时时强化着传统的发展观。正是在这种抵触和偏离中，衍生出了一些“理直气壮”的“高论”：《劳动法》过于超前，不利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认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很可能又多了一个发达国家限制我们产品出口的新型“壁垒”；提高打工者待遇，投资者就会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这样，打工者就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我们要问：假如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投资环境和出口竞争能力，只能依赖牺牲劳动者起码的健康和尊严，依赖对“血汗工厂”恶意欠薪、强制加班、逃避工伤保险责任等不法行为的容忍与放任，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意义何在？究竟这是为谁的发展？伴随着这些“高论”的，是不少地方政府竞相削低“准入门槛”、打造“投资洼地”的“向着底线冲击的赛跑”，是黑心老板们肆意盘剥民工劳动、掠夺民工财富现象的一再蔓延。这样的“高论”距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何止十万八千里！
法治作为一种秩序追求，是刚性的、强制的。可是，已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什么难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专家一针见血：现行社保制度主要是针对城市原国企职工设计的，明显不适合农民工。单看工伤认定，一个《工伤保险条例》太过原则、笼统，劳动保障部门又无权解释，自由裁量权空间太大。有律师介绍，“一个工伤案件，自工伤认定开始到仲裁，以及一审、二审、执行等法定程序，大约需要1074天方能完成”，有多少伤残农民工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还有种种数不清的显然没有法律依据的门槛、留难，更让农民工在徒劳的奔波中忍受身心的双重折磨。另外，没有劳动关系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劳动保障部门拒绝工伤认定的主要理由。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是民工的过错吗？在用工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城市就业环境秩序混乱、老板可以随意解雇辞退工人的情况下，能指望打工农民强求老板签订劳动合同吗？
这些年来，国家的立法进程不断加快，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也接连出台，这自是法治文明的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础。但是，其实施效果如何呢？除了存在行政不作为、司法腐败，我们还当从源头探求，在部门利益至上、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立法公正屡遭非议之外，我们亟应警惕立法中的官僚主义、精英主义，缺乏对农民工境遇需求的真切把握，缺少农民工对立法、决策过程的有效参与，这样的条文怎能承载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责任和功能？能不能像上海市政府那样，专门为外来从业人员度身定制社会保险，既赋予相关法规以大胆创新的思维，又力求符合当前我国的国情、城市的财力及农民工的工作特征、承受能力？
求解民工维权难题，还当从制度层面上，改变农民工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中的边缘境遇和弱势地位。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的分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强势利益集团有能力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利用各种资源、采取多种形式诉求自身的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导致政府决策出现明显的强势集团利益偏向，即权力运作的资本偏向。缺乏资源利用的农民工则处于弱势。如何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建设有序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从而有力地提升农民工参与市场博弈的素质能力，保障农民工公平享有改革发展的机会权益，推进政府在多元利益关系碰撞中的统筹协调？
新近媒体报道，公安部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籍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国家准备开始实施新的失业率统计方法，亿万农民工有望进入统一的失业保险体系；中央政府正在酝酿一揽子破解农民工难题的方案，可望在明年两会之前正式出台……高层暖风频吹，我们和广大农民工一同期盼着，并一同鼓呼着、推进着。
半月谈2006年第23期求解转型之痛
苏 北
从粗放到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指导思想早已确立，东部西部在成长的烦恼中，在增长的困局中，也发出了转型的声声呼唤。可是，我们为什么在实践中迟迟看不到它的果敢的作为，听不到它的雄浑的潮声？
人们都说经济体制转轨是一场深远的变革。其实，增长方式转型何尝不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利益主体，无不在这革命中经历着利益的调整，经历着这革命中或重或轻、或长或短的转型之痛。
为了阵痛之中的变局、契机，为了阵痛过后的复兴、雄起，我们必须去承受，着力去消解。
增长方式的转型，难免影响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如“长三角”。在当年出现“井喷式”增长势头之后，一骑绝尘，领跑中国。谁曾想今年以来首次呈现整体“疲态”。这是一个盘整、换挡、变轨的过程。因此，相关指标的适度回落，是理性化的回归，是变局中的契机，是转型前的蓄力，不必莫名惊诧。问题在于，增长速度的背后，牵连着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是真金白银的财政税收。对于那些一再研制优惠政策开挖“投资洼地”追求超速发展、执著于“为官一任，发达一方”政绩观的政府官员，这确是心头难以言喻之痛。
增长转型，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环保门槛要加高，外来资本的市场准入要收紧，无疑这将导致一些地方的某种兴业机会、获利途径要放弃，要转移。那些上悖国情、下违民意的投资决策要掂量，要改辙，那些极大浪费资源、超标污染环境的投资项目要退出，要升级。这在那些资源富集、生态又很脆弱和一张白纸、押宝在重化工业发展机会、还在为吃饭财政奔波拼搏的地区，难题分外突出。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去牺牲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只是，其中的痛楚也是真切的。
经济要转型，还意味着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将加快启动。长期以来，政府行政管制扭曲着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刺激着产能过度扩张，造成资源错配，为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和经济粗放型增长的膨胀埋下了祸因。如今，水、电、石油、天然气、土地、煤炭等资源价格改革路线图即将成形。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改革，但它对于普通百姓带来的利益冲击将如何处置？
我们无意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借助于海外殖民地低价掠取原料、高价推销产品、肆意转移污染的故事，我们也无法回避现实发展中诸多的转型与增长、眼前与长远、国计与民生关系中的种种“两难”抉择。
,怎么办？”这个浸透浓重历史色彩的拷问再一次刺人眼目地悬挂在中国快速前进的行程中。
,两难”抉择并非就是无解。首先要舍得放弃。对于那些难于打破资源约束的产业，对于那些饮鸩止渴、以“宁可毒死，不愿穷死”为借口的项目，对于那些一味在“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中转圈的投资，还当有壮士断腕的雄心。其次要把握协调。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也难以逾越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更不能回避贫困地区广大百姓现实的生存和发展的困窘境况。同时，推进自主创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集约化经济增长，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健康持续增长的一条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理性地统筹、协调，以渐进推动突破，以增量化解存量，实现经济的良性运行和积极转型。再次要努力超越。跳出相生相克的“两难抉择”，探索经济增长的“第三条道路”，在循环经济的创新中，在产业生态化与污染治理产业化的有机统一中，开拓出新型工业化的广阔天地。
科学发展，自当坚守以人为本。推进转型，还应时时留意广大百姓的现实利益。从产业进步看，我们自当努力提高经济的科技贡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端提升，同时也不能忽略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还应正视中国经济的多层次、不平衡发展现状，大力发展依然具有比较优势、具有强劲市场竞争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知识密集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就业潜力大、准入门槛低的社会服务业。从环境保护看，在生态脆弱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的同时，应当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从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看，既要使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也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准。
能不能顺利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取向。官员们仍然握有过多的配置经济稀缺资源的权力，仍然具有独立利益主体的谋利冲动。如何通过利益导向机制的建设，去矫正、调节政府行为？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完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在实践的层面上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改革逐步推开，以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建设服务社会的公共财政，应当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全社会形成共识，做好准备，去勇敢地承受、去努力地化解转型之痛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性的跨越，已经悄悄地开始了它坚实的起步。
半月谈2006年第24期
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行动
鹿永建
年终岁末，由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倡导的“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展开。一件件棉衣，一笔笔捐款，送到困难群众手中；一份份爱心，一腔腔关怀，走进困难群众的心里。
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发生洪涝、干旱、台风、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给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严冬来临，救灾解困工作日益紧迫。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困难群众特别是受灾群众的过冬问题，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并动员全社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捐助活动。在“送温暖、献爱心”热潮中，在浓浓的党群、干群亲情中，由党员干部、广大百姓的爱心凝聚成的力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让人倍感温馨。
中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办实事。这次“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为这一理念做出鲜明的注解。
,送温暖、献爱心”，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这就意味着，每一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都有义务在干好本职工作之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充当各项志愿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带头兵，包括在社会开展捐助活动中发挥示范表率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无论是在中央机关还是在地方政府，无论是在发达的东部沿海还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很多党员干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积极捐款捐物，让全社会看到了党员干部的精神风采。
,送温暖、献爱心”，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一人有难，众人相帮”、“授人玫瑰，手有余香”等等名句，人们耳熟能详。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倡导关心群众生活，要求各级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十几年前，全国总工会根据党中央部署，发起了“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难，暖万家心”的送温暖活动，解决困难企业职工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从此，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各地工会干部都和当地党政干部一起，深入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家里，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慰问。
,送温暖、献爱心”，更要形成一种机制，让困难群体不仅在寒冬感受温暖，而是一年四季都“温暖如春”。今年，我国第一次举办了由政府部门与民间慈善机构共同组织的慈善大会，主题是“携手慈善，共创和谐”。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大会并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把慈善事业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进一步研究制定和完善加快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我国经济正快速增长，竞争和效率是发展的动力，但只讲竞争和效率往往会导致社会的“冷酷”。一个冷酷的社会绝不可能和谐，在发展竞争经济的同时，中国也急需建设一个充满人情关怀的社会。
中央早就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民政部官员强调，要发展慈善事业，为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第三次分配”方式。
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要在不断规范的市场机制中实现。税收等政府调控下的第二次分配则以公平为主，从而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第三次分配则是指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是前两次分配所不能替代的。从国际经验来看，第三次分配在照顾孤寡老人，帮助残障人群，保护弱势妇女，收养孤儿，帮助失业者、贫困者、艾滋病者、行为偏差者等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主动、积极参加慈善、捐助和志愿活动，既帮助了别人，又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应该大力提倡。
政府和立法机构除了继续为民众创造更公平的机会外，还应该为人们的感恩和慈善行为提供更多的条件，比如帮助非营利机构的成立和运行等。
我们相信，友爱必定产生和谐，互助终将激发力量。
2007年《半月谈》第1期半月评论绿水青山也是政绩微言
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GDP的上升毫无疑问是政绩。但是，实现绿色GDP的发展，保护了绿水 青山同样是政绩，而且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
绿色GDP是扣除经济发展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值，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观念之上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绿色GDP更能科学地衡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短短两三年时间，“绿色GDP”在我国由一个冷僻陌生的专业名词，正在迅速走向一个能实实在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和战略；由学界开始走向社会；由政府文件、工作会议和宣传培训开始走向决策者、管理者和公众。在这种大背景下，全国10省市的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全面铺开。这充分表明，绿色GDP核算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由理念倡导向试点核算推进的重要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资源能源瓶颈时期，再也不能承受资源枯竭带来的挑战；中国社会进入人均GDP 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矛盾多发期，再也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环境代价到底有多大，一直只停留在粗略的估算水平上。正如国家权威部门所言，核算出来的某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例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再例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这明摆着是痛苦和损失，但同时医疗产业大发展，GDP也跟着大发展。中国在20多年来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这“增长”又是通过多少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赤字换来的呢？因为缺乏权威性、科学性，这种估算难以成为发展决策和政绩评价的依据。
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和指导思想上转变发展观念，找到一个科学的，既能反映发展速度，又能评价发展质量的工具。因此，国家提出采用绿色GDP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并提出利用这个指标来考核领导政绩，其主要目的是逐步引导各级领导转变发展理念，并将理念付诸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观念，改变环境问题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能考虑的错误思想。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开展绿色GDP核算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一套国际公认并采纳的绿色GDP核算制度。尽管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也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地迈出第一步。
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同时也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中的又一重大举措。启动试点本身就是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10个试点省市的积极参与，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核算过程本身也带来许多有用的信息。如万元GDP能源资源消耗等指标，让我们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确定污染治理重点、规划产业环保功能区、协调区域发展方向，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要针对核算中发现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完善现行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形成核算结果发布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核算监督管理制度。
绿色GDP核算工作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突破口，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工作，确保工作质量和目标顺利实现。
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仅是为了得到一组数字，目的之一是要把绿色GDP核算体系指标纳入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促进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提高其科学决策的水平。
绿色GDP要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上，不能过于迷信技术手段。从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看，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保护。所以，在强调下大力气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公众参与。
绿色GDP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当前还面临诸多技术难题、观念挑战和制度缺失。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必须先把这个工作干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地扎实向前推进。
2007年《半月谈》第2期半月评论关注民生要有真举措张晓晶
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中央确立的执政新理念。以人为本，就要关注民生；关注民生，就必须有真举措。
民生问题无小事，处处留心皆民生。“拆1平方米旧房，补1平方米新房”，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在旧城改造过程采取的新举措。此举给开发商定了硬规矩，也给拆迁户带来了大实惠。没有了昔日的剑拔弩张，少了以往的上访告状，拆迁户与开发商和谐相处，涉及近10万户的拆迁工作顺利推进。事实上，济南的做法并不复杂，就是政府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真心实意地替百姓着想，让百姓切身感受到拆迁的人性化安置。通过拆迁改善了住房条件，实现了安居乐业，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自然受到群众欢迎。
举一反三，济南在拆迁上的做法值得借鉴。当前，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等也是民生问题，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极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在改革中，在出台政策时，都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各级政府让利于民，让利于困难群体，而不是与民争利。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但是，GDP增长了，并不意味着民生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相反，一些地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民生问题上留下了不少的欠账。环境恶化、贫富分化、部分困难群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等问题层出不穷，这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符。
民生问题如何解决？对此，中央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论搞改革、促发展、还是保稳定，都必须以群众利益为重，以不损害群众利益为“底线”，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当前，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方面有些地方下的不是真功夫。有的地方关注民生的举措出台了一大堆，但落实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说村村通公交，却连出村的道路还没整平；说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老百姓却仍喊“看病贵、看病难”。
与那些表面文章相对照的是，有些地方在关注民生方面频出实招，成效显著，百姓满意。这些地方的成功，就在于领导干部作风扎实，善于从具体问题抓起，深入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细致入微地体察民情，使决策得民心、顺民意、有实效。应该看到的是，在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地方，依靠的是领导干部的觉悟和认识水平。重视民心民意的，就会把民生问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眼睛向上的，做做表面文章就应付过去了。因此，解决民生问题，绝不能仅仅靠领导干部的觉悟，必须要有制度作保障。
以制度保障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真正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要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考核序列。要保持制度的连续性，不要让一项惠民制度因领导喜好的改变而改变，看准的事要一抓到底，少变换镜头和焦点，力戒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
以制度保障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办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上学就业、住房行路、柴米油盐酱醋茶，看似琐碎，实际上件件关系群众生活，都是民生大计。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要尽力办好。现在，城镇和农村还有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以制度保障解决民生问题，政府就必须要尽职尽责办好惠及广大群众的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制定新年预算计划时，要使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管理，大力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公共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切实办好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环境。
胡锦涛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在新的一年里要“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新年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来到塞北坝上高原和苏北革命老区看望基层群众，其心系百姓冷暖的殷殷之情，犹如春风拂面。2006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作为今年着力推进的一项主要任务。我们期待着，2007年成为一个民生问题不断解决的执行年，一个让中国百姓获得实惠的民生年。
2007年《半月谈》第3期半月评论
两个活力奔放的古老文明，迎来了又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1月30日，胡锦涛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第三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开始对喀麦隆、利比里亚、苏丹、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塞舌尔等８国的国事访问。在中非不断扩大的交流合作中，以人力资源开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环保、新闻和民间交往等为内容的“软交流”，正在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软交流”凸现中非新型合作关系?
本刊驻内罗毕记者 冯雪
“软交流”实实在在
在地形地貌上有“微型非洲”之称的喀麦隆，是胡锦涛访问的第一站。1月30日到达的当天，胡锦涛同比亚总统共同出席中国-喀麦隆联欢会，欣赏了两国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很多人不知道，喀麦隆原来没有专业舞蹈团体，演员基本上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是来自中国的舞蹈老师们，几乎从零起点教他们。天性聪颖、活泼的非洲演员们进步很快，在2006年的三八妇女节和喀麦隆国庆庆典上，老师和徒弟同台献艺，受到热烈欢迎。
胡锦涛还前往雅温得妇女儿童医院，看望中国医疗队队员和被他们救治的当地病人。得知中国医生通过４次手术终于保住了一名３岁男孩曾被判定截肢的左脚时，胡锦涛高兴地赞扬了中国医疗队，称他们是中喀人民友谊的传播者。
在访问的第二站利比里亚，胡锦涛出席了中国━利比里亚疟疾防治中心揭牌仪式。胡锦涛主席的活动安排，处处体现出中国落实在北京峰会上宣布的促进中非务实合作8项政策措施的诚意，是中非“软交流”活跃的缩影。“软交流”的舞台，主要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至2009年）》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力资源开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民间交往等。
“软交流”红红火火
放眼今日中非合作，“软交流”已实实在在跃升为与贸易、投资等并列的一大亮点。
截至2006年8月，中国已为非洲国家累计培训了11000多名各类人才，涉及表演艺术、美术、文物保护和管理、图书、档案、体操、武术、中医药等各行各业。胡锦涛这次访问的第六站南非的国家乒乓球队，得到了中国官方派遣的体育教练的大力支持。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海外共设立了６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３个在非洲。作为中国“软实力”的最响亮品牌之一，孔子学院已在６个非洲国家落户。中国文化中心与孔子学院已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不少“软交流”活动规模大，反响强烈。例如，2004年，“相约北京-非洲主宾周”首次举办，９个非洲国家的艺术团和８个政府文化代表团应邀参加。与此相呼应，中国通过派遣多个艺术团体赴非洲举办“中华文化非洲行”等活动，共覆盖非洲27个国家和地区，在各国引起热烈反响。
“软交流”步步深入
中国文化部外联局非洲处处长解飞介绍，过去，中非文化交流以官方项目为主，渠道比较单一，现在，中国地方及民间机构对中非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出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艺术团组一半以上是非官方的；同时，非洲来华演出的艺术团组也有近一半是非官方组织。此外，中国从非洲国家进口和经营非洲艺术品的商业活动也活跃起来。
显然，中非“软交流”的渠道、领域在不断拓宽。例如，访问喀麦隆时，胡锦涛出席了中喀两国8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其中包括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软交流”走向深入的突出表现。2006年8月，中国首支赴非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全部12名志愿者中，有两人的任务是帮助非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创建非洲首个中文系。中国驻埃大使馆人士表示，中国首批志愿者来到埃塞俄比亚，是我国志愿者事业迈向国际的一个重要标志。（编辑：周盛平）
2007年《半月谈》第4期半月评论亿万农民翘盼两会：6000封来信求解七大难题?
本刊记者 郭鸿印 叶含勇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新农村建设行进一年，农村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但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有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又是一年两会时，许多农村读者希望本刊能抓住机遇，把一年来农民热切关注的各种问题归拢归拢。本刊编辑部从6000多封农民群众来信中，精挑细选、归纳整理出七大农村社会热点，力图向全社会传递来自新农村建设一线最真切的呼声。
涉农违法行政问题严重
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广大农民衷心拥护。从大量农民读者来信情况看，依法行政仍然是广大农村百姓关注最多、反映最大的问题。
新疆一位读者的来信很有代表性：“2003年，我们这里开始搞退耕还林。当时乡政府和我们签订合同，规定退一亩补一亩，林业局验收也全部确认了。但2007年发放补助时，却只按确认面积的73%发放，其余退耕面积一分钱补助也没有。中央规定，用于‘三农’的资金必须阳光运作，这条高压线谁都不能撞。可我们这里‘山高皇帝远’，拳头就是‘知县官’，撞了谁又能咋样？”
现阶段，不少地方行政部门以权代法、违法行政非常严重。有些乡镇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强拆强迁、赔偿不到位现象还很多。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地方除了征收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外，还加收“未婚先育费”、“计划外怀孕费”等。有的政府部门以“公益慈善”、“地方财政困难”等名义，搞强行捐款、摊派，损害农民利益。
政通方能人和。天津一位老年农村读者来信呼吁：“我们国家现在既要多立法，更要严格执法。希望今年两会上，人大代表能好好关注一下依法行政、从严执法的问题，以顺应民心，推动社会和谐。”
谨防新农村建设变调变味
在农村，伴随新农村建设，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这些问题，农民反映非常强烈。其中一些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尤其应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关于新农村建设规划。山西省运城市读者来信说：“我们这里不少地方，新农村建设没有规划。一些集体经济薄弱的村组为了修路、建校，把拍卖宅基地作为筹资主要渠道，这个组在这块地上卖，那个组在那块地上卖，导致新建的宅院毫无秩序。”江苏省农村读者来信反映：“一些农村，居民小区住宅楼统一由开发商承建，一套面积为150平方米的住宅楼售价均在14万元左右。这样的价格绝大部分老百姓承受不了。变味的新村建设使农民伤筋动骨。”
广大农民对“村村通”公路计划举双手赞成，但对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深感忧虑。河南省信阳市读者说：“村里修建了一条3公里的公路，由于施工偷工减料，无人监督检查，不到一年，道路多处路段开裂，路基塌陷，乡亲们望路兴叹：几十万元又泡汤了。”
江苏省大丰市农民来信指出，建设新农村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要真正使农民群众在这一进程中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享受到实惠。
土地“命根子”不断萎缩引发忧虑
可耕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更是13亿国人的饭碗。
2006年9月，河南省固始县某乡部分村民代表致信本刊编辑部：“我们辛辛苦苦种下的水稻即将成熟收割。乡党委和政府领导突然告诉我们，水稻田被县里搞开发征用了，由于县里急等用地，过两天就来挖掘机、推土机施工，100多亩水稻很快被推平了。”
江西省瑞昌市读者反映：“一些地方的城郊农村又出现了新一轮耕地买卖风潮。卖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农户私人出卖，另一种是以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出卖。购买者多为当地机关单位以及居住偏远的农民。交易大多没有相关部门合法手续，成交后，土地一般都用来建房。这种土地私自买卖现象，和新农村建设极不相称，势必会引发农村土地市场的混乱和基本农田的缩减。”
山东省菏泽市读者来信表示：“在我们村，10年前分地时，每人1.2亩，现在每人分不到9分地。这使我产生危机感，再过10年，我们还能给儿孙留几分地？一个种地的农民，没有耕地如何生存？”
希望严惩“腐败村官”
当前农村矛盾颇多，农村工作较为难做。少数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激起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伤害了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影响了党在农村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综合各地群众来信，“村官”腐败现象呈高发态势。目前农村有些地方实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人兼”。这样一来，村级干部班子人员虽然少了，权力却集中了。一些村干部非法挪用公款、擅自变卖宅基地，所得全部进腰包。山东省某村村民来信反映，因为国家征地修路，村委前后共得相关款项约800万元。失地村民满以为可以靠这笔钱养命，没想到至今也没领到一分钱！对于群众意见，腐败“村官”听不进去，动辄利用权力打击打压。重庆市奉节县某村村民来信反映：该村村主任与一名村民发生纠纷，村主任居然唆使亲族乱刀猛砍该村民之子，并叫人用猎枪射击其全家……
农民深切期望好好治理“村官”作恶现象。
警惕“文化垃圾”转移农村
必须肯定，当前农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现状与农民的精神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有农村读者来信说，现在影视节目离农民越来越远，充斥荧屏的不是砍砍杀杀，就是丰乳肥臀，哪能见着几个农民形象？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载体和内容搞不起来，农村文化生活苍白。一些头脑精明、善于经营的文化个体户，便打着“文化下乡”的幌子，把书刊垃圾、音像垃圾、演出垃圾等“文化垃圾”大举向农村转移输送，“脱衣舞”等低俗演出也下乡了，在谋取不义之财的同时，严重败坏了淳厚的乡风。
2007年2月8日，湖南省湘阴县农村一位老读者打来电话，急切诉说：“编辑同志，呼吁你们向两会反映一下农村的社会风气问题吧。我们这里现在赌博成风。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子，纷纷参赌，玩纸牌的，打麻将的，买地下六合彩的，到处都是人在赌。政府根本没有人管！”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老人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和打工经济蓬勃发展，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大量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生存状况问题演变成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河南省西峡县读者来信反映，由于缺少必要的监护，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有效保护和教育，学习、生活遇到问题无人解决，处于放任状态的不少。尤其是农村女孩很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对象。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对2005年以来所办理的62起强奸、猥亵儿童案件统计发现，针对留守女孩的性侵犯案件共21起，占34％。留守儿童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更大关注。
同时，农村留守老人也陷入艰难的生活困境。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有的老人托管了3个孩子，拄着拐棍肩背幼童还得下地干活。有的老人体弱多病，走路连腰都直不起来，却还要带着4个“留守孩”。有的老人好几年手不好使，却一直为几对夫妇带养着6个孩子。面对此种情况，农村调查者实不忍心：这样的日子农村老人到底还要熬多久？
期待完善“新农合”
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地区大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广大农民受益不少。但在“新农合”推进过程中，农民对一些新问题反映强烈。
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不少农民对“新农合”有抵触情绪，不想参与。山东省邹城市读者来信反映，其所在村把粮食直补款强行顶抵“新农合”医疗款，引发群众抵制。甘肃省读者来信反映：“一些基层政府把‘参合’任务级级相压，干部只得挨家挨户收取‘参合’款项，结果搞得干部挠头，群众义愤。”
一些农民患者说：药店只售两三元的药，到了合作医院就是10元左右。患者看病花费多，报销少，“参合”反而吃亏，怎么会有积极性呢？有读者反映，农民看一次大病（小病一般也不看）动辄几千上万元，但最后到手的医疗补助只有两三百元。
总之，各地农民盼望国家制订出有力的、切实有效的、合情合理的监管制度，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顺利向前发展，让它真正能造福农村。（编辑：林双川）
2007年《半月谈》第5期半月评论以制度公正促社会和谐薛凯 白志龙
今年两会期间，物权法草案和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中国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将实行平等保护，内、外资企业将告别税负不公的时代。高度体现“平等保护”的立法精神，成为这两部法律最显著的特色。
每一部法律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信仰与追求。而在这两部法律背后，人们感受到的正是盛世春天的气息：社会和谐的春风轻轻吹拂，公平正义的大旗随风飘扬。
在经历了“效率优先”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呼唤公平正义。一方面，国民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不少人利益受损、心理失衡，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化解这些矛盾，我们很可能陷入“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却加剧了”的境况。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可以说，公平正义实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和谐达到的程度。
,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制度。这是因为，当前社会公平正义不足的主因在于，社会上仍大量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挥好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要确保制度的规范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既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尺”，也是促进公平正义理念形成的“助推器”，更是社会公正进步成果的“凝结”。以制度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建设，正变得十分紧迫和关键。
中国的老百姓都深切地感受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以来，我们国家在制度公正方面的推进力度和进展是前所未有的。取消农业税，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新型合作医疗，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修改义务教育法，“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从西部向全国覆盖；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思路，逐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等等，这些制度改革，无不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理念，一个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中。
当前，紧抓制度公正，力促社会和谐，要着力把握住几个关键环节。
首要的是树立制度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最缺乏的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的信仰和尊崇。没有制度的无上权威，制度就可能成为强权的附庸或道具。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行为已经严重削弱了法制的权威，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一些地方盛行的“摆平”现象，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信奉权力至上、金钱万能和人情第一，丧失了对法律和规则应有的尊崇。
其次是要加强制度创新。要按照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原则的要求，对已有制度进行修正和完善，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在我们现存的不少制度中，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的规定，成为社会不公、难以和谐的制度之源。举例说，某省从2004年开始实行文件审查制度，仅一年多时间，在110件省级红头文件中就有60%的文件因存在违法违规问题被修改。因此，必须大力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制度建设中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正义，从而使这种制度能够保障公平正义。
再次是要把握住制度完善的重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出发，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六个方面的制度，包括：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抓好制度落实。温家宝总理有这样一句名言：“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政府有没有执行力和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个公正的制度，如果在执行中走样，或者有的人执行，有的人不执行，也会使公平变为不公平，使正义变为不正义，失去用制度来保障公平正义的作用。
2007年《半月谈》第6期半月评论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薛凯
两会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今年两会，劲吹的是“共建共享”的和谐春风。
3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工会、共青团、青联、妇联的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强调，要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共建共享”理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指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和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
,共建”、“共享”的主体是人民。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这些理念一脉相承，都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共建共享”的前提是党的领导。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贯穿“共建共享”精神，首先要求我们党要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共建”与“共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共享”是“共建”的动力和目标。没有共同建设，就不会有社会持久的繁荣；离开了共同享有，就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和谐也将难以维系。“共建”与“共享”必须同时进行，共同建设的过程，也应是共同享有的过程，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也不能厚此薄彼。
一些发达国家在社会建设中，十分注重社会参与，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中间组织以及慈善力量做了大量政府无法做成的事，成为政府职能的有力补充。这样的社会虽然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但仍能保持有序、稳定和可控，其社会建设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在上世纪，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社会事业的发展，结果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成果为少数人所独占，最终陷入社会动荡、经济低迷、百姓困苦的泥潭，其社会建设的深刻教训也需要我们汲取。
,共建共享”鼓舞人心，但它决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走向新的未来。
———“共建共享”不是重捧“大锅饭”。“大锅饭”是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共同贫穷，而现在追求的是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共建共享”不仅维护人的生存权，更维护人的发展权，它在注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注重帮助困难群体渡过难关，实现“后富”。
———“共建共享”不是要建立“养懒机制”。按劳分配仍然是社会最基本的分配原则。每个公民都应认识到，要过上富裕的日子，需要我们用智慧、辛劳和汗水去争取，而不能采取等、靠、要的态度。
———“共建共享”不是要取消差距和差别。一定的差距和差别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这也是社会保持一定活力的动因。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并不是无差别的、等份额的分享，而是要建立健全注重社会公平的共享机制。
———“共建共享”也并非仅仅是分享物质成果。“共建共享”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丰衣足食，更重视群众的精神满足、心情舒畅。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政府都应该关注和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
当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贯彻“共建共享”，最紧要的是以民生为核心，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就业、医疗、住房、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诸多民生问题，之所以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新一年政府工作的重点，实际上就是要补齐社会发展这个“短腿”，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从发展中尝到甜头，从而能够更加努力、自觉地建设和谐社会。在今年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民生的资金投入达到4778亿元，可见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贯彻“共建共享”，另一个紧要任务，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创造有利于“共建”、“共享”的政策条件和社会环境。要发展教育事业、规范政府行为、创造一个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过程平等的体制机制环境，使更多人能够投身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大潮中来；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形成统筹兼顾的利益协调机制，正确处理好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群众的利益关系，以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切实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
,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其实就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一部大合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部大合唱的主角，每个人都要唱出自己最美的声音，分享彼此最美的心情，最后汇聚成一曲人间天籁。
2007年《半月谈》第7期半月评论秉持忧患意识是一种政治境界辛鸣
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几刹恳徊皆銮坑腔家馐丁保晃录冶?!--ADV_CONTENT-->总理则坦言，“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总书记和总理在同一时段内如此强调忧患意识，不是随意，更不是偶然，而是基于对当代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基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深厚感情的真诚体现。所以，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秉持忧患意识，既是一种现实要求，一种责任自觉，更是一种政治境界。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体现在知忧患上。今日的中国发展成绩很大、成就很多，但“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很多，甚至很严峻。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中国经济中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四大结构性问题，哪一个都是悬在中国经济发展头上的利剑。比如，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依赖于投资，但我们是否还能支撑已高得离谱的投资率；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很大依赖于外贸出口，但现在日益增加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争端，已使我们不能再保持持续贸易顺差；我们的经济增长还很大依赖于资源的高消耗与环境的软约束，但面对日益紧张的资源供给与严峻的环境压力，我们还能继续如此大手大脚吗？
进一步看，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在做了很多工作的同时，也忽略了很多该做的工作。比如，这些年来，我们在注重效率，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基尼系数逼近0.45甚至更高，10%的群体占有了接近一半的财富，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形势严峻；再比如，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过去被捂住的各种老大难、烂摊子和积累遗留的大量问题都相继暴露出来，像由于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冲突、由于干群关系紧张产生的纠纷、由于农民失地生活无保导致的对立等等。这些问题尽管可能表现为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环节的问题，但放置于矛盾凸显期这一大背景下，就有可能演化为社会性的问题、带有全局性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邓小平曾讲过一句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前，人民群众可能对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的感受并不强烈。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开始日益增长，对于政治参与方面的要求也相应增长。由此，温总理指出，要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一重大历史任务。但实事求是讲，我们在这些方面还准备不足，这一历史任务才刚刚破题。可是，在人民群众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做，而且要尽快做，做慢了都不行。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还体现在能忧患上。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不是不知道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也不是不知道忧患的客观必要性，但是在现实中却往往很难树立起忧患意识。总是在想，我们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发展取得的成绩也是明摆的，不说功劳，苦劳总有一点吧。何况我们现在也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过得好一些，何苦把自己搞得那么苦。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时一事的应付了事，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对于某一阶段性的工作，我们可能已经完成了，甚至完成得还很好，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事业来说，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正如温家宝总理强调的那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必评功摆好”。的确，我们已经总体小康了，我们的一些人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可能已过上相对好的生活，但在不平衡、有差距、低水平的小康现状背后还有很多的群众日子并不宽裕，甚至还有很多艰难疾苦。如果我们还不忘自己是共产党人，那么，共产党人的觉悟、共产党人的责任、共产党人的使命，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我们要能忧患，要去忧患，要甘于忧患。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更重要的在于要去解忧患。看到问题的存在，也意识到问题的紧迫与严峻，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头脑中、观念里、感情上，那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政策的设计、制度的安排，把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可以通过努力而加以解决的问题给解决掉，这才是忧患的现实意义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甚至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利益结构和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引发忧患的各种问题与弊端。
清醒而知忧患，自觉而能忧患，务实而解忧患。秉持忧患意识这样一种政治境界，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中国人民必能真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更加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早日实现！
2007年《半月谈》第8期半月评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能“说说而已”
任俊峰?
在重庆市梁平县最偏远艰苦的农村，有一个叫邓平寿的镇党委书记：他下乡从不坐车，靠双脚一村一户地走访；他经常一身灰衣，一双胶鞋，一个黄色帆布包，在田间地头为民解忧；他家里的生活就靠养猪种田、栽桑养蚕维持，和周围农民没有任何区别；他淡泊名利，几次谢绝上级把他调整到县里重要岗位的好意……今年1月，当他因患急性胰腺炎去世后，上万名群众徒步7公里自发为他送行。
这样一位扎根基层、政绩突出、淡泊名利、群众赞誉的好干部的逝去，让人深感痛惜。在邓平寿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体现，也看到了当前领导干部作风改进的方向。邓平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民心所想、所向：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能“说说而已”，一定要身体力行。
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个重点。在今年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切实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总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蕴涵深刻，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当前，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突出的作风问题，已影响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的领导干部消极对待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的意识不强，为房价升高推波助澜，为国家限制发展产业暗开绿灯。少数一把手独断专行，好大喜功，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不是用在民生领域，而是用来大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一些地方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建了不少豪华办公楼、剧院、博物馆、体育馆，给群众背上沉重负担。还有一些干部腐化堕落，大吃大喝，沉溺声色，在腐败泥潭中越陷越深。
这些不正之风尽管只发生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但影响却很坏，不仅影响了党的形象，也带坏了干部队伍。如果不及时纠正，势必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真抓实干，锲而不舍，绝不能再出现“虚”功“虚”做、“说说而已”的情况。各级党委都要把加强作风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与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真正结合起来，使领导干部作风在短期内有一个新的改进。
首先，要突出重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当前，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就是要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三个意识”为切入点，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
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应成为当前各级领导班子思考、学习和工作的重点。这些年，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本是好事，但也滋长了部分领导干部好大喜功的不良风气。一些地方超前建设，追求一步到位，大肆兴建豪华气派的楼堂馆所。如果把这些钱投到廉租房建设、低保救助等民生问题上，不知可以解决多少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化解多少遗留的历史难题！这种骄奢淫逸、忽视民生、大肆浪费的风气，与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如果任其蔓延，势必会使我们丧失革除积弊、实现转型的良好时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部署。
其次，要抓住制度这个根本。作风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和灵活性的问题，它更多地和思想水平、道德品质、修养、个性等联系在一起，具有界定模糊、难以量化、往往并不触及法律等特点，如果没有制度的规范、保障、引导和约束，结果必然是热闹一阵，然后不了了之。没有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是不少地方的领导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还要引入群众评价体系。领导干部的作风情况，群众最清楚。但可惜的是，由于渠道不畅，群众的看法很难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或者，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这就让我们反思，为什么最有发言权的反而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为什么我们一再丧失在出现苗头时挽救干部的机会？为什么一些真诚反映问题的群众却落得屡遭报复的凄凉下场？归根结底，是我们缺乏保障群众监督权利的制度体系。
前不久，中组部要求，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作风状况的日常考核和了解，并作为奖惩和使用的重要依据，作风不好的不能进班子。广东省委也决定，将领导干部作风纳入巡视范围，巡视组要广泛听取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一些不同的声音，以去伪存真。这些好的办法和规定，一旦和群众评价体系相结合，定会取得更好的成效。
2007年《半月谈》第9期半月评论遏制政府浪费要动真格辛鸣
这些年来，中央对遏制政府浪费，降低行政成本的立场与态度一直很明确。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两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中央的精神很明确，加大力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治。
人民群众有愿望，中央领导有要求，政策文件有规定，三管齐下，理当成效立现。但现实是，一些基层政府奢侈、豪华、浪费的风气仍有渐长之势。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意把“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可见，遏制政府浪费的工作任重道远。
这种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要注意研究导致政府浪费的根源性问题，切中政府浪费的要害。导致政府浪费的因素或许会有很多，但有两条是要害性的。
第一个要害是认识问题，对政府浪费的危害性估计不足，认识偏低。现在有一些同志往往认为政府是花了一些钱，也可能花得多了些，但说到底也就是吃得精致了一些，住得宽敞了一些，用得高级了一些，玩得高档了一些罢了，这些钱又没有装到干部自己的口袋里，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必大惊小怪。
其实不然，政府浪费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行为方式不当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因为，政府浪费将直接导致群众对政府性质的质疑。税收的钱少部分是用来养政府的，大部分是要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财政税收这块蛋糕是固定的，政府多切了一块，其他地方就要少切一块。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这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上，总是投入不足，总是说没钱，可办公楼却越盖越豪华，公务用车越来越高档、公款消费越来越高级。
进一步看，政府浪费还会使群众与政府日益疏离，情感隔膜。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但问题是，当人民群众作为“主人”日子并不宽裕，生计并不富足，部分群众生活还很艰难时，作为“仆人”的一些干部已经通过花国家的钱，花老百姓的钱过上了小康、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对此，群众又该怎么想？群众有言：办公楼越豪华，与人民越隔膜。党政官员在办公场所、生活方式上远离群众的同时，思想感情离群众也会越来越远，最终将失去群众的拥护。我们反复在讲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可上述那些做法人民能满意吗？那些做法是在做公共服务吗？那些做法是法治政府应该做的吗？当公众的这些质疑达到一定程度，政府的公信力及其合法性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种判断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对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清醒认识和对事物发展逻辑的真实反映，是透过现象来看本质。如果全社会能从这样的高度对政府浪费问题严格监督、严加痛斥，相信不会有多少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第二个要害就是在责任追究上大事化小，对政府浪费责任人追究处理不到位。在一些党员干部看来，以一时的批评换来长期的豪华奢侈是一本万利的事。过去那些“雷声大雨点小”，“只打苍蝇不捉老虎”的处理办法只能进一步纵容政府浪费现象。因此，苦口婆心的批评教育、劝说、警告都不如依法依纪严加惩处。对于政府浪费的典型，在责任处理上一定要以雷霆万钧的手段，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不要讲什么特殊情况，不要谈什么例外，更不要搞下不为例。如果我们的干部发现，因政府浪费会危及其政治生命与前途时，他们还会去搞浪费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成由俭，败由奢。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传家宝。无论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优良传统都丢不得。节俭是优良传统，更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在现阶段，尤需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加开放的思想观念、更加执着的奋斗精神、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来遏制政府浪费，真正让“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成为社会风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府应该带个好头！
2007年《半月谈》第10期半月评论谁为食品安全最后“守门”?
面对严峻现实寻求出路
自今年3月初“苏丹红”东窗事发，到苏丹红监测的国家标准出台并实施，前后一个月时间，中国政府监管部门所表现出的工作效率之高，令世人瞩目。与此同时，民众持续许久的惊恐心理却一时间难以平息和释放，对食品安全依然担心，甚至紧张。
在此背景下，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进行第41次集体学习，学习的主题为“我国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问题研究”，表明食品安全问题吸引了最高决策层的目光。这一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叶志华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罗云波教授，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了国内外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知识。
农业标准化，是指根据市场需求，运用标准化的“统一、简化、协调、选优”原理，对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制定并实施相关的系列标准，加速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农业标准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综合性技术基础工作，它要求农业生产遵从统一的生产环境标准，统一的生产技术规范，统一的产品质量标准，并通过统一的手段实施监测。
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是以高度的标准化为基础生产的。农产品从新品种选育的区域试验和特性试验，到播种、收获、加工整理、包装上市，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农民种植农作物，用什么品种、何时下种、何时施肥、施多少肥、何时采摘，都有严格的规定。上市出售的黄瓜，它的长短、粗细、弯细程度都必须符合标准。在日本，所有农产品进入市场前，都要按一定标准进行严格筛选分级。鱼虾是以“条”为计量单位；梨、苹果多以“只”为计量单位；大白菜、包菜以一棵、半棵标价。在市场上，见不到以重量单位计价销售的蔬菜、水果，等级外的农产品是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的，而只是作为加工原料。
因此所谓“标准”，就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的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对“标准化”的定义是：“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这个过程在农业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就是农业标准化。
农业标准化的目的是将农业的科技成果和多年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制订成“文字简明、通俗易懂、逻辑严谨、便于操作”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向农民推广，最终生产出质优、量多的农产品供应市场，不但能使农民增收，同时还能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其内涵就是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健全规范化的工艺流程和衡量标准。
鉴于食品安全对于公众健康、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形象都构成重要影响，各国政府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源头治理、调整和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健全食品安全支撑体系。授课人之一的罗云波教授说，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提出了解决我国食品安全的新方向：将监管关口前移，从农田到餐桌，从农业标准化出发，保障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决策高层清醒地意识到，实施农业标准化，保障食品安全，不仅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同时也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
,乡土中国”遭遇“绿色壁垒”
正如费孝通先生早年所描述，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造就了“乡土中国”。小农经济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显然不存在产品的标准化问题；只有当农业依靠高科技支撑，按照工业化模式生产，才使标准化真正成为现代农业的标志和基石。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正是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推进标准化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途。
人们经常会看到，尽管很多地方不养奶牛，祖祖辈辈不喝牛奶。但有一天“蒙牛”来了，祖祖辈辈没见过奶牛的农民养上奶牛了，也喝上牛奶了。这就是标准化的力量。
标准是技术和制度二合一的载体。实施农业标准化，最终是要有效地提高农村经济素质。
事实上，不管你关注与否，农业标准化在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步伐也在明显加速。
建国50多年，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解决了全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可以说多少年来，上至决策者下到亿万劳动者，一直都在千方百计为农产品总供给满足总需求努力，始终向农业的高产目标奋进，而质量问题，则往往不受人们重视。
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民积极性迸发，农业技术得到全面推广，农产品迅速实现大量的扩张，此时，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优质化和大量低质农产品供给过剩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潜在的危机也一并悄然袭来。中国农业迫切需要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方向也正是现代农业的方向。而这种转变，首先呼唤的就是农业标准化。
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研究所副所长钱永忠分析，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人们很少考虑产品的市场问题，标准化的作用显得无足轻重。而当今经济全球化已是发展大趋势，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同其他产业一样，都将面临两个市场：从区域来看，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从需求来看，是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
标准化正是打开这两个市场的钥匙。业内专家更是认为，目前我国农产品拓展国际市场的最大障碍不是关税，也不是知识产权，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
有足够的例子来证明农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在国内，北京、上海、杭州、南宁等大中城市相继实行了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对那些喂用过药物、激素的水产品和畜禽，施用过禁用化肥、农药的农作物亮起了“红灯”；在国外，主要进口国对我国农产品大多设置“绿色壁垒”，检验手段逐渐提高，检验次数和项目明显增加，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身份证的要求，就是看你的产品是不是符合“绿色”标准。
标准化最直接的动力自然要体现在经济利益上。比如，在北方的某个地级市，每年虾类出口创汇1.2亿美元。其标准化要求相当严格，规定虾体长6厘米，色泽鲜亮，双钳对等，尾钩紧环，每10只体重500±5克。达标虾收购价每500克6元，封装出口到美国就是2美元以上；而非标准虾类收购价仅在1.2元至1.8元之间，在美国市场上更是贱如糟糠。
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标准化之路前景广阔，但也显得异常崎岖。
一边是与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的标准化，一边是大部分仍按老辈经验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如何使后者能掌握并利用前者开展农业标准化生产，进而为食品安全筑起一道保护屏障？
源头治理重在立标建制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但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工作在中国并非一帆风顺，存在问题诸多，管理矛盾交错。为此，将监管重心前移，从源头抓起成为治本之道。毕竟不管是直接进口还是加工制作，食品的源头都是农业；按照一定标准、生产出合格农产品，食品安全也就有了保障。如果源头把握不好，再多的监管机构，再多的投入，效果都不大，反而会造成人财物力的浪费。
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容易出现“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好”的情况。世界各国选择不同的模式，有的采用单一部门管理的模式，政府设置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全权负责食品安全事务；有的是多部门管理的模式，将食品安全管理职能分设在几个政府部门，其中又有分类管理和分段管理的不同。
这些国家选择的管理模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等因素。我国食品安全涉及面很广，部门、种类、行业、企业都很多。为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罗云波教授建议，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应统一协调、相对集中，同时责任要明确，不要有灰色地带，这样既避免人力、机构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又可以有效地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不同部门如何协调？罗云波建议说，我国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时，就希望这个机构承担起制定食品安全有关法规和标准、综合协调、监督执法和追究责任的职能。但由于现实多种因素的制约，食品药品监管局没有把这个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他进一步建议，可以把食品药品监管局作为国务院协调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承担制定法规、追究责任、监督执法和在不同部门责权争执时进行协调的职能。
与此同时，在农业标准体系建设上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和统一性，使标准化工作长期受困并进展迟缓。
国家标准委一位研究人员介绍，这突出表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交叉重复，技术指标要求不一；产品标准和检测方法不配套；标准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差；适应加工的农产品和优势特色农产品质量标准不完善；农产品保鲜、贮藏、运输标准数量不足；农产品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质量控制技术标准空缺；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农药、兽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标准与国际标准不接轨等。仅以标龄为例，我国农业标准标龄过长，10年以上的国家标准占37.7％，5至10年的国家标准占33.4％。按照规定，我国国家标准一般5年为一复审期，如此算来，我国国家农业标准中，70％以上超过复审期。
为了尽快建立统一、权威，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和国际市场变化，国家标准委已提出，在标准的制订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其是否能适应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还要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及国外有关国家、区域组织已有的农业标准；不仅要考虑我国现实的国情，也要注意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技术；不仅要规范制定标准的组织，而且要进行标准定稿前的二次评审，即初审和终审；不仅要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搜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及有关国家的技术法规，而且要广泛吸收先进农业技术及农副产品加工、包装、贮运等符合国际贸易需要的标准。在标准制定后，还要适时适当修改标准。
截至目前，中国共清理涉及可食用农产品、加工食品国家标准1817项，废止国家标准208项；清理行业标准2588项，废止323项；同时，还对6949项地方标准和14万多项食品企业标准进行了清理。至此，中国已完成了对食品标准的全部清理。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将继续加快标准制修订工作。到“十一五”末，解决标准老化问题，使中国食品标准的标龄由现在的平均12年降低到4.5年，把食品标准的制修订周期控制在2年之内。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农产品及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框架已经初成。据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透露，目前我国已制定颁布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1281项，行业标准3272项，地方标准7000余项，另有加工食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671项。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作物种子、种畜禽标准发展到涉及农产品品种标准、产地环境标准、生产加工技术规范、产品等分级、安全卫生、包装贮运等农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于去年11月1日正式施行，从法律层面上将标准作为全程介入农产品安全的核心内容加以制订和规范，确立了7项基本制度，即政府统一领导，农业主管部门依法监管，其他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安全标准强制实施制度、产地管理制度、包装和标识管理制度、监督检查制度、风险分析评估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等。
为老百姓筑起食品安全的最后防线，一些政策和制度也在积极推进。
目前，国家标准委正在清理旧的、过时的食品法规；今年两会期间200多名人大代表联名上交提案，敦促尽快出台《食品安全法》；而“苏丹红”事件，可能已促使《食品安全法》加入政府今年的工作日程。而苏丹红国家检测标准的出台，更被业内人士评价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项标准的问世，它预示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保障问题，已进入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务实阶段。除《食品安全法》起草进程加快，“多个和尚无水吃”的食品监管体系现状也正在改变中。
另据权威人士披露，国家正在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规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政府如何及时发出正确声音，引导公众及贸易等行为。有评论认为，由于现在信息渠道多样化，人们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容易被媒体放大，如果没有权威的声音出来说话，必然造成很多人的心理恐慌。比如，部分媒体对“多宝鱼”事件的不公正报道，由于不负责任的媒体放大，结果造成我国经济损失40多亿元。
有专家进一步建议：食品安全实行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以往这方面我国还处于“缺位”状态，但未来的食品安全应该是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的预防性管理体系，我国也应该有专门部门进行食品安全预警，评估危害及程度，并向媒体和公众发布权威信息。
可喜的是，我国风险评估机制和体系已经开始建设；同时，国家已经在着手重新制定食品安全方面的追责惩罚制度。
2007年《半月谈》第11期半月评论赞袁隆平自主创新的精神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全球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拥有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价值……可以说，中国靠占全球8%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袁隆平。
袁隆平其实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曾经激励我们创造了无数科学奇迹，同时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度变得稀缺。探寻袁隆平成功的秘诀，对当代的科学创新具有诸多启示。
袁隆平不是钱眼和名利堆里的科学家。饥荒年代亲眼看到的饿殍满地的悲惨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这成为他孜孜不倦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他常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这些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当有人抱怨国家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投入不够时，袁隆平说，“国家困难，不能太贪”；当拿到世界粮食奖12.5万美元奖金后，他全部捐献出来，用来奖励在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袁隆平的事迹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科学家，首先要有祖国观念、人民情感和人道精神，这些才是科学家忘我探索的不竭动力。固然，没有经费很难开展科学研究，科学家也应该得到合理的物质报酬，但是，那种“如果钱能给够，我们有望在10年内赶超俄美”的论调也值得警惕。经费并不是制约科学发展的惟一障碍。在当前阶段，我们应在逐步增加科研投入的同时，加强服务祖国和人民的理想教育，真正把有限的经费花在刀刃上。
袁隆平不是书斋里的科学家。当今，农学院的老师只会“纸上谈兵”，学农的学生不会下田种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很多冠以硕士、博士、教授、博导名头的学者，缺乏对常识、对社会、对国情的起码了解，满足于做一些外文翻译和文字堆砌工作，偏激固执，信口开河，做了很多对社会发展并无多少益处的“空头学问”。而袁隆平恰恰相反，他是田野里的科学家，田野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句袁隆平的名言足以让很多埋在故纸堆里的“学问家”感到羞愧。实验室和电脑前的工作，袁隆平认为也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顶着太阳，趟着泥水，下田”。袁隆平告诫弟子：“书本里种不出超级稻，电脑里也敲不出超级稻，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袁隆平用他的行动说明，知识分子只有走出书斋，走进社会；走出书本，走进实践；走出自我，走进人民，才能在科学与生活的田野上大有作为。
袁隆平不是因循守旧、盲从权威的科学家。在强调自主创新的今天，中国科学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盲目跟风、盗版抄袭、低水平重复成为中国科学界整体上缺乏创造性成果的硬伤所在。袁隆平曾说，硬要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其中的“第一秘诀”就是不囿于现存结论的创新思维。在袁隆平所处的年代，水稻方面的鸿儒大家有很多，但他们不敢也无法突破前人，最终没有产生什么创新性成果。而袁隆平作为一名普通中专教师，却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根据实践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开始了独辟蹊径的研究。“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科学研究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袁隆平认为这是一名科学家的重要素质。鼓励科学家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特别要让年轻人勇于实践、敢于超越，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科技创新努力的方向之一。
袁隆平不是心态浮躁、心胸狭窄的科学家。当今学界，浮躁、浮夸之风盛行，门派成见根深蒂固，为了评职称、快出名，不少人甚至不惜剽窃，一些单位仍然论资排辈盛行。这些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创新以及中国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而袁隆平是中国科学界一个难得的帅才，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用自己的火炬点燃了一片火炬。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形成了一支高质量的杂交水稻的人才梯队。上世纪，他曾把自己发现的野生稻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各地的科研机构，从而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他还把政府拨给的数千万元资金奉献出来，组织起全国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袁隆平的学生邓华凤根据老师的思路，历经两年使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设想变成现实。报奖时，邓华凤想在名单上把袁隆平排在第一的位置，袁隆平却坚称，不排第一、不排名，他本人不参与评奖，充分表现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广阔胸怀。
发掘和弘扬袁隆平的精神价值，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位科研工作者、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该以袁隆平为榜样，耐住寂寞，集中精神，在自主创新的征途上奋力向前！
2007年《半月谈》第12期半月评论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
———写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李凯
弹指一挥间，香港回归已近10年。
当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冲破风雨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时，“一国两制”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构想也在香港开始了生动实践，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10年间，香港历经风风雨雨，屡受重大考验，风雨之急、考验之多甚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10年：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非典疫情……意想不到的困难接踵而来，一次次考验着年轻的特区。但香港经受住了风雨的洗礼，一一化解了面对的难题，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
10年后的今天，我们见到的香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全面落实，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稳定，与内地的关系日益密切，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香港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具体而言，香港回归10年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10年，是中央和特区政府坚决贯彻香港基本法、按照基本法办事的10年。
10年来，除国防和外交外，香港特区政府享有行政管理、立法、独立司法和终审等自治权力。港人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香港的民主、自由获得了实质性发展。
港人清楚地记得，在港英统治时期，英国的《英王制诰》和《皇家训令》规定，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员须由港督委任。香港自开埠至上世纪80年代的100多年间，从来就没有经过选举产生任何议员。
而回归后的香港，已进行了三次行政长官选举和两次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是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全部立法会议员也都由选举产生。香港特区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明确指出：“回归后，香港在民主和选举制度上较回归前更开放、更透明。”
与此同时，回归后的香港又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拥有高度的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百家争鸣的空间比回归前更宽阔。回归后，香港加入了国际人权公约，制定了反窃听法，连续多年被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正如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所说：“回归10年，香港生活方式没有改变，香港人的自由程度有增无减。”
在经济领域，香港回归10年克服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实现了经济的繁荣。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经济表面一片繁荣，但疯狂的炒楼、炒股累积的经济泡沫也到了破裂的边缘。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和禽流感、非典等相继袭来，香港经济一度陷入低谷，进入了调整期。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从容应对，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战胜了艰难险阻，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继续发展。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使绝大多数港人认识到，加强和加快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是香港振兴经济、再创辉煌的重要途径。
香港在与内地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不断获得发展空间和前进动力。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谐音“丝帕”），进一步突破了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推进了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数据显示，“丝帕”对香港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为3.2％，“丝帕”实施后的2004年达到8.6％；香港的失业率从2003年最高峰的8.7％下降到2006年底的4.4％；2006年香港证券市场全年筹资5245亿港元，创历史新高；今年5月7日，香港恒生指数突破21000点，达到历史新高。
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经济上取得的斐然成绩充分展示了“一国两制”的巨大优越性，也表明基本法的贯彻和落实是香港过去10年、未来10年以及在更长远的时间内繁荣发展的基础。
香港媒体评论说，香港加入世贸组织，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内地公司在港上市、人民币业务在港扩大展开，直接、间接都是基本法框架下的产物，是“一国两制”的巨大优越性的表现。
10年风雨不平凡。如今，香港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打造一个繁荣、稳定、和谐的新香港。
目前，香港社会对未来10年发展信心十足，求繁荣、求发展、求和谐已成为香港社会的共识。“紫荆花盛开了。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表达了对香港未来的衷心希望。
走过不平凡的10年，我们相信香港一定能找准发展路径，明天会更美好！?
