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后”。所谓当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是指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产生并流行于当今西欧、北美和受其直接影响的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学说，它是以往西方经济学说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要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就必须首先了解西方经济学说发展、演变的历史概貌。
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基本历史时期。
（一）古代中世纪的西方经济学说（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5世纪）
我们知道，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已存在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物质资料生产等经济活动。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分工和交换不发达，经济联系不密切，人们的经济生活比较简单，那时人们还没有把经济关系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但是，在古代中世纪的许多著作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在考察物质资料生产等经济活动时曾探讨过经济问题，并发表过许多杰出的见解，这些杰出的见解就成为经济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学者色诺芬，曾最早使用“经济”（οικουομια）一词作为其论述家庭管理一书的名称。后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一词中的“Economy”这个词，就是由希腊文“οικουομια”演变而来的。这些古希腊学者的经济学说都产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后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危机时期。因此，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想渊源的考察，一般也就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
（二）近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16世纪—19世纪60年代）
在西欧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14—15世纪，商品市场关系已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开始稀疏地出现；在16世纪，商品市场关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商品货币体系的扩大和贸易的频繁，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基于政治和经济斗争的需要，已开始把经济关系同其他社会关系区分开来进行专门的研究。历史上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者。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作为书名的是法国中上主义者安徒万·德·蒙克来田，他在1615年曾发表题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重商主义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金银就是财富；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对外贸易的顺差。因此，他们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把政府一切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为攫取金银。重商主义者的这种理论和政策主张，在英、法等国，从15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这200年左右时间内一直占统治地位。
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英、法等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重商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潮，强调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财富增长，主张自由放任，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西方人把它称为“古典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其中包括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建立者魁奈等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论证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因素、条件和途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机制和规律，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强调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工业革命发展初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它不仅为以后西方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概念，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由于古典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具有把经济制度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的特征。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明显的体现了这种特征，在考察经济制度的同时侧重研究了一国财富增加的原因。李嘉图发挥了亚当·斯密某一方面的研究，即重点考察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机制。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和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等人也继承和发挥了亚当·斯密的学说。
1830年欧洲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推翻查理十世封建复辟王朝的七月革命。这次革命也推动了英国的民主运动。在1832年英国通过议会改革案，使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取得了统治地位。这就是说，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标志着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完全取得了政权，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1830年后的西尼耳、巴师夏、凯里等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对既定制度下财富增长和收入分配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集经济学家与实证主义哲学家于一身的约翰·穆勒，他把经济学划分为具有自然真理性质的生产和受制度影响的分配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尽管他本人在这两个方面还没得到严密的系统分析，但他却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学研究中这两个部分的分解过程。直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的兴起，才全面完成这一过程的转变。边际革命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专门注重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进行微观和宏观分析。
（三）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产生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
19世纪70年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数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等逐渐应用到经济研究上来，于是西方经济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被称为“边际革命”。在19世纪70年代初，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差不多同时各自独立地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一原理经过维塞尔、庞巴维克、帕累托、马歇尔和克拉克等边际主义者的阐发，形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他们所提出的这个“边际”概念，几乎可以运用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考察的所有经济变量，因而成为经济分析中的一个极为有用的基本概念。在“边际革命”以前，尽管有各种关于价值决定和价值源泉的看法，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把价值决定看作是一个社会过程，价值源泉存在于生产耗费中，边际“革命”一反传统思路，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价值决定被看作个人的心理过程。这一转变，逐渐使经济学由一门主要研究整个国家如何致富的学问转变为主要研究个别消费者行为、个别厂商行为这两方面行为对价值、价格的决定机制的学问。这些边际主义者虽然根据19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变化情况，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理论，但他们仍坚信竞争力量是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均衡的力量。因此，他们所建立的这种微观经济理论，在西方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在这一时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危机连续发生，这就促使人们从宏观上探寻和解释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的原因，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种宏观经济理论。其中较有影响的，首先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缪尔达尔、林达尔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等人，他们采用总量分析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过程，形成了北欧经济学家的宏观动态均衡理论。其次是熊彼特，他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和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基础上，又在新历史学派的多元历史观的影响下，运用 “创新”这一概念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三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庇古和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等人，在研究货币流通数量与物价水平相互关系时所形成的货币流通数量论。第四是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及其助手们对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研究。这个时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以后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国民收入核算和统计的研究，为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所说：“如果没有国民收入计算和近40年来对其他方面统计的革新和改造，当前的经验宏观经济学便是不可想象的”。
（四）当代西方经济思潮(本世纪30—80年代)
在l929—1933年，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宣告了自李嘉图至马歇尔等人所信奉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破产，于是西方经济学又发生了第三次重大变革，这就是“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根据30年代大危机和大萧条的情况，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书个运用“总量分析”方法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以及货币数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主要就是由于这些心理规律的作用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而引起的“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所提出的对策，就是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采取财政金融措施，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息率，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在《通论》中所阐述的这种有效需求原理，严厉地抨击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摈弃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关产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因此，《通论》的出版，在西方被告誉为“凯恩斯革命”。
《通论》出版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放弃了传统观点，追随凯恩斯，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进行注释、补充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在《通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把战后20年左右的时间，称为“凯恩斯时代”。但是，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却改变了凯恩斯主义发生作用的某些条件。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大量失业与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停滞膨胀”，这神情况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于是，在当今的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众多经济思潮和流派纷争的局面。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状况是流派林立、群雄纷争。研究各个流派的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了解它是如何适应当代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变化、发展的需要，为发展经济服务，这不仅对我们了解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和趋向，了解西方国家的现行经济政策和实际经济状况十分有益；而且，其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经验教训和不同看法，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具有参考、借鉴意义的。
对两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曾有一种流行的办法，将其划分为“政府干预”派和“自由放任”派。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在近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确实存在着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自由放任”这两种思潮的交替发展，了解这两种思潮的变迁，对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是有帮助的，但用它代替流派的划分，那就不妥当了。因为即使是同属于一种思潮的经济学家，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方而也有着严重的分歧。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同属于国家干预思潮的就有几个流派，而主张自由放任的流派则更多，而且，还有一些就不能简单地一定将其归属于某一种思潮，陈岱孙教授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最忌简单化的做法”。
其实，划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划分流派所依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胡代光教授和历以宁教授在谈到“什么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流派”时，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是指一些在理论观点上基本—致，分析方法上基本一致，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的经济学家们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派别。”我们完全赞同把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的基本一致与否，作为划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所依据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划分标准，应该怎样难看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呢?
上面已分析过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思斯主义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当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形成众多派系纷争的局面，是和凯恩斯主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具体说来，这与以下三种情况密切相关。
1．凯恩斯《通论》发表后，特别是在战后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由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经济学说的不同解释和补充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早在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在将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传播到美国去的过程中，在理论与政策建议两个方面作了补充和发展。他在《财政经济政策和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以及《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等著作中已为新古典综合派奠定了某些基础。从4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学生萨缪尔森等人，就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起来阐述西方经济学，于1948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在l961年该书的第五版中，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这一术语，并得到其他英国凯恩斯主义者的支持。以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由于遭到其他反对派的攻击，在1970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八版中，他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因此，以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又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它在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居于正统的地位。
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到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把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作冒牌的凯恩斯主义。以琼·罗宾逊为主要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就是在50—60年代同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过程中形成的。
在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克洛沃和瑞典经济学家莱荣霍夫德等人，对凯恩斯学派以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凯恩斯学派曲解了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根本不是一码事。他门提出必须对凯恩斯的著作重新加以解释，还凯恩斯经济学的真正面目。由于这些人原来都是属于凯恩斯主义阵营的，并以重建凯恩斯经济学为己任，因而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学派”或“新凯恩斯学派”。
此外，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也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作了独特的解释和评价。他把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的传统微观经济理沦与他解释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理论体系。
以上这四个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都是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中直接演化而成的。
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恰巧改变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生作用的某些条件。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出现了大量失业与剧烈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停滞膨胀”。这种情况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于是，形成了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各种新自由主义流派。其中，首先是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货币学派，他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这个流派于50年代中期以后在美国开始出现，到7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各流派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其次是以美国青年经济学家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它是在70年代后期，从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自由主义流派。这个新学派出现后，就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萨缪尔森在1980年出版《经济学》教科书第十一版中，曾把它与贷币学派看作是同样重要的论战对手。第三，是和理性预期学派同时出现的供给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拉弗、费尔德斯坦和万尼斯基等人，该派由于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崇而受到人们的重视。第四，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哈耶克自30年代以来，一直著书立说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学术观点自成体系。他是当代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是新自由主义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个。他的足迹遍及当今西方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四大中心，即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弗菜堡大学，并受到他们的推崇。因此，他堪称当代西方各自由主义流派的精神领袖。第五，是以德国经济学家欧根、罗勃凯、艾哈德等人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该流派产生于30年代，在战后德国盛行，该派所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成为德国的国家经济学，因此，该派又被称为德国新自由主义。第六，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它是在6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个别具一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别。该学派将人们从互相交换中获益的观念运用于政治决策领域，创立了政治决策理论，该学派的奠基人布坎南由此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七，是以美国经济学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该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与方法，注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把自身的理论视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由于这一学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在9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他们所倡导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异军突起，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的，最有助于使传统的经济研究和政治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理论。
3．—些产生于20—30年代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派，既不能简单的归属于凯恩斯主义的营垒，也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属于反凯恩斯主义的营垒。这些独树一帜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首先是瑞典学派，它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都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它曾先于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运用总量和动态分析方法建立动态经济理论体系，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型等。该流派的成员都是瑞典和挪威的经济学家，它主要是在瑞典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小国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其次，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经济理论体系，他以独特的“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周期波动而闻名于世。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不仅对当代西方的经济增长沦、经济发展论、经济成长阶段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有重大影响，而且他的追随者们还将其理沦发展成为：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这两个新的学科分支。
此外，在50—60年代，还形成了罗斯托的经济理论体系。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以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另树一帜。他所提出的“起飞”等概念，已成为当今经济界的流行术语。
除了以上这三个非主流经济学派以外，还有两个既反对凯恩斯主义、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派。一，以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该派形成于50—60年代，近年来这一流派的影响又有了新的发展，它俨然成了与新古典综合派、货币学派相抗衡的一个重要流派。连萨缪尔森也把它看作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第三种挑战”。二，在60年代后期形成的激进经济学派。它与新制度学派比较接近。该派的成员比较复杂，他们都主张抛弃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反对主流派的理论观点，揭露垄断资本集团的剥削活动和反动政策。这一流派在近年得到迅速的发展。萨缪尔森也承认“激进派是现代的重要潮流”。
当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并存与论战不休的状况说明了什么?它呈现出什么趋势呢?
首先，资本主义工业化后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加上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等，不能不反映别人们的头脑中来，而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生活方式的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各个反对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已改变了凯恩斯主义一家独尊的地位。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中文本译者高鸿业教授在评论该书的第十二版时指出：“大致在l980年以前，包括该书第十一版在内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把凯恩斯主义当作唯一的“真理”加以阐述，而其他学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次要的补充或分歧。第十二版改变了这种态度，它公开承认，经济学是‘演化式’的科学，即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换说法的科学”。“从西方宏观理论的角度来看，第十二版的最大改变在于改变了凯恩斯主义独霸的局面，而大量采纳了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甚至还有供给学派的理论。”
第三，尽管60年代后期以来，凯恩斯作为“西方经济学大天使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当前仍居于正统的地位。陈岱孙教授在分析新制度学派能否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正宗”地位时，指出“在目前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感到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是继续把凯恩斯主义当作‘经济学正宗’，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它宁肯寄希望于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的修修补补，也不愿接受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说教。归根到底一句话，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资产阶级对本阶级整体利益的考虑，而不是资产阶级中某些人的喜爱和憎恶”。
第四，当前各流派的并存与论战，已呈现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趋势。例如，一些流派的经济学家曾提出要扩大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纯经济分析框框，强调要把经济学的研究同社会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经济学来个“解放”。又有一些流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运用自然科学、经济计量和数量统计等方法，使经济学“精密化和科学化”。还有一些流派在一定条件下已在汲取论战对方有价值的见解。如新古典综合派中的一些人感到市场调节作用是不可轻视的，贷币政策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货币学派中的一些人则认为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调节也是必要的，等等。总之，当前各流派的并存和论战所呈现的这些趋势表明，西方经济学界正在酝酿着一次重大变革，或者说，它正预示着另一次经济学革命的来临。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
建国以来，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我们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科学工作者在理论工作中全面照搬苏联的理论观点，对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1830年至当代的西人经济理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一边倒”的方针不再存在，但在对待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仍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十年动乱期间，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已经不单纯是全盘否定，而是根本不去了解，西方经济理论中合理的、科学的和先进的东西都被拒之门外，因而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经济实践活动走了很多弯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结束了对外闭关自守的状况，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出现了开放搞活的转机，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也开始有了转变。当代西方经济理论在大学课程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日益为人们所承认。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可供我们借鉴采择的有用成分，主要是指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规律的理论观点、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研究手段等。可以概括地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企业事业经营管理的方法和经验。如行情研究、存货管理、产品质量控制、生产质量控制、生产流程布局、劳动管理、能源和原材料的有效利用、成本核算、经济监督与审计等。
2．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分析方法。如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就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各部门消耗工料数量(投入)和生产产品数量(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产品的价值构成、以及收入分配的综合平衡分析方法。这是里昂惕夫30年代至60年代不断研究的结果，当前已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陈岱孙教授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许要比在私人自由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更大、更广泛。”
3．西方微观经济学对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价格和售量、竞争和垄断等有关市场机制的分析。如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论证均衡价格论时所应用的“弹性”分析方法，对我们分析某一商品价格涨跌的一定比率会引起需求发生多大的变化率，然后用这个变化率之比，去测量各自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强度，这对我们研究如何发挥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作用，显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4．西方宏观经济学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条件、总资源供给、社会购买力、经济增长、财政与货币政策、社会消费趋势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经济调节手段和管理方法的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用“乘数论”来说明一次投资的变动会对需求、就业、收入、产生连锁效应。这种连锁效应，在经济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乘数论”所反映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这种连锁效应，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关于经济数学分析方法和“边际分析”方法。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现象的定量分析方面，作了大量的试验，特别是经济计量学的创立，这对经济变量关系的研究和经济预测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边际分析”方法，原来是奥地利学派和数理经济学派在创立边际效用价值论时所应用的一种方法。这种“边际分析”方法，对我们分析各种经济变量的增量之间的依存关系，例如，分析产量的增加与它所引起的成本增加之间的依存关系，分析产量的增加与它所引起的销售收入增加之间的依存关系等，这对于企业进行扩大投资与生产的决策，对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此外，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所揭露的西方工业比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缺陷，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分配不均、社会危机等等问题，从反面告诫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采取措施，及时预防和消除这些弊端。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还利用现代化的计算技术，搜集、汇编了大量的实际资料。这些实际资料对我们当然也是可以利用的。
总之，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反对无批判的盲目肯定的倾向，又要反对全盘否定的倾向。
新古典综合派
l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年)的《通论》出版后，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出现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此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风靡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们也纷纷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进行注释、补充和修订，编造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波动论、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等。所有这些在凯恩斯《通论》这部著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统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
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到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了两大主要支派，一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詹姆士·托宾和罗伯待·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亦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另一主要支派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庇罗·斯拉法和尼科拉·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亦称“凯恩斯左派”)。本章专门评介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
一、“凯恩斯革命”及其意义
在这一部分，主要介绍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渊源——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经济政策主张。
20世纪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不断激化，陷入了重重困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各国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4．9％，英国的失业率也达到21．3%，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者预计超过了3000万。面对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和生产过剩，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
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之前，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占据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从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出发，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部可以自行调节的“美妙”机器，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完全能够保证全社会的经济资源(资本、土地、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保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得到最大的满足。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曾经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归纳为以下命题：
(1)物品的生产同时也提供了物品的购买手段，根据这一“供给创造需求”的原理，社会总供给总是等于社会总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发生总需求不足(或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一命题通常被称为“萨伊定律”。
(2)资本主义经济有自然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倾向。当经济—旦处于不均衡时，市场经济的各种机制会使它恢复均衡。
(3)利息率是调节经济生活中储蓄等于投资的机制。
(4)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中劳动供求均衡的机制。
(5)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不需要政府干预，但是，允许有—个例外，政府可以对货币的供给实行管制。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所具有的各种经济矛盾(尤其是失业问题)大大尖锐化的形势下，为了使资产阶级经济学能够适应历史条件的变迁，不得不放弃了传统的旧理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的修正，提出了所谓“有效需求”理论。
在《通论》中，凯思斯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社会总需求绝不是经常必定与社会总供给相等的，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时常存在的现象。因此，经济完全可能处于非充分就业(或低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状态。凯思斯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的水平。根据他的看法，所谓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以给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它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组成；而有效需求最终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与货币数量决定的。消费倾向(消费与收入的比例)决定消费需求，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决定了“资本边际效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获得的利润率)；流动偏好(人们愿在于中保持货币的心理动机)和货币数量决定利息率；而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共同决定了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由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增量相收入增量之间的比例)递减，消费的增加总跟不上收入的增加，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同时由于流动偏好的作用，利息率的下降受到限制，从而吸引资本家投资的诱惑力减弱，造成投资不足，结果使社会经济在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生产，导致大量失业。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资本家对投资前景失去信心，致使资本边际效率“灾然崩溃”而造成的。
这样，凯恩斯就否定了新古典学派信奉的“萨伊定律”和市场机制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向均衡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应被视为自然界的现象，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缺陷造成的，是市场机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造成的结果。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得出的政策结沦是：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政府应当担负起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责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实行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由于在经济危机时期，资本家非常悲观，即使利息率很低也不愿借钱投资，所以货币政策通过利息率(增加货币数量以降低利息率)的作用可能是无效的。因此，必须充分重视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减税(甚至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来扩大货币总需求。凯恩斯通过“乘数理论”论证了财政政策对于克服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凯恩斯对1929—l933年经济大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的新形势做了比较现实的分析，他的经济理论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提出的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国家暂时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因此，“他是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不仅在改造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方面，而且在使其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念范围。他承袭了边际学派发展起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分析方法，把一切重要的经济范畴(包括利润)解释为纯粹的心理现象，认为人类本性的心理特征是引起经济变化的主要力量，他甚至说：“在估计未来投资之多寡时，我们必须顾：那些想从事投资者之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化是否良好，对于气候之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都可影响一人之情绪，而投资又大部分决定于油然自发的情绪。”这种主观心理的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会使凯恩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挤危机时隔靴搔痒，忽视和回避了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并不是凯恩斯所说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在起主要作用，而正切马克思所揭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结构的矛盾，是生产社会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这一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凯恩斯之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掩盖失业和经济危机的真实根源，目的完全是为了挽救处于经济大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美国经济学家勃朗芬布伦纳教授说：“可以毫不特别夸大地认为，在世界大战以前和世界大战时期(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者)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拯救了30年代的资本主义。”
二、“新古典综合”的产生和理论特点
由于凯思斯从理论上论证了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干预的必要性，凯恩斯的理论就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急剧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行动指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经济学”。1946年，在美国通过了《就业法》，这一“法令最先把凯恩斯主义的原则体现在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的实际行动中。此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把凯恩斯主义作为制定和推行国家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企图借助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各种手段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这六大经济目标。
从4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中期，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据的各种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了。凯思斯最初提出的政策主张，即那种主要是仅仅预先制定防止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措施，到了50年代以后，已经被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所提出的长期增长政策和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所取代；同时，在法国等国家，加强了具有一定目标的中期和长期的经济规划。同一时期内，在欧洲那些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都未曾发生比较深刻的经济危机；在美国，60年代出现了几乎持续八年的罕见的长期经济高涨，这一切都被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视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巨大成功。无怪乎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的20年称做“凯恩斯时代”，凯思斯本人也被吹捧为“战后繁荣之父”。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经济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在理论方面经过—番改头换面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逐渐渗入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性危机理论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领域。凯思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由对立转向共存和相互融合，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所谓“新古典综合”。“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以最完整的形式体现在萨缪尔森的那本空前畅销的教科书《经济学》中。
“新古典综合”一词是萨缪尔森首创的,在《经济学》的第五版(1961年)，他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命名为“新古典综合”，以说明该理论体系的特色。所谓“新古典综合”实质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这一综合的核心思想是：只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能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萧条而趋于稳定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则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如均衡价格理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等等)将再度适用。因此、新古典综合的特色，就在于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揉和为一体，从而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说：“只要适当地增加财政金融政策，就可以使我们的混合经济不会过分地繁荣与萧条，能够达到健全的前进的成长。只要能够理解这一点，那末对于处理小规模微观经济学的原来古典学派的原则，认为它缺乏现实性和正确性的论点，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趋于消失。总之，可以认为，只要政府积极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么，是完全能够填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鸿沟的。”
在《经济学》的第十一版中，萨缪尔森附了一张经济学派体系图(见图1.1)。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萨缪尔森向人们表明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历史渊源，自命这一学派是西方经济学的正统流派。
正当萨缪尔森为新古典综合体系自鸣得意时，由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的经济政策，使得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可调节的”、“爬行的通货膨胀”开始移变为无法控制的、日益加剧的、猛烈的通货膨胀，造成了60年代后期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同时并存的“停滞膨张”局面。加上50年代以来，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剑桥学派和美国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一直在对新古典综合的理论进行抨击和批判。在这种经济形势和理论发展(论战)背景下，萨缪尔森从《经济学》第八版(1970年)起，悄悄地收起了“新古典综合”的旗帜，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改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借以重新突出这一理论体系的凯恩斯主义色彩，以及它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个流派中的主导地位。
三、“混合经济”的理论模型
新古典综合学派继承了凯思斯和汉森(1887—1975年)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的理论观点，以“混合经济”作为新古典综合理论分析的制度前提。
凯恩斯在《通论》第二十四章中曾说过，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切实办法”，就是扩大政府的机能，“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这是关于“混合经济”论点的最初由来。汉森在他1941年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混合经济”的含义。他指出，从19世纪末期以后，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因而成了“公私混合经济”。或称“双重经济”。汉森认为，必须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混合经济”，即生产领域的“公私混合经济”(如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和收入与消费方面的“公私混合经济”(如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和福利开支与私人收入相消费的并存)。根据汉森的看法，无论是在美国或西欧，都存在着从个人主义的经济向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公私混合经济”过渡的趋势。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也用专门的篇幅来阐述了“混合经济”，根据他的看法，“混合经济”就是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施控制，也就是政府和私人企业并作，垄断与竞争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萨缪尔森说：“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事实是：现代混合经济国家的人民都要求他们的代议制政府采取各种经济政策，来维持高额的就业数量，旺盛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物价水平。”由此可见，“混合经济”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的特点就是以市场经济为主，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同时，政府必须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以熨平经济波动，保证宏观经济的均衡增长。
从经济理论分析的特征来看，新古典综合派对“混合经济”运行机制进行地比分析的出发点，是标准凯恩斯理论中的收入——支出模型。在这一理论分析的接础上，新古典综合派阐述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波动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首先从“两部门经济”(只存在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这一最简单的模型入手，来分析国民收入的循环与经济活动水平的关系。根据凯恩斯的收入——支出地论，一国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Y)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加以考察：从供给角度看，国民收入等于消费(C)和储蓄(S)之和；从需求角度看，国民收入等于用于消费的支出(C)和用于投资的支出(I)的总和。如果社会经济的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即
C+S=Y=C+I (1.1)
或者，投资等于储蓄，I=S (1.2)
则社会经济中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达到均衡。
在上述方程中，当总供给(收入)等于总需求(支出)，或者储蓄等于投资时，国民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假如由C+I所决定的国民收入(Y)之值小于潜在的国民收入(即实现充分就业会有的国民收入)，这表现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失业。反之，假如总需求超过了按固定不变的价格计算的潜在国民收入，就将出现凯恩斯在其物价理论中所说的由于过度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
为了避免经济生活中常常出现的过度需求和有效需求不足，新古典综合派根据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在收入——支出模型中引进了政府税收(T)和政府支出(Gt)两个因素，建立了一个所谓“三部门经济”模型。这样，国民收入从收入(或供给)角度看，Y＝C+S+T；从支出(或需求)角度看，Y＝C+I+Gt。因而，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均衡条件下，“三部门经济”的收入——支出模型可以写作如下形式：
C-S+T＝C+I+Gt (1．3)
或者 C+S=C+I+（Gt-T）
由于在模型中引进了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因素，就可以通过政府的活动来调节社会经济中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
如果C+I+Gt＞C+S+T，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通货膨胀局面。这时，政府可以采取减少财政开支，或者增加税收，或者双管齐下的经济政策，来抑制总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达到充分就业均衡。
如果C+I+Gt＜C+S+T，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这时，政府可以采取增加财政开支，或者减少税收，或者双管齐下的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实现充分就业均衡。
上述收入——支出模型的分析表明，只要通过政府运用财政政策，适当地扩大或减少政府的开支和收入，就能够通过需求管理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但是，上述分析并没有完全包括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如果要在国民收入决定的分析中包括凯恩斯以流动偏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货币利息理论。就必须采用“希克斯—汉森模型”。
“希克斯—汉森模型”(又称“IS—LM分析”，将在第四章中介绍)在新古典综合的收入——支出分析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IS—LM分析中，IS曲线上的每一点代大与某一给定的利息率相应的投资和储蓄相等的国民收入水平，它反映了商品市场上总需求与总供给一致时，国民收入水平与利息率之间的反方向变化关系；LM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在货币供给量既定条件下，与每一国民收入水平相应的货币市场上需求与供给一致时会有的利息率，因而一条LM曲线表达的是在货币供给量给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与利息率之间的同方向变化关系。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表示，社会经济活动中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以及在此均衡状态所决定的国民收入和利息率的均衡值。IS—LM分析所采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所说明的却是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它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结合的标准产物。此外，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着重宏观经济的需求分析，强调以财政政策为重点的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新古典综合派则通过IS—LM分析近—步说明了宏观货币政策作为财政政策补充手段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应同时采取刺激投资需求的财政政策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货币政策，以便能够通过利息率的中介作用，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四、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分支。战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视为“第一等优先的经济论题”，其主要原因有：
(1)凯恩斯经济理论是采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需要加以补充，使之长期化、动态化，以考察国民经济在长期内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
(2)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使经济学家们待别注意失业问题。战后，由于实行了凯思斯主义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持续增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增长问题。此外，汉森认为美国经济将不能长期地充分利用潜在生产能力，因而在1939年提出了“长期停滞论”，这也促使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视。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在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并希望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对这些同家起到“示范效应”，使他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极为重视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1900—1978年)于1948年出版了《动态经济学导论》，美国经济学家多玛(1914—)发表了“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1946年)和“扩张与就业”(1947年)两篇论文，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后的经济学家把这两个模型统称为“哈罗德—多玛模型”。这两个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标志着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此后，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理论，大都是在“哈罗德—多玛模型”基础上加以修正和扩充而发展起来的。
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型采用了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方法，集中考察了三个重要经济变量：(1)储蓄率(s)，表示总储蓄量(S)占国民收入总量(Y)的比例(S／Y)；(2)资本—产出比率(V＝K/Y)，表示为了生产出一单位的国民收入必须投入的资本(K)；(3)有保证的增长率(Gw)，指s和V既定时，为了储蓄量(S＝sY)全部转化为投资(I)所需要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哈罗德通过分析指出，为了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必须要求s，V，Gw三个经济变量具备以下条件，即
Gw＝s／V 或者Gw·V＝s (1．4)；
上述条件表明，当资本—产出比率(V)固定时，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储蓄率(s)，能够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有保证的增长率Gw只有一个唯一的值。例如，国民收入(Y)为200亿美元时，储蓄量(S)为30亿美元，储蓄率(s)则为S／Y＝15％；假定在这一时期生产1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产品，需投入价值30亿美元的资本品，资本—产出比率V＝30／10＝3；此时，有保证的增长率Gw＝15％／3＝5％。
在论述了社会储蓄和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哈罗德还论述了人口(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哈罗德提出了“自然增长率”这一重要概念，并指出，“自然增长率”(Gn)是一个国家所能实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是由一国的劳动力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所决定的。例如，劳动力增长率x＝2％，劳动生产率增长率y＝3％，则自然增长率Gw=x+y+xy≈5%。将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结合起来分析，哈罗德指出，实现社会经济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条件是：
Gn＝Gw 或者 x+y＝s／V (1．5)
哈罗德认为，由于x，y，s，V分别是由社会生活中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例如s是由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决定的，V是由技术关系决定的，Gn是由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以及人均资本配备量决定的。所以，除非侥幸地巧合，Gn＝Gw这一现实社会经济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条件是很难被满足的。当资本—劳动比率(单位劳动配备的资本数量)既定时，给定的储蓄率(s)及投资数量能够吸收的劳动数量也是一定的，如果Gw＞Gn，这表示储蓄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率从而出现了储蓄过度引起的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和萧条的状态。反之，如果Gw＜Gn这表示现存资本设备处于极为充分利用的状态，这将刺激资本家进行新的投资，社会经济将处于高涨和繁荣阶段，就业增加，甚至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由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经常发生背离，使社会经济处于停滞或高涨状态，不可能满足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条件。因此，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把哈罗德—多玛模型所规定的这样一条极为狭窄的均衡增长途径，形象化地称作“刃锋”，意指均衡增长途径似—把刀的刃锋那样狭窄，以致经济极难沿着这一途径增长。
但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刃锋”式的经济均衡增长途径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为此，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斯旺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分别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1961年，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他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这部著作中，对各种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作了系统的阐述。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出发点处生产函数：
Y=f(K，L) (1.6)
Y表示国民收入，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该生产函数表明，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国民收入量取决于所运用的资本和劳动数量。这一生产函数具有下列特征：
(1)生产函数是线性齐次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即L和K若按某一比例同时增加，Y也按相同比例增加；
(2)资本和劳动之间具有充分可替代关系，即同一国民收入量可以由许多种资本和劳动的组合(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来产出，这也说明资本——产出比率(V)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随资本——劳动比率变化而变化的；
(3)生产服从边际生产力递减律。如果固定某一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则随着另一生产要素的使用量逐渐增加，国民产品的增量为一正值，但国民产品增量愈来愈小。
根据生产函数的上述性质，国民收入的增量(?Y)是由资本的增量(?K)和劳动的增量(?L)引起的。故可得到：
?Y＝MPPK·?K+MPPL·?L (1.7)
公式(1.7)小的MPPK和MPP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若将该式各项分别乘以(1／Y)，(K／K)和(L／L)，则有：
?Y/Y=（MPPK·K）（?K/K）/Y+（MPPL·L）（?L/?L）/Y (1.8)
在只存在两种生产要素(K,L)和完全竞争的假定如下，MPPK·K和MPPL·L分别表示资本的收入和劳动的收入，两者之和等于国民收入Y。因此，两者MPPK·K/Y与MPPL·L/Y分别为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两者之和等于一。设MPPK·K/Y＝α，则MPPL·L/Y=（1-α），所以，(1.8)可以改写为：
?Y/Y=α（?K/K）+（1-α）（?L/L） (1．9)
由此可知，在不发生技术进步的情形下，经济增长率(?Y/Y)是由资本增长率(?K/K)与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的乘积，劳动增长率(?L/L)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的乘积之和所构成的。例如α＝0.25，(?K/K)＝10％，(?L/L)＝8％，则(?Y/Y)＝8.5％。若设劳动力增长率为x，则经济增长率
(?Y/Y)= α(?K/K)+(1-α) x (1.10)
出于资本增量(?K＝1)等于储蓄(S=s·Y)，(1.10)中的资本增长率可以改写为
?K/ K=s·Y/K=s·(1/(K/Y)) (1.11)
即资本增长率等于储蓄倾向与资本-产出比率之比；假定储蓄倾向给定，则(1．11)与哈罗德-多玛模型相同。
Gw=?K/ K=s·(1/(K/Y))=s/V (1.12)
从(1．12)可以看出，若经济增长率(Gw)大于资本增长率，在s给定的条件下，则为了保证两者相等，必须增加资本数量，从而提高资本-产出比率；反之，则必须减少资本数量，降低资本-产出比率。当国民收入增长率等于资本增长率，这一国民收入增长率即为投资(资本增量)等于储蓄时的经济均衡增长率。设经济均衡增长率为(?Y／Y)。代入(1．10)：
(?Y／Y)e=α(?K／K)+ (1-α)x (1．13)
由于经济均衡增长率是与资本增长率相同时的增长率，故(1．13)中的(?K／K)可由(?Y／Y)e替代，(1．13)可改写为
(?Y／Y)e=α(?Y／Y)e+ (1-α)x (1．13’)
将(I．13’)移项整理后，即有
(1-α)( ?Y／Y) e＝(1-α)x
或者( ?Y／Y) e＝x (1．14)
(1．14)表示，经济均衡增长率不仅等于资本增长率(将社会全部储蓄转化为投资)，而且还与劳动力增长率相等，将所增加的劳动力吸收进生产过程，保证社会经济的充分就业。
根据新古典综合派的看法，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的满足，是通过调整资本数量和资本-产出比率的方式来实现的。调整资本数量和资本-产出比率，一方面可以使得投资与既定的储蓄相等，将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可以改变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例，从而保证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种调整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即通过市场上生产要素价格(利息率与工资)的变动求实现。例如，Gn＝5％，V＝3％，而s＝l8％时．资本的供给(储蓄)超过了Gw＝Gn时的资本需求(投资)，利息率将下降，资本家将采用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生产方式，提高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劳动比例，使得V从3提高到3．6．以保证Gw (＝18％／3．6＝5％)等于Gn，相反，当s＝12％，决于资本供给(储蓄)相对于Gw＝Gn时的资本需求(投资)来说不足，利息率将上升，资本家将采用较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降低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劳动比例，使V从3下降至2．4，以保证Gw (＝l2％／2．4＝5％)等于Gn。这样，就避免了哈罗德的“刃锋”，使经济沿着充分就业的均衡道路增长。
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时，正产函数可以写作下列形式(其中A表示技术因素)：
Y＝f(A，K，L) (1．15)
若以a表示技术改进因素或技术进步率，则(1．15)可改写为：
?Y／Y=a-α(?K／K)+( 1-α) (?L／L) (1．16)
(1．16)表明，经济增长率是由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这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的。因此，可以通过对国民收入、技术进步率、资本额和劳动数量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剖析，来确定经济增长的源泉，以从技术、资本创劳动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假定α＝0．25，?K/K＝10％，?L/L＝8％，?Y／Y＝10％；将上述数字分别代入(1．16)，就可以计算出在10％的经济增长率中，技术进步率所作的贡献是1．5％，即a＝1．5％。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虽然是在哈罗德-多玛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的主题同是按固定不变的发展速度稳定增长所需要的均衡条件。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同哈罗德模型相比较，有下列三点重大差别：
（1）哈罗德-多玛模型继承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传统，在研究经济增长均衡条件时，非常重视总需求因素的分析。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十分强调劳动增长、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等总供给方面的因素在经济均衡增长中的决定作用。
（2）哈罗德-多玛模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重视对有效需求不足时的经济失衡分析，认为经济均衡增长时投资等于储蓄，是通过储蓄调整达到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引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认为通过市场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各生产要素都将得以充分利用，从而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并且，由于利息率升降的调节，投资总是被调整为等于储蓄。
（3）哈罗德-多玛模型中含有固定生产系数的假定，即资本-产出比率是固定的。可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使资本家改变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组台（前提是生产要素之间具有完全的替代性），因而可以通过改变资本产出比率、调整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保证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一个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由于从消费中节余下来的储蓄部分都可以转化为资本，所以任何经济增长率都是‘有保证的增长率’。究其原问在于：①不存在储蓄与投资相脱节的问题；②资本-产出比率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由此可见，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就在于：引进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来补充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引进市场调有机制来补充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以论证混合经济完全对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
五、经济周期理论——“乘数-加速数原理”
“乘数-加速数原理”是新古典综合派用动态过程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它的特点在于将凯恩斯的“乘数论”和西方经济学中的“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通过对政府支出、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析，来说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和幅度。
先分别介绍乘数论和加速数原理。
1．乘数理论原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于1931年6月在《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的，主要是阐述国家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和总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就业乘数”）。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沿袭了卡恩的这一观点，并通过引进边际消费倾向这一概念系统地阐述了乘数理论（也称“乘数论”或“投资乘数论”）。
根据凯恩斯关于收入、投资与消费的定义，三者之间有下述恒等关系：
Y=I+C （1.17）
因而 ?Y=?I+?C （1.18）
将上式两边同除以?Y，（1.18）可改写成
1=(?I/?Y)十(?C／?Y) （1.19）
移项整理后得：
?Y=?I×(1/(1-(?C／?Y))) （1.19’）
式中的?C／?Y即边际消费倾向，1-(?C／?Y)即为边际储蓄倾向，其倒数1/(1-(?C／?Y))就是“乘数”。如以K表示乘数，则（1.19’）变为
?Y=K·?I （1.20）
以上分析表明，边际消费倾向愈高（即边际储蓄倾向愈低），乘数就愈大，反之亦然。设边际消费倾向为8／10（表示居民增加10元收入，会将其中8元用于消费支出），则乘数K＝1/（1-（8/10））-5。这表明，若政府增加1亿美元的投资(?I＝1亿)，由于乘数的作用，社会总收入将会增加5亿美元。乘数的作用过程可以由下表反映出来(表1．1)：
表1．1
生产时期
新增支出
以前时期增加的收入
所诱发的消费支出
收入总增量
1
100
100
2
100
80
180
3
100
64
244
4
100
80
64
51.2
295.2
5
100
80
64
51.2
40.96
336.16
6
100
80
64
51.2
40.96
32.77
7
100
80
64
51.2
40.96
32.77
26.21
368.93
：
…
…
…
…
…
…
…
：
…
…
…
…
…
…
…
395.14
∞
100
80
64
51.2
40.96
32.77
26.21
…
…
500
第一时期中，投资增加100（百万元）即1亿，使提供投资所需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增加l00（百万元单位），引起第二时期的消费支出增加80，故第二时期总收入共增加到180；第二时期80消费支出，引起消费品供给者收入增加80，他们将其中8／10＝（?C／?Y）用于消费支出，即消费64，第三时期总收入共增加到244；……经过许多时期后，总收入增加量将为原投资量的5倍，即500。
在经济生活中，一定投资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收入和就业变动发生影响，促进消费需求和生产的扩大，这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利用乘数理论把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描绘为可以随着支出不断扩大的经济均衡过程，则是错误的。
2．加速数原理，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里昂在1913年发表的《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一书中提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J·M·克拉克在1917年发表的“商业的加速和需求规律”一文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理论。以后，哈罗德在1936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一书中也把它作为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三个动态因素之一。加速数原理根据现代机器大生产采用耐久性固定资本设备的生产方法这一技术特点，说明收入水平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将会引起投资量更为剧烈的变动，而且这和由收入或消费变动引起的“引致投资”的变动不是取决于收入或消费的绝对量，而是取决于收入或消费变动的比率（增加或减少的百分率）。
例如，假设按照生产过程中一定的技术条件，生产出价值100万美元的消费品，需要使用价值300万美元的机器设备，即资本-产出比率为3：1。在这一场合，若收入或消费支出增加，需要增产10万美元的消费品，则需要相应增加30万美元的投资。这一资本增量（投资）与收入或消费支出增量之比，称为加速数（或加速系数）。
但是，一个时期内的投资总额，除了净投资（新增投资量）外，还包括补偿在生产过程中已损耗的机器设备的“重置投资”。净投资主要取决于收入或消费支出的变化，重置投资主要取决于资本设备的数量、构成、使用年限等。由不同因素所影响的净投资和重置投资在经济生活中相互交织在一起，就使得投资量的波动特别剧烈。
在上述例子中，若价值300万美元的机器设备的使用年限为10年，每年生产过程中损耗机器设备1／10，则每年所需重置投资30万美元。设第一年对该消费品的消费支出不变，因而年产量不变，该年度只需30万美元的重置投资。若第二年消费支出增加10％，由上年的100万美元增加至110万美元，则为了增加消费品产量，除了重置投资30万美元外，还需增加30万美元的新投资，两者合计为60万美元的总投资，与第一年的投资量（30万美元）相比，第二年的投资量增长了100％，大大超过了消费支出所代表的消费需求增长率（10％）。同样，假如第三年的消费需求虽然比上年度增加，但增长率低于上年，例如增长了5万美元，即消费需求为115万美元（增长率从第二年度10％下降为第三年度4.55％），在这一场合，除了33万美元的重置投资外，还需要净投资15万美元，两者合计为48万美元，比第二年度的投资增长率下降了近25％。此外，若第三年的消费需求维持在110万美元的水平不变，于是就无需增加新投资，只需33万美元的重置投资即可，这样，与第二年相比，投资总量从第二年的60万美元减至33万美元，下降近50％。
由此可见，根据加速数原理，只要某一年度的消费需求下降，将会引起投资总量以更大的幅度下降；甚至在这一年度尽管消费需求的绝对量不下降，维持在上一年的水平上，或者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低于上一年，也会导致投资总量的大幅度下降。
加速数理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它根据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特点，来解释消费需求变化与投资（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化的相互关系，而在于它抽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矛盾，仅以此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波动。除此之外，加速数原理的—些理论前提条件（如生产能力在任何时期都是完全充分利用的，资本-产出比率在投资过程中是固定的，等等）也是不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情况的。
3．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和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只说明了—定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变化，而没有说明收入（或消费）的变动又如何反过来引起投资的变化；此外，凯恩斯的理论运用的是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没有考虑从原有均衡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只有将加速数原理和乘数理论结台起来，考察这两者在动态序列中的相互作用，才能说明经济周期的累积性扩张或紧缩的过程。萨绍尔森在汉森的提示下，在1939年发表的“乘数分析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将乘数理论与加速数原理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下述“乘数-加速数原理”的动态经济模型，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和波动幅度。
令Yt代表t时期的国民收入，Gt代表t时期的政府支出，Ct代表t时期的消费支出，It代表t时期的引致私人投资，则
Yt=Gt-Ct+It （1.21）
令α代表边际消费倾向(?C/?Y)，Yt-1为t的上一时期的国民收入，根据汉森的假设：
Ct＝αYt-1 （1.22）
即t时期的消费支出是t-1时期国民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乘积。
令β代表资本-产出比率或加速数，则t时期私人引致投资是t时期的消费支出与t-1时期消费支出(Ct-1)之差和β的乘积，即：
It＝β(Ct -Ct-1)
＝β(αYt-1-αYt-2)
＝αβ(Yt-1-Yt-2)
令Gt =1，将Gt、Ct、It各式代入（1.21）则得：
Yt =1+α（1+β）Yt-1-αβYt-2 （1.24）
（1.24）表明，本期（t时期）国民收入水平是由前两个时期的国民收入水平和一定的乘数1／（1-α）与加速数（β）决定的。萨缪尔森根据α与β的各种不同假定数值，按照上述方程计算出政府在9个时期连续支出1美元所将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变动序列表（表1.2）。
表1.2
时期
Yt
α=0.5
β=0
α=0.5
β=2
α=0.6
β=2
α=0.8
β=4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1.00
1.50
1.75
1.875
1.9375
1.9688
1.9844
1.9922
1.9961
1.00
2.50
3.75
4.125
3.4375
2.0313
0.9141
–0.1172
0.2148
1.00
2.80
4.84
6.352
6.6256
5.3037
2.5959
–0.6918
–03.3603
1.00
5.00
17.80
56.20
169.84
500.52
1459.592
4227.704
12241.1216
Yt
Yθ
O t
图1.2
根据对上表数列的分析，萨缪尔森得出如下论点：
（1）α=0.05(乘数K＝2)，β=0（没有加速数的作用，只有乘数对国民收入起作用）时。政府支出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为政府支出的两倍，国民收入逐渐增加并向新的均衡水平（Yθ）趋近，不呈现任何波动（见图1.2）。
(2) α=0.5，β＝2，这时，政府若在各时期连续支出1美元，由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使各时期的国民收入呈现上下波动的形状。但波动的幅度是逐渐削弱的，称为收敛性波动（或削弱性波动）（见图1.3（a））。
Yt Yt
Yθ Yθ
O t O t
图1.3
（3）α＝0.6（K＝2.5），β＝2，这时政府在各时期连续支出1美元，由于乘数和加速数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呈上下波动，但波动的幅度日益增大，称为发散性波功（或爆炸波）（见图1.3（b））。
（4）α＝0.8(K＝5)，β＝4，这一场合，由于α和β的数值都很大，国民收入不再呈现上下波动，而是以巨大的增长率猛烈增加，在第九个时期竟达l2241.1216美元。这时，国民收入也不向均衡水平收敛，随着时间急剧增加，最终极可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局面（见图1.4）。
Yt
Yθ
O t
图1.4
“乘数-加速数原理”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撇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从心理因素和纯粹技术因素方面来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六、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
标准的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经济萧条和失业，过度需求产生通货膨胀。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存在着闲置的生产资源和劳动力，则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所采用的增加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其主要效应是使生产进一步扩大，不会导致物价大幅度上升，物价只会在生产扩大的过程中随着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而逐渐缓慢上升。但是，有效需求的增加一旦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生产资源和劳动力都已得到充分利用，产量无法进一步扩大，此时继续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有效需求，就会引起物价同比例上涨，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这种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在于强制流通的纸币和信用货币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以货币代表的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按现行价格可以得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量的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理论。按照这一理论，需求过度和消求不足是不可能在经济生活中同时发生的，所以通货膨胀与失业也不可能同时并发。
但是，50年代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一种“需求拉动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失业人数较以前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同时物价加也温和地持续上涨。为了解释这一经济现象，力求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既能保证充分就业，又能维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新古典综合派便将“菲利蒲斯曲线”引入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中。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曲线分析有助于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作出选择，取得失业与通货膨胀这两个祸害之间的平衡。
在菲利蒲斯之前，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用“成本推进论”来解释失业与物价水平上涨并存的现象，即认为，物价水平上涨是由于生产成本（特别是工资水平）的上升造成的。工会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引起生产成本上升，物价水平上涨，由于这种物价上涨是由供给一方的成本上升引起的，所以抑制货币总需求并不能阻止物价上升，而只会导致企业减少雇佣劳动力，失业人数相应增加。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就说过：“有组织的劳工要求提高工资……，这就助成了—种趋势，要走向长期的、断续的或不断的、迂回的或急促的通货膨胀”。
195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菲利蒲斯在《经济学报》上发表了《l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互为替代的逆向变化关系。他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利用数理统汁方法估算出一条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的依存关系的曲线(如图1.5所示)。
?W/W
12
10
8
6
4
2
0
-2 U（%）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失业率
图1.5
这条曲线表明，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此长彼消的互相替代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率的增长就变得较高；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率的增长就变得较低，其至成为负数。菲利蒲斯根据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英国，要是能保持5%的失业率，货币工资水平就会稳定；而如果保持2.5％的失业率，货币工资增长率就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菲利蒲斯曲线出笼后，新古典综合派很快将它纳入了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运用它来解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只要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上涨。从图1.6可以看出，两个纵坐标分别代表通货膨胀率和工资变比率，横坐标代表失业率，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蒲斯曲线表明，失业率较高时，工资上升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较低；失业率较低时，工资上升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较高。萨缪尔森和索洛根据美国60年代以前的统计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在美国经济生活中，要满足充分就业（使失业率保持在3％或以下）通货膨胀率就必定要保持在4—5％的水平。
?P/P ?W/W
7
通 6 9 工
货 5 8 资
膨 4 7 上
胀 3 6 涨
率 2 5 率
1 4 U（%）
0 3
-1 1 2 3 4 5 6 7 8 9 2 失业率
-2 1
-3 0
图 1.6
新古典综合派根据菲利蒲斯曲线所反映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提出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利用菲利蒲斯曲线，在失业率、工资变动率和通货膨胀率三者间进行选择。例如，找出通货膨胀的“关键点”（超过该点通货膨胀将无法控制）和失业率的“关键点”（低于该点工资增长率就会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而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社会经济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组合。
60年代末期，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以后，资本它义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在不断增高，最终酿成了“停滞膨胀”的局面。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和同失业率的并发症，使得菲利蒲斯曲线的位置大幅度地向右上方移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菲利蒲斯曲线已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政府实行需求的理论依据了，连原先最积极地炮制英国“菲利蒲斯曲线”的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改变腔调，向当时的福持总统建议：“不要听顾问的那种话，说什么失业率提高到6％，并保持这样的失业率两年，就能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70年代余下的年份中不超过3％或4％。”当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认识到靠标准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需求分析和菲利蒲斯曲线已经无法解释“停滞膨胀”问题时，他们提出，必须运用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补充宏观经济理论，从而对70年代的现实经济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在运用微观经济学补充宏观经济学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问题方面，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以下三种是比较主要的理论：
1．微观经济部门供给的异常变动，这主要是华尔特·海勒提出的看法。根据海勒的解释，个别生产部门供给异常同价格变化，是引起停滞膨胀的主要原因。例如，70年代世界生的石油危机——石油供给的严重短缺和石油价格的猛涨——推动了各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但是通货膨胀不但没有促使有关部门的生产扩大从而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使一些与石油有关的生产部门因成本上升过高而产品销路锐减，结果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导致经济陷入了停滞膨胀的困境。海勒说：“1973—1974年的通货膨胀有—半以上要归因于粮食——燃料价格膨胀”，“正是食品、燃料和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地急剧上涨——伴随着工资和物价向下的刚性——构成揭开当前的停滞膨胀毛病的秘密的线索。”他提醒道：“这些关于石油价格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的重要见解适合于经济学家在分清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和鉴别适当的对策等方面所作的颇为广泛的努力。”
