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群体心理 从家庭、学校到工作单位，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人是群体的成员，群体提供给人们安全感、责任感、亲情和友谊、关心和支持。群体是个体的价值、态度及生活方式的主要来源，个体在群体中互动，维持丁群体的活力，发展了群体的规范，巩固了群体的结构。群体虽由个体集合而产生，但群体是动态的有机的构成，群体心理决非个体心理的简单累加，它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又一层次。本章将讨论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并涉及群体规范、凝聚力和群体领导等内容。 第一节 群体心理概述 一、群体的含义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群体是一个专门的学术性名词，是指那些成员间相互依赖、彼此间存在互动的集合体。在大部分群体中，成员间存在面对面的接触，彼此相互影响。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意义上，简单的统计集合体、围在路边看热闹的人群、喜欢看电视新闻的观众等不能归为群体之列，因为其成员不存在依附关系，不发生互动，在多数情况下，彼此间无丝毫影响。而学校篮球队、家庭、工厂中的班组等，则可称为群体，因为其成员常常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合一起的，彼此间不但有面对面的接触，而且有频繁的互动，多方的影响。 一般来看，要构成一个群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有频繁的互动，即成员间有生活、学习和工作上的交往，有信息、思想、感情上的交流，有共同的目标与利益，群体内有相互协作与配合的组织保证，有群体意识。 一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是一个群体，有时由于特殊原因短暂结合在一起的几个陌生人也可以形成一个群体，如几个人同乘一辆缆车上山，由于意外事故，车被困在半山腰，在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下，本来素不相识的人组成暂时性的群体，有的人出主意，有的人修机器，有的人向外呼喊求救。这些本无任何关联的人，为了共同目的，彼此互动起来。他们平安脱险后，互动即告结束，在一个十分短暂的时间内，几位陌生人形成了一个临时群体。群体可以有不同的持续时间，可以像家庭那样数代延续下去，也可以在数天或数小时内解体。 规模也是群体的一个重要方面。夫妻2人组成的家庭是最小规模的群体，数百人组成的车间也可归为群体之列。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关心的主要是2—50人组成的群体。数百人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大规模群体，其成员不可能熟知每一个人，不可能发生充分的互动，也很难产生群体归属感。 群体是介于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人群集合体。个体在群体中的活动，巩固了群体的关系，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鼓舞了群体的士气。群体精神造就了群体成员，促进了其能力的发展和发挥。群体和个体的关系是互相促进、互相增强的。组织是一种社会内部关系的结构或体系，是权力的表示，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群体和个体是社会组织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 二、群体的分类 有很多种群体分类方法，最常见的方法是将群体划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其他划分方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也能见到。 (一)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人的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个是正式的，一个是非正式的。正式的社会活动是指人们在群体中按照计划完成公开的、特定的、有目标的活动。非正式的活动主要指人与人之间自发的思想感情交流活动。与此相应，群体根据自身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可划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 正式群体是指那些有明确规章，成员地位和角色、权利和义务都很清楚，并具有稳定、正式编制的群体，如机关的科室、工厂的班组、学校的班级等。正式群体按其存在时间的长短又可分为永久性正式群体和暂时性正式群体。永久性正式群体前面已提到，科室、班组都属之。暂时性群体是指新产品设计组、毕业生分配组等临时性组织。 非正式群体是指那些自发产生的，无明确规章的，成员的地位与角色、权利与义务都不确定的群体。人们除了完成工作和学习任务，还有交友、娱乐、消遣等各种各样的欲望与需要，非正式群体往往借助于同乡会、集邮爱好者协会、诗社、绘画小组等形式，帮助其成员获得某种需要。非正式群体往往以共同的利益、观点为基础，以感情为纽带，有较强的内聚力和较高的行为一致性。 非正式群体普遍存在于正式群体中，特别是在正式群体的目标与其成员的需求与愿望不一致，正式群体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缺乏合理的领导机构时，非正式群体更容易产生。在大学中，由于班级不能充分发挥其功效，同乡会、各种形式的联谊会便可以吸引大量学生。 (二)首属群体与次属群体 首属群体(primarysr。up)也称初级群体。这是由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库利(C．H．C。。1ey，1923)提出来的， 个人直接生活在其中，与群体成员有充分的直接交往和亲密人际关系的群体。家庭、邻里、青少年的友伴群体(peer。up)等，都属于首属群体。 首属群体通常是由于自然的人际交往形成起来的。它的基点是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通常没有严格的群体规范。首属群体的运转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不是规定性的角色关系。 