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继承与借鉴 第一节 继承、借鉴、创新的必要性 一、继承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要求 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精神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就必须从这些优良传统中吸取营养。 例如在义利问题上，儒家主张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曾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此孟子强调义以为先而自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但不能忘记国家、民族的大义。此外，传统文化中有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的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风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等，应当继承，历来为人们所遵从效法，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教化作用。 又如，在自律、自省问题上，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都强调了人的内省，这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很难设想，没有道德自律，道德何以发挥其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威力。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受教育者的内省相结合，否则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再如，关于德育与智育关系问题，孔子十分强调思想品德教育，并把它放在文化知识教育之首；诸葛亮曾提出：“才须学也，非学无以成才，非志无以成学”，阐明了立志、学习、成才的关系，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和勉励，成为警世名言。我们党坚持德才标准，提倡又红又专，就是对我国古代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更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辉典范，他们的著作和实践，无不洋溢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辉。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进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必然发生变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迷惑和混乱。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民族精神支柱的东西，在一些人那里成了装点门面的口头语，充斥其中的却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种种不良的观念。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度、高增长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等。事实一再表明，一旦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不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从而使得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和澄清，导致假科学、反科学和封建迷信大行其道，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泛滥。“法轮功”问题的出现，就是深刻的教训，它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成果必须继承，优良传统必须发扬。任何时候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的损失。 继承不是照搬。对于古代文化的成果，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套用，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于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中本质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然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必须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革和创新，把继承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只有在保持历史的优良传统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创新，也才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持续有效地展开。 二、借鉴是思想政治工作面向世界的桥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新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更新观念，面向世界，积极地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改进和充实、丰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借鉴西方文明的问题上，我们有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一是闭关自守，全盘否定；二是盲目崇洋，全盘西化。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之一。因此，我们在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之际，既要发扬自己的优点，又要科学地吸取他人的长处。有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必要学习外国，这显然是片面的。应当看到，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概念，但其思想政治工作活动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例如，有些国家在国家意识、民族传统、职业道德、创新精神等方面的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在向外国学习和借鉴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两手”准备，坚持“两点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握好学习与抵制的关系，使之为我所用。 当代西方国家思想政治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即围绕如何培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为目标。为了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从而实现其培养目标，它们所采取的某些合乎当代要求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科学的方式、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美国，既注意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各门学科入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又注意从人本身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发展中，研究人自身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与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同时，还注意遵循人的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原则，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社会实践中去进行，通过社会实践和环境去影响人的思想与行为，这在很大范围内确实是行之有效的。 在思想教育内容上，西方德育基本上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许多方面是不应学习的。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做法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对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如渗透式教育、实践式教育和社会服务式方法等。渗透式教育法，在美国和日本运用得很普遍。美国的学校很注重在专业课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内容的加深到方法的递进是与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和知识水平相适应的，并且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与渗透性。如中小学校普遍开设“公民教育课”和“法制课”，主要进行一般的公民思想品德教育，在方法上注重思想品德认识和思想品德体验相结合，重视思想品德行为的训练，从而引导个体进行合理的思想品德选择。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则以理论知识教育为载体，通过开设大量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帮助学生从新的角度理解和把握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这种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专业教学中的具体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不仅如此，随着大众传媒的日趋现代化，卫星通信、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络等已走进社会生活。这些无疑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等，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决不能回避现实，必须广泛了解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采用科学技术的新方法、新手段。我们要借鉴和运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原则、方法来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大胆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手段，使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更具可操作性。 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须善于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服务。我们每个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不断强化自己的进取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水平和能力，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与创新更具坚实的基础。 三、在继承与借鉴中探求创新之路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不断创新。创新不能营造空中楼阁，必须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上，那就是对自身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对世界各国先进成果的借鉴，只有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二是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对于前者，要防止把两个方面对立起来，一提到创新就否定传统，认为传统的东西与创新无缘，要创新就得另辟蹊径；对于后者，要防止把两者等同起来，一说要创新就把眼睛盯向外国特别是西方，似乎只要把外国的东西搬进来，就可创新了。这两种思维方法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如何把继承与创新、借鉴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坚持“两点论”，对继承与借鉴的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和鉴别，然后在新的基础上将二者加以整合，给继承的内容赋予时代主旋律，使之具有时代价值；给借鉴的内容浸入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使之具有中国特色。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在吸取和借鉴中创新，是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实现创新。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思想观念上创新。观念是现实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就目前来讲，思想观念的创新就要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促其发展的改革开放意识、竞争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信息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等。 2.内容体系上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不断赋予新的内容，才能生机勃勃。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思想政治工作搞形式。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新时期的实际，结合群众的思想实际，系统地而不是零星地调整、改革、创新工作内容，尤其要关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诸如：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指导人们的改革与实践；在“科教兴国”战略中，教育人们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掌握现代经济、科技、金融、法律等知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崇尚知识，反对愚昧迷信、抵制伪科学，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在价值观念多样化过程中，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教育，既要讲道德，又要办实事，既听群众的呼声，又关心群众疾苦，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帮助人们增强由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心理承受力；引导、帮助人们在投身社会变革时期形成竞争观念、平等观念、民主观念、协作观念和法制观念及创新观念等；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缴费上学、自主择业”的改革中，帮助人们树立新的就业观和择业观；等等。 3.方式方法上创新。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彻底摒弃那种单纯“说教式”的工作方式，克服那种只讲大道理的传声筒式的教育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9页）这段话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抛弃不适时宜、不切实际的做法，吸取、借鉴现实有效的内容和形式并加以创新，以立于不败之地。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管理和文化娱乐活动中，寓教于学、寓教于美、寓教于乐、寓教于管理；把以人为本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来抓，有针对性地应用多样化、多渠道、多载体的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方法；加大人、财、力投入的力度，依靠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提高思想教育方法的科技含量，加快载体的技术更新，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传播工具条件，积极开展网上宣传，拓宽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域，发挥大众媒体作用，扩大覆盖面与渗透力，造就“四有”新人，创造出适合时代特点的适应群众需要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 4.队伍建设上创新。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关键是队伍的优化。这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上。在思想政治素质上，要有坚定过硬的政治思想觉悟，必须进行思想观念上的更新，吸收新鲜的好东西，克服教育无所作为的心理和克服教育中的妄自菲薄的心理，要运用开放的、多维的、创新的思维方式，以崭新的形象开展工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理论素质上，要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现代化、社会化的先导作用；在业务素质上，知识层次要高，精明能干，不断学习掌握现代科技知识，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知识含量，了解新动态，把握新特点，寻求新对策，总结新经验，更好地为群众、为经济建设服务；在道德素质上，身体力行，用人格的力量教育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事业的发展，必须在队伍优化上下功夫，才能实现创新。 第二节 对剥削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借鉴和利用 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它所包括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却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普遍社会现象，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和作用的内容不同而已。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应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作一番考察，以便通过不同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来认识不同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从而继承和借鉴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规律。 借鉴和利用我国古代、近代以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在继承优良传统，吸取国外有益成果的基础上，立足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改革创新，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无疑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资源的批判继承 我们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里的“中国特色”，首先是要注意符合我国国情和民族传统。其中包括批判地继承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优秀传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逻辑到方法，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个历史的继承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以至剥削阶级的思想道德教育经验，批判地吸取他们在方法论乃至内容、原则、途径和方法上的有用成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富有民族色彩。 1、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特点 首先，在道德教育原则上，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德育至上。我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教育家都主张学校以育人为中心，德育至上，即其他方面的教育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为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德育的需要。从我国古代关于教育的史籍看，德育至上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著名教育家，先后编篡了大量的道德教育思想的著作。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们的德育至上的思想。如《论语》记载：“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显然，“行忠信”是对道德的要求，文则指文化教育，但其中也含有丰富的德育内容。尽管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目的是为了培养适应本阶级需要的人才，维护其统治地位，因此，“德育至上”有着很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但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德育首位”的原则，正是对古代“德育至上”、“以育人为中心”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在教育内容上，重视立志教育、注重“修身为本”，其理想人格是“圣贤”、“君子”。古人非常重视立志教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个“志”就是志向、理想和努力奋斗的意思，这些话都是在鼓励人们要立志。孟子强调“持志”和“尚志”。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提出要培养一种“浩然之气”。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意志需要不断磨炼，这在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中仍非常重要。 