2．用微观的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停滞膨胀的是萨缪尔森。他指出，由于国家福利制度的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资产阶级政府在财政支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是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而是用于各种福利支出。这种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利于刺激生产扩张和供给增加。福利支出像失业津贴之类的政府转移支付（意指这种支付并没有使接受者提供相应的劳务和商品），只是弥补了失业者的家庭收入，使得失业者不急于寻找工作。因此，财政支出结构中福利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一方面扩大了收入，使经济在萧条时期物价不下跌，甚至促使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无助于尽快消除失业，从而形成停滞膨胀。他认为：“当前世界性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混合经济的本身性质，而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正是混合经济。”由于混合经济中国家大量的福利开支，使得“这一制度即使发生了经济停滞的情形，失业也不会像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产生压低物价水平的力量。”
3．微观的市场结构特征，提出这一看法的主要是托宾和杜生贝里。托宾在1972年发表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一文中，提出了“劳工市场上的均衡和失衡”的观点，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这一解释被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是现代凯恩斯主义在停滞膨胀理论方面的一个“突破”。托宾认为，劳工市场的均衡（既无失业又无空位，劳工的供求一致）是极少见的情形，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劳工市场是处于失衡状态的。他指出：“劳工市场上过度供给取失业的形式，过度需求取未能补充的工作空位的形式。不论什么时候，市场在过度的需求或供给中广泛地变化，整个看来，经济显示既有空位又有失业。”
托宾断定，“在任何独自的劳工市场上，货币工资增长率是两种成分的总和。即均衡成分和失衡成分。”所谓失衡是指劳工市场上出现的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即空位和失业的存在。就失衡成分而言，托宾认为，当劳工市场出现失衡状态，工人将从过度供给的市场转移到过度需求的市场，从低工资市场转移到高工资市场。但是，如果在失衡状态中，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速度的减缓力量小于空位对货币工资增长率的加速力量，就必然会发生下列情况：
（1）每个连续失业增量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有着愈来愈小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失业同时也存在着工作空位，空位的存在势必抵制货币工资减低，从而使得物价仍旧上涨。
（2）在整个经济的空位减去失业的已知条件下，过度需求与劳工供给市场之间的变化愈大，工资膨胀将愈显著。因为空位多于失业，这势必加速货币工资的增长。
（3）甚至当空位总额至多等于失业的时候，由于劳工市场分散性和市场结构不断变化，平常的失衡成分也将确实会存在。通常的理论认为，空位等于失业时，劳工市场供求达到一致，经济就会处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均衡状态。托宾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经济实际状况的，他说：“在空位与失业相等的意义上的充分就业是与物价稳定有矛盾的。零通货膨胀需要失业多于空位。”根据托宾的看法，如果不是失业多于空位，那么，劳工市场上以过度需求形式出现的空位便会促使货币工资上升，引起物价上涨，即不会存在零通货膨胀。
杜生贝里在托宾的基础上对劳工市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在“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劳上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劳工有不同工种、技术熟练程度之分，劳工的供给和对劳动的需求还有地区限制，这就必然出现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这样，失业与工作空位的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率上升并存；由于货币工资上升会引起物价水平上升，因此失业与货币工资率上升并存就又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此外。杜生贝里还对个别劳工市场与货币工资增长率的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个别劳工市场上工作空位的存在，也会带动所有劳工市场上货币工资水干的提高，从而必然推动整个经济中发生通货膨胀。
七、经济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所谓“需求管理”，就是由政府积极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适时的和适度的调节，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作为需求管理对象的主要经济变量有投资、储蓄、消费、政府支出、税收、进口和出口等。需求管理的任务就是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来设法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这些经济变量的变化，使社会经济的总产量或总收入水平符合政府的意图。政府实行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有：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
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主要是根据汉森的理论，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汉森认为：“经济停滞不是用自动调节的教条所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大大地扩大民主政府的作用，但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作用。”政府要实现这一职责，就必须将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平伏私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调节工具。”据此，汉森提出，政府在确定预算时，不能把平衡财政收支作为准则，而是要按照私人支出（消费和投资）的数量来安排政府的预算，使私人支出与政府支出的总额保持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
新方典综合派以此所提出的补偿性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萧条时期要扩大政府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要压缩政府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造成财政盈余，使两个时期的财政亏盈相互补偿。所谓补偿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中央银行在经济萧条时期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及社会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则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抑制投资及社会总需求。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虽然防止了严重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传统的预算平衡仍占据支配地位，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还出现过两次经济危机。从1953—1960年，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达2.5％，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为了克服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停滞”，进一步提高就业量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新古典综合派的托宾和阿瑟·奥肯等人在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提出了“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这两个新概念，企图使人们注意到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必须与充分就业增长轨道保持一致。
奥肯认为，在6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运用，都是采用“救火”的策略，即只是随着经济循环出现危急情况并已发出警报时，才利用预算赤字或预算盈余来实行审慎的刺激或抑制，而在平时，则似乎还是正统规则（预算平衡）占支配地位。因此，从战后至60年代初，除了个别时期（如朝鲜战争的刺激）达到或超过充分就业水平外，绝大多数年份美国并未达到充分就业。奥肯说，“正是针对着这种情况，才在60年代重新制订广经济政策的策略”，这一策略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只是以经济是否在扩张，而是以经济是否已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作为判断经济表现的标准。”
奥肯通过著名的“奥肯定律”阐述了充分就业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根据奥肯的研究，社会经济中存在着某种“潜在的产出量”，即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潜在的产出量”的方法，是将它与失业率联系起来，把失业率作为一个变量，代表由于资源闲置对产出量产生的影响，只需求出超过4％的失业率给产出量造成的损失，再加上实际已达到的产出额，便可得出“潜在的产出量”。若以g表示超过4％的失业率给产出量带来的损失的百分比；u~代表自然失业率，等于4％；a为系数，表示超过4％以上的失业率每增加1％给产出量带来的损失（奥肯根据1947—1960年55个季度的统计资料，通过简单回归方程计算出a＝3）；u表示实际上的失业率（假定为7％），则根据奥肯定律的计算公式：
g＝a(u-u~) （1.25）
可以计算出产出量的损失率g＝9％。如果知道实际产出量为1200亿美元，那么“潜在产出量”为1200÷(100％-9％)＝13l8亿美元，也就是说，由于失业率高达7％，使产出量减少了9％，即减少118亿美元。
奥肯强调说，新的经济政策从注重一般性的经济扩张转移到强调实现“潜在产出量”具有三点重大意义：①它注重消灭“潜在的产出量”与实际产出量之间的差距（称为“奥肯差距”）；②它突出了经济增长问题；③以“潜在的产出量”为目标进行扩张是防止经济衰退的最好办法。
托宾在《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一书中，也对实现充分就业政策作了详细的阐述。他断言，只有在政府的经济政策指导下，才能促使经济稳定的增长，摆脱经济衰退。为此，政府必须实行充分就业的财政预算。在某一年份内，只要实际的产出量小于潜在的产出量，即使在经济上升时期，也要通过赤字财政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使实际产出量达到潜在的产出量，实现充分就业。托宾和奥肯提出的充分就业政策修改了原来只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政策的观点，因而被称为“新经济学”。
由于肯尼迪总统采纳了托实和奥肯（两人均系总统经济顾问）的经济政策建议，在1960年实行了削减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使生产和就业得到了恢复和增长。许多经济学家在当时都认为，“新经济学”指明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途径，奥肯也得意地说：“正是这种积极的策略，才是打开60年代持续扩张之门的钥匙。”
但是，到了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中长期的爬行的通货膨胀急剧加甚，并在1973—1974年间陷入“停滞膨胀”困境。在这一过程中，新经济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了打开70年代通货膨胀加剧的“大门”的钥匙，于是，盛极一时的“新经济学”被陷入了困境，其呼声迅速地减弱了。
为了对付70年代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新古典综合派转而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即多种经济政策综合运用的策略。其基本内容包括：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配合”。例如，用“松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投资优惠、减税、扩大政府支出）来鼓励投资，增加就业；同时配合以“紧的”收缩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防止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通货膨胀；再如，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和扩大信贷规模的“松的”扩张性资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增加产量和就业；同时配合以“紧的”收缩性财政政策（缩减政府支出等）来减轻总需求对市场的压力，以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所谓“微观化”是指政府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来制订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微观化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不同的税收方案，制订不间的税率，个别地调整征税的范围，调整财政支出的内部构成及政府对不同部门的拨款等。微观化的货币政策包括规定不同的差别利息率。控制对不同行业和部门的信贷条件和借款数量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可以避免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控制过程中给经济带来较大的震动，使得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更为灵活有效。
3．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收入政策是指通过工资和物价的指导线和管制政策，防止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从而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人力政策是指联邦政府的就业政策和劳工市场政策，即通过就业指导和对劳动力的重新训练，促使青年和非熟练工人找到职业，尽量减少各种失业，扩大就业量。
除此之外，新古典综合派还提出了浮动汇率政策，对外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政策、消费指导政策、能源政策、人口政策和农业政策等等。这些经济政策尽管在维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毕竟不能根治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70年代以来，新古典综合派受到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日益激烈的抨击。面临这一形势，新古典综合派开始进一步修改自己的理论，力图兼蓄并容更多的新观点，以弥补本身的不足。1985年，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共同对《经济学》一书作了重大修订，加强了对社会总供给的分析，介绍了理性预期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等。但是，今后新古典综合派是否能重新“雄距”官方经济学的宝座，最终还得看它在解决80年代后期乃至本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重大问题中，究竟能起别多大的作用。
第二章 新剑桥学派
本发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按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琼·罗宾逊夫人的说法，正处于一个智力高度增长的年代。由于“凯恩斯革命”的影响，各种新的学说和新的学派不断涌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学派之—，就是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约翰·伊特韦尔等人。由于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但他们的理论又是以叛离“剑桥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特征的，所以称为“新剑桥学派”；又因其中斯拉法、帕西内蒂等人原籍属意大利，也被称为“英回-意大利学派”。
一、新剑桥学派的形成和理论渊源
l936年，凯思斯《通论》一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但是，凯思斯的经济学说只是为了解决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象而产生的，有着许多的局限性，例如：他使用的是短期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没有讨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缺乏对经济波动作动态分析；此外，他也没有讨论价值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缺乏对微观经济的研究。对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汉森、萨缪尔森、索洛等人直接把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如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用来填补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不足，形成了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的这些做法遭到了琼·罗宾逊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美国经济学家的这些做法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曲解，是向传统经济理论的倒退，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作为曾经和凯恩斯长时共事和密切合作过的剑桥同仁，他们认为，凯思斯的《通论》是努力从传统经济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成果，虽然凯恩斯本人做得并不彻底，这也正说明了从传统理论的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的艰难性，即凯恩斯本人所说的“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因此，新剑桥学派把凯恩斯作为和他们具有相同思想的开托者，以凯恩斯理论的正宗自居，要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学上的第二次革命。
1953年，琼·罗宾逊发表了“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一文，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篇文章的发表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酿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有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或称“双桥之争”）。挑起争论的一方是以琼·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应战的一方是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即坎布里奇市）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经济学家。争论从资本测量问题开始，涉及到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在这场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包括分析方法问题、动态和静态问题、宏观和微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以及经济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争论的最终结局是，新剑桥学派揭露和批判了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中的一些逻辑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作为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学派的地位。
新剑桥学派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的目的是为他们自己的新学说鸣锣开道。1956年，两个剑桥争论开始后的第四年，琼·罗宾逊发表了她的《资本积累论》这部著作；同年，剑桥大学的卡尔多发表了“可供选择的收入分配理论”—文（英国《经济研究评沦》1955——l956年卷第85—100页）。两人都从收入分配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文献标志着新剑桥学派的诞生。1956年5月11日，卡尔多应邀到我国进行学术交流，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从凯恩斯经济学看资本主义的演进”的讲演，第一次向中国经济学界阐述了他的新剑桥学派经济思想。内此可见，新剑桥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过程中形成的。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1．凯恩斯的《通沦》一书。新剑桥学派师承了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强调投资对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作用。他们十分强调，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要点是《通论》第二十四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即论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定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
2．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对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也有很大的影响。卡莱茨基在1933年发表的“商业循环理论大纲”这篇著名论文中，提出了几乎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理论，并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等因素的作用引进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琼·罗宾逊对此十分推崇，认为“卡莱茨基所作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比他（指凯恩斯——引者）更富于逻辑上的一贯性”，因此，“卡莱茨基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比凯恩斯的《通论》更为真正的‘通论’。”
3．对新剑桥学派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是斯拉法。斯拉法于1960年发表了他近30年的研究成果《用商品生产商品》。在这本小册子中，斯拉法以其精炼的文字，严谨的逻辑重新恢复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为新剑桥学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提供了基础，也为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提供了武器。新剑桥学派宣称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返回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所以，该学派也往往被人称为“新李嘉图主义”。
二、方法论和理论前提
新剑桥学派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中成长起来的，琼·罗宾逊等人自命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嫡传，而把新古典综合派称作“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原意的曲解和向旧理论的倒退和让步。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在一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反映在方法论和理论分析的前提方面。
经济学的方法论反映了经济学家对他所处的世界的总的看法，新剑桥学派的方法沦有两个显著的待点：一是坚持抛弃均衡概念，树立历史的时间观念；二是强调社会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出发，认为在社会经济中每个人都追求着本身的最大利益，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厂，追求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人会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经济资源进行生产和交换，最终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时，整个社会经济进入一种静态均衡。当在分析中引入时间，考虑到投资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时，社会经济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原来的均衡位置，但经过调整它又会重新趋向一个新的均衡位置。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革命的重大突破之一就是“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打破了新古典理论均衡观对经济分析的束缚，考虑到现实经济生活的持点——昨天与明天的区别，强调时间是一个历史过程，过去是不可改变和逆转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明天发生的事是受今天行为的影响的，而今天的行为又是受过去的历史和对明天的预测支配的；由于未来不可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大都只能依据过去的经验来推断未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存在的。罗宾逊指出：“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将来前进，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比喻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整个传统经济学都需要重新考虑。”基于这种历史观，琼·罗宾逊非常强调“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凯恩斯所论证的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不确定性。”例如，对有效需求、生产就业和收入水平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投资规模之所以容易发生波动，就因为投资是联系现在经济与未来经济的纽带，它涉及到对未来的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
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在“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承袭了马歇尔的局部均衡论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并把这些已经被凯恩斯革命破除了的均衡概念更新恢复起来，移植到凯恩斯理论中，这完全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也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庸俗化”，罗宾逊说：“就一个始终处在均衡状态的世界而言，将来与过去两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历史，也不需要凯恩斯。”这实际上是指责新古典综合派完全阉割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精神实质。
由于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只要实行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仍然是适用的。所以他们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把资源最优配置作为经济学的主题；他们的整个分析仍旧以个人（经济人）作为出发点，不考虑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或把这些因素看作是分析中的外生变量，集中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
新剑桥学派对这种忽视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方法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新剑桥学派认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尤其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等因素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分析中都起着巨大作用。琼·罗宾逊和伊特韦尔在代表新剑桥学派观点的经济学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谈到分析方法时指出：“要包括在任何一种分析中的最根本因素是表明它要进行分析的社会制度的性质。经济关系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人类同物质世界的技术关系规定了人们过着的经济生活的条件，虽然人类社会（或就这一点来说的动物社会）的技术发展水平对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有着重大影响，但技术条件并不能完全决定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人类关系和工艺关系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分析的论题。”这种强调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分析方法，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中。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恢复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并与马克思的理论衔接了起来。
以上主要论述了新剑桥学派方法论的特点和对新古典综合派分析方法的批判。在整个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方面，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分歧反映在两个问题上，即如何看待“萨伊定律”和如何认识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完全信奉“萨伊定律”的，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由市场的自发调节，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的，经济总是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凯思斯在《通论》一书中抨击了“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摒弃了新古典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对以通过市场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说教。但是，凯恩斯本人确实也说过：“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 ——引文者注)还是对的。”新古典综合派正是以此作为依据，认为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后，新古典经济理论可以再度适用。罗宾逊对凯恩斯的上述断论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凯恩斯“考虑不充分的、完全与他的主要论点相反的意见”。她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在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的过程中，使得“萨伊定律被轿揉造作地恢复了，并在它的掩护下，所有旧学说都偷偷地又回复过来了”。
在投资与储蓄的分析中。新剑桥学派认为，“正统观念是以萨伊定律的说法为依据的，根据萨伊定律，储蓄量决定投资率。”新古典学派正是持有这种观点，认为在任何时候，储蓄额总是一定的，只要通过利息率的调节，储蓄总是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因而投资是由储蓄支配的。凯恩斯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投资和储蓄是由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行的，投资是由公司、企业家决定的，储蓄是由居民行为决定的。居民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减少，从而减少了有效需求，减少了就业。只有增加投资，才能增加收入和就业，从而使储蓄和投资在新的国民收入水平上达到相等。新剑桥学派认为，根据凯恩斯的观点，不是储蓄支配投资，而是“储蓄不能不受投资量（增添设备和原材料的支出）的支配。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而变化。在工人失业和生产设备利用不足的时候，投资支出的增加会提高收入，从而增加消费支出，又增加储蓄。”而新古典综合派则认为，只要根据居民的储蓄倾向算出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国民收入中的储蓄量，然后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安排足够的投资来吸收这笔储蓄，经济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抛弃了凯恩斯“投资支配储蓄”的基本论点．“回到了储蓄支配投资这种均衡世界，而微观理论也就可以再滑进老槽了。”
总之，在新剑桥学派看来，新古典综合派无论是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还是在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方面，都已背叛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琼·罗宾逊说，“在北美以及由北美向世界传播的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我称之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曲解凯恩斯理论的冒牌凯思斯主义，实际上助成了与失业、通货膨胀交织在一起的无计划的增长局面。”从而产生了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
三、价值论与分配论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分配论是价值论的引伸、为了建立客观的价值理论，就必须批判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回复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进行研究。琼·罗宾逊认为，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为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提供了—个价值论基础。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以分配问题为研究中心的，由于他坚持劳动价值论，因而无法解释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法则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理论难题，李嘉图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企图寻找一种“不变价值尺度”——这种商品的价值在投入劳动量不变的条件下不会随着工资和利润分配份额的变化而变动。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通过建立一套由合成商品组成的“标准体系”，解决了李嘉图遗留下来的理论难题。
斯拉法首先建立了一个“为维护生存的生产的经济模型”。他假定社会经济由两个生产部门构成，分别生产铁和小麦。两种产品又都作为投入参加生产过程：小麦部门投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生存资料为280夸特小麦和12吨铁，产出为400夸特小麦；铁生产部门投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生存资料为120夸特小麦和8吨铁，产出为20吨铁。该经济模型的生产方程为：
280夸特小麦＋12吨铁→400夸特小麦
120夸特小麦＋8吨铁→ 20吨铁
或者改变表达方式为：
400夸特小麦＝F1（280夸特小麦，12吨铁）
20吨铁 ＝F2（120夸特小麦， 8吨铁）
首先，生产方程中小麦和铁的产出量恰好等于耗费的投入量，因而可以满足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物质补偿，其次，生产过程结束后，为了使社会进行再生产，小麦部门和铁部门必须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产品。为此，铁与小麦的交换价值应是1吨铁＝10夸特小麦，这一交换价值可以保证这两个部门得到进行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生存资料。
上述经济模型可以从两个生产部门推广到具有K个生产部门的经济体系，其生产方程的一般形式如下：
AaPa＋BaPb＋…＋KaPk=APa
AbPa＋BbPb＋…＋KbPk=BPb
… … … … … … …
AkPa＋BkPb＋…＋KkPk=KPk （2.1）
方程中的Pa、Pb、…Pk表示商品a、b、…k的价格；A、B、…K表示商品a、b、…k的总产量；Aa、Ba…Ka，Ab、Bb、…Kb和Ak、Bk、…Kk分别表示生产A、B、…K所消耗的相应商品的数量（如Ab为生产B所消耗的a的数量）。方程组（2.1）中，共有K个线性方程和K个变量（Pa、Pb、…Pk），其中只有（K－1）个独立方程；若设某一商品价格为1，则可解出其余（K－1）个商品的价格。这套价格能够保证经济体系进行简单再生产。
如果经济体系生产出一种超过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数量的剩余，并假定这种剩余现在按均等利润率（r）在各生产部门进行分配，但劳动者无权享受任何剩余。这时，将有下列生产方程：
（AaPa＋BaPb…－KaPk）（1＋r）=APa
（AbPa＋BbPb…－KbPk）（1＋r）=BPb
… … … … … … … …
（AkPa＋BkPb…－KkPk）（1＋r）=KPk （2.2）
方程组（2.2）含有K个独立方程，设某一商品价格为l，可解出其余(K－1)个商品的价格和利润率r，共K个未知变量。
在第二个模型的基础上，斯拉法撤消了劳动者无权享受任何剩余的假定，假定劳动者以工资形式占有一部分剩余，由此提出了第三个经济模型，其生产方程如下：
（AaPa＋BaPb＋…＋KaPk）（1＋r）＋LaW=APa
（AbPa＋BbPb＋…＋KbPk）（1＋r）＋LbW =BPb
… … … … … … …
（AkPa＋BkPb＋…＋KkPk）（1＋r）＋LkW =KPk （2.3）
（方程中La、Lb、…Lk为各部门投入的劳动量，W为工资率。）
斯拉法用总产品中扣除各生产部门消耗的生产资料后余留下的产品构成国民收入，并令之等于1，所以又有一个国民收入方程：
[A－（Aa＋Ab＋…＋Ak）]Pa＋[B－（Ba＋Bb＋…＋Bk）]Pb＋…＋[K－（Ka＋Kb＋…＋Kk）]Pk
=1 （2.4）
斯拉法同时规定社会年劳动投入量等于1，即La＋Lb＋Lk＝1，表明年国民收入是由社会年劳动投入量（活劳动）生产的。
第三个经济模型共含有（K＋1）个独立方程和（K＋2）个未知数（K个价格加利润率r和工资率W），由于国民收入（全部剩余）可以分解为利润和工资两部分，故只要工资率（或利润率）已知，根据上述方程即可解出K个商品的价格和利润率（或工资率）。
斯拉法通过所建立的“标准体系”证明，在“标准体系”中，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不会影响到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本身的变化，在全部国民收入对全部生产投入量的比率R（或称工资为零时的最大利润率）既定时，利润率和工资率（w）的关系如下式：
r＝R(1－w) （2.5）
这一式子表明，在经济生活中，如果工资是由国民收入支付的，则工资和利润之间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且两者呈反方向变动。
斯拉法的分析说明了剩余（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形成是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剩余的分配则是与社会制度因素和生产关系有关的过程，涉及到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斯拉法明确指出：“我现在发表的这套命题有一个特征，虽然它没行对价值和分配的边际学说进行任何讨论，它们仍旧是为了作为批判那一学说的基础而设计的。”新剑桥学派正是以斯拉法理论为基础，批判了新古典综合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论和分配论。
新剑桥学派认为，斯拉法的理论坚持了自重农学派创立者魁奈以来的，并为李嘉图和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的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再生产过程，拒绝了新古典学派（新古典综合派亦持有）的把生产看作是一种从“生产要素”的使用开始到消费者“偏好”得到满足而结束的“单行道”观点。在价值论和分配论方面，斯拉法抛弃了把主客观因素混淆在一起的供求论，根据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制度因素来解释价值的形成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新剑桥学派据此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收入分配结局的形成与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占有制度有关，也与劳动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时，决不能撇开所有权因素和历史因素对分配的影响。工资可以划分为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前者受到一国历史上形成的工资水平，国内劳资双方议价的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影响，后者则与利润率、商品和货币流量以及收入分配构成有关。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中，国民收入是由年投入劳动量生产的，由此可见，利润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是资本占有者凭借其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
在此基础上，新剑桥学派批判了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工资和利息（利润）各自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以新古典综合派常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该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ALαK1－α由于生产函数服从边际收益递减律，分别对L和K求Y的偏导数，得出：
?Y/?L=α（Y/L）
?Y/?K=（1－α）（Y/K） （2.6）
（2.6）表明，劳功和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了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
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是完全错误的：其一，新古典综合派企图不考虑社会制度因素，只从生产的技术条件方面来解释收入分配方式，把现行制度中的工资和利润分配格局看成是公平合理的，这一理论不仅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实际状况，而且歪曲了真实的状况。其二，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必须先依照一定的价值（或价格）计算出各种异质资本品的价值（或价格）总量，然后才能计算出资本的边际产量的价值（或价格），再得出利润率和利润额；而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体系已经证明，计算资本总量必须以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即利润率与工资的确定）为前提，因此，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琼·罗宾逊曾指出：“资本概念本身意义的含混，……这一错误使得新古典学派（指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引文者注）的主要部分是不合逻辑的。”
四、经济增长理论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也是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倡导者是琼·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阐述如何通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趋势。
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1956年，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首先我们来考察卡尔多的增长模型。
在卡尔多的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是具有相互内在联系的范畴。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了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有一定的积累率，从而也要有相应的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上述关系可以用下面一组方程式来加以说明：
Y＝W＋P （2.7）
S＝spP＋swW＝I （2.8）
将（2.7）变形为W＝Y－P，代入（2.8），则有
spP＋sw (Y－P)＝I （2.9）
将（2.9）移项整理后，可写成下列形式：
P/Y=（1/（sp－sw））·（I/Y）－sw/（sp－sw） （2.10）
上述方程组中，Y—国民收入；W—工资总额（劳动者收入）；P—利润总额（财产收入）；S—储蓄总额；sw—工资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劳动者的储蓄倾向）；sp—利润总额中储蓄所占比例（财产所有者的储蓄倾向）；I—投资总量。
卡尔多模型中，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是直接相关的，当sp和sw既定时，资本积累率（I／Y）直接影响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P／Y），也可以说，投资量直接决定着利润量的大小，卡尔多运用这一模型所反映的各经济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闸明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和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
关于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卡尔多认为，只要把sp＞sw这一限制条件作为收入分配机制运用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去，那么，经济均衡增长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稳定的。卡尔多确信，在实现经济生活中，S同I的任何偏离都会引起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以致使得S适应于I。例如，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增加投资并导致社会总需求的普遍增加，将会产生的后果是价格上涨超过工资提高的速度，因此，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利于利润的增加和降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由于sp＞sw，结果收入分配的变化使社会总储蓄额增加，S与I恢复均衡。假定出现相反的情形，投资和社会总需求趋于全面缩减，则价格的下跌会快于货币工资下降的速度，收入分配变化将有利于劳动者，出于sw＜sp，结果社会总储蓄额将会相应减少，使得S与I恢复均衡。这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变化来调整储蓄，使之适应于投资的分配机制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通常被称为“卡尔多效应”。据此，卡尔多断言，在短期内，国民收入分配是投资和总需求及相对价格变动的函数。
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国民收入分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积累率的大小。在（2．10）中，若sw和sp既定（同时资本-产出系数也既定），积累率的任何上升（也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大，反之亦然。卡尔多将式中含有的1/（sp－sw）这一系数，称为“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因为它表明了积累率的变化对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sp－sw之间的差额越大，积累率变化对利润份额的影响就越小；sp－sw的差额越小，此种影响就越大。同样，假定积累率是既定的，那么收入分配的变化将取决于资本家和劳动者各自的储蓄倾向，当sw不变时，sp愈小，P／Y值愈大。也就是说，资本家（财产占有者）储蓄的愈少，消费的愈多，利润在国家收入中的份额愈大。这也证实了新剑桥学派信奉的卡莱茨基的名言：资本家所得到的也就是他所花费的。
卡尔多经济增长模型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经济要按照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势必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由于社会中各阶级的储蓄倾向是不相间的，因此，收入分配将要精确规定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以保证一定社会积累率的实现；并且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生波动时，分配份额的改变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将卡尔多模型中的（2.9）写成S=spP＋sw(Y－P)，并使式子两端同除以Y，则得到全社会储蓄率s（=S/P）的公式：
s（=S/Y）=（P/Y）（sp－sw）＋sw （2.11）
将（2.11）代入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得到
Gw=s/V=（P/ Y）（sp－sw）（1/V）＋（sw/V） （2.12）
由于V=K/Y，代入上式后，则有：
Gw=（P/Y）（sp－sw）Y/K＋（sw/V）
=（P/K）（sp－sw）＋（sw/V）
=p（sp－sw）＋（sw/V） （3.13）
（p为利润率，等于P/K）
假定自然增长率（Gn）等于6?％、V＝3；sp＝0.3，sw=0.05；若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P／Y）为0.4，则将上述数字代入（2.12），可算出有保证的增长率（Gw）等于5％，Gw＜Gn，不能保持经济沿着充分就业均衡道路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调整到0.6，同时假定sp与sw不变，即可改变全社会的储蓄率（从收入分配变化前的15％提高到20％），从而使得Gw=Gn。
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模型与卡尔多的模型略有不同，她力图根据由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在技术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引出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关的主要经济变量的关系。她运用了两大部类和两大阶级收入的分析模型，把生产部门划分为投资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把总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两大部分。按照她的分析，工人将其所有收入（工资总额W）用于消费（C），资本家将其所有收入（利润总额P）用于投资（I），这时，工人的收入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资本家的利润等于投资品的总价格，国民收入中利润和工资的相对份额，等于消费品的总价格与投资品的总价格之比。如果根据凯恩斯的储蓄等于投资的假定，P＝S＝I，则有下列方程
Y＝W＋P＝W＋S＝W＋I （2.14）
如果加进对资本存量（K）的考察，那么，利润率（π）就等于资本积累率（g），公式表示为
π＝P/K＝g＝I/K （2.15）
倘若取消资本家将其全部收入都用于投资的假定，这时利润总额中有一部分被用作资本家的消费，其余部分则是可用作投资的储蓄总额。用sp表示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储蓄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则利润、储蓄和投资三者间的关系为：
sp·P=S=I 或P=I/Sp （2.16）
把（2.16）代入（2.15），得到
π＝P/K＝（I/K）·（1/sp）＝g/sp （2.17）
在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下（即假定技术进步并不引起资本和劳动在产品价值构成中的相对份额），资本价值对产量的比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不变，因而，资本增长率（积累率I／K）也就等于整个经济增长率（g）。
根据上述公式所揭示的关系，在资本家储蓄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利润率与积累率（从而经济增长率）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即一定的利润率产生于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而一定的积累率（或增长率）又必须以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为前提。两者呈正比变化。按照琼·罗宾逊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本主义经济要稳定地、均衡地发展，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技术进步稳定而没有偏向，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积累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以相同的比率稳定增长，利润率长期不变，实际工资水平随人均产量上升而提高，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有足够的信心，投资以每年相同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年产量（国民收入）同资本量（新增资本即投资）以一种适当的比率同时增长。琼·罗宾逊把满足上述条件的经济增长状态称为“黄金时代”。
与卡尔多不同的是，琼·罗宾逊认为，“稳定增长模型不过是用简单形式说明论点的一个便当方法。在现实中，增长决不是稳定的。”决不能根据增长模型就轻率地断言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地趋向一条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均衡途径。她强调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经常出现资本家的积累冲动不稳定而引起的投资波动、市场竞争机制受阻碍、劳动力的供给不足或过剩、技术进步对生产方法和经济结构的影响等，所以不可能经常具备“黄金时代”所需要的种种条件。
琼·罗其逊在以“黄金时代”为标准，对资本主义经济失调的类型进行分析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稳定增长的一些原因，认为“劳动与财产的分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琼·罗宾逊指出，假如资本家的高利润不是高积累率的结果，而是垄断的结果，那么，由于工资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社会消费需求水平的增加将受到阻碍，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投资需求，使得在高利润的条件下出现投资缩减和经济停滞的趋势。这时，必须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来使得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矛盾。由此可见，琼·罗宾逊试图用她的经济增长理论说明，只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经济干预措施，特别是抑制垄断势力的增长和使国民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的。
五、对“停滞膨胀”的解释
新剑桥学派在解释停滞膨胀的原因时认为，必须抛弃物价水平仅取决于货币数量的传统理论，回到凯恩斯关于物价水平主要受货币工资率支配的论断上来。他们从区分商品市场类型或不同类别的经济部门着手，结合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因素，货币工资谈判中的阶级冲突因素，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而解释停滞膨胀现象。
卡尔多将经济生活的部门区分为三类：初级部门，它为工业提供不可缺少的基本供应品，如食物、燃料和基本原料；第二级部门，它将原料加工为成品以供投资或消费之用；第三级部门，它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如运输或销售，或各种专门技术)，以及提供欣赏的不是辅助其他部门的服务〔如戏剧演出)。卡尔多认为，第三级部门是决不可能发生重大问题的，但是，初级部门和第二级部门(工业部门)却都很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根源。根据卡尔多的看法，“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发展要求这两个部门的产量的增加应符合必要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可出售的农矿产品产量的增加，应该和需求的增加相一致。这种需求的增加又是反映第二级(以及第三级)部门的增长的。但是，“从技术观点看，不能保证由节约土地的革新所推动的初级生产的增长率，正好符合第二级和第三级部门的生产和收入的增加所要求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如果初级部门产量的增长和工业制造业部门生产的增长之间出现比例失调的话，就有可能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停滞膨胀。
卡尔多认为，不同类型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决定是通过不同的经济机制进行的：
(1)在初级生产领域中，对个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市场价格是既定的，价格是以亚当·斯密所描述的传统方式，直接响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压力而变化的，价格变动是调节未来生产和消费的“信号”。
(2)在工业部门中，至少是在大部分生产集中在大公司手中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制造品的价格是被“管理”的，也就是说由生产者自己确定的；生产对需求变动的调节是通过库存调节机制进行的，与价格无关；商品积存时，就减少生产，库存减少时则增加生产。工业制造品的这种“管理”价格，不是由市场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具体地说，是根据“完全成本原则”和“垄断程度原则”来决定的，即在直接的劳动和原料成本上．加上按工厂的标准开工率计算出来的一般管理费和折旧费，再在这两种成本之上加上一个纯利润。按照这种方式决定的价格，对需求的反应不是非常敏感的，但对成本的变化(如工资和原料价格)却能作出迅速的反应。
根据以上分析，卡多尔得出一个“基本的命题”：从世界经济范围来看，“农矿产品价格的任何巨大变动——不论它对初级生产者是有利还是不利——对工业活动往往起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
(1)初级部门的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的初级产品，同时由于食物价格的下降会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从而有可能因此而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两类价格或两类总价格水平的比率)在农矿产品价格下降时对初级部门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就将减少初级部门生产者对工业制成品的有效需求，结果势必是抵消了农矿产品价格厂降所带来的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而有余，造成一种灾害性的后果一—经济大萧条。卡尔多认为，本世纪20年代未至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正是由此引起的。
(2)当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它在工业品成本方面具有强有力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农产品、基本原料和燃料的价格的上涨，通过各个生产阶段，将依次进入制成品的成本中，使得工业制成品价格提高。这种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利润而不利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而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中，它是引起工资压力增加的一个有力的因素，正人将通过工会与资方的工资谈判，抵制实际工资的降低，要求增加工资，以保持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本身也有着缩小工业制成品有效需求的作用，一方面初级部门的生产者利润的增加和他们的开支增加不相称，例如石油生产者积累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而未花费掉；另—方面，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有可能采取财政金融措施来对付国内的通货膨胀，这些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将会减少消费者的需求，并抑制工业部门的投资。这样，农矿产品价格上涨很可能在工业部门引起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它反过来又使工业部门的活动受到紧缩性经济政策的限制。卡尔多认为，美国l972—1973年的通货膨胀就是起因于农矿产品的价格上涨(同时工资随着生产费用的上涨而上升)；在这种情形下，政府采用了强有力的抑制主义的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从而造成了一次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
琼·罗宾逊除了通过区分各种类型的市场和分析操纵价格外，还从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来解释停滞膨胀问题。琼·罗宾逊认为，按照凯恩斯的看法，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而货币之所以存在，之所以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因为它仅仅只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本身还具有贮藏的职能，正是它的这种性质使得它成为“现在”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联系环节。因为货币在所有价值储藏手段的资产中，流动性最高，风险性最小，人们愿意把一部分收入或财富以货币形式保存在身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切契约也都是用货币来计量和订立的。同时，货而和信用制度的存在，也为资本家的投资提供了取得资金的便利，使他们的投资不受自有的收入或财富的限制，资本家可以通过投资来控制经济资源在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分配。当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投资率较高时，势必造成比较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比较少的经济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结果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份额将相对下降。在货币经济中，工资是以货币支付的，货币工资是由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定的，可是一定的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即工资所能购得的消费品)却是受企业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决定的；投资率的提高所引起的消费品产量的减少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会产生了一种“通货膨胀障碍”，即通过通货膨胀来制止利润的提高和实际工资的下降。琼·罗宾逊指出：“在一个工会强大的现代经济社会中，厂商要提高利润以压低综合工资份额(特别是它如果导致实际工资率下降的话)的企图受到坚决抵制。于是厂商提高货币工资率以免工人罢工；…。这被认为是提高利润的通货膨胀障碍。”这也就是说，投资率提高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时，就会促使工人通过工会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从而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停止增长和大量失业，出现停滞膨胀局面。
此外，琼·罗宾逊在分析停滞膨胀问题时，还以卡莱茨基的理论为基础，讨论了“政治方面的商业循环”问题。琼·罗宾逊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时，她认为当下届政府的选举问题隐约出现时，政府可能在要求减轻失业灾难的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实行减少失业的经济政策；过后，政府又可能屈服于大企业和食利者阶层的压力，从而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非但没有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却把经济处于停停走走的“政治方面商业循环”的状态中。琼·罗宾逊指出：”卡莱茨基在1943年曾经预言，战后，我们将战胜了经济方面商业循环，我们就将生活在政治方面商业循环的制度下。现在，政治方面商业循环似乎正在采取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激烈的方式。”根据新剑侨学派的看法，正是新古典综合派这一冒牌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经济停滞膨胀的局面，因而他们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用调节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方法来解决滞胀问题，而积极主张把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和解决停滞膨胀的措施的重点放在收入分配方面。
六、经济政策主张
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新剑桥学派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给资本主义经济开的药方，也反对货币主义者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调节社会总需求和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的经济政策主张已经为实际经济生活证明是无效的；它们不但没有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反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的污染和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失调。对于货币主义者提出的减少政府的下预，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调节经济的主张，新剑桥学派认为，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已经证明，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工具，因此，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倒退。
新剑桥学派通过对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停滞膨胀等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未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历史形成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进行的，现存社会的分配制度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因此不能指望在现行制度下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并且，在现行制度下，经济增长本身是在收入分配失调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经济增长丝毫不能改变这一分配格局，反而只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程度。根据上述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诊断、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结论，要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必须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所以，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重点就是收入分配政策。
基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新剑桥学派提出，必须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施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才能改变现行的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他们的主要政策主张有以下几项：
(1)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尤其是收入水平太悬殊)的状况。
(2)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便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
(3)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此外，国家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
(4)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的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强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
(5)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6)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新剑桥学派虽然不像新古典综合派那样掩盖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种种矛盾，粉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病作了一定的分析和揭露，并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取之处的经济政策主张。但是，一方面新剑桥学派的这些政策主张对资产阶级政府来说是相当激进的，它需要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某些方面动大手术，并要触及到相当大一部分大企业的利益，因此，迄今为止，新剑桥学派的政策主张从未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纳和付诸实施。另一方面，在新剑桥学派看来，似乎只要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改变现行分配格局，就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了，因此，不难看出，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主张实质上都是改良性质的，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通过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来补资本主义制度之“天”。
第三章 新凯恩斯主义与非均衡学派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一书的出版，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希克斯、汉森、萨缪尔森、莫迪利安尼、克莱因、帕廷金等许多经济学家纷纷著书立说以解释、发展和完善凯恩斯《通论》中的经济理论，从而奠定了战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导地位。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新正统地位的确立，一方面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阐述凯恩斯经济学，IS-LM曲线和收入—支出理论也已经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同义词。另一方面，一些与凯恩斯学派对立的经济学家，也根据凯恩斯学派所作的解释来攻击凯恩斯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后，随着货币学派和各种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别的兴起，在西方经济学界，围绕着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争论已日趋尖锐和激烈。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洛沃(R．W．Clower)发表了“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一个理论评价”一文，对凯恩斯学派以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出版了其博士学位著作《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凯恩斯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作了错误的解释，曲解了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根本不是一回事，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庸俗化的凯恩斯主义”。莱荣霍夫德指出，必须对凯恩斯著作加以重新解释，还凯恩斯经济学的真实面目。由于克洛沃和莱荣霍夫德都是从凯恩斯主义阵营中反戈出来的，又以重建凯恩斯经济学为已任，所以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学派”)。
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克洛沃、莱荣霍夫德等人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巴罗、格罗斯曼，法国经济学家贝纳西和马兰沃德等人建立起了非均衡理论模型。非均衡理论的一方面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
一、凯恩斯与瓦尔拉体系
1937年，凯恩斯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就业的一般理论”，该文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视为《通论》的续篇，凝聚了凯恩斯的《货币论》(1930年)和《通论》两部重要著作中的思想精华。凯恩斯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通论》中的经济理论与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之间存在两大基本差异：第—，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对有关未来的知识非常清楚，而事实上我们有关未来的知识是被动的、含糊的和不确定的，结果古典学派的货币和利率理论发生了错误；第二，古典学派信奉瓦尔拉的—般均衡理论和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自行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状态，而事实上是需求决定了供给水平，结果古典学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论，无法解释就业水平和总产量的波动。
根据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在—个交换经济中，存在着n种物品的供给，设Si(i＝1，2，…n)代表第i项物品的供给量，Pi代表该项物品的价格，而Di=D(P1,P2,…Pn)代表第i项物品的需求，它是所有物品价格的函数。瓦尔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组均衡价格(Pe),对于所有物品而言，Di(Pe)＝Si?首先，瓦尔拉认为，各种物品的供求方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通过∑PiDi=∑PiSi这一制约因素相互关联的。这一制约因素被称为“瓦尔拉定律”，它表明总需求在任何价格条件下都必定与总供给相等，因此，经济体系中的超额需求总和为零，即∑PiDi-∑PiSi＝0。其次，瓦尔拉体系中的这组均衡价格(Pe)是通过某种试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过程被假定为代表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拍卖人”在供求关系的调整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通过“喊价”将各种信息传递给市场供求双方，以保证市场上不存在“虚假交易”，即在价格未达到均衡时所发生的交易。这样，瓦尔拉体系就暴露出两个问题：
(1)由于经济活动是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的，拍卖人必须宣布各种物品的现期价格和远期价格，因而必须假定拍卖人能够掌握完全的市场信息，并将各种信息无偿地、及时地传达给交易者。结果在瓦尔拉体系中就完全排除了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瓦尔拉体系基本上就成了一个无时间概念的体系。
(2)由于排斥了不确定因素，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就会被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瓦尔拉体系实际上成了一种物物交换的经济理论。
莱荣霍夫德等人认为，在凯恩斯与瓦尔拉体系的两大基本差异中，不确定性问题是是最重要的，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看法会直接影响到对货币的作用、交易者的行为等许多其他问题的分析和结论。
1．针对瓦尔拉定律和瓦尔拉所提出的试探过程能够使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的观点，克洛沃指出，在现代的货币经济中，有必要区分经济活动中的名义需求和有效需求。名义需求是指交易者能以现行价格购买和销售他们所想购买和销售的物品或劳务时的需求函数，它是以计划销售总是能够实现这一假定为基础的，计划销售的实现保证了计划购买也总是能顺利进行的。另—方面，“有效”一词则明确地考虑到计划可能落空这一事实，有效需求是指以实际支付能力为支柱的需求，它是以当前销售的物品和劳务所得到的收入可能与计划销售的收入有偏差，从而会对当前的支出形成某种限制这—事实为基础的。克洛沃认为，瓦尔拉体系考虑的只是名义需求，是—种单一决策假说，而瓦尔拉定律只能建立在名义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而有效需求分析则考虑到交易者供给决策对其本身需求决策的限制，因而是—种双重决策假说。
根据双重决策理论，只有在所有市场都已出清(供求均衡)时，名义需求才与有效需求一致，否则的话，实际消费完全可能与愿意消费相偏离，这时瓦尔拉定律将不再适用。例如，当工人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而失业时，工人所意愿提供的劳务未能销售出去，这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倘若工人是就业的，他们本来会用销售劳务的收入购买何种商品、购买多少数量，也就是说工人的名义需求不能被传递给生产者(企业家)。但是，工人由于劳务超额供给所引起的失业和收入的减少，会直接影响到工人对商品的需求量(有效需求)的减少，这个信息却马上传递到生产者那里，于是生产者就会削减产量，使经济处于失衡状态。克洛沃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名义需求并不能够传递到生产者那里，因而无法实际上影响产量和就业水平，可是瓦尔拉关心的恰恰只是名义需求。与此相反，凯恩斯是以有效需求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因此他得出了经济可能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结论”。
2．莱荣霍夫德从另一个方而批判了瓦尔拉体系，他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的—个根本弱点就是忽视了信息传递中的不确定因素和信息成本问题。在市场信息不完全或是缺乏无代价地提供和获取信息的条件下，价格的瞬时调节不可能成为市场调节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市场对需求变化的最初和最直接的反映并不是价格调整，而是数量(或产量)的调整。莱荣霍夫德认为，价格调整和数量调整是瓦尔拉体系和凯恩斯理论的重要区别之一。而数量调整的结果往往是经济的非均衡状态。即导致资源闲置和生产能力过剩等现象的发生。
以资本品市场为例，在没有拍卖人喊价的情况下，工厂所得到的产品市场需求信息是有限的，特别是由于不知道市场出清价格，它们难以确定价格变化的幅度，工厂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市场时，由于对未来的行情摸不准，它们的反应并不是马上降价销售，而是利用从最近市场行情中获得的知识和凭借经验为自己的产品估计一个保留价格，除非在获得更多的市场情报之前一般不愿降低产品价格。因此，在短期内，不完全的市场情报会导致工厂采取保留价格，并通过增加库存来对付市场需求的下降。但是，最后由工厂的库存积压过多，他们将被迫减产。显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需求下降的理性反应可能是调整数量而非立即改变价格。莱荣霍夫德认为，凯恩斯与瓦尔拉有关失业问题的分歧仅在于，在瓦尔拉体系中，价格调整会立即消除失调。而对凯恩斯而言，不完全的市场情报等因素会使价格调整推迟进行，相反，经济体系会对数量调整作出反应，然后，资本品的数量调整最终又会导致产量和就业水平的下降，而这又将减少其他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引起经济的进—步萎缩和更多的失业。
二、凯恩斯与凯恩斯学派
凯恩斯在《通论》中论述有效需求的决定时，提出了流动偏好学说。认为流动偏好是影响有效需求变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是，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时，曲解了凯恩斯的理论，错误地推论出流动陷阱和投资缺乏利率弹性，忽视了凯恩斯对货币和货币政策的论述，得出了重视财政政策的结论。根据莱荣霍夫德的看法，造成凯恩斯学派经济学这一错误的关键原因在于，凯恩斯学派的四物品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1．四物品经济模型。为了比较凯恩斯经济模型与凯恩斯学派经济模型，莱荣霍夫德先例举了五种物品：消费品、资本品、货币、政府债券(或公债)和劳动。莱荣霍夫德指出，凯恩斯学派与凯恩斯经济学的—个重要差异就在于，把这五种物品归类为四物品经济模型时，各自归类所依据的标准和建立的经济模型是不同的。
在凯恩斯学派的四种物品经济模型(或称标准模型)中，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单纯以总量生产函数来决定产品和产量，所以将消费品和投资品合并为一类物品，统称为商品。标准模型所包含的四种物品是商品、公债、货币和劳动。莱荣霍夫德认为，在凯恩斯的经济模型中，消费品是作为单独一类物品，而资本品与公债(包括股权资产)被合并为一类物品，称为非货币资产。莱荣霍夫德认为，这种划分和归类的理由在于，公债和资本品都与预期收益流量有关，可以用同一利率（长期利率）来计算它们的现值。此外，非货币资产是一种长期资产，它们与货币和消费品这些短期因素决定的资产是有区别。根据这一归类，凯恩斯经济模型中所包含的四种物品是消费品、货币、非货币资产和劳动。
消费品 资本品 公债 消费品 资本品 公债
货币 劳动 货币 劳动
莱荣霍夫德通过比较分析表明，标准模型与凯恩斯模型具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1)标准模型中包含一种商品，是“单—商品模型”。而凯恩斯模型中包含两种商品(消费品和非货币资产中的投资品被区分开来了)，是“二元商品模型”。莱荣霍夫德认为，无论是在《货币论》(1930年)还是在《通论》中。凯恩斯都是主张将消费品和投资品区别开来的．凯恩斯学派所建立的标准模型无疑是违背了凯恩斯的原意。
(2)“单一商品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排斥了相对价格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依照莱荣霍夫德的分析，在凯恩斯经济学中，相对价格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资本品和劳动之间的相对价格是决定投资的重要因素。而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是决定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危机也往往是由错误的相对价格及预期引起的。莱荣霍夫德批评凯恩斯学派时指出：“如果相对价格的变动被看作是没有什么重要影响的，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可以预见的重要影响的(例如对就业总量而言)，那么就没有理由把它们拼凑成一个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决定就业的各个力量的模型，从而这些‘次要的’价格变量就可以被那种相应类别的商品的加总计算所代替。”
(3)标准模型在将物品归类时，特别重视的是物质资产(商品)与金融资产(货币和债券)的区别，而凯恩斯经济模型所注重的是流动资产(消费品、货币)和非流动资产(资本品、公债)或固定资产的区别。资产划分的这种差异必定会影响到对资产选择形式、利率和货币政策作用等问题看法上的分歧。
2．投资、利率与货币政策。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在讨论投资与利率的关系时，一般都依据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学说．把利率看作是放弃—定时期内的流动性的报酬，并由此推论由于存在流动陷阱和投资缺乏利率弹性，货币政策在经济危机时期是无效的，从而得出了必须依赖财政政策作用的结论。
针对凯恩斯学派的观点，莱荣霍夫德指出，在凯恩斯本人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货币政策无效的思想。凯恩斯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实际上是片面的和错误地理解了凯恩斯的思想。根据凯恩斯在“就业的一般理论”一文中的论述，关于流动偏好函数及其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只是凯恩斯利率决定分析的第一阶段。如果我们只按照凯恩斯第一阶段的利率决定理论，就自然会被诱至凯恩斯学派的分析，忽视了凯恩斯的资产选择理论和关于货币政策作用的分析。
凯恩斯在“就业的一般理论”中指出：“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的讨论。财富所有者若不以货币形式保存其财产，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他可以将货币按照当前的货币利率贷出，或者用货币来购入某些资本资产。”可见，可供人们选择的财富持有方式，不只是凯恩斯学派根据凯恩斯关于利率决定第一阶段分析所得出的货币与公债两种金融资产形式。除此之外。人们还可所在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金融资产和物质资产之间进行选择。
凯恩斯接着指出：“现在转入第三阶段。一般来说，资本资产都是可以再生产出来的。它的产量规模取决于其生产成本与其预期在市场上所能出售的价格。因此，倘若利率水平与资产预期收益一起使资本资产价格上升，当期投资量将增加；反之，若使资本资产价格下跌，则当期投资量将趋于减少。”
由此可见，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是像凯恩斯学派所论述的：货币供求决定利率，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决定投资。利率的作用并不只在于它能够直接影响投资决策的，它主要是通过影响资本资产的价格来影响投资决策的，是一种间接的影响作用。莱荣霍夫德认为，在凯恩斯经济学中．资本品是非流动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随利率的上升而下降或利率的下降而上升，由于投资对资本品价格的弹性相当高，所以利率对于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从失业原因的分析来看，莱荣霍夫德指出，失业的基本原因在于资本资产与劳动两者的相对价格发生了问题，是在相对价格关系中资本资产的价格过低了。假定在某一个充分就业均衡的经济中，储蓄开始较以前有所增加，如果人们对未来的变化有确定的知识，市场信息极为完全，那么，用于当时消费品生产的资源马上可以转移到别的生产部门．经济将仍然保持充分就业均衡。可是，生产者可能并未收到这种信息。同时，当储蓄者增加储蓄，使得非货币资产(包括资本资产)价格上升时，投机者也可能并未接到储蓄者改变储蓄意愿的信息，在非货币资产价格上升时卖出资产，换取存款，以致利率不能下降，资本资产价格不能继续上升至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导致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出现。据此，莱荣霍夫德进一步分析指出，在凯恩斯理论中，为了避免失业，必须控制住长期利率，从而控制住投资、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因此，只要中央银行能够迅速将长期利率调整至充分就业所需的水平，货币政策仍是有效的。凯恩斯从未怀疑过货币政策的作用，只是认为“不能唯一地(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是对付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
三、微观非均衡分析
非均衡学派认为，凯恩斯理论的思想精髓在于把非瓦尔拉斯均衡作为现实经济的一种常态，而把瓦尔拉斯均衡看作是一种特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凯恩斯理论强行纳入一般市场均衡结构，其结果是使凯恩斯理论更加远离现实世界和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因此，他们试图在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缺乏完全弹性的前提假设基础上，在一个明确的非均衡的关系中重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及其微观基础。
非均衡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重新解释和拓展、是从微观非均衡分析入手的。
在瓦尔拉斯消费函数中，代表性家庭的需求表现为：—定的预算可能性和市场价格约束的、使其效用函数最大化的需求。如果给定预算约束，则需求是价格的函数。由于假定价格具有充分弹性，价格信号调整可以保证市场全部出现；家庭实现的需求等于意愿需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价格并不一定具有充分弹性，并使市场出清。在这种情形下，家庭消费行为不仅受价格信号调节，而且也受非价格的数量信号调节。
克洛沃在家庭消费行为的双重决策和自愿交换前提假定下，分析了劳动过度供给条件下的家庭消费行为。他认为，家庭消费计划不仅取决于实际工资W／P(其中W为名义工资、P为价格水平)，而且还受劳动供给量(N~)的约束，即家庭有效需求函数为C＝f(w／pN~)。当不存在劳动供给约束时，家庭消费受价格信号调节；当存在劳动供给约束时，家庭将根据能够实现的劳动供给量决定消费品的购买量，即家庭消费计划取决于实际收入水平(W／P·N~)。克洛沃还认为，劳动市场的数量限制导致家庭就业不足，从而导致家庭收入减少；这又将进一步导致商品市场上的有效需求不足。这就是宏观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微观原因。
巴罗和格罗斯曼分析了商品过度需求条件下的家庭消费行为。他们认为，在这一情形下，由于实现的消费需求小于其意愿需求，家庭对不能实现的商品需求可能会作出两种不同的反应，一是把不能消费掉的收入储蓄起来；二是通过减少劳动供给来增加闲暇。如果长期存在过度需求，储蓄和闲暇对不能消费掉的收入都具有替代性。一般来说，两种反应的某种组合将是最理想的。在商品过度需求条件下，家庭的第二种反应会导致劳动供给量减少，从而引起产量下降。
克洛沃、巴罗、格罗斯曼等人还通过引入预期和存货两个因素，假定价格和工资率具有刚性，分析了非均衡条件下的企业行为。他们认为，在非均衡条件下，企业可能受到市场销售量和就业量两种数量约束。在图3.1中，F点表示企业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都不受数量约束，商品市场中的需求量等于企业的意愿供给量(图中的X0)；劳动市场中家庭的劳动供给量等于企业对劳动的意愿需求量(图中为I0)。FA线代表企业受到劳动供给的数量限制时的商品供给曲线。由于家庭在现行工资水平下愿意提供的劳动小于企业的意愿需求．企业的有效供给小于意愿供给，即x＜x0。FB线代表企业受市场销售量的数量约束时的劳动需求曲线。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将减少劳动雇用量，从而降低产量。企业对劳动的需求量取决于预期市场销售量。图中的C点表示存在劳动供给量和市场销售量的双重数量约束，企业有可能把C点对应的就业量所能生产的商品用于增加存货。
如果说巴罗、格罗斯曼等人的上述微观非均衡分析的目的在于建立宏观非均衡模型的话，那么．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的微观非均衡理论则试图给非均衡的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非均衡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贝纳西在《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货币经济条件下的单个市场和多个市场的非均衡状态，并进而用这—理论框架解释宏观上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
贝纳西首先考察了固定价格条件下的单个市场非均衡状态。他提出了两组不同的需求和供给概念，用dip*表示第i个经济当事人对第P种产品所实现的购买量，用sip*表示第i个经济当事人对第P种产品的销售量，用d~ip*表示第i个经济当事人想要消费的需求量，用s~ip*表示第i个经济当事人想要出售的供给量。实现的购买量和实现的销售量必相等，因为是事后的。所以就有：
∑ni=1 dip*=∑ni=1 sip* (3.1)
但是，想要消费的需求量和想要出售的供给量就不一定相等，因为他们是事前的。所以就有：
D~=∑ni=1 d~ip*≠∑ni=1 s~ip*= S~ (3.2)
显然，只要D~≠S~，那么，在交换过程中就总有一些需求或供给是不能实现的，市场处于未出清状态。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将通过数量调整(即配额计划)来实现短边均衡。例如，在按比例配额方案下，当社会想要实现的总供给量S~大于社会想要实现的总需求量D~时、按短边规则，能实现的需求量等于想要实现的需求量；想要实现的供给量只能按D~/S~比例实现。当S~＜D~时，企业实现的供给量等于想要实现的供给量；而能实现的需求量则按S~/D~比例实现。在按排队方式进行配额的情况下，则情况不同。假定存在n—1个需求者和一个供给者，当时D~＞S~时．需求者根据排队次序配额，其规则是：
di*≤S~-∑i-1j=1 dj* (3.3)
上式表明，当第i个需求者去购买时，所能实现的购买量最多只能是他前面的需求者购买后所剩下的量。
贝纳西在单个市场的非均衡分析基础上，通过引入“溢出效应”概念，对多个市场进行了非均衡分析。所谓“溢出效应”，是指行为人由于在别的市场上的需求或供给受到了配额限制，从而在某一个市场上想要发生的交易受制于其他市场的配额约束，结果实际发生的交易额低于想要发生的交易额。贝纳西通过对单个市场和多个市场的非均衡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企业行为和家庭行为，并得出了与克洛沃等人基本一致的结论。贝纳西的微观非均衡分析，为宏观非均衡分析创造了新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
四、宏观非均衡分析
巴罗和格罗斯曼在“收入和就业的一般非均衡模型”一文中，首次对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统一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并建立了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条件下的宏观非均衡模型。马兰沃德在《失业理论的再思考》一书中，把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可能出现的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的非均衡状态进行了不同的组合，得出了四种不同的宏观非均衡状态。非均衡学派重点分析了以下三种宏观非均衡状态以及相对应的政策。
凯恩斯的失业均衡，即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存在过度供给的非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企业意愿出售的商品量多于家庭意愿购买量，而企业意愿雇佣劳动量却少于家庭意愿实现的劳动供给量，所以，家庭只能根据劳动市场的就业限额决定其对商品的需求，根据商品市场的供给限额决定比劳动供给；企业则只能依据商场上的供给限额决定其对劳动的需求，依据劳动市场上的供给限额决定其对商品的有效供给。这种现象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实际供求均衡由有效需求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措施来刺激有效需求。
抑制的通货膨胀均衡，即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同时出现过度需求的非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劳动市场上达到充分就业，企业不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供给。家庭不能得到想要购买且有支付能力的商品，在商品市场上就只好采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数量配额；这样，家庭会降低劳动供给量，增加闲暇时间。从而导致劳动供给量低于理想的劳动供给水平，进—步加剧商品短缺程度。而企业生产不足又会进一步造成劳动市场上的供给不足。这种恶性循环被格罗斯曼和巴罗等人称为“供给乘数”。在价格刚性条件下，由于供不应求的市场潜在压力无法通过物价上涨的方式释放出来、于是，物价上涨的潜在势能转化为强迫储蓄和闲暇替换，这种状状况被称之为抑制性通货膨胀。而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劳动力来源、提高生产率等供给管理措施改变过度需求状况。
古典型失业均衡，即劳动市场上出现过度供给，商品市场上出现过度需求的非均衡状态。古典失业理论认为，由于劳动市场上的工资过高，一方面引起消费需求增大，并使商品市场出现过度需求；另一方面又引起企业对劳动的需求下降到保证充分就业的需求水平之下，于是就出现了商品市场上的供不应求与劳动市场上的非自愿失业同时并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有效需求管理不仅不能增加就业，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商品市场的供不应求。因此，政府应通过收入政策来降低实际工资水平。
劳动市场过度需求
抑制的通货膨胀均衡
Ⅱ Ⅰ
商品市场过度需求
Ⅲ Ⅳ
凯恩斯的失业均衡 古典型失业均衡
图3－2
图3－2中的第Ⅰ象限代表抑制的通货膨胀均衡，第Ⅲ象限代表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第Ⅳ象限代表古典型失业均衡。
由此可见，凯恩斯的失业均衡模型事实上仅仅描述了非均衡学派宏观非均衡模型中的一种非均衡状态。所以，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的一般非均衡模型，是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重新解释和拓展。
非均衡学派不仅用非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同时也对运用非均衡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运行产生了兴趣。用非均衡分析方法研究计划经济最有成就的西方经济学家是波兹。
在“集中性计划经济中的内在平衡和外在平衡”(1979年)、“集中性计划经济中的宏观均衡与非均衡”(1981年)两篇文章中．波兹系统地分析了集中性计划经济的非均衡特征。波兹认为，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特殊的非均衡经济。计划部门不仅直接控制消费品供给，而且也通过工资和就业计划间接控制消费需求。所以，波兹用计划者取代了巴罗和格罗斯曼模型中的企业，建立了由家庭和计划者组成的两部门模型。
波兹模型中，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凯恩斯模型中需求函数的家庭消费需求函数，其公式为：
CDt=f(St-1,Yt-1,⊿Yt) (3.4)
其中CDt为t时期家庭所希望的消费需求，St-1为上期储蓄，Yt-1为上期可支配收入，⊿Yt为t期收入变动率。这个家庭消费需求函数与凯恩斯模型中的需求函数相类似。
决定总供给水平的计划供给函数为：
Cst＝g(C*，N*，N，D*,D，I*，I，M) (3.5)
其中C*、N*、D*、I*分别为上期末宣布的现期消费计划、净物质产量计划、国防支出计划和投资支出计划，N、D、I分别为实际净产量、实际国防支出、实际投资支出，M为家庭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波兹通过引入计划供给函数，试图在计划消费品供给与计划者在计划年度前一期所观察到的非均衡状态之间建立起一个明确的关系。在计划供给函数中，消费的供给将由实际发生值对计划值的偏离所决定，计划通过不断地缩小这些偏离来调整下期计划。当实际生产高于计划供给时，计划制定者发现高于原增长率的计划比较容易实现，因而提高计划供给总额；当实际生产低于计划值时，计划制定者比较容易接受一个低于长期增长率的计划。
波兹认为，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不管计划者是实行平衡计划还是非平衡计划，都不可能完全出清市场，实现瓦尔拉斯均衡。市场的实际均衡是按照“短边规则”确定的，其公式为：
Ct＝min(CDt，Cst) (3.6)
波兹模型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通过引入一个计划供给函数，把计划者的行为公式化。描述了计划者在集中性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和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个模型的一个缺陷是忽略了计划经济下的企业行为。
在谈到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学派时，不得不提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杰出贡献。科尔奈首先从微观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行为和家庭行为，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的计划经济宏观非均衡模型。在科尔奈模型中，他以短缺代替传统的供求变量，这样，该模型就省略了计划者的参数调整，而让企业直接对短缺这个变量作比积极反馈。模型中没有计划者，只有生产音作为供给者与需求者相对应，而把计划者的调整行为放到短缺这个变量中去制约生产者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科尔奈理论是在借鉴和吸收了西方非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西方非均衡理论较之于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它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它为长期处于分离状态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有机结合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具有更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方法。
第四章 希克斯的经济理论
希克斯是英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生于英国沃里克，17岁时获得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的奖学金，最初攻读数学，一年后转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925年大学毕业．翌年获硕士学位，l932年获博士学位。1926—193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35—1938年任剑桥大学研究员，然后出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1946—1952年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任研究员，随后担任牛津大学德拉蒙德学院政治经济学客座教授，1964年晋封爵士，后任牛津大学都灵学院研究员，直至1971年退休。在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近60年学术生涯中，希克斯发表了10多部重要的经济理沦著作和论文，涉及价值、资本、货币、工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商业循环、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许多领域。l97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因为他在“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首创性的贡献”，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
莱荣霍夫德在“希克斯的经济观点评论”(载《经济学文献杂志》1979年6月号)一文中指出，希克斯一生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时期：青年希克斯和老年希克斯时期。与这两个时期相反，希文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可归结为两大方面．与青年希克斯相联系是在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方面的贡献，它们反映在《工资理论》(1932年)、《价值与资本》(1939年)、《商业循环理论》(1950年)和《需求理论的修正》（1956年）等书中；与老年希克斯相联系的是动态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及他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独特的新见解，反映这些理论的著作有《资本与增长》(1965年)、《货币理论批评文集》(1967年)、《经济史理论》(1969年)、《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1974年)、《经济学展望》(1977年)和《经挤学中的因果性》(1979年)等。
