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和制度因素的重新关注及其思考  研究生产关系和制度因素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但在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曾一度被排除在外。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对制度和制度中人与人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当代经济学中有重大影响的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曾几何时，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关系和制度比较当作其研究对象和目的，但近年来，生产关系是否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遭到我国经济学界的质疑，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广泛的讨论，而这时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生产关系和制度因素在经济学研究中受到重新重视。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引发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 一、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和制度因康研究的发展过程 “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是重商主义者最先提出来的，其含义是指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财富增长作为研究对象，但真正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而研究广义生产关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确立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斯密影响历史进程的巨著《国富论》的主题是研究国民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他认为国民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几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时，斯密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经济学家和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研究经济问题的首要任务是用理论的力量冲击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封建制度，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认为个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在斯密那里，生产关系和制度因素(财产私有制，自由放任和政府不干预经济等制度背景)与生产力诸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自斯密以后，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逐渐向两个方向发展。 萨伊、边际效用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所代表的方向是把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抽象德．在假设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前提下，研究人与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萨伊作为亚当·斯密学说的系统化考，他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的科学”，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三分法。 斯密之后代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方向的是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和马克思。李嘉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突出贡献就是对分配问题的关注。李嘉图生活的时代，是英国资本家通过产业革命开始巩固其地位的时代。产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但也改变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李嘉图需要解决劳动产品如何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问题，以消除挫伤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探索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条件和途径。因此，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原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可见，李嘉图研究各阶级的利益分配问题，是以经济增长的生产关系及制度背景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的。 约翰·穆勒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他实现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他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比前人更进了一步．因为穆勒生活的时代让他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本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生产，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财富的巨大增长，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却得不到最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的收益几乎与劳动的多少成反比例地增加。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允许他置社会问题于不顾，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完美无缺。他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与分配的规律的。”并且把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置于不同的位置。他认为：“财富的生产规律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是物理的，这取决于物质的性质，这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政治经济学不研究这些，而只是予以默认，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制度，道德，心理和人的本性，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像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他也认为财产私有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社会基础。他又说：“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因为某一社会中财富分配方式取决于该社会的法令或习惯”。他认为私有制未能达到其最佳状况，他希望不是颠覆私有制，只是改良它，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能享受它的利益。穆勒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和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营养，形成了一套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中心，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序言中明确指出：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的社会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除了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外．人与人之间也相互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从事生产。为了从事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的联系和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性质而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生产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原因，不应从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自身去寻找，而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双方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从而最终决定生产的目的是为谁的利益进行的，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一个社会基本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劳动与生产资料分离决定了资本家要组织企业进行生产，必须要通过购买劳动来占有劳动，使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表面看来，工人为资本家干活，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二者是平等的交换关系，没有剥削，但马克思根据劳动价值论，剥去了这层外衣。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劳动者如果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就得不到生活资料，就无法生活，因此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接受资本对自己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占有社会劳动的大部分成果，这是极不公平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进行，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阻碍着劳动者阶级利益的实现，从而束缚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改变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生产关系还是通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关系所显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它存在于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是经济运行一般的经济关系，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本是利益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整个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各阶级的利益关系作了全面的剖析。在第一卷，马克思主要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剖析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第二卷则考察了资本主义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第三卷在第二卷的基础上，对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进行考察，分析产业资本家之间、产业资本家与货币资本家之间、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共同瓜分雇佣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各个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整体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无论是直接生产，还是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是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参与瓜分剩余价值，他们对剩余价值——利润的最大追逐，促使他们无限地扩大生产，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能力而采用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达里，马克思实际上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促进效率起着重要作用。