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周凤岗) 孔子的生平与时代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2岁。 孔子鲁国陬邑人，先世为商代后裔，宋国贵族。其高祖父孔嘉是宋国宗室(亦即殷商宗室)，因距宋国始祖超过五代而改为孔氏。孔嘉无辜被华父杀害，其子防叔惧而逃至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即孔子之父。叔梁纥首任鲁国陬邑大夫，于孔子3岁时去世。由于孔子是其父与母(徵在)“野合而生”，也就很难有正式的贵族名分，故属于破落贵族，又由于父亲死得早，生活极为艰苦，至24岁，母亦死。 孔子虽然贫贱，由于出身于贵族世家，少年时受过很好的教育；又由于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又曾向老聃学过礼、苌弘学过乐、师襄学过琴；还因为他居住鲁国，正是周公旦后代的国家，周公制作的礼乐典章制度都在鲁国得以流传和保留，可谓当时的文化中心；加上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政治理想和远大志向，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等诸多原因，遂为他成为彪炳千古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奠定了基础。 孔子在鲁国做过“相礼”(小司仪)、“委吏”(粮库保管员)、“乘田”(牲畜管理员)一类小官。50岁以后，曾任中都宰司空(管理京城工程的官)，一年后，政绩显著，升任中都宰大司寇(管理刑狱的官)。鲁定公十年，孔子代理相国职务，前后3个月。后因治国有方而对邻国齐国有威胁，遭齐国离间，又因对执政的新贵族季桓子不满，便率弟子周游列国。曾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共历时14年。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为列国接受，在近70岁时重返鲁国，直至终年。在他一生中，做官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在课徒讲学。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正处于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度逐渐建立的交替时期。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实行了“初税亩”制，即按拥有土地数量来抽取税赋。它表明土地私有制已经产生，社会已不再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纯粹奴隶制社会形态。鲁国由于三大氏族(季氏、孟氏、叔氏)不断兼顾而且日益强大，与鲁国公室的矛盾日益尖锐，故至孔子生前10年左右，鲁国季孙、孟孙、叔孙“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又过了25年，即孔子10岁左右，因季氏废除奴隶制较为彻底而在“四分公室时独得其二”。而鲁国国君则寄居齐国、晋国，死且未归，鲁哀公出亡并死于越国。 孔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斗争尖锐激烈，政治体制急剧变革，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非常时代。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并企图乱中取胜的各种新兴政治势力，必然纷纷寻找合乎自己利益的新的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标准，并对旧的政治主张与伦理道德观提出挑战，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孔子从求治的角度冷眼审视当时急剧变革的社会，提出了“克己复礼”等政治主张，这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并为新兴政治所排斥。故而，孔子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辉煌的一生，真可谓是可歌可泣的一生。由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教育史上的伟大而卓越的贡献，在汉武帝之后(约孔子死后400年)，被奉为人类崇拜的最高典范——圣人。汉以后，虽然中国历史上经过了不少次改朝换代，但孔子的圣人地位，却在礼赞之声中越来越高。 《论语》一书的外围情况 1《论语》命名的由来及其意义 《论语》命名的由来及其意义，说法不一。据汉班固看来，“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即把孔子平时与学生所讲的“语言”“论纂”起来。并且他认为《论语》之名在当时就有。但据汉王充看，《论语》一名由汉武帝时孔安国、扶卿所命名。不过，王充的说法并不可靠。 2《论语》的编撰者及其年代 《论语》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该书篇幅不多，多为片言只语，却在不少章节出现重复。其中有的字句完全相同，有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详略不同而已。这说明其弟子分别记有孔子言论，以后才汇集成书。 那么谁是《论语》一书的编撰者?我们可以推定，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撰。因为有些语录的记述方式和《论语》一书的一般体例不相吻合。如有几个章节中，直呼人名，与《论语》中一般称字不称名的体例不合。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称呼推断，称名不称字者为自述，否则为他述。这足可证明，有些编撰者为孔子学生。 又如孔子称学生向来有直呼其名的惯例，而且有些章节中，孔子对学生称字不称名，这也许是因为这些章节中，由再传弟子把平时从老师处听来的祖师孔子的话追记下来之故。 《论语》一书亦非一时所作，这除了可从作者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汇编而成这一点自然地推出结论这一缘由外，又可从称呼习惯上看出端倪。如春秋时期，第二人称用“子”，第三人称用“夫子”，到战国时，“夫子”可用作第二人称。在《论语》中，无论是别人称孔子，还是孔子称别人，都将“夫子”作第三人称表敬代词用，但其中有两处作第二人称表敬代词用。这说明，《论语》编撰时间当始于春秋末，定于战国初，始末相距时间不少于50年。 编撰者很多，最后由谁编定?目前一般人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学生。理由有二：一是书中对曾参称呼无一处不用“子”(第二人称表敬代词)，二是书中所记，除孔子以外，属曾参的最多。 3《论语》版本及其真伪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本子：《鲁论语》、《齐论语》、《古文论语》，这三个版本大同小异。