本章并不准备一一介绍希克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而是重点介绍希克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解释和评价。因为，希克斯对凯恩斯理论的解释既不同于新古典综合派，也不同于新剑桥学派．他始终是一个独立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解释者和评论者。他把剑桥学派、洛桑学派的传统微观经济理论与他所解释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套自成体系的经济学说。
一、宏观经济均衡分析
希克斯的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是作为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修正提出来的，主要体现在他的“IS—LM分析”中。
1937年，希克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的论文，将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与凯恩斯所说的“古典学派”理论体系作了比较研究。按照凯恩斯的利息率理论，利息率不是如古典学派所说的取决于资本的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货币供应量(Ms)和流动偏好(L)及由此决定的货币需求量(Md)。影响流动偏好的因素是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前两个动机受到国民收入水平(Y)的影响，而国民收入水平又取决于投资(I)和储蓄(S)，可是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又取决于利息率(r)。由此可见，凯恩斯的利息理论如同他所批判的“古典学派”的利息理论一样，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一理论存在着循环论证问题：要知道利息率，必须知道灵活偏好，要知道灵活偏好又必须知道收入，而要知道收入，又得先知道利息率及由此相关的投资和储蓄。
希克斯认为，要解决凯恩斯理论体系户的这个难题，就必须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相互依赖的诸经济变量在经济体系中同时达到均衡的条件，希克斯通过1S—LM分析，将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四个重要基本概念——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和货币数量——结合在一起，阐述了投资、储蓄、货币供应量、货币需求过、利息率和国民收入诸经济变量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及商品市场相货币市场在经济体系中同时达到均衡的条件。
1.IS曲线—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社会总需求等于消费需求加投资需求、社会总供给等于消费加储蓄，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即
I＝S （4.1）
由于储蓄是国民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它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可以将储蓄看作是国民收入水平的函数，即
S＝Y－C(Y) (4.2)
此外。投资是由预期资本收益和利息率决定的，在预期资本收益既定时，投资是利息率的函数,即：
I＝I(r) (4.3)
将(4.2)和(4.3)代入(4.1)，得IS曲线的方程：
I(r)=Y—C(Y) (4.4)
上述方程式所讨论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图4.1来加以分析。图中的IS曲线反映的是使商品市场上供需一致时的国民收入和利息率的关系，IS曲线上的每一点部表明与任一给定的利息率相应的投资与储蓄相等时的国民收入水平。
图4.1 商品市场均衡
LM曲线——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
行决定的，货币需求由货币交易需求(交易和预防的需求M1)和货币投机需求(M2)构成的，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是货币供应量等于货币需求量，即：
Ms＝M1+M2 (4.5)
货币的交易需求依存于国民收入水干，国民收入越大，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就越大，因此，货币的交易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函数：
M1＝KY (4.6)
K表示交易用求的货币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货币的投机需求随利息率变动而变化、利息率越高，货币的投机需求越小，利息率越低．货币的投机需求越大、货币的投机需求是利息率的函数：
M2＝L(r) (4.7)
将(4.6)和(4.7)代入(4.5)，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可写成下式：
Ms=Md=KY+L(r)
上述方程式讨论的内容也可以转变为图（4.2）的分析：
LM曲线表示在货币供应量给定的条件下货币的需求和供给一致时，国民收入和利息率的关系，LM曲线上的每一点都表示与一定的利息率水平相应的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的国民收入水平。
图4.2 货币市场均
3.IS—LM曲线：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条件。
由于LS曲线表明商品市场均衡(投资等于储蓄)时的国民收入水平与利息率，LM曲线表明货币市场均衡(货币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的国民收入水平与利息率，那么，当经济体系中两个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国民收入均衡值和利息率均衡值是如何决定的呢?在消费函数(储蓄函数)、投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函数以及货币供应量已知的条件下，可能通过(4.4)和(4.8)组成的联立方程解出国民收入和利息率的均衡值，即：
IS曲线方程 I(r)＝Y－C(y) (4.4)
LM曲线方程 Ms＝KY+L(r) (4.8)
这两个方程恰好可以决定Y和r这两个作为未知数的经济变量的均衡值。
如果用图形表示上述分析。则如图4.3所示：
图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决定了均衡国民收入水平(YE)和均衡利息率水平(rE)，它表明，只有当国民收入和利息率的量值分别处于YE和rE水平时，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才能同时处于均衡状态。
运用IS—LM曲线，也可以分析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应量；则LM曲线向右下方移至LM'位置，这时，均衡利息率因货币供应量增加而下降(rE降至rE’)，利息率下降又进一步引起投资增加，最终使得国民收入均衡值从YE增至YE'。
同样，如果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政府的开支增加，IS曲线向右上方移至IS’，LM曲线与IS’曲线的交点为E''，它表明政府开支增加引起国民收入均衡值从YE增至YE'，但由于货币供应量没有进一步增加，利息率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上升至rE''。
同理，倘若其它条件不变，政府通过同时实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和增加财政开支的政策，可以使国民收入增加至''的水平，而利息率保持在rE水平不变(如交点E'''所示)。
图4.3 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
第一章的分析中说过，IS—LM分析是将凯恩斯经济理论与新古典均衡理论结合起来的标准产物。丹尼尔·贝尔在评论时指出：“瓦尔拉以后，一般均衡理论经过阿罗、德布罗和哈思等人运用完美的数学形式加以修饰，已经变得更加完善。当它同希克斯和萨缪尔森重新塑造的新古典模型结合为一体时，就得到一个对于商品和劳务以及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这些要素在不同用途上的配置，就业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作出解释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更明确地物价水平等作出解释的一般用衡理论体系。更明确的说，经济学发展成两套一般均衡的理论体系，一是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另一是就业和物价水平(宏观经济学)。”
希克斯的IS—LM分析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很高评价，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1968年，莱荣霍夫德发表了《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这部著作，批评IS—LM曲线歪曲了凯恩斯学说的本来面貌，挑起了一场理论上的争论。希克斯面对批评意见多次申明，他IS—LM曲线是负有责任的，但是他当时作出这一综合只不过是想对《通论》一书的基本思想作一概述，虽然凯恩斯本人是乐于接受这一概述的，希克斯对这一宏观经济模型却不甚满意，认为这并不代表他自己的思想，所以他很少利用这一分析工具。在他晚年所写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中，也并未用这一工具来批评凯恩斯。但长期以来，希克斯并未说明不满意IS—LM分析的理由。直到1979年，在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著作《经济学中的因果性》和同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货币、利息和工资》中，才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存量、流量分析角度批评了IS—LM分析。希克斯指出，IS是流量均衡，它与一定的时期(如一年)相联系，而IM反映的是存量均衡，与某一时点相联系。若假定IS处于流量均衡中，那么必须合乎逻辑地假定LM维持着存量均衡。于是就出现一个难题，因为在希克斯《资本与增长》一书中已表明，一个时期的存量均衡维持就暗含着那一时期的流量均衡被维持，这是该时期内均衡被维持的充分条件。但是，存量均衡在一个时期内被维持，即意味着该时期的每一个时点上都被维持着均衡，这也蕴含着每一时点的预期都毫无修改地实现了。用这种存量均衡的概念来制定LM曲线，显然是不妥当的，既然预期都完全实现了，那么，还有何灵活性可言呢？而LM曲线恰是反映灵活性的，完全实现的预期排斥了不确定性，从而也排斥了灵活偏好，这是IS—LM曲线的致命弱点。
二、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希克斯的经济理论中对技术进步问题也十分地重视，在他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授奖仪式上，他发表了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讲演，阐述了他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问题的看法。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把技术进步划分为两种即“非依附性技术进步”和“依附性技术进步”。非依附性技术进步与生产要素本身的改进无关，它是指生产组织或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新的企业管理方法的发展和应用，从而可以使得以较少的投入制造出较多的产品。因此，这种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使所有资本和劳动的生产效率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依附性技术进步则与生产要素本身的改进有关，例如果用新的机器设备，或以培训和教育的方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即这种技术进步必须体现在具体的生产要素之中，它也能够值得以较少的投入制造较多的产品中，它也能够值得以较少的投入制造较多的产品。
希克斯在他1932年出版的《工资理论》一书中，在对非依附性技术进步的分析方面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希克斯根据各种技术发明对资本边际生产力和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影响，把技术进步分为三种类型。即“资本节用型”(或称“劳动多用型”)、“中性”和“劳动节用型”。他说：“倘若我们观察两组生产要素——劳动与资本，并且假定它们均全部被使用，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发明的初始效果是增加了资本边际产量对劳动边际产量的比率，还是使这一比率不变，或者是降低这一比率，对发明进行分类，分别把它们称为‘劳动节用型’、‘中性’和‘资本节用型’。”希克斯的叙述表明，凡是提高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的技术进步是劳动节用型的技术进步，降低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的技术进步是资本节用型的技术进步，使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保持不变的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中性技术进步可以分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和索罗中性技术进步，下面我们将分析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
图4.4的横坐标代表人均资本配备量(每个劳动力平均使用的资本量)，纵坐标代表人均产量(每个劳动力平均的产出量)，曲线OF和OF'表明人均产量随人均资本配备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以递减的增长率增加，原因在于当劳动力保持不变时，随着资本数量的不断增加（K/L也同时增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递减的。
图4.4 希克斯的中性技术进步
图中的曲线0F代表技术进步出现前的人均产量与人均资本配备量的关系，当人均资本配备量为OS时，人均产量为ST，过T点作一切线与纵轴交于W，与横轴延长线交于R点，OW＝工资率(平均每个劳动力的工资)，ST-OW=利润量。这一切线的斜率等于（ST－OW）/OS，由于(ST—OW)/OS＝0W/OR＝利润率，故OR＝工资率/利润率。出现技术进步后，曲线从OF移至OF'，当人为资本配备量为OS时，人均产量提高到ST'，运用同样的方法，过T'点作一切线与纵轴交于W'，与横轴交于R点，其中OW'＝工资率，ST'=OW'＝利润量。这—切线的斜率等于(ST'—OW')/OS＝OW'/0R＝利润率，故OR＝工资率/利润率。这表明，技术进步既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量，使工资率从OW增至0W'，同时也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量，使利润量从ST—OW增至ST'－QW'，由于技术进步是同等程度地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因此工资和利润都以相同比例增加，加上人均资本配备量并未改变，所以技术进步并不改变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即图形分析所表明工资率和利润率在技术进步前后的比例均等于OR）。
由此可见，希克斯给中性技术进步所下定义的主要特点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技术进步不会改变工资与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此外，希克斯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家为阻止工资的不断上涨，避免利润率的下降，一般偏向于发明和采用“劳动节用型”的技术进步。
三、经济周期理论
希克斯也是通过乘数－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周期问题的，直到现在为止，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希克斯的模型保留了经济周期理沦的权威性的讲台”。
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经济均衡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希克斯将投资划分为自发投资和引致投资，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生活中，这种区分并不显著，但是，对于希克斯的经济周期理论而言，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区分。希克斯认为，在只存在自发投资而没有引致投资的情形下，经济体系一般是按照一条均衡道路增长的。因为自发投资大部分是长期投资，投资者只期望它在长期内带来报酬，所以它是比较稳定的。而引致投资是由于前一时期的消费量或产量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投资，在一般情况下它构成净投资额的很大部分，并且极易受需求及产量变化的影响。引致投资是导致经济体系失衡的主要原因，根据加速数原理可知，加速系数愈大，引致投资变化幅度愈大，经济体系失衡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如果再考虑到乘数原理，那么在乘数一加速数的联合作用下，经济体系就必定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过程。
希克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通过下图来加以说明：
图4.5中直线AA表示自发投资的增长道路，它处于一种稳定增长的状态；直线EE为自发投资所决定的产量的均衡增长道路，也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直线FF代表不存在任何引致投资时，由自发投资和乘数所决定的经济体系的产量增长的下限；直线CC代表整个经济体系的产量增长的上限(“天花板”)，即充分就业条件下所能产生的最高产量的增长道路。
假定分析的起点是经济开始处于由自发投资所决定的产量均衡增长道路a点。这时，由于出现了新的技术发明等因素，引起自发投资的增长，根据乘数一加速数相互作用原理的解释，经济体系开始一种累积的向上运动过程，产量从a点提高到b点，这时虽然最高产量也在随着时间不断地提高(CC直线向右上方倾斜)，但是由于实际产量的增长率超过了最高产
图4.5 希克斯经济周期
量的增长率，所以实际产量的增长率会因为受到最高产量上限的限制而放慢。正如希克斯所指出，“当这条增长路线碰到上限时（一段时间后）它必定会离开上限，开始转向向下的方向运动。这种向下运动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繁荣碰上了充分就业的“天花板”而被扼杀了。由于实际产量的增长受最高产量增长的限制经济体系的增长率开始放慢，沿着最高产量增长道路缓慢地从b上升到c点。乘数一加速数原理表明，只要产量的增长率放慢。就足以造成投资大幅度他减少和总产量的降低。一旦下降开始，加速数就在相反方向起作用，使得引致投资和产量更大幅度地减少，出现一种累积的向下运动过程，经济体系的产量从c点急剧下降至d点，使得经济体系经历了一次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
当经济体系的产量降至d点后，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的底谷，FF直线是经济体系的产量下限，这时不存在任何引致投资，加速数也就不再起作用。由于自发投资仍然存在，经济体系的产量沿着FF增长道路缓慢地爬出底谷，从d点增加到e点，于是随着自发投资和产量的不断增加，又会引起引致投资的增加，在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下，经济体系又可能经历一次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性波动。
此外，希克斯还提出另一种解释，认为引起经济周期的另一可能原因是，乘数和加速数的数值既不太大，也不很小，仅能勉强引起经济体系中产量的爆发型运动，但由于原始冲击因素太弱，还未等到乘数一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将产量推至充分就业的最高产量，产量就开始呈下降趋势，紧接着出现向下方向运动的经济萧条。希克斯将这种周期经济情况称为“繁荣因其自我原因而自动死亡”。
四、投资、乘数与存货
希克斯认为，根据凯恩斯《通论》中的论述，收入可以分解为消费与储蓄，又可以分解为消费与投资。由于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稳定的，从而收入与储蓄(即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额)之间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稳定的。这样，在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为既定的条件下，一定的投资可以引起收入的某种程度的增加，即投资的乘数作用可以顺利地发挥出来。但是，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除了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既定外，还必须得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可以被利用。如果没有可供利用的存货(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那么当投资增加后，由于既缺乏可以利用的投资品，又缺乏为供给新增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投资的乘数作用就会受到影响，从而达不到通过投资来增加收入和就业的目的。
在希克斯看来，凯恩斯在论述储蓄、投资和乘数的关系时，不曾把存货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阐述清楚。他说：“在他(指凯恩斯——引者注)的思想里，对另外一个事实却模糊不清，这就是：存货的状况要保持某种程度的‘宽松’，乃是真正经济扩张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扩大就业的必要条件。”在凯恩斯的著作中，把投资引起再投资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仅限于对最初投资进行分析，而忽略了与存货有关的“引致投资”分析。希克斯指出，要说明投资的乘数作用，必须考虑到存货状况，甚至是最初的存货情况也必须加以考虑。
存货可以区分为实际存货数量和合意存货水平，后者是指厂商预期的存货数量。假定期初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增加投资后，乘数发生作用，实际存货数量就会不断减少但只要实际存货数量仍然高于合意存货水平，那么乘数的作用仍会发挥出来，至此，凯恩斯的储蓄、投资与乘数的理论都是有效的。但是，一旦实际存货数量低于合意存货水平，厂商将会设法增加实际存货，这时就产生了为增加存货而进行的投资，即“引致投资”。这种“引致投资”的出现会使收入和就业的增加超过凯恩斯提出的正常乘数作用时的收入和就业水平，即出现一种由最初增加的投资和增加合意存货水平的引致投资共同作用的“超级乘数”。
希克斯认为，忽视存货与超级乘数只说明了凯恩斯对乘数作用的估计不足，凯恩斯的乘数理论的主要缺陷并不在于只是忽视了存货，而是在于缺乏对存货结构的分析。存货结构的分拆关系到凯恩斯乘数理论的有效性。
根据希克斯的看法，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某些产品存货不足只能依靠下述两种方式来弥补产品不足引起的生产过程中的困难，一是用劳动代替资本(即用人力代替物资)，二是从其他部门抽调产品供给某一部门扩张的需要。第一种方式只适用于生产设备不足的情形。但这种替代的规模是有限的。在凯恩斯关于储蓄、投资和乘数的论述中，投资的乘数作用是在备生产部门中一轮一轮扩张的，这一过程中的每一轮扩张，每一部门都需要材料，尽调和理论上可以假定有一个只需要直接劳动的“开端”，实际上这种“开端”很难找到。“如没没有能够用到生产过程的材料(最重要的材料没有剩余存货)，那就很难着手进行—项工业扩展。”再看上述第二种方式，即从其他生产部门抽调产品来供给某一部门扩张的需要。假定只存在投资品和消费品两个生产部门，“如果材料是从前者所调用的话，那么某一种投资的扩大就是以牺牲另一种投资为代价而进行的；所以，总的说来，投资能否扩张是不能肯定的。如果材料是从后者调用的话——当乘数要求提高时——消费势必要发生真正的缩减！……所以，就业是否有一个净扩大，也是难以确定的。这只是使工业活动从一个工业转移到另一工业而已。一个工业的增长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另一个工业的下降。”因此，只有存货结构中存在着某种重要物资“瓶颈”，乘数作用过程就会受到阻碍。希克斯的结论是：“凯恩斯的论点是否正确，取决于是否有材料存货可供使用而又不干扰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动。”
按照这一观点看待凯恩斯经济学，希克斯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萧条经济学，在30年代大萧条的环境下，各生产部门都有大量剩余存货，乘数理论是适用的。然而战后时期，经济环境不同了，并非各生产部门都有大量剩余存货，增加的投资常受到存货数量和存货结构的限制，不能发挥增加收入和就业的乘数作用。此外，也可以看出希克斯关于投资、乘数与存货的分析与瑞典学派林达尔的动态经济理论极有相似之处。
五、关于“两种价格体系”的分析
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宏观经济理论，不涉及微观经济理论中的相对价格理论问题。凯恩斯在讨论收入、储蓄和投资等问题时，把价格作为已知的，这并非说价格是不变的，而是假定价格变化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外部变量。由于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被认为缺少价格理论，所以是不完整的。如何沟通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领域，是战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密切注意的课题，希克斯自写作《价值与资本》一书起，也一直就致力于这一“沟通”工作，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一书中，他提出了“两个价格体系”的分析，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不足之处。
希克斯在书中写道：“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中，至少存在两种市场。在一种市场里，价格由生产者来规定；对于这种市场(包括大部分工业品市场)来说，固定价格这一假定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市场，即‘弹性价格’市场或投机市场，在这种市场里，价格仍然决定于供给关系。”所以在经济理论中必须同时考虑两种市场或两种价格体系。在杀克斯看来，这两种市场或两种价格体系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固定价格市场中，价格由生产者规定，存货归专门经营该种商品的厂商拥有，没有中间商存在(既使有，他们也是受买者或卖者的有效控制)，实际存货数量和合意存货水平往往是不一致的。
在弹性价格市场中，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存在着中间商，这些中间商的行动受他们对未来价格动向的预期所决定；实际存货数量总是与合意存货水平趋于一致。
如果经济中存在着剩余存货，弹性价格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就会趋于下降。当投资的乘数发生作用时，存货逐渐减少，弹性价格就开始回升。但如果剩余存货减少到一定程度，价格又回升到某种程度，经济在度过了严重的萧条阶段之后，这又回升到某种程度，经济在度过了严重的萧条阶段之后，这时若存货既不那么丰裕，又不那么短缺，价格既不过高也不过低，在弹性价格市场上，扩大有效需求对于存货的变动和价格变动的影响就会减弱，扩大有效需求也不再可能像在严重萧条阶段那样有力地刺激价格上升。于是，弹性价格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将保持在正常水平。希克斯断言：至少在原则上，至少在弹性价格制度里，很清楚，对膨胀性工资上升和相应的价格上涨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调整——一个“膨胀性均衡”，在其中，各种实际价格比率和在没有通货膨胀时并无不同。”这种膨胀性均衡，按照希克斯的解释，“就是一种在凯恩斯意义上的均衡，它不含有充分就业的意思”。这就是说，在弹性价格市场上，通货膨胀可以同大量失业同时并存，而仍然保持均衡状态。但在这种均衡中，实际价格比率依然如故，因为所有价格均可自由变动。希克斯认为，弹性价格市场出现的这种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不具有很大的危害。
可是，在固定价格市场理，生产者规定价格时是要考虑到生产成本的，固定价格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生产成本的升降而升降。当存在两种价格体系的市场时，弹性价格市场的物价上涨并不会因为处于“膨胀性均衡”状态而无关大局，它易于甚至必然对固定价格市场发生影响，因为某种弹性价格市场中的商品的价格是作为固定价格的商品的生产成本的。然而，固定价格的升降幅度不可能与弹性价格一样，一般会小于弹性价格的波动。希克斯认为，劳工市场正是一种固定价格市场，那里的工资是由劳资双方直接来商定的。弹性价格市场的商品价格(如消费品)的上涨很容易加速工资的上升，而工资上升不可能引起各种价格同时有比例的上升，这样，弹性价格市场可能出现的膨胀性均衡不可能出现在固定价格市场中。由于固定价格市场的存在，虽然发生膨胀，但经济并不处于均衡状态。这样的通货膨胀甚至可以与大量的失业并存，不仅如此这种通货膨胀还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各种价格上涨的幅度不一样，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它损害劳资关系，影响社会福利(如养老金、社会救济等)，影响财政收入。希克斯说“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凡此种种都需要不断加以重新规定，因而那些看来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又重新成为问题了。在先受弹性价格的模型里，所有这些都不予考虑；但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真正官人的方式。”
总之，根据希克斯的分析，“两种价楷体系”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经济学(包括凯恩斯宏观经济理沦)如果不考虑到“两种价格体系”，是不可能说明通货膨胀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的。这一理论也反映了希克斯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在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结合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六、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
希克斯认为凯恩斯本人在1936年出版的《通论》一书中并未给予通货膨胀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坐时他关心的重点是萧条和失业问题。《通论》中的货币理论只适用于萧条年代，建立在这一理论上的货币政策也只适用于失业，而不适用于通货膨胀，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对付新形势下的通货膨胀，必须建文新的通货膨胀理论。
希克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
60年代后期以前是第一阶段，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膨胀，基本上按照菲利浦斯曲线行事。在这段时期里，凯恩斯学派的财政金融政策“在提高一般经济活动水平方面，要比在抑制经济波动方面，较为成功。因而，在经济衰退时失业比旧时为少；但是在经济繁荣时通货膨胀比旧时为多。”
60年代后期以后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提高工资的‘社会’压力已经居于统治地位。提高工资的主要力量不再是劳工缺乏。不管劳工缺乏不缺乏，工资总得提高。所以，衰退时期工资上升的程度将与繁荣时期工资上升的程度相等或接近相等。”这就是与经济萧条并存的通货膨胀，即所谓“停滞膨胀”。
为了解释60年代后期的新的通货膨胀现象，希克斯提出了“结构性通货膨胀”。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不同，“结构性通货膨胀”与总需求变动没有直接联系，即并非由于需求总量的变动直接引起的膨胀和收缩。它与“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也不完全相同，因为它并不象后者那样来自外界的、非经济的原因，从而也不能象后者那样可以依赖政治协商或法律冻结的手段来解决。希克斯认为当前通货膨胀有其内在的经济根源，即劳工市场的就业结构和工资结构。赫尔姆特·弗里希在谈到“第二代的通货膨账理论”时，他指出：“结构模型的核心是在两个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存在的既定条件下划一的货币工资增长。根据希克斯的观点，这可以用工资历史差异有关的‘公平性’原则的概念来说明。”弗里希的这段话指出了希克斯“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的中心论点：各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存在着差别，而货币工资的增长却没有差别。
希克斯将社会中的经济部门分为扩展部门和非扩展部门。在经济的扩展部门中，繁荣时期由于劳动力缺乏，工资是上升的，在衰退阶段工资并不下降。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已经失去粘性，每当扩展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时，非扩展部门的工人就会认为这种提高不是暂时的，而是带永久性的，因而感到自己“被丢在后面了”，为了公平，他们要求自己的工资水平向扩展性部门的工资水平看齐，“赶上去”。罢工是他们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仲裁者都认为提高工资是公平的。雇主也知道，为了搞好劳资关系，必须同意工人提高工资。这样，扩展部门工资的提而很快就普遍化到非扩展部门，引起工资普遍膨胀。而在衰退阶段，部门之间工资水平的上升程度，由于“赶上去”的现象的存在而相等或接近于繁荣阶段工资水平的上升程度，于是就发生了与生产停滞并存的通货膨胀。在1975年《货币主义的错误是什么？》这篇文章中讨论“工资上涨如何蔓延开”这一问题时，希克斯也用“公平原则”来说明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针对新的通货膨胀，希克斯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劳工市场的结构，采取比较平衡的经济增长，注意经济效率和“公平原则”的兼顾问题，而不能沿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处方，即用抑制需求的办法来控制通货膨胀，或用政治上的压力来防止“工资推进”。
希克斯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重视，被认为是“第二代通货膨胀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希克斯的“公平原则”概念实际上成了北欧学派和其他结构性通货膨胀论者解释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则。但是实际上希克斯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只不过是工资推进和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理论的混合物，它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供求失调或工人要求的工资过高，从而掩盖了60年化后期以来出现的“停滞膨胀”的实质和最终根源。
第五章 货币学派
货币学派，也称货币主义或现代货币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经济学流派。货币学派的领袖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因经济学家哈帕裕、布伦纳和安德森，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沃尔特斯、莱德勒和帕金等人。“货币主义”这一词语就是布伦纳在1968年7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货币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的论文中提出来的。
货币主义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形势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于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到了60年代后期，美国的通货膨胀急剧发展，以至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相通货膨胀并发的“停滞膨胀”局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货币主义在美英等同异军突起。他们打着现代货币数量说的旗号，鼓吹货币作用的重要性，主张采取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以此与凯恩斯学派相抗衡，并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正如初赖恩·摩根所说，“财政政策的失败和便宜货币的灾难性后果加重了某些经济学家父于货币理论发展得过于狭窄的说法的份量、结果出现了另一种替代的学派，他们对当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的基本概念比作为凯恩斯学派体系的基础的货币过程更为广泛。它以货币数量的变化作为中心。这一学派被称为货币学派或现代数量学派。”
一、思想渊源和基本观点
货币学派的思想渊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传统货币数量说，这一货币数量说的核心论点是：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是由一国的货币数量所决定的，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变化，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变化。
货币数量说的思想萌芽早在古罗马就出现了，古罗马的法学家鲍鲁斯就曾发表过货币价值取决于货币数量的观点。但是，货币数量说的创造人被认为是近代法国重商主义者波丹，他将16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物价上涨，归因于金银数量太多，并认为金银的价值与一般商品的价值相同，它的数量增加会使人们降低对它的估价，它的价值既然被低估，那么与它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自然就相对上涨了、用货币来表示的商品价值(价格)也就上涨了。以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洛克和大卫·休漠进一步发展了货币数量说。洛克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其供给数量决定的，货币供给数量的增加必然使币值降低；休漠则认为，金银作为货币，完全靠它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职能，才具有自己的价值，一国内流通的货币只不过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在交换中的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导致物价成比例地上升。19世纪的许多经济学家v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都是信奉货币数量说的。
20世纪初，货币数量说在美英等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凯默尔和费雪提出了“现金交易数量学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提出了“现金余额数坦学说”。
凯默尔在1907年发表的著作《货币和信用具与一般物价的关系》中，提出了他的货币数量说。这一学说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供求论的货币数量说，同时凯默尔对信用与物价水平关系的研究启发了以后费雪等人的方程式的货币数量说。
在资产阶级传统的货币数量说的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他于1911年出版了《货币的购买力》这部著作。提出了“交易方程式”这—著名的现金交易数量说。此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开始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若以P表示社会平均物价水平，M表示货币数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T表示社会总交易量，则“交易方程式”为：
P=MV/T 或 MV=PT (5.1)
如考虑到银行存款因素。设M'为银行存款，V'为银行存款流通速度，则当银行通过信用渠道使存款进行流通影响物价水平时，上述方程式可写作如下形式：
P＝（MV+M'V'）/T 或 MV+M'V=PT' (5.2)
费雪认为，在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交易方程式中，直接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有五个，其中货币和银行存款的流通速度是出社会的制度和习惯等因素决定的、在长期内相当稳定；同时，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社会的商品和劳务的总产量乃至社会总交易量也是一个相当固定不变的因家。费雪因此断言：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社会商品和劳务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成正比例变动的。因为费雪的理论所强调的是和商品和劳务的交易中，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所以称为“现金交易数量说”。
与此不同的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十分强调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认为货币不但具有随时购买商品的能力，也可以储存起来延期使用，他从人们手中所意愿持有的货币数量的角度来分析货币与物价水平的关系，提出了“现金余额数量说”。1917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庇古在他的老师马歇尔的货币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剑桥方程式”：
M＝PKy (5.3)
式中的M表示人们手中保存的货币数量,Py表示以货币计算的匡民生产总值，K表示人们手中保存的货币数量与以货币计算的回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可以看出，“剑桥方程式”中的K等于“交易方程式”中v的倒数(1/V)。两个方程式所反映的基本观点——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变化——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交易方程式”强调货币在支付过程中的作用(货币供应量的作用，而“剑桥方程式”则强调人们手持现金的作用(货币需求量的作用)。在货币学派的理论中，尤其是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剑桥学派特别重视货币需求分析这一理论传统的影响。
除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外，货币学派另一个最直接的理论渊源是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形成的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有劳夫林、奈特、西象斯、明茨等人。根据弗里德曼自述，在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革命性的著作使得传统的货币理论黯然无光，许多货币学者纷纷背弃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代这种形势下，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少数依然讲授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大学之一。西蒙斯和明茨等教授的货币理论与政策，其内容已经开始摆脱了机械式的货币数量学说，形成了一种能解释经济活动现象并提供政策建议的分析工具。这些理论观点散见于西蒙斯和明茨的论著中，形成芝加哥大学的口述传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特点是：①继承货币数量说的传统，重视货币理论的研究；②主张经济自由31义，鼓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他们虽然不像传统的货币数量说那样单纯用货币数量来解释物价的波动，但都坚持“货币至关重要”这一理论研究方法，承认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芝加哥学派坚持自由放任的传统，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趋向均衡。60年代后，当凯恩斯经济学日益陷入困境时*芝加哥学派的传统又得以恢复和发扬。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从长期来看，货币主义几乎全盘接受早期货币数量论。它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对短期后果作了更详细、更深入的分析，并对这些后果作了更详细的整形概括。”根据弗里德曼的看法，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货币量的增长率同名义收入的增长率有着保持一致的关系，如果货币量增长很快，名义收入也会增长很快，反之亦然；流通速度虽说不是固定个变的，但却完全可以预测。
货币增长的变化对收入发小影响需要译一段时间，即有一个时间滞后过程。
货币变化只在短期内影响产量，在长期中，货币的增长率只影响价格，产量则是由一系列实际因素(如产业结构、节俭程度等等)决定的。
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亦即是说，如果货币量的增长快于产量的增加，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政府开支是通过印发货币或银行信贷取得的，并且导致货币增长率超过了产量增长率，那么，政府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货膨胀政策。
货币量的变化并不直接影响收入，它最初影响的是人们的资产选择行为。这种行为使得现有资产(债券、股票、房产、其他实物资本)的价格上升(货币数量增加时)，利息率下降，鼓励了人们扩大开支，导致产量和收入增加。
货币增长加速时，起初会降低利率，但是，由丁它使人们增加开支，刺激了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借贷需求的增加，又会促使利率上升。货币量和利率之间这种步调不一致的变化关系表明，利率不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好向导。
货币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重要的是控制货币数量，并应该避免货币量的变化率大幅度地摇摆，明智的政策是让货币过在一定时期内按某种规则稳定地增加。
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货币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分析结构，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经济政策主张。
货币需求理论
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由弗里德曼教授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l932年毕业于拉哲斯大学，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67年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由于他在“消费的分析和货币的历史与理论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的主要著述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选》(1953年)、《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货币稳定方案》(1959年)、《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与A·斯瓦茨合著1963年)、《货币最优数量论文集》(1969年)、“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载《政治经济学杂志bl970年3—4月》和《自由选择》(1979年)等。
1956年，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文中，着重分析了货币需求问题。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论首先是货币需求的理论。它不是产量或货币收入的理论，也不是物价水平的理论。关于这些变量的任何论述，需要把货币数量论向有关的货币供应条件及其他一些变量的详细说明结合在一起。”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可以用一个多元函数来表示货币需求函数：
M/P＝f(y，w；rm ，rb ，rc ，1/p dp/dt，u) (5.4)
这—货币需求函数表明，实际货币需求(M／P)是实际收入〔y〕，由非人力财富获得的那一部分收入或财产收入，与恒久性收入的比例(w)，预期的货币名义报酬率(rm)，预期的债券名义报酬率（rb），预期的股票名义报酬率(rb)，预期的价格变动率1/P，dp／dt和其他的非收入变量(u)的函数。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继承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中的“现金余额数量说”，同时又受到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的重要影响。但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从研究方法来看，在建立这一货币需求函数时，弗里德曼运用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并在分析各种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时。运用了大量的实际统计资料；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货币需求函数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提出的恒久性收入的假说。可以说，强调恒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的主导作用是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的最显著的特点。
弗里德曼在分析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时，将消费有的收入分为一时的收入和恒久性收入。一时的收入是指消费者在短时期内得到的，非连续的和带有偶然性的收入；恒久性收入是指消费者从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在长期内经常能得到的，带有长久性和规则性的收入流量。若以Y表示消费者在某—时期的实际收入，Yp表示恒久性收入，Yt表示一时收入；再以C表示消费存在同一时期的交际消费开支，Cp表示与恒久性收入相应的恒久性消费，即具打经常性的消费开支，Ct表示与一时收入相应的一时消费，即非经常性的消费升支；则可以写出下列一组概括恒久性收入假说的方程组：
Cp＝k(i，w，u) Yp (5.5)
Y＝Yp + Yt (5.6)
C= Cp + Ct (5.7)
从后两个公式中可以看出，一时消费与一时收入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时收入的恒久性收入之间，—时消费与恒久性收入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固定比例关系。但是，如第一个公式(5.5)所反映的，在恒久性消费和恒久性收入之间却存衣着固定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K依赖于利息率（i），财产收入与恒久性收入总量的比例(w)和其他影响货币效用的非收入件变量(u)，例如消费者的年龄、家庭结构、偏好等因素。
对于弗里德曼而言，在货币需求函数中引入恒久性收入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需求主要取决于总财富，总财富实际上是无法衡量的，所以可以用人们的收入来代表。然而，人们现期的收入(或一时收入)足非常不稳定的，不能确切地代表财富；但是，恒久性收入却是相对稳定的收入流量，用它来代表财富，则基本上可以反映财富的状况。因此，可以说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恒久性收入，货币需求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受恒久性收入变动的支配，由于恒久性收入具有相当高度的稳定性，所以受恒久性收入支配的货币需求也是高度稳定的。弗里德曼通过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利息中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很小的(利息率增减1％，货币需求仅递减或增加0.15％)，而恒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很大的(恒久性收入增加1％，货币需求将增加1.8％，。他强调指出、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虽然并非常数，但它们与恒久性收入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函数关系，由此所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也是相当稳定的(在美国，从1867—1960年，大约每年下降1％)。这样，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既不同于早期货币数量说关于货币流通速度固定不变的观点，也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需求主要受利息率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由于投机动机的作用而极不稳定的观点。
根据对货币需求函数的论证和分析，弗里德曼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是现期收入(一时收入)的函数，并用消费支出增量和现期收入增量的关系——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及短期经济波动。恒久性收入假说认为，各个时期的消费支出中只有较小的部分与现期收入有关，因而凯恩斯的学说不能完全解释经济波动问题。
由于消费支出与现期收入关系不大，因而，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而采取的财政政策(例如减税)可能是无效的。根据恒久性收入假说，居民的这种临时性额外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作为实际消费，其余都转化为储蓄，减税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反之，对于政府为对付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增税政策而言，亦是如此。
货币需求是相当稳定的，而货币供应量却因受政策货币当局的操纵在短期内剧烈变化，从而影响了经济体系的稳定；而要使经济稳定地发展，就必须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相适应。
三、货币分析的理论模型
弗里德曼认为，他的货币数量理论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和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他创立了决定名义收入的货币理论。弗里德曼在“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载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0年第2期)提出了一个吸收了费雪和凯恩斯理论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模型，实际上也就是货币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为简化起见，弗里德曼假定所考察的是一个封闭经济而略去了对外贸易，也不考虑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各种随机扰乱。这一模型出下列六个方程式构成：
C/P＝f(Y/P,r) (5.8)
I/P＝g(r) (5.9)
Y/P＝C/P+I/P(或S/P＝(Y-C)/P＝I/P) (5.10)
＝P·L(Y/P,r) (5.11)
＝h(r) 〔5.12〕
＝ (5.13)
第一个方程是消费函数，表示以实际量表示的消费量(C/P)是实际收入(Y/P＝y)与利息率(r)的函数；第二个方程是投资函数，表示实物量投资(1/P)是利息卒的函数；第三个方程是收入流量的定义性方程，表示在均衡条件下，实际收入等于实际支出，或者说投资(实物量)等于储蓄(以实物量表示S/P)。这三个方程式表明，投资量与储蓄量是随收入量和利息率而调整的。并在投资等于储蓄时决定国民收入的均衡水平。
第四个方程是简化的货币需求函数，表示对现钞的需求是名义收入(Y＝P，Y／P)和利息率的函数，或人们对现金余额的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所反映的货币需求／P)是实际收入与利息率的函数，即／P＝L(Y／P，r)；第五个方程是货币供给函数，表示货币供应量是利息率的函数；第六个方程式是均衡方程，表示在均衡条件下，货币需求量等于货币供应量。这三个方程表明，货币的需求量与供应量随收入量和利息率变化而调整，最终使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状态。
以上方程式体系共有六个方程式和七个未知变量(C、I Y、r、P、、)，因此，这些变量中必须有一个变量要在上述方程式体系外被决定，使得未知变量与方程式数目相等，从而可以解出这组方程式。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数量说和凯恩斯收入－支出理论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把那一个变量放在模型外来决定。在短期内，货币数量说和收入－支出分析都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名义国民收入(Y＝Py)的增加，但他们都无法确定，由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引起的名义国民收入的增加，有多少部分表现为物价水平(P)的提高，有多少部分表现为实际产量(y)的扩大，对于这一问题，货币数量说假定实际产量为既定，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全部由物价水平的提高而吸收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则认为：物价水平是既定的，由一些模型外的变量(如货币工资率)所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全部被实际产量的扩大而吸收。弗里德曼指出，他的货币数量分析是一种“简单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均衡分析，在长期中，所有实物变量(如实际产量、实际利息率、就业和失业率等)都是由非货币因素或者说实际因素(如人的事业心、独创性、节俭和勤奋程度，产业结构相政府结构)来决定的。货币的作用只是决定物价水平，决定以货币表现的名义收入和名义利息率等。
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通过何种途径传导给经济体系的呢?或者说，货币供应量对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呢?
按照传统的货币数量议M＝KRy或M／P＝Ky，人们自愿经常保存在手上的货币数量(现金余额)所能支配的实物量(M／P)在实际收入(实际产量y)中所占比例是固定不变的。例如M／P是y的1/4，K即等于1/4。如果货币数量增加一倍，人们手中的货币量也随之增加一倍，在物价没有变化时，人们的现金余额所能支配的实物量在实际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将增加一倍(K增至1/2)；促按照假定，K的数值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人们将减少手中的货币量，用以购买物品；在实际收入(实际产量)不变时，这就得导致物价水平上涨一倍，从而使M/P在y中所占的比例，回复到K的原来数值。因此，传统的货币数量说的传导机制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将通过人们用手上增多的货币来购买数量既定的产品，最后导致物价水平和名义收入(Py)同比例上升。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将只是通过对一组约定的收益（即对一组金融资产如政府债券或公司债券的市场利率）的影响而影响产量或价格。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人们将以越过他自愿保持的货币数量去购买债券，结果债券的价格上升，亦即利息率下降，随着利息率下降，投资将增加；投资的增加最终通过乘数的作用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因此，凯恩斯主义的传导机制是通过利息率的变化使赢利能人和投资量发生变化，最终形成国民收入。
货币主义者不同意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传导机制的看法。他们认为，货币增加量可以直接影响支出、价格以及物质资产很多种类固有的收益，不仅限于金融资产的一小组收益。弗里德曼指出，他和凯恩斯主义在货币传导机制方面的分歧，主要是在所考虑的资产范围上，凯恩斯主义只是考虑相当狭窄范围的金融资产及利息率，故十分重视投资的利息率弹性；而他所考虑的是较为广义的资产和利息率，包括了耐久性消费品相其他实际资产。出于所考虑的资产范围较大，资产选择的范围也就更为广泛，当货币数量增加引起利息率一定程度下降时，货币需求的利息率弹性极小，即利息率下降不会导致人们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而是用增加购货币上购买各种资产，这样，大部分货币增加量将直接作用于名义收入。总之，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对实际经济体的影响，其传导机制是通过较广泛范围内的资产选择所引起的各种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债务和耐久性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变化而起作用的。
由于资产选择范围牧为广泛，弗里德曼在分析货币数量与利息率的相互关系时指出，货币数量增加后，人们会发现手头现金与其他资产的比例变化了，所以会用货币去购买其他资产以调整其资产结构，于是引起各种资产价格上升，利息率下降。但在货币数量急剧增加时，随着人们的购买，利息率最初是下降的，但随着物价的上涨和企业贷款需求的提高，又会促使利息率上升，尤其是当考虑列物价上涨时实际利息率相名义利息率的背离幅度，名义利息率还会进一步上升。根据弗里德曼的观察，巴西、智利等国就是因为货币数量增加过多，引起物价急剧上涨，从而利息率也高涨。货币主义者正是根据这一分析来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认为依据利息率来制定货币政策，必然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误。因为从长期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会降低利息率，反会使利息率上升，而为降低利息率再增加货币供应量，则只会加剧通货膨胀。
四、通货膨胀与自然失业率
如何解释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弗里德曼在1976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了题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演讲，阐述了货币主义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弗里德曼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多年中，经济学界对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关系的分析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从70年代中后期起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受菲利蒲斯曲线，这一曲线表明失业水平与工资变比率存在着稳定的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的失业水平伴随着下降的工资、低的失业水平伴随着上升的工资。这种关系被许多经济学家理解为因果关系，它为决策音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交替选择。然而，对菲利蒲斯曲线的经验估算印不是令人满意的，更重要的是，与规定的失业水平相一致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各国政府别处寻找提高就业水平的途径时，通货膨胀在任何一国都在随时增长，早期与低失业率并存的通货膨胀，后来开始与高失业率同时并存了。而货币主义者在此期间一直在怀疑是否存在着一条稳定的菲利蒲斯曲线。
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开始引进了通货膨胀预期这个概念。作为推移短期菲利蒲斯曲线位置的变量，并引进了自然失业这一概念，用来决定垂直的长期菲利蒲斯曲线的位置。“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是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的会长演说(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中提出来的。“所谓‘自然失业率’是这样—种失业率，它可以根据瓦尔拉的全面均衡方程体系计算出来，只要给与这些方程式以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现实的结构设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市场不完全性，需求和供给的随机变化。获得有关工作空位和可利用的劳动力的情报的费用，劳动力的流动的费用，等等。可以看出，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实际上就是传统庸俗经济学所说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
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使得任何旨在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政策措施，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暂时收效，即工人在要求提高工资时预期的物价上涨率低于实际发生的物价上涨率，从而货币工资增长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在这种条件下，雇主乐于增加产量，于是就业量也随之增加，这时失业的减少必然伴随着物价的上涨。但是，物价上涨又会影响到人们对物价的预期重新调整，当工人察觉到货币工资增长率低于物价上涨率时，就会进一步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使货币工资进一步上升，实际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样，雇主也就会因工资上升而减少产量、解雇工人。从而使失业率回到一个与较高的物价上涨率和较高的货币工资增长率相对应的自然率水平。在这种情景下，继续扩大货币供应量并不能将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水平之下，而只是引起物价间比例的上涨。根据这一分析，弗里德曼认为，菲利蒲斯曲线所反映的进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只有在短期内一定条件下才存在，在长期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出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凯恩斯主义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无法消除失业，只能因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通货膨胀。
第二阶段的出现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标志的。即70年代中期以来，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看，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比关系，两者同时向同一方向变动。也就是出现了“停滞膨胀”现象。对于“滞涨”形成的原因，弗里德曼回答说：“通货膨胀和低速增长是政府庞大比的产物，两者有相互强化的力量。”
首先，就政府庞大比的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而言，弗里德曼认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涨总是个货币现象”。而政府庞大比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加速增长。究其原因在于，由于政府的庞大比，政府的支出就必然增加，为了给庞大的政府的日益增加的开支筹措资金，政府不能仅仅依靠增加税收。因为经常增税要受到人们的抵制，于是，政府自然会依靠税以外的途径取得收入。其中最好的“捷径”就是发行新的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结果自然是货币供应量增加和通货膨胀。
其次，就政府庞大化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低速增长)的关系来看，弗里德曼认为，庞大的政府必然会过多地对经济实行干预，其结果是造成：(1)人们的税收负担加重，从而使人们失去了努力工作、存款投资的积极性；(2)由于通货膨胀日益频繁和加剧，使市场结构出现不平衡，经济活动的效率受到损失；(3)由于通货膨胀率经常发生变化人们为了防止资产的损失，必然以对付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代替努力工作，即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通货膨胀，而不是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以多获取收入；(4)政府为制止通货膨胀，采取了物价、工资管制政策，导致价格体系不能正常变化，以致不能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变动性增加的第二个连带关系的影响是给市场价格一个效率更差的制度去协调经济活动”，“即：价格制度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受到削弱，相对价格由于所有的市场产生了更大的摩擦而被歪曲了，而且，很可能会有更高的创记录的失业率。”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知道，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是以考察封闭经济(舍去了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活动的经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问题为基本内容的。一旦将考察对象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那么，就必须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模型来补充和发展弗里德曼研究的不足之处。货币主义开放经济模型的研究者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哈里·约翰逊、罗伯特·曼德尔、雅可布·弗兰克尔、大卫·莱德勒和亚历山大·斯沃博达。这些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阐述了如下观点：根据货币数量理论，世界的货币供应量等于国货币供应量的总和；因此，如其他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不变，一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就意味着世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则取决于各国的货币供应量所组成的国际货币供应量。
货币主义者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可以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这种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机制，主要有如下两种：
ⅰ.通货膨胀通过各国进出口产品价格的变动及其相互影响而在国际间传递，即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贸易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莱德勒在《货币和通货膨胀论文集》(1975年)一书中，把商品划分为“可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和“不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两类，他认为，前一类商品的价格受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易于随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波动，然后又影响到后一类商品价格的波动，这样也就把通货膨胀从国外传递到国内来了。这种通货膨胀在国际问的传递渠道，也被称为“价格效应”。
ⅱ.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渠道传递。根据约翰逊和斯沃博达的研究，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既与国际贸易有关，又与国际间资本流动有关。例如，世界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会影响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利息率水平，这又会引起国际范围内资本发流动，从而引起一国国际收支差额助变化和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这样，在一个开放经济的国家的国内利息率因国际资本流入或流出而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利息率水平的过程中，世界通货膨胀也就被传递到国内来了。这种通货膨胀在国际问的传递渠氏也被称为“流动效应”。
五、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
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是建立在现代货币数量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鼓吹经济自由是货币主义经济政策主张的基调。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自发力量有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而然地趋向均衡的作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大的波动大都是由于政府采取了旨在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主义者十分强调正确的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弗里德曼曾把正确的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归纳为三点：(1)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混乱的主要源泉；（2）货币政策能够给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背景；(3)货币政策能够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其他原因引起的比较重要的干扰。
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项：
1.“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主义者不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也反对凯恩斯主义者倡导的由中央银行根据经济情况随时用调整贴现率和买进或卖出政府债券等方法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通过运用大量历史统计资料所作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后，平均要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而增长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两者间隔的总时间平均为12—18个月。根据这一分机弗里德曼反对货币当局有意识地运用货币政策来克服经济的不稳定，他认为，由于货币数量变化对实际经济和通货膨胀影响的时延效应，往往使政府在扩大和收缩货币供应量时做过了头(刺激过度或收缩过度)，以致促使经济波动更频繁，更不稳定。因此，弗里德曼建议货币当局只需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把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同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例如每年是4—5％)。只有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才能避免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
2．“收入指数化”方案。为了对付70年代的滞胀局面，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推行了对工资、物价实行冻结或管制的政策，即所谓“收入政策”。由于收入政策在抑制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方面并末取得多大效果，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其是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提出了“收入指数化”方案以代替收入政策。根据这一方案，应该将工资、政府债券收益和其他收入同生活费用(例如消费物价指数)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它们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实行收入指数化方案可以抵消物价波动的影响，减少通货膨胀造成的痛苦，甚至医治通货膨胀。因为，收入指数化方案可以消除通货膨胀过程中带来的不公平，剥夺政府从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非法收益和一些债券者所占的便宜，这样也就消除了社会经济生活中搞通货膨胀的动机。弗里德曼也承认由于不可能使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有的合同契约(包括政府与个人之间的默契)都随物价变动而调整，所以，收入指数化政策并不是稳定物价的最好的方法。要彻底医治通货膨胀，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英国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莱德勒也认为凯恩斯主义企图利用工资和物价管制通货膨胀施加对影响，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而片有采用收入指数他的方案，才有可能比较迅速地降低退货膨胀率。
3．实行“浮动汇率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每盎斯黄金为35美元)，各国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以美元为基础来确定各国货币的汇率。弗里德曼在1950年写的一篇论文《浮动汇率问题》中，详细地分桥了国际收支变化的调节问题，反对实行固定汇率制，主张用浮动汇率制取而代之。根据弗里德曼的看法，浮动汇率是一种自动调节机制，它有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均衡的自动维持，减轻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这对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发展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都是极为有利的。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当资本主义各国普通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弗里德曼和一些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固定汇率制导致各国都从美国输入了通货膨胀。1971年，“美元危机”的频频爆发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美元抛售风潮逼迫尼克松政府宣布外国中央银行暂停以美元兑换黄金，即宣告了以美元为台柱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体制的破产，随后资本主义各国又都陆续实行了程度不同的浮动汇率制，这也就证实了弗里德曼等人的预见，使货币主义的浮动汇率制政策主张得以实现。据说，一贯坚持浮动汇率制是弗里德曼1976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虽然对传统货币数量说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分析了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但并没有改变货币数量说的庸俗本质。货币主义者之所以重新祭起货币数量说，目的完全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各国战后出现的新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停滞膨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70年代中期后，货币主义开始在美英等国逐渐取代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地位成为资产阶级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美国总统里根曾声称他的经济政策的“指导理论来自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英国首相跟切尔夫人则更是制定了以货币主义为纲领的经济政策，在英国大力推行缩减货币供应量，削减政府开支等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虽然某些方面一时奏效，但并没有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退货膨胀和失业，反而导致了1980一1981年大部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感染了货币主义的病症”——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货币主义的失败”。
第六章 理性预期学派
在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战后流行了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货币学派的理论和经济政策在扭转停滞膨胀局面时并无发生神效。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从货币学派中分离了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经济学流派——理性预期学派(亦译“合理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F·穆思在1961年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提出的，穆思从工程学文献中借用了这一概念，构造了一个假定经济主体在形成他们的预期时以最优化为目标并有效率地位用信息的经济模型。但是，这一理论当时并末引起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注意。到了70年代初，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E·卢卡斯连续发表论文将理性预期概念应用于稳定性经济政策的争论从而在美国逐步形成了以罗伯特·E·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尼卡·华莱士为核心的理性预期学派。这一学派的其他著名代表人物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泰勒、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罗彻斯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人。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是这一学派的重要据点。
理性预期理论的出沈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四方经济学界的震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特拉瑟说：“在理论和经验宏观经济学中，新近发展的最具挑战性的概念之一，是合理预期论”。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马克·威尔斯在《“理性预期”：反凯恩斯革命的革命》一文中指出：“虽然理性预期理论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它已经摧毁了通行的理论，并且看来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可供选择的理论。”
那么，什么是“理性预期”呢？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又是什么呢?下面将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介绍和评价。
一、经济学中的预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使用预期因素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例如在舒尔茨、里西和丁伯根等人提出的“蛛网理论”中，就涉及到价格预期问题，瑞典学派的“事先”和“事后”的时间序列分析、凯恩斯的“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也都包含着预期因素。在经济理论中，所谓预期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进行某项经济活动之前，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及其变化(主要是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作出一定的估计和判断，例如，企业在制定产销计划时，必须估计市场将来的行情变化，以避免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或白白错过赢利的机会。
根据穆思的看法，在理性预期概念产生之前，经济理论研究中所涉及到的预期理论按照经济学家们设想的预期形成机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静态预期。静态预期理论假定经济活动主体(企业或个人)完全按照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情况来估计或判断未来的经济形势。在传统的蛛网理论中，生产者必须对未来上市时的产品价格进行预期，以决定其供给数量，蛛网理论假定，生产者通常都以当前的市场价格作为对下一时期市场价格的预期，这即是静态预期。若以Pt表示第t期的实际价格水平，Pt-1表示第t期前一个时期的实际价格水平，表示在t－1期所预期的策t期的价格水平，则静态预期模型为：
＝Pt-1 (6.1)
由此可见，“静态的预期形成最为单纯，它把前期的实际价格完全当成现期的预期价格”
2．非理性预期，或称外插型预期。非理性预期是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来的，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形势是变化莫测的，前景是无从确知的，因而人们的预期是缺乏可靠基础的，是非理性的，容易发生突然而剧烈的变化。例如，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利润率的预期就是非理性的，是由“油然自发的情绪”支配的，当投资者情绪乐观时，乐观的预期导致投资激增，经济扩张，反之，当投资者情绪悲观时，悲观的预期使“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投资萎缩，经济衰退。以α表示预期中的调整系数，Pt-2为第t-1期前一时期的实际价格水平，非理性预期的模型为：
＝Pt-1+α(Pt-1 - Pt-2) (6．2)
根据这一模型可以分析出，如果α等于零，模型则转化为静态预期模型。假定市场实际价格从t—2时期到t—1时期是上涨了，即Pt-1＞Pt-2，根据非理性预期理论，乐观的人预期价格上涨趋势将持续下去(α＝1)，悲观的人则预期价格上涨趋势不会持续，反而会大幅度下降(α=-1)，因为乐观与悲观两种情绪的支配，预期价格出现正好相反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6.1 非理性预期
概括地说，非理性预期理论有三个特征：(1)预期的形成缺乏可靠的基础，因而易受情绪支配；(2)预期被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从而被排除在模型的分析范围之外，即“把预期主要看作外部变数，因而同任何模式中的现行变数无关” (3)预期不受有关经济变量与政策变量的影响。
3．适应性预期。适应性预期最初是由菲利普·卡根在l956年发表的《超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理论》一文中提出来的，后由弗里德曼在分析通货膨胀和“自然失业率”时加以运用和推广。以β表示适应性预期的调整系数，而且0＜β＜1，适应性预期的模型可写为：
Pt || Pt-1 +β( - Pt-1) 或 ＝(1—β)- Pt-1 + βPt-1 (6.3)
适应性预期形成的一个特点，就是考虑到前期实际价格(Pt-1)与预期价格()的差距，进行现期的价格预期，形成反馈型预期机制。如图6.2所示，前期预期价格高于实际价格时．现行预期价格下降，反之，前期预期价格低于实际价格时，现期预期价格上升。
图6.2 适应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理论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预期并不是独立于其他经济变量之外的某种心理状态而是以他们过去的经验和客观的经济活动变化为基础的，人们可以利用过去的预期误差来修正他们现在的预期。弗里德曼在分析通货膨胀问题时就采用了适应性预期理论。他认为“各种预期应根据现时通货膨胀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额进行调整。比如，预期率是5％，现时率是l0％，预期率就将调整到l0与5之间的某个位置上。”适应性预期虽然认为各个经济活动主体总是能够一步一步地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其形成机制有一个很大的不足之处，即它在讨论预期形成时只注意人们受过去经验和经济变化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信息来源，。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因素对于预期的影响。因此，适应性预期在政府经济政策变化时，便会失去其预期的准确性，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去利用与他们有关的政府当局所遵循的制订经济政策的规则，那么就会在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时不断地犯新的错误，或者说，系统地犯错误。
由于在适应性预期理论中，人们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是随客观经济的变化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因此这一预期理论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并由此产生了理性预期理论。
所谓理性预期，“它假定单个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民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在这一基础上，经济主体对经济变化的预期是有充分根据的和明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不会轻易为经济主体所改变的。正如穆思所指出的：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所以它们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把这种预期叫做‘合理的’预期。”
理性预期理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人们对经济未来变化的理性预期总是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现在的所有可以被利用的信息，而不是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和经济的变化；而且，“在用理性预期来代替适应性预期的结构里，模型中的经济主体会注意到政策的变化。……经济主体将改变他们的决策，以便充分利用一项须的政策产生出来的任何有利机会。”理性预期理论并不认为每个经济主体的预期都是完全正确的和与客观情况一致的预期，而是说这些经济主体的预期(主观的后果的概率分布)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客观的后果的概率分布)是趋向一致的。(2)理性预期理论并不排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不排斥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化会干扰人们预期的形成，使人们的预期值偏离其观测变量的实际值，但是，它强调一旦人们发现错误就会立即作出正确反应，纠正预期中的失误。因此，人们在预测未来时决不会犯系统的错误。
弗朗科·莫迪利安尼认为理性预期理论包含着下列三个重要的论点：(1)价格预期的误差不可能避免，但它们只能是短命的和偶然碰到的，如果预期与连续误差高度相关，将与理性预期理论相矛盾；(2)任何企图以固定的货币规则或财政规则来稳定经济的作法必然会统统无效，因为他们的效应作为合理的预期将完全被减低；(3)政府也不可能特别成功地实行抵消冲击的各种措施只有在政府的信息比公众更充分完满时(按照理性预期理论，公众能获得同样多的信息，因此这一点是不可能存在的)，政府的政策才可能有效。
二、不变性命题的分析
从理性预期理论出发，理性预期学派在许多经济问题上都与后凯恩斯之流学派和货币主义持不同的观点；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可以利用菲利浦斯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来管理国民经济。货币学派反对后凯恩斯在流学派的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菲利浦斯曲线只能在短期内存在，而在长期内是不能成立的。货币主义得出短期的菲利浦斯曲线交替关系存在的结论，其依据是适应性预期理论。理性预期学派则断言，菲利浦斯曲线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也不存在。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因此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它只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并不能使工资相利息率下降，于是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情形也不会发生。正如赫尔姆特·弗里希所指出：“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含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发生影响。”因此，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所作的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由此，理性预期学派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不变件命题。这一命题断定：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地不规则地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货币当局的经济政策，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都是无效的，其结果都是将引起通货膨胀。
图6.3通货膨胀与失业
不变性命题的分析可以用图6.3加以说明：图中纵轴代表价格水平，横轴代表国民收入水平，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宰相应的就业水平时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时AD与AS相交在E点，这时国民收入产量为Yn价格水平为P0；如果政府认为这一国民收入水平不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总需求会变化(从AD到AD')，产量相物价将都会上升(从P0和Yn上升为P1和Y')失业会相应减少。货币主义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生效，但长期内则无效．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水平，而通货膨胀则更严重。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决不是固定不变的或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作出的，他们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变比率的情况。出于对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个会充分利用日前可以得到的一切有关信息．能够较为准随地预期到由于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政策．价格不会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而必将台向上移动到与货币供应显增长个相应的水平上。这时，工资、利率等都会立即作出相应的调控，结果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向时分别从AD和AS变化到AD'和AS'，其支点为E"，即国民收入水平仍然停留在与自然失业率相应的就业水平时的国民收入产量上(Yn)，而价格水平则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上升到P2。根据不变性命题的分析，理性预期学派得出结论：在短期内菲利浦斯曲线也是—条位于“自然失业率”上的直线，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正如卢卡斯所说的：“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理性预期学派也按照不变性命题来分析货币量与利息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凯恩断主义的观点，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供应运的增加将促使利息率的下降、从而刺激投资需求和扩大就业量。货币主义有则根据适应性预期理论，对货币量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作了短期和长期的区别和分析。他们认为，假定货币当局突然地出人意外地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从5％增加到10％，这种变化的短期效果是利息率下降，这是因为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人们将发现他们于中持有的货币数量超过了所愿意持有的货币，于是把过多购货币数量用于购买各种物品，购买债券和股票，结果债券价格上升，利息率下降。所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最初确实是收到了降低利息率的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增加使得价格水平提高了，贷款人会因此修正自己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要求提高利息率来弥补由于通货膨胀率上升造成的本金的损失。例如，贷款人的利息率原为5％，由于货币量增加造成通货膨胀率上升了10％，那么贷款人将要求将利息率提高到15％。由此可见，名义利息率(i)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实际利息率(r)相与通货膨胀预期有关系的利息率或预期通货膨胀率。即：
i＝r十
因此，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内货币数量的增加将使利息率(i)上升。
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货币主义者关于中央银行突然地出人意料地提高货币供应运的增长率这一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一假定下，人们不能了解货币当局的行为规则，只能消极地根据货币政策来调控自己的预期。实际上中央银行总是按照某种连续一致的准则来制订货币政策的，例如当失业率达到某—水平时，中央银行为降低利息率，刺激总需求，总会将货币增长率提高到某一水平。无论它采取何种准则，只要按这一准则反复推行货币政策。公众就会很快地掌握它，并据此形成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在上述例子中，如果公众已掌握了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那么货币供应量一增加的话，公众立即就会形成通货膨胀率将上升的预期，并将这一预期通货膨胀率考虑到利息率变化的决策中去,于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短期内也不会产生降低利息率的效果，只能引起名义利息率的立刻上升。但是，由于价格水平在同时也将上升，所以实际利息率相其他实际经济变过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样，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政府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无论在什么时期内在降低利息率、刺激总需求、扩大就业和增加产量方面就将是无效的，其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
三、周期性经济波动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本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的：—是个体寻求最优化，即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收入条件的限度内力求取得最大的预期利润或最大的预期效用：二是市场趋向供求均衡，即每个市场上在某一特定价格水平下卖买双方的意愿供求数量相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他们认为资源是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决不会有持续的大量的短缺和失业，因此，他们甚至不能解释普通的经济周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今天，经济学家可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处理经济学中早期出现的这个危机——他可以像凯恩斯主义所做的那样抛弃古典的前提，或是像理性预期所做的那样，寻找古典经济学前提的更加连贯和更为复杂的形式。”
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在努力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经济个体寻找最优化)和均衡分析，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相经济政策的同时，试图建立一个以理性预期为特征的经济周期理论，重新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现象。
理性预期学派在分析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时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在具体分析经济周期问题时，理性原则体现为两个重要的假说：
理性预期。即经济主体都是有理性的，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他们对未来经济活动和经济事件的主观预期和经济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穆思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企业老是按照错误的预期行事，就会在市场上不断吃败仗，到头来必须被淘汰掉。因此留停下来的企业J乃是能够进行正确预期的企业。”
短暂替代假说，认为产品和劳动的供应者根据相对价格或相对工资的变化情况，进行即刻的产品生产的替代和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替代。因此，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工资和物价的短期微小变化就能引起产量与就业量的显著波动。
卢卡斯在1977年“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和1978年“失业政策”等文章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看法，明确地提出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卢卡斯认为，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各个经济周期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特点是解释经济周期原因和建立经济周期理论模型的基本出发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①各部门产量的波动具有很高的同步性；②耐久资本品和耐久消费品的波动幅度大的耐久产品的波动幅度；③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④与其他经济变量相比，企业利润率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⑤价格显示为超前循环波动；⑥短期利息率也是超前循环波动，而长期利息率不大明显；⑦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也是超前循环波动。
根据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上述特点，卢卡斯认为，既然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总量的波动发生在产量的波动之前，那么，经济周期性波动就应该主要从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总量的波动方面去寻找原因。价格的波动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也就是由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起的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另一种是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就是不同产品价格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最终是由货币总量的变化引起的，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则是由生产技术条件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动引起的。在卢卡斯看来，在一个物价总水平经常变化的社会经济中，生产者面临着一个“信号筛选”问题。这就是说，生产者经历着名义价格的变化，但他必须推测名义价格的变化中有多少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又有多少是出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决定增加或减少雇佣劳动利产量时，只有相对价格的变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的特点是长久持续的，它可以起到一种调节资料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是相对短暂的、除非政府实行持续的单一方向的货币政策(如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如果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按一种均衡的成比例的方式作用于各种商品的价格，那么名义价格的绝对水平上升但相对价格比例不变，并从这种价格水平变化如果是在人们预期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话，那么，它并不会影响实际产量印就业量。这也就是“货币中性”的含义。
