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粮食经济和粮食贸易
（1953-1995）
粮食贸易概况观察
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制度背景和贸易决策程序
决定因素和数量分析
几点总结性评论
20世纪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粮食进口国，20-30年代进口高达200-300万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是粮食（特别是大米）的净出口国。
然而到六十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成为了粮食净进口国。
八十年代，中国平均每年粮食进口量为900万吨。另外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净出口和净进口地位上多次改变。
——粮食贸易从不同方面成为研究和政策议题（潜在需求量、贸易方向和数量改变等）。
由于受经济环境、制度和政策因素影响，新中国粮食贸易经历了多次巨大变动。
第一阶段：净出口时期
（50年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大规模粮食出口。出口量从1950年122万吨增至1951年200万吨。到50年代中后期，年平均出口量一直高于200万吨。主要是大米和大豆的出口，占1953至1960年粮食出口总量的83%。这一时期粮食进口量一般较少。工业化初始阶段急需外汇注入，粮食净出口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估计，这时期粮食净出口所得外汇占国内总出口所得外汇的12%——19%。

第二阶段：饥荒和恢复时期
（1960年——1965年）
1959至1961年饥荒，同时标志中国粮食贸易转折点：从50年代粮食净出口国转变为饥荒后的粮食净进口国。从1960/61年开始，只得大幅度减少出口并同时大幅增加进口。
这段时期粮食平均年进口量为590万吨。进口主要为小麦，占粮食进口比重从1961年的约2/3上升至1963年的93%，且在1965至1966年间有了更大涨幅。据估计，这段时期粮食净进口所需外汇支出占总进口外汇支出的13%。
第三阶段：大米换小麦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斗争和极左派意识形态盛行，但是在粮食贸易政策上却采取了务实的政策。表现为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结构特点，发展了大米换小麦贸易模式。
背后经济原理是国际粮食市场上大米价格通常为小麦的两倍，但是两种粮食作物每物理单位所含热量相似。这一时期，中国在实物量上仍是粮食净进口国，年均进口量约为220万吨，然而进口额几乎与出口额相等，在外汇价值量上使粮食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
第四阶段：政策调整时期
（1977年——1984年）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粮食进口的巨大涨幅。粮食净出口量在1977至1982年六年间连创新高。进口总量于1982年升至最高——1600万吨。正是粮食进口的大幅增长使得中国成为国际粮食市场中的重要一员。
第五阶段：剧烈波动时期
（1985年以后）
首先是粮食进出口的剧烈波动，其振幅远高于前段时期。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间的角色转换。
80年代前期粮食产量急剧上升，使我国1985年成为粮食净出口国，这是自1960年以来第一次。
同年（1985年）国内粮食大量减产，使中国在1987至1991年再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大国。
1992年至1994年间，中国又一次成为净出口国。
然而到1995年，粮食出口锐减至近乎为零，而进口又创2000万吨新高。
但是近年我国再次成为净出口国。
——不到20年间，净贸易方向改变5次之多。
经验观察提出的问题：
1）60年代初成为粮食净进口国，主要原因显然是1959-61年饥荒。但是1959年粮食产量锐减，为什么没能在1959-60年净进口粮食，反而出口大量粮食？
2）1965年后粮食产量已恢复至饥荒前水平，为什么没有很快恢复50年代粮食净出口国地位？
3）70年代末80年代初，粮食产量已随着经济改革而大幅度提高，然而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粮食进口量却剧烈上升？