我国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修身为本”的思想，尤其强调管理国家的官吏，特别是最高领导者(国君)，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正己”)，然后才能管理好他人(“正人”)。这就叫做“正人必先正己”。修身为本，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要把修身当作根本，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开始。《礼记·大学》所讲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集中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修身为本，以身作则，首先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然后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达到提高整个社会、国家的道德水准的目的。立志、“修身为本”的最终归属是实现理想人格化的目标。 理想人格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以道德统率知识，强调真和善的统一。至真至善，是中国古代理想人格的极致。至真至善的人，就是圣人。虽然称得上圣人的人只是极少数，如儒家所谓圣人不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人，但历代都有士人把成圣成贤作为最高目标。孔子的理想人格是有道德，有智慧，有勇气，也就是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奉行正义，始终不渝。荀子和以后的儒家，又给圣人增添了新的内容，对理想人格所具有的“气象”，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作了具体描述。道家也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如老子的理想人格，是与自然的原始质朴为一的人，即他所谓的“复归于婴儿”。儒道二家的人格理想相统一，便是魏晋的圣人观。它显著的特点便是内圣外王。至宋明理学，剔除了道家理想人格中的超人性质，把理想人格安放在平实的、现世的基础上：理想人格是人世中的一员，他不超人的存在，理想人格既切近，又难以企及。我们今天批判继承中国古代的理想人格思想，最主要的是要继承其追求道德至善的执著精神和远大目标；同时，也要剔除历代儒者附着在理想人格身上的神秘色彩，把远大的道德理想与个人切身的处境紧密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在道德境界的阶梯上不断攀登。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上起屈原的《离骚》，下至文天祥的《正气歌》，多少爱国主义不朽之作，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更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充满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历史上的爱国思想表现在行动上，造就了许许多多民族英雄。南宋时期的岳飞、文天祥都是坚决抗拒外族侵略、英勇不屈的爱国民族英雄。虽然他们的爱国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忠君”形式，但在封建时代君和国是统一的，爱国之心不可能摆脱忠君的历史形式。实际上，这种表现在忠君形式下的爱国深情，长期激励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斗争和发展，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牢固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指的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可以说，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着这一整体精神而展开的。《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贾谊的《治安策》中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不断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思想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也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群。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应当说是中国伦理道德传统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第三，在道德教育途径上，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如学校、家庭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学校被认为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学校这种专门教育场所产生初期，教育内容是与当时政治、军事、宗教等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主要任务是育人，培养符合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和服务者。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高度发展时期，政治上的分封制，决定了西周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对教育的重视和垄断，因而形成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政教一体、官师合一的局面。教师就是官吏，非官吏不能为师。因此，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育人，传道德，其次才是教授文化知识，由此形成了训教合一的做法。进入封建社会，学馆成立，书院产生，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有所改变，但教师训教合一的观念被继承下来，形成了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不论是私塾学馆，还是学堂书院，教师的职责一直集教书育人于一身。 家庭历来被认为是人生第一所“学校”，特别是道德教育，更是以家庭为中心。从孔子、孟子一直到岳飞，都受到母教的很大影响。“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是母教的著名故事。清代初期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教育家顾炎武，一直认为自己思想品德的形成与继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蒙养教育也受到高度重视。古人认为一个人长大后思想品德好坏，同幼年时养成的习惯关系极大，“教子当在幼”。古人还提倡在童年时代要注意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方式，非常重视家庭集体所形成的一种优良家风。强调童年教育要“慈严并济”要“身教”与“事教”并重。 社会教育也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观《周礼》论列教化百姓的十二条，可知古代社会不仅重视社会教化，而且社会教化有丰富的内容和明确的目的。我国古代中央政府都设有礼部，地方设“三老”，都是专司教化的官方机构和官员。此外，统治者还规定，各级官吏都要“以教化为大任”。这些社会的教化方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据史书记载，各朝代礼部所制礼乐都十分浩繁，各级统治者发布了许多箴规、诰诫、圣谕以教民众，还有一些官员利用巡视之机对民众进行教化。 古代教育家还特别注重环境教育在道德教育中的功能。不论古人提出性善或性恶，不论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墨”，都说明了古人注意环境对人的思想的影响。《颜氏家训》上说；“与善人居，如入芝也”，说的就是环境影响的重要性。王夫之更进一步提出，如果想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使之成为善良的人，就必须改造环境。如果全国的环境都得到改善，那么全国所有的人都会变成善良的人。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注重教化与修身的统一。儒家不仅确立了儒家伦理思想，而且提出了贯彻儒家伦理思想的一整套方法。这些伦理方法主要包括：在政治上，实施“德政”，坚持以德治国的“德治”方略；对民众，以道德教化为根本，采用“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对家庭，教以人伦，讲究孝亲，道德以家庭为本位；对师长朋友和他人，讲敬重亲和，注重讲信修；对自己，以修身为本，强调克己与内省。儒家所提出的伦理方法，既有治国的，也有修己的，既有单个的，也有综合的。形成了一套伦理方法的体系。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虽也注意外在因素的作用，如环境的感化、刑法的强制等，但儒家把这些都放在为辅的位置，而为主的方式，还是强调内化、“内圣”。首先，在治国教民方面，儒家强调以德教民，让民众归服，而不应用刑法强行施加使民众消极逃遁。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礼记·缁衣》)孟子则更是反对用武力征服民众。所以，孔孟的治国教民方法，是一种追求内在价值的教化方法，是征服人心的内化方法。孔孟把这种方法由国家推及 到家庭，由政治推及到道德，一以贯之。其次，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提出了“内圣外王”的重要方法，内修圣人之道，外施王者之政。也就是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者为用。为了达到“内圣”的目的，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有学思结合、智行统一的方法；有内省、自省、反省的方法；有修己、责己、克己的方法；有自观、自度、自重的方法；有廉恭谨慎、正心诚意、见贤思齐、慎独等方法。这些方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个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自我克制、自我教化，强调个人自觉地实行内在控制。 2、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局限性 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的原则、内容、途径和方法，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必然带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 首先，单纯采用灌输式教育方法。我国古代道德教育方式，往往比较多地采用灌输式教育，而对各种教育方式中所包含的示范、暗示作用，往往缺少必要的省察和研究。青少年道德品质显然受成人和集体的行为影响，因此，成年人的道德风貌，集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往往比单纯灌输说教更有力量。而动辄禁止、惩治、简单生硬、缺乏道德反思和自我批评精神的管教式做法往往暗示着失去了道德上的自信与宽容。单纯灌输式的说教，易于产生某些逆反心理或相反的示范作用。 其次，公私德不分的倾向。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的另一弱点是公私德不分，或者说是重私德而轻公德。其表现是过分地诉求于个人，而对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建设下功夫不多。古代一直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这种道德思维的表现。它把国家社会的一切均寄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上，而不承认，或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体制、环境、公共规则的责任。以这种思想进行道德教育，一方面可能导致对被教育对象个人行为干预过多而束缚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则导致对社会应有的体制、机制、法制规范体系建设的忽视或放松，其后果必然把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质所产生的问题，完全归咎于个人修养，从而忽视社会环境对个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影响和责任，使道德教育效果受到弱化。 第三，“重规范、轻人格”的倾向。“道德人格”主要是指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包括人们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心动力，道德选择的权力感、责任感、独立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自信和人格尊严等。而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的弱点之一，就是“重规范、轻人格”；重共性、轻个性。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比较多的是单纯向人灌输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规范，如亲伦规范、交友规范、政治规范、学术规范、婚姻规范、礼仪规范等，而不大注意尊重人们的道德人格，不善于把它同培养健全的道德人格，同锻炼正确地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结合起来，这样的教育虽然可以一时见效，但从长远看，必然导致麻木、脆弱，甚至虚假、逆反的道德人格。 3、对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资源“古为今用”的思考 立足现实，思考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资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突出“德育首位”是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保证。我国古代教育中的“德育至上”思想，反映了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对“德”的重视程度。各朝代的统治者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智育不合格是次品，体育不合格是废品，而德育不合格则是危险品。强调学校教育要以人为中心，德育至上或德教为先、德育首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德育至上的教育思想，把“德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也是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要求。 其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我国古代教师既教书又育人，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无数成功事实说明，即使是在现代学校专业教育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在德育工作有专人负责的条件下，教师也必须担负起既教书又育人的职责，才能收到良好的育人效果。这是因为德育蕴含于文化知识的传授之中。因此，要从根本上搞好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就必须继承我国古代教书育人的优秀教育传统。只有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做到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身体力行，才有可能使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更上一层楼。 第三，学校、家庭、社会齐抓共管，是实施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不仅受学校教育的直接影响，而且受种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古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十分重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合力育人功能。今天，要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除了搞好学校教育外，同样需要家庭、社会教育的紧密配合。只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方密切合作，齐抓共管，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建立合力网格，优化育人环境，进而提高育人效果。 二、对资本主义国家思想道德教育资源的批判借鉴 有些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专利”，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根本没有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思想道德教育思想极为丰富。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到中世纪封建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许许多多思想家提出了与其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紧密相联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 1、资本主义国家思想道德教育家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有关观点 首先，在思想道德教育目的上，强调个性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和个性品格的形成，是西方社会的传统。早在古希腊“荷马时代”，荷马史诗《伊利昂记》和《奥德修记》，就肯定了个性的价值，突出地颂扬了个人的力量、智慧、信念和欲望，热情地歌颂了英雄热爱祖国，为民族，为集体奋斗和牺牲的高尚精神。养成英雄的个性和品质，是古希腊许多城邦对青年进行品德教育的目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就是要使儿童形成灵敏、勇敢、坚韧、机智、公正、节制的美好品质。近代瑞士教育理论家裴斯塔洛齐指出，思想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发展人的个性的道德力量的萌芽，通过对儿童的抚养、教育，逐步地唤起儿童的道德情感，形成儿童的道德观念，进而养成道德习惯。现代道德教育理论的各种派别，如实用主义的代表杜威等人，依然主张学校道德教育要对学生进行人格训练，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德，使学生的个性得以发展并能适应于社会生活。 在西方，道德教育形成个人比较稳定的各种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卢梭、涂尔干等，都把个体道德品质的培养看作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道德教育把各种情感和愿望引向良好的轨道，形成完善的德性，为人的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夸美纽斯强调人的身心是和谐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在身体、智慧、德行和信仰几方面和谐发展的人。涂尔干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引起和发展儿童一定体力的、智力的和道德的状态，这是由整个政治社会的特定的环境对他提出的明确的预定的要求。”(涂尔干《教育学与社会学》第71页。)而赫尔巴特则把教育的全部工作总结为德育，德育成了教育的实质，他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转引自曹孕编《外国教育史》第177页。)；人的和谐发展决定了教育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教育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品德。 其次，在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上，坚持以人道主义为基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古希腊智者普罗塔戈拉首先提出来的。从那时起，西方就开始提倡人的价值和尊严，注意人的需要和利益，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这种人道主义的原则成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昆体良、卢梭、裴斯塔洛齐等人的德育思想中，都包含这样的内容。他们认为从小培养和发展儿童之间的友谊关系、培养他们善良的爱人之心是必须的；要通过多种教育来激发、唤起儿童的友爱、信任、感激的种子；学校应给学生那些能促进人类福利的价值观，用服务的精神熏陶每一个人；每个人从幼年起就要学会关注别人的精神世界，学会给别人带来快乐。 除此之外， 西方思想家们还对纪律教育、 劳动教育、 集体意识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等做了大量的论述。他们认为，应培养儿童尊重劳动的感情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以便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独立的自由的人；应把儿童培养成为爱国主义者，儿童要从各个方面认识和了解自己的祖国，要熟悉祖国的物产、地理、历史、要懂得国家的法律，等等。 第三，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注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很早就认识到青少年不同发展阶段的心理特征对道德教育的影响，他把青少年的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并提出要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手段和方法。对三岁到六岁的儿童，特别注意给他们讲故事、做游戏，还要有音乐、歌唱等，故事和唱歌是“道德影响的最好的一课”，“在那个年龄深入于心的一切意见，是不容易磨灭和不容易改变的”(《柏拉图论教育》第3页。)，好的故事和唱歌能激发儿童的坚毅、快活和勇敢的心情；六岁以上的儿童，主要进行情感教育，使灵魂中的低级部分发展起来，形成学生节制的美德；十七岁到二十岁这一年龄阶段的青年要进入青年军事团，进行意志教育，培养灵敏、机智、坚定、勇敢的美德。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也把道德教育过程按照年龄特征分为循序渐进的几个过程。后来，夸美纽期、卢梭、裴斯塔洛齐等人同样以为“德育必须依人的自然本性即儿童的天性和年龄的特征”来进行(卢梭：《爱弥尔——论教育》第7页。)，“自然自由的教育，就是遵循自然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卢梭：《爱弥尔——论教育》第7页。)，“道德教育要适应自然的原则，来激发和发展儿童的天赋能力和力量”(《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206页。)。现代美国著名的道德教育家柯尔伯格提出了“儿童道德认知发展阶段论”，根据儿童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道德教育分为三个水平、六个阶段，三个水平是指：低常态水平、常态水平和超常态的或自主的即有原则的水平。