2007年《半月谈》第13期半月评论深刻领会贯彻四个“坚定不移”
辛鸣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并指出，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充分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化，决心更加坚定，实践更加自觉。
———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思想保证。
解放思想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倡导并实践着解放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坚持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我们把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我们把思想从对计划的崇拜和对市场的疑虑中解放出来，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解放思想这一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新的建设、新的实践要求有新的理论指导。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了进步、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繁荣。正是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正是改革开放，各种体制机制更加充满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展示。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依然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如既往而且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进一步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旧的制度体制，建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
———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基本要求。
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发展，也只有发展才造就了今日中国的进步与繁荣，我国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需要、也只能通过发展去解决，但是如果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不科学，发展本身也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社会建设同样如此。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清一色、一刀切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兼顾、协调、包容的理念与思维越来越成为社会常态。
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营造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必须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通过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化解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使得各个社会阶层与群体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战略目标。
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小康社会是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因而在十六大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了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虽然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但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们必须从“总体”走向“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要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下大力气建设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生存环境得到全面改善。
2007年《半月谈》第14期半月评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建军78周年纪念日。值此节庆时刻，谨向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的祝
贺！向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退伍军人、伤残军人、烈军属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78个春秋，78载辉煌。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我军在党的领导下，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当前，全军官兵正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认真落实胡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新形势新使命的新要求，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呈现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扎实有效，后勤改革成效显著，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水平得到提高，从严治军力度进一步加大，部队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抚今追昔，我们深切感到，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是因为我军有党的坚强领导，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我军的历史，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我军的胜利，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我军的辉煌，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铸造的辉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生命之所系，力量之所依，性质之核心，传统之根本。
胡主席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这一条永远不能变，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强化这一观念。这是新形势下党对军队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要求，是加强部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当前，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新的调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情况新问题，要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就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最重要的是要自觉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决维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权威，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勤奋努力，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推动党、国家和军队各方面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我们要始终不渝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确保政令军令畅通。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就要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新的历史使命。我军作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很重要的是通过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赋予的使命任务来体现的。胡主席提出的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历史使命，集中反映了党在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对军队的新要求，体现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最本质的规律，为我军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履行好我军新的历史使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就要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五句话"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使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建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要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扎实做好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工作。要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努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现代军事、高科技等知识，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三个素质"和各级党组织的"四个本领"。
昔日的辉煌令我们无比自豪，宏伟的蓝图让我们充满信心。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认真落实胡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振奋精神，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半月评论2007年第15期
8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举行。这是《草原赞歌》大型文艺演出表演现常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60年前，我们党根据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
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范了中央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赋予了自主权利和政策空间。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央总的路线方针指导下，结合当地的民族特点和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少数民族的权益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得到切实保障。
60年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内蒙古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做好内蒙古的各项工作，不仅关系到内蒙古2300多万群众的福祉，而且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具有重要意义。”他指示内蒙古要“因应新形势，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区抓住西部大开发等机遇，加快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增长方式逐步转变，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开始步入又好又快的发展之路。2006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47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7年的5.37亿元增长了196倍。人均生产总值也由1947年的96元增加到2006年的20047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人均指标进入了前10位。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的成功实践，为我们党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供了宝贵经验，为我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成功范例，为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做出了应有贡献。这一成功范例，带给我们诸多深刻启示：
半月评论2007年第16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辛鸣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我国29年来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又是对我国在新时期、新阶段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政治要求与庄严宣示。
29年的发展、进步、繁荣、富强，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正是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发展。1978～2006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长到21.09万亿元，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94万亿元。目前，我国GDP位列世界第四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谷类、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钢铁、煤炭以及电视机、电脑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高速的经济增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也正是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种体制机制更加充满活力；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体系向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展示。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29年过去了，我国并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民主法制不够健全，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两大任务依然艰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又面临着新任务、新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继续为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课题必须尽快破题，多年来遗留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亟待协调化解。要巩固改革开放29年来的成就，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必须也只能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我们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清醒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我们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为重点，加强事关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将近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制度化、法制化，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深化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切实做好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和卫生体制改革，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切实建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等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确立起科学的改革开放观。比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我们改革的大方向。这一点没有错，也不容动摇，但对于那些一方面以资源配置市场化为名，让市场配置资源成为“权力变现”的捷径，另一方面又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借口，推卸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的所谓新瓶装旧酒的“改革”，我们必须予以警惕，决不能因为改革目标与方向的正确，就忽视甚至回避在改革的一些具体路径和具体行为中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指出：“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对改革前的所作所为的改革，也意味着对改革本身一些做法的再改革。我们要本着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的要求，自觉纠正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不科学、不妥当的做法，把做错的改正过来、做得不科学的科学起来、做得不规范的规范起来。这是保障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应该也必须坚持的态度。
半月谈2007年第17期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做到四个坚定不移，首先强调的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近30年来的全部实践表明，坚持解放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需的思想条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3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告结束。“社会主义在中国出路何在”这一重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摆脱苏联模式。当时能否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成了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而这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30多年来，解放思想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创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推进，都是解放思想为其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推进改革中逐步明晰、发展前进的。基于对上世纪80年代实践的总结，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不要陷入姓资姓社的抽象概念争论，看准了的要大胆试大胆闯。也正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掀起了新一轮全党解放思想的热潮，极大地加快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步伐，为中国经济快速起飞打下了思想基础。
如果说当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解放思想，那么今天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解放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发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争论，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争论之激烈，可以说是自改革以来所没有过的。争论的分歧归结起来就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究竟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改革本身错了还是改革出现了失误？是反思改革还是否定改革？是应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走“回头路”？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继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向哪里去。这仍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基于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
之所以发生这些争论，症结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这一论述，在思想上深化了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在实践上指导着我们正确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
以往我们经常以“实事求是”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实践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我们在过去“实事”基础上“求是”，所得出的认识就可能与新的“实事”不相符合，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突破既有认识。就此，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必需的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则更加精辟地阐明了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这一观点，为我们正确应对和处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
坚持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在解放思想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大多是在一个一个观点艰难更新的层面上讲解放思想，还没能达到自觉转变思维方式的高度。也正是因为此，我们常常在改革发展的具体操作问题上陷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客观上既不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纠正各项工作中的失误，更阻碍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思维，又要破除对西方学说的教条思维。在改革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观念激烈对峙的双方看起来是水火不容，实质都是一个思维方式：或者以教条式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圭臬，或者顶礼膜拜西方学说。无论是以马列的书本结论为框框还是以西方学术观点为“圣经”来评判改革，都无法真正应对处理好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各种复杂矛盾与问题。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以解放思想为强大思想武器，不断探索和努力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才能真正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半月评论2007年第18期理性看待物价问题
继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6％，创下10年来月度涨幅新高后，8月份这一数字再次刷新达到6.5％。物价上涨对部分群众生活造成一定冲击。此次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我认为，虽然此次物价上涨幅度较大，但涨价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不会引发全面通货膨胀。
我们知道，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服务价格变动指标，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过去几年，我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价格总水平较低。但是，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受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今年8月份CPI同比上涨6.5％，连续4个月创出新高，1月到8月CPI累计上涨也达到3.9％，超过了年初提出的全年3％以下的预期调控目标。
应该说，这基本上是今年CPI上涨的月度最高水平了，而食品价格上涨是年度内的短期现象，并且是很多原因导致的，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短期内很快得到解决。今年四季度我国食品价格和CPI的涨幅都会有所回落。现在我国经济并未过热，“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未来会继续保持下去。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的主要标志是物价全面上涨。但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8大类商品中，8月份，仍然是5类上涨，3类下降，因此当前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而非全面上涨。食品占我国CPI比重一直较大，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肉禽制品、鸡蛋等价格上涨，对此我们不必过分担忧，因为目前食品涨价，并不是说我国农业生产出了问题。
我们也知道，2004年到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3年增加，今年夏粮产量又同比增长1.3％，我国的农业生产基础、粮食生产基础总体是不断稳固的，粮食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居民对粮食的需求比较稳定，尽管有人口增加的因素，但由于人均粮食消费量总体趋降，因此保障吃饭的粮食需求变化不大。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我国粮价和食品价格总体仍趋于稳定。
现在主要是猪肉和鸡蛋价格在上涨，这不是供给能力出了问题，而是生产和流通模式在转变6比如猪从散户饲养向规模饲养转变，生产模式的变化与市场对猪肉供求的调节结合起来，使得猪肉价格波动幅度加大。去年春天我国猪肉价格降低到每公斤5.4元左右。严重损害了养猪农户的积极性，导致今年猪肉供给大量减少。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应对生产模式与流通模式的变化，通过建立猪肉周转储备，搞一些猪肉期货来稳定猪肉价格的变化。
而饲料价格上涨是导致猪肉和鸡蛋价格上涨的又一原因。这两年的食品涨价，我认为短期原因一是2006年世界粮食减产，加上美国等产粮大国将玉米用于生产生物能源：二是国家粮食库存针对国内粮食市场供求变化的投放不够及时；三是国内玉米加工乙醇能力较快增长；四是疫情疫病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从5月份开始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严格控制生物质能源加工能力的发展，稳定饲料粮价格；加大疫情疫病防控力度，帮助农民建立养猪、养鸡等方面的保险，对养猪、养鸡户给予一定补贴等来稳定农民养猪、养鸡的积极性。当然，这些措施还要结合市场的作用，因为市场价格的上涨对生产户的刺激作用更直接。
目前看，这些措施会从今年三、四季度逐步见效。而在政府的帮助和市场价格上涨的刺激下，我国内禽产品、鸡蛋等生产规模已明显扩大。当然，由于这些产品的生产有一个自然周期，供给增长要滞后一段时间。预计至迟到10月份，相关供给会明显增加。因此，食品价格较快上涨的态势至迟保持到10月份，之后其涨幅将开始回落，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涨幅等也都会回落。但是，我们还要关注未来价格如果回落过多对饲养户带来的不利影响，并考虑相应的应对措施。
因此，今年下半年我国物价将出现由高到低的变化，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涨幅将低于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在4％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判断价格走势总体将会较为平稳。◇
半月评论2007年第19期道德楷模的力量
金秋九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前夕，为全体公民尊敬、钦佩和学习的道德模范，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接受人们最由衷的赞誉、最崇高的褒奖和最衷心的致敬。
自2007年7月起开展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建设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评选范围最广的活动，共评出53名全国道德模范，254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他们中间有“助人为乐”模范，用爱心为社会与他人撑起一片明媚蓝天；有“见义勇为”模范，在德行善举之中弘扬社会正气；有“诚实守信”模范，用一诺千金的行动诠释诚信真谛；有“敬业奉献”模范，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默默付出而升华了人生价值；有“孝老爱亲”模范，用温暖和关爱唱响了人间真情。
9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道德模范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既是对全国道德模范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也为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先进人物都是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榜样。在新中国健康成长的每一历史阶段，都矗立着道德楷模精神的丰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每一巨大成就，无不铭刻着千千万万道德楷模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闪烁着道德楷模精神的时代光辉。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优良传统美德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热心公益、孝敬亲长、勤俭节约、崇善尚德等成为公民道德状况的主流；另一方面，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见利忘义、奢侈浪费等落后甚至腐朽的道德观念也对社会成员产生不良影响，一些领域出现道德失范。
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规范，引领着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是建立社会良好秩序、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一个重大创新，是我们党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
树立当代道德模范，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化为活生生的具体形象，人人都可以感知，都觉得可以亲近、可以动心、可以动情，可以成为具有无穷力量的榜样。这次评选的全国道德模范，并非都有惊天动地之举。尽管岗位不同、职业不同、事迹不同，但他们都来源于平凡生活，来源于老百姓的身边，看得见、摸得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让人们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学。这将十分有利于把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传播到千家万户，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渗透到工作生活中，营造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拉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们的距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道德模范的思想灵魂，而道德模范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体现。深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从学习道德模范入手，而推举和学习道德模范，正是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继续和深入。
“百行以德为首”，全国道德模范是我国新时代新阶段的道德旗帜，是千百万人民群众道德意识、道德愿望和道德追求的集中体现。一名道德模范“站”起来，就是一本鲜活的教科书，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变得具体生动。一名道德模范“亮”起来，就是在社会上竖起一面旗帜、一个标杆，就是在群众中确立起一种正确价值导向。
一花引来万花开。在全国道德模范的激励和带动下，更多的道德模范必将在神州大地涌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得到弘扬和光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将取得更大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必将越走越宽广。（李亚杰）
2007年第20期半月评论一把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的“金钥匙”
本刊编辑部
一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作出的抉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命题。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出了响亮、坚定的回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回眸新中国建设史，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艰辛而曲折，曾经如潮如涌，也曾一波三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重重阻力，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为艰险所惧，不被干扰所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谁曾想，29年前，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人们还在为温饱发愁，如今13亿人民的生活已总体达到小康；谁曾想，29年前，我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今已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谁曾想，29年前，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一度窒息了人们的思维，如今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深入人心，吹拂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蓬勃的朝气和创造的活力。
数据也许是枯燥的，但它最简明、最雄辩，在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时，也最容易找到共识。以改革开放近30年计，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3%的增速；2006年GDP迈上20万亿元大关，扣除价格因素，是1978年的13.3倍；1978年至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87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都增长6.7%；2006年进出口额达17607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84倍。29年前，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
十六大以来的成就同样可圈可点：经济上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势头，GDP年均增长10%以上，预计今年将达到23万亿元，较2001年的约11万亿元翻了一番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济发展方式在经历着阵痛中开始向“又好又快”的目标转轨；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惠农政策的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社会建设直指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一系列针对城乡居民的保障措施相继出台，社会和谐呈现出勃勃生机；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公民的政治权利越来越受到尊重，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建设向深层次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令世界刮目相看。苏联、东欧剧变后不久，西方曾有人预言，中国这座社会主义大山将在10年内坍塌。然而，15年过去了，社会主义中国以无可争辩的强大生命力宣告这一预言的破产。就在十七大召开期间，西班牙《先锋报》记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你只要把头探出人民大会堂的窗子，就可以领略北京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正在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二
俄罗斯文学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描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逐渐清晰显现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呢？十七大报告作出了科学论断：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结合起来，逐步认识、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政党是大有希望的政党，一个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民族是大有前途的民族。实践的沃土孕育出理论创新的累累硕果，科学的理论指引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航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是实践发展的过程，也是理论探索的过程。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组成。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一定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三
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暴露出诸多问题和矛盾：比如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困难群众还有相当数量；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深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人口多、基础差、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国情尚未根本改变。2006年，我国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百位以后。如果说GDP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那么人均GDP反映的就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穷国。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底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所说：“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看不到改革开放的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性，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作出的“两个没有变”的判断就是明证，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强调“两个没有变”，不是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和主要动力；同时，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当前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以更加自觉的姿态走科学发展道路。
这就需要坚持“四个必须”，即：一、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积累的飞跃是一种疯狂”。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个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很难长期支持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确保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四、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体。这就需要既能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四
纵的历史、横的现实，组成了时代的坐标，无数个坐标点连接成时代前进的航线，指向未来。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历经史无前例的变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亘古未有。
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关键阶段，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进取、奋发有为。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肩负着带领亿万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前景！
编者按：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做一名国家公务员，正成为很多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从10月20日开始，2008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好地备战这次考试，本刊特推出此专题，以飨读者。
2007年半月谈第21期半月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贾建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在哪里？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方法论原则、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这就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强调牢记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立足点和基本依据，就是把社会主义置于当代中国现实基础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基本价值取向。比如社会主义价值就包括共富、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谐、友爱、互助等。
,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就是处于当今时代国际环境中的我国基本国情。我们首先必须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确定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世界发展潮流主要是新发展观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我国是现代化后发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实践主题，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现代化”这个主题，把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逐渐被消解，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新的平台上不断彰显新貌。
显然，置于我国现代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既有别于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雏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在哪里？
根据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目前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报告作出的这个重大的新判断，对于我们立足于中国大地扎扎实实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更加丰富，其“特色”将会更加鲜明。
正确认识和理解两个“没有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传统社会的市场化、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多元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迈进。但是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国工业化只处在中期阶段，城镇化率刚刚超过40%，“三农”问题突出，现代民主和法治还不完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发展不科学、社会不和谐因素，与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的新期待还有距离和反差。这些现象表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两个“没有变”，就是强调不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2007年第23期半月评论扬起社会建设的风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首次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并列提出的重要概念。
随着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时期战略任务的提出，社会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布局。社会建设与我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相结合，具备了立论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现成为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位一体布局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社会建设的认识高度。
社会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根本在于解决经济建设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核心是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特别是重点关注弱势群众。社会建设要统筹考虑机会、程序、结果公平，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因此，社会建设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应该有社会事业的建设、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制建设等，还应该有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建设、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协调机制的建设等。
十七大报告在阐释社会建设内容时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因此．社会建设重点应该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是发展教育。发展教育获益的不仅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最重要的方面是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我国现在实行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但资料显示，我国25岁以上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只有7.4年。因此，社会建设要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尤其要关注流动人口子女、贫困地区儿童等群体，实现基础教育的公平。
二是解决好就业。国家要协调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人人都有工作。计划经济时代，分配工作的方式虽然实现了人人都有工作，但是却带来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劳动力市场体制，提高了效益，同时也带来了失业、下岗、“毕业即失业”等问题。所以，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各级政府、各单位都应该思考社会的整体利益。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
三是收入分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已经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目前，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想短期内缩小或消除差距，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关键是要纠正不合理、不公正的差异。因此，社会建设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体现了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深刻认识，是解决各阶层利益矛盾、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迫切需要。
四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广泛，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住房保障、养老、医疗等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最终目标是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五是完善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管理，有了好的社会管理体制，才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使社会运转协调，使人民生活安宁和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60年里，我们在社会建设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必须看到，也积累了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20多年中，我们党基本上没有把社会建设提到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使得社会组织丧失了自主和活力。政府承担的功能严重错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建设发展的速度加快，程度深化．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社会事业整体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也出现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可以说，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较快而又协调地推进社会建设，是充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发展。
为了顺利推进社会建设，需要把握一些重要的原则。第一，必须把社会建设提高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无论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还是从根本要求和本质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必须协调发展。第二，必须建立起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体制。社会建设滞后，宛其原因，除了认识偏差外。还存在着影响社会建设与其他三大建设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所以必须建立如决策机制、投入机制、纠错机制和问责制等有利于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第三，必须保持社会建设自身各部分之问的协调发展。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内部又有组成它的各种要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要求社会建设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落实
孙爱东 杨毅军
近期，有两则新闻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
一则是发生在山西省洪洞县“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105名矿工遇难、18人受伤，这成为2006年以来全国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安全生产事故。
另一则是，监察部、国土资源部12月10日通报了天津、广东等地的10起土地违法违规典型案件。
无论是频发的矿难事故，还是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不过是不同事件在性质上的重复。根源在于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向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当地方利益与中央决策发生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贯彻科学发展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折射出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方式的艰难。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各地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开展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存在不少盲区，或认识不清，或重视不够，工作抓而不准、抓而不紧、抓而不实的情况时有出现，甚至出现为了地方或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阳奉阴违、顶风违纪的严重现象。这种倾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落实是决策的归宿和做好工作的关键。如果仅把中央的决策落实在嘴上、会上和纸上，使决策和执行成了两张皮，不但会导致政令不畅，还可能损害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中央的战略宏图绘就之后，抓落实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各个地区都已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但不管地方怎么变化，对于全国这个“大局”而言，其实还是“小局”。“小局”是“大局”中的“小局”，绝不是可以自称“王国”、独“善”其身的“小局”。绝不允许以“小局”的利益或情况特殊为借口，置国家的整体利益于不顾违法乱纪。广东省开平市政府非法批地近3万亩，被监察部定性为“有组织地对抗中央”，可见其局部利益和权力膨胀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中央的部署、国家的政策，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容不得任何的把玩和欺骗。
抓落实，需要正确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内涵。同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把“增长”改为“发展”，但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增长方式”主要是就增长过程中资源、劳动、资本等投入的效率而言，而“发展方式”则不仅包括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内容；“增长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用什么办法做大“蛋糕”的问题，而“发展方式”还要回答在发展道路上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蛋糕”的问题。理解是认识的前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惟有正确理解这一深刻内涵，我们的工作思路才不会出现偏差。时下，记者在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采访时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一面是发达地区关停污染企业，一面则是欠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团蜂拥而入，“产业转移”成了“污染大转移”。这种抓工作的思路，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可谓南辕北辙。
抓落实，还需要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些领导干部对容易看得见的GDP增长等政绩“乐此不疲”，对默默无闻的打基础工作却不愿投入精力；对能“扮亮点”的“形象工程”情有独钟，对长远的发展却无暇顾及。面对存在的问题，更是不敢揭短亮丑、较真硬碰。前不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以临汾市为个例进行分析：这个市2007年接连发生了3起重特大矿难：尧都区余家岭煤矿“3·28”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26人；蒲邓煤矿“5·5”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28人；洪洞县“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105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在于政府安全监管主体职责履行不到位，深化攻坚和专项整治的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防范形式主义、错误的政绩观影响工作落实。只有坚持求真务实，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做法中解脱出来，才能防止重蹈“先发展后治理”的覆辙，才能防止出现“吃祖宗饭，砸自己碗，断子孙路”的后患。
第二部分 各大媒体2007年精彩时评荟粹
人民时评：坚持公益教育，不能“一切向钱看”！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就“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了六大任务，第一项便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随后，教育部部长周济也表示：这次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中国将教育放到优先发展位置，并且强调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不仅符合教育的“普世意义”，也彰显出政府的明智与责任意识。
教育之所以蕴含“普世意义”，原因在于其不仅能够改变个人命运，更可能影响国家的前途。纵观许多发达国家，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已是增进“软实力”的必由之路。对于发展中的我们来说，无论是普及义务教育，还是强化职业教育，再或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既是满足公众对受教育权的渴望诉求，也是为国家增强创新力积累“源动能”。
随着国家财力的提高，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推进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等举措，已折射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力度。然而，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某些公立学校打起挣钱算盘，某些人视教育为新的“摇钱树”，也引起人们关注、思虑。
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中小学的择校现象，上农民工子弟入学难问题，各种形式的“赞助费”应运而生。某些地方、某些学校打着“提高成绩”旗号，向学生“硬性推荐”各类价格不菲的教辅材料。审计署去年还发布公告称，18所部属高校违规乱收费达8亿多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大学一味追求硬件规模，某些高校热衷“跑部钱进”，甚至出现所谓“学术老板”，这极大地分散了教学与科研精力，使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减少，一些学校的教育质量遭遇质疑，有识之士已在呼吁还教育本来的纯洁性。
显然，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不仅需要政府不断加大对公立学校的投入，还应更加注重教育资源分配的相对均衡。在发展差异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努力确保义务教育“起跑线”的相对公平。由此，优质教育资源才不会被少数“重点校”垄断，某些人也无法籍此“生财有道”，教育的公益性才能得到更广泛的体现与认同。另一方面，贯彻教育公益性，还须端正教师思想、净化学术氛围。学校不是“名利场”，教师被称为崇高职业，正是因为职业内涵中的献身精神和社会责任。对于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我们应当给予相应合理的待遇回报。在鼓励社会资金办学的同时，也应确保基本底线——不能“一切向钱看”！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教育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我们的教育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公益教育受益群也是最广大的。多年的公益教育，已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贡献了无数“新鲜血液”。今日的中国，正面临又一轮重要发展机遇期，需要更多创新型人才“添砖加瓦”。在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这就好比是培育一批又一批的“人才种子”，结出一茬又一茬的“丰硕果实”，周而复始，良性循环，带动全社会的活力与繁荣，最终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认真研究那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从而努力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文/李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百姓的热切期盼，人们心同此愿、志同所向。而建设和谐社会，正值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
在这个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里的一个“增加”、一个“减少”，是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原则指导，也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所尽职责的重要可比指标。
这其中，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需要各级干部、各级机关高度重视并认真践行。按照哲学观点，同一事物中，矛盾的双方有一个此消彼长的逻辑。按此逻辑，不和谐因素减少，和谐因素就会相应增加；相反，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就会相应减少。认真研究那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从而努力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且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的一项现实政治任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上求得最大的社会共识，得到最广泛、最坚实的民意支持。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崇高的社会建设目标，只有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与才能寄望于成。现实也表明，哪里的群众工作没有做到位，哪里就存在不和谐的隐患，甚至会酿成大祸。因此，各级领导干部理应进一步提高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开展群众工作、激发社会活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尤其要敢于和善于到困难多、群众意见多、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同群众一起分析矛盾、解决问题、达成共识。只有凝聚共识后的共为，构建和谐社会才会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和踊跃参与。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构建和谐社会，是为了更好地共建共享民生。征诸现实，许多不和谐因素，要么是民生的建设步伐未能与发展同步，要么是民生的突出问题解决不力，要么是民生的共享机制不完善、不公平，等等。应该看到，这是一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升级变化的大考题。旧的民生问题解决了，新的民生问题又会冒出来。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要靠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同样要靠发展。因此，对于解决民生问题，既要有紧迫感，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分清哪些是长远目标，哪些是中期目标，哪些是当前能够实现的目标。工作的着力点，应该立足实际，立足当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通过积极努力又能办到的事情。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一时难以兑现的承诺，不仅不利于消除不和谐因素，反倒可能催生新的不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还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认真改进作风。
不难发现，在有的地方，原本矛盾并不多，却因那里的干部工作敷衍塞责，处理事情“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会”，结果是“旧账未理又添新债”，使矛盾越积越多，弄得不可收拾；在有的地方，原本并非解决不了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只是小问题，却因那里的领导作风官僚，久拖不决，失职渎职，结果酿成大事；在有的地方，原本通过耐心解释、劝导就可了却的问题，却因干部作风简单粗暴，错误地动用行政乃至公安力量，造成矛盾激化；更有甚者，在有的地方，原本某些改革设计本身就有缺失，那里的干部却强行推进，结果不仅使改革受阻，而且大大挫伤群众投身改革的积极性。这都是极其深刻的教训。在注重发扬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优良作风同时，尤其要注重决策作风的培养。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为各地的和谐社会建设绘蓝图，定盘子。蓝图绘得好不好，盘子定得当不当，要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广泛认可。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作决策时，一定要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真正变成行动，把决策过程变成与群众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求得共识的过程。这样的决策，特别是重大的决策，体现的是和谐民意，得到的是和谐目标的最大公约数，执行起来不和谐的阻力就会降到最低。□
发展可再生能源要算环境账所谓新能源是相对于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而言，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资源。由于这些新能源资源丰富、清洁干净、可再生性强，与生态环境和谐，被联合国环境组织视为目前最理想、最有前景的替代能源。近年来，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新能源开发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基本具备世界上所有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可再生资源十分丰富，作为能源的利用价值极高。中国又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完全符合国情，对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而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很小，仅占能源供应和消费量的8%，且各地发展也很不平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开发新能源投资大，很多地方舍不得花钱。
诚然，如果只算眼前的经济账，开发可再生能源是有点“不划算”。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研发、生产投资成本高，短时间内难有明显经济效益。但笔者以为，不赚钱或赚钱少不该成为不“爱”新能源的理由，经济账要算，但更要算环境账，尤其要看到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保护环境所起的积极作用。
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当今世界新的能源革命。传统能源总有用完耗尽的时候，即便是能源富裕的地区也不能只抱煤炭、石油等“金娃娃”，不去开拓思路，另辟能源新径。漠视可再生能源无疑是一种短视眼光和行为。发展新能源要高瞻远瞩，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更要看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当然，开发新能源也需要政策、财政、税收扶持，以及技术层面的大力支持，保证经营者有一定经济效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国家将采取政策积极引导、建立专项基金给予补助、减免税收、培育市场等多种途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愿这些利好条件成为风向标，引领可再生能源快速、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不谋全局无以谋一域从地方利益和地方经济发展来看，争项目、抢招商、扩园区、增税收可能是理性的，但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对全局则是巨大的伤害文/韩保江
“又好又快”，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未来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如今2007年已时间过半，今年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如何呢？
盘点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经济仍然保持了近年来增长速度快、企业效益好、税收增长猛、居民增收多的良好势头；忧的是原有的增长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等痼疾不仅没有大的改善，反而又增“新病”：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货币流动性过剩，偏快的经济增速有滑向“过热”之虞。“快”则快矣，离“好”却仍有巨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上半年经济增速将高达11%，近几年一直低迷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在5月份也创下了3.4%的新高。这给我们谋划下半年经济工作以“警示”，提醒我们各级政府都要绷紧“防止过热”这根弦儿。
经济发展与人的成长一样，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体温。人若持续高烧不退，会诱发许多并发症直至危及生命。经济过热也同样，其不仅会误导资源配置、引发各种社会并发症，甚至会危及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外发展实践证明，经济过热危害极大。“大起”不仅直接危害经济肌体本身的健康，诱发大量的重复投资和重复生产，导致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浪费，而且间接影响社会稳定，埋下“大落”后发生社会动荡的祸根。
俗话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防止经济过热，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无疑需要中央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出台科学的政策措施，包括引导和调控资金流动，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解决流动性过剩，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建设，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政策等。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各级地方政府要有大局观念，全局意识，把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积极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
客观地讲，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快速推进有关，但最直接的动力还是来自各级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大力推动。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积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扩大招商引资而兴旺起来的地方经济，无疑是推动整个宏观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宏观经济的“过热”苗头，也大多肇端于地方经济的“大干快上”。
当然，这里不是简单地责怪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地方经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无疑是必备的“官德”，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明确一个道理，即个体或局部的“理性”未必导致集体或整体的“理性”，从地方利益和地方经济发展来看，地方政府争项目、抢招商、扩园区、增税收可能是理性的，但由此导致的地方之间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对全局则是巨大的伤害。若任其发展，将直接导致整体经济的不可持续。所以，地方各级政府在分析经济形势，谋划地方发展思路的时候，要善于着眼全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学会站在全局高度来思考问题，妥善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当然，仅仅认识上到位还不够，关键是“知行统一”，摈弃许多地方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规则，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为实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在谋划下半年本地区经济发展时，都需要牢牢守住四个主要关口：
一是守住招商引资的关口，努力提高引进项目的质量。由于许多地方患上“投资饥渴症”和“项目饥渴症”，大量技术含量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重化工项目在这些地方安家落户。这些地方尽管GDP和财政收入一时有所增长，但由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却相当昂贵。所以站在全局考虑，地方政府必须提高准入门槛，坚决堵住低技术含量、高耗能和高污染项目的区域入口。
二是守住节能减排关口，加快推进地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是中央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设立的新的宏观调控目标。地方政府要利用节能减排达标的这一倒逼机制，加快关闭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步伐，积极发展地方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强度。
三是守住土地占用关口，努力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18亿亩耕地是中央为全国地方经济发展用地设置的“红线”，因此，地方政府要在严格遵守国土资源部门核定的土地使用指标基础上，积极挖掘存量土地潜力，提高增量土地的使用效率。
四是守住自然资源开发关口，努力提高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具有明显的稀缺性。因此，谋划地方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一定要科学规划，有序合理地开发，切忌乱采滥挖。一定要着眼全局和长远，切实负起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出必要的资源空间。□
招商不能变成招荒江西/张晓红 刘新华
近日，笔者随江西赣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同志去外地下乡采风，发现在公路边有一处比较特别的“景观”，就是四周都是绿油油的，或是种植了花卉，或是种植了蔬菜，惟独此处杂草丛生，几十亩地成了荒地。事后笔者了解，原来是该乡政府在2001年就引进一外商，决定在此处建一个大型加油站，后来外商不知什么原因迟迟不来开发，致使这几十亩地荒芜到现在。
据了解，类似此类招商变成“招荒”的现象绝非孤例。近几年来，各地充分利用本地各种资源吸引外商投资，以招商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工作也成为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些地方的干部急于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招商引资工作任务，不惜将大片土地甚至良田圈起来等待开发，结果却长期开而不发；有的则干脆全部铲平，做好“三通一平”工作，甚至建好厂房，等待外商投资，美其名曰“筑巢引凤”，结果却是大量土地长期撂荒，农民朋友痛心不已。
招商变成“招荒”，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盲目招商。只顾一时头脑发热，而不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后续工作跟不上，管理不力。只要签了意向书或合同往上报了项目就交差了事。在此，招商部门应当搞好调查研究，对投资人要进行深入、全面、细致认真的调查，避免“假投资”，防止钻招商引资热空子的骗子。而一旦出现“招荒”现象，除了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及投资者的法律责任外，还要及时还田于民，以避免更大的浪费和损失。□
“看得见的手”要硬起来文/林蔚
近一个时期的物价涨势，已让一些人陷入焦虑之中。小区的电梯女工前天拉着笔者诉说：“我家已半个月没吃过肉了。这物价再涨，可真没法过了。”
不用说像她这样每月只有六百元的低收入者对当前的物价感到吃不消，就连有的白领也开始叫苦了。
所幸的是，面对此番因粮食、猪肉、食用植物油等产品引领的物价上涨，政府的反应相当迅速，出手也非常快，继各级机关纷纷出台种种举措后，近日，国家发改委再度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打击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和哄抬价格等不法行为。
毫无疑问，政府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粮油肉等副食品价格如此重视，确实让人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不过，笔者也有所狐疑，物价上涨全是不法行为惹的祸吗？政府这样大张旗鼓的打击够不够？还要注意些什么？
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以笔者之见，除非回到计划经济，否则，只要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价格波动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前些年消费低迷，很多商品打折都卖不动一样，今天物价步入上升通道，应该说主要是市场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一轮的涨价，确实存在价格法明令禁止的三种涨价行为。
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对种种非法涨价行为，如“串通价格”“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实施严厉打击也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什么是“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涨价涨到什么程度算“哄抬”？库存多少并且在多长时间内不卖算“囤积”？这些，在发改委及各地政府的政策文件里都没有明确界定。而界定不清，怎么定罪，又怎么查处？况且，本轮涨价主要是粮、油、肉等产品上涨，这些产品都是有保质期限制的，有的也许经不起“囤积”。
坦率地说，笔者以为，政府把物价降下来的愿望值得称道，因为它和百姓的愿望是一致的，但那只“看得见的手”中要有过得硬的砝码。
事实上，价格是涨是落，说到底取决于供求关系，这是差不多人人都懂的经济学常识。政府要平抑物价，真正该做的应该是以扩大供给来调节供求关系，应该制定更加科学周密的保障供给的计划，千方百计保障供给的有效性、均衡性和连续性，并且手中能握有平抑物价的相应储备。一句话，“看得见的手”中要有看得见的物资准备和储备，这可能才是遏制涨价的根本出路。当然，在这种长线建设没有完成前，专项行动必不可少。□
论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贵州黄果树大瀑布夜景（9月18日摄）。贵州省最近首次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黄果树大瀑布进行科学测量，结果显示：这一亚洲最大的瀑布实际高度为７７．８米，其中主瀑高６７米；瀑布宽为１０１米，其中主瀑顶宽８３．３米。这一结果规范了社会上至今流传的多组不确切的黄果树瀑布数据。新华社记者 侯少华 摄一
神奇美丽的贵州，山清水秀，四季如春；大开发中的贵州，热潮涌动，蓄势正发。人们普遍看好贵州的丰富资源和良好生态，看好贵州的发展潜力和美好未来。
但是人们也在担忧：贵州会不会因为加快开发而失去青山绿水？会不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牺牲良好环境？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进程中，如何科学地开发资源、有效地保护环境，已成为当代贵州人不容回避的问题。
面对省内外的关注，着眼贵州的科学发展，省第十次党代会确立了“环境立省”战略，将“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写入了党代会报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鲜明地指出，贵州的发展决不能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及人民生命健康为代价；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也是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展示了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深谋远虑，切合实际，发人深省，在全省上下引起强烈共鸣。
二
“青山绿水”，是对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一切资源环境的形象描述，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回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发端、繁荣总是与青山绿水相伴，一些文明的衰落、消亡也常常与山穷水尽相随。
在过去的岁月里，人类在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同时，也为地球和自己留下诸多创伤和隐患。特别是一百多年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放大自身改造自然力量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放大了破坏环境的力量，以致人口“爆炸”、大气污染、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灾害频发……
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人猿相揖别，几度沧海桑田。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现代生态文明，人类经历了被动适应环境、开发利用环境、盲目“战胜”环境到主动保护环境的曲折发展历程。人们逐渐认识到，什么时候保住了青山绿水，人类的生存发展就有保障；什么时候破坏了青山绿水，人类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学者《寂静的春天》等著作的推出和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等文件的发表，推动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一些发达、欠发达国家相继走上了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保住青山绿水，就是保住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就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人类理性探索得出的正确结论。
三
从神秘的“牂牁”、“夜郎”到今天的贵州，漫长的岁月里，贵州人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以青山为希望所在，视绿水为生命源泉。
“幽深不见人，苍翠万千里。”在这块神奇古老的土地上，有数万座山峰、数千条河流、数千个瀑布、数百个高原湖泊、数百处原始森林……人们盛赞贵州为天然大公园、大氧吧、大空调和大宝库。
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耕耘着这块土地，呵护着这块土地，并把它作为宝贵基业留给子孙后代。这块可爱的土地，是贵州各族同胞共同生存发展的根基，是我们共有的家园。
这是我们发展的条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在历史性跨越目标的大力推进中，贵州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宜人气候，所孕育的宝贵动植物资源，所蕴藏的丰富能源矿藏，所积淀的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正成为我们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物质支撑，成为我们参与国际国内竞争最突出的优势。
这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省域土地面积的65.7%属长江流域，34.3%属珠江流域，是“两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这个屏障是树木葱茏、绿水长流，还是山穷水尽、生态恶化，不仅关乎贵州，也关乎“两江”中下游的发展。
四
我们是青山绿水的受益者，我们为拥有青山绿水而感到庆幸。但仔细盘点家底，目睹一桩桩损害青山绿水的事件，又使我们忧心忡忡。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贵州是喀斯特省份，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极易受到破坏而且很难修复；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尽管全省人口控制成效明显，耕地占补平衡做出了很大努力，但近年来人口增长仍为年均30万人左右，耕地减少仍为年均20万亩左右，表土流失每年达1亿多吨；约有1千万农民尚待解决饮水安全，50%以上的城镇存在缺水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利用率不高，单位GDP能耗是全国水平的三倍多……
我们还耳闻目睹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有的地方因生态恶化引发山体垮塌，一次就造成几十上百人的伤亡；有的老矿区资源枯竭、矿渣遍野，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即使用尽建厂以来的税收，也不够治理恢复环境的费用；有的城镇饮用水源受到污染，水质呈现严重富营养化状态；有的山区植被遭到破坏，水土大量流失，地表日趋石漠化，少数地方甚至已经不具备生存条件……
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贵州的大山再也经不起肆意开垦，森林再也经不起任意砍伐，河流再也经不起随意污染，资源再也经不起恣意挥霍。
五
保住青山绿水迫在眉睫，但在对待保护与开发的问题上，不少同志还存在种种认识误区。
有的对青山绿水的稀缺性、脆弱性认识不足，缺乏环保意识，一味索取资源，随意损害环境，导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有的急功近利，为了一时的发展，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用牺牲长远利益的办法来换取眼前的发展。
有的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走过的路子，我们也不能例外。
有的不理解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要开发就顾不了保护，要保护就不可能开发；认为保住就是守住，既不开发，也不利用，宁可守着宝山富水过穷日子。
有的认为，保住青山绿水即使称得上政绩，也只是一种软政绩，居于从属地位，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就会“一俊遮百丑”，才有响当当的政绩。
……
这些认识，从表面上看，反映了观念的落后和认识的片面；从深层次上看，是没有确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
六
要不要保住青山绿水，核心在于是不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发展是贵州全部工作的根本主题，解决贵州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在于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选择符合贵州实际的发展路径。
十九年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对毕节地区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思路，倡导建立了毕节试验区，为在贵州这样的贫困地区实现科学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西部大开发以来，我省先后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立省”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站在发展的新起点上，省委又提出“环境立省”战略，保住青山绿水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中“好”与“快”的关系，理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防止和避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现象，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中的“好”与“快”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欠发达、欠开发的省情决定了加快发展、能快则快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没有一个始终高于全国增速的发展速度，不要说赶上发达省份，就是缩小差距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贵州的发展更要快中求好、以好促快，“快”必须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好”。要通过促进“好”与“快”的有机统一，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青山绿水的开发与保护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青山绿水首先必须牢牢保住，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这种保，绝不是消极地守，而是包含着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青山绿水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才能使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保住青山绿水，就是要统筹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寓生态建设于资源开发之中，融资源开发于生态建设之中，不断增创生态环境新优势。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
七
愿不愿保住青山绿水，要害在于能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造福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根本政绩，没有政绩绝不是好干部。古人尚知“政声人去后，自有春秋言”，我们更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住青山绿水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千方百计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把开发利用资源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确保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是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是我们最大的政绩追求。历史性跨越要求更加注重夯实发展的基础，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保住青山绿水就是保住贵州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是保住贵州当前和将来发展与竞争的优势。我们要摒弃劳民伤财的“短期行为”，摒弃片面追求政绩的“轰动效应”，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坚持走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的道路，既要培植金山银山，更要保住绿水青山。
GDP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政绩的衡量自然与其相关。但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生活是否文明、人们是否幸福、人与自然是否和谐的全貌。对贵州来讲，没有GDP的增长固然不行，但只看GDP的增长也不行。我们不能单纯从GDP看政绩，更不能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损害生态来换取经济一时增长的“政绩”。
八
能不能保住青山绿水，关键在思路，关键在实干，关键在机制和导向。
思路决定出路。加入WTO后，我国地区间的政策平台正在趋于一致，一流的生态、独特的资源正成为无可争议的竞争优势，“环境立省”战略正是提升我省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思路。保住青山绿水，搞好环境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让社会的创造力、竞争力充分涌流、竞相迸发。
保住青山绿水，关键在实干。我们要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举措。只有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新型工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开展节能减排，我们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只有进一步制定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规规章，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我们才能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克服生态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只有既做开明政府，又做聪明政府，把招商与选商、优商、富商结合起来，使引进的每户企业、每个项目都真正做到“护我环境、惜我资源、利我地方、惠我百姓”，我们才能忠实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保住青山绿水，还要形成新的机制和导向。着力建立健全把领导干部抓生态建设的政绩考核落到实处的机制，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绷紧保住青山绿水这根弦。加大宣传和监督力度，使保住青山绿水在全社会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让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惜土如金、惜水如油，自觉投入到保护青山绿水的行动之中。在全省形成以保护青山绿水为荣，以损害青山绿水为耻的浓厚社会氛围。
九
“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说天下泉，半落黔中鸣。”曾几何时，“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一度是贵州贫困的象征，但谁能料想，在生态文明日益凸现的今天，却成为贵州发展的潜力和后劲，成为富民兴黔的重要基础。
四十七年前，周恩来总理曾经深情地说过：“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只要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大有希望。”曾经走遍黔中大地山山水水的胡锦涛总书记一直关注着贵州的发展，惦记着贵州的干部群众，在2005年春视察我省期间，专门就生态保护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殷殷寄语，言犹在耳，催人奋进。
“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从这掷地有声的十个字，我们看到了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贵州”，实施“环境立省”战略的决心和魄力，更看到了凝结在贵州人心中的志气和信心。我们坚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贵州的山将更青、水将更绿、天将更蓝，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人民时评：“中国制造”，不能因为美泰道歉就松口气
9月21日，美国玩具商美泰公司向中国道歉，公开承认召回的绝大多数产品是由于美泰公司在设计上的失误造成的，并表示愿为玩具召回事件负全面责任。美泰道歉使最近几个月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制造”事件出现了转折。
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美泰连续3次大规模召回中国生产的玩具，总数达2000多万件。它还曾公开点名批评中国的生产商，并提醒美国同行警惕这些中国生产商。而据中国记者的深入调查，此次引发召回事件的原因十分复杂，中国厂商有一定责任，但美泰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大多数产品都是因为设计极不合理。
在世界各国，产品召回都是一件常见的事情，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名牌企业也都召回过产品，无论是就数量还是就问题而言，这些被召回的产品都远比此次的中国玩具的涉及面要广，为什么偏偏这次召回就引起了特别关注呢？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一产品涉及到孩子的安全与健康，这是欧美舆论格外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产品是中国制造的。
尽管某些西方人士对于中国货过于挑剔，有的媒体也故意借此渲染炒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玩具召回之所以会引起广泛关注，恰恰也是因为世界对中国，对中国制造更加重视了，人们用的“中国制造”也更多了。放到十多年前，说中国货有问题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
记得90年代初，笔者第一次出国工作，看到中国货就是超市大筐里被人随意翻拣的便宜货，永远都挂着大降价、大甩卖的牌子。那个时候，一般的白领是不会穿中国制造的衬衣上班的。90年代中期，中档产品中开始有了“中国制造”，超市里的中国货也越来越多。如今，中国货已经成了许许多多外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甚至有人想不用中国货都不行。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媒体特别关注的对象，只要跟中国货沾上边的新闻就会有人看。
与此同时，外国人看中国货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这有点儿像60年代时的中国一样，有点钱的人家里爱用上海产品，用的多了就对它的质量会有较高的要求。当西方国家的白领也穿着中国制造的衬衣上班，他们对衬衣的质量要求自然就会提高。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那么快，大城市里高楼大厦那么多，就很难理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现在的“中国制造”恰恰又处于整体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的时候，因此引起关注也是很正常的，说到底，这是因为国外对中国的要求提高了。对于中国制造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未必是坏事，一件产品如果能够在人家的百般挑剔中站住脚，那才能够获得更持久而广大的市场。
因此，我们也应从玩具召回事件中吸取一些教训，不能因为美泰道了歉就松了一口气。要想切实提升“中国制造”的信誉，除了提高质量，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恐怕别无他径。
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既是硬实力的体现，又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在世界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了制造业的崛起，今后也依然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制造业。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制造”今天在海外遇到的信誉危机视作一个挑战，一个机会，像当年经历了类似危机的日本人那样，吸取教训，扎扎实实地从每一个螺丝钉做起，让“中国制造”成为美国、欧洲的标准，让中国的食品标准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标准，那么，中国的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新闻背景：
美泰为玩具召回事件向中方致歉 愿为召回负全责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日前在京会见了全球知名玩具企业美国美泰有限公司全球业务行政副总裁迪汤姆一行。迪汤姆在会见中表示，美泰公司为近期几次玩具召回事件向中方致歉，并同时表示，所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方设计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国制造商的问题，美泰愿为召回负全面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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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解放思想的任务依然艰巨解放思想，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问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性问题上比较困难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号召“继续解放思想”，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一个“继续”，一个“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凸显了在新时期新阶段不断解放思想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解放思想历来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正是一次次思想解放，使我们不断进入全面、客观认识事物的新境界，不断推动着我国的体制机制创新。我们靠解放思想这一法宝，突破了旧的思维方式，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可以说，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的推动，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体制机制就创新到什么程度。比如，我们曾经长期，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是思想解放，使我们获得了对市场经济新的认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并不根本矛盾，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再比如，我们曾长期把人权、物权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加以排斥，是思想解放，使我们认识到人权、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基于这些新的认识，我国保障公民人权、物权的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改革开放29年来，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新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旧体制已经荡然无存，体制障碍已经完全消除，解放思想可以就此停步。应该看到，我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远没有结束，马克思称之为“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与此同时，改革道路上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的任务依然艰巨。
历史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解放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不断碰撞、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认识的形成总是和人们所处时代的条件相联系的。条件变化了，思想认识不能与时俱进，原来的正确认识就可能落后于形势，变得不正确，甚至成为谬误。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获得新认识，为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精神动力。
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高扬解放思想的大旗，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提出认识事物的新理念，寻找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新方法，探索突破旧体制约束的有效路径。所以，解放思想的过程，必然要和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发生冲突，必然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因而，解放思想决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冲破旧体制的解放思想举步维艰，完善新体制的解放思想同样充满风险。一般而言，解放思想，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问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性问题上比较困难。我国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正在越来越深刻地触及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越来越深刻地触及民生问题，涉及的问题更加敏感，涉及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解放思想的任务也就更加繁重。
事实表明，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代替一种旧的思想观念的最终结果，往往就是一种新的政策代替一种旧的政策，一种新的机制代替一种旧的机制，一种新的体制代替一种旧的体制。而任何一种稳定态的改变，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抗。但是，正像不会因艰难而放弃改革开放一样，解放思想也决不会因为艰难而停步。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是历史的结论，更是全党的共识和统一意志。（赵长茂）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监督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
反腐海报走上街头，市民从一张特殊的火车票前经过，该车票从“腐败站”始发，终点站为“廉洁”。 (资料图片)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作为领导干部，如何自觉接受监督，运用好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当好公仆，服好务，用好权，是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监督的作用，积极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设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不可否认，在不少地方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监督虚置。上级监督疏于见面，监督时隐时现；同级监督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下级监督纸上谈兵，名存实亡；群众监督水中望月，形同虚设。二是个别领导干部不愿意接受监督，我行我素，既不监督别人，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监督，对监督有畏难情绪，甚至严重到从心里不敢接受监督。这种客观上疏于监督和主观上害怕监督的倾向，对我们的事业和干部个人的成长都是极为不利的。
一些高官落马以后，往往流着悔恨的泪水，痛恨自己没有接受组织、社会、群众的监督，由于一意孤行，导致坠入堕落的深渊不可自拔，如果当初接受组织的监督和提醒，就不会走上不归路等等，诸如此类的感叹。人们也往往会发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因为意识不到监督的重要作用，因为忽视监督甚至拒绝监督，因为在关键时刻逃避监督，最后付出惨重的代价。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监督的重要性，后悔当初没有接受监督。实际上，严格监督才是对领导干部真正的爱护，它能常常督促,时时提醒，帮助领导干部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这说明，干部自觉主动地接受监督是多么重要。
一名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的成长之路，包含了组织的培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耗费了大量党的资源和社会资源。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学角度，领导干部的腐败变质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尽量避免这种损失，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要通过监督机制和监督氛围，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提供一种有效的约束和制约。如果领导干部个人手里的权力大于监督部门的权力，大于人民监督的权力，那么将权力的运行置于严格的监督下就难以实现，克服公权私用也就成了一句空谈。实践证明，监督虚置不仅是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不尽力，也是对领导干部的成长不负责。这说明，设计并实施有效的监督制度才能确保监督到位。
当前，各地各级都在积极、努力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尤其突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把学校、家庭、社会的监督力量整合起来，既有八小时之内的监督，又有八小时之外的监督，既有工作圈的监督，又有社交圈的监督。而要让这样的监督网络行之有效，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从制度上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充分重视，提高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切切实实接受监督，真正意识到，监督是对领导干部最好的保护。(王正)
新华快评：招商如此“慷慨”，谁给的特权？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２日电（记者? 陈芳）与一些地方政府追求“以地生财”的行为相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竟作了“冤大头”：１０万平方米的国有林地，仅以每平方米２０元的价格（包括各种费用）违规出让给了开发商，出让期为５０年。这份离谱的开发协议送给开发商的“大礼”，真可谓集“特权”之大成！
“香港商贸城”的用地“黑洞”，是当地“问题土地”中的一个缩影。乌兰察布市调查发现，集宁新区一期建设１５０宗用地中，“问题土地”竟达三分之二。多头审批、标准不一、随意改变用途等违规行为，是造成大量“问题土地”的主要原因。
据调查，集宁新区一期建设审批土地６０００余亩，即使按照最低标准征收，政府也应收回征地规费１．８亿元，但实际只收回三分之一多。再看免除的１６项税费，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营业税到人防费、给排水费、水电增容费、治安管理费、环保治理费、房屋产权登记费、城建维护费、教育附加费等，大概凡是能想起来的都填上了。这哪里是招商，完全是给开发商“送礼”。
透过“香港商贸城”项目，人们看到的是当地林业局、规划局、发展改革委、集宁区政府及区国土局等多个部门的集体违规。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心里，哪里还有“依法行政”的概念？哪里还有为人民掌好权的意识？
违法违规引资上项目，破坏的是经济秩序，损害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和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在税费改革不断深化、依法行政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仍有地方想靠无底线地“媚商”来谋求发展，实在值得深思。
新华时评：不能让“一药多名”继续忽悠群众新华网天津９月１２日电(记者? 李靖)虽然监管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群众反映强烈的“一药多名”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不仅给患者选择药品带来麻烦，还掩盖了药价虚高以及医药购销环节的腐败，更给群众安全用药带来了隐患。
“一药多名”就是一个通用名称的药品出现了多个商品名。例如在媒体上频频做广告的感康、仁和可立克、金刚片、盖克等药，通用名字叫“复方氨酚烷胺”，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感冒药；胃舒达、保胃健、卡玛特、保维坚、愈疡宁，这些名字五花八门、售价各不相同的药品，其实就是消化系统药物“法莫替丁”。
有统计表明，在我国２００种常用药品中有４个药名的占２０％，５个药名的占２５％，６个药名的占２５％，７个药名的占１５％，有的药甚至有１０多个药名。按平均每种药４个商品名来计算，三级甲等医院的一名临床医生需要记住六七百个药名，而临床药师则要记住五六千个。
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在包装和宣传中，有意弱化说明药品主要化学成分的通用名，将同样药品换个商品名夸大疗效，抬高售价。另外，这些“新药”的背后，往往是不菲的“公关费”、高额回扣和“大处方”，让消费者花费冤枉钱，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公众安全用药造成了隐患。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除含有新的化学结构、新活性成分的药物以及持有化合物专利的药品外，其他品种一律不得使用商品名称；同一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药品，成分相同但剂型或规格不同的，也必须使用同一商品名称；药品广告宣传中不得单独使用商品名称。国家药监局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药多名”的专项整治，但一药多名问题并没有令行禁止。这里有医药企业缺乏自律的原因，也有政府把关不严、监管不力的问题，还有管理标准的疏漏，比如究竟配方变化多少的药才能起新的商品名，需要有严格的标准。
“一药多名”危害甚烈，需要来一次“急诊”、下一服“猛药”。药品生产企业应加强自律，药监部门应严格履行职责，堵住新商品名药品的出厂关口，还应对乱换药名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只有各方积极行动起来，标本兼治，这种怪病才能彻底治好。
新华时评：应查一查“黄金月饼”的去向新华网济南９月１４日电（记者董振国、张丽娜）中秋临近，各类豪华月饼又开始花样翻新地变身上市了，甚至用千足金打造的“黄金月饼”也火热登场。尽管有关部门早就叫停月饼过度包装和搭售，但搭上中秋之车的豪华月饼一直“绯闻”不断，总有动辄上千元、上万元等天价月饼现身，今年更玩起了“变身术”。
如出现在河北某商城的“黄金月饼”，并不是用面粉和馅料做的，而是用黄金打造的，其实就是一件工艺品，“是一种高档中秋礼品”；还有的商家变“搭售”为“附赠”，将进口红酒、瓷瓶花茶、泰国燕窝等当作附赠商品；还有的月饼附赠金卡、金刀叉等。
很显然，如此月饼早已背离了食用本质，背离了大众基本消费需求，就是想方设法让月饼这种普通食品变成高档礼品。这种由月饼变形的高档品，以中秋节为特定时机，往往成了“节日腐败”的温床。
中秋吃月饼本是我国老百姓相沿千年的民俗，但今天被某些人严重改变。月饼之重要似乎已不在吃，而在送。这些镶金裹银的另类月饼，多为送大礼之用，工薪阶层、困难群体绝对消费不起。“黄金月饼”之类不是被公款消费派发给职工，就是更多被行贿者做了“礼品”而已。
披着“黄金”马甲粉墨登场的月饼，露出的分明是“腐败馅”。在,黄金月饼”的背后，掩盖的是另类腐败－－对那些有所求又不好明示、想送礼又怕惹人眼的人来说，给腐败者送“黄金月饼”，似乎再好不过了。
对此，有关部门不能坐视不管。那些顶风违规过度包装登场的月饼，要严格按照已有规定，制止其生产上市。同时，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应顺藤摸瓜，紧紧盯住“黄金月饼”之类的流向，用反腐利剑刺穿它包裹着的“腐败馅”。不管它是公款买单，还是用于行贿，都按党纪国法予以严厉惩处，以儆端午节、元宵节等时节“黄金粽子”“黄金汤圆”的可能仿效流变，还民间节庆风俗以清净本色。
新华时评：发展动漫产业不能搞“大跃进”
新华网贵阳９月１６日电（记者王丽 张月琳）３０多个国家动漫产业园区、５４００多家动漫机构、４５０多所高校开设动漫专业、４６万多名动漫专业在校学生。这是近日贵阳召开的２００７亚洲青年动漫大赛上公布的一组中国动漫产业最新数据，几年前还不太被人知的动漫产业膨胀速度令人惊讶，更让专家感到忧虑。
动漫产业本是寄望着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希望的朝阳产业之一，但目前它俨然已转化为不少地方追赶经济潮流的“时尚”，政府推动和舆论引导使资本对动漫产业趋之若鹜。２００２年，全国仅有动漫制作机构１２０多家，不到５年这个数字增长了数十倍。目前全国已有５０多个城市宣称要建设中国的“动漫之都”或“国家动漫产业基地”，其中３０多家已经挂牌，而政府花巨资举办的名目繁多的动漫节、动漫展和动漫赛事更是层出不穷。
表面的繁花似锦并未真正带来中国动漫产业“质”的飞跃。２００６年我国动画片产量超过８万分钟，但一半以上是为其他国家“来料加工”的境外产品，真正的国产片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内外市场有影响力的精品之作更是凤毛麟角。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动画产品年产量超过２０００分钟的机构和企业仅１１家，这意味着大量企业每年平均动画产量仅为１０分钟。
一哄而上的动漫热使这个正处在起步、模仿和混沌阶段的新兴产业充满浮躁和泡沫，地方政府在“大手笔”的推动中提升了领导政绩，但国家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变成部门和各地政府之间争夺利益的筹码，优惠政策和媒体宣传更助长了一些企业的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而一些优秀的作品却因产业链断裂和机制不健全难以进入市场。
发展动漫产业不能搞“大跃进”。前些年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盲目跟风出现的开发区热、高科技园区热，给社会带来的浪费和损失教训深刻。业内一些专家呼吁，当前中国动漫产业正处在进行结构调整的风口浪尖，有必要为越烧越旺的动漫虚热降降温，地方政府再也不能越俎代庖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角，更别再为已经虚火蔓延的动漫产业火上浇油了。
新华快评：国耻国难教育绝不能淡化消失新华网沈阳９月１７日电 （记者 魏运亨） ９月１６日，抚顺市数千名民众举行了平顶山惨案同胞遇难７５周年公祭活动，国家投入巨资修葺的遗骨馆也重新对外开放。９月１８日晚，辽宁省１４个市又将同时拉响记忆警报３分钟，市内运营的汽车也将停驶鸣笛，以纪念７６年前那个悲惨的日子。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对全民特别 是对青少年进行国耻国难教育很有必要。
中国人民最后一次抵御外来侵略并取得胜利已经过去６２年了，绝大多数人对民族的耻辱和苦难没有亲身经历，那段悲惨的岁月正变得遥远和模糊。这就难怪，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常识回答中，有的歌手竟然不知道卢沟桥事变；在辽宁阜新孙家湾“万人坑”遗址周边，一群小学生被问到“万人坑”时一脸茫然。
上述情况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是，国耻国难教育在有些地方被淡化、在消失。
长期从事“二战”时期劳工史研究的辽宁省委党校李秉刚教授说，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遭受列强的侵略掠夺在世界各国中是最甚的。光是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日本侵华期间，日方在中国征用的劳工就达１４００万人，被折磨致死的多达数百万人。辽宁各地分布的几十个“万人坑”遗址就是铁证！
致力于“口述历史”，揭露殖民地教育罪恶的齐红深研究员认为，一定要把民族的耻辱史、国家的灾难史纳入到未成年人教育中去，才会让青少年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才会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中华振兴而努力奋斗。两位学者的提醒是非常中肯的，在“九·一八”来临之际，各地应广泛开展国耻国难教育，并在日常教育中常抓不懈。
南宁第八次拉响防空警报 警示市民不忘国耻
今天（30日）上午，广西南宁市民熟悉的防空警报声再次响起，这是南宁市自二〇〇〇年以来第八次拉响防空警报。
十时三十分，南宁在全市城区和所辖六县县城同时试鸣人民防空警报。防空警报分为预告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十时四十五分警报结束。
据悉，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日本侵略军出动了十二架次的轰炸机对南宁凌铁渡口以及邕江沿岸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投下炸弹三百多枚，空袭共造成当地伤亡三百六十多人，使南宁人民蒙受巨大的苦难和损失。此后日军又十多次空袭南宁，同时派军队侵占南宁，历时一年半，日军炸死炸伤和屠杀南宁军民达五万余人。
代表建议9月18日定为"国耻日" 各级政府要降半旗
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已经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３月１３日晚上，记者在山东代表团驻地的电梯里见到她时，她手里正拿着刚刚打印好的《将９月１８日定为国耻日的建议》。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死伤３５００万人，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为了让人们不忘国耻，沈阳、长春、成都等城市在每年的９月１８日，都会鸣响警报。这是姜健代表介绍的。
对“万人坑”冷漠意味着遗忘国耻
一面是残破不堪的,万人坑”纪念馆，一面是用“万人坑”修缮资金修建的豪华会议室……近日，安徽淮南“万人坑”纪念馆挪用修缮资金修建高档会议室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纪念“九一八”的警报音犹在耳，见证侵华日军残酷奴役、杀害矿工的淮南“万人坑”纪念馆就爆出这样的新闻，让人无限感慨。
新华时评：月圆神州情 勿忘国耻恨
今年中秋节很特殊，适逢“九·一八”国耻日。公历与农历的历史巧合警醒人们，在中秋赏月、阖家团圆之际，勿忘当年赴汤蹈火、殊死奋战的中华儿女，勿忘当年可歌可泣、英勇卓绝的救亡图存。
１９３１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铁蹄所及，哀鸿遍野；而中国军民从未停止过反抗与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了一座侵略者不可逾越的新的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一次浴火重生。
新华时评：坚决打击"以租代征"的土地违法新形式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７日电 （记者 王立彬 于文静） 国土资源部最近清理的７０个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中，“以租代征”宗数和面积均接近１０％。事实表明，规避农用地转用审批、逃避土地计划调控、规避土地收益税费政策的“以租代征”行为，正在成为目前土地违法的最主要和最新表现形式，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以租代征”之所以成为当前土地违法的主要形式，就在于这几年严把土地闸门，依法审批的闸门应该说管住了。这样，很多地方、很多企业为逃避监管，就利用“以租代征”形式来进行非农业建设。
无论实行土地公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世界各国土地管理的一个通行规则就是用途管制；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对土地按照何种用途使用，是按照国家规划来进行的。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央决定，土地政策是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从严从紧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速度、总量、时序，“以租代征”规避国家对农用地转用速度、规模、总量控制，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实施。
从长远看，“以租代征”将最终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以租代征”中的土地交易是自发的，不受法律保护，交易双方中农民始终处在弱势地位，一旦发生法律、经济纠纷，最终受损害的是农民。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既承担着生产资料供应，很大程度上又承担着社会保障提供，“以租代征”对农民长期权益、农村长远发展和社会长远稳定构成隐患，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必须正视“以租代征”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区别与联系。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前提是遵守用途管制制度，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服从国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农地转用总量控制，还要参与、服从土地收益由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政策，两者的界限是明确的。
也要正视“以租代征”给土地流转提出的挑战。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有关部门要以对广大农民和中国现代化建设负责的态度，积极慎重地推进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最终成为可能创造条件。
全国1至5月份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万多件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２日电（记者王立彬）今年１至５月份，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２４２４５件，涉及土地的面积２２万亩，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３．６％和１２．１４％。
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１２日在此间介绍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实施进展等方面情况时说，当前全国总体形势是土地违法案件有所下降，土地违法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形势依然严峻。今年１至５月份全国共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２４２４５件，涉及土地的面积２２万亩。 另外，从２００５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全国共查结国土资源领域商业贿赂案件９８件，涉案金额４３３０．６１万元，涉案单位８４个，涉案人员８１人，受刑事处理６６人，纪律处分３７人，行政处罚１７人。
两部门联合查处土地违法行为 不得以"罚"代"法"
为有效惩治和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强调，在进一步开展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中，要严格执法，坚决纠正以罚代法行为。
记者18日从国土资源部获悉，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的通知》强调，在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中要严格执法，坚决纠正以罚代法的行为，对依法应当拆除或者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坚决予以拆除和没收，不得一罚了之。对依法应当作出行政处罚而未处罚或者处罚不到位的，或者处罚决定未得到落实的，要责令改正并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处罚到位。
山东：隐瞒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将被追究责任
新华网济南９月１１日电（记者 董振国）山东省近期将加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查处力度，惩治和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发现重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线索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部门（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山东省将在清理新增建设用地的基础上，结合动态巡查、卫星遥感检测、群众举报、新闻媒体报道，认真梳理土地违法案件线索，逐件登记。对发现的重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线索，将集中力量严肃查处，重点查处非法批准征占农用地、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涉及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侵害农民利益的案件。
河北省开展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集中异地互查行动
新华网石家庄８月１２日专电（记者 张涛）记者从河北省国土资源厅获悉，从即日起将利用一个月时间，从各地抽调执法监察人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集中异地互查行动。
据了解，此次互查抽调各县（区、市）执法骨干２００余人组成１１个工作队，对指定的设区市所属县（区、市）土地违法违规案件查处情况进行互查。主要是全面检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以来各地对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情况，具体包括领导批办的案件、媒体网络披露的案件、卫星遥感发现的案件、群众上访举报的案件以及检查组巡察掌握案件的处理情况等。
新华时评：努力营造崇尚道德楷模的社会风尚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 （记者 张建高） ９月１８日，各地群众投票选举出来的５３位全国道德模范及２５４位提名奖获得者会聚北京，接受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和中央领导接见。这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喜事。
道德力量始终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社会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始终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工作。６年前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主要内容、工作要求等作出了明确的规范。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去年３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工作部署和要求，对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形成良好道德风尚，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党中央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工作部署，得到了全国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各地区、各部门掀起了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新高潮，涌现出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人物。这次受到中央表彰的道德模范，就是这些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闪烁着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光芒。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经受着强烈的冲击和考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传统美德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腐朽落后观念也影响着一些人的行为，一些领域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奢侈浪费等道德失范现象。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风气，需要与时俱进的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这次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人民群众踊跃参与评选活动，充分说明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国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这次评选活动，顺民心、得民意，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崇尚道德楷模的社会风尚，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必将对我国社会和谐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官员行凶，不仅仅是官德问题山西省运城市畜牧局原副局长张斌，因故意杀人，日前被判处死刑。法院查明，2006年12月24日，运城市盐湖区物价局原副局长朱文军到医院找其妻李海芙，看到运城市畜牧局原副局长张斌未穿外衣躺在李海芙床上，双方发生了争执。张斌通知朋友徐春龙叫王岗等人赶到医院，乱砍乱捅，致朱文军和妻兄李海龙当即身亡。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张斌、王岗死刑；徐春龙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海芙及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据9月16日《检察日报》)。
张斌故意杀人案，是继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以爆炸方式杀死其情妇柳海平案之后，媒体曝光的又一起官员主谋的恶性刑事案件。此前，一些地方已发生多起官员行凶案，如“副局长雇凶杀正局长”、“正局长杀副局长”、“局长杀人碎尸”、“局长雇凶杀死举报人”等等。这些案件，具体的作案动机都不尽相同，有的是杀人灭口，有的是为了扫清仕途障碍，有的是怕自己的腐败丑行暴露，但如此多的官员行凶案，总有某种共性的因素存在。
有人认为，官员行凶，是因为“官德”有问题。信仰沦丧、教育不力、监督失效、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等，都在某种程度促成或者纵容了官德不正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官员傍大款、傍黑势力等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应当说，“官德”论有一定的道理，一些官员道德水平低下、品格修行不够，是导致他们胡作非为、行凶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官员行凶，已构成或涉嫌严重的刑事犯罪，超出了一般的道德范围，所以我们不能仅在道德这种比较浅的层面讨论官员的行凶问题，而应从法治的视角去审视这种现象。说到底，行凶的官员之所以行凶，还是法律素质差的问题，用一句流行语，就是“法商低”。
按照《公务员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九种义务，其中第一种义务就是“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七种义务才是“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可见国家对为官者的要求，“守法”高于、重于“守德”。道德是一种自觉行为，悖德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良心的自责。而法律，是一种国家强制力量，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官员行凶，我们不仅要在道义上对他进行谴责，司法机关还要在法律上给他制裁，使他为犯罪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就行凶的官员来说，其法律素质差、法商低，在表现方式上，往往并不是真不懂法(有的官员说自己不懂法，实际上是一种托词)，而是“知法犯法”甚至是“执法犯法”。“知法犯法”者，不是没有法律常识，而是明知故犯，仗着自己手中有权，无视法律尊严，欺男霸女、胡作非为。至于说像“公安局长杀人碎尸”这样的“执法犯法”者，更是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在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的尊严！
今年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0周年，依法治国的关键不在于依法治民，而在于依法治官——教育和敦促官员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依法规范行使权力，服务公众、管理社会。官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要受到法律追究；依仗权势行凶杀人，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段义和、张斌的教训，值得所有为官者吸取。为官，不仅要有德，还要知法、敬法、畏法，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颜悟方)
新华时评：“中国制造”不是廉价产品的别名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１日电（记者郝亚琳）１１日下午，国家质检总局在京表彰了３种荣获“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和８５６种荣获“２００７年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这项一年一度的表彰活动表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产品质量。
我国实施名牌战略已有７年历史。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倡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大力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标准创新和管理创新，以过硬的质量赢得市场。７年来荣获名牌荣誉的上千种产品，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以质取胜的，它们的名称早为广大消费者耳熟能详。８５６个中国名牌产品中，６０％是以自主品牌出口，这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企业的产品加工能力已得到世界公认，但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大多数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挣的是辛苦钱。这次获得荣誉的８５９种产品中，只有３种产品获得“世界名牌产品”称号，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种差距。
“中国制造”不应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而应当是高品质的标志。然而，一个国家产品质量的美誉，不是靠一小部分名牌产品、短时间的质量保证来实现的，而是需要众多的企业持之以恒地维护和提高产品质量。因此，获得了名牌称号，并不代表企业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而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悉心维护品牌荣誉，增强国际竞争力。未获得名牌荣誉的企业，应当向创出了名牌的企业看齐，早日跻身名牌行列。
我国已经确立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质量管理能力，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在产品质量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希望我国企业能创出更多中国名牌、世界名牌，使产品在“物美”的前提下保持相对的“价廉”，这样才能把“中国制造”打造得更加闪亮，才能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
时评：29年改革开放，你的感受怎么样？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把庐山真面目看清，只能在庐山外。渐行渐远看庐山，整个庐山就会清晰而完整。
事物的发展也是如此。只把眼睛盯着当下，盯着眼前，专注于一点，我们就很难客观地看待和分析事物。把事物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对比其今昔，审度其不同，用历史眼光看待，用世界眼光审视，变化就会了然于胸，分析评价就会公允而客观。
比如我们自己。今天发了一笔不薄的奖金，心情就很愉悦。明天挨了上司批评，心里就不是滋味。后天开车发生追尾，心绪更是不爽。再有小孩子在外玩时摔了一跤，催交电话费的铃声刚响，收水电费的又在敲门……只怕这心里烦恼就挥之不去。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自己的发展历程看，从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变化看，就会变得信心十足，原来生活总是美好的，虽有阴霾布天时，但阳光灿烂的日子总是充塞温馨生活记忆的每一个角落。
由自己而及身处的社会，道理同样如此。生活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每天面对纷繁物事，今天这里发生一起事故，明天那里出现一起不平事，后天面对医疗纠纷、上学难题，难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想法。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历数新时期29年来的历程，那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我们的感受又是什么？
如果不看下面这些数据和事实，改革开放29年来取得的成就我们或许还想不到：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超9％的增速，经济总量突破20万亿元，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民生活由温饱到总体上实现小康；经济体制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樊篱，建立并不断完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供求关系告别长期的短缺经济，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对外开放使我们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数据和事实给我们总的感觉是，我们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影响显著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
或许，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喜欢从身边看变化，从自己的今昔对比中感受不同。而这时间的距离拉得越长，变化就越明显，感受就越强烈。许多人说起二十几年前的故事，听起来就仿佛天方夜谭一样。“那时候就一个感觉：饿！”“你知道吗？那时买东西光有钱还不行，还要票，什么布票，粮票，油票……”“你记得吗？那时的时髦青年穿喇叭裤，穿带点颜色的衣服，人们的眼光就很异样！”再想今天，许多人充分感受到了发展的果实，收获的喜悦。比如家里的存款，自己的收入，吃的住的穿的用的，看的电影、电视剧，与过去相比，变化太大了。仅就收入的数据而言，1978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谁能说，这新时期29年来的变化不巨大？这29年来的成就不能充分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生活中有阳光灿烂，也有阴霾布天；发展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有成绩和进步，也有矛盾和问题。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在前进，在发展，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产生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必须以积极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发展中的矛盾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那么，历史的脚步就不会停下来，我们的发展就不会裹足不前。
而当历史的车轮向前驶得更远，在时空交汇下的斯时斯地，又将在你的感受中以新的面貌呈现。(韦大兴)?
新华视点:怪事!河北赤城高耗能企业不受罚反受奖新华网石家庄５月３０日电（记者张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一律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自行制定出台鼓励高耗能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已经出台的要坚决废止。
然而在河北省赤城县，１０家高耗能、高利税铁矿日前各获１８万元奖金，并被授予“明星企业”称号，理由是这些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
奖励忽略了能耗指标
赤城县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据县国土资源局统计，探明储量为２．４亿吨，但由于一半以上为铁含量低的超贫矿，在前些年铁矿石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因开采成本高，这些超贫矿无人开采。２００３年以来，随着铁矿石价格走高，外地投资商纷纷前来承包开矿，到目前有证企业达１１０家。
矿产开发给当地带来财源。据县工业促进局局长田成贵说，这几年县里财政收入一年上一个台阶，由２００２年的５０００万元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８亿元，９０％以上靠的是铁矿企业纳税。此次被表彰的１０家铁矿企业去年纳税额都超过５００万元，其中鑫宇公司纳税超过４０００万元。鑫宇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刚说，被县政府评为“明星企业”，并获得奖金是一件光荣的事，他们会扩大规模、加快生产，争取纳更多的税。
纳税大户也是耗能大户。对此，田成贵说：２００６年全县的用电量为３．７５亿度，是２００２年的４．７倍，而这几年里其他工商业和居民的用电量无大增长，增加的用电量基本上是被铁矿企业消耗了，充分说明当地铁矿企业发展之快。
据介绍，当地评选“明星企业”的标准是：在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污染的前提下，主要看纳税金额。
对于这样的奖励，一些机关干部有不同看法：评选标准忽略了能耗指标，这些规模大的铁矿企业耗能巨大，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优先保证企业生产，常常挤占居民照明用电，对他们奖励似乎在鼓励高耗能。
当地群众对此更为不满：多数被奖励的铁矿企业发展是以牺牲当地环境为代价的。记者从县国土资源局获悉，１０家被奖企业中有７家是开采超贫矿。县国土资源局党总支书记魏强说，开采超贫矿主要采取露天作业，就好比“把山扒了一层皮”，植被破坏严重，陷入了“一边破坏一边恢复”的被动局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干部说，企业高额纳税离不开规模生产，奖励纳税就是鼓励扩大生产规模，这会加剧高耗能、环境破坏的程度。
与征税沾边的职能部门都有奖金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为表彰协助征税“有功”的单位，部分与征税沾边的职能部门也同时获得高额奖金，并被授予“财税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记者从一份以中共赤城县委名义颁发的红头文件上看到这样的表述：奖励矿管局４０万元，分别奖励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公安局、赤城供电公司、地税局、国税局、田家窑镇、炮梁乡、龙关镇、赤城镇等１０个单位各１０万元（其中５万元用于奖励部门领导班子成员）。
如此奖励，县政府一位负责人的解释是，矿管局作为矿产企业主管单位，功劳最大，理应多奖。此外，财政局管好了资金，国土资源局、公安局优化了矿区生产秩序，赤城供电公司支持企业用电，地税局、国税局搞好税收征缴，田家窑镇、炮梁乡、龙关镇、赤城镇等矿山资源重点地区抓好企业服务，这些单位都作出贡献，给予奖励是激励他们继续努力。
奖励先进不能只盯着“税源经济”
河北省委党校刘康明教授说，虽然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但一些地方违规出台的鼓励高耗能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没有同时宣布作废，仍然在为地方经济增速发挥作用。
赤城县农业局几位干部表示，中央提出经济发展“好”在“快”前，因此奖励先进一定要注重“质量”。铁矿企业虽然是赤城县的支柱产业，但存在高耗能、破坏环境等问题，对他们重奖，导向有问题。
赤城县辖区没有矿产资源的乡镇干部也抱怨说，对协助征税“有功”的职能部门进行重奖，同样会助长他们只盯着“税源经济”，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另外，财政局、国土资源局等是有实权的部门，一些有铁矿资源的乡也是干部争相竞争的好地方，这些部门本来“油水”就多，如果再给他们高额奖励，会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况且，他们为矿山企业服务本是分内事，工作搞好了是应该的，不值得炫耀。
刘康明教授还说，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不惜花财政资金进行重奖，这种落后的发展观早该丢弃了，应该想办法如何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高职能部门办事效率，多发展一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项目。
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要死守18亿亩耕地底线
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绝不为所谓的更高发展速度提供用地，各地如果有更高的发展需求只能通过集约用地解决
“这一轮规划可以保证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用地需求，保障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但绝不为超越‘搞大’既定目标的所谓更高发展速度提供用地”。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的担纲人之一、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存智针对一些地方希望利用此轮规划修编扩大用地指标这样表示。
新一轮土地规划（从2006年到2020年）修编，目前正按照国务院领导提出的“用地要一分一厘算，而不是一分一亩”的要求加紧编制中，围绕着如何守住18亿亩耕地底线，各方正群策群力。
要确保这一底线，意味着从目前到2020年我国耕地减少量必须控制在2700万亩以内，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这个数字不及“十五”期间耕地减少量的1/3；也意味着基本农田不能动，建设用地规模要压缩，但东部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要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要振兴，基础设施要跟上、新农村建设要推进，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加快发展的用地“正当理由”。
如何既不突破底线，又确保发展，近期相关主管部门连续召开专家务虚会。
为何死守18亿亩耕地
“18亿亩耕地是一个标志。”胡存智认为，“保18亿亩耕地不是单纯的指标问题。中央领导说18亿亩不保，17亿亩也守不住。这个道理很深刻”。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整个土地利用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此轮修编工作的焦点。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凤荣认为，“规划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在现今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再不提耕地保护，就没有人提了。地方政府的价值取向有很多现实性，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粮食安全这个问题只有靠中央政府提出来。”
事实上，在修编过程中，有些地方和部门提意见认为，基本农田太多了，保护的面积太大了。目前，全国的耕地保有量为18.27亿亩，但全国每年粮食播种面积大概只在15亿亩多，因此有观点认为耕地没有必要保18亿亩那么多。“问题是，一旦耕地低于这个数，就没有任何弹性了”，胡存智指出。
据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谢俊奇介绍，18亿亩这个数字是经过有关部门科学测算过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有可能达到16亿，考虑到我国的人均消耗粮食量、耕地质量，以及平均亩产等要素，要保障粮食安全，18亿亩是底线。
此轮规划修编的规划年限是2006年到2020年，正是实现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阶段，综合实力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翻两番，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即使采取了严而又严的控制措施，各项建设还将不可避免地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而适宜开垦的后备土地资源又面临日益匮乏的困境。耕地资源形势严峻，迫切需要全国上下真正树立起危机意识。中国科学院陈百明研究员说：“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危机意识。最多是在会上说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我们要通过规划修编，树立起人们的危机意识。”?
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一些地方保护耕地的意识呈逐渐弱化的态势。“为什么大家不重视粮食安全？是因为当前粮食还是安全的，还有些积蓄，不至于今天吃了明天没有，因而没有紧迫感，也没有长远的忧患意识。”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指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领导，都认为粮食安全不是问题，有GDP可以买嘛。”
在专家们看来，弱化的耕地保护意识似乎更危险。
“18亿亩”凸显规划矛盾
“今年4月公布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底全国耕地面积是18.27亿亩，但还有6000多万亩20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如果这些符合退耕条件的耕地都要退，减去之后整个耕地就已经不够18亿亩了。”有专家提出了这一矛盾。
事实上，矛盾和冲突的严重性远不止此。各部门的发展规划大大超过了土地规划能够供给的用地指标。有专家指出，“十一五”规划出台后，各部委以及相关部门纷纷从本行业的角度出台了相关规划，如果把这些规划汇总起来，用地需求惊人。虽然不能说他们提出的用地需求量没有依据，但确实不现实。当前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总体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加上省级高速公路，可能比美国加上德国的总和还要多。由此提出的交通用地需求，最多只能满足一半；农业部门提出未来需要20亿亩耕地，林业部门提出要42亿亩林地，目前根本无法满足。
城市规划也在迅速膨胀。陆大道指出，按照现在统计的城市规划预测相加，十五年后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30亿，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各地用地的要求无论如何没法满足。
这就需要各部门、各地、各行业之间统筹协调。专家指出，规划的实质就是统筹协调。但当前土地利用规划修编过程中面临的统筹协调，涉及到上下层级的协调，还有部门之间的协调。
北京大学蔡运龙教授认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国土资源部，但涉及的部门很多，各种规划、各部门之间如何协调，现在很多地方不清楚。“比如，有的城市规划的框架已经定下来了，土地规划怎样做？而要做一个统筹的规划，各个部门的目标都要考虑。” 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认为，当前正是条块分割的小决策，导致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服务能力的低下。各个部门都在条块分割有限的土地资源。比如说建设部门管一块，水利部门管一块，林业部门管一块，土地的综合效益发挥不出来。
,各部门的协调缺乏一个综合的统一的平台，要由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有相当难度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吉喜研究员认为，现在各部门的规划很多，相互交叉，不管换什么名称，落到最后就是土地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土地利用规划是全覆盖的，土地规划与其他许多规划都要协调，这就涉及到各部门所有的规划和土地规划的衔接问题，如果不衔接，这个规划想做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规划，如果仅靠一个国土部门去协调，大家都平起平坐，协调好的可能性不大。”有专家提出。
这实质上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当前规划体系缺位。专家指出，我国规划体系应该是两大类，一类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它涉及到空间，但不以空间为主。另一类就是以国土规划打头的空间规划。在当前国土规划缺位的情况下，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各类与国土利用有关的规划并行，要求土地利用规划承担起指导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利用和生态建设的职能，无疑困难很大。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土地利用规划与“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二者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杜平研究员提出，“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大主体功能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对土地政策的配套要求也是明确的。这样我们原来制订土地规划的一些依据就要发生变化，包括权重。”?
,进一步来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还有正在推进的国土规划工作，三者是怎样的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指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面临的很多协调工作，建议对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建设部三个部门的规划工作进行整合，推进国土资源空间规划工作。”?
事实上，其他国家也面临过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荷兰、韩国、英国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开始阶段土地利用规划服从于经济发展，后来都出现了土地利用失控的问题，最后解决的方案是用空间规划来协调土地利用的关系，有专家指出，“但我国目前空间规划缺位。”?
,18亿亩”到底怎么保
18亿亩耕地到底能不能保得住，怎么保住，必须要算细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严金明指出，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一是建设占用，二是生态退耕，三是农业结构调整，还有一个就是灾毁。而增加无非就是开发整理和复垦。按照法律规定，建设占用耕地要“占一补一”，这一点做到了，耕地总量就不会因为建设占用而减少。从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看，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减少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才是建设占用。
对生态退耕，规划专家郑振源说：“从1996年到2005年，生态退耕平均一年退1100多万亩，占了耕地减少的60%。根据调查，西部大于15度以上需要退耕的土地是9700多万亩，事实上1996年到2005年已经退了近1亿亩，意味着该退的都退完了。但是实地调查发现，陡坡耕地还是不少，原因在哪里？这表明已经退的1亿亩里面有的是基本农田，也就是一些地方把不该退的退了，该退的没有退下来。”
对此，专家建议，既然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减少的大头，在编制规划的时候，就应把开发整理补充耕地能到什么程度，建设用地大概是什么水平等用数据清清楚楚地摆出来，生态退耕该退多少，就可以进一步统筹考虑。
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目前供需平衡的思路，陆大道指出，传统的土地供给方式是各地要GDP，要城市化，就给他土地，这样计划式的供给永远也不够，也难以为继。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考虑，做成一个政策引导性的规划？
在他看来，如果是政策引导性规划就要分析各个地区、各个省的实际情况，包括各省目前的土地供需动态，还有多大潜力，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前景如何等等，来确定土地供给的价格、机制和程序。通过对各个地区提出不同的政策，使用地门槛高起来，土地利用合理起来。
,为什么不能规定，如果是城镇综合占地，达到人均70平方米（日本东京人均60平方米，香港是40平方米），就不批地了”，陆大道建议采用这些指标来控制地方官员，“不要害怕这样做地方就发展不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低效利用的城市空间，能够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胡存智提出，对于土地的功能也要重新认识。比如同一块地，既可以是耕地，也可以视为绿地，是有多重功能的。城市周边的水稻田并不仅是生产粮食，对生态保护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他认为今后在规划中可能要研究考虑土地的多重功能，以解决高度尖锐的人地矛盾。
人们一直说耕地资源后备区，建设用地能不能有后备区？张凤荣认为，“将来建设必须要占的地还得给，规划应该提供一些能够去的区域，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选址的问题。以前我们做规划就是划基本农田，这次修编也可以划工业园区，划城镇区域，就在建设用地后备资源里面划。当前应在评价的基础上确定这些区域来。”?