由于首届群体常常是一个人最为直接的社会现实，也是其社会影响的最直接来源。因此，首属群体对于个人的社会化起着重要作用。 对应于库利提出的首属群体概念，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次属群体(sec。ndarysr。up)的概念，特指区别于首属群体、按照一定规范建立起来，有明确社会结构的群体。 次属群体是社会根据一定的目标建立起来的，如学校、工厂、政府机构等。这类群体通常有显著不同于首属群体的较大规模，其运转也首先依赖于社会角色关系，群体成员有明确的分工。 次属群体是人们介入更广泛的正式社会的途径。人们在次属群体中的社会角色，起着沟通个人与社会的桥梁作用。个人在次属群体中的正式社会身份，常常是个人社会同一性的核心构成部分，并由此对其自我同一性发挥着重要影响。 三、群体功能 群体的功能可分为对个人的功能和对组织的功能。群体若想有成功的表现，不仅要满足成员的各种需求，使成员目标与群体目标一致，还必须有效地完成组织目标。 成员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有些需求必须通过学习、工作等活动才能得到满足，有些需求则可以从群体中获得。其需求可归结如下： 交往需求。个体在群体中可以与其他群体成员保持各种形式的联系，获得友谊、关心和帮助等。 安全需求。参加群体活动，获得他人的关心和帮助，可以减少孤独和恐惧感，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自尊心需求。在群体活动中，受到别人的欢迎和尊重，获得一定的地位，都将使自尊心得到满足。 自我表现的需求。被群体接受本身就是对个体价值的承认和肯定。在群体中的个体可以体会到自身是社会的成员，从而确认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 群体要想有良好的表现，首先必须善于综合其成员寻求需要满足的活动，使之成为群体活动，才能使群体的目标与成员的目标一致起来，才能顺利完成上级组织分配下来的任务。 正式群体的主要目的是完成工作或学习任务。一个较高层次的组织要想有效地达到其目标，必须依赖于较低层次群体的分工协作。一个正式群体功能的最重要体现就在于它是否能有效地完成其基本任务，充分调动其成员的积极性，使群体为完成任务而有效地运转。 非正式群体也能完成上级组织下达的工作任务。研究表明，较高层次的组织利用非正式群体的消息传递路线，可以获得很多通过正式群体途径无法得到的信息。由此可见，非正式群体也是高层组织功能运转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执行任务、创造成就与满足成员的心理需要，是群体功能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一个群体只有有效地完成其基本任务，更多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其成员的基本心理需要。成员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充分发挥其为群体目标而奋斗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群体功能有效地运转。 第二节 社会助长与社会惰化 一、什么是社会助长 (一)社会助长的概念 社会助长(socialfacilitation)也称社会助长作用，指个人对别人的意识，包括别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活动昕带来的行为效率的提高。与社会助长相反，如果别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活动，造成了行为效率的下降，就称作社会干扰或社会于扰作用。 最早以科学方法揭示社会助长现象的，是心理学家特利普里特(M．Triplett，1988)。他1897年的研究发现，别人在场，或群体性的活动，会明显促进人们的行为效率，他让被试在三种情境下，骑车完成25英里路程。第一种情境是单独骑行计时；第二种情境是骑行时让一个人跑步伴同；第三种情境是与其他骑车人竞赛。结果显示，单独计时情况下，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4英里；有人跑步伴同时，时速达到31英里；而竞争情境则无更大改善，平均时速为32．5英里。特利普里特在实验室条件下，让被试完成计数和跳跃等工作，也发现了同样的社会助长作用。 (二)社会助长作用的性质 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创史人F·奥尔波特<F．HAllport)20年代在哈佛大学曾领导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助长作用的研究。一方面，他们发现社会助长作用的确广泛存在，并且不仅可以引起人行为效率在量上的增加，而且也可以在有些工作上提高行为的质量。但是，另一方面，他人在场或与别人一起工作，并不总是带来社会助长作用。随着工作难度的增加，社会助长作用会逐渐下降，及至最终变为社会干扰。 心理学家扎琼克(R．B．Zajonc)和卡特莱尔(N．B．Cottrell，etaI．)等人在60年代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群体背景究竟起社会促进作用还是社会干扰作用，的确取决于工作任务的性质是否复杂。如果工作为简单的机械操作或手工活动，则群体的背景会造成社会助长作用。如果工作为需要一系列判断、推理的复杂思维工作，则群体背景的作用是社会干扰。 卡特莱尔等人1967年做了一项实验，他让被试在独自一人和群体一起两种情境中学习单词配对表。配对单词有两类。一类由同义词组成，学习起来非常容易。另一类由无关单词组成，非常难于学习。结果表明，在容易的工作上，群体背景有明显的社会助长作用；而在困难的无关单词配对的工作上，效果正好相反，群体背景带来了社会干扰，成绩反而不如一人独自完成的情况。 二、脑力激励法 心理学家奥斯本(A．F．Osborn，1957)提出，群体一起来解决问题，具有人个所没有的特殊“脑力激励”(brainstorming)作用，使人们找到更多，更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的问题解决方法。因此，群体讨论式的脑力激励方法，屠普遍发挥人的包l造性，并利用这笔最宝贵资源的有效途径，是改革现状的最好开端。而且，脑力激励方法还可以使人们尊重及自我实现需要得到满足，增强人们的工作动机和对工作的满足程度。 