六个阶段是：以惩罚与服从为定向；以行为是否对自己或别人有利为定向；以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到别人喜爱或赞扬为定向；以维护权威和秩序为定向；以社会契约为定向；以普遍的道德原则为定向。主张在对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应随时了解儿童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循循善诱地促进儿童道德的发展。 第四，在道德教育方法上，倡导情感教育和理性教育相结合。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家，注重情感教育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并把它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他们认为没有情感，道德内化就难以实现，只有通过情感教育，儿童才能形成友爱、信任、感激、节制等美德。道德教育要使儿童具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养成一定的道德习惯，单靠情感教育还是不够的，情感教育必须与理性教育相结合。柏拉图认为道德教育要使心灵达到和谐完善的境地，获致理性。 卢梭也认为，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善良的感情、正确的判断和坚强的意志。许多思想家还不同程度地论述了在道德教育的情感与理性当中，理性应居指导地位。因为，理智可以把情感愿望引向良好的轨道，形成完善的德性。只有以理性为指导的道德教育，才能让儿童服从理性，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养成知耻、重名誉和谦虚谨慎的心理。 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样化的具体道德教育方法。根据儿童思想形象性的特征和情感的作用，他们主张在游戏、娱乐、音乐、故事中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主张让儿童在实际道德的行为锻炼中培养德性，提出并开展了挫折教育、生存训练等教育试验。强调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用模仿、榜样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把好、坏榜样放在儿童面前，让他们实际地去认识和鉴别美和丑、善和恶。道德教育不能是强迫灌输，只能通过探究、商量、讨论的方式，得出正确的道德认识，等等。 2、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和趋势 当代指二战后。外国的政府和企业也利用理想和信念来激发劳动者的情感和意志，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美国在7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美国麦道航空公司内部就设立了“思想工作部”，从思想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全民族的“共同价值观”：“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些共同价值观的设立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它正是通过培养群众的高尚觉悟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日本的松下公司则要求全体员工必须牢记七个精神价值观：“一，工业报国；二，光明正大；三，团结一致；四，奋发向上；五，礼貌谦让；六，适应形势；七，感恩戴德。”每天早上八点，全体员工高诵七项精神价值准则，形成引人注目的“松下风格”。西方有关专家通过比较论证，认为，日本松下公司“久胜不衰”的秘诀不仅在于其有科学、完备的规章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观。可见，精神、情感对于促进人的生产积极性是何其重要。 这五十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二是各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三是科技革命。这些影响的作用，有些是直接的，有些则比较间接，要经过文化思潮的中介。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战后初期到50年代末。这时候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反共和反美的声音都十分强硬。同时，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第二阶段，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从60年代初期起，政治风潮引起了各国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也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运动兴起。 第三阶段：80年代起到现在。各国政府调整了文化教育政策。总的说来，是“向传统回归”，以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面向21世纪，迎接新的挑战。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对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和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毫不减弱的“意识形态化”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在各地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丝毫没有被遗忘和淡化。毫不减弱的“意识形态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将来的发展中这一特征仍将保持下去，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意识形态有阶级性，也有民族性和社会性。 在当代，特别是在国际格局打破了苏、美两极对峙之后，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和内容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广泛地开展了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在这些交流中，有相互的渗透甚至某种融合。但其中的对抗不但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范围还扩大了。从过去双方比较单纯的政治、军事对抗，发展到今天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和对抗，甚至科学技术也成了政治恐吓手段，如军备竞赛、核威慑等。至于资本主义针对社会主义以及一切敢于反抗它们的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更是从来没有被放弃过。 意识形态的差异、分歧甚至对抗，必然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即服从和服务于本国的意识形态。从各国的材料看，各国都在旗帜鲜明地宣扬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美、英、法、德、日都在宣传资本主义如何优越。新加坡、韩国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建国理念，一方面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韩国还把“反共”与“防日”联系在一起，作为对本国国民五大道德要求之一。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俄罗斯，叶利钦则毫不隐讳地宣称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国实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以及对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如教师、新闻机构、教育行政人员）严格的政治筛选。可以说，只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它的任务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灌输本阶级、本集团的意识形态，削弱乃至肃清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换句话说，就必定存在“意识形态化”，而且要一直“化”下去。 （2）日益强化的政治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简单说就是凝聚人心、巩固政权、化解矛盾、稳定社会、引导发展。这种功能，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正被有意识地加强。其表现集中在：各国都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首先令人想到“民族感情”，似乎它只是一个与“民族”有关的概念。其实在本质上它与“国家意识”有更深刻的联系。爱国主义，顾名思义，首先必须爱国家。否则你就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里的区别在多民族国家里看得最清楚。为什么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能够集中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呢？因为爱国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便是政治功能。即论证政治“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是以对某种政治共同体、某种权力结构或某种政治秩序的认同意识为基础，使它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支持、尊重，因而具有一种合法的权威性。它是保持社会政治统治稳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的另外两个政治功能，就是“社会水泥”和“思想旗帜”。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明确了现存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它是一面旗帜，是各国人民团结凝聚、共同奋斗的精神支柱。国家作为一个最大的社会共同体，对内超越了不同阶级、阶层、民族、种族等社会集团的局部利益，在对外关系中与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交往时则代表和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在现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唯有爱国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找到在种种利益冲突中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某种共同点、结合点。所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不约而同地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我们看到，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形成了强烈的“美利坚民族”意识。新加坡通过“共同价值观”大讨论，使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凝聚成“新加坡人”。苏东事变发生之后，处于转型时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艰难地选择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过程中，面对人民群众的困惑和迷茫，唯一没有争议而能够高举起来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而德国、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又总是掺杂着新法西斯主义的不和谐音符，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担忧。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两德、南北越实现了统一，南北朝鲜开始了对话，中国也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民族情感是纽带，国家意识才是核心。 （3）社会和个人并重的价值取向 在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中，价值取向发生了有趣的变化。盛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国家开始强调社会价值，而向来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也开始关注个人价值，使得社会和个人并重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个人主义在西方，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一种道德原则。个人主义的内涵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基本内容一直是：肯定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强调个人的地位和尊严，维护个性的发展，尊重个人自由，同时也强调个人应负的责任等等。像这样的内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有局限性，其恶性发展就是走向利己主义，形成反社会性。 对个人主义形成一股批评浪潮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经过60、7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过分张扬的自我和个性自由已经走向了反面，引起了社会风向的不断向右转向。德国《经济周刊》1994年8月26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现在“文化批评新浪潮席卷西方国家”，“学者认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最后会自己毁了自己”。这不单是因为“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问题（如出生率下降、离婚率上升、青少年闹事等），更重要的是，许多西方国家发现，利己主义已经破坏了工业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则。德国60%的经理抱怨他们的贸易伙伴“公平交易意识”在最近几年削弱了，近50%的人认为“诚实度下降了”，30%的人指出，“法律意识越越来越少”。8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丑闻震撼了世界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怀旧情绪，强烈呼吁恢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不过，这种怀旧，实际上是纠偏，纠正过分强调个人和个性的方面。美国众多的教育改革文件都呼吁强化学生个人价值目标和学校价值目标上的社会共性取向。深受美国教育影响的日本，也在教改报告中反思，由于受欧美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滋生了利己主义。现在应强调社会共性价值取向，即强调日本的民族文化特长、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向心力，以及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结合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和1989年召开的教育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从“学会生存”变成了“学会关心”，二者虽然互相补充，但基本思想已发生了很大转变。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主席博耶指出教育思想应当实现的五个转变中，就有这么几条：“从重点培养竞争到重点培养合作”、“从强调民族的狭隘观点和忠诚转变为强调全球的观点和忠诚”、“从强调为个人私利而学习转变为强调为公众利益而学习”等等[3]。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看，西方各国广泛开展了志愿者活动。许多政党及其领袖都极力提倡“集体精神”。当然，他们倡导的“集体精神”到底是什么，还有待研究。但是可以肯定，这是原来西方传统价值观中强调得不够的东西。当然，集体主义终归是不可能取代个人主义而占据西方文化的核心地位的。但比较清楚的是，在社会导向上，已不再单纯鼓吹个人主义，而是把个人与社会两种价值取向并列并重了。 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正好相反。原来在这些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都是“家（宗）族本位”或“集团（体）本位”。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特别是在二战后，这种情况缓慢地发生了变化。如日本在美军占领期间开始了“个性教育”。其根据是1946年的日本新宪法《日本国宪法》规定的三大原则之一“主权在民”原则（“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得受到防碍”）和《教育基本法》第一条的规定（“教育必须以完成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尊重个人的价值，培养独立自主、身心健康的国民”）。“个性教育”是针对军国主义进行的，也是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当然这种“个性教育”只是一种手段，与西方作为终极值目标的个人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在日本历史中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了。在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期间，其政府无一例外推行的都是类似新加坡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价值观教育。但是在叩响了现代化的大门、迈进发达国家的门坎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情况却发生了变化。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经越来越多地要求尊重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儒家传统文化中包含的集体本位价值观是否还足以应付现实生活的挑战，已经成了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所以，在所谓“儒家文化圈”内，各国（地区）的政府也开始积极地寻求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的平衡。 在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等众多的方面，都渗透着价值观。价值观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核心。以价值观教育促进广大群众对人生、社会、政治、道德等问题的思考，是其他国家一条成功的经验。可以预见，在21世纪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仍然是一个基本导向。 （4）不拘一格的形式和途径 综观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发现这里也涌动着改革的潮流。从教育的表层——形式和途径，到深层——教育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上是由政府主管的，形式上也以说理、灌输为主，途径主要是家庭、学校。而在战后，教育的形式变得多样化了，除了说理，还有大量的实践活动和环境熏陶的教育。而这种变化又主要来源于教育思想的变化。一是对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过去把他们看作是被动的接受者，现在他们是积极的主体，应该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二是更多地运用间接的方式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教育的影响。这就是所谓“渗透式”、“隐蔽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思想非常注意营造好的教育环境。三是注重以活动为教育载体，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方案的可操作性。旅游、参观、组织社团活动、参加社会义务劳动等，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在教育途径上，家庭和学校仍居重要地位，宗教、政党、社区、大众传媒也逐渐成为重要的途径。而这四者主要是成人活动的场所。这表明，“社会化”已经不再只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成人也需要继续接受教育，不断去适应社会的变化向他提出的新要求，即出现了“终身教育”和“终身社会化”的观念。 （5）方兴未艾的“学科化”运动 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自70年代以后，日益专业化、学科化。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日益增多，专业素质不断提高。从学科上看，主要是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甚至医学、逻辑学等学科。其中还出现了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而在同一学科内部却出现了细分化倾向。比如专门研究青少年政治观点如何形成的“政治社会化”理论，就是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的结果。风靡世界的美国柯尔伯格·劳伦斯创立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是学生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它表面上是一个伦理学课题（通过测定学生道德发展水平来确定针对性的教育目标），实际的基础却是心理学中的认知理论和心理测试理论及技术。这些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对象、内容、手段、环境、效果等进行或分科或综合、或微观或宏观的研究，给予实践活动以有力的指导，无疑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现在，“学科化”仍然在断续推进，专职人员的学者化是发展的趋势。 （6）百花齐放的社会适应性 各国在适应本国国情和时代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同传统，呈现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打上时代烙印的丰富多彩的面貌，表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 就拿政治教育来说，各个国家有各自的做法。德国历史上一向重视对公民进行政治灌输。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灌输曾被纳粹分子利用，起到了毒害人民、维持法西斯暴政的作用。战后，在西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以后，政治教育的目的、方向、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禁止宣传法西斯主义，而代之以民主主义，但其名称仍然沿袭了战前的叫法——“政治养成”。