卢卡斯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往往容易混淆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和相对价格的变动。假设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突然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将会随之上升，这时生产者可能会把一部分未预期到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误认为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于是就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使经济进入繁荣时期。但是到了某一时期，一旦生产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预期的错误时，他就会立刻加以纠正，并重新调整生产决策，减少投资，结果经济由繁荣走向萧条，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根据卢卡斯的看法，政府连续不断地采取出入意料的行动是不可能的，他说：“政府就是不能水远以高于人们预期的速度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是吗?它不能不断地以同经济有系统联系的行动来使私营经济感到意外。”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以往的物价水平比较稳定，政府利用突然地出入意料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可以比较容易制造经济繁荣的。但政府持续利用这种政策的时间越长，生产者对政策的反应就越小，当政策的效果被人们事先完全预期到时，政策就变得无效了。正如萨金特所说的：“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取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四、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主张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的看法，“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积极行动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奇不意地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即政府总是比公众高明。仍是，在理性预期理论冲击下，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原理正在烟消云散。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后果早已充分预计到了，并做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和对策，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有任何效果。理性预期学派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行动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主要提出了三点看法：
日益增多的经验的和理论的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抵消产量、就业或其经济总量的波动方面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效的，在某些场合它们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生活，但它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是不确定的。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明确地告诫人们，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赵要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同时政策的制订更加需要从容不迫，步子更要谨慎，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措施去刺激经济增长。
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了它将会产生的结果，我们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来制订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易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与政策制订者的规定相配备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可能使人们的处境普遍地变得更糟糕。
基于这些看法，理性预期学派提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政府的任务只是在于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正如卢卡斯所指出：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由于理性预期学派l述经济政策主张所反映的政策哲学思想，人们通常把它看作是比货币学派更为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派别。
五、对理性预期的评价
理性预期学派出现的时间虽然并不长，目前它对美国和其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制订的实际影响也并不大，但它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却在日益增大，以致一些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称为“预期革命”。布赖恩·坎特断言：“合理预期理论可以被认为不仅仅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而且特别代表了在不肯定的前提下重建均衡经济学的尝试”，“没有对预期的解释，经济理论就不能对一个把将来估计在内的世界中的宏观经济现象的理解作出贡献。”
尽管理性预期学派正在西方经济学界成为时髦，可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理性预期理论主要有如下的弱点：
由于整个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市场随时处于“出清”的状态之上，因此货币工资的刚性这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就构成了对理性预期理论分析的严重挑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名义工资确实刚性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积极行动主义的政策”可能仍然是有一定作用的。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会根据他们对经济结构的了解来形成自己的“预期”，这一基本假定是十分值得怀疑的。首先，谁能保证社会大众有能力及时掌握足够有用的信息；其次，任何信息的取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在收集信息以形成“预期”时，如何斟酌取得信息的成本与运用信息的效率，以决定其购买信息的最适度数量。因此，认为人们可以象理性预期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得到充分的信息，明智地整理信息，是不现实的。
理性预期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尤其是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时，都借用了货币学派的“自然率”(如“自然失业率”)的假定，然而，无论是货币学派还是理性预期学派，对于“自然率”究竞如何决定的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说。
理性预期学派攻击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最大的弱点就是假设政府当局操有主动之权，个人和企业部门处于被动地位。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本身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认为个人和企业部门可以收集充分的信息来预测政府的政策及其后果，即理性预期学派所说的：“聪明才智寓于广大民众之中，而非集中在华盛顿”。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至少是不弱于民间的。因此，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能够影响经济的实际变量的，而不管是否存在理性预期。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对理性预期理论持异议的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理论排斥了经济中的不确定比导致了对预期的不现实的看法和对积极的稳定性经济政策的放弃。结论是：以理性预期来代替观察不是一种恰当的科学方法。理性预期学派针对那些批评他们助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反驳说，“问题的要点是，理论是否正确不能由其假设是否符合实际来判断——表面上脱离现实的假设能够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这场理论争论目前仍在西方经济学界进行着，理性预期学派的命运究竟如何，可能会关系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思想的转变。但是，无论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决不可能根治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
第七章 供给学派
70年代后期起，在美国又形成了—个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瑟·拉弗，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巴雷持、裘德·万尼斯基、保罗·罗伯茨、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持·门德尔、密契尔·伊文斯和乔治·吉尔德等人。供给学派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注重供给，刺激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主张更多地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经济。自1981年里根总统把供给学派理论作为美国官方经济学以来，供给学派在美国颇为得势，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里，我们首先将揭示供给学派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条件，然后介绍“正统供给学派”与“中间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模型和政策主张，并作出简要评价。
给学派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条件
什么是供给经济学?供给经济学的实质是什么?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声称，供给派经济学是一种“新经济学，即对人个刺激的新经济学。”伊文斯认为：“凯恩斯派的模型之所以不能处理好现行的经济问题，是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需求问题上。”他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模型必须强调供给方面，注意集中在调节生产率方面。“中间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费尔德斯坦也指出：供给经济学家强调需要有新的税收刺激结构，去鼓励人们储蓄和鼓励企业在新的以及更有效率的工厂和设备方面进行投资。可见，供给学派都以重视供给的分析为标榜。所谓供给，指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也就是指生产。所以供给学派又称生产学流派。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出现“滞胀”以后，供给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症结在于供给不足，需求过旺，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主张通过减税政策实行供给管理，刺激投资，总的来说，供给学派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派，它的政策主张走在其理论表述的前面，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还缺乏系统的经济理论作基础。它是一种偏重于政策方面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新流派，正如托马斯·J·海尔斯通尼斯所说的：“供给经济学是通过商品和服务供给效应方面的多种子段措施，为了调节经济增长和促进物价稳定而提供的一种政策研究。”
（一）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
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承认，供给学派经济学“不过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他们所指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是指从亚当·斯密到约·斯·穆勒经过萨伊所建立的以供给为理论出发点，以生产、成本、生产率为研究重点．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政策主张的经济理论体系。吉尔德认为，“自从斯密为供应派经济学赢得首次胜利以后的两个世纪中，需求派经济学接二连三获胜。”吉尔德等供给学派成员竭力呼吁应该抛弃凯恩斯主义，重新返回到“古典经济学”去。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充分就业和其他资源充分利用或具有充分就业的经常趋势这个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经济的正常情形是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如果这种均衡发生经常性的偏差，就归咎于政府的干预或私人垄断妨碍了市场机制的自由活动。他们认为，只有自由放任这个政策才能保证正常的充分就业。古典学派以“萨伊定理”从而以充分就业作为其宏观经济理论的不明自言的前提，因而其理论体系集中阐述—定量的总资源如何在多种生产之间进行配置，生产出来的收入如何在参与生产的多类资源之间进行分配。在生产中配置资源和在分配中决定报酬的市场力量，就是供给和需求，一般的供求关系决定着多种资源和多种商品的相对价位或价格，价格体系所组成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它指导各个私人在追求私人最大利益时，把经济体系的总资源作出最合理的安排。
“古典经济学”把充分就业看成是经济交换的正常情形，它的理由在于假定“供给会自行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条“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来的．被称为“萨伊定律”。萨伊认为：商品的买卖，只不过是商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货币只在一瞬间起媒介作用，一个商品的卖主同时也是另一商品的买主，一种产品的生产必然给其他产品的生产开辟销售道路。因此，只有生产才创造了对其他产品的需求。萨伊概括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性质与结构特点：生产是起点，分配是生产的结果，交换是分配的继续，消费是经济活动的终点。生产者的最大利润必然会带来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富于生产者的利益之中，是生产决定了消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生产和供应上，“所以一个好的政府以刺激生产为目的，而一个坏的政府则鼓励消费。”萨伊还认为，当一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就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参加这种生产的人们也获得一定的收入，从而他们将以就业中所得的这些收入去购买产品。只要生产安排好，不论生产什么都能销售出去，发生过剩的产品不过是一种劣等货或不对路的暂时过剩；只要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就不会发生一般生产过剩，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相等。在政策主张方面，供给学派直接吸收了“古典经济学”强调供给、生产；刺激储蓄投资，提高生产率方面的基本经济思想；在基本理论方面，供给学派则利用“萨伊定律”来直接否定凯恩斯主义。乔治·吉尔德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萨伊定律，它的各种变化，是供应学派理论的基本规则。……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应、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们首先关心各个生产有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
（二）供给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萨伊定律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在西方占统治地位达一个半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凯恩斯对萨伊定律中包含的“古典”经济思想，进行了全面地批判，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不可能经常达到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充分就业，而大量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不是“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而是需求创造供给，制约着供给，是有效需求决定了供给、产量和就业量。在凯恩斯看来i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不足，是造成失业的根本原因。并且，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本能自动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均衡。那么，只有依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总需求。由此凯恩斯主义者制定了一整套政府调节经济活动的政策，即“需求管理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和措施，特别是在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曾经在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减轻危机的破坏力和推动西方经济的增长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美国战后60年代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3％，大大超过了此次大战期间(1916—1939年)1.8％的水平。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较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黄金增长时代。
但是，凯恩斯的“需求创造供给”的理论与萨伊定律一样，都没有正确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的结症所在，因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推行只能导致—个否定凯恩斯主义本身的现实世界。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本义经济形成了“停滞膨胀”的局面，政府赤字庞大，通货膨胀加剧，居民税收负担加重，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经济停滞不前，面对这种局面，凯恩斯主义者无法解释，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现了重大危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供给学派经济学应运而生了。
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无作是与萨伊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相对方的一种“需求自行创造供给”的理论。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凯恩斯主义不断人为地刺激了需求，持续地损害了资本主义“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需求，就必须供应”的道德心理。供给学派指出，当今的美国经济和凯恩斯当时大萧条的时代不同，需求的增长不一定会造成实际产量的增长，而是只能单纯增加货币数量，促进物价的上涨，结果反而引起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放慢，技术变革延缓。由此乔治·吉尔德断言：“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应时，必然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下降。”供给学派正是在对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批判和否定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上，来复兴“古典经济学”和萨伊定律，从而提出他们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的。
二、“正统供给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和理论模型
供给学派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流派，还缺乏严密的明确的体系，在其内部还存在着分歧，它大体上可以分成“正统的供给学派”和“中间的供给学派”两支，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张实行大幅度的减税，并且醉心干减税的快速效应。在这一节里．我们主要介绍以拉弗、万尼斯基等为代表的“正统的供给学派”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政策主张。
（一）供给学派的历史使命
填平“新的凯恩斯洼坑”。供给学派是先提出政策主张，然后逐步提出一些理论模型和观点进行解释论证的，它是一个偏重于政策方面的经济学流派。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先行介绍供给学派的一些基本政策主张。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有：①大幅度地和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相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引诱力。②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从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③供给学派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主张应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④缩小政府开支，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在供给学派的这些政策主张中，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则是减税。
供给学派认为，过去凯恩斯是通过调节货币的供给量，降低利率，以增强投资的引诱力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到70年代末期，经过通货膨胀和税收调整后的利率一直是负数，如果降低利息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投资的引诱力，那么现在适当的经济政策就不能再是降低利率来刺激需求了，而是要减税，刺激供给方面。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吉尔德指出，目前收入和资本的高税率对阻止投资所起的作用，已经大于过去利用利率杠杆所起的调节作用了；如果说过去持久不下的高利率是导致投资引诱不足的“凯恩斯洼坑”，那么，今天的政府则成了“新的凯恩斯洼坑”。因此，供给学派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原理出发，把减税看成是使美国摆脱当前经济增长停滞困境的基本手段。吉尔德综合概括了供给学派的这一基本思想，他指出：“税收政策要能有效地影啊实际收入，其唯一办法在于改变对供应者的刺激。用改变报酬的方式来使人们喜欢工作胜过闲暇，乐意投资胜于消费，使生产源泉胜过财富的洼坑，并使纳税活动胜过不纳税的活动，这样政府就能直接而有力地促进真正的需求和收入的扩大。这就是供应学派的使命。”
在供给学派看来，正是美国日益增加的税收和政府开支这根“楔子”，严重挫伤了储蓄和投资以及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供给不足引起通货膨胀相经济停滞增长。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高税率对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危害，从而来论证减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1．高税率持别是高的边际税率是美国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指出，当税率提高时，虽然为了纳税后的收入不下降，人们有更加勤勉和工作更长时间的意向。但是。如果进行边际分析，就会发现当税率提高时，一个社会的个人确实会工作得更加卖力，他们的生产率却下降了，因为，如果企业主是一个边际生产者，税率的提高将使他停产或进行较低水平的经济活动，社会就将失去这个企业的全部产品。高税率对就业结构也产生本利的影响．从而导致美国生产率下降，高税收相通货膨胀使人们的收入提到更高的纳税等级，而实际的购买力却没有增加，其结果等于提高了税率的累进程度。据供给学派推测，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人的边际税率已接近了50％，这样高的边际税率使单靠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的家庭受到惩罚，从而把庞大的家庭妇女赶入劳动大军之中，去寻找工作。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吉尔德认为：“当家庭收入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增加的可能性减少时，已婚妇女会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已婚男子则恰恰相反。鉴于在美国赚取高薪的已婚男子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不难看出我们的、国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提高的高度累进的税率，在劳动大军不断壮大的同时，只会使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供给学派还认为，很高的边际税率会导致美国工人作出偏好于休闲、消遣、享受等方面的选择，这是致使美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又一重要原因。当边际税率很高时，则多劳动所得的收入需要按照更高的税率纳税，到手的收入且很少，休闲变得相对有利，休闲的价格降低了。因此，进入70年代以来一般美国的工人特别是男性工人宁愿少做工，多休息，不愿意加班加点努力工作、积极学习和提高技术以多挣工资收入。这导致美国工厂出勤率下降，劳动纪律松弛和劳动生产率下降。吉尔德队为，正是“这些情况给美国家庭生活罩上了一层阴影，而且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他人们的经济受到损害，导致在劳动大军不断壮大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不断下降。”
2．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很高的边际税率是导致美国储蓄和投资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首先，由于越高的边际税率，则用于消费的价格越便宜，用于投资和储蓄的价格相对提高，从而鼓励人们多消费，少储蓄和投资。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近年来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吉尔德指出：“80年代伊始，这种发展给美国各个收入阶层和美国经济发展前景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陷于停顿，储蓄率降至百分之四以下。通常作为经济发展锋芒的上层阶级——大部分投资的源泉——纷纷转向可以躲避税捐的非生产性活动、囤积黄金，购置不动产，从事投机买卖。”其次，由于很高的边际税率，今天美国大多数家庭单靠一人的收入已难以维持生活，这使广大妇女和临时工等非熟练工充塞到劳动大军之中，导致了维持高生产率职位的新投资严重不足，现在各个公司不是把钱用在购买耐用的机器设备上，而是倾向于雇佣一些低薪工人，这些工人往往是季节工或者零活工。
3．供给学派竭力抨击自从李嘉图以来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收入分配。他们认为，由于大规模的福利支出，阻碍了贫困的改善，导致整个美国社会的生产宰相生活水平的下降。吉尔德指出．这主要是由于“竭力从富人那里拿走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的投资．而把资金给予穷人，这样就会减少他们的工作刺激，就肯定会降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并限制就业机会，从而使贫穷水远存在下去。”所以．只有通过大幅度减税，刺激储蓄，提高投资率，增加产量，才能摆脱这种贫困，因为这不仅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而且将使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增加，愿意加班兼职，从而增加劳动供给，这样穷人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4．供给学派认为，过高的边际税率不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财富积累，更加重要的是它使个人投资者的革新、发明、创造的精神丧失殆尽，这是英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最大危害。吉尔德断言：“在任何经济制度中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主要来源都是个人投资努。经济不会自行增长，也不能靠政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经济是由于对人们的事业心，即甘冒风险、把设想变成垄断、垄断变成工业，并在知道将得到什么回报之前就给予的这种意愿作出反响而增长的。”
此外，高税率导致地下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避税和逃税更加盛行，家庭分裂、离婚增多和道德败坏等社会问题更加突出。
（二）税收、收益和“拉弗曲线”
为了说明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以及减税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理论家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成为供给学派解释减税理论的依据和工具。
1978年，“拉弗曲线”首先在一些报纸和裘德·万尼斯基的《通向成果的道路》一书中披露。在这里我们也将主要引用万尼斯基对“拉弗曲线”的解释，并通过图7.1来说明。如图7.1所示，在平面坐标图中，“拉弗曲线”用一条函数曲线表示税率同政府收益之间的关系，纵轴表示税率，横轴表示政府税收收益。当税率为零时，人们能够得到他们在货币经济中生产的全部成果，收益和纳税后的收入之间就不会加进政府这个“楔子”，这对政府对经济生活不发生任何干预，政府对生产也就没有阻碍作用，生产能够达到最大化。货币经济中的产量只会受到工人在选择闲暇和工作之间愿望的对比力量的限制。但是，当税率为零时，政府纳收益就等于零，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这时经济处于无政府状态，可见这种经济是不可取的。当税率上升到100％时，这意味着人们的全部收入都要作为税收上交给政府，这时将无人愿意工作或投资，由于生产中断，就没有什么可供征100％的税源，因此，政府的收益也就为零。
图7.1 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存在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当税率从100％下降到A点，生产开始恢复，政府略有所得，可以看到，由于税率的下降，收益还可以增加。在A点代表一个很高的税率和很低的产量，而在B点代表一个很低的税率和很高的产量，然而两者可以为政府提供同样多的收益，同样在C点和D点，“拉弗曲线”告诉我们，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税率，例如从A点降到C点，随着产量的进一步扩张，政府收益也可以增加；而政府也可以通过提高税率，如从B点提到D点，政府的收益也会增加得一样多。收益和产量只有在E点为最大，在E点，如果政府还要降低税率，产量将增加，但收益会下降；如果提高税率，产量和收益都会下降。对于政府来说，图中的阴影区域是禁区，在这个区域内，只有降低税率，产量和收益才能增加。而对于政府和政治家来说主要的任务就在于要找到税率的量佳点。
“拉弗曲线”已经成为供给学派解释宣扬他们政策主张的有力的分析工具．他们把“拉弗曲线”看成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秘密的一把钥匙。他们认为，至于美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是成功地停留在“拉弗曲线”禁区之外的。但是，从此以后美国的大多税率都一定处在“禁区”之中。因此，供给学派相信，当前美国首要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减税，降低边际税率，从而提高工作、储蓄、投资的相对价格，提高投资的相对收益，来刺激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他们认为，只有减税才能使政府的收益和私人的储蓄、投资同时增加，而以往使用税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只会造成经济停滞，甩减税刺激储蓄、投资和工作积极性—定行得通。他们声称，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将日益缩小的经济“馅饼”从富到穷地至新分配的基础之上的，而拉弗以及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宗旨在于要不断扩大这块“馅饼”本身。
（三）劳动、资本“楔子”模型
阿瑟·拉弗和其他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还从理论上考察了税率与劳动供求以及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所谓的劳动、资本“楔子”模型，试图说明改变税率对劳动供给和工作闲暇之间的选择弹性和刺激作用，以及对劳动需求函数和资本形成的影响。假设雇佣平均每个工人的成本费用愈高，就业机会就愈少。那么，高税率，特别是高的工资税实际提高了雇主雇佣工人的成本，他就会减少就业机会。因为税收是支付给政府的，当税率提高时，雇佣工人的实际总成本就比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更高。这种离异状况就被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称之为税收“楔子”，而在这里则称之为劳动“楔子”。见图7.2，在没有税收“楔子”打入的Y0点，雇佣劳动的雇主成本与工人实际得到的工资收入是相等的。当工资税开始增加时，不仅增加了雇佣工人的成本费用，而且由于工人也支付了类似的税收，因而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是降低了。可见，这一税收“楔子”导致了企业主对劳动需求数量的减少，以及劳动市场上劳动供给的减少。作为税收和雇主雇佣工人成本上升而工人实际工资减少的“楔子”的增大见图7.2，当“楔子”增大到y2时，这意味着在每个工人的雇佣成本和工人得到的实际工资之间“破离”的增长。例如在Q1，雇佣一个工人的成本是y2，而支付给这个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是Y1。相反，如果税收减少，市场的力量会向相反的方向作用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如果拔掉了政府税收这根“楔户”，就能使劳动的供给趋向等于劳动的需求，达到Q2。并且当作为例如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某些就业工作通过支付转移的形式得到津贴补助时，由于雇主的劳动成本小于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水平，这样会刺激企业夫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有可能使就业量达到Q3。
图7.2 劳动、资本“楔子”模型
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类似于劳动“楔子”模型中的税收“楔子”存在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同样，税收“楔子”使资本的供给成本和需求成本不断上升，从而严重地挫伤了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资本的供给不足和投资引诱的削弱，这是美国经济停滞增长的根本原因。
上述劳动、资本“楔子”模型实际上是一条派生的“拉弗曲线”，它是“拉弗曲线”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引伸(见图7.3)。在图7.3中，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函数(它与资本的函数是对称的)，仅仅是一个税后工资函数，假定在工资税率中．有一个外生变量，那么劳动力的供给函数可以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而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函数是处于税前工资条件下，因此工资税这一外生变量会改变劳动力的需求函数。在图7.3中LD1代表对劳动力的需求，假定这时的工资税率为零，那么这时劳动的就业机会是较为丰富的。当工资税率开始提高时,技术决定的边际生产率保持不变，然而由于工资普遍下降，导致了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LD2。如果工资税率进一步提高，就会使劳动力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向较低的就业均衡点或税后工资均衡点移动。
图7.3 派生拉弗曲线
供给学派的劳动、资本“楔子”模型旨在从理论上论证减税同劳动、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证实减税具有对增加劳动就业、鼓励资本供给、增强投资引诱力的积极效应，从而为他们的经济政策主张提供理论注脚。目前正统供给学派的理论在里根的减税计划中东山再起，在他们看来，“今天，资本主义前途所面临的危险一点也不减当年。在那时候，彻底的改革保存了资本主义。不过，这种改革虽然恢复了人们的希望，但也打入了楔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楔子耗竭了这个制度的创造性。现在应尽力抽出这根楔子，恢复独创性和生产率，只有这样，才能解救资本主义”。
三、马丁·费尔德斯坦的供给经济学理论及政策主张
费尔德斯坦(1939一—)是不同于拉弗、万尼斯基等美国“正统供给学派”的“中间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经济研究局主席以及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从70年代至80年代初，费尔德斯坦开始著书立说，在其主要经济论著如《美国税收刺激、国民储蓄与资本积累》、《社会保障与财富分配》、《社会保证金与国民资本积累》、《失业的个人与社会的损失》以及《通货膨胀与股票市场》等书中，阐述了他的基本理论观点：在当今已趋充分就业的美国经济中，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引起失业宰和通货膨胀上升以及资本形成宰下降的主要原因；政府通过扩大社会福利计划使失业人数反而增多，个人的储蓄减少．也阻碍了资本的投资和经济增长。他认为，美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方面，应当尽力提高供给能力，为此他特别强调增加储蓄的重要性。从这一点出发，他也赞成必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效率。在政策措施方面，首先，他主张要平衡预算收支，削减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要削减福利开支和价格补贴等。第二，他主张要逐次改革税收体制，平衡国家预算，消除财政赤字，鼓励储蓄和投资，增加生产，加速资本形成。第三，他主张长期推行低货币增长率，(货币增长率的年率不超过6％，并至少坚持5—7年，采取有节制并可预期的货币供给政策。第四，政府应该倡导废除束缚生产的一些规章制度，以利于刺激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第五，他主张应该有“选择地”适度减税，特别是要削减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放宽折旧条例，从而刺激资本形成率的迅速增长。
在政策主张上，费尔德斯坦同“正统的供给学派”有明显的分歧。费尔德斯坦认为，“正统供给学派”为解决美国经济问题而提供的方法过十简单化，他尖锐地批评拉弗等人使里根政府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误以为减税会自动地产生出政府的收入，并会消除通货膨胀，达到经济快速增长，费尔德斯坦认为，当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平衡预算、稳定并降低财政赤字和降低通货膨胀率，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刺激储蓄、投资的环境条件，求得一个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因为在费尔德斯坦看来，美国经济的病症不仅在于很高的边际税率方面．也在于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税收结构、社会保险制度共同作用下的并发症。费尔德斯坦为了使他的供给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含义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提出了著名的“费尔德斯坦曲线”，作为说明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资本形成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分析模型。
费尔德斯坦的分析模型是由政府发行的货币、债券和私人有价证券三种资产组成的一个货币增长模型。费尔德斯坦认为，目前美国经济的背景已不是凯恩斯创立需求经济学时的非充分就业的情况，美国经济正处于存在自然失业率条件下的充分就业，他的理论模型就是建立在这种同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假设条件之上的。他认为，在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财政赤字的增加可以表现为政府债券或货币供给的增加，或两者同时增加。而货币供给的增加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债券的发行会引起债券利率和私人有价证券利率之间相对水平的变化，从而产生政府债券对私人有价证券的替代效应，导致私人有价证券需求的缩小，降低整个资本形成水平。费尔德斯坦认为．出于美国政府一直推行债务赤字政策，并且混合发行货币和债券，导致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对资本形成水平的长期抑制效应，结果财政赤字的增加降低了资本形成水平，又提高了通货膨胀率。
费尔德斯坦试图探索一条在财政赤字稳定或增长的条件下，消除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加速作用和对资本形成抑制效应的有效途径。首先，他分析了这样一种情况，财政赤字的增加不影响通货膨胀率。要使通货膨胀率不变，只需要通过政府的债券来平衡财政赤字，而不扩大货币供给量就可以达到。但是，这会导致政府债券和货币相对利率的提高，加强了政府债券向私人有价证券的替代效应，从而会降低资本形成水平相实际国民收入。可见，避免通货膨胀率的代价是资本形成水平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降低。
费尔德斯坦认为，在财政赤字增加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而主要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来弥补．就可以消除政府债券向私人有价证券的替代效应的压力。货币供给量的扩大产生的通货膨胀从而引起名义利率的上升，可以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提高资本的实际净收益，就能使一部分扩大的货币供给被私人有价证券的投资吸收，再转而推进通货膨胀。
根据以上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资本形成的影响及其相互对应关系，费尔德斯坦用一条曲线加以简明描述表达，这就是著名的“费尔德斯坦曲线”(见图7.4)。“费尔德斯坦曲线”除了表示在财政赤字条件下，通货膨胀和资本形成水平表现为一种正相关以外，“费尔德斯坦曲线”还会随财政赤字水平的变化而相应地上下移动。如图所示，当政府赤字增加时，曲线从Ⅰ上升到Ⅱ，这时为了保持原来的资本形成水平K1，通货膨胀的代价增加到π2；相反，如果财政赤字减少了，曲线从Ⅰ下移到Ⅱ，这时用较低的通货膨胀率π3的代价就可以维持原来的资本形成水平。同时他认为，当财政赤字为零时，“费尔德斯坦曲线”就下移为一条和自然通货膨胀率重合的水平线，这种通货膨胀率独立于政府的财政变量，对资本的形成没有影响。
图7.4 费尔德斯坦曲线
费尔德斯坦根据他的这个理论模型，推断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工具菲利浦斯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率和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已经不能解释当今的美国经济现状。菲利浦斯曲线的理论内容在于说明一个国家可以有低通货膨胀与高失业或高通货膨胀与低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反比关系，其政策含义是选择一个最优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组合。费尔德斯坦认为，菲利浦斯所反映的这种替代关系在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和短期内是存在的、有效的，世界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菲利浦斯曲线的替代关系就消失了并为“费尔德斯坦曲线”的替代关系所代替。以此出发，费尔德斯坦认为，一方面这时的经济问题就主要表现在供给方面，这时如果继续推行财政赤字政策，就会使费尔德斯坦曲线向上移动，不仅产生加强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会给资本形成水平的提高带来困难，因此，他认为，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凯恩斯的传统经济政策已经失效了，这时宏观管理政策应该从需求转到供给方面，主要的政策任务是平衡预算，推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逐步降低或消除财政赤字，使“费尔德斯坦曲线”向下移动转化为一条水平线，达到自然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另一方面，费尔德斯坦认为，在这里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与“拉弗曲线”背后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都认为美国经济停滞增长的结症在于供给方面，特别是在于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低，因此他们都主张政策方面应该从刺激需求转到刺激供给。但是，他们在看待抑制通货膨胀以及减税的效应等方面则大相径庭．费尔德斯坦完全不同意“拉弗曲线”所谓减税会自动地快速地增加政府的收入，抑制通货膨胀和导致经济增长的看法。他认为，即使减税也主要是改善目前美国的税制结构以及用以相应压缩政府预算，来作为平衡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使“费尔德斯坦曲线”向下移动，来提高资本的供给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四、供给学派的理论实践和简要评价
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早已成为美国里根政府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1981年，里根上任不久，就向国会提出了具体的“经济复兴计划”，这些计划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率自l981年7月1日开始每年削减10％，三年削减30％；
削减联邦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逐年平衡预算；
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规章条例；
控制货币信贷，推行有节制的稳健的货币供给政策。里根“经济复兴计划”是根据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地论与政策主张综合制定的。因此，尽管供给学派形成的时间还不算长，然而它在美国的影响日益扩大。
（一）“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复兴计划”
里根早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就全盘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这主要是因为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能更好地反映和体现里根所代表的美国部分政治集团和收入阶层的利益。
在总统竞选之前，里根就是美国大多数所谓“平等保守主义分子”的支持者和利益代表入。这部分人大多是西部的中小企业主、农场主、房地产主等等。他们的经营规模小，主要立足在国内市场，因此，他们不仅要受到国内政府有关企业规章条例法规的严格限制，而且没有如大垄断跨国公司逃税避税的便利条件，税负沉重，储蓄和投资的能力日益枯竭。为此他们竭力反对国家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主张恢复自由企业制度，反对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和所得税政策。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是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第13号提案”抗税运动的参加者和肯普—罗斯税法案的拥护者，供给学派中的著名经济学家例如：肯普、拉弗、万尼斯基等就是“平民保守主义分子”的主要代表和理论家，而里根的政治基础正是根植于这批“平民保守主义”极端保守派的。里根也曾是“第13号提案”和肯普—罗斯减税提案的积极支持者。在那时，他就和—些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来往，他早就对重视宏观经济、注意微观分析，并主张财政、金融措施并重的供给学派寄有很大希望。早在1980年的竞选总统纲领中，里根就提出了在头三年中每年减税10％，争取削减财政开支，逐年平衡预算，控制货币信贷，控制通货膨胀等供给学派的主张。
当然，里根当选总统以后所提出的更具体的“经济复兴计划”的思想基础，并不全部属于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因为里根政府看到，凯恩斯当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被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的、解决需求不足的短期有效的药方。但是，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个仅出现了与凯恩斯所面临的完全不问的新现象，即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经济衰退；而且由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结果反而导致“停滞膨胀”局面。同此，对里根来说，一方面要努力刺激供给，另一方面必须控制需求，这就成了当前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在美国由里根政府实验的基本内容。从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理论基础看，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是以供给学派的政策对付经济停滞，用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关于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的理论来抑制通货膨胀，也吸收了代表东部财团利益的经济学家如乔治·舒尔茨、阿伦·格林斯潘、威廉·西蒙等人的理论观点，强调平衡预算。因此，所谓以“里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不过是供给学派理论、平衡预算论和货币学派理论的混合物。
（二）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内容
里根经济复兴计划提出来以用，很多人担心三年减税30％的计划，会加剧通货膨胀、扩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加剧社会矛盾，经过国会的激烈争论和里根同国会的反复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妥协：第一次减税幅度改为5％，并推迟到l981年10月1日起实行。这样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除了恢复金本位制以外，在美国开始大规模地实验。
1.削减个人所得税率相减免企业税以刺激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个人所得税率，从1981年10月1口起削减5％，1982年7月1日起再削减10％，这样33个月共削减个人所得税25％。在削减所得税的方面，里根完全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减税时只按照税率，而不管纳税的绝对数额，因此，纳税等级越高的人，削减税额越多，得到的好处越多。在供给学派看来，减税的主要目的在于减轻高中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因为只有这部分人才有储蓄和投资的能力，他们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减税法案中还规定，个人收入中利息、红利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从1982年起削减20％，资本收益税率从1981年6月起从28％削减为20％。新税法从1985年起将个人所税率指数化，个人所得税率将按照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升降。
在减免企业税方面，主要是通过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来使资本家加速投资回收，减少应纳税收。从1981年起，厂房建筑折旧期从32——43年缩短为10——15年；机器设备折旧期由5一15年缩短为5年，汽车、轻型货车、研究和实验机器设备的折旧统定为3年，加速折旧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新税法还规定对企业的利润投资给以优惠税，其中对汽车等资产给予6％投资税优惠，所有机器设备、公用设施、铁路建筑物等给予10％的投资税优惠，这种投资税优惠实际上直接减少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的成本。加速折旧法一般对大型的或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带来较多好处。为了相应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又规定了削减公司所得税率的办法，应纳税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的企业，原税率为17％，1982年降到16％，1983年减为15％。应纳税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上的，但不超过50000美元的企业原税率为20％，1982年降为19％，1983年起削减到18％。
2．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为主，逐年平衡预算也是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削减预算法案中，计划1982年削减支出X2亿美元，1983年和1984年分别削减440亿和5l4亿美元。在削减项目方面，里根政府又采纳了供给学派的主张，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因为，供给学派认为，帮助穷人的最好办法，不是由政府给予救济．而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增大财富分配的“馅饼”。里根上台以后，在1982年削减了352亿美元的政府支出，其中100亿美元直接影响到福利支出。1983年和1984年又分别削减440亿美元和514亿美元的支出，削减的内容也上要是社会支出方面。从项目内容看，它们主要是停发食品券．使美国40万个家庭失去了在购买食品时的政府价格补助；减少儿童营养补贴相对抚养儿童家庭的补贴；降低对低收入的青年人、盲人、残疾者等提供的医疗费用补助；废除《全面就业训练法》，削减政府为职工教育和培训计划所负担的经费等等。里根政府削减社会支出计划，使中下层的劳动人民、广大黑人和少数民族受害最深。联邦政府给州和地方政府补助的削减部分，大约60％要落实到对低收入个人救济的或补助的项目上，并且将使失业的青年、妇女和黑人更加难以找到工作，失业率将上升。因此，里根政府的削减预算计划完全反映了供给学派经济学“劫贫济富”的性质。
3．放宽政府对限制企业经济活动的规章条例。撤销、放宽管理企业的法令规章，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自动调节作用，这是供给学派经济学的重要原理及其重要的政策主张之一。里根一进白宫．就开始着手撤销、放宽管理企业的规章条例工作，他宣布要“消除繁锁的、不合理的而且无意义的规章制度”，还成立了以布什副总统为主席的特别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和监督“撤销、放宽工作”的展开。仅仅在1981年，特别工作小组就审核了91种现行政府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的法令规章条例，已经撤销放宽的有65种，其中主要是取消了工资和物价的“自愿限制”，以及国内生产石油相天然气的价格管制；接受了供给学派关于自由放任，大力淘汰效率低、亏损多的企业，合并和建立规模大的企业，以提高生产率，加强美国企业工业竞争能力的理论观点；放宽了《反托拉斯法》；还放宽了环境保护方面的—些条例．如放宽了34项防止污染和保护行车安全等方面的规定等。总之，里根政府撤销放宽对企业管理的规章条例，旨在贯彻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鼓励企业自由竞争，但这实际上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安全保护条例，来达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目的。
4．推行有节制的稳健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里根上台不久，就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与他的“经济复兴计划”相协调的货币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从1980年起开始大力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1980年12月至1981年11月以M 1－B指标计算货币实际增长率为4.1％，远远低于原计划的6—8.5％的增长率。
（三）对供给学派的简要评价
供给学派的产生，从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来说，它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直接否定，从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看，它是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从需求不足到供给不足，也即资本主义经济从经济过剩到经济衰退、停滞膨胀这一经济背景巨大变化的产物，因此，我们应该肯定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是适应了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供给学派作为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有它一定的合理成份。首先，供给学派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主要结症的看法和对凯恩斯主义恶果作出的揭露，比较符合当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与凯恩斯时代完全不同纳新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经济衰退、停滞膨胀。凯恩斯主义在统治资产阶级经济学界30余年以后，在70年代以来的“滞胀”中陷入了深刻的危机，随着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被逐渐淘汰，供给学派等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必然的现象。其次，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生活中相辅相成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供给学派强调增加供给或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把凯恩斯颠倒了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又颠倒过来，肯定了生产对消费的支配作用，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某些合理的成份。第三，供给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整政府干预的内容与作用方向，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鼓励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
但是，供给学派与其他所有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一样，由于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他们的经济理论有许多实质性错误和局限性，不可能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性。首先，供给学派完全承袭了萨伊定律的衣钵，反对国家干预，侍奉自由竞争，这不过是一种过时思潮的复古。萨伊关于“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的命题早就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其次，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供给学派却没有也不可能倒退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去，而是企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我们应该看到，供给学派在社会哲学基础和宏观经济理论方面是非常贫乏的，它本身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凯恩斯主义进行对抗，为了突出它们反凯恩斯主义的性质，他们就假“萨伊定律复旧”之名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形成直接对抗，实际上，在经济政策方面、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部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自动平衡，因此．他们都需要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歧在于这种干预的程度、内容以及作用的方向上。供给学派认为，70年代出现滞胀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结症在于供给不足，需求过旺，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干预，持别是通过减税的财政政策来实行供给管理，刺激投资。同时，在他们看来，政府过多的管理限制企业的规章条例，削弱了企业之间竞争的动力刺激机制，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他们反对这种“过多”、“过细”的国家干预，供给学派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这些看法，可以说比较接近当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供给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一样，都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的根源。供给学派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强调增加供给，在一定范围内也许能够填补一些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新“洼坑”，但是，即使这个“洼坑”被填平，供给过剩也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又会以凯恩斯主义以前的更加剧烈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是生产的无限扩大同有支付能力的求日益缩小之间的矛盾，它又决定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本身。凯恩斯企图通过增加总需求的办法没有解决这一矛盾，供给学派当然也不可能用增加供给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在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而社会主义义在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
第八章 哈耶克的经济思想
一、生平及著作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1899年5月8日生于奥地利。他的父亲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一位医生兼植物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哈耶克对自然科学颇有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同时自修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维也纳大学期司，他受到奥国学派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路德维格·北·米塞斯的影响，逐渐把精力转向经济理论的研究。
哈耶克于1921年至1926年担任的第一个公职，是在米塞斯任主任的国际联盟奥地利赔偿委员会中执行凡尔赛和约的金融条款。在此期间，他于1921年和1923年分别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他赴纽约15个月以研究美国的货币政策，并由此产生了兴趣。1927年，他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新成立的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从i929年起，他又兼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讲师，讲授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及米塞斯的经济学说。
1931年，哈耶克离开奥地利，移居英国，应聘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并于1938年入英国籍。1941年后，他的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哲学与当时风行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1943年，他又获得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
1950年，哈耶克受聘前往美国，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直至1962年。在此期间，他主要从事社会哲学方面的研究。1962年，受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之聘，哈耶克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任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终身教授。1969年，他退休返回奥地利，仍任萨尔茨堡大学聘任教授。1974年，他与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理由是由于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同时由于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
哈耶克是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到1974年他获得诺贝尔奖时为止，共发表过15部书，10本小册子，130多篇文章，以及10部由他主编并写序的文集。其论著中有较大影响的是；《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1929年)、《物价与生产》(1931年)、《货币的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年)、《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年)、《资本的纯理论》(1941年)、《通向奴役的道路》(1944年)、《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年）、《自由的宪章》(1960车)、《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1967年)、《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法则与秩序》(1973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又出版了《货币的非国有化》(1976年)和《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公平的幻想》(1976年)和第三卷《自由人的社会秩序》(1978年)等。
二、货币理论：从中性货币到自由货币
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从30年代到70年代，可分为研究重点有明显差异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分析如何使货币保持中性为重点，其代表作是1931年出版的《物价与生产》。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宣扬货币的非国家化，主张实行自由货币，其代表作是1976年发表的《货币的非国家化》。
（一）中性货币
“中性货币”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维克赛尔所首倡的一个术语。在维克赛尔那里，货币中性意味着货币数量使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货币的币值即一般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从而货币对实际的经济过程保持一种中立状态，即货币因素这时不是一种影响实际经济过程的因素。
哈耶克采用了“中性货币”这一术语，但对这一术语的含义作了相当大的变动。这种变动，与他对当时流行的货币理论持不同的看法密切相关。他指出，以约·穆勒和费雪为代表的货币理论，以及维克赛尔的货币理论，都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只有在引起一般物价水平变动时才会影响相对价格；而只要币值稳定(即保持维克赛尔意义上的中性)，一般物价水平不变，货币就不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也不会影响经济过程的实际方面。他认为，这种货币理论无法说明货币数量变化如何影响经济中个人的决策；所以与研究人体经济决策为中心的一般经济理论发生了隔阂。
哈耶克认为，货币对物价和生产的影响，完全与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无关，几乎货币数量的任何变动，无论它对物价水平有无影响，总会影响到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到受相对价格制约的生产数量和方向。因此，他要建立的货币理论，主要是要说明货币在什么条件下对商品相对价格、从而对生产数量和方向发生影响，说明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我们可以把哈耶克的上述观点与其他当时流行的货币理论的区别表示如下：
其他的货币理论:货币数量变动― 一般物价水平变动 相对价格及生产变动
哈耶克的理论：货币数量变动 相对价格及生产变动(一般物价可能变动也可能不变)
这表明，在其他货币理论中，一般物价水平是联系货币与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逻辑中介；而在哈耶克那里，这个中介是不需要的。
由于相信货币数量变动会直接影响相对价格，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的含义就不再是维克赛尔所强调的一般物价水平不变，而是指货币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发生影响，不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引起生产方向的误导，即货币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中性”或保持“中立”。在如此规定货币中性的含义(我们可以把这种含义的中性称作哈耶克中性，以别于维克赛尔的中性)后，他认为，构成货币影响生产的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不是币值是否稳定，而是货币是否保持中性。于是货币理论的目标是说明使货币保持哈耶克中性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有三个：第一，货币总流量—定；第二，一切价格随供求状况的变化而完全伸缩自如；第三，一切长期契约都建立在对未来价格运动的正确预测的基础上。这三个条件对于保持货币中性是缺一不可的。
其中第一个条件，并不意味着货币总流量绝对不变。哈耶克指出，为了保持经济过程的均衡，保持货币的中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变动货币总流量。这些条件之一就是哈耶克所命名的“货币交易系数”的变化。货币交易系数是指货物总流量与其中以货币成交的那一部分之间的比例。他强调，货币交易系数不能与货币支付数量对贸易的实物量的比例相混淆，后者受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而前者则不然，整个社会的货币交易系数只取决于企业组织的纵向综合程度(即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是由一个企业来完成还是由若干有着纵向联系的企业来完成)，生产者自给性生产的比重，物物交易占整个交易量的比重，以及货币在经济体系中各个货币交易系数互不相同的部分之间的分布。显然，当整个社会的货币交易系数发生变化时，货币流通量亦发生反方向的变化。
除了货币交易系数的变化以外，需要货币总流量在保持中性的前提下发生变化的另一个条件是货币流通速度。哈耶克提出，当流通速度变化时，必须以货币总流量的相反变化来加以抵消，以便使货币对相对物价与生产保持中性。出此可见，货币保持哈耶克中性的第一个条件应当表述为：在货币交易系数和流通速度一定时．使货币流通量保持不变。
哈耶克的中性货币概念，首先是一个理论概念，用来分析货币因素是如何影响实际的经济过程。他指出：“任何试图解决理论问题的必要的出发点，就是承认这一事实．即在物物交易条件下必然存在的供求相等的情况，当货币成为交易中介时，就不复存在了。物物交易被分为两个单独的交易以后，一个交易发生时并不辅以另一个交易，这时就出现了货币的‘一面’影响。因此，此时的问题就是把货币的这种影响游离开来加以考虑。”由此可见，货币中性概念主要是一个把货币影响游离出来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
同时，哈耶克的中性货币概念对他的货币政策主张也很有影响。他认为中性货币概念为判断实际货币政策是否合理提供了一个虽非唯一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准则。从这—准则出发，他反对当时颇为普遍的“弹性”货币的政策(即中央银行应当使货币量随生产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因为这种政策不是像他所要求的那样按货币交易系数和流通速度的变化而相应变动货币流通量，而是使货币量随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这在他看来，必然导致相对价格和生产结构的扭曲，破坏货币的中性。哈耶克还分析了导致“弹性”货币主张的两个认识上的原因，一是混淆了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生产规模的变化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范围中的比重的变化，那么该国货币数量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不能认为还有同样的事情。弹性货币的提倡者没有区分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对货币数量的不同要求。二是弹性货币的提倡者混淆了人们对某一种货币的需求与对一般通货的需求之间的区别。事实上随商业循环而变化的是人们对某种货币，尤其是现金的需求，而一般通货则不但包括现金，而且包括各种起着流通媒介作用的信用。
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理论是他全部经济观点的基础，他的周期理论是以货币保持中性的第一个条件遭到破坏，货币量变动破坏相对价格的均衡为前提的。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则与他的货币保持中性的第二个条件有逻辑关系，完全伸缩自如的价格体系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是现实。他的第三个条件，即一切长期契约都以对未来价格运动的正确预测为基础，实质上要求经济决策者对未来具有完全的信息，而这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也就意味着实际生活中货币是难以保持中性的，从而周期的波动，作为货币中性被破坏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理论没有明确表述但却逻辑地蕴含着的结论。
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理论．作为一种探索货币因素对相对价格和生产结构影响机制的理论，从纯粹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也值得我们注意。随着市场机制和货币金融的作用在改革进程中的扩大，我们除了要了解货币因素对我国的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之外，也有必要了解它对相对价格体系及生产结构的影响，以便于制定符合我们目标的货币政策。在这方面，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理论是能够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的。
（二）自由货币
针对30年代的大萧条，哈耶克提出了中性货币理论；针对70年代的滞胀，他提出了自由货币理论，如果说中性货币理论是要限制中央银行的行为，那么自由货币理论就是要根本取消中央银行行动的权力。
哈耶克定义自由货币为私人发行而非由一国政府垄断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他研究这一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由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危害，说明对现行的货币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货币的非国家化——的必要。
哈耶克指出，从古罗马起，政府就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这是因为这种权力能够给政府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因为政府完全是从自身利益而非社会利益出发来垄断货币的发行权的。
哈耶克认为，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在铸币时代就已经造成了祸害，但还不算太明显、太严重，而在纸币时代，其不良后果就非常严重非常显著了。因为纸币的历史就是通货膨胀的历史。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更关心的是自己财政支出的需要而非通货的稳定。他不会自觉地把纸币的发行限制在与贵金属储备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政府沿用货币发行权的结果，造成了持久的、广泛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生活，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70年代西方各国发生的滞胀，便是这一不良影响的典型表现。
哈耶克指出，历史同样证明私人是能够发行稳定的、良好的货币的。只要私人有机会这样做，那将工商业兴旺，经济情况良好，政府收入亦得到保证。他还进一步从理论上分析了私人能发行良好货币的原因。他根据奥国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在1873年给货币所下的定义，指出货币通常被规定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只有唯一的一种交换手段，人们有时会普遍接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交换手段，只要这些交换手段之间可以按一定的比率迅速兑换。例如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复本位制，即使在今天，两国交界处的一些城镇也往往通行两国的货币。由此可见．只流行唯一的货币不过是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强制推行的结果，而非经济生活内在的必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这种否认货币具有内在的唯一性，货币可以多元化的观念，其萌芽早在30年代便已出现。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他就已经指出，一个国家的通货形成一个层次结构，政府发行的货币处于这个层次结构中的最下一个层次，尔后一个层次是中央银行的信用，再后一个是各商业银行的信用，最后一个层次是众多个别私人间的信用。这就是说，实际的通货是一个在不同程度上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各种交换手段的组合。到了70年代，哈耶克更进一步认为，要确定地划分哪些物品是货币，哪些又不是，是做不到的；因为许多物品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货币性”，即它们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在不同区域的“流通性”、“通用性”。
现实生活中这些通货多元化现象以及哈耶克对这种多元化现象的认识，使他为自由货币的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如果通货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多元化的，那么自由货币就无法实现，不同私人发行的不同货币之间的竞争就必然为某一个私人发行的货币的垄断所代替，这将又重蹈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弊端，甚至可能更糟糕。
哈耶克还通过分析货币的具体用途来论证自由货币。他认为货币的具体用途有四个方面：①用于现金购买；②作为购买力的储备用于未来的支付；③用作延期支付的标准；④用作可靠的核算单位。根据对这四种用途的分析，他的结论是：一种货币，只要能够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手段，并且具有稳定的价值，从而能够成为现金购买、未来支付、延期支付的手段和可靠的核算单位，那么无论是由谁提供的，不论是国家或私人，都可以成为通货。而且与国家垄断发行的货币相比，私人提供的竞争性货币将更符合上述这些要求，更能够成为稳定的良好货币。因为公众将从若干竞争的私人货币中选择较好的一种货币，而在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时，公众没有选择，只有接受，即便它是一种坏的货币。
哈耶克认为在自由货币制度下，整个社会所向往的好货币将不再来自政府的仁慈，而是来自各私人银行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心。各私人银行所面临的重大决策是试图发行自己的货币呢还是选择其他人所发行的某一种或几种货币来作为储备。那些发行货币的私人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将自觉控制货币发行量，并保持足够的储备，以应付各种待支付的债款，否则它发行的货币就会被公众所抛弃。而那些不发行货币的私人银行，其扩张信用的行为也将受到其货币被选择的那些银行的钳制。这样就使整个银行体系在相互竞争中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货币发行，从而避免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时的通病——通货膨胀。
三、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表述于他1931年出版的《物价与生产》一书之中。它直接受启示于奥国经济学家米塞斯的信用周期学说，其根源则是维克赛尔的货币理论和奥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对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作一简略介绍，将有助于理解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
庞巴维克把劳动和土地称为原始生产要素，把已经过加工的原料和工具称为中间产品或资本品，把消费品称为最终产品。他把生产消费品的方法区分为两种：①利用原始生产要素直接生产消费品；②先利用原始生产要素制造工具，然后使用工具去生产消费品。他把上述第二种生产方法称作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或迂回的生产方法，并认为它比第一种方法更有效率，但是从制造工具到最后取得消费品，所需要的时间要长于第一种方法。他进一步指出，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时，有更多的原始生产要素投入资本品而非消费品的生产，即迂回程度的变化意味着原始生产要素在资本品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之间配置比例的变化。
1.消费品生产与资本品生产之间的均衡。像30年代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一样，哈耶克也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在“一切可用的资源都被使用” (即充分就业)、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和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这一比例也反映了对这两类产品需求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给之比。可以把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哈耶克的均衡，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他看来．均衡必然意味着充分就业，至于非充分就业现象，只是经济失去均衡的结果，正是周期理论所要加以说明的现象。非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不成立的。充分就业不仅是他的均衡的组成要素，也是他周期理论的逻辑前提之一，他整个周期理论的推导，如后面所述，是离不开这个前提的。
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这个概念在他的周期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有必要稍加说明。在他看来，迂回的生产包括若干顺次相继的生产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以上一阶段的产出为投入，又以自己的产出为下一阶段的投入。除了最后一个阶段以外、其他阶段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这种具有纵向顺序的诸生产阶段全体，就是他所说的生产结构。当生产的迂回程度不变时，生产结构一定。当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时，就意味看出现了新的生产阶段，使生产的纵向结构不断扩张。生产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的变化，在他看来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周期的出现有重大关系。生产结构是稳定还是变化，皆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的企业家的赢利情况，而赢利情况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此，相对价格是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
2．原有均衡向新均衡的移动(Ⅰ)。哈耶克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均衡比例的变动。生产结构会由于两种原因而变化：一是货币数量不变时社会的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比例发生自愿的变化；二是消费与储蓄之间意愿的比例不变，但货币数量有了变化。
哈耶克认为，当生产结构由于比如说自愿储蓄增加而变化时，只要货币数量一定，经济体系就会经过一个平稳的自发过程建立起新的均衡。
从某—均衡状态出发，若消费者决定把收入中的较大份额用于储蓄，即出现自愿储蓄的增加，则这种自愿储蓄的增量在哈耶克看来将毫无疑问地全部转变为投资。因此，自愿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减少消费需求，增加资本品需求，从而引起消费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上升。但各种资本品的价格不会等量上涨，也不会全部上涨。较晚的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那些阶段中，其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由于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可能下降，但下降幅度必然小于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而较早阶段产出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则肯定上升。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导致较晚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下降，而较早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则相对上升；从而使资金及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晚阶段相较早阶段转移，甚至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即使得生产方法更加资本化或更加迂回。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结果是消费品产量相对减少(绝对量则未必下降，因为更迂回的方式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消费品产量)，而资本品产量则相对增加。
与此同时，用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接近消费品生产的其他较晚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减少，用于较早生产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增加。
结果，随着自愿储蓄的增加，消费品需求和供给都趋于相对减少，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也趋于相对减少。因此，只要自愿储蓄的增加是稳定的，那末最终将建立新的均衡，消费品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将再次等于它们之间在供给方面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将小于自愿储蓄未增加时的比例。
当自愿储蓄减少时，将出现相反的结局，新的均衡比例将大于储蓄未变动时的比例。
3．原有均衡向新均衡的移动（Ⅱ）。生产结构除了自愿储蓄的变化而引起变化之外，还会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引起变化。前一种生产结构的变化，如上所述，将引起均衡比例的移动，这种移动是平稳的，不会造成经济波动。后—种生产结构的变化则不同，一旦货币数量发生变动而消费——储蓄之比不变，且货币交易系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也不变时，旧的均衡将被打破，而新的均衡只有在经历了波动之后才能出现。
哈耶克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对均衡的扰动，会因为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而有所不同，由旧均衡走向新均衡的途径会有所不同。
如果是以银行向生产者发放贷款的形式增加货币数量，为此必须使货币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即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货币利率降低使原有各生产阶段的企业家实行要素替代，即用资本品替代原始生产要素。这种行为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初始的充分就业状态中释放出—部分原始生产要素，并投入更早的生产阶段，使生产阶段增加，迂回程度加深，二是引起资本品生产，尤其是较早生产阶段的利润相对增加，非专门货物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其他较晚生产阶段向较早生产阶段流动，在经历一段耗尽消费品原有储备所需要的时间后，非专门货物的这种流动将引起消费品减少。
如果这种消费品减少伴随着消费者自愿储蓄的相应增加，那么货币数量变动引起的经济扰动将平稳地过渡到新的均衡。但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并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消费水平和原有的消费——储蓄比例，即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少。消费需求维持原状，消费品供给却减少了，结果便是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这种价格上涨没有被消费者货币收入的相应提高所抵消，消费者将被迫减少消费水平(实物意义上的)。这样就出现了强迫储蓄。但消费者货币收入最终将由于货币量增加而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即原始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了使用方向；所以企业家用新增货币进行投资的结果将使新增货币逐渐转移到原始要素所有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手中。这就使消费者们有可能用更多货币购买消费品，结果消费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将更快上涨。
如果这种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势头被银行对企业家的进一步放款所抵消，那么，已经拉长的生产过程将继续保持。但是由于法律或营业习惯的限制，银行不可能持续地扩张信用。于是出现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
如果企业家在银行供给的货币资本出现短缺之前，借助于新增加的货币，已经胜利完成了为时较长的新的生产过程，那么就可以生产出较多消费品以供应消费，于是消费者增加货币收入后恢复原先消费水平(实物意义)的行为，也不会改变已经加深的生产迂回程度。
如果企业家尚没有完成为时较长的迂回生产，而货币资本已告短缺，那么，只要自愿储蓄不增加，银行增加货币贷给企业家将引起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一度提高，生产迂回程度的一度加深；但最终将由于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而出现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非专门性货物又从较早生产阶段流回消费品生产阶段和较晚的资本品生产阶段，剩下的那部分非专门性货物不够完成较长生产过程之用，曾经—度拉长的生产过程将出现纵向收缩。在生产过程收缩之后，较早生产阶段将出现专门性货物，尤其是专用设备的闲置，这正是萧条的特征。哈耶克认为，正是生产过程这种一伸一缩的情况，使经济出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
以上是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时的情况。如果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新增加货币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那将出现相反的过程。这时消费品价格以及较晚阶段中生产出的资本品价格将相对提高。在短期中甚至超过最后将达到的均衡水平。于是大量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早生产阶段流向较晚和最终的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将缩短，在短期中甚至有过分缩短的倾向，即实际生产过程在短期中甚至比新的均衡比例出现后会有的生产过程还要短。原先一些较早阶段中的专门性货物将由于与之配合的非专门性货物的不足而闲置。不仅专门性货物会闲置，在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已无法维持，而新的较短的生产方式又没有充分完成到足以吸取全部非专门性货物的程度时，连非专门性货物也会出现一定的闲置。于是整个经济出现萧条现象。
哈耶克认为，专门性货物，尤其是耐用设备的闲置，并不能证明消费不足，如果没有足够的非专门性货物可以使耐用设备达到充分利用的话。他比喻说，一个孤岛上的居民打算制造一部巨大机器以供应他们的一切必需品，结果发现在这部新的机器能够生产出它的产品之前，已经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储蓄和可以动用的自由资本。于是居民们便只好放下这项工程，而把他们的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全部用来生产他们每天的食物。只有当食物供应解决之后，他们才能继续原来的工程。在这个例子里，工程的停顿、设备的闲置、生产过程的缩短，并不是因为消费不足．而是由于非专门性货物——劳动不得不投入消费品生产中去。由此可知，在哈耶克看来，萧条或者说资本品的闲置。并不是因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少其对资本品的需求，而是因为消费相对说来太多，消费品生产抽光了使较早阶段的专用资本品得以发挥作用的非专门性货物。所以哈耶克的周期理论被人称作消费过多论。而消费品生产之所以能够抽去大量的非专门性要素，又源于银行不肯充分供应货币资本以支持企业家的投资，所以他的周期理论又被人称作资本短缺理论。
4.对70年代滞胀的看法。哈耶克自30年代形成自己对于经济周期的看法之后，虽然不久以后发生的凯恩斯革命把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吸引了过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那种与凯恩斯截然不同的周期理论。直到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普遍的滞胀时，他仍然坚持认为，造成大规模失业的主要的真正原因是“各种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的分配同生产那些产品量的劳动及其他资源的配置之间，出现了矛盾”，是由于相对价格的结构已被政府搞乱。这就是说，他仍然坚持生产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哈耶克认为，萧条和通货膨胀都由同一根源产生，两者可以并存。这是因为，要维持过去已经达到的充分就业生产水平，仅凭温和的通货膨胀是不够的，必须有加速的通货膨胀，如果政府既不愿用大规模失业来完全消除通货膨胀，又不敢实行加速的通货膨胀、那就必然造成既有通货膨胀又有失业的滞胀局面。他指责凯恩斯学派不懂得充分就业的保持依赖于加速的通货膨胀、而任何加速发展的过程都是不能无限延长的。
与30年代不同的是，哈耶克特别强调政府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所奉行的需求管理政策，是导致资源在极大范围内配置不当的重要原因，是导致大规模失业的重要原因。他写道：“在经济体系的某些方面连续注入追加的货币量．能在那里创造暂时的需求，而当货币数量的增长停止下来或者放慢的时候，再加上预期物价不再继续上涨，或涨势减缓，这种需求就必定终止。而追加的货币量的连续注入，会把劳动和其他资源投入就业，这种就业只有在货币数量按同一速度继续增长或者甚至按给定速度持续地加速增长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这种就业分配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它只能靠一个会迅速导致整个经济活动混乱的通货膨胀牢束维持。……一旦通货膨胀不再加快速度，大量失业就必然出现，这是过去的错误政策的深为遗憾但无法回避的后果。”
哈耶克进一步指出，政府之所以能够把追加的货币量连续注入经济体系之中，以扩张总需求，是因为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过去三十年内政府支出的急剧增加，以及某些西方国家要求把国家收入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用于集体的目标，因政府对货币发行的控制而成为可能”。70年代的停滞膨胀就是因为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并滥用这种权力，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
哈耶克反对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用石油价格上涨或工资增长来解释滞胀的原因，他强调较高的石油价格或较高的工资，只有在政府增加货币量时，才可能引起一切商品价格的上涨；否则只会使产品成本提高、销售减少、失业增加，而不会引起一般价格上升。因此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由货币量增加引起的。
5.自由主义的对策。为了避免经济萧条，哈耶克的一贯主张就是要实行自由主义，反对人为干预。在30年代，他认为避免萧条的条件是使货币保持中性。这就要求货币当局不能因产量变化而变动货币量，尤其不能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增加货币量，以免人为地增进繁荣。同时要求建立完全的市场体制，以保证各种商品的价格完全伸缩自如。一旦萧条已经出现，则不能寄希望用小小的通货膨胀来克服萧条，这将是危险的，也不能用增加消费和公共开支的政策来对付萧条，因为这将使生产结构更加缩短，使萧条拉得更长。唯一的办法是让生产结构缓慢地自发地适应自发形成的消费品需求与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
到70年代，哈耶克强调建立自由货币制度去克服滞胀。因为在自由货币制度下，政府将永远失去干预经济的武器——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从而也就消除了萧条的根源。至于短期对策，他主张快刀斩乱麻，在六个月时间内通过大量增加失业来消除通货膨胀。他认为要人民在六个月而不是一年和数年时间里忍受高失业的痛苦，是能够做到的。
从中性货币到自由货币，这就是哈耶克克服萧条的对策的发展轨迹。
四、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源于法国的重农主义和英国的亚当·斯密。他们分别用“自然秩序”和“看不见的手”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边际革命之后，经济自由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运用“边际”、“均衡”等基本概念为分析工具、详细说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论述竞争制度在效率上的优越性。
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是指出了经济自由主义所根据的基本事实，指出了竞争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效率上优于其他制度的根本原因。二是通过揭示集体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低效率和政治上的不民主，来反证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
（一）经济自由主义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哈耶克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在经济上的必然结论。但他再三说明，他所讲的个人主义决不是利己主义和自私的代名词，而是尊重个人、承认个人在限定的范围中，他自己的观点和爱好是至高无上的，他自己的目标是高于一切而不受任何他人命令约束的。
那么这种个人主义的根据是什么呢？哈耶克认为，首先，各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具有先后次序的目标序列来表达。其次，不仅不存在无所不包的统一的目标序列，而且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去了解所有人的互相竞争有限资源的各种需要并给它们排出先后次序。目标序列的不一致，以及个别人的视野的有限性，这两条使构成了全部个人主义哲学所根据的基本事实。
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关于所有其他人的需求的完备知识，这是哈耶克证明市场机制优越于计划机制的基本观点。他写道：“市场秩序之所以优越，这个秩序之所以照例要取代其他类型的秩序(只要不受到政府权力的压制)，确实就在于它在资源配置方面，运用着许多特定事实的知识，这些知识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而任何一个人是掌握不了的。”他认为市场是一种整理分散信息的机制，它比人们精心设计的任何机制都更为有效，由于经济知识是分散的，不可能集中起来，因此就需要经济决策的分散化，需要有为分散的决策导向、纠偏的市场。
哈耶克还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尽量运用社会的自发力量，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不是像手艺人做手工活那样去塑造成果，而是像园丁培育他的花木那样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去促进成长。同时他又提出，对于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加以灵活运用，不能拘泥于某种一时经验。他写道：“深思熟虑地创造—种使竞争可以尽可能有益地起作用的制度，和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法规制度，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悬殊。”他特别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就是19世纪所盛行的放任主义，它赞成尽可能地利用竞争力量来协调人类经济行为，而不是主张听任事物自生自灭。他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仅仅要求政府不应当干什么，而且还要求政府采取各种积极的行动，例如帮助私人企业建立和维持与货币、市场及信息传递有关的机构，尤其是完善法律，以保证竞争的健康进行。在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中，国家不再扮演一个被要求束缚手脚只能袖手旁观的角色，而是创立和维持一种有效的竞争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在不能使其有效的场合则加以补充；提供那些对社会有益，但由私人经营却得不偿失的服务。这就是哈耶克提出的政府行为原则。
(二)对集体主义的批判
首先应当对哈耶克的“集体主义”这一概念的特有含义有所了解。哈耶克之所以要使用“集体主义”这一术语，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往往被人在两种含义上使用：一种含义是指社会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如社会正义、平等、安全等，对此，他并没有多大异议；第二种含义是指社会主义者实现最终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即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由中央计划部门管理一切生产活动，对此，他坚决反对。由于“社会主义”一词的多义性，使他不愿意用这一名词来表述他所反对的经济制度。第二个原因是计划经济制度不仅被用于实现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目标，也可以用来服务于其他各种收入分配上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目标。因此就有必要用一个专门的名词来表达为了实现任何一种分配目标而需要的计划经济制度，哈耶克选择了“集体主义”这一术语。那么他对集体主义下了哪些结论呢?