实际上，国土部门正在考虑，将未利用地作为将来建设用地的新空间。国外很多城市建在山坡上，而我国的城市建设往往是先占了好地，再拿钱把未利用地开发成质量较差的耕地。与其占了耕地再去补，为什么不在未利用地上搞建设？我国未利用地数量很大，特别是沿海地区有大片的未利用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完全可以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有步骤地开发用来搞建设。
保住18亿亩耕地，这个压力不仅在中央政府、国土资源部，更主要的责任应在地方政府。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有关人员指出，《土地管理法》明确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责任是在省里，各省保证行政区内的耕地总量不减少。所以，这就有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如何划清的问题，不是国土资源部煞费苦心地要保18亿亩耕地，而是地方政府本身就有这个责任。
重要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划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认为，土地管理中的很多问题都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责权划分不清。说土地是国家所有，具体的所有权怎么体现，哪一级政府都觉得有权来行使，哪一个部门都觉得有权行使，但是在利益分配责任上，却相当模糊。
节约集约用地是惟一途径
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是惟一途径。
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的土地利用中，存在20%到30%的水分（也就是土地利用粗放和浪费的比例）。
郑振源指出，造成土地利用粗放和浪费的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竞争性的招商引资和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以及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以地生财的模式，最根本的是低成本的土地供给。
“要把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压下来，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郑振源认为，“多要地就得多花钱，要好地就得花更多的钱，这样大家就会主动考虑如何节约用地，才能促使用地单位节约用地。不进行市场化改革，达不到节约用地的目的。只有市场化才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国土资源部有关业务司负责人指出，推行节约集约用地，真正起作用的是价值规律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其他的都是权宜之计。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维提出，应该关注建设用地再利用的周期，很多建设用地是可以再利用的，但不同土地的再利用周期和强度不一样。他认为，应该将盘活存量和新增占地的成本进行比对。北京已经作过这样的分析，将一个工厂存量土地的置换，与在厂子周边征用农用地的补偿成本进行对比，“我们算过，有可能搬一个厂子成本更低。”
保住18亿亩耕地必须建立利益机制，应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不只是政府的积极性。有专家提出，修编规划在考虑技术层面的同时也要考虑提出相应的政策。例如，基本农田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愿意划？老百姓也不愿意划？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也有道理，把耕地划成基本农田，然后就有了各种限制，不许种果树，不让盖房子，但却没有什么好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规划不能只是强调限制。
北京大学教授林坚提出，要尽快树立资源资产并重的观念。他认为，对土地本身来说，其资产的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物权法通过以后，如何衡量和量化土地本身的资产属性，并将它纳入整个已有的资源保护体系中去，是这一轮土地利用规划有别于其他规划的地方。
城市发展是建设占用耕地的最主要因素，一位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专家介绍，建设部曾经设了标准，城市人均用地有一个从6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的幅度，分了四档。如果现状是人均用地60平方米，在新编规划时只能在这个幅度里面提高，最多提到人均75平方米；如果现状是76平方米到78平方米，顶多提到90平方米。问题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这一标准变成人均用地100平方米了。这个标准既不符合土地资源保护的要求，也不符合城镇发展实际。
陆大道指出，目前各地做规划愿意参照的指标多是土地资源比较多的国家的指标，密度低，绿地大，环境好，生活质量好，似乎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准。
“对集体建设用地，放之过宽，没有具体的标准，这次在规划修编中应该明确提出来。比如说农村的居住点的升级改造，虽然不进城市，也得有一个标准。”有专家指出，“还有产业用地，没有标准更是无从监管”。
此外，陈百明指出，集约用地在规划修编里面究竟如何体现？土地利用的集约度是多少，如何衡量？需要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而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指标是不一样的。”
陆大道建议，要用具体行业的控制指标来支撑各省总的用地指标。比如说，修高速公路要论证。这个省的高速公路密度达到多少了，运量达到多少了。没有达到运量的，就不应该再批建高速公路。
对地方来说，解决尖锐的用地矛盾，也只有节约集约用地这一条途径，胡存智明确表示，“各地如果有更高的发展需求只能通过集约用地解决，这是全国一盘棋的考虑”。（文/毕小曼 田春华）
人民时评：有感副省长“晚上电话一响就心惊肉跳”
“现在晚上电话一响我就心惊肉跳”,“我有心理准备，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出事故”，“只要依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把隐患排查工作尽心尽责做到位了，如果这样再吃到处分，我觉得那也坦然了！”——最近，山东省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对媒体如是说。
社会发展不断加快，投资结构日趋多元化，法规与监管滞后，各类安全生产隐患越发凸显，重大安全事故不时发生……这已成为妨碍社会健康进步，威胁群众工作与生活安全，牵动社会神经的一大焦点。
为了降低风险、减少安全事故，必然要提高安监标准，引入相关防护设备，执行更严格的操作流程与经营规范，乃至关停并转一系列“高危企业”。人命关天，这种成本提升、效益降低在所难免，也是当今人本倡导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一切向钱看”等思维下，某些人对安全整顿令不是“左耳进、右耳出”，就是玩起“猫捉老鼠”的伎俩把戏。矿难事故高居不下、客运超载群死群伤、甚至发生钢厂钢包脱落的惨剧……对安全监查消极应付、逃避对抗的后果极为惨痛！
上有国家的安全生产高压令，下有不法商人的博弈与变通，地方安监机构、主管领导时常自称处在“风口浪尖”。尽管高层对重大事故屡发“狠话”、“震怒”不断，可到了基层安监部门，由于“吃人嘴短”、“批条、人情”屡禁不绝，有时还是不得不“让位发展、顾全大局”。再加上一些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更给安监工作带来诸多掣肘与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出于“难言之隐”，还是为了“仕途自保”，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中，一些主管领导选择了瞒报、虚报、骗报。对于媒体监督，则以“保密”、“稳定”为由，试图“封锁消息”，甚至不惜采取“行政压制”，指责媒体“乱说话”……种种“逃责”行为暴露出某些干部对缺位渎职的掩盖心虚。
实际上，“权力与责任对等”具有双向交汇含义——若要履行、担负某一职责，必须具备相应的行政与决策权；获得了某种管理与执行权力，必然要对由此产生的行政结果承担对应责任。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多头管理”、“层层审批”之下，一些部门时常“配而不合”、相互扯皮。尽管过往一些重大事故中，直接主管领导“乌纱”难保、甚至被提起公诉，但不少间接责任人却没有受到应有惩处。一些人由此认为法不责众、“枪打领头鸟”，侥幸心理无疑将埋下更多危险隐患！
,在其位谋其政”，高级干部对肩负的责任有“心惊肉跳”感觉，这能够令其保持清醒头脑，明白权力与责任的真正意义，减少防止官位沦为“炫耀风光”、“谋私享福”的工具！此外，鉴于某些“脱责”行径越发赤裸，人民群众反响强烈，所以无论是行政机制改革，还是法律法规完善，都必须进一步明确“权责对等”，界定依法行政范围，令各个行政环节都能有效运转，切实消除机构臃肿，杜绝人浮于事，真正让逐级责任追究不再遭遇无头绪的尴尬。尽管事故与隐患不能百分之百杜绝，但坚定决心、措施有力必然能降低其发生的概率，各级政府与主管部门有义务、更有责任确保自身行政居于“本位”。
新华时评：“关照”高考应该适可而止高考的到来，使社会诸多环节都进入“战时状态”。太原市成立了高考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包括政府１５个部门。省里某机关还发出通知，要求今年高考期间，除特别紧急公务外，所有公车一律停用，以确保考生参加高考不受影响。海口市运管处要求高考期间，所有公交大巴车都必须参与“免费接送高考生”社会公益活动。高考期间，许多地方都规定汽车行驶不准鸣笛，夜晚建筑工地不准施工等等。在一些地方，很多大型社会活动因与高考“撞车”而延期或取消，公安、交通、医疗等部门也不得不动用大量精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政府和社会各界给考生提供一定便利和人性化服务，无可厚非，但凡事要有度。在高考上消耗过多的社会成本，就是一笔不小的浪费。特别是有些行政措施到了“扰民”的地步，就有些过分了。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过度关照，会增加考生的压力。在政府的明令要求下，整个城市各个环节如临大敌，来自各方面异于平常的种种举动，将高考的紧张气氛渲染得无以复加，会使考生本就紧绷的心弦和敏感的神经越发脆弱。
对高考的过度关照，会在无形中强化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增加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高考政绩观”。事实上，正因不少地方政府过于重视高考，将高考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唯一或主要指标，很多学校热衷于高考成绩排队，使一些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的价值观严重扭曲。
随着高校不断扩招，如今的高考已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是“千军万马过立交桥”，高考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各级政府对高考的安排要适可而止，还考试以常态，还考生以平常心，不能一面不断提倡素质教育，一面在高考时以过分的安排给高考加压。高考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不能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让高考成为全社会负担。
新华时评：不能让农村文化遗产在经济开发中消失新华网合肥６月９日电（记者王立武）安徽黄山市从保护古建筑、古驿道、古树和民间文艺做起，为1000多个古村落制定保护规划，有100多个村落在古村之外另建新村。该市还结合新农村建设，为乡村4000多幢与传统建筑风格、文化特色不协调的现代民居，添加典型的徽派建筑元素，使新房从外面看起来与当地文脉一致，保留了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从而很好地处理了古村落保护与改善当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
黄山市的实践和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历史文化保护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只有以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为基础，“创新”“护旧”相结合，新农村建设才能更彰显其品位和价值。
当前，农村文化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越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它的古村落就越稀少，也越商业化，并失去古村落的内涵和文化自尊。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房，不是简单的建新村、建洋村，而是要结合实际，使本地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老村落和建筑得到保护，并使之焕发新生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华文化的根、大量的文化遗产的载体都在古村落里，如果没有这些村落，这些民间文化遗产也就没有了。
各级政府应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中，对农村文化保护现状进行一次全面普查、登记，了解和掌握文化遗产的分布状况、存在环境，并分类制定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建立保护制度，提供资金保障。不仅要保护农村有形文化遗产，对无形的农村文化遗产，诸如民间故事、音乐舞蹈、节日习俗等，也要努力使之得以传承。
人民时评：绝不能允许黑窑工现象存在下去！
据6月13日的河南日报、新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从6月9日至12日，河南省公安机关共从“黑窑场”解救被强制劳动的受害群众217名，其中未成年人29名，智障人员10名，依法刑事拘留涉嫌强迫他人劳动、非法拘禁等犯罪嫌疑人58名，解救“黑窑工”行动初战告捷。
这条消息对于连日来牵挂关注山西黑窑工事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宽慰。当然，被解救人员的数量与此前媒体所披露的“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的数字还有相当差距。但更重要的，黑窑工现象的存在，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觉。
前不久，河南省的媒体相继报道了山西等地一些窑场非法雇用强迫河南籍未成年人劳动的事件。特别是6月5日，大河网以帖子形式发布的《孩子被卖山西砖窑场 400位父亲发出泣血呼救》的求救信，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些孩子在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黑砖窑做苦工的情景催人泪下。
很难想象，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这么一群共和国的公民，被监禁、被奴役、被驱使、被强迫、被凌辱、被伤害、被折磨长达几年的时间，有的遍体鳞伤，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恨而去。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对国家法治的公然挑衅！
黑窑工现象存在的背后，首先是黑窑主们的丧心病狂。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为了所谓的利润和资本积累，竟然无视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他人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将自己的赚钱牟利建立在肆意奴役凌辱他人的基础上，从买卖人口、非法用工到强迫他人劳动、雇佣打手殴打折磨窑工等，为所欲为，令人发指。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人身权利，严重触犯了刑事法律，理当依法严惩，除恶务尽，以正视听。
黑窑工现象存在的背后，还存在着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一些政府部门不作为问题。人们注意到，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进而展开了解救窑工、打击人贩子的专项行动。而与河南省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的报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发地山西省相关地方部门积极作为的报道少得可怜。参与解救行动的媒体记者也说：“因为山西人口少，用工紧张，很多窑厂主都在非法用工，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变成‘黑人’；“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是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的……”
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发问：为什么此事不是由案发地政府相关部门首先揭开盖子的？为什么那些黑砖窑在长达数年的非法生产和用工过程中从未受到查处？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禁、被殴打、被伤害的悲惨遭遇没有引起当地政法机关的注意？为什么那些身在大山深处的黑窑主们在应对解救时消息会特别灵通？ 为什么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当地政府部门有人站出来说话，向公众解释。因而，我们还不知道此后“不知情”、“没发现”、“比较隐蔽”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会否成为当地政府部门推卸责任不作为的理由和借口。但是，在我们努力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在我们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今天，在我们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竟然发生如此令人震惊、令人发指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恶性案件，难道，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渎职官员们还能够继续逍遥法纪之外吗？
无论如何，绝不能允许黑窑工之类的事件继续存在下去！（郭振清）
人民时评：银行到底有多少为民服务的真心？
就银行改善服务等公众关心的问题，近日，人民网20余名记者对北京城区的各大银行共113家营业网点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显示：仅7.1%的银行网点设有卫生间；工行、建行排队现象严重 解决“排队难”仍需更多有效措施；服务态度较差的银行营业网点仍占6.2% ；超半数银行营业网点饮水、读报设施不齐全。
应该说，每一项调查难免有局限，但要了解银行业的服务现状，实地调查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方式。从调查结果来看，有喜有忧。喜的是，颇受公众诟病的排队难现象一定程度有所缓解，银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有所改善。忧的是，排队难现象并没有根本性得到解决，还存在诸如“仅有7.1%的银行有向顾客开放的洗手间，如厕难问题突出”等等问题。
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客观原因是，任何改进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效果；主观原因则是，银行巨头多年来养成的一些霸王作风已根深蒂固，这在短期内更是不容易被根除。为了提高银行支付结算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有效解决排队难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已出台了《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央行的七记重拳为何没有取得应有的作用？中国银行业协会也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开展文明规范服务系列活动的通知》，明确在5月12日至6月12日开展“文明服务月”活动。为什么在“文明服务月”里仍然看到银行服务中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调查显示，仅7.1%的银行网点设有卫生间，106家网点无论营业面积大小和排队长短，均未向顾客提供洗手间。银行网点设置卫生间能有多难？当然，设立卫生间会增加银行成本，但这些成本与公众的健康相比，孰轻孰重？据报道，天津一位老人在银行办理业务时因为排队憋尿太久，竟然被尿憋晕，幸亏医院抢救及时才脱离危险。
令人不敢恭维的还有，某些银行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恶劣。比如，不少银行工作人员对记者关于卫生间的询问不予理睬。面对记者的提问，有的工作人员头都没抬，有时“显得很不耐烦，最终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其实，记者所遭遇的情景，很多到银行办理业务的人都或多或少都碰到过——银行工作人员要么不苟言笑，要么冷若冰霜，要么恶言恶语，能够提供微笑服务的实在罕见。
某些银行工作人员为何如此牛气烘烘？原因林林总总。据《国际金融报》报道，内部分配机制不完善特别是一线员工分配不公现象，直接影响了一线柜面员工服务积极性，是导致银行服务水平下降的一大原因。此言不谬！一线员工干活不少，却得不到相应的薪酬，自然不会卖力干活。因此，面对银行服务水平下降这一现状，板子不能仅仅打在一线员工身上，更应该追问是谁造成了一线员工的怠工？是谁造成了银行内部分配机制不完善？其实，银行排队难、服务水平不佳并非最近才出现，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如井喷般地暴露出来。而银行这些乱象的深层次根源在于模糊了商业化和公益性的界限，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银行舍弃或者淡化了公益性。
可以说，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在当前舆论压力下，即便银行排队难等乱象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一些银行“嫌贫爱富”等等恶习不可能随之消弭。过了这个风头，一些乱象仍会卷土重来，只顾追逐短期经济利益，而罔顾社会责任，或者说在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两者平衡上面，侧重后者。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银行自身的性质仍然模糊，在于银行业没有形成充分的竞争局面。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杨鹏说：“开放竞争才会减少排队时间，开放竞争才会提高服务效率，开放竞争才有微笑服务。不断打破特权与垄断，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当前，要革除银行乱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停留于细节的改善只能是治标，逐步开放银行业，加大银行业的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才是治本之策。
时评：文明城市应给谋生者更多宽容新华网合肥６月１５日电（记者葛如江）曾经提出建设“无摊城市”的合肥市，今年瓜果飘香时节，为保证瓜农进城销售畅通无阻，市政府要求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共建“绿色通道”。
按照要求，合肥在全市设立了４０５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销售点在报纸和网上公布；每个销售点都免费配放一个卫生容器；免收瓜农卫生代运费；对违反城管规定的瓜农以教育劝阻为主，不进行处罚。除鼓励瓜农到直销点销售外，还鼓励瓜农进小区、超市和农贸市场销售；小区及一些会所的公共厕所向瓜农开放。瓜农对此赞许有加。
当年建“无摊城市”，遭社会舆论一片质疑，而今让瓜农摆摊设点赢得一致好评。说明城市管理者给了谋生者更多的宽容，回归了以人为本、和谐科学的城市管理理念上来，自然受到社会的欢迎。
一个城市的市容，当然很重要，问题在于怎样建设和维护城市美好的市容；仅仅为了市容美观，就要断了百姓谋生之路，显然不是科学、合理、和谐的办法，给谋生者更多宽容才能彰显城市文明与和谐。曾几何时，一些城市对摆摊设点强制驱赶，管理者掀翻摊点，弄得瓜菜满地。如此现象与城市的文明与和谐格格不入。
其实，城市管理者只要充分考虑群众利益，真正做到时时处处以人为本，就可以做到既方便摊贩和市民，又把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好。当管理与谋生发生冲突时，多考虑管理如何满足民生的要求，而不是以牺牲民生需求来逃避管理的责任和难题，强行让生活来适应粗放管理。
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变化，但以人为本不能变，考虑民生、尊重民意不能变。各地政府机关、各级公共管理部门，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市容市貌的管理上，不仅是一时一事，而是时时处处事事，都应把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放在首位，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民本政府、为民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新华时评：责任不明?太湖难清新华网南京６月１７日电（记者 施勇峰）中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的太湖被严重污染，生态结构正逐渐恶化。太湖水质２０年下降了两个等级，现总体处于劣4类至劣５类状况。最近因蓝藻暴发引发的无锡水危机，才将太湖的环境问题暴露无遗。
太湖遭污，非常清楚。但太湖被污染的责任，却十分模糊。太湖四周和太湖流域方方面面似乎都有责任，又似乎都没有责任。在太湖蓝藻事件暴发后，各方分析太湖污染原因，总结自己是如何重视太湖治污的，如何减排的，都讲得头头是道。却没有人去分析太湖污染的责任在谁，因为太湖是跨界湖泊，是“公家的湖”，管湖的部门也是多头管理，该谁负责任说不清。
此外，了解太湖的人都知道，太湖污染反映在“湖”，而根子在“河”。流入太湖的有１７０多条河流，工业污染、城市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都是通过这些密密麻麻的河网进入太湖的。河流流经地的政府应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于是，太湖环境问题出现后，如果想要处理责任人，出现“板子不知道打谁屁股”的尴尬局面。这种责任不清，正是“太湖治理年年做，污染一年重一年”的根本原因。
责任明，才能使太湖清。要治理好太湖，首先要从明确责任人入手。沿太湖地区政府和环保部门应是责任人，还有流入太湖的１７０多条河流的沿线各地政府都应该有明确的环境责任，每个断面的水质状况如何，就反映了那个地方环境保护做得如何。责任分明，监管分明，赏罚分明，才能将“要我治污”变成“我要治污”，也才能真正做到“铁腕治污”。
太湖蓝藻一时缓解了，无锡水危机也暂时过去了。但太湖的污染还在加重。早在1998年有关方面就提出治污3年使太湖水变清。太湖不清反污，教训深刻。人们都在期待通过这次太湖环境危机的教训，把太湖治污的责任明确起来，真正做到“谁污染，谁负责”，为跨界湖泊的环境治理探索出新机制，使太湖治污目标不再落空。
人民时评：“互联网政治”的民主生态最近，学习时报一篇谈论“互联网政治”的文章，在网上受到关注。该文将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称为“互联网政治”。并指出，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因而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要适应“互联网政治”的发展。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现象、新课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政治”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民主的印记，更在开放、便捷、互动的环境中成长发展。无疑，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民主生态环境，“互联网政治”的健康发展，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一种互联互通的技术，互联网这个独特的公共平台，似乎为发展民主政治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人们喜欢这个平台的自由、个性与互动性，在这里发表意见，交流看法，提出建议，让人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民主体验。由此而形成的网上舆论、网上民意，以其代表群体的分量，以其整体观点意见的直率、全面，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在越来越重视舆论影响力的社会里，在滚滚向前的时代发展大潮中，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的重要舆论，受到从高层到基层、从官员到百姓的重视，是必然的。而不跟上时代步伐，看不到互联网里的政治，不理会网络舆论，则变得越来越不明智。
事实上，“互联网政治”开始发挥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作用。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舆论场里，公众来到这里参政议政、指点江山、谈是论非，这种没有距离的交流，已大大开阔了公众自身的视野、拓宽了公众自身的思路、提升了公众自身的素质。从高层到基层越来越多的的官员习惯于在这里听取民意，了解民情，擅于采纳网民的合理意见与建议，推动工作，正确决策，促进发展。更有不少官员直接在网上开博客、在线交流。这些都是“互联网政治”呈现的良好民主生态与氛围。
的确，“互联网政治”是一个新生事物，与现实世界的民主政治相比，它似乎还存在一个先天不足之疾。这便是虚假消息、谣言容易在这里迅速传播，也会出现一些干扰破坏，过于情绪化的舆论容易在这里滋生，等等。这不仅是对良性民主政治的一种损害，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而，如何维护“互联网政治”的良好生态环境，推进“互联网政治”的健康发展，不断发挥“互联网政治”在推动国家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有益作用，至为关键。
还应当看到，建设好“互联网政治”，也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丰富，同时，它所代表的群体也远没有涵盖我们的全部。只有对“互联网政治”有更全面的、客观的把握，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我们也才能更好地推动它的发展。
新闻分析：我国农业节水潜力有多大？
新华网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姚润丰）虽然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和农村人畜用水普遍存在节水空间，但记者近日随“节水中国行”中央新闻采访团在采访中了解到，即便南方丰水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第一用水大户仍是农业，而节水潜力最大的也是农业。
据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副司长李远华介绍，目前我国农业用水量约占全国总用水量的64%，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5%左右。如果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至15%，每年可减少灌溉用水量约600亿至800亿立方米。加快推进节水农业，是缓解我国水资源供需状况日趋恶化的希望所在。
李远华说，通过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我国灌溉水利用率由“八五”末的不足40%提高到目前的45%左右。在灌溉用水总量基本不增加的情况下，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1995年的7.56亿亩发展到2005年的8.48亿亩。通过节水工程措施、管理措施以及农艺措施，全国形成了200多亿立方米的年节水能力，有效缓解了全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尽管我国农业用水所占比重近年来明显下降，但农业仍是第一用水大户，农业用水的90%以上用于灌溉，农业用水状况直接关系国家水资源的安全。”李远华分析说，我国的地面灌溉约占总灌溉面积的98%，土渠占95%以上，全国三分之二的灌溉面积上灌水方法十分粗放，灌溉水利用率低，是当前我国节水的主战场，也是节水的潜力所在。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全国每年农作物受旱面积4亿亩左右，成灾面积1.8亿亩，因干旱损失粮食约300亿公斤。与此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我国农业灌溉水每立方米平均生产粮食为1公斤，每亩每毫米降水生产粮食为0.5公斤，均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有关专家测算，通过推广农田节水技术，如果将灌溉水的粮食生产效率提高0.1公斤每立方米，旱作区每毫米降水的粮食生产效率提高0.1公斤每亩，可增加粮食生产能力500亿公斤以上，相当于河南省2006年全年的粮食产量。
危朝安还分析说，如果合理利用好现有的水资源，三江平原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１７５亿公斤，新疆北部地区可新增１００亿公斤，东北西部可新增３０亿公斤以上。“可见，解决水资源高效利用问题，对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他说。
据李远华介绍，“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节水的目标是：灌溉用水总量维持3600亿立方米；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59亿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50亿公斤；形成农业节水能力200亿立方米；灌溉水利用率由45%提高到50%左右，正常年份亩均灌溉用水量由424立方米每亩下降到410立方米每亩。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面积达到有效灌溉面积的25%以上。
为实现这一目标，水利部确定，“十一五”期间，全面启动1998年以来尚未开工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基本完成65处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任务，基本完成480个重点中型灌区的骨干工程节水改造任务；同时，“十一五”期间，启动水资源短缺地区和粮食主产区1万亩至5万亩中型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用8年至10年时间全面解决严重缺水对当地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制约问题，加快当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时评：网络扫黄，运营商当“责”为先每年从每位用户那里赚走近千元、每天利润数以亿元计的国有电信企业，究竟是“利”字当头还是“责”字当先？因掌握基础网络资源而比其他许多行业更易获取丰厚收入时，是否想到了自己肩上更重的社会责任？
自四天前中国电信湖南互联星空网站涉黄贩黄被曝光，这样的诘问不断涌向以中国电信集团为代表的电信运营商。
遗憾的是，中国电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尚不能令人满意。
“本（栏目、频道等）内容由ＳＰ提供，中国电信不承担由于内容的合法性及健康性所引起的一切争议和法律责任……”这样的免责条款，至今仍然高悬在它下属的互联星空网站群上，尽管９０％以上的网民认为对互联星空的违规，中国电信难辞其咎。
“中国电信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一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积极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这纸声明，将中国电信包装成了干爽清洁的“不粘锅”。而事实是：在湖南互联星空网站，只需支付３０元，“成人片场”里的大量淫秽色情影片即向所有人开放，无论老幼；向湖南互联星空提供色情影视内容的服务商，也是不少其他互联星空地方网站的座上宾；更有不少用户投诉，互联星空往往先开通免费使用，然后悄悄开始收费，让人不知不觉中上当。
纵观互联网增值业务的发展过程，几乎各家电信运营商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类似问题。奇怪的是，用户很少听到它们对自己的失职和违规表示过歉意。所有的谴责和处罚都在运营商“免责”的盔甲前擦肩而过，落到了服务提供商（ＳＰ）和内容提供商（ＣＰ）的头上。而人们不得不问，这面“免责”的金牌究竟是法律所赐，还是运营商自行打造？
平心而论，电信体制改革后的行业竞争，的确让很多运营商的日子过得比过去艰难，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的转型，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也正因如此，运营商更应视用户为衣食父母，切实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把竞争加剧后的市场压力和赢利压力，通过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转嫁到用户身上。
客观地看，加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监管，要求运营商对众多ＳＰ、ＣＰ接入的内容明察秋毫，担子着实不轻。可恰恰是运营商掌握着监管ＳＰ和ＣＰ的最有利条件和手段，只要态度鲜明、不考虑涉身其中的利润分成，发现违规就坚决封、停，恐怕再贪婪的ＳＰ和ＣＰ也自会敬畏三分。
“国字号”电信运营商掌管着传输带宽和支付平台，代表国家行使经营网络、收取费用的权利，“权”很大，“利”很大，“责”也很大。这份权和利，得之于国，取之于民，只有谨慎行权、公平获利，担责尽责，才对得起信任自己的广大用户，无愧于自己头上“中国”二字的庄严称号。
而在制度层面，似更需严密设计，尽可能制衡运营商相对普通用户的强势之“权”，遏制它们利用垄断地位牟取不义之“利”，让“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接入”，“谁负责”成为行业的规则和全社会的共识。这是建设长效机制、打击网络淫秽色情的关键所在。（杨健）
人民时评：为何19年还未刹住“楼堂馆所”歪风
6月20日，各地对楼堂馆所自查清理的“大限”截至。甘肃兰州市财政局综合办公楼等一批“违规典型”被没收查处，一些地方纷纷表示：审查覆盖“无遗漏”，对违反原则、没有审批、超标准的，坚决停建、缓建、腾退、没收、拍卖处理……
杜绝办公奢侈，减少行政浪费，看似初显成效。然而，言之“无遗漏”、“坚决彻底”却未免过于乐观。事实上，自1988年6月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以来，中央、国务院已多次发文，要求严控相关项目。19年的整顿清理，各界对楼堂馆所的意见并未减少，先“韬光养晦”又故态复萌却不鲜见。某些官员何以对豪华办公情有独钟？又是哪些缺陷不足导致其屡禁不绝？
对外宣称公仆，心里自认父母官，受腐朽“官衙”作风影响，怀官本位情结，这是某些人总琢磨“鹤立鸡群”的首要症结。在这类人看来，机关大楼越气派豪华，越能体现地方形象与发展；台阶越陡、大楼越高，越能产生“俯视鸟瞰”的满足；门口摆放的石狮子越大越威猛，越能彰显地位与身份。在“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等辞令下，上级规定被异化，某些人不仅在本地逍遥自在“享受办公”，更在“驻外办”大大方方接受“鞍前马后”，还美其名曰：“级别待遇”！
指示条文屡屡遭遇变通化解，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规定的笼统、标准的模糊——各级政府与部门的办公楼缺乏规模限制，各级公职人员没有办公面积标准，工程造价更没有上限金额。虽然各机关、各部门的岗位数量不尽相同，地区之间存在工程造价差异，但如此“弹性”与主观化，节约指示有多少可操作性？更给约束与监管带来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一些办公楼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恰恰是由于“都是自己说了算”！
豪华楼堂馆所星罗棋布，还折射出严重的攀比心理，暴露出财政资金使用上的长官意志。某些经济较发达地区，豪华公馆建设不但动用纳税人的积累，还想法设法搞预算外资金；欠发达与困难地区，则屡屡出现挪用、截留专项款，甚至不惜克扣救灾补助！对此，有人认为只要不贪污，就没啥大不了，办公潇洒还“够不上”犯罪腐败。尽管豪华办公被不断曝光，虽然奢侈浪费动辄就是几百、上千万，但真正被问责的官员寥寥，更几乎没人锒铛入狱！
在“制度反腐”已取得广泛共识的今天，“制度反奢”举措同样应提上实施日程。只有结合地方实际，本着高效节约原则，制定细化办公与开支标准，才能摆脱“跟着感觉走”的盲目尴尬。必须明确超标违规的党政处罚与挥霍公款的刑事责任，才能令监督执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让贪图享乐者真正忌惮收敛。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必须捏紧政府的“钱袋子”，不能让公款成为少数人的“决策专利”，各级人大对预算审计的“疲软”必须全面扭转，给公众更多政府决策与财政用途的知情权。
诚然，3月18日中央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中，已有各级办公楼造价的限额标准。但是，透过治理超标公务车的“难度经验”，其执行落实、效果产生显然仍不是朝夕之功。楼堂馆所自查自纠告一段落，下一步如何“由外及内”调查审核，真正形成长效机制，人们已拭目以待。
时评：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从代价的角度我们可将发展模式分为三种：无代价的、高代价的和低代价的模式。发展代价客观必然性，决定了在发展实践中实际存在的两种基本的发展模式：社会发展的高代价模式和低代价模式。
所谓高代价的发展模式，是指代价的付出大于或等于社会之进步，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发展问题。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包括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具有极端功利性质的思维方式。它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在发展理念上奉行物本论，在发展目的上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在发展过程上一味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数量，结果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可见，高代价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物本论的发展观是相适应的。由于一定的发展实践包括一定的发展模式并决定着一定的发展观念，受传统的高代价发展模式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必然形成一种传统的物本论的发展观，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不同程度的代价问题。
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发展观念，需要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换言之，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实现由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向低代价的发展模式转换，走低代价发展之路。所谓低代价的发展模式，就是把低代价发展“模式化”、“体制化”，在发展演进的特定时期，人们自觉选择低代价发展的方式、途径、原则和结果。低代价发展是付出的发展成本和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最小或最少，而发展收益最大或最显著。低代价发展理念要求人们从代价的角度认识发展，从调控代价的角度实现发展，从而改变以往为发展而发展的片面做法。
当前，实施低代价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总体上已进入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但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和矛盾，发展中的代价也较突出。因此，我们在追求建设的同时，要重视对代价问题的关注和克服。关于低代价发展的优势，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去把握。量的角度表达的是发展收益与发展代价之间良性的逆向变化的数量关系，是一种“得大于失”的角度，反映的是发展代价最小化、发展效益最大化。质的角度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代价的角度，二是发展的角度。所谓代价的角度，是指代价的“低化”并没有导致发展效益的“低下”，通过代价的最小化付出，依然实现社会或社会某一领域、方面的显著进步。换言之，如果出现了代价的“低化”但同时又出现了发展效益的削弱或丧失，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符合“低代价发展”的本质要求的。所谓发展的角度，是指通过代价的最小化付出所实现的“发展”，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发展。它既包括社会的发展，也包括自然的发展，即不应以生态代价的付出来实现社会的发展；既包括当代人的发展，也包括子孙后代的发展，即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潜力为代价实现当代人的进步；既包括个人的发展，也包括他人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即不应以社会的分化和失序为代价来实现某一些人的发展；既包括社会系统某一领域的发展，也包括着其他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邱耕田）
人民时评：省长道歉后，百姓最关心什么？
山西黑砖窑事件越查问题越明了，越查问题越多。不仅揭示了黑窑主天良丧尽、人性泯灭的一面，同时揭示了由个案向多案、由个别性向普遍性的一面，也揭示了当地有关公务人员同黑窑主“官匪一家”、官商勾结的一面。还有，揭示了当地一些官员麻木不仁、渎职失职的一面。这“四个一面”实在令人无法小视，它几乎是当代中国这类事件的一个标本和缩影；这“四个一面”人所共知，甚至普通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如此，山西省省长最近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郑重地做了检查，同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郑重地向有关农民工道了歉。
辖区出事，高官检查和道歉，应当说，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巨大进步，这也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体现了有错必纠、知错必改的原则，人民群众当然拍手欢迎。但是，我们想说，每当此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有关的责任人处理没有处理，处理得如何了？会不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不会搞下不为例？或者，会不会这里处理了，那里易地做官了？如此等等。
就说山西这回的黑砖窑事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随着调查的日益深入越来越清楚了，其性质也明明白白了。人们最关心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查处。对那些个黑窑主，一定要一个一个查个水落石出，一个一个让他们付出代价，让那些黑了良心的“资本家”们罪有应得，受到法律的惩处。人们关心的，是不要走过场，不要有猫腻，不要只搞杀鸡骇猴，不要找一两个替罪羊走走过场就万事大吉！而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官员，对于那些与黑窑主权钱交易的“保护伞”，不管其职位高低，该当何罪便何罪，也要一个一个“查”干净“处”彻底。
与此同时，老百姓更希望，对那些官僚主义严重乃至失职渎职的地方官员，不要放跑了！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没有直接犯罪，就轻描淡写，千万不要让那些整天尸位素餐的“食禄者”溜之乎也。问题在于，为官一任，负责一方，是天经地义的本职。如果其治下乌烟瘴气，盗匪横行，人民基本生存权受到侵犯，过着非人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如在地狱之中煎熬，那么，有关的地方官员都干什么去了？这是一个极浅显明白的道理，希望此次的黑砖窑查处，能够带个头，彻底些好。
这，便是人们在看到了这么多有关黑砖窑消息，看到了最近省长都出来检查道歉之后的最基本的、底线的要求。
人民时评：从1997到2007，看香港十年十年前，一首《我的1997》不知令多少人对“香江游子”的归来百感交集。弹指一挥间，第十个香港回归纪念日已然到来。香江还是那条香江，紫荆花还是那样艳丽，今天的“东方之珠”璀璨依然。
香港游的兴起，内地人有了直观感受香港的机会。登上前往香港的大巴，导游们最爱讲的开场白是：回归后的香港，舞照跳，马照跑，香港人的生活一如既往。白天的香港，车水马龙、秩序井然；繁忙的港口、巨轮与集装箱源源不断；人们行色匆匆、精神抖擞。夜晚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灯火阑珊，迷人妩媚让人流连忘返；铜锣湾闲庭信步，购物、餐饮、休闲任君随选。站在香港会展中心面前，你会惊叹这一海鸥式建筑与港湾的精妙融合；在紫荆花金像前拍照留念，相信“运势”的港人常常会对你说：感谢中央送给我们这份神奇厚礼——高温高湿环境下，它始终熠熠生辉，不见半点脱色瑕疵，见证“保佑”着香港的繁荣昌盛……走马观花，管中窥豹，魅力香港名不虚传！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香港能保持繁荣稳定，与政府的领导、香港民众的付出分不开。从亚洲金融风暴，到“9?11”引发全球经济不景气，再到抗击非典与禽流感，香港社会与经济遭遇了数次挑战和起伏。关键时刻，政府沉着应对，一次次化解、消除艰难困境。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灵活应变的措施，不仅得到世界的认同肯定，更显示出香港抗御各类风险、处理难题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效显著！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恒生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港股总市值增长近12万亿港元，香港近十年的成就，牢牢占据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与祖国大陆、中央政府的支持更是密不可分。自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经贸与金融不断加速融合。截至今年3月底，共有375个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已占港股总市值的“半壁江山”。国家“十一五”规划更明确加强和推动内地同香港在经贸、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加强内地和香港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国家将大力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
香港回归之前，西方的预测言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面对香港今日的蓬勃向上，外电舆论也在悄然转变。美国《时代》周刊6月7日刊文称：“香港就是香港，它是独一无二的，香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在《香港2007：回归十年》的调查报告中称：香港过去的商业条件大多仍被保留，中国内地经济迅速发展也为香港商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额外机会”。荷兰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表示：香港脱离英国统治十年后，其作为重要国际金融、贸易和物流中心的地位没有动摇……
某种程度上，能够牢牢掌握自身命运，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幸福。一国两制，彼此交融，互为互补，吸收双重优势、具备独立“性格”的香港，必然会像紫荆花一样艳丽可人、顽强常青。
论领导普遍爱说“极个别”
“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全国，有关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洪洞县曹生村黑砖厂残害农民工案件应该是极个别的现象。”
出了事情，一般不是什么好事，官员站出来声称是“极个别现象”，似乎成了规律。郑筱萸被查出收受贿赂、玩忽职守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立即表示:“不能因为郑筱萸一个人而否定全国药监系统，也不能把郑筱萸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引申为这个系统的错误。”牙防组认证内幕被曝光后，卫生部发言人称是“极个别工作人员在财务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对于“极个别现象”的现象，本人觉得很奇怪。说“极个别现象”的领导，表面看起来很有大局意识，区区小节不必在意。但是，领导眼里的“小概率、极个别”，发生在谁身上，那就是百分之百。即使是“极个别现象”，如果不立即铲除，慢慢就不再是“极个别”。就像苹果上出现一个虫眼，不仅要挖掉那个小洞，周边果肉也要一并去除，否则整个苹果很快就坏掉了。官员受贿如此，金库盗窃如此，河北唐山涉黑团伙也是如此。
虽说“极个别”，我们也知道，药费高、看病贵，也不只是郑筱萸一个人造的孽；牙防组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卫生部还有糖防组、防盲组等45个法人机构，数量还低于教育部的143个、文化部的97个和农业部的54个。这些“子孙们”在职权行为、账目收支上都有监管必要。
公众感到震惊，并非把极少数当成大多数。一些官员总是把公众想的很脆弱，很容易恐慌。一有事先遮着掩着，实在盖不住也要尽力淡化:太湖蓝藻不影响饮水安全、猪蓝耳病大面积暴发不会导致涨价、什么什么只是极个别现象等等。其实老百姓很坚强，更不需要粉饰的太平。这些“极个别现象”的出现，需要政府部门严肃对待，并尽快斩草除根。(作者：姚丽颖)
人民时评：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探索或者是经营权简单的受让，或者是经营面积数字式的叠加，这些已有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有的并没有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效应。而我们期待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新探索，终于在重庆破茧。
日前，重庆市工商局出台了一份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称，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谈农地所有权制度改革，不能不提大包干。当年，正是启动了农地制度改革的大包干，让一直勒紧裤带闹革命的中国人吃上了饱饭。短短的四五年后，中国竟然破天荒地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
当ＧＤＰ保持连续高速增长时，农业发展却放慢了脚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是农业现代化发展遭遇到了“规模”上的瓶颈——农业现代化的前提之一，是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但中国的现状是，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使得农业生产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限制。
实际上，我们关于农地规模经营的探索早已开始，甚至还走了不少弯路。至今有些地方的农村领导仍然习惯于拍脑袋发号令的简单工作方法，把农民强行扭到一块，让所有农田种上他们认为能卖出好价钱的农作物。有些地方为了出政绩，甚至擅自改变农地性质，让农地上长出了烟囱。烟囱里冒出来的“现代化政绩”，让某些干部受到了重用提拔，农民却没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
对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和其间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２００１年，中央制定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规范土地流转的要求。２００５年农业部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流转方式、流转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流转管理作出详细的规定。正是这些重要制度的制订出台，推进和规范了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
农地流转改革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一是效益，二是权益。从效益来说，专家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农地规模经营，即在特定生产力水平之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达到最合适的程度，并且最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效应，使之能够产生经济效果最大化。从权益来说，无论如何流转，保障和维护好农民应有的权益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重庆的农村土地流转探索，其突破意义也正在于此。从保护农民权益着眼，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形成一定的土地规模，吸引资金，吸引技术，形成经济学意义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如此，可在不改变农地性质的前提下，使农业稳步迈向现代化；而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农民也能够真正分享到发展的果实。（潘承凡）
新华时评：让“流域限批”成为治理水污染的“撒手锏”
新华社记者 顾瑞珍 吴晶晶
国家环保总局３日宣布，将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６市、２县、５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流域内３２家重污染企业及６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这是针对我国当前严峻的水污染形势，把住新污染“闸门”又一有力举措。
入夏以来，我国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暴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环保总局近日对海河和淮河流域干流和支流67个断面水质抽样监测，结果显示全部为劣Ⅴ类。多年来，国家斥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的水污染，但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至今这些本已改善的流域又被重新污染。这些都表明，传统工业化的增长方式已使中国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传统的治理方式已不能解决积累的环境问题。
从以往的环境污染典型案例来看，不严格依照法规政策办事、变相地放纵污染，是导致环保形势越来越严峻的主要原因。目前，仍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区域、流域的环境承载能力，盲目追求GDP增长，甚至牺牲国家利益和公众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在治理机制上呈现的“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局面，导致有关部门争权不断、推责有余。这些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再好的措施也是一句空话。
当前的水污染密集暴发，是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的严峻考验。这次环保总局采取的“流域限批”措施，可以探索一条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有效控制污染源，促进污染减排目标的实现。
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各地政府严格落实有关规定，抓紧对辖区内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整改，严格落实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全面清理有悖法律法规的“土政策”，真正做到“一日没完成整改，一日不解除限批”。同时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对治污不力的要严格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当前水污染持续恶化的趋势，要求各地政府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环保工作，真正实现各流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治污”为何常常赶不上“排污”？
太湖蓝藻暴发，周边城市百姓饮用水发生困难，全社会为之震惊，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化解了饮水危机，并将太湖环保问题的解决再次提到更紧迫的地位。翻看媒体报道，思考诸如湖边化工厂排污的报道、农民化肥施用造成污染的报道，又多了些担忧，污染源目标搞清楚了，是否对这些污染源头严格监管就可以了呢？为何治污的速度赶不上排污的增长？
择水而居是人们的习惯，人口集聚的城市及其频繁的经济活动，对环境常常是超负荷的压力，太湖、滇池等城市湖泊的污染就随之而起。环境保护急需公共政策与公共投资的调整，需要更多的集中排污管及正常运转的污水处理厂之类的公共产品。
首先，城市生活污水不可能由老百姓一家一店地去搞净化，只能由地方政府提供集中处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对城市生活污水乃至垃圾，在加强监管之余，治本之策是环保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有效运转，否则，一味责罚，也将是缘木求鱼。那些生活污水和垃圾集中处理率尚低的城市，究竟在地方政府自身要提供的公共产品上如何去落实，可能是要曝光的答卷。
其次，环保公共产品的缺失映射出公共产品补偿机制的缺位。一方面集中处理污水、垃圾适用“用者付费”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另一方面，作为全民受益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需要为此公共产品埋单，以弥补“用者付费”的不足；如果地方公共财政不作此补贴，“用者付费”者将因准公共产品价格太高而设法躲避，另一个后果是该环保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入不敷出”，这都是不符合全体民众利益的。所以，现实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居民或企业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应当回到集中处理污水、垃圾的公共产品供应者手中去，而不应当作为环境执法的经费补偿或其它用途；再就是公共财政应有预算安排为缺口埋单，体现公共财政的公共产品受托购买者的责任。
第三，要改变某些地方政府的环保投资方式。环保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致使一些地方财政难以弥补投资建设环保设施的巨大缺口，已经建成的也由于缺乏运转经费而时开时停。如果公共财政上保证收取的环保费用及补贴能够回到环保公共产品供应者手中，地方政府无须自建。恰如需要面包而只有买面包钱的我们无须自建面包店。更何况在公共财政到处用钱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也只有购买环保公共产品的钱，公共投资投融资改革十分必要。
第四，工业污水的集中处理也需要类似的公共产品与投融资改革。即使工厂达标排放，成百上千工厂的积聚就会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单纯依靠对单个工厂的监管或提高排污标准，都可能是既不达标又不经济的；一定排放标准下的集中处理，恰是利用了环保公共产品可以大规模生产供应的规模经济规律，全社会的福利将是最优化的。由此，在批准企业建厂之时，如果我们没有集中处理其污染物的实际安排，至少在政府为企业服务的公共产品上我们是“遗忘”的或失职的。
第五，某些地方在历年保持一定规模的环保公共投资历史背景下，环境问题依旧严重，显示了部分环保公共产品的低质量低效益。比如，混浊的污水搭配污水渠的汉白玉栏杆，可能告诉我们的是，把环保的钱用在污水渠建汉白玉栏杆上，却没有足够资金用在污水处理厂的设备与运行上，这样的情况由于公共投资的项目信息非公开，是没有足够的监督机制来遏制的。
环保的公共政策要规划并更多地支持公共产品生产供应与资本投入产出。一边是环境问题愈加突出，环境产品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是投资不足，有效环保产品与服务供应不足。在我们的治理环境污染对策里，加强监管之余，如果配以有效的环保产品与服务供应的保证，加之运用综合财政税收乃至资本市场的力量，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环保公共产品供应局面就会出现。（作者周立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时评：节约型社会拒绝“奢侈文化”
“过度消费”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高频词——
节约型社会拒绝“奢侈文化”
手机、电脑、电视机的更新换代过于频繁，豪华办公楼和楼堂馆所处处可见，中国人购买的劳斯莱斯数量超过了日本，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消费大国……在７月４日至７月７日举行的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专题讨论中，“过度消费”成为许多政协委员关注的高频词。
委员们呼吁，“奢侈文化”与建设节约性社会背道而驰，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遏制过度消费，杜绝低效率消费、跟风式消费、攀比式消费，提倡节约消费、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
劳斯莱斯购买量超过日本
,奢侈消费”比比皆是
政协委员任玉岭对目前出现的种种奢侈消费现象进行了盘点：一是表现在对物资的铺张浪费上。就拿吃粮来说，有人在武汉某大学食堂调查，发现这个大学有４个食堂，一个食堂一天丢掉的米饭就多达１６０公斤。这种现象不仅学校存在，很多宾馆、饭店也存在，特别是招待餐饮和宴会更是浪费严重。二是一些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造成了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现象。手机、电视、电脑一味地追求“新”，用不了多久就“鸟枪换炮”……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种奢侈品大市场。”鲁志强委员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居民消费超越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世界少有的现象。统计显示，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６年，中国轿车产量增加６．５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私人汽车拥有国，而购买的劳斯莱斯数量超过了日本。
在住房方面，对４０个重点城市调查的数据表明，２００６年１月—６月，预售商品房平均套内面积达１１５平方米，在全部可销售住房中，１２０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超过５０％的有２４个城市。比较一些发达国家的户均住宅面积：２００２年新建住宅的平均面积，瑞典是９９．７平方米，德国是８５．１平方米，日本是９１．３平方米。
鲁志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快的速度，这样超现实的目标，不仅超越了发展阶段，也超越了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而且让人更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还没有逆转的迹象，而民众的预期仍在继续增高。”
倪豪梅委员认为，过度消费超出了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资源浪费，加剧资源破坏，损害子孙生存权利，应该加以遏制。
消费理念矫枉过正
政府“导向”至关重要
造成奢侈消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玉岭认为，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具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美德的民族，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理念遭到了舍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受到较大冲击。在学习发达国家许多有益经验的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勤俭风气并未引起注意，而是一味地学“奢侈型”消费模式，而这种模式是超越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的。
政府具有“导向”作用。鲁志强委员说，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带头讲奢华，讲面子，热衷形象工程，热衷标志性建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鲁志强委员认为，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世界少有的现象，如城市建设超规模、超速度、超标准，出现了开发区热、大学城热，城市竞相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马路、标志性建筑、高尔夫球场、豪宅别墅和豪华办公大楼，城市建设动辄争取世界第一和亚洲第一。统计显示，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已达１３０多平方米，高于发达国家人均８２．４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８８．３平方米。许多地方政府还追求办公用房和公车消费的豪华。各地在大修楼堂馆所、办公用房和领导住宅以及培训中心方面，追求高标准、大面积，高标准装修“蔚然成风”。
有委员指出，一些地方制定的“土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适度消费，助长了过度消费。如在汽车的使用方面，不仅不鼓励使用节能的廉价车，反而用“不能上高架桥”、“不能上长安街”等规定限制节能汽车的应用和生产。
消费文化要适合国情
健康消费应成为时尚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消费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重新调整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鲁志强委员认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涉及到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关系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需要从观念、技术、管理、体制、法律到政府自身的全面变革，直至演化成人们的日常习惯、自觉行为。
委员们认为，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适度的消费、休闲是有条件的也是应该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在一部分人过度消费时，有些人却没有能力消费，提倡勤俭节约、适度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非常必要。任玉岭委员建议，要加强遏制过度消费的教育和宣传，对以俭养德、艰苦奋斗的民族美德进行传播和弘扬。在全社会倡导节约、勤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走出比阔气、讲排场的消费误区，形成以节约为荣的价值观。
委员们建议，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和表率作用，从党政机关做起，遏制过度消费。坚决降低行政成本，制止公款吃喝和用车、住房的互相攀比。同时应尽快出台法律、法规，对过度消费作出政策性规定。如过度包装问题，在国外有很多硬性法规要求和限定，对于楼堂馆所的兴建和房屋的大拆大迁以及一些新技术产品的推广和换代，也应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才能遏制过度消费的蔓延。
贪吃一时“资源饭”，欠下千年“子孙债”。委员们呼吁，面对“资源有限”同“消费欲望无穷”的矛盾，我们亟须对高消费、高污染的“奢侈型”过度消费模式进行反思，倡导适合国情的消费文化，建立起符合民族长远利益的消费模式。
人民时评：从副省长谈择校费的问题说开去在广东省召开的高考招生录取动员会上，副省长宋海在谈到近期教育关注的热点话题时称：“教育的公平就是最大的公平！择校费不能取消，高考更不能取消！”宋海认为，提出择校费要取消的人，大多是有权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要么孩子成绩太低，要么希望孩子到更好的学校读书，如果择校费取消了，那些没权、没钱、没势的人家的孩子不是更吃亏？
副省长的这段话，焦点还是在争议已久的“择校费”问题上。为了实现教育这个“最大的公平”，暂时不能取消考试，这一点人们是理解的。但是把“择校费不能取消”冠之以公平诉求，却让人不禁思考——难道收了择校费，就体现教育公平了吗？
认为“不能取消择校费”有两个理由：一是认为如果取消了择校费，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家长，择起校来成本会更低，挤占弱者的名额现象会更严重，所以不能取消；二是认为择校费都原封不动地上交政府部门，最终又返还到教育上，学校捞不到钱，不存在利益黑箱问题。
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也就很难避免择校现象。如果按照这样一种逻辑，认为择校现象很难管理，与其取消择校费让有钱有势者肆无忌惮地占有资源，还不如向他们收上一笔钱，因为这些人的钱，不收白不收，不要白不要，收了要了，可以起到加重择校成本的作用，也许能够遏制他们的择校行为。可是，问题在于，择校费收多少才能起到遏制择校的边际效应，却是一个很难算清的糊涂账。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择校与自古倡导的“有教无类”教育理念完全背道而弛，其最大的不公平，在于择校者可以通过金钱和其它社会资源，排挤本该“唯成绩是举”的优质生源，使名校客观上陷入“因钱施教”，极大地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真正作为，不是择校费该不该收的问题，而是择校制度该不该取消的问题。正因为此，教育部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各级政府应将择校费作为义务教育工作的治理重点。
透视择校费问题，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我们需要政府在公共理念、管理上的创新，更需要在贯彻相关法规政策时的决心和力度。不能让有钱有势者出的起择校费，就名校名师随便挑；更不能因为择校费上交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同时，还应当反思的是，收择校费到底是体现了市场意义上的公平，还是教育意义上的公平？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公共服务又怎能“用钱来平衡”呢？
周文彰：不抓文化是政治上的近视重不重视文化，抓不抓文化，不仅仅是对文化的态度问题。不重视文化，不抓文化，我们就是失职，就是政治上的近视，就不能说我们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文化从对人的关系来讲，不是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具有非常复杂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是政治，是形象，是环境，是生活，是经济。重不重视文化，抓不抓文化，不仅仅是对文化的态度问题。不重视文化，不抓文化，我们就是失职，就是政治上的近视，就不能说我们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文化是环境，是我们子孙后代得以成长的环境，是我们男女老少生活其中的环境，是投资者在这里投资的环境，是旅游者的旅游环境。文化作为环境最重要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的素质。建省初期，我们很多干部适应不了招商引资的要求，当时陡增了很多接待任务。客商不在乎吃饭，他在乎你给他的信息、情况。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客商问：“你们这里年降雨量多少啊？”,要问气象部门。”“你们这里有什么优惠政策啊？”“那我明天给你们一份材料吧。”“你们这里地下水的情况怎么样啊？”他不好意思再说不知道了，干脆说：“这个我们保密。”
一些同志不知道怎么递名片，不知道怎么礼貌地接电话，甚至拿左手握别人的右手！投资者愿意到这样的环境来吗？愿意长期和这样的干部打交道吗？显然不愿意。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理解，有些地方吃一顿饭，吃野生动物就把投资者吓跑了。吃饭主菜是穿山甲，把外商吃得害怕，连这样人类的朋友都敢吃，以后不是会“吃”我吗？
二是文化氛围。文化作为环境表现在文化氛围上。走到哪里都有人读书学习，公共场所、机关大院可以看到浓厚的文化气氛，人们举止谈吐大方得体，知识受到尊重，人才很有地位，老师教书敬业，学生学习认真，这就是文化氛围。到过欧美的同志都有这个感觉，你会看到人家的电车、汽车、地铁里，很多人手中拿着一本书，文化氛围很浓厚。
三是社会道德水平。见面认识不认识打招呼“你好”，妇女儿童得到尊重，女士优先，拾金不昧，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你的车在路上抛锚了，一个车子停下来：“要我做什么？”又一个车子停下来：“需要我帮忙吗？”社会达到这样就好了。我这不是在说神话，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以此来衡量我们当下的环境，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很多的感慨。老人孕妇上车没人让座，歹徒行凶没人上前，有人在救落水儿童，多数人在做看客。这就是社会道德水平问题。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日前在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说（记者 马应珊 罗昌爱）
2007年,中国水之殇
2007年，中国的水之殇——写下这句话，自己都感觉过于触目惊心、言之过早，莫非有些杞人忧天，有些危言耸听？我欣赏一句话：现实永远比想象更富创造力。的确，我们通过想象制作了公益广告，喊出“最后一滴水将是你的眼泪”的绝句；我们通过想象制造了赤野千里土地迸裂的震撼场景，我们甚至通过想象，描绘出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星球去宇宙流浪寻找水源的悲凉结局。但我们的想象和现实相比，依然苍白，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水源的枯竭有朝一日可能来自污染，来自一个个排污管道，来自一个个台上人前标榜自我的企业，来自……如果看看这一年，不，仅仅半年来各地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水危机，就不难发现“水之殇”的断语没有一丝希区柯克似的唬人味儿。
资料图：受蓝藻污染的太湖水
在依然光怪陆离、丰富多彩的社会变迁中，因为污染导致的水源枯竭现象以集束爆炸的方式呈现。看看今年全国各地的水污染吧：安徽巢湖局部暴发蓝藻渔民生活受限，云南滇池出现蓝藻污染，太湖暴发蓝藻导致无锡出现水危机；安徽、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河北等许多省区的若干市的江河湖泊受到重度污染，严重影响居民的饮水，以致环保总局不得不举起“流域限批”的大棒；江苏沭阳因上游水污染导致数十万人断水……至于各地发生的没被公之于众的水危机事例，更是数不胜数。污染导致的水危机集中爆发，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结果？听听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振聋发聩的论断吧：“这不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而是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到了临界的时候。矛盾最激化、最早暴发的领域就是‘水’”。联想到不久前松花江水污染造成的哈尔滨全城停水等水危机事件，说今年为“中国的水之殇”切中肯綮。
这是装在塑料瓶中的滇池水（6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摄?
了解希区柯克电影的，都知道这位悬念大师有个理念：最大的恐惧源自未知。所以，只要有一种安危未卜、福祸不清的焦虑，就足以构成人心中最大的恐惧。而伴随恐惧而来的，往往就是许多无理性的举动，如同《群氓时代》所说：“每个人心中都产生了不确定性和没有目标的焦虑感，觉得自己成了未知的、充满敌意的势力的玩物。”因此，大众很可能以某种非理性的方式来宣泄这种恐惧和焦虑。具体到水源问题上，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导演吴天明的名作《老井》，就依据现实讲述了一个关于水源的故事：老井村和邻村在打了上百个井都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为了唯一一口有水的老井，两村不惜进行武力械斗，因为水对大家来说意味着生存。而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不少地方，在历史不少深处都俯拾皆是。
或许，在今天发生的种种水危机里，数万数十万人的饮水问题，最终靠强大的行政力量解决了，但这种解决方式的成本极高，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即使这样，也不敢百分之百确定每一次类似的水危机，都可能化险为夷。一旦我们的水危机不被有效遏制，而是继续蔓延甚至集中暴发，难保一些人会“为了生存”而采取极端措施。谁又敢说一旦水源继续这样因污染而枯竭下去，历史上的水源之争不会重演？
生态环境的脆弱，水资源的污染，水源枯竭的可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充斥我们的双眼。“最后一滴水将是你的眼泪”也从来没有如此近地接近现实。站在水危机的面前，站在因为水枯竭而引发的种种历史悲剧和历史经验面前，那些轰隆作响的化工厂，那些用汩汩流淌的污水托起的GDP数字，那些只见财富不见污染戴了有色眼镜的官员们，还要屹立不倒还要节节攀升还要无动于衷吗？
从远古江河泛滥的水患，到了今天污染泛滥的水患，历史似乎在走一个轮回。可是，远古幸亏还有大禹，止住了肆虐的江河；今天，在另一种水患开始泛滥的时候，我们的“大禹”在哪里？（马九器）
新华时评：“两高”行业信贷闸门还要把紧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３日电（记者刘诗平、赵晓辉)中国银监会１３日公布的一组数字，给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带来了喜忧参半的信息：前５个月“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呈逐步下降趋势，但增长的基数不容乐观。必须进一步把紧资金信贷闸门，从源头上遏制“两高”增速势头。
统计显示，５月末，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和电力等“两高”行业发放中长期贷款１．５万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０４０亿元，同比少增５２７亿元；与去年同比增长２１．８％，较上年末下降９个百分点。
与年初相比，５月末“两高”贷款情况确实已有明显改观，尤其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钢铁行业分别下降了１５．１和１１．４个百分点。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等高能耗产业本身的增长依然迅猛。许多高能耗产业今年以来经济效益明显趋好，高利润刺激更使这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偏高，因此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目前，针对“两高”产业的快速发展，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多个国家部委，正在采取多项措施予以遏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必须增强宏观大局意识，进一步强化“两高”行业贷款的“三查”（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严把“两高”信贷闸门。
必须进一步调整和压缩“两高”行业贷款，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控制“两高”行业的过快增长。对“两高”行业新开工项目的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必须认真执行，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项目，或对“区域限批”地区的项目以及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的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予贷款；已经贷款的，必须及时清收。
必须加强对“两高”重点企业贷款的持续监测。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更积极主动地与节能减排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加强联系和沟通，对不断变化的“两高”行业持续跟踪和监测，对能耗、污染不达标的贷款企业，要坚决收回贷款。
必须压缩和回收落后生产能力企业的贷款。对发展改革委已列入落后生产能力名单的企业或项目贷款，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收回贷款。
必须积极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和重点污染防治工程贷款。对国家确定的节能重点工程，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及时跟踪评估，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做好投资咨询、资金清算、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
时评：食品安全的外交与内政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出口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答记者问，显示了正视事实的诚恳态度，表明了加强管理的坚定决心。紧接着，中国有关部门查处了若干家违规出口企业，给予暂停出口的处分，努力维护作为农产品生产大国的出口信誉。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出口食品的安全问题，特别是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食品，相当部分是在深入到中国生产现场的日本专家的技术指导和监督之下进行开发、生产、包装，然后走出国门的。这意味着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食品，需要通过“三道关”，其一是日本企业在生产现场的检查；其二是中国海关的出口检查；其三是日本有关部门的进口检查。食品的安全是基本得到保证的。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出台了十分严格的有关进口农产品的肯定列表制度，对农产品的农药含量要求近乎苛刻，而中国出口日本的一部分食品的农药含量水平尽管“对健康无碍”，仍然超出了日本政府规定的标准。面对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新的贸易壁垒，不仅中国的农产品生产者，而且中国对食品的检测技术，都面临着新的考验。
作为中国出口企业，难免产生日方“是不是要求太苛刻”、“是不是故意渲染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借以保护日本自己的农产品生产者”等反应，这种反应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面对国外一些媒体的渲染夸大，最好的回答就是政府明确自己的责任，迅速落实加强监管的行动。出口事大，尤其是食品出口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心”，作为一国政府，首先需要强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不符合进口国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出口，不仅对出口食品要加强管理，而且对不是用于出口、供中国人消费的食品也要加强管理。这样才能维护我国农产品出口业、旅游业等的信用，才能适应以消费者“宁肯多花些钱买个安心”为特征的食品出口市场。至于责任问题，中日合作生产的食品，既然是在中国国土上生产的，是通过中国海关出口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中国境内生产而且通过了海关的出口检查？对此，中国政府也应该高姿态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加强监管，表明我们决不容忍这类食品继续出口的决心，避免使一些优良企业的出口也受到牵连。
中国国内企业和有关人士对外国媒体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故意渲染和夸大中国食品安全和出口问题产生反感是很自然的。有人怀疑其背后是否存在着经济动机，甚至政治动机也未必是“空穴来风”。不过，想要“管管”某些外国人的笔和嘴是不可能的，而且十分可能被反咬一口，说你干涉人家的“言论自由”。当然，如果发现外国媒体对中国食品问题的失实报道，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支持中国企业依据确凿材料或数据、按照法律程序状告外方，以维护中国出口企业的信誉和利益。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让国际国内消费者放心。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中国国内问题。人们在中央电视台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希望吃到“放心菜”、“放心肉”成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期待有关部门将食品出口面临的压力，转化为加强监管国内食品销售的动力，对以国内市场为对象的食品生产企业也大力加强管理和监督，以保证内销食品的安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健康。食品安全既是外交问题，也是内政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和第五位的农产品进出口大国，如何促使我们的农业政策更合理，在提高对国内广大消费者的农产品供应水平的前提下改进农产品出口，应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冯昭奎）
专家：气象灾害为何频发入夏以来，中国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频发。川渝地区刚刚驱赶走旱魔，暴雨洪涝又至；淮河发生1954年以来流域性大洪水；水淹泉城……
“今年的洪灾主要是因为雨带推移缓慢造成的。”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毕宝贵分析说，降水天气从6月7日至13日主要集中在两广和贵州地区，19日转移到长江流域，27日才到了淮河流域。与常年相比，副热带高气压带北移比较滞后，从华南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再到淮河流域，都比往年晚了几天。
他说，今年夏天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在江淮流域展开拉锯战，导致雨带推移缓慢。按常年来说，现在江淮地区应该已经“出梅”，进入高温、干旱天气，但现在还是梅雨纷纷。预计一周之内还将持续这种天气，21日以后的降水量会减少，一周以后是否转移还不确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的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来，大部分陆地区域强降水发生频率上升，某些极端事件如热昼、热夜、热浪更为频繁，更大范围地区发生了强度更强、持续更长的干旱，热带气旋（台风和飓风）强度增大。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研究员介绍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高温热浪、干旱、洪涝等一些气象灾害的发生趋多趋强。这主要是因为气候变暖，导致海陆温差、南北向温差变化，大气水汽含量变化，从而影响到大气环流异常。当然气候变暖是个大的背景，每一次具体的气象灾害的发生都是和当时的大气环流和气象条件有关的。比如最近重庆的强雷暴雨，就是因为北方南下的冷空气西进，与热带海洋地区生成的西南暖湿气流在重庆上空相遇，同时配合有利的上升气流而形成。
如何应对气象灾害趋强趋多的现实性挑战，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罗勇认为，应加强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和应急体系建设，强化气象监测并做到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达到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同时还要科学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标准。各级政府要加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严格实施气象灾害风险论证制度，未雨绸缪，加强规划，科学设计，使人居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基础设施远离灾害多发区、易发区和自然环境脆弱区。（实习生 严亚男）
时评：抓住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山西省孝义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为核心，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实践探索，我们感到，落实节能减排需要抓住一些关键环节。
转变发展观念。落实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坚持科学发展，离不开转变发展观念。孝义市通过在全市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神和部署上来，切实转变发展观念，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努力提高发展质量。
注重源头控制。落后生产能力是资源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源头。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是落实节能减排的当务之急。孝义市按照“管住增量、调整存量、上大压小、扶优汰劣”的思路，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依法关闭一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淘汰一批落后生产能力。从２０００年“环保零点关停行动”开始，先后推倒焦炉、倒烟窑５８３０座，在山西省率先结束改良焦生产。同时，开展耐材、冶炼、水泥、电力等行业的清理整顿行动，坚决关停、取缔达不到有关要求的土小企业。
推进技术创新。大力推广应用节约资源能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构建节约资源能源的技术支撑体系，是落实节能减排的重要保障。孝义市十分重视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和综合创新，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一批项目先后建成投产，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
发展循环经济。不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资源能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难以承受，生活质量难以提高，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能源约束矛盾、减轻生态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企业位于节能减排的前沿。发展循环经济，必须积极培育清洁型生产企业，引导企业加强原料替代、工艺改进和产品设计，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实现废弃物排放“减量化”。孝义市坚持按照节约、集约发展的方向，以园区为载体，以延伸生产链、聚集产业和促进不同产业间的资源耦合为手段，推动产业园区化，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目前，园区经济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６０％以上。
加强环境建设。孝义市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双赢之路，大力加强以治气、治水、治污、增绿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建设。在“治气”方面，全面整治城区锅炉、茶炉和营业性炉灶，城区８０％以上的住户实现集中供热，７０％以上的住户实现集中供气；积极推广农村沼气和秸秆还田技术，改变了空气污染严重的状况。在“治水”方面，新建市污水处理厂，对河流沿线污水排放企业进行治理改造，确保地表水和地下水源不受污染。在“治污”方面，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连续两年实施城乡环境百日大整治行动，努力改善城乡环境。在“增绿”方面，完成生态造林１３．９万亩，荒山、通道、环城及村镇等增绿１０．８万亩，启动胜溪湖生态公园建设。城市绿化覆盖率已达到３２％，人均公共绿地９．５平方米。（中共山西省孝义市委书记 李良森 ）
时评：假如省长没下乡……
前不久，湖北省一位副省长到孝感市孝南区了解生猪养殖情况。
有弟兄俩都是养殖大户，去年防疫不力，几头猪染病，为防疫安全，两户共扑杀了１５０头生猪。副省长问：扑杀有补偿，拿到钱没有？养殖户摇头：没见到！再问随行的区、镇干部，回答是：不知道！按照规定，每扑杀一头生猪补偿２００元，省级、县级财政各出一半。副省长立刻给省财政厅打电话核实，省财政厅已根据当地上报的数字下拨了补偿款。看来，问题可能出在区和镇里。当地领导见状，当场决定先垫付部分补偿款。核实清楚后，补清余款，两位养殖户连连道谢。
副省长下乡，一脚“踩”出了问题。当面宣讲政策，现场办公，为农民挽回损失。可是，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许多农民都可能遇到类似情况，但有几个能碰上省领导？就算副省长一年３００天下乡，又能给多少农户维权呢？相信大多数地方宣传并贯彻了国家的惠农政策，但类似孝南区这样的事情，在广大农村恐怕不是个案。疫情突至，农民已经遭受经济打击。未能及时获得补偿，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可能影响补栏，甚至使养殖户一蹶不振。推而广之，国家惠农政策打了折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挫。
防疫中扑杀病畜，养殖户却没拿到补偿，或者，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有这等“好事”。这至少说明一些地方政策宣传不够。政策难下乡，情况各不相同。终归是渠道不畅，出现了政策宣传的盲点。但农民不知道，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作为。扑杀是由动物防疫部门依法进行的，理应主动给农民补偿，政府怎么会“不知道”呢？难怪副省长感叹：从武汉坐车到孝南不过一小时，给农民的补偿走了一年还没到。
其实，真想向农民宣传政策，以前的一些土办法就很管用。多数村里装有大喇叭，过去用来催粮派款。农业税取消了，大喇叭不能成哑巴。多吆喝吆喝跟大伙有关的事，准保都关心。还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等等，有的是办法。
关键还是对农民要讲真感情，否则，再好的政策也落实不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需要刚性的制度。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处于政策入户的“神经末梢”，如果反应迟钝、麻木，就会损害农民利益，也损害了政府形象。（张志峰）
时评：既要“曝光”?又要“阳光”
一幢楼里的居民家自来水管流水不畅，点滴难以启动热水器；致使大热天居民洗不成澡，在记者的联络下，物业公司与自来水公司协调，答应马上换管子。一位老大妈家屋顶失修，雨天漏水，荧屏上的她愁眉苦脸地诉说着；随后，画面上出现了物业公司派出的工人正在修理，老大妈露出了笑脸……看到这些出现在电视台“夏令行动”栏目上的报道，感到舒心———“既要曝光又要阳光”。所谓“曝光”，就是表达群众呼声，批评少数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所谓“阳光”，就是批评立足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利于社会和谐。
近些年来，新闻媒体每到夏季都会推出诸如“夏令行动”、“夏令热线”、“夏令呼声”、“夏令出击”等“季节性民生问题”专栏报道，旨在保障广大群众平安度夏、安全度夏、和谐度夏。这些季节性的专题报道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百姓意愿、聚焦新闻热点，成为党和政府推动工作的好帮手，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的主心骨，其中有的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名牌栏目。
“既要曝光又要阳光”，体现了社会主义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本质要求。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舆论监督的目的，应该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扩大矛盾；舆论监督的角度，应该是团结人而不是分离人。说到底，“既要曝光又要阳光”就是本着发现问题———报道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建设性思维，确保舆论导向的正确，确保事实的准确，确保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舆论监督报道的适度、适量，做到有利于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包括各类“夏令批评”在内的舆论监督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曝光”与“阳光”不协调的现象，为“曝光”而“曝光”，甚或借“曝光”之名、行“缺德”之实的事亦时有所闻。这不仅违背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初衷，也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
如何做到“既要曝光又要阳光”？在舆论监督中，新闻工作者应当把握好选题原则和报道原则，扮演好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舆论监督工作要做到“出于公心，出于良心，出于善意，出于诚意”。舆论监督不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把握好宣传的分寸、力度、口径、时机，不图一时之快。同时也要看到，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群众觉悟有高有低，意见有对有错，要求有合理和不合理，如果我们不善于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使舆论朝着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担当起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的职责，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职业操守。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深刻认识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趋势。只有不主观武断、不推波助澜，在掌握新规律的基础上，力求舆论监督的方向更准确，把握更适度、更科学，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下，使舆论监督水平不断提升，为构建和谐社会负起传媒应尽的责任。(陈向阳)
时事评论：专家谈公务员全国统一考试不可行张鸣教授在2007年 7月 12日南方周末发表《实行全国统一的官员选任考试制度》一文，主张公务员入门到升迁实行全国统一定期考试，包括县长等领导职务都需要统一考试合格经中央组织部门面试后派任。张教授认为这种统一的考试可以遏制腐败。
然而据笔者所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并不是为遏止腐败而设，事实上也没有遏止住腐败。世界各国遏制腐败的办法，我印象中主要是表达自由、分权制衡、选举和罢免。张教授的药方却是与分权制衡背道而驰的集权方法，这个药方要奏效，显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中央组织部命题和面试考官不可能腐败；第二，中央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
中央真的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吗？全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各类行政职位五花八门，尤其是高级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可能需要教授级的专家；就算把中央组织部建成一个巨无霸机构，恐怕也未必能够胜任。古代社会及其权力结构那样简单，科举制尚且只能做到考官不考吏；现代社会及其权力结构要复杂得多，从官到吏、从入门到升迁的全方位统一考试无异于痴人说梦。其结果，勉强组织统一考试后恐怕也不得不委托各省、各部甚至各市、各县组织部门自行或交叉组织面试，反而取消了中央和地方的法定权限划分，导致责任不明，加剧用人中的恣意行为。
张先生用全国统一高考来为想象中的全国统一公务员考试辩护。莫说统一高考本身未必是一种理想状态，就算是，两者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学入学是分专业批量录取的，被录取意味着获得一种权利；而公务员录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被录取意味着要承担确定的职责。大学录错一个人，也不过浪费国家一点教育经费和家长一些学费、生活费，而录用一个坏公务员公众所受的损失却远不仅仅是该公务员的工资。高考只需要通过考试判断考生的智力、基础知识并通过填报的志愿和相关科目的中学成绩判断其专业前途。普通公务员考试的智力和基础知识要求过高其实是浪费，拥有社会上已完成义务教育的一般人的智力和常识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品德、性格、地方性知识、具体职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品德、性格需要面试，更需要考查其成长经历。地方性知识和专业知识则需要分地方、分专业的考试，而不适合全国统一考试。至于公务员升迁考试，更是必须与具体职位相联系，怎么可能全国统一？
现代行政系统非常复杂，不进行职位分类而谈什么全国统一考试必定陷入荒谬。各国通例，各级行政首脑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或选民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则由行政首脑征得选民代表机关同意后任命，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配合行政首脑的工作。而最底层的公务员，因为并无智力、能力上择优录取的必要，没有怪癖和明显欠缺的普通人就足可胜任，这一类的职位在许多国家也是不用考试的。如果申请这类职位的人太多，那说明公务员的起点待遇过高，应该降低公务员待遇、减轻纳税人负担，而不是搞什么劳民伤财的全国统一考试。在一些国家，这类职位甚至是用来照顾残疾人、妇女、少数民族、转业军人就业的。这就是所谓"最低端和最高端文官不用考试" (参见龚祥瑞《文官制度》，人民大版社1985)。
最后，即使中央组织部命题和面试考官不可能腐败，中央又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包括面试)；张教授的方法仍然存在一系列立法和理论上的障碍：为什么地方财政养活的官员由中央而不是地方任免？为了避免这一矛盾，要不要在用人权集中之后将财政权力也全部收归中央？完全取消地方财政会产生什么后果？"领导职务"由人民代表选举的宪法规定要不要修改？须知选举与考试这两种用人方法是不能在同一人身上并行的。(杨支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人民时评：“洛阳蝇贵”耐人寻味西晋文学家左思一部《三都赋》，曾引发“粉丝”们竞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如今，河南洛阳正展开声势浩大的“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运动。某街道推出“奇招”，每打死一只苍蝇奖励5毛钱，似有“洛阳蝇贵”之势。
洛阳“创卫”，新鲜事还不仅如此——“瓜果直销点”的西瓜必须搬到车上卖；机关干部、社区阿姨、法院法官全都上街捡烟头；据说，为了“提防”爱卫办暗访调查，当地还在火车站、飞机场安排专人，对来自北京等地的“嫌疑客人”盯梢跟踪……
美化环境，整洁卫生，是好事不假。然而，环境友好应是相对持久的常态，与社会发展水平、公众文明素养正比相关，更需要一套长效机制维护确保。上述“突击招数”、“跃进整治”，谁敢说不会成为“昙花一现”？评比争优一阵风，一半号召、一半政令，“运动攻坚”并不鲜见。最新例子，河南济源2006年获得国家级卫生城市称号，时隔仅一年，当地市容就出现“脏乱差”大反弹。究竟是谋求长远民生效果，还是图地方短期的政绩，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政府的权力同样是有限的。志愿者自发环保，那是对社会的自愿奉献。下发红头文件将“创卫”与干部政绩考核、提拔重用挂钩，非政府工作人员被“组织动员”，既是一种行政“不当”与“越位”，又是“家长作风”的折射体现。去年，温家宝总理就曾因洛阳“创卫”、瓜果车不准进城，做出过“开禁”指示。又到瓜果成熟时，当地再度不许“无车摆摊”，这符合“认真解决好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的精神吗？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打造服务型政府，执政理念、财政支出理应放在老百姓最关心、群众最渴望解决的问题上。可是，一些地方的做法却与此不尽相同。例如，北方某“花园城市”，主干道路宽敞整洁，中心广场气势不凡，可群众却“喜忧参半”。问及原因，无奈答曰：月均收入仅几百元。物价、房价节节高，教育、医疗、养老多重负，怎能舒眉开颜？精力是有限的，资源是宝贵的，对各级政府而言，因地制宜，合理分配，平衡基础建设、投资发展、社会保障、工资标准之间的关系，绝非轻松课题。门面形象“一条腿长”，物质保障“一条腿短”，怎能实现和谐进步？
其实，如今某些城市管理所以“变味走样”，乃至事与愿违，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施者怀有“邀功”心态，片面推行“短平快”治理。而无节制运用行政权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舒缓解决，还可能导致物质与人力的浪费，更会增加民众的不解与反感。法制社会，权力的行使应当被置于行政许可的范围之内。服务型政府，方向目标理应以民意为转移。实事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更需谨防各类“拔苗助长”。
人民时评：法律是遏制网络假消息的最后一道屏障仿佛有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光怪陆离的假消息间歇性发作。如“北大女生国外裸奔”、“史上最毒后妈虐待女童”、“北大女生遭官员强奸”以及“纸馅包子”等等，单看题目无不令人目瞪口呆，进而激愤难平，其内容绘声绘色，图文并茂，更加令人深信不疑。
科技的发展使地球成为一个村落，网络则使世人咫尺天涯，比如，可以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即时发言和交流。显然，我们已经昂然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的长足发展，网络媒体的突飞猛进，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为假消息的泛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于是我们看到，上述假消息一经措身网络，犹如长了翅膀，迅疾之间传遍全世界。正因为如此，假消息的泛滥才更可怕，更值得警惕，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更致命，给国家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更严重。
范敬宜先生日前撰文认为，“炒”、“造”、“搞”泛滥是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诚哉斯言！“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笔者认为，造假不仅是纸媒的“专利”，也是网媒的“专利”，就网络上飞来飞去的假消息而言，甚至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的开放性而兴风作浪的嗜好。因此，对于制造假消息者需严惩不贷。遗憾的是，就目前而言，打击网络造假者有三个难题。
其一，网络消息具有难以预测性。如今，网络成了网民发言的公共平台，无论是博客，还是BBS，包括一些网站的新闻也开启了留言功能。这些平台是网民畅所欲言的场所，但也成了一些居心不良者散布谣言、制造假消息的天堂。许多人认为，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于是造起假新闻来无所顾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很难预测到这些居心不良者何时发布假消息，发布什么假消息。这种难预测性、不确定性给查处带来了挑战。
其二，网络消息具有难以求证性。一些好事之徒在论坛发布假消息时，往往采用耸动人心的标题，再辅之夸张而震撼的叙述，甚至声情并茂。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缺乏辨别能力，或者根本无法辨别消息的真假，就跟着起哄，间或有几个理智之人也被淹没在网络暴力的漩涡当中。更让人遗憾的是，一些网站出于商业目的，片面追求点击量，刻意将这些假消息置于显著地位，这就加快了假消息的传播速度，也给当事人造成更大伤害。
其三，网络消息具有难以控制性。可以说，网络传播速度有多快，网络假消息的传播速度就有多快。网络假消息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传播范围广，在世界范围内简直无所不及。有时即便假消息被证实为虚假，但因为网络的传播，天下已经皆知，这就给当事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如，北大女生因被诬在国外裸奔，心理遭受严重创伤，被迫中断留学回国维权。
尽管打击网络假消息面临种种困境，但公民权益不能漠视，造假者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本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对外宣布，“州长（地市级）奸污北大女生”的帖子已经被证实是谣言，发帖者因涉嫌诽谤已经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制造网络假消息者的理由多么充分，都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权利为前提。
法律是遏制网络假消息的法宝，也是最后一道屏障。法律之外，还有道德，还有良知，还有正义；他律之外，还有自律，还有慎独，还有自省。因此，奉劝那些意欲制造和散发虚假消息的人，切莫以身试法。对于网站来说，切勿只顾商业利益而罔顾社会效益，不能陷入“点击率崇拜”当中，要肩负社会责任，把好关，不仅不给假消息提供温床，更不能参与制假。对于那些受到假消息折磨的当事人来说，要在第一时间站勇敢出来，积极为自己维权。对于绝大数网民来说，要冷静，保持理性，不能瞎起哄，更不能参与到传播假消息的行列当中。当然，面对网络假消息的泛滥，相关政府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履行应有的职责，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律是遏制网络假消息的最后一道屏障，笔者希望，每个网民都要自律，每个网站都要自律，都不要挑战道德底线，更不要挑战法律底线，否则，法律必然会找上门来。
69名矿工获救：欣慰之余不忘反思在中央和河南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救援人员的日夜奋战下，至昨日12时45分，河南陕县支建矿透水事故中被困3天的69名矿工已全部安全升井。“这是近年来全国重大煤矿安全抢险最圆满最值得庆祝的一次”。的确值得祝贺，这种祝贺，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是人们发自心底的欣慰。当曾经的此起彼伏的矿难一次次冲撞人们的心理底线，人们对矿难的成功救援似乎失去了信心，而这次，当69名矿工兄弟从井下活着出来，似乎点燃了人们心里一度飘摇的希望之火———矿难是可怕的，但是，矿难不是绝望的。
我们注意到，在矿工被困的3天里，无数人尤其是无数的网民，一同为这69名矿工的生命担忧，为他们祈祷、祝福。这让我们相信，矿难并没让社会变得麻木，对于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仍然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事故的发生有其原因，事故的救援乃至成功，也同样有其必备的条件，它不是靠旁观者的情感倾注、也不仅仅靠救援力量的强大，当大自然以残酷的面目向人类发起进攻的时候，决定结果的恰恰是平时人类做了怎样的准备。
陕县矿难的化险为夷，或许为以后煤矿灾难的预防与救援提供了借鉴。
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向井下被困人员压风补充氧气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向被困矿工输送牛奶的方案也成功施行。“一堵、二排、三送氧气”的抢险救援方案，使得被困人员能够度过漫长的75小时。
不少人因而奇怪，为什么事故发生后，地面和地下能够保持联系，能够送水送食物？正像国家安监总局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王志坚所说的，“我们很幸运有一个压风管道可以利用，通信线路没有中断，这是历次救援都没有的。”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通道，给69名矿工以“生命脐带”。然而，这样的一个压风管道，不是天外神力，也不是陕县煤矿所独有，它事实上正是《煤矿安全装备基本要求》的法定要求。
当一个压风管道就为遇险的生命提供了必要的援助，那我们也应当反思为什么在更多的矿难中却鲜见它们发挥作用？毕竟，对于更多的矿难事故而言，成功的救援仍是多么难得。也正因此，我们固然可以为那些获救的矿工兄弟而欣慰，但却不得不为任何一起煤矿安全事故而揪心。因为对于煤矿安全，我们远没有到可以感到欣慰的时候。仅今年上半年以来———据国家安监总局7月10日公布的数据———全国煤矿事故遇难人数就达到1799人，其中重大事故遇难人数上升。安监总局局长赵铁锤同时表示，“当前煤矿安全生产仍然面临严峻形势”。
即以此次陕县事故为例，这次事故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人们注意到，陕县此次事故源于大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按照一位矿工的说法，“那场雨大得吓人，山谷里的石头都被洪水冲得翻滚起来，轰隆隆响，老远都能听到！”山洪既来，且其势若此，是不是应当及早停止生产，让矿工返回地面？对后来渗水到井下的铝土矿坑和矿井老巷，平时做过风险评估和防范吗？这些要求看起来有些“苛刻”，但是，面对生命，想到尽头，永远做最坏的打算往往是必须的。
69名矿工全部获救，我们松了一口气。为生命的平安而欣喜，并不意味着可以为全国的煤矿安全形势而欣喜。对于生命而言，任何一次成功的救援都值得为之付出最大欣慰。
而对于煤矿安全而言，任何一点的疏漏都应当做出最深刻的反思。如果说，陕县透水事故是一次对被困矿工全力施救、科学施救的成功之作，那么人们希望它不是孤例，有关方面应当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将其用于提高当下的煤矿安全状况，改进矿难救援机制，如此才能有利于扭转隐患重重、矿难频发的严峻形势。
人民时评：日本“天价舶来米”告诉我们什么？
2007年7月底，日本“越光”牌大米进入中国市场，每公斤售价高达99元。销售首日，北京、上海两地各售出两公斤装的日本大米300袋和500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河南原阳县农科所10年前，曾经引种过“越光”，由于其品质不如“黄金晴”而被淘汰。如今国产“黄金晴”的出口与国内售价仅为每公斤4元！
受到劳动力价格、进出口关税等因素影响，进口与国内产品存在差价并不奇怪。然而，一些本来质量平平的舶来货，却能在中国卖“天价”，就很耐人寻味了。
面对性价严重背离，有人会说，这是盲目消费、“崇洋媚外”。那么，许多“中国制造”在国外为何不会出现“雷同效果”？
身处全球经济整合时代，劳动力成本低、密集型加工、侧重规模效应，为“中国制造”赢得了重要发展席位。然而，世人也常常具有微妙的“比照心态”――发达国家科技实力强，标准与品质高，一分钱一分货；“中国制造”虽价廉物美，但属发展中水平，技术附加值低，缺乏“精品效应”。由此，我们的“初级”优势，面对高技术、专利化、品牌化的现代经营战略，时常不得不委身于利润分配链的底层。“中国八亿件衬衫换一架A380”令人心情复杂无奈，更让人忧心的是粗放式发展、“替他人做嫁衣”，中国消耗了大量能源、原材料，“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仿佛成为悖论怪圈。
当然，提升技术与品牌价值，带动促进国家形象，并非朝夕之功。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人口就业问题，也不允许跃进盲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效率配置，需要政府转变发展观念，明确规划目标，制定稳健的推进计划；需要民族企业长远的发展眼光，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更需要培养、引入能够在国际市场搏击的管理型人才。一些国家的经验还表明，某些“领头羊”企业、“拳头”产品在全球产业中的影响力、创造的财富价值，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中国不是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与产品，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王选院士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神舟飞船的尖端航天科技……或正在广泛应用、根植于世界，或仍具有极大的民用转化潜力。再加上海尔、联想、奇瑞等国内企业在海外打拼的良好示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除了强调自主创新，在知识与效率经济下，中国企业同样应该学习利用规则、“借力使力”。
全球竞争凭借实力与智慧，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打造中国的强势品牌，创造中国的核心技术，善于利用国内外的优势资源，才能不断激发、提升我们自己的潜能与实力。在对外输出物质产品的同时，我们还应在润雨细无声中，向世界传送中华民族的人文与思想内涵。“内外兼修”，软硬兼备，“中国制造”必将以更富活力与感召力的形象，赢得世人更为钦佩、信服的目光。
人民教育岂能崇权崇富河北省雄县二中录取新生竟看“出身”：公职人员家庭的学生可免试入学，其余学生则要依靠电脑随机抽取。好在当地有关部门在舆论监督下，及时拿出整改措施，该校校长也因违反了当地小学升初中“就近划片免试”入学规定受到了行政记过处分。
在录取新生中，还有一种看“出身”的现象也值得注意，比如去年有消息称，福建省漳州市出台文件，“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20分。此事一出，受到普遍质疑。不少人表示：这等于有钱就可以买分一样，很不公平。
从上述新闻不难看出，所谓录取新生先看家长“身份”，说白了就是随意改变招生政策，“招生天平”向权力和财富倾斜。其背后不仅隐含着一种歧视思想，更隐含着一种破坏教育公平的错误思维。这是对部分学生法定的公平受教育权利的蛮横剥夺。这种以父母身份分配教育资源的做法，无论是学校所为，还是地方所为，都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应当好好整治。
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含义就在于，把公平公正理念融入教育政策中。谁也没有权力更改这个原则，谁也没有权力拿优质教育资源当人情送，或用优质教育资源牟取不正当利益。
同时，就社会分层而言，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集体排他，二是个体排他。前者指，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将某个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于某种社会资源享有之外，使其难以摆脱原有社会地位而进入较高社会层面。后者指，在“上升”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是否能摆脱原有社会地位进入更高社会层面，主要取决于自身能力和自身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尤需要用个体排他取代集体排他。个体排他越通行，社会就越公平公正，也越有利于和谐。而教育公平，则是基础性的公平，对改善每个人的命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回顾近年来诸多新闻焦点便会发现，公共政策不公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教育领域，一些地方不时会冒出某个“土政策”，把享有优质教育资源演变成一种特权。这也启示我们，整治教育崇权崇富病，不能仅仅是对违规者作些处罚就了事，更应从源头上想办法，不让那些“土政策”出台。一个直接途径则是，凡事关公共政策，都应充分吸取公众意见，请公众为公共政策公正公平把关。（刘根生）
诤言的最高“奖赏”是宽容与其刻意设“诤言奖”，不如从领导做起，形成一个机制，精心营造一个宽容不同声音的环境
前不久，云南省政府将在全国首设“诤言奖”，最高设奖金5万元人民币，鼓励民众讲真话一事又成了焦点热议，一批“高论”、“剑论”也应景而生。
笔者看到，在围绕“诤言奖”而发出的众多时评中，贬褒的声音针锋相对，莫衷一是，正方观点认为，设诤言奖体现了为官者雅量；代表贬方面的观点则充满担忧：设诤言奖别成了“叶公好龙”、云南“诤言奖”勿成一场秀等。还有一些深度文章如《由“诤言政治”走向公共政治》也引发人们对社会政治形态的思索。
“诤言奖”之所以引发人们的兴趣，乃触动了官场及公众社会甚为关心的一个老话题：讲真话。或许是基于社会讲真话难而刻意设置“诤言奖”，或许是官员出于某种目的而推出“诤言奖”。依笔者之见，诤言最高“奖赏”不是金钱，而是宽容。
公民社会，公民是社会当中的一分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如何，与人们息息相关。良好的社会环境，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催生着人们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力量；反之，不良的社会风气会污染人们的灵魂，压抑着人们干事的积极性。为改变社会状况，许多志士仁人会发出呐喊，发出诤言。可以说，从进入公民社会以来，这种直指社会弊端陋习的诤言会伴随社会发展而至的。比如，“位卑未敢忘忧国”、“忠言逆耳利于行”、“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提倡讲真话应成为执政党的经常性要求。比如，在纪念中共成立8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就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重实际，讲实话，出实招，求实效。讲实话，也就是讲真话。因此，不必人为设什么“诤言奖”，更不必出巨资作诱导。
一些人对讲真话担忧，乃在于某些地方缺少了一种环境，这就是“宽容环境”。宽容是什么？对于官员而言，就是在人民内部或在党内对不同观点有宽容的雅量，地方官对批评自己的意见有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胸襟。应该说，不论在官场还是在社会，由于各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视角不同、水平经验不同，并非人人讲的话都正确，人人发出的批评意见都有道理。某些批评也确显情绪。面对这类声音，一触即跳会使声音窒息，使自己与公众隔阂开来。而“宽容”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使各种意见处于比较状态。比较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去伪存真、去假识真、逐步统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宽容是吸纳真知灼见的磁场。在这方面，上世纪80年代深圳蛇口有句话很有见地：我可以不赞成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官员有宽容的胸襟更是密切官民关系的内在条件。实践证明，一个闻过则喜的官员，耳边能经常听到真音，身边也会聚集一批敢讲真话的朋友。官员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时常警惕自己，处处防患于未然，减少走弯路避免犯错误也会成为事实。
因此，与其刻意设“诤言奖”，不如从领导干部自身做起，形成一个机制，精心营造一个宽容不同声音的环境更能牵动社会，牵动人心。（作者:亦 菲 作者系广东省恩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
人民日报评论员：让劳动者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８月４日至１２日，８００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齐聚北京、北戴河，游览参观、修养身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各方面代表最广泛、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劳模休养。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挥劳模的积极作用，热情关怀劳模的成长进步，关心劳模的生活和身体健康。组织劳模集中休养，通过参观访问、沟通交流、拓展训练，不仅使他们的身心得以休整，还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提高了素养。
我们的时代是崇尚劳动和创造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广大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公民的楷模。他们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立足平凡岗位创造不平凡业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广泛颂扬劳动模范突出业绩同时，出台提高劳模退休金、对劳模进行奖励、保障劳模就业、安排劳模体检和疗休养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劳动模范的待遇，都是完全应该的，是党和政府应尽的职责。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大劳模休养工作的力度，通过各种方式使他们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各级工会认真贯彻落实这一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大力弘扬伟大的劳模精神，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劳模、爱护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氛围，让包括劳动模范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生活有保障、身体更健康、精神更愉悦，是各级工会组织的重要职责，也是工会组织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岁月如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坚持发扬主人翁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埋头苦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伟大的劳模精神。在党和国家绵绵关爱之中，劳动模范和他们的伟大精神必将激励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为实现民族振兴、富国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新的篇章。
时评：死抱“黑色GDP”与“绿色GDP”难产死抱“黑色GDP”与“绿色GDP”难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追究“黑色GDP”，经济增长就掩盖了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且后患无穷；如果落实“绿色GDP”，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衡量标准就要改变。在发展和环保之间，我们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平衡。
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对11个省区的126个工业园区进行检查，发现占检查总数87%的110个园区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保等级和“三同时”不落实等环境违法问题。新华社就此报道说，“一些工业园区死抱‘黑色GDP’，一项项节能减排令在当地企业、政府的‘软执行’之下变成了纸上谈兵。”
“黑色GDP”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吃的是祖宗“遗产”，断的是子孙生路，其危害和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有人死抱不放呢？关键在于“抱”的人———某些为一己仕途不顾民生的官员，普通百姓是不会去“抱”的。以目前的科普水平，若说那些官员不懂得环保的重要，很难令人相信，起码他们知道自己和家人应该远离污染。但为官一任一方，就免不了政绩冲动，而有了GDP就有了“面子”，有了“政绩”，就可以坐稳“交椅”乃至升迁。这是死抱“黑色GDP”的要害所在。
由此想到难产的“绿色GDP”。去年，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曾联合发布了“2004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当时的数据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而公众期待的2005年度报告却遭遇阻力，被无限期推迟发布了。原因何在？因为“有些地方政府对公布本省的核算数据比较敏感”。有的地方甚至“谈绿色变”，更有省市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函，要求不公布核算结果。说到底，还是一个事关“面子”和“政绩”的问题。
死抱“黑色GDP”与“绿色GDP”难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追究“黑色GDP”，经济增长就掩盖了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且后患无穷；如果落实“绿色GDP”，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衡量标准就要改变。在发展和环保之间，我们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平衡。
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把我国每年因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去年则已经到了10%。据环境专家估算，如果把环境恶化的因素考虑在内，我国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2~3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最新的专家评估是，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其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扣除治污成本，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见8月3日《上海证券报》）。果真如此，实在令人痛心，也发人警醒。
环境与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发展观和执政理念问题。中央一再强调科学发展观，死抱“黑色GDP”者不仅不讲科学，而且近乎愚昧；中央一再强调以人为本，死抱“黑色GDP”者却以“官本”损害“民本”，不仅损害当世，而且祸及子孙，这样的人何以为官？“绿色GDP”能否公布可以暂且不论，是否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也可以再议，但“黑色GDP”必须尽快治理。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没有讨论、研究余地的。按照百姓的说法，先拿掉死抱“黑色GDP”者的乌纱，是个立竿见影的办法。(作者 工人日报评论员张刃）
新华时评：不要给“红色旅游”涂上迷信色彩新华网福州８月１６日电(新华社记者逯寒青)记者最近在闽西某革命老区采访时发现，有些导游在向游客讲解革命历史遗迹和文物时，喜欢添加各种“神秘色彩”：景点周围山势风水如何非同寻常、当年发生历史事件时如何天呈异象、当地与革命有关的奇异自然现象如何频频出现……把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夸张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显然与“红色旅游”的宗旨背道而驰。
近年来“红色旅游”之所以升温，是因为人们能够在游览革命老区自然风貌的同时，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体会革命者当年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在视觉之旅的同时陶冶情操，享受精神之旅。给“红色旅游”涂上迷信色彩，把革命老区“神秘化”，导致一些游客将信将疑，热衷谈论种种所谓的神秘现象，极端者则认为革命成功、伟人成就等都是天命所归，注定如此。对于利用假期游览革命圣地的青少年，这样的解说非但无助于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反而可能误导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不但不是什么天命所归，而且是在破除封建迷信中取得胜利的。给“红色旅游”资源涂抹迷信色彩，是对中国革命历史不负责任的错误做法，应当坚决纠正。
新华时评:行业组织不能干“欺行霸市”的蠢事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６日电（记者 张毅）７月下旬以来，方便面涨价风波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发展改革委根据群众投诉、举报和律师来函，对“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及相关企业涉嫌串通上调方便面价格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认定“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和相关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了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
目前，我国除１３种（类）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外，基本全部放开，由市场定价。方便面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企业有权自主决定。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企业有权自行决定提高价格。但企业调整价格必须符合价格法规定，严禁由行业组织牵头实施价格联盟，严禁企业之间采取相互串通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操纵市场价格。“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所作所为，致使部分地区不明真相的群众排队抢购方便面，严重扰乱了市场价格秩序，阻碍了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法律所不容许。
? 据了解，“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尚未取得合法地位，但此次事件对于各种行业组织都具有警醒意义。行业协会作为企业自愿加入的行业自律组织，理应发挥企业和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引导企业合法经营、正当竞争。
? 党中央、国务院对关系民生的食品涨价等问题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抑制价格上涨。目前，食品较快涨价的情况正在改善中。绝大多数行业组织和经营者是顾大局、识大体的。日前，广东、湖南等多个省市的行业组织联合发出倡议书，呼吁业内企业遵守价格法律、法规，严格自律，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合法利润。同时积极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化解成本上涨压力，维护价格稳定。不乘机牟取暴利，不短斤缺两、变相加价，恪守“信誉第一、诚实为本”的商业道德。
? 所有行业协会和企业经营者，都应该以“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做法为戒，正在酝酿串通涨价的要立即停止，已经有串通涨价苗头和行动的要主动纠正，立即停止执行。决不能再干“欺行霸市”的蠢事。
新华时评：为了绿水青山 不惜金山银山新华网贵阳８月１７日电(记者李忠将)１５日上午，两声巨响过后，坐落在贵阳市红枫湖旁的贵州华电清镇发电公司两座高大的烟囱轰然倒地，两台６.５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寿终正寝。为了维护红枫湖及其周边的良好生态，贵阳市此举付出了损失１亿多元的代价。但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得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大局面前，“宁可不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
对于贵州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来说，作出这样的抉择难能可贵。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算清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孰小孰大、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孰轻孰重这笔账。炸掉两个发电机组，换得一个青山绿水的红枫湖良好生态，造福百万贵阳市民，这不是一笔很合算的大账吗？
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地方仍算不清这笔账，或不愿这样算账。特别是经济欠发达、资源欠开发的中西部地区，仍热衷大上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为此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一些中西部地区近年来ＧＤＰ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以乱排乱放、乱开乱采的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让原本脆弱的生态日趋恶化。
我国东部地区在率先发展中曾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惨重代价。中西部地区能不能汲取东部发展中的教训，不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呢？能不能走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新发展道路呢？这对中西部地区是一道艰难的考题。但这是一道中西部必须拿出勇气去破解的考题，是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中应当用大决心、大智慧迈过的一道坎。
“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代价，实在得不偿失。在这方面，贵阳市有沉痛的教训。据测算，要彻底治理贵州水晶集团多年来排入贵阳市重要饮水源百花湖的汞污染，需要２０多亿元，而这笔钱竟是该集团按眼前纳税能力，用１００年才能实现的上交税收总额。
为了绿水青山，不惜放弃眼前的金山银山，贵阳市的做法和决心值得各地借鉴。其实，这样做，既是为了绿水青山，也是为了有更长远、更多造福百姓的“金山银山”。
人民时评：解决北京“首堵”，办法总比问题多
“如果减少100万辆车，北京的交通将会怎样？”这个让人有几分担心、几分好奇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8月17日至8月20日，北京市实行机动车单双号出行的交通限行措施，以检测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在４天测试期间，北京每天停驶机动车１３０万辆左右，占北京市机动车总数的１／３多，市民普遍感觉道路畅通了许多，出行时间也比平时节省了不少。
由此看来，困扰北京多年的交通拥堵问题，虽是顽症，却不是无药可医的“绝症”。这场“全城总动员”式的大试验充分地说明，解决北京的“首堵”痼疾，是大有希望的。
对于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北京来说，最让人焦心的，不仅仅是空气污染，还有常常“梗阻”、不时“瘫痪”的交通。为了改善北京交通，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北京市曾尝试单位错峰上下班、号召市民“少开一天车”的办法，让北京市民感受到“一路畅通”带来的快乐，也为“单双号出行”的大试验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交通便捷、顺畅，是城市道路、城市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也是市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于饱受“堵车”之苦的千万北京市民来说，出行不便、道路拥堵严重地降低了北京的城市竞争力，极大地消减着市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改善空气质量、改善交通状况的新路径、新办法，探索提高城市管理水准的长效机制，不仅为了给世界一个“精彩”的奥运会，也为了解决千万北京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出行难题；不仅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能行、给中国争光添彩，更为了通过奥运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指数，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
