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我们今天讲的是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内容很丰富，佛学和理学加起来好几百年的哲学思想。上次我们讲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处于一个分裂的时代，前后有四百年的哲学思想。在这四百年的前期，玄学是当时的主流，当时的知识分子围绕着自然和名教的问题进行了各种讨论，这些讨论产生了很多派别。郭象的玄学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结合了儒道思想，后来佛学也传入进来。佛学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末年刚传入时佛教并无什么影响，中国人把佛教当成一种巫教。当玄学兴起后，把自然和名教的问题变成有和无的问题，本体和现象的问题，这时候就觉得玄学的本体思想和佛教的空宗的理论似乎非常投机，就主动接受了印度的大乘佛学。佛教先有原始佛教，后来有了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大乘分空有两宗，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的就是大乘空宗，空宗的根本理论就是四大皆空，把世界看成虚无，因为把一切都看成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性，没有实体的自性，本体为空，不真即空，这样，佛教传入后，玄学就终结了，变成一个佛教的世界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原有的思想有冲突有融合。南朝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说北方无文化，所以那时南学与北学不同。佛学也分为南朝的佛学和北朝的佛学，南朝的佛学是和玄学相结合的一种佛学，是从事一种高级理论的探讨，北方的则多是一种民间信仰，即因果报应等，再加上北方的鲜卑族没什么高深理论，所以南学和北学的区别在于各自偏重于理论或宗教的修行。偏重于理论的，用佛教的话说，就是讲究智慧，称为慧学；而北方偏重修行，称为禅定，定学。定是实践，慧是理论。总之，此时的佛教仍主要是受印度佛教的影响，还是原始佛教的样子。 隋唐统一中国后，就面临佛学中国化的问题，中国人能够消化外来的东西，隋唐佛学就是中国化的佛学，把佛学中国化的就是天台宗的天台大师智顗根据中国人对佛教的需求，了解中国人的习惯和感情，不要空宗，印度讲空宗，中国讲性宗，印度的空宗否定一切，连佛性都否定了，天台宗则把南朝和北朝的佛学统一起来，定慧双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天台的经典是《法华经》，但并不照《法华经》讲，而是经过升华产生一种非常庞大的理论体系。很多东西都是《法华经》里所没有的，它的基本理论很多，有两个重要观念：一个是圆融三谛，谛是真理，把三个真理圆融起来即成一个真理。什么是最适合中国的？空、假、中三个字，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没有自性，不是不存在，既是空的，就是假的，不真的。而印度佛教认为从本质上就是空的，是真空，从现象来说是假的，是真空假有，假的即是真空，同时这个假的不妨碍现象的存在，这与中国人的思维不合。那么把真空和假有结合起来，即是中道，把真空假有改成真空妙有，这个叫做圆融三谛，印度只有空假，而智顗加个中字，不否定现实世界和人的活的存在，即使是真空，它还是个妙有。这就改变了印度的空假的虚无思想。中国人讲中道，那么把三个真理圆融为一体，就把整个世界都归于一心，一心三千，三千大世界，全在我一人心中。自己一念之中可以达到大彻大悟。人既要有智慧，又要又禅定。佛教要去除人的贪嗔痴三毒，就要有慧与定，止观法门，什么都不想，心如止水，心静。达到圆融三谛和一心三观。智顗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而且他是按照中国的思想来看佛教，这叫判教。判教就是把整个佛教包括大乘小乘部派原始佛教排个顺序，判教理论根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天台判教,分为藏,通,别, 圆四教。四种不同的时候实行不同的教法。 还有一个叫华严宗，之所以叫华严宗是因为它以华严经为经典，华严宗的人物有法藏，武则天时期人物，常给武则天讲佛经。法藏给武则天讲佛经用金狮子作比喻，深得武则天佩服，这就是《金狮子章》。