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教学目的：通过了解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尤其是冷战格局下为新中国制定的外交方针、政策和实践，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新世纪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课时：4
重点:理解独立自主是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核心
难点:理解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
教学方法：课堂讨论与课堂讲授相结合
思考题：
1、为什么说独立自主是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核心？
2、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对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何影响？
毛泽东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毛泽东冷眼向洋看世界，时刻关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来确定对外战略和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以他特有的睿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开辟了通途，竭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毛泽东是外交家，其外交思想在实践上就是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外交——各主权独立国家通过和平方式为捍卫和促进国家利益所进行的官方往来活动。国家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等。
外交思想——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关于国家对外活动的想法、意见、观点的总和。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就是关于中国对外活动的想法、意见、观点。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形成在时间上未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同步，这与民主革命时期党长期处于农村战争环境，与外部世界联系很少有关。
（一）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准外交实践活动中提出
1、毛泽东的外交生涯发端于民间外交，起源于党际关系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一个由从党际交往思想到国家对外交往思想的发展过程。
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参与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 “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律。”该大纲既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的反帝原则立场，又主张对外往来。但这时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
纵观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的对外交往是从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开始的：
独立自主原则最早就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时提出的。
二大：党开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直接受其直接领导。
遵义会议：党逐渐成熟，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开始实行独立自主原则。
36年7月与斯诺谈话时，第—次谈到了党与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同和区别：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活动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实际提出对外交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2、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军观察组和美国总统特使的交往——具有国家交往的特点。
这时国家利益直接摆在中共面前。
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这是美国官方的代表第一次访问延安。毛泽东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提出要把这次访问看作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强调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外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但又带有外交的性质：毛泽东参与起草的党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工作文件《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外交往来还须经过它的承认，而国民党政府是不愿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禁令和约束，争取开展独立的外交。
45年，毛泽东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由此提出了独立、平等、互利等原则。
（二）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外交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略有不同，毛泽东外交思想系统形成是在建国后。
毛泽东一生只出国二次,分别为 49年12月至50年2月、57年11月，二次访问的国家都是苏联。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人们多目睹周恩来的外交家的丰采，很少看见毛泽东的身影，有人疑惑，毛泽东是外交家吗？
49年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时对周恩来说，我只管祝寿，具体谈判工作你做。
对当时的中苏谈判，苏联外交人员评价：周恩来时刻掌握着讲话的主动权，毛泽东有时插入关键性的几句话，俩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72年，毛泽东与尼可松会谈时说，我只谈哲学问题，具体问题你与周恩来谈。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很少谈具体的外交细节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新中国的重大外交决策毛泽东都是事必躬亲。长期担任党的主席职务的毛泽东，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接见来自五大洲的各国政府、各种党派、各个阶层和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包括对我持敌视态度的人士。他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在这2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700 多次会见应我们党和国家邀请的 来自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各种客人达3000多人。
在新中国时期毛泽东的外交决策有三个最精彩的方面：
1、50年代不搞平衡外交，采取“一边倒”战略，从而为新中国在国际上迅速站稳脚跟打下良好基础
2、始终高举独立自主的旗帜，使作为一个弱国的新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3、70年代，作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略性决定，与美国改善关系，为后来形成联美抗苏，对美国开放打下基础。
二、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丰富的，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一）独立自主——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是贯穿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条红线，也是贯穿于新中国外交实践的红线。可以说，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就是致力于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1、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基本点
独立自主——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地处理自己国家的对内对外事务。
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独立自主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基本点：
1）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反对任何外来的干涉
毛泽东在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会上说：“中国必须独立，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的事情包括中国建什么国、走什么道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些都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
毛泽东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各国应根据本国的情况和自身的条件，独立自主地决定该国的一切事务。他说：“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
2）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中国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屈服于外国的压力
毛泽东始终认为，对外交往不能损害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独立自主高于一切。“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新中国制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3）搞革命和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自力更生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实力是一国外交的基础。
毛泽东说，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如果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重新丧失。
美国人特里尔评价：毛泽东是“各种各样的反殖民主义形式中的主要的人格化身。”“因为他知道，要在落后的民族实施新政，不仅需要诅咒西方，而且需要在本土有一个整体的依靠自力更生的变革。”
2、建国初三大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重要体现
1）另起炉灶——针对旧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言，旨在划清与旧中国外交的界限。即不承认国民党与外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另起炉灶政策外交政策是在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确定的.随后在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对这一政策作了原则说明.