“政治养成”教育受到德国社会的大力支持，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均设有政治养成教育中心机构。此外还有大量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机构参与其事。据称，仅这些工作机构的名册就有500多页。对青少年的政治养成主要由学校负责，而在学校它又主要是通过开设“政治教育”这门课程来完成的。从1950年起，“政治教育”在德国所有州都列为必修课。而在英国，政治教育比之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受到重视。这是因为英国有极浓厚的宗教氛围，宗教教育起到了为统治者保驾的作用。英国1944年教育法规定，学校有义务实施集体礼拜和宗教教学。此外，英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使得它的统治比较牢固。直至二战前后，在国内外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觉得有必要开展政治教育。英国的政治教育主要也是通过学校的政治课程进行。1969年英国成立极浓厚的宗教氛围，宗教教育起到了为统治者保驾的作用。英国1944年教育法规定，学校有义务实施集体礼拜和宗教教学。此外，英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使得它的统治比较牢固。直至二战前后，在国内外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觉得有必要开展政治教育。英国的政治教育主要也是通过学校政治课程进行。而且他们非常重视“从小抓”。与反封建斗争相联系，法国一直在弱化宗教的影响。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在学校里开设“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用资产阶级的政治道德学说取代封建的神学说教，最终从1881年起在学校里取消了宗教课。法国的政治教育在内容上以人权教育为核心，系统地讲授灌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其合理性的知识；在管理上由国家统一规划和实施（这与法国教育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相一致），显示出较高的组织化程度；在方法上十分注意实践。有研究报告表明，法国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在西欧国家中是最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使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也使自己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活力。战后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除了客观上有需求之外，它能很好地发挥其功能、起到了为社会服务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3、美国思想政治教育透视 在国内时，我们时常听到一些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非议。有的说：“现在是搞市场经济，追求的是经济效益。金钱才是驱动企业的动力，搞思想政治教育有什么用处？”也有的说：“经济建设是干出来的，不是靠说出来的（意思是不靠思想政治教育说出来的）。”也有的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没听说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一类的话，人家照样发展得好。”还有的人在美国呆了几年，回国时对人讲：“我在美国从来没有人对我们进行过什么思想政治教育，也没有看到他们对青年、对老百姓强调过什么思想政治教育，美国人是最讨厌‘思想政治教育’这类话，说这是‘洗脑筋’”。等等，不一而足。 实际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这里谈谈对美国在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认识。 (1)美国政府是十分重视对全体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搞的是市场经济，而且是一种发展到成熟的、很高阶段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为榨取、获得最大利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的。但他们并不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相反，他们是十分注重对国民普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认为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部分。在历届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教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布什担任总统时，就制定过《2000年，教育战略》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规定了教育的核心课程有5门：英语、数学、自然、 历史、地理。要求历史、地理是必须合格，才能取得学分，才能毕业。在美国一向都是把历史、地理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对学生、对国民进行教育的。可见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注重程度。 除此外，他们还把履行国民权利与责任做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教育学生和国民具有履行国民的权利和责任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求每个学校都不得有毒品和暴力（当然，实际情况美国学校中吸毒及暴力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后来克林顿上台，也同样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制定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内容与布什的《2000年：教育战略》差不多。由于美国政府的传媒的恶意宣传，总是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诬蔑为“洗脑筋”，用以恶毒地攻击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专制极权国家。有一位美国朋友说：“你们中国人就好洗脑筋”。其实，‘洗脑筋’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美国也同样重视对人们进行‘洗脑筋’，不仅要对本国人‘洗脑筋’，还不遗余力地要对全世界的人进行‘洗脑筋’”。我们可以举出他们政府的规定和要求，指出他们传媒对老百姓宣扬、灌输的是一种什么观念，指出他们设立《美国之音》广播电台的目的等等，他们都在‘洗脑筋’。 在美国的大学里，通常都开设有“综合教育”或叫“通识教育”的课程。一次我在康涅狄格州主大学（这所大学里中国留学生很多），见到一位终身教授。据他介绍，康州大学就开设有《职业与文明》的课程。课程的目标明确规定为“保持与扩大美国社会必须的伦理和社会价值。”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威斯康涅州立大学的教授（是中国人），他是教社会学的。他说，他们课程说穿了集中到一点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和协调的目标下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宣扬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2)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从来都是不能分开的。 在我们国内有一种议论，认为讲思想教育还可以，或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思想教育为重点或是以职业道德为重点。这种说法除了认识上的片面外，还可能与十年动乱的影响有关，不敢理直气壮地讲政治教育，怕讲政治教育不会被人所接受。这种把思想与政治相分离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是不通的，违反逻辑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我们且看看美国的情况。资产阶级政府总是咒骂我们共产党讲政治、“洗脑筋”，可他们自己，却每时每刻也不放松对他们的国民进行政治教育。他们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宣扬什么？就是宣扬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富有、最民主的国家，宣扬美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全人类需要的。一句话，他们的爱国主义就是爱资本主义，并且把这两者很自然、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在进行国民的权利和责任的问题中，渗透着浓厚的政治教育。如每个国民的义务中规定必须服兵役，为捍卫祖国而斗争。同时还要为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而奋斗。并认为这是美国国民的光荣责任。在美国到处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阵亡将士纪念碑，特别是在朝战和越战的纪念碑上无一例外地写着：“纪念为自由而奋斗的献身者”。他们向人民灌输以捍卫全世界的“自由”为己任的观念。这能说不是讲政治吗？ 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中，明文规定要求达到“保持与扩大美国社会必须为伦理的社会价值。” 美国很重视对国民进行国民精神教育，这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爱祖国，为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为发扬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为捍卫美国的法律观念而奋斗。保护自己的权利，严格执行作为美国国民一分子的神圣职责。所以在美国的国民精神教育中，也总是充满着政治内容。事实上，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无法分离的。 (3)把国民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美国对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和要求。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来就十分明确，这就是要把国民培养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好的家庭中一员、好的社区中一员，进而成为一个好的世界公民。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以人为中心，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为目标。为了这目的，一切教育制度、设施、方法都是着眼于对人的培养，着眼于如何更好地符合人的发展成长的规律，以便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为了更好地深入做好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他们还注意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各门学科入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他们一面极力宣扬、推行资产阶级一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极力诋毁不同于他们价值观的思想体系。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尤其对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最仇视、最反感的。他们时时宣传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对他们的威胁，在国民中制造各种各样的诬蔑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奇谈怪论。当然，在美国许多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真正的政治家是能看到世界各国文化的互通性和可借鉴性。比如，我们中国1963年以来全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学习”这个口号，这个学习活动，也影响了一些美国的有识之士。据说当年在美国最著名的西点军校体育场上曾立过“向雷锋学习”的标语牌。在西点军校，尽管现在不能找些当年的痕迹，但几十年以前。美国是个很少提政治口号的国家，居然把“向雷锋学习”这一政治口号接过去，为他所用，除了说明这些人士的有胆有识之外，也足以说明他们是非常重视对人的教育和培养的。 （4）思想政治教育注意从实际出发，注意它的适应性和实践性。 适应性和实践性是相统一的。适应性强才能体现实践性，反之亦然。这方面可以举许多事例。 A .重视历史、地理教育。如前所述，在美国是把历史、地理做为政治课的重要内容。他们对史地课不是强调死背硬记，而是着重于理解。我看了一次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史地课教学和作业，很有兴趣。那一课主要讲美国对西部的开发，讲了开发西部艰苦、死亡、流血的历程，课后就让学生画向西开发移民的路线图，沿途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场面，让学生到图书馆自找有关资料，画成各种图画，在班上展览。有的历史事件曾是发生在附近的地方，就带学生去参观。让学生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理解了西部开发的艰苦历史，理解了今日繁荣来之不易，是奋斗、流血的结果，理解了今日的繁荣而感到国家的可爱，民族的自豪，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美国电视事业很发达，电视频道中，就专门设有历史频道，天天通过电视，生动地向人民进行历史教育，教育人民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当然，从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宣扬了美国多么伟大，美国从来都是以天下（全世界）的兴亡为己任的，美国对世界担负的责任，美国从历史到现在都是不可战胜的，等等。美国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视程度，实在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B .重视法制教育。也就是重视法规、纪律教育。美国的法制教育，也是从小孩抓起的。小学三、四年级的教学中，就有宪法精神的教育。我有个朋友，两口子都是留学生，在和我交谈中，他们的儿子一旁插了话，母亲即加制止。儿子立即抗议：美国宪法规定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为什么我不能发言。我和他的父母顿时都愕然了。事后我和小孩聊起来，才10岁的孩子居然很严肃对我说：阿姨，这是违反宪法的事啊！又比如，美国电影是分等级的，如带有P.G. 标志的影视片，没有父母的指导是不许看的。他们讲，他们的女儿（才9岁），正在有兴趣地看电视， 忽然屏幕上映出的片头上带有P.G.两个字母，她便自觉地退回自己房间去看书了。我问为什么不看了，她说那种不让儿童看的片，我就不去看它。自觉认真的神情，让我感动。他家10岁的男孩，吃饭时，大家都随意喝点酒，有葡萄酒、啤酒等。而小男孩自己动手要了一杯饮料。我问为什么不喝点葡萄酒，很甜的。他摇了摇头，认真地说：我还不到18岁（各州的规定不完全相同），法律规定不能喝酒，要喝酒就是犯法的。正是法制教育的浸入，培育了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就没有酗酒的，没有犯法的。而是对他们重视法制教育从小抓起来说的。 C .重视管理和管理制度的教育。管理和管理制度的教育，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由于管理制度的教育深入，管理的水平就能不断得到提高。由于管理水平高，又反过来推动管理教育的不断深入。在美国，就是各行各业的管理水平高。表现在到处不论大小事情都有人负责，谁的责任是什么非常明确，消灭了无人负责和杂乱无章的现象。跟随着责任明确，奖惩及时跟上，奖不吝啬，惩也严厉，大则进法院，小则炒鱿鱼，毫不留情。比如，你违犯了交通规则，警察对你说句你犯法了，当面给你开一张罚款通知单，让你半月之内将罚款寄到什么地方，否则法庭就会给你寄来传票，让你在预定的日子去法院申明理由，理由充足可以减免，如理由不能成立，则加倍罚款。良好的管理是美国社会运行高效率的有力保证，也是人的良好素质的表现。 D .志愿服务。在医院友，不时可看到胸前戴有特殊标志的服务人员，得知他（她）们不是医院内工作人员或雇员，而是来医院从事无偿服务的志愿人员。她们告诉我，在美国这种志愿组织是比较普遍的，他（她）们有的属于社区组织的，有的是属于宗教团体或慈善机构组织的。它们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在校的学生，有在机关或企业单位工作的雇员，也有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志愿服务都是出自己的志愿，每周或寒暑假都有一定工作规定，必须遵守执行，但是无偿的、没有报酬的。她们很乐意从事这活动，她们认为从事志愿服务，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对自己的能力，也是一个培养和帮助。 志愿服务寓教于行动之中，是一种很实际的、很有实践意义的教育活动，人们从自身的实际行动中逐渐体会到它对自己的帮助。这种对人、对社会、对己都有影响的活动，其教育的意义是深远的。 E .旅游、参观。旅游、参观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休闲活动，可是在美国却很有意识地通过旅游、参观这类活动，对儿童、学生和成年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有代表性的，最能代表美国文明和宣扬美国进步及其价值观的地方，都设有博物馆、纪念地等等，吸引儿童、学生和老百姓去参观访问。其政治意向是很突出的，如纽约爱利斯岛上的移民博物馆和女神岛上的自由女神象。前者就告诉你，移民美国就是走向光明，后者告诉你自由女神就是美国自由民主的象征。在首都华盛顿，所有的各种博物馆，甚至白宫、国会山等都对游人公开，免费参观。航海、航天博物馆，天文馆，水族馆，艺术馆，不仅供游人参观，有的还有类似俱乐部或沙龙的组织，定期组织座谈会，只要凭证明（一般有汽车驾驶证即可）就可以自由参加。在天文馆等地，还准备有可供成人或小孩自己动手操作的模型和项目。这些博物馆、纪念地、名人故居等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凡是具备有录相厅的地方，都反复放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全国或州一级是如此，就是县一级也是非常重视通过旅游参观，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有关的博物馆等，虽然有的规模不大，但很注重效果。在芝加哥参加了一家郊区（相当于中国的县或镇）的历史博物馆，规模很小，只六个展室，但把本地从18世纪还只是一片大草原开发到今天这样繁荣的过程，说得非常清楚。讲到铁路的发展，还有一套电动的大型沙盘，把本地区铁路发展情况也介绍的一目了然。博物馆是一个富翁捐献自己房产改建而成的，馆长是一位慈善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她说，除了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外，就是社区经常在这里举办活动，重温自己家园的历史。比如，还为年青人在这里举办婚礼，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的故乡，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故乡和国家。由于经费所限，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三人。她自己已退休，是自愿来参加工作，没有报酬，也没有津贴。她说能为自己的家乡服务，是愉快的、高兴的事。看她那种自豪神情，我也深受感动。出了博物馆，我对自己说，这不是真正的寓教于乐吗？ （5）真正做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 所谓社会化，就是说全社会各个方面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他们不这样说，实际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这样做，都在踏踏实实地做。 首先是重视通过学校、社会团体、传媒等无时无刻地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是美国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重要阵地。政府对学校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还包括思想、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教育）有明确的教育内容要求，有明确的教育目标要求，在学校教育方面，他们重点抓两点，一是抓好教员的素质提高。在美国想当一名教员，不是那么容易或简单的事。就拿小学教师来说，大学本科毕业的也好，拿了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的也好，要当一名教员得先通过有关考试，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才能上岗。他们认为教员本身素质高了，才能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教育。二是抓教育的实践性，强调学生自己动手，自己动脑。学生的家庭作业，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写心得体会。通过这种活动，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在学校中还很注意培养青少年的思考能力，鼓励学生敢想问题，敢提问题，勇于动手。凡是班级中的活动，都把全班学生无一例外全都组织进去，老师只起个指导作用。这样学生亲身参与的活动所受的教育比光听老师讲，印象要深刻得多。在学校中，对国歌、国旗的教育很重视，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听到国歌或是遇到升旗，都会严肃站立，或将右手贴在左胸前，表示自己对国歌和国旗的敬意。 关于社会团体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我只讲讲宗教团体的活动。美国信教的人很多，正规信教（指经常参加做祷告，到教堂参加各种宗教仪式的）和非正规信教的，有些数字说占全国人口的93％，有的说是80％，最少的数字表明也在60％以上。其中以信基督教（包括旧教、新教）的人最多。美国的大大小小的教堂非常多，许多大学里，不同宗教派别的教堂，散落在校园里，有的三、四座教堂毗邻在一起。信不同教派的信徒分别走进不同的教堂。美国宗教活动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宗教对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作用，是相当普遍和深入的。美国人对国家一些政客们的谈话，往往带有调侃的味道，而对宗教的布道、讲经却是十分虔诚的。在美国对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宗教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宗教活动中，也不是只讲经布道，更多的是举办各种生动活泼的、能吸引人参加的活动，如烧烤活动，举办音乐会，开展互助活动，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等等。你愿意入教，教堂非常欢迎，你不愿入教，只要参加他们的活动，也同样热情欢迎，特别是对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新人，更表示热情，教堂的长老还会特意来对你表示欢迎。