对有上千万人口的“巨无霸”城市来说，进行一次涉及300万辆私家车的大试验，要有很大的魄力和勇气，要冒很大的风险。正因为这样，北京市的这次测试才慎之又慎,不仅报经国务院批准，还做了增加公交车等较为周密的准备；不仅广泛宣传这次试验的意义和方法，还“恳请”市民配合测试、充分地尊重民情民意。从这些宝贵的探索和尝试中，人们看到了北京市政府解决交通“顽症”的决心和信心，也体验到政府部门和市民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北京奥运会渐行渐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不仅关心奥运，不仅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充满关切，也对上学贵、看病贵、房价高等民生问题事事关心。像交通问题一样，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痼疾，有很大的难度和很多具体的困难，将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的政府和官员下决心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就一定能找到更多、更好的解决办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市单双号出行的探索和尝试，是一个好的开始；北京举办奥运会，是一个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新契机。
评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日报8月22日评论员文章：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一谈认清形势?振奋精神
我们发展的道路很不平坦，发展的成绩很不平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十七大的日子里，回首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这些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有效抑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五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一个新台阶。这些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团结奋斗的壮志豪情，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坚定信念。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国民经济朝着又好又快发展的方向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发展方式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
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三农”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粮食生产连续三年保持增长。工业结构继续升级，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不断扩大。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作用，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第三产业稳步发展，消费增长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减排大力推进。国家出台了多项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去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实现了三年来的首次由升转降，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2.8%。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经济效益继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持续增长，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加，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2002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70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476元增加到3587元。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针对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党中央、国务院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适时调控，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经济连续几年保持了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态势。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任务。目前，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社会发展滞后的制约。发展中的问题正在科学发展中逐步解决。实践证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我国国民经济就必定能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有多少官员开博客雇了“枪手”
眼下，不少官员开起了博客。我熟知的一些官员纷纷开博，有的是他们主动向我“报喜”，有的是网上不期而遇。尤其是在8月14日《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官员博客’最集中的城市”江苏宿迁市“已有81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开设博客，写作博客1700多篇，访问量达76万人次”的消息，更是兴奋。
官员热心博客，做做读书笔记，写写学习心得，总结总结经验，抒发抒发内心情感，都有利无弊。而且，官员们把更多的心思、时间花在写博客上，自然其花在酒场、舞场、麻将场、沐浴场的时间会少些。
然而，近来偶然遇到的两件事情让我的看法发生了逆转。一是，一天晚上，我与一官员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也开博了，并告知了网址。饭罢回家上网一看，他当晚竟然上了一篇博文，不过让我疑惑的是，上帖的时间我们还正在碰杯呢。打电话询问后得知，他专门雇佣了一个博客“枪手”，其20多篇博客全部是他雇佣“枪手”的“功劳”；二是，某市一个文友来电说，他们那里官员开博蔚然成风，开博成了与时俱进、紧跟潮流的表现，各个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几乎一夜之间都“博”起来了，不过，他们的博客没几个是自己写的，大都雇佣了“枪手”。
这两件事给我的感觉就像吞下一个苍蝇，对官员开博的好感一下子下降一大块。
再好的东西，一假就没有意义了。官员开博也是这样。一边博客频发，一边酒场、舞场、麻将场、沐浴场上，该怎么“赶场”还怎么“赶场”，这样开博客的官员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这和雇人代笔撰文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的性质有什么两样？
博客，乃个人网络空间。官员开博与否，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不涉及先进与后进，更与“政绩”等风马牛不相及。谁想开谁就开，谁不想开完全可以不开，既不应勉为其难，也不宜强求一律，更无必要动员、号召之类。
但是，对于雇佣“枪手”写博客的官员则另当别论。说轻了，是弄虚作假，说重了，有些欺世盗名。这样的官员，为人的品质令人怀疑，为官的品质同样令人怀疑。（江苏南京 石飞）
新华时评：节能减排不容“做假账”
资料图片:国务院下发通知进一步明确节能减排目标。新华社发
新华网贵阳８月２３日电（记者赵鹏、刘文国）,到目前为止，全国仍有７个省小火电机组一台未关，个别省甚至还把以前已经关停的小机组拿来充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局长赵小平在近日于贵阳召开的南方地区电力工业上大压小工作会议上透露的这一消息令人担忧。
据测算，我国现有的小火电机组发同样的电，要比大机组多耗煤３０％至５０％，排出污染物相应增多。按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是中央确定的节能减排重要举措之一。为什么有的地方关停小火电迟迟不按“规定动作”办，甚至不惜造假应付呢？无非是打了地方利益的“小算盘”，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为了地方的“钱袋子”，不顾节能减排的全盘大局。这些地方的领导同志，患上了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症”，没有科学发展的长远眼光。
其实，在落实节能减排问题上，不仅在关停小火电项目上有的地方拖拉观望，还有的地方对那些按政策应当关停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往往“慈悲为怀”，有袒护掩饰之意，无坚决关停之心。淮河流域投入巨资治污，而沿淮企业排污量不降反增，难道与沿淮某些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庇护没有关系吗？云南８０多亿元治理滇池污染而效果不显，对污染企业的惩处又有几何呢？如果各地都这样打自己的“小九九”，甚至不惜“做假账”虚与应付，共和国还能留得住几多蓝天碧水呢？节能减排的重任何时能够实现呢？
当然，个别地方在节能减排问题上敢于“做假账”，也说明落实节能减排任务的监督管理制度仍有待完善。只有让“做假账”者受到惩罚，才不会有哪个地方敢冒风险。
本月１５日，贵阳市两台６．５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的烟囱在爆破声中轰然倒地，尽管此举损失１亿多元，地方财政要减少一笔可观收入，但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值。”落实节能减排的重任，这种“壮士断腕”的行动值得肯定，那些“做假账”者也应严肃查处。
民众感觉与平均数字为何“不搭调”
平均工资水平、平均房价、平均……
平均增长≠社会总福利增加 （资料图片）
“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水平，在我们单位要副主任医师才有可能达到。医生在这里属于收入中等偏上的职业，我们都达不到，低收入家庭就更别提了。”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上半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云南一所医院的陈大夫觉得有些疑惑。
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组数据信息：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99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5%。据全国5.9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52元，同比增长1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2%。
“数据让人看了觉得不够真实，有些不舒服。”陈大夫向记者透露，她每月从单位获得的收入不到1500元。如果仅算基本工资的话，更是不到1000元。刚进单位的大学本科生，每月工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而她自己已经有了29年工龄，并且有医师职称。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小王同样感到不解。单位人事部门通知今年加薪，可是小王拿着7月份的工资条，怎么算，增加的那部分也不到10%。“看来我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增幅水平。”他自嘲说。
跟陈大夫和小王一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刚刚发布，就引发了很多普通市民的疑惑。很多网友留言认为，采用平均数进行统计，不能代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工资水平。在质疑的同时，一些网友也理性地提出，希望了解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可支配收入到底包括多大范围，这个统计结果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的方法算出来的。
平均工资是不是基本工资
“全国城镇在岗职工？那么大量不在岗的工人是多少工资呢，统计过吗？”这是一位网友看了统计结果后的评论。什么是平均工资，什么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岗职工的范围是什么？基本概念不清楚，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感觉。
职工平均工资是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它表明一定时期职工工资收入的高低程度，是反映职工工资水平的主要指标。这是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关于职工平均工资这一指标的解释。
记者拨打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资料馆统计信息咨询电话，得到的解释是：这个货币工资所指的范围，不仅包括职工的基本工资，还包括在单位获得的各种奖金、津贴、补贴等其他收入。
曾经有一位北京的工人将电话打到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工资社会保障处，反映自己的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差距太大。工资社会保障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问他，你一个月工资还不到2000元吗？“这个打进电话的人马上不说话了。很多质疑平均工资统计数据的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只看基本工资，不计算各种津贴和奖金。”这位工作人员说。
国家统计局咨询人员告诉记者，所谓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了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它不单指职工个人的实际收入，而是包括每个家庭成员，是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家庭成员平均摊下来的数字。家里已经退休的老人或者没有收入的小孩，都要作为分母加在一起，最后得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一般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平均工资。
在统计城镇居民平均工资的时候，外来从业者、签约制的员工也属于在岗职工这个体系吗？国家统计局咨询人员的解释是，这些人都包括在内，比如企业雇用的临时工。
统计结果如何得出
“我和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不知统计局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一些网民质疑统计部门收集数据的合理性。这些网民无法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中，获知统计部门的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除了最后的统计结果外，对其他的信息，包括调查过程、样本分布、计算方法等都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对于这一点，不仅是像陈大夫这样的普通市民，很多经济学家也不甚明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组数据，没多少实际意义，有粉饰太平的嫌疑。“北京一重点高中的高级教师林女士甚至担心，统计部门公布这样的数据会影响国家决策部门的政策制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表示，与过去的GDP统计不同，在平均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方面，地方政府和统计部门应该不存在造假的利益驱动。另外，由于样本数达5万多份，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样本数量很大，存在偏差的可能性也不大。
“是不是东部发达地区工资收入水平高，尤其是东部三大直辖市的高工资水平拉高了全国的平均数？”这位经济学家揣测。
“垄断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是一般人工资收入的好几倍，是不是这些人的工资收入拉高了平均数？”有舆论认为，垄断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咨询人员的解释，平均工资这个调查项目是经过各抽样单位的报表报上去，由城调队通过调查获得的，而不是如同各方猜测的那样。
而可支配收入调查的样本确定，采用的是等距离均匀分布的方法。在抽取样本的过程中，根据人口来做一个“等距”。比如四川省人口多，采样就多一些。而具体结果的计算，是先根据职工人数的相对比例加权，再除以总的调查样本数。
上述经济学家的猜测，在国家统计局电话咨询获得的数据中得到了证实。数据显示，2006年，北京市职工部分行业年度平均工资是34191元，而云南省的统计数据仅为16140元，不及北京市的二分之一。全国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18364元，云南省的平均工资要比全国的平均工资低。
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在电话咨询中表示，除了地区的因素之外，各行业之间，各种不同的阶层之间，员工和管理层之间，工资水平都有差异。比如，外资和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而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较低。
“平均工资掩盖了这种差异，公众不能只从平均工资来看自己的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咨询人员说。
如何看待平均数
不仅仅是平均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近年来，对统计部门公布的城市平均房价等一系列和民生相关的平均数，都有公众提出了质疑。统计数据和民众的感受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
“如果只能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工资水平，无疑只能用平均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高敏雪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但她同时指出，平均数的确也会掩盖一些差异，从统计学角度讲，这是任何平均数统计都会存在的问题。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之所以统计数据和民众感觉“不搭调”，根本原因还在于目前统计的职能，尚未从仅仅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转向同时为市场主体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计承担着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的任务，数据往往离民生较远，而且显得粗放。
包括胡祖六等人在内的很多知名经济学家，经常在公开场合抱怨一些统计数据不够精细和全面。一些外资企业高管则抱怨，缺乏统计数据导致他们难以作出准确投资决策。
“统计部门有义务让老百姓了解跟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具体情况。统计部门应该相应作出调整，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更贴近公众的需求。”高敏雪教授说。
她表示，人们从单位以外获得的收入，比如财产收入、银行利息等，都未计入平均工资内。尽管对60%至70%的人来说，目前工薪收入仍然是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仅用工薪指标已经很难反映人们的收入情况了。
高敏雪教授认为，在如今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面对公众，统计部门要描述清楚收入情况，还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把各地区、各行业的数据分别统计出来。
这位统计学专家建议，统计部门不能只简单公布一个平均数，应在此基础上多公布一些能表现出差异的概念，比如低收入段平均数、高收入段平均数。“或者把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这样的极值公布出来，让公众知道这种差异。”她说。
高敏雪教授认为，今后在统计时，应该逐渐将指标从原来的在岗职工工资，扩展到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这样一个更为宽泛的指标和概念，将不属于正式职工的那部分人包括进来。另外，还应将劳动报酬根据不同行业的报酬性质进行分类公布，比如区别出工资和薪金，工资针对蓝领，薪金针对白领，以区别反映不同收入层的情况。
“统计部门只要将指标制定得更贴近现实，数据统计得更准确，这项职能是可以发挥好的。”不过，高敏雪教授也指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太快，统计部门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新形势。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工资社会保障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家统计局正着手改变固有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我们计划把私营个体企业和城镇单位分开。”她告诉记者，今后有望公布两个有关平均工资水平的统计数据，一个是以国有为主的城镇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一个是私营个体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实习生 夏航阳 本报记者 程刚）
学者观察：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代价可以减轻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关键所在（资料图片）
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过的每个自然阶段，是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果，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是社会发展无法避免的成本，只能力求将其降到最低限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世界工业化历史看，工业化是物质生产方式根本性的转换过程，是以现代技术全面装备生产流程的产业革命，其结果既有极大提高生产率的积极效应，也有全面冲击社会形态和自然生态的负面效应。就负面效应而言，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大量工业废气、废物的排放和资源消耗，污染空气、水源等自然环境。英国伦敦在１９世纪７０至９０年代的三次弥天毒雾，使近２０００人中毒死亡。二是人口大量迁移，重组社会阶层结构。大量农民进城就业，形成受雇于资本的产业大军。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工人寿命很短，１９世纪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１７岁。三是社会经济的自然循环遭到破坏。最典型的是农业经济循环系统被破坏。一方面，土地肥力被掠夺，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土地板结，并消灭了病虫害的天敌；另一方面，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他们取之于土地的衣食被消费后，所产生的废料不能再回到土地，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系统遭破坏。这便是工业化过程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带有普遍性。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的过程也是痛苦的过程。
这是长沙浏阳市北盛镇一处接近干涸的水库（8月6日摄）。进入7月份以来，由于持续高温少雨，湖南长沙市出现50年一遇特大干旱。目前，全市共有111个乡镇受旱，16.27万人出现饮水困难。全市水利工程蓄水量为4.20亿立方米，比2006年同期少蓄10.76亿立方米，不足正常年份的30％，另有245座小型水库、6.4万处山塘干涸，748条溪河断流。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我国工业化过程也是必经的自然过程，所不同的是条件已有利得多，既有发达国家先行的经验可借鉴，又有现代信息与科学技术可采用，更有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相当的物质基础作保证，因而不必沿袭西方国家的老路，能够走自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也不能因此就绝对化，要求每个经济体特别是民营经济体时时处处都走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不付出一点社会成本。我国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业基础薄弱，区域经济很不平衡；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还不长，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国家经济总量虽提升很快，但人均收入还在世界百名之外，因而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一点磨难和痛苦是不现实的。有江河污染、湖泊减少、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现象发生，虽令人痛心，但也不必大惊小怪。总的看，应该说我们走的还是新型工业化路子，没有偏离这个总目标，损失要比老工业化路子的代价小得多。我们应当有正视和克服工业化困难的勇气，同时也要继续奋进，使工业化这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尽可能缩短，减轻分娩的痛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最根本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发展就不能保证和扩大就业，就不能增加收入，也就会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因此，要促使更多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加入到新型工业化行列中来，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总量和社会就业总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有相匹配的条件。首要条件是思想科学化，增强科学意识和丰富科学知识；其次是要有科学发展能力，也就是要有实现科学发展所必需的科技和物质力量。不可否认，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问题比较集中地存在于民营企业，特别是在江湖污染、生态破坏方面，民营企业是主要源头。因为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技术装备比较差，私心利欲一般又强过其科学意识和社会责任。但民营企业是我国工业化的主力军之一，除了对少数严重违规违法的企业必须依法严惩，对其应积极引导和扶持，促使其规范化、现代化。厦门大学教授 胡培兆
如何平衡垄断利润与公众利益
●中国移动公布了上半年的利润，其每天两个亿的利润引发了社会热议。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降低垄断企业的利润并转为对消费者的降价；作为企业，通过优质服务得到高利润的投资回报，又是企业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两者之间在垄断的市场中是有直接矛盾的，如果没有科学的公共政策加以规范，公众的社会福利就可能与政府的努力背道而驰，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亏损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而利润丰厚的公共产品使公众除了为高价埋单别无选择
●在当前价格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中，政府许可公共产品或垄断产品的定价，及由此及彼的利润信息对公众的宣告，具有特别的民计民生含义。定价合理与成本信息真实性应当是公共产品生产者的特许义务，任何误导行业成本信息的数据与行为都是违背特许义务的。成本真实性要保证在准确性基础上的真实披露。公共政策须保证成本信息真实公平的实现
●在许多地方，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生产投资者的传统角色尚在，成本上升也符合地方政府的管理部门作为投资者与生产者的自身利益。成本上升，价格提高，政府补贴下降，间接增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盘子，赢利的公用事业也得以作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些都是地方政府业绩评价中得分的指标。然而即使这样，作为公众的消费者获得公平正义的产品供给的利益，还是高于其由政府代表作为投资者的利润回报，两者比较，公共政策的选择应当保证前者
中国移动公布了上半年的利润，其每天两个亿的利润引发了社会热议，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降低垄断企业的利润并转为对消费者的降价；作为企业，通过优质服务得到高利润的投资回报，又是企业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两者之间在垄断的市场中是有直接矛盾的，如果没有科学的公共政策加以规范，公众的社会福利就可能与政府的努力背道而驰，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亏损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而利润丰厚的公共产品使公众除了为高价埋单别无选择。
当然，中国移动的服务是有一定的竞争对手的，只是因为几家垄断并且由政府特许牌照而显现出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其服务价格又如同医院、煤气公司那样受政府部门批准。由此而来的垄断利润与公众利益矛盾的直接对抗点乃是价格，那么，我们又该有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规范这一类价格呢？在当前价格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中，政府许可公共产品或垄断产品的定价，及由此及彼的利润信息对公众的宣告，具有特别的民计民生含义。
查看报端，公众要求垄断企业降价的一个重要原因跃然纸上：公众不能认同企业的定价基础，即因为不能掌握垄断企业行业生产成本的真实信息，从而对定价理由严重置疑；以至于公众从垄断行业职工待遇过高的媒体披露中，推断垄断行业生产成本膨胀的不合理性。鉴于此，国家发改委从2006年接连出台了多个文件，规范公共产品的成本核算与披露行为，在2006年初发布了《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接着就部分行业的成本监审办法征求全社会意见，发布了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定价、物业服务定价、城市供水定价、高中教育定价的成本监审办法之征求意见稿。至此，公共产品及部分特许垄断产品行业成本信息的形成与发布不再单由企业控制，政府代表公众对其成本核算及信息获取负责的进程已经开始，但是，与当前公众对垄断产品的价格意见对比来看，相关的公共政策的细化与执行距离社会安定和谐的要求相距甚远。
首先，是否要公布政府特许的垄断企业的行业产品成本？
当面对公众质疑其定价合理性时，垄断企业常常提出的反问是：商品成本是商家秘密，为何要公开？固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商品成本并不能影响价格，而只是会影响企业各自的竞争力，因而在市场竞争中，成本如何构成及成本多少就成为了商业秘密。另一方面，老百姓进入商场买东西时，并不关心商家的制造成本，而只关注商品的性能与价格，此时，商品成本就没有被告知消费者的必要。
然而当企业居于政府特许的垄断地位时，比如一个城市或特定区域中的通信电力供水供气等公共产品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供应商，消费者并没有依靠价格来选择公共产品的可能，也不可能因为价格高就不消费，这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往往是人人必需品。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政府一般采取的是特许经营，商家在取得垄断地位的同时，必须保证按政府制定的价格提供给公众足够的公共产品。此时，一个垄断企业或几个垄断企业形成的行业成本信息之所以要被披露，是因为成本信息是政府制定价格的基础，即成本加适当利润构成公共产品的价格。
其次，定价合理与成本信息真实性应当是公共产品生产者的特许义务，任何误导行业成本信息的数据与行为都是违背特许义务的。成本信息的准确与真实关系到企业收入、消费者支出及政府补贴等利益问题，其基础是执行统一规范的会计制度的技术性问题。成本真实性首先要以准确性为前提，丧失准确性的成本信息，即使真实披露，也是误导政府和消费者的，同时也是企业管理混乱的表征。成本真实性要保证在准确性基础上的真实披露。如果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篡改账目，或者搞几本账，用假账来对付消费者与政府部门，那就是道德与法律范畴要给以制约的问题。
第三，公共政策须保证成本信息真实公平的实现。现实中，对成本信息真实性的破坏还是有着比较强烈的诱发动因的。公共产品价格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模式，客观上存在着成本被操纵、成本信息被屏蔽的厂方动因。如，一个直接获取高额利润的方法就是虚报成本从而抬高行业产品定价。再如，公共政策中约定了价格上涨的前提是成本的不断上扬，垄断企业就有把各种不合理费用纳入行业成本信息的动力，形成成本推动价格，价格带来利润，利润又支撑成本扩张的反复过程。如果没有可行的公共政策保障，公众将不得不接受垄断行业中各种生产要素的高成本，使政府价格决策的基础来自不公允的成本核算。
第四，成本真实的义务应当有法律保障。既然是被特许方的要约义务，公共产品成本信息的真实披露就需要法律给以约束，以保证消费者委托厂商生产的委托代理关系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执行。厂商接受政府许可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就意味着厂商已经接受了关于公共产品成本价格等要素的约定，不可以在成本信息上进行操纵或屏蔽。
第五，政府的受托责任应在成本监管中实现。从特许经营的授权来源看，公共产品成本监审是地方政府的受托责任与行政作为。在公共产品的定价过程中，地方政府并不只是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价格仲裁者，而首先是消费者的受托者，因为公共产品生产销售的前提是消费者委托政府给予厂商经营特许权。
在许多地方，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生产投资者的传统角色尚在，成本上升也符合地方政府的管理部门作为投资者与生产者的自身利益。成本上升，价格提高，政府补贴下降，间接增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盘子，赢利的公用事业也得以作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些都是地方政府业绩评价中得分的指标。然而即使这样，作为公众的消费者获得公平正义的产品供给的利益，还是高于其由政府代表作为投资者的利润回报，两者比较，公共政策的选择应当保证前者。政府的受托责任也应该是力求对前者的尽职，即垄断性公共产品行业成本信息须向全社会充分披露。
在真实的行业成本信息支持下政府特许的价格，包含了公众对垄断企业利润的认可，这样的利润是对投资者合理回报的权利约定，也是对经营者劳动的合约遵从，消费者可以心平气和地放行，政府、企业、公众都将成为社会和谐的参与者、贡献者。（周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时评：贪官抄袭悔过书根源在官话套话传统
安徽厅级贪官涉嫌抄袭悔过书 图/高赞民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涉嫌贪污、受贿案日前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长达4页的悔过书，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然而，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2007年5月29日《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多有类同，有好几处几乎是原文照抄！(《检察日报》9月4日)
犯了那么多法、贪了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坏事，竟然最后连站在被告席上几句对人民的忏悔也抄袭别人的，贪官这种荒唐、可笑、可鄙的虚情忏悔表演立刻激起舆论激烈的批判。
有人批评说，连忏悔都抄袭，这说明贪官的忏悔极不真诚——指望贪官有真诚的忏悔？这种期待未免太天真了。说实话，无论贪官如何老泪纵横，如何捶足顿胸，如何解剖自己，我从未相信过他们忏悔的真诚。中国本身就缺乏忏悔的传统和文化习惯，缺乏宗教感、神秘感和敬畏意识的“忏悔”，不过是一种形而下的自责和自贬，一种乞求谅解的姿态。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老泪纵横的忏悔，不过是为得到宽大处理而装出的一种姿态，所谓的认错，不过是东窗事发后的一种道德投机。忏悔这张画皮后的灵魂之中，包藏的不是对党性、真理和阳光的敬畏，而是对刑场和死亡的恐惧，是恐惧死亡、恐惧牢狱、恐惧刑罚而做出的“伪忏悔”。
有人批评说，问题可能不在忏悔书的抄袭，而在于贪官腐败路径的千篇一律，忏悔自然也就大同小异了，无非是“法制观念淡薄”、“忽视了世界观改造”、“在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我伸出了不该伸的手”、“忘记了自己是个党员领导干部”之类——这个角度的批评有点靠谱。确实，那些贪官的贪腐之路如出一辙，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有新意的忏悔书来？
中国某些领域的腐败所以如此严重，并非缺乏什么花哨和高深的制度创新，而是缺少对一些基本的制度架构，缺乏对“公权集中必然导致腐败”这个常识起码的尊重，缺乏分散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权力的基本安排。如此，贪官的腐败手段和堕落路径也就不会有什么新意了，情节非常简单，原因大都一样。去年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发表演讲称，目前中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业特点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等行业和部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种腐败路数还用得着经验来总结吗？有了某地交通厅长连续三任情节相同的前腐后继，他们的忏悔书哪能不一样。说安徽贪官张绍仓抄了四川贪官朱福忠的，还不知道朱福忠抄的谁的？腐败可以复制，忏悔书也就可以复制了。
贪官忏悔书互相抄袭，我想问题根本还不在腐败趋同上，而在于官话套话的传统。说贪官忏悔互相抄袭，想想看，不少未落马官员的各种讲话不也在互相抄袭吗，官话套话车轱辘话就那些，不抄也难。想想这些年流行的那些贪官忏悔书，从李纪周的“这些年来由于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到胡长清的“根本没有认真领会中央领导许多重要指示”，再到李真的“忽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使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这哪里是在忏悔，分明是在主席台上向下级做报告，延续着他们在位时讲话的官话套话风格，延续着那种居高临下指示的感觉，于是就有了一套“地狱门前官话”的忏悔体。
官话套话就那么多，大家都得忏悔，大家都想借忏悔减刑，于是看起来就好像是互相抄袭的了。
明明是地狱门前的官话套话，明明是虚情假意的东西，明明是互相抄袭，可有些地方竟然真把贪官的忏悔当回事，把它拿出来当反腐教材预防犯罪：将贪官们落网后的忏悔书编订成册，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内部教材在广大干部中分发传阅，以思想教育反腐。现在看来，这种手段，实在太过善良。（曹林）
多一些“仰望星空”?少一点“关心脚下”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诗作《仰望星空》。温总理在题记中写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开学之际，温总理发表诗作，寄语学子，其中深意值得我们反复体味。我想，“仰望星空”，就是追随“那无穷的真理”，就是热爱“那凛然的正义”，就是让心灵栖息于“那博大的胸怀”，就是让“那永恒的炽热”燃起“希望的烈焰”。理想，信仰，责任，热忱……这些只有在人们“仰望星空”时，才能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莘莘学子乃民族之未来，自当多多“仰望星空”，勇敢承担起民族和国家赋予的使命。
这两天，各地高校陆续开学，新生的到来让校园一下子活跃起来，那年轻的笑脸，那蓬勃的青春，让人羡慕不已。然而，媒体的另外一些报道却让人感觉到一丝隐忧——不少学生太“关心脚下的事情”了。比如，有的在开学之前，便在家长的带领下，会见相关人士，打造人脉关系；有的则由父母托关系，希望在一些学校组织中任个“一官半职”；还有的提出了许多“切中要害”的问题：校团委和学生会哪个更有前途，哪个老师给的分数高，评奖学金是看成绩还是看混得好，如此等等。这些新生的“成熟”，出人意料，甚至有点令人不寒而栗。他们似乎看不见“星空”有多么美，而只关心“脚下”的位置是否踏实；抑或即使有人告诉他们“星空”有多么美，也激不起他们太多的热情。这无疑应该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关注。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社会之中出现的急功近利的心态、老于世故的处事方法以及庸俗的人生观念，如何就轻易地传染给了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家庭、学校的教育方式本身是否就剥夺了年轻人“仰望星空”的权利？一些教育制度的设计是否太专注于“脚下的事情”，而令人无暇“仰望星空”？年轻人的成熟有一个过程。但当这种“成熟”来得过早时，社会应当警惕。无法想象，如果连稚嫩的小学生都互相交换名片，论资排辈，花钱雇佣“跟班”时，人们还能为他们的“懂事”而沾沾自喜吗？一个人的所谓“社会化”，并不是“庸俗化”，而是他的心智真正健康、成熟，适应社会的发展。
“星空”是美丽的，需要我们真正静下心来仰望。也许，我们脚下的事情很多很多，但这样的事情做得再多也代替不了对“星空”的仰望。衷心希望我们的学子乃至整个社会，都能够多多“仰望星空”。（钟一苇）
冰点时评：用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补偿民生
图表：我国当前副食品价格有关情况 新华社发
物价依然在上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毕井泉近日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有可能高于7月。而7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5．6％，涨幅创下1997年3月以来的新高。
另外，毕井泉还透露，截止到8月底，36个大中城市猪肉（精瘦肉）价格同比上涨70.3％；8月份部分粮食价格环比7月份也略有上涨。
从今年前7个月的物价涨幅来看，虽然食品价格上涨在其中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就此而言，目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3．5％的涨幅还是超出了年初的预期，给民众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和困难群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可以预计的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物价上升的长期通道中。当前，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缓解物价上涨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基本属于应急型的，只能解困于一时，无法应对物价长期上升的趋势。因此，必须探索一种机制，当物价上升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时，能够自动熨平这种影响。而从目前来看，从垄断企业的超额所得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民生，我认为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垄断总是以剥夺消费者剩余因而是以国民福利的受损为代价的，中国的垄断更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垄断一般是行政垄断，垄断行业和企业的超额利润并不是靠其劳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多半是因为拥有资源和政策性提价，但由此形成的超额利润也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或福利。近年来，很多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根据中石油的半年报，今年上半年中石油股份公司职工工资增涨了三成。因此，垄断企业应该拿出自己的部分超额利润回报社会，为国家纾解困难群体的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垄断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也有能力这么做。刚刚揭晓的中国企业500强显示，国企占到500强企业近七成的比例，其营业收入占去年GDP的比例高达75％，其中前10名垄断国企的营业收入约4．5万亿元，占去年GDP的比例超过1／5，单中石化一家，营业收入就高达1．064万亿元，占去年GDP的比例超过1／20。
但是，垄断企业自己不会这么做，这就必须利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建立一种机制，将垄断企业的超额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转移支付。具体来说，可以从垄断性、资源性行业政策性提价和政策性加价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中，提取价格调节基金，专项用于对受价格改革影响较大的低收入群众和弱势行业实施价格补贴。这项制度建立后，不仅仅只针对物价上涨，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形成一种“价格调整、利益调节、合理补偿三位一体的价格改革良性循环机制”。其实，一些省份比如山东，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利用垄断超额利润进行价格补贴。当然，这不意味着垄断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就合理合法，更不意味着垄断不需要打破，而是在现实条件下的一种有益选择。
必须看到，垄断补贴低收入群体，只是缓解中国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应对持续的物价上涨的一种方式。对困难群体而言，更为基本的，是要有稳定的就业，并提高其工资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除此外，再分配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逐步提高垄断企业上缴利润给国家的比例，并建立国企向国家分红制度。这不仅可以强制分享垄断利润与垄断利益，也为再分配体制的建立提供“源头之水”。通过再分配体制，把垄断企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使之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向改善公共服务倾斜，从而，惠及全民。
月饼抵工资?农民工咽得下吗？
漫画：李晓宜
中秋节将至，很多单位会给职工发月饼，在河北省会长安区一建筑工地上辛苦工作了几个月的农民工们也领到了几张月饼票，但月饼并不是作为福利，而是用来代替工资的。(9月6日《燕赵都市报》)
农民工权益受侵犯，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在中秋来临之前，河北省会这家工程建筑公司给农民工发月饼，好像充满温情和关心，但以月饼抵工资，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种“好心”让人难以接受。
我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以月饼抵工资，显然是违反《劳动法》和劳动监察有关条例规定的。
再就是，农民工需要吃那么多、那么贵的月饼吗？据悉，这家建筑公司给每位农民工发了5盒月饼，每盒抵418元工资。农民工多为单身汉，中秋节也未必回家，这5盒月饼怎么消化是个大问题。对一般城市家庭来说，吃月饼也许是很自然的事，可对广大农民工来说，由于收入低，吃月饼仍然是项不菲的消费，需要精打细算。而每盒月饼的价格是418元，价格这样高的月饼，农民工能吃得起、咽得下吗？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理应受到尊重和关爱。但遗憾的是，农民工权益受损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屡屡发生，以月饼等物品抵工资就是常见的侵权形式。对于这种明显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劳动监察部门不应坐视，应该主动负起监察责任，为农民工讨回公道。（孙仲）
改改“预约式”检查时下，各种检查考核活动众多，关于在检查考核活动中弄虚作假的报道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弄虚作假者目的不外乎两条：或为了骗取政绩，或为了敷衍过关。凡此种种，除了主观上有弄虚作假之心外，还与客观上有弄虚作假的时间要件，即上级有关部门“检查”未动、“招呼”先行有关。一些官员们为了显示对所检查考核工作的“重视”，免不了要借机造势，提前“预约”，进行轰轰烈烈的“大检查”，以求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
这种“预约式”检查，看似节省了检查时间，加快了检查进度，但明显弊大于利。因为有足够的“时间差”，这就给工作不实、问题多多的单位提供了弄虚作假的机会。时下，一些地方的领导不太注重“平时”的基础性工作，却很擅长“迎检”之类的活动。当上级检查搞“突击”时，下级也就只能以“突击”应对；你只看“局部”，我就给你看“局部”；你只看“一时”，我就给你看“一时”。在经过精心准备后，一切不合规定的地方都被安排整理得妥妥帖帖、天衣无缝，检查考核组看到的往往是经过精心安排与打扮的场面。就这样，上边一次次检查，下边一次次作假，诚实善良的人们无不切齿痛恨。
上级部门对下级单位进行检查考核，目的在于对基层进行监督和指导，帮助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而，由于“如此这般”，便走了过场。像这样的检查考核，不仅达不到推动工作的目的，还助长了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败坏了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其危害远远不止于检查本身的形式主义与劳民伤财。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实行的以“预约式”为主的检查考核确有改进的必要。
建议有关部门在检查考核时，取消“预约”式的打招呼。多搞些“随时检查”、“随机检查”和微服私访，使基层失去“迎接”和“伪装”的机会，使“检查”不会成为“简查”，“验收”不会成为“宴收”。这样做可能难免会让基层露点丑，丢些面子，但只要知耻后勇，变压力为动力，最终受益的还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检查者离“真实”近了，被检查者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才会逐渐减少。果真如此，老百姓定会夹道欢迎。(杨明生)
时评：情妇团队告倒贪官反映了哪些现状？
由十一名女性组成的中国最不光彩的群体——情妇团队，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最后把她们曾经利用、依靠、仰仗过的贪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告倒。这是媒体报道的一条最近的反腐新闻。
对于广大读者和网友来说，这个省级政协副主席的腐败劣行，或许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了。此人像所有的贪官一样，无非是利用过大的权力，不受监督地捞取不义之财，损害公共利益。
有点意思的是，这个在宝鸡市任上为所欲为的官员，不是被机构齐全的纪律检察机关盯上，不是被无所不在的新闻媒体披露，也不是被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告倒，而是堡垒从内部攻破——事情败露在情妇团队的手里。在中国的反腐历史里，这确实又是十分难忘的一笔。
一个劣迹斑斑的官员，当市长、当书记，心思花在腐败堕落上，权力为众多的情妇所用，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害以亿万元计，当地群众早就将其称为“庞衙内”、“拉链市长”。这样的人，为什么一直稳戴乌纱帽，为什么还能被提拔重用？显然，没有一个腐败的温床，没有一个腐败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官员包情妇是道德堕落，利用权力为情妇谋利益就触犯了法律。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按理说一经露头，就会受到密切的注意，就会暴露在监督机关和媒体的视线里。而庞家钰所在那个地方，在至少八年的时间里，监督的机器基本失灵，人民的喉舌基本失声。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呼风唤雨，组织情妇团队，把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水利工程交给情妇们去瓜分，把老婆和子女送到国外去避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不仅如此，当这个贪官年届退休时，他的上级又将他安排到政协领导岗位上，让这样的人去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这样的黑色幽默不是充分反映出某些地方是非不分，言路闭塞，贪腐成常态的现状吗？
胡锦涛同志在今年的两会上告诫干部要有三种意识，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忧患意识。官员腐败、监督失灵，带病提拔、官官相护，言路不畅、民主淡薄等等，正是需要加强忧患来解决的官场疾病。这种官场病为人民群众所痛恨，严重阻碍和谐社会建设，假如还是就事论事处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去寻根究源、花大力气治理，国家和人民恐怕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建 达）
第一部分半月评论汇编（2006年1月-2007年12月共4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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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
0602．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
0603．承德扶贫模式的启示
0604．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
0605．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0606．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
0607．科学发展不能仅仅靠自觉
0608．关键在“放活”上下功夫
0609．多读书 读好书
0610．给中国一座起飞的平台
0611．让“软实力”硬起来
0612．要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
0613．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
0614．构建多元化的农技推广体系
0615．民 生 的 诘 问
0616．4成项目违规说明了什么
0617．关键是要转换发展思路
0618．完善制度保障 促进社会和谐
0619．构建和谐社会要始终坚持“六个必须”
062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0621．西部挺进产业时代
0622．民工维权路多长
0623．求解转型之痛
0624．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行动
0701．绿水青山也是政绩
0702．关注民生要有真举措
0703．“软交流”凸现中非新型合作关系
0704．亿万农民翘盼两会：6000封来信求解七大难题
0705．以制度公正促社会和谐
0706．共建共享和谐社会
0707．秉持忧患意识是一种政治境界
0708．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能“说说而已”
0709．遏制政府浪费要动真格
0710．谁为食品安全最后“守门”?
0711．赞袁隆平自主创新的精神
0712．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
0713．深刻领会贯彻四个“坚定不移”
0714．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
0715．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深刻启示
0716．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0717,坚定不移地坚持思想解放
0718,理性看待物价问题
0719,道德楷模的力量
0720,一把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的“金钥匙”
07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0722,正确认识和理解两个“没有变”
0723,扬起社会建设的风帆
0724,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落实
第二部分各大媒体2007年精彩时评荟粹
人民时评：坚持公益教育，不能“一切向钱看”！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发展可再生能源要算环境账
宏观调控：不谋全局无以谋一域
“看得见的手”要硬起来
招商不能变成招荒
论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
人民时评：“中国制造”，不能因为美泰道歉就松口气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监督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
《瞭望》文章：解放思想的任务依然艰巨
新华快评：招商如此“慷慨”，谁给的特权？
新华快评：国耻国难教育绝不能淡化消失
新华时评：不能让“一药多名”继续忽悠群众
新华时评：坚决打击"以租代征"的土地违法新形式
新华时评：应查一查“黄金月饼”的去向
新华时评：努力营造崇尚道德楷模的社会风尚
新华时评：发展动漫产业不能搞“大跃进”
官员行凶，不仅仅是官德问题
新华时评：“中国制造”不是廉价产品的别名
时评：既要“曝光” 又要“阳光”
时评：29年改革开放，你的感受怎么样？
时事评论：专家谈公务员全国统一考试不可行
新华视点:怪事!河北赤城高耗能企业不受罚反受奖
人民时评：“洛阳蝇贵”耐人寻味
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 要死守18亿亩耕地底线
人民时评：法律是遏制网络假消息的最后一道屏障
人民时评：有感副省长“晚上电话一响就心惊肉跳”
69名矿工获救：欣慰之余不忘反思
新华时评：“关照”高考应该适可而止
人民时评：日本“天价舶来米”告诉我们什么？
新华时评：不能让农村文化遗产在经济开发中消失
人民教育岂能崇权崇富
人民时评：绝不能允许黑窑工现象存在下去！
诤言的最高“奖赏”是宽容
人民时评：银行到底有多少为民服务的真心？
人民日报评论员：让劳动者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时评：文明城市应给谋生者更多宽容
时评：死抱“黑色GDP”与“绿色GDP”难产
新华时评：责任不明 太湖难清
新华时评：不要给“红色旅游”涂上迷信色彩
人民时评：“互联网政治”的民主生态
新华时评:行业组织不能干“欺行霸市”的蠢事
新闻分析：我国农业节水潜力有多大？
新华时评：为了绿水青山 不惜金山银山
时评：网络扫黄，运营商当“责”为先
人民时评：解决北京“首堵”，办法总比问题多
人民时评：为何19年还未刹住“楼堂馆所”歪风
评论：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时评：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走低代价发展之路
有多少官员开博客雇了“枪手”
人民时评：省长道歉后，百姓最关心什么？
新华时评：节能减排不容“做假账”
人民时评：从1997到2007，看香港十年
民众感觉与平均数字为何“不搭调”
论领导普遍爱说“极个别”
学者观察：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 代价可以减轻
人民时评：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探索
如何平衡垄断利润与公众利益
新华时评：让“流域限批”成为治理水污染的“撒手锏”
时评：贪官抄袭悔过书根源在官话套话传统
“治污”为何常常赶不上“排污”？
冰点时评：用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补偿民生
时评：节约型社会拒绝“奢侈文化”
月饼抵工资 农民工咽得下吗？
人民时评：从副省长谈择校费的问题说开去
改改“预约式”检查
周文彰：不抓文化是政治上的近视
时评：情妇团队告倒贪官反映了哪些现状？
时评：食品安全的外交与内政
时评：抓住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
专家：气象灾害为何频发
时评：假如省长没下乡……
第一部分 半月评论汇编（2006年第1-24期2007年1-16期）
半月谈2006年第1期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孙爱东
春节将至，忙碌了一年的人们都需要休整放松。然而无论是为了赶任务，加班加点，还是走亲访友、娱乐休闲，我们切莫对安全放松警惕。“魔鬼就在细节中”，思想上的一时疏忽，工作中的丝毫大意，都有可能酿成惊天大祸。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事故多发期。黑龙江七台河矿难教训还在总结，又闻河北唐山刘官屯矿难，再传河南寺沟煤矿透水事故；吉林辽源医院大火刚灭不久，广东中山酒吧火灾接踵而来；震惊全国的松花江水污染仍在处理，广东北江又出现令人惊忧的污染事件。血淋淋的矿难、逝者家属的悲痛、城市大停水的不便、火烧医院的惨烈，屡屡敲击着我们紧绷的神经，同时也在警醒我们，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刻不容缓。
重特大事故在岁末年初频发，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为遏制矿难频发势头，中央出台了许多文件。然而，一方面是国务院红头文件三令五申、明确指示，另一方面却是企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我们依然记得，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事故现场怒斥矿长和总工程师的镜头──“你们连小煤窑主都不如！”作为全省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明星矿”的东风煤矿矿长，竟然不了解中央下发的重要文件，简直匪夷所思。国有大矿尚且如此，小煤窑更让人担忧。
政府部门执法不严格、监管不扎实、责任不到位，也是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矿无证开采，常年超产，有些非法矿山甚至在监管人员“鼻子底下”开采。“知道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管？管，为什么不听？”李毅中对一些执法人员的质问，可谓击中问题的要害。官煤勾结，官员入股，权钱交易使个别监管者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矿主利欲熏心，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麻木不仁。有的矿主为了一己之私，明知生产中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反而鼓励工人快干多挖。更有甚者，私自关闭报警系统。这些矿主无疑成了矿难的帮凶。
分析安全事故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是思想不重视，而是制度没落实；不是监管不到位，而是利益驱动使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种在生产中只看到利润看不到职工，只看到金钱看不到生命，只见物不见人的观念，与时势不符，与中央精神相逆，必须得到彻底纠正和全面清理。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面对安全事故多发势头，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对重特大安全事故，党中央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对矿工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温总理去年元旦赴陕西陈家山煤矿慰问矿难家属时的讲话，让人记忆犹新。
最近中央又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在节前集中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改治理行动，全面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防止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中央的要求和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举一反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加强安全生产制度的落实和监督。工作中，我们并不缺乏制度，但在不少地方，制度却成了一纸空文。制度写在了墙上，挂在了嘴上，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制度一旦变成了装饰品，其作用就消失殆尽。制度源于实践，凝结着血的教训。因此，我们在忙于制定制度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制度的执行和监督。对那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人严加惩罚，使其付出沉重的代价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摆正人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人民是发展的动力，造福人民更是发展的目的。发展需要速度，但人民更需要安全。企业的利润、领导的政绩等与人的生命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作为官员必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企业绝不能忽视安全，唯利是图，本末倒置。
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就必须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安全生产责任大如山，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无所作为的形式主义贻害无穷。政府是人民的“守夜人”，负责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落实中央政令，各级主管部门应切实转变作风，抓工作不能停留在开会、发文件上，一定要敢抓敢管，抓实抓严，通过抓好落实，消除法律政令的“肠梗阻”现象，维护人民的利益、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权威。
国家需要发展，社会需要和谐。搞好安全生产，减少伤亡事故，是当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确保群众过个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是我们各级政府承担的责任，也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半月谈2006年第2期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王秀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而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也就是说，所谓新农村，不仅仅是农村经济的一翼突进，而是农村整体文明的腾飞。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毋庸置疑的主力军；其次，农村经济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我们必须把培养、提升农民的综合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近年来，我国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实施了送书下乡、文化信息共享、送电影下乡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农村文化建设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但是，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文化工作底子太薄，农村文化的发展与农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主要是农村文化的供给数量少，质量差，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时下正是农村冬闲时节，本应是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好时候，但许多农民却无所事事，只能蹲墙根，晒太阳。由于健康文化缺位，如今在农村一些地方，赌博盛行、迷信成风、低俗色情表演不断，破坏了淳朴的乡风，也造成了许多让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一是投入明显不足。2004年，在全国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财政总支出0.4%的情况下，农村文化经费又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二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截至2004年7月，全国农村乡镇中，有23687个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三是为农村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2004年全国共有720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文化馆、文化站由于经费紧缺不能正常开展业务，多数县级电影公司难以正常运转，许多县级剧团有名无实，无法正常演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更新发展思路，创新内容与形式，开创农村文化工作新局面。
首先，要认清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文化的领导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软”，只重经济建设不重文化建设，一手硬一手软，使得农村文化工作被虚化。二是“偏”，在文化整体工作上，又只重城市不重农村，只重在城市里建设博物馆、大剧院等标志性建设，不重在农村开展春风化雨的文化活动。对此，各级领导要统一认识，把农村文化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加大工作力度。同时，要加大对农村的文化投入。目前，各地正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应借此机会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大投入。
其次，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为农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责任。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覆盖农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下一步，应该从完善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文化活动室入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此同时，要借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内部改革，建立一种良好的机制，提高其为农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最后，要扶持农民自办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
多年来，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文化下乡”工作，这些活动也确实为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注重“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视培育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让农村“土生土长”、“不走”的文化发展壮大起来。
从目前情况看，一要重视、扶持民间的“自乐”活动。现在，许多农村都产生了一些自娱自乐的民间文艺团体，深受群众喜爱。对此，各地政府要大力支持，通过积极组织花会、灯会、赛歌会等活动，促进它们的发展。二是要发展文化产业。我国农村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引导各种市场主体对其进行开发，则不仅可以生产出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而且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当地经济。
尽管农村文化工作目前还面临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思想上予以重视，工作上敢于创新，相信农村文化一定会得到大发展，在促进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文化需求、以及提高农民素质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半月谈2006年第3期
承德扶贫模式的启示王永前
“中国式扶贫”这艘巨轮驶至今日，取得了骄人成就。然而，扶贫步入最后攻坚“关口”，阻力陡增，难度加大。一是剩余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更散，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社会发展程度极低，新一轮扶贫攻坚战无疑是场硬仗；二是刚刚脱贫的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尚弱，稍有闪失便有“返贫”之虞。在这一大背景下，河北省承德市趟出的以转移培训农村贫困劳动力为特色的扶贫新路，颇具现实启迪意义。
其一，在“造血”上下大气力。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扶贫模式。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输血”容易“造血”难，有的扶贫就是给钱给物、临时救济，无法彻底铲除贫困根源。
承德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转移培训作为“脱贫产业”、“朝阳产业”和“富民产业”来抓，智力扶贫、技术扶贫、信息扶贫多管齐下，变单纯“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不掏钱就上学，培训完能就业”，承德市通过培训农民、输出农民，实现了“脱困一批，稳定一批，带动一批”的最终目标，形成了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长效机制。
其二，让贫困农民自己做主。贫困农民需要资金、技术的扶持，更渴求获取改变自身命运的决策权。过去我们搞扶贫开发，往往是政府部门指定项目，干部指挥甚至强迫农民去干，非但效果难如人意，部分农民还会误认为扶贫就是政府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
承德扶贫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扶贫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搞“一厢情愿”，更不搞“拉郎配”。其实，干什么，学什么，老百姓心里最清楚。多年外出打工的经历使贫困农民都有学习技能、提高本领的期盼。正如该市平泉县的姜氏兄弟所讲：当保安是青春饭，趁年轻我们想学点技术。而农民最放心不下的“培训后能否就业”的疑虑，也在当地政府的庄重承诺和具体实践中悄然消释。
其三，瞄准市场下“订单”。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招工扶贫”、“劳务输出”等扶贫模式，然而却不乏种种尴尬：人培训了，却输不出去；输出去了，却找不到“饭碗”。失败的教训提醒我们，培训内容若不与市场对接，学员素质若达不到用工要求，“招工扶贫”、“劳务输出”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看到，承德市解决贫困农民就业的制胜法宝是“订单培训”，培训机构设有市场部，专门负责在劳动力市场上跑“订单”，只有接到“订单”并接受政府审核后方能招生。显然，“订单培训”对培训机构形成了“倒逼机制”，逼迫他们根据市场需求取舍专业，修正教学课程和教学模式。实践证明，这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培训模式创出了品牌，赢得了市场，取得“走出去，有收入，留得住”的显著成效。
其四，吸引社会参与获“双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是“中国式扶贫”最大的特色。承德市在扶贫进程中恰好借助社会“这只手”搭建起培训平台，既解决了师资、场所等诸多问题，又为职业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无论是培训资金的拨付还是订单质量的审核，政府部门都对培训机构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如对那些不具技能含量、不需要培训的农民也能干的活，再大的订单也要坚决顶回去；对招不到学员的技校，即使被列为培训基地，政府也分毫不拨培训资金。这些做法迫使技校主动对接市场、开拓市场，真正变成转化农民、服务“三农”的基地。
其五，打造就业保障长效机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仅在于“转”，更重要的是“留”，不能一转了之，甩手不管。承德对转移出去的贫困劳动力进行全程跟踪，并摸索出了一套“回访制”、“招回制”和“提高制”相衔接的就业保障机制。政府与学校定期到用工单位了解学员的工作、生活状况，并想方设法维护学员的正当权益；对不合格的学员重新“回炉铸造”；鼓励已就业的学员继续提高素质。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保障了外输劳动力的“高就业率、高稳定率、高就业待遇”。
其实，承德扶贫新模式不仅仅是“穷人经济学”的生动实践，也对各地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当前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下，承德模式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各级政府应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着力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劳务输出由纯体力型向职业技能型转化。当然，造就“品牌民工”，光有技能也不行，综合素质不高，再热的劳务品牌也长久不了。在进行技术培训的同时，法律常识、社会公德、择业观念、竞争意识、安全生产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都需要得到相应提高。
半月谈2006年第4期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伟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十一五”规划《建议》勾勒出的新农村景象令人向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指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指精神文明，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21世纪全面小康社会的农村，是实现现代化的农村，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全面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总体布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新农村，必须夯实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也会失去积极性。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新农村的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是建设新农村“乡风文明”的本质，包括文化、风俗、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减小农村与城市的贫富差距，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和进步，需要先进科学与文化的提升；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离不开广袤农村土地上人们的安居乐业，同样也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浸润与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些农村，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现象仍普遍存在。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村容整洁”要从解决农民最急迫、最直接、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让农民得到实惠。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比较差，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要解决也存在轻重缓急的不同。有的急需解决，如农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供水、安全、环境卫生、污水与垃圾处理等；有的需要逐步解决；有的可能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现在首先要筛选整治的重点内容，如村庄内部道路、村庄供水设施、村庄排水设施、村庄垃圾集中堆放点、村内乱搭滥建、人畜混杂居住、村庄废旧坑塘与河渠水道、古村落与古建筑的保护等。
有一种倾向需要制止。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理解“村容整洁”。中央领导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
“管理民主”是推进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则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千万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顾此失彼”，而要尊重农民意愿，统筹兼顾，把这项任务落到实处。
半月谈2006年第5期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赵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又是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升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融入新的思想内涵，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必须尊重历史经验，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是我们实践中取得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已写入宪法。回顾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坚持最好的时期，往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村社会最稳定的时期。历史表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的基本政策，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它让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它符合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和我国国情，可以使农户根据市场、气候、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做出决策，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增加收入。正是由于这些客观规律和本质特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广泛调动农民积极性。“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扎扎实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当前，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把更多的实惠带给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好新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探索农村发展的新思路。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激发农村的新活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有条件的地方，农民可以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如果违背客观规律，不顾现实国情，去做超越历史进程的事情，不但不会促进发展，反而会阻碍历史的进步。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其中9.4亿为农业人口，约2.5亿个农户单位，而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18.4亿亩，户均耕地面积只有7亩多，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多，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更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所以，现阶段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基本生活保障。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尽管有2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但由于户籍、社保等制度不完善，目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未真正融入到城镇体系中。
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盲目套用规模经济原理，试图一蹴而就地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甚至假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大拆大建、大搞土地兼并，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再加上国家财力所限，难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很可能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产生“流民”问题，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制度和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如果动摇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石，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必然会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减少生产投入。长此以往，将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无论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还是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等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保障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真正给农民“定心丸”，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其增加投入、发展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半月谈2006年第6期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
（作者张冬科罗丹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上述要求指明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方向，全面系统完整地概括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决定的。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演进的根本力量。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是当前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过程中的长期任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解决“三农”问题任务相当艰巨。
在诸多矛盾中，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是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矛盾。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比为1∶2.57。到2005年，这一差距比扩大到1∶3.22。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尚有年收入不足668元的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年人均收入在669元～924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两者合计7587万人。
从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看，城乡之间教育、卫生、文化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农村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明显。从公共基础设施和建设面貌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在相当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行路、用电、饮水、居住等困难问题。城乡建设面貌反差较大，农村人居环境较差的问题十分突出。同时需要看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就不能很好地解决广大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没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村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就难以根本改善，农村健康文明和谐的新风尚就难以持久，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须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使农村的生产力获得长足发展与进步。
必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农产品竞争力。现代农业建设是我国农业产业发展的方向，对于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加快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加快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发展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建设连锁化“农家店”。
必须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为农村繁荣和农民就业增收创造条件。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县城和小城镇是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区域性中心，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具有重要作用。要着眼兴县富民，培育产业支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和建设小城镇，引导企业和要素聚集，改善金融、工商、信息等服务，增强县域管理能力和经济活力。
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可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是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良好的环境。要继续大力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增强农民转岗就业的能力；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平就业制度，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建立健全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完善务工农民劳动合同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务工农民的职业安全卫生保护；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
半月谈2006年第7期科学发展不能仅仅靠自觉薛凯 廉士兵科学发展观提出两年多来，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已深入人心。科学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概言之，科学发展观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发展难题的一把“金钥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振兴必须长期依靠的“指南针”。
然而，把伟大理论变为美好现实的路途并不平坦。一方面，各地都已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中国这列呼啸前进的火车正逐步向科学发展的方向“并轨”；而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流于“口号化”的现象仍大量存在，高举旗帜、暗渡陈仓，表态一套、另干一套，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在不少地方、不少领导干部身上时有体现。
为什么“中南海的好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为什么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大事却引不起一些官员真正重视？为什么会大量存在“转入科学发展轨道”与“我们不怕污染”浑然一体的奇怪现状？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些人理解能力之高下，而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缺乏硬性的约束、有力的激励和严格的监督。
一些正确的思想在实践中不能坚持和贯彻，我们是有过不少教训的。比如，“九五”计划就曾作出明确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得到切实改观。
“关键在于体制上的障碍”，经济学家吴敬琏经过调查如是认为。一些曾为高官的现任政协委员告诉他，从道理上应该转变，但是地方领导往往会受到两个压力：一个是政绩压力，另一个是财政收入的压力。“所以，不管认识上怎么转变，但是在两个压力下还是向着速度走，不惜用自己手里掌握的资源去支持高速度。增长方式就难以转变过来”。
可见，要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仅仅依靠转变观念、加强培训、大力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要把依靠的重点转向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等方面，通过系统配套措施，迫使官员不敢、不能、不想走饮鸩止渴的“独木桥”，而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阳关道”。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近来不断强调的，要“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对于当前的改革任务，中央已作出明确部署，今年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的突破，以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将成为改革重点。
政府改革能否顺利推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抓好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干部考核体制改革，是当前最为紧要的大事。应该看到，一些不科学的发展方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背后推手正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员。而这些官员的行为动机，却可从传统的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中找到“合理”解释。例如，目前地方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税收和产值直接联系，只有GDP增速快，财税收入才能高，这必然会刺激各地热衷于发展资源、资本密集投入的重化工业和各类大项目。又如，现行的政绩考评体系仍以经济增长或财政收入为主，一些地方主官为了快出政绩，会更倾向于采取大上项目的办法，这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长期难以遏制。
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市场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这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在企业。而只有在企业产权比较明晰、市场功能较为完善、市场信号传导正常的情况下，企业才可能在逐利本性的推动下，走节约、高效、环保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大市场体系建设的力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例如，我国包括水、电、地、煤等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低，无法真正反映市场需求和稀缺程度，导致资源消耗型和外延扩张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变。
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加强总体指导、统筹协调和综合配套，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例如，价格改革就必须要与政府改革同步进行。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本应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现在却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成为利益一方的现状不能改变，侵害农民权益、土地浪费以及寻租腐败等现象就难以杜绝。
小平同志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所有这些体制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要真正使那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人和事得到褒奖，使那些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人和事受到惩戒。
半月谈2006年第8期关键在“放活”上下功夫赵树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提供持久的动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改革不行，新农村建设很多方面本身也是改革和创新。今后要继续加强农村改革的鼓动力，花更大的精力来研究和推进农村改革。要做到“多予、少取、放活”：“少取”是基础；“多予”正在进行，今后还要加大；“放活”是根本，机制体制创新最重要。
“多予、少取、放活”是新的“三农”政策的基本点，集中体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导向。具体来看，“多予”和“少取”主要是对农民在经济层面的支持，直接目标是解决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粮食直接补贴、农机和种子补贴等措施，中央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和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投入等等，都是“多予”的具体政策安排；取消两千多年来的农业税，则是“少取”的根本性措施。这些“多予”、“少取”的政策措施，对于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是基础性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方面的支持就可以期待的。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这些制度性问题表现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诸多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对于农民和农村的束缚。因此，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特别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要依靠“放活”。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统得太死”、“管得太严”。在严密的控制中，农民失去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创造性的自由。那个时代中国农业的真正危机，实质上是这种体制造成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将农民从这种统制中解放出来，将农民的巨大创造精神释放出来。由此，才有了中国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才有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一马当先的良好局面。
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昭示，“放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能以为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基本确立了，“放活”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最近几年来，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并向纵深发展，在农村税费改革等方面，更是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但是，相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目前只能说刚刚开始破题。
在“放活”方面，目前对于农民的体制性束缚依然不少。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因此，进一步“放活”，既要依靠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要依靠完善农村政治制度。这也正是下一步农村工作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放活”就是深化改革。而且，这种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本身。“放活”所需要的改革，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领域；既在微观层面，也在宏观层面。
为了继续“放活”，需要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基层政府的经济工作中，对于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仍然存在着干扰和侵害的种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中，城乡分割问题严重，距离统一、开放的制度建设目标仍然有较大距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民在经济上巨大的创造力才能进一步迸发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会具有坚固深厚的制度基础。
为了继续“放活”，同样需要完善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农民只有具备了自主管理村庄公共事务的充分权力，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农民能够有力地表达利益要求，基层政府的权力真正为农民所用，农民在市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能找到立足之本。如果村民自治虚假运行，政治民主徒有其名，基层组织可以脱离农民的需要为所欲为，基层干部可以枉顾农民的要求自行其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权利将是没有保障的。如何积极稳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如何切实尊重农民民主权利？如何推进我们各级政府的角色转变、革新基层政府运作？如何激活乡村的民间力量？这些，对于实现农村和谐发展不可或缺，也是完善农村政治制度亟须破解的难点和重点。
改革已进入艰难的攻坚阶段，改革需要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需要触及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深化农村改革离不开城乡改革的协调联动，离不开宏观改革的扎实推进。当前，我们特别要强化宏观改革对农村改革的带动作用，亟须在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否则，好政策和大投入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半月谈2006年第9期多读书 读好书艾君 王秀真前不久，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号召全体国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读书，终身学习。
“读书改变命运”，这是一句鼓励年轻人开拓自己未来的劝读名言。但实际上，读书可以改变的，又岂止是个体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同样可能因为其全体成员的热爱读书而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古往今来，书籍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主要载体，读书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达到令人羡慕的文明高度。
21世纪开局不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尤其需要用知识来凝聚力量。因此，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读书氛围，建设学习型社会，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下深厚的基础。
但遗憾的是，与国家发展对全民阅读的要求相比，目前全社会的阅读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在“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再次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国民阅读率首次低于50%；而在我国的图书阅读者中，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不过4.5本。而放眼世界，我们看到的却是各国对阅读的日益重视。据报道，美、英、法、日、德、俄等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全国性的读书节；犹太人每年每人读64本书，是全世界读书最多的民族；美国正在实现每年每人读书50本的目标，他们的“阅读优先”计划，经费数目庞大，目的就是让所有学童在小学3年级以前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
数字让人忧虑，对比让人尴尬。而事实上，近年读书风气越来越淡薄的社会现象早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改革开放之初抢购图书、图书馆里人满为患的情景相比，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年轻人迷恋娱乐场所和网吧，身边少了许多捧读的身影，大学生毕业后数年一本书都不读、家庭连一本藏书都没有的情况并不鲜见。不知书则不达礼，则难以知荣辱。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没有灵魂的空心人”，他们缺乏理想信念，一味地沉湎于物质享受，没有诚信，甚至做出一些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事情，败坏了社会风气。究其原因，正是社会人文精神某种程度的丧失，个人修养的极端不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学习风气淡薄与缺失，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民族创造力和发展潜力就难以保障。
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是科技与文化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面对业已存在的与发达国家的阅读落差，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感、紧迫感。在号召全民阅读的同时，政府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公众读书创造条件，引导全社会形成阅读氛围。
首先，加强教育，提供服务，建设人人读书的学习型社会。要通过宣传教育，让公众认识到，身处信息社会，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终身学习将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而相比于网络、电视等，书籍仍然是人类智慧、文明最主要的载体，是人们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创造力的最有效途径，因此读书是不可代替的。在此基础上，要在全社会建设学习型团队、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等，形成浓郁的读书学习的氛围；要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为农民提供一大批“看得懂、用得上”的优秀出版物；要通过组织各种读书活动等，引导公众“多读书，读好书”。
其次，引导出版社提高图书质量，降低书价。近年来，少数出版社在利益面前，放弃了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出版了一些庸俗浅薄的书籍，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且，往往是文字不够插图来凑，使得平平常常的一本书，卖到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极大地影响了读者的购买热情。对于这种状况，国家应该加强引导，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出版市场的成熟和发展，让那些质次价高的图书没有市场。
最后，要从教育入手，培养青少年的读书习惯。一个人的阅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主要来自童年的教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他们形成读书学习的习惯至关重要。但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青少年能够接触到的图书只有课本和教辅。幼小心灵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体会不到阅读的乐趣，孩子怎么会有读书的主动性？又怎么会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因此，学校和家庭都必须转变观念，着眼于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要知道，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里，这会让他们受益无穷。
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人生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朋友，是这个世界能馈赠的最好、最优秀的礼物。一册在手，八面来风，神游古今，其乐无穷。在此，让我们大声呼吁：多读书，读好书！
半月谈2006年第10期给中国一座起飞的平台苏北三峡大坝横空出世。
它将征服奔腾不羁的洪流，平息千古不息的水患，它将造福亿万百姓的生活，圆就中华民族的梦想。
更令世人振奋的是，三峡工程，给中国托起了又一座起飞的平台。它创造了世界水利水电工程史上多项新的纪录。
官员们多是从数字谈发展，老百姓习惯于从生活看变化。共和国的前进，现代化的崛起，往往更真切、更深刻地生发、展示于我们迎击全球经济竞争的战场、登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征程和推进现代产业革命的基地。这就是带有标志性的一个个重点工程的建设、重大产品的开发和重要项目的实施，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基础的平台。
要素在这里积聚，力量在这里整合，创新从这里起步，精神从这里飞扬。
看一看神舟飞船吧：中国航天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确保了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强劲的后发优势；看一看青藏铁路吧：建设者们坚持自主创新，初步攻克铁路穿越多年冻土地带的难题，代表了当今世界高原铁路建设的领先水平；看一看奇瑞汽车吧：奇瑞人逆风而上，打破自主研发的高门槛不可跨越的“神话”，奋力高举起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
今日三峡工程，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又一座平台高耸，又一次科技起飞，几辈人的梦想终成现实，历史性的启示也分外深刻。
实现自主创新，我们需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平台。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崭新的市场机遇需要承接的平台，沉重的难题破解需要创新的平台。这平台，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曾有刻骨铭心的教训。早在1980年，中国已拥有“运十”这首个大型喷气飞机开发平台。可惜它后来被搁置、被废弃了。令人振奋的是，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宣布，中国将在“十一五”期间启动大型飞机研制项目。我们仍在付出现实的代价。国内一些装备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强势挤压中，纷纷拱手相送，被整体并购。国际大鳄一方面吞灭了中国市场上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利用接收的中国企业成型的核心技术和营销网络，快速实现着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更让我们警醒的是，它同时也摧毁、拆除了中国企业在相关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平台。
三峡的建设者，奋力拼搏，打造着自己的发展平台，推进着这一巨大的自主创新工程。如何解决泥沙问题？如何预防诱发地震？如何减少环境影响？如何节省建设投资？在数以万计的各方专家的艰苦努力下，难题一个一个被破解，在大坝混凝土施工中，在双线五级船闸建设中，在围堰防渗施工中，在工程全面建设中，已经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的总设计师之一郑守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三峡右岸大坝至今没有发现一条裂缝，创造了水电建设史的奇迹，也打破了国际上“逢坝必裂”的神话。
赢取全球竞争，我们需要与世界先进技术链接的平台。
显然，我们今天打造的自主创新的平台，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三峡工程建设正确把握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创造出了以重点建设工程带动装备制造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三峡模式”。
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三峡电站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直径最大、重量最重的机组。我国巧妙利用三峡工程的两个世界之最——“难度最大、订单最大”，引入跨国公司，突破性地促使其转让先进技术；同时改变对国内制造企业分配计划任务的传统模式，引入竞争机制，迫使企业在承接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自主创新的主动性，把攻克三峡发电机组技术难题当作锻炼培养企业研发能力的难得机遇，在一系列关键部位、产品的设计中推进了一次次技术革命，从而依靠自主创新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加速跨越式发展，我们还需要能够充分激扬民族精神的平台。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人，是高素质的人才，还有大批为着民族的振兴、为着现代化事业的前行而倾心尽情涌流着聪明才智和奋斗精神的普通民众。
“无私奉献，以人为本，追求和谐”，这是在高寒缺氧地带、被视为人类生存“禁区”的“天路”建设者的“青藏铁路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航天人勇敢探索宇宙奥秘、背负开发太空重任的“载人航天精神”。“宁可从更艰险的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也要把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上峰顶”，这是奇瑞汽车人的自主创新精神。“三峡就是我的家”，“不让大坝留一丝遗憾”，“我们当为三峡工程而骄傲、自豪”，这是三峡工程建设者朴素的心灵、崇高的境界。
登上高高的三峡大坝，极目远眺，令人油然而增满腔的豪气。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岗位，我们事业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也应当成为像这大坝一样的平台。
半月谈2006年第11期让“软实力”硬起来王秀真今年的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她的设立，标志着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如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还有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吉光片羽，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作为五千年文明不堕的国家，我国拥有的文化遗产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令世界艳羡。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在当今文化影响力已成为一国“软实力”的形势下，保护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审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可以用力度越来越大、挑战越来越严峻加以形容。
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我国历来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力增强和对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工作更是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一些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建筑不断遭到损毁，一些堪称各民族思想、感情美丽结晶的艺术品种、传统工艺在悄无声息地消逝——能不能将祖先留下的这些珍贵礼物完好保存并传予后人，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考验。
检视文化遗产面临的窘境，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对文化遗产的冲击程度、波及范围而论，其中最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城乡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有的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业，对城市中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甚至城区大肆拆除；有的地方对古镇、古村落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使得这些地方人满为患，等等。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无不对文化遗产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
值此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我们有必要对存在的问题加以梳理，找出解决办法，筑牢文化遗产的防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尖锐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首先，要从摸清文化遗产家底入手，为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情况不明，难免被动。近年来，由于没有被及时发现并加以保护，一些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传统建筑、文化遗址损毁严重，一些靠口传身授加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消亡。因此，通过调查来摸清文化遗产的家底已刻不容缓。
其次，要从加强法制建设入手，为文化遗产撑起保护伞。法律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武器，但鉴于目前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我国对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有待增强。
第三，要从增强各级政府的责任意识入手，为保护工作提供保障。文化遗产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政府责无旁贷。因此，各级政府应该本着对民族、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尤其要强调的是，必须切实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乡发展规划。通过纳入城市规划，实现整体性控制，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防止出现“建设性破坏”；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将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内容纳入其总体规划，防止在村镇建设过程中出现“追风”现象，使存留在广大农村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第四，要从厘清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入手，让文化遗产造福社会。对于文化遗产当然要以保护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绝非仅有旅游一途。实际上，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因子，如果我们能从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体现民族独特风格和优秀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打造出强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文化遗产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
第五，要从宣传教育入手，调动全社会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文化遗产是大众的，最终也必须依靠大众来保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往老百姓接触文化遗产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们应该以“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和开端，通过加大博物馆等场所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力度，以及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让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喜爱传统文化，培养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同时也调动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走近文化遗产，热爱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我们行动起来，守住文化之根、民族之魂！
半月谈2006年第12期要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王永前
“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是“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要任务。中央多次强调，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然而，“十一五”开局之年前5个月的最新统计显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30.3%。如此之高的增幅为近年少有，投资过热再次向人们敲响经济风险的警钟。
不讲条件、不顾国力的可能，盲目上项目，一味追求扩大投资规模，这是我们经济建设上的老毛病，其浪费严重，危害性极大。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近年来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不能说不得力，可为什么有的地方依然在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一些干部依然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一味追求增长速度呢？
把脉问诊，粗略概括，可以说这些地方患上了五大病症：
一是“盲目投资冲动症”。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宏观调控于不顾，再掀投资热潮，过剩产能继续释放、淘汰产业重新开工、落后项目死灰复燃，扩张投资冲动依然强劲。
二是“科学发展冷漠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有时日，然而有的地方领导打着科学发展的旗号，却行不科学发展之实，有的地方甚至对科学发展无动于衷，既缺思路，更乏实绩，粗放、低端、雷同的发展模式依然故我，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项目屡禁不止。
三是“招商引资饥渴症”。下指标、定任务，各级干部齐上阵，只重数量不讲效益，一些地方招商引资可谓饥不择食、花样翻新。该管的管不好，不该管的乱管一气，政府职能已严重“越位”和“缺位”。
四是“违法用地不疲症”。面对宏观调控的大局，面对失地农民的困境，一些本该负起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却成为土地违法的主体，它们或通过修改规划化整为零批地，或与开发商合伙搞假挂牌出让，或以租代征打政策擦边球，并且屡闯红线、乐此不疲。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的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
五是“房产开发躁动症”。时下一些城市房价疯涨，与地方政府的主导和直接参与密不可分。有的地方大兴造城运动，制造大量被拆迁户，拉大被动需求；一些地方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只热衷于批建高档住宅；有的地方为谋利甚至请房地产公司当“托儿”，哄抬地价。
说一千道一万，盲目追求GDP的背后，其核心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在作祟。在一些同志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头脑里，衡量本地区、本部门或本行业发展快与慢的标尺，依然是单纯靠扩大生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以求发展的思维定势。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控制投资规模，而有的地方、部门和行业就是不以为然，老在强调“我这里规模不大”、“我这里不热”、“我这里情况特殊”，不合理的投资项目照上不误。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要讲条件，是有前提的，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比如，前些年投资迅猛增长带来的恶果现在已开始显现，钢铁、电解铝等部分行业产能已严重过剩。
由此可见，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催生出来的“政绩”，其实是危害深重的“政疾”。既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落实，影响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大局，很容易诱发经济风险，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也给地方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和可怕的隐患，并严重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沉痛的教训亟须汲取，而医治这些痼疾，当用良药和猛剂。
其一是要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实践证明，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发展轨道。关键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切实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具体政策措施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其二是要根除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关键是要把好土地、信贷两道闸门，严格执行技术、环保、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坚决制止地方违法违规用地行为。从严控制新上项目，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同时，还应严格控制城市建设规模，认真落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各项举措。要突出抓好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工作，抓紧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狠抓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节能。
其三是要紧紧抓住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个关键环节，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我们是效益和速度的统一论者。加快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和扩大投资规模的老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追求有质量效益的速度，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工作的自觉行为。
半月谈2006年第13期利用外资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孙爱东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与速度令世人惊羡，利用外资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有数据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吸引外商投资累计约5000多亿美元，连续十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的大量注入，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就业的扩大、税收的增加、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引进、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个别地方的做法甚至与科学发展观相悖。尤其是时下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引资大战”令人触目惊心。打开一些地方政府网站，单看标题就会感觉到引资热浪扑面而来：“市委发出引进外资动员令”、“大干6个月，确保利用外资××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官员像业务员拉生意一样拉项目，为了完成引资“指标”，无所不用其极。江苏某市曾出台“政法机关免除招商引资任务”的规定，此举一时还成了新闻。
事实上，各地区经济的真实发展水平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资源条件、地理位置、政策特点、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都是外商在投资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当招商引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时，当层层下达高指标时，盲目引资就在所难免。比如，在一些地方兴起的“让利竞赛”，地价越来越优惠，税收减免越来越大胆，各种政策底线不断被突破。由此导致的种种恶果便出现了。
——土地资源被消耗。为了在引资比拼中取胜，一些地方政府不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变相执行“零地价”。更有甚者，为了GDP数字，有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批地。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当前，凡是性质严重的违法占地行为几乎都涉及到地方政府。凡此种种，使得土地违法现象处于失控状态，原本紧缺的土地资源被消耗。
——引进了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在“不分良莠、凡是外资就行”的思想指导下，外资项目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外资企业乘机把“夕阳产业”转到我国，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借机落地开花。于是，我国不少开发区开始遭遇“黑色幽默”：因为工业污染，养殖的鱼虾死了，地里的秧苗蔫了，周围的人得了怪病，而污染企业的环保考核竟然达标了。
——国家税款流失。按理，招商引资应“双赢”，让投资者赚到钱，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有的地方根本无视国家规定，不顾当地实际，敢拍胸脯，勇于承诺，税收优惠一让再让。有的地方政府以补贴、奖励等名义通过财政支出变相返还企业税款。更有甚者，外资企业当年实现地方税金全部返还。由此形成的虚收虚支直接影响了地方的财政质量。审计长李金华指出,审计署调查的6省（市）开发区，2003年以来共减免税款183.56亿元。由于各地普遍扩大优惠政策范围，直接导致国家税款流失66.47亿元。
盲目恶性竞争，给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其结果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国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少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发展举步维艰。觊觎外资的优惠条件，不少国内企业纷纷“变身”外企。于是，大量“假外资”以投资的名义进来，开始了“国内吃草国外挤奶”的畸形旅程。
以外资名义在中国投产的“淘汰工业”，廉价获取了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严重污染了空气与水，享受着“两免三减”的种种优惠，留给地方政府的却是微薄的利润，甚至只是一个数字空壳。如此利用外资，无异于“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对此，一些地方政府并非不知。但为何仍然乐此不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因为，引进外资，往往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显示出GDP和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为了眼前的“政绩”,不惜牺牲国家长远利益,这种狭隘的“招商引资观”不可取，必须予以纠正。
“只注重数量而无视质量”，盲目利用外资的弊端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强调指出，要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有识之士指出，引进外资应该以效益为主，过去是招商引资，现在应该是招商选资，要对那些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外资项目果断地说：“不！”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刻不容缓。怎么办？首先，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其次，要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进行调整，不但要看他的经济数字，而且要看他的经济质量。要加强监管，不以数字论英雄，将各地的招商引资步伐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
半月谈2006年第14期构建多元化的农技推广体系王秀真最近召开的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将力争到2020年，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3%，使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这一科技兴农新目标的提出，既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鼓舞，同时也为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新任务、新挑战。
科技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来说，面对粮食安全的挑战，面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面对农产品市场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不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成为我们的不二选择。目前，尽管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已达到48%左右，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美国高达81%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85%的成果转化率，相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和广大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要，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有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目前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旱育稀植、平衡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节水灌溉四大关键农业技术，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诞生并开始在全国农村推广，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关系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技术推广了20多年居然还迟迟没有到位，结果形成了一种农民求之若渴、新技术却始终无法落地的奇怪现象。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不力，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技推广体系出现了问题。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类。一是体制性的。一些地方在对原有的农技推广体制进行改革时，使得农技推广体系在一些基层地方“线断、网破、人散”，服务功能被削弱，有的甚至已经名存实亡。体制改革目标不清，使得农技推广的主干力量受损，直接造成了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困难。二是结构性的。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走向多元化，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也趋于多元化，由政府主导的单一农技推广方式已经很难适应这一现状。
因此，构建适应农民需求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已成为科技兴农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从完善原有的农技推广网络出发，突出农技推广的公益性职能。