4）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以后，粮食贸易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时期？
粮食贸易制度安排特点
改革以前，对外贸易完全由政府垄断。进出口计划由政府制定，对外贸易部代表国家进行管理，专业外贸公司实施进出口事务。粮食贸易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负责。
与其它行业和产品相比，粮食贸易垄断程度更高。两个事实：第一，尽管在70年代末大多数商品对外贸易已被放开，但是，粮食贸易在进入WTO以前一直被国有贸易公司所垄断。第二，政府最高部门参与了粮食进口计划的制定。

粮食贸易的决策程序
很少有关于粮食进口的政策制定过程的记录。通过采访相关政府官员和研究员，可以看到80年代后期有关决策的大致程序。涉及这一过程部门名称和其它细节不同时期所有变化，但基本原则具有某种稳定性。
第一阶段，为粮食贸易准备计划草案。一般由商务部粮食局综合部门负责，主要依据国内粮食供需平衡表信息。对外经贸部门通过提供国际市场形势信息，也参与计划草案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计划草案提交国家计划委员会，从宏观经济角度审察计划可行性和适当性。两个问题会受到重点评估，一是不同部门对外汇资源存在竞争性需要，计委需要从外汇分配角度加以评估。二是粮食进口通常需要政府补贴，因而还需要从预算角度加以考察。
第三阶段，计划初稿由计委、商业部、外经贸部呈报国务院，在国务院例行会议上做最终审批，也可能在年底召开的国家粮食工作会议上讨论并做最后决议。
经国务院审查批准后，对粮食进口最终决定将送至外经贸部，作为指令性计划下达给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执行。
90年代前期发生某些变化。例如，为打破中国粮油进出口垄断，引进了配额分配体系。其他国有公司经配额分配体系的许可，有权从事粮食贸易。第二，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粮食储备政策，在稳定粮食市场中扮演积极角色。因而于1991年建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局。这个新机构已积极致力于粮食贸易政策的制定。
可见决策过程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年度粮食计划框架；二是高度垄断；三是政府高层部门直接参计划形成过程。
进口数量决定因素及其特点
影响粮食进口因素可分三组。第一组是所谓结构性因素，如相对成本，国际市场价格，外汇可获得性。
第二组因素包括国内粮食产量、人口和收入增长、粮食库存变动等因素。解释发展中国家粮食贸易模型通常要考虑这些因素。
第三组因素是特别与中国粮食进口有关的两点考虑。一个是中国贸易官员所说的“调剂品种余缺”，如进口小麦和出口大米。另一个是国内运输瓶颈和相对运输成本。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国内运输系统存在问题和缺乏效率，如上海、天津这样的港口城市如果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比从内地粮食赢余省份进口还要便宜。
许多可能影响粮食进口的因素，各自相对影响力不同。由于我们考察时期粮食进口绝大部分用于直接消费（小麦），而很多年份国内粮食消费水平一直在很低温保水平上，国内供求无疑对粮食进口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问题在于国内粮食经济和贸易变动如何联系？国内粮食生产是如何影响进口政策？年度粮食进口计划者如何对粮食供求加以评估？国内粮食供求形势的指示信号是什么？这一信号是否可靠？
成熟市场体系下应有一个自然答案：粮食市场价格是反应供求关系变动的信息，可以供计划制定者参考。然而，在样本时期，中国国内粮食部门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因而，国内粮食供求影响贸易方式，受到粮食部门制度政策安排的关键影响。
国内粮食经济最重要制度特征是粮食统购统销。在这一制度下，国内粮食经济被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政府部门，包括对非农业人口和部分农村居民粮食供给，由于这一供给主要对象是城市非农人口，又称为城市粮食部门。另一部分是给农村的农业人口，所以又可被称为农村粮食部门或非政府粮食部门。
