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高经济增长率的几种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波动较大，但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很快。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4%。与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经济起飞时期的20年（1961～1981年）相比，中国的GDP稍低于中国台湾水平（此间台湾增长10.0%），与中国香港（9.6%）、新加坡（9.5%）增长率相当，高于日本增长率2个百分点。如果作同期对比，在1978～2003年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明显快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普遍低迷，而我国GDP仍保持了7%以上的速度。这一现实不禁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靠什么支撑长达2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高增长？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这意味着未来17年的我国GDP速度平均在7%以上，仍然是一个高速度。对于中国高经济增长率现象，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给出了种种解释。归纳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高储蓄率 　　储蓄是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情况下，高储蓄率对应高投资率。高投资率下的较多投资一方面直接扩大了需求，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意味着社会供给能力的增加。因此，投资也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研究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该模型的简化形式是：△Y/Y＝s×△Y/△K 　　其中：Y表示产出，△Y表示产出变化量，△Y/Y为经济增长率；s表示储蓄率；△K表示资本存量K的变化量。在模型中，假设了储蓄等于投资，而投资又等于资本存量K的变化量△K。△Y/△K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本可以增加的产出，即资本（投资）的使用效率。很明显，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90年代以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大体在40%左右。近年来这一比率略有下降，但也在38%以上。比如，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的2000年国民储蓄率为38.5%。这一水平较多地高于世界上一些高储蓄率国家和地区。1978～1999年，香港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2.8%，日本为31.3%，韩国为32.5%，台湾为30.6%。 　　二、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率相对比较高 　　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有过专门的阐述。霍夫曼根据一些国家的统计资料计算出一个系数，称作霍夫曼系数，并以此把工业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按照这个划分标准，我国80年代以来大体上处在工业化的第三个阶段①。 　　钱纳里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工业化阶段大约是人均收入200～3600美元的一个阶段②。其中：人均GDP在200～4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初始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DP在1500～36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后期阶段。我国人均GDP达到200美元始于80年代初期，此后人均GDP水平逐年增加，2002年接近1000美元。按钱纳里的划分，我国最近20多年来处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和工业化中期阶段。 　　贝尔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与钱纳里相近。他认为人均收入200～600美元对应的是早期工业化社会；人均收入600～1500美元对应中期工业化社会；1500～4000美元对应发达工业社会。 　　按照以上几个经济学家的划分标准，可以大致判断：我国自8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进一步地，从各国实践看，处在工业化阶段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比如，利用世界银行1997年各国数据计算，人均收入在200～5000美元之间的工业化国家GDP增长率平均水平约为4.9%，而人均收入在5000～10000美元的国家平均增长率为4.2%，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平均增长率为3.7%。由此看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率确有差别。 　　三、中国市场需求量很大 　　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短缺到相对过剩，即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由过去主要靠供给能力变为现阶段主要靠可实现的需求总量。需求越大，经济增长越快。 　　中国是一个潜在需求和现实需求都很大的国家，这一点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从消费需求看，城镇居民在走过以家电消费为主要热点的阶段后，正进入以住房、汽车、旅游、教育、保健等多个消费热点的阶段。根据国外经验，这一阶段的消费具有带动面宽、持续时间长的特征。我国农村消费相对滞后，总体上处在温饱向家电消费的过渡阶段。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消费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带动作用。80年代以来，投资需求除少数年份外，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反映了投资需求十分旺盛。投资重点涉及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设备更新、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如果在政策上不主动紧缩，强劲的投资需求还将持续较长时间。此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已形成了一个阶梯式的需求格局。这种格局虽有许多弊端，但对保持一个数量较大且比较稳定的需求总量是有效的。 　　四、外贸和外资的推动 　　部分国外经济专家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外贸和外资的大幅度增加，由此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外贸看，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依存度）上升较快。1980年为12.6%，1990年为30.0%，2002年为49.0%，2003年前3季度为62.8%。从外资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几年一个台阶。从80年代初期的一年1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现在的500多亿美元（2002年527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流入不仅增加了国内可用资金，而且带来了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五、体制因素释放的能量 　　中国经济高增长率是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主要表现在：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增大。在市场的引导下，企业竞争加剧，内在活力增强，新的供给和需求不断涌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市场激励机制具有可持续性，在一定条件下，它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使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一直呈快速增长态势，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公有制工业迅速壮大。 　　六、统计数据被高估 　　中国经济增长率被高估的观点在国内外有一定的代表性。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的是根据感觉；有的是根据一些典型报道，比如某地区某项统计指标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有的是从现阶段干部管理体制推断统计基础数据普遍存在水分；还有的是利用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部分统计指标来检验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等等。这些怀疑或许有些道理，但都缺乏充分的论据。因此，不能简单地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的准确性。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中国实际状况基本吻合，数据是基本可信的。 　　以上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个人认为，这些观点（除数据高估的观点外）确有一定的说明力，即中国高经济增长率与这些因素（观点）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仅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显然过于牵强。 　　高储蓄率首先遇到一个能否顺利转化为高投资率的问题，也就是说，高储蓄率不一定对应高经济增长率。日本情况就是如此。自90年代以来，日本储蓄率基本保持在30%以上（1990年为34.5%、1992年为33.9%、1997年为31.0%）。这一水平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储蓄率相差不大，但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却截然不同。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率多数年份在2%以下，有些年份还是下降的。 　　工业化阶段是推动一国经济加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世界上人均GDP处在200～5000美元的国家很多。虽然总体上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高于其他收入段的国家，但同处于这个收入段的国家，他们之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差别很大。 　　一个国家的需求量也有一个如何从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的问题。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潜力都很大，但由于各国具体国情差异较大，他们能够实现的需求和对应的经济增长率大不相同。 　　外贸和外资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主要在国内。计算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的贡献，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方法。一种简单的算法是利用GDP支出法等式计算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对GDP的贡献率。由于这种算法是建立在进口抵销国内生产的假设前提下，这一假设前提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中国外资规模与过去相比扩大很多，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达527亿美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相当于约4300亿元人民币。但它与国内财政资金、信贷资金规模相比，外资的分量依然偏小。 　　用市场化程度来解释中国高经济增长率也不充分。事实上，市场化程度高于中国的国家很多，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有的还很低，而且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不相同。 　　总之，从实际情况看，中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总体快速增长是以上五个因素，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用其中一个因素来解释中国现象显然说服力不强。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在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许多因素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 　　比如，利用高储蓄率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率。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如何将储蓄转变为投资资金，又怎样把投资资金转化为实体投资。近几年，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一方面发行大量建设国债，同时组织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有效地实现了国民储蓄向实体投资的转化。 　　如何扩大内需，将国内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是保持我国高经济增长率的关键之一。对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在投资需求方面，政府增发国债，并要求银行按比例配套贷款；在消费需求方面，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取消多种限制消费的政策等。这些调控措施不仅带动了当期的国内需求，也大大改善了公众的预期。 　　在外贸、外资方面也一样，我国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扩大出口，政府几次提高出口退税率，近年来又顶住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维护了我国外贸的大好形势。为了更多地吸引外资，各地政府都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地招商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