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策与政策系统
政策系统是由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政策系统是政策运行的载体，是政策过程展开的基础，对政策系统的研究是进一步研究政策过程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为了更好把握政策系统，必须先了解政策内涵、特征与实质的基本问题。
政策的内容与实质
政策的内容与实质是政策科学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政策科学研究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的最重要的内容。政策内容与实质的研究也就是对政策的特征、起源、本质、功能、类型和结构等一类问题的研究。
一、公共政策的概念我们研究政策科学时，首先要遇到的就是什么是政策？政策的特征如何？政策与法律、政策与理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
“政策”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使用得非常广泛的概念之一。但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术领域，人们对它的涵义并没有一致的界定，歧义颇多。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国内外学者的定义吧。
１．西方学者的定义
公共行政学的首创者之一，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
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
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ald D.Lasswell)与亚伯拉罕·卡普兰(A·Kplan):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
罗伯特·艾斯顿(Robert Eyestone)：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凡是政府决定做的或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E.Anderson):“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
卡尔·弗里德里奇(Carl J.Friedrich)：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
由于西方著名学者的“政策”定义分别是从某一方面来论述的，因而不可避免带有片面性的倾向。威尔逊将政策界定为的“法律和法规”，排除了政府的大型计划、政府首脑的指示报告、会议决议文件和政府某种特定意图等政策范围；他还将政策制定、执行者限定为政治家和行政人员，缩小了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主体范围。伊斯顿强调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把指导行动的准则等同于行动本身。拉斯韦尔和卡普兰认为政策是一种“大型计划”，犯了同威尔逊一样的错误，“计划”可以是政策，但政策并不仅局限于计划或方案，计划只是政策的一个子类；艾斯顿和戴伊或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政策，或者是仅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安德森和弗里德里奇相对来说较全面，并强调政策是一个“活动过程”。
但是，西方学者的政策内涵表述，基本上概括了它的主要含义：（１）政策是由政府或其他权威人士所制定的计划和规划；（２）政策是一系列活动组成的过程；（３）政策具有明确的目的、目标或方向，不是自发或盲目性的行为；（４）政策是对社会所做的权威性价值分配。
２,我国学者关于“政策”的定义
《政策科学》（孙光著）：“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总目标而确定的行动准则，它表现为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程”。
,政策学研究》（王福生著）：政策可以解释为“人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确定的行为准则和谋略”，“简言之，政策就是治党治国的规则和方略”。
《政策科学导论》（张金马主编）：“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行为的准则或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
,公共政策》(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是指“政府选择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这类似于戴伊的政策定义）。
,公共政策》（伍启元）：“公共政策是政府所采取对公私行动的指引”。
综合我国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陆学者过于强调政党和政府的政策主体地位，忽略了社会政治团体的主体性；过于强调政策的目标取向而忽略了政策的过程特点。台湾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策过程，忽视了对政党的指导作用的强调。
中外学者都力图给政策下一个恰当的定义，但由于角度不同化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各有优劣。我们认为：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
３．正确把握“政策”的内涵
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几方面来把握“政策”的内涵,
第一，政策主体。任何政策都有特定的主体，即国家权威机构、政党及其他政治集团、团体。政策体现了主体的意志，它与个人、企业等所做出的决定不同，具有法定的权威性。
第二，目标取向。一定的政策总是要实现一定的目标，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同时，政策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起作用，具有时效性，政策不是无意识或偶然性的行为，目标指向明显。
第三，活动过程。政策是主体服务于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是与谋略、措施、办法、规定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第四，行为规范。政策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政策总有具体的作用对象或客体，它规定对象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规定哪些行为受鼓励，哪些行为被禁止。政策规定常带有强制性，它必须为政策对象所遵守。行为规范和准则，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才能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
二、政策的本质政策的制定、执行及其执行的结果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政策本质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政策集中反映或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执政党、国家或政府进行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或手段；政策作为执政党、国家或政府的公共管理的工具或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政策作为分配或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或手段，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１．政策是阶级意志、利益的集中体现和表达政策的本质首先表现在它是一定社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在阶级社会中，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和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面对的是各种各样、错综复杂又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们就必须制定自己的政策；而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以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为宗旨的。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着阶级力量的变化。由于政策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所以任何阶级、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如何削弱敌对阶级的力量，剥夺敌对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这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但是任何阶级在制定和维护政策时，又不能不考虑到现实的阶级关系、现实政治力量的对比。一定的阶级为了本阶级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往往会在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方面向敌对阶级做出某种让步和妥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了各阶级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晴雨表。
政策体现了阶级的意志、利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统治阶级，其政策的本质有明显区别，但都是为着巩固其统治、进行政治管理的基本工具。
３．政策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策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的这种本质是由国家职能的两重性所决定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除了维护其统治的政治职能外，还有维护其统治的社会经济职能。作为其意志与利益的直接体现的政策及法律当然也带有这样的特性。国家负有管理社会事务方面的职能，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总是力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努力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样，国家往往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科技文化事业，管理某些社会公共事务，从而使国家履行管理社会事务方面的职能。这种职能必然通过国家政策而体现出来，使政策在执行这程中，通过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利用，对各种社会潜能挖掘，在总体上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罗斯福新政”既要缓解危机，维护统治，又要挽救社会经济崩溃，促进社会平衡协调发展。大量公共工程建设，减少了失业人口，刺激了消费，使美国经济逐渐回升，走出低谷，从而造成美国社会的再次繁荣。我国“开发中西部”战略决策，明确表示，缩小地区间差异，促进整体协调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
3．政策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政策本质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利益分配的问题，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在对社会利益分配的理解上，应该是既全面而又重点突出。政策本质首先表现在它是一定社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政策所要调控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实际上是阶级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次，政策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分配又是一种反映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从根本上说仍是服务于阶级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服务于政府整体目标的需要）的全社会利益的综合性分配。再次，“公共政策对利益的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过程取向大致经历四个环节：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与利益落实。”
三、政策的基本功能所谓政策功能，简单的说就是政策所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它通过政策的地位结构作用表现出来，它总是在与某种社会目标的联系中得到判定。政策基本功能包括：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协调功能和象征功能。
1．导向功能政策的导向功能是指政策引导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或事物的发展朝着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政策导向功能所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规定目标、确定方向。规定目标就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由复杂的、多面的、相互冲突的、漫无目标的潮流，纳入明晰的、单面的、统一的、目标明确的轨道，使社会有序地发展。政策导向功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教育指导、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因势利导。任何政策，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而且还要使人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怎样才能做的更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突出表现导向功能的政策有很多，如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制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成千上万的城乡居民走向了致富的道路。
2．控制功能政策的控制功能是指政策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或事物的发展起到制约或促进作用。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或是为了预防特定社会问题的发生；政策制定者在政策上对所希望发生的行为予以鼓励，对不希望发生的行为予以惩罚，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控制。政策的控制功能有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形式。实施政策的控制功能应特别注意对“度”的把握，这就要求注意发挥信息反馈系统的作用，及时动作，适时调整控制的方向和力度，使政策保持在发挥积极作用的状态上。政策控制功能的典型例子，如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发挥政策的控制功能把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率控制在一个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水平上。
3．协调功能
国家的管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其中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协调，以保证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和谐进行。这些关系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组织（如各党派、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各种政治权力关系（如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各种经济关系（如生产与消费，消费与积累，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各经济法人之间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显然，这些性质各异、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不能靠长官意志或个人权威来协调的，而主要靠正确的政策。比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是协调执政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关系的基本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我国协调各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
4．象征功能政策的象征功能是指政策仅具有符号意义，不产生实质性后果，主要发挥象征性作用。象征性功能不在于政策的实际作用，或者说制定者对它的期望并非如物质性政策那样，经过各种环节的实施，产生明显的实际效用。它仅仅在于影响公众的看法、观念或思想意识。这方面的例子有在我国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政策。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的国情决定了这项政策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是，这项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它唯一所具备的象征功能表达了人们应当以此为努力方向的目标趋势。
四、政策的分类由于政策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异常丰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依据，可以对政策进行不同类别的划分。在政策科学研究中，不同类别的划分便于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各种政策，各有其意义。在此着重介绍三种最基本的分类方式。
1．分配性政策、调节性政策、自我调节性政策和再分配性政策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出发，按照政策对社会和有关人们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可以将公共政策划分为分配性政策、调节性政策、自我调节性政策和再分配性政策。分配性政策涉及到将服务和利益分配给人口中特定部分的个人、团体、公司和社会，如公共学校义务教育政策；调节性政策与将限制与约束加之于个人和团体的行动有关，它减少那些受调节者的自由和权利，如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自我调节性政策涉及到对某一事物或团体的限制或控制，它与调节性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别的团体强加上来的，而是受调节的团体主动要求，并作为保护和促进自我利益的手段而出现的，如货币发行政策；再分配性政策涉及到政府在社会各阶级（层）或团体中进行有意识的财富、收入、财产或权利的转移分配，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2．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从纵向的角度出发，按照政策空间层次的不同，可以将公共政策划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总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决定社会发展基本方向的政策，如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也就是总政策。基本政策是次于总政策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部门或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实质性政策，一般也将基本政策称为基本国策。它通常是对关系国家全局利益的某一领域、某一部门、某一方面的工作所规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具体政策是实现基本政策的手段，或者说是基本政策的具体规定是为落实基本政策而制定的具体实施细则，如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
3．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从横向角度出发，按照政策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同，可以将公共政策划分为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政治政策就是政府在处理政治问题或调整政治关系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或规定的行为规范，如政党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等。经济政策是政府处理经济问题或调整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几乎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政策是国家管理活动的最重要政策之一。社会政策是指政府用来处理狭义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或行为规范，它以社会问题为对象是专门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增进社会利益，谋求社会秩序平衡发展。社会政策包括人口政策、环保政策、治安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文化政策是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总目标下，为了促进和调节科学技术以及文教事业的发展而制定的基本准则和规范，它包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卫生政策等。
政策系统的构成
政策系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载体，是政策过程展开的基础。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政策系统是“政策制定过程所包含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因素，包括公共机构、政策制度、政府官僚机构以及社会总体的法律和价值观。”我们对政策系统作了颇为不同的理解，将它界定为由政策的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从系统发生论的途径看,政策系统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政策过程的前提或出发点。政策系统内部各因素的联系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政策的运行是否顺畅，并决定政策效果的好坏。
一、“主体”、“客体” 概念
“主体”、“客体”是政策科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它们反映着政策现实的社会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主体”、“客体”原是一对哲学范畴。从近代开始，人们日益运用这对范畴来刻划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
就其本来的哲学认识论的含义而言，“主体”是指积极活动的、具有意识的、能动性的人；“客体”则是指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即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哲学家们主要局限于从认识论的范围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把主体、客体仅仅理解为一种认识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说明，并赋予其崭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将主体客体关系看作是一种认识关系，而且更重要地看作是一种实践关系；他们对主体客体的关系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并阐明了主体客体关系的全部辩证法。这为我们规定和分析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中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指导。
