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毛泽东的决策思想
（教案设计）
教学目的：
1、对毛泽东决策思想的科学体系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2、着重掌握毛泽东在决策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3、通过解析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成功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决策范例，使同学们认识到党的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进而深刻领悟：决策的正确与否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教学重点：贯串于毛泽东决策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教学难点：决策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教学时数：3课时
教学方法：采取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参与思考、讨论，以化知识为能力，体
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思考题：
1、你认为一个决策者应具备怎样的素质？
2、你从有关决策的学习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引论
每个人都希望有所作为，都追求成功、渴望成功，而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决策的正确。
决策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或实现一个目标，在占有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客观条件，借助一定方法，从提出的若干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合理的方案而进行的分析、判断和抉择的过程。简而言之，决策就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办法等等。
●决策与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的关系：
◢路线是指思想上、政治上或工作上所遵循的根本途径或基本准则。路线又可分为基本路线和具体路线。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就是基本路线。这个“总”路线的“总”字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从时间上来讲，它是指具有长久的意义，即事物全过程都适用的意义；从空间上来讲，它是指具有普遍的意义，即事物各个方面、各个层面都要服从于它的意义。建国以后有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提法。具体路线是指就解决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问题所要遵循的途径或准则。
◢方针是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根据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
◢策略是为实现一定的战略任务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
◢原则是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
◢方法是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
相互关系：决策是为实现目的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的过程，而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都是决策的结果。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关于政策和策略的论述，都属决策。
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和风云变幻的形势，以其超常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识作出了许多蔚为奇观和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决策，显示出他非凡的决策艺术，闪烁着毛泽东决策思想的光辉。
毛泽东的决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特征的体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策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其丰富的内容，构成了毛泽东决策思想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体现了毛泽东决策思想的特点，成为了党和国家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 、毛泽东决策思想的科学体系
（一）毛泽东决策的思想路线
—— 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毛泽东决策的哲学基础。它的灵魂和核心就是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正确决策的最根本的思想路线。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批判地吸取了我国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借鉴了当代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推向新的境界。
1．毛泽东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但是人的社会实践并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等其它形式。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尤其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因而，他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84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别的办法可解决的。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才能认识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亲身参加变革现实斗争，才能认识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他用形象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2．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出发的，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一认识论的原理，毛泽东强调任何决策都要以实践为依据。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15页）并且第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16页）
3．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在全党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解释：“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把这种态度称为“有的放矢”的态度。“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与靶的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为此，他号召全党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用以指导决策实践。
（二）毛泽东决策的客观依据
—— 中国国情
1．民主革命时期：
①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为主导，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与式微的民族工商业经济并存。
②政治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建立，对内无民主自由，对外无民族独立。
③文化上——实行所谓的“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
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⑤社会阶级结构——两头小中间大。
⑥社会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①经济上——居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存。
②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立。
③文化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④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社会。
⑤社会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3.一九五六年“一化三改”完成后：
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生产不发达、也很不平衡。
我国的主要矛盾：
①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②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三）毛泽东决策的出发点