1.集体主义并不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哈耶克反驳了三种认为技术进步必然导致计划化的论点。第一种论点强调技术进步使垄断取代了竞争，于是人们只能在私人垄断控制和国家计划管理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显然计划管理更可取。这种论点实际上把垄断取代竞争的不可避免性作为计划的不可避免性的基础。对于这个论点，他的反驳是：英、德、美等国的实际历史证明，垄断的发展并非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报酬增加的必然结果，而是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
第二种论点强调技术进步和分工发展所造成的现代经济的复杂性，认为要避免这种复杂性所引起的混乱，就必须有计划。对此，他的反驳是，正是这种复杂性使集中计划成为不可能，使权力分散不可避免。集中计划只能适用于比较简单的经济分工情况，而对于复杂的情况，由于没有哪个个人或机构能够了解全部经济情况，因此必须要有权力的分散。权力分散条件下避免混乱所需要的只是各决策者都能得到他所必需的信息。而竞争条件下的价格体系，就是这样一种信息，它使分散的决策者能够像工程师只需注视少数仪表的指针那样来调节自己的行为。
第三种论点强调计划制度对新技术的保护作用和促进产品标准化的作用。对此，哈耶克的反驳是。真正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经济上的可行性的新技术，是用不着惧怕竞争，用不着由计划来提供保护的。至于产品标准化给社会带来的利益，是以消费者失去选择自由，尤其是社会失去了让各种技术、各种产品长期发展、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可能为代价的。
2．集体主义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哈耶克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中央计划当局为了按合理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在无数个相互竞争的目标上，就要设法迅速求解由上万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他强调困难主要不在于这些方程的形式结构，而在于求解所需要的极庞大的资料、数据以及工作量，而实际上中央计划当局不可能具有求解方程组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和数据，也不可能迅速地做出各种决策。因此，资源的配置将出现不合理的浪费现象，经济效率将低于市场经济。更有甚有，中央计划当局也可能作出严重失误的决策，使经济所受的伤害更严重于资本主义的萧条，而且这种伤害将被平均分摊给各社会成员。
哈耶克也承认，计划经济制度能比自由竞争制度更好地实现某些特定目标，也能够采用某些技术上非常先进，但在竞争制度下由于不经济而不会被采用的新技术。他认为，这些成就是计划当局不顾其他方面的需要，集中资源于这些特定目标的结果。它并不表明计划经济制度的成功，而是表明资源被错误配置、被浪费了。整个经济将由于这些目标的实现而降低效率。
针对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所提出的竞争社会主义模式，哈耶克反驳说，如果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当局在指导生产时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竞争的市场，那就等于承认计划并不优越于市场。其次，由中央计划当局控制生产要素价格来控制生产也是难以实行的，因为确定数万种产品的价格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作，而根据各种产品的供求态势来调控价格的过程，将是非常耗费时间的。在价格调整所需要的过长的时滞中，企业是难以按照兰格所设想的行为规则行动的，这就使整个经济不可能运行得像自由竞争的经济那样有效率。第三，兰格所设想的模式，并没有回答投资规模或资金积累按什么原则进行。最后，兰格的模式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是非正统的，难以为那些非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者所接受。
3．集体主义与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哈耶克对于集体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不相容性，进行了深入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由于各个社会成员的目标序列的不同，因此“人民可能—致表示愿意让国会拟订一个全面的经济计划，然而人民或其代表们未必就会因此能够同意任何一个具体计划。”这就好像一群人都主张外出旅游，但却不能对旅游路线达成一致看法。一致同意要有计划，但对任何一个具体计划却不能一致通过，甚至不能多数通过．其结果必然使民主政治表现出无能，无效用。但这种无效用并非民主政治本身的缺陷，而在于他们所担负的任务中所固有的矛盾。要求全体人民或其代表对全国资源的全盘管理取得一致或多数一致的意见，对于这样—种任务，多数决定的制度是无法胜任的。在少数有限可能方案中进行选择，具有相同意见的多数是可以找到的，但如果方案为数极多时，就很难会有哪一个方案取得决定性的多数同意，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一个微小的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全体人民，因为这个少数是能够对争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最大的集体。
哈耶克谈到，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一些分开的个别计划是可能的，但这些分开的计划的总合并不等于一个协调的全面计划，它往往比没有计划更糟糕。
哈耶克指出，民主政治在制定全面计划上的无能表现，必然使人们要求把制定具体计划的工作交给一个享有专断权力的专家班子，而这个班子又必然把自己的偏好贯彻到计划中，这就导致了专制。
哈耶克强调说，如果把制定全面计划的工作委托给少数专家，而由国会投票来决定取舍，也仍然无法保持民主政治的实质。“整个制度将趋于全民投票性质的独裁制，在这种制度中，政府的首领一次又一次的通过人民投票保持他的地位，但是在他的地位上，他有一切支配的权力，使他有把握让投票按他所希望的方向进行。”民主将仅仅是形式上的。哈耶克指出，实质上专制的政府可以在形式上是民主的，通过民主程序所授予的权力也可以是专制的。“防止权力成为专断的不是它的来源而是对它的限制。”
哈耶克揭示了民主政治与全面的经济计划之间的矛盾，要保持民主原则，就无法制定协调的全面计划；要制定协调的全面计划就不能保持民主原则，不能指望用民主程序来通过它。“如果民主制度决定要从事一项任务，而这又必须使用一种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这种权力就一定会变成专制。”因此，如果要使全面的经济计划成为可能，独裁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独裁制度是强迫推行各种理想的最有效的工具。
哈耶克认为，只有在一个以私有财产的自由处理为基础的竞争制度中，民主政治才有可能，这是因为这种制度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控制的领域，缩小到人们有可能通过自由讨论而取得一致意见的范围中。“如果这个制度变成由集体主义信条支配的话，民主主义必将不可避免地自行毁灭。”
4.集体主义与法治是不相容的。哈耶克认为，真正的法治必须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章的约束，即政府的行动也像个人那样是受到限制的；二是法律本身必须是对任何人都不偏不倚的。
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必须把“法治”和“合法”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因为法律可以授与政府或某个人以为所欲为的权力。这时政府的行为无疑是合法的，但这决不是法治，他认为实际上有两种法律：“一种是法治的法律，即事前宣告的—般原则，‘竞技规则’——它使个人能够预见政府的强制工具将如何使用，或预见他和他的国人在某一环境下将被允许做什么或不得不做什么；另一种法律实际上给与当局以权力，使他能做他所认为合适的事。”显然后一种法律与专制、人治是不冲突的，它将使任何专制行为都成为合法的行为。
哈耶克承认法治将产生经济上的不平等，但强调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政府用特定方法影响特定的人的结果。因此他反对人们把私有财产的占有看作是一种特权。他说：“地产只能由贵族阶级的成员占有，这自然是—种特权。……如果把某些商品生产和出售的权利，由当局指定给某些人，这也是一种特权。但是私有财产是任何人根据同样的法律都能够获得的，仅仅因为某些人在取得私有财产方面成功了，就把私有财产本身称作一种特权．那就使‘特权’这个字失去它的意义了。”
综合上述两层意思，哈耶克认为法治就是要限制立法的范围，把这个范围限于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一般规定上(而不是针对某些具体人、某些具体事做出的明显使某些人有利而另一些人吃亏的规定)，限于对政府行为所作的事先规定上。
哈耶克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和竞争制度下，法治才能实现。那么为什么法治不可能出现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呢？他认为这是因为全面的计划必须对如何满足各个人的需求做出大量规定，“当政府要决定饲养多少头猪，行驶多少公共汽车、经营哪些煤矿或按什么价格出售鞋子时，这些决定不可能从正式的原则中推论出来，或者事先做出长期的规定，”这就是说，为了制定全面计划并贯彻之，就必须给计划当局以摆脱以往规定，随机作出决策的权力，而这种决策又必须具有法律的效力。结果就难以事先给政府行为划定范围，计划当局就可以不受以往宣布的规定的约束，像一个专制者那样按自己的偏好针对具体情况作出他所认为合适的行动来。
集体主义将破坏法治的第二个原因是计划当局将必须为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待遇，而不是单纯为他们提供相同的机会。计划当局在作出各种具体决定时，必须对各种人的各个集团的利害予以相互权衡，并决定哪些人或哪个集团的利益更重要．更需优先考虑；而这种决定将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成为强加于人民的一种新的等级差别。计划必然要涉及对于不同人们的具体需要予以有意识的差别对待，它须通过法律条例来规定各种人应当有什么和做什么，应当有怎样的境遇。这实际上是回到了人治的局面，以法律形式掩盖下的人治。
概括地说，集体主义的全面计划使政府无法按事前规定的法律行事，因为要它做的事太多太具体，太需要同时因事因地因人而异；同时，全面计划也使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等不可能对所有人保持不偏不倚，因为在竞争制度中由自发力量决定的各种人的不同境遇，现在都必须由计划来规定了，法律将不再是普适的而是特适的了。于是，法治便不可能继续保持，专制和人治将应运而生。
5.集体主义将破坏个人的选择自由。哈耶克首先指出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前者所说的自由是指摆脱他人的专断，后者所说的自由则是指免除贫困。显然第一种自由也就是个人进行选择的自由。
哈耶克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这不仅适用于有产者，也适用于无产者，因为任何私人雇主都无法控制无产者个人的全部生活。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国家控制全部生产资料，也就控制了个人的全部活动，因为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是任何私人雇主所不曾拥有过的。
哈耶克认为，集体主义制度中的经济计划意味着一切经济问题都将由社会(更确切说是社会的代表者)而不是由个人来解决，意味着由社会的代表来决定各个人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并且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从个人的原始需要到各种人事关系，从工作的性质到空闲时间的利用。总之，一切个人活动都将由计划来安排，个人不再有选择的自由。
哈耶克提出，即使集体主义社会保留了个人在消费方面的选择自由，但由于计划当局控制了全部生产，可以像一个垄断者那样控制价格和产量，从而也就间接决定人们哪些需要可以满足哪些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实际上还是丧失了。
哈耶克指出，由于个人大多数时间是工作，所以职业选择也许比消费选择更有助于个人幸福。但在集体主义制度下，为了实现计划，计划当局就必须控制各行各业的人数，或控制报酬条件，或两者都控制。于是个人的择业自由便丧失了。
哈耶克指出，由于计划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剥夺了个人的选择自由，因此它就使个人变成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公益”等抽象目标的工具。
哈耶克也承认，自由社会所保证的选择自由，并不是不需要任何代价的。选择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是高昂的代价。他指出，人们之所以要反对自由社会，不在于它所提供的选择自由，而在于选择时要付出代价这一点。人们希望计划经济能带来财富的大发展，从而免除选择时所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他断言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经济学家，即使是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只能肯定，有计划的社会最多只能和市场经济保持相同的效率。因此，用计划来免除选择所需付出的代价只能是一种空想。
以上五点，分别介绍了哈耶克从经济、政治、社会诸方面对于集体主义的批判。哈耶克的这些观点，从反面对我们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变革，是有某些启迪的。
第九章 弗莱堡学派
一、弗莱堡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弗莱堡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德国，在二次大战后特别盛行，成为联邦德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由来已久。自18世纪下半期的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以来至本世纪初，它在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居于正统的地位，唯独德国例外，主张政府干预的历史学派一直是主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又全面控制了国民经济。德国战败后，丧失了1／8的国土和全部殖民地及国外投资、税收、海关、铁路等均为协约国所掌管，再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物价飞涨，马克形同废纸，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和混乱之中。在政治上，德国的东方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德国的无产阶级。原来在德国盛行的新历史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既不能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也无法抵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是从30年代起，原来倾向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1891－1950)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1937年，欧根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一起编辑出版新自由主义丛书《经济的秩序》，制定新自由主义理论，创立了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
欧根是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及其理论的奠基者，他出生于耶拿，其父是一个哲学家。他早年就学于基尔、波恩和耶拿，1913年获波恩大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召服役四年，1921年考取大学教师资格，曾任柏林大学讲师、图宾根大学教授。从1927年起一直担任弗莱堡大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兼任联邦德国政府经济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其主要著作有：《德国货币问题批判的分析》(1923年)、《资本理论研究》(1934年)、《国民经济学的本质》(1938年)、《国民经济学基础》(1940年)以及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经济政策原理》(1952年)。其中《国民经济学基础》一书，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方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实行法西斯统制经济，主张经济自由和反对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的逃亡国外，有的投靠纳粹，有的则参加了反法西斯运动。因此，这一学派实际上处于涣散状态，对德国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被彻底推翻，德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境遇迥然不同了。从1948年起，以欧根为中心的一些弗莱堡大学的教授们，创办了一个名为《奥尔多：经济与社会秩序年报》的理论刊物，开始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奥尔多(ordo)一词，原为拉丁文，意思是指一种有别于现存社会秩序但又与现存秩序有联系的、有条不紊的正确秩序。由于参加创办《奥尔多》杂志的人以及为该刊物撰稿的人，多数是弗莱堡大学的教授，除欧根以外，主要还有弗朗茨·柏姆、弗·鲁茨、亚历山大·鲁斯托夫、威廉·罗勃凯、阿尔弗雷德·缪勒尔－阿尔玛克，以及当时曾任美、英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美方经济区主席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后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总理)等，因此，以欧根为主要代表的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又称弗莱堡学派或奥尔多学派。由于该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参政，该学派所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为当时执政的基督教联盟所接受并成为联邦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1955年10月，当时联邦德国的另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在联邦议会上也公开承认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可见，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弗莱堡学派，实际上是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发展起来的；同时，由于它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以．有人又把弗莱堡学派叫作“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
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战后的联邦德国之所以能获得顺利的发展，一跃而登上联邦德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德国广大公众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制深恶痛绝，渴望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因此，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一般公众都具有颇大的吸引力。第二，战后在美、英、法三国占领军管制的联邦德国，经济极端因难，广大人民群众饥寒交迫，因此，弗莱堡学派鼓吹“公平分配”、“人人安居乐业”等口号，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同时，联邦政府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迅速导致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确实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一些实惠。第三，德国在战争中失去了全部殖民地，随着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企业家渴望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以实行向外经济扩张。第四，在政治上，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和亚洲相继建立，联邦德国迫切需要一种能与社会主义思潮相抗衡的经济论。联邦德国《经济学家》杂志1960年第52期上就曾刊登过表明这种心情的一段文字：“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如果没有基本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理论，我们是无法应付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这一理论的基础。必须使这个基础向纵深发展。”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就是在战后联邦德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二、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缪勒尔—阿尔玛克在《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1947年)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后来为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普遍接受，并成为联邦德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
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市场经济，缪勒尔—阿尔玛克曾作过一个概括性的论述。他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依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以社会补充和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秩序政策的思想。它的目的在于在经济竞争的基础上将自由的积极性同恰恰由于市场经济成就而得到保障的社会进步联结在一起。”所以，简单说来，社会市场经济“不是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也就是社会指导的市场经济。”
但是，若要真正弄清社会市场经济的含义，就必须了解和掌握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我们认为，可以将其理论简要概述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理念模型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两类理念模型的某种有机组合，而且是最为重要、最为理想的一种社会秩序。欧根说，他的“理念模型”，只是“想象的典型”，而“不是现实的反映。”在他看来，这种想象的典型是永恒不变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并不同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因此，他力求避免使用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特点的一切术语。例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称企业为“机关”，称企业主为“机关领导人”时说：“我们不说企业和企业主．而说机关和机关领导人，因为企业和企业主这些字眼使人想起“资本主义”时代。因而它们有一定的历史色彩。在确定理念模型时，一定要避免这种色彩。”
在联邦德国的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或经济秩序，不论是古罗马的，还是中世纪各国的，不论是现代欧洲的，还是现代亚非拉各民族的，不论是历史上曾存在过但现已消失的、还是现存的，无一不是“中央管理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两种理念模型的某种交替或组合。所谓中央管理经济，也称中央指挥经济、命令经济或计划经济，指的是一种排斥市场、私有制和自发价格机制的中央直接集中管理型经济，它由—个中央计划当局通过政府的计划命令来控制，调节经济秩序；在那里，个人没有活动的自由，人是被计划的客体。而自由市场经济，也称交换经济，则是借助市场价格机制自动协调社会经济秩序；在这里，人是计划的主体，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从事生产、销售、购买和消费等活动。他们认为，理念模型是不变的，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理念模型的组合形式，但无论怎样变化，都逃不出这两种理念模型的范围；一切经济制度，莫不是这两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体现。现实生活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变态形式，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古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封建采邑经济、希特勒统制经济以及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属于中央管理经济这—理念模型。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欧根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这两种现存的经济制度，都有着各自的缺陷或障碍。
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作为中央管理经济模型的一种历史形态，存在着三大缺陷：①中央计划机关无法使现代经济过程中的无数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无人能洞察全局，事先做出妥善、合理的全面安排。②经济大权操纵在中央政治机关手中，因而有破坏世界经济关系的危险。③政府官僚直接控制全体人民的生活，个人失去了个性和自由，而且随着经济自由决策权和经济责任感的丧失，也便失去了整个社会的自由。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变态形式，由于奉行自由放任原则，也有着它的困难和失败：①垄断力量限制了自由竞争，使得价格机制无法正确灵活地协调市场供求，资源不能得到最佳配置。②自由放任下的私有制导致个人收入分配上的贫富悬殊，造成社会的动乱。③自发的市场价格机制会产生经济的波动，损害经济的发展。
因此，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集中计划经济，都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经济模型。现代人类社会最为完善、最为理想的经济模型，就是他们自己所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这是一条既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又非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它既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又能避免集中计划经济的困境。只有社会市场经济，才能保证社会的高效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个性的充分发挥和人类生活的文明。
所以，社会市场经济，一方面强调自由竞争，但它又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自由放任；另一方面主张政府干预，但它又有别于社会主义的政府统制。社会市场经济所要的是国家有限干预下的自由竞争，通过国家的积极、适当、有效的干预来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以自由竞争来实现全民的繁荣富裕。
（二）自由竞争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全民繁荣这一社会市场经济基本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艾哈德说；“竞争是获得繁荣和保证繁荣的最有效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受到实惠。”因为，公民的繁荣富裕，需要经济的发展作为前提保障，而经济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创业精神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人们能不能抓住一切发展机会努力奋进，敢不敢冒一切风险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只有当所有人的精神、智慧和胆识得到充分发挥时，社会经济才能蓬勃发展起来；而人的这种能量的释放．全依赖于人的独立、自由与竞争。反之，在一个中央统制的社会里，人们普遍缺乏独立与自由，人们无法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因而人们力求安全与稳定，消沉并避免责任，其结果使得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充满生机的创业精神、国民经济也就会萎缩下去。因而，“凡没有竞争的地方，就没有进步，久而久之就会陷于呆滞状态。”
此外，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独立与自由的意志不仅是人类最基本的动力，而且是人类的最强力量和最高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能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干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能自愿地从事一种有用的事业，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时，他才能证实他有存在的价值，他是不可缺少的，不能侵犯的。反之，在一个中央统制经济里，一个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丧失了活动的自由，他就失去了自己固有的价值，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因此，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都极为强凋自由的竞争，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全民繁荣这一基本经济目标的最佳途径，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经济的，同时又是最民主的制度。
（三）政府的有限干预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所理想的社会市场经济，与旧自由主义者所谓放任原则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同的。罗勃凯比喻说，后者好比“野生植物”，而前者则是“人工培育的植物”。作为一种野生植物，自由市场经济所坚持的是自由放任主义，它要求的只是一个所谓廉价的政府，政府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守夜人，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协调经济的发展。而社会市场经济这株人工培育的植物，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措施，以确保正常的自由竞争秩序，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
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另—方面又反对中央集中管理，主张自由竞争，主张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的有机结合。在他们看来，竞争是政府保障下的真正的自由竞争，干预是以完善自由竞争为目的的有限于预；积极的、有限度的、间接有效的政府干预，是保障自由竞争的根本手段，自由竞争是政府干预的基础和目的。欧根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责是组织形成一种能使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经济秩序，即建立一种“竞争秩序”。为此，罗勃凯曾举了一个形象生动的例子加以说明，政府好比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足球裁判员，他的职责不是去参加比赛，亲自居示脚下功夫，也不是对运动员指手划脚，为他们提供什么神机妙算，而是不偏不倚地保证全部比赛规则得以实施，维护比赛的正常进行。政府的职责也是这样，他不应当干涉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插手市场经济的运行．而是要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来维护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经济，使之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为其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积极的、适当的、有效的国家干预呢?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所谓积极的干预，是相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的。凯恩斯主义也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代替和克服过去的自由放任，但他们的干预重点放在国民收入决定因素的分析和控制上，因而这是一种事后的消极的干预。而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则是主张事先的积极干预，通过政府的干预为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自由竞争环境，实现价格的自动调节功能。所谓适当、有效的干预，就是说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干预的范围应只限于自由竞争秩序的维持，而且，政府干预必须明确有效，千万不可模棱两可，朝令夕改。
三、弗莱堡学派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主张及措施
战后联邦德国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就是弗莱堡学派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和具体表现。可以说，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弗莱堡学派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规、政策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以及联邦德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私有制
这是社会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前提。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的首要职责是制定宪法，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市场经济存在的必要前提，没有私有制，自由竞争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人们才能有活动的自由，他们的积极作用才能得到发挥。但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第l4条规定：“私人占有财产必须承担义务，对它的使用必须有利于集体事业。”就是说，尽管在私有制下，人们有处置其财产的自由，但自由并非意味着可以胡作非为。因为“不负责任和缺乏义务感的自由只会导致退化和造成混乱。”
（二）反对垄断
这是排除阻碍自由竞争的不利因素。不仅要反对私人组织的垄断，也要反对社会组织的垄断(如工会垄断等)。因为，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经济垄断，都是对自由竞争的排斥与破坏，都隐藏着欺骗消费者的危险，它会吞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广大消费者蒙受损失，使社会停滞不前。为了保障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联邦德国政府于1957年制定了《防止限制竞争法》，并成立了相应的执法机关——联邦卡特尔局，以防止私人或社会组织对市场的垄断，保证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促使经济顺利运行。
然而，由于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垄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指的只是“一个生产部门只有一个生产者”这样的垄断，《防止限制竞争法》的颁布，对联邦德国垄断资本家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对工会组织却是个很大的打击。
（三）稳定通货
这是政府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环节。艾哈德认为：“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在没有通货膨胀的趋势下，让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货币稳定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确定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因为，通货的稳定是每一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人权之一。只有通货稳定，物价方能稳定，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才能得到保障；反之，只要物价稍微有所上涨，每一个公民就要毫无例外地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且，通货、物价一旦失去稳定，人们就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失去信心，从而就会减少储蓄，阻碍经济发展。因此，通货稳定、物价稳定应成为政府一切努力汇合的焦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保持。
为此，联邦德国政府通过对货币流量和信贷活动的调控，来稳定通货，平抑物价，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第一，通过货币稳定器控制货币流量，即由中央专门机构掌握一定数量不同种类的重要商品，并对它们规定固定价格，当社会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时，中央机构则大量抛售商品，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消除通货膨胀现象；当社会物价下跌，通货紧缩时，则大量购进商品，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避免通货的紧缩和生产的衰退。第二，通过变动信贷率控制信贷活动，即当社会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虚假繁荣时，政府就促使银行提高信贷利率，以限制信贷数量；相反，当社会出现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和生产萎缩时，银行则降低利率，以增加信贷数量，防止失业和危机。
（四）公平分配
这是实现经济人道主义的主要途径。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目标是实现经济人道主义，使每个人都成为财产的所有者，使人人都过上幸福的安定的生活，实现全民的繁荣和富裕。为此，联邦德国政府从50年代中期起就积极推行“人民股票”措施．实施各种福利政策，以保证公平分配，实现经济人道主义。他们认为，人民股票的发行，可以分散社会财产，打破旧的阶级界限，消除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敌意，在50－60年代，政府曾把一部分国有企业，如大众汽车公司、普雷萨格采矿冶金公司等，用发行人民股票的方法把它们变为人民大众共有的私有财产。
在社会福利方面，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既强调社会福利措施的必要，但又反对全面实施社会福利政策。他们认为。社会福利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会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支柱——自由竞争。因为，如果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是要给每—个人提供从生到死的全部安全，保证他绝对不冒任何的人生风险，那么人们的才能、智慧、创业精神以及其他许多人类优秀品德就得不到充分发展，国民经济也就无法兴旺起来，到了最后，建立的决不是没有阶级差别的福利社会，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艾哈德认为，社会福利措施越是全面，对人们的保护越是广泛，个人也就会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结果原先平等自由的、有主见的公民就会变成没有头脑的“臣民”。所以，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福利政策，以保障分配的公平，但这种政策的实施必须适当，必须以不损害自由竞争为前提。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联邦德国政府所采取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就只限于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盈利少或不盈利的一些社会经济部门给予政府资助，对失业者、老弱病残者和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抚恤和救济。
（五）对外贸易自由
这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外向延伸。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限制；认为政府应积极设法取消国际贸易中的一切限制，消除关税壁垒，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以促进贸易自由。
为了扩大联邦德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联邦政府以社会市场经济理沦为依据，积极采取措施，以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和贸易交往活动。第一，联邦政府为了鼓励和刺激本国产品的出口和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对经营出口的单位和部门给予优待。以奖励出口。第二，为了实现贸易自由，扩大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联邦政府积极倡导和推行经济—体化政策，参与西欧共同市场的建设。第三，联邦政府还积极建立和发展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外各国的经济联系和贸易活动，特别注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
四，战后联邦德国政府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的
经过及其成就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德国政府为恢复和发展经济而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这个阶段，在时间上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60年代中期。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一直是联邦德国政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指导原则。这和弗莱堡学派的重要成员——艾哈德等人的参政有密切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联邦德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危难之际，美国军管当局发现，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艾哈德是极少数几个懂得现代经济理论和管理并有一定经验的反纳粹人士之一，于是就任命他为美国驻纽伦堡军管机构的经济顾问。1945年10月，艾哈德被提升为巴伐利亚政府经济部长。1947年10月，艾哈德到法兰克福任美、英占领区财政管理委员会货币与信贷持别处主任，负责筹备货币改革，1948年3月2日，他又成为美、英占领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美方经济区主席。1948年6月20日，艾哈德以法兰克福经济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签署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货币改革后的经营管理与物价政策原则的法令》，宣布废除一百多项战后军管当局颁布的物价管理条例和管制经济的法令，并取消旧的帝国马克，实行新的德意志马克。从1949年至1963年，艾哈德一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艾哈德和他的两位合作者——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和德国州际银行行长威廉·福克博士一起负责组织和领导了整个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63年至1966年，艾哈德又担任了联邦政府的总理。他与阿登纳总统分工合作。阿登纳是“在外地主”，专管国际事务与联邦德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旨在使战败的德国重返欧洲和世界舞台；艾哈德则是“内当家”，负责国家的经济事务，两人珠联璧合，被世人称为联邦德国“复兴之父”。艾哈德在战后近20年主持联邦德国经济工作期间，完全奉行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使联邦德国经济获得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艾哈德简直成了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化身。因此，人们把战后这个时期的联邦德国经济，称为艾哈德时期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以私人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为基础，主要通过市场力量来调节整个国民经济，国家尽可能不去干预再生产过程，但不反对必要的和有限的调节，以期尽可能达到经济权力分配上的社会公正与经济利益分沾上的社会公平。
第二个阶段，即实行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从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转到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其原因在于联邦德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相当迅速的，但到60年代中期，特别是1966－1967年经济危机之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了，从1960年的9％下降到1966年的2.8％，60年代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为5.92％、而70年代头八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26％。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明显衰退，引起了政治斗争的激化。196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艾哈德政府倒台，由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组成新政府。在这种形势下，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联邦德国政府奉行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主张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为了克服经济的停滞与大量失业．联邦德国企业界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例如，1974年“化学、造纸、陶业工会联合会”曾向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建议，对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制铝工业和化纤工业采取直接的指导投资政策。这个建议虽未被接受，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些经济学家也主张政府进行全面调节。如哈麦尔和克瑙夫就曾指出，实践已经证明，联邦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手段还是不够的，还不能同时达到稳定经济所需要的四个目标：稳定的价格，高就业率，外贸的平衡，持续的较快的增长。对两种体制的前景做一番比较，人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即在中央计划的制度条件下更容易达到这些目标。”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破坏自由竞争基础的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感到自己以前所宣扬的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不能克服危机和失业，不能防止环境污染，不能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他们还考虑到，当时联邦政府已经实行的“反周期”政策，经济结构改革政策以及经济“计划化”等，也不得不考虑将其纳入他们自己的理论之中。于是，他们从“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转到了“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他们所谓的“全面调节”，旨在扩大和加强政府对再生产过程的作用，发展国家的企业精神，扩大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扩大政府支出，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特别是通过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和预算赤字的财政政策来影响总需求，制定包括一系列重要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的长远规划，对经济进行全面调节。
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从“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向“全面调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转变，实际上是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合流。在1966年1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组成新政府时被任命为经济部长(1966－1972年)的卡尔·席勒尔教授，在1967年曾写过一篇题为“欧根、凯恩斯和我”的文章，试图把弗莱堡学派的自由竞争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学说综合起来。他在“经济任务是稳定和增长”一文中指出，必须了解，在主张竞争就是命令的弗莱堡学派和主张对实际总需求加以指挥的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们之间，有必要做一番意义深远的综合；小量的就让市场和个别经济去决断，大量的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财政工具给以影响。联邦德国政府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个时期内所奉行的就是这种“少市场，多国家”的“全面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
第三个阶段，即80年代以来、又重新回到艾哈德时期的“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联邦德国在克服了前几次经济危机后，于1980年4月，又爆发了一次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也引起了政治危机，1982年10月，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新政府。新政府指责前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政府拿得太多，花得太多，管得太多；结果严重损害了私人企业的利润收入，削弱了投资的意向和力量，挫伤了人们的“进取”精神，豢养了一批“寄生虫”，因而他们自己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中所规定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全部落了空。因此，新政府认为，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重新回到艾哈德时期所实行的“多市场，少国家”的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轨道上去。
从战后联邦德国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基本经济理论和政策演变的过程来看，由欧根、罗勃凯和艾哈德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所奠定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已成为联邦德国经济政策的准则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正是这样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有效地促进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在美、英、法三国占领军管制的联邦德国土地上，原先的住宅和许多城市在战火中变成了废墟和瓦砾堆，根据当时一些英国人的估计，仅清除西柏林市的场地就需要30年；另外，还有数百万无家可归的难民需要安置，食品供应匮乏，加上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严重的通货膨胀加剧了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困难。根据1945年8月波茨坦决议所附的第一个工业计划和1947年8月美、英、法军管当局公布的第二个工业计划规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当时有人估计：“每个德国人每五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十二年有一双鞋子；每五十年有一套衣服；每五个孩子中间只有一个能用上自己的尿布；每三个德国人只有一个能有机会躺在棺材里埋葬。”全国上下笼罩着—片悲观气氛。
但是，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结果，却使联邦德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增长。到1950年，工业生产水平就已恢复到战前1936年的水平，进而在1950年至196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四倍，平均每年递增10.5％，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1.5倍，平均每年增5.9％，失业率平均为2.8％，16年中生活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每年仅涨2.27％。在对外贸易方面，1966年联邦德国的商品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85年联邦德国的外贸顺差再一次创了记录，达到1102亿马克，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自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它的黄金和美元储蓄逐年增长，到70年代就已达到500亿马克，远远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货币储备，联邦德国马克自1948年诞生以来，也不断提高对其他货币的比值。1950年，一美元值4.20联邦德国马克，一法国法郎值1.20联邦德国马克，一英镑值11.76联邦德国马克。到1986年底，一美元仅值1.95联邦德国马克，一法国法郎只值0.30联邦德国马克，一英镑只值2.865联邦德国马克，而且，这种升值并没有严重损害过联邦德国经济的竞争力，这也反映了联邦德国经济的出色成就及其政治与财政状况的稳定。在40余年的时间内，把一片衰败的联邦德国建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不得不承认其发展速度是相当迅速的。这当然是与其特别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有关，如德国西部原有的工业基础较好和技术力量较强，美国出于战略需要所作的大量援助，以及新的科学技术的作用等等。同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作用。
五、简要评论
弗莱堡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可以说是对亚当·斯密及其以后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具体条件下的应用与发挥。因此．有人曾把实践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艾哈德看作是“亚当·斯密的顽强化身”。
弗莱堡学派所倡导的这套理论和政策主张，确实有效地促进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1，关于如何处理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关系的问题。艾哈德在概括他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理论与政策时指出：“西德并没有采用过什么秘密科学。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旬道路。在艾哈德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要繁荣经济，实现全民福利这—社会目标，就只有走自由竞争的道路，而作为经济和社会政策制订者与执行者的政府，却只需对国民经济作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即可。德意志民族不愧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它承认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对于干预什么干预的目的等问题，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联邦德国对经济的干预，不同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采用扩展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解决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所造成的需求不足，而是强调对市场运行本身的环节加以调节性的干预，以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康运转。它既不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活动能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又不主张用行政手段去扭曲市场运行规律，这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有启发的。
2，关于稳定通货与物价的问题。艾哈德等弗莱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保持币值与物价稳定是商品经济得以灵活运转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们主张无论在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的场合，还是在经济繁荣、充分就业的形势下，都应保持通货与物价的稳定，如果滥发纸币、采用通货膨胀的做法，就无异于暗中窃取别人储蓄的钱财，这是最卑劣的行径。联邦德国自1948年进行货币改革、放开价格以来，始终注意保持币值与物价的稳定，赢得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成功经验。这有力地证明了：经济改革和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温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决不是无条件的。保持币值与物价稳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模式的转换，只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3，关于发挥创业精神的问题。艾哈德自己在总结联邦德国经济复兴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时指出，这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如果德国这个例子对别国有些价值的话”，那就是在社会市场经济原则下，“有机会来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艾哈德总结的这条经验，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很宝贵的。我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归根结蒂也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每个公民的智慧、能力和创业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那么我国的经济也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人民群众也就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了。因此，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政府的首要职责也就在于消除一切阻碍人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的不利因素，让每个公民自行实现其价值。正如联邦德国经济复兴的经验所证实的，只要创造了一种使人人有机会发挥自己创业精神和能力的环境，任何民族就可能步入繁荣之途。
第十章 公共选择学派
由于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而公共选择学派便是这股思潮中别具一格的一派。
公共选择学派的基本特征：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以往被经济学家视为外部因素而由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经济人为基本假定和前提，运用微观经济学的费用——收益分析方法，分析政府这一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器”是如何组织和构成的，并分析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分析国防、法律、税制以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是怎样生产和分配的。具体地讲，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人行为、政党的政治学、官僚主义等等。简言之，公共选择学派试图回答现代西方民主政体实际上是如何运行(不是应当如何运行)，以及与个人选择(通过货币在商品劳务市场上进行)不同的公共选择(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进行)实际上是怎样作出的，其后果又如何。
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和埃里克·林达尔，以及20世纪初以马左拉·庞塔雷奥尼、萨克斯和德·维蒂·马尔科为代表的意大利财政学派。他们都试图用边际价值分析来说明公共行动结构的决定。但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著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把政府的行为视为—种“非生产”的活动，要求政府尽量减少经济干预，让十全十美的市场自发地去运行。
自从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建立了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建立了宏观经济学之后，市场完美无缺的信念开始崩溃，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场揭露市场自发力量局限性的运动，强调自发的市场必然会导致外部非经济效果、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和就业的不充分等问题。对此，人们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弥补市场所造成的缺陷。这实际上蕴含了一个不真实的假定前提，即政府能够代表社会，并能够按照社会的利益去纠正市场所带来的过错、而同时政府纠正市场的活动措施又不会造成新的恶果。为了揭露这一假定前提的虚假性，就必须像在微观经济学中分析消费者行为和厂商行为那样实证地分析政府的行为，而这种努力的结果便导致了今天的公共选择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
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当代两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土·麦吉尔·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50年代末他们两人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就开始合作创建公共选择学派。
布坎南，1919年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0年毕业于田纳西东部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次年于田纳希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来又进入芝加哥大学，受教于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F·H·奈特。1948年布坎南获博士学位，次年开始在田纳西大学任教。1955年作为学者赴意大利进修，由此受到意大利财政学派的影响，并对政治决策问题产生了兴趣。1956年至1968年，他在弗吉尼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同时领导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1968年他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1969年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任该校教授。1982年他又随该研究中心迁到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并任该校经济学教授，布坎南还在1963年担任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在1972年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在1982年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副主席。1977年布坎南获迈阿密大学法学经济学中心颁发的法学经济学奖，1986年布坎南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对布坎南的评价是：“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互相交换中获益的观念运用于政治决策领域，”皇家科学院认为，布坎南填补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个空白，建立了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布坎南通过对公共选择问题的近40年的研究，成为公共选择理论和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奠基人。
布坎南的主要著作有：《对赞同的计算》(1962年，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成本和选择》(1969年)，《公共选择论：经济学的政治运用》(1972年，与R·托里森合著)，《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主义状态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1975年)，《民主政治的赤字财政：凯恩斯爵士的政治遗产》（1977年，与R·E·瓦格纳合著），《政治活动的经济学》（1978），《自由、市场与国家——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1986）。
由于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和最主要的代表，因此下面以他的观点为主来介绍公共选择学派。
二、公共物品与公共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公共物品的选择机制，研究如何改进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如何提高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因此，要了解公共选择理论，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指那种能够同时由许多人消费的服务和产品，其成本和效用通常不因消费者人数的变化而变化。它包括国防、治安、气象预报，交通秩序、道路桥梁等等。公共物品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其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即公共物品一旦生产了出来，则不论某人是否为它的生产付出了费用，都无法排除他对该公共物品的消费，或者说要排除他对该公共物品的消费是代价过于高昂的。例如路灯便是一例，不论某个路人是否为路灯的照明付费，他都能得到路灯的照明服务。而与公共物品相对应的是私人物品，它的消费具有明显的排他件，如一个苹果被张三吃了就不能再给李四吃。界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是俱乐部物品，它可以同时被—定数量以内的人共同消费而不降低其效用，也不提高其生产成本，但超过一定的人数．它的消费便会产生排他性，如面积固定的游泳池．超过一定的人数之后，为了保持其效用，就有必要排除其他人来享用。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它往往是私人所不愿意生产或提供的，往往需要由政府来供给，这就引起了公共选择问题。私人物品的选择通常是个人的私事(以不存在外部不经济为前提)，而公共物品的选择则必须由集体作出，或由某些（个）人代表集体作出。当代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着重研究的是民主制度下的集体选择行为。
集体选择是指各有关者依据某种协商规则，通过相互协商而确定集体行动方案的过程。在民主制度下，协商规则便是通常所说的投票规则。集体选择与个人选择是不同的两种选择机制，个人选择适用于私人物品，表现了个人在商品市场中用货币“选票”进行的购买；集体选择适用于公共物品，表现为公众在政治活动中用选票进行的表决。
民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可以有多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一致同意。所谓一致同意规则，是指一致公共物品的生产方案，只有当所有当事人都同意，或至少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表示反对(可以弃权)，才能得以批准进行。而只要有一个当事人表示反对，该方案就不能被通过。一致同意规则的优点是它不会导致对任何一个当事人的损害。在每个当个人都能正确地判定白己的利益的假定产，一致通过的方案必定是帕累托最优的。一致同意规则的另一优点是任何当事人不论其人数是多少，比重有多大，都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拥有否决权。一致同意规则的缺点是决策成本太大，决策时间太长，为了选择一个所有当事人都满意(起码是不反对)的方案，往往需要所有当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协商与讨价还价。一致同意规则的另一个缺点是无法排除个别参与者利用其否决权进行敲榨活动，结果使得一致通过的方案虽然不会给任何当事人造成损害，但却给进行敲榨者带来格外多的收益。
民主制度下公共选择的第二种方式是多数同意或多数票制。多数票制是指—项公共物品的生产方案，必须由所有当事人中越过半数或超过半数之上的某一比例(如三分之二、等)的同意方可实施。这里所谓的同意是指赞成或不反对。
多数票制的特点之一是所通过的方案往往只能改善多数人的福利，可能会损害反对该方案的少数人的福利。因此，多数票制具有强制性，多数派成员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少数派成员，迫使他们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方案。
多数票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无形中助长了当事人忽视投票权的行为。由于单个当事人的选择不像在一致同意规则下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当事人可能不愿意去进行选择或不愿意去进行认真的选择。单个人进行投票往往需要一定的成本、如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记为C，投票结果符合他的意愿会给他带来收益，记为Y，出现此种结果的概率为P(0<P<1)，于是单个人进行投票的净受益R=P·Y－C。只有当R＞0时，当事人才有投票的热情。在当事人人数众多时，P往往趋近于零，故R也较小。较小、甚至是负数的R，导致当事人对投票表决的冷漠态度。这种冷漠态度使得特殊利益集团往往会通过支付一定的小代价，收买那些原先不重视投票权的选民，使他们赞成对本集体有利的方案。因此，多数票制所通过的方案，有可能并不是真正有利于多数的方案，而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方案，而该集团的人数可能低于全体当事人的半数。这就是说，多数票制有可能导致只反映少数人利益的方案被通过。
多数票制的第三个特点是有可能出现投票悖论。即在运用简单多数制进行集体选择时，可能出现下述现象：投票结果随投票次序的不同而变化，大多数甚至全部供选方案都有可能当选，或者说选择的结果不具有唯一性。例如三个人甲乙丙，面临三种方案ABC。三个人的偏好有如下顺序：
甲：A优于B，B优于C。
乙：B优干C，C优于A。
丙：C优于A，A优于B。?
若从ABC三个方案中先任选两个，按简单多数进行选择，中选方案再与余下的第三方案进行比较，同样按简单多数进行选择。最后的中选方案将取决于首先比较的方案是哪两个。若先比较AB方案，则最终的中选方案将是C，若先比较AC，则最终的中选方案将是B，若先比较BC，则最终的中选方案将是A。这种现象就是投票悖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出现投票悖论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偏好出现多峰现象。若每个当事人的偏好排列呈现单峰现象，则不会出现投票结论。这时，若当事人总人数为单数，则简单多数规则可以导致唯一的选择方案，且该方案正好与处于中间状态的选民的偏好相同。
所谓单峰状态，是指单个当事人的偏好排列像—座只有一个峰顶的高山，只能有最多—个上坡面和最多—个下坡面，而不能像群山那样上下起伏。如果同时有上坡又有又坡，也只能是先上坡后下坡，不能呈盆地状先下后上。下图10.1表明A、B、C三个当事人对X、Y、Z三种方案的单峰排行。在这种排行状态下，X、Y、Z三种方案中无论首先挑出哪两个来进行比较选择，最终的中选方案一定是Y方案，最终的集体选择结果与处于中间状态的选民C的选择一致。
所谓多峰状态，是指单个当事人的偏好排序像群山一样起伏不断，或出现盆地状态。图10.2表明前述甲、乙、丙三人对于A、B、C三种状态的排序。由图可知，丙的偏好排序不
属于单峰状态，呈现盆地状，这就是甲、乙、丙三个当事人的集体选择出现悖论的原因。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出现投票悖论的充分条件是有些当事人的偏好排序呈现非单峰状态。而投票悖论出现的可能性与当事人的人数及可供选择的方案的个数成正比。
在对多数票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公共选择理论还提出了最优多数的概念。多数票制往往使少数人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可称之为外在成本，它是一个方案获得批准所需要的最低多数的数值的递减函数，显然三分之二多数规则比简单多数规则具有较少的外在成本，而一致通过规则则比三分之二多数规则具有更少的外在成本。但另一方面，为使一个方案获得批准所需的最低多数的数值越大，通过一个方案所需要的协商谈判就越复杂，所需的时间便越长，这可以称作集体选择的时间成本。图10.3中的曲线C是外在成本函数，曲线D是时间成本，曲线C十D为公共选择成本函数，它是外在成本与时间成本之和。图中纵轴代表成本，横轴代表通过一个方案所需的最低人数，ON为总人数。在图10.3中、公共选择成本函数的最低点是K点，它也正好是D曲线与C曲线的交点。K点所对应的人数便是最优多数，K／N便是多数票制度下最佳的比例。它表明，若规定任何一个方案必须由K／N多数通过，则该比例将导致最低的公共选择成本。
除了一致同意规则和多数票规则之外，民主制度下公共选择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如加权投票规则，股份公司内部众股东的选择规则便是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即在面临若干供选方案时，每个当事人都首先排除自己最不喜欢的方案，然后把凡是有人否决的方案都排除出可供选择的方案集合；若剩下的方案还有不止一个，就再次重复上述程序，直至只剩下唯一的方案时为止。还有其他一些方式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三、经济人假设与公共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的—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进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指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人们在需要做出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时的反应，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总是趋利避害、趋大利而避小利的。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也是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的，没有理由认为个别公民在选票箱跟前的行为与个别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区别。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他总是愿意投票赞成这样的政治家：该政治家的行为预计将给他带来更大的得益，而不愿投票赞成其行为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甚至损害的政治家。同时，人们也不会因为他占有一个总经理的位置或拥有一个部长头衔，人性就会发生变化，不管是在私营企业工作还是在政府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更大满足（物质上的或纯粹心理上的，如权力、威望、职业成就等等）的决策，即使该决策可能不太符合公众利益。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行政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行为动机有所不同，而在于实现个人目标时所受到的制度束缚在行政部门中要比私人企业中松弛得多。结果，在其他条件一定时，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倒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行政部门中，人们却最有可能恣意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而不管它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因为政府是由人组成，政府的行为规则是由人制定，政府的行为也需要人去决策，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人的特征。因此没有理由把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超级机器，没有理由认为政府总是集体利益的代表和反映。政府同样也会犯错误，也会不顾公益追求由政府成员所组成的集团的自身利益。因此，那种—旦发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任何政府干预都是合理的观点是片面的。应当把调查市场缺陷的方法同样应用于政府和公共经济的各个部门，只有当事实证明市场解决办法确实要付出比政府干预更高的代价时，才应考虑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的代价——官僚主义的弊和害
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的假设引进政府行为的分析中，揭示了官僚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政府部门出现官僚主义行为方式的原因，首先在于官僚主义行为通常是给政府官员带来个人利益的最佳方式，其次是因为政府的组织结构特征使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性质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官僚主义的解决办法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的解决办法。之所以如此，他们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政府部门的行为不可能以致利为目的，因而失去了追逐利润为动机的政府官员不会把他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努力压缩到最低限度，结果使得社会支付的服务费用超出了社会本应支付的限度。二是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提供超额服务，超出公众所实际需要的程度来提供公共服务，导致公共服务的过剩生产，这是社会财富浪费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它使资源不能使用到更需要它的社会私营部门中去。而这种过剩生产公共服务的倾向，又是与政府官员追求个人威信、追求政绩的意愿相联系的。三是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往往是无效的。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工作确实也受到民选代表的监督和上一级行政首脑或行政部门的监督，但由于向这些监督者提供情况的恰恰是被监督者，因此除了重大的流弊之外，监督者完全可以被被监督者所操纵。并且，由于监督者往往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劳务的消费者，对于鉴别劳务的质量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因此，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往往拐弯抹角地有利于官僚主义而不利于公众。
公共选择学派对于官僚主义最后得出了两条重要结论：
1，社会中官吏越多，“官僚敛取物”也就有可能增加得越多。因为官吏们有直接的理由和更便利的地位来进行比其他公民阶层更广泛更有效的政治活动。结果政府的开支、政府的机构以及官吏的人数，就会由于官吏的增加而越有可能增加；政府越膨胀，这些就会膨胀得越快越大。
2，用政府干预来解决经济问题的这种设想，只有在其他一切手段都证明无效之后，才是可以考虑的。只有当事实确实证明市场比官僚主义解决方法所付代价更大时，才可以不得已而为之，采用官僚主义的解决办法。
民主政府与赤字财政
公众选择学派认为，要研究政府的决策行为，就必须首先了解政府的行为动机，正像要研究消费者和企业在市场上的决策行为就首先要了解其动机一样。那么政府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政府性质。为此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府模式。
第一种模式，政府是一个慈善的专制者。它的慈善意味着它完全以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行为目标，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它的专制意味着可以不受公民或其选举代表的牵制。这种模式事实上是当代西方那些主张政府干预的经济理论的暗含前提。但这种政府模式与现代西方政府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不可能用来分析现代西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第二种模式，政府是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巨物”。巨物型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等等。该模式承认政府官员们的经济人特征．政府的行为目标是政府官员们追求自身的满足最大化(如生活享受、权力、威望等等)的逻辑结果。巨物型政府从自身的长期目标出发，不会对公众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即税收不一定很重，对经济的干预也不一定很粗暴，因为这些做法不利于长时期的财政收入最大化。他们认为巨物型政府模式主要适合于用来分析现代西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因为现代西方政府在长期中不会以巨物型模式运行。
第三种模式就是西方民主型的政府模式。该模式假定全体公民以投票方式参予政府决策，政府的行为目标受到公民选票或民选代表的约束，而民选代表为了再次当选，其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选民意愿的约束。因此该模式强调公共选择对政府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影响。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处于民主模式与巨物模式之间，但更接近前者。
公共选择学派运用民主——巨物型模式分析政府行为的结果表明，现代西方的税制和政府开支结构大多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此对公共选择的具体机制—一选举程序的研究，就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选举程序的作用就在于或者通过直接方式(公民投票)或者通过间接方式(经过民选代表)来表明公民全体对于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以及所愿意承受的负担(税收、税制)程度。他们认为现代西方通行的多数选举制并不一定能真正提高全社会的福利。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政策都具有明显或含蓄的福利再分配功能，总是要把钱从一些人的口袋里拿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完全中性的政策是罕见的。而通过多数选举制所选择的政策，不一定是使某些人增加的福利必定大于另一些人减少的福利的“好政策”，它很可能是部分人的福利增加额小于其他人福利减少额的“坏政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在政治活动中(和私人市场一样)，信息不是免费获得的，而是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才能获得的财富，因此在政治活动中，大多数人往往不可能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来自主地作出理性选择，而是根据感情或受到的影响去投票，对于他所赞成或反对的政策究竟对他的福利有何影响并不清楚。这表明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并不一定比货币分配不平均的市场有更多的平等。二是政府政策的受益面往往小于受损面(纳税面)、且较少的受益者每人所增加的福利将大大超过较多的纳税者每人所受到的损害。例如在由A、B、C三个人或三个集团组成的集体中，要通过投票来决定一项总费用为100的公共工程是否进行，设费用由A、B、C三者均摊，即每位要纳税33.3，而受益情况则为：A 35，B 35，C 0。整个集体的总受益为70，小于总的费用100。根据多数法则，该项目将因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其原因就在于A、B两个成员通过该项目所获得的收益35大于所受到的损失33.3。当一种政策的受益面小于纳税面的情况下，尤其是两者相差悬殊时，较少的受益者将通过各种手段，施加各种压力，组织各种压力集团，促使政府选择这一政策；而人数较多的纳税者则因为该政策的放弃不会给自己增加多少利益而不去积极抵制，结果该项政策便成为公共选择的结果。第三个原因在于较多的人组织起来捍卫自身利益所需要的费用远远高于较少的人进行组织所需的开支。因此人数较少的受益者比人数较多的受损者更容易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政治活动。所以在西方民主国家里，赞成增加政府开支的政治联盟历来都比企图制止增加开支的纳税人联盟多得多，也有效得多。政治生活在这里也像竞争市场那样，选择有效率的政治联盟，淘汰无效率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某项政策中没有受益只有损失的公民，并不会积极反对该项政策，而是将积极鼓吹将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其他政策。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公共服务费用的分散性和其利益分配的集中性，是造成政府作用不断增长、财政开支不断膨胀的主要因素。政治家们清楚，通过提出新的支出计划而不是主张削减公共开支，能够获得更多的选票。因为一般选民纳税人通过缩减政府开支所得到的利益往往低于被缩减开支的受益人所感受到的损害，从而纳税人未必会投主张缩减开支的政治家的票，而因缩减开支而受害的那些人肯定不会投他的票。
公共选择学派还认为，当前困挠西方经济的政府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凯恩斯经济学的暗含前提是慈善专制模式的政府，因而政府干预可以视经济的繁荣或萧条而灵活变换。但事实上按凯恩斯的主张放弃平衡预算原则之后，西方的民主制度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成为单向性的，即萧条时很容易增加政府开支，而繁荣过度时却很难紧缩政府开支。这就造成了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和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
公共选择学派的结论是：当代西方经济社会所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与其说是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破产，不如说是反映了政治结构的彻底失败。因此正确的对策是进行政治制度和法规的改革，其目标是遏制不断膨胀的政府势力。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见：我们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发明—种新的政治技术和新的表现民主的方式，它们将能控制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蔓延滋长。
第十一章 新制度经济学派
在新自由主义运动中，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异军突起，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最有助于使传统的经济研究和政治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理论。在90年代初，这一流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这一流派的影响达到顶峰。
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研究制度的学派。一是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海尔布罗纳、塞缪尔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这一学派继承了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的传统，主要研究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进化过程，同时也强调技术变化在制度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是以科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这一学派不仅注重从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出发，而且侧重于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与前一种新制度学派所不同的是，后者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进行制度分析，并把自身的理论视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因而，这一学派的理论普遍地被主流学派所接受。这一学派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化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理论和方法出现在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新经济史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和法与经济学等理论名目之下。本章所要分析的是后一种新制度经济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拓展
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促进现代经济学产生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基础上的。
第一个基本假定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单个消费者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选择所应消费的商品或服务的品种数量，使自己所得到的效用程度最大化；厂商在—定的成本和需求的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收益(社会成本)与个人收益(个人成本)总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保持一致。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约束下相互进行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并严格地按照这些规则展开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经济人总是保持着互惠性的合作关系，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形下，具有协调人们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功能的制度安排是不重要的。
第二个基本假定是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在决策或问题求解过程中，总是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所得到的关于所处环境的信息，并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的方案，或者寻求“最满意”的解。在这一完全理性假定下，经济人成了全知全能的人。由于人具有完善的理性，制度也就不重要了。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人，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念中的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是导致其对现实经济生活缺乏解释力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也即现实中的人性。正如科斯所说的那样，“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所以，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制度分析中，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丁一些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这一点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具体表现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自利行为假定所作的两方面的修正。
1、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定。西蒙、阿罗等人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完全理性假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个奥林匹亚山神般的理性模型从来未曾、也根本不可能用于实际——无论是否用最大型的计算机。”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面临的往往是一个复杂而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尽管人总是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由于人们求解问题或从事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且人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正如西蒙所说的那样，现实中的人仅仅是“有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新制度经济学把西蒙等人的有限理性学说引入到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之中，所不同的是，西蒙等人在有限理性假定基础上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并提出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仅仅追求行为结果的“次优”或“满意”。在有限理性假定下，制度分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理性的有限性，人们做到对未来的不确性因素了如指掌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给定一个概率分布函数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交易过程中，人们不可能在合约中对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给交易当事人所带来的收益或风险作出详细的规定，这样，交易当事人就必须承担未来不确定风险以及因不完全契约引起纠纷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在这一情形下，通过设立制度或进行制度创新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协调不完全契约引起的利益冲突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理性的有限性，人们不可能判断一个人的自利行为是否是损人利己行为，并对此作出迅速反应。这样，凭借说谎、欺骗、毁约等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就可以得逞。所以，人们需要设立各种制度安排来规范人的行为，建立良好的秩序。新制度经济学正是以有限理性这—人的本性为前提，分析制度的功能、构成及其运行。
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Oportunism)假定。“机会主义”这一概念是威廉姆森在借鉴奈特分析保险契约时所使用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词基础上形成的。威廉姆森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如说谎、欺骗、偷窃和毁约等。虽然这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或场合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动，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某些时候或场合采用这种行为方式。所以，以欺骗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是基本人性之一。当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是以有限理性假定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人具有完全理性，能够洞察现在和未来，机会主义行为将无从得逞。正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人的基本人性之一，这就需要设定各种制度安排约束人的行为，从而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要研究现实中的人的活动，就必须研究现实中的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风格，就是注重研究那些现实世界提出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阐述深奥而又精湛的新制度经济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首先是其行为假定的危机。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对现实经济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比新古典经济学采用了更逼近现实层次的行为假定，所以其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的经济活动。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领域和应用领域的拓展，正是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定的修正为基础的。
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类经济活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需要依靠各种资源生产出所需的物品或服务，用于满足自身多种多样的需要。但是，人类可用于生产的绝大多数资源都是稀缺的，这就要求他们把各种稀缺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用途或使用方向上去。这一过程反映了人类经济活动中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一面。经济学在这方面所需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对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合理使用，生产出更多财富的技术性问题。二是人类的交易活动，也即人与人发生关系的活动。任何一项生产活动的背后，都隐藏着更为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资源配置过程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资源所有者之间的产权重组和转让才得以实现；生产过程往往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竞争或合作关系基础上；作为生产目的的消费，也是以人与人之间财富分配或再分配为前提。在这一系列的交互影响活动中，人与人之间有可能发生互惠性合作关系，也有可能发生竞争乃至利益冲突。经济学在这一方面所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设定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制度性问题。主流学派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传统，把反映人与人关系的制度视为既定的，集中研究人的生产活动，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影响经济行为的制度被高度地简化，企业制度被简化为一种生产函数，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被产量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所掩盖，市场制度被简化为一种供求曲线，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需求、供给和价格之间的数学关系。新制度学派试图改变经济学的这一研究格局，他们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从而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
新制度经济学成功地将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与科斯教授创造并典范性地运用交易成本概念是分不开的。所谓交易成本，是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它是相对于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生产成本而言的。为了得到交易所提供的服务，人们必须投入各种稀缺的资源。例如，为了购买一套设备，寻找合适的卖主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与卖主协商、讨价还价，签订有关契约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聘请某个专家检查这套设备是否符合契约上规定的规格、质量和功能等标准必须付出时间与货币；如果经使用证明这套设备不符合标准，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还需花费时间和货币。正如生产任何一种物品都需要有一定的物耗一样，任何一项交易活动都需要消耗一定量的稀缺资源。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更为重要。交易成本概念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契约签好后付诸实施所需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所研究领域，交易成本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了。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而阿罗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在科斯之前，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这一假定暗含着交易是不稀缺的，而一种不稀缺的事物是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之中的。而交易成本概念的出现，使把交易(即人与人关系)和制度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成为可能。所以，从零交易成本假定修正为正交易成本假定，不仅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加逼近现实，更为重要的是使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制度问题，这就大大地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由于新制度经济学从人们行为假定和研究领域方面促成厂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新的解释力，这就大大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领域，自从本世纪3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把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广泛地运用于研究各种制度问题，并相应地形成了各种流派。例如，科斯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研究外部性问题，开创了现代产权经济学；威廉姆森运用交易成本分析方法研究垂直一体化问题，开创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产业组织理论；诺斯把产权和交易成本概念引入经济史研究，开创了新经济史学；布坎南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制度问题，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等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已相当广泛，以致于“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近30年的经济学文献里，出现频率最高，引用次数最多的概念，大概莫过于交易费用了。”不仅如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还带来了制度研究的复兴。
二、产权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运用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研究制度问题的众多学派的统称。鲁道夫·瑞切特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视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委托－代理理论的混合。哪怕只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作一简述，也不是本章的篇幅所能包括的。因此，本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简介，只限于现代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新经济史理论。
产权学派于本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1960年，科斯的一篇具有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意义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标志着现代产权学派的诞生。它主要研究产权制度安排对社会和人的经济活动的影响问题。现代产权理论不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基础，也是整个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和诺斯等。下面从产权的涵义、功能、结构以及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等角度，简略地介绍产权学派的主要观点。
（一）产权的概念及其结构
“产权”是“财产权利”一词的缩写。西方产权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产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即依法占有财产的权利，也不是指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处置和收益分配的权利。他们已赋予“产权”全新的内涵，之所以仍沿用“产权”一词，是因为他们至今难以另造一个更为合适的名词来代替“产权”一词。把西方产权理论研究的“产权”与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区分开来，是理解西方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由于产权学派研究产权问题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不同，他们对产权的内涵各取所需，无法形成统一的产权定义。例如，德姆塞茨把产权定义为“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或者说是界定人们是否有权利用自己的财产获取收益或损害他人的权益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阿尔钦则把产权定义为“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或者说是人们使用资源时所必须遵守的规则；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产权理论所研究的“产权”，是指“两种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它是用来解决所有者的应得权益被内部化为其他交易当事人权益问题(也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尽管产权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产权定义，但是，他们对产权的理解还是有一些共识，例如，产权经济学家都把产权视为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关系，也即是—种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而不是人对物的关系；他们都强调产权是一组行为性权利，或者说是一个“权利束”；他们都把某—物品所附着的权利数量及其强度视为该物品经济价值大小的决定性因素；等等。
一个完整的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每一种权利又可得到进一步的细分。例如，一个房屋所有者既可以把它用作居住房，也可以把它用作厂房，这样，房屋的使用权就分解成为两种不同的权利。这些使用权既可以由房屋所有者本人行使，也可以全部转让(如出售)或部分转让(如出租)给别人。这样，转让权又分解成两种不同的权利。当使用权全部归所有者本人时，房屋产生的收益由他独享，而当使用权非永久性让渡时，收益则在所有者和使用权购买者之间分享。这里又体现了收益权的分解。产权学派并不把产权视为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简单加总，而是深入分析产权可转让条件下产权的全部权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形态，以及产权内部各种权利之间的边界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二）产权的起源及其功能
在前面，我们通过对产权概念和产权结构的分析，讨论了什么是产权这一问题。现在，我们从产权的起源及其在现实经济生产中的功能角度，分析一下产权学派是如何解释为什么要设置产权制度这一问题。限于篇幅，在此仅介绍德姆塞茨对这一问题的解释。
德姆塞茨通过对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有制的案例分析，解释私有产权的形成。在皮革贸易之前，印第安人狩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狩猎能自由地进行，每个人都缺乏对其他人的狩猎的控制，没有人对增加或维持动物存量感兴趣，从而出现过于密集的狩猎，导致动物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但这并没有引发土地私有产权的产生。这是因为，对印第安人来说．在动物的价值很小的情况下，确立私有狩猎边界所获得的收益小于为此而付出的成本。随着皮革贸易的出现，一方面，由于需求的剧增而使皮毛价值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狩猎活动的剧增又使这一动物变得日益稀缺。正是因为资源稀缺程度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使通过建立私有狩猎区来养殖并保护动物成为有利可图，或者说确立私有狩猎边界所获得的收益将大于为此所支付的成本，于是；私有产权制度就在这一地区兴起。相反、北美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则未能建立起相似的产权制度。这是因为，与前者相比，这一地区的动物的商业价值相对较低，而把它们的活动范围限定在某一狩猎区域内相对较为困难，这就意味着界定私有产权的收益相对较低，而成本则相对更高。在这个案例分析中，德姆塞茨从资源稀缺而发生相对价格变化，从而引起产权界定的收益和成本对比关系的变化角度，分析了私有产权的兴起原因。
在一个资源不稀缺的世界，或者是鲁宾逊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是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每个人的自利行为都要受到资源约束。如果不对人们获得资源的竞争条件和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也即设定产权安排，就会发生争夺稀缺资源的利益冲突，以产权界定为前提的交易活动也就无法进行。因此．通过建立产权制度，能够让人们知道应该如何获得资源，以及在什么样的权利范围内可以选择资源和使用。所以，德姆塞茨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也就是说，产权制度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他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时，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交易过程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如何进行补偿，从而对自己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或损失形成一个合理的预期。因为，在产权规则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前提下，每个交易当事人都将得到他应得的权益(也即内部化)，同时也都将支付应由他承担的成本。所以，德姆塞茨认为，产权的—个主要功能就是在于“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抑制人们通过分配性努力（指一个人将别人已经拥有的财富转变为自己的财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激励人们通过生产性努力（指一个人创造新财富的活动）来增加收益。产权学派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功能。
（三）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科斯定理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制度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制度经济学不主张研究资源配置(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恰恰相反，新制度经济学也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只不过其研究的重点放在交易费用为正的前提下制度是怎样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正如科斯所说的那样，“我的梦想就是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著名的“科斯定理”实质上就是从产权安排角度对资源配置进行制度结构分析。
科斯定理至今尚无规范的表述方式。一种较为通俗的表述是：“在交易成本为零和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为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位因素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动力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使外部性因素内部化。该中性定理指出，拥有有关决定资源使用的产权的人，无论是外部性因素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交易过程总是一样的。”较为简单的表述是引用科斯的——句话；“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在“社会成本问题”—文中，科斯通过对“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增长”的案例分析，论述了他的观点。他设想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养牛者没有权利让牛群损害谷物。在这种情况下，对养牛者来说，只要赔偿费不高于修建隔离牛群的篱笆所需的费用，就愿意支付赔偿费，否则他将选择修建篱笆。对农夫来说，只要从养牛者那里获得的赔偿费高于在不受损害的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他就同意放弃耕种土地。第二种情况是养牛者有权利让牛群损害谷物。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为了避免谷物受损，就要为养牛者支付赔偿费，所支付的赔偿费等于受损谷物的价值。如果两者之间交易是无成本的，无论养牛者是否有权让牛损害谷物，两者之间的交易都能达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
科斯定理所包含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下，不管产权是如何初始界定的、市场交易都将导致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佳状态。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式是完全合拍的。而科斯真正所要研究的是交易成本为正的另一个世界。所以，科斯阐述了上述观点之后，又提出了被称之为“科斯第二定理”的论点：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将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在科斯第二定理中，隐含了产权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佳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交易成本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变量；
第二，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产权安排不仅影响产权转让和重组的市场交易，而且
还将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科斯本人并未对其有关思想加以系统的概括和进—步的解释，形成了对科斯定理的众多表述和理解，很少有其他定理像科斯定理那样引起人们的争议。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费用学派认为，只要产权界区清晰，从而交易界区明晰，交易成本为零，资源才可能得到有效的配置。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有了明晰的产权界区，还必须自愿交易，产权可以自由转让，才有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自由竞争学派进一步指出，垄断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递减，引起市场障碍。在产权界区明确的条件下，还必须通过竞争，排斥垄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起源于本世纪30年代。从70年代中叶以来，它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学派。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中，从者甚众。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组织学家和法学家的思想都对交易成本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奈特的“道德危机”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理论、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和芦埃的契约理论，但促成交易成本经济学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理论渊源是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年)。
（一）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企业的职能仅仅是根据这个生产函数把投入品转换成产品或服务。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对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由什么来决定企业的结构和规模边界等问题，都无法作出解释。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概念，正式提出并分析了这两个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命题。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市场的交易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而企业的存在将许多原属于市场的交易“内化”了。在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生产活动的协调机制。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根据雇主所出工资的高低来决定到哪里受雇，他们的行为受市场劳动力价格的协调。而一个劳动力一旦被企业所“内化”，也就是说成为企业的雇员，他在企业中的行动就必须服从行政命令。企业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呢？科斯认为，这是因为企业通过“内化”市场交易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雇主可以随时到劳动力市场“购买”所需劳力，而不必长期雇佣一个工人。而事实上，雇主每天到市场上“购买”劳力，必须支付很高的成本，如时间、讨价还价的费用、以及因雇不到合适工人而可能给生产活动带来的损失，等等。通过把这—市场交易过程内化到企业中，建立起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就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因此，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唯一动力。
如果企业“内化”市场交易就能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省，那么，企业规模就会无限扩张，直至完全取代市场，使整个经济成为一个大企业。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企业组织和协调生产活动也会产生管理费用。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这一费用也会越来越高。当企业规模扩张达到某一边际点，即企业再多“内化”一项市场交易所引起的管理成本等于由市场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时，静态的均衡就实现了。这时，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规模边界也就确定下来，全部交易在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各企业之间的分布处于成本最小的状态。由此可见，科斯把交易成本视为决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的唯一变数。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事实上奠定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但是，这一学说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是在本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制》(1975年)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1985年)两本论著，是系统阐述交易成本理论的代表作。
（二）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理论结构
交易成本理论是用制度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成本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如市场、企业、政府或其他中间性形式)来协调。下面，我们沿着这一基本思路来分析交易成本。
把交易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贡献。他认为，交易不是简单的物品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对物品的所有权的让渡和取得。他还把交易划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即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这三种交易事实上也可以分别称为市场交易、企业内部交易和政府交易。交易成本经济学师承了康芒斯的这一思想，也把交易视为经济活动中的最小单位，并从契约角度，把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一般化。威廉姆森认为，当一项物品或劳务越过技术上可分的结合部(interfere)而转移时，交易就发生了。企业之间、车间之间以及同一车间的操作工之间，都普遍存在交易关系。之所以要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是因为它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为基本的和一般的形式。因此，对协调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制度的研究，逻辑上必然要求把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