宗教的活动，充满着对你的关心，特别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会主动利用同乡、同学或朋友的关系问寒问暖，扶危济困，使你感到亲切、温暖，走近宗教，乐于接受。美国政府运用宗教这一渠道对国民施以种种影响，是很高的一招。 至于重视传媒（报刊、影视、广播等等）在宣扬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文化观、美国是世界领导者的观念等等中的重要作用，则更是人人皆知的，不必多言。为什么美国政府每年肯花几十甚至百亿美元的巨资投到《美国之音》等一些传媒事业和出版事业上，难道他们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吗？ 其次是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设施和教育目标的要求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 再次就是在美国各地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生动活泼、内容丰富、服务良好、深入浅出的教育场所和教育阵地。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等等。从联邦到州到市县、乡镇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肯花本钱。光纽约市就拥有大大小小公园1500座、高等学校94座、博物馆150座、画廊400间、百老汇剧院38家（另有200 家外百老汇剧院）等等。 在这方面，美国人是有眼光的，他们明白在这方面的投入，是会得到回报的。他们知道今日的投入，他日会在提高人民素质上取得更丰厚的回应。不象我们那些眼光短浅的人，只求急功近利，否则就认为是白花钱。宁肯把大把大把的钱扔在讲排场，比阔气，讲吃喝上，也不肯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真正花点钱，认为那是扔水漂，白搭钱。要不然就以商业眼光来要求这些文博事业，这难道不是令人感到可悲和愚蠢的吗？ （6）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总的来说是很重视实践性，很重视对人的潜移默化，很重视对人的吸引和参与，很重视寓教于乐、寓教于学、寓教于游、寓教于行。为什么能这样子，这又是与他们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研究分不开的。 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上，是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行为科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文学等各个方面进行的。把人放在整个社会中，从人与社会的发展、人与经济发展、人与人群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怎样促进人类本身的发展与提高；他们又注意从人的本身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发展过程中，研究人的本身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与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他们还重视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和渗透的特点，研究如何提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与技巧；他们遵循着人的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原则，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社会实践中去进行，通过社会实践和环境去影响人的思想与行为。 在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表现出很有耐性和韧性。他们相信只要肯下工夫，总会有收获的，相信“放长线是能钓到大鱼的”。所以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是自信心很强的，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对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其最大的弱点和偏见，就是他们在研究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时，是以相信“人是自私的动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准则、为基础的。这也难怪，因为自私是资产阶级本性的核心所在，也是西方价值观的本质所在。 5、资本主义国家思想道德教育的局限性 首先，它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为基础。资本主义国家思想道德教育，强调的是个人的需要、利己的动机、金钱的激励、权势地位的满足。总之是以“我”为中心运转的，是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体现。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思想道德教育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它把人的本性看作是先天决定的，强调个人遗传的本能因素，以人的自然属性代替人的社会本质，忽视人在一定社会实践与环境的作用下，在一定的思想意识影响和支配下调节自己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从抽象的“人性”出发研究如何对人进行道德教育，却回避了人们在社会中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其教育活动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欺骗性。 6、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道德教育资源“洋为中用”的思考 首先，借鉴别国经验，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在发展的进程中，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思想道德教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西方国家出现过的经济至上、拜金主义、道德荒芜等不良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加倍关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根本条件。 其次，更新思想道德教育观念，丰富道德教育内容。当今的思想道德教育已不再满足于抽象谈论“弘扬人性”，也不仅停留在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与斗争，更不是简单地政治灌输。它从全球的角度，从“人与自然共生”的角度，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着力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人类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问题、人类潜能开发的问题、个体精神满足的问题等。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必须认清时代特征，尽快更新观念、调整、补充、丰富我们的道德教育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世界对话，才能以新思想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才能使受教育者了解世界，以便今后更好地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第三，发展道德思维，培养道德能力。长期以来，我们总以为只要教育者把思想道德观念灌输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就能获得相应的品德，而忽视了受教育者道德思维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能力的培养。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道德水平不高，道德行为欠佳，与不恰当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式不无关系。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提高其道德判断水平，同时，丰富其道德情感，磨炼其道德意志，培养其道德实践的能力，使其具有较高水平的道德素质，这是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道德研究与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是摆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紧迫课题。 第三节 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与形成 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 19世纪30、4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爆发了工人起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31—1834年法国里昂的两次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三大著名的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工人运动的兴起，迫切要求有先进的思想理论作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了无产阶级的斗争需要，亲身参加了当时的工人运动，在斗争中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3年末到1844年春，马克思从德国来到当时欧洲革命的中心——巴黎，经常深入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状况，出席秘密集会和发表演说，同各国社会主义者、工人活动家广交朋友，并与最大的国际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在转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基础上，向人们传播革命理论。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经商时，也逐渐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几乎与马克思同时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他们结为终生战友，从此，两人并肩战斗，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46年，他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把工作重点放在改造“正义者同盟”上。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6月第2版，第198页。)由于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同盟”中最杰出的成员都逐渐抛弃了各种错误思想，转而接受科学共产主义，且主动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其改组“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于伦敦召开的同盟代表大会，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提出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陈旧格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也是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晶，它为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组织基础。1848年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备周详的党纲，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 二、革命导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等不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而且是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创者。他们对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原理，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的思想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充分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就为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思想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思想教育要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大造革命舆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思想政治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崭新的目标和任务。它告诉我们，要从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总和中，从社会关系的发展中去分析把握人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要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思想，说明人民群众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内容就是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学会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其次，革命导师关于青年的一系列论述，为做好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思想武器。革命导师把青年看作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是革新的力量。恩格斯认为，在我们革命政党中青年占有优势是很自然的事。列宁也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是革新者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列宁全集》第11卷，第338页。)革命导师对青年寄予殷切的希望，把他们称作是无产阶级大军的“突击队”。恩格 斯晚年曾说：“我没有什么挂牵的，我们的事业是会做得更好的!人，是一代比一代更坚强的啊!”(转引自《学习马恩列斯工作作风》联合图书出版社1950年版，第45页。)列宁也说：“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奋斗得更好，他们一定会胜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9页。)革命导师还有关于正确对待青年的弱点，青年的任务是学习等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对我们科学地分析看待青年、培养教育青年指明了方向，对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青年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列宁、斯大林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之上。”(《列宁选集》第4卷，第308页。)任何离开经济建设需要的宣传教育都是“毫无用处”的“空话”。他在谈及青年团和一般青年学习共产主义时也强调，学习共产主义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要到斗争中去学，到实践中去学。如果“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理论脱离实践是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列宁选集》第4卷，第283页。)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句空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实际的工作指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一句话，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使人们懂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斯大林进一步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加强思想上政治上的工作”。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还专门论述了用马列主义教育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问题，说这对无产阶级事业是“有最严重意义”的事情。他指出：“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61页。)因此，他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除了学习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 此外，革命导师还提出了“政治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等概念。列宁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并身体力行，在实践中做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斯大林在联共“十七大”总结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概念，并明确规定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六项具体任务，等等。这些概念、理论的提出，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四，毛泽东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创始人之一，对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逝世后的毛泽东被移到了历史的洪流之中，接受历史的评说，其中有一些人借着评论他的其他失误或错误，连同毛泽东同志许多正确的东西也给彻底否定了。遵照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里仅对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贡献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1）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充分肯定和明确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科学的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主要采用了马、恩、列、斯等提出的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政治教育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等概念，认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它主要包括宣传工作、思想工作、理论工作、政治教育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当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在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科学概念。毛泽东同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充分肯定和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一科学概念。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阐明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基本原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形成，使马列主义关于宣传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发展。 （2）毛泽东同志为红四军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奠定了我党思想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原则，成为党在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伟大创举。《决议》明确规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在红军建设中的地位和基本原则。《决议》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党的建设和红军的建设，强调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批判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分析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原因，指出了纠正的方法。《决议》强调军队建设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3）毛泽东同志所著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说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这篇哲学著作中，深刻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从而奠定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认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正确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矛盾论》阐述了两种宇宙观的理论，奠定了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系统论述了唯物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论。 总之，《实践论》、《矛盾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科学世界观，奠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哲学基础，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有很深远的指导意义。 （4）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应用理论原理，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毛泽东同志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基本原理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方面。基础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之上，这就确立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科学性。应用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就确定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说应用理论的实践性。应用理论主要有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关于党内思想教育和管理的基本原理；二是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认为：首先，要做好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然后，再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运用这一基本原理的典范。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整党运动等都是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教育，比较好地运用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这两个基本原理。坚持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相结合，教育在先，教育贯穿于管理工作的始终，管理工作又推动着教育工作的开展。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处决中共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就是为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这样不仅对一些犯罪的党员干部有很大的震慑，而且还对广大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刻地教育。而现在我们有些个别领导干部，对少数腐败分子，视而不见，态度十分爱昧，更有甚者，不仅不打击，还加以保护，明则保别人，暗里保自己，群众十分不满意，久而久之，即使其满口马列主义，群众认识到他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谁也不买他的帐，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了信任感、权威感。长此以往，他所领导的地区、部门或单位，就必然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无政府状态。 （5）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奠定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论断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原理，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最革命的因素，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与物（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因素相比，人的因素更重要。人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精神方面、智能方面和体力方面。而人的精神方面的提高，“人心”的向背，是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工具革新的重要保证，思想工作是合理使用和开发劳动对象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总劳动量的一部分，是创造社会总价值的一部分。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质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成果表现。人类社会发展告诉我们，社会的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生产力，也取决于精神生产力，思想政治工作是精神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思想政治工作者就是精神生产力的直接创造者之一。所以，把政工干部劳动价值排除生产力之外的观点，认为做不做思想政治工作都无所谓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学说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 （6）毛泽东同志人格美的力量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思想政治工作要能说服别人，既要靠真理的力量，又要靠人格的力量。人格美是分层次的，有一般的美、深层的美、更深层的美。毛泽东同志人格美是更深层次的美，他人格美是共产主义精神与民族中最优秀的品质结合、凝炼而成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宣传者，也是真理的实践者。他的革命精神贯彻始终，崇高理想，矢志不移，相信人民，热爱人民，务实求新，进取开拓，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发奋图强，超人气势，严于律己，知过必改，俭朴谦虚，廉洁奉公等构成了他人格美的具体内容。他的审美形象最基本的是催人奋进，在奋进中去塑造美好的人格。他总是依靠人民，他一直生活在人民中，从人民中吸取营养，吸取力量，然后再领导人民共同奋进，他的许多优秀品质，都是来自人民，人民塑造了他，他也塑造了人民。毛泽东同志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入浅出地传播到广大工农群众之中。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里面就有毛泽东同志人格美的作用。 回顾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创立的过程更能说明毛泽东同志人格美的伟大力量。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受到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排挤，重病在身，还为红四军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的理论基础，很快就得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红军战士的拥护和赞同。《决议》首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方法、主要任务及工作对象。《决议》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群众与我党我军浴血奋战，赴汤蹈火，直至推翻蒋家王朝，天安门前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可歌可泣的雄伟战斗历程。使人民群众更加无限敬仰毛泽东同志，信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条件，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说得到了从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两个飞跃的发展。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指导我们现代化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为什么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在有些地区、部门或单位失去了它应有的光彩。不是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说理论过时了，也不是新时期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而是个别领导干部逆示范效应作用，即人格力量的反作用所导致的。有的个别领导干部只是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自己却高居于群众之上，只要求群众去做，自己却不去实践。把自己打入“另册”大搞不正之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嫖娼赌博等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领导干部势必在人民群众中一点威信都没有，还谈什么号召力和凝聚力，既便他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因为他的号召力和说服力及凝聚力已经降到零点乃至成为负数，人民群众也不会听。他人格力量的逆示范效应又反过来影响了一些思想觉悟低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时间一长，蔓延下去，直接影响他所领导的小环境人员整体思想素质的下降。造成混乱的局面，错误的东西得不到批判，便占据了市场，正确的东西反被误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没有立足之地。更有甚者，把正确的东西扫地出门，使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泛滥成灾，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彻底的遏制，必然会导致我们丧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 第六，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思想政治工作有一系列的论述。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和方法途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精辟而科学的阐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理论。 （1）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时期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他说：“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5页。）。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 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要横下心来“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页。）。 “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9页。）。邓小平在制定“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位，在他看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削弱，恰恰相反，应当进一步加强。他说：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8页。）。“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做好，不能放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2页。）在邓小平看来， 作为党的政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但不能放松削弱，相反应当加强。 其次，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在烽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岁月里，我们党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积累了极其保贵的经验。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1955年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十年“文革”时期，林彪‘***’出于纂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歪曲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党的优良传统破坏了。对此，邓小平大声疾呼：“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把‘***’破坏了的优良革命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头脑中会不断涌现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问题，这一切都是摆在我党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紧迫而现实的课题，因此各级党组织仍然要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再次，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然会经历许多曲折，在群众中必然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视困难、克服困难、团结起来，不断前进。其次，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在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也会出现矛盾甚至冲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使社会成员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而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6页。）。第三， 思想政治工作是保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正常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邓小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实现和巩固政治稳定具有特殊意义。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要用这个道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2页。 ）他强调要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破坏安定团结的各种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必要的法律设施，加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报刊宣传和学校教育的配合，就可以形成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行动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71页。） （2）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主要内容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邓小平非常重视人在新时期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因此，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出发点。邓小平从培育“四有”新人着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对人们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 首先，邓小平坚持“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支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在分析1989年国内出现政治风波的原因时痛心地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为此，他反复强调，必须进一步对全体民人进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的教育，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其次，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我国有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顾全大局、服从整体、树立起“热爱祖国、贡献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 邓小平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6页。）。因此，一定要在全党、 全社会范围内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 其三，进行艰苦奋斗教育。在邓小平看来，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上六十至七十年，他认为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他说：“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6页。）。 其四，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从80年代开始，邓小平反复论及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关系，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他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他把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看作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战略任务，认为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少年讲清楚民主问题。“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 （3）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邓小平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刻论述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务实科学的创新精神。 第一、服务大局的原则。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后不久，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向全党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 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大局服务。邓小平特别指出：“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做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5页。）。具体地讲， 思想政治工作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为经济建设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经济现代化而奋斗。 第二、务求实效的原则。讲实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必须务求实效，有的放矢，反对各种形式主义、本本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3页。）。“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0页。）。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联系实际，营造和优化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第三、物质利益原则。物质利益是社会生活中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他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的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革命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不能只讲贡献、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样只能滑向唯心论。他反复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与物质利益相结合。 第四、率先垂范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以身作则”。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更要率先垂范，因为“群众对干部总是听其言，观其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4页。），他谆谆告诫各级党员干部， 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2页。）。 他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严于律己，用自己的模范行为为广大群众做出榜样。 第五、防微杜渐的原则。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之中，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之中，改革本身就意味着各种权益的变动，权益变动必然会导致各种矛盾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解决问题、消化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矛盾就会越积越深。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当防微杜渐。邓小平多次告诫全党：“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 页。），“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7页。）， 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立足于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大局，使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取得最佳实效，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是十分重要的环节。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途径。 其一，说服教育的方法。他认为教育贵在以理服人，切忌持权压人，仗势欺人，也不能重复过去那种轰轰烈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他说：“我们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重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其二，“疏”“堵”结合的方法。