脑力激励方法的具体步骤主要有：(1)的确需要解决的问题，鼓励每一个群体成员努力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2)群体要造成一种氛围，使每一个成员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被批评，而是坚信每一种观点都是受欢迎的；(3)其他群体成员不是评价别人提出的方案，而是鼓励别人充分发表意见；(4)记录群体每一个成员提出的意见，而不是用任何先定概念进行评价性筛选；(5)最后鼓励群体成员补充与完善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解决方案。 不难看出，上述脑力激励法的具体步骤，是一个完整的“集体思广益”，并最大程度发挥群体成员相互弥补与促进作用的操作系统。虽然，发达国家的许多著名企业、公司，运用这种瞄力激励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心理学家具有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并没有使脑力激励的假说得到一一证明。心理学家邓尼特(M．D．)1963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以科研人员与设计师为对象，分别让他们在两种情境中对两个难题提供解决办法。一种情境为独立思考；另一种情境是以四人一组，采用脑力激励的问题解决方法。结果发现，独立思考条件下人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更多，也更有实际意义。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倾向相同的结论。这些研究的设计者认为，脑力激励的问题解决方式常常会使个人注意别人的意见，或者表达机会被剥夺，使思维活动受到干扰或中断，因而它并没有脑力激励的作用，无助于新思想的产生。 社会心理学家林格伦(H．C．Lindgren)1981年依据研究提出，脑力激励方法的问题解决促进作用，表现在它的“预热效应”(warm~upeffect)之上。1965年，林格伦设计了一个检定脑力激励法作用性质的实验。对于实验被试，先采用脑力激励方法解决问题，之后再让每个成员单独继续思考问题解决办法，控制组的操作则始终采用独立思考的方法，结果表明，无论在提出的问题解决途径的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实验组都显著优于控制组。心理学家布坎南(L．J．Buchanan)1973年以小学四年级学生为被试所作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林格伦分析，问题解决过程中加入脑力激励程序，使群体产生了交流的气氛，并使成员之间相互得到启发；而且，群体一起解决问题的形式，可以激发个人对问题的兴趣和投入水平，使思维达到积极、活跃的高激活状态。这种作用作为解决问题的预热性的准备，可以直接起到推动创造性思维的作用，使最终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法更多，更具有创造性。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社会心理学家主张，在复杂的问题解决工作上，发挥社会助长作用的最佳途径，是采用脑力激励方法对人们进行解决问题的预热，然后再引导人们独自深入地思考问题解决方法。 三、社会惰化 社会惰化(Socialloafing)也被社会惰化作用或社会逍遥，指体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单独完成时偏少现象。早在数十年前，心理学家达谢尔(J．F．Dashiell，30)就发现，随着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人数增加，每个人所作个人努力程度也会逐步下降。达谢尔曾经用实验的方法测量拔比赛中每个人的用力水平。结果发现，如果一个人独自参加实，那么平均拉力可达62公斤；如果是群体一起参与，则参加人幢多，每个人所贡献的平均拉力越小。在达谢尔的实验中，两一起拔河时，每人平均拉力下降到了59公斤；3人时继续下降53．3公斤；8人时人均仅剩31公斤。 70年代，心理学家英格拉姆等人(A．G．InghametaI．，14)更精确地重复了达谢尔的实验，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供实用的拔河仪器。该仪器可以精确测量拉力，并有6个明确划分位置。实验时，真被试被蒙住双眼，被安排在最前面的第一个位置。实验要求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拉绳。结果表明，在被试认为自己后面的第2至第6的位置上还有其他人也在拉时，他的最大拉力要比认为自己只有一个人在拉平均低18％。 1979年，拉特纳(B．Latane)用测量被试拍手和呼喊声音强度的方法，也同样揭示了社会惰化作用的存在。实验结果表明，与个人单独实验的情况相比，参与实验的人数越多，每人所发出的声音也越小。他人的参与，直接导致了个人努力水平的下降。 1988年，社会心理学家杰克逊等人(J．M．Jackson&K．nWilliams)总结了49个有关社会惰化问题的研究，涉及被试超过4000人。结果如图13—7所示，一起完成—个共同目标的群体越大，个人所做的努力水平也越低。当群体规模增大到8人时，个人的努力程度仅为单独工作时80％。在一定范围内，群体规模增大，个人努力水平还继续下降。 社会心理学家们在70、80年代所做的大量研究揭示，社会惰化作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根据有关研究，前苏联1％的自有耕地生产了全国农产品的27％。匈牙利农民则曾在13％的自有耕地上生产出了全国农产晶的三分之一。拉特纳等人发现，社会惰化作用并不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物。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泰国、台湾、印度、马来西亚等，也同样存在社会惰化现象(见p．Myers，1983)。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已经证实，出现社会惰化的原因，是个人的评价焦虑减弱，使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责任意识下降，行为动力也相应降低。拉特纳1979年及威廉等人(K．n Williamsetal．)1981年的研究都发现，如果让被试相信，自己的行为效率；可以被鉴别出现，或是对个人行为贡献单独进行测量，则即使与群体一起完成一项工作，也不再有社会惰化作用存在。单独测量使人们保持了足够的被评价焦虑，因而行为的动机也得到激发。 