在当代，“主体”、“客体”这对范畴已被人们运用到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尤其是管理理论中。按照目前我国管理学界的一般看法，管理主体是指拥有一定权力、从事管理活动的人和组织。同时，在现代条件下，管理主体也包括管理资金、管理设备、管理信息等物的因素。管理客体则是指主体行为的承受者，包括人员（被管理者）、资金、物资、设备、信息、时间等因素。在政策科学领域，政策的主体、客体与哲学和管理中的主体客体概念有联系，但又存在着差别，它们体现着政策实践的特殊性。
二、政策主体政策主体（政策活动者）可以一般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但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各国的政策过程存在着差别，因此政策主体的构成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
安德森在《公共政策》一书中将政策制定分为官方和非官方的两大类：官方的政策制定者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去指定公共政策的人们，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司法人员；非官方的政策镇定的人或组织，包括利益团体、政党和作为个人的公民。
琼斯（Charles O．Jones）和马瑟斯（Dieter Metthes）在《政策形成》一文中分析了政策提案的来源，将政策提案者（即政策制定者）分为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两大类。政府内部的提案者包括；行政长官（总统、州长、市长等）、官僚、咨询者、研究机构、议员及其助手；政府外部的提案者包括：利益团体和协会、委托人团体、公民团体、政治党派和传播媒介等。
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则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分为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第二圈”社会力量两种，前者包括总统和行政系统中同国家安全有关的机构如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的首脑，国会议员和司法部门等；后者主要包括政党和利益集团等。
关于政策主体的构成因素，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详细讨论。
三、政策客体政策客体指的是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包括政策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事）和所要发生作用的社会成员（人）两个方面。政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当人们处理社会问题，进行社会控制以及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的工具或手段。
（1）社会问题从事的角度看，公共政策所要处理的是社会问题、公共问题或政策问题。严格说，这三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社会问题是外延最广的概念；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涉及社会上相当部分人或影响较大，那么，这部分问题就是公共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很多，只有少数能被政府摆上议事日程，并加以处理，这些被处理的问题就是政策问题。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三个概念混用。
什么是社会问题?按照马奇(James G,March)和西蒙(Herbert A,Simon)的说法，(社会)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状态与观察到的状态之间的距离。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社会问题也就是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安德森则认为，政策问题可以定义为某种条件或环境，这种条件和环境引起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需要或不满足，并为此寻求援助或补偿。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那些促使人们去行动的问题才是政策问题。也就是说，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表达，就不可能构成政策问题。在琼斯看来，社会问题可以定义为产生“一些人的需要、挫折或不满足，由本人所认定，或被他人所认定，而寻求解决方法”的环境或状况。
由此可见，社会问题以及政策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状况，而且也是人们主观构造的产物。它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由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引起的，需要加以解决的状况。因此，一种社会状况构成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与否，问题的严重性程度如何是与人的主观判断密切相关的。
社会问题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如何加以分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罗威(T,Lowi)根据受问题影响的人数多少及其相关系，将问题分为分配性的(distributive)、调节性的(regulative)和再分配性的(redistributive)三种；邓恩按问题的特性，将政策问题分为三类，即结构良好问题(well-structrured problem)、结构适中问题(moderately-stuctured prolbom)和结构不良问题(ill-structured problem)。有的学者把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划分为实质性的和程序性的两种。实质性问题涉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如言论自由、环境污染等)；程序性问题则与政府如何组织和如何采取行动有关。还有一种划分方法是将社会问题按问题的起因(origin)划分为内政问题和外交问题，内政问题包括教育、税收、犯罪、交通和福利等问题。
可以从通俗的角度来划分社会政策问题，即按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同将政策问题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狭义)和文化等领域的问题：1）政治领域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机构、外交、军事、行政、人事、民族、阶级等方面的问题；2）经济领域问题：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过程各环节的问题，或财政、金融、产业、分配等方面的问题；3）社会领域问题：如环保、人口、治安、福利、保障等方面的问题；4）文化领域的问题：包括科技、文教、体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
显然，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的划分与政策的分类是一致，用于处理特定领域问题的措施或办法就构成该领域的政策，如用来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的措施或办法就分别是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
（2）目标团体从人的角度看，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是社会成员，这些受规范、制约的社会成员称为目标团体。政策有大有小，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因而所要影响或调节、控制的社会成员及其行为的范围不同。党和国家的总政策和基本政策发生作用的范围最广，它们所涉及的几乎是所有的社会成员；而特殊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发生作用的范围较窄，它们所涉及的仅仅是部分成员、某一阶层、某一行业或某一部门的就业者或某个地区的居民。
政策所要调整或规范的是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它们鼓励人们去从事某些活动，而禁止人们去从事另一些活动，引导人们朝向政府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利益关系。社会成员及其形成的利益团体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分工不同，因而必定产生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利益要求。这些利益和要求相互影响、交流、撞击，就形成了各种利益关系。因此，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指导人们处理好全社会成员的利益与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解决人与人、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利益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之间，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都能有效地协调起来。
政策客体的识别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了解政策所发生作用的社会生活领域问题的性质和特点，了解政策涉及的社会成员(目标群体)的需要、利益和心态，有助于制定出适应具体情况，能被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或能被多数人所理解的政策，有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充分发挥政策的作用，取得预期的政策结果。
四、政策环境所谓政策环境就是指影响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将政策环境分为社会内部环境和社会外部环境两个部分。社会内部环境包括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社会外部环境是某社会本身以外的系统，它们是国际社会的功能部分，或者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超社会”、“超系统”环境。在这里我们采用较为容易接受的环境划分方法：将之划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分。自然环境主要是指一国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气候条件、山川河流、矿藏资源等，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和创造文明的自然前提,对一国的内外政策具有影响或制约作用。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社会状况、文化状况、教育状况、法律状况、人口状况、科技状况等等,它对公共政策起着更为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1．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经济状况或发展水平是一国或地区的公共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政府要想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方案，并使它取得预期效果，首要的和根本的一条是从本国或本地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任何超越或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
首先，社会经济状况是一国或地区的政府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它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上，综合实力如何，这是一国或地区政府的公共决策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正确的或合理的政策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我国在这一点上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50年代末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20年时间里，我国之所以出现了一系列政策失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鼓励人口增长、文化大革命以及阶级斗争为纲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认识这段时期的国情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忽视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事实，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搞穷过渡、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相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制定并执行一系列正确、合理的政策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和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我国国情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正确的估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去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这些政策路线、方针和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经济实力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物质条件。政策过程作为上层领域里的政治活动，不仅有其经济的根本动因，而且这一过程本身，一般也必须在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整体发展相一致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贯彻实施所需的财力、物力等各种经济资源的充分支持。也就是说，国家或地区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物质条件，它影响着国家的基本政策倾向和政策实施效率。因此，政策制定必须基于经济实力允许的范围，并在保留一定余地的情况下，对政策过程以经济上的支持，并由此决定了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否则，如果超越经济实力所及，过多投入财力、物力，出现经济资源中的资本沉积，一旦环境形势有所变化，便难以向新的政策过渡，或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政策替代的机会。
再次，社会物质经济利益的分配调节，是一定历史时期政策体系，特别是大量经济政社会策得以确定的主要根据。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人们之间的交往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经济利益是最为基本的关系。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异、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职业、身份、收入、居住区域的不同，首先表现为对经济生活和各种经济条件需求的不同，由此直接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经济中经济利益的不同及矛盾的发生，进而引发和加深了人们在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其它利益需求的差别和对立。于是，植根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或受其制约的诸多矛盾的存在与解决，便成为大量经济社会政策的启动之源。所以，社会特定经济状况以及对它的分配与矛盾关系的调节，是一定历史时期政策体系的目标和大量经济社会政策得以确立的主要依据。
2．制度或体制条件政策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和文化体制或制度下制定和实施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就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朝衰退变化的方向。”科斯（Ronald Coase）还进一步指出“没有恰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何为制度呢？诺思（Douglass C,North）给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利益的个人行为。”
显然，经济学家是从广义上理解制度——制度是正式或非正式的人类社会运行规则。我们倾向使用“体制”这一术语。所谓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责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体制或制度为公共政策提供外部组织环境。
政策过程的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实体制。因此，政策的制定或实施，都与体制息息相关。体制类型多种多样：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尤其以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经济体制最为重要。
政治体制是指以政治权力的运作为核心的政治设置的综合。它可以细分为领导体制、组织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体制等。政治体制为公共决策过程提供外部政治组织环境，它决定或影响着政治过程。不同政体的公共决策内容和方式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法律体制是指以宪法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体系，不仅包括国内法，还包括在国家立法机关获得批准通过的国际法，国际公约等。法律为人们的活动创造一种可预见的环境，并提供了解决各种争端的程序，也可以将政府组织和官员置于监督之下，不至于过分膨胀。在所有制度环境中，科斯最看重法律体系的作用。“除非是法律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致于最佳的权利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不会实现。”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最是重要的制度安排，构成了制度稳定的基础并令其变迁减缓。爱尔斯特（J．Elster）生动地指出：“宪制之所以对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是因为它增进了稳定性、责任感、和可信度的价值。用比喻的话来说，宪制部分地充当了飞轮的作用。”
经济体制，是经济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政策形成的组织环境，它规定了国家经济政策基本倾向和特点。经济体制由经济制度决定并反映其要求，经济制度即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包括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经济管理制度与方法、组织形式等。经济制度最重要之处在于对财产权利加以明确界定，并给予充分保护。这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是市场得以运行的前提，也是公共政策制定和运行的平台。
体制或制度条件对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过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体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显然，体制并非对任何政策建议都能接受。它对于政策形成的制约首先表现在某项政策是否可行；即使具有可行性，并得到确定，其实现过程也受到体制的制约。如下级制定的政府政策，是否可行，受体制的制约的一个首要因素就是上级政府所赋予的管理权限。政策的制定机关涉及各个部门、各个层次，它们之间横亘着一条条组织界线，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关心的利益不同，使得政策制定过程成为一个复杂的利益、权力划分的过程。制定政策的机构不仅为整体经济和社会利益服务，它还有着自身系统的利益要求。于是，各自为政、政出多门便时有发生。各单位内部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政策在该组织所辖范围中所处的地位和决策程序的科学化程度等，也是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由此可见，要想改变政策的制定过程，就要改变政策制定系统内部的机构设置，就要协调各组织之间的利益，调解在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冲突。由专家和政府官员制定政策，并与各利益集团进行协商、谈判和讨价还价，已成为西方国家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特征。长期以来，我国政策形成过程往往是先由有关的职能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领导决定，其中缺少带有统揽全局的研究和咨询环节，因而政策失误的可能性较大。实践证明，政策失误不是某一个机构或某一个人的问题，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
其次，一项政策的决策，往往是在多个方案中选择的，选择的结果与体制密切相关。作为决策者，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及其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就必须考虑到各执行机关与决策机关的关系及它们的管理权限、部门利益等，即体制制约着政策的选择，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政策选择的结果。在现行体制下可行的政策往往容易被选择；相反，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政策往往被搁置。
再次，体制的习惯势力的大小和所占优势的程度，影响着人们对各种社会利益和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表达以及这些利益和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机会。显然，如果代表旧体制的习惯势力占优势，则很难推出改革的新政策。由此可见，政策取向选择的往往正是决定于政策制定机关各种权力关系的结构情况即体制状况。随着民主机制的加强，政策选择问题上的争执和分歧将愈来愈明显，很难制定意见一致的政策，更需要探讨日渐增多的体制对政策选择的制约因素。体制是影响政策选择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一些西方国家，对政策起制约作用的因素有联邦制、议会程序、联邦法院、政府机关制定政策的政治——行政模式。即使政权更迭，也很难改变行政机构的惰性和过去养成的习惯。体制上的限制和惰性使得政策不可能发生迅速的实质性的变化。一些重大的政策的变革不光是某政党和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想做出的选择，而且必须伴随体制上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体制制约着政策的执行。如果政出多门、政策上出现不一致，那么，政策很难得以真正贯彻。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许多正确的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政策，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不少难以有统一的认识，而使其得到顺利的实施。体制是否具有贯彻执行某一政策的能力，也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执行。如70年代的联邦德国同瑞典同样实施一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瑞典的劳动力管理部门能和雇主、工会以及培训机构建立高效率的联系和协作网，20年多来一直发挥作用。而在联邦德国，这方面的工作却刚开始。当危机来临时，瑞典劳动部门为40%的劳动力提供了培训和就业机会；而联邦德国虽有相同的计划，提供的机会却从未超过劳动力的1.5%。