——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完全彻底地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因此，毛泽东自始至终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决策的根本出发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857页）不同阶级的政党都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为不同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利益、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64页）所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62页）同时无产阶级还意识到“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观点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经验，明确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94～1095页）毛泽东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就包含着这么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04页）一切共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牢记党的这一根本宗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大公无私，为全人类谋利益，是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也是共产党人衡量自己行为的价值尺度。因而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96页）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因而一切决策都应当对人民负责，就是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党的决策正确而获得益处，就是要力求使党的决策不犯或少犯错误，避免给人民造成损失。因此，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经过充分的调查论证，选择有利于人民的最优方案，而不应当采取轻率态度。
（四）毛泽东决策的立足点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不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而且是新世界的创造者；人民的解放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人民也有力量，有智慧解放自己。毛泽东就是依据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立的党的决策方针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毛泽东决策思想的根本立足点。
1．因为各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直接活动舞台在本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但是，“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62页）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要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事业而斗争，首先必须立足于本国，搞好本国的革命和建设。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了，这本身就是对其它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支援，就是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所以，毛泽东一直把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舞台植根于本国的沃土之中。
2．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需要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是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但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靠外援，谁也包揽不起，谁也代替不了。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16页）而且“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61页）1958年毛泽东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以之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
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锐利武器。
（五）毛泽东决策的着眼点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党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共同奋斗，才能完成。因此，正确处理阶级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是毛泽东决策的根本着眼点。
大联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策略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70页）他还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86页）的口号。列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必须使整个阶级和广大群众都支持先锋队。他还根据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毛泽东在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革命尝试的时候，总结古今中外社会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社会革命的客观需要，得出了一个科学结论——民众大联合。
1．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
2．只有民众大联合才能战胜贵族和资本家的大联合。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而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就有了改革，有了反抗，就有了民众的大联合。
3．民众的大联合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得多。
中国共产党人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党的事业，党确定的各项任务，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团结全体人民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就是团结全体人民为谋取共同利益而奋斗。党的决策目标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而实现任务的根本方法是民众大联合，人民大团结。所以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是毛泽东决策的根本着眼点。毛泽东曾经预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第394页）
（六）毛泽东决策的根本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中明确提出了方法问题：“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39页）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找到了一种决策方法，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正如他在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所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虑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899页）这段精辟的论述，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群众路线的决策方法的科学内涵。
1.从群众中来
①广泛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根据群众的意愿决策
◢通过多条渠道，倾听各种不同的呼声：
a.直接听取第一线工人、农民群众的呼声
b.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
c.听取地方党政领导和中央有关部委的意见
d.听取决策咨询系统的意见
②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体现民意、符合实际的决策
2.到群众中去
①把决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a.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b.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c.抓两头带中间
②检验和丰富决策
（七）毛泽东决策的指导原则
——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
党的决策，既包括长远目标和现阶段任务的战略决策，又包括为实现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的策略决策和战术决策。为了保证决策的政治方向的正确，就要有原则的坚定性，为了保证我们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能够用自己的策略武器打击敌人，战胜困难，就要有策略的灵活性。毛泽东的决策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他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条件，制定灵活机动的战术和策略实现战略目标。