但就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而官，马克思更多地关心社会的公平问题。 从19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一段沉寂后，迎来了发展的另一段新时期，不过达时的政治经济学已被“经济学”达一名称所代替，“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从人与人的经济关系转到了稀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已得到确立，已形成的生产关系也相对比较稳定，研究生产关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另外，由于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生产的发展，资源稀缺和资源过度使用并存，从而使经济学研究的使命转移到寻求解决合理配置资源的方法上。因此，边际效用学派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了以均衡价格理论为中心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 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的研究是在假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为既定即认为制度给定、交易不需要成本、产权能被有效界定和信息完备的前提下来分析资源配置的，他们只研究既定市场特别是完全竞争的理想市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而不研究其他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这使其理论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 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政治经济学和[或]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从批判新古典理论的非现实性出发，抛弃了制度给定的前提，引人新古典经济所忽略的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政府干预等因素，专注于当经济主体面临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后的经济行为，说明制度安排和产权配置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使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得到了一般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是从关注经济运行效率的角度研究制度的，他们强调的是私有产权制度最符合效率优先的原则，认为私有产权更有利于经济的有效增长。 二、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和制度研究的简单回顾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矛盾，尤其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根据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应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传统政治经济学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界定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并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证明这种生产关系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它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有无比的优越性。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多年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公有制的建立并没能更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础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此无力作出解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西方经济学大量引进，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人们逐渐看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围绕着“生产关系是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错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今后政治经济学应该转移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制度背景既定的前提下，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建立一个以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然而更多的学者受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丰富了他们的理论．他们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财产所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条件是一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离开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条件而谈经济发展是空谈发展，不探索适宜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就得不到推动经济进步的源泉。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一场历史性的制度创新，其实质就是变革不适宜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行为方式，推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现代化。在这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当中，中国经济学不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生产关系和制度变迁的要求，中国经济学将没有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因此受到制约，因此，对生产关系和制度因素的研究再次受到重视。 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研究重新重视引起的一些思考 中国经济学重新重视生产关系和制度因素的研究，虽然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和制度比较作为其研究对象和目的有极大的不同，但这一变化却引发人们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问题的思考。 首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是中国经济学首先要明确的。经济学研究的最终日的是要揭示经济发展规律，从而指导人们按照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去进行经济活动，以促进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经济学说史上，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为了这一目的，根据当时不同的社会情况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因而他们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生产关系，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各种资源在技术上的最优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条件，这部分的经济学家把研究的对象放在了人与物的关系上。不管怎样，经济学研究最终都服从于揭示经济发展规律，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这一目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这并没有锗，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为研究生产关系而研究生产关系，片面理解政治经济学曲研究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谈论生产关系，致力于分析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使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当然不能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学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目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除贫富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希望市场能促进经济发展，使中国富强起来。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出现了研究发达市场经济理论的热潮，经济学研究转移到了以稀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上，这也没有错，因为资源稀缺及其有效配置是任何经济社会都要遇到的问题。但完全撤开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并认为这种淡化生产关系研究的观点是符合邓小平理论的，这是片面和极端的。离开生产关系和制度背景研究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就无法解释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这样的经济学同样不能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应该包括研究生产关系及制度环境与研究资源配置及经济运行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的理论，而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经济规律，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其次，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方法和方法论的创新。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证明，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都是方法和方法论的创新，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之所以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方法论上做到了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折、逻辑演绎与经验归纳的结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均在于把从大卫·李嘉图和倍姆斯·穆勒开始的抽象分析法变革完成并推向极端，它从制度给定、交易不存在成本、产权能被有效界定和信息充分等一系列假定出发，运用最大化、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一方面对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些方面和一些问题作出了有效解释和科学的描述，另一方面又远离了经济生活的现实，因而陷入了危机之中。人与人的生产及交换关系在当代经济学中重新受到重视，是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来改造新古典理论，使新古典经济学得到了一般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从方法论上看，就是由于其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方法论成果的基础上，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假设，发展了交易费用分析，制度(特别是产权)因素分析和信息不完备分析等方法，使之与真实世界更为接近，也有了更大的适用范围。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危机也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危机，其理论上的谬误都有其方法论上的根源。