前两者均有师传承，至西汉末，由安昌侯张禹以《鲁论语》为主，《齐论语》为辅合二为一，而被世称为《张侯论语》，直至今日，所用版本基本是这一种。《古文论语》发现于孔子旧宅墙壁中，当时并无传授。 有人对《论语》的真伪有争议，因为今天传世的基本上是《张侯论语》，而张禹说不上是“经师”，只是一位被当时称为“NB056臣”的无耻政客。故崔述根据《张侯论语》内容与其它版本有所不同，并联系张禹的为人推论认为，公山、佛NB057两章是张禹杜撰孔子之语为己解嘲的。但也有人认为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但《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不同传说而已。 《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 《论语》是古代初期的语录哲理散文，孔子的思想(包括政治、哲学、教育、文艺等)，基本上都寓于其中。当然，不排斥有些微掺假，但要研究孔子思想，当从《论语》、《左传》、《国语》入手，尤以《论语》为主。 1孔子的政治观 对于孔子的政治观，论者分歧最大，这里不妨将分歧大者介绍几种，以供读者分析时参考。 一种意见认为：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是要建立封建新秩序来反对腐朽的奴隶制度，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适应奴隶解放的进步意义的。由于他处在社会变革的过渡时代，思想中还存在矛盾，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是合拍的。”(杨伯峻《论语译注》)这种观点将孔子视为“革命者”。 另一种意见认为：“孔子对于旧制度的灭亡是惋惜的，但对于当时腐朽的政治他并不赞成”。(范重长《先秦文学详解》)这种观点将孔子目为改良者。 第三种意见认为：“他一生致力于维护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度(周礼)，他希望有一天能在齐、鲁这类国家复兴文王、周公之道，孔子一生到处奔波，企图找到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机会，但由于他的理想和当时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经常遭到一些新兴封建势力的反对。”(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这种观点将孔子看作反动者。“文革”中基本上持这种看法，故在“批林批孔”和“评法反儒”中，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遭到了空前的扫荡。 第四种意见以刘毓璜为代表，他认为孔子是一个保守者。孔子“对挽救奴隶制所采取的途径，只着眼于局部的改良，而无意于全面的复旧。”因而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他真正的后台不是旧公室代表鲁定公，而是新兴贵族季桓子。这一见解与上述见解不同，在于其将季桓子视为“开明贵族”。开明贵族既不同于完全实行奴隶制的旧公室，也不同于新兴地主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孔子之所以依靠“开明贵族”，出于政治力量上的权衡和立场的制约，即既需贵族势力的支持，又试图维护旧的奴隶制度。因而与开明贵族季桓子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较为暖昧，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斗争的一面。 以我之见，第四种见解较符合事实。当时鲁国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四分公室”，确实是与他们实行较奴隶制为进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关系，但他们毕竟是从奴隶制社会脱胎而来的，与从下层自发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是很不一样的。因而这时候有三种政治代表：以鲁定公为代表的旧贵族、以季孙氏为代表的开明贵族与由下层自发的新兴地主阶级。作为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来说，其本意是要恢复旧的奴隶制度，理当与旧公室鲁定公联手，但无奈旧公室已腐朽之极而不堪一击。与新兴地主阶级，则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因而只能与开明贵族结合，却又貌合神离。这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孔子所遇的尴尬，也是政治上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去认识和评价孔子，合情合理，也符合历史上真实的孔子的个性特点与处世之道。 2孔子的哲学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中庸之道”，主张“中立”、“不偏不倚”。其世界观表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其实究竟是唯心还是唯物，不甚鲜明。在天命观方面，似乎他认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同时他相信天命，认为天命有绝大权威而不可抗拒，故人们应当知命，且服从天命。不过，孔子这样说的真正目的是要人们服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遵循周公制定的“礼”，以维护动荡不息的社会秩序。因此，并不能因为孔子曾经说过“畏天命”的话，就认定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庄子懂得孔子的本意，说孔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庄子看到了孔子的智慧。因为明讲天有意志则不合事实，讲天没有意志，则为什么要绝对服从?不服从天命，又怎能树立“周礼”的神圣性?所以只好避而不谈。再说，孔子所说的“天命”，不过是偶然性的代名词，即他认识到，有些事情不是人力所能办到，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至于对鬼神更是不谈，其实他压根儿就不相信，但在周礼中祭祀是一种极为隆重的礼仪，因而也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这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 正因为孔子在本质上并不是个宿命论者，所以他的人生观是相当积极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即使生活处于极度困难之中，也“乐在其中”，甚至即使一点希望也没有，也不放弃争取。这种执着的精神，正是孔子人生观中最亮丽的地方。 在认识论方面，孔子相信“生而知之”，属于唯心论的先验论。 