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７日电 （记者 顾钱江 白旭） 正在举行的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党内外专家指出，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０．４之上并无争议。
２００６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吴忠民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吴忠民说。
林毅夫指出，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２００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林毅夫认为，要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他说，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这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吴忠民评论说，这些年中国消费需求总是上不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低收入者比例太大，他们的消费能力不足。
“在收入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他说。
收入分配改革意义深远：重在缩小差距改善民生
“民生问题都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触摸得到的切身利益。十七大报告中涉及民生问题的许多布置，既有理论高度，又在实践中有可行性，抓住了要害。”十七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对十七大报告中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面格外关注。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蔡昉代表1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
他认为，这一论述具有多重重大突破意义。“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论述，从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两个层次上，提出了很多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思路和政策要点、着力点，提得非常准，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根本是重在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显示了党中央的匠心所在。”
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报告重申这一基本收入分配制度是有深意的。”蔡昉代表说，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基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涉及千家万户。中国目前大多数劳动者需要依靠就业取得收入。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依赖大量的、丰富的劳动力要素，通过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收入分配的改善。
其次，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创新，在现实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蔡昉代表举了一个例子：较低收入者，其消费倾向是高的，增加的收入更多用在购买商品，改善生活。而如果一个富人每月收入10万元，再增加1万元，也不可能去买什么东西。
十七大报告中还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对此，蔡昉代表说，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居民投资、理财渠道拓宽，会很自然地出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财产性收入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增长较快的趋势。“报告一方面讲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强调提高普通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意在强调财产性收入也要能比较均等地分配，让更多群众共享”。
,这些年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过分信赖于出口、投资，而消费驱动比例较低，原因就是内需相对不足。而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蔡昉代表分析，穷人得到的分配收入增加会扩大内需，因此强调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改善低收入者的状况，有利于扩大内需，从而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样就把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地调动起来。
,而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意味着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改善了经济增长的环境，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蔡昉代表说，报告中另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精髓是，把收入分配从直接的物质收入领域，扩展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对特殊人群的救助，如养老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制度，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农村各种医疗、低保等，让公共服务的普照之光在城乡均等地照耀，达到全民共享。
,促进就业和创业、就业公平、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种种措施体现的是一种全方位改善民生的思路，而不仅仅是调节收入这样一种单一的杠杆。这意味着，我们对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任重而道远。”蔡昉代表说。
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０．４之上并无争议。
２００６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吴忠民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吴忠民说。
林毅夫指出，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２００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林毅夫认为，要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他说，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这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吴忠民评论说，这些年中国消费需求总是上不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低收入者比例太大，他们的消费能力不足。
“在收入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他说。
收入分配改革意义深远：重在缩小差距改善民生
“民生问题都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老百姓触摸得到的切身利益。十七大报告中涉及民生问题的许多布置，既有理论高度，又在实践中有可行性，抓住了要害。”十七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对十七大报告中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面格外关注。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蔡昉代表1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
他认为，这一论述具有多重重大突破意义。“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论述，从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两个层次上，提出了很多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思路和政策要点、着力点，提得非常准，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根本是重在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显示了党中央的匠心所在。”
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报告重申这一基本收入分配制度是有深意的。”蔡昉代表说，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是基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涉及千家万户。中国目前大多数劳动者需要依靠就业取得收入。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依赖大量的、丰富的劳动力要素，通过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收入分配的改善。
其次，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创新，在现实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蔡昉代表举了一个例子：较低收入者，其消费倾向是高的，增加的收入更多用在购买商品，改善生活。而如果一个富人每月收入10万元，再增加1万元，也不可能去买什么东西。
十七大报告中还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对此，蔡昉代表说，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居民投资、理财渠道拓宽，会很自然地出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财产性收入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增长较快的趋势。“报告一方面讲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强调提高普通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意在强调财产性收入也要能比较均等地分配，让更多群众共享”。
,这些年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过分信赖于出口、投资，而消费驱动比例较低，原因就是内需相对不足。而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蔡昉代表分析，穷人得到的分配收入增加会扩大内需，因此强调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改善低收入者的状况，有利于扩大内需，从而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样就把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地调动起来。
,而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意味着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改善了经济增长的环境，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蔡昉代表说，报告中另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精髓是，把收入分配从直接的物质收入领域，扩展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对特殊人群的救助，如养老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制度，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农村各种医疗、低保等，让公共服务的普照之光在城乡均等地照耀，达到全民共享。
,促进就业和创业、就业公平、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种种措施体现的是一种全方位改善民生的思路，而不仅仅是调节收入这样一种单一的杠杆。这意味着，我们对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任重而道远。”蔡昉代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