邓小平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既要用先进的理论和思想引导群众，又要有严明的纪律和制度约束，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收到实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从疏、堵两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和方法。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备的规章制度。如对不正之风，干部的培养任免，工作责任事故的处理，各种竞争激励机制的确定，人才培养，精神文明建设等。只有这些制度与正面教育相互结合，有机统一，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收到明显成效。 其三，思想教育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离开人们的物质利益去分析和解决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回避物质利益问题，而是引导群众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只讲牺牲精神，不讲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变成脱离人间烟火的说教，必然显得软弱无力，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经常了解和分析群众物质生活的需要，及时帮助解决合理要求把物质激励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奖优罚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激励广大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它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又有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新时期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强大的理论指南和思想武器。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导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非常丰富的。他们不仅在理论上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为开创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对前苏联、东欧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继承与借鉴 1、对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继承和借鉴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思想道德教育的优秀传统，又继承和借鉴了许多苏联成功的经验。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一度抓得很紧。苏联党政领导机构认为，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实现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教育，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成为苏维埃制度下的一代新人，共产主义理想才会实现。在培养造就一代新人的过程中，学校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苏联特别强调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 首先，强调对青年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所能完成的任务，至多是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巩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靠在新条件下，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存在的条件下参加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四卷，1995年第三版，第281页。)因此，列宁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青年的教育工作十分重视。针对当时的情况，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学校里的反动宣传；选派优秀工农积极分子进高等学校学习，建立“红色教授学院”等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基地；建立工农速成学校，对广大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为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培养了大批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干部。 斯大林曾在全苏联学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里提出：今天的苏联专家都应是通晓马列主义学说原理的，明确党和国家的政治目的，具备广泛的科学知识和实践能力，精通自己专业的人。苏共二十五大提出把思想教育、劳动教育、道德教育等密切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工作和组织工作相互配合，把苏联青年和学生培养成为“政治上积极、熟悉业务、热爱劳动、会工作、随时准备保卫祖国”的一代新人。 其次，系统制定共产主义教育计划。苏联把思想政治教育统称为共产主义教育，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劳动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美育、无神论教育等，其目的是培养全体人民尤其是大学生对自己伟大祖国的自豪感等等。苏联很强调共产主义教育的综合性，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教育最主要的特点。制定和贯彻共产主义教育计划的目的在于对苏联公民和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进行统筹安排，并协调教育工作 各个方面的关系。这一作法，体现了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符合现代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的要求，有利于对全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齐抓共管，防止“两张皮”现象的产生，也有利于各发展阶段之间思想政治教育的衔接。 第三，利用群众团体，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苏联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工会、共青团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不光给这些组织提出任务和要求，还给予很大的活动自主权，给其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常常事先听取它们的意见，使党的决策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失误，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之在决定之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2、对东欧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继承和借鉴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一些可供继承和借鉴的经验成果，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东欧各国特别强调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保加利亚共产党把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当作保共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他们通过各级党校、马列主义夜大学，有计划地对党政干部进行轮训；还组织专家、教授、科学院的院士等，担任宣传员，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民主德国，则十分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各高校普遍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必修课。在地方上，对党的干部则是经常组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其次，东欧各国普遍重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捷共成立50周年时，捷克少先队员组织“红星”政治活动来纪念这个节日，通过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志士的英勇事迹，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社会上，政府为对民族解放事业和科学文化发展有贡献的杰出人物，建立纪念馆和雕像，供后人凭吊、瞻仰。捷克在全国各地建立的400多座各类纪念馆和博物馆，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波兰在每年的全国解放纪念日，都要举行各种活动，缅怀先烈的英雄事迹。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50年代中期以来，保加利亚党和政府发布了几项决议，征集资料，编纂地方革命史，建立纪念碑等，还出版了数百种革命历史丛书。 第三，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普遍认识到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因而在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使人们知法、懂法、守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各国党和政府经常就各种法律、法规、条例及相关的问题，通过舆论工具，运用多种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一些国家还针对本国某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开展专项的法制教育工作。 第四，重视社会实践教育，是东欧各国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他们认为，让青年一代在社会实践、特别是在劳动锻炼中接受教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手段。在匈牙利，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十分普及，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南斯拉夫，青年人都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每年假期，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组织大学生分批到社会上劳动，在夏令营内参加技术培训，如学开汽车、修理电器等等。保共十分重视在青少年中培养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不仅在中学普遍设立生产课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而且经常开展青年义务劳动队活动，使青少年一代在劳动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总而言之，前苏联、东欧各国思想政治教育日益向综合化、科学化方向发展。综合化的表现，从内容上看，它融汇了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知识，与学校的智育、美育、劳动教育等互相渗透，紧密结合；从实施方式上看，它既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综合在一起，又反映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相结合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体现，一是这些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已开始形成一整套比较严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二是注意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分别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教育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道德教育；三是教育者注意运用现代化科学手段实施教育，注意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灌输；四是注意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评价，注意培养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能力；五是开始注意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物质因素，注意情报咨询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向着信息化方向发展。 可惜的是，苏东剧变后，上述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绩和经验基本上前功尽弃。最大的教训是共产党自己搞“非意识形态化”，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最终顶不住西方敌对势力的压力，使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苏东毁于一旦。这种深刻教训也是我们应当牢牢记取的。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其优良传统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宝，是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和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与发展 1、创立和形成时期(1921.7—1935.1)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初期，就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党成立前后，许多领导同志都亲自深入到工矿、农村，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做唤起广大工农群众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从1921年到1925年，先后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省港大罢工、海陆丰农民运动等一系列工农群众运动，给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封建买办阶级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气概，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这种斗争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彭湃等人致力于在农民群众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1925年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韶山一带开办农民夜校，利用学习文化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期间，主持了第六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讲授政治理论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他亲自写的讲课稿。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他曾于1927年春到湖南湘潭等五县作了详细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贫农是打倒封建的先锋，“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页。)。贯穿于文章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之一。他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当时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出：“政治宣传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5页。)与此同时，周恩来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黄埔军校中共特别支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党组织，设立了政治部，开展了革命的政治工作。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时期的政治工作，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教育党员、军队、工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在秋收起义及随后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就开始把革命的政治工作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来抓，在军队中着手建立党代表制度、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1927年9月，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军队的民主主义，创立了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1929年，毛泽东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建军的经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系统地总结了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着重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基本原则。这是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4年，在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逐步形成，同时，它也在党、军队、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成熟时期(1935.1—1945.8)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这时开始到党的七大，思想政治教育进入成熟时期。 遵义会议以后，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思想政治工作在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粉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党和国民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后，中革军委加强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坚持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当时，毛泽东亲自抓全党全军的政治工作，1938年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深刻论述了政治工作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同年，周恩来写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一文，进一步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3页。)。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1年6月发布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对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做了系统的总结。194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主持下，由谭政写成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以马列主义的观点，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系统阐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任务、地位和方法，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史上的 又一个重要文献，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1945年，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毛泽东思想便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坚实理论基础和中心教育内容。 在这个时期中，党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历史文件，整顿了学风、党风和文风，极大地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也可以说是党的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演讲，同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一道，标志着思想政治工作走向成熟。 3、发展时期(1945.8—1957.2)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再次成为主要矛盾。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战略任务。 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思想政治工作在战争、土地改革、开辟“第二条战线”、党和军队建设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实践和理论上有许多创造，丰富和发展了党在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和有力保障。 