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提出的重要决策思想。正式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两个词表述这一思想，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和必需的灵活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1．原则的坚定性，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策略和进行斗争时，必须牢记党的最终目的，不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坚持革命原则。
2．策略的灵活性，就是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战胜敌人和困难，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3．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但又互为作用、不可分割。一方面，原则要灵活执行。因为原则是长期起作用的带有方向性的东西，如果不能根据不同时间，不同条件，采取符合原则的、灵活的策略和方法，原则就会成为僵死的、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如果离开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机械地搬用原则，就会导致事业失败的严重后果。我们党内历次“左”倾错误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另一方面，灵活性要有原则性作指导。灵活的策略和方法是实现战略原则的手段，一定要体现原则的精神，有利于原则的实现。如果离开原则性讲灵活性，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毛泽东说：“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498页）
（八）毛泽东决策的指导方针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主旨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从全体人民出发，对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统筹兼顾，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作出适当安排，使所有的人各得其所。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340页）
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一方针的科学含义和全部内容作了较为完整的表述：
1．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2．要从实际出发对各方面的问题作出适当安排。
3．不是由政府包办一切，而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去做。据此可以界说：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就是从全体人民出发，对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统筹兼顾，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作出适当安排，使所有的人各得其所。
毛泽东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核心，是从全国人口出发的统筹兼顾，也就是说，我们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都要从整个国家这个全局出发。这种认识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就是全局观念，即顾全大局，自觉地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思想意识。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城乡兼顾到和平建设年代的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兼顾，反映和体现的正是这种思想意识。
一切决策者，只有胸怀全局，才能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使之各得其所。没有全局观念，也就不可能有统筹兼顾，也不可能达到事业有成。
毛泽东决策的思想路线、客观依据、出发点、立足点、着眼点、根本方法、指导原则和指导方针，构成了毛泽东决策思想的科学体系，而贯串其间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的决策思想为决策这门学科增添了炫目的光彩。
二、决策与领导
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人类的决策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人类决策的历史。而决策作为一门学科，则正式诞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决策学，就是以决策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和阐述决策的基本规律，为决策活动提供理论、原则、方法和步骤的科学。
（一）决策是一门科学
第一，决策是对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以及实现方针、目标的原则和方法所作的决定，它具有智能性、目标性、预测性、选择性、时变性、社会性、实践性等特点。
（1）智能性： 决策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思维活动，或叫用脑行为。决策的全过程都要运用知识、信息和经验，思维活动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没有科学的思维，就没有科学的决策，决策既是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又依赖于思维科学研究的成果。
（2）目标性： 从人类、社会、自然三者的关系来考察，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了解自然，又不断地了解人类自己，通过不断完善自己的社会组织，并提高这种组织的效能，来达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的领域，以满足和提高人类总福利的历史。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这就是决策行为的基本目的。
（3）预测性： 由于决策是对未来实践的目标、方向、原则、方法、途径所作出的决定，所以决策就离不开对未来实践活动的环境、时间等信息的收集，否则作出的决策就不能适应未来发展变化的情况。而科学的预见或预测，往往是获得有关未来的多种信息的重要手段。因此，科学的预测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和依据。
（4）选择性： 决策就是抉择。只有一个方案就不存在决策，也不需要决策。有了多个方案，就产生了选择的标准问题。达到“最优标准”至少必须满足的条件有：决策目标可以量化；所有的可能方案（策略）必须全部找齐；每个方案的执行结果必须是确定性的；有个绝对的择优标准；时间不受限制。在实际工作中，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不容易，尤其是复杂的经济管理问题更难做到，于是人们提出以“满意标准”去替代“最优标准”。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权衡利弊后，或者选取其一，或者综合成一，或者另行设计一个方案。在专家和决策者反复对话后，由决策者作出选择。该方案是在决策者的价值准则下最适当的方案，充分吸收了他人的智慧，它难以“最优”，但可能“满意”。
（5）时变性： 决策行为就主体存在而言是受环境制约，就主体的行为而言是受
条件制约，条件是联系环境与行为的中介，条件主要包括环境和资源两个方面。然而，环境和条件的时间和空间都在不断地发展与变化之中。此外，决策的效果往往也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决策有适时适地的要求，这些都是决策行为时变性的反映。
（6）社会性： 人类社会是个庞大复杂的巨系统，它由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各类组织所构成，这些构成社会这个巨系统的大小组织便是它的分系统或子系统。每个组织与其它组织和整个社会（环境）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因此，每个组织的决策行为，对其它组织和整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影响有强弱的不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构成某一组织的环境，对一个组织的决策行为亦有影响。这就是决策行为的社会性。
（7）实践性： 决策活动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的桥梁，人们所以要作决
策，那必然是现实和未来实践的需要。决策是对现实和未来实践活动的一种设计、选择，是指导、控制现实和未来实践活动的准绳。因此，决策时必须考虑决策实施的可行性，研究实施环境可能的变迁，系统组织内部的发展变化，以及决策实施管理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和积极性。完整的决策过程，必须包括决策的实施阶段。
第二，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决策客体的调查研究，把握其客观规律，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排斥任何随意性和盲目性。
第三，决策作为整个组织管理活动的重要阶段，不仅为科学的管理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向目标，而且也为控制管理活动提供了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是管理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环节。在现代社会，决策贯穿于一切领导和管理活动的始终，并直接影响组织和管理的绩效。
第四，根据决策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划分决策类型。根据决策构成因素把握决策要素，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内容。
第五，在决策过程中，遵循反映决策规律的各项决策原则，严格按科学的程序决策，充分发挥决策系统的各个组织的作用，是决策行为科学化、规范化的制度保证和组织保证。
（1）科学决策的原则
实事求是原则、“外脑”原则、经济原则、差距原则、紧迫原则、“力及”原则、瞄准原则、“两最”原则、预后原则、跟踪原则、反馈原则等
遵循这些原则是保证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条件