80年代中后期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群体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并不必定导致“混水摸鱼”式的社会情化作用。总结这些研究的结论，可以发现，人们在以下上种情境下．倾向于较少出现社会堵化作用： (1)群体成员之间关系密切； (2)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号召性或有效地激发人们的卷入水平； (3)以群体整体成功为目标的奖励引导； (4)群体有鼓励个人投入的“团队”精神； (5)个人相信群体成员也象自己一样努力。 第三节 群体极化与群体思维 一、群体极化的概念 所谓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按照群体极化假设，群体的讨论可以使群体中多数人同意的意见得到加强，使原来同意这一意见的人更相信意见的正确性。这样，原先群体支持的意见，讨论后会变得更为支持；而原先群体反对的意见，讨论后反对的程度也更强，最终使群体的意见出现“极端化”。如图1l—5所示，按照群体极化假设，群体讨论会使群体的态度倾向朝两极方向运动，使原来不同意见之间的距离加大。  图11—5 群体极化假设预言的群体讨论对群体态度倾向的影响(转引自梅厄斯1990年《社会心理学》第288页) 60年代以来的大量实验研究，很好地证明了群体极化假设的正确性。例如，莫斯科维西等人(S．Moscovicietal．)1969年的实验发现，群体讨论明显使法国学生对总理的积极态度得到加强，也使他们原来对美国人的消极态度强度变得更大。梅厄斯等人1970年以中学生为被试，考察他们在讨论前后种族偏见的变化，结果表明，高偏见组与低偏见组的态度差异在讨论后的确变得更大。高偏见组讨论后变得偏见更大，而低偏见组讨论后也变得偏见更小。 社会极化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普遍存在。社会心理学家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不同大学中的亚文化，会显著由于大学内部特征共同的同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加强，使学校之间的差异加大。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地区、同一个社会经济阶层的人群的许多特征，也会由于一个特定群体内部的相互作用而出现极化，使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距增加。 二、冒险转移 日常生活中人们面临的决策情境常常是两难的。作出选择的同时也必须付出代价。试想，我们正面临一个决策难题：一位青年人身患严重心脏病，不做手术则去日无多，做手术又有立即丧命的可能。如果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有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0；10：10十种情况，那么我们选择哪一种情况呢?我们愿意在冒多大风险的情况下考虑手术呢? 社会心理学家对于此类冒险决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广泛涉及了投资冒险、赌搏冒险、获取成功冒险等课题。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独自进行决篮时，愿意冒的风险较小，倾向于较为保守的选择成功可能性较大的行为。而如果改由群体共同决策，则最后的决定会比个人决策时有更大的冒险性。如心理学家柯根等人《(N．Kogan&M．A．Wallach)1967年的一项研究，个人单独决策时，倾向于认为需要有?o％的成功把握时才能够进行投资而群体决策所形成的决定把成功的可能性降到了50％。说明群体决策会接受冒险性高得多的决定。 上述这种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具有冒险性的现象，就称为“冒险转移”(riskyshift)。研究证实，这种冒险转移现象不仅在各种类型的决策中存在，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社会心理学家们以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以色列等不同国家的被试为研究对象，都发现了共同的冒险转移现象(见J．L Freedmanetal．)。冒险转移是群体极化在决策方面的特殊表现。 造成冒险转移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人假设群体鼓励富有冒险性的见解。与个人决策的情境不同，群体决策情境为评价情境，个人需要提出一个为群体其他成员所赞赏的选择。如果在决策上显得过于谨慎，个人会担心被群体成员视为胆小、保守、缺乏气慨。 第二，责任分散。从前面有关社会惰化及第九章有关亲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群体的背景会直接导致个人行为责任意识的下降。责任意识下降的直接结果，是使人们的冒险性得到鼓励。有关去个性化的研究也证明，行为责任意识下降时，个人会变得敢于尝试通常被自我控制所抑制的行为。 第三，文化价值倾向于对高冒险性有较高评价。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已经证实，人们倾向于对高冒险性的人有较高评价。日常生活中的斗牛、骑野马表演、竞技、空中飞人、飞机上走钢丝等冒险活动，广泛吸引了人们的赞赏，羡慕的眼光，表演者也被视为英雄。这样，在人类的文化价值中，高冒险被与英雄气慨联系到了一起，从而使人们倾向于鼓励冒险。群体的鼓励冒险倾向，也正是来自于这种文化价值倾向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表明，冒险转移本质上为群体的“极端化转移”。因为群体决策也要受到决策内容的影响，在有些方面，群体决策的结果不是更冒险，而是反而比个人决策保守。诺克斯等人(R。巳Konx&J．久Inkster)1976年的研究发现，在如果在赛马赌博中下注的问题上，群体决定比个人更为保守，抑注的数目小于个人决定。不过，无论群体决策的结果是更为冒险还是更为保守，它都是群体极化的结果，是一种观点逐渐成了群体的主导观点。 群体极化发生的首先原因，是信息的影响。当群体中一种观 点获得了最好的支持解释时，会使某些群体成员被说服，从而使 他们改变观点，转向这种有说服力的观点，使这一观点在群体中 出现极化。辛茨等人(V．B．Hinsz&J．H．Davis，1984)心理 学家近年的研究证明，论据是使一种态度在群体中被极化的主要 因素。 在信息影响方面，积极的语言参与要比被动地听别人陈述引发更多的态度变化。格林沃德(A．G．