许多人认为，传统经济学的错误在于过分注重生产关系的研究，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谬误，并不是因为研究了生产关系，而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没有从现实的经济现象出发，而将马列经典作家得出的结论当成我们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无法克服的矛盾，得出这种生产关系会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呼唤新的生产关系的结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则以这个结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一定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首先要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公有制就成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出发点。任何一个理论经济学都首先有自己的假设前提，然后才有自己的演绎过程和逻辑推理。假设前提是指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无须证明的事实，经济学家将之抽象出来，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从经济活动中的个人、个人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即理性行为假设出发。离开了经济运行中人的行为，离开了人与人的生产交换及他们的经济关系，就不能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每个经济当事人按照经济理性行为和决策的现象给予有效的解释。另外，传统政治经济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前提，在方法论上与新古典经济学所犯的错误相同，都是假设制度给定的前提下进行逻辑推理，并带有校直的规范分析偏向。中国的经济学要现代化，可以也应当不断地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吸取营养。例如，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出发，以每个经济行为主体理性行为假设作为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和前提，才能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已发生和未发生的问题作出有效曲解释。又如，注重实证分析，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和经济现象出发，认真观察分析，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建立模型，提出假说，然后定量检验，对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再如动态分析，重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过程分析等等。 第三，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迫切需要中国的经济学对生产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国已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经济的发展固然取决于生产力各种要素在技术上的组合，但经济发展最终取决于对人的激励。在我国，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去发展生产。在这方面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给了我们启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的原因，而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保证从事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得到的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西方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变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生产关系变革。在此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对中国来说，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确实有着重要性和特殊性。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西方的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都得出了许多谬论和似是而非的结论。为什么?因为西方经济学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制度为背景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也相对较稳定。西方经济学是在成熟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涉及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与人的关系。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而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人与人之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关系还未形成，一些既能约束人们对自己无效率的行为和决策又能激励人们员大限度地努力从事生产活动的制度条件还未建立，因此，生产关系的研究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中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对资源配置效率和收入分配公平有很大的影响。效率固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追求的目标，但如果不能兼顾公平，将无助效率的提高。在许多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特别是财产所有权关系是决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为在生产关系已得到确立特别是财产所有权关系明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责任关系得到理顺，人们会凭借其财产所有权占有其利益，这样会激励社会成员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国民财富的生产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简单化为公有制十按劳分配，在公有制内部，全体人民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产权不清，人人都不会对生产资料负责；而按劳分配则搞成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造成一部分懒汉对努力工作的劳动者劳动的占有，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低效率的生产关系必须改革。 在不少人看来，改革生产关系或推动所有制改革意味着不要公有制甚至等同于私有制，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财产所有制关系的确关系着效率，但财产所有制关系也关系着公平，效率与公平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又是互相制约的。从微观角度看，一个人效率的提高需要他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则需要有一个他认为公平的环境。只有在一个财富分配公平的环境中，他才会努力地提高工作效率，因为他会获得与他的努力程度相当的收入。从宏观的角度看，一个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需要创造一个让大多数社会成员感到公平的环境，从而乐意工作，充分发挥积极性。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上虽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造成社会绝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苦难和不公乎的根源。在现实的中国，完全不考虑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必然会重蹈西方发达国家过去造成的贫富差距巨大和社会不公平的覆辙。因此，研究生产关系及所有制问题既要考虑公平又要考虑效率。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不应该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说的仅仅是公有制十按劳分配，而是要研究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冲破了30年来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的束缚，建立起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异军突起，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的成效举世公认。然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仍然久攻不下，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国有企业效率仍低下。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到目前经历了四个阶段：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及对国营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前三阶段的改革由于只是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利益分配关系上展开，基本上没有真正触动生产关系的核心，没有触动所有制，在国家所有制下，不仅企业资本所有权归国家，且企业资本的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分配权等各种权利都是由国家一个主体承担，企业难以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无人对国家的财产负责，国家作为所有者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不力，责任和权利失衡，国有企业乱而不活，既无秩序也无效率。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过程中，如何在保持公有制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遇到的现实难题和新课题。中国改革实践作了最好的回答：我国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不是国有制，国有制与公有制之间不是一个概念，在国有制和公有制之间还有很大的各种公有制的新形式探讨的空间。股份合作制就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而我国的经济学由于在研究上落后于实践*未能给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事实上，不仅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探索不同的公有制形式，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不断作出调整。近百年来，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未变，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私有制的实现形式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进行变更，生产关系的变更和每一种所有制形式都比原有的所有制形式为生产者提供更多的物质利益，从而不同程度地调动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资本主义制度要不是近百年来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改革以适应新的情况，缓解了各种矛盾，也不会取得那么大的物质成就。同样，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企业内部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利益关系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不同的所有制具体实现形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探索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效结合。在我国建立这样一种新体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在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从经济运行层次上找到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把生产关系调整和所有制关系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摆在中国经济学面前的任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不仅对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确立，而且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和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