政策方案与执行机构的利益是否协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二者利益一致时，政策执行机构的积极性就高，政策执行就会很顺利；相反，政策的推行就会受阻，政策难以落实。如1985年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本单位技术权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增加其劳动收入，这是合理的政策。但由于涉及到一些单位的利益，有关人员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
旧体制还制约着新政策的执行。新的重大政策的执行，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新体制。如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开放政策的执行，必须有开放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为一个开放的体制才能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相反，若固守过去那种封闭式的体制，各项对外开放政策则难以畅通地贯彻。如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有些在现行体制中运行得步履维艰，在有的地方甚至根本实施不了。
3．政治文化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而另一美国学者派伊（L．W．Pye）则将政治文化定义为,赋予政治过程内容和形式的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的总和”。
在此，我们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文化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主观意识范畴,是人们对有关政治方面的信仰、理论、感情、情绪、评价和态度等历史和现实的总和。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三个层次：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想等。
(1)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内在的心理形态，一种是外在的文化形态。政治意识的心理形态是其文化形态的基础和内化，政治意识的文化形态是对其心理形态的升华和外化。首先，政治心理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它通过一定社会实践主体起作用。人们对政治的态度、情绪、动机等心理态势，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现代社会政策的制定往往十分重视对社会政治心理的了解和分析。一定的社会政治心理状况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心理，诸如社会情绪、社会思潮、公众的社会舆论等，往往是某种社会变革、政治和经济危机的预兆。这种预兆显示出社会上一定的阶级或统治集团的政治要求和思想倾向，因而是制定政策的一种重要依据。其次，文化形态的政治意识对政策过程直接发生影响的是政治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理论是政策的行动指南，政策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做出的，没有理论指导的政策，是没有政治方向的政策。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及其政党对政治现实、政治关系、政治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集中表达了政治主体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贯彻和维护本阶级、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任何一个阶级及其政党采取任何一个政治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反映和表达阶级及其政党根本利益和愿望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成了政策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
(2)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主体对客观存在的政治价值关系和政治价值创造活动等的反映。政治价值观一经形成，就以相对定型的观念模式存在，规范和约束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规定政策实践的指向。政治价值观从不同的方面对政策主体提出各种标准以影响政策。至于哪一种政治价值观能占主导地位，成为政策标准，则由政策主体根据决策过程中的政治情势和所在组织的纪律状况决定。政治价值观对政策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政策目标的确定和方案的制订。在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总要以一定的价值观和价值尺度去认识和衡量政策问题，认识要解决的政策问题所面临的各种利害关系，从而形成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政策的目标和方案。由于政治价值观不同，对同一政策问题的解决会形成迥然相异的政策方案。二是影响对政策方案的评价。政策方案的分析和评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用特定的政治评价标准和价值尺度对政策方案进行价值分析并做出价值判断；评价标准不同，对方案利弊得失的评价也不同。三是影响方案的选择。政治价值观能影响政策主体对政治价值的创造和选择活动，政策主体对某种方案的政治价值属性持肯定态度，就会选择这一方案；否则，就会放弃该方案。
(3)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所寄予的希望和对未来的设计。政治理想在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下转化为政治信仰，成为政治社会的定向因素和精神支柱，从而规定了政策的动机、基本目标、基本方向和指导原则。人们可能将物质福利、安全、民主、自由作为政治理想来加以追求。然而，对于理想社会的实现，是福利平等，还是机会均等却有不同看法，对社会福利的分配方式也产生分歧。例如不同社会对私有财富和公有财产的观念迥异。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决策就是在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的指导下做出的。
4．国际环境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一大趋势。这种趋势在本世纪９０年代清楚地显露出来。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１９９２年联合国日的致词中宣称：“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认为，进入９０年代“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增进彼此联系的世界”。我国知名学者李慎之将全球化看作21世纪的大趋势,并指出:“全球化是已经开始的过程，是已经出现的大趋势，任何看不到这个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策都是错误的”。
所谓的全球化是指世界各个分散的部分或因素形成紧密联系的世界性网络；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即某种不依各国的具体环境、地域、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为转移的趋势，其基本内容是各国（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世界各个部分迈向了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的新时代。
全球化趋势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方面。在世纪之交，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强，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资金、科技成果和人员等的交流正在急剧扩大；技术、通讯、运输、贸易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超国家范围和区域性经济集团，如欧共体（ＥＣ）、北美自由贸易区（NＡＦＴＡ）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ＡＰＥＣ）等。彼得·德鲁克在《新现实——走向２１世纪》一书中把全球化的经济（世界性经济）表现归纳为七个方面。
全球化的进程也明显地体现在政治、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在政治上，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前者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后者如国际奥委会、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的作用在加强；国际干预不断扩大（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维和行动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愈来愈明显地干预各国经济），国与国的争端、国际冲突、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日益依赖各国的合作及国际干预去解决；民族国家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国家主权受到了严峻挑战，这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世界政府的联想，而且近年来在西方，民族国家消亡的理论大行其道。在文化及科技方面也体现出全球化趋势。如文化、学术交流扩大，各种文化相互冲撞、溶合、研究项目和研讨会的国际化，流行音乐、大众娱乐、商业文化的全球化扩展等等。
当代世界的另外一个基本趋势是市场化。20世纪末期世界出现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就是以此作为主题的，题目是《转轨：从计划到市场》），这使得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全球的压倒性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它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力量冲跨一切僵化过时的体制，整合、改造和重塑地球上的生产、经营、流通、消费诸方式。在这种市场化浪潮中，各国（地区）的经济主体（企业或公司）同时研究、开发和销售同类科技产品，一种新产品如果适合市场需要，就会在全世界迅速推广，银行支付卡、PB机、多用途家电、电脑、电视等的研制就是如此。
信息化是当代世界的第三个基本趋势。“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是人们早已熟悉的概念，然而，在70年代以前，也许只有少数发达工业国家（如美国）开始步入信息社会，进入80、90年代，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通讯技术（通讯卫星、光缆、传真机和数字化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21世纪全世界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信息社会为特征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使世界经注济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信息化阶段，知识和信息的制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成为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加工和处理将逐渐成为生产和工作的主要活动。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趋势对一国或地区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区域化，使得各国或地区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无时无刻都必须考虑世界经济局势的发展变化；国际组织的存在和作用使得民族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丧失了部分的决策权。国际组织似乎承担了一种广泛的道义职责，人们希望它们处理或解决各国之间、甚至各国内部因某种原因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一个贫困国家处于经济困境时，它可能立即请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不少发展中国家觉得，只要加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经济发展就有了保障；国际组织(尤其是政府间组织)能把各国政府要员召集在一起，确定共同国际议题，引起世界舆论重视并使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保护和发展问题的各国首脑会议便是一例)。国际组织的规章、决议以及国际协定也对各国的政策制定具有明显的制约、甚至决定的作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可能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定的一个依据，在当代，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敢把这些决议、协定当儿戏。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必须遵守其“透明条款”；申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符合其“申报规定”；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给予技术指导必须受其“检查”的约束。这就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受到制约或影响。国际组织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国或地区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仅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而且直接影响各国的公共决策：鼓励巴西等拉美国家制定和实施经济稳定计划；监督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的预算制定；研究一些东亚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批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策，要求其削减军火开支……如此等等。另外，跨国公司对各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它们甚至可以左右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运。
总之，在当代，国际环境成为各国公共决策的一个重要变数，离开国际环境，无视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趋势的公共政策，要取得预期结果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节 政策系统的运行
从系统发生论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看作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政策系统的运行实质上就是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相作用的过程，它是由信息、咨询、决断、执行和监控等子系统所构成的一个有机大系统。它的实际运行则表现为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环节所组成的活动过程。
一、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政策系统是由政策主体、客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个大系统，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１．政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当某一政策系统建立起来时，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就成为该系统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相互依存，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另一方的存在作为前提；政策客体的种类、性质、内容、规模不同，政策主体也就各有所异；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政策客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变化，最终必然导致政策主体的职能也发生变化。同时，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政策客体不仅影响政策主体的性质和规模，而且制约着它的结构、功能和活动方式。可以说，有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主体，也就有什么样的政策主体的活动方式。但是，政策主体在政策客体面前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而是积极、主动、在整个政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社会管理中是非常明显的。这意味着，任何政策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之间的协调；尤其是政策主体要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掌握现代政策理论与技术，并且深入实际，了解客体的真实情况，以有利于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良性运行。
２．政策主体与政策环境的关系
政策主体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环境、把握环境，并了解它的各种优势和弊端，并据此预测某项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和政策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其中包含的哲学含义是：政策主体在政策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作用，但必须以尊重政策环境的实际情况为基本前提。否则，不仅政策在一开始制定就是错误的，而且，即使政策方案是正确的，也会因在执行过程中受阻而未达到政策目标，与预期的政策效果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这就要求政策主体在认识和把握政策环境的情况下，尊重和适应政策环境的实际状况。如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政策的制定，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符合当代国际的发展潮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认识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管理体制和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因素的优势和不利之处，使得这些政策能相互配套、相互协调地运行，从而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高速发展。
３．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的关系
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二者是高度融合在一起并相互转化的。政策客体受到来自于政策主体及其制定的政策作用之后，显现取得一定的政策效果。这些政策效果即政策的预期目标，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它们往往构成了政策环境的一部分，重新回到政策系统中，并对政策系统的运行过程产生影响。如国家的货币政策，假设国家的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投资过热、投资规模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中央银行就会采取高利率的货币政策，迫使投资减少，有效地控制投资规模，这种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成为其它经济政策制定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政策环境也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政策客体。如管理体制是政策环境，当政府针对管理体制中的弊端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时，管理体制就成为政策客体。由此可见，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相互转化的。
二、政策子系统的划分
现代化、科学化的公共决策系统（政策系统）是由信息、咨询（参谋）、决断、执行和监控等子系统所构成的大系统。政策过程及其各项功能活动是由这些子系统共同完成的，这些子系统各有分工、相互独立，又密切配合、协同一致，促使政策大系统的运行得以顺利地展开。
１．信息子系统
信息子系统由掌握信息技术的专门人才所组成，从事信息的收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等活动，为公共决策提供信息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决策过程也就是信息的流动与转换的过程;而信息原则是公共决策的基本原则，信息是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依据；没有信息，这些活动就无法展开。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当代全球的一大趋势，公共决策中的传统的手工处理资料的方式已经过时，因而产生了现代化的信息科学以及信息技术，产生了拥有现代化的先进设备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的信息子系统。信息子系统在政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政策系统的神经系统，为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及时地提供各种准确、适用的信息。
信息子系统在公共决策活动中的主要作用是：（１）信息的收集。原始资料的收集是信息处理过程的基础，只有在获得大量的原始资料基础上，才能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从而准确地反映客观的情况。所以，信息子系统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千方百计地收集内部和外部的有关资料。（２）信息的加工处理。获取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政策过程的需要,信息子系统提供的信息制定政策的依据，因此必须准确适用。而收集的原始资料往往是太多太杂，其间也难免掺进失真的信息，因此在取得大量的原始资料之后，必须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认真的分析、整理，这就是信息的加工处理。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纯化——通过整理加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剔除错误的、多余的资料；二是归类——就是将最初收集的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按照政策制定的需要，进行分筛或合并的处理；三是存贮——把那些经过加工、整理的信息，按照一定的分类编序贮存起来，以备检索、使用。（３）信息的传递。信息是为公共决策服务的，因此必须把各种信息及时地传递到决策者的手里。信息的传递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迅速，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中,谁先获得信息谁就可能获得主动、取得优势；二是要准确，必须防止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损失、失真，使用的术语要准确、清晰。