Greenwald)1978年研究揭示，积极语言参与可以扩大群体讨论的影响，使人们变得易于接受一种观点而使其极化。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也曾提到，个人的投入可以增加人们对一种态度的接受。 群体极化的另一方面的解释，是群体讨论会造成规范性影响，使人们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去支持与自己观点接近而又较极端的人。 三、群体思维的表现 高凝聚力的群体在进行决策时，人们的思维会高度倾向于寻求一致，以致于对其地变通活动路线的现实性评估受到压制。这种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方式，就称作群体思维。 从70年代初期开始，耶鲁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L。txis)，就一直致力于群体思维的研究。他细致分析了美国各界高层决策失误的典型案例，包括1941年珍珠港攻击中的美国军队不设防，1961年美国对古巴的猪湾入侵，60年代中期的美越战争升级，以及80年代发生的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错误发射等。 詹尼斯发现，在具有高度凝聚力，同时又很少受到外界不同意见直接影响的高层决策小组，常常容易出现为保持意见一致，使不同意见和评论受到压制的群体思维现象。根据他的总结，导致决策失误的群体思维有以下八种表现： (1)无懈可击错觉。即过于自信，不认为自己有潜在危险。詹尼斯发现，出现群体思维的群体都发展起了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使人们看不到外来的警告，看不到一种决策的危险性。 (2)合理化。群体通过集体将已作出的决定合理化，忽视外来挑战。群体形成决议后，会花更多时间将决议合理化，而不是对它们重新审视和评价。 (3)对群体的道德深信不疑。即相信自己群体的决策是正义的，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不理会外界从道德上提出的挑战。 (4)对对手的看法刻板化。群体思维的卷入者倾向于认为反对他们的人是恶魔，不屑于与他们谈判，或认为他们过于软弱、愚蠢，不能够保护他们自己，群体的既定方案会获胜。 (5)从众压力。群体不欣赏不同意见。对于怀疑群体立场和计划的人，群体一直处于反击的准备之中，而且常常不是以论据反击，而是以个人嘲笑使其难堪。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多数人在面对这种嘲弄时会变得赞同群体意见。 (6)自我压抑。由于不同意见显示与群体的不一致和破坏群体的统一，群体成员会避免提出与群体不同的意见，压抑自己对决定的疑虑，甚至怀疑忧虑是否多余。 (7)绽一错觉。自我压抑与从众压力的结果，是使群体的意见看起来是一致的，并由此造成群体统一的错觉。表现的一致性又会使群体决策合法化。缺乏不同意见造成的统一错觉，甚至可以使最罪恶的行动合法化。 (8)思想警卫。思想警卫(mindzuards)的说法是相对于身体安全警卫提出来的。群体决策形成后，某些成员会扣留那些不利于群体决议的信息与资料，或者是限制成员提出不同意见，借此来保护决策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五、群体思维的过程与防止方法 詹尼斯认为，群体思维会直接导致决策过程出现缺陷。1977年，詹尼斯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模型，概括地分析了群体思维从原因到后果的各个环节。图ll—6即为该理论模型。 图11—6 群体思维理论分析模型（社会心理学教材P405） 虽然，心理学家希尔(G．W．Hill)1982年的研究发现，群体决策并不必定带来群体思维的不良影响，在很多条件下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好。其他许多研究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群体思维的确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并造成巨大的决策错误。特别是，当今世界无论政治决策，军事决策或经济上大企业集团的决策，决策智囊团的运用已成为普遍潮流。多数国家的高层决策也是以群体讨论的方式最后形成决议。很显然，有效地避免群体思维的不良作用，减少主要决策集团的决策错误，无论从群体自身利益，还是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着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2年，詹尼斯在其《群体决策》一书中，提出了防止群体思维发生的十种具体操作方法： (1)使群体成员懂得群体思维现象，其原因及后果； (2)领导者应当保持公正，不要偏向任何立场(防止形成不成熟倾向)； (3)领导者应引导每一位成员对提出的意见进行批评性评价，应鼓励提出反对意见和怀疑； (4)应该指定一位或多位成员充当反对者角色，专门提出反对意见， (5)时常将群体分成小组，并让它们分别聚会拟议，然后再全体聚会交流分歧； (6)如果问题涉及与对手群体的关系，则应花时间充分研究一切警告性信息，并确认对方会采取的各种可能行动； (7)形成预备决定后，应召开“第二次机会”会议，并要求每个成员提出自己的疑问； (8)在决议达成前，请群体之外的专家与会并请他们对群体意见提出挑战； (9)每个群体成员都应向可信赖的有关人士就群体意向交换意见，并将他们反应反馈回群体； (10）用几个不同的独立小组，分别同时就有关问题进行决议(最后决议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避免群体思维的不良影响)。 第四节 合作与竞争 一、合作与竞争的原因 合作(c。。peratlon)指不同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同活动，促使某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或意向。 与合作相对立，竞争(competition)指不同的个体为同一个目标展开争夺，促使某种只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获得实现的行为或意向。 合作与竞争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方面是人类合作与竞争方式的原发心理原因。另一个方面是导致合作与竞争行为发生的直接动因。 人是社会的动物。长期的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人们，个体之间的合作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与手段。