即便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也都有自己的农技推广队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户以分散经营为主、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的农业大国来说，建设具有公益性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更是必不可少。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大投入，把已经断的“线”接起来，已经破的“网”修补好。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接与补，而是要与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联系在一起，改革原有的体制机制，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建设一支能够真正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为农民提供实实在在服务的高素质农技推广队伍。
此外，在开展公益性的农技推广服务方面，各级政府还应从实际出发，有更多的作为。如实施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通过培育科技示范户，发挥辐射带动效应，为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开辟新的通道。
其次，要从改革创新出发，建立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新体系。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于科技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并从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扶持等措施，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农技推广服务营造良好的环境，逐步构建一个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体、多元化发展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一是要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直接参与农技推广。近年来，一些地方创造的“科技特派员”和“农业专家大院”等模式，就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鼓励科技人员以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与农民群众尤其是专业大户、龙头企业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既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缩短了科研成果转化的路径。对于这些经验，我们应该好好加以总结推广，从而激励一大批科技人员深入基层，为农民提供技术、管理、营销等综合服务。二是要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在农技推广中的作用。鼓励龙头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或与其他农业科研单位联合，提高科技含量，并通过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解决农民的技术问题。三是要大力发展和扶持民间农技推广机构。如在农技推广中充分发挥专业协会和种养大户的作用，开展农技推广活动。
总之，就是要通过多种手段，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技推广组织，建立起科技人员、农民、企业家等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技推广队伍，实现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推广形式，建立起一张适应农村实际的农技推广新网络。也只有这样，农民对现代科技的需求才会得到满足，提高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半月谈2006年第十五期民 生 的 诘 问苏北
中国的经济形势再一次引发了世人的震惊：在宏观调控和发展转型的双重制约中，增长速度、外贸顺差、财政收入，依然创下了新高。
欣喜之余，我们也禁不住涌出深深的忧虑：时下的经济增长距离科学发展的指标为什么还是渐行渐远？
不少专家乐观解说：从理论看，潜在的增长能量还未完全释放出来；从大势看，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量正十分强劲；从市场看，高增长下依然还是较低的通胀指数。可是，如果转换一下视角，从民生的尺度去重新审视、去深入思考，我们取得了怎样的进步？我们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普通百姓还是从“高增长、低通胀”的光环之外，感受到了低就业、低收益、低福利的阴影。
当前强劲拉动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举国房地产业的火热。它们大量增加了GDP的数字，后续吸收就业能力却明显偏弱。政府种种政策扶持的优惠，往往更多地倾斜于国有垄断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而这些企业，或由于全面实施“减员增效”的改制，或由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升级，于改善就业状况也有限。按国际通例，社会总就业的65%~80%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而当下垄断企业的挤压，政府部门的限制，正大大压缩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据相关资料，1994年至2004年，全国就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领跑中国的长三角的苏州经济，被人质疑为“只长骨头不长肉”，说的是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类似的岂独苏州？城市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下降，农民工工资状况十多年没有明显改善，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热议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亦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问题，成为百姓背负的三座大山。
再从中国最为突出的城乡二元分化中的农民状况来看。
城市化浪潮本当是推进农村发展的一个契机。但是，我们的城市化，更多地显现为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尽管宪法规定了农村土地是农民的集体资产，尽管农民已经拥有了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但由于政府垄断了土地的征用权，农民也就因之丧失了城市化带来的大好发展机会。地方政府创造了丰厚的“土地财政”，开发商巧取了丰厚的“土地暴利”，而失地农民，常常陷入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保可享的困境。虽说现在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新的阶段，仅每年从农村征走300万亩耕地，每亩平均五六万块钱拿来，几百万卖出去，我们还是从农村拿得多。
更应引起我们警醒的是，这样的高增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了什么？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是在乡村间随处可见的墙上标语。可是，在东部不少地区“成长的烦恼”中，“地荒”的红灯已频频闪烁。违法占地一路狂奔，基本农田难以守护，子孙后代生活的粮仓坐落何处？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
出于对GDP的政绩追逐，对“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依赖，一些地方政府争相“向底线冲击”，恨不得一个早上让地下的矿藏资源全部变成今天的财富，恨不得一个早上都跑步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在打破了中国现时经济增长资源能源瓶颈的同时，也给子孙后代埋下了诸多发展的隐患；在滋养了重化工业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向当地农民转移了生态环境的成本。在一个个粗放式开采的矿区，土地塌陷，水源渗漏，树木枯死，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出现了一些不宜人居的死地。如山西，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全省超过1/7的地面悬空，地质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220万人。陕北的一些村庄，“煤挖走了，水流干了，可怜的几棵树也差不多死光了。原来喜鹊、鸽子很多，现在连麻雀都很少见到。能飞的都飞走了，只剩下大人留在这儿，不知道还能扛多长时间”。在多元利益的分化博弈中，面对那些缺席的、无语的、最为弱势的后代们，我们如何去肩起责任、去代表好他们最根本的利益？
民生重于一切。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全民福利的增进，难以让那些困难的群体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样的增长和发展又有多少价值和意义？背离科学发展的根本，背离以人为本的宗旨，或主动或被动地将经济总量的推动作为政府任内惟一的要务，如何能有社会的稳定和谐，如何能有经济的永续发展？多从民生的视角看一看，想一想，我们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将会有更多的清醒和深刻，我们对科学发展的实践，将会有更多的自觉和紧迫。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产业的创新时代、经济的生态时代和发展的平民时代。科学发展观，渐已成为社会的共识。问题是如何使这共识付诸实践。民生的症结在民权，政府的转换在制度，我们的要务在于将这一执政理念、战略导向，融入刚性的政绩体系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在于让民众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并且拥有相应的制度化、法治化的权益保障。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世上没有不付代价的发展。应当诘问的是，当下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否公平负担，社会能否承受？还要付出多大，如何适时消解？
半月谈2006年第16期
4成项目违规说明了什么王永前
,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这是中央对做好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的一项重要要求。为何要这样讲呢？因为当前一些地方不计发展代价，盲目攀比速度，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的现象非常突出，已严重干扰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大局，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前不久，有关部门对8个省份投资规模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约40%的项目在征用土地、环境评估、审核程序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现象。
40%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算一笔账：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多达9.9万个，其中亿元以上规模的有7200多个，以40%存在违法违规现象计算，按最保守的估计，今年上半年至少有近3000亿元投资是违规投资。
再以钢铁行业为例，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数据表明，在2003年以来新增的炼钢产能中，经核准的项目产能不足20%，也就是说，八成以上新增产能违规。
不算不知道，一算着实触目惊心。如此大规模的违规项目资金投下去，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其一是导致今年以来整个投资过快增长，增加了投资膨胀的压力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其二是加剧了投资的结构性矛盾，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造成建设资金和能源资源的大量浪费；其三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继续发展，将加剧市场的低层次竞争。
经验告诉我们，这些违规项目大多集中在高耗能、高污染、应淘汰的落后产业，建成后必将陷入亏损泥沼，造成银行呆坏账增多，加大金融风险，很容易引发经济的大起大落。
近年来中央为遏制地方投资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不良势头，在产业政策、土地审批、信贷政策等方面提高了门槛、划定了“红线”，然而一些地方却置若罔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为了上项目，有的地方不惜在政策、制度上打“擦边球”、撑“保护伞”，甚至直接充当违法主体。这次被处理的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即是典型案例。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存在越权审批、违规批准征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违反招投标程序等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部门将其确定为违规项目、明令停工后，建设施工仍未得到制止。
不讲质量、效益，只重速度、规模；缺乏全局意识，只顾局部利益；不看长远发展，只求眼前利益。这是当前存在于一些地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头脑里的错误思想，也是他们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上淡漠的具体表现。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一味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这种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错误观念的指挥下，投资规模盲目扩张、违规项目大行其道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践证明，我们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没有一定的投资规模不行。但是，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必须明确，方向必须正确，这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盲目追求速度，一味依赖上项目扩大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加快转变；不计发展代价，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解决新开工项目违规现象突出和投资低水平过度扩张的问题，必须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当前，应当对新开工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是不符合国家行业规划、产业政策、项目审核程序、用地政策和环保、安全、能耗等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要坚决停下来，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严格审查各类拟建项目，严肃查处各种形式的土地、金融违法行为。要加强对新上项目市场准入的审核和监督检查，特别要强化环保标准。还要抓紧制定新的市场准入标准，进一步提高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在能耗、环保、用地、安全、技术等方面的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消除违法违规乱上项目现象，从根本上说，必须进一步引导和推动各地干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增强大局意识和法治观念。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确保政令畅通，做到令行禁止，推动经济社会沿着又快又好的轨道前行。
半月谈2006年第17期关键是要转换发展思路谢鲁江
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0.8个百分点。而在能源储量方面，我国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可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15年和30年，这三者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230年、45年和61年。
一方面是浪费惊人，一方面是资源短缺。如何破解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变各级政府的思想偏差，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我国节能严峻形势的形成，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原因，但首先是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观因素。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节能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对节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
用上工业大项目推动高速增长，是一些地方的习惯性选择，对经济增长指标层层攀比，对约束性的节能目标却空谈应付；有的认为抓节能投入高，见效慢，费力不讨好，难显政绩；有的认为这是将来的事，眼下还是“增长”来得实惠；还有的认为节能应是市场行为，政府不该介入……
在节约能源工作方面，各级政府长期存在“重宣传、轻落实，重开采、轻管理，重处罚、轻整改”的“三重三轻”现象，并集中表现为“体制不适应、政策不配套、结构不合理、技术支撑不到位、法制不完善”等主要问题。如此，控制能耗的硬指标往往会变成软指标、高门槛会变成低门槛、重要性会变成次要性。
各级领导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切实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我们科学认识并顺应客观规律。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急速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能源的需求注定是急遽、大量增长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节约能源，不能一味限制能源消费，而应化被动为主动，提高对能源战略意义的认识，探索我国能源战略的模式。
,十一五”节能目标要求5年内单位GDP能耗下降20％，意味着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十五”末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十一五”末的0.98吨标准煤（按2005年价格和统计口径），任务极其艰巨。
节约能源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能否建成现代化，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认识到，节能降耗是一场持久战，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又快又好地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而“又快又好”的重要体现就是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过高的资源能源消耗降下来。目前这种高耗能、高污染、高浪费、低效益的发展模式，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已难以为继。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只是得到了一大堆经济增长的数字，而不得不面对高能耗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这和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将背道而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调整，是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的基本环节。能耗居高不下，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艰巨性。结构调整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必然加大降低能耗的难度。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能耗低的第三产业增速仍慢于工业，而能耗高的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又有所上升。让GDP变绿、让产业变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惟一选择。
——节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建立节约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需要切实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节约型社会不是由市场自然形成的。市场很难全面反映节能的真正价值，很难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世界上能源资源也从来不是完全靠市场配置的。实践表明，节约型社会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政府主导、法律强制和社会参与共同形成的。
节能是国家发展战略。要完善政府节能管理、监督和服务体系，形成统一负责、分工协作的节能管理体制。明确国家鼓励节能的经济政策和具体措施，建立“谁节能，谁受益”的机制。将节能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为实现国家节能目标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
具体而言，要建立以节能为导向的财税价格政策体系，建立以节能为导向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节能目标责任制、实行节能工作问责制，建立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降低政府机构和建筑领域的能耗，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尽快修订有关法律，坚决完成“十一五”节能目标。
半月谈2006年第18期完善制度保障? 促进社会和谐辛鸣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下大力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全社会也日渐形成浓厚氛围。这种态势很好，有了认识就有了自觉，有了自觉就会转化为行动。这表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看到，要真正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单单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保障认识付诸行动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还是制度靠得住”。我们要通过既科学规范又切实可行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制度保障，最为重要的就是除旧布新，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旧的制度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和谐社会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和科学应对上。
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紧紧围绕民主法治和充满活力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要求，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文化建设方面，既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确立起良好的道德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又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区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从而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我们目前的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相对照，还有不小的差距。经济社会转型导致的波动，利益群体分化引发的冲突，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极大挑战。我们要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促进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建立健全维护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
此外，完善制度保障，还要注意各项制度体制之间的配套与协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单兵突进实现了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突破，但若持续深入，则有待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协同跟进。我们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制度的不配套、不衔接、不协调有关。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要选准突破口，抓住关节点，在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上取得新进展。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在实现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这些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上下功夫。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以广大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和进步。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遏制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半月谈2006年第19期构建和谐社会要始终坚持“六个必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员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要始终做到“六个必须”。
一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在坚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前提下，把注重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是必须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对于发展决不能有任何动摇。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要切实贯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四是必须加强社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我们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五是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六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合力。坚持科学执政，自觉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坚持民主执政，毫不动摇地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建立在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之上；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始终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有序，才能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建立在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之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半月谈2006年第20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总结近年来思想道德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观点，表明将把和谐文化建设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人们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只有多样性的才可能是和谐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必须形成和巩固最基本的、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并努力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个人都起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决定着文化的总体性质、方向和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
着眼于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贯穿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贯彻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突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也提供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仅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解决各种矛盾、创造价值提供了最为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丝毫不能动摇。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被釜底抽薪，和谐文化就失去了灵魂和大脑。因此，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和谐文化建设的全局。
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价值说到底是客体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和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的，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价值主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谐社会一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导向。
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理想赋予人们价值追求的目标和动力。理想决定行动，共同的理想决定共同的行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最现实的理想就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奋斗目标之中。建设一个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形成共同的理想，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才能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和谐方能团结，而团结就是力量。同时，每一个社会成员只有把自己的理想与共同理想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必须贯彻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人们的一切价值观念都只有通过自觉不自觉的行为才能发挥实际作用。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价值规范的底线。在建设和谐文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贯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具体内容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需要以社会和谐为旨归，重点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
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既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和价值规范。在现阶段，爱国主义最基本、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不遗余力地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必须突出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总是对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起着积极的价值引领作用。新时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与以往时代鲜明不同的时代精神，而改革、创新则是这一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主题，改革强调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创新强调开拓创造，以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新发明深化改革。改革、创新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最鲜明、最突出的时代价值。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只有不断深化改革，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逐渐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半月谈2006年第21期
西部挺进产业时代
苏 北
新疆丝绸古道正隆起一条能源动脉，陕西高新技术开发推动技工贸创出逾千亿元产值，内蒙古多项经济指标增幅领先全国，中国社科院出炉专题报告圈点西部十大特色优势产业……风起云涌，一个新的产业时代已在西部展开。
历经五年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营造，已经为西部市场化、工业化的加速初步搭建起广阔的平台。强劲的市场需求拉动，迅猛的产业资本西进，也为西部的新一轮开发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战略重心要转移，产业发展要提速，西部人在发力，在迅跑。
产业时代给西部地区打开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怎样把这蓝图变成现实，在产业时代实现西部崛起？
经济起点低，市场发育慢，缺少区位优势，这都是必须正视的西部现状。立足“比较优势”，顺应“梯度转移”，这一类的理论也不无道理。
西部地区如何打破被锁定的承接型经济格局，实现加速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区域突破，这就是实践给出的解答。
我们听惯了西部的荒凉和贫瘠，因而常常忽略了西部的秀丽和富饶。特色农业，优势矿业，就是西部产业发展的深厚根基。这特色、优势，既源于自然资源，也源于市场竞争。我们的要务，就是以市场的杠杆撬动起源源的民间资本，就是以先进的技术装备去引领特色产业的开发，从而将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市场的竞争优势。看到西部开发的先天不足，更要看到它在产业时代的后发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联手拉动中，围绕特色资源的开发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实现“芯”（核心产品）+“块”（经济规模）+“链”（产业延伸）+“群”（配套体系）的整体推进，在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中，为竞争力的提升带来乘数效应。“梯度转移”理论也不可绝对化，还需要“极化经济”、“区域突破”的战略去补充、修正和发展。中心城市区、资源富集区、边境开放区完全可以率先突破，领跑在前。看一看成渝经济区的欲腾欲飞、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历史跨越、新疆“兵团板块”的强势崛起，我们当充满自信。
数千亿民间资本挺进西部，一批批巨型企业逐鹿荒原。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中的漏出效应：一些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与当地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大型企业多数从能源产区输出一次性能源产品，地方所得不多；外地资本源源逐利而来，但一些矿区群众利益往往缺乏有效保障，“今后地塌了，水干了，煤也挖光了，到时候我们靠什么生活？”
西部地区如何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
在资源开发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中，我们理当树立人本、公平、共享的科学的西部开发观，在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财税杠杆调节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西部地区参与型、合作型的资源开发模式，完善共同分享的产业发展的利益分配关系。
外来资本的“飞地经济”、“围墙经济”，难以释放其对当地经济的“支点效应”、“联动效应”。以项目和产业发展带动能源开发，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尽可能使资源就地转化、就地加工、就地增值，是有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矿在城兴，矿竭城衰”,不应成为西部开发的宿命。在一些资源富集区开发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还应未雨绸缪，及早考虑产业的升级和转变，谋划结构的多样和互补，培育良好、共生的产业生态环境。
西部开发，富民为要。内蒙古的牛奶共同体，陕西的苹果经济带，甘肃的土豆产业链，新疆的番茄加工业，将千家万户组织进新生产业集群的成长之中。在新的产业时代，我们依然要坚持这一富民兴业的发展取向。
西部正在推出一个产业时代，也同时面对一个痛苦的抉择。西部不少地区将资源开发作为首选，随之而来的，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西部地区如何挣脱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东部有“成长的烦恼”，西部有“成长的痛苦”。“先建设、后治理”的旧辙已难重蹈，刚刚起步的产业时代就已面临一个高门槛的跨越，现实的挑战就是如此尖锐。历史和未来，只为我们留下一条出路，也是一条新路：转变发展理念，转换增长方式，构筑具有西部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地上本来没有路，西部人逼上梁山，生生地要在这片雄浑、苍凉的原野上闯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来。新疆乌鲁木齐市响亮地提出，要以绿色经济为投资把关，凡不符合发展“绿色经济”目标的项目一律不得引进，耗能和污染严重的“十五小”项目，一律坚决取缔关闭。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建设业已摆上政府决策日程，他们要在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中，大力实施资源的综合开发、深度加工，实现企业的合理布局，高效配置。
尽管西部的基础设施欠账依然沉重，生态建设任重道远，尽管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东西部的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但是，西部毕竟已迎来一个崭新的产业时代，经济增长全面加速，重点区域跨越发展，人民生活追赶小康的灿烂希望正在西部原野冉冉上升。
半月谈2006年第22期
民工维权路多长
苏 北
跳楼的、爬塔吊的、铤而走险的，上访的、罢工的、酿成群体性事件的，为着讨回欠薪，为着索要休息权，为着治疗工伤、职业病，民工的维权方式不断翻新，但却难以抹去他们心中沉重的悲伤，难以改变生活无奈的结局。
民工维权路在哪里，路有多长？
我们自然有理由去谴责那些“黑心老板”道德良心的泯灭，但不能指望一个早上改变资本贪婪的本性。我们自然有理由去埋怨那些弱势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但不能指望他们在一个早上争得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地位。民工维权的希望还在政府。政府理所当然地应当代表全体公众的利益，并且通过各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今天大力倡扬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协调多元利益主体关系的治理理念。其核心，其实质，都是共同的：以人为本。我们如何将这思想、这理念落实、践行于政府行政作为的每一个细节？如何将这核心、这实质贯注、体现于求解民工维权问题的每一个答案之中？
铤而走险的农民工王斌余有一句话让我们深思：“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不少政府部门对民工维权感情冷漠、行政无力的背后，是思想观念的抵触，价值取向的偏离。“数字第一”直接导致了“目中无人”，扭曲的政绩观时时强化着传统的发展观。正是在这种抵触和偏离中，衍生出了一些“理直气壮”的“高论”：《劳动法》过于超前，不利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认同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很可能又多了一个发达国家限制我们产品出口的新型“壁垒”；提高打工者待遇，投资者就会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这样，打工者就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我们要问：假如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投资环境和出口竞争能力，只能依赖牺牲劳动者起码的健康和尊严，依赖对“血汗工厂”恶意欠薪、强制加班、逃避工伤保险责任等不法行为的容忍与放任，那么，这样的经济发展意义何在？究竟这是为谁的发展？伴随着这些“高论”的，是不少地方政府竞相削低“准入门槛”、打造“投资洼地”的“向着底线冲击的赛跑”，是黑心老板们肆意盘剥民工劳动、掠夺民工财富现象的一再蔓延。这样的“高论”距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何止十万八千里！
法治作为一种秩序追求，是刚性的、强制的。可是，已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什么难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有专家一针见血：现行社保制度主要是针对城市原国企职工设计的，明显不适合农民工。单看工伤认定，一个《工伤保险条例》太过原则、笼统，劳动保障部门又无权解释，自由裁量权空间太大。有律师介绍，“一个工伤案件，自工伤认定开始到仲裁，以及一审、二审、执行等法定程序，大约需要1074天方能完成”，有多少伤残农民工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还有种种数不清的显然没有法律依据的门槛、留难，更让农民工在徒劳的奔波中忍受身心的双重折磨。另外，没有劳动关系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劳动保障部门拒绝工伤认定的主要理由。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是民工的过错吗？在用工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城市就业环境秩序混乱、老板可以随意解雇辞退工人的情况下，能指望打工农民强求老板签订劳动合同吗？
这些年来，国家的立法进程不断加快，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也接连出台，这自是法治文明的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础。但是，其实施效果如何呢？除了存在行政不作为、司法腐败，我们还当从源头探求，在部门利益至上、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立法公正屡遭非议之外，我们亟应警惕立法中的官僚主义、精英主义，缺乏对农民工境遇需求的真切把握，缺少农民工对立法、决策过程的有效参与，这样的条文怎能承载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责任和功能？能不能像上海市政府那样，专门为外来从业人员度身定制社会保险，既赋予相关法规以大胆创新的思维，又力求符合当前我国的国情、城市的财力及农民工的工作特征、承受能力？
求解民工维权难题，还当从制度层面上，改变农民工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中的边缘境遇和弱势地位。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的分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强势利益集团有能力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利用各种资源、采取多种形式诉求自身的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导致政府决策出现明显的强势集团利益偏向，即权力运作的资本偏向。缺乏资源利用的农民工则处于弱势。如何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建设有序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从而有力地提升农民工参与市场博弈的素质能力，保障农民工公平享有改革发展的机会权益，推进政府在多元利益关系碰撞中的统筹协调？
新近媒体报道，公安部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籍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国家准备开始实施新的失业率统计方法，亿万农民工有望进入统一的失业保险体系；中央政府正在酝酿一揽子破解农民工难题的方案，可望在明年两会之前正式出台……高层暖风频吹，我们和广大农民工一同期盼着，并一同鼓呼着、推进着。
半月谈2006年第23期求解转型之痛
苏 北
从粗放到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指导思想早已确立，东部西部在成长的烦恼中，在增长的困局中，也发出了转型的声声呼唤。可是，我们为什么在实践中迟迟看不到它的果敢的作为，听不到它的雄浑的潮声？
人们都说经济体制转轨是一场深远的变革。其实，增长方式转型何尝不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利益主体，无不在这革命中经历着利益的调整，经历着这革命中或重或轻、或长或短的转型之痛。
为了阵痛之中的变局、契机，为了阵痛过后的复兴、雄起，我们必须去承受，着力去消解。
增长方式的转型，难免影响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如“长三角”。在当年出现“井喷式”增长势头之后，一骑绝尘，领跑中国。谁曾想今年以来首次呈现整体“疲态”。这是一个盘整、换挡、变轨的过程。因此，相关指标的适度回落，是理性化的回归，是变局中的契机，是转型前的蓄力，不必莫名惊诧。问题在于，增长速度的背后，牵连着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是真金白银的财政税收。对于那些一再研制优惠政策开挖“投资洼地”追求超速发展、执著于“为官一任，发达一方”政绩观的政府官员，这确是心头难以言喻之痛。
增长转型，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环保门槛要加高，外来资本的市场准入要收紧，无疑这将导致一些地方的某种兴业机会、获利途径要放弃，要转移。那些上悖国情、下违民意的投资决策要掂量，要改辙，那些极大浪费资源、超标污染环境的投资项目要退出，要升级。这在那些资源富集、生态又很脆弱和一张白纸、押宝在重化工业发展机会、还在为吃饭财政奔波拼搏的地区，难题分外突出。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去牺牲整体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只是，其中的痛楚也是真切的。
经济要转型，还意味着资源价格市场化进程将加快启动。长期以来，政府行政管制扭曲着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刺激着产能过度扩张，造成资源错配，为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和经济粗放型增长的膨胀埋下了祸因。如今，水、电、石油、天然气、土地、煤炭等资源价格改革路线图即将成形。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改革，但它对于普通百姓带来的利益冲击将如何处置？
我们无意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借助于海外殖民地低价掠取原料、高价推销产品、肆意转移污染的故事，我们也无法回避现实发展中诸多的转型与增长、眼前与长远、国计与民生关系中的种种“两难”抉择。
,怎么办？”这个浸透浓重历史色彩的拷问再一次刺人眼目地悬挂在中国快速前进的行程中。
,两难”抉择并非就是无解。首先要舍得放弃。对于那些难于打破资源约束的产业，对于那些饮鸩止渴、以“宁可毒死，不愿穷死”为借口的项目，对于那些一味在“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中转圈的投资，还当有壮士断腕的雄心。其次要把握协调。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也难以逾越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更不能回避贫困地区广大百姓现实的生存和发展的困窘境况。同时，推进自主创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集约化经济增长，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健康持续增长的一条必由之路。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理性地统筹、协调，以渐进推动突破，以增量化解存量，实现经济的良性运行和积极转型。再次要努力超越。跳出相生相克的“两难抉择”，探索经济增长的“第三条道路”，在循环经济的创新中，在产业生态化与污染治理产业化的有机统一中，开拓出新型工业化的广阔天地。
科学发展，自当坚守以人为本。推进转型，还应时时留意广大百姓的现实利益。从产业进步看，我们自当努力提高经济的科技贡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端提升，同时也不能忽略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还应正视中国经济的多层次、不平衡发展现状，大力发展依然具有比较优势、具有强劲市场竞争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知识密集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就业潜力大、准入门槛低的社会服务业。从环境保护看，在生态脆弱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的同时，应当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从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看，既要使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也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准。
能不能顺利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取向。官员们仍然握有过多的配置经济稀缺资源的权力，仍然具有独立利益主体的谋利冲动。如何通过利益导向机制的建设，去矫正、调节政府行为？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完善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在实践的层面上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改革逐步推开，以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建设服务社会的公共财政，应当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
当全社会形成共识，做好准备，去勇敢地承受、去努力地化解转型之痛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历史性的跨越，已经悄悄地开始了它坚实的起步。
半月谈2006年第24期
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行动
鹿永建
年终岁末，由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倡导的“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在中华大地上广泛展开。一件件棉衣，一笔笔捐款，送到困难群众手中；一份份爱心，一腔腔关怀，走进困难群众的心里。
今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发生洪涝、干旱、台风、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给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严冬来临，救灾解困工作日益紧迫。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困难群众特别是受灾群众的过冬问题，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救助力度，并动员全社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捐助活动。在“送温暖、献爱心”热潮中，在浓浓的党群、干群亲情中，由党员干部、广大百姓的爱心凝聚成的力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让人倍感温馨。
中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千方百计为困难群众多办好事办实事。这次“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为这一理念做出鲜明的注解。
,送温暖、献爱心”，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这就意味着，每一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都有义务在干好本职工作之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充当各项志愿活动的积极分子和带头兵，包括在社会开展捐助活动中发挥示范表率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无论是在中央机关还是在地方政府，无论是在发达的东部沿海还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很多党员干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积极捐款捐物，让全社会看到了党员干部的精神风采。
,送温暖、献爱心”，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一人有难，众人相帮”、“授人玫瑰，手有余香”等等名句，人们耳熟能详。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倡导关心群众生活，要求各级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十几年前，全国总工会根据党中央部署，发起了“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难，暖万家心”的送温暖活动，解决困难企业职工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从此，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各地工会干部都和当地党政干部一起，深入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家里，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慰问。
,送温暖、献爱心”，更要形成一种机制，让困难群体不仅在寒冬感受温暖，而是一年四季都“温暖如春”。今年，我国第一次举办了由政府部门与民间慈善机构共同组织的慈善大会，主题是“携手慈善，共创和谐”。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大会并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把慈善事业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进一步研究制定和完善加快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我国经济正快速增长，竞争和效率是发展的动力，但只讲竞争和效率往往会导致社会的“冷酷”。一个冷酷的社会绝不可能和谐，在发展竞争经济的同时，中国也急需建设一个充满人情关怀的社会。
中央早就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民政部官员强调，要发展慈善事业，为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第三次分配”方式。
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要在不断规范的市场机制中实现。税收等政府调控下的第二次分配则以公平为主，从而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第三次分配则是指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是前两次分配所不能替代的。从国际经验来看，第三次分配在照顾孤寡老人，帮助残障人群，保护弱势妇女，收养孤儿，帮助失业者、贫困者、艾滋病者、行为偏差者等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主动、积极参加慈善、捐助和志愿活动，既帮助了别人，又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应该大力提倡。
政府和立法机构除了继续为民众创造更公平的机会外，还应该为人们的感恩和慈善行为提供更多的条件，比如帮助非营利机构的成立和运行等。
我们相信，友爱必定产生和谐，互助终将激发力量。
2007年《半月谈》第1期半月评论绿水青山也是政绩微言
就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GDP的上升毫无疑问是政绩。但是，实现绿色GDP的发展，保护了绿水 青山同样是政绩，而且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绩。
绿色GDP是扣除经济发展对自然和人的损害之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值，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观念之上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绿色GDP更能科学地衡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短短两三年时间，“绿色GDP”在我国由一个冷僻陌生的专业名词，正在迅速走向一个能实实在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和战略；由学界开始走向社会；由政府文件、工作会议和宣传培训开始走向决策者、管理者和公众。在这种大背景下，全国10省市的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全面铺开。这充分表明，绿色GDP核算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由理念倡导向试点核算推进的重要关键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资源能源瓶颈时期，再也不能承受资源枯竭带来的挑战；中国社会进入人均GDP 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矛盾多发期，再也不能承受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环境代价到底有多大，一直只停留在粗略的估算水平上。正如国家权威部门所言，核算出来的某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例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再例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这明摆着是痛苦和损失，但同时医疗产业大发展，GDP也跟着大发展。中国在20多年来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这“增长”又是通过多少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赤字换来的呢？因为缺乏权威性、科学性，这种估算难以成为发展决策和政绩评价的依据。
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和指导思想上转变发展观念，找到一个科学的，既能反映发展速度，又能评价发展质量的工具。因此，国家提出采用绿色GDP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并提出利用这个指标来考核领导政绩，其主要目的是逐步引导各级领导转变发展理念，并将理念付诸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观念，改变环境问题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能考虑的错误思想。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开展绿色GDP核算研究工作，但尚未形成一套国际公认并采纳的绿色GDP核算制度。尽管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也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大胆地迈出第一步。
建立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同时也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进程中的又一重大举措。启动试点本身就是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10个试点省市的积极参与，是研究成果价值的充分体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是开展核算的最坚实的基础。核算过程本身也带来许多有用的信息。如万元GDP能源资源消耗等指标，让我们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确定污染治理重点、规划产业环保功能区、协调区域发展方向，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要针对核算中发现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完善现行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形成核算结果发布制度，并制定相应的核算监督管理制度。
绿色GDP核算工作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突破口，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工作，确保工作质量和目标顺利实现。
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仅是为了得到一组数字，目的之一是要把绿色GDP核算体系指标纳入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促进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提高其科学决策的水平。
绿色GDP要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上，不能过于迷信技术手段。从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看，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保护。所以，在强调下大力气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公众参与。
绿色GDP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当前还面临诸多技术难题、观念挑战和制度缺失。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必须先把这个工作干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地扎实向前推进。
2007年《半月谈》第2期半月评论关注民生要有真举措张晓晶
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是党中央确立的执政新理念。以人为本，就要关注民生；关注民生，就必须有真举措。
民生问题无小事，处处留心皆民生。“拆1平方米旧房，补1平方米新房”，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在旧城改造过程采取的新举措。此举给开发商定了硬规矩，也给拆迁户带来了大实惠。没有了昔日的剑拔弩张，少了以往的上访告状，拆迁户与开发商和谐相处，涉及近10万户的拆迁工作顺利推进。事实上，济南的做法并不复杂，就是政府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真心实意地替百姓着想，让百姓切身感受到拆迁的人性化安置。通过拆迁改善了住房条件，实现了安居乐业，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自然受到群众欢迎。
举一反三，济南在拆迁上的做法值得借鉴。当前，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等也是民生问题，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极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在改革中，在出台政策时，都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各级政府让利于民，让利于困难群体，而不是与民争利。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但是，GDP增长了，并不意味着民生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相反，一些地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民生问题上留下了不少的欠账。环境恶化、贫富分化、部分困难群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等问题层出不穷，这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符。
民生问题如何解决？对此，中央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论搞改革、促发展、还是保稳定，都必须以群众利益为重，以不损害群众利益为“底线”，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当前，以人为本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方面有些地方下的不是真功夫。有的地方关注民生的举措出台了一大堆，但落实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说村村通公交，却连出村的道路还没整平；说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老百姓却仍喊“看病贵、看病难”。
与那些表面文章相对照的是，有些地方在关注民生方面频出实招，成效显著，百姓满意。这些地方的成功，就在于领导干部作风扎实，善于从具体问题抓起，深入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细致入微地体察民情，使决策得民心、顺民意、有实效。应该看到的是，在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地方，依靠的是领导干部的觉悟和认识水平。重视民心民意的，就会把民生问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眼睛向上的，做做表面文章就应付过去了。因此，解决民生问题，绝不能仅仅靠领导干部的觉悟，必须要有制度作保障。
以制度保障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真正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要纳入科学发展观的考核序列。要保持制度的连续性，不要让一项惠民制度因领导喜好的改变而改变，看准的事要一抓到底，少变换镜头和焦点，力戒形式主义和政绩工程。
以制度保障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办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上学就业、住房行路、柴米油盐酱醋茶，看似琐碎，实际上件件关系群众生活，都是民生大计。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要尽力办好。现在，城镇和农村还有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以制度保障解决民生问题，政府就必须要尽职尽责办好惠及广大群众的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制定新年预算计划时，要使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管理，大力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健全公共设施，优化公共服务，切实办好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环境。
胡锦涛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在新的一年里要“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新年伊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来到塞北坝上高原和苏北革命老区看望基层群众，其心系百姓冷暖的殷殷之情，犹如春风拂面。2006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作为今年着力推进的一项主要任务。我们期待着，2007年成为一个民生问题不断解决的执行年，一个让中国百姓获得实惠的民生年。
2007年《半月谈》第3期半月评论
两个活力奔放的古老文明，迎来了又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1月30日，胡锦涛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第三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开始对喀麦隆、利比里亚、苏丹、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塞舌尔等８国的国事访问。在中非不断扩大的交流合作中，以人力资源开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环保、新闻和民间交往等为内容的“软交流”，正在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软交流”凸现中非新型合作关系?
本刊驻内罗毕记者 冯雪
“软交流”实实在在
在地形地貌上有“微型非洲”之称的喀麦隆，是胡锦涛访问的第一站。1月30日到达的当天，胡锦涛同比亚总统共同出席中国-喀麦隆联欢会，欣赏了两国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很多人不知道，喀麦隆原来没有专业舞蹈团体，演员基本上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是来自中国的舞蹈老师们，几乎从零起点教他们。天性聪颖、活泼的非洲演员们进步很快，在2006年的三八妇女节和喀麦隆国庆庆典上，老师和徒弟同台献艺，受到热烈欢迎。
胡锦涛还前往雅温得妇女儿童医院，看望中国医疗队队员和被他们救治的当地病人。得知中国医生通过４次手术终于保住了一名３岁男孩曾被判定截肢的左脚时，胡锦涛高兴地赞扬了中国医疗队，称他们是中喀人民友谊的传播者。
在访问的第二站利比里亚，胡锦涛出席了中国━利比里亚疟疾防治中心揭牌仪式。胡锦涛主席的活动安排，处处体现出中国落实在北京峰会上宣布的促进中非务实合作8项政策措施的诚意，是中非“软交流”活跃的缩影。“软交流”的舞台，主要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至2009年）》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力资源开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民间交往等。
“软交流”红红火火
放眼今日中非合作，“软交流”已实实在在跃升为与贸易、投资等并列的一大亮点。
截至2006年8月，中国已为非洲国家累计培训了11000多名各类人才，涉及表演艺术、美术、文物保护和管理、图书、档案、体操、武术、中医药等各行各业。胡锦涛这次访问的第六站南非的国家乒乓球队，得到了中国官方派遣的体育教练的大力支持。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海外共设立了６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３个在非洲。作为中国“软实力”的最响亮品牌之一，孔子学院已在６个非洲国家落户。中国文化中心与孔子学院已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不少“软交流”活动规模大，反响强烈。例如，2004年，“相约北京-非洲主宾周”首次举办，９个非洲国家的艺术团和８个政府文化代表团应邀参加。与此相呼应，中国通过派遣多个艺术团体赴非洲举办“中华文化非洲行”等活动，共覆盖非洲27个国家和地区，在各国引起热烈反响。
“软交流”步步深入
中国文化部外联局非洲处处长解飞介绍，过去，中非文化交流以官方项目为主，渠道比较单一，现在，中国地方及民间机构对中非文化活动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出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艺术团组一半以上是非官方的；同时，非洲来华演出的艺术团组也有近一半是非官方组织。此外，中国从非洲国家进口和经营非洲艺术品的商业活动也活跃起来。
显然，中非“软交流”的渠道、领域在不断拓宽。例如，访问喀麦隆时，胡锦涛出席了中喀两国8个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其中包括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是“软交流”走向深入的突出表现。2006年8月，中国首支赴非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全部12名志愿者中，有两人的任务是帮助非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创建非洲首个中文系。中国驻埃大使馆人士表示，中国首批志愿者来到埃塞俄比亚，是我国志愿者事业迈向国际的一个重要标志。（编辑：周盛平）
2007年《半月谈》第4期半月评论亿万农民翘盼两会：6000封来信求解七大难题?
本刊记者 郭鸿印 叶含勇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新农村建设行进一年，农村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但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有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又是一年两会时，许多农村读者希望本刊能抓住机遇，把一年来农民热切关注的各种问题归拢归拢。本刊编辑部从6000多封农民群众来信中，精挑细选、归纳整理出七大农村社会热点，力图向全社会传递来自新农村建设一线最真切的呼声。
涉农违法行政问题严重
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广大农民衷心拥护。从大量农民读者来信情况看，依法行政仍然是广大农村百姓关注最多、反映最大的问题。
新疆一位读者的来信很有代表性：“2003年，我们这里开始搞退耕还林。当时乡政府和我们签订合同，规定退一亩补一亩，林业局验收也全部确认了。但2007年发放补助时，却只按确认面积的73%发放，其余退耕面积一分钱补助也没有。中央规定，用于‘三农’的资金必须阳光运作，这条高压线谁都不能撞。可我们这里‘山高皇帝远’，拳头就是‘知县官’，撞了谁又能咋样？”
现阶段，不少地方行政部门以权代法、违法行政非常严重。有些乡镇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强拆强迁、赔偿不到位现象还很多。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地方除了征收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外，还加收“未婚先育费”、“计划外怀孕费”等。有的政府部门以“公益慈善”、“地方财政困难”等名义，搞强行捐款、摊派，损害农民利益。
政通方能人和。天津一位老年农村读者来信呼吁：“我们国家现在既要多立法，更要严格执法。希望今年两会上，人大代表能好好关注一下依法行政、从严执法的问题，以顺应民心，推动社会和谐。”
谨防新农村建设变调变味
在农村，伴随新农村建设，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这些问题，农民反映非常强烈。其中一些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尤其应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关于新农村建设规划。山西省运城市读者来信说：“我们这里不少地方，新农村建设没有规划。一些集体经济薄弱的村组为了修路、建校，把拍卖宅基地作为筹资主要渠道，这个组在这块地上卖，那个组在那块地上卖，导致新建的宅院毫无秩序。”江苏省农村读者来信反映：“一些农村，居民小区住宅楼统一由开发商承建，一套面积为150平方米的住宅楼售价均在14万元左右。这样的价格绝大部分老百姓承受不了。变味的新村建设使农民伤筋动骨。”
广大农民对“村村通”公路计划举双手赞成，但对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深感忧虑。河南省信阳市读者说：“村里修建了一条3公里的公路，由于施工偷工减料，无人监督检查，不到一年，道路多处路段开裂，路基塌陷，乡亲们望路兴叹：几十万元又泡汤了。”
江苏省大丰市农民来信指出，建设新农村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要真正使农民群众在这一进程中不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享受到实惠。
土地“命根子”不断萎缩引发忧虑
可耕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更是13亿国人的饭碗。
2006年9月，河南省固始县某乡部分村民代表致信本刊编辑部：“我们辛辛苦苦种下的水稻即将成熟收割。乡党委和政府领导突然告诉我们，水稻田被县里搞开发征用了，由于县里急等用地，过两天就来挖掘机、推土机施工，100多亩水稻很快被推平了。”
江西省瑞昌市读者反映：“一些地方的城郊农村又出现了新一轮耕地买卖风潮。卖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农户私人出卖，另一种是以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出卖。购买者多为当地机关单位以及居住偏远的农民。交易大多没有相关部门合法手续，成交后，土地一般都用来建房。这种土地私自买卖现象，和新农村建设极不相称，势必会引发农村土地市场的混乱和基本农田的缩减。”
山东省菏泽市读者来信表示：“在我们村，10年前分地时，每人1.2亩，现在每人分不到9分地。这使我产生危机感，再过10年，我们还能给儿孙留几分地？一个种地的农民，没有耕地如何生存？”
希望严惩“腐败村官”
当前农村矛盾颇多，农村工作较为难做。少数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激起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伤害了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影响了党在农村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综合各地群众来信，“村官”腐败现象呈高发态势。目前农村有些地方实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一人兼”。这样一来，村级干部班子人员虽然少了，权力却集中了。一些村干部非法挪用公款、擅自变卖宅基地，所得全部进腰包。山东省某村村民来信反映，因为国家征地修路，村委前后共得相关款项约800万元。失地村民满以为可以靠这笔钱养命，没想到至今也没领到一分钱！对于群众意见，腐败“村官”听不进去，动辄利用权力打击打压。重庆市奉节县某村村民来信反映：该村村主任与一名村民发生纠纷，村主任居然唆使亲族乱刀猛砍该村民之子，并叫人用猎枪射击其全家……
农民深切期望好好治理“村官”作恶现象。
警惕“文化垃圾”转移农村
必须肯定，当前农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现状与农民的精神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有农村读者来信说，现在影视节目离农民越来越远，充斥荧屏的不是砍砍杀杀，就是丰乳肥臀，哪能见着几个农民形象？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活载体和内容搞不起来，农村文化生活苍白。一些头脑精明、善于经营的文化个体户，便打着“文化下乡”的幌子，把书刊垃圾、音像垃圾、演出垃圾等“文化垃圾”大举向农村转移输送，“脱衣舞”等低俗演出也下乡了，在谋取不义之财的同时，严重败坏了淳厚的乡风。
2007年2月8日，湖南省湘阴县农村一位老读者打来电话，急切诉说：“编辑同志，呼吁你们向两会反映一下农村的社会风气问题吧。我们这里现在赌博成风。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子，纷纷参赌，玩纸牌的，打麻将的，买地下六合彩的，到处都是人在赌。政府根本没有人管！”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老人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和打工经济蓬勃发展，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大量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生存状况问题演变成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
河南省西峡县读者来信反映，由于缺少必要的监护，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有效保护和教育，学习、生活遇到问题无人解决，处于放任状态的不少。尤其是农村女孩很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对象。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检察院通过对2005年以来所办理的62起强奸、猥亵儿童案件统计发现，针对留守女孩的性侵犯案件共21起，占34％。留守儿童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更大关注。
同时，农村留守老人也陷入艰难的生活困境。在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有的老人托管了3个孩子，拄着拐棍肩背幼童还得下地干活。有的老人体弱多病，走路连腰都直不起来，却还要带着4个“留守孩”。有的老人好几年手不好使，却一直为几对夫妇带养着6个孩子。面对此种情况，农村调查者实不忍心：这样的日子农村老人到底还要熬多久？
期待完善“新农合”
近年来，国家在农村地区大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广大农民受益不少。但在“新农合”推进过程中，农民对一些新问题反映强烈。
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不少农民对“新农合”有抵触情绪，不想参与。山东省邹城市读者来信反映，其所在村把粮食直补款强行顶抵“新农合”医疗款，引发群众抵制。甘肃省读者来信反映：“一些基层政府把‘参合’任务级级相压，干部只得挨家挨户收取‘参合’款项，结果搞得干部挠头，群众义愤。”
一些农民患者说：药店只售两三元的药，到了合作医院就是10元左右。患者看病花费多，报销少，“参合”反而吃亏，怎么会有积极性呢？有读者反映，农民看一次大病（小病一般也不看）动辄几千上万元，但最后到手的医疗补助只有两三百元。
总之，各地农民盼望国家制订出有力的、切实有效的、合情合理的监管制度，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顺利向前发展，让它真正能造福农村。（编辑：林双川）
2007年《半月谈》第5期半月评论以制度公正促社会和谐薛凯 白志龙
今年两会期间，物权法草案和企业所得税法草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中国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将实行平等保护，内、外资企业将告别税负不公的时代。高度体现“平等保护”的立法精神，成为这两部法律最显著的特色。
每一部法律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信仰与追求。而在这两部法律背后，人们感受到的正是盛世春天的气息：社会和谐的春风轻轻吹拂，公平正义的大旗随风飘扬。
在经历了“效率优先”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呼唤公平正义。一方面，国民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不少人利益受损、心理失衡，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化解这些矛盾，我们很可能陷入“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却加剧了”的境况。因此，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可以说，公平正义实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和谐达到的程度。
,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制度。这是因为，当前社会公平正义不足的主因在于，社会上仍大量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挥好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要确保制度的规范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既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尺”，也是促进公平正义理念形成的“助推器”，更是社会公正进步成果的“凝结”。以制度公正促进社会和谐建设，正变得十分紧迫和关键。
中国的老百姓都深切地感受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以来，我们国家在制度公正方面的推进力度和进展是前所未有的。取消农业税，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新型合作医疗，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修改义务教育法，“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从西部向全国覆盖；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思路，逐步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等等，这些制度改革，无不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理念，一个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中。
当前，紧抓制度公正，力促社会和谐，要着力把握住几个关键环节。
首要的是树立制度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最缺乏的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的信仰和尊崇。没有制度的无上权威，制度就可能成为强权的附庸或道具。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行为已经严重削弱了法制的权威，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一些地方盛行的“摆平”现象，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信奉权力至上、金钱万能和人情第一，丧失了对法律和规则应有的尊崇。
其次是要加强制度创新。要按照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原则的要求，对已有制度进行修正和完善，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在我们现存的不少制度中，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的规定，成为社会不公、难以和谐的制度之源。举例说，某省从2004年开始实行文件审查制度，仅一年多时间，在110件省级红头文件中就有60%的文件因存在违法违规问题被修改。因此，必须大力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制度建设中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正义，从而使这种制度能够保障公平正义。
再次是要把握住制度完善的重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出发，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六个方面的制度，包括：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抓好制度落实。温家宝总理有这样一句名言：“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政府有没有执行力和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个公正的制度，如果在执行中走样，或者有的人执行，有的人不执行，也会使公平变为不公平，使正义变为不正义，失去用制度来保障公平正义的作用。
2007年《半月谈》第6期半月评论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薛凯
两会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今年两会，劲吹的是“共建共享”的和谐春风。
3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工会、共青团、青联、妇联的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强调，要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共建共享”理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指明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和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
,共建”、“共享”的主体是人民。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这些理念一脉相承，都突出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共建共享”的前提是党的领导。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好利益分配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贯穿“共建共享”精神，首先要求我们党要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共建”与“共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共享”是“共建”的动力和目标。没有共同建设，就不会有社会持久的繁荣；离开了共同享有，就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和谐也将难以维系。“共建”与“共享”必须同时进行，共同建设的过程，也应是共同享有的过程，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也不能厚此薄彼。
一些发达国家在社会建设中，十分注重社会参与，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中间组织以及慈善力量做了大量政府无法做成的事，成为政府职能的有力补充。这样的社会虽然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但仍能保持有序、稳定和可控，其社会建设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在上世纪，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社会事业的发展，结果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成果为少数人所独占，最终陷入社会动荡、经济低迷、百姓困苦的泥潭，其社会建设的深刻教训也需要我们汲取。
,共建共享”鼓舞人心，但它决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走向新的未来。
———“共建共享”不是重捧“大锅饭”。“大锅饭”是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共同贫穷，而现在追求的是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共建共享”不仅维护人的生存权，更维护人的发展权，它在注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注重帮助困难群体渡过难关，实现“后富”。
———“共建共享”不是要建立“养懒机制”。按劳分配仍然是社会最基本的分配原则。每个公民都应认识到，要过上富裕的日子，需要我们用智慧、辛劳和汗水去争取，而不能采取等、靠、要的态度。
———“共建共享”不是要取消差距和差别。一定的差距和差别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这也是社会保持一定活力的动因。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并不是无差别的、等份额的分享，而是要建立健全注重社会公平的共享机制。
———“共建共享”也并非仅仅是分享物质成果。“共建共享”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丰衣足食，更重视群众的精神满足、心情舒畅。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政府都应该关注和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
当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贯彻“共建共享”，最紧要的是以民生为核心，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就业、医疗、住房、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诸多民生问题，之所以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新一年政府工作的重点，实际上就是要补齐社会发展这个“短腿”，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从发展中尝到甜头，从而能够更加努力、自觉地建设和谐社会。在今年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民生的资金投入达到4778亿元，可见中央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贯彻“共建共享”，另一个紧要任务，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创造有利于“共建”、“共享”的政策条件和社会环境。要发展教育事业、规范政府行为、创造一个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过程平等的体制机制环境，使更多人能够投身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大潮中来；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形成统筹兼顾的利益协调机制，正确处理好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群众的利益关系，以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切实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
,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其实就是亿万人民共同参与一部大合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部大合唱的主角，每个人都要唱出自己最美的声音，分享彼此最美的心情，最后汇聚成一曲人间天籁。
2007年《半月谈》第7期半月评论秉持忧患意识是一种政治境界辛鸣
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几刹恳徊皆銮坑腔家馐丁保晃录冶?!--ADV_CONTENT-->总理则坦言，“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总书记和总理在同一时段内如此强调忧患意识，不是随意，更不是偶然，而是基于对当代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基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深厚感情的真诚体现。所以，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秉持忧患意识，既是一种现实要求，一种责任自觉，更是一种政治境界。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体现在知忧患上。今日的中国发展成绩很大、成就很多，但“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样很多，甚至很严峻。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中国经济中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四大结构性问题，哪一个都是悬在中国经济发展头上的利剑。比如，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大依赖于投资，但我们是否还能支撑已高得离谱的投资率；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很大依赖于外贸出口，但现在日益增加的贸易摩擦与贸易争端，已使我们不能再保持持续贸易顺差；我们的经济增长还很大依赖于资源的高消耗与环境的软约束，但面对日益紧张的资源供给与严峻的环境压力，我们还能继续如此大手大脚吗？
进一步看，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在做了很多工作的同时，也忽略了很多该做的工作。比如，这些年来，我们在注重效率，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基尼系数逼近0.45甚至更高，10%的群体占有了接近一半的财富，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形势严峻；再比如，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过去被捂住的各种老大难、烂摊子和积累遗留的大量问题都相继暴露出来，像由于拆迁补偿问题引发的冲突、由于干群关系紧张产生的纠纷、由于农民失地生活无保导致的对立等等。这些问题尽管可能表现为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一个环节的问题，但放置于矛盾凸显期这一大背景下，就有可能演化为社会性的问题、带有全局性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邓小平曾讲过一句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前，人民群众可能对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的感受并不强烈。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开始日益增长，对于政治参与方面的要求也相应增长。由此，温总理指出，要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一重大历史任务。但实事求是讲，我们在这些方面还准备不足，这一历史任务才刚刚破题。可是，在人民群众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做，而且要尽快做，做慢了都不行。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还体现在能忧患上。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不是不知道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也不是不知道忧患的客观必要性，但是在现实中却往往很难树立起忧患意识。总是在想，我们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发展取得的成绩也是明摆的，不说功劳，苦劳总有一点吧。何况我们现在也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过得好一些，何苦把自己搞得那么苦。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时一事的应付了事，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对于某一阶段性的工作，我们可能已经完成了，甚至完成得还很好，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事业来说，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正如温家宝总理强调的那样，“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必评功摆好”。的确，我们已经总体小康了，我们的一些人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可能已过上相对好的生活，但在不平衡、有差距、低水平的小康现状背后还有很多的群众日子并不宽裕，甚至还有很多艰难疾苦。如果我们还不忘自己是共产党人，那么，共产党人的觉悟、共产党人的责任、共产党人的使命，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我们要能忧患，要去忧患，要甘于忧患。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境界，更重要的在于要去解忧患。看到问题的存在，也意识到问题的紧迫与严峻，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头脑中、观念里、感情上，那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政策的设计、制度的安排，把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可以通过努力而加以解决的问题给解决掉，这才是忧患的现实意义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甚至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利益结构和体制机制障碍，消除引发忧患的各种问题与弊端。
清醒而知忧患，自觉而能忧患，务实而解忧患。秉持忧患意识这样一种政治境界，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中国人民必能真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更加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早日实现！
2007年《半月谈》第8期半月评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能“说说而已”
任俊峰?
在重庆市梁平县最偏远艰苦的农村，有一个叫邓平寿的镇党委书记：他下乡从不坐车，靠双脚一村一户地走访；他经常一身灰衣，一双胶鞋，一个黄色帆布包，在田间地头为民解忧；他家里的生活就靠养猪种田、栽桑养蚕维持，和周围农民没有任何区别；他淡泊名利，几次谢绝上级把他调整到县里重要岗位的好意……今年1月，当他因患急性胰腺炎去世后，上万名群众徒步7公里自发为他送行。
这样一位扎根基层、政绩突出、淡泊名利、群众赞誉的好干部的逝去，让人深感痛惜。在邓平寿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在领导干部身上的体现，也看到了当前领导干部作风改进的方向。邓平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民心所想、所向：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不能“说说而已”，一定要身体力行。
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个重点。在今年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切实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总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蕴涵深刻，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当前，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突出的作风问题，已影响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的领导干部消极对待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科学发展、统筹发展、和谐发展的意识不强，为房价升高推波助澜，为国家限制发展产业暗开绿灯。少数一把手独断专行，好大喜功，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不是用在民生领域，而是用来大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一些地方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的情况比较严重，建了不少豪华办公楼、剧院、博物馆、体育馆，给群众背上沉重负担。还有一些干部腐化堕落，大吃大喝，沉溺声色，在腐败泥潭中越陷越深。
这些不正之风尽管只发生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但影响却很坏，不仅影响了党的形象，也带坏了干部队伍。如果不及时纠正，势必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真抓实干，锲而不舍，绝不能再出现“虚”功“虚”做、“说说而已”的情况。各级党委都要把加强作风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与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真正结合起来，使领导干部作风在短期内有一个新的改进。
首先，要突出重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当前，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就是要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三个意识”为切入点，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
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应成为当前各级领导班子思考、学习和工作的重点。这些年，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本是好事，但也滋长了部分领导干部好大喜功的不良风气。一些地方超前建设，追求一步到位，大肆兴建豪华气派的楼堂馆所。如果把这些钱投到廉租房建设、低保救助等民生问题上，不知可以解决多少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化解多少遗留的历史难题！这种骄奢淫逸、忽视民生、大肆浪费的风气，与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如果任其蔓延，势必会使我们丧失革除积弊、实现转型的良好时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部署。
其次，要抓住制度这个根本。作风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和灵活性的问题，它更多地和思想水平、道德品质、修养、个性等联系在一起，具有界定模糊、难以量化、往往并不触及法律等特点，如果没有制度的规范、保障、引导和约束，结果必然是热闹一阵，然后不了了之。没有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是不少地方的领导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还要引入群众评价体系。领导干部的作风情况，群众最清楚。但可惜的是，由于渠道不畅，群众的看法很难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或者，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这就让我们反思，为什么最有发言权的反而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为什么我们一再丧失在出现苗头时挽救干部的机会？为什么一些真诚反映问题的群众却落得屡遭报复的凄凉下场？归根结底，是我们缺乏保障群众监督权利的制度体系。
前不久，中组部要求，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作风状况的日常考核和了解，并作为奖惩和使用的重要依据，作风不好的不能进班子。广东省委也决定，将领导干部作风纳入巡视范围，巡视组要广泛听取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特别是一些不同的声音，以去伪存真。这些好的办法和规定，一旦和群众评价体系相结合，定会取得更好的成效。
2007年《半月谈》第9期半月评论遏制政府浪费要动真格辛鸣
这些年来，中央对遏制政府浪费，降低行政成本的立场与态度一直很明确。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两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中央的精神很明确，加大力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治。
人民群众有愿望，中央领导有要求，政策文件有规定，三管齐下，理当成效立现。但现实是，一些基层政府奢侈、豪华、浪费的风气仍有渐长之势。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特意把“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可见，遏制政府浪费的工作任重道远。
这种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要注意研究导致政府浪费的根源性问题，切中政府浪费的要害。导致政府浪费的因素或许会有很多，但有两条是要害性的。
第一个要害是认识问题，对政府浪费的危害性估计不足，认识偏低。现在有一些同志往往认为政府是花了一些钱，也可能花得多了些，但说到底也就是吃得精致了一些，住得宽敞了一些，用得高级了一些，玩得高档了一些罢了，这些钱又没有装到干部自己的口袋里，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必大惊小怪。
其实不然，政府浪费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行为方式不当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因为，政府浪费将直接导致群众对政府性质的质疑。税收的钱少部分是用来养政府的，大部分是要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财政税收这块蛋糕是固定的，政府多切了一块，其他地方就要少切一块。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这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上，总是投入不足，总是说没钱，可办公楼却越盖越豪华，公务用车越来越高档、公款消费越来越高级。
进一步看，政府浪费还会使群众与政府日益疏离，情感隔膜。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但问题是，当人民群众作为“主人”日子并不宽裕，生计并不富足，部分群众生活还很艰难时，作为“仆人”的一些干部已经通过花国家的钱，花老百姓的钱过上了小康、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对此，群众又该怎么想？群众有言：办公楼越豪华，与人民越隔膜。党政官员在办公场所、生活方式上远离群众的同时，思想感情离群众也会越来越远，最终将失去群众的拥护。我们反复在讲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可上述那些做法人民能满意吗？那些做法是在做公共服务吗？那些做法是法治政府应该做的吗？当公众的这些质疑达到一定程度，政府的公信力及其合法性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种判断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对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清醒认识和对事物发展逻辑的真实反映，是透过现象来看本质。如果全社会能从这样的高度对政府浪费问题严格监督、严加痛斥，相信不会有多少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第二个要害就是在责任追究上大事化小，对政府浪费责任人追究处理不到位。在一些党员干部看来，以一时的批评换来长期的豪华奢侈是一本万利的事。过去那些“雷声大雨点小”，“只打苍蝇不捉老虎”的处理办法只能进一步纵容政府浪费现象。因此，苦口婆心的批评教育、劝说、警告都不如依法依纪严加惩处。对于政府浪费的典型，在责任处理上一定要以雷霆万钧的手段，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不要讲什么特殊情况，不要谈什么例外，更不要搞下不为例。如果我们的干部发现，因政府浪费会危及其政治生命与前途时，他们还会去搞浪费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成由俭，败由奢。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传家宝。无论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优良传统都丢不得。节俭是优良传统，更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在现阶段，尤需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更加开放的思想观念、更加执着的奋斗精神、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来遏制政府浪费，真正让“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成为社会风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府应该带个好头！
2007年《半月谈》第10期半月评论谁为食品安全最后“守门”?
面对严峻现实寻求出路
自今年3月初“苏丹红”东窗事发，到苏丹红监测的国家标准出台并实施，前后一个月时间，中国政府监管部门所表现出的工作效率之高，令世人瞩目。与此同时，民众持续许久的惊恐心理却一时间难以平息和释放，对食品安全依然担心，甚至紧张。
在此背景下，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进行第41次集体学习，学习的主题为“我国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问题研究”，表明食品安全问题吸引了最高决策层的目光。这一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叶志华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罗云波教授，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了国内外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知识。
农业标准化，是指根据市场需求，运用标准化的“统一、简化、协调、选优”原理，对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制定并实施相关的系列标准，加速先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农业标准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综合性技术基础工作，它要求农业生产遵从统一的生产环境标准，统一的生产技术规范，统一的产品质量标准，并通过统一的手段实施监测。
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是以高度的标准化为基础生产的。农产品从新品种选育的区域试验和特性试验，到播种、收获、加工整理、包装上市，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农民种植农作物，用什么品种、何时下种、何时施肥、施多少肥、何时采摘，都有严格的规定。上市出售的黄瓜，它的长短、粗细、弯细程度都必须符合标准。在日本，所有农产品进入市场前，都要按一定标准进行严格筛选分级。鱼虾是以“条”为计量单位；梨、苹果多以“只”为计量单位；大白菜、包菜以一棵、半棵标价。在市场上，见不到以重量单位计价销售的蔬菜、水果，等级外的农产品是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的，而只是作为加工原料。
因此所谓“标准”，就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的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对“标准化”的定义是：“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这个过程在农业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就是农业标准化。
农业标准化的目的是将农业的科技成果和多年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制订成“文字简明、通俗易懂、逻辑严谨、便于操作”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向农民推广，最终生产出质优、量多的农产品供应市场，不但能使农民增收，同时还能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其内涵就是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健全规范化的工艺流程和衡量标准。
鉴于食品安全对于公众健康、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形象都构成重要影响，各国政府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源头治理、调整和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健全食品安全支撑体系。授课人之一的罗云波教授说，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提出了解决我国食品安全的新方向：将监管关口前移，从农田到餐桌，从农业标准化出发，保障和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中国决策高层清醒地意识到，实施农业标准化，保障食品安全，不仅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同时也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任务。
,乡土中国”遭遇“绿色壁垒”
正如费孝通先生早年所描述，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造就了“乡土中国”。小农经济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显然不存在产品的标准化问题；只有当农业依靠高科技支撑，按照工业化模式生产，才使标准化真正成为现代农业的标志和基石。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正是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推进标准化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途。
人们经常会看到，尽管很多地方不养奶牛，祖祖辈辈不喝牛奶。但有一天“蒙牛”来了，祖祖辈辈没见过奶牛的农民养上奶牛了，也喝上牛奶了。这就是标准化的力量。
标准是技术和制度二合一的载体。实施农业标准化，最终是要有效地提高农村经济素质。
事实上，不管你关注与否，农业标准化在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步伐也在明显加速。
建国50多年，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解决了全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可以说多少年来，上至决策者下到亿万劳动者，一直都在千方百计为农产品总供给满足总需求努力，始终向农业的高产目标奋进，而质量问题，则往往不受人们重视。
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民积极性迸发，农业技术得到全面推广，农产品迅速实现大量的扩张，此时，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优质化和大量低质农产品供给过剩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潜在的危机也一并悄然袭来。中国农业迫切需要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方向也正是现代农业的方向。而这种转变，首先呼唤的就是农业标准化。
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研究所副所长钱永忠分析，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使人们很少考虑产品的市场问题，标准化的作用显得无足轻重。而当今经济全球化已是发展大趋势，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同其他产业一样，都将面临两个市场：从区域来看，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从需求来看，是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
标准化正是打开这两个市场的钥匙。业内专家更是认为，目前我国农产品拓展国际市场的最大障碍不是关税，也不是知识产权，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
有足够的例子来证明农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在国内，北京、上海、杭州、南宁等大中城市相继实行了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对那些喂用过药物、激素的水产品和畜禽，施用过禁用化肥、农药的农作物亮起了“红灯”；在国外，主要进口国对我国农产品大多设置“绿色壁垒”，检验手段逐渐提高，检验次数和项目明显增加，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身份证的要求，就是看你的产品是不是符合“绿色”标准。
标准化最直接的动力自然要体现在经济利益上。比如，在北方的某个地级市，每年虾类出口创汇1.2亿美元。其标准化要求相当严格，规定虾体长6厘米，色泽鲜亮，双钳对等，尾钩紧环，每10只体重500±5克。达标虾收购价每500克6元，封装出口到美国就是2美元以上；而非标准虾类收购价仅在1.2元至1.8元之间，在美国市场上更是贱如糟糠。
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标准化之路前景广阔，但也显得异常崎岖。
一边是与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的标准化，一边是大部分仍按老辈经验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如何使后者能掌握并利用前者开展农业标准化生产，进而为食品安全筑起一道保护屏障？
源头治理重在立标建制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但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工作在中国并非一帆风顺，存在问题诸多，管理矛盾交错。为此，将监管重心前移，从源头抓起成为治本之道。毕竟不管是直接进口还是加工制作，食品的源头都是农业；按照一定标准、生产出合格农产品，食品安全也就有了保障。如果源头把握不好，再多的监管机构，再多的投入，效果都不大，反而会造成人财物力的浪费。
在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上，容易出现“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好”的情况。世界各国选择不同的模式，有的采用单一部门管理的模式，政府设置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全权负责食品安全事务；有的是多部门管理的模式，将食品安全管理职能分设在几个政府部门，其中又有分类管理和分段管理的不同。
这些国家选择的管理模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等因素。我国食品安全涉及面很广，部门、种类、行业、企业都很多。为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罗云波教授建议，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应统一协调、相对集中，同时责任要明确，不要有灰色地带，这样既避免人力、机构的重复和资源的浪费，又可以有效地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不同部门如何协调？罗云波建议说，我国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时，就希望这个机构承担起制定食品安全有关法规和标准、综合协调、监督执法和追究责任的职能。但由于现实多种因素的制约，食品药品监管局没有把这个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他进一步建议，可以把食品药品监管局作为国务院协调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承担制定法规、追究责任、监督执法和在不同部门责权争执时进行协调的职能。
与此同时，在农业标准体系建设上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和统一性，使标准化工作长期受困并进展迟缓。
国家标准委一位研究人员介绍，这突出表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交叉重复，技术指标要求不一；产品标准和检测方法不配套；标准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差；适应加工的农产品和优势特色农产品质量标准不完善；农产品保鲜、贮藏、运输标准数量不足；农产品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质量控制技术标准空缺；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农药、兽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标准与国际标准不接轨等。仅以标龄为例，我国农业标准标龄过长，10年以上的国家标准占37.7％，5至10年的国家标准占33.4％。按照规定，我国国家标准一般5年为一复审期，如此算来，我国国家农业标准中，70％以上超过复审期。
为了尽快建立统一、权威，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和国际市场变化，国家标准委已提出，在标准的制订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其是否能适应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还要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及国外有关国家、区域组织已有的农业标准；不仅要考虑我国现实的国情，也要注意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技术；不仅要规范制定标准的组织，而且要进行标准定稿前的二次评审，即初审和终审；不仅要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搜集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及有关国家的技术法规，而且要广泛吸收先进农业技术及农副产品加工、包装、贮运等符合国际贸易需要的标准。在标准制定后，还要适时适当修改标准。
截至目前，中国共清理涉及可食用农产品、加工食品国家标准1817项，废止国家标准208项；清理行业标准2588项，废止323项；同时，还对6949项地方标准和14万多项食品企业标准进行了清理。至此，中国已完成了对食品标准的全部清理。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将继续加快标准制修订工作。到“十一五”末，解决标准老化问题，使中国食品标准的标龄由现在的平均12年降低到4.5年，把食品标准的制修订周期控制在2年之内。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农产品及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框架已经初成。据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透露，目前我国已制定颁布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1281项，行业标准3272项，地方标准7000余项，另有加工食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671项。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作物种子、种畜禽标准发展到涉及农产品品种标准、产地环境标准、生产加工技术规范、产品等分级、安全卫生、包装贮运等农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于去年11月1日正式施行，从法律层面上将标准作为全程介入农产品安全的核心内容加以制订和规范，确立了7项基本制度，即政府统一领导，农业主管部门依法监管，其他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安全标准强制实施制度、产地管理制度、包装和标识管理制度、监督检查制度、风险分析评估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等。
为老百姓筑起食品安全的最后防线，一些政策和制度也在积极推进。
目前，国家标准委正在清理旧的、过时的食品法规；今年两会期间200多名人大代表联名上交提案，敦促尽快出台《食品安全法》；而“苏丹红”事件，可能已促使《食品安全法》加入政府今年的工作日程。而苏丹红国家检测标准的出台，更被业内人士评价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项标准的问世，它预示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保障问题，已进入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务实阶段。除《食品安全法》起草进程加快，“多个和尚无水吃”的食品监管体系现状也正在改变中。
另据权威人士披露，国家正在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规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政府如何及时发出正确声音，引导公众及贸易等行为。有评论认为，由于现在信息渠道多样化，人们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容易被媒体放大，如果没有权威的声音出来说话，必然造成很多人的心理恐慌。比如，部分媒体对“多宝鱼”事件的不公正报道，由于不负责任的媒体放大，结果造成我国经济损失40多亿元。
有专家进一步建议：食品安全实行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以往这方面我国还处于“缺位”状态，但未来的食品安全应该是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的预防性管理体系，我国也应该有专门部门进行食品安全预警，评估危害及程度，并向媒体和公众发布权威信息。
可喜的是，我国风险评估机制和体系已经开始建设；同时，国家已经在着手重新制定食品安全方面的追责惩罚制度。
2007年《半月谈》第11期半月评论赞袁隆平自主创新的精神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全球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拥有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价值……可以说，中国靠占全球8%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袁隆平。
袁隆平其实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曾经激励我们创造了无数科学奇迹，同时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度变得稀缺。探寻袁隆平成功的秘诀，对当代的科学创新具有诸多启示。
袁隆平不是钱眼和名利堆里的科学家。饥荒年代亲眼看到的饿殍满地的悲惨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这成为他孜孜不倦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他常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这些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当有人抱怨国家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投入不够时，袁隆平说，“国家困难，不能太贪”；当拿到世界粮食奖12.5万美元奖金后，他全部捐献出来，用来奖励在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袁隆平的事迹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科学家，首先要有祖国观念、人民情感和人道精神，这些才是科学家忘我探索的不竭动力。固然，没有经费很难开展科学研究，科学家也应该得到合理的物质报酬，但是，那种“如果钱能给够，我们有望在10年内赶超俄美”的论调也值得警惕。经费并不是制约科学发展的惟一障碍。在当前阶段，我们应在逐步增加科研投入的同时，加强服务祖国和人民的理想教育，真正把有限的经费花在刀刃上。
袁隆平不是书斋里的科学家。当今，农学院的老师只会“纸上谈兵”，学农的学生不会下田种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很多冠以硕士、博士、教授、博导名头的学者，缺乏对常识、对社会、对国情的起码了解，满足于做一些外文翻译和文字堆砌工作，偏激固执，信口开河，做了很多对社会发展并无多少益处的“空头学问”。而袁隆平恰恰相反，他是田野里的科学家，田野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句袁隆平的名言足以让很多埋在故纸堆里的“学问家”感到羞愧。实验室和电脑前的工作，袁隆平认为也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顶着太阳，趟着泥水，下田”。袁隆平告诫弟子：“书本里种不出超级稻，电脑里也敲不出超级稻，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袁隆平用他的行动说明，知识分子只有走出书斋，走进社会；走出书本，走进实践；走出自我，走进人民，才能在科学与生活的田野上大有作为。
袁隆平不是因循守旧、盲从权威的科学家。在强调自主创新的今天，中国科学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盲目跟风、盗版抄袭、低水平重复成为中国科学界整体上缺乏创造性成果的硬伤所在。袁隆平曾说，硬要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其中的“第一秘诀”就是不囿于现存结论的创新思维。在袁隆平所处的年代，水稻方面的鸿儒大家有很多，但他们不敢也无法突破前人，最终没有产生什么创新性成果。而袁隆平作为一名普通中专教师，却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根据实践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开始了独辟蹊径的研究。“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科学研究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袁隆平认为这是一名科学家的重要素质。鼓励科学家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特别要让年轻人勇于实践、敢于超越，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科技创新努力的方向之一。
袁隆平不是心态浮躁、心胸狭窄的科学家。当今学界，浮躁、浮夸之风盛行，门派成见根深蒂固，为了评职称、快出名，不少人甚至不惜剽窃，一些单位仍然论资排辈盛行。这些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创新以及中国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而袁隆平是中国科学界一个难得的帅才，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用自己的火炬点燃了一片火炬。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形成了一支高质量的杂交水稻的人才梯队。上世纪，他曾把自己发现的野生稻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各地的科研机构，从而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他还把政府拨给的数千万元资金奉献出来，组织起全国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袁隆平的学生邓华凤根据老师的思路，历经两年使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设想变成现实。报奖时，邓华凤想在名单上把袁隆平排在第一的位置，袁隆平却坚称，不排第一、不排名，他本人不参与评奖，充分表现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广阔胸怀。
发掘和弘扬袁隆平的精神价值，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位科研工作者、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该以袁隆平为榜样，耐住寂寞，集中精神，在自主创新的征途上奋力向前！
2007年《半月谈》第12期半月评论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
———写在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李凯
弹指一挥间，香港回归已近10年。
当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冲破风雨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时，“一国两制”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构想也在香港开始了生动实践，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10年间，香港历经风风雨雨，屡受重大考验，风雨之急、考验之多甚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10年：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非典疫情……意想不到的困难接踵而来，一次次考验着年轻的特区。但香港经受住了风雨的洗礼，一一化解了面对的难题，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
10年后的今天，我们见到的香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全面落实，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稳定，与内地的关系日益密切，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香港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
具体而言，香港回归10年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10年，是中央和特区政府坚决贯彻香港基本法、按照基本法办事的10年。
10年来，除国防和外交外，香港特区政府享有行政管理、立法、独立司法和终审等自治权力。港人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香港的民主、自由获得了实质性发展。
港人清楚地记得，在港英统治时期，英国的《英王制诰》和《皇家训令》规定，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员须由港督委任。香港自开埠至上世纪80年代的100多年间，从来就没有经过选举产生任何议员。
而回归后的香港，已进行了三次行政长官选举和两次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是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全部立法会议员也都由选举产生。香港特区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明确指出：“回归后，香港在民主和选举制度上较回归前更开放、更透明。”
与此同时，回归后的香港又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拥有高度的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百家争鸣的空间比回归前更宽阔。回归后，香港加入了国际人权公约，制定了反窃听法，连续多年被国际组织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正如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所说：“回归10年，香港生活方式没有改变，香港人的自由程度有增无减。”
在经济领域，香港回归10年克服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实现了经济的繁荣。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经济表面一片繁荣，但疯狂的炒楼、炒股累积的经济泡沫也到了破裂的边缘。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和禽流感、非典等相继袭来，香港经济一度陷入低谷，进入了调整期。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从容应对，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战胜了艰难险阻，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继续发展。
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使绝大多数港人认识到，加强和加快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是香港振兴经济、再创辉煌的重要途径。
香港在与内地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不断获得发展空间和前进动力。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英文简称CEPA，谐音“丝帕”），进一步突破了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推进了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数据显示，“丝帕”对香港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为3.2％，“丝帕”实施后的2004年达到8.6％；香港的失业率从2003年最高峰的8.7％下降到2006年底的4.4％；2006年香港证券市场全年筹资5245亿港元，创历史新高；今年5月7日，香港恒生指数突破21000点，达到历史新高。
回归以来，香港政治、经济上取得的斐然成绩充分展示了“一国两制”的巨大优越性，也表明基本法的贯彻和落实是香港过去10年、未来10年以及在更长远的时间内繁荣发展的基础。
香港媒体评论说，香港加入世贸组织，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内地公司在港上市、人民币业务在港扩大展开，直接、间接都是基本法框架下的产物，是“一国两制”的巨大优越性的表现。
10年风雨不平凡。如今，香港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打造一个繁荣、稳定、和谐的新香港。
目前，香港社会对未来10年发展信心十足，求繁荣、求发展、求和谐已成为香港社会的共识。“紫荆花盛开了。今年花儿红，明年花更好！”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表达了对香港未来的衷心希望。
走过不平凡的10年，我们相信香港一定能找准发展路径，明天会更美好！?