信息子系统要为公共决策提供准确、及时和适用的信息，为政策过程服务，保证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并加以有效的执行，以取得预期目标。这就要求一种高效运转的信息系统。目前我国各级公共决策系统中的信息子系统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很不完善，信息处理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还比较落后，在信息处理上存在着慢、粗、乱的问题。所谓慢，就是对实际变化的情况反映不及时；所谓粗，就是反映实际情况的信息比较粗略，不精确；所谓乱，就是缺乏科学地管理信息的方法，信息的管理混乱。这就难以保证公共决策对信息的要求，从而影响公共决策的科学化。随着我国向信息社会的迈进，公共决策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必须不断地加强和改善信息子系统，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的需要。
２．咨询子系统
咨询子系统又称参谋子系统或智囊子系统，它是由前述的现代政策研究组织以及各种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子系统。它集中专家们的集体智慧，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为公共决策提供方案和其它方面的咨询服务。咨询子系统是现代化的公共决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参与公共决策活动，在其中发挥着参谋咨询的重要作用，保证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咨询子系统在政策制定活动中的主要作用是：（１）政策问题分析。咨询子系统的成员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及技术，对政策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２）政策未来预测。科学的预测是正确制定政策的基本前提之一，咨询子系统的成员具备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能够对事物的未来发展状况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３）方案设计及论证。政策方案设计论证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通常要由咨询子系统来从事这项工作。（４）其他政策相关问题的咨询。咨询是智囊团的主导功能，智囊团可以根据对有关政策问题的客观分析，主动向政策制定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应政策制定部门的请求，参加有关问题的“会诊”，提出意见和建议。（５）参与政策评估并反馈信息。在政策过程中，咨询子系统参与政策评估,并起到信息反馈系统的作用,尤其是分析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及时提供给政策制定部门，以便修正原有政策中的某些问题，使政策更加完善。
在现代公共决策系统中，咨询子系统占有重要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这个子系统的作用，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条件。缺乏成熟的信息子系统是目前我国公共决策系统中存在的一个不足。
３．决断子系统
决断子系统也称中枢子系统，它由拥有决策权力的高层领导者所组成。决断子系统在整个公共决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公共决策活动的组织者，又是政策的最终决定者，领导公共决策活动的全过程。
决断系统具有权威性和主导性两个特点。决断子系统在公共决策活动中，享有拍板定案的权力，即具有最终决策权力，因而具有权威性;决断子系统作为政策系统的核心，主导公共决策活动的全过程，因而具有主导性。
决断子系统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１）提出有关的政策课题。公共决策的活动是从政策问题的分析开始的，提出有关的政策课题是决断子系统的主要职责之一。决断子系统必须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分清轻重缓急，抓住需要及时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便制定解决问题的决策。（２）考虑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目标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共决策活动的成败，确定正确的政策目标是解决政策问题的重要一步。（３）组织政策方案的设计。政策方案的设计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通常应当由咨询子系统来承担，但是必须由决断子系统来组织，根据政策课题的需要，挑选熟悉这一问题的专家，组成高水平的咨询子系统，并为他们的设计工作创造优越的环境和条件。（４）负责政策的最终决定。对政策是最终决定是决断子系统在公共决策活动中的最重要的职责。决断子系统必须具有决断的能力和魄力，能够高瞻远瞩，综合权衡，做出正确的决策。
,谋”与“断”是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职能。决断子系统和咨询子系统的关系，是“多谋”与“善断”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取代。决断子系统就要充分地利用咨询子系统的长处，充分发挥该系统的参谋咨询作用。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保证咨询子系统的独立研究，让专家们独立、客观地分析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并让他们能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决不允许决断子系统已经做出结论，而只让咨询子系统论证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决断子系统又不能让咨询子系统代替自己决定政策，不能完全为咨询子系统的意见所左右。这是因为，公共决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决策，而且其中包括了无法计量的价值问题，因而无法仅仅依靠咨询子系统的知识、技术来衡量，需要决断子系统的决断；更主要的原因是咨询子系统对政策问题及方案的分析论证，往往是从理想条件出发的，而现实并非那样的理想化，决断子系统需要更多地考虑现实的条件，综合权衡，做出正确的政策决定。
４．执行子系统
执行子系统是由政策执行组织及其人员特别是政府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所构成的。它是政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是将政策方案（理想）转变为政策效果（现实）。
执行子系统具有现实性、综合性、具体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所谓的现实性，是指执行子系统能够将政策方案转变为政策效益；所谓的综合性,是指政策执行是个复杂的活动过程，牵涉到许多动态的因素,必须采取种种措施和行动。所谓的具体性,是指执行子系统必须将政策目标加以分解，使其具体化，把执行任务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所谓的灵活性，是指执行子系统所遇到的是复杂多变的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随时会发生。因此，执行子系统必须具有灵活性。
执行子系统在公共决策活动中的作用是:（１）为政策方案或项目的执行做好准备。为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具体实施前，执行子系统必须制定出周密、严谨的具体实施计划或行动细则。要建立一定的机构和进行人员配备，为政策方案转化为具体的执行活动，提供组织保障;要进行必要的宣传活动，把政策方案的目的、意义和具体要求向执行者讲清楚;要进行必要的物质准备，包括执行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器具和装备，为此，要编制预算，落实经费。（２）从事指挥、沟通、协调等方面的活动。指挥就是执行子系统运用组织权责，发挥领导权威，推动下属为实现既定政策目标而努力的过程；沟通就是执行子系统中的各级组织及人员进行信息交流和传递的过程，是对于政策目标及其相关问题获得统一认识的方法和程序；协调就是执行子系统为了顺利实现政策目标，而谋求自身统一和谐、谋求自身各相关要素匹配调剂、协作分工的一种行为方式。（３）分析和总结执行情况。在完成执行任务之后,执行机关和人员必须把执行工作放在原政策方案的价值指标或标准上，进行全面、细致的衡量，进行实事求是的评定，找出经验和教训。
５．监控子系统
监控子系统是整个政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子系统，相对独立于信息、咨询、决断、执行等子系统,其地位较为特殊。它的作用贯穿于整个公共决策过程尤其是政策执行的过程之中。目的是使政策目标得以顺利实施,避免政策的变形走样,保持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监控子系统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１）确立政策执行的准绳和规则，提供检查执行情况的依据。因此，一项公共政策由谁来执行，怎么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监控子系统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规定。（２）监控政策执行情况。监控政策执行情况，是监控子系统最基本的职责之一。主要监控执行者是否执行以及执行得如何，对不执行或执行不力者，予以纠正或处罚。（３）反馈政策执行情况。政策问题及其环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及时将政策执行情况及环境条件变化的信息反馈给决断子系统，以便决断子系统根据新的情况，对政策进行修订、完善或终结。
监控子系统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重要保障，它的发展与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助于制定并执行好合理的政策，至少可以减少政策的失误，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监控子系统的不完善是目前我国公共决策系统中存在的另一个明显的缺陷。
公共决策系统或政策系统正是由信息、咨询、决断、执行和监控等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大系统。在这些子系统中，决断子系统是政策系统的核心，具有权威性和主导性特点。再好的方案不经决断子系统是不可能转化为政策的。决断子系统根据信息系统、咨询系统提供的信息和预选方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并由总体设计部门做出切合实际的规划和计划。信息子系统是公共决策系统的一个基础。公共决策的过程，就是信息的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即从信息系统那里输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掌握人民大众对政策的要求和意见，形成政策问题，经过研究、咨询之后制定、出台政策，通过政策实施把信息输送出去，再将其作用结果反馈回来，并据此调整和完善政策，对它的要求是客观、准确而又及时。咨询子系统是公共决策子系统的另一个基础部分，它参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根据客观实际，参照历史经验和未来预测结果，以系统内外的各种信息为基础，对决策问题提出科学的依据和可行的方案，供决策系统参考，对其要求是客观准确，并富于科学性和创造性。政策系统的良性运行对决断子系统的要求是：决策正确合理，规划周密可行。执行子系统贯彻决断子系统的指令，实行科学、高效的管理。它是政策系统运行的实践环节，其作用是使条文上的政策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它是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中最具有直接性的环节，对它的要求是执行坚决有力、科学高效。监控子系统主要是负责监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控制政策失误，确保围绕总政策目标执行政策，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它还应灵敏地反映出执行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并及时向信息系统提供信息，使决策能得到及时调整、提高效率，对它的要求是，真实无误、及时迅速。公共决策子系统的运行正是在这些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展开的。
三、政策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
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以及政策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使得政策系统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运行过程。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一个系统的不断输入、转换、输出的过程。首先，政策环境把种种要求和支持传导给政策主体，从而输入政策系统。这里所谓要求，是指个人和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向政策系统提出采取行动的主张。所谓支持，是指团体和个人遵守选举结果、交纳税收、服从法律以及接受权威性的政策系统为满足要求而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这些要求和支持通过政策系统内部转换，变成政策方案输出，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变化，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反馈到政治系统，进一步导致政策输出。在这种循环往复中，政策便源源不断地产生，政策系统的运行得以持续进行。
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各个阶段或者环节，或者说它是由一系列的功能活动所组成的一个过程。关于这个过程就究竟由多少个阶段、环节或功能活动所组成的问题，政策科学家们有不同的说法。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一书中，将政策过程或者政策系统的运行分为四个阶段18个环节，即（１）元政策制定阶段——即对制定政策的政策进行分析，包括处理价值，处理实在，处理问题，调查、处理和开发资源，设计、评估与重新设计政策系统，确认问题、价值和资源，决定政策战略等七个环节；（２）政策制定阶段——包括资源的细分，按优先顺序建立操作目标，按优先顺序确立其他一系列主要的价值，准备一组方案，比较各种方案的预测结果，并选择最好的一个，评估这个最优的方案并确定其好坏等七个环节；（３）后政策制定阶段——包括发起政策执行，政策的实际执行，执行后的评估三个环节；（４）反馈阶段——多层面联结所有阶段的交流与反馈。
拉斯韦尔《决策过程》这一论著中将政策分为七个功能活动环节，即情报、建议、规定、行使、运用、评价、终止。
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将政策过程的功能活动划分为如下五个范畴：问题的形成、政策方案的制定、政策方案的通过、政策的实施、政策的评价。
琼斯在《公共政策研究导论》一书，将政策系统运行看作是由如下十一个功能活动环节或阶段所构成的过程，即感知/定义、汇集或累加、组织、表述、确立议程、方案形成、合法化、预算、执行、评估、调整/终结
参考国外学者的看法,结合我国政策实践的情况,我们将政策系统的运行看作是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所组成的过程,这些环节构成了一个政策周期。
1.政策制定——从发现问题到政策方案的出台的一系列的功能活动过程,包括建立议程、界定问题、设计方案、预测结果、比较和抉择方案以及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
２.政策执行——政策方案付诸实践、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将政策理想变为政策现实的过程，包括组织和物质准备、政策分解、政策宣传、政策实验以及指挥、沟通、协调等的功能环节。
３.政策评估——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果做出判断，确定某项政策的效果、效益以及优劣，并弄清该政策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或者为什么导致失败。
４.政策监控——为达到政策方案的预期目标，避免政策失误对政策过程尤其是执行阶段的监控，以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包括监督、控制和调整等功能活动环节。
５.政策终结——即在政策实施并加以认真评估之后，发现该政策的使命已经完成，成为多余、不必要或不起作用，采用措施予以结束的过程或行为。
对于政策过程的这些环节或阶段，我们将在“政策过程”编中分别加以详细的探讨。
案 例广州抗击不明病毒(
源头与传播
2003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一条消息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广州发生致命流感”。它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等形式传播。
,死亡”的字眼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找熟人打听，成为广州人对不明病毒的第一反应。广东移动几日来的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
在数十小时里，广州的城市生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2月8日晚间到2月9日，一些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
到网络上找原因，成了不少广州人的第二选择。
同时，广州各大医院继续传出消息：中山大学附属某医院呼吸内科全科多名医生被病人传染，目前睡觉均戴口罩；中山三院呼吸内科主任因被患者感染，被隔离治疗。使医生都倒下的病毒是什么？如何防治？
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能够告诉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没有发现。
一时间，大半个广州都动起来了。“买药了吗”和“买醋了吗”成了广州人的见面语。
2月10日上午10时44分，广东创建大药房。7分钟里，前后28个人前来买药，而这些药早在两个钟头前就卖完。当天夜里9时，位于番禺区的广州碧桂园，人们不让药房关门，宁愿连夜排队等候店家到他处调药。此时板蓝根已由平时的一包6.5元涨至20元。各种抗生素“只能等待明天了”。据说可以预防流感的白醋甚至被商人炒到了100元一瓶。
显然这样的局势不能持续下去，必须有权威的声音扫清传言。
政府的声音
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广州市政府召开针对此事的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副市长、市委副秘书长和市卫生局局长在场回答。
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说，一种病毒引起了“非典型肺炎”，目前病原鉴定工作尚未能作出确切的定论，但可以排除传言中所说的鼠疫和炭疽。黄向社会承诺：广州市有能力和水平，有足够的经验维护病人安全。该病在广州市已发生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死亡人数和总体发病人数来看，相对于广州地区1000多万人口，其实比例很小。
当天下午4时30分，广东省卫生厅也相应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介绍此病情势：
全省的21个地级市中，有6个城市（佛山、河源、江门、中山、深圳、广州）发生这种病情。从2002年11月6日到今年2月 9日，总共有305例，其中佛山19例，江门15例，河源11例，广州226例，中山28例，深圳6例。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的有105例。黄庆道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临床上采纳的主要是对症治疗，现在源头和病因还没有分离出来，专家称病毒的感染可能性极大，在接受的41份病例中只有10例是变异病毒抗体呈阳性。黄庆道说禽流感也可排除。
此次非典型肺炎的特征是家族性、散发型，医务人员的发病率比较高，其中多数是因为未及时采取保护性措施。专家认为还可能看到病发的情况，现在只是初步遏制。
至于为何现在才公布病情，黄庆道解释说是因为典型性肺炎并未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之列。美国每年得非典型肺炎的人有560万，住院治疗的有170万，总死亡率为5％，住院的死亡率占13％，其中很多的病原体都没有找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认为，从目前病人的临床状况来看，很像是由病毒引起的肺炎，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是什么病毒引起的。虽然症状也是高烧、全身酸痛，但是和感冒引起的肺炎是不同的。首先是它引起的机会比较多，另外如果病情没有得到控制，恶化较快，比一般感冒引起的肺炎要严重。
呼吸病专家黄文杰认为此种病毒的潜伏期最短的时间为2到4天左右，长一点为11天左右，只要通风条件良好，病原体达不到一定的浓度，一般不会传染。公共场所也是不会传染的，不必要带口罩。
上午的新闻发布会通过电视直播，使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他们看到自己选举出来的市长和高级公务员面对镜头，消解了几天来盘桓在他们心头的阴影。
2月11日晚7时，五羊新城一家客家菜餐厅，稀稀落落的食客散坐其中，显得十分冷清。不远处，原来门庭若市的按摩院也门可罗雀。
另一方面，原来高价的白醋已经没那么热销了，而药店门口的长队伍此时自动消失。
但一位医学专家说：“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
一位医学博士说，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发生疫情不可能。我们希望，不管病毒用什么的方式和面孔出现，没有恐慌，没有迟滞。“即使消灭不了它，我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打败它。”
媒体评说：恐慌止于公开
在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11日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在不到一周时间里迅速弥漫到广东全省甚至波及湘、赣、浙、琼、港、澳的病毒恐慌，终于在一夜间趋向平息。
惊魂初定之余，面对11日前后的巨大反差，人们不由得出结论：是到了应该重新审视媒体的角色与功用的时候了。 细想本次大面积恐慌事件，有人将其视为“谣言”惑世引起。但从政府公布的情况来看，所谓“谣言”并非纯属子虚乌有，有传染病在局部流行这一基本事实是成立的，只是因为缺乏权威的资讯，从而导致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形和扭曲。而普通民众对所谓“谣言”的接受与传播，也不应受到指责，因为这里所谓“谣言”的内容攸关生命，而生命权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最基本的、最首要的人权。
然而，恐慌毕竟是在失真信息的传播下，在多年来罕见的范围内发生了。因此，对恐慌发生原因的追究，便具有了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在我们看来，“谣言”之所以四起，恰恰是因为媒体和政府权威声音的缺席所致。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便可看出，媒体之所以诞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公众对于外在信息的巨大需求。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每个个体或群体对于信息的掌握都是单一的、片面的，所以，他们需要专门的媒介来承担沟通和传递公共信息的职责。
正是在此需求下，作为公众内部、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平台的媒体，才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但是，长期以来，有些地方、有些官员忽视了媒体拥有代替民众获取必要信息并传播之的职能，按照某种“惯例”，阻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媒体不能行使正常职能，甚至动辄得咎。在此背景下，一旦有什么大事发生，公众既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消息，也不能从媒体上看到，即使看到了，也只是语焉不详，或欲言又止。
正是因为对媒体此种职能的忽略，一些“谣言”或所谓的“谣言”得以轻而易举地赢得市场。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诸如“谣言”、“小道消息”、“传言”之类，往往是在权威的信息得不到通畅的表达途径时才得以大行其道的；而防止之道则在于公开。
此次广东病毒传言的起落，也证明了传播学的这一研究结果。广东省在恐慌发生3天后，即比较及时地向新闻界公布了一些权威资讯，而广东媒体也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百折不挠的毅力，向公众尽可能地提供了最全面的资讯。事实证明，公开不仅没有使天下大乱，反使所谓“谣言”得以迅速平息。