国内粮食经济两部门划分对理解粮食贸易变动有重要意义。由于政府部门直接对城市部门粮食供求关系直接负责，因而这一部门粮食供求变动，为计划者提供了一个判定国内整体粮食供求关系的非价格信号，这一信号应当对粮食贸易变动具有更为直接的解释作用。
对这一分析思路进行检验，设计一个统计模型，假定因变量“粮食净进口量（NIM）”由四个解释变量决定：
一是政府每年粮食购销差（GX），表示城市粮食部门供求关系指示器。
二是上年国内粮食产出增长（PRO），它可以反映国内整体产出水平。
三是粮食贸易调整滞后变量，例如跨年度贸易合同可能使贸易调整滞后，用净进口滞后一年（NIMt-1）表示。
四是趋势变量（TRD），刻画人口、收入增长等趋势性因素对粮食贸易影响。
不能提供一个全面性粮食贸易计量分析，而仅是为了测评各种重要因素关于粮食贸易影响的分析性假说。基于我们的理解和假说，GX和PRO对粮食进口有着重要影响。
表9.2报告计量分析数据；用常规最小二乘法方法估计；结果如下，括号中表示估计系数统计显著程度的t值：
NIM = 0.20 - 0.13 GXt-1 - 0.16 GXt-2
(0.24) (2.04) (2.47)
- 0.22GXt-3 - 0.09PROt-2
(3.03) (2.80)
-0.06 PROt-3 + 0.15Trend + 0.45NIMt-1
(1.94) (3.60) (3.84)
各变量估计系数符号与理论分析预测具有一致性，模型解释净进口变量约八成波动。GX的三个滞后项（GXt-1，GXt-2，GXt-3）估计系数都很显著。PRO两、三期滞后项估计系数显著，但一期滞后项不显著，说明粮食进口对国内整体粮食供求反应滞后期更长。

对我们考虑的主题来说，统计分析结果支持了制度因素对进口决策重要性假设。
粮食进口并不只受粮食总产出变化影响，而且还受政府贸易部门购销差（GX）的影响。
GX估计系数绝对值远大于PRO系数，意味着与垄断销售相关的政府购买对粮食进出口的决定程度远大于粮食产出的整体形势对影响程度。当政府购买量达不到所需销售目标水平时，政府不得不增加进口粮食以维持供求平衡。
有助于解释前面提出的几点问题：
第一，1960年为何大量出口？
尽管1959年粮食产量骤减，但是当年政府还是从国内征购了6412万吨粮食，这是1950-81年间最多一年，并有1155万吨粮食剩余，这也是1950-81年间最多的年份。由于贸易决策主要对城市部门供求作出反应，所以1959-60年净出口达到高峰，并伴随最具破坏性大饥荒。

第二，60年代没有恢复大量净出口？
统购统销体制两个目标：从农民那里获得尽可能多低价粮食，同时在农村保留满足农业人口最低需要粮食。饥荒说明这两个目标内在矛盾及其潜在可怕后果。这场悲剧表明，尽管政府采购目标没能完成会引发一些困难，然而“成功地”采购过多粮食将会更加危险。经过这一课，国家不得不调整政策，包括限制征购量，较高议价购粮，农民获得自留地等等。
但是城市部门需要仍要满足，因而尽管1966至1976年间，人均粮食产量已恢复至50年代水平，国有粮食部门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因而不得不继续进口粮食。但是为了在粮食进口上节省外汇支出，发明了“大米换小麦”贸易模式。
第三，70年代末80年代初，粮食产量已随着经济改革而大幅度提高，然而粮食进口量却剧烈上升？
仍主要由国家粮食部门供需缺口造成，但具体原因与1959-60年根本同，而是与70年代末农业改革政策有关。为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粮食生产，国家将原先政府强制采购的份额削减了20%，在1979至1983年期间，从3775万吨减至3032万吨。由于对改革增长效果没有人事先判断，所以政府部门粮食供求缺口扩大，需要通过更多的进口来填补。结果，政府于1980年同国际市场上几个主要粮食出口国签署了粮食协定，以保证在1984年之前，外国对中国每年超过1000万吨的粮食供应。
第四、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以后，粮食贸易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时期？
一是市场机制被引入粮食部门，二是经济市场化以后宏观经济波动加大，三是政府仍然对粮食流通贸易实施干预性很强政策。
粮食供求本身存在周期变动形态，对宏观经济波动“超调作用”也会放大供求波动。由于政府承担干预功能，相对过剩时国有粮食库存加大，需要通过出口来消化；紧缺时库存减少和舆论压力，国家通过增加进口来应对；结果导致贸易波动放大甚至方向改变。
进一步看，国家贸易调节仍然具有时间滞后性，实际上间接地放大了供求波动，导致贸易波动加剧和频繁方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