2007年《半月谈》第13期半月评论深刻领会贯彻四个“坚定不移”
辛鸣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并指出，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充分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化，决心更加坚定，实践更加自觉。
———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思想保证。
解放思想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倡导并实践着解放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坚持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我们把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我们把思想从对计划的崇拜和对市场的疑虑中解放出来，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解放思想这一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新的建设、新的实践要求有新的理论指导。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了进步、带来了活力、带来了繁荣。正是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正是改革开放，各种体制机制更加充满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展示。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依然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如既往而且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进一步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旧的制度体制，建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
———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基本要求。
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发展，也只有发展才造就了今日中国的进步与繁荣，我国目前社会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需要、也只能通过发展去解决，但是如果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不科学，发展本身也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社会建设同样如此。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国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清一色、一刀切的社会管理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兼顾、协调、包容的理念与思维越来越成为社会常态。
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营造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必须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通过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化解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使得各个社会阶层与群体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战略目标。
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小康社会是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因而在十六大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了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虽然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但我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们必须从“总体”走向“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要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下大力气建设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生存环境得到全面改善。
2007年《半月谈》第14期半月评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建军78周年纪念日。值此节庆时刻，谨向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节日的祝
贺！向军队离退休干部、转业退伍军人、伤残军人、烈军属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78个春秋，78载辉煌。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我军在党的领导下，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当前，全军官兵正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认真落实胡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新形势新使命的新要求，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国防和军队建设呈现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扎实有效，后勤改革成效显著，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水平得到提高，从严治军力度进一步加大，部队现代化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抚今追昔，我们深切感到，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是因为我军有党的坚强领导，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我军的历史，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我军的胜利，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我军的辉煌，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铸造的辉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生命之所系，力量之所依，性质之核心，传统之根本。
胡主席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这一条永远不能变，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强化这一观念。这是新形势下党对军队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要求，是加强部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当前，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新的调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情况新问题，要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就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最重要的是要自觉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决维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权威，确保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勤奋努力，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推动党、国家和军队各方面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我们要始终不渝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确保政令军令畅通。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就要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新的历史使命。我军作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很重要的是通过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赋予的使命任务来体现的。胡主席提出的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历史使命，集中反映了党在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对军队的新要求，体现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最本质的规律，为我军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履行好我军新的历史使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阔步前进，就要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五句话"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使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建设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要坚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扎实做好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工作。要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努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现代军事、高科技等知识，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三个素质"和各级党组织的"四个本领"。
昔日的辉煌令我们无比自豪，宏伟的蓝图让我们充满信心。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认真落实胡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振奋精神，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努力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半月评论2007年第15期
8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举行。这是《草原赞歌》大型文艺演出表演现常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60年前，我们党根据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
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范了中央同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赋予了自主权利和政策空间。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央总的路线方针指导下，结合当地的民族特点和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而使少数民族的权益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得到切实保障。
60年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内蒙古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做好内蒙古的各项工作，不仅关系到内蒙古2300多万群众的福祉，而且对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具有重要意义。”他指示内蒙古要“因应新形势，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区抓住西部大开发等机遇，加快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增长方式逐步转变，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开始步入又好又快的发展之路。2006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47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7年的5.37亿元增长了196倍。人均生产总值也由1947年的96元增加到2006年的20047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人均指标进入了前10位。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的成功实践，为我们党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供了宝贵经验，为我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了成功范例，为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做出了应有贡献。这一成功范例，带给我们诸多深刻启示：
半月评论2007年第16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辛鸣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我国29年来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又是对我国在新时期、新阶段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政治要求与庄严宣示。
29年的发展、进步、繁荣、富强，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正是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发展。1978～2006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长到21.09万亿元，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94万亿元。目前，我国GDP位列世界第四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谷类、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钢铁、煤炭以及电视机、电脑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高速的经济增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也正是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种体制机制更加充满活力；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体系向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展示。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29年过去了，我国并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民主法制不够健全，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两大任务依然艰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又面临着新任务、新挑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继续为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课题必须尽快破题，多年来遗留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亟待协调化解。要巩固改革开放29年来的成就，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必须也只能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我们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清醒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
我们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为重点，加强事关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将近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制度化、法制化，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深化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不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切实做好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和卫生体制改革，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切实建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等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确立起科学的改革开放观。比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我们改革的大方向。这一点没有错，也不容动摇，但对于那些一方面以资源配置市场化为名，让市场配置资源成为“权力变现”的捷径，另一方面又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借口，推卸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的所谓新瓶装旧酒的“改革”，我们必须予以警惕，决不能因为改革目标与方向的正确，就忽视甚至回避在改革的一些具体路径和具体行为中的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曾强调指出：“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对改革前的所作所为的改革，也意味着对改革本身一些做法的再改革。我们要本着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进改革的要求，自觉纠正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不规范、不科学、不妥当的做法，把做错的改正过来、做得不科学的科学起来、做得不规范的规范起来。这是保障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应该也必须坚持的态度。
半月谈2007年第17期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做到四个坚定不移，首先强调的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近30年来的全部实践表明，坚持解放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需的思想条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3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告结束。“社会主义在中国出路何在”这一重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摆脱苏联模式。当时能否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成了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而这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30多年来，解放思想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创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推进，都是解放思想为其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推进改革中逐步明晰、发展前进的。基于对上世纪80年代实践的总结，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不要陷入姓资姓社的抽象概念争论，看准了的要大胆试大胆闯。也正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掀起了新一轮全党解放思想的热潮，极大地加快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步伐，为中国经济快速起飞打下了思想基础。
如果说当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解放思想，那么今天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解放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发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争论，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争论之激烈，可以说是自改革以来所没有过的。争论的分歧归结起来就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究竟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改革本身错了还是改革出现了失误？是反思改革还是否定改革？是应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走“回头路”？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继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向哪里去。这仍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基于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鲜明地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
之所以发生这些争论，症结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这一论述，在思想上深化了我们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在实践上指导着我们正确应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
以往我们经常以“实事求是”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实践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我们在过去“实事”基础上“求是”，所得出的认识就可能与新的“实事”不相符合，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突破既有认识。就此，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必需的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一次，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则更加精辟地阐明了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这一观点，为我们正确应对和处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
坚持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在解放思想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大多是在一个一个观点艰难更新的层面上讲解放思想，还没能达到自觉转变思维方式的高度。也正是因为此，我们常常在改革发展的具体操作问题上陷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客观上既不利于我们实事求是地纠正各项工作中的失误，更阻碍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思维，又要破除对西方学说的教条思维。在改革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观念激烈对峙的双方看起来是水火不容，实质都是一个思维方式：或者以教条式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圭臬，或者顶礼膜拜西方学说。无论是以马列的书本结论为框框还是以西方学术观点为“圣经”来评判改革，都无法真正应对处理好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各种复杂矛盾与问题。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以解放思想为强大思想武器，不断探索和努力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才能真正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半月评论2007年第18期理性看待物价问题
继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6％，创下10年来月度涨幅新高后，8月份这一数字再次刷新达到6.5％。物价上涨对部分群众生活造成一定冲击。此次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我认为，虽然此次物价上涨幅度较大，但涨价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不会引发全面通货膨胀。
我们知道，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服务价格变动指标，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过去几年，我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价格总水平较低。但是，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受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今年8月份CPI同比上涨6.5％，连续4个月创出新高，1月到8月CPI累计上涨也达到3.9％，超过了年初提出的全年3％以下的预期调控目标。
应该说，这基本上是今年CPI上涨的月度最高水平了，而食品价格上涨是年度内的短期现象，并且是很多原因导致的，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在短期内很快得到解决。今年四季度我国食品价格和CPI的涨幅都会有所回落。现在我国经济并未过热，“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未来会继续保持下去。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的主要标志是物价全面上涨。但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8大类商品中，8月份，仍然是5类上涨，3类下降，因此当前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而非全面上涨。食品占我国CPI比重一直较大，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肉禽制品、鸡蛋等价格上涨，对此我们不必过分担忧，因为目前食品涨价，并不是说我国农业生产出了问题。
我们也知道，2004年到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3年增加，今年夏粮产量又同比增长1.3％，我国的农业生产基础、粮食生产基础总体是不断稳固的，粮食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居民对粮食的需求比较稳定，尽管有人口增加的因素，但由于人均粮食消费量总体趋降，因此保障吃饭的粮食需求变化不大。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我国粮价和食品价格总体仍趋于稳定。
现在主要是猪肉和鸡蛋价格在上涨，这不是供给能力出了问题，而是生产和流通模式在转变6比如猪从散户饲养向规模饲养转变，生产模式的变化与市场对猪肉供求的调节结合起来，使得猪肉价格波动幅度加大。去年春天我国猪肉价格降低到每公斤5.4元左右。严重损害了养猪农户的积极性，导致今年猪肉供给大量减少。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应对生产模式与流通模式的变化，通过建立猪肉周转储备，搞一些猪肉期货来稳定猪肉价格的变化。
而饲料价格上涨是导致猪肉和鸡蛋价格上涨的又一原因。这两年的食品涨价，我认为短期原因一是2006年世界粮食减产，加上美国等产粮大国将玉米用于生产生物能源：二是国家粮食库存针对国内粮食市场供求变化的投放不够及时；三是国内玉米加工乙醇能力较快增长；四是疫情疫病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从5月份开始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严格控制生物质能源加工能力的发展，稳定饲料粮价格；加大疫情疫病防控力度，帮助农民建立养猪、养鸡等方面的保险，对养猪、养鸡户给予一定补贴等来稳定农民养猪、养鸡的积极性。当然，这些措施还要结合市场的作用，因为市场价格的上涨对生产户的刺激作用更直接。
目前看，这些措施会从今年三、四季度逐步见效。而在政府的帮助和市场价格上涨的刺激下，我国内禽产品、鸡蛋等生产规模已明显扩大。当然，由于这些产品的生产有一个自然周期，供给增长要滞后一段时间。预计至迟到10月份，相关供给会明显增加。因此，食品价格较快上涨的态势至迟保持到10月份，之后其涨幅将开始回落，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涨幅等也都会回落。但是，我们还要关注未来价格如果回落过多对饲养户带来的不利影响，并考虑相应的应对措施。
因此，今年下半年我国物价将出现由高到低的变化，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涨幅将低于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在4％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判断价格走势总体将会较为平稳。◇
半月评论2007年第19期道德楷模的力量
金秋九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前夕，为全体公民尊敬、钦佩和学习的道德模范，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接受人们最由衷的赞誉、最崇高的褒奖和最衷心的致敬。
自2007年7月起开展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建设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评选范围最广的活动，共评出53名全国道德模范，254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他们中间有“助人为乐”模范，用爱心为社会与他人撑起一片明媚蓝天；有“见义勇为”模范，在德行善举之中弘扬社会正气；有“诚实守信”模范，用一诺千金的行动诠释诚信真谛；有“敬业奉献”模范，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默默付出而升华了人生价值；有“孝老爱亲”模范，用温暖和关爱唱响了人间真情。
9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道德模范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既是对全国道德模范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也为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先进人物都是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榜样。在新中国健康成长的每一历史阶段，都矗立着道德楷模精神的丰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每一巨大成就，无不铭刻着千千万万道德楷模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闪烁着道德楷模精神的时代光辉。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优良传统美德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热心公益、孝敬亲长、勤俭节约、崇善尚德等成为公民道德状况的主流；另一方面，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见利忘义、奢侈浪费等落后甚至腐朽的道德观念也对社会成员产生不良影响，一些领域出现道德失范。
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核心价值体系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规范，引领着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是建立社会良好秩序、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的一个重大创新，是我们党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是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
树立当代道德模范，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化为活生生的具体形象，人人都可以感知，都觉得可以亲近、可以动心、可以动情，可以成为具有无穷力量的榜样。这次评选的全国道德模范，并非都有惊天动地之举。尽管岗位不同、职业不同、事迹不同，但他们都来源于平凡生活，来源于老百姓的身边，看得见、摸得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让人们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学。这将十分有利于把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传播到千家万户，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渗透到工作生活中，营造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拉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们的距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道德模范的思想灵魂，而道德模范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体现。深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从学习道德模范入手，而推举和学习道德模范，正是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继续和深入。
“百行以德为首”，全国道德模范是我国新时代新阶段的道德旗帜，是千百万人民群众道德意识、道德愿望和道德追求的集中体现。一名道德模范“站”起来，就是一本鲜活的教科书，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变得具体生动。一名道德模范“亮”起来，就是在社会上竖起一面旗帜、一个标杆，就是在群众中确立起一种正确价值导向。
一花引来万花开。在全国道德模范的激励和带动下，更多的道德模范必将在神州大地涌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得到弘扬和光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将取得更大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必将越走越宽广。（李亚杰）
2007年第20期半月评论一把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的“金钥匙”
本刊编辑部
一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作出的抉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命题。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出了响亮、坚定的回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回眸新中国建设史，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艰辛而曲折，曾经如潮如涌，也曾一波三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重重阻力，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坚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为艰险所惧，不被干扰所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谁曾想，29年前，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人们还在为温饱发愁，如今13亿人民的生活已总体达到小康；谁曾想，29年前，我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今已成长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谁曾想，29年前，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曾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一度窒息了人们的思维，如今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深入人心，吹拂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蓬勃的朝气和创造的活力。
数据也许是枯燥的，但它最简明、最雄辩，在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时，也最容易找到共识。以改革开放近30年计，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3%的增速；2006年GDP迈上20万亿元大关，扣除价格因素，是1978年的13.3倍；1978年至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3587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都增长6.7%；2006年进出口额达17607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84倍。29年前，我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
十六大以来的成就同样可圈可点：经济上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势头，GDP年均增长10%以上，预计今年将达到23万亿元，较2001年的约11万亿元翻了一番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济发展方式在经历着阵痛中开始向“又好又快”的目标转轨；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惠农政策的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社会建设直指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一系列针对城乡居民的保障措施相继出台，社会和谐呈现出勃勃生机；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公民的政治权利越来越受到尊重，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建设向深层次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令世界刮目相看。苏联、东欧剧变后不久，西方曾有人预言，中国这座社会主义大山将在10年内坍塌。然而，15年过去了，社会主义中国以无可争辩的强大生命力宣告这一预言的破产。就在十七大召开期间，西班牙《先锋报》记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你只要把头探出人民大会堂的窗子，就可以领略北京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正在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二
俄罗斯文学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描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行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逐渐清晰显现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呢？十七大报告作出了科学论断：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结合起来，逐步认识、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政党是大有希望的政党，一个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民族是大有前途的民族。实践的沃土孕育出理论创新的累累硕果，科学的理论指引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航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是实践发展的过程，也是理论探索的过程。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组成。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一定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三
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暴露出诸多问题和矛盾：比如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困难群众还有相当数量；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深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人口多、基础差、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现代化水平低等基本国情尚未根本改变。2006年，我国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百位以后。如果说GDP反映的是国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那么人均GDP反映的就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穷国。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底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所说：“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
看不到改革开放的主流，就会丧失信心，是错误的；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会丧失警惕性，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作出的“两个没有变”的判断就是明证，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强调“两个没有变”，不是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和主要动力；同时，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当前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以更加自觉的姿态走科学发展道路。
这就需要坚持“四个必须”，即：一、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积累的飞跃是一种疯狂”。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个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很难长期支持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确保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四、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体。这就需要既能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四
纵的历史、横的现实，组成了时代的坐标，无数个坐标点连接成时代前进的航线，指向未来。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历经史无前例的变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亘古未有。
在这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关键阶段，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进取、奋发有为。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肩负着带领亿万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前景！
编者按：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做一名国家公务员，正成为很多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从10月20日开始，2008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好地备战这次考试，本刊特推出此专题，以飨读者。
2007年半月谈第21期半月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贾建芳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既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在哪里？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方法论原则、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这就是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强调牢记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立足点和基本依据，就是把社会主义置于当代中国现实基础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基本价值取向。比如社会主义价值就包括共富、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谐、友爱、互助等。
,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就是处于当今时代国际环境中的我国基本国情。我们首先必须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确定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世界发展潮流主要是新发展观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我国是现代化后发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实践主题，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现代化”这个主题，把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逐渐被消解，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新的平台上不断彰显新貌。
显然，置于我国现代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既有别于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雏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在哪里？
根据十七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目前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中，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报告作出的这个重大的新判断，对于我们立足于中国大地扎扎实实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更加丰富，其“特色”将会更加鲜明。
正确认识和理解两个“没有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传统社会的市场化、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多元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迈进。但是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国工业化只处在中期阶段，城镇化率刚刚超过40%，“三农”问题突出，现代民主和法治还不完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发展不科学、社会不和谐因素，与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的新期待还有距离和反差。这些现象表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两个“没有变”，就是强调不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2007年第23期半月评论扬起社会建设的风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首次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并列提出的重要概念。
随着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时期战略任务的提出，社会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布局。社会建设与我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相结合，具备了立论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现成为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四位一体布局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社会建设的认识高度。
社会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根本在于解决经济建设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核心是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特别是重点关注弱势群众。社会建设要统筹考虑机会、程序、结果公平，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因此，社会建设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应该有社会事业的建设、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制建设等，还应该有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建设、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协调机制的建设等。
十七大报告在阐释社会建设内容时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因此．社会建设重点应该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是发展教育。发展教育获益的不仅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最重要的方面是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我国现在实行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但资料显示，我国25岁以上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只有7.4年。因此，社会建设要提高基础教育的水平，尤其要关注流动人口子女、贫困地区儿童等群体，实现基础教育的公平。
二是解决好就业。国家要协调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人人都有工作。计划经济时代，分配工作的方式虽然实现了人人都有工作，但是却带来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劳动力市场体制，提高了效益，同时也带来了失业、下岗、“毕业即失业”等问题。所以，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各级政府、各单位都应该思考社会的整体利益。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
三是收入分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已经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目前，在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要想短期内缩小或消除差距，是不现实也是不科学的。关键是要纠正不合理、不公正的差异。因此，社会建设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体现了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深刻认识，是解决各阶层利益矛盾、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迫切需要。
四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广泛，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住房保障、养老、医疗等问题。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最终目标是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五是完善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离不开社会管理，有了好的社会管理体制，才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使社会运转协调，使人民生活安宁和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60年里，我们在社会建设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必须看到，也积累了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20多年中，我们党基本上没有把社会建设提到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使得社会组织丧失了自主和活力。政府承担的功能严重错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建设发展的速度加快，程度深化．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社会事业整体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也出现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可以说，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已经成为社会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较快而又协调地推进社会建设，是充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发展。
为了顺利推进社会建设，需要把握一些重要的原则。第一，必须把社会建设提高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无论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还是从根本要求和本质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必须协调发展。第二，必须建立起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体制。社会建设滞后，宛其原因，除了认识偏差外。还存在着影响社会建设与其他三大建设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所以必须建立如决策机制、投入机制、纠错机制和问责制等有利于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第三，必须保持社会建设自身各部分之问的协调发展。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内部又有组成它的各种要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要求社会建设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落实
孙爱东 杨毅军
近期，有两则新闻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
一则是发生在山西省洪洞县“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105名矿工遇难、18人受伤，这成为2006年以来全国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安全生产事故。
另一则是，监察部、国土资源部12月10日通报了天津、广东等地的10起土地违法违规典型案件。
无论是频发的矿难事故，还是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不过是不同事件在性质上的重复。根源在于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向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当地方利益与中央决策发生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贯彻科学发展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折射出地方政府转变发展方式的艰难。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各地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开展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存在不少盲区，或认识不清，或重视不够，工作抓而不准、抓而不紧、抓而不实的情况时有出现，甚至出现为了地方或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阳奉阴违、顶风违纪的严重现象。这种倾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落实是决策的归宿和做好工作的关键。如果仅把中央的决策落实在嘴上、会上和纸上，使决策和执行成了两张皮，不但会导致政令不畅，还可能损害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中央的战略宏图绘就之后，抓落实首先是一个认识问题。这些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各个地区都已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但不管地方怎么变化，对于全国这个“大局”而言，其实还是“小局”。“小局”是“大局”中的“小局”，绝不是可以自称“王国”、独“善”其身的“小局”。绝不允许以“小局”的利益或情况特殊为借口，置国家的整体利益于不顾违法乱纪。广东省开平市政府非法批地近3万亩，被监察部定性为“有组织地对抗中央”，可见其局部利益和权力膨胀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中央的部署、国家的政策，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容不得任何的把玩和欺骗。
抓落实，需要正确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内涵。同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把“增长”改为“发展”，但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增长方式”主要是就增长过程中资源、劳动、资本等投入的效率而言，而“发展方式”则不仅包括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内容；“增长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用什么办法做大“蛋糕”的问题，而“发展方式”还要回答在发展道路上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蛋糕”的问题。理解是认识的前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惟有正确理解这一深刻内涵，我们的工作思路才不会出现偏差。时下，记者在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采访时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一面是发达地区关停污染企业，一面则是欠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团蜂拥而入，“产业转移”成了“污染大转移”。这种抓工作的思路，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可谓南辕北辙。
抓落实，还需要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些领导干部对容易看得见的GDP增长等政绩“乐此不疲”，对默默无闻的打基础工作却不愿投入精力；对能“扮亮点”的“形象工程”情有独钟，对长远的发展却无暇顾及。面对存在的问题，更是不敢揭短亮丑、较真硬碰。前不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以临汾市为个例进行分析：这个市2007年接连发生了3起重特大矿难：尧都区余家岭煤矿“3·28”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26人；蒲邓煤矿“5·5”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28人；洪洞县“12·5”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105人。“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在于政府安全监管主体职责履行不到位，深化攻坚和专项整治的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防范形式主义、错误的政绩观影响工作落实。只有坚持求真务实，从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做法中解脱出来，才能防止重蹈“先发展后治理”的覆辙，才能防止出现“吃祖宗饭，砸自己碗，断子孙路”的后患。
第二部分 各大媒体2007年精彩时评荟粹
人民时评：坚持公益教育，不能“一切向钱看”！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就“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了六大任务，第一项便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随后，教育部部长周济也表示：这次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中国将教育放到优先发展位置，并且强调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不仅符合教育的“普世意义”，也彰显出政府的明智与责任意识。
教育之所以蕴含“普世意义”，原因在于其不仅能够改变个人命运，更可能影响国家的前途。纵观许多发达国家，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已是增进“软实力”的必由之路。对于发展中的我们来说，无论是普及义务教育，还是强化职业教育，再或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既是满足公众对受教育权的渴望诉求，也是为国家增强创新力积累“源动能”。
随着国家财力的提高，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推进贫困大学生助学贷款等举措，已折射出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力度。然而，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某些公立学校打起挣钱算盘，某些人视教育为新的“摇钱树”，也引起人们关注、思虑。
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中小学的择校现象，上农民工子弟入学难问题，各种形式的“赞助费”应运而生。某些地方、某些学校打着“提高成绩”旗号，向学生“硬性推荐”各类价格不菲的教辅材料。审计署去年还发布公告称，18所部属高校违规乱收费达8亿多元！更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大学一味追求硬件规模，某些高校热衷“跑部钱进”，甚至出现所谓“学术老板”，这极大地分散了教学与科研精力，使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减少，一些学校的教育质量遭遇质疑，有识之士已在呼吁还教育本来的纯洁性。
显然，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不仅需要政府不断加大对公立学校的投入，还应更加注重教育资源分配的相对均衡。在发展差异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努力确保义务教育“起跑线”的相对公平。由此，优质教育资源才不会被少数“重点校”垄断，某些人也无法籍此“生财有道”，教育的公益性才能得到更广泛的体现与认同。另一方面，贯彻教育公益性，还须端正教师思想、净化学术氛围。学校不是“名利场”，教师被称为崇高职业，正是因为职业内涵中的献身精神和社会责任。对于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我们应当给予相应合理的待遇回报。在鼓励社会资金办学的同时，也应确保基本底线——不能“一切向钱看”！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教育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我们的教育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公益教育受益群也是最广大的。多年的公益教育，已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贡献了无数“新鲜血液”。今日的中国，正面临又一轮重要发展机遇期，需要更多创新型人才“添砖加瓦”。在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这就好比是培育一批又一批的“人才种子”，结出一茬又一茬的“丰硕果实”，周而复始，良性循环，带动全社会的活力与繁荣，最终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认真研究那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从而努力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文/李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百姓的热切期盼，人们心同此愿、志同所向。而建设和谐社会，正值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
在这个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里的一个“增加”、一个“减少”，是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很强可操作性的原则指导，也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所尽职责的重要可比指标。
这其中，怎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需要各级干部、各级机关高度重视并认真践行。按照哲学观点，同一事物中，矛盾的双方有一个此消彼长的逻辑。按此逻辑，不和谐因素减少，和谐因素就会相应增加；相反，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就会相应减少。认真研究那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探索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从而努力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且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的一项现实政治任务。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上求得最大的社会共识，得到最广泛、最坚实的民意支持。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崇高的社会建设目标，只有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与才能寄望于成。现实也表明，哪里的群众工作没有做到位，哪里就存在不和谐的隐患，甚至会酿成大祸。因此，各级领导干部理应进一步提高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开展群众工作、激发社会活力、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尤其要敢于和善于到困难多、群众意见多、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同群众一起分析矛盾、解决问题、达成共识。只有凝聚共识后的共为，构建和谐社会才会得到群众衷心的拥护和踊跃参与。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构建和谐社会，是为了更好地共建共享民生。征诸现实，许多不和谐因素，要么是民生的建设步伐未能与发展同步，要么是民生的突出问题解决不力，要么是民生的共享机制不完善、不公平，等等。应该看到，这是一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升级变化的大考题。旧的民生问题解决了，新的民生问题又会冒出来。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要靠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同样要靠发展。因此，对于解决民生问题，既要有紧迫感，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分清哪些是长远目标，哪些是中期目标，哪些是当前能够实现的目标。工作的着力点，应该立足实际，立足当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通过积极努力又能办到的事情。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一时难以兑现的承诺，不仅不利于消除不和谐因素，反倒可能催生新的不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还要求各级干部、各级机关认真改进作风。
不难发现，在有的地方，原本矛盾并不多，却因那里的干部工作敷衍塞责，处理事情“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会”，结果是“旧账未理又添新债”，使矛盾越积越多，弄得不可收拾；在有的地方，原本并非解决不了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只是小问题，却因那里的领导作风官僚，久拖不决，失职渎职，结果酿成大事；在有的地方，原本通过耐心解释、劝导就可了却的问题，却因干部作风简单粗暴，错误地动用行政乃至公安力量，造成矛盾激化；更有甚者，在有的地方，原本某些改革设计本身就有缺失，那里的干部却强行推进，结果不仅使改革受阻，而且大大挫伤群众投身改革的积极性。这都是极其深刻的教训。在注重发扬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优良作风同时，尤其要注重决策作风的培养。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为各地的和谐社会建设绘蓝图，定盘子。蓝图绘得好不好，盘子定得当不当，要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广泛认可。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作决策时，一定要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真正变成行动，把决策过程变成与群众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求得共识的过程。这样的决策，特别是重大的决策，体现的是和谐民意，得到的是和谐目标的最大公约数，执行起来不和谐的阻力就会降到最低。□
发展可再生能源要算环境账所谓新能源是相对于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而言，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资源。由于这些新能源资源丰富、清洁干净、可再生性强，与生态环境和谐，被联合国环境组织视为目前最理想、最有前景的替代能源。近年来，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新能源开发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基本具备世界上所有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可再生资源十分丰富，作为能源的利用价值极高。中国又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完全符合国情，对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而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很小，仅占能源供应和消费量的8%，且各地发展也很不平衡。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开发新能源投资大，很多地方舍不得花钱。
诚然，如果只算眼前的经济账，开发可再生能源是有点“不划算”。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研发、生产投资成本高，短时间内难有明显经济效益。但笔者以为，不赚钱或赚钱少不该成为不“爱”新能源的理由，经济账要算，但更要算环境账，尤其要看到发展可再生能源对保护环境所起的积极作用。
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当今世界新的能源革命。传统能源总有用完耗尽的时候，即便是能源富裕的地区也不能只抱煤炭、石油等“金娃娃”，不去开拓思路，另辟能源新径。漠视可再生能源无疑是一种短视眼光和行为。发展新能源要高瞻远瞩，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更要看长远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当然，开发新能源也需要政策、财政、税收扶持，以及技术层面的大力支持，保证经营者有一定经济效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国家将采取政策积极引导、建立专项基金给予补助、减免税收、培育市场等多种途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愿这些利好条件成为风向标，引领可再生能源快速、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不谋全局无以谋一域从地方利益和地方经济发展来看，争项目、抢招商、扩园区、增税收可能是理性的，但由此导致的种种问题，对全局则是巨大的伤害文/韩保江
“又好又快”，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未来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如今2007年已时间过半，今年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如何呢？
盘点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经济仍然保持了近年来增长速度快、企业效益好、税收增长猛、居民增收多的良好势头；忧的是原有的增长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等痼疾不仅没有大的改善，反而又增“新病”：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货币流动性过剩，偏快的经济增速有滑向“过热”之虞。“快”则快矣，离“好”却仍有巨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上半年经济增速将高达11%，近几年一直低迷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在5月份也创下了3.4%的新高。这给我们谋划下半年经济工作以“警示”，提醒我们各级政府都要绷紧“防止过热”这根弦儿。
经济发展与人的成长一样，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体温。人若持续高烧不退，会诱发许多并发症直至危及生命。经济过热也同样，其不仅会误导资源配置、引发各种社会并发症，甚至会危及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外发展实践证明，经济过热危害极大。“大起”不仅直接危害经济肌体本身的健康，诱发大量的重复投资和重复生产，导致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浪费，而且间接影响社会稳定，埋下“大落”后发生社会动荡的祸根。
俗话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防止经济过热，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无疑需要中央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出台科学的政策措施，包括引导和调控资金流动，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解决流动性过剩，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建设，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政策等。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各级地方政府要有大局观念，全局意识，把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积极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
客观地讲，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快速推进有关，但最直接的动力还是来自各级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大力推动。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积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扩大招商引资而兴旺起来的地方经济，无疑是推动整个宏观经济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宏观经济的“过热”苗头，也大多肇端于地方经济的“大干快上”。
当然，这里不是简单地责怪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地方经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无疑是必备的“官德”，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明确一个道理，即个体或局部的“理性”未必导致集体或整体的“理性”，从地方利益和地方经济发展来看，地方政府争项目、抢招商、扩园区、增税收可能是理性的，但由此导致的地方之间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对全局则是巨大的伤害。若任其发展，将直接导致整体经济的不可持续。所以，地方各级政府在分析经济形势，谋划地方发展思路的时候，要善于着眼全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学会站在全局高度来思考问题，妥善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当然，仅仅认识上到位还不够，关键是“知行统一”，摈弃许多地方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规则，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为实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在谋划下半年本地区经济发展时，都需要牢牢守住四个主要关口：
一是守住招商引资的关口，努力提高引进项目的质量。由于许多地方患上“投资饥渴症”和“项目饥渴症”，大量技术含量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重化工项目在这些地方安家落户。这些地方尽管GDP和财政收入一时有所增长，但由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却相当昂贵。所以站在全局考虑，地方政府必须提高准入门槛，坚决堵住低技术含量、高耗能和高污染项目的区域入口。
二是守住节能减排关口，加快推进地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是中央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设立的新的宏观调控目标。地方政府要利用节能减排达标的这一倒逼机制，加快关闭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步伐，积极发展地方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强度。
三是守住土地占用关口，努力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18亿亩耕地是中央为全国地方经济发展用地设置的“红线”，因此，地方政府要在严格遵守国土资源部门核定的土地使用指标基础上，积极挖掘存量土地潜力，提高增量土地的使用效率。
四是守住自然资源开发关口，努力提高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具有明显的稀缺性。因此，谋划地方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一定要科学规划，有序合理地开发，切忌乱采滥挖。一定要着眼全局和长远，切实负起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出必要的资源空间。□
招商不能变成招荒江西/张晓红 刘新华
近日，笔者随江西赣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同志去外地下乡采风，发现在公路边有一处比较特别的“景观”，就是四周都是绿油油的，或是种植了花卉，或是种植了蔬菜，惟独此处杂草丛生，几十亩地成了荒地。事后笔者了解，原来是该乡政府在2001年就引进一外商，决定在此处建一个大型加油站，后来外商不知什么原因迟迟不来开发，致使这几十亩地荒芜到现在。
据了解，类似此类招商变成“招荒”的现象绝非孤例。近几年来，各地充分利用本地各种资源吸引外商投资，以招商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工作也成为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些地方的干部急于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招商引资工作任务，不惜将大片土地甚至良田圈起来等待开发，结果却长期开而不发；有的则干脆全部铲平，做好“三通一平”工作，甚至建好厂房，等待外商投资，美其名曰“筑巢引凤”，结果却是大量土地长期撂荒，农民朋友痛心不已。
招商变成“招荒”，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盲目招商。只顾一时头脑发热，而不进行实证分析；二是后续工作跟不上，管理不力。只要签了意向书或合同往上报了项目就交差了事。在此，招商部门应当搞好调查研究，对投资人要进行深入、全面、细致认真的调查，避免“假投资”，防止钻招商引资热空子的骗子。而一旦出现“招荒”现象，除了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及投资者的法律责任外，还要及时还田于民，以避免更大的浪费和损失。□
“看得见的手”要硬起来文/林蔚
近一个时期的物价涨势，已让一些人陷入焦虑之中。小区的电梯女工前天拉着笔者诉说：“我家已半个月没吃过肉了。这物价再涨，可真没法过了。”
不用说像她这样每月只有六百元的低收入者对当前的物价感到吃不消，就连有的白领也开始叫苦了。
所幸的是，面对此番因粮食、猪肉、食用植物油等产品引领的物价上涨，政府的反应相当迅速，出手也非常快，继各级机关纷纷出台种种举措后，近日，国家发改委再度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打击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和哄抬价格等不法行为。
毫无疑问，政府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粮油肉等副食品价格如此重视，确实让人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不过，笔者也有所狐疑，物价上涨全是不法行为惹的祸吗？政府这样大张旗鼓的打击够不够？还要注意些什么？
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以笔者之见，除非回到计划经济，否则，只要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价格波动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前些年消费低迷，很多商品打折都卖不动一样，今天物价步入上升通道，应该说主要是市场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一轮的涨价，确实存在价格法明令禁止的三种涨价行为。
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对种种非法涨价行为，如“串通价格”“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实施严厉打击也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什么是“哄抬物价”、“囤积居奇”？涨价涨到什么程度算“哄抬”？库存多少并且在多长时间内不卖算“囤积”？这些，在发改委及各地政府的政策文件里都没有明确界定。而界定不清，怎么定罪，又怎么查处？况且，本轮涨价主要是粮、油、肉等产品上涨，这些产品都是有保质期限制的，有的也许经不起“囤积”。
坦率地说，笔者以为，政府把物价降下来的愿望值得称道，因为它和百姓的愿望是一致的，但那只“看得见的手”中要有过得硬的砝码。
事实上，价格是涨是落，说到底取决于供求关系，这是差不多人人都懂的经济学常识。政府要平抑物价，真正该做的应该是以扩大供给来调节供求关系，应该制定更加科学周密的保障供给的计划，千方百计保障供给的有效性、均衡性和连续性，并且手中能握有平抑物价的相应储备。一句话，“看得见的手”中要有看得见的物资准备和储备，这可能才是遏制涨价的根本出路。当然，在这种长线建设没有完成前，专项行动必不可少。□
论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贵州黄果树大瀑布夜景（9月18日摄）。贵州省最近首次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黄果树大瀑布进行科学测量，结果显示：这一亚洲最大的瀑布实际高度为７７．８米，其中主瀑高６７米；瀑布宽为１０１米，其中主瀑顶宽８３．３米。这一结果规范了社会上至今流传的多组不确切的黄果树瀑布数据。新华社记者 侯少华 摄一
神奇美丽的贵州，山清水秀，四季如春；大开发中的贵州，热潮涌动，蓄势正发。人们普遍看好贵州的丰富资源和良好生态，看好贵州的发展潜力和美好未来。
但是人们也在担忧：贵州会不会因为加快开发而失去青山绿水？会不会在经济快速增长中牺牲良好环境？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进程中，如何科学地开发资源、有效地保护环境，已成为当代贵州人不容回避的问题。
面对省内外的关注，着眼贵州的科学发展，省第十次党代会确立了“环境立省”战略，将“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写入了党代会报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鲜明地指出，贵州的发展决不能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危及人民生命健康为代价；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也是为了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展示了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深谋远虑，切合实际，发人深省，在全省上下引起强烈共鸣。
二
“青山绿水”，是对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一切资源环境的形象描述，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回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的发端、繁荣总是与青山绿水相伴，一些文明的衰落、消亡也常常与山穷水尽相随。
在过去的岁月里，人类在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同时，也为地球和自己留下诸多创伤和隐患。特别是一百多年来，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放大自身改造自然力量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放大了破坏环境的力量，以致人口“爆炸”、大气污染、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灾害频发……
革命导师恩格斯早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人猿相揖别，几度沧海桑田。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现代生态文明，人类经历了被动适应环境、开发利用环境、盲目“战胜”环境到主动保护环境的曲折发展历程。人们逐渐认识到，什么时候保住了青山绿水，人类的生存发展就有保障；什么时候破坏了青山绿水，人类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西方学者《寂静的春天》等著作的推出和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等文件的发表，推动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一些发达、欠发达国家相继走上了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保住青山绿水，就是保住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就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是人类理性探索得出的正确结论。
三
从神秘的“牂牁”、“夜郎”到今天的贵州，漫长的岁月里，贵州人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以青山为希望所在，视绿水为生命源泉。
“幽深不见人，苍翠万千里。”在这块神奇古老的土地上，有数万座山峰、数千条河流、数千个瀑布、数百个高原湖泊、数百处原始森林……人们盛赞贵州为天然大公园、大氧吧、大空调和大宝库。
这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耕耘着这块土地，呵护着这块土地，并把它作为宝贵基业留给子孙后代。这块可爱的土地，是贵州各族同胞共同生存发展的根基，是我们共有的家园。
这是我们发展的条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在历史性跨越目标的大力推进中，贵州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宜人气候，所孕育的宝贵动植物资源，所蕴藏的丰富能源矿藏，所积淀的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正成为我们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物质支撑，成为我们参与国际国内竞争最突出的优势。
这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省域土地面积的65.7%属长江流域，34.3%属珠江流域，是“两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这个屏障是树木葱茏、绿水长流，还是山穷水尽、生态恶化，不仅关乎贵州，也关乎“两江”中下游的发展。
四
我们是青山绿水的受益者，我们为拥有青山绿水而感到庆幸。但仔细盘点家底，目睹一桩桩损害青山绿水的事件，又使我们忧心忡忡。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贵州是喀斯特省份，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极易受到破坏而且很难修复；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尽管全省人口控制成效明显，耕地占补平衡做出了很大努力，但近年来人口增长仍为年均30万人左右，耕地减少仍为年均20万亩左右，表土流失每年达1亿多吨；约有1千万农民尚待解决饮水安全，50%以上的城镇存在缺水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利用率不高，单位GDP能耗是全国水平的三倍多……
我们还耳闻目睹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有的地方因生态恶化引发山体垮塌，一次就造成几十上百人的伤亡；有的老矿区资源枯竭、矿渣遍野，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即使用尽建厂以来的税收，也不够治理恢复环境的费用；有的城镇饮用水源受到污染，水质呈现严重富营养化状态；有的山区植被遭到破坏，水土大量流失，地表日趋石漠化，少数地方甚至已经不具备生存条件……
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贵州的大山再也经不起肆意开垦，森林再也经不起任意砍伐，河流再也经不起随意污染，资源再也经不起恣意挥霍。
五
保住青山绿水迫在眉睫，但在对待保护与开发的问题上，不少同志还存在种种认识误区。
有的对青山绿水的稀缺性、脆弱性认识不足，缺乏环保意识，一味索取资源，随意损害环境，导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有的急功近利，为了一时的发展，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用牺牲长远利益的办法来换取眼前的发展。
有的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走过的路子，我们也不能例外。
有的不理解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要开发就顾不了保护，要保护就不可能开发；认为保住就是守住，既不开发，也不利用，宁可守着宝山富水过穷日子。
有的认为，保住青山绿水即使称得上政绩，也只是一种软政绩，居于从属地位，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就会“一俊遮百丑”，才有响当当的政绩。
……
这些认识，从表面上看，反映了观念的落后和认识的片面；从深层次上看，是没有确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
六
要不要保住青山绿水，核心在于是不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发展是贵州全部工作的根本主题，解决贵州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在于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选择符合贵州实际的发展路径。
十九年前，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对毕节地区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思路，倡导建立了毕节试验区，为在贵州这样的贫困地区实现科学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西部大开发以来，我省先后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立省”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站在发展的新起点上，省委又提出“环境立省”战略，保住青山绿水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中“好”与“快”的关系，理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防止和避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现象，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中的“好”与“快”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欠发达、欠开发的省情决定了加快发展、能快则快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没有一个始终高于全国增速的发展速度，不要说赶上发达省份，就是缩小差距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贵州的发展更要快中求好、以好促快，“快”必须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好”。要通过促进“好”与“快”的有机统一，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青山绿水的开发与保护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青山绿水首先必须牢牢保住，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这种保，绝不是消极地守，而是包含着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青山绿水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才能使资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保住青山绿水，就是要统筹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寓生态建设于资源开发之中，融资源开发于生态建设之中，不断增创生态环境新优势。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
七
愿不愿保住青山绿水，要害在于能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造福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根本政绩，没有政绩绝不是好干部。古人尚知“政声人去后，自有春秋言”，我们更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住青山绿水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千方百计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把开发利用资源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确保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是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是我们最大的政绩追求。历史性跨越要求更加注重夯实发展的基础，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保住青山绿水就是保住贵州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是保住贵州当前和将来发展与竞争的优势。我们要摒弃劳民伤财的“短期行为”，摒弃片面追求政绩的“轰动效应”，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坚持走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的道路，既要培植金山银山，更要保住绿水青山。
GDP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政绩的衡量自然与其相关。但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出整个社会生活是否文明、人们是否幸福、人与自然是否和谐的全貌。对贵州来讲，没有GDP的增长固然不行，但只看GDP的增长也不行。我们不能单纯从GDP看政绩，更不能以浪费资源、牺牲环境、损害生态来换取经济一时增长的“政绩”。
八
能不能保住青山绿水，关键在思路，关键在实干，关键在机制和导向。
思路决定出路。加入WTO后，我国地区间的政策平台正在趋于一致，一流的生态、独特的资源正成为无可争议的竞争优势，“环境立省”战略正是提升我省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思路。保住青山绿水，搞好环境建设，将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让社会的创造力、竞争力充分涌流、竞相迸发。
保住青山绿水，关键在实干。我们要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举措。只有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优势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新型工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开展节能减排，我们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只有进一步制定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规规章，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我们才能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克服生态治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只有既做开明政府，又做聪明政府，把招商与选商、优商、富商结合起来，使引进的每户企业、每个项目都真正做到“护我环境、惜我资源、利我地方、惠我百姓”，我们才能忠实地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保住青山绿水，还要形成新的机制和导向。着力建立健全把领导干部抓生态建设的政绩考核落到实处的机制，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绷紧保住青山绿水这根弦。加大宣传和监督力度，使保住青山绿水在全社会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让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惜土如金、惜水如油，自觉投入到保护青山绿水的行动之中。在全省形成以保护青山绿水为荣，以损害青山绿水为耻的浓厚社会氛围。
九
“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说天下泉，半落黔中鸣。”曾几何时，“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一度是贵州贫困的象征，但谁能料想，在生态文明日益凸现的今天，却成为贵州发展的潜力和后劲，成为富民兴黔的重要基础。
四十七年前，周恩来总理曾经深情地说过：“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只要贵州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努力工作，贵州的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后来居上，大有希望。”曾经走遍黔中大地山山水水的胡锦涛总书记一直关注着贵州的发展，惦记着贵州的干部群众，在2005年春视察我省期间，专门就生态保护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殷殷寄语，言犹在耳，催人奋进。
“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从这掷地有声的十个字，我们看到了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贵州”，实施“环境立省”战略的决心和魄力，更看到了凝结在贵州人心中的志气和信心。我们坚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贵州的山将更青、水将更绿、天将更蓝，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人民时评：“中国制造”，不能因为美泰道歉就松口气
9月21日，美国玩具商美泰公司向中国道歉，公开承认召回的绝大多数产品是由于美泰公司在设计上的失误造成的，并表示愿为玩具召回事件负全面责任。美泰道歉使最近几个月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制造”事件出现了转折。
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美泰连续3次大规模召回中国生产的玩具，总数达2000多万件。它还曾公开点名批评中国的生产商，并提醒美国同行警惕这些中国生产商。而据中国记者的深入调查，此次引发召回事件的原因十分复杂，中国厂商有一定责任，但美泰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大多数产品都是因为设计极不合理。
在世界各国，产品召回都是一件常见的事情，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名牌企业也都召回过产品，无论是就数量还是就问题而言，这些被召回的产品都远比此次的中国玩具的涉及面要广，为什么偏偏这次召回就引起了特别关注呢？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一产品涉及到孩子的安全与健康，这是欧美舆论格外关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产品是中国制造的。
尽管某些西方人士对于中国货过于挑剔，有的媒体也故意借此渲染炒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玩具召回之所以会引起广泛关注，恰恰也是因为世界对中国，对中国制造更加重视了，人们用的“中国制造”也更多了。放到十多年前，说中国货有问题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
记得90年代初，笔者第一次出国工作，看到中国货就是超市大筐里被人随意翻拣的便宜货，永远都挂着大降价、大甩卖的牌子。那个时候，一般的白领是不会穿中国制造的衬衣上班的。90年代中期，中档产品中开始有了“中国制造”，超市里的中国货也越来越多。如今，中国货已经成了许许多多外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甚至有人想不用中国货都不行。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媒体特别关注的对象，只要跟中国货沾上边的新闻就会有人看。
与此同时，外国人看中国货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这有点儿像60年代时的中国一样，有点钱的人家里爱用上海产品，用的多了就对它的质量会有较高的要求。当西方国家的白领也穿着中国制造的衬衣上班，他们对衬衣的质量要求自然就会提高。比如，外国人看到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那么快，大城市里高楼大厦那么多，就很难理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现在的“中国制造”恰恰又处于整体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的时候，因此引起关注也是很正常的，说到底，这是因为国外对中国的要求提高了。对于中国制造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未必是坏事，一件产品如果能够在人家的百般挑剔中站住脚，那才能够获得更持久而广大的市场。
因此，我们也应从玩具召回事件中吸取一些教训，不能因为美泰道了歉就松了一口气。要想切实提升“中国制造”的信誉，除了提高质量，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恐怕别无他径。
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既是硬实力的体现，又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在世界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了制造业的崛起，今后也依然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制造业。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制造”今天在海外遇到的信誉危机视作一个挑战，一个机会，像当年经历了类似危机的日本人那样，吸取教训，扎扎实实地从每一个螺丝钉做起，让“中国制造”成为美国、欧洲的标准，让中国的食品标准成为全世界的最高标准，那么，中国的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新闻背景：
美泰为玩具召回事件向中方致歉 愿为召回负全责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日前在京会见了全球知名玩具企业美国美泰有限公司全球业务行政副总裁迪汤姆一行。迪汤姆在会见中表示，美泰公司为近期几次玩具召回事件向中方致歉，并同时表示，所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方设计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国制造商的问题，美泰愿为召回负全面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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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解放思想的任务依然艰巨解放思想，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问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性问题上比较困难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号召“继续解放思想”，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一个“继续”，一个“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凸显了在新时期新阶段不断解放思想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解放思想历来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正是一次次思想解放，使我们不断进入全面、客观认识事物的新境界，不断推动着我国的体制机制创新。我们靠解放思想这一法宝，突破了旧的思维方式，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可以说，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的推动，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体制机制就创新到什么程度。比如，我们曾经长期，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是思想解放，使我们获得了对市场经济新的认识，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并不根本矛盾，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再比如，我们曾长期把人权、物权作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加以排斥，是思想解放，使我们认识到人权、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基于这些新的认识，我国保障公民人权、物权的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改革开放29年来，在解放思想的推动下，新体制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旧体制已经荡然无存，体制障碍已经完全消除，解放思想可以就此停步。应该看到，我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远没有结束，马克思称之为“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与此同时，改革道路上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的任务依然艰巨。
历史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就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解放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推进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不断碰撞、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认识的形成总是和人们所处时代的条件相联系的。条件变化了，思想认识不能与时俱进，原来的正确认识就可能落后于形势，变得不正确，甚至成为谬误。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获得新认识，为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提供精神动力。
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认真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高扬解放思想的大旗，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解放思想的目的，是提出认识事物的新理念，寻找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新方法，探索突破旧体制约束的有效路径。所以，解放思想的过程，必然要和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发生冲突，必然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因而，解放思想决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冲破旧体制的解放思想举步维艰，完善新体制的解放思想同样充满风险。一般而言，解放思想，在枝节问题上相对容易，在关键问题上比较困难；在经济领域相对容易，在政治领域比较困难；在单一问题上相对容易，在系统性问题上比较困难。我国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正在越来越深刻地触及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越来越深刻地触及民生问题，涉及的问题更加敏感，涉及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因此，解放思想的任务也就更加繁重。
事实表明，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代替一种旧的思想观念的最终结果，往往就是一种新的政策代替一种旧的政策，一种新的机制代替一种旧的机制，一种新的体制代替一种旧的体制。而任何一种稳定态的改变，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抗。但是，正像不会因艰难而放弃改革开放一样，解放思想也决不会因为艰难而停步。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是历史的结论，更是全党的共识和统一意志。（赵长茂）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监督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
反腐海报走上街头，市民从一张特殊的火车票前经过，该车票从“腐败站”始发，终点站为“廉洁”。 (资料图片)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作为领导干部，如何自觉接受监督，运用好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当好公仆，服好务，用好权，是一个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监督的作用，积极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反腐倡廉和党风廉政建设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不可否认，在不少地方仍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监督虚置。上级监督疏于见面，监督时隐时现；同级监督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下级监督纸上谈兵，名存实亡；群众监督水中望月，形同虚设。二是个别领导干部不愿意接受监督，我行我素，既不监督别人，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监督，对监督有畏难情绪，甚至严重到从心里不敢接受监督。这种客观上疏于监督和主观上害怕监督的倾向，对我们的事业和干部个人的成长都是极为不利的。
一些高官落马以后，往往流着悔恨的泪水，痛恨自己没有接受组织、社会、群众的监督，由于一意孤行，导致坠入堕落的深渊不可自拔，如果当初接受组织的监督和提醒，就不会走上不归路等等，诸如此类的感叹。人们也往往会发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因为意识不到监督的重要作用，因为忽视监督甚至拒绝监督，因为在关键时刻逃避监督，最后付出惨重的代价。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监督的重要性，后悔当初没有接受监督。实际上，严格监督才是对领导干部真正的爱护，它能常常督促,时时提醒，帮助领导干部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这说明，干部自觉主动地接受监督是多么重要。
一名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的成长之路，包含了组织的培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耗费了大量党的资源和社会资源。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学角度，领导干部的腐败变质都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尽量避免这种损失，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要通过监督机制和监督氛围，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提供一种有效的约束和制约。如果领导干部个人手里的权力大于监督部门的权力，大于人民监督的权力，那么将权力的运行置于严格的监督下就难以实现，克服公权私用也就成了一句空谈。实践证明，监督虚置不仅是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不尽力，也是对领导干部的成长不负责。这说明，设计并实施有效的监督制度才能确保监督到位。
当前，各地各级都在积极、努力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尤其突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把学校、家庭、社会的监督力量整合起来，既有八小时之内的监督，又有八小时之外的监督，既有工作圈的监督，又有社交圈的监督。而要让这样的监督网络行之有效，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从制度上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充分重视，提高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切切实实接受监督，真正意识到，监督是对领导干部最好的保护。(王正)
新华快评：招商如此“慷慨”，谁给的特权？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２日电（记者? 陈芳）与一些地方政府追求“以地生财”的行为相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竟作了“冤大头”：１０万平方米的国有林地，仅以每平方米２０元的价格（包括各种费用）违规出让给了开发商，出让期为５０年。这份离谱的开发协议送给开发商的“大礼”，真可谓集“特权”之大成！
“香港商贸城”的用地“黑洞”，是当地“问题土地”中的一个缩影。乌兰察布市调查发现，集宁新区一期建设１５０宗用地中，“问题土地”竟达三分之二。多头审批、标准不一、随意改变用途等违规行为，是造成大量“问题土地”的主要原因。
据调查，集宁新区一期建设审批土地６０００余亩，即使按照最低标准征收，政府也应收回征地规费１．８亿元，但实际只收回三分之一多。再看免除的１６项税费，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营业税到人防费、给排水费、水电增容费、治安管理费、环保治理费、房屋产权登记费、城建维护费、教育附加费等，大概凡是能想起来的都填上了。这哪里是招商，完全是给开发商“送礼”。
透过“香港商贸城”项目，人们看到的是当地林业局、规划局、发展改革委、集宁区政府及区国土局等多个部门的集体违规。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心里，哪里还有“依法行政”的概念？哪里还有为人民掌好权的意识？
违法违规引资上项目，破坏的是经济秩序，损害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和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在税费改革不断深化、依法行政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仍有地方想靠无底线地“媚商”来谋求发展，实在值得深思。
新华时评：不能让“一药多名”继续忽悠群众新华网天津９月１２日电(记者? 李靖)虽然监管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群众反映强烈的“一药多名”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不仅给患者选择药品带来麻烦，还掩盖了药价虚高以及医药购销环节的腐败，更给群众安全用药带来了隐患。
“一药多名”就是一个通用名称的药品出现了多个商品名。例如在媒体上频频做广告的感康、仁和可立克、金刚片、盖克等药，通用名字叫“复方氨酚烷胺”，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感冒药；胃舒达、保胃健、卡玛特、保维坚、愈疡宁，这些名字五花八门、售价各不相同的药品，其实就是消化系统药物“法莫替丁”。
有统计表明，在我国２００种常用药品中有４个药名的占２０％，５个药名的占２５％，６个药名的占２５％，７个药名的占１５％，有的药甚至有１０多个药名。按平均每种药４个商品名来计算，三级甲等医院的一名临床医生需要记住六七百个药名，而临床药师则要记住五六千个。
一些药品生产企业在包装和宣传中，有意弱化说明药品主要化学成分的通用名，将同样药品换个商品名夸大疗效，抬高售价。另外，这些“新药”的背后，往往是不菲的“公关费”、高额回扣和“大处方”，让消费者花费冤枉钱，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公众安全用药造成了隐患。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除含有新的化学结构、新活性成分的药物以及持有化合物专利的药品外，其他品种一律不得使用商品名称；同一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药品，成分相同但剂型或规格不同的，也必须使用同一商品名称；药品广告宣传中不得单独使用商品名称。国家药监局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药多名”的专项整治，但一药多名问题并没有令行禁止。这里有医药企业缺乏自律的原因，也有政府把关不严、监管不力的问题，还有管理标准的疏漏，比如究竟配方变化多少的药才能起新的商品名，需要有严格的标准。
“一药多名”危害甚烈，需要来一次“急诊”、下一服“猛药”。药品生产企业应加强自律，药监部门应严格履行职责，堵住新商品名药品的出厂关口，还应对乱换药名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只有各方积极行动起来，标本兼治，这种怪病才能彻底治好。
新华时评：应查一查“黄金月饼”的去向新华网济南９月１４日电（记者董振国、张丽娜）中秋临近，各类豪华月饼又开始花样翻新地变身上市了，甚至用千足金打造的“黄金月饼”也火热登场。尽管有关部门早就叫停月饼过度包装和搭售，但搭上中秋之车的豪华月饼一直“绯闻”不断，总有动辄上千元、上万元等天价月饼现身，今年更玩起了“变身术”。
如出现在河北某商城的“黄金月饼”，并不是用面粉和馅料做的，而是用黄金打造的，其实就是一件工艺品，“是一种高档中秋礼品”；还有的商家变“搭售”为“附赠”，将进口红酒、瓷瓶花茶、泰国燕窝等当作附赠商品；还有的月饼附赠金卡、金刀叉等。
很显然，如此月饼早已背离了食用本质，背离了大众基本消费需求，就是想方设法让月饼这种普通食品变成高档礼品。这种由月饼变形的高档品，以中秋节为特定时机，往往成了“节日腐败”的温床。
中秋吃月饼本是我国老百姓相沿千年的民俗，但今天被某些人严重改变。月饼之重要似乎已不在吃，而在送。这些镶金裹银的另类月饼，多为送大礼之用，工薪阶层、困难群体绝对消费不起。“黄金月饼”之类不是被公款消费派发给职工，就是更多被行贿者做了“礼品”而已。
披着“黄金”马甲粉墨登场的月饼，露出的分明是“腐败馅”。在,黄金月饼”的背后，掩盖的是另类腐败－－对那些有所求又不好明示、想送礼又怕惹人眼的人来说，给腐败者送“黄金月饼”，似乎再好不过了。
对此，有关部门不能坐视不管。那些顶风违规过度包装登场的月饼，要严格按照已有规定，制止其生产上市。同时，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应顺藤摸瓜，紧紧盯住“黄金月饼”之类的流向，用反腐利剑刺穿它包裹着的“腐败馅”。不管它是公款买单，还是用于行贿，都按党纪国法予以严厉惩处，以儆端午节、元宵节等时节“黄金粽子”“黄金汤圆”的可能仿效流变，还民间节庆风俗以清净本色。
新华时评：发展动漫产业不能搞“大跃进”
新华网贵阳９月１６日电（记者王丽 张月琳）３０多个国家动漫产业园区、５４００多家动漫机构、４５０多所高校开设动漫专业、４６万多名动漫专业在校学生。这是近日贵阳召开的２００７亚洲青年动漫大赛上公布的一组中国动漫产业最新数据，几年前还不太被人知的动漫产业膨胀速度令人惊讶，更让专家感到忧虑。
动漫产业本是寄望着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希望的朝阳产业之一，但目前它俨然已转化为不少地方追赶经济潮流的“时尚”，政府推动和舆论引导使资本对动漫产业趋之若鹜。２００２年，全国仅有动漫制作机构１２０多家，不到５年这个数字增长了数十倍。目前全国已有５０多个城市宣称要建设中国的“动漫之都”或“国家动漫产业基地”，其中３０多家已经挂牌，而政府花巨资举办的名目繁多的动漫节、动漫展和动漫赛事更是层出不穷。
表面的繁花似锦并未真正带来中国动漫产业“质”的飞跃。２００６年我国动画片产量超过８万分钟，但一半以上是为其他国家“来料加工”的境外产品，真正的国产片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内外市场有影响力的精品之作更是凤毛麟角。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动画产品年产量超过２０００分钟的机构和企业仅１１家，这意味着大量企业每年平均动画产量仅为１０分钟。
一哄而上的动漫热使这个正处在起步、模仿和混沌阶段的新兴产业充满浮躁和泡沫，地方政府在“大手笔”的推动中提升了领导政绩，但国家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变成部门和各地政府之间争夺利益的筹码，优惠政策和媒体宣传更助长了一些企业的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而一些优秀的作品却因产业链断裂和机制不健全难以进入市场。
发展动漫产业不能搞“大跃进”。前些年一些地方不切实际、盲目跟风出现的开发区热、高科技园区热，给社会带来的浪费和损失教训深刻。业内一些专家呼吁，当前中国动漫产业正处在进行结构调整的风口浪尖，有必要为越烧越旺的动漫虚热降降温，地方政府再也不能越俎代庖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角，更别再为已经虚火蔓延的动漫产业火上浇油了。
新华快评：国耻国难教育绝不能淡化消失新华网沈阳９月１７日电 （记者 魏运亨） ９月１６日，抚顺市数千名民众举行了平顶山惨案同胞遇难７５周年公祭活动，国家投入巨资修葺的遗骨馆也重新对外开放。９月１８日晚，辽宁省１４个市又将同时拉响记忆警报３分钟，市内运营的汽车也将停驶鸣笛，以纪念７６年前那个悲惨的日子。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对全民特别 是对青少年进行国耻国难教育很有必要。
中国人民最后一次抵御外来侵略并取得胜利已经过去６２年了，绝大多数人对民族的耻辱和苦难没有亲身经历，那段悲惨的岁月正变得遥远和模糊。这就难怪，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常识回答中，有的歌手竟然不知道卢沟桥事变；在辽宁阜新孙家湾“万人坑”遗址周边，一群小学生被问到“万人坑”时一脸茫然。
上述情况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是，国耻国难教育在有些地方被淡化、在消失。
长期从事“二战”时期劳工史研究的辽宁省委党校李秉刚教授说，中华民族在近现代遭受列强的侵略掠夺在世界各国中是最甚的。光是在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日本侵华期间，日方在中国征用的劳工就达１４００万人，被折磨致死的多达数百万人。辽宁各地分布的几十个“万人坑”遗址就是铁证！
致力于“口述历史”，揭露殖民地教育罪恶的齐红深研究员认为，一定要把民族的耻辱史、国家的灾难史纳入到未成年人教育中去，才会让青少年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才会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中华振兴而努力奋斗。两位学者的提醒是非常中肯的，在“九·一八”来临之际，各地应广泛开展国耻国难教育，并在日常教育中常抓不懈。
南宁第八次拉响防空警报 警示市民不忘国耻
今天（30日）上午，广西南宁市民熟悉的防空警报声再次响起，这是南宁市自二〇〇〇年以来第八次拉响防空警报。
十时三十分，南宁在全市城区和所辖六县县城同时试鸣人民防空警报。防空警报分为预告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十时四十五分警报结束。
据悉，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日本侵略军出动了十二架次的轰炸机对南宁凌铁渡口以及邕江沿岸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投下炸弹三百多枚，空袭共造成当地伤亡三百六十多人，使南宁人民蒙受巨大的苦难和损失。此后日军又十多次空袭南宁，同时派军队侵占南宁，历时一年半，日军炸死炸伤和屠杀南宁军民达五万余人。
代表建议9月18日定为"国耻日" 各级政府要降半旗
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已经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３月１３日晚上，记者在山东代表团驻地的电梯里见到她时，她手里正拿着刚刚打印好的《将９月１８日定为国耻日的建议》。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死伤３５００万人，损失６０００亿美元。为了让人们不忘国耻，沈阳、长春、成都等城市在每年的９月１８日，都会鸣响警报。这是姜健代表介绍的。
对“万人坑”冷漠意味着遗忘国耻
一面是残破不堪的,万人坑”纪念馆，一面是用“万人坑”修缮资金修建的豪华会议室……近日，安徽淮南“万人坑”纪念馆挪用修缮资金修建高档会议室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纪念“九一八”的警报音犹在耳，见证侵华日军残酷奴役、杀害矿工的淮南“万人坑”纪念馆就爆出这样的新闻，让人无限感慨。
新华时评：月圆神州情 勿忘国耻恨
今年中秋节很特殊，适逢“九·一八”国耻日。公历与农历的历史巧合警醒人们，在中秋赏月、阖家团圆之际，勿忘当年赴汤蹈火、殊死奋战的中华儿女，勿忘当年可歌可泣、英勇卓绝的救亡图存。
１９３１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铁蹄所及，哀鸿遍野；而中国军民从未停止过反抗与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了一座侵略者不可逾越的新的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一次浴火重生。
新华时评：坚决打击"以租代征"的土地违法新形式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７日电 （记者 王立彬 于文静） 国土资源部最近清理的７０个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中，“以租代征”宗数和面积均接近１０％。事实表明，规避农用地转用审批、逃避土地计划调控、规避土地收益税费政策的“以租代征”行为，正在成为目前土地违法的最主要和最新表现形式，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以租代征”之所以成为当前土地违法的主要形式，就在于这几年严把土地闸门，依法审批的闸门应该说管住了。这样，很多地方、很多企业为逃避监管，就利用“以租代征”形式来进行非农业建设。
无论实行土地公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世界各国土地管理的一个通行规则就是用途管制；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对土地按照何种用途使用，是按照国家规划来进行的。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央决定，土地政策是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从严从紧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速度、总量、时序，“以租代征”规避国家对农用地转用速度、规模、总量控制，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实施。
从长远看，“以租代征”将最终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以租代征”中的土地交易是自发的，不受法律保护，交易双方中农民始终处在弱势地位，一旦发生法律、经济纠纷，最终受损害的是农民。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对广大农民来说，土地既承担着生产资料供应，很大程度上又承担着社会保障提供，“以租代征”对农民长期权益、农村长远发展和社会长远稳定构成隐患，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必须正视“以租代征”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区别与联系。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前提是遵守用途管制制度，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服从国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农地转用总量控制，还要参与、服从土地收益由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增值收益分配政策，两者的界限是明确的。
也要正视“以租代征”给土地流转提出的挑战。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有关部门要以对广大农民和中国现代化建设负责的态度，积极慎重地推进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最终成为可能创造条件。
全国1至5月份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万多件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２日电（记者王立彬）今年１至５月份，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２４２４５件，涉及土地的面积２２万亩，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３．６％和１２．１４％。
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１２日在此间介绍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实施进展等方面情况时说，当前全国总体形势是土地违法案件有所下降，土地违法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形势依然严峻。今年１至５月份全国共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２４２４５件，涉及土地的面积２２万亩。 另外，从２００５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全国共查结国土资源领域商业贿赂案件９８件，涉案金额４３３０．６１万元，涉案单位８４个，涉案人员８１人，受刑事处理６６人，纪律处分３７人，行政处罚１７人。
两部门联合查处土地违法行为 不得以"罚"代"法"
为有效惩治和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强调，在进一步开展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中，要严格执法，坚决纠正以罚代法行为。
记者18日从国土资源部获悉，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专项行动的通知》强调，在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中要严格执法，坚决纠正以罚代法的行为，对依法应当拆除或者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坚决予以拆除和没收，不得一罚了之。对依法应当作出行政处罚而未处罚或者处罚不到位的，或者处罚决定未得到落实的，要责令改正并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处罚到位。
山东：隐瞒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将被追究责任
新华网济南９月１１日电（记者 董振国）山东省近期将加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查处力度，惩治和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发现重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线索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部门（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山东省将在清理新增建设用地的基础上，结合动态巡查、卫星遥感检测、群众举报、新闻媒体报道，认真梳理土地违法案件线索，逐件登记。对发现的重大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线索，将集中力量严肃查处，重点查处非法批准征占农用地、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涉及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侵害农民利益的案件。
河北省开展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集中异地互查行动
新华网石家庄８月１２日专电（记者 张涛）记者从河北省国土资源厅获悉，从即日起将利用一个月时间，从各地抽调执法监察人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集中异地互查行动。
据了解，此次互查抽调各县（区、市）执法骨干２００余人组成１１个工作队，对指定的设区市所属县（区、市）土地违法违规案件查处情况进行互查。主要是全面检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以来各地对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情况，具体包括领导批办的案件、媒体网络披露的案件、卫星遥感发现的案件、群众上访举报的案件以及检查组巡察掌握案件的处理情况等。
新华时评：努力营造崇尚道德楷模的社会风尚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 （记者 张建高） ９月１８日，各地群众投票选举出来的５３位全国道德模范及２５４位提名奖获得者会聚北京，接受中央有关部门表彰和中央领导接见。这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喜事。
道德力量始终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社会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始终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工作。６年前党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主要内容、工作要求等作出了明确的规范。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去年３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工作部署和要求，对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形成良好道德风尚，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党中央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工作部署，得到了全国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各地区、各部门掀起了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新高潮，涌现出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人物。这次受到中央表彰的道德模范，就是这些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闪烁着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光芒。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经受着强烈的冲击和考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传统美德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腐朽落后观念也影响着一些人的行为，一些领域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奢侈浪费等道德失范现象。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风气，需要与时俱进的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这次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人民群众踊跃参与评选活动，充分说明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我国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这次评选活动，顺民心、得民意，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崇尚道德楷模的社会风尚，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必将对我国社会和谐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官员行凶，不仅仅是官德问题山西省运城市畜牧局原副局长张斌，因故意杀人，日前被判处死刑。法院查明，2006年12月24日，运城市盐湖区物价局原副局长朱文军到医院找其妻李海芙，看到运城市畜牧局原副局长张斌未穿外衣躺在李海芙床上，双方发生了争执。张斌通知朋友徐春龙叫王岗等人赶到医院，乱砍乱捅，致朱文军和妻兄李海龙当即身亡。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张斌、王岗死刑；徐春龙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海芙及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据9月16日《检察日报》)。
张斌故意杀人案，是继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以爆炸方式杀死其情妇柳海平案之后，媒体曝光的又一起官员主谋的恶性刑事案件。此前，一些地方已发生多起官员行凶案，如“副局长雇凶杀正局长”、“正局长杀副局长”、“局长杀人碎尸”、“局长雇凶杀死举报人”等等。这些案件，具体的作案动机都不尽相同，有的是杀人灭口，有的是为了扫清仕途障碍，有的是怕自己的腐败丑行暴露，但如此多的官员行凶案，总有某种共性的因素存在。
有人认为，官员行凶，是因为“官德”有问题。信仰沦丧、教育不力、监督失效、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等，都在某种程度促成或者纵容了官德不正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官员傍大款、傍黑势力等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应当说，“官德”论有一定的道理，一些官员道德水平低下、品格修行不够，是导致他们胡作非为、行凶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官员行凶，已构成或涉嫌严重的刑事犯罪，超出了一般的道德范围，所以我们不能仅在道德这种比较浅的层面讨论官员的行凶问题，而应从法治的视角去审视这种现象。说到底，行凶的官员之所以行凶，还是法律素质差的问题，用一句流行语，就是“法商低”。
按照《公务员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务员应当履行九种义务，其中第一种义务就是“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七种义务才是“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可见国家对为官者的要求，“守法”高于、重于“守德”。道德是一种自觉行为，悖德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良心的自责。而法律，是一种国家强制力量，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官员行凶，我们不仅要在道义上对他进行谴责，司法机关还要在法律上给他制裁，使他为犯罪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就行凶的官员来说，其法律素质差、法商低，在表现方式上，往往并不是真不懂法(有的官员说自己不懂法，实际上是一种托词)，而是“知法犯法”甚至是“执法犯法”。“知法犯法”者，不是没有法律常识，而是明知故犯，仗着自己手中有权，无视法律尊严，欺男霸女、胡作非为。至于说像“公安局长杀人碎尸”这样的“执法犯法”者，更是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在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的尊严！
今年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10周年，依法治国的关键不在于依法治民，而在于依法治官——教育和敦促官员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依法规范行使权力，服务公众、管理社会。官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要受到法律追究；依仗权势行凶杀人，也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
段义和、张斌的教训，值得所有为官者吸取。为官，不仅要有德，还要知法、敬法、畏法，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颜悟方)
新华时评：“中国制造”不是廉价产品的别名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１日电（记者郝亚琳）１１日下午，国家质检总局在京表彰了３种荣获“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和８５６种荣获“２００７年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这项一年一度的表彰活动表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产品质量。
我国实施名牌战略已有７年历史。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倡导企业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大力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标准创新和管理创新，以过硬的质量赢得市场。７年来荣获名牌荣誉的上千种产品，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以质取胜的，它们的名称早为广大消费者耳熟能详。８５６个中国名牌产品中，６０％是以自主品牌出口，这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企业的产品加工能力已得到世界公认，但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大多数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挣的是辛苦钱。这次获得荣誉的８５９种产品中，只有３种产品获得“世界名牌产品”称号，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种差距。
“中国制造”不应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而应当是高品质的标志。然而，一个国家产品质量的美誉，不是靠一小部分名牌产品、短时间的质量保证来实现的，而是需要众多的企业持之以恒地维护和提高产品质量。因此，获得了名牌称号，并不代表企业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而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质量意识和管理水平，悉心维护品牌荣誉，增强国际竞争力。未获得名牌荣誉的企业，应当向创出了名牌的企业看齐，早日跻身名牌行列。
我国已经确立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质量管理能力，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关键。在产品质量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希望我国企业能创出更多中国名牌、世界名牌，使产品在“物美”的前提下保持相对的“价廉”，这样才能把“中国制造”打造得更加闪亮，才能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
时评：29年改革开放，你的感受怎么样？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把庐山真面目看清，只能在庐山外。渐行渐远看庐山，整个庐山就会清晰而完整。
事物的发展也是如此。只把眼睛盯着当下，盯着眼前，专注于一点，我们就很难客观地看待和分析事物。把事物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对比其今昔，审度其不同，用历史眼光看待，用世界眼光审视，变化就会了然于胸，分析评价就会公允而客观。
比如我们自己。今天发了一笔不薄的奖金，心情就很愉悦。明天挨了上司批评，心里就不是滋味。后天开车发生追尾，心绪更是不爽。再有小孩子在外玩时摔了一跤，催交电话费的铃声刚响，收水电费的又在敲门……只怕这心里烦恼就挥之不去。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自己的发展历程看，从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变化看，就会变得信心十足，原来生活总是美好的，虽有阴霾布天时，但阳光灿烂的日子总是充塞温馨生活记忆的每一个角落。
由自己而及身处的社会，道理同样如此。生活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每天面对纷繁物事，今天这里发生一起事故，明天那里出现一起不平事，后天面对医疗纠纷、上学难题，难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想法。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历数新时期29年来的历程，那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我们的感受又是什么？
如果不看下面这些数据和事实，改革开放29年来取得的成就我们或许还想不到：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超9％的增速，经济总量突破20万亿元，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民生活由温饱到总体上实现小康；经济体制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樊篱，建立并不断完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供求关系告别长期的短缺经济，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对外开放使我们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数据和事实给我们总的感觉是，我们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影响显著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赞誉。
或许，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喜欢从身边看变化，从自己的今昔对比中感受不同。而这时间的距离拉得越长，变化就越明显，感受就越强烈。许多人说起二十几年前的故事，听起来就仿佛天方夜谭一样。“那时候就一个感觉：饿！”“你知道吗？那时买东西光有钱还不行，还要票，什么布票，粮票，油票……”“你记得吗？那时的时髦青年穿喇叭裤，穿带点颜色的衣服，人们的眼光就很异样！”再想今天，许多人充分感受到了发展的果实，收获的喜悦。比如家里的存款，自己的收入，吃的住的穿的用的，看的电影、电视剧，与过去相比，变化太大了。仅就收入的数据而言，1978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谁能说，这新时期29年来的变化不巨大？这29年来的成就不能充分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生活中有阳光灿烂，也有阴霾布天；发展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有成绩和进步，也有矛盾和问题。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在前进，在发展，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产生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必须以积极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发展中的矛盾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那么，历史的脚步就不会停下来，我们的发展就不会裹足不前。
而当历史的车轮向前驶得更远，在时空交汇下的斯时斯地，又将在你的感受中以新的面貌呈现。(韦大兴)?
