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是密不可分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对国际贸易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揭示出国际贸易产生的动机和原因以及相关的政策，它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深化。本章主要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梳理分析国际贸易的动机和原因。 2.1 比较优势引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直以来，在国际贸易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主张自由贸易的传统贸易理论。自由贸易理论是在与重商主义论争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国际贸易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国际贸易应当怎样进行这两个基本问题而产生并确立了其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主流地位的。它开始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经过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与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对其的完善、修正和补充，逐渐建立了关于自由贸易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自由贸易理论认为，通过国际贸易不但能够扩大贸易双方的生产量，而且能够提高人们的消费量，使得贸易双方都能得到更多的贸易利益。相应地，各国应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品的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在国内外市场上实现自由竞争。自亚当·斯密以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从古典、新古典到新贸易理论进行着不断的演绎，实际上是一个由于用古典的纯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际贸易领域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从而对其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的过程。在此，有必要先对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做简要的述评。 [专栏2—1]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简介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苏格兰哥尔克第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先后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1748年受聘于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文学。1751年受聘于格拉斯哥大学，先讲授逻辑学，后任道德哲学教授。1764年斯密以私人教师身份跟随布克列公爵赴欧洲大陆旅行，结识了重农学派主要代表魁奈和杜尔哥等人，且深受影响。 1776年发表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首先对如何进行贸易才能有效地积累财富和发展经济提出了系统完整的命题。其政策代表了英国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主张国内和国际间实现贸易的自由。1778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他一生中的最后三年又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 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已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且有一些早期的机器发明。农业和国内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国内外迅速膨胀起来的市场需求要求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也为政府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如何进行贸易才能有效地积累财富和发展经济就成为有远见的人们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是主张自由放任，自由贸易。他在《国富论》中写道：“因为每个人都竭力利用自己的资本支持家庭工业，从而管理家庭工业，以便使该工业的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每个个人必须劳动，以便使社会年收入总量多些。一般说来，他确实既不打算促进公众利益，他宁可支持国内的工业而不支持在国外的工业，他只是盘算着他自己的盈利。在这种情形下，就像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他是由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着，要促成他无意完成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在他的意向之外，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总是糟糕的事情。比起他真的打算促进这一利益来，他追求自身的利益，往往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 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上的。他由个人分工推及社会分工进而到国际分工，论述了分工及引起分工的原因，促进分工的条件和前提。他认为，财富的增长要靠劳动的效率（或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数量。由于分工一会使工人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二可免除由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所浪费的时间，三便于改良工具和发明机器，因此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他写道：“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会遵循以下准则：从不在家里生产那些比购买的还贵的产品。裁缝不会试图自己做鞋，而是从鞋匠那里买鞋…”，“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不大会是荒唐的。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那么，我们最好就用我们具有某些优势的行业中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来向他们购买。”优势的确定是通过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的来源是自然禀赋（地理、环境、土壤、气候、矿产等自然条件）和民众特殊的技巧和生产工艺（后天获得）。据此提出了他的“绝对优势”理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因而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会绝对地低于他国。各国应按照绝对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贸易，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将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各国的物质福利。这一理论思想要求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取消国际贸易中的各种垄断、特权和限制，放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才能充分享受自然分工导致的绝对优势所带来的利益。 绝对优势论（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每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所提出的交换模式只适用于贸易双方至少各拥有一种居绝对优势的商品对外国进行销售的情形。如果一国在所有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相对于另一国的同种商品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时还会不会存在分工和贸易？如果进行自由贸易，贸易各方还能否获益？