在自然界，人类既不象许多巨形动物那样有拔树毁屋的独立生存能力，也不象另一些动物那样有自卫的天赋。人类要想保护自己，克服自己的自然弱点，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通过个体间的合作来抵御敌害和征服自然。本质上，人类社会的形成，社会各种形态的出现，都是人类合作的结果。人因为合作而有伴侣，有家庭；也因为合作而有组织、有国家、有种种惊人的创造。合作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方式。 理性，是人类得以成为万物之灵而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特有天赋。从一个自我意识出现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使用一定的价值尺度来评判自己。而这些价值尺度，是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伴随语言的掌握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任何一个社会，都设定了一些一般的与具体的价值尺度，来对人进行评价。长期的社会化经验使人们懂得，只有在社会设定的这些价值尺度上，如好一坏，强一弱，高一低，快一慢，聪明一愚笨，美丽一丑陋等获得了积极评价，人才得到别人的注意与承认，本人才有价值。为此，人们都发展起了强烈的社会化较倾向，并期待社会比较的结果能够有利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心理学家德雷耶(A．S．Dreyer，1954)及弗兰德等人(R．M．Friend&J．Gilbert，1973)的实验研究发现，都很好地证明了上述事实的存在。 人们试图在社会比较中确定自我价值的需要，使人们倾向于超越6，J人，采用竞争的方式与他人发生关系。多依奇等人(M．Deutsch&R．Krauss，1960)和鲁宾等人(L RubinSIB．Brown，1975)及其他心理学家的大量实验研究结果，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现实生活中利益一致和冲突。则是合作与竞争的直接动因。 日常生活中虽然许多利益与满足通过个人努力就可以实现，但更多的利益与满足的达成，却需要通过多个人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此时人们就必须实行相互间的合作。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当人们受商业大潮裹挟，都希望开办公司实体时，合作的意向与现实就开始出现。一个人同时具有开办一个公司的全部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所具有的往往是某一方面的优势。因此，新的公司实体的出现，往往是拥有不同资源优势(如技术，资金，市场等)的人们进行合作的结果。当群体间的双方或多边合作有利于双方或多边的利益时，群体相互之间也会出现合作。当今商战中的集团化倾向，正是由于集团化增加企业自身生存能力的结果。国防关系中利益的一致，也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结盟或特殊关系的出现。 利益的—冲突或试图在社会比较上使自己处于优势的心理倾向，直接导致了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竞争。现实生活中，社会设定了许多成功—失败情境，处于这一情境中的人只能面对两种结果：自己成功或别人成功。体育中的锦标赛是这种情境中的典型。所有参加比赛的人员中，只有一人可以取得冠军，取得绝对意义上的成功，其他人在冠军面前则都是失败者。如果群体竞争性项目，成功者同样也只能有一个队。其他队都是失败者。这种成功人们的竞争动机与行为。 在社会心理学中，我们可以称试图在社会比较上优越于别人的需要为超越意识。前面已经提到，超越意识是直接同人们的自我价值肯定需要相联系的。超越别人是一个人获得自我价值肯定的重要途径。为此，人们在许多社会情境中都有超越别人，同时又担心被别人超越的倾向。这样，超越意识直接转化成了竞争意识。与利益冲突引起的利益竞争相对应，可以称这种为争上游的竞争为超越竞争。学校中争取相对优秀成绩的竞争，生活中力争得到对自己有主要影响的重要他人的肯定的竞争(如学生争取老师好评，公司雇员争取赢得老板重视)等，都属于超越竞争。 二、竞争心理优势 从4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心理学家对合作与竞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方式，不同研究者所进行的研究得出一个倾向共同的结论：与合作相比较，在没有特别引导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优先选择竞争的行为方式。一个典型的生活事例是，早在中世纪时期，英国某些地区的农村曾充许人们在公共草场放牧。结果，人们选择的方式是尽可能增加自己牲畜的存栏数，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牲畜的大量增加很快使草场失去再生能力，后果是大家都不能得到利益(G．Hardin，1968)。利益的潜在冲突使人们选择了竞争，而不是合作。我国舟山渔场滥捕导致黄鱼资源枯渴；宁夏草原人们滥挖甘草致使甘草资源严重破坏等事件，也是由于同样的机制造成的。这些事实证明，人们在利益的诱惑之下，更倾向于选择竞争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合作。甚至竞争的远景后果显然不利于大家的利益也是如此。 五六十年代，敏茨(丸Mints，1951)鲁斯等人(R．Lute&H．Raiffa，1957)及多依奇等人(M．Deutsch&R．Krauss，1960)进行了一系列经典性的实验研究，也都证明了竞争心理优敏茨的实验设计非常巧妙。他在一只窄口瓶子里放几个圆锥体，每个圆锥体有一根细线通到瓶外，瓶口每次只能拉出一只锥体。瓶子的底部，有一个可与水管相连接的细管，可往瓶中通水。实验让被试在群体条件下进行。具体操作是：实验一开始就往瓶口通水，谁在锥体沾湿之前拉出锥体，就将获得金钱奖励。谁没有拉出，则要受到一点小惩罚。由于注水管很细，因此实验实际上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使被试都有成功的机会。如果他们合作按序拉出锥体，则大家都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实验结果发现，实验一开始，被试就争先恐后试图先拉出自己的锥体，结果大家的锥体都堵在瓶口，谁也不能通过，致使大家都遭到失败。 