交易被认为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契约而进行的，这样，交易成本学派的学者把组织制度问题视为是契约问题。他们还赋予参与交易的主体两大基本行为特征，即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和有限理性。为了区别于正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威廉姆森把具有这两大行为特征的交易者称之为“契约人”，还把契约人的两大基本行为特征假定作为组织制度分析的逻辑起点。在交易过程中。契约人在本性上具有采用损人利己的手段获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在有限理性条件下，人们对这些行为可能发生的时间和方式作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就需要建立一些组织性框架——规制结构，来有效地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最为典型的规制结构，此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中间性的规制结构，如三边规制结构和双边规制结构等。每—种规制结构都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和保障功能，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交易。交易成本学派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析在哪种规制结构中完成某种交易所付出的交易成本是最小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描述交易的性质以便把交易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威廉姆森提出三个分析交易性质的维度。一是资产专用性。它是指为了某—特定的交易而作出的持久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去。如果交易过早地终止，所投入的资产中包含了一部分“不可挽救的成本”，即沉落成本。所以，资产专用性越强，为预防机会主义行为所需付出的交易成本也有可能越高，交易双方越需建立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契约关系。资产专用性可分为五类，即地理区位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物理资产专用性、根据用户订单而形成的专用性和商誉专用性。二是不确定性。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既要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还要面临来自交易本身的不确定性。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别强调交易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行为的不确定性的大小与资产专用性强弱密切相关。资产专用性越强，不确定性也就越大，交易双方越需建立保障机制。三是交易频率。它在时间连续性上表现了交易状况。它对组织制度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设立某种规制结构的费用能否得到补偿，频率越高，组织制度的费用也就越能得到补偿。
对交易性质进行描述和区分后，就可以进—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交易与不同规制结构之间的匹配问题。对于不确定性，交易成本学派一般只是简单假定不确定性足够大，足以影响到交易各方的决策和应变问题。重点分析的是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与规制结构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威廉姆森把交易与规制结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分成以下四种：
（1）不涉及专用性资产的交易，不管交易频率高低，与市场组织体制相匹配。由于资产专用性很弱，交易双方互不依赖，双方都不关心交易关系的持续性，因为各自都可随时找到交易伙伴。双方的关系依靠事先签订的契约作出详细的规定，—旦双方发生纠纷．随时诉诸法院进行裁决。
（2）涉及一定程度的专用性资产、但交易频率不高的交易，与三方规制结构(trilateral governance structure)相匹配。所谓三方规制结构是由交易双方和受邀仲裁人共同组成的一种规制结构。由于交易涉及到非通用性资产投资，所以，交易双方都关注交易关系的持续性和交易的和谐性，希望通过建立某种保障机制来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由于交易频率较低，双方设立专门规制机构的费用难以得到补偿。在这种情形下，交易双方倾向于采取三边规制结构，即只有在发生契约冲突时，共同邀请第三方来进行仲裁；靠私下的协商解决争端。
（3）涉及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较高的交易，与双方规制结构(bilateral governance structure)相匹配。双方规制结构是指由交易双方共同组成的对交易进行组织管理的规制结构。在这种规制结构下，交易双方保持各自的独立地位。他们主要通过相互持股、购买方在供应方作专用性资产投资等方式，增加双方的共同利益、均衡双方的交易风险，使双方的交易关系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4）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很高的交易，与—体化规制结构相匹配。实际上，一体化规制结构就是内部行政管理结构，也就是企业体制。在这类交易过程中，由于资产专用性很强，交易一旦终止，寻求和建立新的交易关系的成本是很高的。又因为交易频率很高，交易双方所产生的条约关系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双方所承受的风险也就很大。在这一情形下，交易双方对关系稳定性的要求非常迫切，且设置专门机构来对交易进行组织和管理的费用容易得到补偿。通过一体化的方式使市场交易完全内部化就显得很合算。
以上所述仅是现代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分析思路。这一学派不仅为研究组织制度的功能及其选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被成功地应用于许多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新问题，解释了一些经济学、法学和组织学至今未得到很好解释的现象。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有相当成效的领域主要有：纵向联合理论、生产组织理论、劳工组织理论、非赢利性组织理论、技术转让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理论和公司融资理论，等等。
四、代理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新近的研究文献大量集中到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不完全契约问题的研究，委托代理理论——既所谓的契约理论迅速被现代制度经济学接纳，成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代理理论所研究的代理关系主要是指由一人或数人(委托人)与另一代表委托人进行工作的人(代理人)订立或明或暗的契约。这一契约授予代理人以某些决策权。代理成本是制定、管理和实施这类契约的全部费用。因此，代理成本包括了所有承接契约的费用。詹森和梅克林把代理成本划成为三部分：①委托人的监视费；②代理人的担保费；⑧剩余损失。监视费是委托人用于管理代理人行为的费用。担保费是代理人保证不采取损害委托人行为的费用，以及如果采取了那种活动，代理人将赔偿委托人的费用。因此，监视费、担保费是制订、管理和实施契约的实际费用。剩余损失是委托人因代理人代他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因为这些决策原应由委托人自己作出，如果委托人像代理人那样有相同的信息和才能的话。由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所减少的不执行契约的损失等于所增加的执行契约的费用，把钱花在监督契约上才是有利可图，所有剩余损失是在契约最优但又不完全被执行情况下的机会
损失。①
詹森把代理理论分成两类，分别称之为“实证代理理论(有人又称之为代理成本理论)”和“委托人一代理人理论”。前者注重运用非数学的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对组织形式和契约安排选择的决定作用，考察资本密集度、资本专用性等订约环境因素和监督技术、守约技术对代理成本和契约选择的影响。后者注重运用数学的和非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委托代理关系，并通过建立模型着重分析三个因素对契约所起的作用:一是契约各方所持的偏好结构；二是各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具体性质；三是订约环境中的信息结构②。在本章，我们重点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选择模型、道德危机模型以及机制设计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信息不对称、逆选择与机制设计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无法得到关于所处环境和各种经济变量的全部信息，而且彼此之间拥有的信息也是不相同的。某些信息往往由某个人独家拥有。这种信息被称为私人信息。在代理理论中，把信息在经济行为者之间的不均匀分布现象称为信息不过称或非对称信息。委托人一代理人理论主要研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道德危机(MoralHazard)”和机制设计问题。
逆选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比对方更多地了解他自己的特性，或者是拥有更多的关于可以影响交易的契约关系结果的某些有关“自然状况”(此指反映外生给定或选择的总体状况)的知识，这些私人信息(或知识)足以决定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恰当的，但其他人却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完全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隐藏自己的私人信息，甚至借此向他人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获取私利。最典型的例子是人寿保险。因为保险人比
保险公司更为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对自己的寿命和投保的预期效用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所以，保险公司接受某一项人寿保险业务所承担的风险，往往高于保险人购买保险服务所承担的风险。由于保险人具有信息优势，他们往往比保险公司更容易作出正确的决策。类似的情形在商品市场、劳务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其他非市场领域也大量存在。
逆选择问题的存在将会干扰市场的有效运行。最早对这一问题提供较为系统描述的是乔治·艾克洛夫(George·Akerlof，1970年)。他在《次货市场》一文中，考察了一个卖主人数少于买主人数的旧车市场。他假定汽车质量参数g在区间(O，1)之间均匀分布，且只有卖主掌握有关每一辆旧车质量的信息，而买主只知道旧车质量参数在(O，1)之间均匀分布，但不知道各辆旧车的质量。他还假定，卖主愿意出售旧车的价格正好等于q，而买主愿意购买旧车的价格为(3／2)q。由于买主不了解旧车的质量，一个代表性买主愿意按平均质量的旧车支付价格，即买主对任何待售旧车所愿支付的价格为(1／2)×(3／2)＝(3／4)。这一价格低于拥有质量参数大于(3／4)的旧车卖主所愿意出售的价格，所以，愿意在市场中出售的旧车质量参数，事实上在(0，3／4)之间均匀分布。如果购买者确定质量参数q大于3／4的最好的一批旧车不可能在市场上销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就不是3／4，而是(1／2)×(3／4)＝(3／8)。这样，又导致质量参数q>(3／8)的旧车从市场中撤走。这一过程的不断继续，最终形成的惟一交换价格只能为零，也即没有任何交易发生，市场彻底崩溃。
艾克洛夫在《次货市场》一文中所描述的是一种极端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逆选择干扰市场有效运行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市场交易次数和交易量减少。我们用一个自行车失窃保险的例子来进一步解释逆选择问题是怎样导致市场处于效率较低的均衡状态的(H·范里安，中文版1992年版)。假设一家保险公司为两类社区提供自行车失窃保险服务，一类是自行车失窃概率很高的社区，另一类是自行车失窃概率很低的社区。如果保险公司决定根据平均失窃率提供保险，居住在安全社区的居民就不愿意购买保险，而愿意保险的都是高失窃率社区的居民，这样，保险公司必将破产。保险公司为了保持盈亏平衡，一定会在对“最坏情况”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确定保险费率。尽管这一保险费率水平不至于会导致市场崩溃，但市场最终形成的保险人数和保险费总额都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均衡点上。
对如何解决逆选择问题的研究，已占去不完全信息市场研究文献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们提出的解决逆选择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两种：
1．通过设计某种机制或契约，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愿意公开其私人信息，或者愿意提供真实的信息，也即所谓的“发送信号”。例如，在商品市场上，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通过向买主提供质量保证书、维修卡等办法来显示自己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在劳动市场上，求职者通过获得某种学历或文凭来显示或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智商；在信贷市场上，贷款者利用担保品来显示自己的信誉；等等。
2．如果价格由了解真相的经济行为者来制定，那么，用价格高低来显示某种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质量高低是一种发送信号的方式。这是因为，一般的消费者相信，一种商品的价格越高，买者得到高质量商品的概率也就越大；一种商品的价格越低，买者得到低质量商品的概率就越大。高质量商品的生产企业根据消费者的这一心理特征，通过制定高价政策来显示自己商品的高质量。另一种解决逆选择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用计划来代替市场。例如，国家或某组织把健康保险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提供给所有的人，以金额资助或部分补贴的方式，让所有的人都参加健康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逆选择就被排除了。
(二)信息不对称、道德危机与机制设计
与逆选择问题所不同的是，道德危机并不是由签约前就给定的外生信息分布不对称所直接引起的，而是由于签约后交易一方的行为不被另一方准确地观察或臆测到，从而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对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并实施惩罚的成本是很高的，无法将这些行为的外部性完全内部化。重要的原因在于存在不确定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例如，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自行车投保后，就会大大减弱提防自行车失窃的激励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因嫌麻烦而不给自行车上锁，或者是把自行车停放在容易被盗的地方。自行车失窃的部分原因在于投保人的不负责任，但保险公司无法对投保人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有效地监督，并设法让这些缺乏责任心的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自行车失窃的损失。又比如，企业内部的经理和职工偷懒或不负责任；医生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故意给病人多开药；律师故意拖延办案时间而获得更多的报酬；等等。这些现象都属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道德危机问题。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道德危机问题纳入到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在这些模型中，通常把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把不占有信息优势且其行动受代理人的私人信息约束的一方称为委托人。在道德危机模型中，假定代理人的行动本身是不可观察tunobservability)和不可证实的(unverifiability)，但代理人的行动结果是可知的。比如在上例中投保人是否妥善保管自己自行车的行动是不可观察和不可证实的，但投保人的自行车是否丢失这一行动结果是可知的。同时还假定委托人存在一个目标值，他努力寻找能够反映代理人行动的信号，并以这些信号为依托，设计代理人的报酬结构，努力使代理人行动的结果值接近或等于委托人的目标值。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双边关系的道德危机模型”，在模型中，我们假定委托人是企业的所有者，他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代理人是企业的经营者，他的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营者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一是通过作出与企业所有者目标一致的努力(用x表示)来增加自己的效用；二是通过作出与企业所有者目标不一致的努力(用y表示)，来增加自己的效用。经营者的行动策略空间为
A＝{x，y}…………………………………………(11．1)
我们再假定委托人根据反映代理人的信号决定代理人的报酬或实施惩罚，而信号被发现或观察到的概率为π0为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假定π为一常数，即π=π0。最后，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中性者。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分别为：
委托人：B＝max[P(x)—π0W(x)]………………(11．2)
代理人：U＝max｛U[π0W(x)]一D(x)+U[R(y)]—D(y)｝…(11．3)
其中U[π0W(x)]表示代理人在企业中从事与委托人目标相一致的活动所获得的货币及非货币收益(即π0W(x)) 所带来的效用满足程度；D(x)表示代理人付出努力(即劳动本身)给他带来的效用损失；U[R(y)]表示代理人在企业中从事与委托人目标不相一致的活动(包括闲暇)的货币及非货币收益(即R(y))所带来的效用满足程度；D(y)表示为获得R(y)而付出努力(即劳动本身)所带来的效用损失。
委托人不仅要通过设计一套激励体系诱使代理人提高x而减少y，而且要确保代理人在该企业工作所获得的效用满足至少等于他选择在另一单位工作而获得的效用满足，即：
U［π0W(x)］一D(x)+U[R(y)]一D(y)≥U*………(11．4)
其中U*表示代理人另谋他职带来的预期效用满足程度。这一条件被称之为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
对于委托人来说，他要确定一个代理人的新的报酬结构，这一报酬结构水平使代理人愿意付出的努力程度x能给委托人带来利润最大化，也即代理人的最后一单位时间的劳动为委托人带来的利润等于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最后一单位时间的报酬。要使代理人愿意把自己的努力程度x调整到x=x*，必须满足条件：
U[π0W(x*)]一D(x*)≥U[π0W(x)]一D(x)………(11．5)
这个约束条件被称为激励相容约束，它表示代理人选择其他努力程度所获得的效用一定小于或等于选择x*所带来的效用。激励的机制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诱导代理人将努力程度调整到x*以实现委托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具体的措施主要有：
(1)实行分成制，即允许代理人与委托人一起共同分享企业的利润，同时为委托人承担一部分风险。
(2)收取租金。委托人向代理人收取固定的租金，支付了固定租金后的剩余归代理人所有。
(3)设置某种激励制度安排，使经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企业利润之间的相关性增强。例如，美国公司在经理人员的报酬项目中，允许公司经理人员在以后的一定时期(如5年或8年)内，以现在的价格购买本公司的股票。这种股票期权制度是美国公司对经理人员的一种重要的激励制度。
上述模型是一个最简单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一对一关系的道德危机模型。目前，大量的道德危机模型已拓展到多个代理人和多个委托人的模型，并出现了同时考虑逆选择和道德危机的混合模型，限于篇幅，在此不作一一介绍。
第十二章 新经济史学派
新经济史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学派，它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史学、不同于年鉴学派，它的精髓就是用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来研究经济史。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结合的经济学传统，引入了“间接度量”与“反事实度量方法”，而且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广泛的分析框架，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新经济史学的兴起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次革命。本章就新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方法论及理论体系等方面作些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简要评价。
一、新经济史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新经济史学产生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197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1980年代后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支重要流派。其创始人和执牛耳者就是荣膺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
福格尔1926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市，1948年、1960年、1963年分获文学学土、文科硕土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在1965年至1975年期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然后又在哈佛大学执教6年。从1981年起他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人口经济学中心主任。他对新经济史学的贡献，主要是方法论方面。
诺斯1920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942年、1952年分获文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自1983年以来一直担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他对新经济史的贡献主要是理论方面。他们的获奖是新经济史学成功最好的标志，也为新经济史学家赢得了声誉。
正如西方经济史学中的“历史学派”产生于德国，“年鉴学派”产生于法国一样，“新经济史学”是与美国紧密相连的。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处于战后繁荣时期。于是，经济增长这一最古老的经济学议题又成了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和研究的“焦点”。当时，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十分活跃，经济增长的模型相继出现。库兹涅兹的综合经济增长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及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增长理论日趋流行。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至时也被广泛运用与推广。
新经济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逐渐形成的。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美国一批年轻的经济史学者，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理论依据，博采库兹涅茨、罗斯托、熊彼特乃至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说与方法，把计量经济学以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创立并逐步完善了一门与传统经济史学在方法论上完全不同的新经济史学。很显然，新经济史学就是一门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相结合，以数量研究为特征的经济史学。正因为如此，新经济史学
又被称为“历史计量学”或“计量经济史学”。
新经济史学的正式诞生应该说是从1960年12月在美国普度大学举行的关于经济史学研究中定量分析方法的研讨会开始。此后连续8年，每年都在普度大学举行一次学术年会，当时称为“普度大学经济史学术会议”或“经济史学年会”。会议一次比一次兴旺，到1969年，年会移到威斯康辛大学举行。从1979年起，年会不固定地在各地大学召开。至于新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一般认为是新经济史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一阶段，新经济史学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及其作用方面，得出了一些与传统经济史学迥然不同的结论。由此也引起传统经济史学家的质疑和争议。其中争论较大的是奴隶制问题和铁路新问题。奴隶制度是一种腐朽的制度，它必将走向崩溃，这在美国经济史学界似乎已有定论。然而，以福格尔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史学者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奴隶制度从经济角度来说，仍是一种有效益的制度；如果没有南北战争，奴隶制度不会自动走向崩溃。福格尔等人的这些观点，遭到了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批评与指责。另一个在美国经济史学界似有定论的观点是，铁路在美国19世纪经济发展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福格尔对这个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通过悉心论证，他认为修筑铁路的经济作用显然被传统经济史学家夸大了，铁路并非是惟一的可选方案。环绕诸如上述有争议的问题，美国经济史学界展开了对劳动力、经济周期与危机、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制度问题的争论。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上述这些领域内，新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几乎都超过了通常的传统的论述。
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是新经济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71年，福格尔等新经济史学家编辑出版了《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一书。这本著作汇编了新经济史学家关于美国经济史研究的几十篇论文。这是新经济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在这10年间，新经济史学家的研究重点从传统领域(奴隶制、铁路、经济增长等)转移到制度变迁、人口史、金融史等问题上来，出版了《人口再分配及经济变迁》、《英国人口史》、《1900—1929年美国银行体系的管理与改革》、《南北战争后货币与资本市场》、《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应当说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新经济史学的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新经济史学走出美国，遍及世界。其标志是，1985年在美国西北大学举行了第一次新经济史学世界大会。其研究重点也从经济史领域转移到诸如人口老龄化、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外来移民、宏观经济政策等现实问题上来。此外，制度与技术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已成为新经济史学研究的重点。究其缘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许多新经济史学家充分认识到，虽然前20年的研究题材带有根本性并且富有吸引力，但对历史定论反复考察会使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脱钩，故而这种研究状况必须加以改变；二是经济分析工具有所改观，即由于有了功能更为强大的计算机和更为高级的应用软件，限制新经济史学家研究的技术因素得到明显放松，又由于经济理论所导致约束的放松，尤其是范式的转变，限制新经济史学家研究范围的因素得到一定放松。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新经济史学尽管没有第一阶段那样激动人心，也没有第二阶段那样富有成果，但其影响在扩大，地位在上升。目前，新经济史学已成为西方经济史学的绝对主流(经济史学界权威刊物《经济史杂志》所发表的论文大都出自新经济史学家之手)，并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支重要流派(效仿者和追随者甚多)。有鉴于此，以往对经济史的藐视、对经济史学家的蔑视一扫而去；许多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言必称“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纷纷走进历史，并坚信从历史走出来的那天不仅是“伤痕累累”，更主要是“硕果累累”；这是新经济史学家们深深引以为豪的。
二、方法论：经济史观与研究方法
新经济史学与以往经济史学相比，主要“新”在方法论：新的经济史观；新的研究方法。
新经济史学家的经济史观，即思想经济问题的思维方法，有别于马克思的经济史观。马克思认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渐提高后，原有的生产关系便不能适应，会束缚生产力，使之无法充分发挥，最后就会从内部产生一种力量，打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已经提高的生产力。而生产关系又进一步影响到上层建设。简而言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因”，其他上层建筑是“果”。新经济史学家则认为，生产力是“果”，而不是“因”，即经济增长都是某些因素所造成的后果，而这些因素才是真正的“因”。也就是说，新经济史学家的经济史观正好把马克思的经济史观颠倒过来，认为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才是“因”，生产力的发展是这种因素变化的“果”。新经济史学家的经济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学家(这多少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崛起有关)，以致经济学家在构建经济模型时，有意识地、或多或少地考虑制度这一重要变量。
新经济史学家的经济史观其实并非真正是崭新的。韦伯对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熊彼特对创新与经济波动的阐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生产力是果，不是因，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描述法。这种研究方法是按历史顺序依次阐明历史过程的全部，它有助于理顺复杂的历史事实，有助于解决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以及“怎样发生”这些问题，但无助于解释“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
(2)分析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在已知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找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如果有现存的理论可以解释历史，就会以某种理论为依据来解释；若现有理论不可能解释，可以提出新的理论假说来解释。分析法主要有两种，即因素分析和因果分析。
(3)比较法。这种研究方法是通过对诸多实例的比较，找出共同的特征与不同之处，有助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比较法主要有：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比较；多元结构分析比较；文化——历史分析比较。
(4)跨学科分析法。这种研究方法是不仅对经济方面进行研究，而且对社会、政治等方面也进行考察。
(5)分期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先把连续的社会经济划分为互不相同的阶段，然后对各个阶段加以分析。它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事物的总体性及与各个阶段的联系，有助于了解社会经济的变化及其趋向。
(6)定量分析法。这种研究方法是运用数学和统计工具分析问题，旨在更为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料。
由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可以把经济史学分成两类：传统经济史学和新经济史学。传统经济史学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偏重于对经济发展历史的史实考证和描述，大都是先收集大量史料，在此基础上凭着鉴别力与直觉得出一个见解，从不使用“假设”，也很少使用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对历史进行解释，其研究成果往往是材料的堆砌和罗列。而新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史研究不止是搜集、考订、分析史料和叙述史实，更重要的是解释史实，说明其中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他们一反历史研究的传统，把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研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经济史研究中创造性地引入了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创立了一套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诸多方面，可以用来重新分析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用这些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相解释历史，从而得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迥异的结论。新经济史学不仅构造了—个从制度角度研究历史的全新的理论框架，还通过对历史的考证来验证其理论，并重新解释历史。
（一）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经济分析史表明，经济学本来具有理论与历史结合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得到很好的体现。然而，这一传统到李嘉图就中断了。李嘉图的方法是一种“非历史”的“强制”抽象法。正是这种“李嘉图恶习”，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摒弃历史归纳法而采纳抽象演绎法；另一方面，由于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经济史也脱离了经济学的分析传统。这就使经济学和经济史变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其结果，经济学“有骨无肉，枯燥乏味”；经济史“有肉无骨，苍白无力”。
新经济史学家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结合的经济学传统，将经济学注入历史，从历史中提炼理论。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研究方法既能丰富经济学，又能改造经济史，而且往往能得出具有较强说服力的、与传统观点迥异的新结论。诺斯和托马斯对产业革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精辟阐述就是其中一例。
传统观点认为，产业革命推动了经济发展，进而加快了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认为技术变革是西方国家兴起的最主要的原因。但诺斯和托马斯通过对公元900—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是：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不过是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前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程，该结构为更好地生产和分配社会财富的活动创造了条件。早在产业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增长”这一现象不是在英国，而是在资源相当贫乏的小国荷兰出现。在16世纪，由于荷兰率先建立了资本市场组织而降低了交易费用，从而大大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并成为最大的贸易中心。荷兰的农业发展也是归于土地私有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市场发育等制度创新。到18世纪，英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荷兰而成为欧洲经济中心，之所以率先进行产业革命，是因为英国18世纪以前一系列制度变迁为产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也是因为英国较早地仿效了荷兰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活动。在17世纪中叶产生了鼓励创新的第一部专利法，土地使用法的通过又消除了许多封建残余的束缚，股份公司取代了古老的管制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市场和中央银行等金融制度创新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设立了一个高效率的制度框架，从而为英国的兴起提供了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诸如股份制、公司制、专利法、奖励制、汇票制、保险制等新制度的安排和建立，产业革命就不可能从英国开始。将此相反，在法国和西班牙，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高效的产权制度和节省市场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所以错过了经济增长的良机。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什么是制度？诺斯提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而他所讲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包括高效率的经济组织、民主自由和私有制社会内私人身家财产的安全保障。其中，产权制度最为突出。何以如此？诺斯进而论证道：经济增长成功的国家，都是经济组织日益效率化的结果，而那些经济停滞的国家，则是经济组织日益效率低下的结果。不言而喻，“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始作俑者。可见，高效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组织的出现，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
显然，上述分析超越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存量，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知识的函数。诺斯认为，资本存量的增加固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如果没有高效率的经济组织等制度因素，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经济的增长就不会出现。诺斯的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等制度因素，把制度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认为制度变迁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这种分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变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从上述例子可知，诺斯是在对产业革命和经济增长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引入到经济分析中，这样就修正并扩充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另一方面，又用已修正并扩充的经济理论来重新解释历史，成功地把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融合为一体。
(二)计量方法与经济史的结合
前面已提及，传统经济史学家几乎不使用计量方法，这同传统经济史学家大多是历史学家，缺乏数学修养有关，况且他们所采用的历史归纳法本身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此乃德国历史学派“恶习”。如果说“李嘉图恶习”使经济学陷入从逻辑到逻辑之循环论证的话，那么，“德国历史学派恶习”使经济史学家的叙述浮泛，缺乏精确性。新经济史学家显然不满足这种研究方法，他们把经济学家惯用的计量方法引入经济史研究，从而把计量方法与经济史结合在一起。
这种把计量方法与经济史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典型方式是：先选用一个正规模型(大多是新古典学派模型)，然后汇集模型所需的材料(资料连续性需10年以上)，最后把模型与资料合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然而，历史数据往往残缺不齐，或是有数据但质量很低。鉴于此，新经济史学家使用了统计和数学工具。其中，回归分析(计量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论)是常用的分析工具。一般地，新经济史学家使用的是假设一演绎分析方法。即在上述研究范例的最后
一步，采用以下诸办法之一：
(1)在多种不同的假设下做出对各种问题假设的答复；
(2)对特定问题估定一些参数；
(3)用事实来决定可供选择的方案。
福格尔对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独特论证就是其中一例。
传统观点认为，铁路在19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理由有三：
(1)铁路降低了运费，这使开发大面积农田变得切实可行；
(2)修筑铁路引起对制成品的巨大需求；
(3)铁路的飞速发展导致一些重要革新的出现和传播。
事实果真如此吗？福格尔在《铁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提出一种反事实假设：如果当时美国不是修筑铁路而是修筑运河，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的结论是：修筑运河，能将流域土地的农业化比例从原来的76％上升到93％；修筑铁路引起的工业需求，在1840—1860年期间，它从未超过美国铸铁生产的5％；因而不能武断技术创新和扩散是由铁路的修筑引起的。他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没有铁路，1890年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比这一年的实际产值低3％以上。换言之，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3％，因而并非像传统观点所说的那样重要。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应归功于他使用了“间接度量”与“反事实度量”方法。
在经济史研究中，现成的统计数据往往无法进行比较，把不能直接相比的数据通过换算，使之成为可比的数据，就称“间接度量”。福格尔在分析中，首先创立了“社会储蓄”的概念[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水平与铁路不存在情况下使用最有效的运输方式(如航运)而可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之间的差额]，并把铁路运输所形成的经济效益以“社会储蓄”的概念来表述。通过这种“间接度量”方法，便克服了研究中缺少可比资料的困难。然后，他提出了“反事实度量”方法。“反事实度量”方法是根据推理的需要，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提出一种反事实的假定，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来估算经济生活曾经有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这里所谓的不根据事实，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
(1)某一事件或事物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但可以假定它不曾存在，然后根据这种假定来估算经济生活中可能由此引起的后果。
(2)某一事件或事物在历史上不曾存在，但可以假定它存在过，然后根据这种假定来估算经济生活中可能由此引起的后果。
福格尔根据美国19世纪90年代的运输方式，建立了两个经济计量模型：其一是铁路存在情况下的运输成本(事实度量)；其二是假定铁路不存在情况下而修筑运河的运输成本(反事实度量)。根据度量结果，他发现修筑铁路的经济作用显然被传统经济史学家夸大了，如果当时修筑运河(只要把美国的水路运输网稍加扩大)，几乎同样能起到铁路的作用(这至多会使美国的经济增长推迟两年，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他由此得出结论：铁路并非惟一可选方案。
福格尔除了用质疑方式解释经济史外，他还使用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更正并补充了历史档案中的数据，重点放在分析当前和过去的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上。他重新构造了把近10代人联系在一起的数据库，以分析经济和文化因素对下列变量，如生育率和死亡率、女性参与率、移居率和人口流动率以及储蓄率的相互影响，从而使经济史研究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由此可见，新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上强调计量方法与经济史相结合确实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次革命。
三、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新经济史学家中的“理论家”。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称他是“新思想的启迪者和提出者”，“向经济学家指明怎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原有问题”。其主要贡献被认为是，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广泛分析框架，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始见于1968年发表的《1600一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托马斯合著)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标志着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形成。《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1990年)、《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绩效》》(1992年)两部著作则完善了制度变迁理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值得强调的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是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构筑而成的，这是新经济史学家的比较优势所在。诺斯在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时，发现制度因素极其重要，然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制度是已知的、既定的，或被视为外生变量。他论证道：“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因素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是增长。……除非现存的经济组织有效率，增长就决不会出现。” 他进而指出：“我研究的重点放在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基石是：①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②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③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为何人们对现实有不同的理解。” 这就是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核心，建立在对新古典假定修正基础上的，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论据的制度变迁理论。新经济史学派在通过对新古典假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围绕制度、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这—主轴、构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论为核心，超越纯经济领域的经济史研究的独特框架。他们把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三个基本因素，引入到历史分析中去，从而为经济史学构造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为了说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将制度区分为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前者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后者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 据他分析，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由于一些因素(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等)的作用，使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并出现了制度的变迁。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他还指出，理解制度框架的三块基石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其逻辑关联是：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组织制约下，产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借以维护经济增长，而成功的意识形态则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推动经济增长。
(一)产权理论
新经济史学派把产权视为一种经济体制中激励个人或集团行为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一种有效率的产权，不仅有助于发挥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用于社会最有用的活动，从而使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趋向一致；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节省交易成本。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建立有效产权的目的是使创新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相等。如果不相等(一般如此)，则意味着某个“第三者”不经他人的同意可以不支付任何代价免费获得某些利益或好处，即人们所说的“搭便车”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那么，个人通常不愿意从事这项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这项活动可能有利。这种“搭便车”行为是导致产权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为此，他认为，必须确定某种有效率的产权模式，使得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接近相等。最有效的产权是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权，而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最好形式就是私有产权。
诺斯关于私有产权效率的结论，是从经济史中提炼出来的。他通过对公元900—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提出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而首先在荷兰和英格兰地区出现，是因为这两个地区进行了产权制度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励和保护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于是这两个国家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诺斯总结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 新经济史学派特别强调产权的功能及其变迁过程与经济增长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注重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决定产权变迁的过程和政治行为。
近年来，诺斯愈来愈重视产权制度的作用。理论上，他主张的并不一定是私有产权，而是主张排他性产权。他指出：“把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正式的政治和经济规则转移到第三世界和东欧经济不是优良经济业绩的一个充分条件。私有化不是解决不良经济业绩的万应灵丹。” 然而，公有产权难以建立明确的排他性；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建立明确的排他性，于是才归结到私有产权是最好的产权结构这一结论。所以，在诺斯看来，只要能明确界定和保护产权，均是一种有效的产权制度，因为能有效地对产权进行明确界定和保护，就可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减少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为创新活动提供激励和保护，促进经济增长。
新经济史学派的产权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的对经济发展历史的实证分析基础上认识和解释产权的功能及其变迁过程；二是把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溶为一炉，分析国家作为一个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是怎样影响产权制度的选择及其运行效率的。
(二)国家理论
新经济史学把国家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一种组织。诺斯指出：“若要了解一个社会产权结构的变革，需先弄清国家的功能。” 在分析国家的功能时，他将其当作一种政治组织来看待。他把国家定义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 为了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国家尽可能地利用暴力优势，从而使自己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诺斯认为，因为国家确定产权结构，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形式也主要是由国家来决定的，所以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他认为国家有三个基本特征：
(1)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种服务(提供安全保护和公正环境)作交换来收取公民为购买这种安全和公正所支付的税金；
(2)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各个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
(3)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面临其他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
诺斯还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 国家统治者选择和行使产权制度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第二个目的是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设立。从第二个目的考虑，统治者追求制定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而从第一个目的考虑，统治有又倾向于选择能够保证自身收入最大化而效率相对较低的产权。这两个目的是相悖的，如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就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或衰退。所以正是这两者的冲突所产生的对抗行为，引起了国家的兴衰，因此，“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在诺斯看来，国家是产生一个社会经济兴衰的根源。真可谓：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换言之，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护和实施；而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会造成所有权的残缺，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
诺斯还综合了国家理论中的契约论和掠夺论两派的观点，提出了国家“暴力潜能”分配论。他认为，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那么就会产生契约性的国家；如果不是平等分配，就会出现掠夺性的国家。诺斯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促进制度变迁方面能发挥多大作用要受许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制约，但从历史上看，好的政治组织往往能促使制度变迁走向好的轨道，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反之亦反。
(三)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都建立在人是理性这一假定基础上的。所以，在一般情形下，他认为人都有一种获得某种好处而不付费的行为倾向，即“搭便车”的动机。若社会成员都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力。因此，对制度变迁的研究必须借助意识形态理论。诺斯指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更一般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或知识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我特别强调搭便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解释历史上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变迁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提供给人们一种价值观念、一种行为方式。当人们违反社会规则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个社会就需要依靠伦理和道德的力量，使其行为与环境达到协调。例如，尽管人们受到惩罚的可能相对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但绝大多数人不会去行骗行窃，这是因为人们并不是像新古典的行为假定那样按成本－收益原则做出决策。“做人应该诚实”这—价值观念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诺斯把意识形态视为—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危机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运作成本的一种有效的机制；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起着协调人们的经验的作用。如果每个人都信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在家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毁或被盗，如果企业里的每个工人信奉“人必须努力工作”和“凭良心做事”的做人准则，那么，就可以节省大量监督成本和激励成本。所以，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
同时，意识形态还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当人们普遍评判一种制度不公平或不公正时，人们就会选择违反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规则，或者是努力改变这种制度。如果人们意识到经验与其现有的价值观念不符，就会努力改变其价值观念，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影响是强有力的。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问题。
新经济史学派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来解释长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历史。
以上就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一分析框架，诺斯解释了一个长期令人们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同样是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为什么有的国家很快走上了经济增长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长期陷于落后的深渊不能自拔呢?同样的制度变革，为什么有的国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有的国家却导致了动乱和衰退？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低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诺斯的这种“路径依赖”和“锁定”的分析，为重新解释经济史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至此，诺斯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更为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了。
四、简要评论
一种经济学说之所以能演进为一支经济学流派，不外乎这种学说的倡导者和追随者或是创立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理论，或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经济史学派的崛起也不例外。新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学所作的贡献三者兼而有之，其中又以其方法论上的创新最为突出。
的确，新经济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打破了以往沉闷的经济史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方法论拓展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克服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观念先行、思维定式去理解历史现象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理论的启发、引导和检验评价的作用。当然，由于方法论的不同，新经济史学家在相同的研究课题上得出了一些与传统经济史学家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姑且不谈这些结论是否正确，但其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无疑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人们普遍认为，新经济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研究了什么和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把现代经济学工具应用到历史问题上。
也许正是由于新经济史学方法论上注重计量这一点，因此也引出一些缺憾。
1．新经济史学家使用的计量模型一般适用于研究生产力，而不适用于研究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传统经济史学家对新经济史学家的批评和质疑也主要在此。针对福格尔否认美国奴隶制度本身已腐朽的观点，传统经济史学家反驳道：经济效率是可以计量的，但自由平等是无法也不能计量的。
2．“反事实度量”方法的应用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不能随意滥用。其限制条件是：
(1)必须在社会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才能应用，而不能用此方法估算由于社会政治条件变化而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
(2)此方法在经济领域主要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否则，所得出的结论除了哗众取宠外，毫无意义。
3．经济上的量，都是以一定的质为前提的。经济史上常见的由量变到质变及突变过程，很难加以定量分析，而只能用定性分析得出。
一言以蔽之，新经济史学所研究的范围仍是有限制的。这是新经济史学方法论上最大的缺憾。至于经济史是否适宜建立模型，目前尚有争议。不过，新经济史学方法论上注重定量分析这一点，即便是传统经济史学家也是赞赏的。因为定性分析不免有夸大、不足、以偏概全等毛病，用定量分析方法加以检验，可给予肯定、修正或否定。总之，把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数学方法和怎样用数学方法。
把经济理论引入经济史研究，是新经济史学方法论的另一大特色。许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论、投入产出分析理论以及某些概念范畴等，都有助于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一般地，只要选用的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满足，且假设条件与历史资料相符，那么，经济理论在经济史中的运用就是科学的和有效的。新经济史学家把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结合起来，用理论来解释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无疑值得肯定。当然，理论是在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史学家不断汲取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理论上及方法上的最新成果，以此来开展经济史研究。
至于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则可认定是对经济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其重要意义在于它给了人们一个多维观察的镜头，使人们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世界中走了出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颇具阐释能力的分析框架。不可否认，诺斯的理论存在着缺陷。他对交易费用并未给予量化处理，因而对制度运作效率的比较略嫌分量不够，对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也几乎很少涉及。
新经济史学自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在美国诞生以来，逐步从北美走向世界。在我国，新经济史学尚在襁褓中，目前所见的数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大都限于回归分析，并限于线性回归；所采用的经济理论主要还是马克思经济学。诚然，偶而也能看到应用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但似乎尚有生吞活剥之嫌，因而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讲的新经济史学。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依据经济学理论，博采不同学派的学说与方法，运用数理工具及计算机技术以研究经济史，乃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
第十三章 法律经济学派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亦称“法和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或“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是近4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战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曾在1980年代后期对法律经济学运动作出过分析和评价，但是，他当时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有关对于法律经济学运动的不同意见展开的。事实上，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分歧。本章重点介绍法律经济学运动中的主流学派——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律经济学可能的发展趋势作出初步的描述与评价。
一、法律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研究大量涉及社会制度问题，因此对于法律问题的研究从未中断过。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到美国制度学派的康芒斯，毫无例外地都在经济研究中涉及到社会法律制度问题。此后，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制度问题被视为资源配置问题的既定前提被搁置在一旁，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冷落。可是，由于在19世纪下半叶大量垄断组织的产生和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导致了相关国家反垄断法律的陆续颁布和政府在公共事业领域的干预及管制的扩张，因此，与反垄断法律和公共事业管制有关的法律方面的经济研究，仍然在进行。
1950年代后期至整个196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初创时期。艾伦·迪雷克特教授在1958年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Law andEconomics，亦译“法律经济学杂志”)，罗纳德·科斯教授于1961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标志着法律经济学的问世。 由于上述有关人和事都发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所以，可以认为，芝加哥大学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直接源头。
在法律经济学的整个初创时期，法律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法律经济学运动融合在整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运动和“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运动中。从非主流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在当时呈现出一种“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所谓“一体”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及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所谓“两翼”是指詹姆士·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非市场行为经济学研究。后两者并不直接以法律经济学研究为目标。
罗纳德·科斯教授是法律经济学初创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法律经济学的学科创始人，其经典之作《社会成本问题》是法律经济学学科创立的里程碑。《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通过对外部性问题独辟蹊径的分析，得出结论：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反之，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导致出现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告诉人们，私人之间的交易在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过程中会产生相关费用，即交易费用，同一交易过程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中进行时，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过高的交易费用将对私人交易形成障碍，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效的法律制度安排能够节省私人交易的费用，减少私人谈判达成协议的障碍，有利于资源配置结果的改善。因此，“科斯定理”通过引入“交易费用”这一核心概念，将法律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结果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奠定了基础。
此外，在法律经济学的初创时期，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位是阿曼·A·阿尔钦，另二位是戈多·卡拉布雷西，阿尔钦在1961年发表了《关于产权经济学》一文，运用效用理论和最大化方法研究了产权制度问题；卡拉布雷西则在同一年发表了《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思考》一文，从经济学的视角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侵权的法律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普通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财产法和侵权法，标志着经济学的分析进入了传统上属于法学家的普通法研究的具体领域。
法律经济学在1970—1980年代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代表入物与研究成果，例如：理查德·A·波斯纳与《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年)，沃纳·Z·赫希与《法和经济学》(1979年)，A·米契尔·波林斯基与《法和经济学导论》(1983年)，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与《法和经济学》(1988年)。同一时期，有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也纷纷问世，例如：美国爱默里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法律经济学》杂志、迈阿密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法与政治经济学杂志》、华盛顿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杂志以及在纽约出版的《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在英国也成立了“工业法研究会”等机构，仅牛津大学就出版了《工业法杂志》和《法学、经济学与组织研究杂志》。此外，一些著名的大学，例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约克大学、多伦多大学等，纷纷在法学院、经济学院(系)开设法律经济学课程。一些著名大学的老牌法学杂志，例如《哈佛法学评论》、《耶鲁法学评论》、《哥伦比亚法学评论》、《多伦多大学法律杂志》等，也开始纷纷重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刊登有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法律经济学由于自身的不断成长，开始逐渐从新制度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具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的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
在法律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时期，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是最为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部类似于法律经济学“百科全书”的经典作品，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同一时期，随着法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扩展和深入，法律经济学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例如，美国总统里根在1981年任命了波斯纳、博克和温特3位在法律经济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法学家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同年，还通过并颁布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一－收益分析的标准。
二、学科性质、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从学科研究的性质来看，法律经济学已明确将自己定位是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学科。用波斯纳的话来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 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 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来看，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 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经济学家以前对法律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对经济实行公开管制的领域，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则转向了“并不公开管制的法律领域”。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一－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W·Z·赫希曾指出：“尽管并非所有的研究者对法和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经济理论与计量分析工具——构成了法律和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 这一点，甚至连法律经济学中的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也看得十分清楚，R·P·麦乐怡就一针见血地说，“法律的经济分析通过对法律规则(Doctrine)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
具体地说，与传统的法学研究相比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
法律经济学是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个人意向和行为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并由此假定集体行为是其中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律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或者说，是一种以人的理性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
由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样也是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并且在“边际革命”兴起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因此，法律经济学在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时，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借用了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例如“效用”、“效率”、“机会成本”等概念，以及“成本一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分析方法。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阐述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工具来研究法律问题的理由时指出：“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而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据此，“我们认为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行为的基本范畴。”
(二)激励分析
激励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研究分析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在波斯纳看来，传统的英美法学研究主要是考察已经发生的事件及案例，是一种“事后研究”(ex—post approach)，而法律经济学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事前研究”(ex—ante approach)，因此，它必须注重分析随法律制度及相关因素变化所产生的预期行为刺激。“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行为的激励系统。” 例如，法律经济学在讨论由于合同条文的不明确所产生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偶发性风险(损失)分摊问题时，之所以要确立一种规则，即：把损失分配给能以最低成本承担这种损失风险的一方，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警告未来的签约双方法院将利用这个规则来分配不履行合同的损失，从而利用这一法院确立的规则来促使未来的签约双方设计出对损失风险作出明确分配的合同，促进经济活动效率的改善。
(三)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分别是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规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实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是什么?”。在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和突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标准，即研究在一定社会制度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效率”问题。在一些法律经济学家看来，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是“公平”和“正义”，而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在非常多的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
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看，法律经济学在规范研究中所运用的经济效率标准，主要的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所确立的这种经济效率标准，可以认为是支撑法律经济学理论大厦最重要的“顶梁柱”，也是法律经济学展开实证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实证研究最适合用来分析法律的效果问题，或者说，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最适合于研究法律的“效果评估”问题，包括对法律的效能做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分析。法律经济学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预测各种可供选择的法律制度安排的效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法律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该项法律预期的效果是否一致，或是在多大程度是一致的。实证研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运用，不仅促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研究的“精确化”，而且使得法律效果这个在法学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的法律分析问题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三、财产、合同和侵权行为的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来分析普通法，包括财产法、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因此，本节的主要内容将着重介绍法律经济学有关财产、合同和侵权行为的经济理论。
(一)财产的经济理论
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财产是“一组权力”，这些权力描述了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包括对资源的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和阻止他人的侵犯等。或者说，“财产的法律概念就是一组所有者自由行使并且其行使不受他人干涉的关于资源的权力。”①
法律经济学有关财产的经济理论，主要集中在关于财产法的四个基本问题上，即：①私人可以拥有什么财产? ②所有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③所有者如何合法地处置其财产? ④如何保护产权? 如何赔偿对产权的侵犯?
法律经济学是依据微观经济学有关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区别来分析和回答“私人可以拥有什么财产”这一问题的。由于私人产品具有个人排他使用的特点，或者说，在消费上具有对抗性，因此，对具有私人产品特性的资源建立和履行所有权(私人财产权)的成本比较低，而通过建立所有权所带来的利用资源的效率将会提高。例如，土地(无论是耕地或者牧场)的使用是具有对抗性的，如果不建立土地的私人财产权，则将会出现“公地的悲剧”，损害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土地的私人所有权的确立，将对土地所有者产生一种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激励，从而有利于改善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所有权是怎样建立问题，法律经济学是根据自愿交换的谈判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的。经济学的谈判理论表明，自愿交换的利益基础在于，交换的参与双方都有可能通过交换来增加各自的利益，或者说，交换将带来一种“合作剩余”。所有权的建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通过谈判来建立起一组有关资源配置及资源配置结果分配的“社会契约”的过程，只要有关建立所有权的谈判成本及所有权的建立和运作成本小于所有权的建立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改善的收益，并且这种收益能够合理地分配于有关谈判各方，所有权的建立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谈判的结果出现。法律经济学在研究所有权建立问题时，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财产法原则：第一个原则被称为“规范的霍布斯定理”，即：“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害达到最小”；第二个原则被命题为“规范的科斯定理”，即：“建立法律以消除私人协议的障碍”。这两个财产法原则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建立所有权的目的是有助于私人的谈判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改善。
对于“所有者如何合法地处置其财产”和“如何保护产权及赔偿对产权的侵犯“这两个问题，法律经济学主要是根据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来加以分析的。首先，所有者在利用其财产时，不能因为其利用财产的行为而导致出强加给别人一种非自愿成本的结果，或者说，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损害，也就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其次，当产权受到侵犯时，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制裁必须视对产权的侵犯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具体地说，当对产权的侵犯是一种“公害”(指会对许多人造成损害)时，应该选择禁令这种衡平赔偿；当对产权的侵犯是一种“私害”(指只对极少数人的损害)时，则应该选择损失赔偿(或货币赔偿)这种法律赔偿。 法律经济学有关“公害”适用于衡平赔偿和“私害”适用于法律赔偿的研究结论，也是以“科斯定理”作为其分析基础的，其核心思想是产权的保护也必须考虑交易费用，法律的实施必须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
(二)合同的经济理论
法律经济学中有关合同的经济理论在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学经典的合同理论(交易的合同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来回答以下三个问题：①合同法的目的是什么?②应该履行什么样的合同？③如何对合同执行过程中的违约给予补救?
根据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可以依据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区分为瞬时交易和缓期交易。缓期交易是一种承诺交易，从承诺的作出到承诺的实现之间存在着一段完成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因此，承诺交易一定涉及到未来，承诺意味着约束交易参与人的未来的行动。因为承诺交易涉及未来，所以会出现不确定性及风险问题，也会更容易出现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合同是完成承诺交易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合同的订立必须考虑到承诺交易中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分配由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损失和促进信息交流的顺畅，从而有助于交易双方顺利达成交换目的。相应地，合同法的目的就是“通过强制履行承诺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私人目标”，而有关合同的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则是如何通过人们所达成的自愿协议来促进人们对私人目标的追求。
既然合同法的目的是通过强制人们履行承诺来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私人目标，那么，什么样的合同(承诺)应该是按其条款严格履行的呢? 法律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强制人们履行合同，而是强制人们履行有效率的合同。从帕累托效率的角度看，如果一份合同经过修改有可能在双方不受损的条件下至少使一方受益，那么原来的合同就是无效率的；反之，如果不可能出现上述合同修改的结果，那么该份合同就是有效率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效率的合同也就是一份完备的合同，合同的经济理论把“完备的合同定义为假如可强制履行，那就能理想地适应实现立约人和受约人目标的一种承诺。” 合同的经济理论的研究表明，一份完备合同的订立需要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合同的订立者必须具备个人的理性，二是签订合同的环境必须是一个类似完全竞争的环境。
有关完备合同的经济理论为法律经济学研究由于个人理性和市场环境的缺陷所造成的合同纠纷的法律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例如，当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时，原告会对被告(违约方)提出起诉，被告则可能会提出辩解。被告的辩解可以分成两类，一是“立约抗辩”，即被告声称在合同订立时就存在不正常的因素，使得合同不完备，妨碍了合同的合法性；二是“履约抗辩”，即被告声称在准备执行合同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导致他无法履行合同。被告抗辩的目的自然是要求法院免除其合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根据效率的原则，将依据合同是否完备的有关标准，来判定违约方所提出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并以此来作出是否应该免除违约方合同义务的判决。如果合同是完备的，法院可能会判决违约方赔偿违约受害者所承受的实际损害，即违约补救的“法律救济”(亦称“法律补救”)；法院也可能会判决违约方履行合同义务，即违约补救的“特定履行”(亦称“衡平补救”)。
(三)侵权行为的经济理论
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侵权是一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失职行为，构成侵权行为的要素主要有：①被告对原告没有履行法定的责任，被告的行为有“过失”；②原告受到了伤害，且这种伤害是可估量的伤害；③被告的“过失”是原告遭受伤害的近因或直接原因。法律经济学的侵权行为的经济理论，在传统的法学侵权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明，侵权是一种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失职行为，且对这一种行为的后果，受害人无法通过求助事先的合同来解决赔偿问题。根据经济效率标准和交易费用理论，侵权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始料不及”的，因此，就侵权的伤害及赔偿在事先进行谈判并缔结合同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谈判的成本将是非常昂贵的。以交通事故这一类侵权行为为例，就不可能通过行人和司机事先谈判订立合同来解决侵权行为的责任及赔偿问题。
侵权行为发生后，首先要解决的是侵权的责任问题。侵权的责任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严格责任原则”，一是“疏忽原则”。严格责任是指只要发生侵权行为，施害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受害人所遭受的伤害完全负责；疏忽原则是指施害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责任与一定的法定标准有关，施害人的行为在参照法定标准时，施害人可能负完全责任，也可能只负部分责任，也可能不负任何责任。侵权行为的经济分析表明，之所以在发生侵权的场合不能一律运用“严格责任原则”，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将大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得许多有益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成为不可能，结果是降低了社会的总体福利。
当“疏忽原则”是不可缺少时，与此相关的法定标准或法定预防标准的确定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已广为接受的有关侵权行为法的规范性效率目标是卡拉布雷西提出来的，即：侵权责任原则的构成应该能使预防费用、事故费用(损失)和行政费用减低到最低限度。据此，法定预防标准的确立原则是：法定预防标准应确定在使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标准上。设W为单位预防成本，X为预防标准或程度量，则WX为预防成本，且是X的增函数；同时设ρ(X)是侵权行为发生的概率，A是侵权所造成的潜在受害人的损失费用，则ρ(X)A为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费用，且是X的减函数；据此，可以得到侵权行为的社会成本(SC)公式
SC＝WX+ρ(X)A
最佳的法定预防标准确定必须使得社会成本最小化，即
SC′＝W+ρ′(X)A=0
或者
W＝-ρ′(X)A
上述方程表明，当侵权行为预防的边际成本(W)等于预防的边际收益ρ′(X)A，可理解为预防所避免的边际损害费用)时，所确定的法定预防标准的社会成本达到最小化。利用上述方程即可解出最佳的法定预防标准(或法定预防程度量) X*。
当侵权的责任明确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侵权的赔偿问题。法律经济学的侵权行为的经济理论在“享德法则”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讨论了侵权的赔偿问题。 侵权行为的经济理论认为，无论是补偿性损害赔偿金的确定，还是惩罚性损害赔偿金的确定，都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效率原则，即通过损害赔偿把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损害内部化，以促使人们注意遵守法定预防标准，或通过增加故意侵权行为的预期成本来减少各类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1990年代的研究进展及趋势
进入1990年代以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比较平和的发展时期，没有出现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也没有出现具有明显“突破性”的新论著，研究领域中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基本上仍是1970—1980年代出版，并在1990年代经过完善、补充、修订的新版著作。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许多论文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已有论题的深入挖掘。例如，在2000年春季号的《法律经济学杂志》上，用极大的篇幅刊登了科斯、弗利兰德、卡莱因等人的一组文章(共5篇)，反思12年前由阿尔钦等人提出的有关费希尔兄弟车辆制造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在1926年的兼并故事，以及相关的资产专用性、长期合同与“套牢”(Hold-up)的关系问题。但是，进一步的观察仍然可以发现，19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预示着法律经济学运动在新世纪中的发展趋势。
(一)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与学科性质的定位问题
19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显示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哲学”的色彩有所突出，一些学者试图将经济学、法学、哲学三者结合起来研究，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更具根本意义的法律制度框架方面，从而推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法理学”(EconomicJurisprudence)运动。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在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1．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全过程进行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并非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冲突对立性质的。因此，很有必要对法和经济学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学术流派，包括芝加哥法和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法和经济学学派、现代共和主义和批判法学研究等学派，进行比较与综合研究，从而能够判断究竟那一些学派的思想能够真正成为当代法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进行变革与突破，重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问题。麦乐怡在《法与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法与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相当程度不同的学科，两者应该加以区分。“法律的经济分析”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式中研究既定社会制度中的法律问题，而“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应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由此可见，麦乐怡的观点实际上对由新古典主义支配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所占据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试图突破法律经济学研究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研究框架，将更多具有意识形态内容的研究纳入到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和经济学的方法。” 按照这一观点，在“经济法理学”的研究中，不仅要涉及到保守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学、古典自由主义法学、自由意志者法学，还应该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及左派共产主义关于法与经济学的理论。
(二)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
1990年代以来，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同样地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1．在以“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主流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文献观察表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尽管在法律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形式化”或“模型化”的深入进展比较缓慢；二是许多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以描述和分析案例的研究方法为主。对于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即使在主流学派中也并无一致的意见。一些学者担心“形式化”会增加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门槛”，不利于法律经济学运动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另一些学者则十分重视和强调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问题，他们认为，如同物理学(牛顿力学)扩散到经济学一样，经济学之所以能扩散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凭借的就是其研究方法的“技术优势”。考特和尤伦十分明确地指出：“过去的40年表明，经济知识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统计分析，而不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积分的运用，而不是解释概念。” 文献表明，博弈论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已经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推动了研究的“形式化”进程。但是，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预计在21世纪初期不会迅速取得重大的进展。
2．在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非主流学派中，对应于重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性质定位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以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按照这一观点，法律经济学应该通过围绕各种“公平”社会模式的政治和经济谱系来对比和分析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安排。麦乐怡曾明确指出：“作为一种比较意义上的研究，法与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将法律制度视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的反映的研究机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可以不加修饰地置于现行法律制度中加以比较。” 同时，麦乐怡也特别强调，“在法与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经济哲学应是人们批判性分析法律、政治、社会的重心，分析应集中在特定政治环境中法与经济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注重评估法律制度是如何与经济哲学有内在联系的”。强调比较分析研究方法的学者，并不完全否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但是，他们强调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应该“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更见哲理和人性”。
综上所述，从19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1)主流学派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主要受制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进一步扩展和加深运用，取决于“形式化”、“模型化”在研究具体法律经济学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进程。
(2)非主流学派的“法律的经济哲学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主要受制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显示出超过“法律的经济分析”；并且，由于这一发展趋势并不完全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它还面临着如何在研究领域的范围和研究方法方面与“法律的经济分析”相互协调的问题，以避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两张皮”，削弱了理论的解释能力。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至少在21世纪初期，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主流学派的发展进程。
第十四章 瑞典学派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他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和约翰·古斯塔夫·克努特·维克赛尔是这一学派的主要奠基者。20世纪20－30年代内，伊里克·林达尔、冈纳·缪尔达尔、伊里克·伦德堡和柏替·奥林等瑞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维克赛尔等人的经济理论，正式形成了瑞典学派，并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以阿萨·林德贝克为代表的瑞典经济学家对瑞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瑞典经济学家外，挪威著名经济学家雷格纳·弗瑞希和沃德·奥克鲁斯特也是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弗瑞希、缪尔达尔和奥林曾分别荣获了1969年、1974年和197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学派，瑞典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在沿袭传统的一般均衡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基础上，首创了分析经济现象的一些新概念，并运用了宏观总量的分析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建立起了一个动态经济理论体系。此外，瑞典学派关于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和关于“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同凯恩斯主义一样，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
一、瑞典学派的理论渊源
萨缪尔森曾将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划分为三代人，在第一代的三位瑞典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克赛尔被认为是一位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主要理论渊源是维克赛尔的经济学说。缪尔达尔曾经这样说过：“在瑞典，我们是在克努特·维克赛尔的传统中成长的，凯恩斯的著作是作为沿着熟悉的思想方法的有趣而重要的贡献被阅读，而不是作为革命的突破而被阅读”，“……维克赛尔理论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稍先于我们的英美同僚们提出新的理论和制定政策的指导方针。” 维克赛尔(1851—1926年)是—位在近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将维克赛尔与瓦尔拉和马歇尔并列称为1870年到1914年时期内在经济学纯理论上作出最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维克赛尔生前已对斯堪的纳维亚、中欧等国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瑞典和挪威等国的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几乎都出于他的门下。维克赛尔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价值、资本和地租》（1893年）、《利息与价格》（1898年）和《国民经济学讲义》（上、下卷，1901－1906）。维克赛尔的经济学理论可分为价值、生产和分配理论与货币利息理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理论的特点是高度娴熟而精炼的综合，后一部分理论以独辟蹊径的创新而见长。西方经济学界认为，维克赛尔在货币利息理论上的独创性贡献在从自由放任向国家干预主义过渡时期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维克赛尔经济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所谓维克赛尔累积过程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了他的货币利息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反映了他对经济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它是维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提出来的。
在1898年维克赛尔的《利息与价格》这部著作问世之前，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是彼此分离的、相互间没有逻辑顺应关系的两个独立部分，即所谓“二分法”。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价值理论是—种相对价格理论，是以边际效应理论为基础的，而货币理论是讨论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理论，是以货币数量理沦为基础的，与相对价格的形成和变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缪尔达尔针对经济学史上的这种情形曾经指出：“所有关于正统派经济理论有系统的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待点，就是认为货币理论和价格的中心理论之间，没有内部联系和完整的结合。” 以后凯恩斯也明确地批评说：“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与分配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
维克赛尔是—位较早地认识到“二分法”缺陷的经济学家，在《利息与价格》—书中，维克赛尔在下述基本假定、理论前提和理论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累积过程理论的分析。
（1）所考察的社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一切生产资源的
数量均为固定的，并且已被全部加以利用，不存在任何闲置的生产资源。这样，维克赛尔是以一个静态均衡经济作为分析的起点。
（2）19世纪中叶后，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信用制度已相当发达，银行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渐加强、信用规模的变动对交易量和价格水平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维克赛尔假定所考察的经济是一个有组织的纯粹的信用经济，即全部支付都利用划汇和帐面转移进行。
（3）维克赛尔将总供给和总需求都相应地划分为消费品的供求和投资品的供求，从而能够考察货币数量在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过程中，对生产结构、资源配置、收入支出、储蓄和投资有何种影响，即把相对价格变动与一般物价水平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4）在维克赛尔的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自然利率”。自然利率是与货币利率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如果不使用货币、—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在这样情况下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称之为资本自然利率”。 由此可见，自然利率实际上是物质资本的收益率，或相当于庞巴维克所说的迂回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边际生产力。与此相对应的货币利率是指银行借贷活动中用货币支付的利息率，它是由资本市场上借贷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的。维克赛尔认为，经济活动和价值水平的波动都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相互偏离有关。
（5）维克赛尔所考察的是一个抽象掉对外贸易的封闭经济体系，他假定在这一封闭经济个各生产单位完全从银行借入资本从事经营活动；促使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的刺激因素是利润动机；同时也假定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时期是无差异的。这些假定都是为抽象理论分析所必需的，放弃这些假定并不会改变整个分析的主要结论。
按照维克赛尔的假定。分析的起点是一个静态均衡经济，投资与储蓄相等，经济资源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如果这时由于某种原因银行新增了一笔资金，增强了向企业发放新贷款的能力，由于处于静态均衡经济中，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是一致的，企业没有增加贷款、扩大投资和生产的要求，银行只有采取降低货币利率的方法，才能吸引企业增加贷款，扩大投资和生产。
货币利率一经由银行降低，立刻从两个方面影响到社会总需求：从企业的角度看，由于现在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两者的差额作为超额利润刺激了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的愿望，但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由银行增发给企业的新贷款所引起的对生产要素(各种资源)的需求就超过了生产要素的可供数量，生产要素的价格必定趋于上涨。从消费者角度看，货币利率的降低，使作为利率函数的居民储蓄减少，消费开支增加，但由于消费品生产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无法扩大消费品价格也就上涨了。乍一看，银行货币利率的降低，货币数量的增加，总需求的过度膨胀，一般物价的上涨，这个以货币利率变化为起因的经济变动过程，似乎由于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吸收了增发的货币量而走到了终点，其实不然。维克赛尔明确地指出：“有些人以为利率的一次单独的、但是持久的变动，其影响只能限于眼前的冲击。事实是经仔细考虑后，情况往往会显得完全不同。可以假定，低利率的维持，如其他情况无变化，其影响不但是恒久的，而且是累积的。”
银行通过降低货币利率增加的贷款，首先是流入企业，企业利用贷款扩大投资引起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由于不存在闲置资源，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必然会造成一部分生产要素从原有生产部门转移到有能力支付高价的生产部门。由于货币利率下降，资本的预期收益按市场利率计算的折现值提高了，资本品生产部门对生产要素更为强烈，如果这时生产要素是从消费品生产部门转移到资本品生产部门，就会导致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萎缩。但是，同时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居民收入增加了（如工资、地租等），在货币利率保持低水平时，消费开支会进一步增加，但由于消费品产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消费品价格将进一步上涨。消费品价格上涨后，企业增产又会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这又促使资本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因此，通过货币利率降低 信用膨胀 投资增加 生产要素价格上涨 货币收入增加 消费品价格上涨 投资进一步增加 资本品价格上涨，……这种循环，会形成一个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在这个累积过程的发展中，社会生产并不会有实际的扩大，但是，原有的社会生产结构(资本品与消费品的生产比例)不断遭受破坏，相对价格体系不断变化，一般物价水平持续高涨，一切处于不稳定状况中的因素都在相互影响，加剧了整个累积过程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这时，只有银行采取提高货币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相等的办法，才能制止这—累积过程的发展。同样，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引起的自然利率高于货币利率，也可能发生这种累积过程。此外，与上述向上扩张的累积过程相反，假定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则会发生向下萎缩的累积过程——经济危机和萧条。
总之，根据维克赛尔的看法，任何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偏离，都会造成累积形式的经济失衡。这时，货币数量不只是影响一般物价水平，还会影响到收入、储蓄、投资、消费、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及社会生产结构。当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时，投资等于储蓄，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这时，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和产量都是出实际生产领域决定的，货币只作为流通手段和计价单位，不影响除一般物价水平外的其他经济变量，即货币是“中性的”。因此，根据维克赛尔的看法，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②储蓄等于投资；③物价水下稳定不变。
维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纠正了l9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二分法”，第一次把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哈耶克曾说过：“只是由于这位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才使得直到这一世纪末叶仍然隔离的两股思潮，终于确定地溶而为一。” 除此之外，维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实际上已经公开地对“萨伊定律”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机制能自动调节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对于瑞典学派的形成，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危机理论，以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本世纪20——30年代是瑞典学派的形成时期，在维克赛尔理论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等人，继承了维克赛尔的理论传统，建立了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并得出了以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中心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经济政策结论，形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的斯德哥尔摩学派。在这—过程中，缪尔达尔和林达尔两人作出了人为显著的重大贡献。专门研究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卢德格伦在《现代瑞典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缪尔达尔1927年的博士论文“价格构成和变化因素”是瑞典学派形成的标志。
缪尔达尔在其早期代表作《货币均衡论》(1931年)—书中，对维克赛尔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和发展。他认为维克赛尔的纯技术意义(物质性)的自然利率概念，“从自然利率的决定中．把全部货币问题排除外去”，因此这—概念在货币经济中是自相矛盾和无法确定的。他认为，自然利率实际上是实际资本的收益率或预期利润率，它显然取决于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因此，“货币利率也必须包含在用来确定自然利率的公式之中”。在缪尔达尔看来，维克赛尔在自然利率决定中排斥货币因素，也就是排斥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对经济状况的预期因素，这对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是不利的。考虑到现实经济生活以及理论本身的运用价值，缪尔达尔采用了一个用货币单位计算的、表述在价格关系中的新概念“实际资本的收益率”。实际资本的收益率本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可能获得的收益率。由于现实经济生活并不恒常处于静态均衡中，在时间变动的过程中，收益率也必然受到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和货币价值变动的影响，而且这些变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对任何收益的计算，虽然必须联系到计算时的时间和核算收益率的时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收益率可看作是事后的或事前的。……根据第一种计算方法，收益率是按照一个时期中已实现的收入和成本来计算的。根据第二种方法，收益率是根据在起点时只是作为资本化预期而存在的收入和成本来计算的。第一种计算方法是一种‘簿记’，它记录那些已经完结时期内实际发生的东西；第二种计算方法是以估计未来时期内会发生的情况为根据的商业计算。……第二种计算方法是以预期贴现为基础的，即是一个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对企业家的计划起决定作用的自然是这个预期利润率，而不是过去一个时期已经实现的利润率。”
这样，缪尔达尔开始将“事前的”和“事后的”这两个分析工具引入经济理论中，并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时，把收入、成本、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两种类型，开始形成瑞典学派完整系统的宏观动态均衡理论的方法论。
在理论分析中，缪尔达尔用来代替自然利率的是事先的计划投资收益率（y2），它是计划投资收益（e1）对生产该收益的成本（r）之比（e1/r），货币利率（i）等于净收益（e2）与资本价值(c)之比（e2/c）。维克赛尔的第一个均衡条件可以重新表达为：
i＝y2 或e2/c＝e1/r （14.1）
根据缪尔达尔的看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货币利率（i）的构成十分复杂，计划投资收益率也因预期和风险估计等因素而难以测定，为避免实际应用的困难，上述均衡条件又可近似地表述为：“现有实际资本的资本价值与它的再生产成本二者均等的条件”，即：
c1=r1 (14.2)
缪尔达尔又从维克赛尔的理论中引伸出利润限界。单个厂商的利润限界为g’＝(c1－r1)，整个经济的利润限界为Q=∑w (c1－r1)(w表示加权数)。因此，维尔赛尔第一个均衡条件是利润限界为零，不存在任何新投资，即Q＝∑w(c1－r1)＝0。如果分析只限于静态经济时，利润限界为零的条件是可以成立的。可是，维克赛尔累积过程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经济失衡的动态过程，“在动态下，零的利润限界不能是货币均衡的标准，而代替这个标准的是刺激投资使其足够实现第二个均衡公式所指的均衡的利润界限。” 即在动态下，经济均衡的条件应当是投资等于储蓄。
假定R2是社会实际投资总额，它是社会各个厂商利润限界的函数；社会可供处理的自由资本以W代表，它是储蓄(S)与实际资本的预期价值变动总额(D)之和(W＝S十D)。因而，缪尔达尔所说的经济均衡条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R2＝W＝(S十D) (14.3)
这一条件表明；“资本市场的均衡意味着投资总额R2正好与可供处理与可利用的资本总额（W＝S+D）相等。因此，和货币均衡相适应的利润限界，乃是各种不同公司的利润限界的复合体，它正好刺激能够由可供利用处理的资本来照管的总投资额。”