各国还能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针对这些用“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大卫·李嘉图论证了更为广泛的国际贸易现象的客观必然性——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贸易互利性原理，据此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 2.2 比较优势理论 [专栏2—2]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简介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生于英国犹太族大资产阶级家庭。14岁他就结束了正规教育并到他父亲的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活动。20岁时他和异教徒女子普利丝娜恋爱，遭到父亲坚决反对，为此他与家庭脱离关系。1793年，他和普利丝娜结婚，独立经营交易所业务，到1797年即成为大富翁。此后，他把主要精力转向研究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学和地理学等。1799年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起了对经济学的兴趣，并于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被誉为继斯密《国富论》之后的经济学巨著。1819年他被选为下院议员。他代表新兴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提倡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主张修改选举法。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论对外贸易中，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两个国家（英国和葡萄牙）、两种产品（毛呢和葡萄酒）这种分析模型，提出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这一命题，成功地论证了更为广泛的国际贸易现象的客观必然性——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贸易互利性原理，解释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能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获得利益。比较优势理论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也是新贸易理论的基础。 2.2.1 理论内容 比较优势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相等的。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利益较大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利益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节省了劳动，都得到了好处。 用图表说明如下： 分工前 毛呢（10尺） 葡萄酒（1桶）  英国 100（小时） 120（小时）  葡萄牙  90（小时）  80（小时）  合计  20尺  2桶  可以看出，葡萄牙在毛呢和葡萄酒这两种商品上的劳动生产率与英国相比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然而，相对于葡萄牙，英国生产毛呢的劳动消耗（100/90）与生产葡萄酒的劳动消耗（120/80）相比有微弱的优势。英国与葡萄牙毛呢对葡萄酒的单位交换比分别为100/120和90/80。 现在两国进行分工，英国专门生产毛呢，葡萄牙专门生产葡萄酒。 分工后 毛呢 葡萄酒  英国 220小时   葡萄牙  170小时  合计  22尺  2.125桶  上表显示出，英国与葡萄牙在进行专业化分工后，两种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加，毛呢多产出2尺，葡萄酒多产出0.125桶，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 分工后的利益取得需要通过两国间的自由贸易。根据贸易互利性原理，两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并将进行自由贸易的交换区间设定在100/120—90/80之间（不包括上限和下限），英国出口10尺毛呢进口葡萄牙生产的1桶酒（或葡萄牙出口1桶葡萄酒换回10尺毛呢），英国剩余2尺毛呢可以节约20小时，葡萄牙剩余0.125桶葡萄酒可以节约10小时，因此两国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都存在有利可图的可能性，而且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两利取重，两害取轻”。国际分工中若两国生产力不等，甲国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均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而乙国相反，其劳动生产率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均低于甲国，处于绝对劣势。这时，两国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两国劳动生产率间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一样，这样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生产全部商品，而应集中生产在本国国内具有最大优势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不必停产全部商品，而只应停产本国处于最大劣势的商品，通过自由交换，可以增加世界产品，提高生产率，参与交换国也可以节约社会劳动，增加产品消费。这样的两国进行贸易从而获得利益是由比较成本低→比较优势→比较利益这一结构链决定的。比较利益是发生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而产生比较利益的原因则是各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劳动成本的差别。 李嘉图的理论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亦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 2.2.2 理论前提 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以其优美的模型和严密的逻辑性证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和最优性。然而，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关于贸易的原因、形式和利益获得等问题的论述，是建立在一系列与现实经济不相符合的假定和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这些条件主要包括： 1、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或两种要素。 2、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征差异，如生产成本上的绝对优势、相对优势等。 3、各国的比较利益是静态不变的、不存在规模经济的作用。 4、自由贸易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进行的，以物物交换为形式。 5、生产要素在一国国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 6、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赖以成立的上述前提条件过于苛刻，因此大大削弱了其适用性，导致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从提出到如今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同国际贸易运作的现实始终有着本质上的矛盾。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相差越大则发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那么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最容易展开贸易。从此出发，各国为使比较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应该会自觉自愿地与他国开展自由贸易。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大比重的国际贸易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在70%以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50年代为21%，90年代下降至19%（王俊宜，1998年）。而且，在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史中，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总是交织在一起，既没有完全的自由贸易，也没有完全的贸易保护。为维护国家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从未放弃过对贸易保护政策的运用。 2.2.3 理论拓展 李嘉图之后，穆勒和马歇尔以需求强度作为决定交换比例的依据，将需求强度与贸易条件和获利程度紧密联系起来。然而这一作法使比较利益原理与不等价交换更明显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相互需求强度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变量，那么交换比例（即贸易条件）会时而有利于A国，时而有利于B国，从长期来看，不会造成必然的不等价交换，而是能够实现均衡贸易。