鲁斯等人1957年的囚犯两难实验，是合作与竞争研究的经典工作之一。实验是根据假定的囚犯两难情境提出的。所谓囚犯两难情境，是研究假设的一种情境。如果有两个被怀疑协同犯罪的嫌疑犯面临认罪和不认罪两种选择时，他们会怎样选择呢?由于检查官认为两人都有罪，但证据不足。因此，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则他们会被确认的确犯了重罪，因而会被判重刑。假如一人认罪，而另一人不认罪，则认罪者将因协助破案有功而被释放，不认罪者则被加重判罚。这一囚犯难题可由图12—5的图解得到显示。 真正的囚犯面对囚犯两难情境会如何反应呢?从分析上讲，显然对于两个囚犯来说，两人都不认罪是最佳选择。但是，两人是分开审问的，不知道对方如何反应。如果对方选择了认罪，则有被加重判罚的危险。显然，实际的罪犯会怎样选择是难于直接被研究的。为此，研究者提出了类囚犯两难的实验设计，使得人们可在以实验室里研究人们面对这类难题的选择倾向。 类囚犯难题实验设计将原来的判断换成了赢得金钱或得分多少。同样让被试成对地参加实验。问题的情境则与囚犯难题类似（见图11—7）。  图11—7 囚犯难题图示 图11—8的情境中，两位被试的最佳选择显然都是选x。如果一个人想多得一些分数，选择Y，则就可能出现对方也作同样的选择，使双方非但不能得分，反而失分的情况。实验的操作同样是只要求被试自己在实验中多得分。显然，两人都选择X时最有利于双方目的的实现。然而，实验的结果表明，进入实验情境的被试强烈倾向于竞争。在典型的实验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合作性策略X。而且，随着实验的进行，选择竞争性策略Y的人数还不断增加。人们的竞争心理优势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典型的类囚犯难题情境有一个问题，即难于从人们的选择上，确认竞争性选择Y与合作性选择x哪一个对被试价值更大。因为在不知道对方选择的情况下，选择Y是一个保险的选择，它使人们具有了赢得最大分数的可能性(如果对方选择x)，也避免了付出最大代价(对方也选择Y的话，双方失去较小分数，而不是冒大量失分的危险。选择x则有这样危险)。为此，心理学家米纳斯等人(J．S．Minas，etaL，1960)设计了一个鼓励合作，选择合作策略无论如何也比选择竞争策略得分更多的情境(见图11—9) 从图11—9可以明显看出，对于两位被试，选择合作策略X的得分可能性为4或l。而选择竞争策略Y的得分可能是3或0。显然选择合作策略最为有利，可以利己，也可以利他。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境下，人们也仍然高度倾向于选择竞争性策略。这种选择的唯一理由，是虽然十分冒险，但存在着比别人得分更多，因而超过双方的可能性。实验后的调查也正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希望战胜对方。  图11_8典型的类囚犯两难情境 多依奇等人1960年进行的卡车运输游戏实验，是有关合作与竞争研究的另一项经典性的工作。他们也是请成对的被试参加实验，让分别充当模拟的卡车运输公司经营者，按照图11—l0的路线进行运营。实验的要求是每一辆卡车从起点出发后尽快到达终点。 如图1l—10所示，甲乙两位经营者在起点与终点附近都有一段自己的专门线路，但中间需要通过一段两方共有且能够单独控制的单行道。这段道路只能允许一辆车来去行驶。使用这段单行道的唯一办法，就是双方交替使用。一方先在自己的线路上等待一会儿，等对方卡车通过后再行驶入。任何时候，只要有车驶入单行道，对方就只能等待。如双方都驶入，则必须有一方倒回去。研究者各为一方在接近起点的地方设计了控制单行道的电门。如果被试不想让对方通过，则可以关上大门。使单行道失去通行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只能启用自己的备用路线。但备用路线显然远得多。研究的设计明确告诉被试，即使交替使用单行线，必须有一点等待时间，但走单行道远比启用备用路线经济、有效。实验最后以被试从起点至终点的运营速度记分、分数越高越好。 这一实验的结果令人吃惊。虽然实验没有要求被试比对方赢更多的分数，被试也可以明显看出交替使用单行道是为自己赢得最多分数的方法。但是，一起参加实验的两位被试仍然不愿意合作。实验中被试的典型行为是：双方都试图利用单行道捷径，但互不相让，结果相遇中途。他们都会在中途坚持一会儿，拒绝倒退。最后，其中一人会先倒退车子，然后关紧自己控制的大门迫使对方也倒退出去。然后双方都使用备用路线。虽然实验也会出现偶然的合作情况，但大多数都是竞争的结果。竞争的心理优势，在这一实验中又得到了极好的证明。 我国研究者(董婉月，1993)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 三、影响合作与竞争的因素 (一)奖励 无论一个实验设计怎样周密，它都毕竟是一种抽象情境，而不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人们选择行为策略的情况又是如何呢?1966年，心理学家盖洛(P．S．Gallo)使用两种不同的奖励，来考察奖励是否会引发被试在卡车游戏中的不同行为倾向。研究结果发现，当奖励从得分转变为奖给现金时，被试进行理性合作的人数明显增加。盖洛等人(P．S．Galloetal．1971)后来的重复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弗洛兰德等人(N．Frieland《tal．，1974》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奖励对合作或竞争倾向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在一定情况下，增加报酬对合作影响不大，但减少报酬则使人们倾向于竞争。研 究者认为，实际上，游戏的参与者有两种不同动机，一是赢得金钱，一是超越别人。当报酬减少，从而赢得金钱的动机退居次要位置时，人们的行为主要受战胜别人的动机引导，从而竞争倾向也增强。 弗里德曼等人(J．L Freedmanetal．，1981)在对数十年合作与竞争研究进行回顾后发现，有时即使酬金比较高，人们也有强烈的竞争倾向，说明超越别人的动机是非常强烈的。这从另一侧面确认了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动机指向。 (二)奖励方式 多依奇在196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考察了不同奖励指导对人们在类囚犯难题选择上合作或竞争倾向的影响。