建国初期，思想政治工作继续发扬了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比如，结合土地改革对农民进行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结合城市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主人翁的教育，结合抗美援朝战争对全国人民进行了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等等。在这一时期，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的执政党党风建设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具有深远的意义，在知识分子工作上也创造了新的经验。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践线、组织路线。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伟大纲领性文献，它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提出“六条标准”等。它为党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后来八大路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未能得到坚持，但是，这些精神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4、曲折发展和严重挫折时期(1957.2—1978.2)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到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思想政治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一样，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前十年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伴随着党内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思想政治工作开始偏离其优良传统。50年代末，在党内生活和经济生活领域出现的左的偏向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一定的损害。毛泽东和党中央发觉“左”的错误后，曾经在1961年提出并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还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开展农村整风整社的同时，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推动了《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的制定。这些条例总结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健康发展。这些条例还对各条战线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促进了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各级党组织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采取切实措施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改善人民生活，使国民经济调整任务顺利完成，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困难。当时，尽管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左”倾思想的问题，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发生前，成绩仍然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在曲折中前进。1963年全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影响深远；榜样的教育有了新发展。工农兵学哲学活动兴起，反“和平演变”教育的开展，既有经验，又有值得吸取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十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误导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工作方针方法上，都存在着“左”倾错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教训十分惨重，值得深刻总结和记取 5、拨乱反正和发展新阶段(1978.12—至今) 粉碎“***”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当时拨乱反正的关键。然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便成为当时思想政治战线的关键任务。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恢复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合适的口号。会后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的徘徊局面，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从而也端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前进方向。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通过和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已经完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全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实现了新的结合。 在反对和克服“左”的错误，批判和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的同时，党内和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苗头。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开展指明了方向。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污染。但是，会议精神没有得到有力贯彻，一些热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大肆宣扬“全盘西化”的主张，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结果学潮不断，最终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坚决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在这场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全党大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国情的教育，通过认真总结、反思，纠正了思想政治教育上的失误，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加 强。1989，江泽民在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前冠以邓小平的名字，提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1992年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在更高的层次上从九个方面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和内容，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号召全党“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可以说，十四大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关于社会主义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大会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正式简洁鲜明表述为邓小平理论，并载入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1998年6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深入开展邓小平理论学习活动的决定。1998年下半年，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等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中国军民团结奋斗，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胜利。1998年10月8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党举行的抗洪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对抗洪精神作了详尽的理论阐述，并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拨、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至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第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人们头脑的传统。 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1页。）回顾党的历程，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到夺取全国政权，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党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启发人们的觉悟，适时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而能够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在环境非常严峻和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使全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很快地取得统一认识，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和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时期，我们党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广大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头脑，注重理解其精髓，整体把握其实质，不断更新观念，廓清思想上存在的糊涂认识，真正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正因为有这一理论的武装，我们党取得了三次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注重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们是我们党一贯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使群众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引导他们求解放的，因而使这条路线变成亿万人民的革命行动，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建国初期，我们党通过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使亿万人民认识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反映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所以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党的这条总路线，很快就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更加重视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从而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第二，实事求是的传统。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回顾我们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 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针对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于1930年5 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页。）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教育党员干部要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页。 ）的问题，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初步奠定了基础。1935年的遵义会议，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清算了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论证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 1941年至1945年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才彻底清算了错误的思想，在全党确立起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随后召开了党的七大，科学地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统一了思想，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拨乱反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最根本的就是重申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各个方面使它得到坚持和发展。事实证明，无论是否定过去应该否定的东西，肯定过去应该肯定的东西，还是提出新的正确的东西，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我们当时反对“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等，都是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坚持和贯彻。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重大成就的取得，无一不是坚持和发展了实事求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结果。正是坚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这一优良传统，我们才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大好局面。 第三，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说，它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去进行，同时又必须同各条战线的具体任务相结合。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什么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注：见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1944年4月）。 ）因为党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全党全国的大局，作为党的工作一部分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都应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这是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关系的重要原则。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功，在全国人民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就是因为它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全部精力、都用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总路线、总任务上，用在宣传和组织人民群众，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人民的新中国这个伟大的事业上。又如在全国解放后，1952年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土改任务完成后，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更好地服务于这条总路线，当时在全国掀起了广泛深入的学习、宣传总路线的热潮，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6页。）为此，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继承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基本路线的指导方针。 第四，群众路线的传统。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后就明确指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建党初期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初步显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威力。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广大共产党员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推动知识分子的各阶层群众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7年毛泽东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这一报告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更加强调依靠广大群众的重要性。1929年9月，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强调指出要相信群众的力量，树立群众观点，加强群众工作。关于筹款工作，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等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这是我党文献中最早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此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等人多次阐述群众路线的思想。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中，从理论联系实际的高度出发，系统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的成熟。1945年4 月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党的群众路线确立为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并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地载入党章。党的七大以后，党的群众路线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更加自觉的运用，为中国革命夺取最后的胜利发挥了极大的政治优势，成为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一。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在新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坚定维护者，而且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粉碎“***”后，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路线的破坏，大声疾呼必须恢复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他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 ”此后，他为恢复党的群众路线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他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树立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党的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再次告诉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再要求在新形势下应该更好地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另外，平等待人的民主传统；以身作则的传统；全党动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齐抓共管的传统；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传统；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注重说服教育，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传统；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传统；注重调查研究，树立典型，发挥榜样作用的传统等等。所有这些优良传统，都是对革命和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总结，对各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新世纪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今天，我们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原则，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使这些优良传统在新世界的曙光照耀下，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