华严宗与天台宗有不同之处。玄学讨论的是哲学问题，自然和名教，在哲学上讨论的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即本体和现象的问题，这是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佛家的本体是空、不自性，现象是假有。佛教并不把本体现象分开，而是说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华严宗讲六相圆融：总相（整体），别相（部分），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解体）。还有个理论就是四法界。法界就是个本体，本体与现象不可分。四法界就是：理法界，这是与现象不可分的一个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重重无尽，互相关联，互相辉映。 还有一个就是禅宗。天台宗，华严宗讲的这么好，照禅宗看起来根本就不行，我们禅宗真是好，禅宗把这些宗，称作心宗，禅宗说当初过来讲学时，作法，还提问题，学生很多都不懂，大叫老师老师再讲一遍，学生有个叫伽叶，他拈花微笑，这个不立文字，不学经典，不讲这一套，凭我这心，这叫教外别传，伽叶什么也没说，就是拿着花微笑，这就是传下来的佛教上的禅宗。还有一个慧能，他不识字，就说菩提本非树，心非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把神秀打败了，后来五祖弘忍就命其为六祖，传给他继承衣钵，所以隋唐时的佛教博大精深，认真钻研是很有意思的，当作教条好，还是心宗都好，一方面学习经典，通过理论学习，掌握前人智慧，更重要要有心悟，没有心悟，就没有自己的心得，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要有独立的见解，佛学很多大师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很多，这些印度教没有，我们就接受佛教的话，看禅宗是不够的，教条还是要学的。 ?隋唐的佛教怎么过渡到宋明理学，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过程，尽管在唐代，佛教非常兴旺发达，特别在民间，老百姓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是净土宗，和这个无关，他们也不懂这个本体和现象，只知道念，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净土中，西方有个极乐世界，能把心存下来，一念时，就是礼拜，阿弥陀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心定下来了，得到超度，摆脱轮回。尽管包括武则天还有历史帝王都信佛教，但中国没有成为佛教国家，这是很重要的，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到隋唐，一共有三教，佛教，道教，儒家；，儒家不一定是教，互斗，又争斗，又融合，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离开五伦是不可能五伦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际关系，叫五伦，社会结构就是这样的，不论怎么信佛教，出家就不结婚了，打仗也没有军队，和尚不能打仗，还有他们也不纳税，犯法入了空门，就可免受法律制裁了，你看鲁智深不是杀了人吗，往哪儿躲呢，一个有钱人替他花上几两银子，买个度谍，就躲到五台山上当酒肉和尚去了；对于国家不行，大概有个几年出家，还是结婚生子，还要做生意呢。儒释道斗来斗去，就想出了好办法，不要你争我夺，三教分工，怎么分工？慢慢地，各有所长，个人在自己位置上逍遥，心灵上的宁静，道教保持你的肉体，让你长生不老，道教炼丹，什么强身健体一个肉体；那么儒家呢，治什么那，治世，国家，社会，人伦，五伦，儒家的那一套，不是都好吗，你看我们有身，心，还有一个世俗的社会，三教各得其所。 不过尽管如此，儒学在隋唐时期衰弱了，是什么衰弱呢，尽管以儒治世，但儒家在哲学方面没有创造，所以一碰到佛教和道教就打败仗了。当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凡是当时知识精英都朝佛、朝道，所以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收拾不住什么呢，收拾不住人心，你把你的身子和灵魂都交给佛教和道教了，那儒家还剩什么呢？儒学首先缺乏两个东西：宇宙论，心性论，也就是缺乏一个天道性命之学。