借助上述货币均衡公式，缪尔达尔考察了因利率、预期和储蓄的变动而引起的货币失衡和经济失衡，其中利率变动的影响是维克赛尔分析的典型情况，而预期和储蓄变动的影响是缪尔达尔对维克赛尔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如果企业家对未来利润率有更乐观的预期，将会提高利润限界。刺激投资，即R2将增加，这时假如可供处理的自由资本没有增加，R2的增加将由信用创造的购买力来满足，经济将会处于失衡。
缪尔达尔重点分析了储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当储蓄总额增加时，它使得自由资本数量增加，但由于货币利率未改变，实际投资没有受到刺激而增加，这种情况下，过多的储蓄将会打破经济均衡，一种向下的维克赛尔累积过程将会发生。原因在于储蓄的增加意味着对消费品需求的减少，使消费品价格下降，消费品价格下降自然会通过影响企业家的预期而倾向于降低资本价值，随之而来的是利润限界向负方向移动（即降低），导致实际投资的下降。尤其是经济萧条时期，“增加储蓄都必然会发生加深经济萧条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银行体系放松信用条件，降低货币利率，一方面提高资本价值和利润限界，诱使实际投资增加，另一方面压缩储蓄使其减少到一定水平，将可以使R2与W恢复均衡水平。
与缪尔达尔同—时期，林达尔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维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入他的《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一书中。林达尔对瑞典学派形成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瑞典学派的动态经济理论中，提出了消费资料价格的基本方程式。假定E代表国民收入，s代表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Q代表消费资料，P表示消费资料的价格，这些经济变量之间有如下关系：
E（1－s）＝PQ 或P＝E（1－s）/Q （14.4）
根据林达尔的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取决于货币政策、利率的变化、生产资源数量和个人对将来生产力和物价水平的预期及风险估计等。—定时期的消费品产量是由该时期生产量和存货的大小决定的，短期利率的升降使存货因贮存成本的变动而减增，造成消费品销售量的增减；长期利率的变动，造成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引起生产的调整和消费品产量的变动。利率下降，会使消费品产量减少，引起消费品价格的迅速上升。
林达尔对价格变动的因果关系与维克赛尔的分析基本一致。价格变动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种变动过程是生产力和预期等因素直接影响方程式P＝E(1—s)／Q左边的P，使得方程式右边的各个经济变量都作相应的变动。这时，银行信用机构只是推行消极的货币政策，将利率调整到与预期的物价相适应的水平；另一种变动是货币政策、利率、生产力和主观预期等因素先影响方程式右边的各个经济变量，通过它们的变化引起左边价格P的相应变动，这时，货币政策是物价变动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分析中，林达尔提出利率对不同人的储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一般都是正方向的直接影响：当利率上升时，储蓄增加，利率减少时，储蓄减少。在后一情形下，出于储蓄比例(s)下降，将引起方程式分子的增加，导致价格上升。此外，储蓄还受国民收入数额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在此，林达尔实际上已涉及到不同社会集团具有不同储蓄倾向的观念。
2，维克赛尔的累积过程理论是以充分就业均衡为前提的，林达尔在分析中抛弃了这一与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经验事实相违背的理论前提，他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失业和闲置资源时，货币利率和货币流量变动对生产和物价水平的影响。
一般来说，当存在闲置资源并且这些资源在各生产部门间具有流动性的情况下，货币利率的降低及信用规模的扩大，会引起社会生产的实际扩张，新增加的货币数量引起的需求扩张，一方面使物价缓和地上升，另一方面使闲置的资源得以利用，生产和收入都有实际的增长，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充分就业达到为止。在此以后，货币数量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张，不会使社会生产有任何实际扩张，只会产生物价高涨和经济失衡的累积过程。如果闲置资源在各生产部门不具有流动性，这时若银行信用扩张能够刺激存在闲置资源的部门扩大生产，社会生产也会有实际扩张；反之，存在闲置资源的部门没有扩大生产的动力，银行信用扩张刺激的是不存在闲置资源的生产部门，也将会导致向上的维克赛尔累积过程发生。 林达尔这一分析与凯恩斯《通论》中非充分就业均衡条件下刺激有效需求、提高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分析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林达尔的分析比凯恩斯要早七八年，它对瑞典学派和以后经济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
3，在瑞典学派的分析方法上，林达尔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上述理论分析过程中运用的是动态均衡方法。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学也讨论变动问题。但他们考察的是围绕着某一均衡点的变动，这种分析方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经济情况。因此，要讨论变动问题，就应当注意分析过程，分析一定时期内而不是某一时点上的变动，他举例说，在研究价格形成时，“我们的方法如下：一个动态过程分为若干短的时期，即若干日。一切关于业务计划和消费计划的决定、价格的修订，都是在这些时期的转折点发生”。“在这些时期中，买卖进行着：一方面卖方开价，一方面买方接受卖方所开的价格。此外，生产和消费过程，也或多或少地继续进行着。” 他借助事前的计划数值和事后的已实现的数值这两个概念工具，建立起动态序列模型，进行期间分析(亦称序列分析或过程分析)，从而发展了瑞典学派的动态均衡分析理论。
另一位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伦德堡，在《经济扩展理论研究》一书中，则试图来用时间序列分析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问题。他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过程分为：①投资增加，从而消费品生产的扩展过程；②流动资本增加时的扩展过程；②固定资本增加时的扩展过程，从而考察利息率变动对经济变动的影响和经济合理化所引起的经济变动。
三、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理论
瑞典学派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李嘉图在阐述比较成本学说时，运用了“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的国际贸易模型。假定英国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只生产两种进入国际贸易的产品：布和酒。在劳动和资本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生产成本(劳动耗费量)和技术条件既定时，英国生产一定数量的布要耗费100小时劳动量，葡萄牙生产同样数量的布只需耗费90小时劳动量；英国生产一定数量的酒需耗费120小时劳动量，葡萄牙生产同样数量的酒只需耗费80小时劳动量。在布和酒的生产上，英国的单位产品成本显然都高于葡萄牙，但是，在布的成本上英国的生产成本是葡萄雅的1.1倍，酒的成本上英国的生产成本是葡萄牙的1.5倍。于是，英国在布的生产成本方面的劣势比在酒的生产成本方面的劣势要小，换言之，英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在布生产方面，因为在英国国内，布和酒的生产成本比例是100：120，即少生产1单位酒的节余劳动，可以用来生产出1.2单位布。葡萄牙虽然两种商品成本都低于英国，但在布的生产中葡萄牙的生产成本为英国的90％，在酒的生产中葡萄牙的生产成本仅为英国的67％，葡萄牙的比较成本优势在酒的生产方面。在葡萄牙国内，布和酒的生产成本比例是90：80，即少生产l单位布的节余劳动可以用来生产9/8单位的酒。
如果英葡两国实行国际分工，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英国生产布，葡萄牙生产酒，然后进行国际贸易，这样对双方都有利。在实行按照比较成本优势的国际分工前，英国国内市场上需要以1.2单位布换1单位酒，葡萄牙国内市场要用1单位布换8／9单位酒。实行国际分工后，若按1：1的比例交换（这一比例在1：1.2和1：8/9之间，若比例定在1：1.2或1：8/9，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只能对葡萄牙或英国一方有利），英国现在用100小时劳动生产的布可换到需本国120小时劳动生产的酒。而葡萄牙则用80小时生产的酒换到需耗费本国90小时劳动生产的布。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使双方都节约了劳动，得到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支配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到了本世纪20－30年代，它受到了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奥林的挑战，他们反对李嘉图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学说，用在相互依赖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的理论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提出了所谓“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即著名的“赫克歇尔—奥林定理”。
早在1919年，赫克歇尔在题为“对外贸易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这片论文中，就提出了上述“定理”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概念(如区域和次区域)。1933年，赫克歇尔的弟子奥林用英文写作和出版了《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该书列为“哈佛经济研究丛书”)，在他的老师的理论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
奥林认为，两个区域在孤立状态时所存在着的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建立贸易关系的必要条件，而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出不同区域的生产要素“禀赋”(或相对稀缺件)的差异决定的。按照他的看法，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有两方面的缺陷：—是由劳动量决定生产成本，不考虑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及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如地租和利息)对商品生产成本的影响；二是只强调供给方面的因素，忽视了需求变化的重要影响。奥林继承了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出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且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具体地说，价格是由供求的四项基本因素决定的：①消费者的欲望；②生产要素所有权的情况（它通过影响收入从而影响需求）；③生产要素的供给；④生产的物质条件。由于生产的物质条件即生产要素的物质特性在各地都是一样的（例如，各国种植小麦均需土地，劣等地的农产品产量较低），所以第④项因素可以置而不论。第①项因素和第②项因素构成有效需求，它与第③项因素所形成的对比关系称为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这种相对稀缺性决定了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差异，从而也就决定了各国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为不同的商品是由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生产出来的，为满足一定需求量所生产的商品成本比例反映了它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比例关系。但是，如果各国间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恰好为需求差异相抵消，即各国对商品的需求与生产这些商品必需的生产要素供给的对比关系是相同的，那么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差异就消失了。可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例如，在地广人稀的国家（澳大利亚），居民对小麦的需求(从而对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需求)决不会大到这种程度，以致地租上升与地狭人稠的国家(英国)的地租水平同样高。在相对稀缺性的差异分析中，奥林特别强调第③项因素，即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别，他指出：“显然，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产生区际分工和贸易的原因，恰如个人生产技能的差异是个人之间交换不同产品的原因。”
根据奥林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理论，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差异决定了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导致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国际贸易的结果，又会缓和各地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均衡，并且使生产要素的价格趋向均等化，从而给各国都带来利益。例如，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本短缺，英国地狭人稠，资本充裕，所以前者的地租低于后者而利息高于后者。按照生产要素的不同禀赋实行国际分工，澳大利亚生产和出口小麦，英国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由于小麦生产需较多的土地，澳大利亚的地租上升，而英国进口小麦，对土地的需求减少，则地租下降，即两国的土地相对稀缺性的差异减少，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商品的价格都将趋于均等化，这种均等化可以给双方都带来利益。
1，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可以改善两国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例如在澳大利亚，原先由于资本短缺，农业大都是粗放经营，占地多而投资少，土地的生产力并未充分利用。由于价格均等化的趋势，澳大利亚的利息下降，可以在土地上投入较多的资本，土地和资本的结合比例更为合理，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和单位面积产量。
2，价格的均等化趋势使得国内交换比例比贸易前更为有利，居民可以得到较多的商品。如在贸易前的英国，地租高使得小麦的生产成本较高，换取一定数量的小麦需要较多的制成品，现在与澳大利亚进行贸易，英国向澳大利亚出口制成品进口小麦，结果国内的小麦价格下降，制成品和小麦的交换比例发生变化，换取一定数量的小麦只需要较少的制成品。
按照上述分析，赫克歇尔—奥林定理可以简单表述如下：一国应出口运用本国丰饶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而进口生产中需运用本国短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将造成各国生产要素均等化的倾向，使各国都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内容和形式上又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所以人们又称之为“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定理”(或‘赫—奥—萨定理”)。这一理论把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问题仅仅归结为生产要素领域的问题，用比较生产要素的成本来定义生产成本，用生产要素的禀赋来说明比较优势，用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用生产要素的价格来解释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利益及分配。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生产三要素论”和“供求价格论”基础上的比较生产要素优势理论。
尽管赫－奥－萨定理对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缪尔达尔并不同意这一理论。从现实状况看，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向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缪尔达尔认为，赫克歇尔和奥林教授的国际贸易会促进各国生产和增进各国利益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这类观点是建立在利益和谐、自然贸易这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假定条件之上的。事实上，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他用“扩展效果”和“回荡效果”来说明国际贸易会导致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
“扩展效果”和“回荡效果”最初是在缪尔达尔的《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的，用来说明—国内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一国内的“扩展效果”是指某一地区兴办新兴工业后，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中心，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发展，导致新的经济中心的形成。一国内的“回荡效果”是指某一地区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非但没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反而引起别的地区的衰落。他也运用这两个概念分析了国际贸易活动中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问题。他认为，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回荡效果”十分强烈，而“扩展效果”却是很微弱的。因此，他指出，国际贸易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贸易国各方有利的，只有在贸易双方的工业化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才是互利的，因此，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贸易管制和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四、小国开放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理论
——斯堪的纳维亚模型
瑞典是一个开放式经济的工业化小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市场上的经济波动对瑞典国内的经济波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小国开放类型的经济，瑞典（以及与它类似的挪威）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机制具有独特的特征，在通货膨胀理论方面，60年代的瑞典和北欧的其他国家也有其独特的模型，即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或称北欧学派的通货膨胀模型。这一模型是由挪威经济学家沃德·奥克鲁斯特于1970年提出的，1972年伦德堡以瑞典实际经济经验支持了这—模型，1973年瑞典经济学家格斯塔·艾德格兰、卡尔－沃尔夫·法克森和克拉斯－艾里克·奥德纳进一步发展了奥克鲁斯持的观点，因而，这一模型也被叫做Aukrust－EFO模型（EFO是出三位瑞典经济学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
对于这一模型，维也纳理工大学教授赫尔姆特·弗里希曾有过这样一段解释：“所谓斯堪的纳维亚模型把对通货膨胀的‘结构性’解释的基本要点同通货膨胀从世界市场传递到一国开放式经济的特殊传递机制结合起来。经济的‘小型’是由下述假定来下定义的：在这样的经济中，它的可交易商品面临一个无限弹性的需求和供给函数；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被假定是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模型把小国开放式经济的通货膨胀同国际价格增长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的差别。”
如果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是开放部门（E部门），二是非开放部门（S部门），前者所生产的产品是在世界市场上交换的，后者生产的产品不进入世界市场。假定π表示通货膨胀率，πE和π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πw表示世界通货膨胀率；λ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λE和λ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ω表示货币工资增率，ωE和ωS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αE和αS则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各自在国内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且αE＋αS＝1。
Aukrust－EFO模型假定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率等于世界市场的通货膨胀率：πE＝πw；再假定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λE>λS（所谓“生产率缺口”）。这样，Aukrust－EFO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π＝πw＋αS（λE－λS） （14.5）
该模型表示，小国开放式经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是由外生变量πw（世界市场通货膨胀率）和λE－λS（两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差）和经济结构因素αS（非开放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所决定的。
如果采用序列分析，那么小国开放式经济的通货膨胀过程可以分解为如下序列：
①在固定汇率条件下，πE随πw的增长而增长；②πE和λE共同影响ωE，亦即E部门的工人根据πE和λE的变化提高了货币工资；③S部门的工资向E部门看齐，ωS和ωE提高到同一水平；④ωS增加后，S部门企业主按成本加成定价，并根据λS的情况决定价格上涨幅度，即S部门的ωS与λS一起影响到πS；⑤结果是πE和πS以及αS（即πE和πS的加权平均）共同决定一国的通货膨胀率（π）。
赫尔姆特·弗里希把上述序列反映的通货膨胀过程图解如图14.1。
πw πE
λE ωE ωS π
λS πS
图14.1
例如，假定开放部门占瑞典经济的比重（αE）是1/3，非开放部门的比重（αS）是2/3，设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λE）为7％，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λS）为2％，世界通货膨胀（πw）为2％；这时，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ωE）为7％＋2％＝9％，非开放部门于是向开放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看齐，ωS也提高9％，由于非开放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率仅为2％，故其9％的货币工资增率引起的价格上涨率为9％－2％＝7％。将上述有关变量的数值代入Aukrust－EFO模型，则可计算出小国开放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π＝2％＋2/3（7%－2%）=（16/3）%。
根据这一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小国开放经济的通货膨胀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其通货膨胀率受世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很大；二是通货膨胀从国际传递到国内与部门结构有很大关系。由于这些特点，对付通货膨胀不能单纯采取抑制总需求的政策，考虑到瑞典国内强大的工会组织，也不能采取限制工资的收入政策。而必须加强开放部门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本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以调节国际收入，缓和通货膨胀。美国经济学家A·齐巴利斯特和H·谢尔曼在评价这一模型时指出，“正如所谓的EFO模式中所指出的，出口部门合同工资的提高相当于受到国外竞争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与国际价格上涨之和，它会使国外竞争加剧，国内价格上升，但并不会使瑞典的国际竞争地位恶化。然而，在l973年之后，物价的不稳和汇价的剧烈波动，使价格变化预测日趋困难。在70年代，模式的适用性变得更为模棱两可，使人犹豫。”
经济制度理论
瑞典学派的经济制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由瑞典学派第三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林德贝克提出来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
林德贝克年轻时师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现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和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瑞典中央银行顾问，其主要代表作是《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个局外人的看法》(1974年)和《瑞典经济政策》(1975年)。在这两部著作中，林德贝克从新古典综合派和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出发，全面地评述了西方激进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系统地总结了近百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的经济政策，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
按照林德贝克的定义：“一种经济制度是用来就某一地区内的生产、投入和消费作出决定并完成这些决定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 他认为，传统的研究经济制度的方法只是把经济制度简单地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带来很强烈的政治争论性质，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现代经济制度是一个多维性的概念，它至少应该从下述这些方面来加以考察。
（1）决策结构，在决策过程中是集权还是分权，即关于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决定是像在分散化的制度中那样，由消费者(家庭)和生产者(公司)作出的，还是像在集中化的制度中那样，由中央权力机构作出。
（2）提供情报、分配资源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机制，即在资源配置方面是市场调节的方法，还是行政管理的方法。
（3）所有制，财产所有权是公有还是私有。
（4）经济刺激，是用经济刺激方式还是用行政命令方式来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者(企业或公司)的积极性。
（5）竞争，各个不同的经济决策单位(包括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及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还是垄断。
（6）国际化，即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制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开放的还是闭关自守的。
林德贝克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瑞典经济制度，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制度。这一特殊的社会制度，在政治生活领域方面仍然保留着民主制度。在经济生活领域方面，具有如下特征：
1.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仍然是私有制，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没有采取工业国有化纲领，瑞典的工业直到今天仍几乎全部归私人所有，在农业方面，也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 林德贝克认为，全盘国有化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弊病，反而会给经济生活带来新的矛盾——经济缺乏刺激和官僚主义。因此，他主张在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如对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的基础设施(铁路、邮局和电站等)实行国有化。其主要理由有：他既不同意哈耶克关于国有化必然导致独裁的观点，也反对全盘国有化，
（1）在历史上，除了苏联外，还没有任何国家的例子足以说明国有化导致了独裁专制，或两者一起发生。因此，国有化这种经济结构与独裁专制这种政治结构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2）在现代社会中，有两种类型的资本：—是物质金融资本，二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不能国有化的，物质金融资本也只能部分国有化，否则将会抑制经济活动者的积极性，导致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以致出现官僚主义和经济的低效率。
2.林德贝克认为，现代经济的正常运行的机制只有两种，一种是市场机制，另—种是中央计划机制。只有市场机制而没有中央计划机制，便会导致经济生产中的无政府主义，反之，只有中央计划机制而全盘排斥市场机制，就会导致官僚主义。瑞典学派虽然十分重视政府干预在经济生活个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极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寻找“集中和分散——以及市场和行政管理方法——之间的最优结合”。例如，瑞典的金融系统就是由私营的货币和信用系统与政府的金融系统组成的，资本市场很有效地聚集国家有用的投资基金并把它们有效地分配给各种私人和公共借款者，而政府也通过对私人储蓄和投资过程作全面的指导的方式来干预资本市场活动，但并不直接干预个人或私营企业和金融组织的贷款和借款的具体活动。国家还制定指导性的计划，对不同时期的各种私人和公共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和供给总额进行预测，以便企业能较好地制定自己的投资、生产、价格杯销售计划。
3.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政策是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福利问题早在维克赛尔的著作中就被提出来了，维克赛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维克赛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的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瑞典学派继承了维克赛尔的传统，为政府提出了许多福利政策主张，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瑞典学派的林德贝克等人主张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其基础仍然是私有制，只不过是在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同时，由政府实行干预经济生活的各种经济政策，即日常的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权仍归私人或私营企业，而经济稳定、环境保护、公共消费、收入再分配等决策权则归政府掌握，由政府实施一系列旨在增进全社会成员福利的经济政策，以弥补市场的缺馅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因此，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实质上只是“混合经济”的变种而已。
六、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
在瑞典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半个多世纪过程中，他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政策理论提出过许多具体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有：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实行的以公共事业投资为中心的衰退对策及其他经济周期对策。60年代的保障就业政策、通货膨胀对策、社会福利政策和产业民主化政策等等。
1．20至30年代间大规模失业的增长，在资产阶级政府和自1917年起加入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中引起丁严重的不安。1927年，瑞典成立了“失业原因和防止失业措施研究委员会”，1931年该委员会聘请了哈马舍尔德、缪尔达尔、奥林等著名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财政预算采用了以扩大公共事业为中心的扩大总需求政策，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凯恩斯之前的凯恩斯政策”。1935年，哈马舍尔德执笔撰写了“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概括了委员会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对瑞典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做了详细的论述和总结，提出了以宏观货巾政策为主，宏观财政政策、商业政策、工资政策为辅的消除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在这一时期，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还陆续提出为各种应付经济周期变动的政策和制度，创立了考虑到经济景气好转和恶化使政府预算平衡的长期预算制度，以及萧条期供公共事业预备费之用的公积金制度，还制定了繁荣期控制民间投资支出、萧条期促进民间投资的投资税制度和投资基金或投资预备金制度。林德贝克教授把这种投资平衡化的两种制度称为瑞典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两个发明”。所谓投资基金制度，是在繁荣期企业将其部分利润，以基金的形式冻结在中央银行的特别帐户，萧条期在政府要求时，用这种资金来投资可以减税。这种制度在瑞典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根据伦德堡的看法，60年代以来瑞典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主要是出于结构原因造成的。例如：部门、行业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移民的入境以及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工资、成本：价格的相互关系和变化。瑞典经济学家认识到，在这种条件下，只凭凯恩斯、缪尔达尔的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不能实现每个劳动市场的充分就业和有效作业，而且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难以两全。因而除了考虑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外，还有必要调整每个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实行促进行业间工作变动的职业训练和实行促进地区间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政策。
为这种劳动市场政策提供论据的，是瑞典工会的经济学家果·廉，接照廉氏的理论，如果为了使萧条行业和萧条地区的大量失业领域的失业者充分就业而扩大总需求量，那末由于需求过剩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避免发生这种现象的方法之一是，扩大总需求应恰如其分，对失业率高的劳动力市场，应通过个别的劳动市场政策去谋求就业稳定，将宏观总需求政策和微观劳动市场政策结合起来，稳定物价和稳定就业就可能兼而得之。根据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60年代瑞典和挪威的就业政策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和廉氏的劳动市场政策相配合的结果。在这一时期，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都较低，经济稳定成长。
3.1970年代以后，与世界经济形势一样，瑞典经济情况也开始恶化，于是人们对注重效率的就业政策产生了怀疑，工会要求的不是把劳动力转移到效率高的部门的政策，而是要求实行侧重稳定、公正和保证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政策。在这一情形下,产生了1974年的保障就业和促成残疾者就业的政策和新的劳动安全法以及1973年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等一系列工人参加经营管理和改善劳动环境的政策。在制定这些法律时，全国工会组织掌握主动权，有关保障就业的法律就是以参与制定该法律条文的全国工会组织的律师的名字命名，称为澳门法。澳门法中的保障就业和促进残疾者就业的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生活的稳定性，并有助于弱者在劳动市场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
瑞典是一个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福利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的社会保障发展是惊人的，公共开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50年只是25％，1970年增至45％，到1981年达60％。瑞典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地给予社会的全体成员，他们反对那种主张大大削减国家干预和否定国有化的理论和政策建议，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使福利国家的活动大大削弱，从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个人缺乏社会保障。为此，许多瑞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模型，例如林德贝克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主要部门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的结合)，阿德拉等人的“职能社会主义”即对生产资料所有权本身并不实行社会化，但只要对构成其所有权的职能或权限实际社会化，也可以达到社会化目的。这些主张都充分反映了瑞典学派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色彩。
19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产生的“瑞典病”（财政赤字增长、生产率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加剧）越来越严重地折磨着瑞典社会，瑞典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的前景十分悲观，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也在面临着新的考验。
第十五章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
一、生平与著作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特利希镇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190l—l906年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并于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当时的法律系要求学生学习政治和经济，他是奥国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学生，深受奥国学派经济理论的影响。在大学期间，他又结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并由此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奥国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他以后思想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1906年熊彼特来到了英国，求教于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和艾奇沃思。1907—1908年，他在埃及开罗的国际混合法庭从事了短时期的法律工作。1909年回到维也纳．由庞巴维克推荐，任奥地利布科文纳省捷尔诺维茨大学教授。l911年改任葛拉兹大学教授。1913—1914年作为奥地利的交换学者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并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回到了维也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地利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联合内阁。经当时政府的外交部长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以经济学家身份出任财政部长。l920年，他由于反对与德国结盟和反对工业国有化政策而被迫去职。
l925年，熊彼特应德国政府教育部的邀请赴波恩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他两次到哈佛大学讲学、1932年他移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50年去世。
熊彼特一生著有15本书200多篇文章。其主要经济理论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1908年)、《经济发展理论》(19l2年初版、1935年第4版)、《经济理论与方法史上的阶段》(1914年初版，1924年第2版)、《租税国家的危机》(1918年)、《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熊彼特去世以后，他所著的《从马克思到凯思斯十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分析史》，由他夫人、经济学家伊利莎白·布迪·熊彼特整理后，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出版。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熊彼特还从事了大量的学术活动。1930年，他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共同倡导成立了计量经济学会，并于l937—1941年间担任主席。1948—1949年，他第一个以非美国人的身份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49年西方经济学界筹设国际经济学会，曾一致推举他为第一届会长。
二、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可以简洁地概括为：以一般均衡为出发点，将经济体系内在因素的发展作为推动体系本身发展变化的动源，以“创新”概念为中心．把历史的、统计的与理论的分析紧密结合。
1．熊彼特虽然直接师承奥国学派的庞巴维克，但他最推祟的还是只见过一面的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认为瓦尔拉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的优点和古典学派优点统一起来，这是唯一可与理论物理学成就媲美的一个经济学家的作品。同时他又谈到：“……然而，当我着手研究瓦尔拉的概念以及瓦尔拉的分析技术时(我要强调指出，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与其他任何影响相比．受惠最大的就是这个概念和这个技术)，我发现这个概念以及分析技术不仅在性质上纯系静态性质，而且只适用于—定不变过程。……所谓静态理论，不外乎是阐明均衡的条件和均衡在受到任何微小的扰乱之后能再生出来的道理，别无其他，……所谓一定不变过程，是指实际1：不以它自己的起动力而变化的过程，勿宁说它是在与时间相伴随的循环流中再生产出实质收入的一定率的过程。纵使这个过程有变化，那也是在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与过程本身无关的外在事物的现象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我痛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深信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一种能源，正是这个东西本身使得将要达到的均衡遭到破坏。假如事情果真如此，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种理论，一种能阐明并非由于经济以外的因素而使经济体系发生从一个均衡推向另一个均衡的变化的纯经济理论。我打算创立的就是这样的理论。”
2．由以上引文可知，熊彼特虽然把一般均衡理论作为体系的起点，但他决心跨越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一套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理论，因为他深信经济体系内部必定存在一种由它自己打乱均衡的动源。这是熊彼特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个更重要的因素。
熊彼特重视“发展”和“内部因素”，这很可能与他在维也纳大学时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有关。多年之后，他自己也谈到，关于应当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促进经济体系发展动力源的起点，他和马克思是完全相同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便是他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发展动力源的结果。他认为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发展，其根源就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他不仅用创新活动来说明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发展，还用以论证资本主义最终崩溃和社会主义自动实现。
“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并不是一个技术概念，不是单纯的技术上的新发明。它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它包括下述五种情况：①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②采用新的生产方法；③开辟新的市场；④发掘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⑤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如建立垄断地位或打破垄断地位。概言之．就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对从事活动方法方面的这种历史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就是“创新”。为使创新能够实现，一是要靠银行信贷．二是要靠企业家。
按照熊彼特的解释，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不等同于一般的经理，他们必须具有创新思想、冒险精神，有先见之明。按照他的看法，研究静态经济需要假设经济人作为经济主体，而研究动态经济则需要假设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作为经济主体。
3．把历史分析、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紧密结合是熊彼特方法论的又一特征。他的两大卷关于经济周期的巨幅著作的副标题，就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
熊彼特的理论分析，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创造和使用概念与原理、并只用它们去理解事实的艺术。”他指出“创新”概念并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现象，就是—个典型例证。二是强调采用数学方法。当他还只有23岁时．就写文章呼吁在经济理论中使用数学方法，以后也一贯提倡。1946年，他还与别人合写了《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需用的数学初步》一书，以便在经济学界推广使用数学。熊彼特对数学方法的推祟，与他对经济科学以及一般科学的看法是密切相联的。他认为经济科学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分歧意见，就是因为它的精密程度还不够，而数学化是提高精密程度的可靠途径。同时，他还认为，经济科学采用数学方法，有助于提高经济科学的成熟程度。在积极倡导运用数学方法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数学方法“仅仅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辅导手段。”
在经济学中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是德国新旧历史学派的一贯主张。熊彼特对于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所采用的方法的程序及其成果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明白，单纯运用理论分析，必然要排除掉许多对经济现象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这就不免使经济学在反映现实时受到损害。补救的方法就是引进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不忽略社会的、制度的相文化的因素的影响。
熊彼特还十分重视统计分析，这表现在他重视统计数学，注意用统计资料来印证或矫正理论分析的结果。
三、创新与经济周期
熊彼特的周期理论，主要表述于他1939年出版的二卷本巨著《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他在该书序言中强调。这本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除了这部巨著之外，他的周期理论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经济变化分析”中，也得到了简略的叙述。
1．经济周期通常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一些经济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波动性变化。熊彼特定义说：“从统计上来说，‘周期’这个术语含有两个意思：第一，历史时间上的(与理论时间相区别)经济数量价值的连续并不表现为单调的增或减。而是表现为这些价值本身或者其一阶或二阶导数重复出现(不规则)，第二，在每一个这种时间系列中，这些波动都不是独立地发生的，而相互间总是表现出有着短暂的或较长的联系。”这个定义强调了经济数据的波动性，以及各个“波”之间的联系性。
现实世界中，引起经济数据变化的因素是众多的，有的引起波动，有的则单纯地引起单调的变化。熊彼特把引起经济数据变动的因素分为三类：外部因素，增长因素和创新。其中增长因素是指人口的增加这类变化，其特点是不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波动或周期。因此熊彼特强调在分析周期问题时，应当把这类非周期的增长因素排除掉。
外部因素是指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化、经济政策变化、银行和货币管理、支付习惯、以至黄金生产变化等等。熊彼特认为这些外部因素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一个明显的重要根源。但他强调指出，仅仅从外部因素去探索经济周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问题是“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任何产生于商业社会行为本身、并在制度的和自然的社会结构保持绝对不变的情况下也能观察得到的波动”。他认为，即使把外部因素造成的波动排除掉了，资本主义经济仍将呈现出周期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着创新活动。
2．熊彼特在应用“创新”概念来说明商业社会内生的周期现象时，提出了—个只包括上升期和下降期两阶段的单纯模型。他首先假定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每个家庭都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即收支相抵，且支出的格局长期不变；每个企业也都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即收入与成本正好相等，利润和利息皆为零、且不存在任何获取利润的机会；而整个经济不存在非自愿的闲置资源。在这样一种静态均衡状态中，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会给他带来利润。而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创新活动所造成的盈利机会，会促使其他企业纷纷起来模仿他，结果就形成了由创新所掀起的风暴，这个风暴扩大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而由于在初始的均衡状态中，是不存在非自愿闲置的资源的，因此企业家只有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获取生产资料，于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便呈现了涨势。而为了进行支付，企业家便扩大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引起信贷的扩张。物价上涨和信贷扩张，便造成了经济的上升阶段。
但是，这种由创新所掀起的风暴无疑是对创始的均衡状态的一次大扰乱，因此，经济必然向着新的均衡发展．结果就导致了经济的下降阶段。熊彼特认为，下降阶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创新掀起的风暴使企业家们为获得创新或模仿所需的生产资料而展开竞争、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成本提高；同时创新和模仿造成产品的产量大量增加，以致价格下降；与此相伴随，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也开始紧缩。于是创新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守旧的企业则趋向消失。经济出现下降阶段，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熊彼特认为，创新活动之所以只能造成周期波动而不是经济的持续繁荣，是因为创新活动的特征之一是它的不连续性，已是集中在一个时期，时断时继地出现的。因此一次创新造成的下降就不能被下—次创新造成的上升所抵消，于是经济生活就呈现出周期波动。
3．上述经济周期的单纯模式只包括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在这个单纯模式中，抽象掉了创新所诱发的各种从属现象。如创新者的投资活动所引起的各种连锁反应、以及随着繁荣的逐渐到来而造成的投机心理和投机活动。熊彼特认为这种种从属现象将大大加强周期的振幅，并把这种诱发出来的各种从属现象的总和称为“从属波”。
为了把从属波引起的后果考虑到周期理论中，熊彼特建立了关于经济周期的四阶段模式，该模式把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他认为，出于从属波的作用，即出于创新所引起的信贷扩张和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张，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新设备的增多，也增加了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投资机会，出现过度投资，出现大量的投机活动；因此创新活动所引起的上升将越过新均衡，以致形成虚胀或过度繁荣。
熊彼特认为，从属波造成的许多投资机会发生于与创新活动无关的部门，这时的信贷扩张也与创新无关，仅仅足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活动提供资金。这意味着从属波看来声势颇大，但并无或很少有自身的推动力，它的动力源于创新活动。而一旦创新活动促使高涨的推动力消逝，从属波便往往嘎然而止。这就使经济的下降过程越过单纯因创新停止而造成的衰退阶段，进入萧条。在萧条阶段，不仅投机活动消失，许多正常的活动也受破坏。在萧条阶段。从属波的影响逐渐消失，于是便进入复苏阶段。复苏阶段将使经济由低于均衡的水平趋向均衡。如果要使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那就需要有的创新活动，以便使经济越出复苏阶段所达到或将要达到的均衡水平，趋向新的高涨。熊彼特强调指出，虽然复苏和繁荣两个阶段，经济都趋于上升，但造成上升的动力在两个阶段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使上升运动有可能构成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
以上便是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四阶段的解释。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从属波的存在，才使周期由单纯的创新造成的两阶段变为四阶段。为了直观地把握两阶段模式与四阶段模式的区别，我们绘制了图15.1和图l5.2，两图的横轴都表示时间，纵轴都表示总产量水平，具有正斜率的直线都代表均衡水平随时间推移的轨迹。图l5.1中的波形线表示了两阶段周期，其特点是完全居于直线之上，表明繁荣是因创新活动使经济跃出原有的均衡，而衰退则意味着回到新的均衡位置。图15.2中的波动线表明了四阶段周期。其特点是繁荣和衰退两阶段位于直线之上，而萧条和复苏两阶段则位于直线以下，表明从属波的作用使经济在下降阶段出现过度行为，以致越过新的均衡位置，从而需要一个复苏阶段来恢复均衡。
对于熊彼特的四阶段周期模式，西方经济学家斯托尔泼有一个相当精炼的评价，“熊彼特相信每一个周期包括四个阶段。他把复苏阶段和衰退阶段看成是适应的过程，而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则表现为离开均衡位置的一种运动。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的现象所引起。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对于资本主义过程说来是本质的，而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则不是本质的。由于尖锐的社会和个人障碍发生于非本质阶段内，所以政策能够消除它们。”
4．熊彼特指出，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不同。它们有的“带来较短的波动”，有的则“导致较长的潜在高涨”。因此，如果认为只存在一种周期．并以为它会以非常显著的规则表现出来，那是不现实的。同时．创新的进行也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有时密集，有时稀疏，一次成功的创新活动会在一定时间里引起一个创新的“群集”，即引起—连串的创新活动，如汽车工业的出现。而由于创新群集的大小不同，所引起的周期也有所不同。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所实际表现出来的周期运动，实在是若干个时间跨度各不相同的周期相互迭加的结果。
于是，为了有效地说明现实的周期运动，熊彼特指出：“把三个周期图式提出来作为一个很有用的解决问题的假设”。这句话表明他并不肯定就只有三种周期，也没有排除存在其他周期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也提到了其他周期。三个周期的图式，实际上只是他为了分析现实的周期现象间选择的一种理论假设，他认为这种假设有助于人们分析复杂的周期现象。作为一种假设，三周期图式比四阶段模式更接近现实。因为四阶段模式虽然刻画了每个现实周期所经历的路程，但并不能说明现实生活中各个周期何以在时间跨度、波动幅度等方面会有千差万变。而三种周期的模式则能够较好的问答这一问题，起码是朝着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向迈出了有意义的—步。
在熊彼特所提到的三种周期中、第一种是长达50多年的经济长周期，或称长波。因它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捷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又称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熊彼特沿袭康德拉捷夫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个长波大约是从l783年到1842年，即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波大约从1842年到1897年，即蒸汽机和钢铁时代，或者可称之为世界铁路化时代。第三个长波大约从1897到本世纪20年代末，被称作电气、化学和汽车的时代。
第二种周期是平均九年到十年的中周期、又称为中波。因它由法国经济学家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首先提出．故又被叫做“尤格拉周期”。
第三种周期是平均40个月(三到四年)的短周期(短波)。因它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于1932年首次提出，又名为“基钦周期”。
除了上述三种周期之外，熊彼特还提到“其他形式的周期波”，如库兹涅茨周期、存货周期等。
熊彼特认为，一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大约包括六个尤格拉中周期和18个基钦短周期；一个中周期中包含约三个短周期。长周期是对中周期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并影响着中周期借以发生的背景。中周期的繁荣和萧条的程度，受到长周期的特定阶段的影响。中周期与短周期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上述三种周期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情况，在他看来，正好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三种周期中的任何一种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相联系。尤其是长周期，与重大创新群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至于中周期，他根据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逊的研究成果，认为把它们与一些特殊工业和特殊创新相联系也是可能的。只是对于短周期，虽然从理论上讲也是创新活动的结果，但要把某个特定的短周期与某项特定的创新活动联系起来。似乎是不太容易的。
5．在用创新活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同时，熊彼特对于各种倾向于用货币因素，用信贷的扩张收缩来说明周期的理论，表示了不同的意思。首先，他把银行和货币管理看作是导致经济变化的外部因素，并认为单纯用外部因素来解释周期是不够的。第二，他认为单纯用投资和信贷的变动来解释周期，将导致错误的政策主张。“如果我们停在对投资过程的分析，并假设投资本身有自己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仅不能抓住事情的本质，而且还会发现在做结论上难于避免做出如下极端的推理，即出于投资的增长和信贷扩张与繁荣阶段相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扩大信贷来造成繁荣。”第三，他并不否认投资和信贷这些与货币密切相关的因素在周期中起着—定的作用，但倾向于把它们或他所谓的“从属波”联系在一起。他希望最终能够建立起一种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兼顾货币因素影响的说明资本主义周期的理论模式。他认为周期理论的目标是“确定创新图式的有效性和说明创新是如何与货币的补充作用一起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内部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波，而且这种波是与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类似现象并行发生的”。
综上所述，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强调创新活动所起的作用。这样，经济周期就不像他以前以及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表现，或自发势力造成的不必要的痉挛；而是经济进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表现形式。同时，值得提出的是他并没有否认其他所谓的外部因素，包括货币政策等人为因素对周期的影响作用(虽然他对创新活动的大肆渲染往往给人以这种印象)。实际上他指出了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振动的两个振源，内生振源——创新活动，外生振源一一各种外部因素。其中一部分外部因素，主要是与信贷、投机等相联系的投资活动，以从属被的形式影响着经济周期。熊彼特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幅内生振源作用机制的功笔画，同时对外生振源的作用机制也留下了一幅粗略的画面和不少伏笔。他并没有对周期现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但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冒昧地推断出，他可能承认人为的政策干预会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来自外生源的影响，但除非禁止创新活动，来自内生源的振动将不能被任何人为政策加以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熨平而非消除西方经济波动的史实，是否能成为上述推论的论证，是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
四、创新与经济发展
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他写道：“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也就是创新活动。他反对把技术发明看作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秩序以外的外生因素，而强调它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才是产生发明的精神习惯的原因。”他强调创新活动所导致的“这种产业上的突变过程。……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件的毁灭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由此可知，他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而过程的基本动源便是创新活动。甚至可以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就包括着经济发展，研究经济发展，就是研究资本主义。
1．为了充分论证创新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熊彼特分析了创新活动发生的原因，创新活动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为此，他首先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其中不存在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从而也没有创新和发展，企业收支相抵，经理们只获得管理工资，没有利润也无利息，整个经济在同一产出水平上不断循环。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是无发展可言的。
为了说明发展，熊彼特在市场机制的纯粹理论中增加了有关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的假设。在他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看到，通过创新活动打破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能够给他带来额外的盈利机会。在强调利润动机的同时，他也并不忽略其他文化、心理上的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刺激作用。他认为追求事业成功，争取出类拔萃的那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在推动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把这种精神称之为企业家精神。
创新活动引起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可以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这一概念来概述。带来额外利润的创新活动，将导致为分享这种利润而开始的“模仿”，并进一步引起那些采用旧方式的企业为保卫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适应”。这是一个激烈的竞争过程。这种因创新而引起的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在打击这些企业基础，危及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进攻间的差别，因此、按其通常意义来考虑竞争能否更敏捷地发挥作用，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了；长时期内扩大产量降低价格的强有力的杠杆，无论如何总是用通常竞争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许多新资本投入了，同时那些“适应”能力太差的企业被淘汰了，毁灭了。创新所掀起的风暴，通过创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推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对旧资本、对守旧企业的毁坏。这就是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含义。
熊彼特认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波动是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来实现的，可以说周期性的波动正好体现了经济增长中那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他提出，创新和创新成果的吸收，就组成了商业周期。创新和模仿造成了经济的繁荣，但由于创新活动的不连续性，繁荣终将结束。随之而来的衰退和萧条将造成那些适应性差的企业的毁灭(伴随着旧资本的破坏)，这样，一个周期就构成一次创造性的毁灭过程。
2．熊彼特从资本主义是一个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变化过程这一认识出发，对自由竞争状态和垄断状态作出了与前人迥然不同的评价。
熊彼特首先指出，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生产方法既定，产品既定，产业结构既定，除了新增的人力新增的储蓄联合起来以便设立现存类型的新企业而外什么也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静态条件下，完全竞争才作为一种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完全竞争不利于刺激创新活动，因为任何由创新所引起的新事业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模仿，新行业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涌入，以致创新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挫伤创新的动力。同时，在完全竞争时，各企业的内部效益要小于垄断企业。第三，完全竞争的行业比垄断行业更易受到萧条的打击。因此完全竞争状态并不是创造性毁灭过程所依存的理想环境。他承认，从某个时期看，完全竞争可能比其他市场组织更有效率，但从一个长时期看，它在效率上不如垄断，因为它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熊彼特指出，以往的经济理论断言垄断不如竞争有效率，是以“既定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在竞争情况下和在垄断状况下是一样的”这一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的，“可是现代大实业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产出数量的巨大，它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比完全竞争制度下同一产业部门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远为有利，并且这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人们之所以对垄断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由历史所形成的一种习惯，“即他们实际上把自己不喜欢的商业上的任何东西都归于垄断这种恶势力。”为了澄清概念，他定义垄断者“只是面对着一定的需求者的独家卖主，而需求高低既绝对不受垄断者们自己行动的影响，也不受其他企业对垄断者们的行动的反行动的影响的。”而按此定义，纯粹的长期垄断的事例比完全竞争的事例还要少见，除非是受到政府保护。
熊彼特一方面否认个别企业可以不依靠政府而长期保持垄断地位以致影响社会的总产量，另—方面也承认个别企业会在短期内处于垄断地位。而这种短期的垄断地位，在他看来．不仅不是社会的祸害，相反，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他指出．统计资料表明，现代生产的发展，群众性消费的出现，是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垄断即大规模生产和大企业的出现并行的，因此，断言垄断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各种垄断行为，诸如专利权、长期合同、限制产量、刚性价格等等，在静态经济条件下，确实造成完全竞争时不会出现的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但在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中，它们都是经济进步的推进剂。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针对不确定的未来而设立的一种保险机制，没有这种保险机制，创新活动是大受阻碍的。他特别分析了人们经常所指责的刚性价格和技术垄断，指出，从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看，刚性价格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坏，因为：（1）新产品的出现、质量的提高，是无法从衡量价格刚性的指标上反映出来的；（2）刚性价格通常是短期的，因为旧产品终究要为新产品所代替；（3）刚性价格措施，是大企业为了避免季节性、不规则、周期性的价格波动给自己造成伤害而采用的保护性措施。人们之所以痛恨刚性价格是因为以为它在萧条时期加剧了萧条，但这种指责要以萧条时期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一为前提，因为只有这一前提成立，萧条时的刚性价格才会压抑总产量，但这一前提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相反的情况——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一。因此刚性价格可能比非刚性的价格更有益于扩张总产量。因此一概反对刚性价格是不行的。
至于技术垄断，熊彼特认为，人们对大企业的阻碍技术进步的指责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大企业有能力、通常也极愿意建立研究机构，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大企业暂时不用新技术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是出于其他方面的合理考虑，主要是对成本，对保持旧有资产价值的考虑，而只要新技术导致的全部未来成本低于原有技术的相应成本的话，大企业是不会拒绝新技术的。另一方面的考虑是，如果某一方面的技术进步不是一次性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接连发生的，那么大企业就没有理由不顾原有资本的相继损失、在技术进步的每一个环节上都采用很快又变旧的新技术。大企业的作法通常是暂时不采用尚在发展完善过程中的新技术，而是只用最后相对定型的新技术。所以，人们对大企业垄断专利、阻碍技术进步的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
熊彼特还进一步指出、新产品的独家生产者是不能称作垄断者的，因为他面临着旧产品生产者的竞争，没有自己既定的需求表，需要创立自己的需求表。他们的垄断性质，是创新行为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为创新者争取到了发展所需的时间和市场空间。这些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颁给革新者的奖金。他进一步肯定说，如果没有各种垄断行为给大企业带来的垄断利润。创新行为将不会出现。大规模生产也无法形成。也就是说，垄断利润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那样一种剩余性质的报酬，而是一种刺激创新的功能性报酬。
熊彼特对垄断行为的肯定，并不是毫无区别的。实际上，他所赞成的主要是那些与大规模生产并行出现的垄断，对于缩小规模的垄断，例如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垄断现象，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认为，不完全竞争只是—种短期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稳定现象，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会通过创新活动来扫除这种现象。而对于寡头，他却认为．虽然从短期来看，寡头的限产和维持刚性价格等做法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但以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为背景来看，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以第—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和人造丝工业中的寡头现象来证明这一点，指出这两个行业如果不是出现寡头而是存在完全竞争的话，就不会给消费者带来由于出现寡头而带来的那么多利益。
在熊彼特那里．垄断与创新的关系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将使任何厂商都无法保持垄断地位，除非借助政府帮助；相反，它使厂商之间的竞争突破传统教科书所说的价格竞争的范围，出现质量竞争和销售竞争，企业面临的是创新造成的更高层次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的决定性有利地位的竞争”。这些非价格竞争比价格竞争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创造性毁灭过程在长期中是深化竞争，排除垄断。另一方面，短期的垄断地位、垄断行为虽然从短期来看是不利于生产发展，但却是创新活动从而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短期的垄断地位和垄断行为，创新活动是难以出现的。也就是说，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是以创新者的短期垄断地位为基础的，而这个过程又使任何人无法使自己的垄断地位长期保持下去。
3．如果把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一番比较，就更容易看出其特征。在斯密那里．生产性劳动人口和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因此，促进有效配置的自由竞争和反对垄断，是他所力主的经济政策。而在熊彼特这里，单纯的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并不能打破循环流转的静滞状态，不造成发展。只有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而资源的重新组合，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助于创新活动的短期垄断，而不是自由竞争，才是能最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可用表15.1来简示熊彼特与斯密的发展理论的区别。
强调创新活动，强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经济发展与垄断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三点可以说构成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特征。
表15.1
发展的基本要素
发展的主要途径
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环境
亚当·斯密
生产性劳动者、资本
资源的有效配置
自由竞争
熊彼特
创新
资源的重新组合
短期垄断
五、资本主义崩溃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中。熊彼特也许是唯一的，虽然赞美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但仍然以一种超出个人情感的语调，从经济、政治、文化心理诸方面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强调资本主义是由于它的成就而非失败而走向崩溃。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于它导致了国民总产值在收入分配比例基本稳定前提下的长期增长，结果是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消费水平，“现代工人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正是路易十四本人极喜欢得到而无法得到的东西。”而造成这种成功的因素之一是资本主义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形成的大公司大企业这种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组织形式。而资本主义的成功却导致了另外一种后果，就是“通过减少企业家和资本家职能的重要性，通过破坏保护阶层和保护制度，通过创造—种敌对的气氛，破坏了资产阶级地位的同—经济过程，也从内部瓦解了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在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诸因素中，熊彼特认为首要的因素是企业家职能的丧失。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成功，创新活动越来越成为技术专家们的例行公事，而且所遭受的抵抗也越来越少。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家个人人格和意志力量越来越不重要。“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企业家的创新职能由于资本主义的成功而丧失了，而随着创新职能的丧失，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历史性的存在价值正如中世纪的领主最终在新战争方式中丧失其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一样，也会丧失掉，而由有知识的专家队伍来代替。熊彼特结论说：“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向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作出结论：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一—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完全官僚机关化了的巨型产业单位，不仅会赶走小型中型的厂家，‘剥夺’它的所有权，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过程中不仅会坐视它的收入的丧失，并且更重要的是会坐视它的职能的丧失。”
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的第二个原因是资产者的职能的消失。资产者的职能就是积累资产，熊彼特认为，这一职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而消失。一是资产者家庭的解体，当体现了资
产者精神特征的成本收益分析进入家庭生活之后，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将发现生儿育女的成本太高了。于是家庭便出现了解体的征候，而家庭的解体又使资产者失去了积累资产的动力、出现各种反储蓄的行为。导致资产者职能消失的第二方面原因是资产者对其资产的物质形式的外在地主式的态度。熊彼特认为，大公司的经理对公司将采取雇佣态度、而大小股东们对公司财产的物质实体将采取外在地主式的态度，这意味着“所有权的保有者丧失了他在经济、物质上、政治上为‘他’的厂，和他对他的厂的控制权而战斗的意志，如果必要，为它战斗到死的意志。”同时，大公司的发展消灭了一大批中小业主，结果无论在大公司以内还是以外，都将剩不下一个真心愿意为私有财产的物质实体而挺身奋斗的人。资产者丧失了积累的动力，丧失了对物质资产的责任感，从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职能。熊彼特这方面的看法，表明了他与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思想联系。
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第三个因素，是资本主义保护阶层的毁灭。熊彼特认为，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能力单凭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它更习惯于营业活动，而不习惯于处理政治事务，更缺少封建贵族那种作为统治者的神秘魅力。因此，他与封建的上层阶级有着一种共生关系，依靠国王、贵族为自己提供—个保护层。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将破坏这个保护层。“在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时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也拆掉了阻止它崩溃的临时支架。这个以其残酷无情的必然性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消除制度上的枯枝败叶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赶走和资本主义阶层共生的老伙伴们的过程，和他们共生在一起．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本质要素。” 熊彼特的这—看法与他身上自小养成的贵族气息是不无联系的。
熊彼特认为，除了上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因素外，引起崩溃的主观因素是资本主义所成功所导致的充满敌意的社会气氛。他认为，只有从长期观点出发，才能看到资本主义的成就；但从短期看，它尽是缺点，尽是对利润的追求和经济的无效率。他指出，资本主义无法使人们对它产生一种依恋感情，它使工人们大大提高的生活水平，被工人当作是理所应当的，而它所造成的失业威胁却使工人随时怨恨资本主义。他进一步指出．单凭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并不足以形成对资本主义的有效威胁。但资本主义却不可避免地会蕴育出一个助长这种敌意甚至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资本主义使高等教育普及化，结果使知识分子供大于求而造成失业，从而导致知识分子的不满。而由于知识分子是政府公务人员的来源之—，因此知识分子的这种不满态度将不仅影响到立法，也将影响到行政措施。他指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统治阶级往往有可能控制知识分子，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却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控制知识分子，因为控制知识分子就意味着要限制个人自由，限制个人自由是与资本主义秩序、私人企业生存的基础不相存的。
熊彼特强调，上述因素的作用是逐步发生的，资本主义不会在一个短时期内崩溃，它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出现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来说，—个世纪也只能算是短时期。
熊彼特的崩溃论，如果从1942年发表算起，迄今才半个多世纪。这个时间对于考察资本主义的制度趋势来说，显然是太短了，因此难以以如此短时期中的史实(不论是有利或不有利于他的)来对他的崩溃论作出最终定论。然而，虽然与马克思的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他的崩溃论却能使我们开拓思路，有助于我们根据今天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制度趋势作出我们今天的判断。
六、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
熊彼特首先为他准备加以分析的社会主义下了如下定义：“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用来专指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即对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了一个中央当局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中，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方面。” 他把这种社会主义称作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为了避免误解，他对中央集权的含义作了一点补充说明，即在他的模式中，中央集权既没有排除行业或企业的经理们的某些行动自由(这是保证工作效率所必需的，其范围大小将由经验决定)，也没有赋予中央计划部门以绝对的权力，它的计划要提交议会或国会审议，或要接受审计局—类的监察机关的监督、审查以决定取舍。
在上述定义中，熊彼特避免了自然资源、工厂和设备的国家所有权或财产权这类名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回避了所有制问题，从他的全部论述来看，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我们所说的公有制的性质。他之所以回避这类名词，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中的某些概念，具有太强的制度气息，不能随便把它们从一种制度移植到另一种制度中而不造成误解。所有权、财产权这类概念便是一例，它们仅仅是商业社会的名词，正如骑土、采邑是封建社会的名词—样。
熊彼特认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能够很好地作出关于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的决策。他认为社会主义和以资本主义为典型的商业社会之间的最主要区别是生产和分配在后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在前者则是在逻辑上分离的过程，分配的原则将取决于人们的偏好。
熊彼特首先假定，在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只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但允许人们有消费选择自由。个人消费品分配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具体办法是发给每个成人一定数量的过期作废的“分配券”，它代表对一定量消费品的要求权，而各种消费品都有—定的“价格”，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同数量乘积的总和等于所有“分配券”持有者对各种消费品要求权的总和。这些消费品的价格是按下述方法确定的，首先由“生产部”暂时规定，然后按“分配券”持有者对暂定价格的反应加以调整，以使现存消费品全部出清。
为了说明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即按照什么方法才能在可用资源、技术可能性、以及其余各种环境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造成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熊彼特先假定全部生产资源都由中央局控制，且数量是固定不变的。这样，中央局的任务便只是按某些规则来进行生产资源的配置。他假定中央局将按照下述两项原则来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是对品种相同质量相同的生产要素规定单一价格，而不是实]行差别价格，二是价格要能够使全部生产要素正好出清，既无剩余亦无短缺。中央局还将规定各产业部门经理获取任何数量的生产要素所必须遵守的三个条件：一是生产必须尽可能地经济；二是在获取生产要素时．他们必须按所获取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数量，将他们在让渡消费品时从消费者手中所获得的“货币”交给中央局；三是各部门都应该做到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于是，只要中央局根据既定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下形成的消费者需求，确定各种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价格，并为各产业部门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规则．则“每一个产业经理局的任务，就这样出色地被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产业经理们，只要生产局公布了生产手段的‘价格’，消费者透露了他们的‘需求’，就会懂得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向中央局‘购买’多大数量的各种生产要素。”
熊彼特指出，以上涉及的只是不存在技术进步的静止状态下经济的运行机制。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则情况会有所变化。假定某一产业部门采用了新技术，能以低于现行标准的生产资料消耗量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于是在产量和价格不变时，这个产业部门付给中央局的“货币”量会低于从消费者那里取得的“货币”量。其间的差额就是该行业的“利润”。“利润”的出现引起了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前面讲过的模式中是不难解决的，即通过消费品或(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的调整，可以完成这一重新配置资源的任务。
技术进步所引起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源的重新配置，还有创新者的动力问题和如何在技术进步中保存旧资本价值的问题。熊彼特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中创新者的动力是不成问题的，同时政府也将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给创新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保护。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经理们在决定是否采用某种新技术时，不会单纯从技术方面考虑问题，也会像他们的资本主义同行一样，会考虑到旧资本价值的保存，考虑新技术对资产现值的全部影响。
熊彼特除了考虑技术进步以外，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在动态条件下的投资问题。他把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追加的生产要素如何生产出来，二是投资所需资金如何筹集。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社会可用资源已全部用于供给一定消费水平时，追加的生产要素只能靠超时工作和限制消费(储蓄)来生产出来。这样，就要改变最初的两个假定，即不再实行平均分配和“分配券”过时作废的制度，以便用奖金来鼓励超时工作和储蓄行为。并且中央局将做到使追加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利润”能够和鼓励超时工作和储蓄所必需的奖金相等。
对于资金的筹集，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采用多种办法．如从现实的“利润”中提取积累，或采取类似信用创设的办法等等。但更为自然的是由中央局或国会(议会)把投资中作为社会预算的—部分来加以决定。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由资本家阶级所承担的储蓄职能，在社会主义中将被国家的积累职能所代替。
以上是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蓝图，他认为，对于他所设想的这个模式中的个别部件加以更改也是可以设想的，例如在他的模式中，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如果改变这—特点，使劳动者拥有择业自由，那么就需要在分配制度上进行相应的变更，就要通过对全部工作(而不单纯是超额工作)实行奖金才能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才能使各种类型各种等级的劳动力的“供给”在任何地方都能适合于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投资计划。而这种奖金必须和每种工作的引人入胜和令人厌烦的性质明显联系起来．也和担任这种工作所必需学习的技术的熟练程度明显联系起来。这样，社会主义的报酬制度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等级制发生了联系，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劳动力市场”。但这不会影响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之点，而只会表现得更加合理。
熊彼特相信，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普通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工作动力是不成问题的，借助于上述的奖金制度，以及非经济手段如给予威望或荣誉等，就能保证这些人的工作动力，而人的灵魂的根本改造是不需要的。
熊彼特还相信，工作纪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个更好地为工人们所遵守。这不仅因为工人将由于他赞成社会主义而遵守生产秩序．并且也知道不遵守秩序对本人以及社会都将不利；还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从秩序混乱中得到的社会骚动既得利益集团不再存在，从而不会有人鼓吹秩序混乱，破坏纪律了。
熊彼特还提到，在社会主义中将仍然保留地租这一范畴，以便使土地这种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但地租这一范畴中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将都不再存在。
熊彼特还谈到，社会主义在农业中可以无限期地保留农场主制度，中央局所做的只是按一定的价格向农场主收购农产品及出售农用生产资料，以及制定区域（土地使用）规划。这样做，并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在介绍完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之后，熊彼特谈到了社会主义经济与以资本主义为典型的商业经济之间的“同族相似性”。因为两者都具有像价格、成本、工资、利润这样一些范畴。但他强调说，这种“同族相似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借用了什么东两，“而是资本主义向完全的一般的选择的逻辑借用了很多东西”。即上述这些范畴并不是只能为资本主义所具有，而是任何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经济，在面临稀缺问题从而需要做出合理选择时，都需要有的—些范畴。它们是从经济行为的一般逻辑中推演出来的，并不是由某种历史上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推演出来的。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在正常局势下，中央局会得到足够的情报，使它能一下子就十分准确地确定各重要生产部的正确产量，然后可以通过试试改改作一些局部调整。并且，社会主义的经理们将比他们在资本主义中的同行更轻松，因为社会主义消除了竞争所造成的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的经理更可能按确定的情报作出决策。中央计划局在某个范围中会像一个情报交换所和决议协调机构那样工作，这将会大大减少企业经理们的工作量。概括地说，由于中央局所获情报充分，经理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减少，所以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可行未必可取，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行，但未必可取。为了说明它是可取的，熊彼特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做了比较。他反对在福利方面对两种社会进行比较，因为福利除了受到生产效率的影响外，还受分配因素、价值偏好因素的影响。他认为比较应当放在生产效率方面。如果两种制度在同一时点上具有相向的人口数量和质量、相同的年龄构成和偏好；那么“在长时期中以每一个相同的时间单位生产出更多的消费者货物的那个体系称做较有效率的体系。”
熊彼特认为，从客观可能件上讲，比较的结果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将消灭经济波动，而资本主义最好也只能是缓和波动；社会主义将大大减少失业．而资本主义则不然；社会主义迅速推广新技术新工艺，而资本主义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完成推广过程；社会主义将合理地任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而资本主义则不然；社会主义消除了经济中公私领域之间的差别，从而也就消除了出于这种差别所造成的社会摩擦，消除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最后，由于社会主义实行大规模生产，将比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更有效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中央集权并依靠决定价格、工资等参数而非直接命令（只有一个例外，即投资率由中央局或国会直接决定）而运行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将比那种主要依靠投票表决来做出生产计划的社会主义更能够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实现消费者的满足最大化。这种模式与斯大林模式是不同的，虽然两者都是中央集权，但控制方式迥然不同。这种模式基本上可以说是兰格模式的深化，因为它涉及了兰格模式所未予充分讨论的技术进步和投资等问题。这个模式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是有启示的。但这个模式的基本问题是要求由中央局决定所有的参数，从今天的现实看，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央局事实上得不到像熊彼特所假定的那么充分的情报。熊彼特对这个模式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显然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
第十六章 罗斯托的经济思想
一、生平与著作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19l6年10月7日生于纽约市，1936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深造；1940年获博士学位，l940年至1942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l946年至1950年，应邀到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讲学，1950年至1961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主讲经济史。1961年至1969年，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期间，他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离开白宫后，担任得克萨斯大学的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至今。
罗斯托主要论著有：《十九世纪的英国经济》（1948年）、《经济成长的过程》（1952年）、《英国经济的成长和波动、1790—1850年》（1953年）、《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起飞到持续增长的经济学》（1963年）、《对亚洲发展的设想》（1965年）、《政治和成长阶段》（1971年）、《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近代经济的起源》（1975年）、《世界经济：历史省展望》（1978年）。
二、方法上的特点
罗斯托早年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熊彼特“创新”理论和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熏染，形成他在研究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上的特有方法，这就是以心理因素为重点的多元历史观和研究经济成长时的部门分析。
(一)多元历史观
罗斯托的多元历史观有以下的一些特征：
1．罗斯托强调社会是互为作用的有机体，即经济与政治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决定的作用，而不是单纯由经济决定政治决定上层建筑。他不同意“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只是以经济为基础而且只是从经济中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相反，他“从一开始起就接受了马克恩在最后承认、而恩格斯在晚年才愿意衷心地承认的看法，即社会是互为作用的有机体。虽然经济的变化的确造成了政治和社会后果，但是本书却认为经济变化本身是政治与社会以及狭义的经济力量所引起的后果。”
2．罗斯托特别强调人类动机，尤其非经济性质的动机对人类历史的作用，认为“许多最深刻的经济变化是人类非经济动机和愿望所造成的后果。人类动机是经济成长的基础。”而“经济力量和动机，在历史过程中不是唯一的和压倒一切的决定因素。”对非经济动机的强调，他认为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最根本的区别。而马克思的思想，在他看来，是以人的经济动机(具体地说就是利润动机)为前提的一个逻辑体系。
3．罗斯托认为人的行为动机不是追求某一方面(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欲望的最大限度满足，而是在各种互相代替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保持平衡。同理，社会的行为也不是追求某一方面的最大发展，而是在各种目标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在他那里，“人被看作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个体。他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而且还追求权力、安闲、事业、经验和安全的继续；他关心他的家庭，关心他所熟悉的他的本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所珍视的信念，也关心本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人也能为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发生关系的意识所推动，……简言之，人类的实际行为不能被看作是求得最大限度的发展的行为，而应该被看作是—种行为，其目的在于在他认为可以选择的道路面前，使人类的各种互相代替和互相冲突的目标保持平衡。”同样，“社会的行为不单独决定于经济考虑。……各国政策和社会的总的表现一—就像个人的行为一样——是保持平衡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求得最大限度的发展的行为。”
4．罗斯托认为，由于历史是在受到多种人类目标的支配下发展的，因此它不会循着单一必然性道路发展，而是经由人类不断选择的结果。他写道，历史“不会导致一系列的严格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它导致在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情况所许可的范围内作出的选择的种种类型。……有超过传统阶段的社会组成的世界的主要现象不是经济—一不管它是否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作出选择的整个过程，”这就是说，是“选择”，而不是“必然性”，才是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钥匙。
5．罗斯托认为，人的心理动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所谓“布登劲洛克式动力”的作用下不断演化的。“布登勃洛克式动力”一词源来于德国文学家托冯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年版)。小说描绘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几代人的不同追求，第一代追求金钱，终于成功；第二代人生而有钱，对追求金钱不再有兴趣，而是追求社会地位，结果成为议员；第三代出生于既富有又有社会地位的家庭，对这两者皆失去了兴趣，而是追求精神生活，陶醉于艺术。罗斯托认为这种因环境不同，目标欲望也不相同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一个家庭之中，也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布登勃洛克动力”也可以说明社会在几代的时间内的变化。他认为社会发展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而不少阶段的更替，或每个阶段在不同国家所表现出的不同形态，都与“布登勃洛克动力”有关．即与特定阶段特定国家人们的心理愿望心理动机有关。
(二)部门分析
罗斯托认为经济在成长过程中，任何时期不同部门的成长速度将大不相同。据此，可以把一种经济的各部门分为三类：主导部门、补充成长部门和派生成长部门。主导部门是由于创新或其他原因而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部门，它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成长率，而且还会带动其他部门一起发展，形成整个经济的冲动力。补充成长部门是指那些因为适应主导部门的成长而有迅速进展的部门，往往是那些为主导部门提供投入物的部门。派生部门是指那些其需求具有正值收入弹性的部门。它们在成长过程中会由于实际收入的增长而取得发展。
主导部门是如何带动经济成长呢? 罗斯托认为主导部门通过三种影响来带动经济增长：
(1) 回导影响，指主导部门对补充成长部门的影响
(2) 前导影响，指主导部门可能导致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新工艺的出现。
(3) 旁侧影响，指主导部门对整个地区、对派生成长部门的影响。
罗斯托认为，由于采用了新技术而迅速发展的主导部门，通过上述三种影响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一旦它的先进技术和三种影响已经充分扩散到各有关部门和地区之后，它的主导作用就丧失了。这时如果又出现新的主导部门，则经济将再度发展。如果主导部门的更替能够顺利实现，则经济将出现持续增长。他把这种出于主导部门的更替而实现的经济持续增长称做“起飞过程的重复”。
罗斯托在1970年发表的“战后二十五年的经济史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任务”一文中，进—步提出主导部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构成一个主导部门综合体，并列出了战后世界上的5种主导部综合体。
(1)作为经济“起飞”前提的主导部门体系，主要是食品、饮料、烟草、水泥、砖瓦等部门。
(2)作为经济“起飞”的古典式的主导部门体系，主要是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如
纺织部门等。
(3)重工业和制造业综合体系，如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部门。
(4)汽车工业综合体。
(5)生活质量部门综合体等部门。
罗斯托认为这五种综合体大致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成长阶段由低级到高级的主导部门更替的序列。从纵的方面看,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主导部门的依次变化的序列；从横的方面看，它反映了发达程度依次提高的不同国家的主导部门的排列。
三、经济成长阶段论
罗斯托在l951年写成的《经济成长的过程》一书中，已经把经济成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1958年，他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以“经济史学家对近代历史发展的观点”为题进行系列演讲。尔后以此为基础，于1959年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该书对上述五个成长阶段做了详细的说明。到1970年写出《政治和成长阶段》时，他又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提出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下面依次介绍他的各个阶段。
（一）传统社会
罗斯托把我们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称为传统社会。他说：“传统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它的结构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以牛顿以前的科学和技术以及牛顿以前的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这个社会的基本情况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可以达到的生产水平有其最高限度。”这个社会的主要产业部门是农业。由此，家族和氏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有很大作用。这种社会的阶层结构是很少有上下流动的余地的，由此，宿命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这种社会虽有形式不定的中央政治统治，但政治力量的重心是在各个地区，操纵在土地所有者手中，他们通常对中央统治者保持很大的影响力。
(二)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过渡阶段)
罗斯托认为政治因素在这一阶段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写道：“历史事实表明，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有一种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对较先进的国家的侵略的反应——一向是一种最重要的和最有力的动力，它至少同获得利润的动机一样重要。掌握实际权力或势力的人所以愿意消灭传统社会，主要地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传统社会未能或不能保护他们不受外国人的侮辱。” 在他看来，反应性民族主义是一种比经济动机更有力的政治动机，促使传统社会进入过渡阶段。同时他还提出，过渡时期需要有热心于现代化的新的政治中坚力量，以代替传统社会中那些以土地为基础的中坚人物。他写道：“从政治上来说，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创造前提条件时期的有决定意义的方面。”
在这一阶段中，罗斯托认为，整个社会超过最低消费水平的收入应当由那些将用以雇仆役、造别墅、建庙宇的地主手中，转移到那些将用以办交通、建工厂、盖学校的企业家手中。以便提高投资率。而为了提高投资率，还要求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要求根本改变社会对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实际态度；改变对实行生产技术改革的态度、对甘冒风险的态度以及对工作条件和工作方法的态度；他宣称：“归根结底过渡时期的本质可以正确地说成是：把投资率提高到经常地、大量地和明显地超过人口的增长的水平。”
罗斯托还认为，单纯从投资率着眼无助于认识这一阶段的全部特征．必须进一步分析部门结构方面的变化。他特别强调农业和开采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对过渡阶段的意义。认为“过渡时期—般需要是使最容易利用的自然生产资源的生产力发生能迅速收效的改变”。他提出，迅速发展的农业在过渡时期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为急剧增加的工业人口城市人口提供口粮，以节约进口粮食所不得不花费的宝贵的外汇；二是为现代工业提供市场；三是为政府提供税收和为现代部门提供资金。
除了农业和开采业之外，作为过渡时期特征的还有社会经营资本或基础资本的迅速积累。由于过渡时期对社会经营资本的需要量很大，且与一般投资相比，它具有开花结果的时间长、须整笔投入、收益分散于整个社会而非投资者个人诸特点，因此政府在积累社会经营资本方面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罗斯托宣称：农业或开采业和社会经营资本这两个部门在过渡时期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全部意义，就是为现代工业结构准备一个可以持续存在的基础。
罗斯托认为．在过渡阶段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必须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以使经济摆脱自给自足的区域性质；它必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以筹集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它必须制定促进现代化的政策。
概括地说，投资率的提高、农业开采业和社会经营资本这两个部门的革命性变化，致力于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三条就是为起飞所准备的最主要的前提条件。
罗斯托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曾把9个国家进入过渡阶段的开始年代列表如下：
英国
1688年(光荣革命)
美国
l763年(七年战争结束)
法国
1660年(柯尔培尔时代)
德国(普鲁士)
1713年(弗·威廉一世)
俄国
1699年(彼得大帝)
日本
1853年(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率舰到日本胁迫通商)
中国
1842年(鸦片战争)
土耳其
1789年(赛利姆三世)
墨西哥
1877年(波菲利奥·迪亚斯统治时期)
该表说明，除了英国之外，罗斯托一般把一个国家开始受到先进的外国的刺激的时期，作为过渡阶段的开端。
(三)起飞阶段
罗斯托把起飞定义为一种工业革命。它是在较短时期内，生产方法、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发生重大的性质上的而非程度上的变化，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过渡阶段，它与过渡时期的区别在于，过渡时期变化是缓慢的；而起飞阶段，成长成为社会的正常情况。就非经济方面来说，起飞阶段意味着坚持现代化的人已经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肯定的胜利，而在过渡阶段，他们通常还要为这一胜利而斗争。在起飞阶段，各种束缚经济成长的传统力量最终被消除了，于是经济就像飞机一样，可以起飞并持续航行了。
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往往始于一种特别有力的刺激力量，诸如政治革命、技术革命、有利国际环境的出现等等。例如德国1845年革命、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等等。但重要的不是刺激力量的形式，而是社会和它的经济的重大变化引起了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
罗斯托认为，确定一个经济是否处于起飞阶段需要三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条件：（1）生产性投资率由国民收入的5％或不到5％增加到10％以上；（2）有一种或多种重要制造业部门成为主导部门；（3）迅速出现一个有助于国内筹集资金的政治、社会和制度结构，以保证成长的持续性。
为什么投资率提高到10％以上呢? 罗斯托论证说，如果投资与产量之比为3.5﹕1，人口增长率为1％，那么要使国民收入净增2％，就必须有10．5％的投资率。
为了达到10％以上的投资率，就要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的资金可以通过下述途径获得：一是通过收入控制权的转移。二是使迅速发展的主导部门的利润转变为投资。
收入控制权的转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改变国内收入的分配结构、如以各种形式把原先归于地主的收入转移出来，通过现代税制使收入由个人向政府转移，通过通货膨胀进行强制储蓄，以及依靠银行信贷系统集资；二是引进外资，他指出外资对美国、俄国、瑞典和加拿大等国的起飞都起过作用。
利润转变为投资也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是靠迅速发展的出门部门的外汇收益换回机器设备等资本品，二是扩大对国内制造而非国外制造的消费品的需求，以使收入更多地流到国内企业家手中，并引起他们的投资。
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较高的投资率不仅要靠充分的资金来源，还要有一批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指出，在北美等移民国家，企业精神是不成问题的，但对其他具有传统社会历史的国家来说，发展这种精神则是个比较严重的社会过程。他反对那种把新教徒的伦理观念当作企业家精神唯一源泉的看法，提出：“在日本的武士、印度的教徒、犹太人、意人利北方人、土耳其人、俄国人和中国官吏(以及雨格诺派教徒、苏格兰人和英国的北方人)对经济成长曾起中坚作用的世界上，不应当认为这一切都应归功于约翰·卡耳文。”
罗斯托认为，导致企业家阶层出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不仅仅是要有一种适当的信念体系，而且还需要另外两个条件：新的中坚人物必须感到自己受到他们所属的进取心不大的传统社会的阻碍，以致无法沿着正常的道路获得名誉地位；第二，传统社会必须有相当伸缩性(或相当软弱)，使它的成员在循轨蹈矩之外能够另有一条得到物质上的发展(或取得政治上的权力)的向上爬的道路”。
罗斯托进一步指出，在起飞阶段，不仅要有一支工业中的企业家中坚力量，还要有一支由农民企业家组成的中坚力量，“起飞阶段的一个条件是，有一部分农民愿意而且能够利用新技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安排、运输条件、以及各种市场和信贷组织所造成的机会。”
对于第二个条件，罗斯托一再强调主导部门在起飞阶段中的关键性作用。他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中，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是不一样的。在英同，是棉纺织业；在美、法、德、加拿大和俄国，是铁路建筑；瑞典是木材工业、纸浆工业；丹麦是肉类和乳制品生产；同时．军事工业对德、俄、日起飞也有重要作用。尽管各国在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不一样，但有四个团素是不可缺少的：（1）社会对主导部门的有效需求必须有所扩大，（2）主导部门要开始具有新的生产作用，并扩大它们的生产设备，（3）必须有足够的资本使主导部门得以起飞，并以很大部分利润重新投资；（4）主导部门必须能通过扩充和技术改进，来促成其他部门的同样行动。
对于第三个条件，罗斯托也认为要视各国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在英国，起飞所需要的制度是容许私人经营工商业，国家则帮助私人企业去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日本和德国，是国家直接投资建立国营企业，扶植私人投资，同时也帮助私人企业去开辟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
罗斯托把一些国家的起飞阶段的起飞时间列表如表16.1。
国别
起飞时间
国别
起飞时间
英国
1783-1802
俄国
1890-1914
法国
1830-1860
加拿大
1896-1914
比利时
1833-1860
阿根迁
1935-
美国
1843-1860
土耳其
1937-
德国
1850-1873
印度
1952-
瑞典
1868-1890
中国
1952
日本
1878-1900
墨西哥
1940
(四)向成熟推进阶段
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开始起飞之后，大约经过60年，也就是三代人的时间，经济将进入成熟阶段。他对成熟阶段的定义是；“成熟阶段是经济表现出有超出原有的、推动它的发动的各种工业之外的能力和吸取现代(当时)技术的最先进成果并且把这些成果有效率地应用于自己很多种一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资源的时期。”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成熟阶段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各个部门而不是少数部门的普遍发展，意味着有能力吸收各种先进技术而不是少数几个部门的先进技术，意味着大多数资源而不是个别少数资源都已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得到了利用。
罗斯托认为成熟阶段的经济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投资率经常保持在占国民收入的10％到20％，使生产的增长经常超过人口的增长。二是由于技术的改进，新工业的加速发展和旧工业的停滞，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工业向多样化发展、新主导部门代替旧主导部门。例如在英国，是以铁路建筑代替了起飞阶段的棉纺织业，在美、法、德是以钢铁、机械代替了起飞阶段的铁路。他指出，决定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的因素是技术条件的总情况、天赋资源的性质、起飞阶段的特征以及政府的政策。三是经济在国际经济中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即与它的资源潜力相适应的地位。
罗斯托给出了若干国家进入成熟阶段的象征性的年份：
英国 1850年 瑞典 1930年
美国 1900年 日本 1940年
德国 1910年 苏联 l 950年
法国 1910年 加拿大 l 950年
罗斯托认为，在成熟阶段接近结束的时候，有三种情况对以后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劳动力起了变化。劳动力的组成、实际工资、眼界和劳动技能都起了变化。具体地说，农业劳动者从起飞阶段结束时的占40％，下降为占20％；熟练半熟练的工人，以及从事各种专门职业的职员人数都不断增加，他们不再是从农村来的，而是在城市中长大，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人们实际工资增加了，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意识到这种力量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造成了要求社会进行继续不断的人道主义改革的压力，造成要求实现福利社会的压力。第二，工业领导的性质改变了．由具有海盗作风的棉业大王、铁路大王、钢铁大王、石油大王变为高度官僚化和精密分工的机构里的有效率的专业经理。第三，社会开始对工业化的奇迹感到厌烦，提出异议。
罗斯托认为，这三种情况使社会在成熟阶段之后再—次面临如何选择的问题：“内部具有复利增长规律的成批的工业机器将如何加以利用?是让所有的公民都得到更大的保障、享有更多的福利、也许还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呢?还是对那些有能力赚钱的人提供更高的实际收入，包括各种新花样的供消费的制造品呢? 还是确立新成熟的社会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呢?”他的结论是：“成熟阶段是一个提供新的富有希望的选择自由的时代，也是—个带有危险性的时代。”
（五）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罗斯托认为，当社会达到成熟时，它的注意就将由供应方面转到需求方面、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这时，将有三种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竞争资源和政治支持：一是追求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势力和影响，就是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甚至在疆界之外寻求可以征服的新世界，二是实现福利国家，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如缓和经济波动，增加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缩短工作日等等；三是提高消费水平，使之超出衣食住的基本需要之上。社会将在这三种目标之前进行选择，结果将由每个进入成熟阶段的社会的地理、资源、原有文化、信念及政治领导力量来决定。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社会选择第三种目标的结果，并非必然紧随着成熟阶段而自然产生。