新华视点:怪事!河北赤城高耗能企业不受罚反受奖新华网石家庄５月３０日电（记者张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一律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自行制定出台鼓励高耗能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已经出台的要坚决废止。
然而在河北省赤城县，１０家高耗能、高利税铁矿日前各获１８万元奖金，并被授予“明星企业”称号，理由是这些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
奖励忽略了能耗指标
赤城县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据县国土资源局统计，探明储量为２．４亿吨，但由于一半以上为铁含量低的超贫矿，在前些年铁矿石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因开采成本高，这些超贫矿无人开采。２００３年以来，随着铁矿石价格走高，外地投资商纷纷前来承包开矿，到目前有证企业达１１０家。
矿产开发给当地带来财源。据县工业促进局局长田成贵说，这几年县里财政收入一年上一个台阶，由２００２年的５０００万元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８亿元，９０％以上靠的是铁矿企业纳税。此次被表彰的１０家铁矿企业去年纳税额都超过５００万元，其中鑫宇公司纳税超过４０００万元。鑫宇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刚说，被县政府评为“明星企业”，并获得奖金是一件光荣的事，他们会扩大规模、加快生产，争取纳更多的税。
纳税大户也是耗能大户。对此，田成贵说：２００６年全县的用电量为３．７５亿度，是２００２年的４．７倍，而这几年里其他工商业和居民的用电量无大增长，增加的用电量基本上是被铁矿企业消耗了，充分说明当地铁矿企业发展之快。
据介绍，当地评选“明星企业”的标准是：在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污染的前提下，主要看纳税金额。
对于这样的奖励，一些机关干部有不同看法：评选标准忽略了能耗指标，这些规模大的铁矿企业耗能巨大，在电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优先保证企业生产，常常挤占居民照明用电，对他们奖励似乎在鼓励高耗能。
当地群众对此更为不满：多数被奖励的铁矿企业发展是以牺牲当地环境为代价的。记者从县国土资源局获悉，１０家被奖企业中有７家是开采超贫矿。县国土资源局党总支书记魏强说，开采超贫矿主要采取露天作业，就好比“把山扒了一层皮”，植被破坏严重，陷入了“一边破坏一边恢复”的被动局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干部说，企业高额纳税离不开规模生产，奖励纳税就是鼓励扩大生产规模，这会加剧高耗能、环境破坏的程度。
与征税沾边的职能部门都有奖金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为表彰协助征税“有功”的单位，部分与征税沾边的职能部门也同时获得高额奖金，并被授予“财税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记者从一份以中共赤城县委名义颁发的红头文件上看到这样的表述：奖励矿管局４０万元，分别奖励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公安局、赤城供电公司、地税局、国税局、田家窑镇、炮梁乡、龙关镇、赤城镇等１０个单位各１０万元（其中５万元用于奖励部门领导班子成员）。
如此奖励，县政府一位负责人的解释是，矿管局作为矿产企业主管单位，功劳最大，理应多奖。此外，财政局管好了资金，国土资源局、公安局优化了矿区生产秩序，赤城供电公司支持企业用电，地税局、国税局搞好税收征缴，田家窑镇、炮梁乡、龙关镇、赤城镇等矿山资源重点地区抓好企业服务，这些单位都作出贡献，给予奖励是激励他们继续努力。
奖励先进不能只盯着“税源经济”
河北省委党校刘康明教授说，虽然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但一些地方违规出台的鼓励高耗能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没有同时宣布作废，仍然在为地方经济增速发挥作用。
赤城县农业局几位干部表示，中央提出经济发展“好”在“快”前，因此奖励先进一定要注重“质量”。铁矿企业虽然是赤城县的支柱产业，但存在高耗能、破坏环境等问题，对他们重奖，导向有问题。
赤城县辖区没有矿产资源的乡镇干部也抱怨说，对协助征税“有功”的职能部门进行重奖，同样会助长他们只盯着“税源经济”，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另外，财政局、国土资源局等是有实权的部门，一些有铁矿资源的乡也是干部争相竞争的好地方，这些部门本来“油水”就多，如果再给他们高额奖励，会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况且，他们为矿山企业服务本是分内事，工作搞好了是应该的，不值得炫耀。
刘康明教授还说，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不惜花财政资金进行重奖，这种落后的发展观早该丢弃了，应该想办法如何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高职能部门办事效率，多发展一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项目。
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要死守18亿亩耕地底线
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绝不为所谓的更高发展速度提供用地，各地如果有更高的发展需求只能通过集约用地解决
“这一轮规划可以保证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用地需求，保障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但绝不为超越‘搞大’既定目标的所谓更高发展速度提供用地”。新一轮土地规划修编的担纲人之一、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存智针对一些地方希望利用此轮规划修编扩大用地指标这样表示。
新一轮土地规划（从2006年到2020年）修编，目前正按照国务院领导提出的“用地要一分一厘算，而不是一分一亩”的要求加紧编制中，围绕着如何守住18亿亩耕地底线，各方正群策群力。
要确保这一底线，意味着从目前到2020年我国耕地减少量必须控制在2700万亩以内，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这个数字不及“十五”期间耕地减少量的1/3；也意味着基本农田不能动，建设用地规模要压缩，但东部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要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要振兴，基础设施要跟上、新农村建设要推进，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加快发展的用地“正当理由”。
如何既不突破底线，又确保发展，近期相关主管部门连续召开专家务虚会。
为何死守18亿亩耕地
“18亿亩耕地是一个标志。”胡存智认为，“保18亿亩耕地不是单纯的指标问题。中央领导说18亿亩不保，17亿亩也守不住。这个道理很深刻”。
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是整个土地利用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此轮修编工作的焦点。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凤荣认为，“规划是一个目标，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在现今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再不提耕地保护，就没有人提了。地方政府的价值取向有很多现实性，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粮食安全这个问题只有靠中央政府提出来。”
事实上，在修编过程中，有些地方和部门提意见认为，基本农田太多了，保护的面积太大了。目前，全国的耕地保有量为18.27亿亩，但全国每年粮食播种面积大概只在15亿亩多，因此有观点认为耕地没有必要保18亿亩那么多。“问题是，一旦耕地低于这个数，就没有任何弹性了”，胡存智指出。
据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谢俊奇介绍，18亿亩这个数字是经过有关部门科学测算过的。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有可能达到16亿，考虑到我国的人均消耗粮食量、耕地质量，以及平均亩产等要素，要保障粮食安全，18亿亩是底线。
此轮规划修编的规划年限是2006年到2020年，正是实现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阶段，综合实力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翻两番，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即使采取了严而又严的控制措施，各项建设还将不可避免地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而适宜开垦的后备土地资源又面临日益匮乏的困境。耕地资源形势严峻，迫切需要全国上下真正树立起危机意识。中国科学院陈百明研究员说：“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危机意识。最多是在会上说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我们要通过规划修编，树立起人们的危机意识。”?
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一些地方保护耕地的意识呈逐渐弱化的态势。“为什么大家不重视粮食安全？是因为当前粮食还是安全的，还有些积蓄，不至于今天吃了明天没有，因而没有紧迫感，也没有长远的忧患意识。”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指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领导，都认为粮食安全不是问题，有GDP可以买嘛。”
在专家们看来，弱化的耕地保护意识似乎更危险。
“18亿亩”凸显规划矛盾
“今年4月公布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底全国耕地面积是18.27亿亩，但还有6000多万亩20度以上的陡坡耕地。如果这些符合退耕条件的耕地都要退，减去之后整个耕地就已经不够18亿亩了。”有专家提出了这一矛盾。
事实上，矛盾和冲突的严重性远不止此。各部门的发展规划大大超过了土地规划能够供给的用地指标。有专家指出，“十一五”规划出台后，各部委以及相关部门纷纷从本行业的角度出台了相关规划，如果把这些规划汇总起来，用地需求惊人。虽然不能说他们提出的用地需求量没有依据，但确实不现实。当前国家规划的高速公路总体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加上省级高速公路，可能比美国加上德国的总和还要多。由此提出的交通用地需求，最多只能满足一半；农业部门提出未来需要20亿亩耕地，林业部门提出要42亿亩林地，目前根本无法满足。
城市规划也在迅速膨胀。陆大道指出，按照现在统计的城市规划预测相加，十五年后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30亿，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各地用地的要求无论如何没法满足。
这就需要各部门、各地、各行业之间统筹协调。专家指出，规划的实质就是统筹协调。但当前土地利用规划修编过程中面临的统筹协调，涉及到上下层级的协调，还有部门之间的协调。
北京大学蔡运龙教授认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国土资源部，但涉及的部门很多，各种规划、各部门之间如何协调，现在很多地方不清楚。“比如，有的城市规划的框架已经定下来了，土地规划怎样做？而要做一个统筹的规划，各个部门的目标都要考虑。” 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认为，当前正是条块分割的小决策，导致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服务能力的低下。各个部门都在条块分割有限的土地资源。比如说建设部门管一块，水利部门管一块，林业部门管一块，土地的综合效益发挥不出来。
,各部门的协调缺乏一个综合的统一的平台，要由一个部门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有相当难度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吉喜研究员认为，现在各部门的规划很多，相互交叉，不管换什么名称，落到最后就是土地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土地利用规划是全覆盖的，土地规划与其他许多规划都要协调，这就涉及到各部门所有的规划和土地规划的衔接问题，如果不衔接，这个规划想做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规划，如果仅靠一个国土部门去协调，大家都平起平坐，协调好的可能性不大。”有专家提出。
这实质上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当前规划体系缺位。专家指出，我国规划体系应该是两大类，一类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它涉及到空间，但不以空间为主。另一类就是以国土规划打头的空间规划。在当前国土规划缺位的情况下，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各类与国土利用有关的规划并行，要求土地利用规划承担起指导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利用和生态建设的职能，无疑困难很大。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土地利用规划与“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二者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杜平研究员提出，“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大主体功能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对土地政策的配套要求也是明确的。这样我们原来制订土地规划的一些依据就要发生变化，包括权重。”?
,进一步来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还有正在推进的国土规划工作，三者是怎样的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指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面临的很多协调工作，建议对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建设部三个部门的规划工作进行整合，推进国土资源空间规划工作。”?
事实上，其他国家也面临过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荷兰、韩国、英国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开始阶段土地利用规划服从于经济发展，后来都出现了土地利用失控的问题，最后解决的方案是用空间规划来协调土地利用的关系，有专家指出，“但我国目前空间规划缺位。”?
,18亿亩”到底怎么保
18亿亩耕地到底能不能保得住，怎么保住，必须要算细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严金明指出，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一是建设占用，二是生态退耕，三是农业结构调整，还有一个就是灾毁。而增加无非就是开发整理和复垦。按照法律规定，建设占用耕地要“占一补一”，这一点做到了，耕地总量就不会因为建设占用而减少。从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看，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减少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才是建设占用。
对生态退耕，规划专家郑振源说：“从1996年到2005年，生态退耕平均一年退1100多万亩，占了耕地减少的60%。根据调查，西部大于15度以上需要退耕的土地是9700多万亩，事实上1996年到2005年已经退了近1亿亩，意味着该退的都退完了。但是实地调查发现，陡坡耕地还是不少，原因在哪里？这表明已经退的1亿亩里面有的是基本农田，也就是一些地方把不该退的退了，该退的没有退下来。”
对此，专家建议，既然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减少的大头，在编制规划的时候，就应把开发整理补充耕地能到什么程度，建设用地大概是什么水平等用数据清清楚楚地摆出来，生态退耕该退多少，就可以进一步统筹考虑。
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目前供需平衡的思路，陆大道指出，传统的土地供给方式是各地要GDP，要城市化，就给他土地，这样计划式的供给永远也不够，也难以为继。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考虑，做成一个政策引导性的规划？
在他看来，如果是政策引导性规划就要分析各个地区、各个省的实际情况，包括各省目前的土地供需动态，还有多大潜力，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前景如何等等，来确定土地供给的价格、机制和程序。通过对各个地区提出不同的政策，使用地门槛高起来，土地利用合理起来。
,为什么不能规定，如果是城镇综合占地，达到人均70平方米（日本东京人均60平方米，香港是40平方米），就不批地了”，陆大道建议采用这些指标来控制地方官员，“不要害怕这样做地方就发展不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低效利用的城市空间，能够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胡存智提出，对于土地的功能也要重新认识。比如同一块地，既可以是耕地，也可以视为绿地，是有多重功能的。城市周边的水稻田并不仅是生产粮食，对生态保护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他认为今后在规划中可能要研究考虑土地的多重功能，以解决高度尖锐的人地矛盾。
人们一直说耕地资源后备区，建设用地能不能有后备区？张凤荣认为，“将来建设必须要占的地还得给，规划应该提供一些能够去的区域，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选址的问题。以前我们做规划就是划基本农田，这次修编也可以划工业园区，划城镇区域，就在建设用地后备资源里面划。当前应在评价的基础上确定这些区域来。”?
实际上，国土部门正在考虑，将未利用地作为将来建设用地的新空间。国外很多城市建在山坡上，而我国的城市建设往往是先占了好地，再拿钱把未利用地开发成质量较差的耕地。与其占了耕地再去补，为什么不在未利用地上搞建设？我国未利用地数量很大，特别是沿海地区有大片的未利用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完全可以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有步骤地开发用来搞建设。
保住18亿亩耕地，这个压力不仅在中央政府、国土资源部，更主要的责任应在地方政府。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有关人员指出，《土地管理法》明确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责任是在省里，各省保证行政区内的耕地总量不减少。所以，这就有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如何划清的问题，不是国土资源部煞费苦心地要保18亿亩耕地，而是地方政府本身就有这个责任。
重要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划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家彬认为，土地管理中的很多问题都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责权划分不清。说土地是国家所有，具体的所有权怎么体现，哪一级政府都觉得有权来行使，哪一个部门都觉得有权行使，但是在利益分配责任上，却相当模糊。
节约集约用地是惟一途径
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是惟一途径。
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的土地利用中，存在20%到30%的水分（也就是土地利用粗放和浪费的比例）。
郑振源指出，造成土地利用粗放和浪费的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竞争性的招商引资和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以及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以地生财的模式，最根本的是低成本的土地供给。
“要把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压下来，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郑振源认为，“多要地就得多花钱，要好地就得花更多的钱，这样大家就会主动考虑如何节约用地，才能促使用地单位节约用地。不进行市场化改革，达不到节约用地的目的。只有市场化才能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国土资源部有关业务司负责人指出，推行节约集约用地，真正起作用的是价值规律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其他的都是权宜之计。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张维提出，应该关注建设用地再利用的周期，很多建设用地是可以再利用的，但不同土地的再利用周期和强度不一样。他认为，应该将盘活存量和新增占地的成本进行比对。北京已经作过这样的分析，将一个工厂存量土地的置换，与在厂子周边征用农用地的补偿成本进行对比，“我们算过，有可能搬一个厂子成本更低。”
保住18亿亩耕地必须建立利益机制，应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不只是政府的积极性。有专家提出，修编规划在考虑技术层面的同时也要考虑提出相应的政策。例如，基本农田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愿意划？老百姓也不愿意划？从老百姓的角度考虑也有道理，把耕地划成基本农田，然后就有了各种限制，不许种果树，不让盖房子，但却没有什么好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规划不能只是强调限制。
北京大学教授林坚提出，要尽快树立资源资产并重的观念。他认为，对土地本身来说，其资产的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物权法通过以后，如何衡量和量化土地本身的资产属性，并将它纳入整个已有的资源保护体系中去，是这一轮土地利用规划有别于其他规划的地方。
城市发展是建设占用耕地的最主要因素，一位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专家介绍，建设部曾经设了标准，城市人均用地有一个从6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的幅度，分了四档。如果现状是人均用地60平方米，在新编规划时只能在这个幅度里面提高，最多提到人均75平方米；如果现状是76平方米到78平方米，顶多提到90平方米。问题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这一标准变成人均用地100平方米了。这个标准既不符合土地资源保护的要求，也不符合城镇发展实际。
陆大道指出，目前各地做规划愿意参照的指标多是土地资源比较多的国家的指标，密度低，绿地大，环境好，生活质量好，似乎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的标准。
“对集体建设用地，放之过宽，没有具体的标准，这次在规划修编中应该明确提出来。比如说农村的居住点的升级改造，虽然不进城市，也得有一个标准。”有专家指出，“还有产业用地，没有标准更是无从监管”。
此外，陈百明指出，集约用地在规划修编里面究竟如何体现？土地利用的集约度是多少，如何衡量？需要建立一套指标体系。而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指标是不一样的。”
陆大道建议，要用具体行业的控制指标来支撑各省总的用地指标。比如说，修高速公路要论证。这个省的高速公路密度达到多少了，运量达到多少了。没有达到运量的，就不应该再批建高速公路。
对地方来说，解决尖锐的用地矛盾，也只有节约集约用地这一条途径，胡存智明确表示，“各地如果有更高的发展需求只能通过集约用地解决，这是全国一盘棋的考虑”。（文/毕小曼 田春华）
人民时评：有感副省长“晚上电话一响就心惊肉跳”
“现在晚上电话一响我就心惊肉跳”,“我有心理准备，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出事故”，“只要依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把隐患排查工作尽心尽责做到位了，如果这样再吃到处分，我觉得那也坦然了！”——最近，山东省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省长对媒体如是说。
社会发展不断加快，投资结构日趋多元化，法规与监管滞后，各类安全生产隐患越发凸显，重大安全事故不时发生……这已成为妨碍社会健康进步，威胁群众工作与生活安全，牵动社会神经的一大焦点。
为了降低风险、减少安全事故，必然要提高安监标准，引入相关防护设备，执行更严格的操作流程与经营规范，乃至关停并转一系列“高危企业”。人命关天，这种成本提升、效益降低在所难免，也是当今人本倡导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一切向钱看”等思维下，某些人对安全整顿令不是“左耳进、右耳出”，就是玩起“猫捉老鼠”的伎俩把戏。矿难事故高居不下、客运超载群死群伤、甚至发生钢厂钢包脱落的惨剧……对安全监查消极应付、逃避对抗的后果极为惨痛！
上有国家的安全生产高压令，下有不法商人的博弈与变通，地方安监机构、主管领导时常自称处在“风口浪尖”。尽管高层对重大事故屡发“狠话”、“震怒”不断，可到了基层安监部门，由于“吃人嘴短”、“批条、人情”屡禁不绝，有时还是不得不“让位发展、顾全大局”。再加上一些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更给安监工作带来诸多掣肘与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出于“难言之隐”，还是为了“仕途自保”，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中，一些主管领导选择了瞒报、虚报、骗报。对于媒体监督，则以“保密”、“稳定”为由，试图“封锁消息”，甚至不惜采取“行政压制”，指责媒体“乱说话”……种种“逃责”行为暴露出某些干部对缺位渎职的掩盖心虚。
实际上，“权力与责任对等”具有双向交汇含义——若要履行、担负某一职责，必须具备相应的行政与决策权；获得了某种管理与执行权力，必然要对由此产生的行政结果承担对应责任。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多头管理”、“层层审批”之下，一些部门时常“配而不合”、相互扯皮。尽管过往一些重大事故中，直接主管领导“乌纱”难保、甚至被提起公诉，但不少间接责任人却没有受到应有惩处。一些人由此认为法不责众、“枪打领头鸟”，侥幸心理无疑将埋下更多危险隐患！
,在其位谋其政”，高级干部对肩负的责任有“心惊肉跳”感觉，这能够令其保持清醒头脑，明白权力与责任的真正意义，减少防止官位沦为“炫耀风光”、“谋私享福”的工具！此外，鉴于某些“脱责”行径越发赤裸，人民群众反响强烈，所以无论是行政机制改革，还是法律法规完善，都必须进一步明确“权责对等”，界定依法行政范围，令各个行政环节都能有效运转，切实消除机构臃肿，杜绝人浮于事，真正让逐级责任追究不再遭遇无头绪的尴尬。尽管事故与隐患不能百分之百杜绝，但坚定决心、措施有力必然能降低其发生的概率，各级政府与主管部门有义务、更有责任确保自身行政居于“本位”。
新华时评：“关照”高考应该适可而止高考的到来，使社会诸多环节都进入“战时状态”。太原市成立了高考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包括政府１５个部门。省里某机关还发出通知，要求今年高考期间，除特别紧急公务外，所有公车一律停用，以确保考生参加高考不受影响。海口市运管处要求高考期间，所有公交大巴车都必须参与“免费接送高考生”社会公益活动。高考期间，许多地方都规定汽车行驶不准鸣笛，夜晚建筑工地不准施工等等。在一些地方，很多大型社会活动因与高考“撞车”而延期或取消，公安、交通、医疗等部门也不得不动用大量精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政府和社会各界给考生提供一定便利和人性化服务，无可厚非，但凡事要有度。在高考上消耗过多的社会成本，就是一笔不小的浪费。特别是有些行政措施到了“扰民”的地步，就有些过分了。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过度关照，会增加考生的压力。在政府的明令要求下，整个城市各个环节如临大敌，来自各方面异于平常的种种举动，将高考的紧张气氛渲染得无以复加，会使考生本就紧绷的心弦和敏感的神经越发脆弱。
对高考的过度关照，会在无形中强化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增加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高考政绩观”。事实上，正因不少地方政府过于重视高考，将高考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的唯一或主要指标，很多学校热衷于高考成绩排队，使一些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的价值观严重扭曲。
随着高校不断扩招，如今的高考已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是“千军万马过立交桥”，高考应该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各级政府对高考的安排要适可而止，还考试以常态，还考生以平常心，不能一面不断提倡素质教育，一面在高考时以过分的安排给高考加压。高考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不能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不能让高考成为全社会负担。
新华时评：不能让农村文化遗产在经济开发中消失新华网合肥６月９日电（记者王立武）安徽黄山市从保护古建筑、古驿道、古树和民间文艺做起，为1000多个古村落制定保护规划，有100多个村落在古村之外另建新村。该市还结合新农村建设，为乡村4000多幢与传统建筑风格、文化特色不协调的现代民居，添加典型的徽派建筑元素，使新房从外面看起来与当地文脉一致，保留了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从而很好地处理了古村落保护与改善当地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
黄山市的实践和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历史文化保护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只有以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为基础，“创新”“护旧”相结合，新农村建设才能更彰显其品位和价值。
当前，农村文化保护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越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它的古村落就越稀少，也越商业化，并失去古村落的内涵和文化自尊。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房，不是简单的建新村、建洋村，而是要结合实际，使本地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老村落和建筑得到保护，并使之焕发新生机。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华文化的根、大量的文化遗产的载体都在古村落里，如果没有这些村落，这些民间文化遗产也就没有了。
各级政府应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中，对农村文化保护现状进行一次全面普查、登记，了解和掌握文化遗产的分布状况、存在环境，并分类制定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建立保护制度，提供资金保障。不仅要保护农村有形文化遗产，对无形的农村文化遗产，诸如民间故事、音乐舞蹈、节日习俗等，也要努力使之得以传承。
人民时评：绝不能允许黑窑工现象存在下去！
据6月13日的河南日报、新快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从6月9日至12日，河南省公安机关共从“黑窑场”解救被强制劳动的受害群众217名，其中未成年人29名，智障人员10名，依法刑事拘留涉嫌强迫他人劳动、非法拘禁等犯罪嫌疑人58名，解救“黑窑工”行动初战告捷。
这条消息对于连日来牵挂关注山西黑窑工事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宽慰。当然，被解救人员的数量与此前媒体所披露的“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的数字还有相当差距。但更重要的，黑窑工现象的存在，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觉。
前不久，河南省的媒体相继报道了山西等地一些窑场非法雇用强迫河南籍未成年人劳动的事件。特别是6月5日，大河网以帖子形式发布的《孩子被卖山西砖窑场 400位父亲发出泣血呼救》的求救信，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些孩子在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黑砖窑做苦工的情景催人泪下。
很难想象，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这么一群共和国的公民，被监禁、被奴役、被驱使、被强迫、被凌辱、被伤害、被折磨长达几年的时间，有的遍体鳞伤，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恨而去。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对国家法治的公然挑衅！
黑窑工现象存在的背后，首先是黑窑主们的丧心病狂。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为了所谓的利润和资本积累，竟然无视国家法律的尊严，置他人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将自己的赚钱牟利建立在肆意奴役凌辱他人的基础上，从买卖人口、非法用工到强迫他人劳动、雇佣打手殴打折磨窑工等，为所欲为，令人发指。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人身权利，严重触犯了刑事法律，理当依法严惩，除恶务尽，以正视听。
黑窑工现象存在的背后，还存在着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一些政府部门不作为问题。人们注意到，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进而展开了解救窑工、打击人贩子的专项行动。而与河南省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的报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发地山西省相关地方部门积极作为的报道少得可怜。参与解救行动的媒体记者也说：“因为山西人口少，用工紧张，很多窑厂主都在非法用工，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变成‘黑人’；“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是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的……”
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发问：为什么此事不是由案发地政府相关部门首先揭开盖子的？为什么那些黑砖窑在长达数年的非法生产和用工过程中从未受到查处？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禁、被殴打、被伤害的悲惨遭遇没有引起当地政法机关的注意？为什么那些身在大山深处的黑窑主们在应对解救时消息会特别灵通？ 为什么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当地政府部门有人站出来说话，向公众解释。因而，我们还不知道此后“不知情”、“没发现”、“比较隐蔽”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会否成为当地政府部门推卸责任不作为的理由和借口。但是，在我们努力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今天，在我们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今天，在我们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竟然发生如此令人震惊、令人发指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恶性案件，难道，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渎职官员们还能够继续逍遥法纪之外吗？
无论如何，绝不能允许黑窑工之类的事件继续存在下去！（郭振清）
人民时评：银行到底有多少为民服务的真心？
就银行改善服务等公众关心的问题，近日，人民网20余名记者对北京城区的各大银行共113家营业网点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显示：仅7.1%的银行网点设有卫生间；工行、建行排队现象严重 解决“排队难”仍需更多有效措施；服务态度较差的银行营业网点仍占6.2% ；超半数银行营业网点饮水、读报设施不齐全。
应该说，每一项调查难免有局限，但要了解银行业的服务现状，实地调查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方式。从调查结果来看，有喜有忧。喜的是，颇受公众诟病的排队难现象一定程度有所缓解，银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有所改善。忧的是，排队难现象并没有根本性得到解决，还存在诸如“仅有7.1%的银行有向顾客开放的洗手间，如厕难问题突出”等等问题。
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客观原因是，任何改进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效果；主观原因则是，银行巨头多年来养成的一些霸王作风已根深蒂固，这在短期内更是不容易被根除。为了提高银行支付结算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有效解决排队难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已出台了《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央行的七记重拳为何没有取得应有的作用？中国银行业协会也发布了《中国银行业协会关于开展文明规范服务系列活动的通知》，明确在5月12日至6月12日开展“文明服务月”活动。为什么在“文明服务月”里仍然看到银行服务中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调查显示，仅7.1%的银行网点设有卫生间，106家网点无论营业面积大小和排队长短，均未向顾客提供洗手间。银行网点设置卫生间能有多难？当然，设立卫生间会增加银行成本，但这些成本与公众的健康相比，孰轻孰重？据报道，天津一位老人在银行办理业务时因为排队憋尿太久，竟然被尿憋晕，幸亏医院抢救及时才脱离危险。
令人不敢恭维的还有，某些银行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恶劣。比如，不少银行工作人员对记者关于卫生间的询问不予理睬。面对记者的提问，有的工作人员头都没抬，有时“显得很不耐烦，最终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其实，记者所遭遇的情景，很多到银行办理业务的人都或多或少都碰到过——银行工作人员要么不苟言笑，要么冷若冰霜，要么恶言恶语，能够提供微笑服务的实在罕见。
某些银行工作人员为何如此牛气烘烘？原因林林总总。据《国际金融报》报道，内部分配机制不完善特别是一线员工分配不公现象，直接影响了一线柜面员工服务积极性，是导致银行服务水平下降的一大原因。此言不谬！一线员工干活不少，却得不到相应的薪酬，自然不会卖力干活。因此，面对银行服务水平下降这一现状，板子不能仅仅打在一线员工身上，更应该追问是谁造成了一线员工的怠工？是谁造成了银行内部分配机制不完善？其实，银行排队难、服务水平不佳并非最近才出现，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如井喷般地暴露出来。而银行这些乱象的深层次根源在于模糊了商业化和公益性的界限，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银行舍弃或者淡化了公益性。
可以说，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在当前舆论压力下，即便银行排队难等乱象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一些银行“嫌贫爱富”等等恶习不可能随之消弭。过了这个风头，一些乱象仍会卷土重来，只顾追逐短期经济利益，而罔顾社会责任，或者说在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两者平衡上面，侧重后者。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银行自身的性质仍然模糊，在于银行业没有形成充分的竞争局面。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杨鹏说：“开放竞争才会减少排队时间，开放竞争才会提高服务效率，开放竞争才有微笑服务。不断打破特权与垄断，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当前，要革除银行乱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停留于细节的改善只能是治标，逐步开放银行业，加大银行业的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才是治本之策。
时评：文明城市应给谋生者更多宽容新华网合肥６月１５日电（记者葛如江）曾经提出建设“无摊城市”的合肥市，今年瓜果飘香时节，为保证瓜农进城销售畅通无阻，市政府要求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共建“绿色通道”。
按照要求，合肥在全市设立了４０５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销售点在报纸和网上公布；每个销售点都免费配放一个卫生容器；免收瓜农卫生代运费；对违反城管规定的瓜农以教育劝阻为主，不进行处罚。除鼓励瓜农到直销点销售外，还鼓励瓜农进小区、超市和农贸市场销售；小区及一些会所的公共厕所向瓜农开放。瓜农对此赞许有加。
当年建“无摊城市”，遭社会舆论一片质疑，而今让瓜农摆摊设点赢得一致好评。说明城市管理者给了谋生者更多的宽容，回归了以人为本、和谐科学的城市管理理念上来，自然受到社会的欢迎。
一个城市的市容，当然很重要，问题在于怎样建设和维护城市美好的市容；仅仅为了市容美观，就要断了百姓谋生之路，显然不是科学、合理、和谐的办法，给谋生者更多宽容才能彰显城市文明与和谐。曾几何时，一些城市对摆摊设点强制驱赶，管理者掀翻摊点，弄得瓜菜满地。如此现象与城市的文明与和谐格格不入。
其实，城市管理者只要充分考虑群众利益，真正做到时时处处以人为本，就可以做到既方便摊贩和市民，又把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好。当管理与谋生发生冲突时，多考虑管理如何满足民生的要求，而不是以牺牲民生需求来逃避管理的责任和难题，强行让生活来适应粗放管理。
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变化，但以人为本不能变，考虑民生、尊重民意不能变。各地政府机关、各级公共管理部门，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市容市貌的管理上，不仅是一时一事，而是时时处处事事，都应把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放在首位，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民本政府、为民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新华时评：责任不明?太湖难清新华网南京６月１７日电（记者 施勇峰）中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的太湖被严重污染，生态结构正逐渐恶化。太湖水质２０年下降了两个等级，现总体处于劣4类至劣５类状况。最近因蓝藻暴发引发的无锡水危机，才将太湖的环境问题暴露无遗。
太湖遭污，非常清楚。但太湖被污染的责任，却十分模糊。太湖四周和太湖流域方方面面似乎都有责任，又似乎都没有责任。在太湖蓝藻事件暴发后，各方分析太湖污染原因，总结自己是如何重视太湖治污的，如何减排的，都讲得头头是道。却没有人去分析太湖污染的责任在谁，因为太湖是跨界湖泊，是“公家的湖”，管湖的部门也是多头管理，该谁负责任说不清。
此外，了解太湖的人都知道，太湖污染反映在“湖”，而根子在“河”。流入太湖的有１７０多条河流，工业污染、城市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都是通过这些密密麻麻的河网进入太湖的。河流流经地的政府应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于是，太湖环境问题出现后，如果想要处理责任人，出现“板子不知道打谁屁股”的尴尬局面。这种责任不清，正是“太湖治理年年做，污染一年重一年”的根本原因。
责任明，才能使太湖清。要治理好太湖，首先要从明确责任人入手。沿太湖地区政府和环保部门应是责任人，还有流入太湖的１７０多条河流的沿线各地政府都应该有明确的环境责任，每个断面的水质状况如何，就反映了那个地方环境保护做得如何。责任分明，监管分明，赏罚分明，才能将“要我治污”变成“我要治污”，也才能真正做到“铁腕治污”。
太湖蓝藻一时缓解了，无锡水危机也暂时过去了。但太湖的污染还在加重。早在1998年有关方面就提出治污3年使太湖水变清。太湖不清反污，教训深刻。人们都在期待通过这次太湖环境危机的教训，把太湖治污的责任明确起来，真正做到“谁污染，谁负责”，为跨界湖泊的环境治理探索出新机制，使太湖治污目标不再落空。
人民时评：“互联网政治”的民主生态最近，学习时报一篇谈论“互联网政治”的文章，在网上受到关注。该文将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政要通过网络与民众互动的现象，称为“互联网政治”。并指出，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因而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要适应“互联网政治”的发展。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现象、新课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政治”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民主的印记，更在开放、便捷、互动的环境中成长发展。无疑，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民主生态环境，“互联网政治”的健康发展，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一种互联互通的技术，互联网这个独特的公共平台，似乎为发展民主政治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人们喜欢这个平台的自由、个性与互动性，在这里发表意见，交流看法，提出建议，让人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民主体验。由此而形成的网上舆论、网上民意，以其代表群体的分量，以其整体观点意见的直率、全面，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在越来越重视舆论影响力的社会里，在滚滚向前的时代发展大潮中，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的重要舆论，受到从高层到基层、从官员到百姓的重视，是必然的。而不跟上时代步伐，看不到互联网里的政治，不理会网络舆论，则变得越来越不明智。
事实上，“互联网政治”开始发挥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作用。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舆论场里，公众来到这里参政议政、指点江山、谈是论非，这种没有距离的交流，已大大开阔了公众自身的视野、拓宽了公众自身的思路、提升了公众自身的素质。从高层到基层越来越多的的官员习惯于在这里听取民意，了解民情，擅于采纳网民的合理意见与建议，推动工作，正确决策，促进发展。更有不少官员直接在网上开博客、在线交流。这些都是“互联网政治”呈现的良好民主生态与氛围。
的确，“互联网政治”是一个新生事物，与现实世界的民主政治相比，它似乎还存在一个先天不足之疾。这便是虚假消息、谣言容易在这里迅速传播，也会出现一些干扰破坏，过于情绪化的舆论容易在这里滋生，等等。这不仅是对良性民主政治的一种损害，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而，如何维护“互联网政治”的良好生态环境，推进“互联网政治”的健康发展，不断发挥“互联网政治”在推动国家民族发展进程中的有益作用，至为关键。
还应当看到，建设好“互联网政治”，也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丰富，同时，它所代表的群体也远没有涵盖我们的全部。只有对“互联网政治”有更全面的、客观的把握，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我们也才能更好地推动它的发展。
新闻分析：我国农业节水潜力有多大？
新华网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姚润丰）虽然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和农村人畜用水普遍存在节水空间，但记者近日随“节水中国行”中央新闻采访团在采访中了解到，即便南方丰水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第一用水大户仍是农业，而节水潜力最大的也是农业。
据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副司长李远华介绍，目前我国农业用水量约占全国总用水量的64%，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5%左右。如果灌溉水利用率提高10%至15%，每年可减少灌溉用水量约600亿至800亿立方米。加快推进节水农业，是缓解我国水资源供需状况日趋恶化的希望所在。
李远华说，通过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我国灌溉水利用率由“八五”末的不足40%提高到目前的45%左右。在灌溉用水总量基本不增加的情况下，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由1995年的7.56亿亩发展到2005年的8.48亿亩。通过节水工程措施、管理措施以及农艺措施，全国形成了200多亿立方米的年节水能力，有效缓解了全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尽管我国农业用水所占比重近年来明显下降，但农业仍是第一用水大户，农业用水的90%以上用于灌溉，农业用水状况直接关系国家水资源的安全。”李远华分析说，我国的地面灌溉约占总灌溉面积的98%，土渠占95%以上，全国三分之二的灌溉面积上灌水方法十分粗放，灌溉水利用率低，是当前我国节水的主战场，也是节水的潜力所在。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全国每年农作物受旱面积4亿亩左右，成灾面积1.8亿亩，因干旱损失粮食约300亿公斤。与此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我国农业灌溉水每立方米平均生产粮食为1公斤，每亩每毫米降水生产粮食为0.5公斤，均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有关专家测算，通过推广农田节水技术，如果将灌溉水的粮食生产效率提高0.1公斤每立方米，旱作区每毫米降水的粮食生产效率提高0.1公斤每亩，可增加粮食生产能力500亿公斤以上，相当于河南省2006年全年的粮食产量。
危朝安还分析说，如果合理利用好现有的水资源，三江平原可新增粮食生产能力１７５亿公斤，新疆北部地区可新增１００亿公斤，东北西部可新增３０亿公斤以上。“可见，解决水资源高效利用问题，对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他说。
据李远华介绍，“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节水的目标是：灌溉用水总量维持3600亿立方米；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59亿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50亿公斤；形成农业节水能力200亿立方米；灌溉水利用率由45%提高到50%左右，正常年份亩均灌溉用水量由424立方米每亩下降到410立方米每亩。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面积达到有效灌溉面积的25%以上。
为实现这一目标，水利部确定，“十一五”期间，全面启动1998年以来尚未开工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基本完成65处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任务，基本完成480个重点中型灌区的骨干工程节水改造任务；同时，“十一五”期间，启动水资源短缺地区和粮食主产区1万亩至5万亩中型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用8年至10年时间全面解决严重缺水对当地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制约问题，加快当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时评：网络扫黄，运营商当“责”为先每年从每位用户那里赚走近千元、每天利润数以亿元计的国有电信企业，究竟是“利”字当头还是“责”字当先？因掌握基础网络资源而比其他许多行业更易获取丰厚收入时，是否想到了自己肩上更重的社会责任？
自四天前中国电信湖南互联星空网站涉黄贩黄被曝光，这样的诘问不断涌向以中国电信集团为代表的电信运营商。
遗憾的是，中国电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尚不能令人满意。
“本（栏目、频道等）内容由ＳＰ提供，中国电信不承担由于内容的合法性及健康性所引起的一切争议和法律责任……”这样的免责条款，至今仍然高悬在它下属的互联星空网站群上，尽管９０％以上的网民认为对互联星空的违规，中国电信难辞其咎。
“中国电信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一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齐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积极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这纸声明，将中国电信包装成了干爽清洁的“不粘锅”。而事实是：在湖南互联星空网站，只需支付３０元，“成人片场”里的大量淫秽色情影片即向所有人开放，无论老幼；向湖南互联星空提供色情影视内容的服务商，也是不少其他互联星空地方网站的座上宾；更有不少用户投诉，互联星空往往先开通免费使用，然后悄悄开始收费，让人不知不觉中上当。
纵观互联网增值业务的发展过程，几乎各家电信运营商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类似问题。奇怪的是，用户很少听到它们对自己的失职和违规表示过歉意。所有的谴责和处罚都在运营商“免责”的盔甲前擦肩而过，落到了服务提供商（ＳＰ）和内容提供商（ＣＰ）的头上。而人们不得不问，这面“免责”的金牌究竟是法律所赐，还是运营商自行打造？
平心而论，电信体制改革后的行业竞争，的确让很多运营商的日子过得比过去艰难，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的转型，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也正因如此，运营商更应视用户为衣食父母，切实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把竞争加剧后的市场压力和赢利压力，通过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转嫁到用户身上。
客观地看，加强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监管，要求运营商对众多ＳＰ、ＣＰ接入的内容明察秋毫，担子着实不轻。可恰恰是运营商掌握着监管ＳＰ和ＣＰ的最有利条件和手段，只要态度鲜明、不考虑涉身其中的利润分成，发现违规就坚决封、停，恐怕再贪婪的ＳＰ和ＣＰ也自会敬畏三分。
“国字号”电信运营商掌管着传输带宽和支付平台，代表国家行使经营网络、收取费用的权利，“权”很大，“利”很大，“责”也很大。这份权和利，得之于国，取之于民，只有谨慎行权、公平获利，担责尽责，才对得起信任自己的广大用户，无愧于自己头上“中国”二字的庄严称号。
而在制度层面，似更需严密设计，尽可能制衡运营商相对普通用户的强势之“权”，遏制它们利用垄断地位牟取不义之“利”，让“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接入”，“谁负责”成为行业的规则和全社会的共识。这是建设长效机制、打击网络淫秽色情的关键所在。（杨健）
人民时评：为何19年还未刹住“楼堂馆所”歪风
6月20日，各地对楼堂馆所自查清理的“大限”截至。甘肃兰州市财政局综合办公楼等一批“违规典型”被没收查处，一些地方纷纷表示：审查覆盖“无遗漏”，对违反原则、没有审批、超标准的，坚决停建、缓建、腾退、没收、拍卖处理……
杜绝办公奢侈，减少行政浪费，看似初显成效。然而，言之“无遗漏”、“坚决彻底”却未免过于乐观。事实上，自1988年6月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以来，中央、国务院已多次发文，要求严控相关项目。19年的整顿清理，各界对楼堂馆所的意见并未减少，先“韬光养晦”又故态复萌却不鲜见。某些官员何以对豪华办公情有独钟？又是哪些缺陷不足导致其屡禁不绝？
对外宣称公仆，心里自认父母官，受腐朽“官衙”作风影响，怀官本位情结，这是某些人总琢磨“鹤立鸡群”的首要症结。在这类人看来，机关大楼越气派豪华，越能体现地方形象与发展；台阶越陡、大楼越高，越能产生“俯视鸟瞰”的满足；门口摆放的石狮子越大越威猛，越能彰显地位与身份。在“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等辞令下，上级规定被异化，某些人不仅在本地逍遥自在“享受办公”，更在“驻外办”大大方方接受“鞍前马后”，还美其名曰：“级别待遇”！
指示条文屡屡遭遇变通化解，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规定的笼统、标准的模糊——各级政府与部门的办公楼缺乏规模限制，各级公职人员没有办公面积标准，工程造价更没有上限金额。虽然各机关、各部门的岗位数量不尽相同，地区之间存在工程造价差异，但如此“弹性”与主观化，节约指示有多少可操作性？更给约束与监管带来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一些办公楼想怎么建就怎么建，恰恰是由于“都是自己说了算”！
豪华楼堂馆所星罗棋布，还折射出严重的攀比心理，暴露出财政资金使用上的长官意志。某些经济较发达地区，豪华公馆建设不但动用纳税人的积累，还想法设法搞预算外资金；欠发达与困难地区，则屡屡出现挪用、截留专项款，甚至不惜克扣救灾补助！对此，有人认为只要不贪污，就没啥大不了，办公潇洒还“够不上”犯罪腐败。尽管豪华办公被不断曝光，虽然奢侈浪费动辄就是几百、上千万，但真正被问责的官员寥寥，更几乎没人锒铛入狱！
在“制度反腐”已取得广泛共识的今天，“制度反奢”举措同样应提上实施日程。只有结合地方实际，本着高效节约原则，制定细化办公与开支标准，才能摆脱“跟着感觉走”的盲目尴尬。必须明确超标违规的党政处罚与挥霍公款的刑事责任，才能令监督执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让贪图享乐者真正忌惮收敛。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必须捏紧政府的“钱袋子”，不能让公款成为少数人的“决策专利”，各级人大对预算审计的“疲软”必须全面扭转，给公众更多政府决策与财政用途的知情权。
诚然，3月18日中央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中，已有各级办公楼造价的限额标准。但是，透过治理超标公务车的“难度经验”，其执行落实、效果产生显然仍不是朝夕之功。楼堂馆所自查自纠告一段落，下一步如何“由外及内”调查审核，真正形成长效机制，人们已拭目以待。
时评：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从代价的角度我们可将发展模式分为三种：无代价的、高代价的和低代价的模式。发展代价客观必然性，决定了在发展实践中实际存在的两种基本的发展模式：社会发展的高代价模式和低代价模式。
所谓高代价的发展模式，是指代价的付出大于或等于社会之进步，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发展问题。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包括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具有极端功利性质的思维方式。它具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在发展理念上奉行物本论，在发展目的上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在发展过程上一味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数量，结果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可见，高代价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物本论的发展观是相适应的。由于一定的发展实践包括一定的发展模式并决定着一定的发展观念，受传统的高代价发展模式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必然形成一种传统的物本论的发展观，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不同程度的代价问题。
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发展观念，需要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换言之，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实现由高代价的发展模式向低代价的发展模式转换，走低代价发展之路。所谓低代价的发展模式，就是把低代价发展“模式化”、“体制化”，在发展演进的特定时期，人们自觉选择低代价发展的方式、途径、原则和结果。低代价发展是付出的发展成本和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最小或最少，而发展收益最大或最显著。低代价发展理念要求人们从代价的角度认识发展，从调控代价的角度实现发展，从而改变以往为发展而发展的片面做法。
当前，实施低代价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在总体上已进入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但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和矛盾，发展中的代价也较突出。因此，我们在追求建设的同时，要重视对代价问题的关注和克服。关于低代价发展的优势，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去把握。量的角度表达的是发展收益与发展代价之间良性的逆向变化的数量关系，是一种“得大于失”的角度，反映的是发展代价最小化、发展效益最大化。质的角度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代价的角度，二是发展的角度。所谓代价的角度，是指代价的“低化”并没有导致发展效益的“低下”，通过代价的最小化付出，依然实现社会或社会某一领域、方面的显著进步。换言之，如果出现了代价的“低化”但同时又出现了发展效益的削弱或丧失，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符合“低代价发展”的本质要求的。所谓发展的角度，是指通过代价的最小化付出所实现的“发展”，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发展。它既包括社会的发展，也包括自然的发展，即不应以生态代价的付出来实现社会的发展；既包括当代人的发展，也包括子孙后代的发展，即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潜力为代价实现当代人的进步；既包括个人的发展，也包括他人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即不应以社会的分化和失序为代价来实现某一些人的发展；既包括社会系统某一领域的发展，也包括着其他领域的全面协调发展。（邱耕田）
人民时评：省长道歉后，百姓最关心什么？
山西黑砖窑事件越查问题越明了，越查问题越多。不仅揭示了黑窑主天良丧尽、人性泯灭的一面，同时揭示了由个案向多案、由个别性向普遍性的一面，也揭示了当地有关公务人员同黑窑主“官匪一家”、官商勾结的一面。还有，揭示了当地一些官员麻木不仁、渎职失职的一面。这“四个一面”实在令人无法小视，它几乎是当代中国这类事件的一个标本和缩影；这“四个一面”人所共知，甚至普通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因为如此，山西省省长最近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郑重地做了检查，同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郑重地向有关农民工道了歉。
辖区出事，高官检查和道歉，应当说，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巨大进步，这也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体现了有错必纠、知错必改的原则，人民群众当然拍手欢迎。但是，我们想说，每当此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有关的责任人处理没有处理，处理得如何了？会不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会不会搞下不为例？或者，会不会这里处理了，那里易地做官了？如此等等。
就说山西这回的黑砖窑事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随着调查的日益深入越来越清楚了，其性质也明明白白了。人们最关心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查处。对那些个黑窑主，一定要一个一个查个水落石出，一个一个让他们付出代价，让那些黑了良心的“资本家”们罪有应得，受到法律的惩处。人们关心的，是不要走过场，不要有猫腻，不要只搞杀鸡骇猴，不要找一两个替罪羊走走过场就万事大吉！而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官员，对于那些与黑窑主权钱交易的“保护伞”，不管其职位高低，该当何罪便何罪，也要一个一个“查”干净“处”彻底。
与此同时，老百姓更希望，对那些官僚主义严重乃至失职渎职的地方官员，不要放跑了！千万不要认为他们没有直接犯罪，就轻描淡写，千万不要让那些整天尸位素餐的“食禄者”溜之乎也。问题在于，为官一任，负责一方，是天经地义的本职。如果其治下乌烟瘴气，盗匪横行，人民基本生存权受到侵犯，过着非人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如在地狱之中煎熬，那么，有关的地方官员都干什么去了？这是一个极浅显明白的道理，希望此次的黑砖窑查处，能够带个头，彻底些好。
这，便是人们在看到了这么多有关黑砖窑消息，看到了最近省长都出来检查道歉之后的最基本的、底线的要求。
人民时评：从1997到2007，看香港十年十年前，一首《我的1997》不知令多少人对“香江游子”的归来百感交集。弹指一挥间，第十个香港回归纪念日已然到来。香江还是那条香江，紫荆花还是那样艳丽，今天的“东方之珠”璀璨依然。
香港游的兴起，内地人有了直观感受香港的机会。登上前往香港的大巴，导游们最爱讲的开场白是：回归后的香港，舞照跳，马照跑，香港人的生活一如既往。白天的香港，车水马龙、秩序井然；繁忙的港口、巨轮与集装箱源源不断；人们行色匆匆、精神抖擞。夜晚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灯火阑珊，迷人妩媚让人流连忘返；铜锣湾闲庭信步，购物、餐饮、休闲任君随选。站在香港会展中心面前，你会惊叹这一海鸥式建筑与港湾的精妙融合；在紫荆花金像前拍照留念，相信“运势”的港人常常会对你说：感谢中央送给我们这份神奇厚礼——高温高湿环境下，它始终熠熠生辉，不见半点脱色瑕疵，见证“保佑”着香港的繁荣昌盛……走马观花，管中窥豹，魅力香港名不虚传！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香港能保持繁荣稳定，与政府的领导、香港民众的付出分不开。从亚洲金融风暴，到“9?11”引发全球经济不景气，再到抗击非典与禽流感，香港社会与经济遭遇了数次挑战和起伏。关键时刻，政府沉着应对，一次次化解、消除艰难困境。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灵活应变的措施，不仅得到世界的认同肯定，更显示出香港抗御各类风险、处理难题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效显著！
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恒生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港股总市值增长近12万亿港元，香港近十年的成就，牢牢占据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与祖国大陆、中央政府的支持更是密不可分。自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经贸与金融不断加速融合。截至今年3月底，共有375个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已占港股总市值的“半壁江山”。国家“十一五”规划更明确加强和推动内地同香港在经贸、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加强内地和香港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国家将大力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
香港回归之前，西方的预测言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面对香港今日的蓬勃向上，外电舆论也在悄然转变。美国《时代》周刊6月7日刊文称：“香港就是香港，它是独一无二的，香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在《香港2007：回归十年》的调查报告中称：香港过去的商业条件大多仍被保留，中国内地经济迅速发展也为香港商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额外机会”。荷兰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表示：香港脱离英国统治十年后，其作为重要国际金融、贸易和物流中心的地位没有动摇……
某种程度上，能够牢牢掌握自身命运，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幸福。一国两制，彼此交融，互为互补，吸收双重优势、具备独立“性格”的香港，必然会像紫荆花一样艳丽可人、顽强常青。
论领导普遍爱说“极个别”
“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全国，有关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洪洞县曹生村黑砖厂残害农民工案件应该是极个别的现象。”
出了事情，一般不是什么好事，官员站出来声称是“极个别现象”，似乎成了规律。郑筱萸被查出收受贿赂、玩忽职守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立即表示:“不能因为郑筱萸一个人而否定全国药监系统，也不能把郑筱萸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引申为这个系统的错误。”牙防组认证内幕被曝光后，卫生部发言人称是“极个别工作人员在财务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对于“极个别现象”的现象，本人觉得很奇怪。说“极个别现象”的领导，表面看起来很有大局意识，区区小节不必在意。但是，领导眼里的“小概率、极个别”，发生在谁身上，那就是百分之百。即使是“极个别现象”，如果不立即铲除，慢慢就不再是“极个别”。就像苹果上出现一个虫眼，不仅要挖掉那个小洞，周边果肉也要一并去除，否则整个苹果很快就坏掉了。官员受贿如此，金库盗窃如此，河北唐山涉黑团伙也是如此。
虽说“极个别”，我们也知道，药费高、看病贵，也不只是郑筱萸一个人造的孽；牙防组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卫生部还有糖防组、防盲组等45个法人机构，数量还低于教育部的143个、文化部的97个和农业部的54个。这些“子孙们”在职权行为、账目收支上都有监管必要。
公众感到震惊，并非把极少数当成大多数。一些官员总是把公众想的很脆弱，很容易恐慌。一有事先遮着掩着，实在盖不住也要尽力淡化:太湖蓝藻不影响饮水安全、猪蓝耳病大面积暴发不会导致涨价、什么什么只是极个别现象等等。其实老百姓很坚强，更不需要粉饰的太平。这些“极个别现象”的出现，需要政府部门严肃对待，并尽快斩草除根。(作者：姚丽颖)
人民时评：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探索或者是经营权简单的受让，或者是经营面积数字式的叠加，这些已有的农村土地流转形式，有的并没有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效应。而我们期待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新探索，终于在重庆破茧。
日前，重庆市工商局出台了一份服务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称，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土地集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谈农地所有权制度改革，不能不提大包干。当年，正是启动了农地制度改革的大包干，让一直勒紧裤带闹革命的中国人吃上了饱饭。短短的四五年后，中国竟然破天荒地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
当ＧＤＰ保持连续高速增长时，农业发展却放慢了脚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任何问题，而是农业现代化发展遭遇到了“规模”上的瓶颈——农业现代化的前提之一，是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但中国的现状是，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使得农业生产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到限制。
实际上，我们关于农地规模经营的探索早已开始，甚至还走了不少弯路。至今有些地方的农村领导仍然习惯于拍脑袋发号令的简单工作方法，把农民强行扭到一块，让所有农田种上他们认为能卖出好价钱的农作物。有些地方为了出政绩，甚至擅自改变农地性质，让农地上长出了烟囱。烟囱里冒出来的“现代化政绩”，让某些干部受到了重用提拔，农民却没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
对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和其间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２００１年，中央制定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规范土地流转的要求。２００５年农业部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流转方式、流转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流转管理作出详细的规定。正是这些重要制度的制订出台，推进和规范了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步伐。
农地流转改革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一是效益，二是权益。从效益来说，专家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农地规模经营，即在特定生产力水平之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达到最合适的程度，并且最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效应，使之能够产生经济效果最大化。从权益来说，无论如何流转，保障和维护好农民应有的权益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重庆的农村土地流转探索，其突破意义也正在于此。从保护农民权益着眼，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形成一定的土地规模，吸引资金，吸引技术，形成经济学意义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如此，可在不改变农地性质的前提下，使农业稳步迈向现代化；而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农民也能够真正分享到发展的果实。（潘承凡）
新华时评：让“流域限批”成为治理水污染的“撒手锏”
新华社记者 顾瑞珍 吴晶晶
国家环保总局３日宣布，将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６市、２县、５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流域内３２家重污染企业及６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这是针对我国当前严峻的水污染形势，把住新污染“闸门”又一有力举措。
入夏以来，我国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暴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环保总局近日对海河和淮河流域干流和支流67个断面水质抽样监测，结果显示全部为劣Ⅴ类。多年来，国家斥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的水污染，但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至今这些本已改善的流域又被重新污染。这些都表明，传统工业化的增长方式已使中国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传统的治理方式已不能解决积累的环境问题。
从以往的环境污染典型案例来看，不严格依照法规政策办事、变相地放纵污染，是导致环保形势越来越严峻的主要原因。目前，仍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区域、流域的环境承载能力，盲目追求GDP增长，甚至牺牲国家利益和公众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在治理机制上呈现的“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局面，导致有关部门争权不断、推责有余。这些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再好的措施也是一句空话。
当前的水污染密集暴发，是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的严峻考验。这次环保总局采取的“流域限批”措施，可以探索一条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有效控制污染源，促进污染减排目标的实现。
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各地政府严格落实有关规定，抓紧对辖区内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整改，严格落实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全面清理有悖法律法规的“土政策”，真正做到“一日没完成整改，一日不解除限批”。同时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对治污不力的要严格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当前水污染持续恶化的趋势，要求各地政府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做好环保工作，真正实现各流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治污”为何常常赶不上“排污”？
太湖蓝藻暴发，周边城市百姓饮用水发生困难，全社会为之震惊，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化解了饮水危机，并将太湖环保问题的解决再次提到更紧迫的地位。翻看媒体报道，思考诸如湖边化工厂排污的报道、农民化肥施用造成污染的报道，又多了些担忧，污染源目标搞清楚了，是否对这些污染源头严格监管就可以了呢？为何治污的速度赶不上排污的增长？
择水而居是人们的习惯，人口集聚的城市及其频繁的经济活动，对环境常常是超负荷的压力，太湖、滇池等城市湖泊的污染就随之而起。环境保护急需公共政策与公共投资的调整，需要更多的集中排污管及正常运转的污水处理厂之类的公共产品。
首先，城市生活污水不可能由老百姓一家一店地去搞净化，只能由地方政府提供集中处理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对城市生活污水乃至垃圾，在加强监管之余，治本之策是环保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有效运转，否则，一味责罚，也将是缘木求鱼。那些生活污水和垃圾集中处理率尚低的城市，究竟在地方政府自身要提供的公共产品上如何去落实，可能是要曝光的答卷。
其次，环保公共产品的缺失映射出公共产品补偿机制的缺位。一方面集中处理污水、垃圾适用“用者付费”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另一方面，作为全民受益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需要为此公共产品埋单，以弥补“用者付费”的不足；如果地方公共财政不作此补贴，“用者付费”者将因准公共产品价格太高而设法躲避，另一个后果是该环保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入不敷出”，这都是不符合全体民众利益的。所以，现实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居民或企业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应当回到集中处理污水、垃圾的公共产品供应者手中去，而不应当作为环境执法的经费补偿或其它用途；再就是公共财政应有预算安排为缺口埋单，体现公共财政的公共产品受托购买者的责任。
第三，要改变某些地方政府的环保投资方式。环保基础设施严重缺乏致使一些地方财政难以弥补投资建设环保设施的巨大缺口，已经建成的也由于缺乏运转经费而时开时停。如果公共财政上保证收取的环保费用及补贴能够回到环保公共产品供应者手中，地方政府无须自建。恰如需要面包而只有买面包钱的我们无须自建面包店。更何况在公共财政到处用钱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也只有购买环保公共产品的钱，公共投资投融资改革十分必要。
第四，工业污水的集中处理也需要类似的公共产品与投融资改革。即使工厂达标排放，成百上千工厂的积聚就会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单纯依靠对单个工厂的监管或提高排污标准，都可能是既不达标又不经济的；一定排放标准下的集中处理，恰是利用了环保公共产品可以大规模生产供应的规模经济规律，全社会的福利将是最优化的。由此，在批准企业建厂之时，如果我们没有集中处理其污染物的实际安排，至少在政府为企业服务的公共产品上我们是“遗忘”的或失职的。
第五，某些地方在历年保持一定规模的环保公共投资历史背景下，环境问题依旧严重，显示了部分环保公共产品的低质量低效益。比如，混浊的污水搭配污水渠的汉白玉栏杆，可能告诉我们的是，把环保的钱用在污水渠建汉白玉栏杆上，却没有足够资金用在污水处理厂的设备与运行上，这样的情况由于公共投资的项目信息非公开，是没有足够的监督机制来遏制的。
环保的公共政策要规划并更多地支持公共产品生产供应与资本投入产出。一边是环境问题愈加突出，环境产品需求巨大，另一方面是投资不足，有效环保产品与服务供应不足。在我们的治理环境污染对策里，加强监管之余，如果配以有效的环保产品与服务供应的保证，加之运用综合财政税收乃至资本市场的力量，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环保公共产品供应局面就会出现。（作者周立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时评：节约型社会拒绝“奢侈文化”
“过度消费”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高频词——
节约型社会拒绝“奢侈文化”
手机、电脑、电视机的更新换代过于频繁，豪华办公楼和楼堂馆所处处可见，中国人购买的劳斯莱斯数量超过了日本，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消费大国……在７月４日至７月７日举行的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专题讨论中，“过度消费”成为许多政协委员关注的高频词。
委员们呼吁，“奢侈文化”与建设节约性社会背道而驰，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遏制过度消费，杜绝低效率消费、跟风式消费、攀比式消费，提倡节约消费、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
劳斯莱斯购买量超过日本
,奢侈消费”比比皆是
政协委员任玉岭对目前出现的种种奢侈消费现象进行了盘点：一是表现在对物资的铺张浪费上。就拿吃粮来说，有人在武汉某大学食堂调查，发现这个大学有４个食堂，一个食堂一天丢掉的米饭就多达１６０公斤。这种现象不仅学校存在，很多宾馆、饭店也存在，特别是招待餐饮和宴会更是浪费严重。二是一些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造成了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现象。手机、电视、电脑一味地追求“新”，用不了多久就“鸟枪换炮”……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种奢侈品大市场。”鲁志强委员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居民消费超越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世界少有的现象。统计显示，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６年，中国轿车产量增加６．５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私人汽车拥有国，而购买的劳斯莱斯数量超过了日本。
在住房方面，对４０个重点城市调查的数据表明，２００６年１月—６月，预售商品房平均套内面积达１１５平方米，在全部可销售住房中，１２０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超过５０％的有２４个城市。比较一些发达国家的户均住宅面积：２００２年新建住宅的平均面积，瑞典是９９．７平方米，德国是８５．１平方米，日本是９１．３平方米。
鲁志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快的速度，这样超现实的目标，不仅超越了发展阶段，也超越了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而且让人更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还没有逆转的迹象，而民众的预期仍在继续增高。”
倪豪梅委员认为，过度消费超出了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资源浪费，加剧资源破坏，损害子孙生存权利，应该加以遏制。
消费理念矫枉过正
政府“导向”至关重要
造成奢侈消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玉岭认为，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具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美德的民族，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理念遭到了舍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受到较大冲击。在学习发达国家许多有益经验的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勤俭风气并未引起注意，而是一味地学“奢侈型”消费模式，而这种模式是超越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的。
政府具有“导向”作用。鲁志强委员说，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带头讲奢华，讲面子，热衷形象工程，热衷标志性建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鲁志强委员认为，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世界少有的现象，如城市建设超规模、超速度、超标准，出现了开发区热、大学城热，城市竞相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马路、标志性建筑、高尔夫球场、豪宅别墅和豪华办公大楼，城市建设动辄争取世界第一和亚洲第一。统计显示，中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已达１３０多平方米，高于发达国家人均８２．４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８８．３平方米。许多地方政府还追求办公用房和公车消费的豪华。各地在大修楼堂馆所、办公用房和领导住宅以及培训中心方面，追求高标准、大面积，高标准装修“蔚然成风”。
有委员指出，一些地方制定的“土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适度消费，助长了过度消费。如在汽车的使用方面，不仅不鼓励使用节能的廉价车，反而用“不能上高架桥”、“不能上长安街”等规定限制节能汽车的应用和生产。
消费文化要适合国情
健康消费应成为时尚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消费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重新调整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鲁志强委员认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涉及到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关系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需要从观念、技术、管理、体制、法律到政府自身的全面变革，直至演化成人们的日常习惯、自觉行为。
委员们认为，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适度的消费、休闲是有条件的也是应该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在一部分人过度消费时，有些人却没有能力消费，提倡勤俭节约、适度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非常必要。任玉岭委员建议，要加强遏制过度消费的教育和宣传，对以俭养德、艰苦奋斗的民族美德进行传播和弘扬。在全社会倡导节约、勤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走出比阔气、讲排场的消费误区，形成以节约为荣的价值观。
委员们建议，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和表率作用，从党政机关做起，遏制过度消费。坚决降低行政成本，制止公款吃喝和用车、住房的互相攀比。同时应尽快出台法律、法规，对过度消费作出政策性规定。如过度包装问题，在国外有很多硬性法规要求和限定，对于楼堂馆所的兴建和房屋的大拆大迁以及一些新技术产品的推广和换代，也应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才能遏制过度消费的蔓延。
贪吃一时“资源饭”，欠下千年“子孙债”。委员们呼吁，面对“资源有限”同“消费欲望无穷”的矛盾，我们亟须对高消费、高污染的“奢侈型”过度消费模式进行反思，倡导适合国情的消费文化，建立起符合民族长远利益的消费模式。
人民时评：从副省长谈择校费的问题说开去在广东省召开的高考招生录取动员会上，副省长宋海在谈到近期教育关注的热点话题时称：“教育的公平就是最大的公平！择校费不能取消，高考更不能取消！”宋海认为，提出择校费要取消的人，大多是有权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要么孩子成绩太低，要么希望孩子到更好的学校读书，如果择校费取消了，那些没权、没钱、没势的人家的孩子不是更吃亏？
副省长的这段话，焦点还是在争议已久的“择校费”问题上。为了实现教育这个“最大的公平”，暂时不能取消考试，这一点人们是理解的。但是把“择校费不能取消”冠之以公平诉求，却让人不禁思考——难道收了择校费，就体现教育公平了吗？
认为“不能取消择校费”有两个理由：一是认为如果取消了择校费，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家长，择起校来成本会更低，挤占弱者的名额现象会更严重，所以不能取消；二是认为择校费都原封不动地上交政府部门，最终又返还到教育上，学校捞不到钱，不存在利益黑箱问题。
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也就很难避免择校现象。如果按照这样一种逻辑，认为择校现象很难管理，与其取消择校费让有钱有势者肆无忌惮地占有资源，还不如向他们收上一笔钱，因为这些人的钱，不收白不收，不要白不要，收了要了，可以起到加重择校成本的作用，也许能够遏制他们的择校行为。可是，问题在于，择校费收多少才能起到遏制择校的边际效应，却是一个很难算清的糊涂账。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择校与自古倡导的“有教无类”教育理念完全背道而弛，其最大的不公平，在于择校者可以通过金钱和其它社会资源，排挤本该“唯成绩是举”的优质生源，使名校客观上陷入“因钱施教”，极大地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真正作为，不是择校费该不该收的问题，而是择校制度该不该取消的问题。正因为此，教育部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各级政府应将择校费作为义务教育工作的治理重点。
透视择校费问题，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我们需要政府在公共理念、管理上的创新，更需要在贯彻相关法规政策时的决心和力度。不能让有钱有势者出的起择校费，就名校名师随便挑；更不能因为择校费上交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同时，还应当反思的是，收择校费到底是体现了市场意义上的公平，还是教育意义上的公平？政府在教育领域的公共服务又怎能“用钱来平衡”呢？
周文彰：不抓文化是政治上的近视重不重视文化，抓不抓文化，不仅仅是对文化的态度问题。不重视文化，不抓文化，我们就是失职，就是政治上的近视，就不能说我们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文化从对人的关系来讲，不是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具有非常复杂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是政治，是形象，是环境，是生活，是经济。重不重视文化，抓不抓文化，不仅仅是对文化的态度问题。不重视文化，不抓文化，我们就是失职，就是政治上的近视，就不能说我们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文化是环境，是我们子孙后代得以成长的环境，是我们男女老少生活其中的环境，是投资者在这里投资的环境，是旅游者的旅游环境。文化作为环境最重要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的素质。建省初期，我们很多干部适应不了招商引资的要求，当时陡增了很多接待任务。客商不在乎吃饭，他在乎你给他的信息、情况。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客商问：“你们这里年降雨量多少啊？”,要问气象部门。”“你们这里有什么优惠政策啊？”“那我明天给你们一份材料吧。”“你们这里地下水的情况怎么样啊？”他不好意思再说不知道了，干脆说：“这个我们保密。”
一些同志不知道怎么递名片，不知道怎么礼貌地接电话，甚至拿左手握别人的右手！投资者愿意到这样的环境来吗？愿意长期和这样的干部打交道吗？显然不愿意。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理解，有些地方吃一顿饭，吃野生动物就把投资者吓跑了。吃饭主菜是穿山甲，把外商吃得害怕，连这样人类的朋友都敢吃，以后不是会“吃”我吗？
二是文化氛围。文化作为环境表现在文化氛围上。走到哪里都有人读书学习，公共场所、机关大院可以看到浓厚的文化气氛，人们举止谈吐大方得体，知识受到尊重，人才很有地位，老师教书敬业，学生学习认真，这就是文化氛围。到过欧美的同志都有这个感觉，你会看到人家的电车、汽车、地铁里，很多人手中拿着一本书，文化氛围很浓厚。
三是社会道德水平。见面认识不认识打招呼“你好”，妇女儿童得到尊重，女士优先，拾金不昧，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你的车在路上抛锚了，一个车子停下来：“要我做什么？”又一个车子停下来：“需要我帮忙吗？”社会达到这样就好了。我这不是在说神话，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以此来衡量我们当下的环境，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很多的感慨。老人孕妇上车没人让座，歹徒行凶没人上前，有人在救落水儿童，多数人在做看客。这就是社会道德水平问题。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日前在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说（记者 马应珊 罗昌爱）
2007年,中国水之殇
2007年，中国的水之殇——写下这句话，自己都感觉过于触目惊心、言之过早，莫非有些杞人忧天，有些危言耸听？我欣赏一句话：现实永远比想象更富创造力。的确，我们通过想象制作了公益广告，喊出“最后一滴水将是你的眼泪”的绝句；我们通过想象制造了赤野千里土地迸裂的震撼场景，我们甚至通过想象，描绘出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星球去宇宙流浪寻找水源的悲凉结局。但我们的想象和现实相比，依然苍白，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水源的枯竭有朝一日可能来自污染，来自一个个排污管道，来自一个个台上人前标榜自我的企业，来自……如果看看这一年，不，仅仅半年来各地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水危机，就不难发现“水之殇”的断语没有一丝希区柯克似的唬人味儿。
资料图：受蓝藻污染的太湖水
在依然光怪陆离、丰富多彩的社会变迁中，因为污染导致的水源枯竭现象以集束爆炸的方式呈现。看看今年全国各地的水污染吧：安徽巢湖局部暴发蓝藻渔民生活受限，云南滇池出现蓝藻污染，太湖暴发蓝藻导致无锡出现水危机；安徽、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河北等许多省区的若干市的江河湖泊受到重度污染，严重影响居民的饮水，以致环保总局不得不举起“流域限批”的大棒；江苏沭阳因上游水污染导致数十万人断水……至于各地发生的没被公之于众的水危机事例，更是数不胜数。污染导致的水危机集中爆发，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结果？听听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振聋发聩的论断吧：“这不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而是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到了临界的时候。矛盾最激化、最早暴发的领域就是‘水’”。联想到不久前松花江水污染造成的哈尔滨全城停水等水危机事件，说今年为“中国的水之殇”切中肯綮。
这是装在塑料瓶中的滇池水（6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摄?