这一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在外交上一开始就立于主动地位.
周恩来评价说：“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们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针对旧中国的条约，尤其是不平等条约，旨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
49年2月毛泽东会见米高扬时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脏了……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
新中国彻底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全面清除帝国主义影响。
3）“一边倒”——中国坚定地站在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布“必须一边倒”，“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边倒”政策的产物：
毛泽东评价：该条约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内容：
条约包括前言和六个条款。
A、中苏双方宣布，两国加强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措施；
B、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
C、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D、条约有效期30年。在期满前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意废除时，该条约将自行延期5年。
（2）“一边倒”与独立自主方针不矛盾——结盟的独立自主
A、“一边倒”政策是以在对外交往中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的。
中国的双重身份：完全独立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重要一员。
毛泽东说，一边倒，中国还“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用自己的腿走路。”
B、中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并不排斥与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C、一边倒是战略联合，战术上是有批评的
新中国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是讲原则的，没有因为联合而失去自己国家的独立性，也没有盲从和照搬苏联经验。
D、“一边倒”政策是当时新中国生存和发展必然选择。
在世界形成以美苏为中心的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情况下,中国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或保持中立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选择的是“一边倒”。
——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所以没敢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早在1950年1月2日晚,毛泽东在谈到即将签订的中苏新约时说: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之范围,有利于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有利于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
“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为新中国赢得了国际承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
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另外，中国在同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惨痛历史教训的总结；是对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毛泽东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是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力量决定的。
（二）和平哲学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
毛泽东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和平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建立友好关系。”
“中国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许多朋友，许多外国朋友的帮助，不管这些朋友是什么国家的，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只要他们愿意来中国看一看，我们都是欢迎的”。“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1、反对霸权主义，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
霸权主义是指一些大国凭借其军事政治优势，对别的国家的内外政策进行干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国头上，甚至使用军事力量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占领。
1）“和平为上”——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认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
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6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负担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空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2）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世界大战经过斗争可以避免，世界和平一定能争取和维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世界人民有力量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直至50年代末，这一观点是不曾改变。
他在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时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
如何反对世界大战？毛泽东60年在郑州会见亚非拉朋友提出避免打世界大战要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亚非拉人民反殖、反帝。
另一条腿：四国首脑会议（指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或者大国协商。
（1）一条腿：人民反对——维护和平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
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要和平
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55年毛泽东在与印尼客人谈话时说：“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地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外交文选213页）
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有力量：
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要和平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时说：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2）另一条腿：大国牵制——打仗对谁都无利
“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不打。”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制约战争的因素之一.