一年半以前，在震惊全国的南丹事件被媒体揭露后，人民日报曾以罕见的姿态设想了如果媒体缺席的后果；一年半以后，广东省政府较为及时地响应民意，充分利用和肯定媒体传播重要信息的职责，使一场社会恐慌迅速得到平抑。人们期待着有关方面进一步总结和完善危机应对和处理机制，进一步认识和明确媒体的职能与功用，使本次事件成为中国今后类似事件处理的一个转折点和范例。
［思考题］
什么是公共政策？
2．简述政策的本质与功能。
3．解释政策系统、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概念。
4．试比较各种政策分类方法的优劣。
5．现代公共决策系统由哪些子系统所构成？它们的关系如何？
6．结合全球化趋势以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实，论述政策环境的重要性。
7．在上述案例中，面对不明病毒的危机，广州市的政策系统尤其是信息子弹系统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从中应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政策系统是由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政策系统是政策运行的载体，是政策过程展开的基础，对政策系统的研究是进一步研究政策过程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为了更好把握政策系统，必须先了解政策内涵、特征与实质的基本问题。
政策的内容与实质
政策的内容与实质是政策科学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政策科学研究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的最重要的内容。政策内容与实质的研究也就是对政策的特征、起源、本质、功能、类型和结构等一类问题的研究。
一、公共政策的概念我们研究政策科学时，首先要遇到的就是什么是政策？政策的特征如何？政策与法律、政策与理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
“政策”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使用得非常广泛的概念之一。但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术领域，人们对它的涵义并没有一致的界定，歧义颇多。让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国内外学者的定义吧。
１．西方学者的定义
公共行政学的首创者之一，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
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
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ald D.Lasswell)与亚伯拉罕·卡普兰(A·Kplan):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
罗伯特·艾斯顿(Robert Eyestone)：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凡是政府决定做的或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E.Anderson):“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
卡尔·弗里德里奇(Carl J.Friedrich)：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
由于西方著名学者的“政策”定义分别是从某一方面来论述的，因而不可避免带有片面性的倾向。威尔逊将政策界定为的“法律和法规”，排除了政府的大型计划、政府首脑的指示报告、会议决议文件和政府某种特定意图等政策范围；他还将政策制定、执行者限定为政治家和行政人员，缩小了政策制定与执行者的主体范围。伊斯顿强调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把指导行动的准则等同于行动本身。拉斯韦尔和卡普兰认为政策是一种“大型计划”，犯了同威尔逊一样的错误，“计划”可以是政策，但政策并不仅局限于计划或方案，计划只是政策的一个子类；艾斯顿和戴伊或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政策，或者是仅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安德森和弗里德里奇相对来说较全面，并强调政策是一个“活动过程”。
但是，西方学者的政策内涵表述，基本上概括了它的主要含义：（１）政策是由政府或其他权威人士所制定的计划和规划；（２）政策是一系列活动组成的过程；（３）政策具有明确的目的、目标或方向，不是自发或盲目性的行为；（４）政策是对社会所做的权威性价值分配。
２,我国学者关于“政策”的定义
《政策科学》（孙光著）：“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总目标而确定的行动准则，它表现为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程”。
,政策学研究》（王福生著）：政策可以解释为“人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确定的行为准则和谋略”，“简言之，政策就是治党治国的规则和方略”。
《政策科学导论》（张金马主编）：“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行为的准则或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
,公共政策》(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是指“政府选择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这类似于戴伊的政策定义）。
,公共政策》（伍启元）：“公共政策是政府所采取对公私行动的指引”。
综合我国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陆学者过于强调政党和政府的政策主体地位，忽略了社会政治团体的主体性；过于强调政策的目标取向而忽略了政策的过程特点。台湾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策过程，忽视了对政党的指导作用的强调。
中外学者都力图给政策下一个恰当的定义，但由于角度不同化及利益取向的差异，各有优劣。我们认为：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
３．正确把握“政策”的内涵
我们可以从如下的几方面来把握“政策”的内涵,
第一，政策主体。任何政策都有特定的主体，即国家权威机构、政党及其他政治集团、团体。政策体现了主体的意志，它与个人、企业等所做出的决定不同，具有法定的权威性。
第二，目标取向。一定的政策总是要实现一定的目标，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同时，政策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起作用，具有时效性，政策不是无意识或偶然性的行为，目标指向明显。
第三，活动过程。政策是主体服务于特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是与谋略、措施、办法、规定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第四，行为规范。政策是一种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政策总有具体的作用对象或客体，它规定对象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规定哪些行为受鼓励，哪些行为被禁止。政策规定常带有强制性，它必须为政策对象所遵守。行为规范和准则，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才能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
二、政策的本质政策的制定、执行及其执行的结果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政策本质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政策集中反映或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执政党、国家或政府进行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或手段；政策作为执政党、国家或政府的公共管理的工具或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政策作为分配或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或手段，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１．政策是阶级意志、利益的集中体现和表达政策的本质首先表现在它是一定社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在阶级社会中，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和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面对的是各种各样、错综复杂又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他们就必须制定自己的政策；而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以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为宗旨的。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着阶级力量的变化。由于政策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所以任何阶级、国家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如何削弱敌对阶级的力量，剥夺敌对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这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但是任何阶级在制定和维护政策时，又不能不考虑到现实的阶级关系、现实政治力量的对比。一定的阶级为了本阶级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往往会在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方面向敌对阶级做出某种让步和妥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了各阶级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晴雨表。
政策体现了阶级的意志、利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统治阶级，其政策的本质有明显区别，但都是为着巩固其统治、进行政治管理的基本工具。
３．政策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策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的这种本质是由国家职能的两重性所决定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除了维护其统治的政治职能外，还有维护其统治的社会经济职能。作为其意志与利益的直接体现的政策及法律当然也带有这样的特性。国家负有管理社会事务方面的职能，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总是力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努力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这样，国家往往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科技文化事业，管理某些社会公共事务，从而使国家履行管理社会事务方面的职能。这种职能必然通过国家政策而体现出来，使政策在执行这程中，通过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利用，对各种社会潜能挖掘，在总体上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罗斯福新政”既要缓解危机，维护统治，又要挽救社会经济崩溃，促进社会平衡协调发展。大量公共工程建设，减少了失业人口，刺激了消费，使美国经济逐渐回升，走出低谷，从而造成美国社会的再次繁荣。我国“开发中西部”战略决策，明确表示，缩小地区间差异，促进整体协调发展，保证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
3．政策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政策本质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利益分配的问题，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在对社会利益分配的理解上，应该是既全面而又重点突出。政策本质首先表现在它是一定社会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政策所要调控的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实际上是阶级关系的表现形式。其次，政策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分配又是一种反映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从根本上说仍是服务于阶级的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服务于政府整体目标的需要）的全社会利益的综合性分配。再次，“公共政策对利益的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过程取向大致经历四个环节：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与利益落实。”
三、政策的基本功能所谓政策功能，简单的说就是政策所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它通过政策的地位结构作用表现出来，它总是在与某种社会目标的联系中得到判定。政策基本功能包括：导向功能、控制功能、协调功能和象征功能。
1．导向功能政策的导向功能是指政策引导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或事物的发展朝着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政策导向功能所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规定目标、确定方向。规定目标就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由复杂的、多面的、相互冲突的、漫无目标的潮流，纳入明晰的、单面的、统一的、目标明确的轨道，使社会有序地发展。政策导向功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教育指导、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因势利导。任何政策，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而且还要使人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怎样才能做的更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突出表现导向功能的政策有很多，如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制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成千上万的城乡居民走向了致富的道路。
2．控制功能政策的控制功能是指政策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或事物的发展起到制约或促进作用。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或是为了预防特定社会问题的发生；政策制定者在政策上对所希望发生的行为予以鼓励，对不希望发生的行为予以惩罚，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控制。政策的控制功能有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形式。实施政策的控制功能应特别注意对“度”的把握，这就要求注意发挥信息反馈系统的作用，及时动作，适时调整控制的方向和力度，使政策保持在发挥积极作用的状态上。政策控制功能的典型例子，如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发挥政策的控制功能把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率控制在一个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水平上。
3．协调功能
国家的管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其中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协调，以保证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和谐进行。这些关系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组织（如各党派、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各种政治权力关系（如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各种经济关系（如生产与消费，消费与积累，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各经济法人之间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显然，这些性质各异、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不能靠长官意志或个人权威来协调的，而主要靠正确的政策。比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是协调执政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关系的基本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我国协调各民族关系的基本政策。
4．象征功能政策的象征功能是指政策仅具有符号意义，不产生实质性后果，主要发挥象征性作用。象征性功能不在于政策的实际作用，或者说制定者对它的期望并非如物质性政策那样，经过各种环节的实施，产生明显的实际效用。它仅仅在于影响公众的看法、观念或思想意识。这方面的例子有在我国推广使用普通话的政策。中国地域广阔、方言众多的国情决定了这项政策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但是，这项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它唯一所具备的象征功能表达了人们应当以此为努力方向的目标趋势。
四、政策的分类由于政策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异常丰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按照不同的标准和依据，可以对政策进行不同类别的划分。在政策科学研究中，不同类别的划分便于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各种政策，各有其意义。在此着重介绍三种最基本的分类方式。
1．分配性政策、调节性政策、自我调节性政策和再分配性政策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出发，按照政策对社会和有关人们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可以将公共政策划分为分配性政策、调节性政策、自我调节性政策和再分配性政策。分配性政策涉及到将服务和利益分配给人口中特定部分的个人、团体、公司和社会，如公共学校义务教育政策；调节性政策与将限制与约束加之于个人和团体的行动有关，它减少那些受调节者的自由和权利，如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政策；自我调节性政策涉及到对某一事物或团体的限制或控制，它与调节性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别的团体强加上来的，而是受调节的团体主动要求，并作为保护和促进自我利益的手段而出现的，如货币发行政策；再分配性政策涉及到政府在社会各阶级（层）或团体中进行有意识的财富、收入、财产或权利的转移分配，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2．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从纵向的角度出发，按照政策空间层次的不同，可以将公共政策划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总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决定社会发展基本方向的政策，如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也就是总政策。基本政策是次于总政策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部门或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实质性政策，一般也将基本政策称为基本国策。它通常是对关系国家全局利益的某一领域、某一部门、某一方面的工作所规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具体政策是实现基本政策的手段，或者说是基本政策的具体规定是为落实基本政策而制定的具体实施细则，如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
3．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从横向角度出发，按照政策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同，可以将公共政策划分为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政治政策就是政府在处理政治问题或调整政治关系方面所采取的行动或规定的行为规范，如政党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等。经济政策是政府处理经济问题或调整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几乎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政策是国家管理活动的最重要政策之一。社会政策是指政府用来处理狭义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或行为规范，它以社会问题为对象是专门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增进社会利益，谋求社会秩序平衡发展。社会政策包括人口政策、环保政策、治安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文化政策是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总目标下，为了促进和调节科学技术以及文教事业的发展而制定的基本准则和规范，它包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卫生政策等。
政策系统的构成
政策系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载体，是政策过程展开的基础。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政策系统是“政策制定过程所包含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因素，包括公共机构、政策制度、政府官僚机构以及社会总体的法律和价值观。”我们对政策系统作了颇为不同的理解，将它界定为由政策的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社会政治系统。从系统发生论的途径看,政策系统是政策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政策过程的前提或出发点。政策系统内部各因素的联系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政策的运行是否顺畅，并决定政策效果的好坏。
一、“主体”、“客体” 概念
“主体”、“客体”是政策科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它们反映着政策现实的社会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主体”、“客体”原是一对哲学范畴。从近代开始，人们日益运用这对范畴来刻划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
