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中国宏观调控的困局 王建 　　中国经济会否在3～5年后出现第一次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经济运行的新形态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再次出现了经济增长加速的势头，一直持续到今年，并会延续到明年。从需求方面看，主要是由出口和投资拉动，从供给方面看，增长最快的是重工业，这都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就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力，在前三次经济“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中，投资增长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于重工业主导的增长，则从90年代初期以来就是如此。此次经济增长加速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投资主体的变化，即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例如，从年初到目前，投资总体上保持了30%的增速，但钢铁和汽车投资的增幅显著大于平均增速，前者是130%，后者在超过70%，是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也是被指责为“过热”的最有力证据，而钢铁和汽车的投资主体就是民营企业。据说在国外，年产500万吨钢的企业只有40个，而仅在中国唐山市周围的钢铁企业就有56个，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现的民营钢铁企业，而且目标都是500万吨。我到江苏常州，听说一个民营企业要干一个2000万吨的钢厂，刚在长江边征完了地，到南京和省里的同志提起此事，他们都说不知道，可见由政府系统统计的全国在建钢铁1·1亿吨的数字离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全国在建规模到底有多大可能谁也说不清。还有汽车，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也越来越多，据说仅浙江一个省就有40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说目前中国有120多个汽车整装厂，两、三年后不知会出现多少？ 　　 　　二、政府宏观调控的困局 　　 　　需求增长快的领域，民营企业蜂拥而入，导致投资出现爆发性增长，不仅之后就是生产能力的爆发性增长。10月份我到上海参加中国钢铁工业联合会的会议，有人在会上讲了中国民营钢铁的“5个1”，即民营吨钢投资1000元，产量100万吨，投资10个亿，建设期1年，达产期1年，这是民营钢铁工业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例子，也是国企根本做不到的事。如果是这个速度，今年出现的钢铁投资热，至多在后年就会形成大规模产出，但两年后中国的钢铁需求能增加1亿多吨吗？这正是目前许多人所担心的“盲目建设”。 　　 　　在新中国历史上，凡是经济增长快的时期总是伴随着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改革以来由于权力下放更是如此，但过去出现的盲目建设都是政府和国企为主，由民营投资唱主角的盲目建设还是第一次。过去出现经济过热和盲目建设，国家计委都是“刹车器”，可以派出多少个工作组到全国各地监督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项目下马，是宏观调控部门屡试不爽的“制乱”办法，现在投资不是国家拿的钱，也不是国家项目，传统办法还能有效吗？ 　　 　　还是说钢铁，目前6·5毫米的线材要卖到3000多元一吨，如果是年产100万吨的钢厂，年收入就是30个亿，而投资只有10个亿，连建设带达产两年就可收回投资，资金回报率是100%，为什么不干？这就是民营企业的投资逻辑。我在常州和当地同志说，你们是否考虑了未来的市场前景呢？当地同志说，民营企业比你算的帐要精，他们拿自己的钱去投资怎么能去“打水飘”，他们都委托过什么研究机构做过调查，也知道过几年后市场会不景气，他们的打算就是干几年赚了钱后再转产，反正已经收回了投资。 　　 　　这就是“市场调节”。也是中国25年孜孜不倦的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所追求的境界，当市场机制真的开始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时候，我们能够“叶公好龙”吗？ 　　 　　但是市场并不万能。市场经济最大的弊端其实还不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民营企业的投资并不盲目，都是投向市场需求增长快、回报率高和可以收回投资的领域，而没有重复建设和产出能力过剩所形成的“买方市场”，也就没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与优胜劣汰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效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明，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为什么民营企业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筹集起巨大的资金量投资于重工业领域，是因为当今的中国社会在分配方面已经极度不合理，使大量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形成了庞大的储蓄与投资能力。到今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已超过11万亿元，银行体系内的“存差”也超过了5万亿元。世界银行计算，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中国目前已经超过0·45，到2008年中国举行奥运会前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到0·47。0·45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美国达到这个水平，而0·47更是所有发达国家中也找不到。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产生于新体制，也与传统发展道路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矛盾有关。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滞和城市化进程过慢，导致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需求增长停滞，去年农村消费比重已经下降到37%，今年头10个月还不到35%。所以新旧体制都在加剧中国的分配矛盾。 　　 　　财富集中与城乡广大社会阶层收入增长的相对停滞，迟早会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层，并导致典型的、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中国经济自1994年以来连续9年价格水平走低已经预示着在中国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今年要不是由于国际油价和国内粮价上涨，物价仍会是持续走低趋势。实际上从制造业中的加工产品看，直到目前也没有摆脱价格继续走低趋势。 　　 　　还需要多说一句，在传统体制下，“二元结构”是国家积累资金进行工业化建设的主要手段或机制，强制性积累之所以不会导致生产过剩，是因为传统体制可以保证投资需求的不断扩张，但在今天的市场条件下则不同，“二元结构”仍在强化积累而传统体制中扩张需求的因素却消失了，就会成为加速形成生产过剩的原因。 　　 　　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总是会带来金融危机，又反过来使生产过剩危机更快蔓延。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不断议论中国金融体系内的弊端所集聚的系统性风险，比如资金来源高度依赖银行与互相担保的债务链条不断延伸，会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但这种危机始终没有出现，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始终能保持平均8%的增长速度，以及产权制度的改革，使新增金融财富更加健康，并且有利润的支持。但是如果真的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则以往所积累的金融体系内矛盾也会爆发出来，并成为生产过剩危机的放大器。 　　 　　资本主义经济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反复遭受生产过剩危机的打击，终于找到了解决生产过剩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政府的扩张需求政策。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也使用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与西方的宏观调控手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西方从宏观上解决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是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例如美国的财政收入差不多要占到GDP的50%，而财政支出中属于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又占到三分之二，即全部社会收入中有近40%被政府用财政手段进行了再分配，就是把富人所集中的社会财富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实现这种转移支付的基础是个人所得税，在美国全部税收中，属于类似中国增值税类的流转性税收只占3%，还有3%是消费税，35%是社会保障税，其他是所得税，占55%。