中国支持欧洲国家反美苏霸权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欣赏法国对美国的独立，多次提到要法国带头独立于美国，中国“很欣赏法国的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
需要指出的是，从60年代开始，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以致得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显然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对战争的估计过于严重。
2、希望中国以独立自主的身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1）中国反对霸权主义
毛泽东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团时说，中国与法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国家，但中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大国欺侮，不许大国控制自己，而不管这个大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首次明确提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思想。
2）中国永远不称霸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个世界大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为了增加世界和平的分量，中国决不能对外扩张，不能走过去帝国主义走过的道路。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说，我们自己曾是被人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
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毛泽东说，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如果中国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3、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指导思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结合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适用于处理同一切国家的关系的国际行为准则。
毛泽东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新中国对外政策时,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
49年4月30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说：“恩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
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在54年6月，明确写入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宣言》中。
54年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和访问印度、缅甸情况汇报时说，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开来，思想体系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在政治上的合作。
后来又明确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但这时实际上不包括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
56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的长期方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得到许多国家的赞成和响应,但也有一些国家还持怀疑观望态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权宜之计。为此,毛泽东及时提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对外国的，而且首先是对中国自己而言的
毛泽东一贯反对大国主义，要求他国尊重中国，也要求中国尊重他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后，毛泽东专门发出指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
54年12月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吴努把中国提出的建议当作“大哥哥们对小弟弟提出的建议”，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大哥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
60年代中国对第三世界提供大量的援助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要注意尊重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多次告诫中国援外人员要平等待人。他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时说：“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么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
对中日关系，毛泽东始终表现出深厚的和平外交哲学：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以德报怨，提出面向将来建设中日关系。
（2）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成为彼此合作的障碍，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可以求同存异和相互合作的。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求同存异，发展合作。
54年10月，他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就表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
中国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大家有共同点——向往和平、发展经济
59年，毛泽东在会见智利激进党领导人时说：“你们大概不信仰共产主义。你们信仰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
50年代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
61 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客人对毛泽东说：“法国虽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回答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
中国与社会制度不同第三世界国家和平共处：大家有共同点——政治上面临反帝任务；经济上发展任务艰巨。
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多次强调过这一观点。他曾对缅甸总理吴努说：我们这一类亚洲、非洲国家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大国的气，“现在还在受气。总要一天，我们真正独立起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了，就可以少受一点气。”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1）核心和主要内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霸权主义的特征就是不承认、不尊重世界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对广大中小国家、弱小国家进行侵略、欺负和干涉。
毛泽东主张国家不管大小、强弱、贫富、社会制度一律平等，都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50年代毛泽东对尤金说：“我对米高扬在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由此56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2）根本保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结果。
（3）平等互利是各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4）目标结果：和平共处
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战后国际关系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普遍愿望。
（三）实事求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灵活地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的方法论
1、原则的坚定性
1）把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处理国家关系时意识形态一度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份量很重，但最终国家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把保卫国家安全、捍卫领土完整放在首位，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
如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一方面表示愿意与美国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始终把台湾问题与中美建交挂钩，坚持要求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机不成熟，宁愿等待。“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中苏关系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
一是意识形态关系，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的关系，是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问题，是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的问题。
二是中苏两个国家的相互关系。它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领土完整、国家民族尊严、主权、独立、经济利益等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有重大区别的问题，但在中苏关系的处理中被紧密联系起来，难以分开。
50年代中期前中国实行“一边倒”，国家利益当然是首先考虑的因素，但其中也存在着意识形态因素。58年后中苏关系逐渐冷淡，并最终由结盟走向破裂。
其原因：
(1)中苏两国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是直接导因
中苏同盟出现裂痕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56年苏共20大严厉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由此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亲密关系开始产生不同看法。开始重新考虑中苏两国的关系。
分歧表现在：
对外：对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中苏有不同看法。
对内：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苏之间有不同看法。
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但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2）中苏两国战略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中苏之间存在着战略上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苏联：执行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企图控制中国，
中国：反对美苏主导世界，反对苏联控制。