（2）科学决策的程序
决策程序是指决策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的逻辑的步骤。健全的、科学的决策程序大体上要经历六个阶段：
①选择目标阶段，包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确立决策目标；
②搜集信息阶段，围绕决策目标，通过调查研究，搜集有关的背景资料，统计数据，调查研究报告，有关文献；
③设计阶段，根据决策目标和信息，拟定可行性方案；
④评估阶段，采用现代分析、评估和预测方法，对各种预选方案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估；
⑤抉择阶段，从各种可行性方案中，根据决策评估标准，选择令人满意的行动方案；
⑥反馈阶段，把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或没有预见到的新问题等信息及时地输送给决策系统，以便对原决策方案进行修正和调整。
由这六个阶段所组成的活动流程系统，构成科学的决策程序，使决策行为规范化、条理化，这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决策主体、决策客体和决策信息组成的统一整体，就是决策系统。其中决策主体居主导地位，决策客体是决策主体施加影响的对象，决策信息是决策主体与决策客体联系的纽带。狭义的决策系统是单指决策中枢系统。广义的决策系统是由决策中枢系统、决策信息系统、决策咨询系统、决策执行系统、决策监督系统等构成的决策体系，它是决策科学化的组织保证。
据此可知，决策是一门科学。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作出有科学依据的决定。
决策的本质及其哲学意义：乃是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这个矛盾对立统一体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主观或理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未来实践的驾驭能力，即恩格斯所说的“意志自由”的能力。
恩格斯说：“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455页）
（二）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
马克思曾论述道：“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367页）马克思的论述，简明地阐释了领导活动乃是人类社会群体活动的必然产物。
列宁曾精辟地阐述道：“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51页）在此，列宁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领袖与群众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较为清楚的诠释。
1．什么是领导
领导是一个动态概念，是指领导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与必要的手段和方法，率领和引导被领导者实现某种特定目标的行为过程。它包括四个基本要素：领导者、被领导者、群体目标和客观环境。这四个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客观环境是领导活动作用的对象。群体目标是领导活动的归宿。领导就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实现特定目标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的行为。
2．什么是领导者
领导者是领导活动过程中的指导者、指挥者、组织者、主将、导演和领袖。
3．领导与决策的关系
领导的职责在于制定战略、拟定规划、确定政策、组织管理、使用干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527页）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出主意”、“用干部”，就是决策。他还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802页）“了解情况”就是决策前的调查研究；“掌握政策”就是决策。这说明领导工作与决策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决策就没有领导，决策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能。
（三）决策的重要性
决策的正确或错误与事业的发展或挫折、成功或失败紧密相连。国家的决策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个人的决策关系到个人的成败得失。纵观历史，横览现实，一项重大决策的正确或错误，必然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巨大的正效应或负效应。
对决策的重要性，毛泽东作了最形象的概括。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298页）如何理解：
其一，党的领导过程，就是制定和执行决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就是决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286页）
其二，正确的决策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条件。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所谓政治领导，就是必须敢于、善于从政治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充当向导，以引导群众前进的过程。所谓思想领导，就是克服种种错误思想，使正确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办法成为主流思想的过程。所谓组织领导，就是根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用干部和组织管理群众，以实现目标的过程。这三者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其三，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影响决策成败的因素各不相同，其具体表现也不相同：
1．在管理效能上：管理效能=目标方向×工作效率。如果目标方向正确，那么工作效率高，管理效能也越高；如果目标方向错了，那么管理效能就成了负数。工作效率越高，则管理效能越低。
2．在管理制度上：管理制度缺失，必然导致盲动、杂乱的无序状态。制定规范就是建立合理而有效的组织机构和各种全局性的管理法，以保证规划目标的实现。管理法最重要的有二个：一是岗位责任制。要使每个岗位都有非常明确的互不矛盾的责任，才能使管理系统有序而协调地运作起来；二是奖惩法。赏罚分明是一种巨大的管理动力。
3．在用人之道上：用人决策同样举足轻重，成败攸关。古人云：“政以得贤为本”、“为政之本在于任贤”。得才者昌、失才者亡，既是历史经验，也是普遍真理。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已成为现代领导者成功的秘诀。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人才已成为了世界的聚焦。现代领导者的用人之道，无疑应当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核心，要做到：
①有爱才之心。这是领导工作本身的客观要求。随着领导工作的日益现代化、科学化，必然依赖知识和人才的日益专业化、密集化。
②有识才之智。古人云：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识才就是要全面考查一个人的德、才、学、识，并根据不同的工作要求有所侧重。要量才录用，知人善任，而非任人唯亲，任人唯派。
③有用才之胆。选贤任能，往往要面对各种干扰、非议和阻碍，这时就需要以一定的胆识和魄力顶住压力，排除干扰，敢于提拔、敢于破格、敢于赋权、敢于奖赏。
④有容才之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人才不可求全责备，“不因小过裁大将”，“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善者不疵细瑕”，能有容人之雅量。
⑤有利才之制。研究和创建一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范例解析
【统一战线】——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成功决策之一
（一）理论依据：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原则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以便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声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07页）马克思强调：“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443页）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不仅强调要依靠基本劳动群众，而且要注意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列宁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深入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解决了工农联盟的问题，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强调“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类派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在领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革命中，就无产阶级与其他各阶级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
（二）现实依据：中国国情