就其本来的哲学认识论的含义而言，“主体”是指积极活动的、具有意识的、能动性的人；“客体”则是指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即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哲学家们主要局限于从认识论的范围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把主体、客体仅仅理解为一种认识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说明，并赋予其崭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将主体客体关系看作是一种认识关系，而且更重要地看作是一种实践关系；他们对主体客体的关系做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并阐明了主体客体关系的全部辩证法。这为我们规定和分析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中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指导。
在当代，“主体”、“客体”这对范畴已被人们运用到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尤其是管理理论中。按照目前我国管理学界的一般看法，管理主体是指拥有一定权力、从事管理活动的人和组织。同时，在现代条件下，管理主体也包括管理资金、管理设备、管理信息等物的因素。管理客体则是指主体行为的承受者，包括人员（被管理者）、资金、物资、设备、信息、时间等因素。在政策科学领域，政策的主体、客体与哲学和管理中的主体客体概念有联系，但又存在着差别，它们体现着政策实践的特殊性。
二、政策主体政策主体（政策活动者）可以一般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但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各国的政策过程存在着差别，因此政策主体的构成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
安德森在《公共政策》一书中将政策制定分为官方和非官方的两大类：官方的政策制定者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去指定公共政策的人们，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司法人员；非官方的政策镇定的人或组织，包括利益团体、政党和作为个人的公民。
琼斯（Charles O．Jones）和马瑟斯（Dieter Metthes）在《政策形成》一文中分析了政策提案的来源，将政策提案者（即政策制定者）分为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两大类。政府内部的提案者包括；行政长官（总统、州长、市长等）、官僚、咨询者、研究机构、议员及其助手；政府外部的提案者包括：利益团体和协会、委托人团体、公民团体、政治党派和传播媒介等。
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则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分为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第二圈”社会力量两种，前者包括总统和行政系统中同国家安全有关的机构如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的首脑，国会议员和司法部门等；后者主要包括政党和利益集团等。
关于政策主体的构成因素，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详细讨论。
三、政策客体政策客体指的是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包括政策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事）和所要发生作用的社会成员（人）两个方面。政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当人们处理社会问题，进行社会控制以及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的工具或手段。
（1）社会问题从事的角度看，公共政策所要处理的是社会问题、公共问题或政策问题。严格说，这三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社会问题是外延最广的概念；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涉及社会上相当部分人或影响较大，那么，这部分问题就是公共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很多，只有少数能被政府摆上议事日程，并加以处理，这些被处理的问题就是政策问题。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三个概念混用。
什么是社会问题?按照马奇(James G,March)和西蒙(Herbert A,Simon)的说法，(社会)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状态与观察到的状态之间的距离。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社会问题也就是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安德森则认为，政策问题可以定义为某种条件或环境，这种条件和环境引起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需要或不满足，并为此寻求援助或补偿。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那些促使人们去行动的问题才是政策问题。也就是说，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表达，就不可能构成政策问题。在琼斯看来，社会问题可以定义为产生“一些人的需要、挫折或不满足，由本人所认定，或被他人所认定，而寻求解决方法”的环境或状况。
由此可见，社会问题以及政策问题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状况，而且也是人们主观构造的产物。它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由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引起的，需要加以解决的状况。因此，一种社会状况构成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与否，问题的严重性程度如何是与人的主观判断密切相关的。
社会问题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而且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如何加以分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罗威(T,Lowi)根据受问题影响的人数多少及其相关系，将问题分为分配性的(distributive)、调节性的(regulative)和再分配性的(redistributive)三种；邓恩按问题的特性，将政策问题分为三类，即结构良好问题(well-structrured problem)、结构适中问题(moderately-stuctured prolbom)和结构不良问题(ill-structured problem)。有的学者把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划分为实质性的和程序性的两种。实质性问题涉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如言论自由、环境污染等)；程序性问题则与政府如何组织和如何采取行动有关。还有一种划分方法是将社会问题按问题的起因(origin)划分为内政问题和外交问题，内政问题包括教育、税收、犯罪、交通和福利等问题。
可以从通俗的角度来划分社会政策问题，即按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同将政策问题分为政治、经济、社会(狭义)和文化等领域的问题：1）政治领域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机构、外交、军事、行政、人事、民族、阶级等方面的问题；2）经济领域问题：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过程各环节的问题，或财政、金融、产业、分配等方面的问题；3）社会领域问题：如环保、人口、治安、福利、保障等方面的问题；4）文化领域的问题：包括科技、文教、体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
显然，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的划分与政策的分类是一致，用于处理特定领域问题的措施或办法就构成该领域的政策，如用来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问题的措施或办法就分别是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
（2）目标团体从人的角度看，政策所发生作用的对象是社会成员，这些受规范、制约的社会成员称为目标团体。政策有大有小，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因而所要影响或调节、控制的社会成员及其行为的范围不同。党和国家的总政策和基本政策发生作用的范围最广，它们所涉及的几乎是所有的社会成员；而特殊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政策法规发生作用的范围较窄，它们所涉及的仅仅是部分成员、某一阶层、某一行业或某一部门的就业者或某个地区的居民。
政策所要调整或规范的是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它们鼓励人们去从事某些活动，而禁止人们去从事另一些活动，引导人们朝向政府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利益关系。社会成员及其形成的利益团体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分工不同，因而必定产生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利益要求。这些利益和要求相互影响、交流、撞击，就形成了各种利益关系。因此，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指导人们处理好全社会成员的利益与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解决人与人、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利益格局。在这种格局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之间，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都能有效地协调起来。
政策客体的识别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了解政策所发生作用的社会生活领域问题的性质和特点，了解政策涉及的社会成员(目标群体)的需要、利益和心态，有助于制定出适应具体情况，能被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或能被多数人所理解的政策，有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充分发挥政策的作用，取得预期的政策结果。
四、政策环境所谓政策环境就是指影响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将政策环境分为社会内部环境和社会外部环境两个部分。社会内部环境包括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以及社会系统；社会外部环境是某社会本身以外的系统，它们是国际社会的功能部分，或者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超社会”、“超系统”环境。在这里我们采用较为容易接受的环境划分方法：将之划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分。自然环境主要是指一国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气候条件、山川河流、矿藏资源等，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场所和创造文明的自然前提,对一国的内外政策具有影响或制约作用。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社会状况、文化状况、教育状况、法律状况、人口状况、科技状况等等,它对公共政策起着更为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1．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经济状况或发展水平是一国或地区的公共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政府要想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方案，并使它取得预期效果，首要的和根本的一条是从本国或本地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任何超越或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
首先，社会经济状况是一国或地区的政府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它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上，综合实力如何，这是一国或地区政府的公共决策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正确的或合理的政策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我国在这一点上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50年代末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20年时间里，我国之所以出现了一系列政策失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鼓励人口增长、文化大革命以及阶级斗争为纲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认识这段时期的国情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忽视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事实，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搞穷过渡、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相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制定并执行一系列正确、合理的政策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和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我国国情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做出正确的估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去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这些政策路线、方针和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经济实力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物质条件。政策过程作为上层领域里的政治活动，不仅有其经济的根本动因，而且这一过程本身，一般也必须在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整体发展相一致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贯彻实施所需的财力、物力等各种经济资源的充分支持。也就是说，国家或地区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物质条件，它影响着国家的基本政策倾向和政策实施效率。因此，政策制定必须基于经济实力允许的范围，并在保留一定余地的情况下，对政策过程以经济上的支持，并由此决定了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否则，如果超越经济实力所及，过多投入财力、物力，出现经济资源中的资本沉积，一旦环境形势有所变化，便难以向新的政策过渡，或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政策替代的机会。
再次，社会物质经济利益的分配调节，是一定历史时期政策体系，特别是大量经济政社会策得以确定的主要根据。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人们之间的交往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经济利益是最为基本的关系。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异、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职业、身份、收入、居住区域的不同，首先表现为对经济生活和各种经济条件需求的不同，由此直接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经济中经济利益的不同及矛盾的发生，进而引发和加深了人们在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其它利益需求的差别和对立。于是，植根于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或受其制约的诸多矛盾的存在与解决，便成为大量经济社会政策的启动之源。所以，社会特定经济状况以及对它的分配与矛盾关系的调节，是一定历史时期政策体系的目标和大量经济社会政策得以确立的主要依据。
2．制度或体制条件政策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和文化体制或制度下制定和实施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就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朝衰退变化的方向。”科斯（Ronald Coase）还进一步指出“没有恰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
那么，何为制度呢？诺思（Douglass C,North）给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利益的个人行为。”
显然，经济学家是从广义上理解制度——制度是正式或非正式的人类社会运行规则。我们倾向使用“体制”这一术语。所谓体制，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权责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体制或制度为公共政策提供外部组织环境。
政策过程的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实体制。因此，政策的制定或实施，都与体制息息相关。体制类型多种多样：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尤其以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经济体制最为重要。
政治体制是指以政治权力的运作为核心的政治设置的综合。它可以细分为领导体制、组织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体制等。政治体制为公共决策过程提供外部政治组织环境，它决定或影响着政治过程。不同政体的公共决策内容和方式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法律体制是指以宪法为核心内容的法律体系，不仅包括国内法，还包括在国家立法机关获得批准通过的国际法，国际公约等。法律为人们的活动创造一种可预见的环境，并提供了解决各种争端的程序，也可以将政府组织和官员置于监督之下，不至于过分膨胀。在所有制度环境中，科斯最看重法律体系的作用。“除非是法律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致于最佳的权利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不会实现。”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最是重要的制度安排，构成了制度稳定的基础并令其变迁减缓。爱尔斯特（J．Elster）生动地指出：“宪制之所以对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是因为它增进了稳定性、责任感、和可信度的价值。用比喻的话来说，宪制部分地充当了飞轮的作用。”
经济体制，是经济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政策形成的组织环境，它规定了国家经济政策基本倾向和特点。经济体制由经济制度决定并反映其要求，经济制度即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包括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经济管理制度与方法、组织形式等。经济制度最重要之处在于对财产权利加以明确界定，并给予充分保护。这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是市场得以运行的前提，也是公共政策制定和运行的平台。
体制或制度条件对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过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体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显然，体制并非对任何政策建议都能接受。它对于政策形成的制约首先表现在某项政策是否可行；即使具有可行性，并得到确定，其实现过程也受到体制的制约。如下级制定的政府政策，是否可行，受体制的制约的一个首要因素就是上级政府所赋予的管理权限。政策的制定机关涉及各个部门、各个层次，它们之间横亘着一条条组织界线，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关心的利益不同，使得政策制定过程成为一个复杂的利益、权力划分的过程。制定政策的机构不仅为整体经济和社会利益服务，它还有着自身系统的利益要求。于是，各自为政、政出多门便时有发生。各单位内部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政策在该组织所辖范围中所处的地位和决策程序的科学化程度等，也是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由此可见，要想改变政策的制定过程，就要改变政策制定系统内部的机构设置，就要协调各组织之间的利益，调解在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冲突。由专家和政府官员制定政策，并与各利益集团进行协商、谈判和讨价还价，已成为西方国家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特征。长期以来，我国政策形成过程往往是先由有关的职能部门提出意见，然后由领导决定，其中缺少带有统揽全局的研究和咨询环节，因而政策失误的可能性较大。实践证明，政策失误不是某一个机构或某一个人的问题，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
其次，一项政策的决策，往往是在多个方案中选择的，选择的结果与体制密切相关。作为决策者，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执行及其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就必须考虑到各执行机关与决策机关的关系及它们的管理权限、部门利益等，即体制制约着政策的选择，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政策选择的结果。在现行体制下可行的政策往往容易被选择；相反，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政策往往被搁置。
再次，体制的习惯势力的大小和所占优势的程度，影响着人们对各种社会利益和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表达以及这些利益和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机会。显然，如果代表旧体制的习惯势力占优势，则很难推出改革的新政策。由此可见，政策取向选择的往往正是决定于政策制定机关各种权力关系的结构情况即体制状况。随着民主机制的加强，政策选择问题上的争执和分歧将愈来愈明显，很难制定意见一致的政策，更需要探讨日渐增多的体制对政策选择的制约因素。体制是影响政策选择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一些西方国家，对政策起制约作用的因素有联邦制、议会程序、联邦法院、政府机关制定政策的政治——行政模式。即使政权更迭，也很难改变行政机构的惰性和过去养成的习惯。体制上的限制和惰性使得政策不可能发生迅速的实质性的变化。一些重大的政策的变革不光是某政党和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想做出的选择，而且必须伴随体制上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
最后，体制制约着政策的执行。如果政出多门、政策上出现不一致，那么，政策很难得以真正贯彻。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许多正确的指导具体工作的方针政策，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不少难以有统一的认识，而使其得到顺利的实施。体制是否具有贯彻执行某一政策的能力，也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执行。如70年代的联邦德国同瑞典同样实施一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瑞典的劳动力管理部门能和雇主、工会以及培训机构建立高效率的联系和协作网，20年多来一直发挥作用。而在联邦德国，这方面的工作却刚开始。当危机来临时，瑞典劳动部门为40%的劳动力提供了培训和就业机会；而联邦德国虽有相同的计划，提供的机会却从未超过劳动力的1.5%。