（3）中苏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中苏关系的问题是苏联对中国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
在新中国初期毛泽东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两个角度考虑中苏关系：
认为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是很自然的事情。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毛泽东表达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愿望。后来毛泽东再次表达过希望苏联帮助中国搞原子弹并提供原子弹样品的问题，都被赫鲁晓夫拒绝。
从57年起，毛泽东开始较多地从国家关系、国家利益思考中苏关系：
58年反对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反对建立共同舰队问题：
66年毛泽东说：中苏关系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要控制中国海岸，我们不干。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
2）重点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新中国外交基本立足点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
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
（1）支持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
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应当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中国的责任和义务。
56年9月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56年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
58年支持几内亚独立
61年支持古巴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
64年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斗争。
65年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斗争。
67年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2）帮助新独立国家发展经济
64年初，周恩来访问亚非十三国时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表明中国充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不谋求自己私利和特权，真心帮助亚非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精神。6月，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客人时说：“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外交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
71年10月，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议案在第26届联大获得通过。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支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3）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密切基于下列因素：
A、亚非拉国家赞成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B、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愿望
2、方法论上没有固定的外交思维和模式，一切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决定
新中国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往来面临着重重障碍，障碍来自美国在一个长时期内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当时世界政治格局下，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在西方起了恶劣的带头作用。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毛泽东以他高超的斗争艺术，在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区别对待西方国家，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往来，使新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
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建交方式:
1）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不谈判即建交
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
（1）这些国家断绝了与台湾的关系；
（2）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与民族主义国家坚持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
谈判的条件是：
（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惟一合法政府，并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2）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
（3）交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
3）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资本主义国家
(1)把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
正式建交：与8个西北欧国家（瑞典、瑞士、丹麦、芬兰、挪威、列支敦士登、英、荷）建立外交关系。
中法关系：64年1月正式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打开了通向建立超越对抗、发展合作的道路，对中国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中日关系：以民促官，搞民间外交。
中美关系：在两国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举行大使级会谈，最终由长期对抗走向缓和和合作
建国初期：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
的政策，两国关系严重对立。
4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致南京市委并华东局《同意袁仲贤与克仁斯特继续谈判办法》密电曾明确指示：“如果司徒雷登及付泾波仍请求来燕京，我可照原议准其乘火车并派人送其来平，如其不提，我们亦置之不理。”
但实际上早在49年7月1日，美国务卿艾奇逊就指示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49年10月3日，美国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
50年3月，美国商务部对华实行战略物资出口管制。
从51年——54年不断与中国周边国家订立带有军事色彩的安全条约：
51年8月，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与日本订立安全条约；
53年10月与韩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54年12月与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同年还与东南亚国家拼凑集体安全
防御条约对中国形成新月形包围圈。
50年代中期——70年代初：两国关系仍处于对抗之中，但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尽管仅达成关于平民回国问题协议，但为两国交换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提供了场所。
54年9月——55年7月为领事级谈判
55年8月——70年为大使级会谈。
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开始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推进两国关系的改善。
69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其公民到中国旅行和美国人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10月，美国表示将不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
70 年8月斯诺应邀访华，10月1日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
71年，毛泽东借助于乒乓外交，借助于巴基斯坦和华沙两条外交途径，打破了中美两国自新中国建立后的僵持对抗状态。
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标志中美20多年敌对历史的结束，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特殊发展时期，两国开始联合抗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轻。
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的打开，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实际上结成了准结盟的战略关系（是有别于以前与苏联的有限的结盟，中苏关系是全面的结盟）。
（2）把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区别开来
对于中美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
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灵活方针。
（3）把政治与经济区别开来
针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他提出政治上不建立外交关系不要紧，经济上可以做生意。强调中国不是反对西方一切，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所以西方国家一天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要做。”
（四）外交战略——外交思想重点
1、一边倒战略（1949——1957）——联苏反美
2、两条线战略（1958——1968）——反苏又反美
20世纪60年代，面对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的基本背景，中国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基本战略可概括为“反帝、反修”或“两条线”战略。
58年——63年，中苏表面友好，把美国作为主要敌人
64年——69年，与美苏同时处于对抗之中，有时把苏联看作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
原因：
（1）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
（2）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有关。
6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已时说：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
这一战略在美、苏都与中国为敌的情况下，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但它的实施实际上超过中国的国力，同时造成中国在这个时期树敌过多，在国际舞台上处境困难的局面。
3、一条线、一大片战略（1969——1976）——联美遏苏
一条线：中国、日本、美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等大致处于同一纬度的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条战略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
一大片：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即亚非拉国家一大片团结起来。