第一，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783页）一头是工业无产阶级，它在整个中国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数量不多；另一头是地主大资产阶级，它所占人口比例也很小，数量也不多。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来说，工业无产阶级由于与现代化的大生产相联系，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因此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而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4页）因此是真正的反动力量。广泛存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其他社会各阶级，如农民阶级（主要指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则是非革命的、或者半革命的力量。即以农民阶级来说，由于它与小生产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其阶级性在趋向上是保守的。它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的带领之下，在革命先进知识分子的诱发引导之下，才会凝聚爆发成为巨大的革命力量。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其与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系之千丝万缕，远过于其与工业无产阶级之联系。因此，新生的工业无产阶级要依靠本阶级一元之力量，去打败拥有广泛传统社会优势的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取得革命之胜利，这是绝无可能的。
第二，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34页。）中国革命敌人的“异常强大”，具体表现为：一是它拥有一个凌驾于全国人民之上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通过中央政府可以合法地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以镇压革命者。二是它拥有一支野蛮、残忍、凶狠而又比较现代化的反革命军队。由此可见，面对如此异常强大的敌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如果不去争取更多的同盟者，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声势，仅靠本阶级一元之力量，要想取得革命胜利，是绝无可能的。
第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中国革命将是一个异常艰难曲折的长期过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运用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促使敌我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
这一中国国情决定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列宁指出：“要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尽可能更确切地了解：可以同谁一起战斗，谁是可靠的同盟者，真正的敌人在什么地方。”（《列宁全集》第18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第466页）而要分清敌、我、友，就必须对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列宁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602页）毛泽东正是在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的。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3页）
1．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具有自身的优点和特点。他把中国无产阶级与外国无产阶级相比较，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世界上一般无产阶级所共同具有的基本优点。同时，他又依据中国国情进行分析比较，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其突出的特点：与外国无产阶级相比较，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举世罕见，因而在革命斗争中他们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彻底；从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来考察，毛泽东指出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分布集中，便于组织，而且有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他们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从中国无产阶级的来源来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与农民的这种天然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亲密联盟。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的优点和特点，必然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历史必然地要求他们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45页）
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45页）
据此，党为无产阶级制定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
这一决策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定位，无产阶级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其历史使命，牢牢把握住革命的领导权，并引领革命走向胜利。
2．对农民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
在中国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是“人民大众”的主体部分。广大的农民既是帝国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也是封建地主阶级最直接的压榨对象。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而成为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92页）对于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关系，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9页）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广大农民，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支持他们和领导他们最彻底地实现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说明，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有力量，才能行使领导权，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92页）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关于农民阶级的论述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77～1078页）
据此，在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党制定了不同的路线和政策。
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
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②抗日战争时期
制定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
③解放战争时期
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寺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实行的土地分配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作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不同决策，保证了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军，并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3．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
党制定的政策：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
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正确决策使小资产阶级始终存在于与无产阶级的联盟之中。
4．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立体地、多层次地看待中国资产阶级，他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代表的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势力的基础上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依靠政治特权而形成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大的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是在“发国难财”、“发内战财”中肥大起来的，它们的魔爪伸到了旧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实行野蛮的掠夺和残酷的剥削。官僚资本主义完全不是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集中表现。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发展起来的“四大家族”，便是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主义。它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刻烙印，因而其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而保存着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与旧俄帝国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另一方面，他们由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而具有的软弱性，又使他们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者。