他所使用的奖励指引有三种： (1)合作指向：选择必须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 (2)个人利益指向：尽可能为自己赢得利益，不顾他人； (3)竞争指向：尽量赢得比对手更多的钱。 表11—1 奖励指引与沟通对合作的影响， 奖励指引 选择合作策略的％   沟通 无沟通 平均  合作指向 96．9 89．1 93．o  竞争指向 70．6 35．0 52．8  个人利益指向 29．2 12．5 20．9   资料源出多依奇1960年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奖励指引明显地影响了人们选择的倾向(见表11—1)。在合作定向条件下，90％以上的被试选择了全部策略，远远高于其他两种情况。比较而言，竞争定向条件下，人们最多地选择丁竞争策略，仅20．9％的被试选择合作。个人利益定向的情况正好居中，选择合作与竞争的比例大致平均。 我国研究者，(董婉月，1993)的类似研究所获得的结论，与多依奇的结论在倾向上是高度吻合的。这些研究很好地证明，人们的动机指向，会强烈地影响合作或竞争倾向。同时，这些研究也揭示，在现实生活中，运用一定的方法来对人们的合作或竞争倾向进行引导是可能的。 (二)沟通 表ll—l所列的多依奇研究结果，已经很好地证明，参与者之间进行沟通，可以明显地提高合作的比例。多依奇等人(1960)在进行卡车游戏研究时，也针对沟通变量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操作：不许沟通；可以沟通；必须沟通。结果表明，与解决类囚犯难题的情况相同，沟通导致了合作率的明显提高。强迫交流的情况更是如此。 威克曼(H．Wichman，1970)后来的研究更确切地证明了沟通对于合作的影响。他在类囚犯难题实验中，用看不见同伴；可以看见，但不能谈话，看不见，但可以谈话；及看得见可以谈话等四种措施对实验情境进行操作。结果证明，合作比率与沟通水平有着直接联系。沟通水平越高，合作比率也越高。无沟通与有非语词沟通时，合作比例仅约40％。而准许进行语词沟通或可以直接进行面对面沟通时，合作的比率达到70％以上。 很显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充分，合作的倾向也越强。沟通可以增加对于对方选择的机率。在典型的囚犯难题与卡车游戏情境中，最佳选择取决于对于对方的信任。信任越是重要，沟通的影响作用也越大。 四、合作与竞争的社会功能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更愿意强调合作而担心竞争，因而导致了很多人对于合作与竞争形成了误解，许多研究者也怀着赞扬合作而贬低竞争的立场来研究有关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中，合作与竞争执行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一个发展正常的人，既需要有良好的合作能力，善于赢得支持，促成更大、更广泛目标的实现，也需要有良好的竞争能力，有面对挑战，在困难情境中顽强努力，争取超越的力量。人类自有的超越倾向和思维的自我中心特征，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自然条件的限制，都会推动人们进行竞争并为了更好地竞争而进行合作。因此，实际上，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群体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合作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竞争是长远的，绝对的。人类在合作中发展，也在竞争中涨大。一个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失去了竞争能力是不可设想的。正如前面大量研究所证明的，无论一个人是否愿意，他所面临的将首先是人们竞争的准备状态。人可能会为暂时的利益与考虑而合作，但有更多，更稳定的理由在促使人们竞争。二战时期盟军面临共同敌人希特勒是合作的。但希特勒刚刚消亡，盟军之间很快转为竞争。事实上，人们的这种竞争意识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暂时潜伏了。分析新的社会条件下许多新公司的诞生与破产的经验也会发现，当人们合作的愿望占主导地位时，促成了新公司的出现。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从来没有消失过。合作后出现的权力竞争，利益竞争及超越愿望的满足等，可以很快使一家公司的氛围从合作转向竞争。 在各种竞争与合作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与生存有关及与商业自由化有关的竞争与合作。美国与前苏联冷战时期的武器竞赛，归根到底属于生存竞争。这种竞争事实上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战争促进发展的理论，也从一个侧面强调了人类为了生存而被强迫加速发展的事实。为了生存，美国与前苏联在意识到对方威胁实在性的情况下，作出了许多诸哪建立总统热线，总统会晤等成功的有效的合作。 在商业自由化条件下，竞争直接导致了人们创造力与生产力的解放和市场的繁荣。自由竞争的机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发中国社会根本改观的基本机制。为了更好地竞争，社会各行业领域出现了集团化的合作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成了人们提高竞争力的手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超越意识，直接推动人们去竞争。竞争使得人不能满足于现状，使得人为自己的发展不得不作出不懈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实际上导致了社会的发展。可见，合作与竞争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二者的协同，才能使社会保持正常运转和得以发展。很明显，简单强调合作的立场是不可取的。 作业与思考题 1、 分析日常生活中人们认同于某些群体的原因。 2．社会助长作用除即时行为效应之外，还可能对个人产生怎 样的影响? 3．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机制的异同点是什么? 4．从合作与竞争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分析学校教育应该 同时注意两方面能力培养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