在全部所得税中，公司所得税只占20%，个人所得税占80%，也即全部税收的45%。 　　 　　人们都知道美国的社会财富分配很不平均，例如只占1%的富人却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社会财富，但是否也知道美国只占1%的富人却缴纳了28%的个人所得税呢？正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使美国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社会分配差距极不平均，但经过政府的再分配就显得比较平均了，因此相对减少了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和减轻了危机爆发的程度。 　　 　　这正是新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中国宏观调控困局所在。我们还没有建立类似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转移支付体系，直到去年末，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还不到7%。面临需求不足我们的主要手段仍是国家财政对投资的扩张性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增加社会供给而不是增加社会消费，实际会更加加重今后的生产过剩矛盾。 　　 　　建立完善的社会转移支付体制和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制绝非一日之功，解决“二元结构”矛盾更是长期问题，这就在发生问题和建立解决问题的条件之间出现了“时间差”。有人说目前的宏观调控是不知应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我看那是对传统的车而言，还有油门和刹车可踩，车还能够驾驭。但经过20多年改革，我们已经上了一台新车，并且已经把它开动了起来，却突然发现找不到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这不是“困局”是什么？ 　　 　　直到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中的主导意识仍然是防过热和结构失调，殊不知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市场，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总是需求膨胀速度超过供给增长的倾向，也已经悄然让位给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供给过剩倾向，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也应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步转移到如何对付市场经济的通病—生产过剩危机上面，由此而言，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真正危险，是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基础的转变没有意识，对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变化所导致的传统调控方式失效没有预感，等生产过剩危机到来临之时既缺乏思想准备，更没有政策储备。 　　 　　三、生产过剩危机会到来吗？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且慢，社会主义不是贴标签，只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只要存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都有可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 　　 　　可能有人会说，生产过剩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事情，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值才1000美元，怎么也会出现这种事？这是把绝对生产过剩与相对生产过剩混为一谈了，而生产过剩从来都是相对的，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社会成员主体的消费需求相对于社会总供给能力过低。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人均GDP不过300美元，生铁产量还不到50万吨，经济总量不到80亿美元（GDP，1960年美元）对比中国目前人均1000美元产值和超过2亿吨钢的生产，经济总量已高达1·2万亿美元，发生生产过剩危机又有什么希奇。 　　 　　是否会出现全面生产过剩以及何时会爆发危机，将主要取决与国内与国际两方面因素。 　　 　　 　　从国内看，90年代平均，中国的投资率为35·0%，2001年为38·2%，2002年为42·2%，按照今年GDP和投资的增长速度推算则已接近50%。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一次超过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大出5·5%，按今年的情况推算则会大出四分之一，投资与消费增长不协调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投资在当期是需求，但建设周期过去形成了生产能力就是供给。目前出现的投资增长浪潮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按以往的经验，重工业的投资周期一般会比较长，从出现投入高峰到形成产出高峰要5年以上时间，如果明年出现投资率的峰值，则按以往经验产出高峰会出现在2008年以后。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投资高峰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而由于民营企业的高效率，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也会缩短，所以全面生产过剩也可能在2008年以前就会出现。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就是民营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比国企高得多，例如民营吨钢投资只要1千元，而国企则需要1万元，即民营企业的投入产出比是国企的十倍，这种情况在其他投资领域也看得到，例如汽车和房地产。过去曾有人对“八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投资效益情况进行过统计，发现项目投产后有三分之二是亏损或微利，只有三分之一是好的，所以过去虽然也多次出现过投资高峰，但由于体制原因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在产出高峰都没有过供给突然增长的感觉，这次可能就很不同了，不仅投资率是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在产出周期所释放的产出能力也会是前所未有的。 　　 　　从国际因素看，主要是看美国经济明年是否会出问题。外需增加始终是抵销国内产出过剩的重要因素，今年以来出口增长虽然保持了30%以上的速度，但是进口增长也很快，所以贸易顺差正在明显缩小。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美国，可由于今年下半年欧元对美元再度出现大幅度升值，国际资本正在加速从美国流出。例如上半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还大体保持在400亿美元，基本可以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三季度已减少到只有月均200多亿美元，其中9月份已下降到只有42亿美元。如果美国不能争取到满足平衡贸易逆差的国际资本流入，则美国最快在明年的进口就会被迫出现负增长，对中国来说，就会加快生产过剩的出现。欧元对美元的强势，还有可能最终导致美元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崩溃，进而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对中国外需增长的影响就更加不利，所以外需的负面影响，是中国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加速器。 　　 　　我以“困局”为题，讨论在中国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其实是想以此方式来唤起社会对这个问题应有的关注。切不可以为没见过的就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国家100多年反复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已经足可以为我们提供充足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引为前车之鉴，在思想和政策上作好应对准备。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 　　2004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