据此，党确定对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对大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效劳并为他们所豢养的，它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来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或特殊政治条件下，大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同大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对其反动政策，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在被迫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又必须敢于同其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以革命武装消灭反革命武装，直到推翻其反动统治。
由此可知，对大资产阶级的既联合又斗争有着这样的特点：联合，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性质的暂时合作；斗争，包括和平的与非和平的，政治的与军事的。
例：对国民党蒋政权实行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策略
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由于其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应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妥协，无产阶级又必须提防它。对于他们的革命性方面，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实行团结的政策；而对于他们的妥协性方面，依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实行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以便尽可能地坚定他们的革命性，克服其动摇性。毛泽东指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763页）即使在他们追随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时，也应采取政治上争取和经济上保护的政策，而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
由此可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既联合又斗争有着这样的特点：联合，是把他作为革命力量的长期合作；斗争，主要是批评教育，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在统一战线中，针对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以及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灵活措施。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同盟者的策略（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1）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2）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予政治教育。
党对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划分及所作出的相应决策，为无产阶级尽可能地争取了同盟者。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了相应的不同决策，正是这些正确决策，为无产阶级赢得了最广泛的同盟军，以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力量，战胜了强大而凶残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
四、案例分析
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体育团队、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取胜，要发展，都有一个如何决策的问题。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些个人和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一个人可因自己决策的正确而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一个企业可因一项决策正确而使其产品打入和占领国际市场；一个统治集团可因重大决策失误而失去它所掌握的政权；一个国家可因决策的正确而兴旺发达，亦可因决策失误而停滞衰落。
【个案一】
70年代初，埃及在尼罗河上建造了阿斯旺水坝，它一方面给埃及人民带来了廉价的电力，控制了水旱灾害，灌溉了农田，另一方面却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恶果。由于尼罗河的泥沙和有机质沉积到水库底部，尼罗河两岸的“绿洲”失去了肥源，土壤日趋盐渍化、贫瘠化；由于尼罗河河口供沙不足，河口三角洲平原从向海中伸展变为朝陆地退缩，工厂、港口、国防事业等有跌入地中海的危险；由于缺乏来自大陆上的盐分和有机物，盛产沙丁鱼的渔场毁于一旦；由于大坝阻隔，尼罗河下游奔流不息的活水变成了相对静止的“湖泊”，为血吸虫和蚊蝇的繁殖提供了生存条件，致使水库一带居民的血吸虫发病率达80％，有时甚至达到100％。这一切，使得埃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试析：建造阿斯旺水坝这一决策失误的原因？
【个案二】
80年代初，我国有关领导部门召开了“宝钢工程调整讨论会”。宝山钢铁厂是一个年产671万吨钢，650万吨铁，422万吨钢材，124万吨钢坯，总投资达200多亿元的联合企业。这样巨大规模的企业的建设与调整，不仅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而且有国际影响。
我国科技人员经过回溯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筹建宝钢的原意，并不是建立现在这样的巨型钢铁联合企业，而是建立宝山钢铁厂。因上海虽有400万吨的炼钢能力，但要从远离上海的本溪等地调铁炼钢，每年多耗120万吨焦。为解决这一矛盾，所以决定在宝山建立一个炼铁厂，为上海炼钢工业就近提供铁水。
由于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在1985年达到年产6000万吨钢的高指标，片面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因而放弃了兴建宝山炼铁厂的方案，代之以全套引进，从国外购买一个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的做法。对这样重大项目的决策，事先并没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就匆匆上马，从谈判到签订合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就造成了全套引进，贪大求全和错选厂址三个失误的决策。与国内其他钢铁联合企业相比，宝钢平均每吨设备费要贵一倍多，其中焦化设备竟高出12倍以上。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现行管理体制——条条与块块分离，破坏了现代企业的“群落性”，即一个企业应与所在地区的相关企业进行有机的组合与协调。这样不仅背离了当初促进上海钢铁工业的目标，反而带来了严重的浪费，影响了上海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平衡。决策的严重失误，使宝钢成为一个投资大、成本高、耗汇多、偿还能力低的企业。幸而及时发现问题之后，我国的软科学工作者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周密的调查研究，得出了两点关于调整宝钢工程的目标性意见，使宝钢建设走上了科学决策的道路。这两点是：
1.根据损益值的估算，结合宏观经济现状与发展考虑，宝钢一期工程应以“缓中求活”为好。二期从长计议，重新作进一步的“可行性分析”。
2.宝钢一期工程应该与上海钢铁工业组成有机“群落”。宝钢一期工程要搞活，必须与上海钢铁工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节能、改善环境污染紧密结合。若以宝钢的铁水直接供给上海炼钢，那就可节省能源，为上海经济建设服务，节省焦炭，为城市煤气化贡献力量，而且还能节省宝钢的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同时，对改善上海城市的环境污染也有利。两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才是最好的途径。
试析：在宝钢工程建设的“转危为安”中科学决策的作用？
参考书目：
1.《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论政策》（同上）
3.《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同上）
4.《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5.《不要四面出击》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6.《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同上）
7.《毛泽东决策思想研究》肖浩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8.《决策学引论》 姜圣阶 张顺江 毕全忠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9.《决策科学——从最优到满意》 贺仲雄 王伟 著 重庆出版社 1988年版
10. 《领导决策实例分析》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11.《领导哲学》克里斯托弗·霍金森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