然而在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一高一低的两国间，很明显，需求强度受结构性因素影响长期呈现固定趋势。因为在比较利益原理中，以完全的国际分工为前提，而商品价值由劳动投入量唯一决定，这样使工资水平与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直接联系起来。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国家必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也必然导致两国商品无法实现等价交换；如果以现实中的不完全分工来看，其道理也是一样的，且更具说服力。因为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的产品一旦进入低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市场，势必以其强大的竞争能力挤跨对方国家很大一部分国内相关企业。反之，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的产品进入和占领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的市场却存在困难。这必将造成低劳动生产率国家对高劳动生产率国家产品的强烈依赖性，因此两国间需求强度长期失衡是不言而喻的。以需求强度来解释贸易获利问题，恰恰说明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贸易是不可行的。 [专栏2—3] 经济学家穆勒及其相互需求规律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主要人物，曾任东印度公司官员。其主要著作有《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相互需求规律（Law of Reciprocal Demand）：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有关国际价值的学说。他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作了发展和补充，提出了国际价值理论，即国际间商品交换比率的理论，以解释两国间利益是如何分配的。这一理论成为后来的新古典学派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穆勒认为，国际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国际价值。当两国进行交易而又限于两种商品时，两国的这两种产品的国内交换比率或比较优势决定了国际交换比率的上下限。实际的国际交换比率介于该上下限之间。国际交换比率的确定随双方消费者的嗜好与环境而定，即由两国间相互需求的强度决定的。其价值必须使该国总出口恰好能够支付该国总进口，即必须满足其国际需求方程式：甲国进口需求量×国际价值=乙国进口需求量×国际价值。 以价值分析为基础来考察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或依据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国际贸易理论，绝大部分都是对李嘉图理论的发展、补充和修正，以增强比较优势理论的适应性。比如，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经济学家陶西格提出绝对差异、相等差异和比较差异，并将工资差异引入比较成本，使比较成本从单纯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成本发展成为涵盖多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概念——既包括各种要素的禀赋，也包括要素价格。之后，著名的国际贸易学家哈伯勒将机会成本引入生产成本的比较中，用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语言重新证明了古典比较优势理论。而对李嘉图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突破性发展的是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他提出了动态比较成本论，认为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应将具有长远利益、需求收入弹性高及劳动生产率上升快且辐射大的产业确定为重点产业加以扶持，以努力创造其比较优势。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见第3章）。当贸易理论家们将国际贸易中出现的新情况与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加以对照后，又发现该理论不能或不完全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中的这些新变化。因此，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大发展之一，就是在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反思过程中，迪克斯特、诺曼、兰卡斯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埃塞尔等经济学家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逐步形成了新贸易理论，添补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新贸易理论摒弃了传统贸易理论中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而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与形式、贸易保护政策效应与最优贸易政策等问题重新进行了探讨。 [专栏2—4] 经济学家陶西格、哈伯勒及其贸易思想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1859-1940）：美国新古典经济学家。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尔逊总统顾问、《经济学季刊》编辑。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对美国后起的经济学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他的一般经济理论著作中，强调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之间的连续性，认为人们已经研究和阐述过的各种观念，其实是一个连续的思想体系。陶西格的主要理论研究对象是国际贸易，致力于研究关税问题。他的《国际贸易》一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被西方广泛用作大学教科书。陶西格的国际贸易理论继承李嘉图等人的学说，其主要内容为：将百余年来的西方外贸学说做一番汇集整理；对比较成本说进行“修正”和“验证”；对在不兑换纸币下国际贸易的自动调节机能进行分析；以国际贸易学说解释美国的工业与发展；将“交换比率”分为“总物物交换比率”和“纯物物交换比率”两种概念。其理论核心是根据比较成本说来倡导自由贸易。 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1900-）：美国经济学家。历任伦敦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维也纳大学经济统计学教授；日内瓦国际同盟金融处专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盖伦·L·斯通讲座国际贸易教授；美国财政部顾问。主要著作有：《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在商业政策上的应用》、《繁荣与萧条》、《经济增长与稳定》。他根据当代的一般均衡理论详细阐述古典国际贸易基础理论和比较成本理论。他在《国际贸易》一书中提出机会成本概念，并用这个概念结合几何分析方法来解释和论证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哈伯勒的分析方法以后又用于描述俄林的要素禀赋说。这种以机会成本概念为基础的几何分析方法已经成为说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贸易双方都能得到贸易利益的现代分析方法，成为纯粹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伯勒从重新阐述的比较成本理论中引伸出福利含义，以此表述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优点与不足。他还探讨资本和补偿的国际转让理论，阐明购买力平价学说；分析固定的与浮动的汇率体系的优点与不足。 机会成本论（Theory of Opportunity Cost）：又称“比较机会成本论”。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G·哈伯勒解释国际贸易比较利益的一种学说。根据哈伯勒的观点，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以既定数量的有限资源（包括物资和劳务）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将选择生产机会成本低于他国的商品，与他国生产的机会成本低于本国的其他商品进行贸易，这样，贸易国都将在贸易中获得好处。这一理论强调资源的有限性，并以此为出发点解释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国际贸易中的一些现象，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理论与李嘉图和马歇尔的国际贸易理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与“劳动价值论”的差距更大。 