自新中国诞生，我国对外一直是以反对美帝为主。直至1970 年毛泽东发表的五·二○声明，主要矛头还是对着美帝。但在这之后，我们的提法逐渐变化，虽仍然提反对两霸，但主要是指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希望美国跟欧洲和日本加强合作，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就是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 “一条线” 战略。
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 “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国际战略。
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实质：结成广泛的“联美遏苏”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苏联霸权主义。
邓小平说，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
制定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的现实依据：
????1）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在两强争霸世界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处于主要矛盾方面。
进入70年代，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1974年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赶上美国，在核武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已取优势，其近海防御性海军也发展成为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美苏态势的变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逐步把视美帝为主要敌人的注意力移到苏联方面。
70年代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苏美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
????2）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挑起武装冲突，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国。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军事遏制。
69年发生苏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两起武装流血冲突，
在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国内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并在会见外宾中多次指出，苏联想控制中国；中国要准备打仗；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3）美国放弃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回旋余地。
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基于上述原因，毛泽东改变了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外交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为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与西方国家建交，特别是使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和解，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这个战略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是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结果，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两个超级大国的纷争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自由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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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战略（1974——1976）
中间地带理论与三个世界战略有着密切关系。
1）“中间地带”战略
4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在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即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62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认为美苏之外的国家都属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而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矛盾日益加深。中间地带发展的趋势将是独立于美苏之外，并能与美苏抗衡的一支强大国际政治力量的产生。
2）“三个世界”战略
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还表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并宣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三个世界理论的主要内容：
（1）明确提出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思想
美苏都“原子弹多，也比较富。”企图称霸世界，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势力不如他们的发达国家。
（2）改变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的基本标准来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方法，而是采取以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考究世界格局的变迁，以对霸权和战争的状态来作为衡量标准，表现出很大的现实性和灵活性
（3）明确提出反霸主力军和可以团结力量的战线划分
三个世界的战略对建立国际斗争的新格局，减轻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了不可估量作用。
3）中间地带战略与三个世界战略的联系和区别
中间地带战略和三个世界战略联系密切又有所不同：
联系：在中间地带战略中已有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萌芽。
区别：
（1）从总体看
中间地带战略：主要是反对美国的霸权，强调争取西方国家，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三个世界战略：反对美苏两霸，把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反霸主力军，把西方国家作为争取的对象，目的在于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和地位
（2）从美苏关系看
中间地带战略：美国是主要敌人，苏联是反对美国的最主要力量，两者是对立的，苏联的利益与中间地带国家利益有重大一致之处。
三个世界战略：美苏仍是对立关系，但两者都试图控制别国，是其他国家反对的霸权国家。
（3）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看
中间地带战略：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为中间地带，发达国家是重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于较次要地位。
三个世界战略：西方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
（4）从思想方法看
中间地带战略：还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把资本主义国家分成美国和中间地带中的法国、英国、德国等，但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一个整体。
三个世界战略：已经完全超越意识形态，把国家利益作为观察国际格局的出发点。
（5）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看
中间地带战略：46年提出时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中间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62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属于中间地带。
三个世界战略：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重要成员。
三、毛泽东的外交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一）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的积极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的积极观点，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为新中国奠定外交政策的基础
82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独立自主至今仍是中国的外交方针——由当年结盟或准结盟的独立自主发展到今天的不结盟的独立自主。。
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和平外交是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
邓小平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江泽民指出：“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三）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邓小平揭示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当中也存在着不足，全面认识和理解毛泽东外交思想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看到当时冷战格局这个大的制约条件。
如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存在与世界联系不多的情况，有人因此指责毛泽东闭关。这是不公正的。英籍华人韩素音女士说，怎么不顾到历史事实呢？是美国想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而毛泽东、周恩来千方百计突破封锁嘛！
毛泽东晚年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夸大了战争危险，使国内政策的重心上注意力转向了备战，对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毛泽东的外交实践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50年代处理国家关系时又有考虑意识形态的倾向。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两者有时重合，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抗美援朝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有时充满矛盾，意识形态超越了国家利益。如中国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问题。
参考书目：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十二集电视记录片《毛泽东》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梁柱《毛泽东思想若干理论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李宝俊《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刘万镇 李庆贵《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张启华《读懂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毕桂发《毛泽东评说世界政要》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