3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 在这方面，后世没有多大争议，大家一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孔子首开私人讲学的先河，曾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说，实际上亲受其传者仅72人。在教学对象方面，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历史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孔子的这些举措，打破了贵族集团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促进了社会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教学内容方面，有文、行、忠、信四科。什么是文、行、忠、信?解释不一。以笔者之见，文与行是相对而言的，文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谁能做等所有知识。行指所有的行为表现及其实践活动，是一种能力培养。文与行是外修功夫，而忠与信是内养功夫，是教人怎么做人，怎么立身处世。在四科的轻重排列上，孔子以道德品质教育为首，文化知识的学习为次，在文与行两者，以行为主、以文为辅。这种认识，直至今日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孔子在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关系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学相长”等等，这些不仅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4关于仁、礼、忠、恕 春秋时代重“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很少讲“仁”。孔子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他认为，一个人如没有仁爱之心，即没有基本的人性，又怎么能守礼法呢?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对于“仁”的含义，在《论语》中没有确指，但统观整部《论语》，可洞悉“仁”的真正内涵。仁可有积极的定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定义用一字概括即为“忠”。其消极面的定义：“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这一定义用一字概括即为“恕”。达到“仁”的境界不容易，孔子不轻许人以仁，在他一生中，被他称为仁的没有几个人。然仁并不是孔子认为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圣”，圣人须能“博旋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这一目标，连尧舜也未必已经达到。 我们从他以“仁”为政治思想的核心来看，足以见出他对人的态度。孔子是爱人的，爱惜人的生命的，所以他反对横征暴敛。这种思想在全世界人民企盼和平的今天，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怪不得80年代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上一致认为，全世界人民要想在21世纪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应当回首向东方的大思想家孔子学习。 学习《论语》的现实意义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做强国梦。我以为要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而强盛的国家，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强大，还须是一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须批判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不断地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善于推陈出新，弘扬祖国文化。要了解中国文化，必先了解中国古代儒学；要了解中国古代儒学，必先了解孔子及其思想体系；要了解孔子及其思想体系，必先研习《论语》。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孔子提出这些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什么，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人性和个性特征有什么关系。也才能够知道，当历史演变到今天，要建立一个伟大而强盛的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以及如何去建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能极大地增强中国人民的凝聚力的、能鼓舞中国人民不畏任何艰难困苦、勇往直前而又民主、仁爱的新文化。 中华民族被世界人民称为东方礼仪之邦，党和政府正在努力开展推进全民素质教育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努力挖掘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尤其是重新学习、认识和评价孔子及其《论语》的现实价值，进而吸取其中的文化精髓，这对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将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思考题： 1如何看待孔子周游列国的行为?为什么他的政治主张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他为什么不能变通一下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 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人们为什么要改塑孔子的形象?孔子的真实面目究竟是怎样的?有没有必要恢复孔子的真面目?怎样去恢复? 3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它在整个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新文化事业的建设，将有多少积极的作用?采取怎样的扬弃吸收的态度才是正确的? 推荐阅读书目： 1《论语译注》，杨伯峻译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先秦诸子初探》，刘毓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孔子与中国之道》，［美］H.G.Creel著，高传诚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