2.3 比较优势理论简评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始终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萨缪尔森说：“如果理论能参加选美竞赛的话，相对有利条件论肯定会名列前茅，因为它具有无比优美的逻辑结构”①。他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贡献不可低估。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揭示了国际贸易所具有的互利性，把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彻底地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指明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方向，并试图用劳动价值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 李嘉图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推崇：“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与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② “如果将国家在贸易上所加的一切限制一扫而空，让贸易在它自己富有活力的原则下寻找它的道路前进，那就准定会使贸易在差不多漫无止境的情况下增长”③。 国际贸易政策以一定的国际贸易理论为指导，反过来又影响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要求各国采取完全自由贸易政策，即指国家对国际贸易活动采取不干预的基本立场，完全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障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品的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因而，根据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实施完全自由贸易政策至少需具备以下因素：1．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政治制度完全相同；2．各国的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3．各国的贸易政策完全相同，不存在政策性贸易障碍；4．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完全相同；5．国际协调机制完全有效。然而，当今世界并非大同社会，以上前提条件是不具备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容量、经济体制及国际环境）来选择贸易政策，即使同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贸易政策取向也不尽相同。比如，日本战后以“贸易立国”为基本国策，具体来讲，就是利用关税、外汇管制等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为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八十年代以后，由于美日贸易摩擦的加剧，将贸易政策调整为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进口的扩大。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头号国家，以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来分析，它应该有实施完全自由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但二十世纪美国的贸易政策却经过了一个从贸易保护到自由贸易，又从自由贸易回到贸易保护的过程。至于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则是普遍现象。因为国际贸易虽然能使贸易双方得到贸易利益，但是双方得到的利益并不是均等的。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已越来越不占优势，并且贸易条件日趋恶化，这表明它们在国际贸易中是受益较小的一方。再者，发展中国家也是相对优势较少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最终受害的必然是发展中国家。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只有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客观要求的贸易政策的选择，才会取得成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为生产力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却不能逾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可见，一国贸易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适时调整的，要实行某项贸易政策，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贸易体制和经济体制，否则，政策选择就必须从进行体制改革入手。贸易政策的选择应根据每一阶段经济结构的特点，即每一阶段生产力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利益，采用最优的国际经济资源的置换政策——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政策的交替使用，以促进最佳利用国内经济资源与国际经济资源的现代经济结构的逐步建立。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将比较利益看作一国固有的、不易变更的存在，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积极努力地改善其国际分工及贸易地位的创造性实践，也违背了国际经济史特别是近代国际贸易关系史上各个发达国家经济贸易腾飞的基本事实，与二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不相符合。随着现代国际贸易的实践与发展，国际贸易利益分配过程和机制日益复杂，而贸易利益分配的结果对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对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又会产生重大影响，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关税、价格、技术进步、要素转移、人口变迁及规模经济等问题的忽视，就使其存在理论上的局限性，特别是静态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优势是动态发展的。国际贸易从来不曾静态地停留于国际比较优势的发挥，从来都是为更大的市场份额与市场利益而进行激烈的角逐。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比较利益由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后升至高技术密集型的动态变化，均与日本重视人才培养、科学技术开发、资本积累和技术引进密切相关。此外，由比较优势带来的比较利益并不是贸易利益的全部，日本经济学家池本清教授将各种贸易利益归纳为以下二十一项：（1）获取国内无法提供的产品；（2）以低于国内的价格获得产品；（3）优化资源配置；（4）通过扩大市场取得规模效益，促进生产专业化；（5）扩大就业；（6）提高消费需求的质量；（7）引进生产及管理技术，推动技术进步；（8）为国内提供原材料、半成品、机械等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产品；（9）促进资源开发；（10）推动资本流动；（11）加强竞争；（12）加速资本积累；（13）打破僵化的产业结构，使之向多样化、高级化方向发展；（14）扩充社会间接资本；（15）促进政治、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使之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6）增强国民的发展意识和社会活力；（17）促进人员的国际流动；（18）以进口取代污染环境产品的国内生产；（19）通过进口节约生产时间；（20）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利；（21）通过改善贸易条件获取利益①。因此，不能将比较利益看作国际贸易原因的最一般性的解释，而且比较优势的差异也并不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贸易不仅能使一国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而带来比较利益这样的静态利益，还能为一国带来动态利益，诸如：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开拓新的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带来人员的交换、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流，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