政策方案与执行机构的利益是否协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二者利益一致时，政策执行机构的积极性就高，政策执行就会很顺利；相反，政策的推行就会受阻，政策难以落实。如1985年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本单位技术权益、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增加其劳动收入，这是合理的政策。但由于涉及到一些单位的利益，有关人员在执行这些政策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
旧体制还制约着新政策的执行。新的重大政策的执行，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新体制。如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开放政策的执行，必须有开放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为一个开放的体制才能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广泛的交流。相反，若固守过去那种封闭式的体制，各项对外开放政策则难以畅通地贯彻。如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有些在现行体制中运行得步履维艰，在有的地方甚至根本实施不了。
3．政治文化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而另一美国学者派伊（L．W．Pye）则将政治文化定义为,赋予政治过程内容和形式的知识、情感和价值观的总和”。
在此，我们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文化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主观意识范畴,是人们对有关政治方面的信仰、理论、感情、情绪、评价和态度等历史和现实的总和。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三个层次：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想等。
(1)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内在的心理形态，一种是外在的文化形态。政治意识的心理形态是其文化形态的基础和内化，政治意识的文化形态是对其心理形态的升华和外化。首先，政治心理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它通过一定社会实践主体起作用。人们对政治的态度、情绪、动机等心理态势，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因此，现代社会政策的制定往往十分重视对社会政治心理的了解和分析。一定的社会政治心理状况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心理，诸如社会情绪、社会思潮、公众的社会舆论等，往往是某种社会变革、政治和经济危机的预兆。这种预兆显示出社会上一定的阶级或统治集团的政治要求和思想倾向，因而是制定政策的一种重要依据。其次，文化形态的政治意识对政策过程直接发生影响的是政治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理论是政策的行动指南，政策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做出的，没有理论指导的政策，是没有政治方向的政策。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及其政党对政治现实、政治关系、政治发展的认识和理解，集中表达了政治主体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贯彻和维护本阶级、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任何一个阶级及其政党采取任何一个政治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反映和表达阶级及其政党根本利益和愿望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成了政策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
(2)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主体对客观存在的政治价值关系和政治价值创造活动等的反映。政治价值观一经形成，就以相对定型的观念模式存在，规范和约束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规定政策实践的指向。政治价值观从不同的方面对政策主体提出各种标准以影响政策。至于哪一种政治价值观能占主导地位，成为政策标准，则由政策主体根据决策过程中的政治情势和所在组织的纪律状况决定。政治价值观对政策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政策目标的确定和方案的制订。在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总要以一定的价值观和价值尺度去认识和衡量政策问题，认识要解决的政策问题所面临的各种利害关系，从而形成解决问题的价值取向、政策的目标和方案。由于政治价值观不同，对同一政策问题的解决会形成迥然相异的政策方案。二是影响对政策方案的评价。政策方案的分析和评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用特定的政治评价标准和价值尺度对政策方案进行价值分析并做出价值判断；评价标准不同，对方案利弊得失的评价也不同。三是影响方案的选择。政治价值观能影响政策主体对政治价值的创造和选择活动，政策主体对某种方案的政治价值属性持肯定态度，就会选择这一方案；否则，就会放弃该方案。
(3)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所寄予的希望和对未来的设计。政治理想在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下转化为政治信仰，成为政治社会的定向因素和精神支柱，从而规定了政策的动机、基本目标、基本方向和指导原则。人们可能将物质福利、安全、民主、自由作为政治理想来加以追求。然而，对于理想社会的实现，是福利平等，还是机会均等却有不同看法，对社会福利的分配方式也产生分歧。例如不同社会对私有财富和公有财产的观念迥异。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决策就是在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的指导下做出的。
4．国际环境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一大趋势。这种趋势在本世纪９０年代清楚地显露出来。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１９９２年联合国日的致词中宣称：“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认为，进入９０年代“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增进彼此联系的世界”。我国知名学者李慎之将全球化看作21世纪的大趋势,并指出:“全球化是已经开始的过程，是已经出现的大趋势，任何看不到这个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策都是错误的”。
所谓的全球化是指世界各个分散的部分或因素形成紧密联系的世界性网络；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即某种不依各国的具体环境、地域、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等为转移的趋势，其基本内容是各国（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世界各个部分迈向了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的新时代。
全球化趋势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方面。在世纪之交，各国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强，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资金、科技成果和人员等的交流正在急剧扩大；技术、通讯、运输、贸易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在这种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超国家范围和区域性经济集团，如欧共体（ＥＣ）、北美自由贸易区（NＡＦＴＡ）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ＡＰＥＣ）等。彼得·德鲁克在《新现实——走向２１世纪》一书中把全球化的经济（世界性经济）表现归纳为七个方面。
全球化的进程也明显地体现在政治、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在政治上，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前者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后者如国际奥委会、国际红十字会、绿色和平组织）的作用在加强；国际干预不断扩大（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维和行动增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愈来愈明显地干预各国经济），国与国的争端、国际冲突、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日益依赖各国的合作及国际干预去解决；民族国家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国家主权受到了严峻挑战，这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世界政府的联想，而且近年来在西方，民族国家消亡的理论大行其道。在文化及科技方面也体现出全球化趋势。如文化、学术交流扩大，各种文化相互冲撞、溶合、研究项目和研讨会的国际化，流行音乐、大众娱乐、商业文化的全球化扩展等等。
当代世界的另外一个基本趋势是市场化。20世纪末期世界出现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就是以此作为主题的，题目是《转轨：从计划到市场》），这使得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全球的压倒性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它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力量冲跨一切僵化过时的体制，整合、改造和重塑地球上的生产、经营、流通、消费诸方式。在这种市场化浪潮中，各国（地区）的经济主体（企业或公司）同时研究、开发和销售同类科技产品，一种新产品如果适合市场需要，就会在全世界迅速推广，银行支付卡、PB机、多用途家电、电脑、电视等的研制就是如此。
信息化是当代世界的第三个基本趋势。“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是人们早已熟悉的概念，然而，在70年代以前，也许只有少数发达工业国家（如美国）开始步入信息社会，进入80、90年代，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通讯技术（通讯卫星、光缆、传真机和数字化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为21世纪全世界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以信息社会为特征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使世界经注济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信息化阶段，知识和信息的制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成为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加工和处理将逐渐成为生产和工作的主要活动。
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趋势对一国或地区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及区域化，使得各国或地区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无时无刻都必须考虑世界经济局势的发展变化；国际组织的存在和作用使得民族国家在某些政策领域丧失了部分的决策权。国际组织似乎承担了一种广泛的道义职责，人们希望它们处理或解决各国之间、甚至各国内部因某种原因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一个贫困国家处于经济困境时，它可能立即请求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不少发展中国家觉得，只要加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经济发展就有了保障；国际组织(尤其是政府间组织)能把各国政府要员召集在一起，确定共同国际议题，引起世界舆论重视并使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境保护和发展问题的各国首脑会议便是一例)。国际组织的规章、决议以及国际协定也对各国的政策制定具有明显的制约、甚至决定的作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可能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定的一个依据，在当代，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敢把这些决议、协定当儿戏。加入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必须遵守其“透明条款”；申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符合其“申报规定”；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给予技术指导必须受其“检查”的约束。这就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策、甚至经济体制受到制约或影响。国际组织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一国或地区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仅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而且直接影响各国的公共决策：鼓励巴西等拉美国家制定和实施经济稳定计划；监督东欧各国尤其是波兰的预算制定；研究一些东亚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批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策，要求其削减军火开支……如此等等。另外，跨国公司对各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它们甚至可以左右一些国家的经济命运。
总之，在当代，国际环境成为各国公共决策的一个重要变数，离开国际环境，无视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趋势的公共政策，要取得预期结果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节 政策系统的运行
从系统发生论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看作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政策系统的运行实质上就是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相作用的过程，它是由信息、咨询、决断、执行和监控等子系统所构成的一个有机大系统。它的实际运行则表现为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环节所组成的活动过程。
一、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政策系统是由政策主体、客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个大系统，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１．政策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当某一政策系统建立起来时，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就成为该系统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相互依存，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另一方的存在作为前提；政策客体的种类、性质、内容、规模不同，政策主体也就各有所异；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政策客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变化，最终必然导致政策主体的职能也发生变化。同时，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政策客体不仅影响政策主体的性质和规模，而且制约着它的结构、功能和活动方式。可以说，有什么样性质的政策主体，也就有什么样的政策主体的活动方式。但是，政策主体在政策客体面前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而是积极、主动、在整个政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社会管理中是非常明显的。这意味着，任何政策目标的实现，都取决于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之间的协调；尤其是政策主体要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掌握现代政策理论与技术，并且深入实际，了解客体的真实情况，以有利于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良性运行。
２．政策主体与政策环境的关系
政策主体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环境、把握环境，并了解它的各种优势和弊端，并据此预测某项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和政策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这其中包含的哲学含义是：政策主体在政策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作用，但必须以尊重政策环境的实际情况为基本前提。否则，不仅政策在一开始制定就是错误的，而且，即使政策方案是正确的，也会因在执行过程中受阻而未达到政策目标，与预期的政策效果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这就要求政策主体在认识和把握政策环境的情况下，尊重和适应政策环境的实际状况。如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政策的制定，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符合当代国际的发展潮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认识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管理体制和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因素的优势和不利之处，使得这些政策能相互配套、相互协调地运行，从而保证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高速发展。
３．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的关系
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二者是高度融合在一起并相互转化的。政策客体受到来自于政策主体及其制定的政策作用之后，显现取得一定的政策效果。这些政策效果即政策的预期目标，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它们往往构成了政策环境的一部分，重新回到政策系统中，并对政策系统的运行过程产生影响。如国家的货币政策，假设国家的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投资过热、投资规模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中央银行就会采取高利率的货币政策，迫使投资减少，有效地控制投资规模，这种货币政策的效果就会成为其它经济政策制定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另一方面，政策环境也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政策客体。如管理体制是政策环境，当政府针对管理体制中的弊端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时，管理体制就成为政策客体。由此可见，政策客体与政策环境在一定条件下是能够相互转化的。
二、政策子系统的划分
现代化、科学化的公共决策系统（政策系统）是由信息、咨询（参谋）、决断、执行和监控等子系统所构成的大系统。政策过程及其各项功能活动是由这些子系统共同完成的，这些子系统各有分工、相互独立，又密切配合、协同一致，促使政策大系统的运行得以顺利地展开。
１．信息子系统
信息子系统由掌握信息技术的专门人才所组成，从事信息的收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等活动，为公共决策提供信息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决策过程也就是信息的流动与转换的过程;而信息原则是公共决策的基本原则，信息是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依据；没有信息，这些活动就无法展开。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当代全球的一大趋势，公共决策中的传统的手工处理资料的方式已经过时，因而产生了现代化的信息科学以及信息技术，产生了拥有现代化的先进设备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的信息子系统。信息子系统在政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政策系统的神经系统，为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及时地提供各种准确、适用的信息。
信息子系统在公共决策活动中的主要作用是：（１）信息的收集。原始资料的收集是信息处理过程的基础，只有在获得大量的原始资料基础上，才能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从而准确地反映客观的情况。所以，信息子系统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千方百计地收集内部和外部的有关资料。（２）信息的加工处理。获取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政策过程的需要,信息子系统提供的信息制定政策的依据，因此必须准确适用。而收集的原始资料往往是太多太杂，其间也难免掺进失真的信息，因此在取得大量的原始资料之后，必须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认真的分析、整理，这就是信息的加工处理。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纯化——通过整理加工，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剔除错误的、多余的资料；二是归类——就是将最初收集的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按照政策制定的需要，进行分筛或合并的处理；三是存贮——把那些经过加工、整理的信息，按照一定的分类编序贮存起来，以备检索、使用。（３）信息的传递。信息是为公共决策服务的，因此必须把各种信息及时地传递到决策者的手里。信息的传递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迅速，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中,谁先获得信息谁就可能获得主动、取得优势；二是要准确，必须防止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损失、失真，使用的术语要准确、清晰。