了解希区柯克电影的，都知道这位悬念大师有个理念：最大的恐惧源自未知。所以，只要有一种安危未卜、福祸不清的焦虑，就足以构成人心中最大的恐惧。而伴随恐惧而来的，往往就是许多无理性的举动，如同《群氓时代》所说：“每个人心中都产生了不确定性和没有目标的焦虑感，觉得自己成了未知的、充满敌意的势力的玩物。”因此，大众很可能以某种非理性的方式来宣泄这种恐惧和焦虑。具体到水源问题上，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导演吴天明的名作《老井》，就依据现实讲述了一个关于水源的故事：老井村和邻村在打了上百个井都无功而返的情况下，为了唯一一口有水的老井，两村不惜进行武力械斗，因为水对大家来说意味着生存。而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不少地方，在历史不少深处都俯拾皆是。
或许，在今天发生的种种水危机里，数万数十万人的饮水问题，最终靠强大的行政力量解决了，但这种解决方式的成本极高，需要动用大量的资源，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即使这样，也不敢百分之百确定每一次类似的水危机，都可能化险为夷。一旦我们的水危机不被有效遏制，而是继续蔓延甚至集中暴发，难保一些人会“为了生存”而采取极端措施。谁又敢说一旦水源继续这样因污染而枯竭下去，历史上的水源之争不会重演？
生态环境的脆弱，水资源的污染，水源枯竭的可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充斥我们的双眼。“最后一滴水将是你的眼泪”也从来没有如此近地接近现实。站在水危机的面前，站在因为水枯竭而引发的种种历史悲剧和历史经验面前，那些轰隆作响的化工厂，那些用汩汩流淌的污水托起的GDP数字，那些只见财富不见污染戴了有色眼镜的官员们，还要屹立不倒还要节节攀升还要无动于衷吗？
从远古江河泛滥的水患，到了今天污染泛滥的水患，历史似乎在走一个轮回。可是，远古幸亏还有大禹，止住了肆虐的江河；今天，在另一种水患开始泛滥的时候，我们的“大禹”在哪里？（马九器）
新华时评：“两高”行业信贷闸门还要把紧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３日电（记者刘诗平、赵晓辉)中国银监会１３日公布的一组数字，给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带来了喜忧参半的信息：前５个月“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呈逐步下降趋势，但增长的基数不容乐观。必须进一步把紧资金信贷闸门，从源头上遏制“两高”增速势头。
统计显示，５月末，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和电力等“两高”行业发放中长期贷款１．５万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０４０亿元，同比少增５２７亿元；与去年同比增长２１．８％，较上年末下降９个百分点。
与年初相比，５月末“两高”贷款情况确实已有明显改观，尤其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钢铁行业分别下降了１５．１和１１．４个百分点。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等高能耗产业本身的增长依然迅猛。许多高能耗产业今年以来经济效益明显趋好，高利润刺激更使这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偏高，因此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目前，针对“两高”产业的快速发展，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多个国家部委，正在采取多项措施予以遏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必须增强宏观大局意识，进一步强化“两高”行业贷款的“三查”（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严把“两高”信贷闸门。
必须进一步调整和压缩“两高”行业贷款，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控制“两高”行业的过快增长。对“两高”行业新开工项目的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必须认真执行，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项目，或对“区域限批”地区的项目以及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的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予贷款；已经贷款的，必须及时清收。
必须加强对“两高”重点企业贷款的持续监测。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更积极主动地与节能减排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加强联系和沟通，对不断变化的“两高”行业持续跟踪和监测，对能耗、污染不达标的贷款企业，要坚决收回贷款。
必须压缩和回收落后生产能力企业的贷款。对发展改革委已列入落后生产能力名单的企业或项目贷款，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收回贷款。
必须积极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和重点污染防治工程贷款。对国家确定的节能重点工程，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及时跟踪评估，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做好投资咨询、资金清算、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
时评：食品安全的外交与内政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中国出口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答记者问，显示了正视事实的诚恳态度，表明了加强管理的坚定决心。紧接着，中国有关部门查处了若干家违规出口企业，给予暂停出口的处分，努力维护作为农产品生产大国的出口信誉。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出口食品的安全问题，特别是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食品，相当部分是在深入到中国生产现场的日本专家的技术指导和监督之下进行开发、生产、包装，然后走出国门的。这意味着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食品，需要通过“三道关”，其一是日本企业在生产现场的检查；其二是中国海关的出口检查；其三是日本有关部门的进口检查。食品的安全是基本得到保证的。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出台了十分严格的有关进口农产品的肯定列表制度，对农产品的农药含量要求近乎苛刻，而中国出口日本的一部分食品的农药含量水平尽管“对健康无碍”，仍然超出了日本政府规定的标准。面对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新的贸易壁垒，不仅中国的农产品生产者，而且中国对食品的检测技术，都面临着新的考验。
作为中国出口企业，难免产生日方“是不是要求太苛刻”、“是不是故意渲染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借以保护日本自己的农产品生产者”等反应，这种反应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面对国外一些媒体的渲染夸大，最好的回答就是政府明确自己的责任，迅速落实加强监管的行动。出口事大，尤其是食品出口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心”，作为一国政府，首先需要强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不符合进口国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出口，不仅对出口食品要加强管理，而且对不是用于出口、供中国人消费的食品也要加强管理。这样才能维护我国农产品出口业、旅游业等的信用，才能适应以消费者“宁肯多花些钱买个安心”为特征的食品出口市场。至于责任问题，中日合作生产的食品，既然是在中国国土上生产的，是通过中国海关出口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中国境内生产而且通过了海关的出口检查？对此，中国政府也应该高姿态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加强监管，表明我们决不容忍这类食品继续出口的决心，避免使一些优良企业的出口也受到牵连。
中国国内企业和有关人士对外国媒体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故意渲染和夸大中国食品安全和出口问题产生反感是很自然的。有人怀疑其背后是否存在着经济动机，甚至政治动机也未必是“空穴来风”。不过，想要“管管”某些外国人的笔和嘴是不可能的，而且十分可能被反咬一口，说你干涉人家的“言论自由”。当然，如果发现外国媒体对中国食品问题的失实报道，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支持中国企业依据确凿材料或数据、按照法律程序状告外方，以维护中国出口企业的信誉和利益。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让国际国内消费者放心。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中国国内问题。人们在中央电视台上经常可以看到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希望吃到“放心菜”、“放心肉”成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期待有关部门将食品出口面临的压力，转化为加强监管国内食品销售的动力，对以国内市场为对象的食品生产企业也大力加强管理和监督，以保证内销食品的安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健康。食品安全既是外交问题，也是内政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和第五位的农产品进出口大国，如何促使我们的农业政策更合理，在提高对国内广大消费者的农产品供应水平的前提下改进农产品出口，应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冯昭奎）
专家：气象灾害为何频发入夏以来，中国部分地区气象灾害频发。川渝地区刚刚驱赶走旱魔，暴雨洪涝又至；淮河发生1954年以来流域性大洪水；水淹泉城……
“今年的洪灾主要是因为雨带推移缓慢造成的。”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毕宝贵分析说，降水天气从6月7日至13日主要集中在两广和贵州地区，19日转移到长江流域，27日才到了淮河流域。与常年相比，副热带高气压带北移比较滞后，从华南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再到淮河流域，都比往年晚了几天。
他说，今年夏天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在江淮流域展开拉锯战，导致雨带推移缓慢。按常年来说，现在江淮地区应该已经“出梅”，进入高温、干旱天气，但现在还是梅雨纷纷。预计一周之内还将持续这种天气，21日以后的降水量会减少，一周以后是否转移还不确定。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的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来，大部分陆地区域强降水发生频率上升，某些极端事件如热昼、热夜、热浪更为频繁，更大范围地区发生了强度更强、持续更长的干旱，热带气旋（台风和飓风）强度增大。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研究员介绍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高温热浪、干旱、洪涝等一些气象灾害的发生趋多趋强。这主要是因为气候变暖，导致海陆温差、南北向温差变化，大气水汽含量变化，从而影响到大气环流异常。当然气候变暖是个大的背景，每一次具体的气象灾害的发生都是和当时的大气环流和气象条件有关的。比如最近重庆的强雷暴雨，就是因为北方南下的冷空气西进，与热带海洋地区生成的西南暖湿气流在重庆上空相遇，同时配合有利的上升气流而形成。
如何应对气象灾害趋强趋多的现实性挑战，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罗勇认为，应加强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和应急体系建设，强化气象监测并做到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传达到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同时还要科学修订气象灾害防御标准。各级政府要加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严格实施气象灾害风险论证制度，未雨绸缪，加强规划，科学设计，使人居环境和重要的战略基础设施远离灾害多发区、易发区和自然环境脆弱区。（实习生 严亚男）
时评：抓住节能减排的关键环节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山西省孝义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为核心，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实践探索，我们感到，落实节能减排需要抓住一些关键环节。
转变发展观念。落实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坚持科学发展，离不开转变发展观念。孝义市通过在全市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精神和部署上来，切实转变发展观念，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努力提高发展质量。
注重源头控制。落后生产能力是资源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源头。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是落实节能减排的当务之急。孝义市按照“管住增量、调整存量、上大压小、扶优汰劣”的思路，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依法关闭一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淘汰一批落后生产能力。从２０００年“环保零点关停行动”开始，先后推倒焦炉、倒烟窑５８３０座，在山西省率先结束改良焦生产。同时，开展耐材、冶炼、水泥、电力等行业的清理整顿行动，坚决关停、取缔达不到有关要求的土小企业。
推进技术创新。大力推广应用节约资源能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构建节约资源能源的技术支撑体系，是落实节能减排的重要保障。孝义市十分重视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和综合创新，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一批项目先后建成投产，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
发展循环经济。不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资源能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难以承受，生活质量难以提高，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能源约束矛盾、减轻生态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企业位于节能减排的前沿。发展循环经济，必须积极培育清洁型生产企业，引导企业加强原料替代、工艺改进和产品设计，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实现废弃物排放“减量化”。孝义市坚持按照节约、集约发展的方向，以园区为载体，以延伸生产链、聚集产业和促进不同产业间的资源耦合为手段，推动产业园区化，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目前，园区经济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６０％以上。
加强环境建设。孝义市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双赢之路，大力加强以治气、治水、治污、增绿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建设。在“治气”方面，全面整治城区锅炉、茶炉和营业性炉灶，城区８０％以上的住户实现集中供热，７０％以上的住户实现集中供气；积极推广农村沼气和秸秆还田技术，改变了空气污染严重的状况。在“治水”方面，新建市污水处理厂，对河流沿线污水排放企业进行治理改造，确保地表水和地下水源不受污染。在“治污”方面，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连续两年实施城乡环境百日大整治行动，努力改善城乡环境。在“增绿”方面，完成生态造林１３．９万亩，荒山、通道、环城及村镇等增绿１０．８万亩，启动胜溪湖生态公园建设。城市绿化覆盖率已达到３２％，人均公共绿地９．５平方米。（中共山西省孝义市委书记 李良森 ）
时评：假如省长没下乡……
前不久，湖北省一位副省长到孝感市孝南区了解生猪养殖情况。
有弟兄俩都是养殖大户，去年防疫不力，几头猪染病，为防疫安全，两户共扑杀了１５０头生猪。副省长问：扑杀有补偿，拿到钱没有？养殖户摇头：没见到！再问随行的区、镇干部，回答是：不知道！按照规定，每扑杀一头生猪补偿２００元，省级、县级财政各出一半。副省长立刻给省财政厅打电话核实，省财政厅已根据当地上报的数字下拨了补偿款。看来，问题可能出在区和镇里。当地领导见状，当场决定先垫付部分补偿款。核实清楚后，补清余款，两位养殖户连连道谢。
副省长下乡，一脚“踩”出了问题。当面宣讲政策，现场办公，为农民挽回损失。可是，这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许多农民都可能遇到类似情况，但有几个能碰上省领导？就算副省长一年３００天下乡，又能给多少农户维权呢？相信大多数地方宣传并贯彻了国家的惠农政策，但类似孝南区这样的事情，在广大农村恐怕不是个案。疫情突至，农民已经遭受经济打击。未能及时获得补偿，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可能影响补栏，甚至使养殖户一蹶不振。推而广之，国家惠农政策打了折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挫。
防疫中扑杀病畜，养殖户却没拿到补偿，或者，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有这等“好事”。这至少说明一些地方政策宣传不够。政策难下乡，情况各不相同。终归是渠道不畅，出现了政策宣传的盲点。但农民不知道，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作为。扑杀是由动物防疫部门依法进行的，理应主动给农民补偿，政府怎么会“不知道”呢？难怪副省长感叹：从武汉坐车到孝南不过一小时，给农民的补偿走了一年还没到。
其实，真想向农民宣传政策，以前的一些土办法就很管用。多数村里装有大喇叭，过去用来催粮派款。农业税取消了，大喇叭不能成哑巴。多吆喝吆喝跟大伙有关的事，准保都关心。还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等等，有的是办法。
关键还是对农民要讲真感情，否则，再好的政策也落实不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需要刚性的制度。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处于政策入户的“神经末梢”，如果反应迟钝、麻木，就会损害农民利益，也损害了政府形象。（张志峰）
时评：既要“曝光”?又要“阳光”
一幢楼里的居民家自来水管流水不畅，点滴难以启动热水器；致使大热天居民洗不成澡，在记者的联络下，物业公司与自来水公司协调，答应马上换管子。一位老大妈家屋顶失修，雨天漏水，荧屏上的她愁眉苦脸地诉说着；随后，画面上出现了物业公司派出的工人正在修理，老大妈露出了笑脸……看到这些出现在电视台“夏令行动”栏目上的报道，感到舒心———“既要曝光又要阳光”。所谓“曝光”，就是表达群众呼声，批评少数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所谓“阳光”，就是批评立足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利于社会和谐。
近些年来，新闻媒体每到夏季都会推出诸如“夏令行动”、“夏令热线”、“夏令呼声”、“夏令出击”等“季节性民生问题”专栏报道，旨在保障广大群众平安度夏、安全度夏、和谐度夏。这些季节性的专题报道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百姓意愿、聚焦新闻热点，成为党和政府推动工作的好帮手，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的主心骨，其中有的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名牌栏目。
“既要曝光又要阳光”，体现了社会主义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本质要求。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舆论监督的目的，应该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扩大矛盾；舆论监督的角度，应该是团结人而不是分离人。说到底，“既要曝光又要阳光”就是本着发现问题———报道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建设性思维，确保舆论导向的正确，确保事实的准确，确保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舆论监督报道的适度、适量，做到有利于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包括各类“夏令批评”在内的舆论监督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曝光”与“阳光”不协调的现象，为“曝光”而“曝光”，甚或借“曝光”之名、行“缺德”之实的事亦时有所闻。这不仅违背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初衷，也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
如何做到“既要曝光又要阳光”？在舆论监督中，新闻工作者应当把握好选题原则和报道原则，扮演好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舆论监督工作要做到“出于公心，出于良心，出于善意，出于诚意”。舆论监督不能一蹴而就，因此要把握好宣传的分寸、力度、口径、时机，不图一时之快。同时也要看到，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群众觉悟有高有低，意见有对有错，要求有合理和不合理，如果我们不善于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就不可能解决问题。使舆论朝着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担当起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的职责，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职业操守。
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要深刻认识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规律，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趋势。只有不主观武断、不推波助澜，在掌握新规律的基础上，力求舆论监督的方向更准确，把握更适度、更科学，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下，使舆论监督水平不断提升，为构建和谐社会负起传媒应尽的责任。(陈向阳)
时事评论：专家谈公务员全国统一考试不可行张鸣教授在2007年 7月 12日南方周末发表《实行全国统一的官员选任考试制度》一文，主张公务员入门到升迁实行全国统一定期考试，包括县长等领导职务都需要统一考试合格经中央组织部门面试后派任。张教授认为这种统一的考试可以遏制腐败。
然而据笔者所知，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并不是为遏止腐败而设，事实上也没有遏止住腐败。世界各国遏制腐败的办法，我印象中主要是表达自由、分权制衡、选举和罢免。张教授的药方却是与分权制衡背道而驰的集权方法，这个药方要奏效，显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中央组织部命题和面试考官不可能腐败；第二，中央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
中央真的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吗？全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各类行政职位五花八门，尤其是高级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可能需要教授级的专家；就算把中央组织部建成一个巨无霸机构，恐怕也未必能够胜任。古代社会及其权力结构那样简单，科举制尚且只能做到考官不考吏；现代社会及其权力结构要复杂得多，从官到吏、从入门到升迁的全方位统一考试无异于痴人说梦。其结果，勉强组织统一考试后恐怕也不得不委托各省、各部甚至各市、各县组织部门自行或交叉组织面试，反而取消了中央和地方的法定权限划分，导致责任不明，加剧用人中的恣意行为。
张先生用全国统一高考来为想象中的全国统一公务员考试辩护。莫说统一高考本身未必是一种理想状态，就算是，两者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学入学是分专业批量录取的，被录取意味着获得一种权利；而公务员录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被录取意味着要承担确定的职责。大学录错一个人，也不过浪费国家一点教育经费和家长一些学费、生活费，而录用一个坏公务员公众所受的损失却远不仅仅是该公务员的工资。高考只需要通过考试判断考生的智力、基础知识并通过填报的志愿和相关科目的中学成绩判断其专业前途。普通公务员考试的智力和基础知识要求过高其实是浪费，拥有社会上已完成义务教育的一般人的智力和常识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品德、性格、地方性知识、具体职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品德、性格需要面试，更需要考查其成长经历。地方性知识和专业知识则需要分地方、分专业的考试，而不适合全国统一考试。至于公务员升迁考试，更是必须与具体职位相联系，怎么可能全国统一？
现代行政系统非常复杂，不进行职位分类而谈什么全国统一考试必定陷入荒谬。各国通例，各级行政首脑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或选民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则由行政首脑征得选民代表机关同意后任命，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配合行政首脑的工作。而最底层的公务员，因为并无智力、能力上择优录取的必要，没有怪癖和明显欠缺的普通人就足可胜任，这一类的职位在许多国家也是不用考试的。如果申请这类职位的人太多，那说明公务员的起点待遇过高，应该降低公务员待遇、减轻纳税人负担，而不是搞什么劳民伤财的全国统一考试。在一些国家，这类职位甚至是用来照顾残疾人、妇女、少数民族、转业军人就业的。这就是所谓"最低端和最高端文官不用考试" (参见龚祥瑞《文官制度》，人民大版社1985)。
最后，即使中央组织部命题和面试考官不可能腐败，中央又有能力组织全国的公务员入门和升迁考试(包括面试)；张教授的方法仍然存在一系列立法和理论上的障碍：为什么地方财政养活的官员由中央而不是地方任免？为了避免这一矛盾，要不要在用人权集中之后将财政权力也全部收归中央？完全取消地方财政会产生什么后果？"领导职务"由人民代表选举的宪法规定要不要修改？须知选举与考试这两种用人方法是不能在同一人身上并行的。(杨支柱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人民时评：“洛阳蝇贵”耐人寻味西晋文学家左思一部《三都赋》，曾引发“粉丝”们竞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如今，河南洛阳正展开声势浩大的“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运动。某街道推出“奇招”，每打死一只苍蝇奖励5毛钱，似有“洛阳蝇贵”之势。
洛阳“创卫”，新鲜事还不仅如此——“瓜果直销点”的西瓜必须搬到车上卖；机关干部、社区阿姨、法院法官全都上街捡烟头；据说，为了“提防”爱卫办暗访调查，当地还在火车站、飞机场安排专人，对来自北京等地的“嫌疑客人”盯梢跟踪……
美化环境，整洁卫生，是好事不假。然而，环境友好应是相对持久的常态，与社会发展水平、公众文明素养正比相关，更需要一套长效机制维护确保。上述“突击招数”、“跃进整治”，谁敢说不会成为“昙花一现”？评比争优一阵风，一半号召、一半政令，“运动攻坚”并不鲜见。最新例子，河南济源2006年获得国家级卫生城市称号，时隔仅一年，当地市容就出现“脏乱差”大反弹。究竟是谋求长远民生效果，还是图地方短期的政绩，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政府的权力同样是有限的。志愿者自发环保，那是对社会的自愿奉献。下发红头文件将“创卫”与干部政绩考核、提拔重用挂钩，非政府工作人员被“组织动员”，既是一种行政“不当”与“越位”，又是“家长作风”的折射体现。去年，温家宝总理就曾因洛阳“创卫”、瓜果车不准进城，做出过“开禁”指示。又到瓜果成熟时，当地再度不许“无车摆摊”，这符合“认真解决好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的精神吗？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打造服务型政府，执政理念、财政支出理应放在老百姓最关心、群众最渴望解决的问题上。可是，一些地方的做法却与此不尽相同。例如，北方某“花园城市”，主干道路宽敞整洁，中心广场气势不凡，可群众却“喜忧参半”。问及原因，无奈答曰：月均收入仅几百元。物价、房价节节高，教育、医疗、养老多重负，怎能舒眉开颜？精力是有限的，资源是宝贵的，对各级政府而言，因地制宜，合理分配，平衡基础建设、投资发展、社会保障、工资标准之间的关系，绝非轻松课题。门面形象“一条腿长”，物质保障“一条腿短”，怎能实现和谐进步？
其实，如今某些城市管理所以“变味走样”，乃至事与愿违，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施者怀有“邀功”心态，片面推行“短平快”治理。而无节制运用行政权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舒缓解决，还可能导致物质与人力的浪费，更会增加民众的不解与反感。法制社会，权力的行使应当被置于行政许可的范围之内。服务型政府，方向目标理应以民意为转移。实事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更需谨防各类“拔苗助长”。
人民时评：法律是遏制网络假消息的最后一道屏障仿佛有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光怪陆离的假消息间歇性发作。如“北大女生国外裸奔”、“史上最毒后妈虐待女童”、“北大女生遭官员强奸”以及“纸馅包子”等等，单看题目无不令人目瞪口呆，进而激愤难平，其内容绘声绘色，图文并茂，更加令人深信不疑。
科技的发展使地球成为一个村落，网络则使世人咫尺天涯，比如，可以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即时发言和交流。显然，我们已经昂然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的长足发展，网络媒体的突飞猛进，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为假消息的泛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于是我们看到，上述假消息一经措身网络，犹如长了翅膀，迅疾之间传遍全世界。正因为如此，假消息的泛滥才更可怕，更值得警惕，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更致命，给国家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更严重。
范敬宜先生日前撰文认为，“炒”、“造”、“搞”泛滥是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诚哉斯言！“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笔者认为，造假不仅是纸媒的“专利”，也是网媒的“专利”，就网络上飞来飞去的假消息而言，甚至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的开放性而兴风作浪的嗜好。因此，对于制造假消息者需严惩不贷。遗憾的是，就目前而言，打击网络造假者有三个难题。
其一，网络消息具有难以预测性。如今，网络成了网民发言的公共平台，无论是博客，还是BBS，包括一些网站的新闻也开启了留言功能。这些平台是网民畅所欲言的场所，但也成了一些居心不良者散布谣言、制造假消息的天堂。许多人认为，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于是造起假新闻来无所顾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很难预测到这些居心不良者何时发布假消息，发布什么假消息。这种难预测性、不确定性给查处带来了挑战。
其二，网络消息具有难以求证性。一些好事之徒在论坛发布假消息时，往往采用耸动人心的标题，再辅之夸张而震撼的叙述，甚至声情并茂。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缺乏辨别能力，或者根本无法辨别消息的真假，就跟着起哄，间或有几个理智之人也被淹没在网络暴力的漩涡当中。更让人遗憾的是，一些网站出于商业目的，片面追求点击量，刻意将这些假消息置于显著地位，这就加快了假消息的传播速度，也给当事人造成更大伤害。
其三，网络消息具有难以控制性。可以说，网络传播速度有多快，网络假消息的传播速度就有多快。网络假消息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传播范围广，在世界范围内简直无所不及。有时即便假消息被证实为虚假，但因为网络的传播，天下已经皆知，这就给当事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如，北大女生因被诬在国外裸奔，心理遭受严重创伤，被迫中断留学回国维权。
尽管打击网络假消息面临种种困境，但公民权益不能漠视，造假者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比如，本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对外宣布，“州长（地市级）奸污北大女生”的帖子已经被证实是谣言，发帖者因涉嫌诽谤已经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制造网络假消息者的理由多么充分，都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权利为前提。
法律是遏制网络假消息的法宝，也是最后一道屏障。法律之外，还有道德，还有良知，还有正义；他律之外，还有自律，还有慎独，还有自省。因此，奉劝那些意欲制造和散发虚假消息的人，切莫以身试法。对于网站来说，切勿只顾商业利益而罔顾社会效益，不能陷入“点击率崇拜”当中，要肩负社会责任，把好关，不仅不给假消息提供温床，更不能参与制假。对于那些受到假消息折磨的当事人来说，要在第一时间站勇敢出来，积极为自己维权。对于绝大数网民来说，要冷静，保持理性，不能瞎起哄，更不能参与到传播假消息的行列当中。当然，面对网络假消息的泛滥，相关政府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履行应有的职责，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律是遏制网络假消息的最后一道屏障，笔者希望，每个网民都要自律，每个网站都要自律，都不要挑战道德底线，更不要挑战法律底线，否则，法律必然会找上门来。
69名矿工获救：欣慰之余不忘反思在中央和河南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救援人员的日夜奋战下，至昨日12时45分，河南陕县支建矿透水事故中被困3天的69名矿工已全部安全升井。“这是近年来全国重大煤矿安全抢险最圆满最值得庆祝的一次”。的确值得祝贺，这种祝贺，不是形式主义的，而是人们发自心底的欣慰。当曾经的此起彼伏的矿难一次次冲撞人们的心理底线，人们对矿难的成功救援似乎失去了信心，而这次，当69名矿工兄弟从井下活着出来，似乎点燃了人们心里一度飘摇的希望之火———矿难是可怕的，但是，矿难不是绝望的。
我们注意到，在矿工被困的3天里，无数人尤其是无数的网民，一同为这69名矿工的生命担忧，为他们祈祷、祝福。这让我们相信，矿难并没让社会变得麻木，对于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仍然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事故的发生有其原因，事故的救援乃至成功，也同样有其必备的条件，它不是靠旁观者的情感倾注、也不仅仅靠救援力量的强大，当大自然以残酷的面目向人类发起进攻的时候，决定结果的恰恰是平时人类做了怎样的准备。
陕县矿难的化险为夷，或许为以后煤矿灾难的预防与救援提供了借鉴。
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向井下被困人员压风补充氧气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向被困矿工输送牛奶的方案也成功施行。“一堵、二排、三送氧气”的抢险救援方案，使得被困人员能够度过漫长的75小时。
不少人因而奇怪，为什么事故发生后，地面和地下能够保持联系，能够送水送食物？正像国家安监总局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王志坚所说的，“我们很幸运有一个压风管道可以利用，通信线路没有中断，这是历次救援都没有的。”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通道，给69名矿工以“生命脐带”。然而，这样的一个压风管道，不是天外神力，也不是陕县煤矿所独有，它事实上正是《煤矿安全装备基本要求》的法定要求。
当一个压风管道就为遇险的生命提供了必要的援助，那我们也应当反思为什么在更多的矿难中却鲜见它们发挥作用？毕竟，对于更多的矿难事故而言，成功的救援仍是多么难得。也正因此，我们固然可以为那些获救的矿工兄弟而欣慰，但却不得不为任何一起煤矿安全事故而揪心。因为对于煤矿安全，我们远没有到可以感到欣慰的时候。仅今年上半年以来———据国家安监总局7月10日公布的数据———全国煤矿事故遇难人数就达到1799人，其中重大事故遇难人数上升。安监总局局长赵铁锤同时表示，“当前煤矿安全生产仍然面临严峻形势”。
即以此次陕县事故为例，这次事故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但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人们注意到，陕县此次事故源于大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按照一位矿工的说法，“那场雨大得吓人，山谷里的石头都被洪水冲得翻滚起来，轰隆隆响，老远都能听到！”山洪既来，且其势若此，是不是应当及早停止生产，让矿工返回地面？对后来渗水到井下的铝土矿坑和矿井老巷，平时做过风险评估和防范吗？这些要求看起来有些“苛刻”，但是，面对生命，想到尽头，永远做最坏的打算往往是必须的。
69名矿工全部获救，我们松了一口气。为生命的平安而欣喜，并不意味着可以为全国的煤矿安全形势而欣喜。对于生命而言，任何一次成功的救援都值得为之付出最大欣慰。
而对于煤矿安全而言，任何一点的疏漏都应当做出最深刻的反思。如果说，陕县透水事故是一次对被困矿工全力施救、科学施救的成功之作，那么人们希望它不是孤例，有关方面应当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将其用于提高当下的煤矿安全状况，改进矿难救援机制，如此才能有利于扭转隐患重重、矿难频发的严峻形势。
人民时评：日本“天价舶来米”告诉我们什么？
2007年7月底，日本“越光”牌大米进入中国市场，每公斤售价高达99元。销售首日，北京、上海两地各售出两公斤装的日本大米300袋和500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河南原阳县农科所10年前，曾经引种过“越光”，由于其品质不如“黄金晴”而被淘汰。如今国产“黄金晴”的出口与国内售价仅为每公斤4元！
受到劳动力价格、进出口关税等因素影响，进口与国内产品存在差价并不奇怪。然而，一些本来质量平平的舶来货，却能在中国卖“天价”，就很耐人寻味了。
面对性价严重背离，有人会说，这是盲目消费、“崇洋媚外”。那么，许多“中国制造”在国外为何不会出现“雷同效果”？
身处全球经济整合时代，劳动力成本低、密集型加工、侧重规模效应，为“中国制造”赢得了重要发展席位。然而，世人也常常具有微妙的“比照心态”――发达国家科技实力强，标准与品质高，一分钱一分货；“中国制造”虽价廉物美，但属发展中水平，技术附加值低，缺乏“精品效应”。由此，我们的“初级”优势，面对高技术、专利化、品牌化的现代经营战略，时常不得不委身于利润分配链的底层。“中国八亿件衬衫换一架A380”令人心情复杂无奈，更让人忧心的是粗放式发展、“替他人做嫁衣”，中国消耗了大量能源、原材料，“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仿佛成为悖论怪圈。
当然，提升技术与品牌价值，带动促进国家形象，并非朝夕之功。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人口就业问题，也不允许跃进盲动。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效率配置，需要政府转变发展观念，明确规划目标，制定稳健的推进计划；需要民族企业长远的发展眼光，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更需要培养、引入能够在国际市场搏击的管理型人才。一些国家的经验还表明，某些“领头羊”企业、“拳头”产品在全球产业中的影响力、创造的财富价值，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中国不是没有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与产品，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王选院士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神舟飞船的尖端航天科技……或正在广泛应用、根植于世界，或仍具有极大的民用转化潜力。再加上海尔、联想、奇瑞等国内企业在海外打拼的良好示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除了强调自主创新，在知识与效率经济下，中国企业同样应该学习利用规则、“借力使力”。
全球竞争凭借实力与智慧，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打造中国的强势品牌，创造中国的核心技术，善于利用国内外的优势资源，才能不断激发、提升我们自己的潜能与实力。在对外输出物质产品的同时，我们还应在润雨细无声中，向世界传送中华民族的人文与思想内涵。“内外兼修”，软硬兼备，“中国制造”必将以更富活力与感召力的形象，赢得世人更为钦佩、信服的目光。
人民教育岂能崇权崇富河北省雄县二中录取新生竟看“出身”：公职人员家庭的学生可免试入学，其余学生则要依靠电脑随机抽取。好在当地有关部门在舆论监督下，及时拿出整改措施，该校校长也因违反了当地小学升初中“就近划片免试”入学规定受到了行政记过处分。
在录取新生中，还有一种看“出身”的现象也值得注意，比如去年有消息称，福建省漳州市出台文件，“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20分。此事一出，受到普遍质疑。不少人表示：这等于有钱就可以买分一样，很不公平。
从上述新闻不难看出，所谓录取新生先看家长“身份”，说白了就是随意改变招生政策，“招生天平”向权力和财富倾斜。其背后不仅隐含着一种歧视思想，更隐含着一种破坏教育公平的错误思维。这是对部分学生法定的公平受教育权利的蛮横剥夺。这种以父母身份分配教育资源的做法，无论是学校所为，还是地方所为，都违背了义务教育法，应当好好整治。
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含义就在于，把公平公正理念融入教育政策中。谁也没有权力更改这个原则，谁也没有权力拿优质教育资源当人情送，或用优质教育资源牟取不正当利益。
同时，就社会分层而言，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集体排他，二是个体排他。前者指，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将某个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于某种社会资源享有之外，使其难以摆脱原有社会地位而进入较高社会层面。后者指，在“上升”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是否能摆脱原有社会地位进入更高社会层面，主要取决于自身能力和自身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尤需要用个体排他取代集体排他。个体排他越通行，社会就越公平公正，也越有利于和谐。而教育公平，则是基础性的公平，对改善每个人的命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回顾近年来诸多新闻焦点便会发现，公共政策不公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教育领域，一些地方不时会冒出某个“土政策”，把享有优质教育资源演变成一种特权。这也启示我们，整治教育崇权崇富病，不能仅仅是对违规者作些处罚就了事，更应从源头上想办法，不让那些“土政策”出台。一个直接途径则是，凡事关公共政策，都应充分吸取公众意见，请公众为公共政策公正公平把关。（刘根生）
诤言的最高“奖赏”是宽容与其刻意设“诤言奖”，不如从领导做起，形成一个机制，精心营造一个宽容不同声音的环境
前不久，云南省政府将在全国首设“诤言奖”，最高设奖金5万元人民币，鼓励民众讲真话一事又成了焦点热议，一批“高论”、“剑论”也应景而生。
笔者看到，在围绕“诤言奖”而发出的众多时评中，贬褒的声音针锋相对，莫衷一是，正方观点认为，设诤言奖体现了为官者雅量；代表贬方面的观点则充满担忧：设诤言奖别成了“叶公好龙”、云南“诤言奖”勿成一场秀等。还有一些深度文章如《由“诤言政治”走向公共政治》也引发人们对社会政治形态的思索。
“诤言奖”之所以引发人们的兴趣，乃触动了官场及公众社会甚为关心的一个老话题：讲真话。或许是基于社会讲真话难而刻意设置“诤言奖”，或许是官员出于某种目的而推出“诤言奖”。依笔者之见，诤言最高“奖赏”不是金钱，而是宽容。
公民社会，公民是社会当中的一分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如何，与人们息息相关。良好的社会环境，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催生着人们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力量；反之，不良的社会风气会污染人们的灵魂，压抑着人们干事的积极性。为改变社会状况，许多志士仁人会发出呐喊，发出诤言。可以说，从进入公民社会以来，这种直指社会弊端陋习的诤言会伴随社会发展而至的。比如，“位卑未敢忘忧国”、“忠言逆耳利于行”、“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提倡讲真话应成为执政党的经常性要求。比如，在纪念中共成立8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就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重实际，讲实话，出实招，求实效。讲实话，也就是讲真话。因此，不必人为设什么“诤言奖”，更不必出巨资作诱导。
一些人对讲真话担忧，乃在于某些地方缺少了一种环境，这就是“宽容环境”。宽容是什么？对于官员而言，就是在人民内部或在党内对不同观点有宽容的雅量，地方官对批评自己的意见有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胸襟。应该说，不论在官场还是在社会，由于各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视角不同、水平经验不同，并非人人讲的话都正确，人人发出的批评意见都有道理。某些批评也确显情绪。面对这类声音，一触即跳会使声音窒息，使自己与公众隔阂开来。而“宽容”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使各种意见处于比较状态。比较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去伪存真、去假识真、逐步统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宽容是吸纳真知灼见的磁场。在这方面，上世纪80年代深圳蛇口有句话很有见地：我可以不赞成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官员有宽容的胸襟更是密切官民关系的内在条件。实践证明，一个闻过则喜的官员，耳边能经常听到真音，身边也会聚集一批敢讲真话的朋友。官员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时常警惕自己，处处防患于未然，减少走弯路避免犯错误也会成为事实。
因此，与其刻意设“诤言奖”，不如从领导干部自身做起，形成一个机制，精心营造一个宽容不同声音的环境更能牵动社会，牵动人心。（作者:亦 菲 作者系广东省恩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
人民日报评论员：让劳动者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８月４日至１２日，８００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齐聚北京、北戴河，游览参观、修养身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各方面代表最广泛、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劳模休养。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挥劳模的积极作用，热情关怀劳模的成长进步，关心劳模的生活和身体健康。组织劳模集中休养，通过参观访问、沟通交流、拓展训练，不仅使他们的身心得以休整，还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知识，提高了素养。
我们的时代是崇尚劳动和创造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广大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公民的楷模。他们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立足平凡岗位创造不平凡业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广泛颂扬劳动模范突出业绩同时，出台提高劳模退休金、对劳模进行奖励、保障劳模就业、安排劳模体检和疗休养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劳动模范的待遇，都是完全应该的，是党和政府应尽的职责。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大劳模休养工作的力度，通过各种方式使他们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各级工会认真贯彻落实这一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大力弘扬伟大的劳模精神，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劳模、爱护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氛围，让包括劳动模范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生活有保障、身体更健康、精神更愉悦，是各级工会组织的重要职责，也是工会组织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岁月如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坚持发扬主人翁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埋头苦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伟大的劳模精神。在党和国家绵绵关爱之中，劳动模范和他们的伟大精神必将激励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为实现民族振兴、富国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新的篇章。
时评：死抱“黑色GDP”与“绿色GDP”难产死抱“黑色GDP”与“绿色GDP”难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追究“黑色GDP”，经济增长就掩盖了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且后患无穷；如果落实“绿色GDP”，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衡量标准就要改变。在发展和环保之间，我们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平衡。
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对11个省区的126个工业园区进行检查，发现占检查总数87%的110个园区存在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环保等级和“三同时”不落实等环境违法问题。新华社就此报道说，“一些工业园区死抱‘黑色GDP’，一项项节能减排令在当地企业、政府的‘软执行’之下变成了纸上谈兵。”
“黑色GDP”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吃的是祖宗“遗产”，断的是子孙生路，其危害和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有人死抱不放呢？关键在于“抱”的人———某些为一己仕途不顾民生的官员，普通百姓是不会去“抱”的。以目前的科普水平，若说那些官员不懂得环保的重要，很难令人相信，起码他们知道自己和家人应该远离污染。但为官一任一方，就免不了政绩冲动，而有了GDP就有了“面子”，有了“政绩”，就可以坐稳“交椅”乃至升迁。这是死抱“黑色GDP”的要害所在。
由此想到难产的“绿色GDP”。去年，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曾联合发布了“2004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当时的数据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而公众期待的2005年度报告却遭遇阻力，被无限期推迟发布了。原因何在？因为“有些地方政府对公布本省的核算数据比较敏感”。有的地方甚至“谈绿色变”，更有省市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函，要求不公布核算结果。说到底，还是一个事关“面子”和“政绩”的问题。
死抱“黑色GDP”与“绿色GDP”难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追究“黑色GDP”，经济增长就掩盖了牺牲环境的巨大代价，且后患无穷；如果落实“绿色GDP”，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衡量标准就要改变。在发展和环保之间，我们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和平衡。
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把我国每年因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7%，去年则已经到了10%。据环境专家估算，如果把环境恶化的因素考虑在内，我国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2~3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最新的专家评估是，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其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扣除治污成本，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见8月3日《上海证券报》）。果真如此，实在令人痛心，也发人警醒。
环境与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发展观和执政理念问题。中央一再强调科学发展观，死抱“黑色GDP”者不仅不讲科学，而且近乎愚昧；中央一再强调以人为本，死抱“黑色GDP”者却以“官本”损害“民本”，不仅损害当世，而且祸及子孙，这样的人何以为官？“绿色GDP”能否公布可以暂且不论，是否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也可以再议，但“黑色GDP”必须尽快治理。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没有讨论、研究余地的。按照百姓的说法，先拿掉死抱“黑色GDP”者的乌纱，是个立竿见影的办法。(作者 工人日报评论员张刃）
新华时评：不要给“红色旅游”涂上迷信色彩新华网福州８月１６日电(新华社记者逯寒青)记者最近在闽西某革命老区采访时发现，有些导游在向游客讲解革命历史遗迹和文物时，喜欢添加各种“神秘色彩”：景点周围山势风水如何非同寻常、当年发生历史事件时如何天呈异象、当地与革命有关的奇异自然现象如何频频出现……把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夸张为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显然与“红色旅游”的宗旨背道而驰。
近年来“红色旅游”之所以升温，是因为人们能够在游览革命老区自然风貌的同时，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体会革命者当年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在视觉之旅的同时陶冶情操，享受精神之旅。给“红色旅游”涂上迷信色彩，把革命老区“神秘化”，导致一些游客将信将疑，热衷谈论种种所谓的神秘现象，极端者则认为革命成功、伟人成就等都是天命所归，注定如此。对于利用假期游览革命圣地的青少年，这样的解说非但无助于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反而可能误导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不但不是什么天命所归，而且是在破除封建迷信中取得胜利的。给“红色旅游”资源涂抹迷信色彩，是对中国革命历史不负责任的错误做法，应当坚决纠正。
新华时评:行业组织不能干“欺行霸市”的蠢事新华网北京８月１６日电（记者 张毅）７月下旬以来，方便面涨价风波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发展改革委根据群众投诉、举报和律师来函，对“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及相关企业涉嫌串通上调方便面价格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认定“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和相关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了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
目前，我国除１３种（类）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外，基本全部放开，由市场定价。方便面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企业有权自主决定。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企业有权自行决定提高价格。但企业调整价格必须符合价格法规定，严禁由行业组织牵头实施价格联盟，严禁企业之间采取相互串通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操纵市场价格。“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所作所为，致使部分地区不明真相的群众排队抢购方便面，严重扰乱了市场价格秩序，阻碍了经营者之间的正当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法律所不容许。
? 据了解，“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尚未取得合法地位，但此次事件对于各种行业组织都具有警醒意义。行业协会作为企业自愿加入的行业自律组织，理应发挥企业和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引导企业合法经营、正当竞争。
? 党中央、国务院对关系民生的食品涨价等问题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抑制价格上涨。目前，食品较快涨价的情况正在改善中。绝大多数行业组织和经营者是顾大局、识大体的。日前，广东、湖南等多个省市的行业组织联合发出倡议书，呼吁业内企业遵守价格法律、法规，严格自律，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合法利润。同时积极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化解成本上涨压力，维护价格稳定。不乘机牟取暴利，不短斤缺两、变相加价，恪守“信誉第一、诚实为本”的商业道德。
? 所有行业协会和企业经营者，都应该以“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做法为戒，正在酝酿串通涨价的要立即停止，已经有串通涨价苗头和行动的要主动纠正，立即停止执行。决不能再干“欺行霸市”的蠢事。
新华时评：为了绿水青山 不惜金山银山新华网贵阳８月１７日电(记者李忠将)１５日上午，两声巨响过后，坐落在贵阳市红枫湖旁的贵州华电清镇发电公司两座高大的烟囱轰然倒地，两台６.５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寿终正寝。为了维护红枫湖及其周边的良好生态，贵阳市此举付出了损失１亿多元的代价。但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得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大局面前，“宁可不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
对于贵州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来说，作出这样的抉择难能可贵。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算清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孰小孰大、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孰轻孰重这笔账。炸掉两个发电机组，换得一个青山绿水的红枫湖良好生态，造福百万贵阳市民，这不是一笔很合算的大账吗？
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地方仍算不清这笔账，或不愿这样算账。特别是经济欠发达、资源欠开发的中西部地区，仍热衷大上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为此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一些中西部地区近年来ＧＤＰ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以乱排乱放、乱开乱采的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让原本脆弱的生态日趋恶化。
我国东部地区在率先发展中曾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惨重代价。中西部地区能不能汲取东部发展中的教训，不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呢？能不能走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新发展道路呢？这对中西部地区是一道艰难的考题。但这是一道中西部必须拿出勇气去破解的考题，是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中应当用大决心、大智慧迈过的一道坎。
“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代价，实在得不偿失。在这方面，贵阳市有沉痛的教训。据测算，要彻底治理贵州水晶集团多年来排入贵阳市重要饮水源百花湖的汞污染，需要２０多亿元，而这笔钱竟是该集团按眼前纳税能力，用１００年才能实现的上交税收总额。
为了绿水青山，不惜放弃眼前的金山银山，贵阳市的做法和决心值得各地借鉴。其实，这样做，既是为了绿水青山，也是为了有更长远、更多造福百姓的“金山银山”。
人民时评：解决北京“首堵”，办法总比问题多
“如果减少100万辆车，北京的交通将会怎样？”这个让人有几分担心、几分好奇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8月17日至8月20日，北京市实行机动车单双号出行的交通限行措施，以检测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在４天测试期间，北京每天停驶机动车１３０万辆左右，占北京市机动车总数的１／３多，市民普遍感觉道路畅通了许多，出行时间也比平时节省了不少。
由此看来，困扰北京多年的交通拥堵问题，虽是顽症，却不是无药可医的“绝症”。这场“全城总动员”式的大试验充分地说明，解决北京的“首堵”痼疾，是大有希望的。
对于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北京来说，最让人焦心的，不仅仅是空气污染，还有常常“梗阻”、不时“瘫痪”的交通。为了改善北京交通，在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北京市曾尝试单位错峰上下班、号召市民“少开一天车”的办法，让北京市民感受到“一路畅通”带来的快乐，也为“单双号出行”的大试验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交通便捷、顺畅，是城市道路、城市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也是市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于饱受“堵车”之苦的千万北京市民来说，出行不便、道路拥堵严重地降低了北京的城市竞争力，极大地消减着市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改善空气质量、改善交通状况的新路径、新办法，探索提高城市管理水准的长效机制，不仅为了给世界一个“精彩”的奥运会，也为了解决千万北京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出行难题；不仅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能行、给中国争光添彩，更为了通过奥运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指数，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
对有上千万人口的“巨无霸”城市来说，进行一次涉及300万辆私家车的大试验，要有很大的魄力和勇气，要冒很大的风险。正因为这样，北京市的这次测试才慎之又慎,不仅报经国务院批准，还做了增加公交车等较为周密的准备；不仅广泛宣传这次试验的意义和方法，还“恳请”市民配合测试、充分地尊重民情民意。从这些宝贵的探索和尝试中，人们看到了北京市政府解决交通“顽症”的决心和信心，也体验到政府部门和市民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北京奥运会渐行渐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不仅关心奥运，不仅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充满关切，也对上学贵、看病贵、房价高等民生问题事事关心。像交通问题一样，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痼疾，有很大的难度和很多具体的困难，将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的政府和官员下决心解决这些民生问题，就一定能找到更多、更好的解决办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市单双号出行的探索和尝试，是一个好的开始；北京举办奥运会，是一个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新契机。
评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日报8月22日评论员文章：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一谈认清形势?振奋精神
我们发展的道路很不平坦，发展的成绩很不平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十七大的日子里，回首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就，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这些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有效抑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成功战胜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五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跃上一个新台阶。这些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团结奋斗的壮志豪情，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坚定信念。
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国民经济朝着又好又快发展的方向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经济发展方式正发生着根本性转变。
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三农”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粮食生产连续三年保持增长。工业结构继续升级，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不断扩大。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作用，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第三产业稳步发展，消费增长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节能减排大力推进。国家出台了多项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去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实现了三年来的首次由升转降，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2.8%。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经济效益继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持续增长，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加，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2002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7703元增加到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476元增加到3587元。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针对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党中央、国务院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适时调控，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经济连续几年保持了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态势。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任务。目前，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社会发展滞后的制约。发展中的问题正在科学发展中逐步解决。实践证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我国国民经济就必定能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有多少官员开博客雇了“枪手”
眼下，不少官员开起了博客。我熟知的一些官员纷纷开博，有的是他们主动向我“报喜”，有的是网上不期而遇。尤其是在8月14日《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官员博客’最集中的城市”江苏宿迁市“已有81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开设博客，写作博客1700多篇，访问量达76万人次”的消息，更是兴奋。
官员热心博客，做做读书笔记，写写学习心得，总结总结经验，抒发抒发内心情感，都有利无弊。而且，官员们把更多的心思、时间花在写博客上，自然其花在酒场、舞场、麻将场、沐浴场的时间会少些。
然而，近来偶然遇到的两件事情让我的看法发生了逆转。一是，一天晚上，我与一官员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也开博了，并告知了网址。饭罢回家上网一看，他当晚竟然上了一篇博文，不过让我疑惑的是，上帖的时间我们还正在碰杯呢。打电话询问后得知，他专门雇佣了一个博客“枪手”，其20多篇博客全部是他雇佣“枪手”的“功劳”；二是，某市一个文友来电说，他们那里官员开博蔚然成风，开博成了与时俱进、紧跟潮流的表现，各个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几乎一夜之间都“博”起来了，不过，他们的博客没几个是自己写的，大都雇佣了“枪手”。
这两件事给我的感觉就像吞下一个苍蝇，对官员开博的好感一下子下降一大块。
再好的东西，一假就没有意义了。官员开博也是这样。一边博客频发，一边酒场、舞场、麻将场、沐浴场上，该怎么“赶场”还怎么“赶场”，这样开博客的官员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这和雇人代笔撰文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的性质有什么两样？
博客，乃个人网络空间。官员开博与否，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不涉及先进与后进，更与“政绩”等风马牛不相及。谁想开谁就开，谁不想开完全可以不开，既不应勉为其难，也不宜强求一律，更无必要动员、号召之类。
但是，对于雇佣“枪手”写博客的官员则另当别论。说轻了，是弄虚作假，说重了，有些欺世盗名。这样的官员，为人的品质令人怀疑，为官的品质同样令人怀疑。（江苏南京 石飞）
新华时评：节能减排不容“做假账”
资料图片:国务院下发通知进一步明确节能减排目标。新华社发
新华网贵阳８月２３日电（记者赵鹏、刘文国）,到目前为止，全国仍有７个省小火电机组一台未关，个别省甚至还把以前已经关停的小机组拿来充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局长赵小平在近日于贵阳召开的南方地区电力工业上大压小工作会议上透露的这一消息令人担忧。
据测算，我国现有的小火电机组发同样的电，要比大机组多耗煤３０％至５０％，排出污染物相应增多。按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是中央确定的节能减排重要举措之一。为什么有的地方关停小火电迟迟不按“规定动作”办，甚至不惜造假应付呢？无非是打了地方利益的“小算盘”，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为了地方的“钱袋子”，不顾节能减排的全盘大局。这些地方的领导同志，患上了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症”，没有科学发展的长远眼光。
其实，在落实节能减排问题上，不仅在关停小火电项目上有的地方拖拉观望，还有的地方对那些按政策应当关停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往往“慈悲为怀”，有袒护掩饰之意，无坚决关停之心。淮河流域投入巨资治污，而沿淮企业排污量不降反增，难道与沿淮某些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庇护没有关系吗？云南８０多亿元治理滇池污染而效果不显，对污染企业的惩处又有几何呢？如果各地都这样打自己的“小九九”，甚至不惜“做假账”虚与应付，共和国还能留得住几多蓝天碧水呢？节能减排的重任何时能够实现呢？
当然，个别地方在节能减排问题上敢于“做假账”，也说明落实节能减排任务的监督管理制度仍有待完善。只有让“做假账”者受到惩罚，才不会有哪个地方敢冒风险。
本月１５日，贵阳市两台６．５万千瓦火力发电机组的烟囱在爆破声中轰然倒地，尽管此举损失１亿多元，地方财政要减少一笔可观收入，但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说：“值。”落实节能减排的重任，这种“壮士断腕”的行动值得肯定，那些“做假账”者也应严肃查处。
民众感觉与平均数字为何“不搭调”
平均工资水平、平均房价、平均……
平均增长≠社会总福利增加 （资料图片）
“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水平，在我们单位要副主任医师才有可能达到。医生在这里属于收入中等偏上的职业，我们都达不到，低收入家庭就更别提了。”看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上半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数据，云南一所医院的陈大夫觉得有些疑惑。
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一组数据信息：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099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5%。据全国5.9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52元，同比增长1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2%。
“数据让人看了觉得不够真实，有些不舒服。”陈大夫向记者透露，她每月从单位获得的收入不到1500元。如果仅算基本工资的话，更是不到1000元。刚进单位的大学本科生，每月工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而她自己已经有了29年工龄，并且有医师职称。
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小王同样感到不解。单位人事部门通知今年加薪，可是小王拿着7月份的工资条，怎么算，增加的那部分也不到10%。“看来我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增幅水平。”他自嘲说。
跟陈大夫和小王一样，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刚刚发布，就引发了很多普通市民的疑惑。很多网友留言认为，采用平均数进行统计，不能代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工资水平。在质疑的同时，一些网友也理性地提出，希望了解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可支配收入到底包括多大范围，这个统计结果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的方法算出来的。
平均工资是不是基本工资
“全国城镇在岗职工？那么大量不在岗的工人是多少工资呢，统计过吗？”这是一位网友看了统计结果后的评论。什么是平均工资，什么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岗职工的范围是什么？基本概念不清楚，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感觉。
职工平均工资是指企业、事业、机关单位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人所得的货币工资额。它表明一定时期职工工资收入的高低程度，是反映职工工资水平的主要指标。这是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关于职工平均工资这一指标的解释。
记者拨打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资料馆统计信息咨询电话，得到的解释是：这个货币工资所指的范围，不仅包括职工的基本工资，还包括在单位获得的各种奖金、津贴、补贴等其他收入。
曾经有一位北京的工人将电话打到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工资社会保障处，反映自己的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差距太大。工资社会保障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问他，你一个月工资还不到2000元吗？“这个打进电话的人马上不说话了。很多质疑平均工资统计数据的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只看基本工资，不计算各种津贴和奖金。”这位工作人员说。
国家统计局咨询人员告诉记者，所谓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了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它不单指职工个人的实际收入，而是包括每个家庭成员，是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家庭成员平均摊下来的数字。家里已经退休的老人或者没有收入的小孩，都要作为分母加在一起，最后得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一般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平均工资。
在统计城镇居民平均工资的时候，外来从业者、签约制的员工也属于在岗职工这个体系吗？国家统计局咨询人员的解释是，这些人都包括在内，比如企业雇用的临时工。
统计结果如何得出
“我和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不知统计局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一些网民质疑统计部门收集数据的合理性。这些网民无法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中，获知统计部门的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除了最后的统计结果外，对其他的信息，包括调查过程、样本分布、计算方法等都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对于这一点，不仅是像陈大夫这样的普通市民，很多经济学家也不甚明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组数据，没多少实际意义，有粉饰太平的嫌疑。“北京一重点高中的高级教师林女士甚至担心，统计部门公布这样的数据会影响国家决策部门的政策制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表示，与过去的GDP统计不同，在平均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方面，地方政府和统计部门应该不存在造假的利益驱动。另外，由于样本数达5万多份，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样本数量很大，存在偏差的可能性也不大。
“是不是东部发达地区工资收入水平高，尤其是东部三大直辖市的高工资水平拉高了全国的平均数？”这位经济学家揣测。
“垄断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是一般人工资收入的好几倍，是不是这些人的工资收入拉高了平均数？”有舆论认为，垄断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咨询人员的解释，平均工资这个调查项目是经过各抽样单位的报表报上去，由城调队通过调查获得的，而不是如同各方猜测的那样。
而可支配收入调查的样本确定，采用的是等距离均匀分布的方法。在抽取样本的过程中，根据人口来做一个“等距”。比如四川省人口多，采样就多一些。而具体结果的计算，是先根据职工人数的相对比例加权，再除以总的调查样本数。
上述经济学家的猜测，在国家统计局电话咨询获得的数据中得到了证实。数据显示，2006年，北京市职工部分行业年度平均工资是34191元，而云南省的统计数据仅为16140元，不及北京市的二分之一。全国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18364元，云南省的平均工资要比全国的平均工资低。
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在电话咨询中表示，除了地区的因素之外，各行业之间，各种不同的阶层之间，员工和管理层之间，工资水平都有差异。比如，外资和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而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对较低。
“平均工资掩盖了这种差异，公众不能只从平均工资来看自己的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咨询人员说。
如何看待平均数
不仅仅是平均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近年来，对统计部门公布的城市平均房价等一系列和民生相关的平均数，都有公众提出了质疑。统计数据和民众的感受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
“如果只能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工资水平，无疑只能用平均数。”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高敏雪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但她同时指出，平均数的确也会掩盖一些差异，从统计学角度讲，这是任何平均数统计都会存在的问题。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之所以统计数据和民众感觉“不搭调”，根本原因还在于目前统计的职能，尚未从仅仅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转向同时为市场主体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计承担着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的任务，数据往往离民生较远，而且显得粗放。
包括胡祖六等人在内的很多知名经济学家，经常在公开场合抱怨一些统计数据不够精细和全面。一些外资企业高管则抱怨，缺乏统计数据导致他们难以作出准确投资决策。
“统计部门有义务让老百姓了解跟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具体情况。统计部门应该相应作出调整，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更贴近公众的需求。”高敏雪教授说。
她表示，人们从单位以外获得的收入，比如财产收入、银行利息等，都未计入平均工资内。尽管对60%至70%的人来说，目前工薪收入仍然是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仅用工薪指标已经很难反映人们的收入情况了。
高敏雪教授认为，在如今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面对公众，统计部门要描述清楚收入情况，还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把各地区、各行业的数据分别统计出来。
这位统计学专家建议，统计部门不能只简单公布一个平均数，应在此基础上多公布一些能表现出差异的概念，比如低收入段平均数、高收入段平均数。“或者把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这样的极值公布出来，让公众知道这种差异。”她说。
高敏雪教授认为，今后在统计时，应该逐渐将指标从原来的在岗职工工资，扩展到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这样一个更为宽泛的指标和概念，将不属于正式职工的那部分人包括进来。另外，还应将劳动报酬根据不同行业的报酬性质进行分类公布，比如区别出工资和薪金，工资针对蓝领，薪金针对白领，以区别反映不同收入层的情况。
“统计部门只要将指标制定得更贴近现实，数据统计得更准确，这项职能是可以发挥好的。”不过，高敏雪教授也指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太快，统计部门也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新形势。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工资社会保障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国家统计局正着手改变固有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我们计划把私营个体企业和城镇单位分开。”她告诉记者，今后有望公布两个有关平均工资水平的统计数据，一个是以国有为主的城镇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一个是私营个体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实习生 夏航阳 本报记者 程刚）
学者观察：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代价可以减轻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关键所在（资料图片）
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过的每个自然阶段，是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是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果，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是社会发展无法避免的成本，只能力求将其降到最低限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世界工业化历史看，工业化是物质生产方式根本性的转换过程，是以现代技术全面装备生产流程的产业革命，其结果既有极大提高生产率的积极效应，也有全面冲击社会形态和自然生态的负面效应。就负面效应而言，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大量工业废气、废物的排放和资源消耗，污染空气、水源等自然环境。英国伦敦在１９世纪７０至９０年代的三次弥天毒雾，使近２０００人中毒死亡。二是人口大量迁移，重组社会阶层结构。大量农民进城就业，形成受雇于资本的产业大军。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工人寿命很短，１９世纪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１７岁。三是社会经济的自然循环遭到破坏。最典型的是农业经济循环系统被破坏。一方面，土地肥力被掠夺，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土地板结，并消灭了病虫害的天敌；另一方面，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他们取之于土地的衣食被消费后，所产生的废料不能再回到土地，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系统遭破坏。这便是工业化过程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带有普遍性。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的过程也是痛苦的过程。
这是长沙浏阳市北盛镇一处接近干涸的水库（8月6日摄）。进入7月份以来，由于持续高温少雨，湖南长沙市出现50年一遇特大干旱。目前，全市共有111个乡镇受旱，16.27万人出现饮水困难。全市水利工程蓄水量为4.20亿立方米，比2006年同期少蓄10.76亿立方米，不足正常年份的30％，另有245座小型水库、6.4万处山塘干涸，748条溪河断流。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我国工业化过程也是必经的自然过程，所不同的是条件已有利得多，既有发达国家先行的经验可借鉴，又有现代信息与科学技术可采用，更有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相当的物质基础作保证，因而不必沿袭西方国家的老路，能够走自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也不能因此就绝对化，要求每个经济体特别是民营经济体时时处处都走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不付出一点社会成本。我国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业基础薄弱，区域经济很不平衡；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还不长，经济转型尚未完成；国家经济总量虽提升很快，但人均收入还在世界百名之外，因而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一点磨难和痛苦是不现实的。有江河污染、湖泊减少、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现象发生，虽令人痛心，但也不必大惊小怪。总的看，应该说我们走的还是新型工业化路子，没有偏离这个总目标，损失要比老工业化路子的代价小得多。我们应当有正视和克服工业化困难的勇气，同时也要继续奋进，使工业化这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尽可能缩短，减轻分娩的痛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最根本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发展就不能保证和扩大就业，就不能增加收入，也就会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因此，要促使更多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加入到新型工业化行列中来，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总量和社会就业总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有相匹配的条件。首要条件是思想科学化，增强科学意识和丰富科学知识；其次是要有科学发展能力，也就是要有实现科学发展所必需的科技和物质力量。不可否认，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问题比较集中地存在于民营企业，特别是在江湖污染、生态破坏方面，民营企业是主要源头。因为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技术装备比较差，私心利欲一般又强过其科学意识和社会责任。但民营企业是我国工业化的主力军之一，除了对少数严重违规违法的企业必须依法严惩，对其应积极引导和扶持，促使其规范化、现代化。厦门大学教授 胡培兆
如何平衡垄断利润与公众利益
●中国移动公布了上半年的利润，其每天两个亿的利润引发了社会热议。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降低垄断企业的利润并转为对消费者的降价；作为企业，通过优质服务得到高利润的投资回报，又是企业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两者之间在垄断的市场中是有直接矛盾的，如果没有科学的公共政策加以规范，公众的社会福利就可能与政府的努力背道而驰，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亏损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而利润丰厚的公共产品使公众除了为高价埋单别无选择
●在当前价格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中，政府许可公共产品或垄断产品的定价，及由此及彼的利润信息对公众的宣告，具有特别的民计民生含义。定价合理与成本信息真实性应当是公共产品生产者的特许义务，任何误导行业成本信息的数据与行为都是违背特许义务的。成本真实性要保证在准确性基础上的真实披露。公共政策须保证成本信息真实公平的实现
●在许多地方，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生产投资者的传统角色尚在，成本上升也符合地方政府的管理部门作为投资者与生产者的自身利益。成本上升，价格提高，政府补贴下降，间接增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盘子，赢利的公用事业也得以作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些都是地方政府业绩评价中得分的指标。然而即使这样，作为公众的消费者获得公平正义的产品供给的利益，还是高于其由政府代表作为投资者的利润回报，两者比较，公共政策的选择应当保证前者
中国移动公布了上半年的利润，其每天两个亿的利润引发了社会热议，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降低垄断企业的利润并转为对消费者的降价；作为企业，通过优质服务得到高利润的投资回报，又是企业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两者之间在垄断的市场中是有直接矛盾的，如果没有科学的公共政策加以规范，公众的社会福利就可能与政府的努力背道而驰，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亏损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而利润丰厚的公共产品使公众除了为高价埋单别无选择。
当然，中国移动的服务是有一定的竞争对手的，只是因为几家垄断并且由政府特许牌照而显现出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其服务价格又如同医院、煤气公司那样受政府部门批准。由此而来的垄断利润与公众利益矛盾的直接对抗点乃是价格，那么，我们又该有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来规范这一类价格呢？在当前价格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中，政府许可公共产品或垄断产品的定价，及由此及彼的利润信息对公众的宣告，具有特别的民计民生含义。
查看报端，公众要求垄断企业降价的一个重要原因跃然纸上：公众不能认同企业的定价基础，即因为不能掌握垄断企业行业生产成本的真实信息，从而对定价理由严重置疑；以至于公众从垄断行业职工待遇过高的媒体披露中，推断垄断行业生产成本膨胀的不合理性。鉴于此，国家发改委从2006年接连出台了多个文件，规范公共产品的成本核算与披露行为，在2006年初发布了《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接着就部分行业的成本监审办法征求全社会意见，发布了客运出租汽车运营定价、物业服务定价、城市供水定价、高中教育定价的成本监审办法之征求意见稿。至此，公共产品及部分特许垄断产品行业成本信息的形成与发布不再单由企业控制，政府代表公众对其成本核算及信息获取负责的进程已经开始，但是，与当前公众对垄断产品的价格意见对比来看，相关的公共政策的细化与执行距离社会安定和谐的要求相距甚远。
首先，是否要公布政府特许的垄断企业的行业产品成本？
当面对公众质疑其定价合理性时，垄断企业常常提出的反问是：商品成本是商家秘密，为何要公开？固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商品成本并不能影响价格，而只是会影响企业各自的竞争力，因而在市场竞争中，成本如何构成及成本多少就成为了商业秘密。另一方面，老百姓进入商场买东西时，并不关心商家的制造成本，而只关注商品的性能与价格，此时，商品成本就没有被告知消费者的必要。
然而当企业居于政府特许的垄断地位时，比如一个城市或特定区域中的通信电力供水供气等公共产品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供应商，消费者并没有依靠价格来选择公共产品的可能，也不可能因为价格高就不消费，这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往往是人人必需品。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政府一般采取的是特许经营，商家在取得垄断地位的同时，必须保证按政府制定的价格提供给公众足够的公共产品。此时，一个垄断企业或几个垄断企业形成的行业成本信息之所以要被披露，是因为成本信息是政府制定价格的基础，即成本加适当利润构成公共产品的价格。
其次，定价合理与成本信息真实性应当是公共产品生产者的特许义务，任何误导行业成本信息的数据与行为都是违背特许义务的。成本信息的准确与真实关系到企业收入、消费者支出及政府补贴等利益问题，其基础是执行统一规范的会计制度的技术性问题。成本真实性首先要以准确性为前提，丧失准确性的成本信息，即使真实披露，也是误导政府和消费者的，同时也是企业管理混乱的表征。成本真实性要保证在准确性基础上的真实披露。如果企业为了自身利益篡改账目，或者搞几本账，用假账来对付消费者与政府部门，那就是道德与法律范畴要给以制约的问题。
第三，公共政策须保证成本信息真实公平的实现。现实中，对成本信息真实性的破坏还是有着比较强烈的诱发动因的。公共产品价格以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模式，客观上存在着成本被操纵、成本信息被屏蔽的厂方动因。如，一个直接获取高额利润的方法就是虚报成本从而抬高行业产品定价。再如，公共政策中约定了价格上涨的前提是成本的不断上扬，垄断企业就有把各种不合理费用纳入行业成本信息的动力，形成成本推动价格，价格带来利润，利润又支撑成本扩张的反复过程。如果没有可行的公共政策保障，公众将不得不接受垄断行业中各种生产要素的高成本，使政府价格决策的基础来自不公允的成本核算。
第四，成本真实的义务应当有法律保障。既然是被特许方的要约义务，公共产品成本信息的真实披露就需要法律给以约束，以保证消费者委托厂商生产的委托代理关系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执行。厂商接受政府许可进行公共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就意味着厂商已经接受了关于公共产品成本价格等要素的约定，不可以在成本信息上进行操纵或屏蔽。
第五，政府的受托责任应在成本监管中实现。从特许经营的授权来源看，公共产品成本监审是地方政府的受托责任与行政作为。在公共产品的定价过程中，地方政府并不只是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价格仲裁者，而首先是消费者的受托者，因为公共产品生产销售的前提是消费者委托政府给予厂商经营特许权。
在许多地方，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生产投资者的传统角色尚在，成本上升也符合地方政府的管理部门作为投资者与生产者的自身利益。成本上升，价格提高，政府补贴下降，间接增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盘子，赢利的公用事业也得以作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些都是地方政府业绩评价中得分的指标。然而即使这样，作为公众的消费者获得公平正义的产品供给的利益，还是高于其由政府代表作为投资者的利润回报，两者比较，公共政策的选择应当保证前者。政府的受托责任也应该是力求对前者的尽职，即垄断性公共产品行业成本信息须向全社会充分披露。
在真实的行业成本信息支持下政府特许的价格，包含了公众对垄断企业利润的认可，这样的利润是对投资者合理回报的权利约定，也是对经营者劳动的合约遵从，消费者可以心平气和地放行，政府、企业、公众都将成为社会和谐的参与者、贡献者。（周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时评：贪官抄袭悔过书根源在官话套话传统
安徽厅级贪官涉嫌抄袭悔过书 图/高赞民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涉嫌贪污、受贿案日前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长达4页的悔过书，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然而，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2007年5月29日《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多有类同，有好几处几乎是原文照抄！(《检察日报》9月4日)
犯了那么多法、贪了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坏事，竟然最后连站在被告席上几句对人民的忏悔也抄袭别人的，贪官这种荒唐、可笑、可鄙的虚情忏悔表演立刻激起舆论激烈的批判。
有人批评说，连忏悔都抄袭，这说明贪官的忏悔极不真诚——指望贪官有真诚的忏悔？这种期待未免太天真了。说实话，无论贪官如何老泪纵横，如何捶足顿胸，如何解剖自己，我从未相信过他们忏悔的真诚。中国本身就缺乏忏悔的传统和文化习惯，缺乏宗教感、神秘感和敬畏意识的“忏悔”，不过是一种形而下的自责和自贬，一种乞求谅解的姿态。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老泪纵横的忏悔，不过是为得到宽大处理而装出的一种姿态，所谓的认错，不过是东窗事发后的一种道德投机。忏悔这张画皮后的灵魂之中，包藏的不是对党性、真理和阳光的敬畏，而是对刑场和死亡的恐惧，是恐惧死亡、恐惧牢狱、恐惧刑罚而做出的“伪忏悔”。
有人批评说，问题可能不在忏悔书的抄袭，而在于贪官腐败路径的千篇一律，忏悔自然也就大同小异了，无非是“法制观念淡薄”、“忽视了世界观改造”、“在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我伸出了不该伸的手”、“忘记了自己是个党员领导干部”之类——这个角度的批评有点靠谱。确实，那些贪官的贪腐之路如出一辙，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有新意的忏悔书来？
中国某些领域的腐败所以如此严重，并非缺乏什么花哨和高深的制度创新，而是缺少对一些基本的制度架构，缺乏对“公权集中必然导致腐败”这个常识起码的尊重，缺乏分散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权力的基本安排。如此，贪官的腐败手段和堕落路径也就不会有什么新意了，情节非常简单，原因大都一样。去年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上，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发表演讲称，目前中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业特点越来越明显，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等行业和部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种腐败路数还用得着经验来总结吗？有了某地交通厅长连续三任情节相同的前腐后继，他们的忏悔书哪能不一样。说安徽贪官张绍仓抄了四川贪官朱福忠的，还不知道朱福忠抄的谁的？腐败可以复制，忏悔书也就可以复制了。
贪官忏悔书互相抄袭，我想问题根本还不在腐败趋同上，而在于官话套话的传统。说贪官忏悔互相抄袭，想想看，不少未落马官员的各种讲话不也在互相抄袭吗，官话套话车轱辘话就那些，不抄也难。想想这些年流行的那些贪官忏悔书，从李纪周的“这些年来由于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到胡长清的“根本没有认真领会中央领导许多重要指示”，再到李真的“忽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使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这哪里是在忏悔，分明是在主席台上向下级做报告，延续着他们在位时讲话的官话套话风格，延续着那种居高临下指示的感觉，于是就有了一套“地狱门前官话”的忏悔体。
官话套话就那么多，大家都得忏悔，大家都想借忏悔减刑，于是看起来就好像是互相抄袭的了。
明明是地狱门前的官话套话，明明是虚情假意的东西，明明是互相抄袭，可有些地方竟然真把贪官的忏悔当回事，把它拿出来当反腐教材预防犯罪：将贪官们落网后的忏悔书编订成册，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内部教材在广大干部中分发传阅，以思想教育反腐。现在看来，这种手段，实在太过善良。（曹林）
多一些“仰望星空”?少一点“关心脚下”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的诗作《仰望星空》。温总理在题记中写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开学之际，温总理发表诗作，寄语学子，其中深意值得我们反复体味。我想，“仰望星空”，就是追随“那无穷的真理”，就是热爱“那凛然的正义”，就是让心灵栖息于“那博大的胸怀”，就是让“那永恒的炽热”燃起“希望的烈焰”。理想，信仰，责任，热忱……这些只有在人们“仰望星空”时，才能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莘莘学子乃民族之未来，自当多多“仰望星空”，勇敢承担起民族和国家赋予的使命。
这两天，各地高校陆续开学，新生的到来让校园一下子活跃起来，那年轻的笑脸，那蓬勃的青春，让人羡慕不已。然而，媒体的另外一些报道却让人感觉到一丝隐忧——不少学生太“关心脚下的事情”了。比如，有的在开学之前，便在家长的带领下，会见相关人士，打造人脉关系；有的则由父母托关系，希望在一些学校组织中任个“一官半职”；还有的提出了许多“切中要害”的问题：校团委和学生会哪个更有前途，哪个老师给的分数高，评奖学金是看成绩还是看混得好，如此等等。这些新生的“成熟”，出人意料，甚至有点令人不寒而栗。他们似乎看不见“星空”有多么美，而只关心“脚下”的位置是否踏实；抑或即使有人告诉他们“星空”有多么美，也激不起他们太多的热情。这无疑应该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关注。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社会之中出现的急功近利的心态、老于世故的处事方法以及庸俗的人生观念，如何就轻易地传染给了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家庭、学校的教育方式本身是否就剥夺了年轻人“仰望星空”的权利？一些教育制度的设计是否太专注于“脚下的事情”，而令人无暇“仰望星空”？年轻人的成熟有一个过程。但当这种“成熟”来得过早时，社会应当警惕。无法想象，如果连稚嫩的小学生都互相交换名片，论资排辈，花钱雇佣“跟班”时，人们还能为他们的“懂事”而沾沾自喜吗？一个人的所谓“社会化”，并不是“庸俗化”，而是他的心智真正健康、成熟，适应社会的发展。
“星空”是美丽的，需要我们真正静下心来仰望。也许，我们脚下的事情很多很多，但这样的事情做得再多也代替不了对“星空”的仰望。衷心希望我们的学子乃至整个社会，都能够多多“仰望星空”。（钟一苇）
冰点时评：用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补偿民生
图表：我国当前副食品价格有关情况 新华社发
物价依然在上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毕井泉近日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有可能高于7月。而7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5．6％，涨幅创下1997年3月以来的新高。
另外，毕井泉还透露，截止到8月底，36个大中城市猪肉（精瘦肉）价格同比上涨70.3％；8月份部分粮食价格环比7月份也略有上涨。
从今年前7个月的物价涨幅来看，虽然食品价格上涨在其中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就此而言，目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但3．5％的涨幅还是超出了年初的预期，给民众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和困难群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
可以预计的是，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物价上升的长期通道中。当前，虽然各级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缓解物价上涨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基本属于应急型的，只能解困于一时，无法应对物价长期上升的趋势。因此，必须探索一种机制，当物价上升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时，能够自动熨平这种影响。而从目前来看，从垄断企业的超额所得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民生，我认为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垄断总是以剥夺消费者剩余因而是以国民福利的受损为代价的，中国的垄断更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垄断一般是行政垄断，垄断行业和企业的超额利润并不是靠其劳动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多半是因为拥有资源和政策性提价，但由此形成的超额利润也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或福利。近年来，很多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根据中石油的半年报，今年上半年中石油股份公司职工工资增涨了三成。因此，垄断企业应该拿出自己的部分超额利润回报社会，为国家纾解困难群体的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垄断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也有能力这么做。刚刚揭晓的中国企业500强显示，国企占到500强企业近七成的比例，其营业收入占去年GDP的比例高达75％，其中前10名垄断国企的营业收入约4．5万亿元，占去年GDP的比例超过1／5，单中石化一家，营业收入就高达1．064万亿元，占去年GDP的比例超过1／20。
但是，垄断企业自己不会这么做，这就必须利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建立一种机制，将垄断企业的超额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转移支付。具体来说，可以从垄断性、资源性行业政策性提价和政策性加价所形成的超额利润中，提取价格调节基金，专项用于对受价格改革影响较大的低收入群众和弱势行业实施价格补贴。这项制度建立后，不仅仅只针对物价上涨，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形成一种“价格调整、利益调节、合理补偿三位一体的价格改革良性循环机制”。其实，一些省份比如山东，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利用垄断超额利润进行价格补贴。当然，这不意味着垄断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就合理合法，更不意味着垄断不需要打破，而是在现实条件下的一种有益选择。
必须看到，垄断补贴低收入群体，只是缓解中国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应对持续的物价上涨的一种方式。对困难群体而言，更为基本的，是要有稳定的就业，并提高其工资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机制。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除此外，再分配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逐步提高垄断企业上缴利润给国家的比例，并建立国企向国家分红制度。这不仅可以强制分享垄断利润与垄断利益，也为再分配体制的建立提供“源头之水”。通过再分配体制，把垄断企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使之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向改善公共服务倾斜，从而，惠及全民。
月饼抵工资?农民工咽得下吗？
漫画：李晓宜
中秋节将至，很多单位会给职工发月饼，在河北省会长安区一建筑工地上辛苦工作了几个月的农民工们也领到了几张月饼票，但月饼并不是作为福利，而是用来代替工资的。(9月6日《燕赵都市报》)
农民工权益受侵犯，形式真是“多种多样”。在中秋来临之前，河北省会这家工程建筑公司给农民工发月饼，好像充满温情和关心，但以月饼抵工资，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种“好心”让人难以接受。
我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以月饼抵工资，显然是违反《劳动法》和劳动监察有关条例规定的。
再就是，农民工需要吃那么多、那么贵的月饼吗？据悉，这家建筑公司给每位农民工发了5盒月饼，每盒抵418元工资。农民工多为单身汉，中秋节也未必回家，这5盒月饼怎么消化是个大问题。对一般城市家庭来说，吃月饼也许是很自然的事，可对广大农民工来说，由于收入低，吃月饼仍然是项不菲的消费，需要精打细算。而每盒月饼的价格是418元，价格这样高的月饼，农民工能吃得起、咽得下吗？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理应受到尊重和关爱。但遗憾的是，农民工权益受损的情况在许多地方屡屡发生，以月饼等物品抵工资就是常见的侵权形式。对于这种明显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劳动监察部门不应坐视，应该主动负起监察责任，为农民工讨回公道。（孙仲）
改改“预约式”检查时下，各种检查考核活动众多，关于在检查考核活动中弄虚作假的报道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稍加分析不难看出,弄虚作假者目的不外乎两条：或为了骗取政绩，或为了敷衍过关。凡此种种，除了主观上有弄虚作假之心外，还与客观上有弄虚作假的时间要件，即上级有关部门“检查”未动、“招呼”先行有关。一些官员们为了显示对所检查考核工作的“重视”，免不了要借机造势，提前“预约”，进行轰轰烈烈的“大检查”，以求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
这种“预约式”检查，看似节省了检查时间，加快了检查进度，但明显弊大于利。因为有足够的“时间差”，这就给工作不实、问题多多的单位提供了弄虚作假的机会。时下，一些地方的领导不太注重“平时”的基础性工作，却很擅长“迎检”之类的活动。当上级检查搞“突击”时，下级也就只能以“突击”应对；你只看“局部”，我就给你看“局部”；你只看“一时”，我就给你看“一时”。在经过精心准备后，一切不合规定的地方都被安排整理得妥妥帖帖、天衣无缝，检查考核组看到的往往是经过精心安排与打扮的场面。就这样，上边一次次检查，下边一次次作假，诚实善良的人们无不切齿痛恨。
上级部门对下级单位进行检查考核，目的在于对基层进行监督和指导，帮助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而，由于“如此这般”，便走了过场。像这样的检查考核，不仅达不到推动工作的目的，还助长了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败坏了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其危害远远不止于检查本身的形式主义与劳民伤财。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实行的以“预约式”为主的检查考核确有改进的必要。
建议有关部门在检查考核时，取消“预约”式的打招呼。多搞些“随时检查”、“随机检查”和微服私访，使基层失去“迎接”和“伪装”的机会，使“检查”不会成为“简查”，“验收”不会成为“宴收”。这样做可能难免会让基层露点丑，丢些面子，但只要知耻后勇，变压力为动力，最终受益的还是绝大多数老百姓。检查者离“真实”近了，被检查者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才会逐渐减少。果真如此，老百姓定会夹道欢迎。(杨明生)
时评：情妇团队告倒贪官反映了哪些现状？
由十一名女性组成的中国最不光彩的群体——情妇团队，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最后把她们曾经利用、依靠、仰仗过的贪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告倒。这是媒体报道的一条最近的反腐新闻。
对于广大读者和网友来说，这个省级政协副主席的腐败劣行，或许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了。此人像所有的贪官一样，无非是利用过大的权力，不受监督地捞取不义之财，损害公共利益。
有点意思的是，这个在宝鸡市任上为所欲为的官员，不是被机构齐全的纪律检察机关盯上，不是被无所不在的新闻媒体披露，也不是被基层干部和老百姓告倒，而是堡垒从内部攻破——事情败露在情妇团队的手里。在中国的反腐历史里，这确实又是十分难忘的一笔。
一个劣迹斑斑的官员，当市长、当书记，心思花在腐败堕落上，权力为众多的情妇所用，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害以亿万元计，当地群众早就将其称为“庞衙内”、“拉链市长”。这样的人，为什么一直稳戴乌纱帽，为什么还能被提拔重用？显然，没有一个腐败的温床，没有一个腐败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官员包情妇是道德堕落，利用权力为情妇谋利益就触犯了法律。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按理说一经露头，就会受到密切的注意，就会暴露在监督机关和媒体的视线里。而庞家钰所在那个地方，在至少八年的时间里，监督的机器基本失灵，人民的喉舌基本失声。正因为如此，他才可以呼风唤雨，组织情妇团队，把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水利工程交给情妇们去瓜分，把老婆和子女送到国外去避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不仅如此，当这个贪官年届退休时，他的上级又将他安排到政协领导岗位上，让这样的人去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这样的黑色幽默不是充分反映出某些地方是非不分，言路闭塞，贪腐成常态的现状吗？
胡锦涛同志在今年的两会上告诫干部要有三种意识，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忧患意识。官员腐败、监督失灵，带病提拔、官官相护，言路不畅、民主淡薄等等，正是需要加强忧患来解决的官场疾病。这种官场病为人民群众所痛恨，严重阻碍和谐社会建设，假如还是就事论事处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去寻根究源、花大力气治理，国家和人民恐怕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建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