罗斯托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美国最早出现，大约从本世纪初便开始了。而西欧和日本、苏联，则由于各种原因，在进入成熟之后又经历了若干年代，才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具体地说，西欧国家在进入成熟之后，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业劳动力和知识分子中间影响较大，农场主的力量较小，而传统的等级意识也比美国强，—时难以接受高额群众消费的观念，再加上其它—些原因，使他们趋向福利国家而非提高消费的目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至于德国和日本，则在成熟之后选择了追求国家在国外的势力和威望这一目标。而苏联则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无法接受高额群众消费这—目标。
罗斯托指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有两个特征：一是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已经使为数众多的人可以在基本的衣食住之外还享用其他消费项目，如各种耐用消费品、家用电器、各种服务；二是劳动力结构的改变不仅使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而且在办公室工作或从事工厂熟练工作的人所占比重也增加了，这些人急于想获得一个成熟经济的消费果实。这时，社会在观念上也将经历一次重大转折，不再认为进一步推广现代技术是高于一切的目标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将用于生产耐用消费品和在群众性基础上推广服务业，与耐用消费品有关的部门将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
罗斯托认为；“从历史上说来．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供群众之用的廉价汽车以及汽车对社会生活和期望所造成的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影响。” 他把福特汽车厂于1913——1914年开始采用自动装配线作为美国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标志之一。他统计了美国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从1899—1937年的增长情况，汽车居于首位，(增长 l80倍)；其次是卷烟、石油、牛奶等，分别增长10倍左右。汽车普及的结果，带动了公路筑造，使美国人由城市迁居到市郊，造成建筑业的大发展，而在这些—家一幢的住宅中，装置了收音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设备。所有这些，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
罗斯托认为，由于为群众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部门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这就使充分就业对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达到了充分就业，主导经济部门才可能实现充分开工，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成长，而在以前的阶段，经济成长主要依靠铁路的不断扩展，或依存其他降低成本的工业方法，即使消费需求比较低，投资也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经济成长对消费需求从而对充分就业的依赖性并不强烈。而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如果经济达不到充分就业。消费需求不足，主导部门就出现设备闲置，结果投资需求也将减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高额消费时代“就需要用充分就业来维持充分就业”。
(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在l 960年：当《经济成长的阶段》第一次出版时，罗斯托对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以后的趋势感到难以预测，认为从过去10年的情况来看，美国人似乎因耐用消费品的边际效用下降而选择了生儿育女的大家庭道路。他提问：“人类会不会陷于精神缓慢停滞状态，找不到发挥他的精力、才能和谋求永生的本能的有价值的机会？人类会不会仿效美国人，提高出生率而再过艰苦奋斗的生活? ……人类能不能学会进行一种战争，这种战争的破坏力不大，刚好成为一种很好的消遣—一并加速资本的折旧——而不致把地球炸掉? 对外层空间的探险会不会为资源和雄心提供一个适当的有意思的和起消耗作用的出路? 还是人类会大规模地改变，过着18世纪乡村绅士的郊区生活，从相当于打猎、射击和钓鱼的活动、思想和精神生活，以及使人类继续存在的最低限度的戏剧中，找到足够的新的园地，使人生有乐趣。” 由此可知，他当时对于人类生活的下一阶段究竟是什么，还非常茫然。
十年之后，罗斯托在他的《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才明确指出下—个阶段是追求居民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向这个新阶段的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又—个重大的突变，因为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不再是生产有形产品的工业部门，而是提供劳务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服务业，其中包括公共投资的教育、卫生保健设施、市政建设、住宅、社会福利等部门，以及私人投资的学校、诊疗所、文化娱乐、旅游等部门。人类历史上将第—次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要以劳务形式反映的生活质量程度作为衡量成就的新标志。
罗斯托认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虽然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但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城市衰败、犯罪增加、年轻人精神空虚厌倦等等问题。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正是要解决这类问题，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医疗保健问题、公民权利问题、贫民区问题，用新的事业去消除青年人中的精神空虚、厌倦之感，让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使那些对工业化以后的社会现实不满的人感到有可能在现存制度中解决各种问题。总之，它将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做出极其重要的选择——不走18世纪法国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道路，不接受共产夫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选择暴力的手段，而是采取改良和渐进主义的态度。他认为美国已经第一个进入这—阶段，并相信其他国家也将按各自的特点走向这一阶段。
以上介绍了罗斯托的各经济成长阶段，他强调说：经济成长阶段论并没有为每一个社会都准备一套相同的演变模式，但确实提出了—套相似的选择，而如何选择则取决于各国在成长过程中的具体情况。
(七)如何促进成长
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各个成长阶段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所以他重点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由于“起飞”在当前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所以罗斯托关于起飞阶段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发达国家在过去所做的那样，首先使社会经营资本、农业和以天然资源的开发为基础的出口部门这三个部门现代化，以便为起飞打好基础。同时，要选择具有迅速的成长率的主导部门，并设法使其利润大部分再供投资之用。还要实行各种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包括教育政策)。以便使国家超过消费水平的收入能尽可能多地投入现代部门。还要培养有商品观念的农民，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有技术的专业人员，以及既廉洁又富有效率的民政和军事工作人员。
罗斯托也分析了现代的发展中国家的起飞与工业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起飞的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既有有利于起飞的一面，又有不利于起飞的一面。有利于起飞的是存在着两个过去所不具有的条件。“第一，尚未使用的和切合需要的技术之多为过去所未有。第二，以技术援助、软性贷款或赠予……为形式的国际援助，是目前形势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这就是说，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发达国家以往在起飞时所未曾有过的那么多可以采用的新技术，面临未曾有过的资金方面的国际援助。
不利的一面主要是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起飞阶段，这是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和医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这造成了发达国家当年所未曾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诸如粮食短缺、长期失业和半失业等等。同时发展中国家还由于国内政治动荡而无法集中人力物力于经济发展工作。针对这些不利条件。罗斯托强调要降低人口出生率，以保证足够的积累；要设法解决隐蔽失业问题；要特别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以解决粮食问题。他还要求工业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认为发展中国家一旦实现了起飞，就可以避免走共产主义道路，从而也有利于西方国家自身的安全。
由于发达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走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以罗斯托也提出了他关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政府的基本政策应当是发展公私混合经济，加强技术创新，实行中央的计划调节措施，维持世界均势。
罗斯托提出，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保证充分就业；而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由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许多工作无法依靠私人市场经济来完成，因此必须由政府出面来发展公共服务业和改造环境的事业。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当是增进生活质量提高福利。政府应当和私人力量协调配合，靠公私混合经济的力量解决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
罗斯托提出，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政府应制定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尤其是应当促进新的主导部门(即与提高生活质量有关的部门)的技术进步。他写道：“把新技术引进服务业的可能性并没有耗竭。在像美国这种幅员广阔和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中，如美国农业所显示的那样，服务业中很可能有着提高生产率方面的未发掘的潜力：例如利用电视和其他群众性教育设施的潜力……；在医疗和医院设计中也许有着节约人力物力的很大可能性。”
罗斯托提出，在发达国家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时，整个世界出现了能源短缺和原料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类问题，就不能单凭私人市场经济，就要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央计划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
第十七章 新制度学派
一、新制定学派的由来、形成及其地位
新制度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诸流派中是独树—帜的，它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各派，又反对货币主义和其他自由主义学派，并以现代资本主义“批判者”的面目出现。尽管它被正统经济学者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但它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却在不断提高和扩大。这个被看作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异端”的新制度学派，是历史上被作为“异端”的早期制度学派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而早期制度学派又是从历史学派的一些观点演变而成。
经济学历史上的“异端”是与“正统”经济学相悖而行的学说。
在19世纪的60——70年代，以约·斯·穆勒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受到了作为经济学“异端”的新历史学派和边际效用学派的挑战。至90年代，马歇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约·斯·穆勒的经济学说和新历史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综合起来，创立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二个折衷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 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把马歇尔所创立的这个新的经济学体系，看作是古典经济学的“复兴”，因此把它称作“新古典经济学”。从那时起，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就取代了约·斯·穆勒的经济学说，成为新的正统经济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正统”经济学流行的时期，正是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确立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在美国的表现尤为突出。众所周知、美国原是—个后进国家，但到19世纪90年代，它的工业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空前激化起来，而当时正在流传的新古典经济学已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正在变化的情况。于是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正统经济学的早期制度学派便应运而生。
早期制度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早期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年)。他在《有闲阶级论》(1899年)、《企业论》（1904年）、《论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不在所有权》(1923年)等著作中创立了一套制度经济理论体系，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以后所有制度经济学家遵循的“凡勃伦传统”。
所谓“凡创伦传统”，主要有两点：
1．批判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凡勃伦既反对像边际效用学派那样把个人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也反对像马歇尔那样用均衡的原则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认为各种矛盾着的力量最终将趋向调和。在凡勃伦看来，历史是进化的、演进的，不是静止的；社会的发展就是制度的发展，经济制度只是它所存在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变化受许多非经济的文化因素所制约，不是独立发展的。他认为经济学应是一门进化的科学，应以研究制度的演变为目际。
2．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凡勃伦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寻找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根源。他认为，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有两种制度，即满足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制度表现为“现代工业体系”和“企业经营”。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正在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则是建立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
以上两点，为以后的制度经济学家所继承，他们都反对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并在—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进行“制度”改革。这就使制度经济学从凡勃伦开始一直都处于“异端”的地位。
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凡勃伦外，主要还有康蒙斯、密契尔等人。他们也都着重从社会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但他们之间的观点却不尽相同，凡勃伦强调用心理分析来解释制度的形式，用进化论来解释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而康蒙斯却持别重视国家和法律制度的作用，认为法律制度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密契尔则认为，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要以经验统计资料为基础，应该先对事实进行经验统计的分析，然后再得出理论，他研究的重点是统计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1929—1933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这就使马歇尔自动均衡的正统经济学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解体状态，使经济学界的整个气氛变得有利于早期制度学派。因此，早期制度学派于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美国曾相当盛行。当时美国有——批自称“青年一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随凡勃伦的传统，大肆鼓吹“制度趋势”的研究，其中某些人参加了制定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成为罗斯福顾问团的重要成员。但是，不久适应垄断资本主义需要的凯恩斯经济学，就取代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新的正统经济学，而早期制度学派却依然故我，仍处于“异端”的地位。
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盛极一时，然而，早期制度学派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在30年代至50年代，仍有不少“凡勃伦传统”的继承者。例如，贝利和米恩斯在l 932年出版的《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从社会和企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着重分析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及其对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影响。又如，白恩汉在1941年出版的《经理革命》一书中指出，经理革命是一种由于权力转移而发生的社会变革，通过这场变革，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由过去的资本家变成了现代的企业管理者。再如，艾尔斯在1944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理论》—书，在肯定制度经济学以分析公司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的同时，论述了技术进步问题。他认为，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技术进步，其本质不在于个人技艺的提高或个人精神的某种表现，而在于工具的变革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制度变化，在这种制度变化中，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还主张把平等与收入分配作为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制度经济研究者，进一步发展了凡勃伦的制度经济理论，他们被认为是从以凡勃伦为代表的早期制度学派到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过渡的桥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凯恩斯的追随者们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特别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将以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体系，即“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对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战后凯恩斯主义全盛时期的20年(从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称做“凯恩斯时代”。尽管凯恩斯主义在这个时期的西方世界居于“正统派”的地位，但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同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更加频繁，各种社会问题愈来愈尖锐，改革制度的呼声甚嚣尘上。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却无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问题、不考虑技术进步对制度演化的作用，不能对西方世界所存在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对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停滞膨胀”问题—筹莫展，这就标志着“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当代各个“反主流派”或“异端”经济学的流行。诸如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货币学派和以加尔布雷思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等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用“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来表述这种情况。新制度学派就是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多种“病症”并发，而作为正统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又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些“病症”的条件下，作为一种“奇谈怪论”但却又受到人们某种“偏爱”的经济学“异端”而出现的。
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以外，还有包尔丁、格鲁奇、科姆、贝尔、海尔布罗纳、沃德，以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英国经济学家甘布尔、法国经济学家别鲁等人。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都注重制度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他们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弊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协调。他们还着重从结构变化方面推测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提出挽救资本主义的政策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1958年)、《新工业国》(1967年)、《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年)；以及包尔丁的《组织革命》(1953年)、《经济政策原理》(1958年)，海尔布罗纳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1970年)，沃德的《经济学错在哪里?》(1972年)，还有缪尔达尔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年)、《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1968年)、《反潮流：经济学评论集》(1973年)等。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于1958年成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演进经济学协会”；并创办了理论刊物《经济问题杂志》。近年来，这一个流派的影响又有所发展、连萨缪尔森也把它称为“对主流经济学的第三种挑战”。
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并无根本性区别，它与凡勃伦的传统确是—脉相承的。但出于新制度学派是在战后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早期制度学派的基本观点，来同“正统派”以及其他流派相抗衡，这就必然使制度经济理论具有某些新的特点。所处的的时代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会不同。因此，新制度学派比早期制度学派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诊断”相揭露，以及价值判断的范围与“处方”等，也就更加具体和广泛，对其政策的批评也就更直截了当，而不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探讨，关于这种差别的性质，格鲁奇曾指出：“凡勃伦的旧制度学派和加尔布雷斯、艾尔斯、科姆；洛以以及别鲁的新制度学派之间的区别，大部分是20年代和60年代之间的区别。”又说：新制度学派“主要是根源于凡勃伦的著作和其他按凡勃伦的传统进行研究的美国知识界的产物：把制度一词运用于这种经济学是因为它把经济制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部分来进行考察，而人类文化是许多制度的混和。只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极不确切地使用制度学派这个概念：即这个学派的成员有共同的哲学信仰，同样用广泛的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并且用同样的方法评论美国的经济制度。”这就是说，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相比，其特点就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凡勃伦的传统，用制度结构分析的方法，来揭露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和批判“正统派”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
二、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
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一样。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具有统一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新制度学派的一些重要经济学家都是自成体系的，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是，他们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标准方面，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的。
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
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制度。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就是研究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即从制度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这是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最重要的共同点。
早期制度学派的奠基人凡勃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而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他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在凡勃伦看来，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为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之后，就对人类的活动发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目的就在已经形成的制度中得到实现。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观点，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多地从制度和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木主义社会。他们所说的制度即包括各类有形的机构或组织，如国家、公司、工会、家庭等，也包括无形的制度、如所有权，集团行为、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新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学家在研究上述问题时，不能只考虑它们与经济生活有关的方面，而应把它们看作是社会文化关系的组成部分来考察。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只局限于经济问题．还应该研究正在变化着的经济制度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其他一切事物(如政治、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各种问题)。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指责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使得经济学成了关于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抉择科学”并且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截然分开，从而成为一种“封闭式”的经济学。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理论称为“开放式”的经济学。在这种经济理论中，“所有‘非经济’因素——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制度和态度，确实地，即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包括在分析中。”加尔布雷思公然宣称他的研究重点是“结构改革”，而不是“量的增减”。他认为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学的重心放在量的分析上，是不妥当的。经济学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更是—种不幸。他主张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到“质”的方面来，进行制度和结构的分析。
由此可见，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实际是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囊括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内容，从而使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失去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客观上妨碍了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一个统—的、系统的经济理论。
(二)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
虽然制度学派没有一个明确、系统和统一的理论体系，可是，“把制度主义结合来来，并不是他们各自为同—理论作出了贡献，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说明方法。”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共同的研究方法就是演进的、整体的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学所使用的是静止的和机械的均衡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实质上把经济现实看作是静止的相凝固不变的，它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面现象，放弃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歪曲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此，新制度学派主张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根据他们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总是处在由于技术的不断变革所引起的持续的演变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要研究变化、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静止的横断面。这就是经济研究中的演进的方法。这一方法的运用，就可以研究制度的演变以及制度演变过程中各种因素的摩擦和冲突。所以，新制度学派经济学行将他们自己的学术团体命名为“演进经济学协会”。
新制度学派也反对奥地利学派的那种把个人从社会和历史中抽象出来，以孤立的个人的经济行为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演绎法，而强调与演进方法相联系的整体的方法。他们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从传统经济学作为选择者的个人(家庭)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总体。加尔布雷忠指出：“把现代经济生活当做一个整体加以观察时，才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它”。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所讲的整体，要大于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研究必须首先把握住整体。从整体到作为各个组成部分的个体，而不能遏循相反的研究程序。．
但是，新制度学派所说的整体方法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分析方法。整体不是—个类似于总量的经济概念，往往不能用数量来加以表达。如“大公司的权力”就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既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经济权力，又不能用数字计量。因此，新制度学派不仅反对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方法，也反对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方法，认为前者只注意成本和价格的形成，后备只注意总需求的调节，所关心的都只是经济中数量的变动，而忽视了社会的制度和结构的问题。所以人们也将新制度学派强调制度因素的分析方法，叫做制度——结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分析。
新制度学派对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批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也不是科学的。事实上，我们只有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揭示各钟错综复杂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而新制度学派虽然重视质的分析．但却忽视、甚至否定量的分析，同样把经济过程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割裂开来；他们虽然反对“个人主义研究方法”。但却立足于唯心主义；虽然描述了现实过程，但却只承认天性、习惯、风俗的演进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的演进。否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革命飞跃。因此，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一样，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歪曲了它的发展规律。
(三)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价值判断标准
关于经济学是否应探讨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历来是有争议的。在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早明确提出经济学应是伦理学的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社会利益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历史学派在分析经济关系时，也曾强调过精神和道德的作用。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诸流派中，只有新制度学派特别注重研究与判断经济活动利弊得失有关的价值标准。如包尔丁在《经济政策原理》中就说过，“如果一个社会用它的活动产生着一些与它的制度不相适应的理念和价值体系，那末它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也就是说，在包尔丁看来，不探讨价值准则，便不能使经济学成为有益于社会的科学，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就会陷入危机和困境。包尔丁的这种观点代表了所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经济学如果缺乏价值的伦理标准，便无从判别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弊得失。
新制度经济学家由于把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看作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局部，采用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因而对正统经济学的价值标准深表怀疑。他们认为，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都只注意经济价值而忽略经济以外的其他价值。以经济增长为例，传统经济学无不以“产品越多越好”作为信条，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进步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志。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经济增长究竟是增进了人们的幸福呢，还是增进了人们的痛苦和烦恼?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不仅不不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成比例，不仅不是解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而且还给后工业化社会造成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失衡，国内资源浪费，城市管理腐败，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个人“独守性”丧失，社会危机严重，等等。因此，新制度学派要求重定经济政策目标，即不再把国民生产总值和产品的增加作为判断社会进步与否、发达与台、人们幸福气否的标准，不再以经济增长本身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新制度学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增长价值怀疑论”，它是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或经济思潮，其含义和范围要比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学说本身广泛得多。这是当代西方世界意识形态领域深刻危机的一冲表现。
三、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加尔布雷思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08年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农场主家庭，早年在加拿大就学，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农学院，获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到美国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研究农业经济，1933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博士学位。在伯克莱，加尔布雷思研读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学习了凡勃伦的著作。凯恩斯的思想曾对青年加尔布雷思有一定的影响。1934年，加尔布雷恩到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农业经济学，同时还担任住宿生的学监。在那里，他结识了约瑟夫·肯尼迪及其弟弟约翰·肯尼迪(196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同肯尼迪兄弟交往，对加尔布雷思60年代的政治活动有一定的关系。他历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幸福》杂志编辑、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认1949年起，他一直出任哈佛大学教授，现已退休。
加尔布雷思是当代最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他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出于他在《丰裕社会》、《新工业园》、《经济学和公共日标》等著作中，从理论上探讨了前人未曾注意到或很少涉及的“工业化以后社会”的问题，创立了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提出改革建议。
企业权力结构的分析
加尔布雷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不同于100年前乃至50年前的资本主义，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传统经济学所忽视的。
加尔布雷思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新的大公司(成熟的公司)不断出现，但在大公司存在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分散的中小企业(原有的企业)。因此．美国的企业结构是“成熟的企业”和“原有的企业”并存。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中小企业的存在有其必然性。第—，有些工作在地区上是分散的，组织方式无法运用，由此决定了这些经济单位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如农业、零售业。第二，存在着对个人的直接服务的需求，的律师。第三，有些工作涉及到艺术，而艺术家需要借助于组织之处却很少，它适合于个人经营。第四，商号有时会受到法律、同行间的风气或工会歧视技术或组织这方面的约束而不得不以小规模经营为限，如建筑业。总之，中小企业有着大公司所没有的优点，它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
虽然中小企业为数众多，但它们是分散的，听从于市场的供求，无法操纵价格和支配消费者。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规模庞大、技术复杂、投资巨大的大公司，而大公司实力雄厚又来源于公司权力的转移和公司新目标的形成。
加尔布雷恩指出：“各个公司规模的大小不同，其规模越大，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小．组织的权威就越大。就那些成立已久的极其巨大的公司来说——我把它们称作成熟的公司一—组织的权力是绝对的。”以往，在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里，权力是掌握在股东手中的，而现在权力则从股东手中转得到了新的“技术结构阶层”即“专家组合”手中，因为权力属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占有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专门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权力也就转移到了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手中，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是掌握专门知识的，故权力也就掌握到了“专家组合”手中。对于重要的行动来说，作出决定时需要若干人或许多人的知识、经验。“一般情况是，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需要作出的决定，为数既越来越多，性质也越来越复杂。结果是，专家组合对作比决定时所需要的知识越来越富于垄断性，其权力也越来越大。”将权力给予专家组合还有—个因素是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存在期间的悠久而自然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继承关系、遗产税、慈善行为等等的发生，会使股份的持有者越来越分散，导致股权越来越小。
公司的权力转移到“专家组合”手中，“专家组合”的目标就成了公司的目标。这个目标有保护性目标和积极性目标。前首是指排除外来对“专家组合”作出决定的干扰，并不为追求最大利润而去冒风险，只求得到适当的利润。这是因为从追求最大利润中能得到最大好处的是股东，并不是专家组合。追求适当的利润，既用不着去承担风险，又不致使股东们卖掉股票。积极性目标是指大公司的发展与稳定，从而保持公司较高的增长率，扩大公司规模，增加技术结构阶层的收入。
正出于以上的原因才加强了大公司的力量，取得了中小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权力。
(二)二元体系理论
加尔布雷思在分析了企业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后，进一步分析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他指出，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来看，它存在着二元体系即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二元体系理论是加尔布雷思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主要理论。他认为二元体系的存在，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丰裕社会”仍然存在贫穷、罪恶等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
所谓计划体系，就是指有组织的、由若干家大公司组成的经济，这些大公司所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大公司有权控制价格，支配消费者，从而生产者主权代替了消费者主权，并且和政府密切相关。但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单一的模式，在大公司存在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分散的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即受市场力量支配的市场体系，他们无法操纵价格和支配消费者。
计划体系力量强大，而市场体系力量弱小。因此，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前者处于有利地位，后者处于不利的地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构成的。两者相互配合，产生了在经济发展上一种非常偏颇的形态。一方面，市场体系所使用的动力、燃料、机器等是计划体系供给的。计划体系是市场体系产品的重要买主，所以两者是相互依赖的。另一方面，这两个体系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它们的权力是不平等的。
1．这两个体系之间的交换是不平等的。“市场系统出售其产品和劳务时，其中的—个很大部分，其价格不是由它自己控制的，实际上不得不屈服于计划系统的市场力量之下。在权力的这样分配下，显而易见的是，在一切方面，计划系统会比市场系统进行得更加顺利。”也就是说、当计划系统向市场系统购买产品和劳务时，可以以压低的价格向其购买，相反，当计划系统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便以抬高的价格出售。“在多数情况下，计划系统向市场系统卖出时的价格和它向后者买近时的价格，它都有控制权，因此双方交易时的条件总是倾向于对它有利的—面。”而大企业对小企业的通过不等价交换进行的剥削正加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甚至是一种更为厉害的剥削。
2．这两个系统的得利是不均等的，大公司富裕，公司贫困。而资本主义政府只关心大公司的利益，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有利于计划系统。这就给市场系统及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严重危害。
我们知道，市场系统是受市场力量的支配，完全按供求状况变化，具有自我限制、自我纠正的能力。因为市场系统规模小，收入小，数额分布广泛、这种收入具有强烈的消费倾向，即使用于储蓄，也是为了出借，故不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所以它不会造成经济衰退。同样对于通货膨胀它也容易消除，前面也提到过它受市场力量的支配，不能控制价格，同时政府又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故它不可能哄抬价格。如果通货膨胀是出于工会的力量迫使增加工资而引起的，那么，市场系统的许多场合是不存在工会的，即使存在工会，生产者也不能控制价格。所以市场大体上是稳定的、而计划系统则不然，它没有上述能力。计划系统的储蓄由少数大公司决定，数额庞大，储蓄意向往往超过投资意向，这样就会产生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再者计划系统商号控制价格，价格不会下降，工资由工会主持，不会削减。有时为了实现稳定与增长、往往同意增加工人工资，以避免工人罢工，然后把工资的增加转嫁给市场系统与消费者，而那些稳定市场系统的方法在计划系统中起不了作用。所以计划系统生来不稳定，并且有累积性。如果它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不但不会自我纠正，还会具有持久性。“计划系统中衰退和遇货膨胀的后果，会带着破坏性做作用，流向市场系统。”虽然不稳定因素来源于前者，后者受到的损害却大于前者。
因为两个系统是有联系的．计划系统是市场系统的重要买主，所以“当计划系统中的需求下降，对市场系统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也会减退幢。由于在那里不存在保护性控制，价格、企业主收入和某些部分的工资将下降。小工商业者或农场主的困难是严重的。市场系统对于从它自身产生的需求动向还能控制，却极容易受到发源于计划系统的风暴的打击。”市场系统在受到计划系统打击的同时，还受到政府的危害。国家始终偏袒大企业，纵容或默许大企业把损失转嫁给小企业和小生产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考虑到的那是大公司的利益，反映的是计划系统的需要。政府支出被长期定在高水平上，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军事或工艺制造品或工业发展，为计划系统提供了直接的支援，促进了它的产品行销。而政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的支出主要是福利事业、住房建筑、城市服务、教育等方面的经费，“结果、当预算要加以节制财，首当其冲的不是计划系统，而是公有部门的民用企业，或者是属于市场系统的那类业务。”政府限制投资支出运用的是提高利率和出借资金的办法，计划系统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尽量减少对借入资金的依靠，如果它要借入，也能受到优待。而市场系统却大量依靠借入资金，又没有大公司那样的信誉，得不到什么优惠。所以“反复地使用货币政策，就等于是一再限制与计划系统相对的市场的发展……这种政策使发展陷于不正常状态，只是有利于计划系统。”由于计划系统有权控制价格，它就可以把政府增加旧税转嫁到商品和劳务或公众身上去，市场系统则办不到。
总之，加尔布雷思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及比例失调都是出于经济中两大系统的权力不平衡所造成的，权力的不平衡导致了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剥削。
此外，加尔布雷思还谈到了计划系统的发展及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不均等发展给整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及家庭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他指出：“计划系统的积极性目标是发展．从而这也就成为经济体系和社会的目标。很明显，发展的范围越大。对环境的影响就越大，投入空气或河流中的废气、废物的量也越大，就有越来越多的农村被纳入工业发展范围。由此而来的消费对社会的影响包就越大。”另外，为了扩大产量，就要扩建公路，埋没管道，开辟露天矿，都市化等等，而对此造成的环境影响和人民生活的不适却没有相应的措施。加尔布雷思能比较客观地承认并揭露这些问题，无疑比那些—味颂扬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不得坦率。
政府对发展经济所重视的，仅仅是计划系统的产品。而对于民用事业则采取歧视的态度。“结果扩大了许多类型的带有外在不经济因素的私人消费一一汽车使用的增加。使得被抛弃的车架遗骸或从车身上散落的碎件到处散布；经过包装的消费品使用的增加造成的现象是、一些瓶、罐、塑料袋、纸板箱被四下乱丢；出于私人财富增加，使盗窃之风更盛，生活越来越不安全，邻居关系也越来越不愉快。”由于计划系统的高度技术性，往往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污染，如原子能电站的核辐射所造成的污染，这村居民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以上阐述的是“工业化以后”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不仅如此，加尔布雷思还谈了“工业化以后”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未曾注意或很少涉及的妇女问题、家庭劳务问题等等。他指出：“在工业发达以前的社会，妇女的美德在于——她们的生殖功能除外一一在农业劳动或村舍构造上的效率，或者是，就上层社会说，在于智力、装饰成其他娱乐方面的价值。工业化以后……形成了关于家务管理的一种新的社会美德，……”所以家务管理(物品的采购、处理、使用及维修、住房和其他所有物的保养和维持)的好坏成了评判一个妇女是否贤淑的标准。“把妇女转变成一个隐蔽的仆役阶级，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经济上的成就”正因为妇女承担了家庭管理，“消费就可以大体上无止境地增加”。实际上，妇女的任务就是为计划系统的消费扩张目的的工具。她们一旦觉察到这一点(实际上她们已渐渐感觉到这一点)就会要求独立。如果妇女要独立，就必须有她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说要去获得工作。而政府也应对此做出改革，如建立照顾儿童的中心站；给妇女规定孕假；提高妇女在专家组合中的地位；为妇女提供必要的教育等。
在谈到劳务时，加尔布雷思指出：“当机器迅速地代持个人好务以从仆役所从事的个人劳务时，公务事业都在离奇地、迅速地蔓延什来。”而随着妇女参加家旺管用，原来由家庭来完成的许多劳务，转移到了小型商号和独立的经营者领域。
(三)“信念的解放”
既然“经济增长”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这些不利的影响，那么“经济增长”是否一定象正统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呢?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信奉“经济增长”就是“善”，妨碍“经济增长”就是“恶”这一信条，结果在这种判断标准下，人们往往只注重经济量的增长。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公共目标”、而忽视了对人们生活的关心。加尔布雷思认为，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必然导致为生产而生产，而不问产品的的实际效用如何。于是他提出了“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要，考虑公众的利益”这样一个“公共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质的分析”上去、把人们从正统经济学所造成的“错误”信念中解放出来。加尔布雷达思对凯恩斯主义者所认为的产品的生产越多，就越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经济增长论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商品生产并非越多越好，香烟生产得越多，得癌症的人也越多；酒类生产的越多，动脉硬化的人也越冬；汽车出产得越多，则交通事故越多，空气和环境污染也越厉害。“许多种商品生产的增长并不易于同社会的目标—致。”“加尔布雷思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这种问题和严重危机即是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等传统经济都已失灵了。他指出：“新古典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或者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虽然为改善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但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它们都不能为解决当前困扰现代计会的经济问题提供有益的指导。”
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信念的解放”，就是指摆脱当前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对政策目标的解释，以及公司高级经理和政府官员们对“经济增长”的宣传影响，使人们从一切错误的信念下“解放”出来、重新树立对“人生”的看法，选择“生活的道路”，确定应当值得争取的“目标”加尔布雷思把“信念的解放”看作他整个社会改革计划的最重要的起点。他说：“进行改革时首先要争取的是，从已有的信念中解放出来。不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动员公众，为了他们自已的目标而反对专家组合和计划系统的目标。”整个改革工作的“一切其他方面都取决于这一点”。
(四)改革二元体系的主张
加尔布雷思认为，大公司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生产的增长和商品供给的丰裕，但是，由此引起二元体系的存在以及它所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就有必要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二元体系结构进行改革。
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元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加强市场体系的权力。其基本途径是运用政府的立法和经济措施，提高市场体系中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改善其保护能力。例如，应当使市场体系中的小企业主一般地不受反托拉斯法的限制，使他们联系起来，加强同计划体系的议价能力，稳定自己产品的价格；第二，减少计划体系的权力。如通过政府方法和经济措施，限制计划体系中的大公司的过度发展，管制计划体系的价格，不使计划体系的目标侵犯公共目标，防止它们损害市场体系中小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提高市场系统的地位和增加它的权力，抑制计划体系的权力来消除它对市场系统的剥削，可以使两个系统的权力和收入均等化。
加尔布雷思认为，改革有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信念的解放”；
第二，就是谁来承担改革的重任。加尔布雷思认为，实行改革的责任落在科学教育界肩上。
因为今天的科学教育界向企业界提供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成员，又在政策和立法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科学教育界就成为一支“保持独立精神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革新力量。
从这些改革主张看来，加尔布雷思只是个“改良者”而不是“苹命者”。
四、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习果联系”理论及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主张
（一）缪尔达尔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概述
缪尔达尔是新制度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1898午生于瑞典南部的古斯塔夫。于1923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业务，同时继续研究读书，于192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任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师。l933年他作为古期塔夫·卡塞尔的继承人，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讲座教授。在1920-1930年代，缪尔达尔主要从事纯粹经济照论研究，属于新古典主义的传统。当时他作为瑞典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继承了维克塞尔的传统，在发展一般动态均衡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31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这部名著中。
从30年代后期开始，缪尔达尔转向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严重不平等状况。1929一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严重地影响了瑞典的经济，生产下降，物价下跌，失业增加，人民生活贫困。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教育、卫生状况很糟。可是，社会上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富却不断增加。缪尔达尔看到了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促使他开始研究社会平等问题。1934年缪尔达尔在其妻子的合作下，出版别人《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提出了实行均衡化社会改革的—些主张。1938年，缪尔达尔接受纽约卡纳基公司的委托，指导一项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1944年缪尔达尔出版了《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这本书是从生活条件最差的角度着手，研究美国社会的平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缪尔达尔开始研究安界范围内的平等问题，特别注重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陷于贫困的大众，并进而研究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平等问题。由于他着重研究平等问题，也就远离了传经济学，并对它进行了批判。缪尔达尔说：“由于我们研究了这类问题．我就成了一个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社会平等问题涉及到各种社会关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等等问题，涉及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涉及到对人的态度。就是说．要进行“超越学科的研究”。使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改变为对制度的研究。缪尔达尔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除了上述《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外，还有：《国际经济学》(1956年)、《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1957年)、《超越福利国家》(1960年)、《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贫穷的研究》（1968年）、《世界贫穷挑战》（1970年）、《反潮流：经济学评论集》(1973年)等。
缪尔达尔在潜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4年他作为瑞典社全民主党的成员当选为参议员。于1942年又再度当地为参议员，并任瑞典银行董事会董事及战时计划委员会主席。1945-1947任瑞典商业部长。1948年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缪尔达尔曾获得了30多个荣誉称号和多项奖励。1974年他和哈耶克—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们两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由于他们对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开创性研究，同时由于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就缪达尔而言，说他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贡献，就是指他在1920-1930年代从事纯粹经济理论研究的结果，说他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就是指他在30年代后期以来，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成果。
(二)“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
缪尔达尔“对经济的、让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件精辟分析”，即所渭“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这个理论，是缪尔达尔运用“整体性”方法，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及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均衡论与和谐论时提出来的，缪尔达尔认为，传统经济学家因袭了约翰·穆勒以来的观点，把生产领域与分配领域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往往忽视社会平等问题，更不关心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们避开了价值判断问题，只重视表态均衡分析。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是实证的，价值判断的标准应该是社会的平等和经济的进步。而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种社会因素的变化，后者反过来又加强了第—个因素的变化，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的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所以；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衡或趋于均衡，而是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也不是简单的循环流转，而是具有积累效果的运动，是“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缪尔达尔队为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最初是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就是的两个互为因果的因素，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使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而黑人的贫困和缺乏教育，又反过来增加了白人对他的歧视。在1950年代以后的著作中，缪尔达尔对这个理论，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事物之间的“循环积累因果联系”，不仅仔在看上升的循环积累运动，也有在着下降的循环积累运动。前者指“扩展效果”，即某一地区兴办了若干工业以后，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中心，它的发展，促进了周围地区的发展，使它附近地区的消费品生产不断发展。后者指“回荡效果”，即某一地区的发展，出于种种原因会引起别的地区衰落。例如，低收入阶层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恶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减少工资收入，降低其生产水平。这种状况反过来又进一步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化。正由于存在着“扩展效果”和“回荡效果”，国际贸易会加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而并个像传统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国际贸易的扩大、必然对贸易的双方带来的利益是和谐的。因为发达国家采用新技术，产品成本低，比较廉价，所以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廉价的外来商品充斥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同，从而导致了该国的经济遭受严重的打击，使社会衰落。很明显、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产牛的是“回荡效果”，所以，国际贸易并不总是对贸易国双方都是有利的。在他看来，只有在贸易国双方工业化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才是互利的。
缪尔达尔的这个“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是对制度经济学所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卡普指出：正由于缪尔达尔的这个理论，“我们终于到达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它是新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的新的规范”。
缪尔达尔这个理论对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这个理论强调了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在于考察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经济因素，而是要把同经济因素有关的其他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同时进行研究。
2、这个理论对制度学派的“整体性”方法论，是一个很好的运用和发挥。它强调要对让会经济过程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探求其因果联系，因此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他反对把社会现象区分为“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而只能区分为同经济因素“有关的”和“无关的”。
3、缪尔达尔这个理论对于制度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标准，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它强调了社会的平等，大众消费的增加，健康的增进，文化的提高等因素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三)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主张
根据“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缪尔达尔认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主要有产量和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制度、政策等方面。因此，为了求得一国的发展，就必须顾及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而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缪尔达尔关于发展中国家社会改革的基本主张是实现“社会平等”，为了实行这一平等主义的改革，他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主张。
1、权力关系的改革。缪尔达尔认为，在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地主、实业家、银行家、大商人相高级官员组成的特权集团手中，这些人大多只顾自己发财致富，不关心国家的发展。因此．为了使国家得以顺利发展，首先要改革这种权力关系，将权力从特权集团手中转移到下层大众于里。
2、土地改革。缪尔达尔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土地所有制关系，严重地妨碍了耕种者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因此必须进行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如把土地平等地分配给耕种者，组织合作农场等等
3、教育的改革。在缪尔达尔看束，许多发展中同家的教育制度不但不能促进“发展”，相反却是阻碍“发展”。他提出要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初等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采取措施鼓励高等学府的毕业生到贫困落后的地区去，等等。
4、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缪尔达尔认为，国家应该用计划束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用计划来促进社会过程的上升运动，但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用计划来指导经济发展的问题，缪尔达尔反对传统经济学家把为发达国家制订的模型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反对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自由贸易。他主张发展中间家的对外贸易要置于国家计划的管制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五、简要评论
1、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它根本否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用风俗习惯，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根本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新制度学派的社会改革主张，根本不触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其改革方案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2、尽管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阶级对抗关系。但是，我们应看到新制度学派和其他一味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不同，它比较能正视现实，对“工业化以后社会”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暴露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内情。
(1)新制度学派暴露广垄断组织(“计划系统”)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相勾结的—些内幕，分析了这种勾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加尔布雷思指出、计划系统（大公司）与政府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协作关系，即政府为计划系统的产品要提供大量支出，而且主要是用来偿付大公司(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企业)的产品。这实际上暴露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是从属于垄断组织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2)加尔布雷思等人虽然没有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从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已觉察到少数垄断者与绝大多数居民的矛盾，他们指出，大公司不仅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通过规定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利润，而那些中小企业却蒙受损失。大公司不只剥削本国的中小企业和其他社会阶层，还通过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从外国攫取高额利润，由此，跨国公司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3)新制度学派是科学技术的拥护者，他们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时，从各方面论证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的具体建议，主张加强对人的投资，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因为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需要有创造和驾驭它的专门人才。他们还指出，技术革命正在大大地改变现代工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等等。如果我们剔除上述论断中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方面，可以看出现代大生产发展的某些一般趋势和要求。
(4)加尔布雷思等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中小企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有价值的分析。加尔布雷思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垄断化过程造成了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但没有使它们消失，中小企业表现出了新的生命力。许多发达国家经验证明，中小企业在科技进步方面的效益是很高的，这类企业已被确认为采取技术革新措施的重要中心。因为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中小企业有以下优点。其一，发展新产品快。在技术革命时代，要想使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的小企业能够较快地发展起来，就必须考虑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而大型企业在进行技术革新，从试制新产品到投产，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中小企业由于企业自身直接承担着全部财务责任，能对勤奋的职工进行奖励；企业主可以随时走进车间，直接询问职工的情况和征求意见，减少层次。因此，中小企业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来适应市场需要。其二，中小企业往往能找到相会低廉的工作场所，因此，费用很小，万一失败，遭受损失也不大。其三，中小企业还可直接通过广大用户来测试新产品，不断进行改进。
3、新制度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诸流派中是独树—帜的。它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各派，也反对货币主义和其他新自由主义各派。
这集中表现在由加尔布需思等人所提出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加尔布雷思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促却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例如通货膨胀、失业、能源缺乏、环境破坏、城市人口拥挤、道德败坏、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畸形化、收入分配不均等等，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表现。与100年前甚至与50年前相比，虽然富裕多了，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进了、促不平等仍然存在，少数民族生活、贫民区等各种重大问题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经济增长”而消灭。经济增长后厄，人们精神上受压抑的态度不仅仅没有消除，甚至还加剧了。为什么普遍富裕中仍有贫困呢?为什么会发生上述这些病态呢?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制度本身有不完善之处，如权力分配不均，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另—方面则是由于长期以来宣扬各种传统经济理论的价值判断标准所形成的“产品越多越好”的信念。这种错误的价值判断相信念，使人们不去认真思考造成当前社会病态的真正原因所在。在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当前无论主张市场调节的新古典主义，还是凯思斯主义都已失灵了，认为只有新制度经济学才能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4、关于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前途问题。在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要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相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考察权力和收入的均等问题。因此，他们认为经济学的未来是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缪尔达尔指出：“我相信在今后十年或十五年将看到我们的研究朝着制度经济学而努力的激烈转变。一个根本原因是，如整个世界一样，在美国均等问题的政治重要性的增加。这个问题不能在狭义‘经济’名词上来处理。”他认为，未来的制度经济学有的个待点：第一，“新的方法将是制度的，它的中心仍是均等问题”；第二，“经济学方向改变为制度的力向，这显然包含着跨学科的研究，”这里，缪尔达尔不仅预示了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发展的前途，而且指出了它的内容与方法。
不可否认，当前新制度学派经济理论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扩大，特别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较多的支持者，但它决不能如缪尔达尔估计的那么大。其理由除了它在理论上的缺陷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那套改革方案是很难实现的。如果真的要按加尔布雷思等人的主张来实现两个“体系”的权力均等化。那实际上等于要取消龙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权益。这怎么可能呢?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选择凯恩斯主义而不是早期制度学派，部分原因也就在于此。因此，尽管新制度学派比其他流派较能正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但它那些难以实现的主张，决定了它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只能是一种“异端”的命运。
第十八章 激进经济学派
激进经济学派是在本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激进经济学派主要分布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他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经济问题，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统学派分庭抗礼，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根源、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等重大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但是，激进经济学派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并且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厂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介绍激进经济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他们在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发达与不发达等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并作出简要评价。
一、激进经济学派的形成、社会信念和主要代表人物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学派竞争对手的激进经济学派、是在60年代后期最后形成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危机在理论和思想意识上的产物。早在60年代以前，在西方和一些发展个国家，有一些学者对正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持批判态度，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学说中获得武器，使用不同干资产阶级经济学传统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作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学者中影响较大的有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和莫里斯·多布等人。西方学术界称这些激进经济学家为“老左派”。大约在50年代后期开始的美国黑人反歧视、反迫害的斗争和稍后兴起的美国大学生的进步运动，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在西方世界促成了一股反对“权势”的运动即“新左派”运动。在“新左派”运动中，一些激进学生和学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相弊端，并向往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终于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形成丁一股新的思想体系，即“新左派”思潮，形成了激进经济学派。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这个学派的成员不断增加，昔日的一些青年学生和研究生，今天已经在大学里取得了副教授和教授的席位。
因此，激进经济学的著作和教科书也陆续问世。1969年，激进经济学派在密执安大学设立了“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1973年这个学会成员约有l500人；到l975年已发展到将近2200人；出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刊物，并在美国的—些大学中正式开设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美国还没立了“新左派”书店和出版《新左派》、《阶级斗争》等杂志。面对激进经济学流派形成发展的这股强劲之势，萨缪尔森也承认“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激进的经济学家乃是一个重要的流派。”
虽然激进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在经济理论和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基本持有共同的态度和立场。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一些“老左派”经济学家以外，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霍华德·谢尔曼、迈克尔·赫德森、哈里·布雷弗曼、赫伯特·金蒂斯、托马斯·韦斯科普夫、约翰·格利、伊曼纽尔、皮埃·雅莱、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等人。激进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1966年)、谢尔曼的《停滞膨胀》(1976年)、迈克尔·赫德森的《超帝国主义》(1972年)、皮埃·雅莱的《七十年代的帝国主义》、韦斯科普夫等人合著《资本主义制度：激进派对美国社会的分析》(1972年)、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1974年)等等。
在政治立场和社会哲学观方面，激进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他们与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他们的历史使命不是通过探讨经济理论来稳定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了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激进经济学派主张废除市场经济和建立具有下列性质的社会主义：①生产资科公有制，②工人控制劳动过程，③对收入和财富实行真正均等的分配。激进经济学家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制度的转化和改变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的。他们还把建立社会主义看成是当今不发达国家走上振兴发展道路的必要社会经济条件。激进经济学派正是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椎崇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来展开他们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和整个激进经济学理论探索的。
二、激进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的对立
激进经济学派认为，主流经济学或正统经济学仍居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范畴，其实质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给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因此，他们从各个方面向正统经济学提出了挑战。
1、激进经济学家首先批判正统经济学家忽视了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问题。认为，经济学和政治是密切相联的，经济学不能离开政治而独立存在。他们指责正统经济学家无视历史变化的分析方法，认为正统经济学的理论不顾历史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这必然使正统经济学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例如，传统经济学家回避经济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他们倾向于暗示社会中存在某种“社会平衡”和“和谐”，从而掩盖了个人之间、集团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的现象。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正统经济学家广泛地运用均衡模型，正是一种回避“冲突”和“不和谐”问题的手段。
2、激进经济学家批判正统经济学家纠缠于既定经济制度内的边际变化，而不顾经济制度中的质方面的变化。“他们批评传统经济学家们把研究主要局限于接近创始状态的，‘局部最优’状态，而不追究在一个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非常不相同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是否也许存在着较高的‘总体最优’状态。”指责边际分析是“反革命的”，强调需要研究伟大的历史进程，以及在制度的内在矛盾变得十分尖锐时的制度变革问题。激进经济学家考察了历史的变化，探索了一套发展阶段的理论，并认为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活动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最先进阶段孕育着它自行毁灭的矛盾。
3、激进经济学家批评传统经济学家忽视对生活质量和人的问题的研究。认为传统经济学家的经济分析集中于满足对生产数量的增长，崇拜经济效率，从而忽视了如工人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参与管理、自然和人工的环境质量等问题的研究。他们指责传统经济学曲解人的本性，把人的本性抽象为富有具体个性、总是趋利避害地追求物质利益的自私人，忽视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影响作用，看不到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其感情和价值观念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传统经济学家盲目追求物质鼓励，不可能激励人的潜力和积极性的发挥。
4、激进经济学家指责传统经济学偏重于在特定的爱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本身派生出来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人们偏好的影响。激进经济学家批判传统经济学家在分析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分配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时，往往使用极不完整的分析方法，总是假定消费者的偏好是既定的，从而忽视了例如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产生出的一些价值判断标准通过广告对消费有的影响作用。有些激进经济学家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大公司以及居垄断地位的财产占有集团完全操纵了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派生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及人们偏好的形成和变化，这种被操纵而产生的需要是一种“虚假的需要”，而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公正的评价只有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实现。
5、激进经济学家还抨击传统经济学家忽视研究社会中收入、财富和经济权力等分配问题。他们指责传统经济学的收入分目懈论，仍然建立在错误的边际生产率分析或供求模式的基础之亡。他们认为，一方面，边际生产率理论是不切实的，因为最后一单位的劳动和资本是无法测量的，而且资本的实物形态如机器、厂房设备等具有不可分性，它们不可能分为许多很小的单位来计算它的“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边际生产率不过说明了劳动和资本这种实物形态的生产要素结合共同创造了产品，而总是没有说明资本家占有资本获得利润的性质和来源。因此，激进经济学派认为，只有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配问题，工人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资本家是剥削者，资本家占有资本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他们并不对生产过程作出贡献。
三、激进经济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激进经济学家运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
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在他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详尽地研究了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所忽视的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的问题——劳动过程。”布雷弗曼认为，由于19世纪最后25年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引起了新的不同的劳动过程，因此，有必要作出新的“科学的”分析。布雷弗曼从资本活动的管理相科学技术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在一下几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1、管理和技术的进步，造成了人类手和脑的分离、并且导致相互对立。在初始阶段，管理和技术的进步，使劳动过程的每个步骤、尽可能地脱离专门知识和专门训练变成简单劳动。与此同时，那些行专门知识和能受专门训练的少数人，尽量摆脱简单劳动的负担。这样造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过程结构：一极人们的时间有无限价值，而另一极人们的时间几乎分文不值，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工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是影响劳动组织强大而全面的力量。这一规律还影响社会人口的观状及其发展趋势，创造了那么多从事简单劳动的人，使他们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随着管理的科学化，最后导致了脑力工作和体力工作的分离，劳动过程变成了要在不同的两种场所并由不同的两类劳动者来进行，造成了人类脑和手的分离，脑力工作集中到管理部门内或同管理部门密切联系的越来越有限的集团子里，在对抗的社会关系和被隔开的劳动背景下，手和脑不仅分离开来、而且由它们之间的统一变成了它们之间的互相对抗，成为不那么富有人性的东西。
2、布雷弗曼认为，资本活动的另—方面科技革命也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变化。劳动者本来是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他在劳动过程中是一种主观因素，劳动者的每个环节的活动郁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正是人的这种主观能动的活动支配、推动生产资料，才创造出各种适台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但由于科技革命的影响和管理的科学化，使劳动这种主观因素降到从属地位，成为管理部门所指挥的生产过程中与机器工具一样的客观要京。这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除了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以外，又加上“劳动”这另一种“生产要素”，管理部门就成为唯一的主观要素来控制和调节劳动、生产资料等这些客观少产要素的结合配置问题。这种情况是人类本性的灾难。
(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产生了新的不同于19世纪的变化，因此，必然会引起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激进经济学家看到，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新的产业部门层出不穷，产业结构中各部门的增长率和构成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从而引起引起了广泛的职业转移，从事制造业和各有关工业的那部分劳动人口，即过去的“产业工人阶级”处于比例减少的趋势；另—方面，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自动化”的推行，要求管理者和劳动者具有越来越高的教育和训练水平，因此，科技革命又造就了大批专业的管理集团，它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企业和国家机关中的下层管理人员构成。这个集团在经济社会关系及地位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在管理生产中，享有控制生产资料和指挥劳动力的仅力；另—方面，他们本身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又靠出卖劳动力领取工资。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既与资本家阶级有利益对抗关系又与“产业工人阶级”有矛盾，因此，有些激进经济学家将这一集团称为“新中等阶级”或“新工人阶级”。有的人甚至认为，“新工人阶级”将取代“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将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
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也认为专业管理集团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和其他劳动者一样被资本家所雇佣，为增殖资本而工作，这批人与产业工人阶级一样，没有经济的或职业的独立性，除受雇之外无法进入劳动过程，为了生存，必然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劳动以供资本使用。因此，这些人日益符合工人阶级的定主，因为买卖劳动力是工人阶级产生和继续存在的典型形式。这种形式体现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服从权力和被剥削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这一管理集团买卖劳动力的形式下隐蔽了其他生产关系。这一集团又与一般的工人阶级不一样，他们从事监督和组织工人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的等级制度中有地位，有的高级管理人员甚至在资本家社会中也有一定地位，所以他们又是工业的统治者、是属于资本的化身和雇佣劳动力的阶级的组成部分。正是据于这一点。有些激进经济学家把这部分管理技术人员同垄断资本主义前社会阶级结构中处于中间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等同起来，称他们为“新中等阶级”。但布雷弗曼认为，这一专业管理集团不过是个社会阶层，它是由于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职业变动而导致的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变化而已，他们从属于工人阶级，这一新集团表现的社会地位和生产关系本质上符合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它同垄断资本主义以前以独立经台为基础的，处在两极的阶级结构之外的小资产阶级完全不向，这个“新中等阶级”占有它的中间地位，不是因为它处在资本增殖过程之外，而是因为它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从两方面取得它的待点，它不仅享有小小一份资本的特权和报酬，而且带有无产阶级身份的标记。布雷弗曼关于当代资本主义让会结构没有变化，而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变化的观点，在激进经济学派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问题是激进经济学家论述最多的一个理论问题。l978年，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出版了《美国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论文集，收集了有关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60篇新著。从目前看来，激进经济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大“消费不足论”的经济危机理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资本的利润率提高，而工资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降，由于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家高得多，因此工资份额的下降，会引起整个国家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这样，生产能力会超过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限制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因为投资只不过是消费需求提高的一个函数。
因此，如果消费需求提高较慢或下降，投资必然会下降，而投资的降低会导致一切生产和就业的降低。
2、多布和赛克等人主张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有机构成是指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的比率，从长期看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有提尚的趋势。据此，多市等人队为，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将提高，利润率将趋于下降。利润率的下降将导致资本家的投资相对减少，从而引起生产、就业、消费的相对下降，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有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理论观点，认为萧条是由于利润率在短期中的较大变动所致而不是由于数十年的微小变化所致，因此，用有机构成引起利润率下降说明经济危机的发生，在经验和理论上都站不住脚。
3、格利等人的“工资推动理论”。他们认为，在经济扩张的后半期，资本的积累总会赶上劳动的供给，且总会耗尽失业劳动后备军的供给，这时经济接近充分就业，在劳资斗争中，对劳动供给一方有利，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工资份额趋向于提高，利润率下降，以致减少投资，从而引起衰退或萧条，在收缩阶段，则会出现相反的过程，最后导致复苏。
除了上述几种理论以外，还有埃·曼德尔在1975年所写的《晚期资本主义》—书中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历史趋势表分析当前长期萧条的危机理论。斯威齐在他的新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危机》里，认为当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应当注意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现阶段持点的，在危机中起重要作用的两个因素，即垄断和财政(货币、信贷)，但他没有就此作出进一步的论述。就目前激进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的看法来说，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上述三种经济危机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四、激进经济学派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观点。
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也是激进经济学派较多涉及的经济理论。他们认为，有必要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对帝国主义问题作出新的全面的探讨。在这方面，激进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署作，其中有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迈克尔·赫德森的《超帝国主义》、法国激进经济学家皮埃·雅莱的《七十年代的帝国主义》和理查德·c·爱德华兹、迈克尔·赖克、韦斯科普夫合著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激进经济学派在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历史地位以及垄断统治等方面的—些理论观点。
1、激进经济学派对当代帝国主义基本待征的“重新探索”。激进经济学派中大多数不否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经济持征的论点，但一般认为，应该在此基础上，根据帝国主义的发展情况，在理论上作新的补充，其中法国著名激进经济学家雅莱的观点最富有代表性。在生产集中和垄断地位上，雅莱认为，在当前，应该重视国家和技术对集中化的影响作用。当前生产集中化的特点在于：在集中化过程中，垄断组织是受到国家政府鼓励的，一国政府总是鼓励国内的集中与垄断，抑制国内的竞争，这是为了加强本国的垄断组织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这导致了国际上垄断资本竞争趋于激烈化。在金融资本的统治问题上，雅莱认为，应在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溶合生长问题上作两个方面的补充。首先，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中垄断企业向控殿公司和多样化经营的混合公司发展，使银行的作用趋于下降。其次，由于控股公司的发展和跨行业合并的盛行，使工业资本和银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银行的作用下降，金融寡头这个概念已经过时，而应该以“金融—工业寡头”来代替。关于资本输出，雅莱认为，近来它具有“扩散化”和“国际化”的新特点，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方向已经不限于输往不发达的本国殖民地和附属国了，而是越来越多地输向以前属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了。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围主义国家的私人资本不愿意向不发达地区投资，而愿意向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投资，总之，当前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方向、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垄断方面，激进经济学家—般认为，关于多国性企业和欧洲共同市场这种国际性垄断的产生，是需要补充探索的问题。关于列强分割世界的问题，美国著名激进经济学家赫德森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再有领土扩张的野心。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投资方向的改变，例如目前美国的海外投资主要不是投入原材料丰富的不发达地区，而是投入较发达的欧洲地区。因此，他认为，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欧洲现象已经消失了。而雅莱则认为、必须研究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汇“援助”在延续帝国主义剥削制度方面的作用，必须看到与过去相比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原材料的依赖性大大加深了。
2、关于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问题。激进经济学家认为，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应该看到帝国主义主要国家美国的重大作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矛盾的性质与类型也已经起了变化，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逐步削弱。但是，在激进经济学派中，就这些问题的具体方面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雅莱认为，当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对抗与一体化的矛盾”，他认为，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经济上来说，是由于生产和贸易的日益国际化，以及国际垄断活动的加强；从政治上来说，主要是由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走上政治独立及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导致帝国主义在地理角度的市场收缩。他认为，世界一体化说明了帝国主义从进攻性的战略向防卫性战略的转变，它已经成为目前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的伞要防卫手段。这样，一体化和对抗就构成了帝国主义的一对矛盾。雅莱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肯定会随着帝国主义存在而继续下去，但是由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加强了帝国主义之间一体化的趋势，帝国主义的一体化将比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更为突出，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大战看来不大可能发生。就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来说，外部因素的作用已成为主要的了。
雷蒙德·富兰克林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两种看法》一书中，一方面强调美国在当前世界帝国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入手，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他认为，当前帝国主义国家私人资本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垄断公司的统治集团企图把整个世界变成上个市场并控制它，因此，他们寻求投资机会和保护既得的市场需要、把美国的经济利益远远地推出美国的地理边界之外。从美国以及欧洲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地区之间的关系看，在战略原料和投资输出力面，虽然在相对数丝上有所下降了，但是依赖性加强了。在富兰克林和其他一些激进经济学家看来，当代帝国主义己进入了第三阶段，即跨国公司阶段。
五、激进经济学派关于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有关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界讨论最多、争辩最激烈的经济理论问题之一。在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上，西方传统经济学家都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既定前提，从而认为今天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经济问题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存在过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时间先后而已。
因此，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只要在经济上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采取积极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提高的发展政策，就能摆脱不发达的落后现状。传统经济学家这种无视不发达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同的政治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情况而为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的发展模式相政策，受到了激近经济学派的猛烈抨击。激进经济学作为西方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在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上，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与方法来分析研究，对不发达国家贫困的性质、造成不发达的根源、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不发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退路等重大问题作出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探索和解释。
（一）关于不发达的性质问题
大多数研究不发达经济问题的正统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不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人均收入不高，技术设备落后，居住、卫生、教育等条件差的不发达状况，是一种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现象。这种不发达的状况是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即初始阶段。例如，罗斯托无视不发达国家的过去。而信心十足地预言它们会有一个富国类似的未来。罗斯托在他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认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大都经历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罗斯托等传统经济学家把不发达国家列为“传统计会”的假设论据，遇到了激进经济学家的激烈批判。
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和现在同目前发达国家的过去并没有重大的相似之处、今天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发达状况，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传统的。目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过去经历了—个未发展的阶段，但是决没有经历过不发达状态的阶段。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家的解释，那么当前不发达国家的落后状况，完全是由于不发达国家自身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或结构的产物，造成这种不发达的责任就不能来自于任何国家或阶级。激进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传统发展经济学只不过重申了殖民主义的观点，不发达是一种自然现象。”一些激进经济学家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中看到，当今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正好大部分是过去的一些殖民地或附属国，它们的不发达状态正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现在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历史产物，而这些关系也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结构和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认为：“与国际上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关系相类似的是，不发达国家中所谓的国内落后或封建地区的当代不发达体制，同所谓的更加进步地区的资本主义体制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同一历史过程的产物。”“不发达并不是出于孤立十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所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
(二)关于不发达的根源问题
关于不发达的根源问题，正统经济学家较一致的看法是，不发达因家的贫困落后状态是由于他们进入了无法摆脱的“贫困恶性循外”的陷阱讲之中，例如，纳克斯认为，“所谓不发达地区就是指它们的们和自然资源比较起来相对不足的地区”。从而他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论”来解释不发达的根源。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不发达，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低人均收入水平，导致了人们的购买力不足，购买力有限又使市场规模狭窄，从而投资引诱不强，投入的生产资本不多，生产率又必然低下，结果又造成收入水平低下，从而完成了一个循环。其他正统经济学家都有这种类似的理论观点，例如纳尔逊的“低收入均衡陷阱论”，和莱伯斯坦的“最小临界努力理论”等等。他们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就因为穷”。
激进经济学派批判正统经济学家不顾历史的变化和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把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归责于不发达国家自身的观点。他们从世界范围内资本积累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中心—外围论和不平等交换论，以此来揭示不发达的根源。他们的主要论点是：
1、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外围结构的世界经济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而不发达国家处于这个体系的外围，由于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方面的依附性，决定了国际上发达与不发达发展的两极分化。而且外围国家越来越成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
2、在外围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上，激进经济学家们认为。外围资本主义的模式是从外部引进来的，是中心国家通过殖民统治和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强加给他们的。在中心国家里，资本主义是通过资产阶级联台本国其他阶级发动革命。在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在—段期间内还存在封建残余，但资年主义生产方式占居主导地位。相反，在外围国家，“由于西方殖民的影响和资本主义中心的经济统治，在外围并没有发生过堪与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的事件。”“外国资本家和他们的当地同盟者并没有促进外围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反之，他们—般喜欢把前资本主义关系结合到外国资本所统治的网际交换体系中去。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利用——在许多情况下是帮助建立一一以奴隶制、债务农奴制、契约劳工及共他各种形式的非自由劳动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劳动制度。”“这样、外围资本主义的发展—般受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以及受封建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配。
3、在中心——外围结构中，造成外围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机制是不等价交换以及由此引起的价值转移。出于中心和外围部分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中心国家主要以发达的工业制造品生产和出口为主，而外围国家主要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并且由于两者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差异，在国际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外围国家处于一种不平等交换地位，向中心国家发生持续的价值转移。不发达国家这种连续不断的剩余外流，—方面使它们本身的资本积累受到限制，从而导致经济不发展；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萨米尔·阿明认为这是这种价值转移的机制制约者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分化。他把这一机制看成是资本原始积累机制在世界范围内作用的继续，阿明指出：“不发达现象只是原始积累继续存在，使中心获得好处的结果。”
激进经济学派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批判正统经济学，建立与之相对抗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激进经济学派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还存在着许多理论缺陷，在许多方画还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理论结论。但是，我们不能就此低估激进经济学派兴起的作用和意义。首先，激进经济学派的兴起向正统经济学派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进一步证明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7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滞胀”局面。正统经济学一筹莫展，而激进经济学派在队伍扩展和理论创建方面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正是西方对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理论衰落的反映。其次，激进经济学派的迅速兴起，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激进经济学派在批判正统经济学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一般都注意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把经济问题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经常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分行和研究，因而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
| 课件名称： | 中南民族大学：宏观经济学 |
| 课件分类： | 经济 |
| 课件类型： | 电子教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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