信息子系统要为公共决策提供准确、及时和适用的信息，为政策过程服务，保证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并加以有效的执行，以取得预期目标。这就要求一种高效运转的信息系统。目前我国各级公共决策系统中的信息子系统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还很不完善，信息处理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还比较落后，在信息处理上存在着慢、粗、乱的问题。所谓慢，就是对实际变化的情况反映不及时；所谓粗，就是反映实际情况的信息比较粗略，不精确；所谓乱，就是缺乏科学地管理信息的方法，信息的管理混乱。这就难以保证公共决策对信息的要求，从而影响公共决策的科学化。随着我国向信息社会的迈进，公共决策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必须不断地加强和改善信息子系统，以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决策的需要。
２．咨询子系统
咨询子系统又称参谋子系统或智囊子系统，它是由前述的现代政策研究组织以及各种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子系统。它集中专家们的集体智慧，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为公共决策提供方案和其它方面的咨询服务。咨询子系统是现代化的公共决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参与公共决策活动，在其中发挥着参谋咨询的重要作用，保证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咨询子系统在政策制定活动中的主要作用是：（１）政策问题分析。咨询子系统的成员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及技术，对政策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２）政策未来预测。科学的预测是正确制定政策的基本前提之一，咨询子系统的成员具备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能够对事物的未来发展状况做出比较准确的估计。（３）方案设计及论证。政策方案设计论证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通常要由咨询子系统来从事这项工作。（４）其他政策相关问题的咨询。咨询是智囊团的主导功能，智囊团可以根据对有关政策问题的客观分析，主动向政策制定部门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应政策制定部门的请求，参加有关问题的“会诊”，提出意见和建议。（５）参与政策评估并反馈信息。在政策过程中，咨询子系统参与政策评估,并起到信息反馈系统的作用,尤其是分析政策实施中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及时提供给政策制定部门，以便修正原有政策中的某些问题，使政策更加完善。
在现代公共决策系统中，咨询子系统占有重要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这个子系统的作用，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条件。缺乏成熟的信息子系统是目前我国公共决策系统中存在的一个不足。
３．决断子系统
决断子系统也称中枢子系统，它由拥有决策权力的高层领导者所组成。决断子系统在整个公共决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公共决策活动的组织者，又是政策的最终决定者，领导公共决策活动的全过程。
决断系统具有权威性和主导性两个特点。决断子系统在公共决策活动中，享有拍板定案的权力，即具有最终决策权力，因而具有权威性;决断子系统作为政策系统的核心，主导公共决策活动的全过程，因而具有主导性。
决断子系统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１）提出有关的政策课题。公共决策的活动是从政策问题的分析开始的，提出有关的政策课题是决断子系统的主要职责之一。决断子系统必须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分清轻重缓急，抓住需要及时解决的关键问题，以便制定解决问题的决策。（２）考虑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目标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共决策活动的成败，确定正确的政策目标是解决政策问题的重要一步。（３）组织政策方案的设计。政策方案的设计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通常应当由咨询子系统来承担，但是必须由决断子系统来组织，根据政策课题的需要，挑选熟悉这一问题的专家，组成高水平的咨询子系统，并为他们的设计工作创造优越的环境和条件。（４）负责政策的最终决定。对政策是最终决定是决断子系统在公共决策活动中的最重要的职责。决断子系统必须具有决断的能力和魄力，能够高瞻远瞩，综合权衡，做出正确的决策。
,谋”与“断”是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职能。决断子系统和咨询子系统的关系，是“多谋”与“善断”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取代。决断子系统就要充分地利用咨询子系统的长处，充分发挥该系统的参谋咨询作用。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保证咨询子系统的独立研究，让专家们独立、客观地分析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并让他们能充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决不允许决断子系统已经做出结论，而只让咨询子系统论证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决断子系统又不能让咨询子系统代替自己决定政策，不能完全为咨询子系统的意见所左右。这是因为，公共决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决策，而且其中包括了无法计量的价值问题，因而无法仅仅依靠咨询子系统的知识、技术来衡量，需要决断子系统的决断；更主要的原因是咨询子系统对政策问题及方案的分析论证，往往是从理想条件出发的，而现实并非那样的理想化，决断子系统需要更多地考虑现实的条件，综合权衡，做出正确的政策决定。
４．执行子系统
执行子系统是由政策执行组织及其人员特别是政府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所构成的。它是政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是将政策方案（理想）转变为政策效果（现实）。
执行子系统具有现实性、综合性、具体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所谓的现实性，是指执行子系统能够将政策方案转变为政策效益；所谓的综合性,是指政策执行是个复杂的活动过程，牵涉到许多动态的因素,必须采取种种措施和行动。所谓的具体性,是指执行子系统必须将政策目标加以分解，使其具体化，把执行任务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所谓的灵活性，是指执行子系统所遇到的是复杂多变的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随时会发生。因此，执行子系统必须具有灵活性。
执行子系统在公共决策活动中的作用是:（１）为政策方案或项目的执行做好准备。为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具体实施前，执行子系统必须制定出周密、严谨的具体实施计划或行动细则。要建立一定的机构和进行人员配备，为政策方案转化为具体的执行活动，提供组织保障;要进行必要的宣传活动，把政策方案的目的、意义和具体要求向执行者讲清楚;要进行必要的物质准备，包括执行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器具和装备，为此，要编制预算，落实经费。（２）从事指挥、沟通、协调等方面的活动。指挥就是执行子系统运用组织权责，发挥领导权威，推动下属为实现既定政策目标而努力的过程；沟通就是执行子系统中的各级组织及人员进行信息交流和传递的过程，是对于政策目标及其相关问题获得统一认识的方法和程序；协调就是执行子系统为了顺利实现政策目标，而谋求自身统一和谐、谋求自身各相关要素匹配调剂、协作分工的一种行为方式。（３）分析和总结执行情况。在完成执行任务之后,执行机关和人员必须把执行工作放在原政策方案的价值指标或标准上，进行全面、细致的衡量，进行实事求是的评定，找出经验和教训。
５．监控子系统
监控子系统是整个政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子系统，相对独立于信息、咨询、决断、执行等子系统,其地位较为特殊。它的作用贯穿于整个公共决策过程尤其是政策执行的过程之中。目的是使政策目标得以顺利实施,避免政策的变形走样,保持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监控子系统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１）确立政策执行的准绳和规则，提供检查执行情况的依据。因此，一项公共政策由谁来执行，怎么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监控子系统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规定。（２）监控政策执行情况。监控政策执行情况，是监控子系统最基本的职责之一。主要监控执行者是否执行以及执行得如何，对不执行或执行不力者，予以纠正或处罚。（３）反馈政策执行情况。政策问题及其环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及时将政策执行情况及环境条件变化的信息反馈给决断子系统，以便决断子系统根据新的情况，对政策进行修订、完善或终结。
监控子系统是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重要保障，它的发展与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助于制定并执行好合理的政策，至少可以减少政策的失误，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监控子系统的不完善是目前我国公共决策系统中存在的另一个明显的缺陷。
公共决策系统或政策系统正是由信息、咨询、决断、执行和监控等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大系统。在这些子系统中，决断子系统是政策系统的核心，具有权威性和主导性特点。再好的方案不经决断子系统是不可能转化为政策的。决断子系统根据信息系统、咨询系统提供的信息和预选方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并由总体设计部门做出切合实际的规划和计划。信息子系统是公共决策系统的一个基础。公共决策的过程，就是信息的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即从信息系统那里输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掌握人民大众对政策的要求和意见，形成政策问题，经过研究、咨询之后制定、出台政策，通过政策实施把信息输送出去，再将其作用结果反馈回来，并据此调整和完善政策，对它的要求是客观、准确而又及时。咨询子系统是公共决策子系统的另一个基础部分，它参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根据客观实际，参照历史经验和未来预测结果，以系统内外的各种信息为基础，对决策问题提出科学的依据和可行的方案，供决策系统参考，对其要求是客观准确，并富于科学性和创造性。政策系统的良性运行对决断子系统的要求是：决策正确合理，规划周密可行。执行子系统贯彻决断子系统的指令，实行科学、高效的管理。它是政策系统运行的实践环节，其作用是使条文上的政策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它是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中最具有直接性的环节，对它的要求是执行坚决有力、科学高效。监控子系统主要是负责监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控制政策失误，确保围绕总政策目标执行政策，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它还应灵敏地反映出执行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并及时向信息系统提供信息，使决策能得到及时调整、提高效率，对它的要求是，真实无误、及时迅速。公共决策子系统的运行正是在这些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展开的。
三、政策系统运行的各个环节
政策主体、客体与环境以及政策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使得政策系统呈现为一个动态的运行过程。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一个系统的不断输入、转换、输出的过程。首先，政策环境把种种要求和支持传导给政策主体，从而输入政策系统。这里所谓要求，是指个人和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向政策系统提出采取行动的主张。所谓支持，是指团体和个人遵守选举结果、交纳税收、服从法律以及接受权威性的政策系统为满足要求而做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这些要求和支持通过政策系统内部转换，变成政策方案输出，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变化，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反馈到政治系统，进一步导致政策输出。在这种循环往复中，政策便源源不断地产生，政策系统的运行得以持续进行。
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各个阶段或者环节，或者说它是由一系列的功能活动所组成的一个过程。关于这个过程就究竟由多少个阶段、环节或功能活动所组成的问题，政策科学家们有不同的说法。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一书中，将政策过程或者政策系统的运行分为四个阶段18个环节，即（１）元政策制定阶段——即对制定政策的政策进行分析，包括处理价值，处理实在，处理问题，调查、处理和开发资源，设计、评估与重新设计政策系统，确认问题、价值和资源，决定政策战略等七个环节；（２）政策制定阶段——包括资源的细分，按优先顺序建立操作目标，按优先顺序确立其他一系列主要的价值，准备一组方案，比较各种方案的预测结果，并选择最好的一个，评估这个最优的方案并确定其好坏等七个环节；（３）后政策制定阶段——包括发起政策执行，政策的实际执行，执行后的评估三个环节；（４）反馈阶段——多层面联结所有阶段的交流与反馈。
拉斯韦尔《决策过程》这一论著中将政策分为七个功能活动环节，即情报、建议、规定、行使、运用、评价、终止。
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将政策过程的功能活动划分为如下五个范畴：问题的形成、政策方案的制定、政策方案的通过、政策的实施、政策的评价。
琼斯在《公共政策研究导论》一书，将政策系统运行看作是由如下十一个功能活动环节或阶段所构成的过程，即感知/定义、汇集或累加、组织、表述、确立议程、方案形成、合法化、预算、执行、评估、调整/终结
参考国外学者的看法,结合我国政策实践的情况,我们将政策系统的运行看作是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所组成的过程,这些环节构成了一个政策周期。
1.政策制定——从发现问题到政策方案的出台的一系列的功能活动过程,包括建立议程、界定问题、设计方案、预测结果、比较和抉择方案以及方案的合法化等环节。
２.政策执行——政策方案付诸实践、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将政策理想变为政策现实的过程，包括组织和物质准备、政策分解、政策宣传、政策实验以及指挥、沟通、协调等的功能环节。
３.政策评估——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果做出判断，确定某项政策的效果、效益以及优劣，并弄清该政策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或者为什么导致失败。
４.政策监控——为达到政策方案的预期目标，避免政策失误对政策过程尤其是执行阶段的监控，以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包括监督、控制和调整等功能活动环节。
５.政策终结——即在政策实施并加以认真评估之后，发现该政策的使命已经完成，成为多余、不必要或不起作用，采用措施予以结束的过程或行为。
对于政策过程的这些环节或阶段，我们将在“政策过程”编中分别加以详细的探讨。
案 例广州抗击不明病毒(
源头与传播
2003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一条消息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广州发生致命流感”。它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等形式传播。
,死亡”的字眼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找熟人打听，成为广州人对不明病毒的第一反应。广东移动几日来的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
在数十小时里，广州的城市生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2月8日晚间到2月9日，一些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
到网络上找原因，成了不少广州人的第二选择。
同时，广州各大医院继续传出消息：中山大学附属某医院呼吸内科全科多名医生被病人传染，目前睡觉均戴口罩；中山三院呼吸内科主任因被患者感染，被隔离治疗。使医生都倒下的病毒是什么？如何防治？
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能够告诉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没有发现。
一时间，大半个广州都动起来了。“买药了吗”和“买醋了吗”成了广州人的见面语。
2月10日上午10时44分，广东创建大药房。7分钟里，前后28个人前来买药，而这些药早在两个钟头前就卖完。当天夜里9时，位于番禺区的广州碧桂园，人们不让药房关门，宁愿连夜排队等候店家到他处调药。此时板蓝根已由平时的一包6.5元涨至20元。各种抗生素“只能等待明天了”。据说可以预防流感的白醋甚至被商人炒到了100元一瓶。
显然这样的局势不能持续下去，必须有权威的声音扫清传言。
政府的声音
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广州市政府召开针对此事的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副市长、市委副秘书长和市卫生局局长在场回答。
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说，一种病毒引起了“非典型肺炎”，目前病原鉴定工作尚未能作出确切的定论，但可以排除传言中所说的鼠疫和炭疽。黄向社会承诺：广州市有能力和水平，有足够的经验维护病人安全。该病在广州市已发生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死亡人数和总体发病人数来看，相对于广州地区1000多万人口，其实比例很小。
当天下午4时30分，广东省卫生厅也相应召开新闻发布会，卫生厅厅长黄庆道介绍此病情势：
全省的21个地级市中，有6个城市（佛山、河源、江门、中山、深圳、广州）发生这种病情。从2002年11月6日到今年2月 9日，总共有305例，其中佛山19例，江门15例，河源11例，广州226例，中山28例，深圳6例。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的有105例。黄庆道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临床上采纳的主要是对症治疗，现在源头和病因还没有分离出来，专家称病毒的感染可能性极大，在接受的41份病例中只有10例是变异病毒抗体呈阳性。黄庆道说禽流感也可排除。
此次非典型肺炎的特征是家族性、散发型，医务人员的发病率比较高，其中多数是因为未及时采取保护性措施。专家认为还可能看到病发的情况，现在只是初步遏制。
至于为何现在才公布病情，黄庆道解释说是因为典型性肺炎并未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之列。美国每年得非典型肺炎的人有560万，住院治疗的有170万，总死亡率为5％，住院的死亡率占13％，其中很多的病原体都没有找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认为，从目前病人的临床状况来看，很像是由病毒引起的肺炎，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是什么病毒引起的。虽然症状也是高烧、全身酸痛，但是和感冒引起的肺炎是不同的。首先是它引起的机会比较多，另外如果病情没有得到控制，恶化较快，比一般感冒引起的肺炎要严重。
呼吸病专家黄文杰认为此种病毒的潜伏期最短的时间为2到4天左右，长一点为11天左右，只要通风条件良好，病原体达不到一定的浓度，一般不会传染。公共场所也是不会传染的，不必要带口罩。
上午的新闻发布会通过电视直播，使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他们看到自己选举出来的市长和高级公务员面对镜头，消解了几天来盘桓在他们心头的阴影。
2月11日晚7时，五羊新城一家客家菜餐厅，稀稀落落的食客散坐其中，显得十分冷清。不远处，原来门庭若市的按摩院也门可罗雀。
另一方面，原来高价的白醋已经没那么热销了，而药店门口的长队伍此时自动消失。
但一位医学专家说：“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
一位医学博士说，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发生疫情不可能。我们希望，不管病毒用什么的方式和面孔出现，没有恐慌，没有迟滞。“即使消灭不了它，我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打败它。”
媒体评说：恐慌止于公开
在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11日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在不到一周时间里迅速弥漫到广东全省甚至波及湘、赣、浙、琼、港、澳的病毒恐慌，终于在一夜间趋向平息。
惊魂初定之余，面对11日前后的巨大反差，人们不由得出结论：是到了应该重新审视媒体的角色与功用的时候了。 细想本次大面积恐慌事件，有人将其视为“谣言”惑世引起。但从政府公布的情况来看，所谓“谣言”并非纯属子虚乌有，有传染病在局部流行这一基本事实是成立的，只是因为缺乏权威的资讯，从而导致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某种变形和扭曲。而普通民众对所谓“谣言”的接受与传播，也不应受到指责，因为这里所谓“谣言”的内容攸关生命，而生命权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最基本的、最首要的人权。
然而，恐慌毕竟是在失真信息的传播下，在多年来罕见的范围内发生了。因此，对恐慌发生原因的追究，便具有了重要的指标性意义。在我们看来，“谣言”之所以四起，恰恰是因为媒体和政府权威声音的缺席所致。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便可看出，媒体之所以诞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公众对于外在信息的巨大需求。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每个个体或群体对于信息的掌握都是单一的、片面的，所以，他们需要专门的媒介来承担沟通和传递公共信息的职责。
正是在此需求下，作为公众内部、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平台的媒体，才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但是，长期以来，有些地方、有些官员忽视了媒体拥有代替民众获取必要信息并传播之的职能，按照某种“惯例”，阻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媒体不能行使正常职能，甚至动辄得咎。在此背景下，一旦有什么大事发生，公众既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消息，也不能从媒体上看到，即使看到了，也只是语焉不详，或欲言又止。
正是因为对媒体此种职能的忽略，一些“谣言”或所谓的“谣言”得以轻而易举地赢得市场。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诸如“谣言”、“小道消息”、“传言”之类，往往是在权威的信息得不到通畅的表达途径时才得以大行其道的；而防止之道则在于公开。
此次广东病毒传言的起落，也证明了传播学的这一研究结果。广东省在恐慌发生3天后，即比较及时地向新闻界公布了一些权威资讯，而广东媒体也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百折不挠的毅力，向公众尽可能地提供了最全面的资讯。事实证明，公开不仅没有使天下大乱，反使所谓“谣言”得以迅速平息。
一年半以前，在震惊全国的南丹事件被媒体揭露后，人民日报曾以罕见的姿态设想了如果媒体缺席的后果；一年半以后，广东省政府较为及时地响应民意，充分利用和肯定媒体传播重要信息的职责，使一场社会恐慌迅速得到平抑。人们期待着有关方面进一步总结和完善危机应对和处理机制，进一步认识和明确媒体的职能与功用，使本次事件成为中国今后类似事件处理的一个转折点和范例。
［思考题］
什么是公共政策？
2．简述政策的本质与功能。
3．解释政策系统、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概念。
4．试比较各种政策分类方法的优劣。
5．现代公共决策系统由哪些子系统所构成？它们的关系如何？
6．结合全球化趋势以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实，论述政策环境的重要性。
7．在上述案例中，面对不明病毒的危机，广州市的政策系统尤其是信息子弹系统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从中应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