哲学不那么简单，哲学很有用，如果在哲学上吃了败仗了，你这个灵魂就被掏空了，人是靠哲学来立起来的。当时华严宗有个大师叫宗密，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原人论》，原是探源，探源人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原人论》向佛教和道教挑战，你们儒教和道教和我们佛教比起来，没有宇宙论，你们的宇宙论相当于佛教小乘水平，很低，你们的心性论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出来，什么性善性恶，什么叫性善性恶，说不清的。儒学理论上斗不过佛教。道教不用说了，是中国本土的，首先敌不过佛教，如果理论上敌不过不过佛教，那么以儒治世缺乏一个灵魂，缺乏一个精神支柱，当时很多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了。当时很多最高层人物信佛。诗人王维、白居易信佛，李白信道教；最有名的是柳宗元，还有刘禹锡，柳宗元说了什么老子，孔子呀，周易或佛教呀，都一样的，刘禹锡公开说，我读儒家的《中庸》都读不懂，《中庸》三句话：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这是儒家的三纲领，三纲领天命之谓性，什么叫性，什么是命，按照佛家的空、假、中来说，不是空就是假的，什么叫道呢？性都没有哪来得道呢，至于修道之为教也修不了。 这时一个激发出一个人物来了，反佛了，唐代举的反佛的最高的旗帜是韩愈。韩愈是唐代的中心，举起反佛的大旗，写了一篇文章：《原道》，我是儒家，我得原道，讨论道的问题。他抓住了一点，这一点真是抓住了要害。韩愈认为，这个道不是现在的。按照老子的道或德，这个道和德就是包括宇宙论和心性论的意思，老子说道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天地万物之根；佛教也谈道，佛家谈的佛道，佛的理论也叫道。可佛教、道教谈的道，儒家也阐明道，这都不是本质问题，是虚的；虚就是其中没有价值的内涵。谈所有的宇宙论也好，心性论也好，核心的问题是其中的价值观问题。佛教，道教谈道德谈的很好，也很高明，什么本体，现象，三谛圆融，六相圆融那一套谈的很高很高了，但丢了两个字。哪两个字呢？仁义。儒家谈道德是沿着仁义，理论上比不上佛教，道教，尽管从理论上比不上佛教，道教，可是价值观是真实的，坚定的，这就韩愈一下子把儒释道三教之间矛盾提到价值观的层面来讨论。韩愈挑起了和佛教斗争的一个大旗，这也为宋明理学揭开序幕。究竟仁义道德怎样从多取一些理论上的论证，不那么容易。这就是哲学思维，韩愈那一次反没有成功。当时大家都信佛，陕西的法门寺有个佛骨，每年都从陕西凤翔迎道长安，然后在送回去；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典，人山人海，很多善男信女，争看佛骨，劳民伤财。大臣不干事，专门迎佛骨，韩愈于是写了《谏迎佛骨表》，反对这种现象，被贬到潮州了，不得翻身。在那个群众气氛之下，虽然谏迎佛骨理论很严密，但没好下场。 唐灭宋始后，宋代人开始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了，因为信佛，崇道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倾全国之力去迎佛骨，把国家大事都不管了，当时还是军阀混战，唐朝就灭于此，信佛不行。信道也不行。宋朝开始时，大概有7、80年建国，从赵匡胤黄袍加身建国，把唐末五代战乱治理好，国家已经统一了，但在哲学上，在意识形态上不知信什么好，佛道儒信哪个好。宋朝宋真宗自封道宗皇帝，信道不信佛了，宋朝知识分子非常担忧，一定要在儒学复兴，建立新儒学。韩愈当时虽然原道，要建立新儒学，但什么是仁义，仁义能不能提到天道仁义之学的高度上来，这个他不知道，因为他理论学的不多，这需要有哲学。 当时有个年轻人叫张载，那时范仲淹正在西北地区和西夏打仗，宋朝很弱，经常受辽和西夏的欺负，每年打败以后要赔很多东西，张载才20来岁，年少气盛，意气风发，去见范仲淹，说我要投军了。范仲淹是个很高明的人，他一看张载有哲学家气质，就对张载说，你从军大材小用了，你未来的发展应该是个哲学家，作军事家不行，回去读《中庸》吧；干什么呢，要学习我们儒家，好好的从哲学角度来证明我们儒家中间有安身立命之处，有它的出路，这样就可以在哲学有所建树。张载听了一生改变了方向，不再去从军了打仗为国报效，从哲学也可为国效劳。张载见范仲淹的时候20来岁，他花了20年来研究这个问题。怎么来研究呢？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定要把中庸和佛教，道教结合起来。好多研究宋明理学的人认为，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所以，张载成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张载把仁义提到天道性命的高度做了个论证，实际这个论证早就有了，但他把他说通了。仁义和天道有什么关系？仁义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和天道有什么关系？如果不从天道的角度专门讲价值，一定要证明个道理，然后说明仁义和道德是，那才是专家。早在周易中，周易的基本思想，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地道，人道都是什么呢？天道的意义，就是阴阳；地道是什么？是刚柔；人之道是什么？是仁义。每个人都有心性，是什么心，天道阴阳，心从哪儿来？当时宋明理学证明，宇宙之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了万物，人也是天地生出来的，没有天地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天地生物之心非常伟大的，也非常无私的，人应该把小我和宇宙共存，达到天地生物的高度，天地生物之心来源于周易。周易有一个复卦，从时间上讲，相当于节气中的冬至。那天有个特点：冷的不得了，阴气到了极点了；就在这个极点中，还有一个阳气。复卦的卦象就是五个阴爻在上，一阳爻在下，这叫一阳来复。所以天地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宇宙对于万物包括人类是很关怀的，这就是天地之心。这套理论很复杂，我在这里只是简单说说。 这样一来，儒学就包括宇宙论，也包括心性论。宋明理学专门论证这个事。你们知道吗？元、亨、利、贞，是中国周易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宋明理学的根本之一。元、亨、利、贞，代表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主生，秋冬主杀；春夏阳，秋冬阴；阳就是仁，阴就是义，所以仁义和宇宙四时运行，互相配合。除此之外，还有人和，生生不已。这和佛教的空空有着天壤之别。佛教是否定社会，否定人生，而儒家关怀人生，回报社会，而且社会和宇宙大化流行，密切配合。这套理论经过宋明理学中的应用，形成了一套更为精致的理论，以后到了朱熹，理学已经大成，把佛教和道教打败了。儒学不仅有心性，还能够给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地方。北宋和南宋，儒学家做了很多探索；建立了新儒学体系；从此以后，佛教，道教拼命拍儒家的马屁，我们和你是一样的，我没有反对，只是做点补充而已嘛，从来不敢再说，你儒家不行，没有作用。 理学历史上有所谓“北宋五子”，第一个就是周敦颐。他写了《太极图说》，借太极图说了两句话，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动极复静。从宇宙论天道，虽然很短，可是提纲挈领。他奠定了整个宋明理学的方向，那就是由太极以立人极。最重要的是人极不是太极，因为老是太极，是天文学家，关心哲学关心人文，关键是人极，把太极说之后，然后仁义中正以立人极，人极就是仁义中正。这样一来，理学家就用哲学的道理，证明中国几千年来，从尧舜开始传下来的核心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到了他们手里发扬光大。这个核心价值观，宋明理学把其称作很重要的，就是道，就是仁义之道，这就是大家所信服的，宋明理学作了很伟大的东西，就在这儿。 理学中还有一些争论，程朱和陆王，宋明理学后来分派，打的不可开交，这是由于理论上的矛盾和斗争。程朱，程是二程，兄弟俩，朱是朱熹，陆是陆象山，王是王阳明。这两派对于什么是心性，究竟心性在什么地方，价值观在什么地方有不同看法，就这两句话，基本分歧点在这儿。二程兄弟和朱熹，他们主张性情，性是天地之性，性在哪儿呢，在客观，客观这东西就是我们好好的使自己符合这个客观的东西；陆王说不对，如果这样还得了呀，在我心里头，每个人都有仁义，每个人心里都有仁义，用不着从外面把仁义放入我心里，因为本来就有这个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在道德问题上，程朱主张他立，挨着它去做，这是外面规定下来的，圣人定下来了，我们要屈服从它；陆王说不对，我心想的，何必要去听他的那，别学，这叫自作主宰，不要听他人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